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3-27 10:42:1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股东合同，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住所：
受让方： (乙方)
住所：
本合同由甲方与乙方就广东 有限公司的股东转让出资事宜，于 年 月 日在广州市订立。
甲乙双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经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股权转让价格与付款方式
1、甲方同意将持有广东 有限公司 %的股份共 元出资额，以 万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按此价格及金额购买上述股份。
2、乙方同意在本合同订立十五日内以现金形式一次性支付甲方所转让的股份。
第二条 保证
1、甲方保证所转让给乙方的股份是甲方在广东 有限公司的真实出资，是甲方合法拥有的股权，甲方拥有完全的处分权。甲方保证对所转让的股份，没有设置任何抵押、质押或担保，并免遭任何第三人的追索。否则，由此引起的所有责任，由甲方承担。
2、甲方转让其股份后，其在广东 有限公司原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随股份转让而转由乙方享有与承担。
3、乙方承认广东 有限公司章程，保证按章程规定履行义务和责任。
第三条 盈亏分担
本公司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同意并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后，乙方、即成为广东 有限公司的股东，按出资比例及章程规定分享公司利润与分担亏损。
第四条 费用负担
本公司规定的股份转让有关费用，包括：全部费用，由(双方)承担。
第五条 合同的变更与解除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可变更或解除合同，但双方必须就此签订书面变更或解除合同。
1、由于不可抗力或由于一方当事人虽无过失但无法防止的外因，致使本合同无法履行。
2、一方当事人丧失实际履约能力。
3、由于一方或二方违约，严重影响了守约方的经济利益，使合同履行成为不必要。
4、因情况发生变化，经过双方协商同意变更或解除合同。
第六条 争议的解决
1、与本合同有效性、履行、违约及解除等有关争议，各方应友好协商解决。
2、如果协商不成，则任何一方均可申请仲裁或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七条 合同生效的条件和日期
本合同经广东 有限公司股东会同意并由各方签字后生效。
第八条 本合同正本一式4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一份，广东 有限公司存一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签名)： 乙方(签名)：
年 月 日
注：
1. 本范本适用于有限公司的股东之间和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申请办理股东变更或股东出资比例变更备案的，应提交《股份转让协议》;
2. 股东为自然人的，由其签名;股东为法人的，由其法定人代表人签名，并在签名处盖上单位印章;签名不能用私章或签字章代替，签名应当用签字笔或墨水笔，不得与正文脱离单独另用纸签名;
3. 本合同如需公证或鉴证，应在条款中定明;
身份证号码：
贷款方：
法定代表人：
借款方为进行经营活动，向贷款方申请借款，经双方协商，为明确责任，恪守信用，特签订本合同，共同信守。
第一条、借款金额和用途
借款方向贷款方申请借款人民币(大写)【 】万元。
第二条、借款期限和利息
借款期限共【 】个月，自XX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利率按借款合同期限确定年息为【 】‰，按季收取利息。贷款逾期除限期追收外，按规定从逾期之日起加收利息【 】%，并按逾期后的利率档次重新确定借款利率。
第三条、还款期限
借款方应于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 】日内一次性向贷款方偿还本金及利息。
第四条、争议解决办法
各方同意，因本协议发生任何争议，应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予以解决;如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可向本合同签订地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第五条、其他
1、本合同自各方或者其授权代表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贷款本息全部清偿后自动失效。
2、本合同一式俩份，各方各执一份，各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借款方： 贷款方：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公司向股东借款的税务风险
1、按照《印花税暂行条例》规定，借款合同的征税范围为：银行及其他金融组织和借款人所签订的借款合同。非金融机构和借款人签订的借款合同，不属于印花税的征税范畴，不征收印花税。
2、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国税发[XX]84号)第三十六条(以下简称三十六条)规定，纳税人从关联方取得的借款金额超过其注册资本50%的，超过部分的利息支出不得在税前扣除。
关联方：一方面，《企业会计准则-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披露》将关联方关系确定为五大类，其中之一就是“主要投资者个人，关键管理人员或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同时，准则还将“主要投资者个人”的概念进一步细化为“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一个企业10%或以上表决权资本的个人投资者”。
另一方面，三十六条是一项重要的反避税措施，通过限定关联方之间的利息支出额度，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关联方之间相互融通资金来转移利润。既然三十六条规定制定的初衷在于保证企业所得税基不被侵蚀，从法理上分析，对关联方关系的定义应当包含自然人。
3、199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中第6条对民间借款利息做出了如下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
4、近日税务总局下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向自然人借款的利息支出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问题的通知》(国税函[XX]777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现就企业向自然人借款的利息支出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问题，通知如下： 一、企业向股东或其他与企业有关联关系的自然人借款的利息支出，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税法)第四十六条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关联方利息支出税前扣除标准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XX]121 号)规定的条件，计算企业所得税扣除额。 二、企业向除第一条规定以外的内部职工或其他人员借款的利息支出，其借款情况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其利息支出在不超过按照金融企业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数额的部分，根据税法第八条和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准予扣除。(一)企业与个人之间的借贷是真实、合法、有效的，并且不具有非法集资目的或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二)企业与个人之间签订了借款合同。”
这是在当前经济危机下，企业融资较难，针对民间借贷的一个扶持政策。
股东借款合同优秀范本
借款方：
身份证号码：
贷款方：
法定代表人：
借款方为进行经营活动，向贷款方申请借款，经双方协商，为明确责任，恪守信用，特签订本合同，共同信守。
第一条、借款金额和用途
借款方向贷款方申请借款人民币(大写)【 】万元。
第二条、借款期限和利息
借款期限共【 】个月，自201x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利率按借款合同期限确定年息为【 】‰，按季收取利息。贷款逾期除限期追收外，按规定从逾期之日起加收利息【 】%，并按逾期后的利率档次重新确定借款利率。
第三条、还款期限
借款方应于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 】日内一次性向贷款方偿还本金及利息。
第四条、争议解决办法
各方同意，因本协议发生任何争议，应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予以解决;如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可向本合同签订地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第五条、其他
1、本合同自各方或者其授权代表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贷款本息全部清偿后自动失效。
2、本合同一式俩份，各方各执一份，各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借款方： 贷款方：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股东借款合同优秀参考
甲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__
乙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__
甲、乙双方经充分协商，订定以下借款合同：
一、甲方因经营活动需要，向乙方借款人民币__________万元(￥____________)，乙方于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之前将该笔款项汇入甲方或者其指定帐户，由甲方向乙方出具收到借款的确认书。
二、借款期限为______ 年，从甲方出具上述确认书之日起计;利率以五年期银行贷款利率计，即为每年______%;如遇国家调整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则双方之间的借款利率亦作相应的调整;
借款期满之次日，本金随同所有的利息一次性归还给乙方;
上述本息若逾期支付，则以每日千分之一的比例计算违约金。
三、为上述条款的履行，甲方以其在____________股份有限公司(下称__________公司)的所有股份(占____________公司注册资本的 _____%)向乙方提供质押担保，并由甲方于借款收款确认书日签署之日负责落实办理将上述股份出质事项记载于___________公司的股东名册，由__________公司向乙方出具上述登记完成的确认书。
四、双方确认，如果甲方与__________________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结束，则本合同于该结束之日同时解除，此等情况下甲方应于该解除之日起的______________日内归还所有借款本息。
五、如因本合同发生争议的，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乙方户籍所在地的I仲裁机构解决。
六、本合同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对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可另行签订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相同效力。
甲方：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股东借款合同书模板
借款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贷款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借款方因生产经营活动，流动资金出现短缺，向贷款方借款，双方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经双方友好协商，特订立本合同，以便共同遵守。
第一条 借款种类：流动资金借款。
第二条 借款用途：货款流动资。
第三条 借款金额： 万元。
第四条 借款利率：借款利率为月息2%;付息时间：按季支付 .利息按借款方收到贷款方
借款到帐之日起计算。
第五条 借款和还款期限：
1. 借款时间共1年，自 月日止。
2. 若提前还款则根据实际借款天数计算利息， 每天按2% /30天计算。
第六条 还款资金公司的货款回笼资金。
第七条 保证条款
1. 借款人必须按照借款合同规定的用途使用借款，不得挪作他用，不得用借款进行违法活动。
2. 借款方必须按照合同的期限还本付息。
3. 由于经营管理不善而关闭、破产，确实无法履行合同的，在处理财产时，除了按国家规定用于发放工资、交纳税款等必要的税费外，应优先偿还贷款。
本合同非因《借款合同条例》规定允许解除合同的情况发生，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当事人一方按照《借款合同条例》要求变更或解除本借款合同时，应及时采用书面形式通知其他当事人，并达成书面协议。本合同变更或解除之后，借款人已占用的借款和应付利息，仍按本合同的规定偿付。
本合同未尽事宜，经双方当事人共同协商作出补充规定，补充规定与本合同具有共同效力。本合同一式二份，借款方及贷款方各一份。
借款方：____________________ 贷款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关键词：股东资格；公司合同；章程；交互合意
股东资格，也称为股东身份，是指发起人或投资者能否成为公司股权的所有者，是股东行使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的基础。股权只有在公司成立后才具备现实意义，因此股东资格的认定当以有限责任公司的成立和存续为前提和基础。一般而言，在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发起人或投资者会理所当然的具有股东资格。但在司法实践中，对当事人是否具备股东资格的纠纷经常发生，当事人是否享有股权也处于不确定状态，影响了公司的正常运转。
针对这种现象，司法实践采取多样的标准来确定股东的资格，这往往导致相同的纠纷往往出现不同的结果，影响了司法的权威性。既然股东作为有限责任公司的成员，股东资格是公司成立的产物，那么对股东资格的认定应该从有限责任公司的性质出发。
一、有限责任公司的合同性质
公司的契约理论认为，有限责任公司是一系列合同的链接，在有限责任公司中，公司与股东之间、股东与股东之间、公司与债权人之间、公司与供应商和消费者之间，都存在着各种形式的合同的关系，包括口头的和书面的、显性和隐性的、明示的和默示的各种合同。
公司的合同理论提出以来，逐渐在两大法系国家得到认可，而我国对公司合同理论也逐渐接受。与之相对的是对公司本质的法理分析，学界主要有三种学说即公司实在说、公司拟制说和公司否认说。
否认说彻底否认公司的法律人格，已经遭到学术界的否定和立法的摒弃，实在说和拟制说由于各具合理性而在学理和公司法实践中发挥着作用。尽管实在说和拟制说存在分歧，但都认为公司是由人和财产集合而成的“实体”。公司的设立要有制定法的依据，但制定法不是凭空拟制出法律人格来，而是经济生活当中已经存在一个个实实在在的组织体。1994年通过的公司法坚持公司“实体”的立场，对公司的设立和运作进行了严格的规定，整部公司法的规范几乎是强行性规范，而没有任意性规范和赋权性规范，体现了国家对公司的管制思维。公司的自治空间极其狭窄，而国家干预的力度过大，公司的创造性和主动性受到抑制，阻碍了公司组织的创新。
随着对公司合同性质认识逐渐加深，2005年修改后的公司法接受和融合了公司的合同理念，公司法中的任意性规范和赋权性规范大幅度增加，强制性规范减少，公司的自治空间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国家干预力度减少，公司章程的作用受到重视。
对公司合同而言，它具备民事契约的一般特征，体现了发起人或股东之间的合意，但它又有一定的特殊性。首先，公司合同是长期合同，民事合同大都是一锤子买卖。公司合同从公司设立到公司的存续期间一直存在，在长期合同中，股东才会愿意投入资金、实物和时间，而不会出现短期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其次，公司合同是复数合同，公司合同更多的表现为多数人之间的合同，而不仅是双方的合同。对多数人的合同而言，合同各方对权利义务的规定会需要更多的讨价还价、需要更多的妥协，而且一旦达成协议后，变更合同内容的难度会加大，这有利于合同的稳定性。再次，公司合同是多面性合同。多面性合同是指公司合同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在公司合同中，股东需要对公司权力配置、盈余分配、表决程序和方式、股东退出等事项做出规定，并且在公司存续过程中，需要与时俱进的对相关内容进行修改，体现了一般民事合同少有的丰富性和动态性。最后，公司合同的表现形式呈现出多样化特征。公司合同的载体既有发起人协议、公司章程等书面文件，还有公司运作中股东就特定事项进行决策的投票机制。
就投票机制而言，它承载着合同的功能。由于有限理性和不确定的存在，发起人或股东就不可能对涉及公司事务的所有方面做出详尽的规定，但是公司运作当中出现各种各样的事项，这些事项会影响到各方的权利义务，影响到风险的负担和收益的分配，如果不对这些事项做出规定，发起人或股东甚至第三人的权利义务得不到明确，公司就不能顺畅的运转，而通过投票机制，各方的权利义务将得到界定。诚如学者所言：“对于股东而言，有权投票即意味着有权对合约未予明确的事项做出决议，不管这种合约是通过公司章程予以明确，还是通过法律的一体化供给来获得。”
既然公司是一系列合同的链接，那么公司法的价值又体现在哪呢？具体而言，公司法对公司合同的价值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公司合同的模本机制和公司合同的漏洞补充机制。
就公司合同的模本机制而言，在有限责任公司的实践中，从设立到运作，存在大量的相似事项，如公司的组织机构设立、公司机关的权力分配、表决方式等，这些事项几乎是所有的发起人或股东在设立和运作公司时都需经历的，有公司法来提供这些条款可以使发起人或股东省去了协商谈判和妥协的成本，大大地提高了效率。另外由于公司规则具有类似于国防的公共物品特征，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点，在公共物品的使用中会出现搭便车的问题，即利用了公司规则却不用付出代价，这样使得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和投资银行等盈利机构即时具备制定公司规则的能力，也没有经济动因去制定，所以只能由国家以公司法的形式来提供。
就公司合同的漏洞补充机制而言，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和未来的不确定性，发起人（股东）无法事先对未来各方的权利义务做出审慎的、详尽的安排，因此公司合同是不完备的，这样在不确定事件发生时，合同各方可能会就权利义务重新协商，有时损失已经发生，合同各方还必须就责任分担进行谈判，合同各方具有“多享利益少担风险”的倾向，事后得协商谈判必定是艰难的，这样会产生大量的交易成本。公司法为此事先提供了一些规则来做合同的补充，这些规则不是任意的制定，而是假设在交易成本很低的情形下，合同各方本着利益最大化，在事前也会详细规定的规则。
二、股东资格认定的合同标准
既然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合同的链接，股东作为合同的一方，具备有限责任公司合同主体的相应地就具备股东的资格。在公司的设立、成立及日后的运作当中，合同的脉络贯穿始终。在股东们打算出资设立公司时，复数股东之间形成了交互一致的意思表示，这交互一致的意思表示便凝结在发起人协议当中。发起人协议是在公司设立过程中规范发起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在发起人协议上签名盖章的当事人，除非其在公司设立前经过其他发起人的同意退出，在公司设立后其将会自然而然的成为股东，具备股东资格。在公司设立过程中，发起人在发起人协议的基础上，制定了公司的章程，章程中记载每个股东的姓名或名称、出资份额、出资形式和出资时间，并有每个股东的签名和盖章，那些在章程上签名和盖章的当事人便具备了股东的资格。在公司成立后，公司的活动也体现的股东们的交互合意。公司法规定对公司的重大事件的决策权由股东会行使，应该看到股东会的决定一般要求是多数决，这种多数决的决策机制正体现了大多数股东之间意思的合意，对其他的少数股东而言，虽然他们的声音在多数决的机制下被淹没，但是这部分持异议股东的意见没有被反映到公司的决策中的事实并不表明公司的决策就不是全部股东的交互合意，因为事前在投资设立公司并同意公司的多数决策机制的时候，股东们在事先都已经放弃了公司的任何一项决策都要一致的合意这样苛刻的标准，这是一种为使公司顺利运转和富有效率的妥协，其实这种妥协在事前是经过每一位股东所默认的，这也是一种合意，因为不同意多数决的投资者可以“用脚投票”，放弃投资。
在公司存续期间，由于各种原因，原有股东要退出公司时，经股东各方同意，该退出股东就丧失了股东的资格，章程中删去该股东的事项以确证这一事实。当有新股东加入时，需要经过股东会的批准，批准就表明原有股东对新加入股东的认可，因此，批准这一事实即可表明新加入者具备股东资格。
对股东资格认定的标准上，学界提出了多种标准，有出资、公司章程记载、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以及出资证明书，并且将上述标准划分为形式标准和实质标准，并且认为“形式条件的功能是对外的，是为使相对人易于判断和辨识，它在与公司以外的第三人的争议中对于股东资格的认定比实质条件更有意义，其中工商部门的登记公示性最强，故优于其他形式条件；实质条件的功能主要是对内的，用于确定股东之间的权利义务，在解决股东之间的争议时其意义优于形式特征，其中，股东签署章程行为反映行为人作为公司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其又优于其他实质条件。”但在两者的外延的划分上，不同的学者的看法却也不尽相同。出资、出资证明书、股东名册记载以及工商登记作为股东资格的认定标准，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一）出资
在公司的注册资本上，新旧公司法经历了从法定资本制到折中资本制的转变，转变的背景是公司的信用经历了资本信用到资产信用的转变，人们对公司的信用，不再注重静态的注册资本，更加注重公司运行中动态的资产。即使在法定资本制下，只要股东们的出资符合公司法对最低注册资本金的要求，即使没有达到公司章程上写明的注册资本，公司还是成立的，只不过是一种瑕疵的设立。在这种情形下，没有出资的股东依然具备股东资格，但他要承担填补出资的责任和对其他已足额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在折中资本制下，由于对注册资本金缴纳的规定更宽松了，新《公司法》允许股东分期缴纳出资，《公司法》第26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公司全体股东的首次出资额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也不得低于法定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其余部分由股东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两年内缴足。假设有五个股东设立一个注册资本为三十万元的公司，实行分期缴纳，这五个股东约定由其中一个股东出资，这样即使其他四个股东没有出资，在公司成立后，依然具备股东资格，这时就更应该承认即使是尚未出资的股东，其原因就在于股东之间已经就出资达成合意，且出资符合法律的规定，那么为出资股东具备股东资格也是理所当然的。在一人公司的情形下，若股东出资达不到法定数额，就应否定其股东资格，因为一人公司投资者承担的是有限责任，法律规定相对较高的法定最低数额和一次性缴纳是为了保护交易相对人的利益，出资达不到法定数额，不利于保护交易相对人，因此公司就不能成立，那么股东资格也无从谈起。
（二）出资证明书
有限责任公司出资证明书，是有限公司成立后，由公司向股东签发的证明其出资相关权利的证书。首先，从出资证明书的内容和作用来看，出资证明书具有出资凭证的性质，对于证明股东出资具有无可怀疑的证据力。其次，出资证明书是表彰有限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的证书。出资证明书仅仅是表明了股东已经向公司出资，但是出资证明书不能作为表彰有限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的证书。股东出资不是股东资格的必要条件，也不是股东资格的充分条件，作为出资证明的出资证明书当然也不能作为股东资格的认定标准。尚未出资的股东不能获得出资证明书，但他们已经具备股东资格。实践中经常发生的是，股东出资后公司成立，但公司没有签发出资证明书，此时也不能以没有出资证明书否认股东资格。
即使股东获得出资证明书，是否就能够享有与出资证明书上相应的权利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出资额和出资形式作为公司章程的绝对必要记载事项，章程中已经明确注明了股东的出资额和出资形式，出资证明书只是对章程的重复，特别是，对某一股东而言，倘若章程上记载的出资额和出资证明书上记载的出资数额不一致时，该如何确定出资额对股东的权利义务至关重要，此时就只能根据公司章程来确定出资数额和出资形式，因为章程是股东共同讨论制定的，而出资证明书只是公司为管理上的便利而出具的。实践中，经常发生的情形是，在有限责任公司的经营过程中，股东对外转让股权，并相应修订了公司章程，但股权转让人的出资证明书并没有注销，此时出资证明书就不具备确证股东资格的作用。
（三）股东名册记载
股东名册是记载各股东自然状况和出资额、出资日期等情况的文件，是公司的重要材料之一。股东名册对于不同类型的公司的意义是不同的，对于开放性的股份有限公司特别是上市公司而言，由于其股份处于不断的流通过程中，股东处于变化之中，股东名册对于公司在分派股息红利、召开股东大会等事宜时确定股东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股东名册于股份公司而言具有一种管理上的便利功能。对于那些不在股东名册上记载但却持有公司的股份的投资者，股份公司也不能否认其股东身份，只是这些投资者在获取股息红利、出席股东大会等权利受到一定的限制。
对有限责任公司而言，股东名册却不具备管理上的作用。公司章程上已经清楚地记载了股东的姓名和签章，就不再需要股东名册画蛇添足了。对于股东名册上记载某人为股东，而该人非发起人协议的签署者，在章程中也没有记载该人的姓名和签章，不能就此认定该人为股东，而应由公司的其他股东的共同来认定，倘若其他股东认可，那么该人就为股东；其他股东不认可，该人就不能成为股东。倘若股东名册上没有记载某人为股东，但公司章程已经记载，此时就应认定其为股东。因此台湾学者杨与龄先生认为：“股东名册者，公司记载股东及其出资事项，而设置之簿册也。股东名单之备置，原为股单之发给或者股单之转让便利而设，现行公司法既规定应将股东姓名、住所或者居所与各股东出资额，载明于章程，则股东名簿之设置，已无重大意义。”
（四）工商登记
在司法实践中，经常以工商注册登记档案中记载的股东姓名和名称来确定股东的资格，此种做法值得商榷。
就商事登记而言，可以分为设权性登记和证权性登记两种形式。设权性登记是一种创设权利的行政程序，具有授予权利或资格的效力，其登记效力适用的是登记生效主义，即未经登记，该商事行为不生效，因而无从取得相应的权利或资格；而证权性登记仅具有证明权利的效果，并没有创设权利的作用，其登记适用的是登记对抗主义，即未经登记不会导致商事行为的无效或失效，只是该事项不会产生对抗第三人的效果。在我国公司法实践中，在公司设立时，《公司登管理记条例》第9条规定：公司的登记事项包括：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姓名、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公司类型、经营范围、营业期限、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或者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以及认缴和实缴的出资额、出资时间、出资方式。这就表明股东身份是工商登记的事项，但这一事实并不表明工商登记就是股东资格的获取条件。因为《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20条规定，在公司进行工商登记时必须提交公司章程，也就是说章程在登记时须归档，章程归档是工商登记和取得法人营业执照的绝对要件，既然章程中已有了股东的姓名或名称，那么登记时的股东姓名或者名称就仅具有对外公示的作用，因为公司毕竟只是一个私法主体，股东间对股东资格的确认也毕竟只是他们的内部事务，交易相对人是无法知晓的，或者交易相对人需要花费大量的交易成本来了解股东间的关系，这样即使交易是有利可图的，但可能交易所得的收益还比不上花费的搜寻成本。交易相对人为增加交易的可预测性和收益，都希望公司的股东构成是明确的和值得信任的，因此就需要运用国家公权力的公信力，在工商登记中注明股东的姓名或名称，以对社会公众起到公示的作用，从而维护交易相对人的利益，减少交易成本，维护交易秩序。
同时在公司设立后出现增资及股权转让，公司登记条例要求进行登记。实践中，对发生增资及股权转让而尚未登记的，新出资人和股权受让人是否具备股东资格，司法实践也往往倾向于否认，这也是值得商榷的。对增资及股权转让而言，都是经过股东会批准的，各方对增资及股权转让的事实已经形成了交互合意，因此增资人和股权转让都已经具备了股东资格，但是为保护交易相对人的利益和维护交易秩序，应责成公司及时进行变更，以后登记更真实的反映公司现实。
三、合同认定标准的运用
（一）冒名股东的股东资格
所谓冒名股东，是指虚构法律主体或者盗用他人名义持有股权者。按照民法理论，法律行为的有效要求主体适格和意思表示真实，缔结公司合同的参与方要具备股东资格，也必须具备适法的资格和真实有效的意思表示。对于虚构的自然人和法人，既没有合法的主体资格，更不会有真实有效的意思表示，所以不可能具备股东资格。对于盗用他人名义持有股权自然也不能拥有股东资格。对盗用者来说，既然他盗用别人的名义也就表明他也没有成为股东的意思表示倘若被盗用者进行追认，并且得到其他股东的同意，被盗用者也可成为股东，并应进行章程的修改和工商登记的变更。
（二）隐名投资人的股东资格
隐名投资人是实际出资但不以自己的名义而由他人的名义代持股份的人，他人代为持有股份，该他人是显名股东。在对隐名投资人的股东资格认定上，有“实质说”和“形式说”两种学说。
实质说认为实际出资的隐名投资人为法律股东，而形式说则坚持显名股东为法律股东并否认隐名投资人的股东资格；并且有学者认为，在处理股东和公司之间的关系是适用实质说，而在隐名投资人、显名股东与公司外的第三人之间的关系时适用形式说。
在处理隐名投资人、显名股东谁是法律股东的问题上，也应坚持合同的观点。对于隐名投资人和显名股东之间的代持股协议，倘若公司其他股东知晓和同意代持股协议的存在，认可显名股东的存在，就应以隐名投资人为法律股东，此时显名股东处于人的地位；倘若公司其他股东并不知晓代持股协议的存在，甚至时候知晓就不会同意代持股协议的，就应以显名股东为法律股东，毕竟此时其他股东同显名股东之间存在合意，此种情形下，隐名投资人和显名股东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通过代持股协议来解决。在对外关系上，应以工商登记为参照，因为如前所述，第三人也是无从知晓代持股协议存在的。实践中常常发生的问题是，当获益时，隐名投资人会积极主张权利，此时倘若隐名投资人能证明代持股协议的存在和公司知晓及认可的事实，隐名投资人就是法律股东，获得应得的利益；倘不能证明时，显名股东就是法律股东。但当承担责任时，隐名投资人往往否认自己是股东来逃避责任，此时倘若显名股东能证明代持股协议的存在和公司知晓及认可的事实，隐名投资人就是法律的股东，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倘不能证明时，显名股东就是法律股东，因为显名股东在同意以“股东”的名义出现时，就应该知道其有可能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将证明代持股协议的存在和公司知晓及认可的事实的责任配置给主张权利的一方，通过这样的举证责任分配使得收益与风险相适应，达致法律的公平正义。
（三）干股股东的股东资格
干股股东就是实际上并未出资，由于自身具备的特殊技能或者拥有特殊的资源受到其他股东或公司的青睐，由其他股东或公司赠与股权的股东。我们已经论述出资不能成为股东资格的认定标准，干股股东尽管没有出资，但是他与其他股东们已经达成了交互合意，因此干股股东具备股东资格是毋庸置疑的。但这一合意的前提是不得违背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的廉政制度，对于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而获得干股的情形，股东资格是不能够予以确认的。既然干股股东获得了股权，那么他也应当承担与其权利相应得义务，就公司发生对外的债务时，就应与其他股东承担连带责任，而不能以自己尚未出资不享有股东资格来逃避义务和责任。
（四）股东资格的继承问题
对于股东资格的继承问题，学界讨论很多，实践中股东资格继承的纠纷也很多，学者们提出了多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继承人可以不受限制的取得股东资格，一种观点认为，继承人不能直接取得股东资格，被继承人在公司中的所享有的财产利益可由继承人直接继承，但被继承人在公司中的身份是不能继承的。
由于争议较多，导致操作标准不统一。修改后的《公司法》第76条规定：“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一规定较好的解决了股东资格的继承纠纷问题。
该条款明确的表达公司合同的理念，将股东资格的认定交给了公司章程，同时在公司章程没有做出规定时，公司法承担着漏洞补充的功能，规定由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在对股东资格继承的问题上，公司章程可以做出排除继承人继承股东资格的规定，也可以规定继承人继承股东资格必须经多数的股东同意（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也可以限定由某一特定继承人继承股权，这样规定的有效性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有限公司是合同的链接，公司章程是股东间共同意志的体现。
倘若股东事前在公司章程中对股东资格做出排除或者限制的规定，表明股东们已经明确放弃让继承人直接继承股东资格的权利，是各方事先的一种妥协。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有限责任公司是任何公司，股东之间存在着特殊的信任关系，当某一股东死亡时，这种信任关系便会丧失，而很难被继承人所继承。当多数股东同意继承人成为股东或者锁定某一特定继承人为股东时，表明股东们认可该继承人成为股东时，彼此间的信任关系不被破坏，合作仍然会继续，这也再一次验证合同进路在股东资格认定上的有效性。
四、结论
尽管公司法实践中，对股东资格的认定存在多种标准，但这些标准的不统一导致司法操作上的困难和矛盾，因此检讨这些标准是必要的。合同进路具有内在的逻辑融惯性，切合有限公司的本质，在股东资格的认定上能够解决同样纠纷不同结果的问题，是一条可以尝试和操作的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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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出资瑕疵；股权转让；效力；股东资格认定
一、出资瑕疵股东转让股权的效力
所谓出资瑕疵股东转让股权的效力。即虚假出资、出资不足或者抽逃出资的股东与他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
在公司实践中，如何认定出资瑕疵股东转让股权的效力成为出资瑕疵股东转让股权引发的纠纷中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此问题存有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出资瑕疵的股权转让合同当然无效。理由是，出资人取得股权。应以公司出资为必要条件。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当根据公司是实行实缴资本制还是认缴资本制而定。实行实缴资本制的公司。股东缴足注册资本后公司才能成立。而实行认缴资本制的公司。公司成立认股人只要实际将会部分出资即成为股东，并负有按约交足出资的义务，股东未按约缴足出资，应承担出资不足的责任。但不影响其股东地位，故其转让股权的行为有效。
根据我国法律及学界通说。笔者较认同第二种观点。出资瑕疵并不当然不具备股东资格，应当区分一般瑕疵和重大瑕疵。如果是重大瑕疵，即根本没有出资，该瑕疵出资者不具备公司股东资格；如果出资没有全部到位。因其已经履行了部分出资义务，具备股东资格。但因其享有股权存在瑕疵。构成了对公司和公司其他股东的违约责任。形成了对公司法人财产权利的侵犯。该股东的权利应当受到限制。
二、出资瑕疵股东的资格认定
出资瑕疵的转让人是否具有股东资格。笔者认为，股东身份的认定，应以公司章程、股东名册或者工商登记为依据。对外公示的工商登记是社会公众认定股东身份的依据。原则上确认某人是否享有股权，主要审查是否是公司章程或股东名册上记载的股东。而不是审查是否出资。这是各国公司立法的通例。
许多国家的公司法承认虚假出资股东仍然享有股权，并可转让股权。例如《法国商事公司法》第282条规定；《德国有限公司法》第16条第(3)项规定：并且根据2010年实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九条中也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由此可见，上述规定是以承认没有实际出资的股东对所持有的股权的转让权为前提的，只是这种股权可能是一种权能上受到限制的股权，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合同是否有效，关键并不在于股东的身份，而在于出让人是否对受让人构成欺诈。出让人未告知受让人注册资本到位的真实情况，出让人对此并不明知或应知的，受让人可以欺诈为由主张合同无效或者撤销合同。受让人明知或应知注册资本未到位的真实情况仍接受转让的，意味着受让人必须承担补足注册资本的义务。股权转让合同有效。基于同样的理由。出资不实或抽逃出资的股东转让股权行的效力，按照上述原则处理。
出资瑕疵是否影响股东的权利?笔者认为，出资瑕疵的股东与足额出资的股东应当享有不同的权利、承担不同的义务。出资瑕疵必然导致股权的瑕疵。瑕疵出资股东的权利。不等于非法权利，股权虽有瑕疵，并不丧失其可转让性。以股权存在的瑕疵为由而主张股权转让合同无效，法院应不予支持。但存在的问题是，瑕疵股权由谁来承担出资的责任?笔者认为，受让人成为股东后，应承担出资责任。但是转让人在公司形成亏损时。可能利用股权转让逃避出资责任和投资风险。因此，瑕疵股权转让由受让人承担第一顺位出资责任的同时。转让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这种责任与无限公司股东转让股份的情形类似，退出无限公司的股东的并不立即解除，在法定的期限内，对其退出公司前形成的公司债务。仍需承担与其他股东相同的连带清偿责任。
三、出资瑕疵股东转让股权的处理原则
认定出资瑕疵股东转让股权的效力时，应当根据受让人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来处理。即转让人对受让人是否构成欺诈来确定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或者是否属于可撤销合同。
1.不知的处理原则。第三人知道转让人是否具有股东资格主要是通过查询股东名册、公司章程或工商登记进行确认，因此只要股东名册、公司章程或工商登记记载的股东，不论其是否实际出资、足额出资或者抽逃出资，均应承认其股东地位，只是这种股东享有权利应受限制。我国《公司法》对于出资瑕疵的股东规定了相应的出资违约责任和其他法律，而不是否认其股东资格。股权转让人存在出资瑕疵的情况下。仍然具有股东资格，有权转让自己的股权，股权转让合同并不因此而无效。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当事人因为受到欺诈或者胁迫导致其意思表示不真实的，有权请求撤销合同。股权受让人不知转让人出资存在瑕疵的情况下，股权转让合同属于可撤销合同。股权受让人可以在法定期间内决定是否行使撤销权。如果转让人与受让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时，隐瞒出资瑕疵的事实。受让人并不知道出资瑕疵的事实，并因此而受让股份，则受让人有权以欺诈为由请求撤销或变更股份转让合同；如果受让人考虑到公司经营前景较好，不愿撤销股权转让协议，法院应当确认转让合同的效力。
2.明知的处理原则。转让人与受让人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时，将出资瑕疵的事实告知受让人，或者受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出资瑕疵的事实。仍然受让转让转让的股权，则股权转让合同有效。因此，股权受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转让人出资存在瑕疵仍然受让股权，不再适用《合同法》第54条的规定，股权转让合同有效，不能撤销。受让人应当就出资瑕疵承担补足出资的责任。
朱光忠
【摘要】
本文从公司股权转让法律实务中存在的问题出发，结合国外的立法和实践，对有限公司股东向非股东转让股权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惑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探讨。文章认为：（1）股权转让人可以通过征集股东意见的方式代替股东会的召开；（2）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行使应当规定合理的期限，逾期视为放弃优先权；（3）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的限制性规定，不得低于公司法规定的最低要求，但可高于甚至多于公司法规定的条件；（4）股东变更记载与登记对股权转让合同的成立、生效均无影响，股权变动应当自转让人书面通知公司之日起转移。
【关键词】 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章程，变更登记。
【正文】
一、公司法对股东转让股权的限制。
无论何种性质的公司，股东的出资（本文对出资、股权、股份同义使用）均可转让，但因公司的性质不同，法律对股东转让股权的限制也宽严有别。本文对有限公司股东之间转让股权不作阐述，重点对股东向非股东转让股权的限制问题进行论述。
（一）、限制的法理基础
1、人合因素
有限责任公司虽然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资本的联合，但因其股东人数有上限的规定，资本又具有封闭性的特点，故股东之间具有人身信任因素，具有“人合”的色彩。 我国的有限公司具有“人合”与“资合”的双重性质。这种双重性质，不仅反映在有限公司对外关系上，也反映在它的内部关系上。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突出表现在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作出决议时的限制态度。 这种限制，其目的在于维护股东的紧密关系，避免公司因股东的变动而影响生产经营活动。
2、信用保证
由于有限公司的股东人数较少，我国《公司法》 规定是二人以上五十人以下（国有独资公司除外）。彼此之间一般比较了解，既重视公司资本的确定和充实，又能兼顾股东相互间信用关系的维持，关注股东本身的财产状况、商业信誉、经营能力等个人条件，由此势必强化股东对公司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使公司对外具有较高的信用品级。
3、经营管理需要
有限公司股东设立公司时，相互之间看中的可能不是资金，出资问题在有些股东看来并不是第一位的，特别是在高新技术公司中，双方或者多方合作可能是一种优势互补的结果，譬如，甲股东有充实的资金，乙股东拥有专利或者非专利技术，丙股东则擅长公司运作和管理。这样的合作有利于公司的经营和效益的提高，任何一方退出，都可能使公司陷于窘境，也违背当初合作组建有限公司的初衷。因此，对有限公司股东转让股权予以适当的限制是非常必要的。
（二）、限制的方式
1、过半数股东同意。
（1）、股东会的召开
《公司法》第35条第2款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出资时，必须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根据该法第38条第一款第（十）项规定，股东会“对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作出决议”。因此，股东向非股东转让股权应当召开股东会。由于股东会分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定期会议召开的时间和程序由公司章程规定。 实践中一般一年召开一至二次。由于股东要求转让股权的时间具有不确定性，因此，由股东会定期会议对股权转让进行表决难合时宜。对转让人来说，等待时间过长，往往错过股权转让的良机。可行的方法应该是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议。根据我国《公司法》第43条第二款规定，只有代表1/4以上表决权的股东，1/3 以上董事，或者监事，才可以提议召开临时会议。若转让人持有的股权少于25％并且不担任公司监事职务的，则该股东（转让人）无权单独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议。
在股权转让人无权单独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时，如何启动股东会议程序，以及股东会应在多长期限内作出决议，我国公司法均未作出规定。笔者认为，公司法应当对此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以保护持股较少股东的合法权益，保障股权的顺利流转，减少股东纠纷的发生。笔者建议对《公司法》补充规定：“股东要求转让出资的，应当向董事会（或者执行董事）书面提出，董事会应当在收到书面通知后一个月内通知召开股东会。”对此，法国《商事公司法》第45条规定，公司应在股东完成转让计划通知之日起三个月期限内作出决定，否则，视为已同意转让。
（2）、股东会的决议
股东会对股权向非股东转让进行表决，必须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在这里，股东行使表决权是按照股东人数（一人一票）还是股东的出资额（持股比例）计算，公司法并未明确。《公司法》第41条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按此规定，“全体股东过半数”似乎应指全体股东所持出资比例的过半数，即代表50％以上出资比例的股东同意转让就通过决议。笔者认为，此处“全体股东过半数”应是指股东人数超过一半同意即通过决议，实行的是一人一票制而非持股多数决。其理由是：
其一，根据有限公司“资合”与“人合”的双重性质，股东行使表决权也表现出“二元”特点：一方面，股东会会议以“资”计算股东的表决权；另一方面，股东会又在通过个别决议事项时以“人”计算表决权。 如前所述，《公司法》对股东向非股东转让股权予以限制的根本原因在于维系公司股东之间的稳定关系，在于有限公司的“人合”性质。股东会议在对“人合”性质的事项进行决议时，应当实行“一人一票”制。
其二，根据《公司法》第106条第2款规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特殊事项为为2/3）通过。该条明确规定是“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从两个条款的对比中不难判断，《公司法》第35条第2款规定的“全体股东过半数”，应是全体股东人数的过半数。
其三，尤其应当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夫妻双方协商一致将出资额部分或者全部转让给该股东的配偶，过半数股东同意、其他股东明确表示放弃优先购买权的，该股东的配偶可以成为该公司股东。”该司法解释没有直接采用《公司法》的表述方式，即“全体股东过半数”。而是表述为“过半数股东同意”，这样表述涵义确定，为准确理解和适用《公司法》相关条款提供了参考依据。
（3）、股东会决议的替代方式
股东向非股东转让股权时，假如股东会议因召集程序缺陷而无法及时召开，或者借故拖延，转让人是否可以通过其它途径得到救济？笔者认为完全可以并且必要，由于有限公司的人数较少，采取逐个征集股东意见的方式完全可行。也有学者认为，没有依法举行股东会，没有按照法定的议事规则集体讨论和研究，没有按照法定的表决规则行使股东表决权，如此形成的决议违反公司法规定的股东会决议程序，故不具备法律约束力。 对此观点，笔者认为不妥。首先，股东会行使的职权中虽然包括“对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作出决议”，但对股东会的召开方式和议事规则并未作出限制。相反，《公司法》对股东转让出资的条件、公司机构的议事规则及股东认为需要规定的其他事项均授权由公司章程作出规定。 可见，《公司法》对属于公司内部自治的事项，并未实行强制性的统一，而是授权公司的权力机构作出规定。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6条第二款明确规定：“用于证明过半数股东同意的证据，可以是股东会决议，也可以是当事人通过其他合法途径取得的股东书面声明材料。”该司法解释对转让人征集其他股东意见的方式予以肯定，虽然针对的是夫妻之间的股权转让，但都属于“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在本质上并无差别。
2、保障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
（1）、优先购买权的涵义与相关规定。
优先购买权是指物权的优先效力，即财产所有人出卖其财产时，就该项财产与财产所有人存在物权关系的人在同等条件下可优先于其他人购买。 目前我国法律规定的优先购买权情形主要有：房屋承租人在房屋所有人出卖房屋时有优先购买权；共同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 按份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 以及公司股东在转让出资时，其他股东对该出资有优先购买权。
（2）、优先购买权的行使与放弃。
我国公司法规定了其他股东享有优先购买权，但优先购买权应在什么条件下行使？多长期限内行使？若其他股东怠于行使优先购买权该如何处理？公司法却没有规定。笔者认为，为保障股权的正常流转，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鼓励交易，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应当对上述问题予以明确规定。
对于优先购买权行使的期限，我国法律已有类似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18条规定：“出租人出卖出租房屋，应提前三个月通知承租人，承租人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法国等国家公司法规定了三个月的行使期限，必要时，经法院裁定，得延长六个月。
优先权是在 “同等条件”下的优先，因此，转让人向非股东转让股权，应当将拟转让的价格、付款条件及受让人的基本情况等书面告知公司，公司应当在法定期限内通知其他股东。公司疏于通知的，由公司承担责任，公司可追究内部相关人员（董事、经理等）的责任。公司通知股东后，股东怠于答复的，逾期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若转让人告知虚假的转让价格等交易条件，其他股东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一定期限内可以行使撤销权。
二、公司章程对股东转让股权的限制。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在制定公司章程时，往往在章程中对股东转让股权的问题进行规定，这些规定有时与公司法的规定一致，有时并不一致。造成不一致的原因，一种是“无意”，即对公司法的规定不知晓，无意中作出这样的规定；一种是“有意”，即股东要求作出这样的制度安排，希望将来在转让股权时符合自己的意图。问题是：在章程中作出与公司法规定不一致的转让条件是否有效？我国公司法并未作出规定，笔者认为，应分如下三种情况区别对待。
1、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的限制性规定高于公司法规定时的效力。
我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出资时，必须经全体股东的过半数同意。如果公司章程规定股东向非股东转让股权，必须经全体股东的2/3或者3/4同意，甚至规定必须经其他股东一致同意。这样的规定是否应当有效并得到执行？利害关系人若认为章程的规定违反公司法的规定，应当无效，该观点是否成立？笔者认为，公司章程对股东转让股权的限制性规定高于公司法的规定时，应当认定为有效并得到执行。
（1）公司章程的性质决定。
关于公司章程的性质，学界尚有分歧，主要有三种学说，一是契约说。认为公司章程由股东或发起人共同协商制定，并且在公司成立后对股东或发起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故从其订立和效果来看，显然具有契约（或合同）的性质； 二是自治规则说。认为公司章程不仅对参与制定章程的股东有约束力，对持反对意见的股东及后续加入的股东和特定条件下的第三人也有约束力。 公司章程是公司的内部，它是公司内部及其成员的最高的行为准则。 三是综合说。认为公司章程关于发起人权利、义务及出资方面的规定具有契约性质，其他多数条款则具有自治规则的性质。 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公司章程关于股东转让股权限制条件的规定，应属于股东自治规则，股东自治规则若不与强行法的规定相冲突，应当有效。
（2）有限公司的性质决定。
由于有限公司的人合性特点，注重股东之间的稳定和长期合作，若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条件的规定严格于公司法的规定，则更能强化股东之间的稳定性及有限公司的人合性。虽然《公司法》第35条第二款的规定属于强制性规范，即必须经过一定比例（过半数）的股东同意，若公司章程的规定达不到这一比例要求，就违反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则属于无效条款，若达到（包括超过）公司法规定的比例要求，即满足了公司法规定的条件，应属有效。对此问题，我国《标准化法》有类似的规定，该法第六条规定：“已有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国家鼓励企业制定严于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企业标准，在企业内部适用。”
（3） 国外的相关规定。
法国《商事公司法》第47条规定：如果章程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的限制股份转让的条件，而此种条件不同于该法第45条规定的3/4的条件的，则此种条件是有效的。 美国《修正标准商事公司法》第7.27条规定，公司章程可以规定比本法所规定更高或更多的法定股票数或表决要求。
2、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的限制性规定低于公司法规定时的效力。
公司章程若规定，股东向非股东转让股权的，必须经过全体股东的1/3(甚至更低比例)同意。这样的规定是否有效?笔者认为，应当是无效条款。因为《公司法》第35条第二款规定“必须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属于强制性规范。“过半数同意”是最低要求，并非指导性标准。如果公司章程的规定低于公司法的最低要求，则此种规定应当是无效的。
3、公司法未规定时，章程对股权转让限制条款的效力。
有些公司在章程中规定，股东要求转让股权的，必须提起3个月（时间或长或短）向董事会书面提出。这样的规定，是有效还是无效？公司法没有涉及。实践中有不同意见，持无效观点者认为，股东有转让股权的自由，公司章程不得超越公司法的范围对股权转让问题作出特别限制。持有效观点者认为，公司章程可以在不与公司法规定冲突的前提下作出特别规定。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即有效论。
首先，根据我国《公司法》第22条的规定，有限公司章程应当载明“股东转让出资的条件”。转让股权的条件若仅仅指公司法规定的条件，那章程又何必写入?对于公司章程的记载事项，通说分为三类：绝对必要记载事项、相对必要记载事项和任意记载事项。 我国《公司法》未作此划分，但学者多认为《公司法》第22条第一款规定的前十项属于绝对必要记载事项。 ，因此，股东转让股权的条件作为章程绝对必要记载事项，应当作哪些规定呢？对此，一些国家对公司章程实行“不得重复”原则，如美国《示范公司法（修订本）》规定，“在公司章程中不需要开列任何在本法中已列举的公司权利”。 我国公司制度实行时间较晚，公司行为不规范，股东的公司法律意识不强，尚无“不重复”原则的限制。但毫无疑问，章程可以并且应当在不违背法律的前提下对股东转让股权的条件予以细化和补充。江平教授认为，章程是由投资人自己制定的，它不能违反公司法强制性规定，但仍可作出许多自己的规定。
其次，认定有效体现了股东的意思自治原则。公司法具有私法性质。私法自治、权利本位等原则都适用于公司法。 所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司法中仍要贯彻股东、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否则会变成僵化的公司法。
最后，股权转让作为一种交易行为，应当允许章程对交易条件作出规定。如法国《商事公司法》第47条规定，除章程有限制性规定外，股份在股东之间自由转让。
三、股东变更登记对股权转让合同的影响。
（一）、股东变更登记与股权转让合同的成立。
我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23条规定，公司变更登记事项，应当向原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未经核准变更登记，公司不得擅自改变登记事项。该条例第31条同时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变更股东的，应当自股东发生变动之日起30日内申请变更登记，并应当提交新股东的法人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的身份证明”。我国《公司法》第36条规定：“股东依法转让其出资后，由公司将受让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住所以及受让的出资额记载于股东名册。”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股东转让股权涉及两个登记变更，一个是股东工商登记的变更，另一个是公司股东名册的变更。“两个变更”对股权转让合同的成立是否有联系或者影响？笔者认为，“两个变更”与股权转让合同的成立没有联系，也没有影响。因为合同属于合意范畴，合同体现的是当事人的主观意思表示，不涉及效力评价问题。股权转让人与受让人就股权转让的主要条款达成一致，或者符合我国《合同法》第37条等所规定的情形，股权转让合同即告成立。登记等手续都是当事人合意之外的因素，不属于合同成立要件范畴。
（二）、股东变更登记与股权转让合同的生效。
我国《合同法》第44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例如，中外合资企业的股权转让合同必须经过原批准机关的批准，获得批准成为法定生效要件；国有股权转让合同必须经过政府或者主管部门的批准，未经批准的，股权转让合同不发生法律效力。《合同法》第45条规定，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对这些方面，实践中并无争议，问题在于，如未办理股东“两个变更登记”，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如何，公司法并未作出明确规定。笔者认为，未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股权转让合同仍然有效。
因为股权转让合同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结果，是一种债权行为，根据合同产生的权利是一项债权。债权为请求权、对人权、相对权。 因此，应根据合同法、债法的规则来判定其效力。对于登记来说，主要是针对权利的转移而言的。 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后，使这一问题变得更加明确，该解释第9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登记手续，但未规定登记后生效的，当事人未办理登记手续不影响合同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7号)第6条也作出了类似规定，即“当事人以商品房预售合同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办理登记备案手续为由，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不予支持。”
股东变更登记既然不是股权转让合同的生效要件，那么股权转让合同到底何时生效？笔者认为，股权转让合同成立后，并不能立即生效。因为我国公司法规定，向非股东转让股权，必须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并且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而“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是合同的生效要件之一，合同之所以能产生法律效力，就在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符合法律的规定。 并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6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夫妻双方（一方不是股东）协商一致将出资额部分或者全部转让给该股东的配偶，过半数股东同意、其他股东明确表示放弃优先购买权的，该股东的配偶可以成为该公司股东。综上，笔者认为股权转让合同应当在过半数股东通过并且其他股东均放弃优先购买权时生效。未满足此要件的，合同未生效。
（三）、股东变更登记与股权转让合同的履行
实践中，有人认为股权转让合同一旦生效，转让标的（股权）自动转移至受让人，受让人即取得股东资格。这是一种误解。因为合同的生效不等于合同的履行。股权转让合同的生效，只是确定了合同的可履行性。合同关系为达到一定法律目的之手段，其首要法律目的，乃在将债权转变为物权或与物权具有相等价值的权利。 因此，合同目的的实现，必须借助于履行行为。
股权转让合同中，受让人的主要履行义务是支付股份转让金，转让人的主要义务是将股权让渡给受让人。动产物权的转移以交付为准（特别情形除外），不动产物权的转移以登记完成为准。由于股权既不属动产，也不属不动产，自然不能套用此物权变动规则。股权（指有限公司，下同）与股票也不同。股票属于有价证券，为特别动产 。记名股票以背书方式转让，无记名股票以交付为转让，若是上市公司股票，则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自动交易系统进行清算交割。
股权应采取何种方式转移，我国法律并未作出规定。理论上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其一、工商变更登记说。认为股权自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登记之日起转移。理由有三：① 股东的股权产生于公司的登记和设立，其转让当以登记为要件；② 出资证明书和股东名册只是公司出具和控制的股权证明形式，易出现不规范的随意行为，不具有登记所具有的公示力和公信力；③ 股权的价值甚至超过不动产，为防止和减少可能的纷争，有必要规定与不动产转让类似的登记生效要件。 实践中工商部门均持这种观点，其法律依据是《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股权转让有关问题的答复》（工商企字〔2000〕第262号）中规定：“股东转让股权，出让人与受让人签订转让协议后，受让人直接支付出让人已缴付公司的出资额，不必再向公司重新入资，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变更登记后，成为公司股东。”
其二、股东名册变更说。认为股权自公司将受让人等情况记载于股东名册之日起转移。理由是：公司股东名册登记属于商事登记之设权性登记。登记的性质决定了相关权利何时诞生。股权转让合同成立之后，其仅在合同当事人之间生效，其能否取得股权取决于公司的态度，公司的认可在形式上表现为股东名册的变更。只有在公司股东名册变更之后，新老股东的交替方才在法律上真正完成。
其三、通知转移说。认为股权转让合同生效后，转让人应当书面通知公司依法办理相关的变更手续，股权自公司收到转让人书面通知之日起转移。
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即通知转移说。
1、虽然《最高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9条后段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登记手续，但未规定登记后生效的，当事人未办理登记手续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合同标的物所有权及其他物权不能转移。”但股权转让合同的标的是股权，股权不是所有权。多数学者认为，股权是独立的民事权利。 “股权是揉和财产权能和内部管理权能于一体的独立的权利形态，因此，股权就是股权，难谓界于物权与债权之间的权利。” 显然，该解释系针对物权的变动而言，股权是否适用，值得商榷。
办理股东工商变更登记，主要是出于一般行政管理的需要，与权利的转移应当无关。若以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为股权变动的生效要件，按照不动产变动的规则，工商部门应颁发相应的权利证书。实际上，工商部门并不颁发权利证书。受让人无法知道自己何时成为公司股东。并且申请办理变更登记的是公司而非合同当事人，若是设权性登记，则申请办理“过户手续”的应是股权转让当事人。从这个角度看，法律要求办理股东工商变更登记仅是为了强化对公司的监管。并无决定股权变动之意。
申请办理工商登记之文件系公司制作并提交，公司办理股东名册变更（或者修改公司章程之“股东姓名、名称及出资额” 条款）在前，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在后，实践中往往是办理了公司股东名册或者章程关于股东条款的变更，但未及时或疏于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因此，在公司股东名册与工商登记文件记载不一致时，应当以公司的股东名册或者章程为准。
2、以公司股东名册变更为股权变动之界点也不妥当。
首先，我国《公司法》第36条规定：“股东依法转让其出资后，由公司将受让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住所以及受让的出资额记载于股东名册。”据此规定，公司办理股东名册变更是在“股东依法转让出资后”。公司办理股东名册变更之时，股权已经发生转让。
其次，实践中，一些公司并未设置股东名册，习惯上通过修改公司章程的股东条款来证明股东权的存在。若以股东名册的变更作为股权变动的依据，可能引起不必要的纠纷发生。
论文摘要：根据隐名股东隐名的方式不同，可将隐名股东分为协议隐名股东和非协议隐名股东。协议隐名股东即借名股东，又分为信托人身份的借名股东和委托人身份的借名股东；非协议隐名股东包括冒名股东和假名股东。冒名股东和假名股东应作为公司股东承担相应的出资义务和责任；信托人身份的借名股东不应作为公司股东承担相应的出资义务和责任；委托人身份的借名股东在特殊情况下即借名股东行使介入权或第三人选择借名股东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时，应作为公司股东承担相应的出资义务和责任。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未对隐名股东问题做出明确规定，应由最高人民法院制定适用于全国的、统一的关于公司法的司法解释，系统地、具体地对隐名股东问题做出规定。
隐名股东是与显名股东相对称的概念，是指在公司内部和(或)外部隐瞒自己的真实姓名或名称，以他人名义或虚拟主体的名义向公司进行股权投资而实际承担出资义务的公司实际投资人。被以其名义向公司进行股权投资而实际并不承担出资义务的公司名义投资人可称为名义股东或形式股东。我国现行法律对隐名股东问题没有做出明确规定，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而现实中因隐名股东而引起的法律纠纷却日渐增多、无法可依。因此笔者认为对于隐名股东相关法律问题的研究有较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对我国公司立法和司法的完善和成熟均有裨益。
隐名股东的主要分类及法律意义根据不同的标准，可对隐名股东进行如下分类：
第一，根据隐名股东隐名的目的不同，可将隐名股东分为目的违法的隐名股东和目的不违法的隐名股东。目的违法的隐名股东是指为追求规避法律强行性规定或逃避债务、秘密洗钱等违法目的而隐名向公司投资所形成的隐名股东；目的不违法的隐名股东是指非以追求违法目的而隐名向公司投资所形成的隐名股东。
这种分类的法律意义在于，目的违法的隐名股东其隐名投资行为因目的违法而具有违法性，隐名投资行为的效力和隐名股东的股东资格可能会受到影响；而目的不违法的隐名股东其隐名投资的目的不具有违法性，隐名投资行为本身不具有违法性，隐名股东的股东资格一般不会受到影响。
第二，根据隐名股东隐名的方式不同，可将隐名股东分为协议隐名股东和非协议隐名股东。协议隐名股东是指隐名投资者与他人协商一致，以他人名义向公司投资而形成的隐名股东，笔者称之为借名股东。非协议隐名股东是指隐名投资者未与他人协商一致，而擅自以他人名义或虚拟主体的名义向公司投资而形成的隐名股东，笔者称之为冒名股东和假名股东。冒名股东是指投资者未经他人同意，擅自以他人名义或冒充他人向公司投资而形成的隐名股东。假名股东是指以虚拟的不存在的主体的名义向公司投资而形成的隐名股东。
这种分类的法律意义在于：协议隐名股东与名义股东之间存在意思表示一致的合同关系，隐名股东与名义股东之间的法律关系依合同约定。依借名股东与名义股东之间法律关系的不同，借名股东可分为信托人身份的借名股东和委托人身份的借名股东。信托人身份的借名股东与名义股东之间是一种信托隐名投资合同关系，借名股东作为信托人将其用于投资的特定财产的财产权移转于受托人(名义股东)，由受托人(名义股东)以财产权人的身份以自己的名义将特定财产向公司投资，因此受托人(名义股东)具有股东资格，享有股东权利并承担股东义务和责任；而信托人(借名股东)不具有股东资格，不享有股东权利并承担股东义务和责任。委托人身份的借名股东与名义股东之间是一种委托隐名投资合同关系，借名股东作为委托人委托受托人(名义股东)在隐瞒其真实姓名或名称的前提下，将其用于投资的特定财产以受托人(名义股东)的名义向公司投资，受托人(名义股东)在委托人(借名股东)的授权范围内，不公开借名股东的身份以自己的名义向公司投资，实为英美法中的不公开被人身份的(即隐名)，借名股东为身份不公开的被人，名义股东为人。而非协议隐名股东与名义股东之间不存在意思表示一致的合同关系，名义股东对隐名股东的行为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且非协议隐名股东中的冒名股东因擅自使用名义股东名义构成对名义股东姓名权或名称权的侵权行为，应对名义股东承担侵权的民事责任。
隐名股东的出资义务及责任
出资义务是公司股东的主要义务，即公司股东应向公司按时、足额缴纳其在发起人协议、公司章程、认股书中认缴的出资额。公司股东不履行出资义务，首先违反了发起人协议、公司章程、认股书中股东之间的约定，不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应对已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其次也违反了公司章程中股东与公司之间的约定，并且侵犯了公司法人财产权，因此既构成对公司的违约行为，又构成对公司的侵权行为，不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应对公司承担继续履行、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而且发起人股东之间还应承担相互担保出资义务履行的资本充实责任，即发起人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的，其他发起人股东应对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最后，股东不履行出资义务，造成公司实有资本显著不足、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不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应对公司债权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前所述，隐名股东作为公司的实际投资人应实际承担出资义务，未履行出资义务应实际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但隐名股东是以名义股东的名义认缴出资并履行出资义务，因此其出资义务及责任具有特殊性。
在冒名股东和假名股东的情形下，由于名义股东对冒名股东的冒名投资行为并不知情也未予认可，或名义股东为现实中不存在的主体，因此名义股东不可能作为公司股东承担相应的出资义务和责任，而冒名股东和假名股东应作为公司股东承担相应的出资义务和责任。信托人身份的借名股东的情形下，借名股东应依与名义股东之间的信托隐名投资合同的约定，按时足额将其用于投资的特定财产的财产权移转于名义股东，由名义股东以财产权人的身份以自己的名义向公司投资，因此名义股东应作为公司股东承担相应的出资义务和责任，借名股东不应作为公司股东承担相应的出资义务和责任。当然若名义股东不履行出资义务是因借名股东未按合同约定将用于投资的特定财产的财产权移转于名义股东的，名义股东向已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公司、公司债权人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后，有权依信托隐名投资合同向借名股东追偿。
委托人身份的借名股东的情形下则较为复杂，借名股东应依与名义股东之间的委托隐名投资合同的约定，按时足额将其用于投资的特定财产交付于名义股东，由名义股东以自己的名义向公司认缴出资并履行出资义务。因此按照我国合同法关于隐名的规定，名义股东不履行出资义务应分为两种情况：(1)借名股东已按时足额将其用于投资的特定财产交付于名义股东，名义股东因自身原因不履行出资义务的，应由名义股东作为公司股东向已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公司、公司债权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其他发起人股东不履行出资义务的，名义股东还应对公司承担连带责任。除非名义股东因第三人(公司其他发起人、股东及公司)的原因对借名股东不履行义务，而借名股东已行使介人权的，经有限责任公司其他发起人股东一致认可其股东资格的，此时应由借名股东作为公司股东向已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公司、公司债权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但借名股东有权依委托隐名投资合同向名义股东追偿；其他发起人股东不履行出资义务的，借名股东还应对公司承担连带责任。(2)借名股东未按时足额将其用于投资的特定财产交付于名义股东，名义股东因借名股东原因不履行出资义务的，此时名义股东应向第三人(已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及公司)披露借名股东，已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和公司可行使选择权，选择名义股东或借名股东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已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和公司仍选择名义股东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的，应由名义股东作为公司股东向已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公司、公司债权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其他发起人股东不履行出资义务的，名义股东还应对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一旦已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和公司选择借名股东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经有限责任公司其他发起人股东一致认可其股东资格的，则应由借名股东而不是名义股东作为公司股东向已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公司、公司债权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其他发起人股东不履行出资义务的，借名股东还应对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在以上两种情况下，名义股东不履行出资义务造成公司实有资本显著不足、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公司债权人既可要求名义股东、也可要求借名股东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以充分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但借名股东对名义股东不履行出资义务无过错而对公司债权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有权依委托隐名投资合同向名义股东追偿；名义股东因借名股东原因不履行出资义务而对公司债权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有权依委托隐名投资合同向借名股东追偿。
笔者关于隐名股东问题的立法建议
投资者隐名向公司进行股权投资而产生的隐名股东现象在现实中普遍存在。作为一种特殊投资方式，其优点是满足了投资者不公开其身份进行投资的特殊需求，符合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有利于吸收社会闲置资金，刺激和鼓励投资者的投资热情，缓解公司资金压力，促进我国公司的稳定和发展。但是隐名股东现象作为一种非常规投资方式的产物，其弊端也较为明显。而我国现行法律未对隐名股东问题做出明确规定，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不利于对隐名股东这种客观现象进行必要的规范和引导，既不利于发挥其刺激投资的正面作用，也不利于对其负面作用影响予以控制和消除。因此，笔者认为应对隐名股东问题在立法上予以正面、明确的规定。最好的方案是修订公司法，在公司法中对隐名股东问题做出明文规定；如近期修订公司法尚不可行，则应由最高人民法院制定适用于全国的、统一的关于公司法的司法解释，系统的、具体的对隐名股东问题做出如下规定。
1．目的违法的隐名股东的股东资格。投资者为追求规避法律效力性的强行性规定或逃避债务、秘密洗钱等违法目的而隐名向公司投资的，其隐名投资行为及隐名股东与名义股东之间的约定无效，不应认定隐名股东和名义股东的股东资格。
2．目的不违法的冒名股东、假名股东的股东资格问题。投资者非为追求违法目的而冒用他人名义或使用假名向公司投资的，被冒用名义者(名义股东)不应被认定为公司股东而享有相应的股东权利并承担相应的股东义务和责任。冒名投资者和使用假名投资者(冒名股东和假名股东)应被认定为公司股东而享有相应的股东权利并承担相应的股东义务和责任。
3．目的不违法的信托人身份的借名股东的股东资格。投资者(借名股东)非为追求违法目的而将其用于投资的特定财产的财产权移转于受托人(名义股东)，由受托人(名义股东)以财产权人的身份以自己的名义将特定财产向公司投资的，应认定借名股东与名义股东之间为信托隐名投资合同关系，名义股东应被认定为公司股东而享有相应的股东权利并承担相应的股东义务和责任；借名股东不应被认定为公司股东而享有相应的股东权利并承担相应的股东义务和责任，只能依托隐名投资合同约定享有相应的合同权利并承担相应的合同义务和责任。
论文摘要：股东优先购买权是指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对于欲行转让股份的股东对外转让股份之行为享有事先决定是否许可的权利：现实中，由于我国立法技术的粗疏和公民守法意识的淡薄，加之司法保护的不力，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往往被忽视甚至遭侵害；由于交易信息何时披露没有限定，导致有些股东的优先购买权难以实现。
一、股东优先购买权概念和创设的必要性
股东优先购买权，依照我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是指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对于欲行转让股份的股东对外转让股份之行为，享有事先决定是否许可的权利。对于经其同意转让之股份，在同等的交易条件下，享有优先于股东以外的第三人购买的权利。
我国自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大量企业先后进行了改组改制，各种类型的公司随之相继涌现。其中，绝大多数企业都是以有限责任公司的组织形式出现。在我国公司立法和司法实践一涉及股权转让限制和股东优先购买权利的主要为有限责任公司。现实，南于我国立法技术的粗疏和公民守法意识的淡薄，加之司法保护的不力，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往往被忽视甚至遭侵害。譬如，有的公司股东在意欲转让A己的出资时，只注意其他股东是否过半数同意；对于已经同意其转让m资的股东，便不再征询他们是否愿意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购买的意见。有的股东故意隐瞒其与股东以外的人进行股权转让交易的条件，背着其他股东与他人恶意串通、暗箱操作直至变更登记；导致其他股东始终无从得知何为同等条件，即便有意购买该资也难以实现优先购买权：
二、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起源与发展
追根溯源，有限公司抑或封闭公司的设立之初，一般是由数个志同道合的亲朋好友，乃至全是由一脉相承的家族成员为共同创业而自由组合。其资本成分自不待言，人和色彩也相当浓厚。遵循氽业维持的理念，公司自设立后非法定事由将会长久存续；而股东的情感却变幻莫测，谁都难保我心永恒。经历一段时期之后，利益的冲突、权力的争斗、策略的分岐乃至婚姻的不和，都有可能导致其中某个股东决定退出公司。而按照公司登记之后股东出资不能抽回的法律舰定，股东可以退公司却不能退日股金，惟一收回投资的变现办法就是转让股份：在理想的条件下，由于此类公司的股份不像上市公司的股份那样拥有公开交易的市场，留下的其他股东便是最佳的受让人选。而其他股东对于公司部分股权的旁落也存有戒心，自己买下该名股东转让的股份则可打消顾虑：闲此各国立法对与股东之间自由转让股份多无限制。如日本《有限公司法》规定：股东可将其全部或者部分出资份额，转让给其他股东。韩国《商法》也规定：(股东)之问相互转让持份(资份额)依意思表示来进行。
诚然，就各国公司立法普遍遵循的基本原则而言，股东的股权无论对谁都可以自由转让，这是公司制度的灵魂所在。但正如所有的权利一祥，股权的自由转让原则也犹如一柄双刃剑，一旦某个股东滥用往往就会给其他股东带米不利后果。不但会破坏公司内部原有的平衡与和谐，并可能危及他们投资公司时所保持的期望币¨目的。假如部分股权旁落外人之手，受让者又将参与公司管理，尤其是引入了难以合作的商业伙伴甚至是竞争对手，后果是不难预料的。正是由于预见到这些可能性，股东住往希望限制股份的可转性，以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
可是，拥有大多数股份的股东可能又会毫不犹豫地利用自己的优势，以有利于A己的方式行事：这时，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小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如何得到有效保护便成为一个难题。故此，各国通行的做法是在公司章程、章程细则、股东之间签订的协议或者股东与公司之同签订的协议中规定相应条欲，为股东或公司创设了股份优先购买权。
三、我国股东优先购买权的立法缺陷
纵观我国的公司立法，是过于简单化的权能定位显然解决不了公司运作中的实际问题。譬如，公司对自身股份能否享受权利?公司对股权转让应否承担义务?虽然我国《公司法》股权转让限制的法条包含了股东的转让同意权和优先购买权，但因其本身尚欠完备，又缺少公司章程及其细则或股东协议等形式的补充，操作起来比较困难，这给股东权利的保护带米先天缺陷。如《公司法5策七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而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此款明文规定了股东的股份转让同意权，作为保护股东优先购买权的第一道防线，遗憾的是该规定过于粗浅，不够周密，导致在执行时无所适从。
首先，这一规定意在限制欲行转让股份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日出资，但并未要求该名股东明确告知将向股东以外的谁转让出资，这对于其他股东行使转让同意权极有妨碍。
其次，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的方式和程序语焉不详。此款这一规定与该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存在冲突。前者只求满足股东人数的比例，不问股份的大小；后者则规定对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的事项，应经股东会作山决议。而股东会若要作出决议，又须依本法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这种立法冲突导致在股权转让操作巾，难免会发生理解分歧。例如实践中假如某个出资比例不足公司资本总额一半的其他股东不同意转让，而股东会议又依资本多数表决的原则作山了同意转让的决议，,股份是应当南不同意转让的股东购买，还是由股东以外的人购买?
同时，该条第三款规定，经股东同意转让的出资，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对该出资享有优先购买权。款虽然看似简单，但在实际操作，由于交易信息何时披露没有限定，导致现有些股东的优先购买权难以实现。其他股东连股东以外的受让人姓甚名谁尚且不知晓，欲行转if=的股东与他人交易的同等条件又从何得知?司法实践，在一起股权转让合同侵权纠纷案件巾，就曾有被告故意隐瞒股份转让价款却以原告不能举证证明是否处于同等条件相抗辩，结果导致法院判决无法认定被告侵权。
四、股东优先购买权的司法保护
谈到公司法案件的司法保护，我国的审判理念显得相对陈旧而保守。譬如在诉讼，假如发现公司章程出现了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法官们也许会以其与法律法规相抵触而判定其无效。这与国际公认的将公司的章程奉为“公司宪法”的观念大异其趣。就股东优先购买权被侵害所提起的诉讼而言，案件审理的核心应当是对于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的认定。笔者认为只要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真实、程序合法公正，就应当确认有效。果实体有失公平，则属于合同瑕疵，一般不宜确认无效。可以采取补救措施，对某些条款加以变更。下面笔者就司法实践常见问题发表几点浅见：
(一)关于股东主体的合法性
当事人对于股权转让合同合法性的争议焦点，首当其冲的便是受让股东的主体资格问题。一般应当注意把握以下要点：
一是尊重登记，即主要依据工商登记文件的记载确定受让人的股东资格，无论该名股东的股权取得方式属于原始取得还是继受取得
二是兼顾事实，对虽未经过登记但已实际山资并以股东身份行使股东权利的受让人，在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有关股东身价的禁止性规定的前提下，亦应认定其具有股东资格。本文由中国论文范文收集整理。
三是定格历史，坚持以股权转让合同成立为基准点来确定股东资格，不受时空变化左右。
(二)关于对国有资产流失为由要求确认合同无效的认定
国有资产流失，是最近几年股权转让纠纷中，当事人提出确认转让合同无效之诉讼请求的经典理由之一。这类案件的基本事实，就是涉案国有企业的股权转让在签约时未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并对转让股权进行评估。由于法院对于这一理由的分量不敢轻视，往往不顾股权转让合同早已实际履行的既成事实仍然判定转让合同无效，使得股东的优先购买权一朝付诸东流。
笔者认为，国资转让批准和国有资产评估的目的在于限制股权的流向、防止价格的偏低：前者对丁．公司内都的股东应当并无过多的约束，后者也只不过涉及交易是否公平。就后者而言，股权转让的对价并不要求等价在同外只要双方自愿甚至可以出现象征价格，在我国近年召商引资中也不乏将介业股权无偿划拨者。转让双方依据公司账而资产或注册资本商定股份价格。
(三)同等条件下对优先购买权的认定
依照法律规定，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应当是在与菲股东同等条件下行使。所谓同等条件，一般认为主要是指转股份的售价格、转让价款的付款方式及期限等相同：我国公司立法对于其中最重要的股权价格的确定方法未作规定：值得注意的是，欲行转让的股东与股东以外的受让人应当事先向其他股东披露转让合同或交易信息，使之得以行使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对其故意隐瞒条件订立的股权转让合同，其他股东有权要求法院依法确认无效。股东以外的受让人也负有了解其他股东是否愿意优先购买的义务，并无股权善意取得之法律依据或法律基础。:
司法实践应当注意防止合同欺诈和限制权利的滥州：譬如欲行转i的股东与股东以外的受让人故意抬高股价，迫使其他股东退出克买，之后再私下变更协议条款实际履行。对此虚拟条件迂侵权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行为，笔者认为其他股东发现后仍可以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为南要求法院判令无效。
(四)要对股东优先购买权进行多重保护
除了公司法之外，公司还受诸多法律辖制。如合同法、证券法、破产法、刑法及行政法规、司法解释、部门规章等等。所以在处理侵犯股东优先购买权案件时，应当结合适用各种法律法规，全方位地保护股东的合法权益司法实践中已经现过享有优先购买权的股东先依据《公司法》的规定，提出了保护股东优先购买权的主张，以达到使出让方意欲转让的出资“不得卖与他人”。之后再依据《合同法》的规定提出了按照要约和承诺履行合同的主张，以达到使出让方意欲转让的出资“只能卖给自己”的诉讼目的。
[关键词]瑕疵股权；转让；效力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5-076-03
在我国，法律没有对瑕疵股权的协议的效力作出明确规定。虽然，近来瑕疵股权转让协议效力的争议案件高频出现，但是，针对该问题，理论上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司法实践中的各地法院判决不一。2011年1月27日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9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司法解释对“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的有关责任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但是《公司法司法解释二》没有对瑕疵股权转让的效力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
一、瑕疵股权的概况
（一）瑕疵股权的概念
瑕疵股权是相对无瑕疵股权来说的，无瑕疵股权是投资者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股东之间的约定，合法、真实、及时履行出资或增资义务，并完成相应的登记程序之后享有的公司股东权。无瑕疵的股权必须符合《公司法》取得股权所要求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由此可知，瑕疵股权是指投资者违反《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股东协议，使其出资存在权利上和程序上的瑕疵，不符合《公司法》关于股权取得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瑕疵股权存在着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角度的瑕疵股权作为一种不规范的出资形态，既包括因出资者在出资或者增资环节存在瑕疵因素而产生的股权，又包括因权力记载、登记环节存在的股权瑕疵因素而产生的股权；狭义的角度理解，瑕疵股权仅限于前者。
（二）瑕疵股权的成因
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瑕疵出资的类型包括三种，一是虚假出资，投资者在出资过程中未依约交付货币、实物以及未转移其他出资财务的所有权；二是出资不实，股东以实物、知识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等作价出资时，其评估价值明显高于出资财产的实际价值；三是抽逃出资，股东在公司成立后将其缴纳的全部或者部分出资擅自撤回却仍保留股东身份。根据《公司法》规定的瑕疵出资的三种类型，形成瑕疵股权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种：
1.虚假出资导致的瑕疵股权。股东没有按照公司的章程、股东协议缴纳出资，实践中具体表现形式多样，例如，用虚假现金或实物而骗取验资报告，从而获得公司登记；以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制技术、土地使用权出资，但并未办理财产权转移手续或实际价值显著低于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价值。这种情况中，虽然股东并未实际出资，但公司章程和工商登记已经确认为股东，这样就形成了所谓的“空股”，也是一种瑕疵股权。
2.不适当出资导致的瑕疵股权。这种情况是指股东在出资时没有按照公司章程、股东协议规定的数量、质量、时间、程序等方面的要求而导致的未足额出资、迟延出资、瑕疵给付和出资不实等情形。
3.抽逃出资导致的瑕疵股权，擅自撤回出资行为的具体表现形式有，强行将注册资金、非货币资金的出资部分或者全部抽走；伪造虚假的交易关系将公司的注册资金划到个人账户；虚增会计利润，通过利润分配名义抽逃出资。
二、瑕疵股权转让协议效力的不同学说及评述
对于瑕疵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认定，目前理论上主要存在四种观点，绝对无效说、绝对有效说、折中说和区别对待说。
（一）瑕疵出资股权转让协议效力几种学说
1.瑕疵股权转让协议效力的绝对无效说
瑕疵出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说认为如果股东存在瑕疵出资情形，则其与他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该说的立论依据是股东资格取得实质说理论，在股权原始取得方式中，股权的取得是以对公司出资为必须条件。股权的取得与股东的出资之间具有契约的性质，即是股东只有履行了出资的义务，才能取得契约的对价权利——股权。股东未适当履行契约规定的义务，就不享有股东的资格，也就不能享有契约中的权利，也就是股权。瑕疵股权转让合同失去了标的，瑕疵股权转让合同也就当然无效。”也就是说，出资者取得股权的前提是向公司适当的履行出资义务，只有履行了适当的出资义务，出资人才取得股东地位，才依法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的法律主体。股东瑕疵履行出资义务，股权并没有产生，以不存在的股权签订的转让合同，依据合同法理论，当然无效。这种观点的实质是把适当的履行出资义务作为取得公司股权的必要条件，没有适当履行出资义务就不享有公司股权，以“不存在的股权”为标的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当然无效。这种瑕疵股权转让无效的观点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具有广泛的影响。
2.瑕疵股权转让协议效力的绝对有效说
坚持该学说观点的人认为，出资人的缴纳出资和取得股权并非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股权转让的实质是股东资格和股东身份的转移，认定股东资格和股东身份的依据是公司股东名册、公司章程或工商登记材料，即使出让人出资环节有瑕疵，也不能否认出让的股东资格和股东权利，因为出资行为是否存在瑕疵与股东资格的认定没有必然联系。即只要股东载明于公司股东名册或者公司登记机关文件中，任何第三人有正当理由认定工商登记或者股东名册上登记的股东为合法的股东并与其进行的交易的，那么发生的瑕疵股权转让协议是有效的。
3.瑕疵股权转让协议效力的折中说
该说认为，判断瑕疵股权转让协议有效与否，应依照公司遵循何种注册资本制度而定。具体而言，如果公司遵循实缴资本制，公司在全体股东足额缴纳注册资本后才能成立，足额缴纳出资的投资者才能成为股东，否则就无股东资格，故其转让股权的行为应认定为无效：如果公司遵循认缴资本制的，投资者在公司设立时只需实际缴纳所认缴出资额的一部分就可以依法成为股东，如果股东没有按约缴纳所认缴的剩余出资的，应承担出资不足的责任，但不影响其股东地位，其与受让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仍应认定为有效。
4.瑕疵股权转让协议效力的区分对待说
持有该观点的人认，瑕疵出资人已经取得股东资格，瑕疵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应依具体情况而定，不能一概而论。瑕疵股权转让协议效力应依是否存在现行《合同法》上的欺诈情况做出判断。具体而言，如果出让股东没有向受让人如实告知股权存在瑕疵的情况，从而使善意受让人陷入错误认识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那么这个合同就属于可撤销的协议，受让人可以依据《合同法》以出让股东构成欺诈为由，行使合同撤销权；如果受让人明知或应知出让股东转让的股权存在瑕疵，仍与对方缔结股权转让协议的，那么就不存在欺诈情形，因而这个协议也就不能因为出资瑕疵而被撤销。
（二）对以上几种学说的评述
以上的几种学说为解决瑕疵股权转让纠纷提供了基础，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这四种观点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偏差和欠缺。
1.绝对有效说重点在于社会经济的稳定以及交易安全的保护，对于股东资格的认定和出资并非是对应的，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完全否认出让股东意思表示瑕疵会对股东转让协议效力产生消极影响以及过于苛求商事主体缔约能力的理论，客观上对现代商法思维及上市审判理念构成误读，违背了司法正义。
2.绝对无效说强调了适当的出资义务的重要性，确定了投资者出资义务和取得股东资格的因果关系，但是该学说过于强调出资和股东资格取得的绝对对应关系，与现代商法理念有所冲突。如今判断一个人是否具有股权不仅仅依据其是否出资，只要出资者被载入公司的股东名册、公司章程或者相关工商登记材料，也可以判定其具有股权资格且享有股东的权利，而且未经法定程序不应加以限制或剥夺，只不过该投资者仍需就其出资瑕疵问题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3.折中说和区别对待说，对于瑕疵股权协议效力的认定上有更多的合理要素，例如折中说认为不同的公司资本制度会对出资瑕疵的认定产生影响，区别对待说对出让股东未如实告知瑕疵因素可能对股权转让和效力影响进行了具体分析。但是折中说仍旧将投资者足额出资作为取得股东资格和享有股东权利的必要条件，区别对待说没有对可能影响协议效力的其他因素进行必要的关注，细节方面也不够具体。
三、瑕疵股权转让协议效力的认定
我国《公司法》对于瑕疵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并没有具体的规定，且瑕疵股权转让协议实际上就是商事合同，故判断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内容对瑕疵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如何产生影响的问题上，应当适用我国的《合同法》、《民法通则》等关于合同效力的规定。
（一）可变更、可撤销的瑕疵股权转让协议情形
根据《合同法》第54条的规定，合同可撤销的情形有，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依照《合同法》关于可撤销合同的规定，瑕疵股权转让中，效力属于可撤销、可撤销的情形有：一种情形是在有偿的股权转让中，出让股东明知其拟出让的股权存在瑕疵，但故意未将该瑕疵因素告知受让人，且受让人在交易当时也不知道瑕疵因素而与出让股东缔结协议的情形，这种情形构成欺诈，达成的协议属于可变更、可撤销的瑕疵股权转让协议。第二种情形，出让股东不知道拟出让的股权存在出资瑕疵，且受让人也不知道瑕疵存在而与出让人缔约股权转让协议的情形下，若受让人能够证明构成《合同法》规定的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此股权转让协议效力也可以认定为可变更、可撤销。
（二）无效的瑕疵股权转让协议情形
依据《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合同无效的情形：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如果瑕疵股权转让协议符合《合同法》第52条的任何一种情况，应该被认定为无效。
（三）有效的瑕疵股权转让协议的特殊情形
1.出让股东明知其拟出让的股权存在出资瑕疵，故意向受让人隐瞒该瑕疵，受让人在交易时明知道该瑕疵仍然同受让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该有偿受让的股权的意思表示并非是基于错误，依据“欺诈“的四个要件，存在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隐瞒真实情况的行为；有使对方陷入错误并作出一定意思表示的故意；对方客观上因欺诈而陷于错误并作出一定的意思表示；该欺诈违反法律或诚实信用原则。故这种情形并不能构成欺诈，该瑕疵股权转让协议应被人认定为有效。
2.对于无偿的瑕疵股权转让协议是单务合同，可以参照《合同法》关于赠与合同的规定处理，具体而言，在无偿转让的情况下，虽转让的股权客观上存在出资瑕疵，但只要该股权转让协议无《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无效情形，原则上认定为有效。
四、结语
《公司法解释（三）》中虽然明确规定了对瑕疵出资股东权利的限制以及受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出资瑕疵时的责任承担问题，但是瑕疵股权转让效力认定在我国《公司法》中没有明确规定的解决。在认定瑕疵股权协议效力的问题上，一方面，我们要明确股东的出资状况并不对股东资格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判断瑕疵转让协议效力不应仅考虑股东的出资，而应综合考量影响瑕疵股权转让合同的综合因素，根据瑕疵股权转让人及受让人的意思表示，结合《合同法》、《民法通则》关于合同效力的规定来界定瑕疵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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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通过对2005年新忪司法’))第72条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制度的阐释，明确了股东同意权的重新设置避免了股东会召开难的问题，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行使程序，以及不同意转让的强制购买权与视为同意权。违反该条而签订的合同效力，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对于违反股东优先购买权的合同应当根据实践中的具体情况应区分对待。
一、股东向第三人转让股权的特殊限制规则
1．其余股东的同意权与否决权。1993年《公司法》第35条第2款规定了股东向第三人转让股权的前置程序：“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出资时，必须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不同意转让的股东应购买该转让的出资，如果不购买该转让的出资，视为同意转让”。该法第38条又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的职权之一是“对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作出决议”。股东向第三人转让股权以股东会集中决策为前提。从正面看，其余股东对股东向外转让股权享有同意权；从反面看，同意权也是否决权。在股东迫切需要出让股权时，一些股东会拒绝或怠于召集股东会，致使股东迟迟不能获得股东会是否同意股东转让的意思表示。实践操作中，出卖股权的股东为启动股东会召集程序，不得不通过耗时费力的诉讼程序才能获得救济。
股东向第三人转让股权时，不需履行股东会决议程序，只需书面征求其他股东的意见即可，绕开了股东会召开难这一问题。新《公司法》第38条删除了股东会“对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作出决议”的条款，股东会享有的集中统一决策权由此转变为股东个别同意权。新《公司法》第72条第2款建立了出让股东向其他股东个别发函征求意见的制度，以及其他股东默示同意的推定制度：“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意见，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
2．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为维系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间的人合性，即投资人有选择投资对象、确定目标公司股东成员的权力。1993年《公司法》第35条第2款规定了老股东的优先购买权：“经股东同意转让的出资，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对该出资有优先购买权”。该规定的疏漏之处在于：如果股东甲向第三人转让股权时，其他股东竞相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都反对股东甲向第三人转让股权，股东甲究竟应将其股权转让给谁。新《公司法》第72条第3款明确优先购买权的行使办法：“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时，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
二、股东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
(一)何谓“同等条件”
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在同等条件下”有效。倘若交易条件不同，老股东不得主张此权。如何认定“同等条件”在实务中是十分复杂而细化的工作，既包括同等价格条件，也包括价格因素外的其他对价。“同等条件”在现实具体操作中会表现出多种显性或隐形的差异，以上指标不论在现实商谈还是法院或仲裁机构的裁判中都应予以重点对比和参照的透明指标。
(二)“同等条件”的强制性与意思自治的协调
反对股东可否将第三人的报价置于一旁，另行与出让股东确定价格，亦即在确定了“同等条件”后，还是否尊重双方的意思自治。倘若出让股东与老股东达成协议，根据契约自由精神，出让股东可与反对股东另行协商更高或更低的价格，自不必受股东优先购买权的限制；倘若无法达成协议，出让股东有权要求反对股东以第三人提供的对价购买股权。
(三)优先购买权适用情形的狭义论
有学者认为，股东优先购买权适用于股权赠与的场合。理由：从文义解释看，新《公司法》第72条第2款规定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中的“转让”二字，没有明文排除无偿转让，应当解释为包括有偿和无偿转让。反对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既有助于维持股东间的人合性，也未必伤害受赠人利益，赠与股东获得反对股东的等额对价后，可将对价转手赠与受赠人。
无论有限责任公司还是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都是指股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权利主体的变更，不论该种转让行为的原因行为之所在。广义的股权转让则包括买卖、赠与、继承、夫妻离婚分割共同财产、法院强制执行以及互易等特殊情形。新《公司法》第72条旨在规制股东的任意向第三人转让的买卖行为，应采狭义解释仅指买卖转让行为，排除赠与、继承、夫妻离婚分割共同财产、法院强制执行以及互易等特殊情形。
三、侵害老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
(一)两种观点的争鸣
一种意见认为：股权自由转让原则是现代公司制度的核心，现代公司的生命力就在于公司资本的自由流动。各国公司法都无一例外地明确宣示股东享有转让股权的权利和自由，只在例外的情况下对股权转让作出限制。侵犯股东优先购买权并不必然导致股权转让合同无效。另一种意见认为，从保护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权利，尤其是从保护中小股东权利的角度出发，应认定股权转让合同无效。结合合同法具体理由概括分析如下：
首先，《合同法》第52条第(5)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法律规范分为任意性法规和强行性法规两种，强行性规范又分为强制性规定和禁止性规定。《公司法》第72条“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对外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按照学者的通说，法条中的“应当”，意即“必须”，是一种强制性规定。从判断效力规范的两个标准来看，符合第二个标准。其次，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将未经其他股东同意的股权转让合同认定为可撤销合同或效力待定的合同缺乏法律依据。最后，无论公司还是股东个人、以及受让人，基于无效股权转让合同所遭受的损失，可以通过损害赔偿损失的办法弥补将此类合同认定为无效合同的不足。
上述观点，第一种固守股权转让的绝对自由，未充分考虑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公司在股权转让问题上的不同要求，也未论述到效力的最终结论上；第二种偏执于股东权利的保护，忽略了公司资本利益，将其他股东的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简单等同、不周延的反证法、将损害赔偿救济与定性直接混同，难免有偏颇之处。
(二)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法律效力的实证性分析
首先，通观公司制度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有限责任公司实为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的特殊形式，这一特殊性就体现在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规定上。从股东优先购买权的立法目的来看，是为适应有限责任公司特殊的需要，就其性质来看，实际上是一国法律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对外转让股权的限制，是股权自由转让原则的例外。应当对优先购买权人的合法权益给予保护，这种规定不属于强执性法律规范的范畴。当优先购买权的行使与《公司法》的强行性规定发生冲突时，应认定股东对外转让股权的行为无效。
关键词：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法律
一、法律视野下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本质和后果
（一）有限权利的转移——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之本
顾名思义，股权就是股东的权利，是股东凭借其地位而单独享有的一系列权利的总和。股东身份的存在与否与其是否持有公司的股权是相辅相成、不可分离的。因此一旦全部股权被转让，股东身份即可失去，而非股东在受让任何额度的股权后都会依法获得股东身份。而股东身份的存现消失也转移也同样意味着享有相关权利的转移。可以说，股权转让的本质就是股东与股东之间或股东与非股东之间就其对公司所享有权利的一种移转。
（二）利益、治理格局的变革——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之果
股权转让在法律上往往会发生两种基本后果。发生在股东与股东之间的、且以不转让全部股权为前提的股权转让，公司股东的出资额度将会形成重大的变动；发生在股东与非股东之间或者是股东转让其全部股权的情况下的股权转让，公司的股东结构构成将形成重大变动。而我国有限公司的运行规则往往是以资本多数决定为基本原则，这种股权转移必然会将明显的改变公司内部的力量的对比，进而还会该表公司的运行方向、法人治理结构以至于利益诉求也会发生相应变革，甚至公司经营的稳定性也会受到影响。因此，不仅针对转让双方会产生很明显的法律后果，股权转让还会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到公司自身的管理和利益。
二、间接联系——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合同效力分析
公司股东一般来说作为股权出让人与股权受让人就股权的转让事件达成意思一致，从而宣告股权转让合同成立并具有法律效力，已经成为学术界毋庸置疑的共识。而针对股权转让合同如何生效以及生效识别标准则莫衷一是。很多法学专家针对股权转让合同生效评价标准归纳为三种，即公司登记标准、协议标准和工商登记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明确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第四十四条第二款明确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可以锁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合同的法律效力自成立之日起就具有，随着股权的转移，股权受让人向股权出让人支付相应约定的价格。而同时，只要公司的股东作为股权出让人与股权受让人就股权的转让达成意思一致行为，股权转让合同即表现为成立且立刻生效，双方或一方就必须变更公司登记以及工商变更登记。当然股权转让合同成立且生效，并不与受让人丧失股东资格、丧失股权发生直接的效力联系，而标志着受让人当即获得股东资格、取得股权。
三、人合性保护——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法律限制
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法律限制主要基于两个原则，一个是，作为一种财产，股权只有在流通中才能实现价值和利益的最大化，而对股权转让的限制必然会对财产的自由流通和资源的优化配置造成不利影响，从而对财产价值的最大化的实现形成明显的消极影响。”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对股权转让任何形式的限制其实都是相对的，而股权具有可转让性则是绝对的原则。有限公司的根本特征是资合性与人合性。有限公司的这一特征决定了公司的构成必然是资金的结合要建立在人合的基础上这一法人格局，而人合也同样是有限公司设立的基础与前提。股东间的人合需要长期合作，股东问的相互信任是股东成立、加入、经营公司的重要期待。选择目标一致、兴趣相投、相互信任、彼此了解的合作伙伴，是公司人合性的重要保证和现实表现形式。而股权的转让势必会带来公司内部法人结构和全体成员结构的变化，因此出于保护公司人合性的目的，就应该通过设立相关必要性条件对股权转让进行适当的限制。以立法者的角度来看，制定一种制度来推动和促进股权的转让，可以增加投资者投资行为的信心和积极性，从而最大限度的发挥公司管理机制和法律规范的积极效能。
四、亟待完善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信用法律体系
诚信是股权转让的重要合同性尺度，是有限责任的社会、法律要求，是有限公司运营的基础前提。因此关于股权转让的立法就不可回避关于信用法律体系的完善。因此，首先要确保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诚信保证体系的完善。作为企业的股东，股权交易的转让人由于对企业经营状况了如指掌，而处于信息不对称处境下的受让人反而对企业内部情况知之甚少，因此股权的受让往往表明受让人成为了企业的股东，同时要通过其购买的股权对企业承担各种债务责任。而从外部受让人的立场来看，股权的受让背后往往捆绑着变幻莫测的市场情况和巨大的法律风险，因此，法律应规定在股权转让过程中的诚信保证。其次是进一步完善股东的信赖利益在股权转让过程中的保护机制。基于这个出发点，就要要求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之时，需要经过半数以上的其他股东的同意或视为同意转让方可执行，而且转让条件一旦低于转让通知中约定的条件则被视为无效。而在实际执行中，如果转让条件低于通知中所约定的条件的，其他股东有权依法予以撤销其成立。另外，对股权转让完成的期限做出规定，对股东提出转让股权，在受让人满足了其提出的条件，而股东又拒绝转让的，法律要规定一定的惩罚，以督促股东诚信，维护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之间的相互信赖，保障其他股东的利益。而对于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该股东可以选择终止本次股权转让或向其他任何股东转让其股权，也可以指定由不同意转让的股东与拟购买该股权的股东以外的人竞争购买该转让的股权，各方提出的转让条件不得低于通知中列明的条件，该股东必须将股权转让给提出条件较高者。总之，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常受到法律限制，而一种有利于股权转让的制度，可以使投资行为更具积极性，进而使公司运行更加合理，因此要以正常的态度对待，而不要过度放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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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股东优先购买权是指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对于欲行转让股份的股东对外转让股份之行为享有事先决定是否许可的权利：现实中，由于我国立法技术的粗疏和公民守法意识的淡薄，加之司法保护的不力，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往往被忽视甚至遭侵害；由于交易信息何时披露没有限定，导致有些股东的优先购买权难以实现。
论文关键词：股东优先购买权立法缺陷司法保护股东
一、股东优先购买权概念和创设的必要性
股东优先购买权，依照我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是指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对于欲行转让股份的股东对外转让股份之行为，享有事先决定是否许可的权利。对于经其同意转让之股份，在同等的交易条件下，享有优先于股东以外的第三人购买的权利。
我国自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大量企业先后进行了改组改制，各种类型的公司随之相继涌现。其中，绝大多数企业都是以有限责任公司的组织形式出现。在我国公司立法和司法实践一涉及股权转让限制和股东优先购买权利的主要为有限责任公司。现实，南于我国立法技术的粗疏和公民守法意识的淡薄，加之司法保护的不力，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往往被忽视甚至遭侵害。譬如，有的公司股东在意欲转让A己的出资时，只注意其他股东是否过半数同意；对于已经同意其转让m资的股东，便不再征询他们是否愿意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购买的意见。有的股东故意隐瞒其与股东以外的人进行股权转让交易的条件，背着其他股东与他人恶意串通、暗箱操作直至变更登记；导致其他股东始终无从得知何为同等条件，即便有意购买该资也难以实现优先购买权：
二、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起源与发展
追根溯源，有限公司抑或封闭公司的设立之初，通常是由数个志同道合的亲朋好友，乃至全是由一脉相承的家族成员为共同创业而自由组合。其资本成分自不待言，人和色彩也相当浓厚。遵循氽业维持的理念，公司自设立后非法定事由将会长久存续；而股东的感情却变幻莫测，谁都难保我心永恒。经历一段时期之后，利益的冲突、权力的争斗、策略的分岐乃至婚姻的不和，都有可能导致其中某个股东决定退出公司。而按照公司登记之后股东出资不能抽回的法律舰定，股东可以退公司却不能退日股金，惟一收回投资的变现办法就是转让股份：在理想的条件下，由于此类公司的股份不像上市公司的股份那样拥有公开交易的市场，留下的其他股东便是最佳的受让人选。而其他股东对于公司部分股权的旁落也存有戒心，自己买下该名股东转让的股份则可打消顾虑：闲此各国立法对与股东之间自由转让股份多无限制。如日本《有限公司法》规定：股东可将其全部或者部分出资份额，转让给其他股东。韩国《商法》也规定：(股东)之问相互转让持份(资份额)依意思表示来进行。
诚然，就各国公司立法普遍遵循的基本原则而言，股东的股权无论对谁都可以自由转让，这是公司制度的灵魂所在。但正如所有的权利一祥，股权的自由转让原则也犹如一柄双刃剑，一旦某个股东滥用往往就会给其他股东带米不利后果。不但会破坏公司内部原有的平衡与和谐，并可能危及他们投资公司时所保持的期望币¨目的。假如部分股权旁落外人之手，受让者又将参与公司管理，尤其是引入了难以合作的商业伙伴甚至是竞争对手，后果是不难预料的。正是由于预见到这些可能性，股东住往希望限制股份的可转性，以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
可是，拥有大多数股份的股东可能又会毫不犹豫地利用自己的优势，以有利于A己的方式行事：这时，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小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如何得到有效保护便成为一个难题。故此，各国通行的做法是在公司章程、章程细则、股东之间签订的协议或者股东与公司之同签订的协议中规定相应条欲，为股东或公司创设了股份优先购买权。
三、我国股东优先购买权的立法缺陷
纵观我国的公司立法，是过于简单化的权能定位显然解决不了公司运作中的实际问题。譬如，公司对自身股份能否享受权利?公司对股权转让应否承担义务?虽然我国《公司法》股权转让限制的法条包含了股东的转让同意权和优先购买权，但因其本身尚欠完备，又缺少公司章程及其细则或股东协议等形式的补充，操作起来比较困难，这给股东权利的保护带米先天缺陷。如《公司法5策七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而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此款明文规定了股东的股份转让同意权，作为保护股东优先购买权的第一道防线，遗憾的是该规定过于粗浅，不够周密，导致在执行时无所适从。
首先，这一规定意在限制欲行转让股份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日出资，但并未要求该名股东明确告知将向股东以外的谁转让出资，这对于其他股东行使转让同意权极有妨碍。
其次，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的方式和程序语焉不详。此款这一规定与该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存在冲突。前者只求满足股东人数的比例，不问股份的大小；后者则规定对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的事项，应经股东会作山决议。而股东会若要作出决议，又须依本法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这种立法冲突导致在股权转让操作巾，难免会发生理解分歧。例如实践中如果某个出资比例不足公司资本总额一半的其他股东不同意转让，而股东会议又依资本多数表决的原则作山了同意转让的决议，,股份是应当南不同意转让的股东购买，还是由股东以外的人购买?
同时，该条第三款规定，经股东同意转让的出资，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对该出资享有优先购买权。款虽然看似简单，但在实际操作，由于交易信息何时披露没有限定，导致现有些股东的优先购买权难以实现。其他股东连股东以外的受让人姓甚名谁尚且不知晓，欲行转if=的股东与他人交易的同等条件又从何得知?司法实践fJ1，在一起股权转让合同侵权纠纷案件巾，就曾有被告故意隐瞒股份转让价款却以原告不能举证证明是否处于同等条件相抗辩，结果导致法院判决无法认定被告侵权。
四、股东优先购买权的司法保护
谈到公司法案件的司法保护，我国的审判理念显得相对陈旧而保守。譬如在诉讼，如果发现公司章程出现了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法官们也许会以其与法律法规相抵触而判定其无效。这与国际公认的将公司的章程奉为“公司宪法”的观念大异其趣。就股东优先购买权被侵害所提起的诉讼而言，案件审理的核心应当是对于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的认定。笔者认为只要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真实、程序合法公正，就应当确认有效。果实体有失公平，则属于合同瑕疵，一般不宜确认无效。可以采取补救措施，对某些条款加以变更。下面笔者就司法实践常见问题发表几点浅见：
(一)关于股东主体的合法性
当事人对于股权转让合同合法性的争议焦点，首当其冲的便是受让股东的主体资格问题。一般应当注意把握以下要点：
一是尊重登记，即主要根据工商登记文件的记载确定受让人的股东资格，无论该名股东的股权取得方式属于原始取得还是继受取得。
二是兼顾事实，对虽未经过登记但已实际山资并以股东身份行使股东权利的受让人，在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有关股东身价的禁止性规定的前提下，亦应认定其具有股东资格。
三是定格历史，坚持以股权转让合同成立为基准点来确定股东资格，不受时空变化左右。
(二)关于对国有资产流失为由要求确认合同无效的认定
国有资产流失，是最近几年股权转让纠纷中，当事人提出确认转让合同无效之诉讼请求的经典理由之一。这类案件的基本事实，就是涉案国有企业的股权转让在签约时未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并对转让股权进行评估。由于法院对于这一理由的分量不敢轻视，往往不顾股权转让合同早已实际履行的既成事实仍然判定转让合同无效，使得股东的优先购买权一朝付诸东流。
笔者认为，国资转让批准和国有资产评估的目的在于限制股权的流向、防止价格的偏低：前者对丁．公司内都的股东应当并无过多的约束，后者也只不过涉及交易是否公平。就后者而言，股权转让的对价并不要求等价在同外只要双方自愿甚至可以出现象征价格，在我国近年召商引资中也不乏将介业股权无偿划拨者。转让双方依据公司账而资产或注册资本商定股份价格。
(三)同等条件下对优先购买权的认定
依照法律规定，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应当是在与菲股东同等条件下行使。所谓同等条件，一般认为主要是指转股份的售价格、转让价款的付款方式及期限等相同：我国公司立法对于其中最重要的股权价格的确定方法未作规定：值得注意的是，欲行转让的股东与股东以外的受让人应当事先向其他股东披露转让合同或交易信息，使之得以行使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对其故意隐瞒条件订立的股权转让合同，其他股东有权要求法院依法确认无效。股东以外的受让人也负有了解其他股东是否愿意优先购买的义务，并无股权善意取得之法律依据或法律基础。
司法实践应当注意防止合同欺诈和限制权利的滥州：譬如欲行转i的股东与股东以外的受让人故意抬高股价，迫使其他股东退出克买，之后再私下变更协议条款实际履行。对此虚拟条件迂侵权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行为，笔者认为其他股东发现后仍可以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为南要求法院判令无效。
(四)要对股东优先购买权进行多重保护
除了公司法之外，公司还受诸多法律辖制。如合同法、证券法、破产法、刑法及行政法规、司法解释、部门规章等等。所以在处理侵犯股东优先购买权案件时，应当结合适用各种法律法规，全方位地保护股东的合法权益司法实践中已经现过享有优先购买权的股东先依据《公司法》的规定，提出了保护股东优先购买权的主张，以达到使出让方意欲转让的出资“不得卖与他人”。之后再依据《合同法》的规定提出了按照要约和承诺履行合同的主张，以达到使出让方意欲转让的出资“只能卖给自己”的诉讼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