时间：2022-02-20 04:25:44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哲学科学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我们通常见到论文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学术论文或叫科学论文;另一类是议论文。学术论文是论证某一新论点或某一新的总论点极其分论点得以成立的证实性论文;议论文是那些谈自己的观感、意见、主张甚至奇想的陈述、阐释性论文，我们在报上看到的政论、时评以及《古文观止》所收集的那些论文就属于这一类。这两种论文的区别如下：
学术论文更强调一个“新”字，相同或相似于以前已发表过的学术论文就毫无价值;议论文虽然也讲究一个“新”，但有时可重复议论。例如，某年如发生洪水泛滥，中央和各省市的报刊都要发表一些强调保持水土，提倡可持续发展之类的议论文章，过了若干年如又遇特大洪水泛滥，全国各类报刊又会而且应当发表一系列同一内容的议论文，以增强社会教育效果。
学术论文强调论据的确凿、充分、可靠、典型、有力，尤其要强调用第一手材料;而议论文虽然也用论据，但不特别苛求。甚至有的议论文是作者靠思辩的逻辑论证来阐明自己的观点的。
学术论文的论证及格式讲究规范，而议论文却不拘一格。
由于没有把学术论文或科学论文与普通议论文区别开来，对学术论文的了解不够，有的同志就自觉不自觉的写成了普通议论文，因而呈现出三个相应的缺点：一是缺乏新意，有的甚至炒陈饭，谈一些人们早已熟悉的观点;二是比较空泛，论据不足，又不典型，没有说服力;三是论文的格式不规范。
所以，我们在写广播电视学术论文时要提醒自己：不要写成普通议论文了，要按学术论文的规范来写。
学术规范来写学术论文，首先在确定选题上就很讲究。如写普通议论文，其题目常常是自己随意定的，而写学术论文，其题目的确定就不那么随便了。在确定题目之前还要做几件事。第一件事就是要了解、把握广播电视研究的动态。
据我了解，我们广播电视学术论文的作者在确定论文题目之前大多数没有做过这一工作，或没有认真地全面地了解广播电视研究的动态。这是不符合学术研究规范的。
为什么一定要先做这一工作呢?前面我们说了，学术论文更强调一个“新”字。既然要“新”，就要了解“旧”(这里的“旧”不是陈旧的旧，而是表示“已经有了”的意思)，不了解“旧”，便不知道“新”，这就要查一查人们在广播电视方面已研究了哪些问题?进行到什么程度?有没有人写过你正打算要写的题目?如没有，那你写的这篇文章，就是在谈新问题，是在开垦广播电视研究领域的一块“处女地”，是通常所说的填补学术领域的一块空白;如已有人研究了并写了文章;那就看一看这些文章的结论正不正确?你赞不赞同?如不赞同，你可写批驳性文章;如赞同，再看一看这些文章的视角、立场、切入点、论据、论证逻辑等等是否有问题，如有，你可写商榷性文章。总之，你在了解、把握广播电视研究动态的基础上所确定的题目才不会与已发表过的论文在题目、观点上重复，才有新意，才有学术价值。
【摘 要 题】理论探索
【关 键 词】社会科学/科学生产力/CSSCI
1 引言
科学生产力与物质生产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范畴，它们的成果表现形式有着质的差别。后者的成果是物质的、有形的，而前者则是非物质的、无形的，需要经过转化才能成为有形的。自然科学、技术生产力成果的表现形式主要是论文、著作、专利；社会科学生产力成果的表现形式则主要是著作、论文、研究（咨询）报告。对于物质生产力的评价国际上已经建立起一套通用的、公认的指标体系，可以进行直接评价。而对于科学生产力的评价，由于它的成果是非物质的、无形的，因此无法对它进行直接评价。目前，国际上的通用做法是对它的成果的转化表现形式进行量化评价，从而对科学生产力进行间接评价。
论文是科学成果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这里所说的社会科学生产力是指社会科学生产的能力。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加菲尔德(E.Garfield)主持的美国费城科学信息研究所(ISI)研制了《科学引文索引》(SCI)，以在SCI来源期刊上发表科学论文的数量和已被SCI录用论文的引用量作为衡量科学成果的量和质的主要指标。经过30多年的实践，目前SCI已被国际公认为评价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乃至学者个人科学成果（主要是基础研究）和学术影响的主要工具。自1988年开始，受国家科委的委托，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依据SCI每年我国各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在SCI的发文量和被引量统计。这一重大举措导致了各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纷纷采取各种激励措施，从而在总体上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科学生产力的发展。
在E.Garfield的主持下，自《科学引文索引》之后，美国费城科学信息研究所相继研制、出版了《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和《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A&HCI)。但SCI、SSCI、A&HCI是国际性的，且不收录中文期刊，而我国的科学研究人员的成果绝大多数发表在国内出版的中文期刊上。为了能准确、全面地反映、评价我国的科学生产力，研制基于中文学术期刊的引文索引就成为十分紧迫的重要任务。1995年，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制的以国内出版的核心科技期刊为素材的《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正式出版。1998年南京大学开始研制《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hinese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CSSCI)，1999年经专家组论证，教育部正式批准，将《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列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重大项目。
在教育部社政司的支持和指导下，经过课题组3年多的努力，《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已研制成功，相继出版了CSSCI(1998)、(1999)、(2000)、(2001)光盘和网络版，并提供查询、咨询、统计服务（包括网上服务）。CSSCI的出版填补了我国该领域的空白。
CSSCI来源期刊的选定是在教育部社政司的直接指导下、广大社会科学领域专家的参与下进行的。2001年3月，教育部社政司成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咨询委员会”，由全国17所高校的社会科学专家和社科管理专家组成。在教育部社政司领导的参与下，咨询委员会于2001年3月、4月、5月分别在南京、长沙、珠海召开会议，对CSSCI来源期刊进行了充分、深入的讨论，会后由教育部社政司组织全国社会科学领域1000名教授对CSSCI来源期刊进行评选，最后确定CSSCI来源期刊419种。这保证了CSSCI的科学性、客观性。
表1 论文的地区——学科分布
附图
说明：由于少数论文涉及2个学科、作者涉及2个地区，故论文总数略多于CSSCI(2001)论文总数。
本文基于《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01)，以发表学术论文为指标，对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及其结构、分布作一初步研究，以对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作一宏观描述。
2 社会科学学术论文总量及其地区、学科分布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01)来源期刊为419种，录用来源文献为61492篇。根据CSSCI(2001)数据库，分析、统计得出社会科学学术论文的地区——学科分布，如表1所示（见上页）。
3 我国社会科学生产力结构分析
由表1论文的学科分布可知，2001年我国社会科学学术论文总量中经济学占30.41%，这是我国改革开放20年来实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在论文学科分布中的反映。占社科论文总量4%以上的其他8个学科依次是：教育学，政治学，新闻与传播学，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文学，历史学，法学，哲学。
由表1论文的地区分布可知，2001年发表的社会科学学术论文中北京占28.16%，列第1位，遥遥领先于其他省市，这是由北京市集中了量多质高的高等院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政部门（含所属研究机构）所导致的。占社科论文总量4%以上的其他6个地区依次是：上海(9.04%)，江苏(7.70%)，湖北(6.82%)，广东(6.45%)，浙江(4.52%)，四川(4.23%)。表1全面反映了我国社会科学生产力的地区分布。它还列出了社会科学各学科论文的地区分布，由此可反映出社会科学各学科生产力的地区分布。表2列出了各学科论文发文量按地区分布的前5名，反映了各学科社会科学生产力处于领先地位的省、市，比较突出的是北京、上海、江苏、湖北、广东。
表2 学科论文地区发文量排序前五名
附图
收稿日期：2003-06-09
【参考文献】
1 邹志仁.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01).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 邹志仁.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计量指标——论文、引文与期刊引用统计（2000年）.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他揭示了，被人们忽略而又客观存在着的普遍规律
“宇宙及宇宙间的万事万物，因为力（泛指一切力）的作用而发生着联系，而联系即构成了网。因此，宇宙间不仅存在着万有引力，与此同时还共生着‘力网’，力网是被人们忽略的客观存在着的又一普遍规律，可以称之为‘力网定律’。”
刘合群，一位普通的天文学者，虽然还名不见经传，但他却发现了“宇宙间存在着力网”，并首次揭示了“力网定律”，提出开创性的宇宙“力网理论”以及令人耳目一新、具有突破性的原始创新医学理论。
“存在即力”――既是力学，也是哲学的全新概念
刘合群提出：“存在即力”，是对力的进一步认知，从而又打造哲学的新概念。他解释说，存在与力是不可分割的，即是说“但凡存在就有力发生，作用也就出现，联系（网）也就构成”。可见，存在、力、联系不可分割。“存在”二字泛指了宇宙万事万物的存在，因此，也就包含了宇宙间的一切力，其中也包含“心力”。而对网的本质认知是：联系即网。他给出的解释是：“力中有网，网中有力”，两者夹揉混然一体；力、网共生并共存，有力就有网，彼此无法剥离。
他说：力、网两字独立与“力网”两字相合，完全产生了不同的涵义，力网揭示了宇宙间客观存在着的又一自然规律，人们明了这一规律后，从此可以建立新的宇宙观―“宇宙力网观”从而完善我们的思维，在宇宙力网观下，可以对宇宙、天体、自然，以及人体与疾病进行新的观察，从而也会有新的发现，并产生新的认知。
为哲学“事物普遍联系性” 找到科学的充分理论根据
刘合群说，宇宙间的每点都离不开力作用，这种作用产生的联系构成了力网，因此，宇宙及宇宙间的万事万物皆以力网的形式或态式广泛分布并客观存在着。可见，“力网”理论，不仅揭示了联系的起因，而且为哲学的“事物普遍联系原理”，找到了科学的充分理论根据。
然而，“力网”为何一直没有被揭示出来？是因为人们在思考“力”时，没有想到网；在思考“网”时，没有想到力；力、网分而视之，也就难以发现力网的存在。刘合群说，你可以觉察不到力网的存在，但力网却在无形中制约着你，制约着整个宇宙！为此，刘合群主张建立“宇宙力网观”。在“宇宙力网观”下，我们观察宇宙、天体、自然乃至人体、细胞，万事万物俱在网中、网内。据此，他提出了“万物俱在网”的新概念。同时，又揭示出宇宙间的内稳机制；在此之前，曾经有外国科学家预言到宇宙间稳态机制的存在，但究竟在哪里？一直也是个谜，刘合群根据力网理论，对此进行了揭示，他说宇宙及宇宙间的万事万物所恪守的“牵连、牵制与制约”的规律，即是宇宙间的内稳机制。从而使宇宙保持着相对稳态。
当今医学研究存在着硕大空白，力网理论又使人目睹医学发展新天空
从天文学转而又进入到“人体科学”的研究，力网的观念和思维角度，使刘合群的探索走上了学科交叉之路，这也让他无法再局限于一门医学的认知，他打开了人体观察新视窗。当他目睹到医学研究陌生的天空时，他在无形中却开辟了医学的"新领域"，他凭着自己的直觉意识到，未来医学的发展研究必将在这里产生突破。
刘合群说，天体和人体的运动变化规律是相通的，由此看来，古人提出的“天人合一”思想，不仅是哲学上的认识，也具有科学上的内涵。他说：“从力网视角看，当今医学研究存在着硕大空白，其理论根据是，人体不仅具有生物性质、化学性质，更为重要的还应该具有物理的性质。这才是人体的整体性质，也是系统所在”。以往我们关注的只是生物化学的改变，这直接导致疾病的“物理成因”却逃离了人类的视野。
刘合群认为疾病生成的规律不同于传统认知。他认为，根据牛顿第二定律，力可以改变物体的运动状态，人体的运动状态依然由力来改变，力（指广义力）是改变状态的因（也包含心力），疾病生成的规律应为：作用（力）变化（态变）结果（变异）。从表述式可见，细胞、细菌、病毒的变异也只是一个变化的结果，属于症象范畴，还应该对“变异原因”作进一步探索。对“变异环境及变异土壤、条件”作进一步充分研究，使医学研究进入新的履程，走向新的阶段。真可谓带有里程碑意义的观点和见解。
[关键词] 审稿 期刊评价 数据库 公益
[中图分类号] G2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4） 06-0012-05
The Lack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hinese Academic Journals’ Discourse Right
Liang Xiaojian
（School of Literature，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Abstract] Compared with the international leading academic journals，Chinese academic journals have great distance in public trust，journal quality and communication ability.It is the basic reason for Chinese academic journals lack of discourse right. The basic method of enhance Chinese academic journals’ discourse right is improving quality. Chinese academic journals should improving peer reviewing system， improving public trust. Management department should improving publication system and evaluation system， selecting and cultivating world first - class academic journals.Management department should creating public welfare database of academic journals，enhancing internet communication ability.
[Key words] Peer reviewing Journal evaluation Database Public welfare
对学术研究来说，学术话语权与学术成果的评价和学术资源的分配密切相关。学术期刊作为学术成果平台，是学术话语权发挥作用的重要场域之一。学术期刊通过对学术成果的评价、选择和推荐，对学术研究发展的方向起到引导作用，包括对研究课题、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等的设定，这体现了学术期刊在学术研究中的话语权。话语权是学术研究发挥影响力的基础，也是学术期刊的核心资源。在全球化的文化开放和学术交流频繁的格局中，缺乏国际话语权是我国学术期刊的主要问题。这既与我国的经济政治大国地位极不相称，与我国丰富的学术期刊出版资源也不相称。我国学术期刊总体可分为科技期刊和人文社科期刊两大类群，两者的编辑出版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因人文社科领域期刊在期刊评价方面特殊性强，问题更为突出，本文论述从学术期刊总体着眼，但把论述重点放在人文社科期刊。
1 我国学术期刊缺乏国际话语权的原因
我国学术期刊缺乏国际话语权既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也有主观方面的原因。客观方面的原因如国际学术期刊评价机构的垄断和偏见，这是造成我国学术期刊缺乏国际话语权的直接原因。主观方面的原因是我国学术期刊在功能发挥上与国际领先学术期刊相比有很大差距。学术期刊的公信力、期刊质量和功能等方面与国际名刊相比，尚有差距，这是我国学术期刊缺乏国际话语权的根本原因。
1.1 公信力有待增强
学术评价是学术期刊编辑出版活动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学术期刊的神圣权利。学术期刊学术评价功能和地位的获得，是在与学术研究和学术共同体的长期互动历史中形成的。1665年，世界上第一份以“期刊”为名称的出版物《学者期刊》，是以报道法国和国外出版的图书目录为宗旨的，并不承担学术评价任务。法国《学者期刊》与英国皇家学会同年出版的会刊《哲学汇刊》（后改名为《皇家学会哲学汇刊》）一起，被认为世界学术期刊的鼻祖。19世纪，由于学术研究的繁荣，许多国家成立了由学者组成的专业学会，出版了一大批各个学科的学术期刊，以刊登学术论文和书评为主，在交流信息之外，学术期刊被赋予学术评价的功能。随着学术研究的繁荣和社会分工的发展，现代学术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体系复杂、规模庞大的社会建制，学术传播与学术评价已经发展为学术研究社会建制带动起来的相关服务业，学术期刊因其学术共同体公共空间属性和与学术研究、学术共同体长期互动的实际表现，成为学术传播的主渠道和各方面都能接受的学术成果评价者。
组织和代表学术共同体对学术成果进行公正评价，优选刊登高质量的学术成果是学术期刊公信力的来源，这种公信力一旦丧失，学术期刊就会失去学术共同体代言人地位，随之失去话语权。衡量学术评价是否公正应包括评价制度和评价结果两个方面，即从制度上看学术期刊是否建立了公正合理的评价机制，从结果上看学术期刊是否对学术成果进行了准确的评价。同行审稿制度是学术期刊行使学术评价权利的合法性依据，因此被西方学术期刊普遍采用。事实证明，同行审稿能够将学术成果提交国内甚至国际学术共同体评价，使学术期刊达到本学科研究的较高水准[1]。同时，同行审稿还可以避免由编辑部审稿带来的误判或版面寻租，体现学术期刊学术共同体代言人地位的合法性。尽管审稿制度也存在成本高昂、时效性差、评价质量可控性较差等难题，但基本上利大于弊，因此成为西方学术期刊制度建设中的关键环节。
目前，我国学术期刊审稿制度的主流还是“三审制”。“三审制”是一种与我国出版管理体制结合的审稿制度。我国出版管理体制的核心主要是审批制、主管主办制度和属地管理制度，这套体制的基本目标，是通过出版主体准入机制和有效的事后追惩机制保障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确保这一目标实现的基本手段就是事前“三审制”和事后审读制度。“三审制”的弊端也很明显，即僭越学术共同体行使学术评价功能，使学术期刊的学术评价被行政权力或商业利益绑架，失去公信力和合法性。一些学术期刊把学术评价作为期刊编辑部的权利，进而把版面作为权利寻租的工具，极大地损害了学术期刊的公信力。公信力不佳的学术期刊，学术共同体代言人的地位尚且难保，何谈取得国际话语权。
1.2 现有主流期刊评价体系难以催生人文社科名刊
国际学术话语权由国际学术名刊掌握。国际学术名刊是按照国际标准和规范编辑出版，有世界影响，能提供独创性和原创性，属国际一流信息源，文摘率、引文率及利用率高，代表世界科学研究现有水平和发展方向的学术期刊[2]。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遴选世界上权威性强、影响力大的学术期刊编制国际权威检索数据库，其中SCI数据库收录期刊反映基础科学研究状况，SSCI数据库收录期刊反映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状况。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分析课题组统计分析，2012年，SCI收录中国期刊135种，约占收录期刊总数2.25%。2012年SCI收录中国科技论文19.01万篇，排名世界第2，占论文总数11.9%。SSCI收录中国期刊1种，约占收录期刊总数的0.02%（该数据库共收录期刊4648种）。2012年SSCI收录中国论文8012篇，约占收录论文总数的3.1%[3]。SSCI收录的中国社会科学论文绝大多数发表在外国期刊上。这反映中国社会科学期刊在国际学术传播中的话语权缺失。应该指出的是，SSCI数据库基本不收录中国期刊的直接原因是评价机构的偏见，也不能仅仅以是否入选SSCI数据库判断一本学术期刊的水平。这一事实主要反映我国学术期刊评价话语权的缺乏，也反映了在现有评价体系之下，我国学术名刊的匮乏。
现有社科学术期刊评价体系难以催生高质量人文社科学术名刊。目前各界普遍认同的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评价方法，是借用图书馆期刊采购部门使用的学术期刊遴选机制，即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遴选机制。该机制承认引文评价的合理性，并将期刊的被引量化统计数据作为评价学术期刊质量的唯一标准，这也是SSCI等的基本评价标准。某本学术期刊内容在规定时间段内被引次数越多，说明其学术水平越高；被引次数越少，说明其学术质量越低。期刊针对目标读者的特定需求定向传播内容的性质，决定了期刊编辑出版活动除了具有共性之外，还存在差别，类群分析是研究期刊的基本方法之一。学术期刊因其学术共同体代言人的性质不同于市场化大众期刊，对学术期刊的评价也不能一刀切，只要承认学科的分化和综合是科学发展的基本特征，只要承认学科发展阶段的差异，就应该承认学术期刊编辑出版形式的学科差别。引文评价方式注意到了学科的分化，对不同学科的学术期刊实行分类评估，但引文评价方法主要适用于科技期刊。科技论文的引文来源与发表来源基本重合，使该方法具有一定的自足性。引文评价法没有注意到，学术期刊只是人文学科论文引文的来源之一，而且不是最主要的来源。人文学科论文的引文，多数来自文史典籍或学术专著。学术期刊作为一种学术资源，只为人文学者提供部分资料。期刊数据库引文量化评价方法，因缺少对数据库之外学术资料来源的判断，难以对人文学科学术期刊及其论文水平进行令人信服的准确评价。期刊数据库引文评价带来的错误导向是部分学科论文的引文来源趋于单一化，作者只依靠期刊数据库材料快速生产论文的行为得到默许甚至鼓励，这是产生学术泡沫的因素之一。
引文评价方法有造成优质学术期刊出版资源分散和诱发学术成果评价标准滑落的趋势。学术论文的主要生产者是职业化的学术研究人员。他们的学术论文一般发表在高校、科研机构、学术团体主办的学术刊物上，这些是最重要的学术期刊。一些学术资源不足的期刊为了提高引用率，频繁向知名学者组稿，造成上知名学者从重要期刊到次要期刊的迁移和学术期刊出版资源的分散，难以集中优质资源出版知名期刊。长期以来，我国大量主要从事实际工作的论文作者和毕业后不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学生出于评定职称、职务晋升或取得学位的需要，在期刊上发表研究文章。这造成我国出版界对学术期刊缺乏明确的界定。在我国的近万种期刊中，除了部分市场化大众期刊、教辅期刊、小众期刊之外，超过一半的期刊刊登学术成果，大量工作指导类期刊、行业期刊成为学术的重要渠道。学术研究的泛化对学术生态和学术期刊出版生态都产生了影响。非学者身份的论文作者人数众多，论文以实务研究为主，围绕简单主题的论文数以千万计。跟风研究导致论文引用率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增加，成为高被引论文和学术期刊追逐的对象。相反，一些发表在学报上的大块文章因为研究主题的高深和表述的综合性，不能方便引用者寻章摘句，成为低被引论文。这种反差有诱导学术成果评价标准滑落的趋势。
1.3 信息服务意识和传播能力有待增强
学术期刊有两个基本功能，即信息服务和学术评价。信息服务能力是衡量学术期刊话语权的另一指标。国际学术名刊的最大特征是学术信息量大，可读性强，具有很强的信息服务能力。期刊信息服务能力越强，就越受读者的欢迎。我国的学术期刊在信息服务方面与国际学术名刊差距极大。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刊物在某种程度上成了研究者个人琢磨如何能够的参照工具，而不再成为研究者个人进行学术研究的实质性知识参照[4]。正因为它在满足国内外读者需求方面“不解渴”，所以才缺乏影响力，出现不了国际名刊。没有为读者服务的意识，期刊内容与读者需要脱节、停留在自说自话层次，满足不了国内外读者的学术信息需求，何谈掌握国际话语权？
我国高校、社科院主办的学术期刊，内容绝大多数是综合性的，印刷版的学术期刊出版传播方式是对单篇论文进行统一打包销售，适合科研院所、图书馆等机构订阅提供阅览服务，供多学科科研人员按需阅读。限于科研领域，科研人员个人极少订阅综合性学报。在网络传播时代，学术传播渠道增多、研究人员和社会公众可以通过互联网使用期刊数据库中海量的论文资源。网络数据库能够满足读者对学术论文的大数据搜索阅读需求，在对搜索命令的响应中，综合性学术期刊中的单篇论文与专业性期刊单篇论文具有相同的显示概率。数据库增强了综合性学术期刊的传播能力。目前，学术数据库被商业机构垄断，学术期刊从数据库运营商得到的稿酬基本可以忽略不计，相当于免费提供网络传播，但读者并没有获得免费的服务。学术期刊的数据库传播能力亟待增强。
2 学术期刊增强国际话语权的应对
增强学术期刊公信力、提高出版质量是我国学术期刊增强国际话语权的治本之道。完善学术期刊质量评价体系，建设学术名刊是我国学术期刊增强国际话语权的路径选择。建设学术期刊公益出版数据库，增强互联网传播能力，是互联网时代学术传播的必然趋势。
2.1 完善审稿制度，增强学术期刊公信力，提高作者服务水平
审稿是媒体体现编辑宗旨、落实编辑方针、保障内容质量和控制传播效果的一种普遍编辑活动。如果不能对传播的内容进行控制，那么充其量只是一个信息服务提供者，而不是一家媒体机构。在大众传播时代，大众传播媒体一般是专业化的媒介机构，依靠自身编辑记者队伍或采用通讯社稿件进行有组织的内容生产、，审稿不仅是媒体编辑部体现编辑宗旨、保障内容质量的必要环节，而且是传播机构组织管理的重要手段。大众传播媒体的编辑记者为媒体提供的信息产品属于职务作品，其编辑部门对编辑记者的稿件有生杀予夺的权力。我国大部分学术期刊目前实行的“三审制”，是与大众传媒机构一致的审稿制度。这种审稿制度能简化学术期刊编辑出版的组织管理，增强内容的可控性，确保编辑部意图的实现，但忽视了学术期刊编辑出版活动的特殊性，使我国学术期刊的公信力受到质疑。
学术期刊是依附于学术研究和学术共同体的传播媒介，与大众传播机构的内容生产方式有很大差异。学术期刊编辑部门一般没有作者队伍，而是从服务的学术共同体中优选作者和稿件，通过稿酬或约定方式获得投稿者投稿论文的传播权，进行出版传播活动。学术共同体的信任是学术期刊编辑部门从事学术评价活动的合法性来源。学术期刊编辑部只有依托学术共同体进行学术评价活动，才具有公信力，才能提高学术期刊质量。其实现形式必然是同行评审制度。同行评审作用的发挥有赖于完善的制度建设，以保证学术期刊通过组织同行评审为学术共同体服务，真正起到对学术成果进行准确评价和服务作者功能。
同行评审功能的发挥，有赖于完善的制度建设。同行评审制度一般有两种实现形式，即审稿专家和作者背靠背的“双盲”匿名评审和审稿专家公开、作者匿名的评审。“双盲”匿名评审的“利”在于评审专家在匿名状态下（在编辑部是实名的）可以抛开干扰因素，使同行内部评审看起来更像是外部评审，显得更为客观公正；“弊”则是由于评审专家的不透明，损伤了同行评审的公信力。我国实行同行审稿的部分期刊，由于承担着主管主办单位官方学术刊物的功能，同行评审有时沦为小圈子的游戏，成为一种形式主义；一些评审专家出于在匿名状态下评审的免责心理，不认真行使评审职责，使对同一学术成果的评价出现很大分歧，损害评审结果的公信力。相比之下，审稿专家公开、作者匿名的评审更具有公信力，也更具有建设性。这种制度设计也能够增强评审专家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使他们的评审行为更具有建设性，也能破除同行评审的神秘感，促进学术共同体优良学风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定期公布外审专家名单的做法值得提倡。这些外审专家形成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的外审专家库，使学术共同体能够看到外审专家在学术共同体的广泛代表性，能够增强杂志学术评价的公信力。
同行评审制度不但是学术期刊对学术成果进行评价的合法方法，而且是学术期刊提高内容质量和服务学术共同体水平的基本方式之一。从理论上来说，学术期刊出版资源是无限的，可以在全国乃至全世界优选作者和作品，以保证其刊登高质量的学术成果。我国学术期刊提高出版质量的前提是为作者提供最好的出版服务。只有为作者提供了最好的出版服务，才能调动优质出版资源，吸引优秀作者投稿，为读者提供高质量学术成果。
2.2 完善学术期刊出版和评价体系，遴选和培育国家学术名刊
社科学术期刊数量众多、层次不一，办刊宗旨有很大差异，办刊主体多样，还存在综合性期刊和专业期刊同台竞争的面貌，构成复杂的出版体系。使用引文量化数据对这些期刊进行一刀切的评价，不仅抹杀了上述复杂性，无法反映学术期刊体系的真实情况，也难以承担遴选和培育国家学术名刊的功能。不解决我国学术期刊体系的现实问题，采用另立炉灶方式建设国家学术名刊，对提高学术期刊整体水平没有太大意义。要使国家学术名刊具有坚实的基础，应该改革我国学术期刊评价和学术期刊体制中的不适应之处，构建和完善开放、有序的学术期刊出版体系和与之对应的层次分明的评价体系。
学术期刊出版体系应该是开放的，这样更塑造学术期刊的公信力。我国有数十万社会科学工作者，主要分布在高等院校、社科院、党校等教学科研机构，这些机构都办有各类学术期刊。在教育部名刊工程社科学报的作者中，本校占比平均值为41.2%。《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作者的本校占比达到77%。《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作者的本校占比为18.8%，为名刊工程学报中最低。整体而言，社科学报载文的学缘结构较为单一。社科院期刊因与高等院校保有适当距离，被认为在学术评价上能够摒弃高等院校的门户之见，对学术成果实现公正评价，成为高校社科学者发表高质量学术成果的平台。一般认为，社科院系统期刊质量高于高校社科学报，《中国社会科学》是我国最权威的综合性社科期刊，《历史研究》等分别是史学等一级学科的权威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权威专业期刊70%的稿源来自高等院校[5]，这与社科院系统研究队伍人数较少、高等院校社科学报容量较少有直接关系，但根本原因是社科院期刊的开放度赋予其公信力和话语权。
学术期刊出版体系和评价体系应该是有序、分层次的，这样才能发挥引导作用，有利于遴选和培育名刊。分层评价指的是从学术期刊刊登论文的研究层次不同这一实际出发，把定性评价与引文评价结合起来，实事求是地评价期刊的学术水平。在横向上，不同学科的学术期刊应分类评价。对那些发表主要不以学术期刊为引文来源论文的期刊，应以学术共同体和学术期刊同行评阅的定性评价为主，参考转载、评论、翻译、文摘、引文等定量评价指标。对那些既主要以学术期刊为引文来源，又主要以学术期刊为主要发表平台的学科的学术期刊，可以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并重。在纵向上，同一学科的学术期刊应进行分层评价。那些主要刊发职业学者论文的高校学报、社科院期刊、学会协会期刊，位于学术期刊金字塔的顶端。同行定性评价应主要以成果原创性和创新性为标准，考察其学术规范性和思想启迪性。辅之以评论、转载、翻译、文摘、引文等定量指标进行评价。那些主要刊发职称论文、学生论文的期刊，行业期刊，专业期刊构成学术期刊金字塔的基础。定性评价应主要以知识性和规范性为标准。可主要由相关职业领域的行业协会以及中国期刊协会行使质量评估职责。
学术期刊既是科研工作的龙尾，又是科研工作的龙头。增强中国学术期刊国际话语权，培育学术名刊，不仅需要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出版体制改革的配合，更需要学术研究管理部门的支持指导。在对学术期刊进行分层评价的基础上，科技部、教育部、等专项科研基金提供者可对高校、科研院所、学会等机构主办的学术期刊予以重点扶持。根据现有学科需求以及科研机构协同创新的需要，择优培育或新创重点学术期刊，在期刊评价、审稿制度建设、办刊经费等方面予以支持和资助，推动国家社科名刊建设。
2.3 建设学术期刊公益出版数据库，增强互联网传播能力
增强互联网传播能力是我国学术期刊争取国际话语权的必然选择。在满足网络时代读者对大数据学术资源的需求过程中，目前世界学术数据库商业出版模式已经非常成熟。学术期刊形成了借助数据库的“小发行、大传播”的 出版传播模式。编辑部以较小的发行量满足管理者、作者、科研院所、图书馆等单位的收藏需要，借助网络数据库出版满足读者在线搜索阅读的需要。世界最大的爱思唯尔数据库独步全球，价格昂贵。我国中国知网、维普数据、万方论文等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和读秀电子书全文数据库等占据中文学术资源数据库出版的垄断地位。这些商业数据库出版机构，利用全世界或全国学者的学术成果生产数据库产品，再作为最重要的学术资源之一，卖给学者所在研究机构，并且通过技术手段对学术资源的下载进行限制，仅允许购买者在特定的计算机上下载数据库内容。这限制了学术资源的公平开发和利用。为了给读者提供更好的信息服务，很多学术期刊自建渠道，在官方网站即时更新内容供公众免费下载，通过微博、微信、云存储等网络应用宣传推广期刊内容，但目前学术期刊的自建网络传播渠道非常零散，信息量小，内容不全，无法形成规模效应，免费信息服务水平和传播能力有待提高。
国家应加大对学术传播领域的资助力度，仅仅为学术期刊和学术著作提供部分办刊经费，使其能够组织出版高质量的学术成果是不够的，还要让这些宝贵的学术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在网络数据库出版环境中，为了让公共资助对学术期刊和学术著作出版的资助惠及学术界，进而服务社会，成本最低、效果也最好的办法就是学术期刊和学术著作的数据库公益出版。学术期刊数据库公益出版，是指在网络数据库出版环境中，作者或出版机构将研究成果提交给公益性的学术资源数据库，供国内外研究者和公众免费下载和阅读。无论从互联网逻辑，还是从学术期刊“小发行、大传播”理念和实践来看，我国学术期刊免费传播趋势已经比较明朗，但在功能发挥、发展模式和运行机制上还远未成熟。从功能上来看，目前学术期刊的自建网络传播渠道非常零散，信息量小，内容不全，其检索功能与传播力与商业学术期刊数据库相比不成气候。从发展模式看，我国的学术期刊免费传播主体大多是零散的学术期刊出版者，近年开始有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资助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等上线运营，这是与商业学术数据库以及开放存取数据库不同的新模式，有待进一步检验和完善。目前的学术期刊公益数据库遴选期刊的标准不明确、数据库存量较小、版权问题被悬置、数据库功能简单，无法与商业学术期刊数据库比肩。学术资源数据库公益出版和传播的来源遴选机制、质量控制机制、版权管理机制、绩效评估机制等，都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发展学术资源的数据库公益性出版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总之，我国学术期刊缺乏国际话语权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学术期刊在公信力、期刊质量和传播能力等方面与国际领先期刊相比，尚有差距。提高出版质量是我国学术期刊增强国际话语权的治本之道。要完善审稿制度，增强学术期刊公信力；完善学术期刊出版和评价体系，建设学术名刊；建设学术期刊公益出版数据库，增强互联网传播能力。
注 释
[1]尹玉吉.中西方学术期刊审稿制度比较研究[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42（4）：201-216
[2]朱栋梁.我国学术期刊创办国际学术名刊探讨[J].湖南社会科学，2007 （1）：203-205
[3]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分析课题组. 2012 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分析简报[J].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4，25（1）：27-34
[4]邓正来.中国学术刊物的发展与学术为本[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45（4）：7-14
喜欢文学的青少年爱上语文课，热爱社会科学（政治、历史、哲学等）的学生也感到学好语文很重要，可是有一些有志于自然科学（理工农医）的同学就不那么重视语文课了。当老师向这些同学提出学好语文的忠告时，有的可能会这样说：“我不想当文学家，我想研究自然科学，当科学家。”立志当科学家当然好，但是，科学家难道就不需要学好语文课了吗？这是一种需要纠正的偏见。
提起法拉第，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位自学成才、很有作为的科学家，他于1831年发现了电磁感应，但是在阐述电磁感应的科学原理时，由于缺乏通俗易懂的语言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26年过去了（1857年），青年数学家麦克斯韦提出的一组用来表达法拉第科学思想的方程式，引起了法拉第的重视。因为他发现麦克斯韦已能用十分清楚的语言来阐述自己的结论。于是法拉第写信向这个青年请教，希望麦克斯韦帮他的忙：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描述自己的科学思想。事实上，正是由于麦克斯韦的帮助，法拉第的科学思想才得到世界的公认。而麦克斯韦普通语言的功夫，正是得力于他平时对本国语文的学习。
科学研究中，发现了某种原理，如果不善于把他表达清楚，那么别人是不能理解的。像法拉第，他也曾表达过他发现的科学道理，但是由于用语晦涩难懂，这就影响了世人对他的科学成果的理解。由是观之，热爱科学而不热爱语文的人连他的科学思想也不能表达清晰，这是多么令人遗憾的事啊！这是一层意思，还有这么一层意思，就是文章著作不能仅仅满足于使人读明白，若以文采相辅，就会影响更大。如我国古代的《徐霞客游记》之所以得以广泛流传，主要是它本身的科学价值，但是它那优美的文字表达能力，毫无疑问起到了使之“不胫而走”的作用；再如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历史著作，又是一部文学著作，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优美的科学论文往往是科学与文学的结晶。因此，不论从事什么工作都需要具有一定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它可以帮助我们圆满地完成交际任务，表达思想，交流感情。
学习其他课程，需要具有与之相适应的理解能力。任何人来到世间，首先是继承前人所创造、总结的知识，这就需要具有对前人文献的理解能力。理解能力低，就会妨碍学习的进度。比如有一次，某中学考物理，试题中有“物体甲没入水中”的句子，说的是物体甲浸入水内的意思，有位同学把它理解为物体甲在水外了，结果导致计算错误。理解力之高低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语文学习中的遣词造句、语法分析、判断推理甚至标点符号的运用等，都有助于理解力的提高。
学习语文可以培养人的想像力。没有想像就没有科学的今天，没有想像就谈不上发明创造。想像力的高低对于提高写作能力、学习数学等其他学科都是非常重要的，而学习语文正是发展想像力的一个重要途径。大家知道，文学家是以形象思维为主的，阅读文学家的作品，很多人物形象就会栩栩如生地浮现在你的脑际，如《观沧海》中曹操那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的英雄形象；《散步》一文中“我背母，妻背子”的动人形象；《皇帝的新装》一文中那个愚蠢的皇帝上身穿街而行的滑稽形象等都有助于发展形象思维、发展想象力。
学习语文对大脑的发展也是有利的。现在科学证明，青少年时代是大脑发展的主要时期，可塑性大。就大脑左右两个半球的功能而论，左半球是理性的，右半球是形象性的，也就是说两个半球的功能各异，职责不同。喜欢自然科学的同学，阅读一些文学作品，有利于发展大脑右半球的功能，使大脑两半球协调发展，从而强化整个大脑的功能。
学习语文文学，可以开阔视野，丰富知识，促进创造。“如果仅仅是个医生，那他就不是一个好医生”这句谚语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的有用之才应该是知识面宽、见多识广的人。这样的人，生活才能丰富多彩；这样的人，可以减少认识问题的片面性，可以促进创造能力。而语文学习在这方面也有着巨大的帮助，因为语文教材所选篇目从内容上看，涉及古今中外方方面面的知识。同学们通过对这些篇目的学习，可以开阔视野，丰富生活，受到启发，促进创造。如学习《春》、《济南的冬天》等文章可以感受大自然的优美；学习《苏州园林》、《故宫博物馆》、《女娲造人》等文章可以了解许多风景名胜、文物古迹和典故传说；学习《观沧海》、《邓稼先》、《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等文章可以掌握大量古今中外伟人、名人的动人故事和重大历史事件；学习《化石吟》、《看云识天气》等文章可以增加不少自然科学知识；学习《理想》、《背影》、《行道树》等文章可以培养理想道德、陶冶思想情操。另外，学习语文还可以获得丰富的社会知识、历史知识、地理知识和其他许多领域的知识。
除了以上几点外，学习语文还可以帮助同学们养成良好的观察、记忆、情感、意志、气质等心理素质。
吕淑湘先生说过：“学习语文是学好一切的根本”。作为中学生，一定要认识到语文学科的重要性，感受到语文学科的无穷魅力。同学们，让我们鼓起理想的帆，加满前进的油，在语文航船的引领下，去遨游那充满神奇的知识海洋吧！ （作者单位：江苏省滨海县八滩第二中学）
对逻辑学研究对象的争论自其产生之日起就没有停止过，相应地逻辑学教学改革的争论也在持续。当我国开始重视逻辑学教学的时候，西方国家的大学课堂已经普及数理逻辑;当我国传统逻辑(普通逻辑)教学走入困境，国内学者开始寻求把传统逻辑现代化作为逻辑学教学改革之路时，西方国家已经开始了批判性思维运动，随之而来的是非形式逻辑的兴起。“传统”与“现代”之争还在继续，但或许此时我们该重新审视此争论并提出新的改革方案。
一、逻辑学教学改革现状
“19世纪中期以来逻辑学经历了四次重要转向，即数学转向、语言转向、认知转向和本文所要讨论的非形式转向。”［1］相应地逻辑学教学改革也在进行。在我国，上世纪80年代，高校逻辑学教学以传统形式逻辑为主要内容。由于传统形式逻辑以自然语言为主、形式符号为辅的表述形式，使得学生较易接受，无论是普通高校、自考、函授各类高等教育的多数专业都以必修课的形式开设形式逻辑课程，因而形成了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全国范围的逻辑学普及浪潮。到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形式逻辑现代化的提出，出现了“取代论”和“吸收论”两种不同意见。“取代论者”主张用现代逻辑取代传统逻辑;“吸收论者”主张在传统逻辑的基础上吸收现代逻辑的一些内容。［2］这两种意见的共同之处是体现了逻辑的数学转向思想，在逻辑学教学中增加了大量的形式化内容，这些内容对普通高校文科非哲学专业的学生来讲难度大大增加，离日常思维却越来越远，导致教学效果不好。很多高校将必修课改为选修课，压缩课时，甚至将其从教学计划中取消。如果说90年代逻辑学教学改革的主流还是“吸收论”，那么进入21世纪，“取代论”则很快发展起来，许多高校将文科非哲学专业的逻辑学开设为现代逻辑，课程内容以数理逻辑为主，附带少量形式逻辑内容。自1978年提出逻辑学教学改革以来，经过三十多年的尝试，逻辑学教学改革的路似乎越走越窄了，正如武宏志教授所言:“有一个现象令人深思与忧虑:西方大学逻辑学教学在20世纪70年代‘非形式逻辑运动’和‘批判性思维运动’之后，呈现一派繁荣景象;而我们的逻辑教学经过改革的第一浪潮之后，却渐渐出现了衰落的迹象”［3］。
多年以来，逻辑学教学改革一直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纠缠不清，这首先是由于两者之间的天然联系。传统逻辑是人们日常思维领域中的常用工具，包含了从概念、判断到推理的一整套思维方法，但它是运用自然语言论述的，不可能完全割断与思维内容的联系，也就是说，它不可能进行纯思维形式的研究。现代逻辑用人工语言代替自然语言，构成了符号化的形式系统，这样就完全摆脱了思维内容的羁绊，使之成为纯思维形式的研究。它把演绎推理必然性的研究推进到很高的程度，从而对许多科学的发展和人们的认识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伴随着现代逻辑的发展，它愈来愈脱离人们论辩的思维实际。可见现代逻辑是在传统形式逻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传统形式逻辑的现代形式。但适合作为高校文科非哲学专业学生学习的逻辑学就只有这两种形态吗?在美国，20世纪40年代开始的批判性思维运动推动了非形式逻辑的产生，它的出现基本弥补了现代逻辑在日常思维与形式研究方式之间不断加深的鸿沟。以自然语言和日常思维的论证为研究对象和中心内容的非形式逻辑由于能够融入现实生活，培养并提高人们的实际论证能力，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在70年代成为美国教育改革的焦点，80年代成为教育改革的核心。在国内，伴随着GRE、GMAT等综合能力测试的传入，从80年代末开始，已有学者关注批判性思维，并出现了专门介绍该方法的《批判性思维》、《批判性思维———以论证逻辑为工具》等介绍批判性思维的书籍。在此基础上许多高校开始尝试开设批判性思维的课程，其中许多高校是把逻辑与批判性思维结合起来开设的。如2000年秋，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开始把对普通逻辑的课程改革向批判性思维过渡，并于2003年秋与北京大学同步开设“逻辑与批判性思维”课程。可见，目前国内逻辑学教学改革已经开始关注批判性思维，即在改革中将传统形式逻辑与非形式逻辑相结合。
二、逻辑学教学改革的探索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我们都熟知的方法，将这一方法论运用于逻辑学教学改革中，就是要针对不同对象，选择不同的教学内容，运用不同的教学方法。本文所探讨的是高校文科非哲学专业逻辑学的教学改革，对于这部分学生的逻辑学教学内容选择，我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从教学目标来看。为了保证改革的效果，首先要明确在高校文科非哲学专业开设逻辑学的目的。一般而言除哲学专业外，高校开设逻辑学并不是为了培养逻辑学专业的专门人才，而是要使大学生掌握必要的推理工具，为将来学习其他学科知识、为日常思维提供必要的支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需要使逻辑贴近现实，注重逻辑知识的应用，而不能把逻辑学高度抽象远离现实。实际上在日常思维中现代逻辑的高度形式化、精确性、严密性等优势都是无法体现的，相反传统形式逻辑运用自然语言符合人的思维，贴近现实，便于应用等优势是明显的。当然传统逻辑也有其不可避免的缺点，如形式逻辑在被用于论证时暴露出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们要处理的信息范围越来越广，作为日常推理的形式逻辑在帮助人们具体的论证时力不从心，因为“无论是在科学论文还是在日常论证中，往往并不是纯粹的单一的某种形式推理，这样形式推理所传授的运用演绎有效性的概念分析法就难以运用到论证分析上”［4］。而研究论证的非形式逻辑恰能满足这样的需求，非形式逻辑又是以传统形式为基础的，因而要达到教学目标就应将两者结合。
2．从学生需求来看。目前，随着高校扩招，就业难问题凸显，随之而来的是各类社会考试热。公务员考试、GRE、GCT等都是大学毕业生非常热衷的考试，这些考试中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对逻辑的考察。而这里的逻辑更多的是与批判性思维相关的逻辑思维能力或论证能力，它与数理逻辑无关，与传统逻辑关联不大。而目前高校逻辑学课程内容无论是以现代逻辑为主还是以传统逻辑为主都不能满足学生的这种需求。因此需要在形式逻辑的基础上引入批判性思维。应付各种社会考试仅仅是学生需求的直接表现。文科非哲学专业大学生学习逻辑学的目的是使用所学知识解决日常推理、论证等问题。但与学科性相关的高度抽象形式化的现代逻辑对于这些问题的处理是“大材小用”了。与日常语言相关的形式逻辑对于处理其中推理的部分是有帮助的，但处理日常思维中的论证问题更有力的工具是批判性思维即非形式逻辑。可见，形式逻辑与批判性思维对于满足学生需求都是必不可少的。#p#分页标题#e#
3．从学生可接受程度来看。我们说数理逻辑不适合作为高校文科非哲学专业逻辑学的教学内容，一方面是由于其形式化程度太高，不能在日常思维中直接运用，另一方面过于抽象的表述方式是文科学生难以接受的。实际上，许多文科学生是学不懂或惧怕高度抽象的数学等学科才选择文科的，在教学实践中有许多学生在拿到逻辑学教材时就开始发愁，正是这种心理使得许多学生一开始就对逻辑推理怀有排斥的情绪，也更增加了逻辑学的学习难度。为了达到提高学生推理、论证能力的目的，我们需要给学生提供的是更接近于日常语言的，通俗的、应用性强的，关键还是学生易于接受的逻辑学知识，能够满足这些条件的逻辑学知识就是传统形式逻辑和非形式逻辑。
三、逻辑学教学改革的具体措施
目前逻辑学在高校文科非哲学专业从教学目标、学生需求、学生可接受程度来看，逻辑学教学应将形式逻辑与批判性思维结合，具体而言，应从课程设置、教学内容选择、教学方法运用、师资队伍建设、教材编写几方面努力，增加逻辑学课程的吸引力，使学生喜欢并主动地学习逻辑学。
1．课程设置。在课程的设置方面，逻辑学作为一门培养大学生日常逻辑思维能力的学科应是一门必修课，从课时来看教学计划中一般为54学时，而有些高校近年来将它压缩到36学时，逻辑学课程不仅要向学生传授知识，更要培养能力，练习是必不可少的，这样36学时明显不足。但对实践的强调、公共课的增加、大量的专业课，都使得增加逻辑学的课时困难重重，也就是说我们想把传统形式逻辑和非形式逻辑作为两门不同课程来设置，现实是不允许的，这就需要我们把两者都放在逻辑学这一门课程中利用54课时把学生需要掌握的知识和必要的训练完成，因而要慎重选择课程内容。
2．教学内容的选择。如前所述，高校文科非哲学专业逻辑学课程应将形式逻辑与非形式逻辑结合起来。目前的教学实践中有三种不同方式，一种是将形式逻辑融入批判性思维之内，从形式逻辑与批判性思维能力的相关性入手，将两者融合，这样可以节约课时，使学生较好地将形式逻辑与批判性思维结合起来学习，但却模糊了形式逻辑与批判性思维的界限。另一种是以批判性思维为主，在必要的地方选择性地介绍形式逻辑知识，这种方式详细地介绍了批判性思维的知识并辅以必要的练习，使学生在学习批判性思维技能的同时，培养了批判性思维的气质，但它更适合于已有一定形式逻辑基础的学生。第三种是将形式逻辑、批判性思维知识融于社会考试各种题型中，这种方式更倾向于是为了应对社会考试而开设的辅导课程，不适合作为逻辑学课程开设。笔者认为可以在《逻辑学》的课程名称下，前后相继地介绍形式逻辑和非形式逻辑。毫无疑问，两者都属于逻辑学，只是侧重点不同，我们可以先讲授形式逻辑当中与日常思维密切相关的知识，如概念(重点是明确概念的逻辑方法)、直言命题及其对当关系(重点是矛盾关系)、复合命题及其推理(重点是假言命题、负命题的推理)、基本模态命题及其对当关系、逻辑基本规律(含充足理由律)、类比、归纳、论证、谬误(与日常思维相关部分)。在此基础上，帮助学生了解形式逻辑与非形式逻辑的关系，再进一步讲授批判性思维特别是非形式论证理论、谬误理论、语境问题等知识，这样安排既可以使学生了解形式逻辑与批判性思维同属逻辑学只是研究重点不同，又可以使学生在掌握形式逻辑基础知识的前提下更好地学习批判性思维的相关知识。另外批判性思维包括批判性思维技能和批判性思维气质两部分，因而我们在传授知识的同时，要关注学生批判性思维气质的培养。
3．教学方法的运用。在教学方法的选择上，注重加强案例教学。无论是形式逻辑还是非形式逻辑其教学目的都不仅仅是理论的掌握，而是在掌握理论基础上运用理论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那种单纯的讲授，既不会引起学生的兴趣，也难达到提高能力的目的，因而要注重加强案例教学。非形式逻辑或批判性思维涉及日常生活各方面和一切学科领域，在基础理论的讲授中学生容易感觉枯燥、抽象，这就要求教师注意联系大学生关心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生活实例、社会考试题目等，通过案例分析，使学生掌握逻辑基础理论。与此同时，安排学生独立完成一些难度适中的练习题，并讨论完成一些典型案例分析。这样就可以在完成批判性思维技能学习的同时，达到批判性思维气质培养的目的。
【关键词】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学知识社会学
【正文】
传统的科学哲学主要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研究科学的，并且取得了累累硕果。但是，仅仅从这个角度来研究科学显然是不够的。科学也是一种社会系统或社会体制，并且科学知识本身同社会条件也的确存在着某种联系，因此，还需要对科学进行社会学的研究。近些年来，随着元科学研究的不断进展，人们越来越发现传统的科学哲学的定位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以致想要在原有的基础上作深入研究，感到困难重重。而另一方面，由于科学社会学与科学哲学相比起步较晚，加上其独特的研究视角和诱人的应用前景，使得科学社会学研究正方兴未艾。尤其是随着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大有从科学哲学走向科学社会学的趋势。本文对元科学研究的这一发展趋向作了评析，认为：（1）传统的科学哲学的定位最突出的局限性之一，在于难以将社会历史的观点贯彻到底；（2）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克服科学哲学的这种局限性，从而促进其深入发展，而且也为整个元科学的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3）科学社会学（特别是科学知识社会学）也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并不能取代科学哲学对科学内容本身作深层的研究。
一、传统的科学哲学的定位及其局限性
尽管关于什么是科学哲学这个问题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但是，一般说来，人们基本上还是倾向于将传统的科学哲学定位于作为一级学科的哲学下面的一门二级学科。更确切地说，科学哲学的研究范围基本上局限在认识论或方法论的领域内，并且把它所研究的认识论或方法论几乎等同于“科学的逻辑”。这在约翰·洛西所写的《科学哲学历史导论》一书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他将《科学哲学历史导论》写成了“科学方法观点发展的历史概要”。在他看来，科学哲学主要探索下列问题：（1）哪些特征把科学研究与其他类型的研究区分开？（2）科学家在研究自然时应遵循哪些程序？（3）正确的科学解释必须满足哪些条件？（4）科学定律和原理的认识地位是什么？因此，科学哲学要比科学本身的实践站得更高：科学从事的是对事实进行解释，而科学哲学的主题是研究各门科学的程序和结构以及科学解释的逻辑。（［1］，p.2）值得注意的是，约翰·洛西将逻辑实证主义和波普学派及其以前的科学哲学看作是“正统的”科学哲学，而将库恩、拉卡托斯、劳丹、费耶阿本德等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看作是“非正统的”科学哲学。
约翰·洛西所谓的“正统的”科学哲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静态地、非历史地研究科学。似乎科学存在着一种超历史的结构或方法论规则，而科学哲学可以站在科学之上，运用超历史的元科学概念，揭示科学的程序、结构或科学解释的逻辑。二是主张对科学进行纯粹的理性重建，完全排除各种非理性因素。他们将科学认识论或方法论加以高度逻辑化和形式化，从而将逻辑理性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对各种非理性因素的考虑则到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三是纯粹局限在认识论范围内研究科学，完全忽视了社会学的因素，似乎科学只是个别科学家从事的工作，而不是一项集体的或社会的事业。
应当肯定，传统的科学哲学关于科学理论结构的分析，关于科学方法的合理重建以及对若干元科学概念的逻辑分析等等，对于推进和深化科学认识论乃至整个哲学的研究，无疑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尤其是由于他们对于分析、还原和逻辑方法的强调和运用，使得科学哲学几乎成了一门与科学研究相类似的相当严格和精密的学科。他们发起的“科学的哲学”运动尽管后来遭到失败，但的确曾经将科学哲学带进了最辉煌的时期，并且深刻地影响着哲学的发展。因此，从历史的观点看，传统的科学哲学如此定位是有积极意义的，无论是对于推进哲学还是科学研究来说，也许都是必要的并且是不可逾越的。
然而，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越来越发现传统的科学哲学定位的局限性和偏颇性；首先，虽然科学哲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科学，但是它本身却应当属于人文学科。因此，它与其它人文学科一样，若是按照传统的科学哲学家的理想，完全排除社会、历史和心理等因素，纯粹用逻辑和理性将科学哲学建构成类似物理学那样的精密学科，显然是不可能的。其次，仅仅从静态的、理性的和认识的角度来研究科学，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这种角度严重地忽视了科学在本质上是社会的这一重要特征：科学家在科学活动中往往并非单独地从事研究，而是需要在某个科学共同体中从事研究；科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公共）性的事业，其中个人的行为要受到社会目标和规范的强烈影响；还有任何基础性的科学研究往往不能脱离社会对技术上的要求等等。
如何克服传统的科学哲学的局限性和偏颇性，将认识因素和社会因素密切地联系起来，更进一步说，如何将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有机地联系起来，在这方面，应当说，托马斯·库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库恩提出的两个著名的概念，即范式概念和科学共同体概念，可以说既是科学哲学又是科学社会学的重要概念。库恩认为，科学哲学的主要问题是解释科学的动态过程，并且首先要弄清楚科学究竟是怎样发展的。在他看来，这种“解释归根到底必然是心理学或社会学的。就是说，必须描述一种价值体系，一种意识形态，同时也必须分析传递和加强这个体系的体制。知道科学家重视什么，我们才有希望了解他们将承担些什么问题，在发生冲突的特殊条件下又将选择什么理论。”（［2］，p.286）由此可见，尽管库恩对科学进步的解释带有严重的相对主义色彩，但是，库恩对于纠正传统的科学哲学片面强调“科学的逻辑”的定位，沟通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科学史和科学心理学的联系，开辟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相结合的研究思路，其贡献是巨大的。
自库恩提出科学革命的理论以后，科学哲学逐渐经历了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的转变。历史主义者们大大超越了传统的科学哲学作为“科学的逻辑”的定位，更多地关注科学的实际发展，试图建立历史的模型，因而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历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领域。他们主张一种与逻辑主义完全不同的方法论，即历史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在本质上是辩证的，要比逻辑主义者所主张的“科学的逻辑”宽阔得多。
然而，尽管历史主义者竭力倡导一种历史方法论，但从整体上来说，他们的哲学仍然没有摆脱分析哲学的基本框架，逻辑主义的色彩依然很浓。也就是说，历史主义者最终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科学哲学的定位并克服其局限性，将社会历史的观点贯彻到底。于是，科学哲学依然困难重重。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关于科学进步的问题。本来，如果真正从这社会历史的观点看，科学进步是不言而喻的。因为首先，社会生产力在不断提高，人们可以利用越来越先进的物质手段从事科学；其次，人们可利用的知识和信息也在不断地丰富和增长；还有，每个时代每个社会的人的智力水平和文化素质也在不断地提高和发展。但是，要想按照原有的科学哲学的定位，在分析哲学的框架内，用纯粹逻辑的观点来解决，科学进步问题却变得极为艰难。正是由于这个缘故，科学哲学家们至今还难以摆脱这样一种两难困境：要么坚持某种超越历史的普遍有效的科学进步标准来说明科学的进步性；要么接受库恩的观点即范式之间是不可通约的，因而否认了科学的进步性。由此可见，要使科学哲学摆脱这种困境，就应当真正突破原有的定位和框架，进一步开拓视野，积极吸取其他元科学研究成果，特别是科学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使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等学科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推动科学哲学乃至整个元科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二、科学社会学的新视野
科学社会学与科学哲学对科学的研究视角有所不同。它们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科学哲学主要地将科学看作是一种认识，往往使用认识论的范畴（如“理论”、“因果性”、“实验”、“假说”等等），对科学侧重于进行方法论或认识论以及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的研究。然而，以默顿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在本质上将科学看作是一种社会体制，将科学的发展过程看作是科学在社会中逐渐体制化的过程。于是，科学社会学往往使用社会学的范畴（如“体制”、“规范”、“分层”、“权威”等等），对科学重点进行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和社会环境等方面的研究。具体地说，科学社会学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为元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第一，与其他社会体制（例如政府、教育等）一样，科学也是一种社会体制。“科学可以被朴素地表达成由许多科学家个人组成的共同体：他们观察自然界，互相讨论他们的发现并且把结果记录在档案中”，“在可能达到的最广泛的范围里，致力于建立观点的合理的一致性。”（［3］，pp.17—18）科学作为一个社会系统，它的正常运行是通过许多公共的或社会的形式来实现的。例如，“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公共机构，如大学里的科系、学术社团及科学杂志，它们致力于各种各样的公共活动，象科学教育，发表科学论文，对有争议的科学问题展开辩论，或者对于著名的发现授予正式的奖赏。在更抽象的形式上，我们注意到了公共性影响，如教育课程的设置、研究传统及研究纲领。每一个科学家都被要求去扮演各种各样的公共角色，如研究生、研究管理人员或知名科学权威，并且受到公共行为规范的制约，如‘普遍性’或‘无私利性’等。”（［3］，p.13）科学社会学（至少是“内部的”科学社会学）将这些公共建制、活动、影响、角色、规范等等看作是“科学的基本要素”，强调“如果不去探求科学家在他们的科学研究过程中，彼此是如何发生联系的，那么就无法理解科学理论的地位，无法理解这些理论当初是怎样被设想出来的。”（［3］，p.13）这就是所谓“内部的”科学社会学的基本思想和出发点。概括地讲，“内部的”科学社会学，按照齐曼的观点，是以科学发现为背景，研究的是科学这种社会体制的内部结构、社会关系及其运行规律。
显然，将科学看作是一种社会体制的研究纲领大大拓展了元科学的研究：首先，拓展了科学哲学和认识论的研究。尽管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也已经触及到用社会历史的观点来看科学，但是，科学哲学在这方面的研究仅仅是纲要性的，并且可以想象在科学哲学的定位和框架下面是很难能将社会历史的观点贯彻到底的，充其量只是在大量历史案例中去寻找科学发展的逻辑。相比之下，科学社会学不仅使这方面的研究成为可能，而且切切实实地推进了这方面研究。例如，科学哲学中提到的“范式”、“科学共同体”等等概念，在科学社会学那里已经不再是一种智力抽象，而转变成为切实的研究对象。至于科学哲学中非常突出的“客观性”、“真理性”和“合理性”等问题，科学社会学则用社会学的术语重新加以阐述。约翰·齐曼甚至提出了“社会学的认识论”的概念。在他看来，“社会学的观点不仅阐明了科学的‘方法’；它也说明了科学认识论的基本问题。”（［3］，p.159）他指出，“代替强调科学的认识方面的哲学透视，也许我们从一开始就应该采取社会学的观点。”（［3］，p.149）这些话可能有些夸张，但是，对科学内部作社会学的研究对于科学哲学来说至少是一种补充和拓展。
其次，开辟了许多关于元科学的新的研究课题及其研究方法。例如，关于科学共同体的研究，关于无形学院的研究，关于科学交流体系的研究，关于科学奖励制度的研究，关于科学家行为模式的研究，关于科学中的社会分层的研究，关于社会中的科学家的角色研究和关于科学评价的体制化研究等等，所有这些课题的研究，对于理解科学内部实际的社会运作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二，更重要的是将科学这种社会体制放到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来探讨，深入研究科学、技术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科学对社会的影响，社会对科学的控制以及科学发展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后果等等。科学社会学并不仅仅局限于从“内部”考察科学，相反，它更强调科学“这种社会建制植根于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完成一定的社会功能，并且和其他体制一样，和法律、宗教、政治权力等等联系在一起。”（［13］，p.163）因此，一方面，科学能够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科学通过技术以巨大的力量导致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生巨大的变化。当然，科学的发展既能强有力地推动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进步，同时也有可能由于不恰当的应用而给社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另一方面，科学又受到社会的巨大影响、制约或控制。从经济的角度看，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对技术上的需求，社会可以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影响、制约或控制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方向；从政治的角度看，国家和政府需要借助科学技术来实现其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外交的目的；从文化的角度看，任何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无法脱离它们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并受到这种文化环境的制约。作用于科学的巨大的社会力量，不仅可以将科学技术看作是一种工具，使它服从于各种社会需要，而且也可以从根本上改变科学的体制及其自身的活动方式。当然，社会对科学的影响、制约或控制也会有双重效应：一是促进科学技术健康发展，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二是也有可能破坏科学、技术和社会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从而给科学与社会带来负面影响。
毫无疑问，将科学这种社会体制放到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来考察，深入研究科学、技术和社会三者之间的社会互动关系，对于元科学研究来说，带有革命性的变化。它的意义在于：
首先，突破了传统的元科学研究的思维框架。一般说来，传统的元科学研究（包括科学哲学、科学心理学、科学史、甚至“内部的”科学社会学）基本上都局限在科学本身的活动范围内进行研究。这种研究方式的缺陷在于，它忽视了十分重要的社会因素，那就是科学正在改变着整个社会，与此同时，社会也在改变着科学。用约翰·齐曼的话来说，“作用于科学的巨大的社会力量，正在使科学自身内部的活动方式变得面目全非，并且这种力量正在向着科学哲学与心理学的核心渗透：而人们常常不能认识到这种情况。”（［3］，p.11）也就是说，如果切断科学与整个社会的联系，即将社会对科学的影响忽略不计，而单纯地研究科学本身，则多少带有某种程度的盲目性。
其次，为多角度全方位地研究科学提供了可能性，传统的元科学研究只是从“内部”研究科学，其视野显然是极为有限的，充其量只是将科学看作一种学术活动，而科学的目的是“为科学而科学”。但是，仅仅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科学是远远不够的。的确，科学是一种条理化的知识体系；它采用了独特的方法；它具有独特的社会结构；它是具有特殊研究才能的人们做出的发现。然而，它更是一种与整个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体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体制；它是一种实现各种社会目标的手段和工具；“它需要物质设备；它是教育的主题；它是文化的资源；它需要被管理；它是人类事务中重要的因素。我们的科学‘模型’，必须把这些相互差异、有时是相互矛盾的方面联系起来，并且统一在一起。”（［3］，p.7）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将科学、技术和社会三者联系起来加以综合研究，才有可能。
再次，开辟了元科学研究从理论走向现实的更广阔的道路。由于对科学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因素的忽视，一般说来，传统的元科学研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理论脱离现实的倾向，它们所建立的各种科学模型充其量只是科学作为学术活动的模型，离科学作为社会体制的现实情况有很大距离。相比之下，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关系的研究更着重于关注科学的社会现实：究竟科学实际上是如何通过技术影响社会的？社会又是如何实际地影响、制约或控制科学技术的发展的？作为一种社会体制的科学在现实社会中的现状是什么？它将如何发展？科学对于现实社会的影响又是什么？有什么正面或负面影响？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对策促进科学、技术与社会三者之间良性互动，既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又推动整个社会的全面进步？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科学社会学的理论问题，也是它所应当解决的现实问题。可以说，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为着重运作的关于科学技术的政策性研究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三、科学知识社会学能否取代科学哲学
很明显，将科学作为一种社会体制来研究的科学社会学同将科学作为一种认识活动来研究的科学哲学两者不仅不是冲突的，而且起着相互补充的作用。然而，本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兴起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却对科学哲学提出了严重的挑战。这种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学科定位同原有的科学社会学大为不同，它脱离了以默顿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传统，并不是从社会体制这个角度来研究科学，而是强调要对科学知识本身进行考察，直接研究科学知识的内容与社会因素的关系。这便形成了科学知识社会学与科学哲学两者之间的互相竞争关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爱丁堡学派代表人物提出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蕴含着这样一种倾向，那就是科学知识社会学能够而且应当取代科学哲学，来研究和解释科学知识的内容和性质。这项“强纲领”指出，科学知识本身并不存在绝对的或超验的特性，也不存在诸如合理性、有效性、真理性或客观性这样的特殊本质。所有知识，不管是经验科学中的知识还是数学中的知识，都应当彻底地被当作社会学的研究材料来处理。（［5］，p.3）这无疑是在宣告以研究科学合理性、有效性、真理性或客观性为内容的科学哲学应当终结，关于科学知识的一切应当让位于科学知识社会学来研究。我们认为，这种见解不仅是相当偏颇的，而且也是难以经得起推敲的。
首先，科学知识社会学对科学知识所作的研究充其量只是一个侧面，它根本无法代替科学哲学对科学知识本身作正面的认识论的研究。我们不妨可以看一看戴维·布卢尔在他的《知识和社会建构》一书中对“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的阐述。布卢尔说：“社会学家所关注的知识，包括科学知识，纯粹是作为一种自然现象来看待的。”（［5］，p.5）他认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应当遵循以下四条原则：①知识社会学是研究原因的，即关注那些导致信念或知识状态形成的条件。当然，除了社会原因以外，还存在着其它类型的原因，它们与社会原因一起促使信念形成；②知识社会学公平同等地对待真和假、合理或不合理、成功或失败。这些对立的双方都需要得到解释；③知识社会学的解释风格是对称的。例如，用同样类型的原因来解释正确的信念和不正确的信念；④知识社会学是反身性的，从原则上说，它的解释模式应当适用于社会学本身，否则社会学将是对它自己的理论的反驳。布卢尔将原因、公平、对称和反身性这四条原则称之为是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的定义。（［5］，p.7）由此可见，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是科学知识与社会环境条件以及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并且主要研究的是产生科学知识的社会原因或社会条件。也就是说，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重点并不是科学知识本身。它甚至根本不关心科学知识的真或假、合理或不合理、成功或不成功等等这样一些对科学知识来说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而只是采取一种自然主义的立场，将所有科学知识都一味地同等地看作为“结果”；它将研究重点放到了科学知识的外部，放在社会条件或原因上面，即侧重于研究是什么样的外部的社会条件或原因导致什么样的科学知识的产生。当然，科学知识社会学从这种角度来研究科学知识不能说没有新意，也许是颇有意义的，但是，应当承认这种角度仅仅只是从一个侧面来研究科学知识，而且过多地强调这个侧面显然是不可取的，因为其一，正如约翰·齐曼所批评指出的，“固执的社会学家可能大大地过高估计了社会利益的影响和其它科学以外的考虑”，从而“鼓励从在科学中起片面作用的一系列因素出发的研究，并使之合法化，因而得出非常可疑的结论”；（［3］，p.155）其二，它大大低估甚至否定了科学知识本身发展的内在逻辑等认识因素，而事实上这也是科学知识产生的先决条件之一。毫无疑问，离开了人的认识，社会因素的作用再大，科学知识也无从产生。
其次，科学知识社会学本身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困难和局限性。劳丹认为，“任何认识社会学的解释至少必须给出存在于某个思想家Y的某种信念X与Y的社会状况Z之间的因果关系。（如果社会学的解释具有‘科学的’意义的话）这就要求助于一条普遍的定律，此定律表明，处于Z类状况之中的所有（或大多数的）信仰者都会采取X类信念”。（［6］，p.217）但是，在劳丹看来，尽管作了几十年的研究工作，当代科学知识社会学其解释还是“过于粗糙，远远达不到起码的确切性要求。”（［6］，p.218）除了象劳丹这样的科学哲学家以外，还有象科学社会学家默顿和对知识社会学最有建树的社会学家之一卡尔·曼海姆都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前景表示怀疑。默顿认为，“特定的发现和发明属于内部科学史的范围，并且大量地独立于非纯科学的因素。”（［6］，p.220）而曼海姆则断定说：“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的历史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内在的因素。”（［6］，p.220）一般说来，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困难及其局限性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社会条件对科学知识的产生和发展的影响往往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也就是说，在特定的社会条件和特定的科学发现或发明之间不一定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其二，社会条件对科学知识的产生和发展的影响往往从宏观上讲比较说得通，而从微观上分析比较困难。例如，我们可以从当时的工场手工业时期的经济和技术上的需要来说明为什么在近代自然科学的各学科中，发展较快、成熟较早的是经典力学。但是，我们很难说明经典力学中的每一个定律的社会根源是什么。其三，科学知识社会学也许比较适合于那些原始的或经验性很强的科学知识，但很难研究近现代那些理论性或逻辑性较强的科学知识。因为前者离社会现实比较近，或许同社会条件有某种直接的关系；而后者离社会现实比较远并且已经高度数学化。更进一步说，科学知识社会学在科学知识可以用理性解释的范围内似乎没有多大的用武之地。劳丹甚至明确指出，科学知识社会学只能限定“在不合理性假定的框架之内工作”，才有“广阔的天地。”（［6］，p.222）当然，劳丹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范围的限定未免有些绝对，但是，他的确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科学知识社会学所固有的局限性。
最后，用科学知识社会学来代替科学哲学的后果也是不可取的。显然，用科学知识社会学代替科学哲学至少有两个严重的后果：其一，使得对科学知识的研究趋于平面化和表面化。因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将科学知识仅仅看作是一种自然现象，所以，他们不希望、也不可能对科学知识作比“自然现象”更深层次的研究。他们将科学的合理性、有效性、真理性或客观性问题搁置一边的结果是，将科学知识等同于文学知识、道德知识、宗教知识或别的什么知识，使得科学知识完全失去其自身的有别于其它文化知识的特点。这样一来，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在否定科学哲学研究的同时，实质上也否定了他们自己所作的研究，因为既然科学知识同其它别的文化知识没有什么根本区别，那么，科学知识社会学本身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其二，进一步为认识论和文化的相对主义敞开大门。事实上，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并不是拒斥所有的哲学观点。确切地讲，他们认为，默顿学派的局限与不足就是与实证主义哲学的联系，而他们的目的就是在新的哲学观点的支配下，为科学社会学转向科学知识内容的研究作出贡献；并且认为他们的研究可以论证这些新的哲学观点。（［7］，p.228）而这些所谓的新的哲学观点最主要的倾向之一，那就是认识论和文化的相对主义。正如布卢尔所明确承认的，“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依赖于一种相对主义。它采取了可以称之为‘方法论的相对主义’的立场。这种立场体现在早先提出的对称性和反身性两条原则之中。所有的信念（不管它们得到如何评价）都将以同样普遍的方式予以解释。”（［5］，p.158）反之，若要用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结论来论证哲学观点，那么势必强化相对主义的观点：首先，科学哲学中所探讨的“客观性”和“真理性”的概念，在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看来，其真实的含义只不过是“主体间性”，即“许多人的意见一致”。这就是认识论的相对主义观点。其次，正如齐曼指出的，“知识社会学原则的严格应用看来必将导致这样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科学仅仅是在理智领域中许多相互竞争的世界图像当中的一种，而且它并不优越于一个社会团体能够赞同的任何其它的系统方案，例如，赞德人的著名的巫术信念。”（［4］，pp.119—120）这就是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由此可见，如果说费耶阿本德从科学史的个别案例研究中得出认识论和文化相对主义的结论，从而宣告科学哲学的终结的话，那么，这些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则试图以更一般的经验研究来强化费耶阿本德的观点。可是，他们竟没有想到，科学哲学的终结同样也意味着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终结！
【参考文献】
〔1〕约翰·洛西：《科学哲学历史导论》，邱仁宗等译，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年。
〔2〕托马斯·S·库恩：《必要的张力》，纪树立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
〔3〕约翰·齐曼：《元科学导论》，刘＠①jùn＠①jùn等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4〕JohnZiman,ReliableKnowle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8.
〔5〕DavidBloor,KnowledgeandSocialLmagery,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91.
一、研究林业科技人才智能结构的战略意义
培养林业科技人才，光研究知识结构还不够，还应当重视人才的智能结构的研究。埃德■加富尔在《学会生存》一书中说到：“未来的文盲不再是不识字的人，而是没有学会怎样学习的人。”这句话是意味深长的。
目前，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林业各门学科也发生了新的飞跃。电子计算机、生物工程、遗传工程、生态工程、模拟技术、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科学技术、科学知识正在林业上得到广泛应用。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既为人的能力增添了新的内容，又对人的能力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处在“知识爆炸”的时代，如何有效地获取知识，解决知识猛增的速度同育人周期有限的矛盾问题，只能在智能结构上下功夫。
知识迅增的现实，使人们对传统的把人的大脑视为“储存器”的观点产生了怀疑。国外心理学家的研究表明，人的大脑至少有接受、储存、判断和想象四种功能。如果仅把大脑视为“储存器”，一味追求知识量的储存，则会使机械的记忆功能扩大，而压抑其它三个功能。计算机可以代替人进行记忆，但想象和思维是任何东西也代替不了的。因此，在现代社会里，更应重视人的智能，重视人的判断力和创造力。
智能是指人们运用知识的能力。一起从体业院校毕业的学生，为什么有的年轻有为，出类拔萃，已成为林业战线上的骨干，而有的却平平淡淡，虽能担任工作，但无创造和贡献呢?还有的在事业上半途夭折，终生碌碌无为。另外，有不少学习“尖子”，毕业以后实际工作的适应能力差，动手能力差，被称为“高分低能者”。显然，这种人才的成功与失败，除掉工作环境等社会因素外，与求学期间的智能结构息息相关。
发展林业，一靠政策，二靠科学。长期以来我国林业生产建设落后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科学技术落后，科技人才严重缺乏。我国现有林业髙等院校11所，农学院内设林业系18个，在校生14,000人，年毕业3,500人。据有关部门预测，到本世纪末，仅全国林业系统就需要大专水平以上的科技人才176,000人，按现在年毕业人数计算，大约要50多年的时间才能达到预测的要求。因此，对林业科技人才的培荞必须进行研究和探'索。一方面着眼于增加数量，另一方面着眼于提高质量，即少出“次品”和“废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把林业科技人才智能结构的研究，作为沐业科技人才开发理论工作中的一t虽点，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人的智能结构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有人从理论上推算出它的构成因素在120种以上。
对于智能结构的分析归纳角度不同，产生的提法也是各种各样的。例如，有的按自学能力、计算机的使用能力、中外文的阅读能力、实验研究和动手的能力等来划分;有的则根据大脑的四种功能，提出四种基本的智能，即观察力、记忆力、思维力和想象力。各种不同的智能结构分析方法都有一定的道理，那么做为林业科技人才的基本智能结构应如何?拙见如下:
(一)品格素质
这是智能的关联因素和基础。林业科技工作的重点多在深山老林、荒山野滩，气候恶劣，环境艰苦。从事林业科学的研究，不仅影响因素复杂、困难重重，而且一项研究往往需要数年，甚至几代人连续进行，加之社会上对林业工作尚有偏见，因此，要想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林业科技人才，不但要热爱祖国、热爱党，而且必须树立为绿化祖国、实现林业现代化而奋斗的坚定的事业心，要具有不畏艰难困苦、坚韧不拔的毅力和诚实果断、严谨求实、合群善处等品格素质。
(二)基础知识
基础知识是发展智能的保证。林业科技人才的基础知识应当既专门化又多能化。它应是横向知识和纵向知识两大部分所组成的综合体。
横向知识是关于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一些基本规律的知识，这部分知识基础打得好，对尽早形成最佳的智能结构非常有利。它大致包括以下几方面知识：
1.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基础理论知识。
2.社会科学基础知识。包括经济、哲学、历史、地理、法律、语言文学等。
3.科学思想方法基础知识。包括逻辑学、科学技术史、科学方法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基本知识。
纵向邦识是与本专业或本学科紧密联系的定向性知识，它是形成具有专门智能的林业科技人才的基本知识。主要包括：
1.本专业主干学科和有关课程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例如，森林采运专业根据特定的要求和目的，必须以采运工艺与管理为主干学科。主要课程有森林采伐学、木材运输学、贮木场生产工艺学、采运企业管理学、森林开发学等。
2.本专业所服务的工程对象的有关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如要学好森林采运专业的主干学科的课程，必须伴有林学、技术经济学、木材商品学和林政学等其它辅助课程。
(三)基本能力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如果一个人掌握了他的学科的基本理论，并且学会了独立思考和工作，他必定会找到自己的道路，而且比起那些主要以获得细节知识为其内容的人来，他一定会更好地适应进步和变化。”这说明了基本能力在智能结构中的重要地位。基本能力一般包括：
1.独立获取知识的能力。它是一种学习的方法和技能，包括阅读、听课、笔记、理解、文献检索和掌握科技情报的能力，也包括从实践中学习的能力。不同学科的学习内容要求用不同的学习方法，掌握不同的学习技能。例如不能用学数学的方法去学外语。如果某人独立获取知识的能力强，他就可以不断地有效地学习，接受新的知识，调整知识结构，可以增强对科学技术发展的适应性。
2.独立进行工作的能力。它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包括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较强的实践能力和一定的表达能力。林业科学是一门涉及面较广的实用科学。从林业科技人员所承担的工作性质而言，应属于工程技术人员。因此，他们应在调査研究、理论分析、设计、计算(包括使用计算机)、工艺或施工、实验测试、动手操作、绘图及撰写报告等方面具备一定的能力。
3.组织管理的能力。这是对当代林业科技人才不能当“书呆子”的一个基本要求，也是日后可以组织和领导林业工作所必须的素养。在未来的时代，文f是难以生存的，“书呆子”也同样是难以生存的。组织管理能力要求具备理论联系实际、灵活运用知识、诚实果断、充满活力、严谨求实、合群善处、讲究实效等方面的素质，使之一旦工作需要马上可以成为一个组织者和指挥者。
4.发创新能力。它是指富于独立思考、敢于提出新问题、善于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人才成功的最基本的最主要的能力。它在各种能力综合的基础上形成，并要求有更敏锐的观察力、.更丰富的想象力和更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还要有不断进取的精神。
三、研林业科技人才的智能结构应处理好几个关系
任何结构都是由一定的要素组而成，但要素的组合方式不同，形成的结构的功能也不M。例如，碳原子的一种结构方式可以生成较轻的石墨，而另一种结构方式却可以形成坚硬的金刚石。同理，林业科技人才的智能结构，由于内部的要素结构方式不同，会形成不同的智能。因此，要形成最佳智能结构就有必要认识和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首先，林业科技活动的特点要求有不同的特殊智能结构。智能可以分为一般智能和特殊智能两种，一般智能是完成任何科技活动所必需的，特殊智能是完成某种林业科技活动所特需的，智能既有一般和特殊之分，智能结构也自然有一般和特殊之分。特殊智能结构是指完成某一林业科技活动所特有的各种要素组合。每一项具体的林业科技活动都有它自己的特点/也就要求有特殊的智能结构;既然活动的性质、对象、任务与内容不同，培养从事某种活动的重点也不同。因此，在研究智能结构的同时，一定要研究每种活动的专业性所必需的智能因素，以便有针对性地培养智能，以适合客观要求的特殊需要。
其次，林业科技人才本身的智能类型与智能结构的关系。科学研究表明，人的智能有各种类型，在科研领域中就有再现型、发现型和创造型之分。再现型智能的人才善于积累知识，并能有效地再现知识;发现型智能的人才能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使自己的实践有所前进，有所提高，有所发现;而科学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和技术上的重大发明，往往是创造型智能人才的功能。因此，最佳智能结构都是因人而异的，就是说同一类型的杰出人才，他们的智能结构也有不同程度的差别。无论是培养林业科技人才的单位，还是想做一个出色的林业科技人才的人，都应因人而异地去建立独特的智能结构，而不能象成批产品那样要求一致。能成尤一个出色的林业部长的人，不一定能成为一个岀色的卞业科学的研究员;反之，也一样么就不应当强求去建立某种与自身不适合的智能结构;赶着鸭子上架，是不符合人才经济学观点的。
再次，智能结构功能与内部要求调整智能结构是由内部要素的一定形式结合而形成的，然而由于内部要素受外界环境和自身条件的制约，内部要素的发展总是有限的。正是由于这种结构内部要素的限制，使得满足要素限制条件的最佳智能结构，以下几种情况：一是最佳智能结构唯一，也就是上面说的有的林业科技人才可以在某一领域做出杰出的贡献，但不适合做其他领域的工作。二是最佳智能结构不止一个，是指有些林业科技人才同时能做不止一个领域的工作。三是无最佳智能结构，对这种情况要具体分析产生无最佳智能结构的原因。如果结构内部的要素限制是不可调整的，那么就要考虑对智能结构的要求是否符合客观实际。
如果结构内部的要素是可以调整的，比如某项知识或某种能力不足，就可以通过拓宽知识或培养某种能力来形成这一独特的最佳智能结构。实际中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某林业科技工作者想用线性规划的方法对林业工作中的某个课题进行定量研究，做了细致的调查，收集了充分的数据，也建立起了完整的数学模型计算程序，但是在电子计算机上却百思不得其解，后经请教行家，方知是由于线性代数基础知识不足所致。另一个刚走上林业科技战线上的工作人员，开始时在浩如烟海的图书资料面前束手无策，后来通过学习读书方法和科技文献检索等知识，学会了查资料、做卡片、作笔记等基本功，很快提高了科研能力，写出了具有较高水平的科学论文。
库恩之后，科学研究的视角发生转换:“我们都关心获得知识的动态过程，更甚关心科学成品的逻辑结构”，“要分析科学知识的发展就必须考虑科学的实际活动方式”[1]。同时，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影响日盛，其“语言游戏”说强调，任何活动都植根于特定的语言游戏或生活形式，从而受制于社会的、历史的和文化的情境。以此为背景，一场重估科学知识的形态的运动展开了，“作为实践的科学”观念开始取代“作为表象的科学”观念：科学是一种介入性的实践活动而不是对世界的表象。因此科学研究理应把科学活动本身作为对象，而对科学活动的考察本质上是经验性的社会学研究。这种新的社会学不对科学做内在论考察，不局限于科学的独特的理性品质、认识逻辑、观念史。它也作为“科学知识社会学”（SSK）而区别于墨顿学派的科学社会学。墨顿学派的科学社会学预设了不受社会污染的纯粹的知识过程和知识内容，把科学技术的内容排除在社会学研究之外，仅把社会因素作为促进或阻碍知识过程的外部因素；而科学知识社会学取消了知识的内容和情境之间的区分，把社会因素作为知识的构成性因素，对知识的构造活动进行了广泛的经验研究，产生了大量富有启发的成果。
但是，科学研究最近二十年的发展表明，“或者社会科学精致得足以解释科学的内容但是整个社会的创制却陷入一片漆黑，或者宏观社会学恢复作用但是科学的细节消失在视界之外。”[2]以布卢尔和巴恩斯为代表的爱丁堡学派的利益分析保留了宏观社会学和政治批判的旨趣，但是其对阶级利益等宏观社会变量的诉求并不能说明知识的微观构造。而柯林斯的争议分析、林奇的民族方法论等微观研究尽管在揭示知识的微观构造方面成果斐然，却缺乏宏观社会学的关注，不能宏观地说明科学与社会的关系，而这样的所谓社会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内在论研究”[2]。拉图尔采用的人类学考察方法似乎为打通宏、微观研究提供了途径。这种人类学考察把经验的案例研究作为科学研究的基础，强调对知识的生产现场、知识的生产过程进行实时实地的考察，不仅追踪科学事实在实验室中的微观构造，而且还追踪科学家在所谓实验室外部的活动。拉图尔采取的人类学方法首先要求通过参与式观察取得科学活动的第一手资料；其次，运用“转熟为生”的策略，悬置以往的有关科学的成见，保持对观察对象的距离，单单从当下的科学活动本身出发构造对科学的理解；再次，这种人类学的方法还要求研究者对这种人类学构造保有反思性；最后，至关重要地是，要求追踪正在创制之中的科学技术而不是既成的知识和技术制品，这一点成为他考察科学的第一原则：“我们研究行动中的科学而非既成的科学和技术；我们或者在事实和机器被黑箱化之前到达，或者追踪重新开启黑箱的[科学]争议。”[3]我们不妨追随拉图尔，去考察科学活动本身，追踪工作中的科学家和正在制作中的科学事实，看这种考察能获得什么样的结果。
二、构造自然：实验室生活
实验室是科学知识的典型的生产场所。拉图尔首先把实验室生活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实验室日常的知识生产活动，是“实验室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不过，“实验室”并不局限于通常的有围墙的具体的实验室，其扩展意义为“知识的生产场所”，强调对实际的科学活动进行实时实地的考察。相比之下，以往的科学研究都是事后考察，即在接受已确立的科学事实的前提下去重构科学的发现史、观念史。实验室研究也不同于对实验的研究，因为实验研究往往以提炼科学独有的方法为目的，而实验室研究则以科学事实的实际制作过程为目标，基本上是一种社会学考察。实验室研究采用了人类学的田野研究方法，这种方法适合于新视角下对科学活动本身的考察。拉图尔从1975年进入萨尔克（Salk）研究所，做了近两年的实地考察。
现在让我们跟随人类学家进入萨尔克研究所的实验室。实验室包括各种复杂的实验仪器，实验材料，实验室人员，科学文本。实验仪器构成一组组“铭写装置”（inscription devices），铭写装置把实验材料转化成可以直接用作科学争论之证据的铭写符号（inscriptions）(数字、图表、图像等可以呈现在文本中的符号)。典型的科学活动是，把实验材料联接或放入铭写装置，经过一系列规范的操作生成铭写符号，再根据这些铭写符号完成科学论文，提出科学命题或主张，参与科学争论，再依据争论的情况继续做实验，强化或修改命题或主张，直至特定的科学命题或主张变成事实。在上述观察中，首要的是实验室的物质环境。“这个实验室的特别之处在于仪器——我们称之为‘铭写装置’的特殊配置。这种物质安排的至关重要性在于，作为实验室成员的谈论‘对象’的任何现象并不能脱离这种物质安排而存在。比如，没有生物测定，就不能说一种物质存在。生物测定不是简单的获得某种被独立给予的实体的方式；生物测定构成了物质的构造。...不仅如此，现象完全由实验室的物质环境所构成。人工实在——实验室成员用客观实体来描述——事实上为铭写装置所构造。借用Bachelard的‘现象技术’ （phenomenotechnique）这个术语，这样一种实在经由物质技术的构造而呈现出现象的外观。”[4]这表明，科学不单单是思维现象、语言现象或者对世界的理论解释，它本质上是一种物质过程，是对不确定世界的物质性介入，而正是这种介入构造出科学对象。玻尔认为对量子现象的描述不能脱离对实验环境的描述。实际上，这对十七世纪以来的实验室科学是普遍适用的。
拉图尔记录了科学家在日常的科学活动中的言谈并加以分析，对科学事实的微观构造过程做了考察。科学家的日常言谈表明，科学“证据”的接受很难说是逻辑上必然的推论，而是做出判断的问题，同行间的协商问题。比如说某种肽的静脉注射是否具有心理行为效应的问题是一个实践问题，取决于注入量，取决于科学家把什么注入量作为标准。拉图尔还发现，科学家对特定科学主张的评估往往不限于所谓纯粹的科学内容，而是包括研究兴趣上的侧重、职业实践的迫切需要、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时间上的限制，乃至对科学从业人员的权威甚或人格的评价，如此等等。这些考虑直接影响到特定科学主张的接受和否定。“评估的丰富性使得这种构想——思维过程或推理程序同这些讨论发生于其中的实际物质环境相隔绝——变得不可能。”[4]。拉图尔从言谈分析中得出结论：科学事实“完全是一种社会的构造”[4]。“社会的”在这里并具有其在墨顿或布鲁尔那里的含义，只是表明区别于纯粹逻辑推理过程的微观构造过程。
拉图尔还从人类学角度进行了历史案例研究，描述了促甲状腺素释放因子（TRF（H））化学序列的确定过程，给我们呈现出科学事实的典型的构造过程。[①]1962年，“大脑控制促甲状腺素的分泌”已成为神经内分泌学界的公认事实。吉尔曼（Guillemin）认定这种控制作用源自下丘脑的一种新因子，他将之命名为促甲状腺因子（TRF），并认定它是一种肽，决定用化学分析方法确定其氨基酸序列。其时下丘脑因子的生理学研究颇有成果，却没有分析出下丘脑因子化学序列的先例；TRF的存在只是一种假定，很可能是其他已知因子在起着作用。因此，该决定并非唯一可能的研究路径，没有它神经内分泌学照样会继续发展。尽管如此，吉尔曼1963年提出了确定新释放因子存在的14条严格标准，从而彻底地重塑了释放因子的研究领域。以前有关新释放因子存在的研究和主张都被取消了。可以说，在这套研究标准存在以前TRF并不存在。这些标准要求更精密而昂贵的实验设备和技术。日本、英国的竞争者因此出局。1966年以前，研究工作主要是改进TRF的提纯方法。把一种馏分认定为TRF的根据仅仅是它能在生物测定中稳定地产生出与基线峰值有显著差异的曲线。到1966年，已能获得相当纯的所谓TRF。但是，此前所有的酶实验都未能破坏TRF的生物活性，吉尔曼因此主张“TRF或许不是一种肽”。沙利（Schally）的团队采用了与吉尔曼大致相同的研究路线，尽管他们认为这种新物质是一种激素即TRH。沙利在1966年发现TRF含有His、Pro、Glu三种氨基酸，不过只占TRF总质量的30%。尽管存在着其他解释，由于沙利认可吉尔曼的权威，因此无视三种氨基酸的存在而得出结论：“TRF不是肽”。而这意味着研究方向将发生发生重大改变。其时，与TRF的生理学研究相比，TRF的化学分析无甚进展。美国全国卫生研究所准备召开一个针对该领域的评审会议，这将直接影响该领域的资金分配，进而决定着TRF化学分析的存亡。吉尔曼的团队将会议拖延到1969年1月，在该会议上公布了他们独自做出的发现：His、Pro、Glu三种氨基酸占TRF总质量的 80%；TRF是肽。分析工作进入最后阶段。确定TRF序列并不直接分析天然的TRF，而是用上述三种氨基酸合成各种可能的序列，同天然TRF做比较，看两者在铭写装置上产生的铭写符号是否足够相似。沙利的团队使用薄层色谱仪来进行这项工作，并于1969年9月提出，TRF化学序列是Pyro-Glu-His-NH2.。吉尔曼的团队认为两种物质在薄层色谱仪上所产生的谱线的微小差异不可忽略，因此否定了沙利的结论。他们认为只有原子水平的质谱仪才能最终确定TRF的结构。1969年9月质谱仪终于产生出合成Pyro-Glu-His-NH2与天然TRF的几乎完全相似的光谱。争议停止了。此时，本体论转换发生了：“TRF是Pyro-Glu-His-NH2”。吉尔曼和沙利都因TRF序列的“发现”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
上述过程表明TRF序列的确定不是单线的逻辑发现过程，而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多种可能性的构造过程，而实验设备对不确定世界的介入在整个构造过程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科学事实的“发现”不过是曲折的充满争议的构造过程的结果。只有在构造过程结束之后，科学事实的构造才变成“发现”，变成独立于构造过程的外在事实，构造过程本身以及实验室的物质环境被掩盖了。当我们深入知识的实际生产过程，知识的品质立刻发生变化：与其说知识是静态的表象，毋宁说知识是一个动态的构造过程；知识的力量不是表现为对外部世界的描摹，而是表现为对世界的型塑。就知识的静态含义而言，它不过是对型塑过程及其结果的记录，知识更多的是一种“know-how”而非“know-that”的知识。不妨给知识下个新的定义：何为知识，知识就是型塑世界的过程或能力。知识的力量的表现之一就是对“自然”的构造。TRF的构造史已经表明科学事实或者说“自然”是构造的结果，先在的“自然”并不能说明科学事实的生产。“由于争论的解决是自然表象的原因而非其结果，因此我们决不能用这个结果——自然——来说明争论如何以及为什么被解决了。”[3]
三、型塑社会：实验室的扩张
上述考察的焦点是科学事实的微观构造，问题是发端于“实验室研究”的考察知识活动现场的人类学方法能扩展到“科学、技术与社会”（SST）水平上的宏观研究吗？我们把“实验室”定义为“知识的生产场所”，而实际上知识生产活动并不局限于通常的围墙内的实验室，随着知识活动的实际展开，“实验室”的构造也随之扩展。拉图尔认为“实验室‘内部’与‘外部’的区别、‘微观’水平和‘宏观’水平的区别恰恰是实验室的建造要破除和取消的”[5]。“追踪工作中的科学家和行动中的科学”的原则自然会导向宏观层次的科学研究，导向对实验室的扩展构造、实验室在社会中的定位及其型塑社会的力量的考察。在这种追踪中，总会发现有一部分科学家在所谓实验室“外部”活动，同科学界、政府、生产部门、用户、传媒、公众保持着联系。一旦这些联系中断，实验室内部的研究工作将陷入停顿。这表明，对实验室内部和外部做出截然区分是成问题的。这种区分把实验室想像为隔绝于社会的知识生产地，从中产生出纯粹的自然知识，这种知识随后毫无代价地扩散到实验室之外。这种成见掩盖了实验室的构造及其在社会中的定位，进而使实验室的力量神秘化。且来看个案例。[②]
19世纪末法国的农场发生炭疽疫情。巴斯德把瘟疫界定为细菌传染病，而此前细菌学与炭疽病毫不相干。他在发生疫情的农场研究疫情，把兽医学的用语转译成细菌学的术语，比如说把“疫情潜伏期”转译成“杆菌的孢子”，从而把细菌学同疫情联系起来。其后，他排除了农场的其他复杂因素而把培养成的细菌病原体带回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实验室，他在这里可以任意地控制条件对杆菌做各种试验。他向外界宣称：“若想解决炭疽病疑难请到我的实验室来。”经过无数次试错，巴斯德偶然地发现了降低杆菌毒性的实验室条件，制出了炭疽病疫苗。这种疫苗在实验室中的小规模活牛实验中获得成功，如其所愿地引起了农场主、兽医、卫生学家等利益团体的注意。但是这并不能让这些群体完全相信巴斯德的实验室能控制疫情，因为疫苗在错综复杂的农场中的成功并不能得到保证。因此，巴斯德需要在某个农场中演示其疫苗的有效性。实际上，有许多非控制的因素会导致失败。因此巴斯德需要把关键的实验室条件扩展到农场。巴斯德成功地与这些代表达成妥协，把农场变成了准实验室，巴斯德的“预言”实现了，在外界看来，实验获得了“奇迹般的”成功。巴斯德实验室的疫苗被广泛地用于法国农场。由此，巴斯德实验室成为相关利益群体的强制通行点，巴斯德名垂史册，法国农业的面貌为之一新，兽医职业和卫生学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巴斯德的细菌理论与实践深刻地影响了法国的社会关系。当巴斯德和卫生学者提出细菌——传染病的传染源——的概念时，他们并没有把社会看作是由穷人和富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组成的，而是由传染病患者、健康的但是危险的细菌携带者、有免疫力的人、接种疫苗的人这样的群体组成的。他们给这些群体的界定加入了非人的行动者：细菌——共同的敌人。共同的利益被制造出来，一种新的社会连带类型产生了。以前因为阶级对立而被视作阶级压制工具的卫生法令得以实施。
巴斯德的实验室重塑了各类社会行动者，转译了他们的利益和社会关系，成了型塑社会的力量。我们可以从巴斯德的工作中提炼出许多有意义的结论。首先，“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科学活动的结果。“在我们的现代社会中，大多数真正新的力量来自科学，而不是来自古典的政治过程。”[5]“既然[科学]争议的解决是社会获得稳定状态的原因，我们不能用社会来解释[科学]争议如何和为什么被解决了。”[3]布鲁尔的社会实在论用社会说明知识，其根源在于他仍局限于表象主义的窠臼，认为知识是以社会为中介的对客观实在的表述。而我们通过对知识活动的考察已经发现，知识的生产过程就是实在的构造过程。“描述（account）和实在不存在先天的（a priori）区别；...描述就是实在。”[6]其次，我们发现了科学力量的源泉——实验室。当巴斯德把病原体带回巴黎的实验室时，一个关键的转换发生了：研究场所由有着无数不可控因素的大规模的农场变成条件可控制的实验室，巴斯德可以在该实验室中任意地对病原体做各种试验。同时，实验室成果的应用并不是简单的传播，而是把农场转变成准实验室。“既然科学的事实在实验室里被制作出来，为了使它们扩散开来，你需要建构它们能在其中维持其脆弱效力的昂贵的网络。如果这意味着把社会转变成一个巨大的实验室，那就这样做吧。”[5]似乎可以说，科学通过把社会转变成巨大的准实验室而型塑社会。再次，我们发现，实验室本身的构造也包含了农场主、农业协会、兽医、卫生学家乃至普通公众这些社会行动者。巴斯德始终在努力把这些行动者的利益同他的实验室联系起来，竭力让他的实验室成为这些行动者的强制通行点。可以想像，假如他的实验室未能成功地维持这些行动者的兴趣，或者他未能同他们达成把农场变成准实验室的妥协，那么炭疽病疫苗的实验室制作就不会成功。可见，知识的成功构造以成功转译相关社会行动者的利益并赢得其支持为前提，实验室不是封闭的实验室，实验室的构造必须纳入社会行动者。
四、科学自然社会的同时构造：走向行动者-网络理论
前述对科学活动的人类学考察已经揭示，“自然”和“社会”都是在科学活动中得以塑造，都是科学争议趋于稳定的结果。传统的社会学分析框架不再有效了，因为这种分析框架有着预定的社会范畴和严格的社会/自然区分。以往的科学研究预设了“自然实在”或“社会实在”这两极。要么用自然来说明知识和社会；要么用社会来说明知识和自然；要么用“自然”和“社会”的杂交来说明知识。以拉图尔为代表的巴黎学派所倡导的新的社会学研究框架试图颠倒说明方向，不再用预定的自然或社会来说明科学活动，而是考察科学活动如何重构着自然和社会。他们主张，如果不研究科学和技术作为其一部分的社会情境同时发生的重构，科学知识和技术系统的发展就无法被理解。只有同时追踪创制中的科学和型塑中的社会才能把握知识活动的本质。“自然的”和“社会的”要素性质上不加区分的参与了知识的构造，同时作为结果被重塑。巴黎学派据此发展出所谓的“转译社会学”（sociology of translation），又名“行动者-网络理论”。那么科学、自然和社会是如何构成无缝之网的呢？我们来看卡龙所做的著名的案例研究。[③]
1973年，EDF(Electricite de Erance)筹划开发新型电车（VEL:electric vehicle），该计划不仅规定了新型汽车纯粹技术上的特征，而且界定了这种汽车在其中运营的社会场域。首先，EDF界定了新社会运动中的城市消费者。这场新社会运动把矛头指向内燃汽车。内燃机是工业时代的产物，产生空气污染和噪音等副产品；私车还是社会地位的标志，此乃受批判的工业社会的消费模式。新型电车能拥有更优的性能/价格比，进而成为普通消费品。它还能改善城市公交。EDF在提出计划时已经考虑了开发电化学电池的技术可能性：首先，公交系统能装配改进过的铅蓄电池；其次，蓄电池和燃料电池能使电力汽车的时速达到90公里进而开拓更广阔的私车市场。EDF不仅界定了后工业社会取代工业社会的社会史和技术史，而且也对制造商做了界定。在EDF的项目规划里，雷诺汽车公司只负责装配底盘并制造车身。而雷诺汽车公司一直雄心勃勃地想成为欧洲最大的汽车制造商。EDF还寻求政府各部门提供支持：制定有利于电车的法规，为对电车感兴趣的市政当局提供资助。还要求公交公司同研究中心和科学家们合作。EDF的电车计划还不可避免地包括了蓄电池、燃料电池、电极、电子、催化剂和电解液等非人类实体，与人类实体同等重要。蓄电池开发的失败同消费者的不合作一样对于电车的存亡是决定性的。电车的构成实际上包括了电子、消费者、政府部门、雷诺汽车、铅蓄电池、后工业社会等社会的和非社会的要素。该项目在最初几年里并未受到挑战，雷诺汽车公司似乎默认了这场新社会运动的不可阻挡性。但雷诺汽车在1976年对自己的利益做了新的定位，对开发高性能电池的可能性、消费者的需求做了新界定，挑战EDF的安排。在1973年时，VEL存在，而到1976年就瓦解了。
EDF实际上在建构一个世界，卡龙称之为“行动者-世界”或“行动者-网络”。 所谓的技术对象VEL隶属于EDF正在建构的行动者-世界，可以说，VEL本身的构造就是这个特定的行动者-世界的构造。“行动者-世界”的概念使得理解社会和技术对象如何同时被型塑成为可能。我们现在对行动者-世界做一说明。首先，行动者-世界的构成是异质的，既包括社会行动者，又包括非社会行动者。消费者、政府部门、制造商、蓄电池、电子等社会和非社会行动者共同构成了VEL，决定了它的技术内容。在卡龙看来，“不描述型塑技术对象的异质的和规模更大的行动者-世界就不可能描述技术对象。”[7]“社会的”不再意味着“外部的”，科学技术的内容渗透着社会因素，区分科学的内部与外部不再有意义。其次，行动者-世界是通过转译过程而被建构的。行动者-世界并非外部世界中的预定的行动者的简单组合。这些行动者的利益、身份、角色、功能和位置都在新的行动者世界中加以重新界定。比如说，雷诺汽车公司在EDF构造的世界里不得不服从新社会运动而降格为制造底盘和车身的厂商。在转译过程中，“社会的”和“非社会的”要素都发生改变。不过转译的成功与否取决于转译者的转译能力和被转译者的抵抗力。在上述案例中，雷诺汽车公司不甘于它在EDF所构造的世界中的位置，它努力建构自己的行动者-世界，进而瓦解了EDF的行动者世界，VEL也随之死亡了。技术对象的坚固性对应于行动者-世界的坚固性。再次，转译过程表明，科学技术的力量已体现在建构过程之中，因为科学技术的建构过程就是型塑社会和自然的过程，科学技术的成功建构就是社会和自然成功型塑。同时，行动者-世界囊括了众多社会的和自然的要素，这些要素构成科学的力量源，足以解释科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巨大力量。再加上前面提到的“社会的准实验室化”，科学的力量不再神秘。要言之，在科学活动的行动者-网络中已区分不出纯粹的“科学的”、“技术的”、“自然的”和“社会的”内容，因为科学活动本身已经把它们结成无缝之网，“自然”和“社会”在这张无缝之网中被共同建构。
五、结语
对知识的生产现场进行人类学考察，同时追踪创制中的科学和型塑中的社会，结果发现，知识生产把各种社会的和非社会的因素纳入其中，知识的生产过程就是型塑自然和社会的过程，知识不是对世界的表象而是型塑世界的过程和能力；科学在建构一张科学、技术、自然与社会构成的无缝之网，也在这张网中被建构。在这种考察中发展出了行动者-网络理论。科学的浪潮把人类卷入知识社会，知识社会是高风险的社会，其风险很大程度上源自对知识的生产过程及力量机制的无知和失控。科学的人类学和行动者-网络理论为考察知识的生产过程以及知识与社会的复杂关联提供了新的方法和理论平台，寻求在降低知识社会的风险方面发挥作用。我们需要做的是，对知识社会中的知识活动进行更广泛和深入的经验性研究。
注释：
[1] 库恩：《必要的张力·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p.265，p.267。
[2] B.Latour，One More Turn After the Social Turn...， in M.Biagioli (Eds.)，The Science Studies Reader， 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1999，p.276-289。
[3] B.Latour，Science in Action，Milton Keynes：Open University Press，1987，p.258，p.99，p.144。
[4] B.Latour and S·Woolger，Laboratory Life：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p.64，p.159，p.144。
[5] B.Latour，Give Me a Laboratory and I Will Raise The World，in Knorr-Cetina and Mulkay (eds.)，Science Observed：Perspectives on the Social study of Science， London and Beverly Hills：Sage Publications Ltd.， 1983，p.141-170。
[6] S.Woolgar，Critique and Criticism：Two Readings of Ethnomethodology，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vol.11，1981，p.504-14。
[7] M.Callon.，The Sociology of an Actor-Network：The Case of The Electric Vehicle，In Mechel Callon，John Law and Arie Rip(eds)，Mapping The Dynamic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London:The Macmilian Press LTD，1986，p.23。
--------------------------------------------------------------------------------
[①] 此案例参见《实验室生活》（Laboratory Life）第三章“一个事实的构造：TRF(H)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