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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金融论文

时间:2022-10-17 07:00:5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财政金融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财政金融论文

第1篇

农业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持续增加农业投入是农业稳定发展的前提条件。由于农户、农业企业和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等经济主体的自身积累能力较差、底子薄弱,我国农业资金投入长期以来主要依赖财政和信贷等外源型资金“供血”。在资源稀缺条件下,明确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的支农重点,并在此基础上构建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战略的农村金融体系,更好的发挥财政、金融支农合力,对于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近期,我们以东营市广饶县为样本,对基层财政金融支农合作情况进行了调查。

一、当前财政部门和金融部门支农合作的主要形式

(一)金融机构直接承担部分财政支农职能。计划经济时期,我国财政、金融职能相互交织,财政支配金融,金融充当“第二财政”,扮演着财政的出纳角色。近年来,随着财政、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基本构建起了以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农村合作金融为主体的农村金融体系,部分商业银行承担的财政性职能相应移交给了政策性银行,政策性银行演变成沟通财政与金融支农合作的主要桥梁。以广饶县为例,该县1994年设立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除保留小额农户贷款、扶贫开发贷款等政策性业务,原承担的粮棉油贷款购销等政策性贷款业务均划转至农发行。支农再贷款?

(二)财政部门透过对相关“三农”经济主体的贷款贴息。为促进“三农”经济发展,增强农业龙头企业的幅射带动能力,财政部门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小额扶贫贷款等提供了部分利息补贴,以减轻农业企业财务负担,促进了金融部门对农业贷款投放的刺激性。据调查,2000年以来,东营市财政每年安排20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贷款贴息。2003年,广饶县委、县政府制定出台了《关于扶持农业龙头企业发展的意见》,县财政每年拿出300万元专项资金,通过贷款贴息、补助、奖励等方式,用于支持重点龙头企业。

(三)财政部门出台鼓励金融支农有关优惠政策。为吸引金融机构增加对农业的投入,财政部门对农村信用社直接给予财政资助,出台了减免三年营业税、所得税减半征收、承诺分红补贴等优惠政策。据调查,东营市政府为促进县区农村信用社增资扩股工作的顺利开展,对利津、垦利两县农村信用社的股东承诺,如信用社2年内达不到分红比例,市财政将予股东补贴;并在政府权限范围内,尽量减免农村信用社在抵债资产接收和处置过程中形成的各种税费。全市涉农资金和业务全部交由农村信用社办理,所有农口部门在农村信用社开设基本账户,各级预算外资金按一定比例存放农村信用社,乡镇的国库、劳动保险、医疗保险和各种行政收费由农村信用社,县、乡公务员和教师的工资由农村信用社,县级财政集中支付中心设在农村信用社。研究制定了做好农村信用社不良资产清收盘活工作的具体意见。对过去行政干预的贷款和协调农村信用社购买的企业债券、各级各部门在农村信用社的行政性贷款,由县、乡政府负责限期收回;对公职人员的贷款,采取纪律和行政的手段收回;采取以优质资产置换、整体“打包”等多种方式,帮助清收不良贷款。

(四)人民银行助推,政府部门主导,积极优化县域金融生态环境。2005年初,周小川行长多次在重要场合论述金融生态环境问题,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和关注。面对金融改革发展的新形势,各级人民银行积极向地方政府汇报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重大意义,取得了政府的大力支持。据调查,2005年,广饶县委、县政府把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列入了重要议事日程,成立了由分管县任组长的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建设领导小组,把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纳入县委、县政府的考核,加大了督查力度。开展了“金融生态示范县”创建活动,出台了《创建“金融生态示范县”建设的实施意见》,研究设计了“建设金融生态示范县”的具体指标体系,制定了《“金融生态示范县”评价标准》,形成推动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规范化机制。截至

2005年底,全县已命名“文明信用乡镇”21个,“文明信用村”684个,“文明信用企业”61个,“文明信用户”9.9户,“文明信用工商户”2333个,2006年力争全市60%以上的村镇、农户达到文明信用标准。

二、当前合作方式中的不足

2003年以来,广饶县向“三农”累计投入财政资金69亿元,投入信贷资金85亿元。财政投入和信贷投入的不断扩大,有力的促进了该县农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增强了农民收入。目前广饶县已形成以凯银集团、驰中集团、华誉集团为首的一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收入保持快速增长,收入结构发生明显变化。据统计,2005年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4820元,同比增长14.7%。2001年-2005年,广饶县农民收入年均增长10.1%。收入结构中,纯粹来自农林牧渔的增幅仅为5.93%,非农产业纯收入增幅高达92.45%。

(一)财政金融支持重点“不到位”与“越位”并存。近年来,为发展农村经济,地方财政不断扩大了支农资金投入,市本级财政支农支出以20%的速度递增。据调查,近四年来,我市投向“三农”的资金达50.7亿元,2003年市级财政用于扶持“三农”的资金3.8亿元,2004年达到了4.6亿元,分别占这两个年度市级财政支出的28.4%和29.6%。但是,地方财政支出在制度安排上一直向城市倾斜的格局没有改变,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应由财政供给经费的公共产品,财政投入的力度不足。主要表现在对农村的基础设施、供水设施及环境治理等社会公益性的投入相对较少。调查中,我们设计的“当前财政和金融对当地经济的支持哪个更大一些”中,有7/8回答金融支持力度更大。

(二)支农项目管理部门庞杂,投资越位和缺位现象并存。由于各部门职责定位不清,没能有效地建立起责、权、利相匹配的财政支农激励和约束机制。既有争项目、争资金形成的投资越位现象,也存在互相推诿导致的投资额缺位现象。因此,项目和资金多头管理,留下不少弊端:一方面,由于支农项目涉及的部门众多,部分项目交叉,有些地方出现同一类型支农项目存在多个部门重复立项、实施的情况。

(三)财权与事权分离的财政体制改革,使得乡镇、村委成为财务空壳,不能成为有效承贷载体。城乡财税体制改革形成财权和事权不对称,造成越是基层政府财权越小、事权越大。但另一方面,资金链条长,管理困难。目前财政支农资金管理采取的是分级配套、层层下达、项目单位具体实施的做法,有些专项资金从上级财政下拨到实际使用,经过多个环节。资金在途时间长,影响了资金的及时到位,又增加了资金管理成本。一个项目,分级配套,每个级次都要考察论证,都要进行检查验收,需要大量的管理费用。县级财政配套能力弱。停收乡村公益事业金,使农民人均每年减少税赋100多元。2004年降低农业税率2个百分点,农民人均减负58元,今年全部取消农业税及附加,由此所减少的乡镇及村级收入全部由市财政转移支付。

(四)财政补贴在流通领域消耗太多,轻生产领域。农发行贷款目前还仅局限在粮棉流通领域,虽然对解决农民“卖粮难”、“卖棉难”问题,稳定粮棉价格,保护农民利益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国家的补贴基本在流通领域消耗,因此农民直接受益有限。

(五)政策性与商业性关系模糊。政策性与商业性并存是当前信用社经营中的基本格局,也是改革的基本矛盾。信用社肩负金融支持“三农”的职责,这具有强烈的政策性。另一方面,信用社又是“自主经营、自担风险”的商业企业。并且,随着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的进展,商业性业务的比重日益上升。由于当前信用社存在强烈的政策性,以至于它还不可能摆脱行政桎梏而真正成为产权清晰、政企分开、自负盈亏、自担风险的金融企业。

(六)财政支农支出结构不合理,供给范围“越位”与“缺位”并存。财政支农管理的领域和事务不能随农村城市化的加快而及时调整,造成很多部门和单位仍在占用财政支农资金,而应由财政资金供给的领域和事务却得不到应有的资金保障。主要表现在:第一,随着广饶县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三产”的比重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县级农业服务机构仍然过多,职能没有进行较大调整,是财政资金供给范围过宽的主要原因。如:农口设有畜牧、农业、水产、农机等几个服务中心,各中心仍然是全套配置,各中心资源分散,不能整合,存在浪费现象。如:

2002年财政安排几个中心事业发展经费各100万元,从财政检查的情况看,各中心事业发展的效果不明显。

三、政策建议

一方面,贫困地区公共财政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健全的农村金融体系无法建立;另一方面,将农村金融机构作为支农的工具,进一步扭曲了农村的金融体制。分析表明,只有让公共财政发挥应有的作用,才能进一步改革农村金融体系,形成商业可持续的农村金融体制。(谢平,公共财政、金融支农与农村金融改革)

第一,健全农村公共财政体系。一是通过农村公共财政直接投资以改善农村的投资环境、提高农村的技术水平和对一些经济行为给予补助。二是逐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改变目前我国长期存在的只有城市干部职工才能享受社会保障的状况。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仅包括居民生活补助和救助、基础的生产生活设施和文化教育支出,还包括对农户个体生产及合作组织的补助。

第二,把财政和金融资源结合起来,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提高融资效率。财政和金融两者相互补充、支持、促进,形成合力,就可以产生明显的放大作用,极大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目前通过财政直拨或其他渠道下拨的支农资金千头万绪,开行要通过市场建设和融资推动的方法加以整合,改变长期以来支农资金使用分散、效率低下的局面,确保资金安全运行。资金一旦整合,就能发挥集合效应,提高支农效果,产生“一个平台、一个信用、一个账户”多种功能的贷款模式。即通过融资平台账户管理、整合各级政府的支农资金、发放贷款、回收本息,形成统一高效的信用支持和管理模式。目前大部分县域,特别是贫困县机动财力很少,自身活力相当脆弱,开行要加强与有关部门的配合,尽快打开工作局面。

第2篇

一、引言

城镇化是新时期“四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报告中多次提及城镇化,并将城镇化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核心内容,作为破解经济结构性矛盾、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这主要是由于城镇化不仅本身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具有显著的联动性,而且城镇化带来的结构调整和内需释放对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城市的地理面积也在不断扩张。但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存在诸多矛盾和不足,一个突出表现是人口城镇化速度明显滞后于空间城镇化速度,即伴随着城镇建成区大规模扩展,大量农村土地被占用,城镇空间外延迅速扩张,而城镇人口增长速度却没有随之同步提高。许多学者指出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而是一种扭曲的城镇化。实际上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扭曲现象是由中国的宏观现实造成的,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转型经济体而言,空间城镇化凌驾于人口城镇化的现象,本质上与财政金融政策偏向空间城镇化而轻视人口城镇化有关。本文从测度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的效率入手,分析其中不足和问题根源,并提出优化财政金融政策推进城镇化健康有序发展的政策建议。

二、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的效率分析

在中国的城镇化推进过程中,财政金融政策是重要的支持政策。本文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采用中国的省际面板数据,测度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的效率,分析其中不足和问题根源。

(一)测度方法

采用基于数据包络分析(DEA)的Malmquist指数法对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的效率进行测度。DEA方法由Charnes等(1978)提出[1],该方法利用数学规划和统计数据确定最优的生产前沿,并通过比较决策单元(DMU,DecisionMakingU-nits)偏离生产前沿的程度来评价它们的相对有效性。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可作为效率指数(Caves等,1982)[2],用来表示从t期到t+1期的整体生产效率变动情况。若Malmquist指数大于1,则说明生产效率呈现上升的趋势,若Malmquist指数小于1,则说明生产效率呈现下降的趋势,Malmquist指数等于1,则说明生产效率没有变化。作为非参数方法,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法测度效率具有以下几个优点:(1)不需要假设具体的生产函数形式,避免由于错误的模型假设而导致实证结论出现偏差;(2)可以用来评价多投入和多产出的综合效率问题,避免了指标的单一性;(3)不需要对投入和产出的指标变量进行单位变换处理,决策单元的最优效率指标与投入指标值及产出指标值的量纲选取无关;(4)无须任何权重假设,而以决策单元输入输出的实际数据求得最优权重,具有较强的客观性。DEA方法有多种形式,但总的来说,根据对规模报酬是否可变的假设,可以分为CCR模型和BCC模型两大类:前者假设规模报酬不变,而后者假设规模报酬可变。另外,DEA分为投入导向模型和产出导向模型。投入导向模型要求在不增加产出的情况下,使得投入最小化;而产出导向模型则是计算在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如何使产出最大化。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情况下,二者计算出来的技术效率值是相同的,而在规模报酬可变的情况下,二者计算出的效率值一般不相同。考虑到本文研究的是财政金融政策在推进城镇化方面的效率,其目标是在财政金融政策资金总量一定的情况下,尽可能协调资金分配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来推进城镇化,因此本文使用产出导向型的DEA模型。同时考虑到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十分苛刻,本文使用产出导向的BCC模型作为基本的DEA模型。基于BCC模型的Malmquist指数法,不仅能够对同一时期的效率进行分析,而且能够分析不同时期之间,决策单元的效率变化情况。

(二)投入、产出变量和数据

首先来考察投入变量———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按照通常的做法,财政政策用政府一般预算支出占GDP的比重来度量;对于金融政策的度量,我们借鉴Arestis等(2001)的做法,采用金融机构贷款总额占GDP的比重来测度。我们再来看产出变量———城镇化水平。城镇化是人口向城市集中和城市空间扩展的复合过程。城镇人口的数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一个地区的人口城镇化程度,城市建成区面积可以衡量该地区的空间城镇化程度,因此采用城镇人口与城市建成区面积之比即城市人口密度来综合反映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也可反映出该地区城镇化发展的健康程度。根据该指标含义,当一个地区的城市人口密度下降时,说明该地区的人口城镇化滞后于空间城镇化,这并不是健康有序的城镇化。图2直观地描绘了2004—2012年城市人口密度的变化趋势。自2004年以来,城市人口密度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趋势,这反映了城市化进程中存在人口城镇化滞后于空间城镇化的现象,暴露出城镇化进程存在的现实问题。本文的实证研究采用中国的省际面板数据,横截面共包括中国大陆的31个省、直辖市或自治区(以下简称省)。21世纪后,中国出现了明显的城镇化提速迹象,基于数据的可比性和可得性原则,笔者最终选择了2004—2011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各变量的定义和描述性统计具体如表1所示。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图2报告了利用DEAP程序,得到的2005-2011年中国31个省份的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效率指数。测算结果表明,从整体发展趋势来看,大部分年份的财政金融政策支持效率小于1,说明支持效率呈下滑态势,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财政金融政策并没有很好地支持城镇化建设,这极有可能与财政金融政策偏向于空间城镇化而忽视人口城镇化有关。而且,从演化趋势来看,这种财政金融政策支持效率下降的迹象在近期比样本初期表现得更为明显。表2给出了2005—2011年中国各省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的Malmquist指数测算数据。从Malmquist指数来看,没有任何省份在7年内效率连续上升(Malmquist指数大于1),大部分年份各省的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效率都出现了下降。特别在2009年最为严重,在该年只有3个省份(天津、上海和山东)的Malmquist指数大于1,其他28个省份的Malmquist指数都小于1,说明这一年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效率下降最为明显。实证结果表明,大多数省份在利用财政金融政策推进城镇化效率方面没有提升,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这与目前地方政府“唯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紧密相关,在中国地方官员“锦标赛模式”的晋升体制下,地方官员往往以GDP指标代替居民的偏好,上级领导也乐意用GDP这个简单可测的指标来评判下级官员的晋升资格。因此,GDP增长成了地方官员的首要目标,也是政府财政金融政策的导向,从而导致财政金融政策偏向GDP,忽视民生和社会福利。特别是中国当前的土地财政收入已占到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相当高的比重,使中国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产生很强的依赖性。土地财政收入的形成直接带动了空间城镇化,而受现行地方官员考核机制制约的土地财政支出结构又造成地方政府积极推动空间城镇化,消极应对人口城镇化。在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空间城镇化速度快于人口城镇化,产生了城镇化过程中的诸多矛。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城镇化在中国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将会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其中蕴含的巨大内需空间和发展潜力对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但就现实来看,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存在着人口城镇化明显滞后于空间城镇化的问题,这与当前的财政金融政策密切相关。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本研究测算了2005—2011年中国31个省份的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效率指数,结果发现,从整体发展趋势来看,大部分年份的财政金融政策效率呈下滑态势,财政金融政策并没有很好地支持城镇化建设,这突出地表现为财政金融政策偏向于空间城镇化而忽视人口城镇化。原因主要是受现行地方官员考核机制制约,地方政府在“政治锦标赛”中,倾向于积极推动空间城镇化,消极应对人口城镇化。基于本文研究,为进一步推进城镇化,促进城镇化健康有序地发展,需要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彻底转变地方官员以GDP增长为核心的锦标赛晋升模式。只有建立正确的考核导向和考核指标体系,才能客观正确地引导地方政府行为。因此,要切实推进城镇化进程,避免出现人口城镇化落后于空间城镇化的现象,必须调整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把人口城镇化和空间城镇化赋予同等的权重,才能协调处理人口城镇化和空间城镇化的发展,妥善处理城镇化过程中的诸多问题。第二,建立健全税收体系。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权利,调节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税收比重,严格划分中央税、地方税和共享税的税种结构,并依此优化不同层级的财政收入结构,增强地方政府财政的可持续能力。尤其是要稳定基层政府的税收来源,转变以往以土地财政为主的地方税收困境,通过征收物业税、资源税等办法,并逐步尝试房产税等新型税种来稳固税源。第三,建立合理的金融资源供给模式。通过招标、特许经营、建设-经营-转让等方式构建公共部门与民企合作模式,建立并完善公共投资带动民间投资的新机制。改变长期偏向城镇和城市居民的金融政策导向,努力推进资金向农村居民倾斜,通过金融扶持推进农村居民进入城市创业和就业,推进人口城镇化与空间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作者:张明张桐源黄庆华单位: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第3篇

邱兆祥,1941年6月出生于湖北省利川市,1965年毕业于中南财经大学(原为湖北大学)财政信贷专业,曾先后在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现改名中央财经大学)、北京语言学院(现改名为北京语言大学)、中国金融学院等多所高校执教,现担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担任《管理世界》学术指导和《金融与保险》、《证券导刊》、《经济日报·财富专刊》、《现代商业银行》等刊物的学术顾问,现担任《经济研究参考》(国家财政部主办)、《财政金融文摘》(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主办)、《现代商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主办)等刊物的学术顾问。此外,还兼任西南财经大学、暨南大学等多所高校博士生导师。曾担任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委员会(简称“经团联”)学术部主任、北京开达经济学家咨询中心常务副理事长,现担任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金融发展研究所所长、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中心经济学家咨询团成员等。

二、研究领域

多年来,邱兆祥教授活跃于我国经济金融学界,对我国经济金融体制改革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发表了不少很有价值的独到见解,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除在国内重要报刊发表四百多篇学术论文外,还在十多家出版社出版著作二十余本,内容涉及到马克思的货币金融理论问题、学科分类与经济金融学科建设问题、金融中心建设理论问题、我国改革和发展中的民营银行和国有银行改革等前沿性热点问题,以及反对学术腐败问题,并且是这些有关领域内发表论著最多的经济理论工作者之一。

三、主要论著

1、《马克思的货币、信用和银行理论》,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

2、《人民币区域化问题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

3、《经济科学的数学化趋势浅议》,《经济研究》,1986年第7期。

4、《试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体化的趋势》,《研究》,1987年第2期。

5、《关于经济科学学科分类问题的探讨》,《研究》,1989年第3期。

6、《试论马克思货币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金融科学》,1990年第1期和第3期。

7、《从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奖看中国经济理论研究》,《经济学动态》,2003年第12期。

8、《论创新是经济学者的基本价值观——兼论“独创”是成就大师级经济学家的必备条件》,《经济学动态》,2005年第6期。

9、《论现代经济科学的发展趋势》,载《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

10、《对我国国有银行实行股份制改革的思考》,载《著名经济学家读中国经济改革》,工商出版社,2001年。

11、《耕耘与探索——邱兆祥经济金融理论文选》,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年。

12、《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经济金融学科建设问题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12年。

13、《在学术高地上攀登——金融理论问题探索集》,中国金融出版社,2012年。

14、《对在我国发展民营银行问题的若干思考》,《经济参考报》,2003年9月17日。

15、《论经济学家的人文精神》,《中国经济时报》,2007年9月17—18日。

16、《关于国内大城市争当金融中心的若干思考》,《金融时报》,2008年9月1日。

17、《经济学博士生的创新能力从何而来》,《光明日报》,2009年8月12日。

18、《论学术创新与人才培养》,《人民日报》,2011年10月27日。

19、《非宁静无以致远——对我国金融理论研究现状的思考》,《光明日报》,2012年5月4日。

第4篇

内容提要     (2)

一、国外资产证券化的发展与我国资产证券化的可行性分析     (3)

(一)、国外资产证券化的发展

(二)、我国资产证券化的可行性分析

二、信贷资产证券化的模式与途径     (4)

三、我国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现状及所面临的风险     (6)         

(一)、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的现状

(二)、资产证券化所面临的风险

四、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操作过程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8)

(一)、资产证券化一般来说应该注意的若干问题

(二)、我国银行证券化基础资产的选择

(三)、信贷资产证券化的信用增级

(四)、信贷资产证券化的销售对象

五、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在我国的实践意义     (10)

参考文献     (11)

一、国外资产证券化的发展与我国资产证券化的可行性分析

资产证券化是指将某一单位(通常是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流动性较差但具有相对稳定的可预期现金收入流量的资产,通过一定的资产结构安排,对资产中风险与收益要素进行分离与重组,进而转换为在金融市场上可以出售和流通的证券,据以融资的过程,该单位为此资产证券的发起人。具体来说,资产证券化就是发起人把其持有的各种流动性较差的资产,分类整理为一批批资产组合出售给特设载体(SPV),再由特设载体把买下的金融资产作为担保发行资产支持证券(ABS),收回购买资金。它与传统的商业票据和企业债券相对应,又称为“二极证券化”。

第5篇

教学方法落后传统的教学方法主要有讲授法、谈话法、讨论法、实习作业法、练习法、实验法、参观法等。目前《财政与金融》课程的教学方法以课堂讲授为主,缺少其它先进的、现代的教学方法的应用。讲授法是教师通过口头语言向学生传授知识、培养能力、进行思想教育的方法,是以“教师、教材、教室”或是“考证”为中心的方法,也就是“老师教,学生学”。这种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不利于学生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学生一直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对教师的讲课形成了一种依赖,即“思维惰性”,学习主动性差,也让教师的教学变得枯燥无味,逐渐形成了填鸭式的教学考核方式单一目前,大多数高职高专学校《财政与金融》课程的考核方式还是传统的闭卷笔试方法,很少采用其它考试手段,试卷的题型也是常见的填空题、选择题、判断题、名词解释、简答题、论述题等。考试的内容基本上是教科书上现成的或是任课教师讲过的,并且只注重对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考查,对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查几乎不涉及。试卷多是由任课教师本人出题并且阅卷、评分,因此试题的量、覆盖面、难易程度、评分标准等存在着很大的主观性、随意性。这种单一的闭卷笔试考核方法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一些平时努力学习的学生考试成绩一般,而另一些平时不努力学习的学生靠考前突击反而能考出高分,所以难以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以及教师的教学效果,还容易造成学生“死读书,读死书”,教师“教什么,考什么”和“考什么,教什么”的现象。

在高等教育中,有部分教师该上课就去上课,上完课就走人,和学生几乎没有建立一点关系,学生对教师没任何印象,自然对该教师所上的课不感兴趣。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身边的事例来讲授相关理论知识。教师在课堂讲解相关理论知识时,要和现实的经济形势密切联系起来并且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引导学生认识财政、金融现象,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比如,在讲解我国的社会保障时,可以列举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财政补贴等和学生相关的政策、案例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除了课堂教学外,教师也应指导学生在课下关注热点财经新闻,如税率、利率的变动、通货膨胀的发生等,培养学生阅读、关注财经新闻的习惯[1]。选好教材和教学内容多数情况下,教师上课所用的教材是根据本人的需要来选择的,较少考虑学生适用什么样的教材。在目前的教学中,教材仍是教学的基础,所以要讲好《财政与金融》课程首先还是要选好教材。目前《财政与金融》教材版本众多,内容侧重点也各不相同,而能紧跟经济形势变化的新编教材则不多见,往往是版本过旧。众所周知,财政与金融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两种基本手段,所以教师所讲内容应与国家经济形势紧密相连,如果所选教材内容陈旧,跟不上形势,学生也会兴趣全无。另外,《财政与金融》的教学内容一般侧重于理论知识,内容多,范围广,如果教师上课照本宣科,既满足不了学生的学习需求,又使得学生失去了学习的热情。《财政于金融》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教师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要体现出它的实用性、应用性,将学生所学的理论知识与现实的经济现象、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联系起来,以便让学生能够循序渐进地了解和掌握财政金融的基本理论与实践[2]。改进教学方法改进教师的教学方法首先要更新教师的教育观念。

教师对教育的认知、教师的教学能力、学生的学习能力等都会影响到教师的教学,教师教育观念的更新是改变教学现状的基础。其次是改变传统的“一块黑板,几支粉笔”的“以教师为中心”的填鸭式教学,灵活采用多种教学方式和教学手段。教师可以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精心制作电子课件,更直观、生动、形象地展示教学内容,以增强教学效果,从而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在课堂讲解中要加强案例教学,把现实财政与金融热点问题引入课堂,并结合课本知识进行深入浅出地分析,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发他们学习的兴趣,也便于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记忆[3]。也可以运用启发式教学不断激发学生的思维,把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另外要不断强化实践教学,以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当然,作为教师本人,也要不断加强自身修养和业务水平的学习,提高理论和实践技能,丰富教学内容,以便更好地为学生上好课。改革考核方法《财政与金融》课程的教学目标是通过财政与金融的基础理论知识的系统学习,培养提高学生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因此,从理论联系实际出发,该课程在考核方法上不能仅局限于传统的闭卷笔试方法,应采用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4]。一是采用闭卷笔试,可以加大平时的考核力度。考查学生的学习效果不能一味地通过期末考试的一张试卷来定论,应加大学生平时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比重,一般应不低于30%。平时考核可以通过考勤、课堂提问、论文、期中测试等形式进行,这样既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也可以减轻学生考试的压力,避免一到考试就死记硬背的现象。二是采用开卷考核。要加强对学生实际应用能力的考核,在考试内容上减少客观题的分数比例,增加主观题的分数比例,主要考查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三是多种考核方式并用,如闭卷、开卷相结合,对客观题如概念性的基本知识可采用闭卷形式,对主观论述可采用小论文或口试、答辩等形式。

第6篇

1.1995年12月至1997年5月任福清市审计局财政金融审计股长,担任大中型审计项目主审8次,主要有:

(1)负责编制1995年度、1996年度预算执行审计总方案,起草审计结果报告,审计可增加财政收入3031万元。福清市委宋书记作了重要批示,市人大常委会高度评价,市政府做出审计工作专题会议纪要,各部门认真落实审计意见。

(2)1995年度财政有偿使用资金审计报告被福州市审计局专报福州市委,福清市委宋书记对福州市委办公厅《福州信息专报》作出批示,督促各部门落实整改,市政府下发了《加强财政周转金回收工作的意见》文件。

(3)1995年度乡镇财政决算审计调查报告在福州市审计局和审计学会会议上交流,获“优秀论文”二等奖。市委、市政府发出了《关于加强奖金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文件。

(4)1996年预算外资金管理审计调查报告被市委、市政府采纳,出台了《福清市本级预算外资金管理暂行规定》等三份文件。

(5)1995年农行、中行、人民保险公司资产负债损益审计,查出违纪金额356万元,受到福州市审计局表扬。

2.除担任主审大中型审计项目外,还组织实施并参加乡镇财政决算和镇长、书记任期经济责任等大中型审计项目17次,查出违纪金额1068万元,处理上缴市财政470万元。

3.1997年5月至年12月任福清市审计局副局长,分管福清审计师事务所,1997—1999年组织承办委托业务3534项,实现业务收782万元,跃进全省20大审计事务所行列。分管固定资产投资审计科、行政事业审计科和经贸社保审计科,主持并组织实施行业审计或专项审计调查28次,审计发现管理中存在问题153个,提出审计建议107条,均得到市委、市政府有关部门采用和被审计单位采纳,对全市经济和财政工作起到指导作用,取得显著成效。其中:

(1)组织实施全国性行业审计或审计调查11次,主要有:

1999年度养老保险基金审计成果发表在《中国审计信息与方法》和《福建审计》,获福州市审计学会优秀论文二等奖;市政府下发了《调整机关事业养老统筹金比例的通知》。

年度、年度企业养老保险基金审计,市政府十三届第40次市长办公会议研究审计意见,作出提取代管业务费的决定。

年农网改造项目审计在福州市农网审计工作会议上作经验介绍,市供电公司书面反馈整改审计意见13条。

1998—1999年度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财务收支、年度普教经费、年三峡库区移民安置资金、年度世行贷款—沿海资源可持续开发项目和公安系统财务收支、年度世行贷款—结核病项目审计和调查所提出切实可行建设性建议和意见,促进了单位规范财政财务管理,为宏观决策提供了服务,得到福州市审计局、福清市有关部门采用和被审计单位采纳。

(2)组织实施省级行业审计或审计调查9次,主要有:

1997年清展花园工程竣工决算、1998年度排污费收支、1999年度机关社保基金、农村社保基金、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收支、1999—年农业综合开发资金、年度环保资金、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审计和调查所提出切实可行建设性建议和意见,得到福州市审计局、福清市有关部门采用和被审计单位采纳,为加强内部控制、堵塞漏洞、提高经济效益起到重要作用。

(3)组织实施地市级行业审计或审计调查9次,主要有:

1997年度环保行业审计、1998年建设项目资金来源及开工前审计,被福州市审计局基建投资审计处评为优秀奖。

1997年海城公路工程竣工决算、1999年融侨管委会道路工程竣工决算、1999年度水利建设基金、年度市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和土地出让金、年度农村教育附加费、年度机关社保基金审计和调查所提出切实可行建设性建议和意见,得到福州审计局、福清市有关部门采用和被审计单位采纳。

4.承担重大专案审计11次,主要有:

1996年海口镇财政所会计贪污案,1999年市绿化队会计撕毁“小金库”凭证案,年市城镇开发公司私设“小金库”案,年市林业公安分局滥发“红贴”,私设“小金库”案,年市进修学校公款私存,私设“小金库”案,市华侨中学乱收费,私设“小金库”案,年市外贸公司私设“小金库”案,年市体委违规担保案,年渔溪粮站国有资产流失案,年市进修学校违规支付工程款造成市园林绿化队干部贪污案。上述案件审计定性准确,结论正确,移送纪检司法机关后,成为案件审理的重要依据,被立案审查8起,追究刑事责任1人,党政纪处分4人。

5.审计方法创新与经验总结主要有:

(1)年,制定和实施建设项目审计“首问负责制”、“限时办结制”等社会服务承诺制度实施细则20条。该项审计创新办法和经验总结材料被《中国审计报》采用。

(2)1997—年,组织投资审计科实施建设项目工程竣工决算审计155个,审核造价11.22亿元,核减造价1.01亿元,核减率为9.01%。该项采取深入施工现场审计和强化交叉审核等新方法和经验材料在年全省投资审计工作会议上作经验交流,市政府年发出了《关于对我市国家建设项目审计的实施意见》,年省政府《今日要讯》和年省电视台《昂首阔步一路歌》专题片中也有报道。

(3)年6月,为适应福清市行政事业单位会计核算由分散改为集中统一核算的需要,组织行政事业审计科采取改变审计方向和改进审计操作方法等新办法。该项审计经验材料在年全省行政事业审计工作会议上作经验交流。

第7篇

    【论文摘要】 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估计偏高,因此影响了对金融稳定性的衡量。本文讨论了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应如何从金融监管的角度应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偏低的问题。 

    近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中国的财政金融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加入WTO后,中国面临着金融风险相互传递所带来的风险。这对于中国构建稳健的金融体系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金融稳健统计在衡量金融稳定性中的地位:

    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风暴在全球经济体系中造成了巨大的危害性。随着金融业趋向全球化,全球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和依赖加强,金融风险在国家之间相互转移、扩散的趋势也在增强。此时,在国际化的背景下,金融稳健统计成为了新时期维护国家经济稳定、提高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必然要求。

    在货币与金融统计中,对金融稳定性的审慎分析包括金融监管统计和金融稳健统计。其中,金融监管统计是从微观层面上,对单个金融机构的风险进行监管和统计,衡量的是个体风险;而金融稳健统计则是从宏观层面上,对各个金融机构的集体行为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和统计,衡量的是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即系统风险。

    金融稳健统计,是一个国家检测宏观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工作。其核算基础是《国民经济核算》《国际会计准则》和《巴塞尔协议》,在对金融机构业务经营、信用状况的监控方面,金融稳健统计遵循审慎性原则,坚持《巴塞尔协议》中的CAMELS标准,它包括五项考核指标,即:资本充足状况,资产质量,收益与利润状况,流动性和对市场的敏感程度。金融稳健统计涉及的统计对象包括存款机构部门、非银行金融机构、企业部门、住户部门、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其中,对一国金融稳定影响最大的当属存款机构部门。

    银行资本是银行抵御风险的基础,因此,巴塞尔协议始终坚持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监管思路。90年代中期来,由于国际银行业的经营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尽管《巴塞尔协议》中关于资本充足率的规定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银行信贷风险,但国际银行业存在的信贷风险远未消除。

    本次国际金融危机表明,即便在银行资本充足和资本质量得到保证的前提下,流动性出现问题也容易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因此,在2010年12月16日,巴塞尔委员会了第三版巴塞尔协议(Basel III)的最终文本,并要求各成员经济体两年内完成相应监管法规的制定和修订工作。虽然目前来看,我国难以在短期内达到巴塞尔协议新标准,但是从长远看,我国金融业分步骤地实行。

    根据第三版巴塞尔协议,《指导意见》统筹考虑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要求,设定了三个层次的资产充足率监管标准:一是三个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即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分别不低于5%、6%和8%。二是引入逆周期超额资本要求,三是系统重要性银行的附加资本要求,暂定为1%。

    二、金融国际化对我国金融监管的启示:

    在我国,由于商业银行损失准备计提严重不足,因此导致估计的资本充足率严重偏高。此外,对资本充足率偏低的银行,没有明确的监管措施,并在许多方面放宽了标准。这些问题是导致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明显偏低的重要原因。伴随着金融国际化发展趋势,各国都在不断地对金融监管进行调整,适合国情的、有效的监管框架是促进金融体系稳健发展,维护公众的信心的关键。我国现有的金融监管在开放发展中应一些做必要的调整,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的对策有:

    1、监管理念、内容、方法和手段等方面的创新:

    监管活动应从事后被动处置向事前预警防范转变;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规范监管行为;从注重金融机构外部监管向注重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及加强行业自律转变,实现社会联动监管;树立全面风险管理理念,转变控制金融风险的思路,从目前以防范风险为主的监管向支持金融创新与防范风险并重的监管转变。

    2、加强监管机构间的协调配合:

    加强综合监管力度,不断提高整体监管的水平和效率,从整体上降低监管成本。提高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应相互协调、相互支持,对有些业务和有些领域应当实施联合监管和综合监管,要充分发挥银、证、保之间有效的政策协调的信息共享机制的作用,从整体上降低监管成本,提高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

    3、完善金融法律体系,为监管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对同一发展阶段的不同经济体而言,立法之后会使其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并付出高昂成本。如不尽快完善我国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填补金融监管的法律空白,外资金融机构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卓越的优秀人才,有可能发现法律漏洞乘虚而入,从而引发恶性行业竞争,影响金融秩序。

    4、在分业监管的基础上,为最终的同一监管创造条件:

    建立有效的金融金融监管体系是一国金融健康运行的必要前提。但是一国选择何种金融监管体系模式或金融监管体系变迁的路径则取决于其经济、金融运行的内外部环境。在西方各国监管的发展的发展中,英国、美国的金融监管最具有特色。尤其是监管机构和监管内容的变化最能反映出金融监管制度的适应性与灵活性。

    加入WTO后,一方面,我国金融业将越来越多地开始按照国际惯例进行风险管理;另一方面,我国金融业将会面临外资金融机构全方位的竞争和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各金融机构就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和对策,不仅需要注意各金融机构盈利能力的提高,更需要注意其安全能力的保障,因此,新时期下金融机构业务,需要我国的金融监管和风险管理能力的与时俱进,更需要我国的货币金融统计工作加强金融稳健统计的基础,为提高金融体系稳定性、防范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加强金融体系对抗风险的能力做好充分的准备。

    参考文献:

    [1] 王佳佳.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完善[J].理论界, 2009, (01)

第8篇

一、国际金融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课程定位和教学目标不明确

在高职阶段,财政金融类、国际贸易类、国际商务类等专业中基本都开设有国际金融课程,以往的教学大多保持通才教育,以课程为基础不加以区分。但是专业不同,人才培养的要求差别很大,同一门课程在不同专业中的教学目标也应体现区别,要考虑专业的特色,考虑与专业业务知识的衔接,考虑学生专业操作技能的特点。财政金融类专业培养的目标主要是金融从业人员,因此对学习的要求更高,达到的理论深度应更深,而国际贸易类和国际商务类专业培养的人才将来并不是专门从事金融行业,而是在对外贸易过程中应用金融工具和开展金融交易,因此教学的重点应放在如何利用国际金融知识和技能服务于国际贸易。

(二)课程内容广泛且抽象,学生学习存在一定困难

国际金融主要研究国际间货币关系和金融活动的规律及其实现形式。作为一门学科,国际金融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国际收支、汇率、外汇业务、外汇风险管理、国际金融市场、国际货币体系等。其中既有经济学理论,又有管理学实践,既有宏观分析,又有微观操作。这些问题具有相当的深度,要求学生在学习之前具备比较扎实的经济学、国际贸易、会计等相关基础,而高职学生基础普遍比较薄弱,因此学习理解起来有一定的难度。

(三)课程内容与现实发展和实际业务存在一定脱节

目前市面上针对高职阶段的国际金融教材虽然也进行了诸如项目化设计、工学结合等许多改革,但是在内容选取上基本还是沿用传统的国际金融学科体系,其中有很多??题比较宏观且抽象,与外贸业务和学生生活联系并不密切。比如国际储备管理、远期汇率的计算、复杂的国际金融衍生产品、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金融组织等,这些内容虽然是国际金融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对于高职国际贸易专业学生来说并不实用,理解起来比较困难,反而会加深他们对该课程的抵触心理。此外,国际经济环境和金融市场不断变化,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国家政策不断推陈出新,比如跨境人民币结算、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改革等,这些都是传统课程内容中没有但是与学生将来工作密切联系的,这就要求教师具有很敏锐的信息搜集和分析能力,并不断更新和添加新的教学内容。

(四)课程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有待创新

高职教育的特点决定了仅仅采用传统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无法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因此国际金融课程同样需要引入“任务驱动、项目导向”的教学模式。但是由于课时有限,学生基础比较薄弱、自主学习能力不强,学生在完成任务时仍需要教师的大量讲授,学生在课堂上练习的时间有限,课后练习比较难以监控,学生实操的立体化程度不够。因此如何设计合理可行的项目任务,创新教学方法,是课程改革的关键,也对授课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国际金融课程改革思路

(一)结合实际,明确课程定位和教学目标

既然对于国际贸易专业的学生,国际金融课程是帮助其完善知识结构与提升专业技能,辅助其将来从事国际贸易工作,我们就将国际金融课程的教学目标设定为:通过学习该课程,学生可以掌握从事与国际贸易密切联系的金融活动的相关职业技能,熟悉常用国际金融工具、业务特点和运用方法;正确理解和分析国际金融现象,了解国际金融发展新动态和国家政策,增强理论联系实际、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此外,还应提高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增强金融意识和理财能力,从而促进提升整体综合素质,为未来职业拓展和个人生活奠定基础。

(二)深入浅出,优化精选课程内容

确定课程教学内容首先要深入外经贸企业进行调研,了解企业有哪些工作岗位需要具备国际金融相关的知识、技能和素质,需要达到什么目标;其次,分析提炼具体工作岗位上的典型工作任务,将属于国际金融方面的任务作为课程项目的基础;最后从国际金融学科中选取相应的知识点、技能点进行搭配组合,构建国际金融课程的项目化教学内容。课程内容的选取以实际公司业务和岗位能力需要为基础,不拘泥于传统的课程知识体系,设置典型工作项目(任务),如果完成工作任务所需要的知识、技能是现有教学内容中没有的,要补充进来;反之,如果现有教材和学科中的内容与典型工作任务无关,在实际业务中不需要,则应考虑适当删除。除了强调实际操作性,我们也注重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对经济、金融形势变化的敏感度,宏观思维及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这样既能够与相关职业岗位对接,也保证了国际金融知识体系的完整性。最终我们将课程内容设置成六大项目,每个项目包含不同的任务,具体内容如表 1 所示。

1-2:根据近年数据总结分析我国国际收支的特点、原因,对我国当前国际收支形势和政府相关政策进行讨论。2-1:出口国际收支申报(填写涉外收入申报单)项目三:汇率行情的查找、解读、分析与运用1任务一:外汇行情的查找、解读和运用任务二:主要国际结算货币汇率走势分析任务三:人民币汇率与中国经济为主题的讨论会11-1:查找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并进行解读。

1-2:查找各大商业银行最新人民币外汇牌价,并进行解读。

1-3:查找国际外汇市场主要外汇币种汇率行情,并进行解读。

实训2:不同情境下成交价的选择和折算。2-1:查找主要国际结算货币汇率走势图及外汇评述,结合所学对其近期及未来走势进行一定分析。3-1:分小组完成人民币汇率与中国经济为主题的论文。

3-2:小组代表发言,同学交流。项目四:外汇业务操作与运用1任务一:结售汇业务办理11-1:人民币远期汇率行情的查找和解读。

1-2:远期结售汇业务办理。实训3:远期结售汇的运用。任务二:套利和掉期交易模拟操作12-1:为企业选择资金运用方案并计算相应的盈亏。任务三:即远期进口报价折算13-1:查询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即远期汇率报价,分析汇率走势。

3-2:根据汇率报价进行进口价格折算,选择较有利的报价,或进行还盘。任务四:即远期出口报价折算14-1:查询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即远期汇率报价,分析汇率走势。4-2:根据汇率报价进行出口报价折算。实训4:出口报价折算。项目五:外汇风险管理1任务一:外汇风险管理案例分析任务二:运用金融交易进行外汇风险管理11-1:根据材料分析企业在进行外汇风险管理时都采用了哪些方法。

1-2:分析不同外汇风险管理方法的利弊。2-1:在签订贸易合同之前,对合同涉及的币种、期限、结算方式进行分析,结合汇率走势预测,对可能存在的外汇风险进行识别、衡量和分析。

2-2:根据具体情况,运用各种金融交易设计外汇风险管理方案。项目名称1任务名称1具体内容项目六:国际贸易融资操作1任务一:出口贸易融资操作任务二:进口贸易融资操作任务三:保理业务操作任务四:福费廷业务操作11-1:办理打包放款:具体流程、填写申请书、签订《打包放款合同》。

1-2:办理出口押汇:具体流程、填写押汇申请书、签订《出口押汇合同》。

1-3:办理出口信用保险。2-1:办理进口押汇:具体流程、填写进口押汇申请书、签订进口押汇合同。3-1:办理保理业务:具体流程、填写申请书。4-1:办理福费廷业务:具体流程、填写申请书。(三)教学做一体,改进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

在“任务驱动、项目导向”的教?W模式下,各个任务均按照任务导入、明确学习目标、布置工作任务、知识准备、操作示范、项目实施、成果评价、实训练习等步骤展开。通过这些教学环节实现在做中学、学中做的效果。在教学方法上应灵活运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一是充分运用多种教学手段和教学资料,教师在日常备课时就应多积累教学素材,尽量使用视频、图表、图片、真实业务案例等资料,增强学生的感性认识。二是设置工作情境,通过工作岗位和工作任务的设定,使学生具有职业代入感,激发其完成工作、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愿望,从而促使其自主学习。三是充分运用启发式、讨论式教学,教师不再一味地讲授知识点,而是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学生,通过提问、课堂讨论的方式,启发学生思考问题、表达观点,提高学生的参与程度。

(四)多元评价,完善考核方式

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的考核,采用过程考核为主的考核方法,根据项目完成情况打分。教学做一体的项目化教学,特别注重学生在平时的学习,重点考查在项目完成过程中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项目的完成情况。过程性考核为主的考核方式鼓励学生把功夫用在平时,避免了传统授课中学生期末突击复习的情况,更能够锻炼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

本课程设计的实训项目,可分为个人实训项目和小组实训项目。其中个人实训项目要求每一个学生独立完成,主要适合于一些单据、表格的填制、计算等,此类项目的标准比较明确,答案统一,由教师根据学生提交的作业进行批改打分。小组实训项目则是由多名同学共同完成,涉及环节多,项目成果多样,没有统一的标准,因此小组实训项目的分数构成采用以下方式:

100%小组项目成绩70%教师评价70%成果评价

30%学生评价

30%组内成员互评

其中对项目成果的评价包括教师评价和学生评价两方面,使学生在给其他小组评分的过程中学习其他小组的优点,发现问题,更好地巩固自身能力。组内成员互评则体现了在任务完成过程中,对本组成员所做工作的认可程度,从而避免个别同学的“搭便车”现象。引导学生参与评价机制,有利于增强学生的责任感,并能够督促学生更好地理解和完成项目任务。我们还设计了《小组工作项目成果评价表》以及《小组项目工作记录单》,从而使整个评价过程有据可依。

第9篇

[关键词]专业方向课 课程模块 教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G64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3)21-0123-02

经济全球化促使各国经贸活动更加频繁、领域更加广泛。因而,在外贸经济活动中,只有理论知识基础而缺少实践能力的外贸工作者很难适应国际经济贸易发展的需要。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国贸的跨国公司经营管理专业方向课模块化教学为例,探讨具有大致就业方向而非确有具体就业职位特性的专业方向课程的模块化教学,力图深化模块化教学在国贸专业或其他专业的专业方向课教育中的应用,促进学生认知某类工作的实践技能。

一、模块化教学方法

刘学超等专业课教学者体验到,模块式教学适合学习程度不同的学生,能帮助其掌握专业技能。这些采用模块化教学的老师的理论依据皆缘于模块式技能培训、能力本位教育这两种表性的模块化教学模式。

模块式技能培训。这种模块化教学,首先要求教学发起者全面掌握授课对象工作单位的规范岗位设置与岗位管理的内容;然后,教学承担者按照单位现有岗位设置岗位模块,再根据各岗位需要的行为、知识、技能等要求的不同,设置更为具体的功能性小单元模块;最后教育培训者以模块为基础,模块单元为基本内容对各岗位单元内容展开教学大纲、学习时间、学习考核等的设置。模块式技能培训模块化教学的优点是:立足职业岗位需求,缩短培训与就业的距离;帮助选修最感兴趣和最为需要的内容,利于提高学习效率;模块短小、目标明确,利于保持学习热情;增删模块或单元以调整内容,保证培训内容总体上的时代性和先进性。

能力本位教育。这种模块化教学,首先要求教学发起者全面掌握某具体职业或岗位的核心职责、典型问题、职业工作环境等岗位描述;然后把工作任务目标分解给予其相关的工作人员,使每个人的工作任务具体而清楚;最后根据分解的这些任务及它们的各种灵活组合,教育发起者准备需要传授的知识及技能,并把这些内容串联成各种教学模块。能力本位教育的长处是:提高学生能力是教学的核心目标,对学习者原有经验所获得的能力经考核后予以承认;管理科学,办学形式灵活多样;岗位群所需职业能力为核心,能确保职业能力培养目标顺利达成。

这两种典型的模块教学方法的共性是注重实用和能力,前者着力于工作任务的基本能力,后者着力于具体岗位的职业能力。故而,国贸专业方向课的模块化教学应综合它们的优点和长处,构建自己的模块化教学体系。

二、国贸专业方向课模块教学的构建

跨国公司经营管理是一些高校国贸专业的专业方向课,其培养目标是要求学生了解跨国公司的有关理论和初步认知经营管理实务。其学习所需知识结构为,一是具备一定的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基本知识,二是具有与跨国公司经营管理相联系的经济学、管理学等方面的基本知识,三是具有外贸法规、财政金融、市场营销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应到达的能力包括基本能力与专业能力,基本能力主要是沟通能力、合作共事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专业能力主要是组织管理能力、财税管理能力、国际营销能力、经济交易管理能力等。依据上述目标、知识结构、能力要求,提出以下跨国公司经营管理课程的教学模块。

(一)专业方向基础模块

专业方向基础模块是学习专业方向课的模块基础,分为专业方向简介、专业方向理论、专业基本技能三大分模块,其具体构成见表1。

(二)专业应用模块

专业应用模块是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应用课程模块,可分为全球战略、对外直接投资、技术转让、工商管理基础、国际规范五大分模块,其具体构成见表2。

(三)专业拓展模块

专业拓展模块主要由毕业论文写作模块、就业单位提前实习模块构成。它的目的,一是要让学生把所学到的书本知识运用于理论分析,培养理性观察、分析、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二是用所学书本知识去印证实际工作活动如何展开,促其思考理论知识与实践之间的异同,深化学生的知识视野,有利于开发学生在职业岗位上潜在的创造力。

毕业论文写作模块。写作毕业论文可以促使学生准确地掌握所学的专业基础知识,基本学会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进行科学研究,是培养学生应用能力和实际工作能力的重要手段。本模块主要适用于毕业论文选题与跨国公司有关的学生。首先,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选择与跨国企业关联的某一重要问题的一个侧面,收集相关资料,了解其基本情况。其次,学生拟定研究方案,师生之间组织讨论,确定可行的研究方案。最后,学生独立完成写作。

到单位提前实习模块。本模块主要适用于就业单位要求提前工作实习的学生,学校老师或学生尽量与就业单位就学生毕业前实习内容进行沟通,即按照企业部门的组织形式,将学生派到若干岗位观摩或处理相关的业务。学生实习回校后,老师组织学生分析其经历的一系列工作,开展多种形式的专题交流、讨论,培养其综合的职业岗位能力。

上述根据模块化教学方法构建的专业方向课模块化教学方案,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脱节的问题。知识传授与技能培养在每个模块的教学中都能有机结合,教学内容便于掌握,教学效果容易检查。

三、结论

近一两年的专业方向课模块化教学实践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突出了实用性、专业知识的通融性,引导学生积极归因,帮助学生积累成功经验,催生学生积极地自我暗示等。但是,专业方向课模块化教学的实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如课程模块的进一步优化,教学参考资源的进一步精炼,与学生实习单位的沟通联系等都还需要完善、改进。

[ 参 考 文 献 ]

[1] 周海平,李涛锋. 浅谈职校专业课模块式一体化教学[J]. 科技资讯,2010.

第10篇

平实、严谨、谦逊的态度和作风令人过目难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的办公室里,《经济》记者拜访了正在工作的李向阳。研究院位于北京东城区段祺瑞执政府旧址的东院,3月上旬的北京还未透露出一丝春意,在这里,一株株挺拔的青松围绕着欧洲古典式灰砖楼风格的两层楼房,格外醒目。

一波三折 不离不弃世界经济学

说起自己的姓名,李向阳告诉记者,父母给的这个名字与电影里英雄的名字重合,纯属一个巧合,“从起名字的角度来说,其实是很俗的一个名字”。或许这么追问他姓名的人多了,李向阳说起来已经轻描淡写。

从小在农村成长,父亲是一名中学教师,李向阳坦言,当时农村和城市的教学水平不像如今差别这么大,父母也不会对自己的未来有很清晰的规划,学习主要还是靠自觉。1979年考入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如今的中央财经大学),17岁的李向阳从河南老家来到北京。

刚恢复高考的第三年,中国高等教育、整个教育系统乃至全社会都是走向新秩序的开始,大学里的专业设置也很少。李向阳告诉记者,当时的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只有财政学、金融学和会计学3个专业,他则是懵懂地选择了会计学。但是对于这个技术性较强的学科,李向阳并不太喜欢,这个时候,他开始对经济学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上个世纪80年代正值中国各项事业恢复发展,改革开放对中国经济自身的研究也刚刚起步。李向阳回忆,当时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开放,开放就要从国外引进,“实际上,那时候无论研究中国的国内经济,还是中国的对外贸易,都是从西方借鉴,所以我的兴趣就转到世界经济领域。”

从大学毕业,李向阳在河南银行学校做了两年教师。由于一心还惦记着世界经济学,1985年,李向阳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专心攻读世界经济学。当时,世界经济学的研究在中国也是刚起步,李向阳认为这个领域存在最重要的一个缺陷、也是最难攻克的,就是没有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支持和指导。“离开西方经济理论,对西方国家的经济运行就没法说清楚,西方的金融市场、国际贸易等学科,都是建立在西方经济学理论基础上的,”李向阳在学习世界经济的同时,实际上越来越侧重于经济学理论。

硕士毕业后,李向阳留在了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工作,研究方向是新凯恩斯经济学。但是,当时新凯恩斯经济学还没有完全进入国内,属于非主流,国内几乎很少人了解新凯恩斯主义学者乔治·阿克尔洛夫的相关学说,也几乎没有任何资料。但是,犹如一股春风送暖,李向阳的同事也是他的恩师、从牛津大学毕业的余永定给了他很大的帮助。他们在一个研究室工作,余永定认为新凯恩斯经济学值得研究并给予李向阳很多鼓励。

李向阳为此苦苦钻研了3年,撰写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市场缺陷与政府干预——对新凯恩斯经济学的一项研究》。“这本书出版后只在学界很小范围内有反应”,李向阳说,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最流行制度经济学,学者们也更关注和接受这个方面的学说。但是,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其研究的新凯恩斯经济学包括信贷企业、信贷配给方面的内容在国内可谓是开了先河。“国内没有类似的资料,也没有人翻译出这些词。”李向阳说。

随后,李向阳接着念社科院的在职博士,研究领域发生了较大变化——在原来微观经济学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转到企业理论研究。他的博士论的就是企业信誉方面的探索,包括企业行为与市场机制、公司治理等。但是由于后来在研究所从研究室主任到所长助理,越来越多从事管理工作后,李向阳没有就此延伸继续研究企业信誉,而是更多地回归到了世界经济研究的本行。在李向阳看来,这两个阶段的研究对后续做世界经济学是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奠定了很强的基础。

关注区域战略合作

2000年以后,李向阳的世界经济学进入到第三个阶段的研究——区域经济合作。“因为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尤其是多哈回合贸易谈判之后,尤其是美国和日本从原来多边主义转向区域主义,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区域合作成为大国对外战略的主流方向。”谈到自己喜欢又擅长的领域,李向阳掩饰不住兴奋,语速也加快,脸上的表情开始丰富起来。

李向阳告诉记者,区域经济合作已经成为国际经济学的最有活力的一个领域,区域化已经成为未来全球经济的一个发展方向。无论是中日韩的自贸区谈判,还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还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以及最新的美欧自贸协定谈判,一系列的变化都对全球的影响越来越大。在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工作了21年后转到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李向阳的研究方向和领域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他认为这种转变是前者为后者奠定了基础,是水到渠成的。目前,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还有更多管理的事务性工作要做,但是他一直没有丢掉自己的研究方向。他告诉记者,自己目前最关注的集中在3个部分:首先是一直关注的全球经济的发展趋势;第二是围绕中国周边的区域战略合作;第三块是派生出的具体研究,比如最近的“事件”。

研究世界经济这么多年,李向阳最大感受就是,世界经济研究总是能跟国家的发展保持协调,双方相互促进。他认为,中国的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对国际经济研究的需求就越大。李向阳指出,早期的时候,我们只是关注美国或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以及简单的宏观经济政策对我们的影响。但是随着我国引进外资和出去投资的频率增加,中国与外部的互动越来越多,“我们还需考虑外部世界对中国会做出什么反应,最后会发现中国跟世界已经客观上融为一体了”。

李向阳认为,这种情况下,讨论国际经济和中国的对外政策战略变得越来越复杂。针对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目前多半人研究国际关系,少数人研究国际经济的情况,李向阳告诉记者,院里正在探索将两者更好地结合起来。他指出,无论是国际间的经贸合作,还是全球安全治理,都既不是纯经济的,也不是纯政治的,是综合性的。对于研究院年轻同志的培养,李向阳建议,年轻同事从个人的发展而言应在自己的专业做好的基础上,再去做这种融合,这是个人和机构的差异。

研究既满足兴趣又服务国家需要

对自己的家庭和求学过程,李向阳觉得很普通,“因为搞科研都过得比较平淡”。但是对于中国社科院,在这里工作、学习了25年,李向阳深有感触,他认为在纯研究机构搞科研,社科院跟其他地方不一样,“这里能给研究人员提供更自主的研究空间,不会强制要求必须做什么,而是首先尊重个人的兴趣”。李向阳坦言,尽管社科院在物质待遇方面跟大学没法比,但这里不会因为研究员选择跟主流不一样的研究方向而受到排挤。“我的经历就有这么一个感受,早期不论是做新凯恩斯经济学还是企业信誉的研究,都跟当时的主流不符,但是我们老一代的领导都很尊重个人的选择。”

第11篇

[摘要]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世界经济趋势对东亚货币合作提出了迫切要求,东亚国家在金融领域暴露出的金融体系脆弱性也要求加强东亚货币合作。在当今世界上三个最重要的区域经济集团中的两个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区域货币体系的情况下,建立东亚货币区应该成为东亚货币体系改革的长远目标。本文首先介绍了最优货币区理论及其最新发展,进而指出目前世界上存在的三种区域货币合作模式,最后着重阐述东亚货币合作的模式及路径选择。

[关键词]最优货币区东亚货币合作区域汇率稳定机制

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高级阶段,而金融全球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统一的货币体系,这就决定了在当前加强区域货币合作的必要性。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货币一体化就开始成为国际金融界的研究热点,并已在部分国家和地区得到实践,取得了宝贵的经验。

一、最优货币区理论及其发展

1.传统的最优货币区理论

早期的最优货币区理论(TheTheoryofOptimumCurrencyArea,简称OCA)起源于二战后国际经济学界对于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优劣的争论,该理论主要研究用什么标准判断货币区的最优性,满足何种条件可以加入货币区,以及加入货币联盟、实现货币一体化的利与弊。最后货币区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蒙代尔(1961)、麦金农(1963)、英格拉姆(1962)、凯南(1969)等。

蒙代尔(1961)最早明确提出“最优货币区”理论,主张以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性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他在当时的背景中提出了大胆的设想:一些国家可以放弃自己的货币,在本地区范围内实现共同货币。这一设想的优点是降低了贸易中的交易成本及汇率风险,缺点是容易造成实际工资下降,影响就业,因此他强调劳动力流动的重要性,认为地区内高度的生产要素流动性是最优货币区的标准。

麦金农(1963)提出以经济的高度开放性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经济开放程度是指一国生产消费中的贸易商品对非贸易商品的比率。在一个高度开放的经济区域中,如果为了解决国际收支赤字问题,采用本币贬值政策势必引起进口商品价格上升,以至于带来国内物价的上涨,但为了控制物价,又会引发国内需求下降和失业人口增加。同时由于“货币幻觉”的作用,还可能造成工资成本的上升,从而抵消货币贬值的效果。因此,高度开放的经济区域应该组成相对封闭的货币区,这将有利于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

此外,其他一些经济学家也各自提出了自己关于最优货币区选择的参照标准,如:凯南(1969)以低程度产品多样化、英格拉姆(1969)以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G·哈伯勒(1970)和弗莱明(1971)通货膨胀率的相似程度、爱德华·托尔和托马斯·威莱特(1970)以政策一体化程度等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

2.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发展

最优货币区理论的研究在19世纪80年代几乎处于停滞状态。80年代末,这一理论又重新复活起来,经济学家开始研究有关最优货币区的成本与收益。90年代以来,欧洲经货联盟(EMU)的发展使得经济学家加强了对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模型分析和实证检验。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有:德瓦拉詹和罗迪斯(1991)、巴尤米(1992)、里斯(1997)、德弗罗和恩格尔(1998)等用一般均衡理论模型对早期的OCA理论建立模型分析,并运用大量历史数据对最优货币区理论进行评估和实证分析,主要包括测定地区间实物冲击、经济周期、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OCA标准的内生性分析、货币联盟与政治联盟的关系、汇率工具的效应、货币联盟中最优币种数目以及其他相关的货币调节机制,主要包括财政转移、信贷及资本市场在最优货币区的作用等问题。90年代克鲁格曼在深入研究蒙代尔和麦金农的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最佳货币区理论,建立了GG-LL模型,用以解释加入固定汇率区各国的经济结构应比较接近并且经济联系紧密,这样发生汇率波动的可能性就比较小,货币区经济发展趋于稳定。

最优货币区理论自19世纪60年代初产生以来,对国际货币一体化实践产生了巨大的指导作用。这一理论的开创者蒙代尔由此获得了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80年代以来,最优货币区理论又得到了极大拓展,克鲁格曼(1993)甚至认为“最优货币区问题应当成为国际货币经济学的中心”。

二、区域货币合作的三种模式

1.单一货币联盟模式

单一货币联盟模式是指区域内成员国承诺放弃本国货币发行权,在区域内创立和使用全新的统一货币模式。目前最为成功的典型实例即欧元区统一货币模式。从欧洲货币联盟内部来看,由于使用共同货币,形成统一大市场,欧元区各国之间能真正实现商品、资本、人员和劳务的自由转移,使各国资源能够更好地优化配置、合理利用。同时,按照《马约》的四个趋同标准,加入欧元的国家应自觉维护财政纪律,加强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以维护统一货币的稳定,促成成员国经济的协调发展。

欧元启动后削弱了美元的霸主地位,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欧元的结算量已经上升到24%,从中期来看,世界金融资产的30%~40%将以欧元计价,欧元在世界外汇储备中的比重也将增加,这有利于稳定国际金融局势和国际货币体系。

2.多重货币联盟模式

多重货币联盟模式是指先通过地区内次区域货币合作,然后再过渡到单一货币联盟的合作形式。多重货币联盟模式是东亚货币合作的现实选择。它决定了东亚货币合作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动态过程。东亚货币合作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近期,建立危机救助机制;中期,建立区域汇率稳定机制;远期,建立东亚单一货币区。

3.主导货币区域化模式

主导货币区域化模式是指使用一种别国货币,如美元,在政府法定或私人部门的事实选择下,最终直接取代本国乃至本地区的货币,发挥区域货币的职能或作用。这种货币一体化方式又被称为美元化路径。二战后,国际社会逐步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许多国家目前仍选择显性或隐性的钉住美元汇率制度,将美元作为本国货币的“名义锚”。同时,货币替代成为拉丁美洲国家的普遍现象,许多拉美国家实行“双轨货币制”,即本币和美元都是国内的法定通货,有的拉美国家甚至取消本国货币直接使用美元作为其本位货币。在东亚,主导货币区域化模式是不现实的,但这并不影响在东亚次区域采取主导货币区域化模式,只要各国愿意接受这种货币,就可以在该区域采用它作为次区域的共同货币。

三、东亚货币合作的模式及路径选择

1.东亚货币合作的模式

如前所述,多重货币联盟模式是东亚货币合作的现实选择。它决定了东亚货币合作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动态过程,东亚货币合作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原因是“亚洲传统”决定了东亚货币合作的渐进性。这种独特的“亚洲传统”是指东亚合作的灵活性、渐进性、协商性和非政治性。灵活性是指东亚各国在贸易自由化、统一市场进程、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建立统一货币体系等方面不强求一致;渐进性是指东亚各国经济差异较大,可以分批加入货币一体化组织;协商性是指目前东亚经济合作尚处于对话机制阶段,远未完成制度化建设的进程;非政治性是指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存在领土争议和国家统一等问题,目前东亚经济一体化应多讲互惠互利的经贸合作,不讲或少讲政治,不谋求共同的外交和防务政策。以上这些“亚洲传统”极大地影响着东亚区域经济货币合作,使这一进程变得十分缓慢和渐进,充满艰辛,这也是东亚一体化和欧洲一体化的主要区别。2.东亚货币合作的路径

笔者认为,东亚货币合作可选择如下路径,并分为三个阶段循序渐进地进行:

(1)初级阶段——建立危机救助机制

东亚货币合作的直接目的就是就是防范、化解可能出现的新的金融危机,在东亚建立某种区域性危机防范、救援机制是近期东亚货币合作的中心工作。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14个亚太地区经济体的财政部与央行主要官员在马尼拉亚太地区高级财政金融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加强地区金融合作新机制的设想,又称“马尼拉框架协议”,在APEC范围内建立了“马尼拉框架”集团,与亚洲开发银行(ADB)、世界银行及IMF协作进行经济信息交流与经济形势监控,并确定每半年举行一次会议。此外,东盟(ASEAN)10国强化彼此的监督机制,10国财长每年聚会两次,进行政策协调。这一监督机制后被扩展到“10+3”监督进程,在2001年5月的檀香山财长会议上提出了设立“10+3”早期预警系统。2000年5月6日在泰国清迈召开的亚洲开发银行年会上,东盟10国和中日韩3国签署了“货币互换协定”,又称“清迈协定”。其主要内容是建立一笔备用贷款基金,估计将达到200亿至300亿美元,各国出资额将按照其外汇储备额比例分摊,只要东亚外汇储备中的10%至20%被用来作为地区基金,参加的国家就能够很容易地克服任何清偿危机,而不需要来自发达国家的任何帮助。一旦亚洲地区发生短期资本急剧流动等情况将相互提供干预资金,以应付紧急之需,同时还将交换经济和外汇方面的信息,建立起一个预防新的货币危机的监督机构。迄今为止,日本已经同韩国、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缔结了货币互换协定。2002年3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和日本银行总裁速水优在东京签订了必要时向对方提供最高约合3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安排协议,显示旨在稳定亚洲地区货币的合作已经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

(2)中级阶段——建立区域汇率稳定机制

区域性危机防范、救援机制能在短期内解决外部冲击与金融危机问题,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东亚地区的金融不稳定,也难以保证东亚经济在长期内的稳定增长,因此建立一整套区域汇率稳定机制是十分必要的。

笔者认为,现阶段东亚汇率合作的合理选择既非欧洲单一货币模式,亦非“美元化”模式,而应当选择钉住货币篮子的汇率制度,即组建一个货币篮子,亚洲各国货币钉住一篮子货币。应当承认,钉住货币篮子制度并不是最理想的汇率制度,容易诱发投机冲击,但由于东亚目前尚不具备高层次的区域货币一体化条件,只能开展低层次的区域汇率合作制度。当前东亚各经济体实行的汇率制度实际上是隐蔽的较金融危机前宽松的钉住美元制度,或是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它虽然具备了一定程度的灵活性,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承诺,容易引发“道德风险”。东亚各国应在汇率制度安排方面进行协调与改革,建立起区域性的汇率制度安排,主要包括以下阶段:加强东亚各经济体汇率政策协调,维持区域内双边汇率的相对稳定;建立次区域的钉住共同货币篮子汇率制度,促进次区域汇率稳定;在东盟经济圈、中华经济圈和日韩经济圈的三个次区域之间建立固定汇率制,实现次区域货币一体化;建立整个东亚区域钉住共同货币篮子制,构建东亚固定汇率区。

第12篇

2011年2月15日,江西省发改委下发《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重大产业及生态工程招商项目册》,将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内建设产业项目699个,总投资额达到8137.36亿元。699个招商项目囊括了重大基础设施、光电产业、新能源、精深铜加工产业、汽车制造及其零配件产业、电子信息产业等16个重大产业及有关生态工程,它们的大力实施将极大的推动着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建设。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项目的融资来源较少、融资渠道较窄。以2009年为例,鄱阳湖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4193.3161亿元,其资金来源依次为六个方面:国家预算内资金5.7%、国内贷款9.63%、利用外资2.57%、自筹资金69.03%、资本市场0.5%和其他资金12.56%。可以看出,随着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建设推进,固定资产投资资金将愈发以自筹资金和国内贷款为主。

绝大多数项目采用的方式以独资、合资的合作方式进行融资,而这种融资方式仍然是以大型国企资本为主。例如,万安核电项目的建设资金来自中核集团出资51%,赣能股份和赣粤高速共同出资49%。另一方面,在699个规划项目中,采用项目融资方式的仅仅只有7个,包括2个道路建设和改造项目、2个航空城配套项目、3个污水处理厂,采用的项目融资模式为BOT、BT、TOT。

通过调研我们发现,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项目建设资金需求是巨大的,但是其融资渠道和资金来源较为单一。其融资供给方面看,其融资资金的成分是以国有资本为主,民间资本所占份额很少。作为一种新颖的更有效的融资方式,项目融资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建设中却运用的很少。项目融资具有减小政府财政压力、转移项目风险等优点,我们应该广泛的积极的运用这种融资方式。

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项目融资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世界范围内,项目融资已获得了广泛的应用,特别是在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中。然而,项目融资在我国的运用中仍然存在着一些普遍性的问题。并且由于不同地区具有的政策、环境、经济基础和条件的不同,各个地区的项目融资具体问题又因地而异。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立在经济相对较为薄弱的江西省,他的主要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项目融资的体制问题

江西省乃至全国的项目融资在实际应用方面存在诸多不足,尤以体制问题最为根本。这个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法制建设尚不规范。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为依据,全国地区的项目融资法律建设还比较滞后、不够完善。我国的项目融资的法律保障仍然停留在宏观层面,专门针对项目融资的法律文件至今没有出台;(2)信用制度尚未建立。江西乃至全国还没有建立起科学、完善的个人信用和企业信用制度,也没有统一规范的信用评估标准和体系。缺乏统一的评级标准和评估模型,项目发起者资信状况以及第三方对项目效益的评估结论无法获得金融机构的认可,项目融资难以有效进行;(3)管理体制不完善。全国目前还没有一个机构来统一管理项目融资,这使得投资管理工作不够规范,许多项目进展缓慢。由于缺乏统一的管理和指导,无法充分引入市场机制,致使许多项目的运营效率十分低下。

(二)项目融资的主体作用问题

项目融资主体包括投资主体、政府、金融机构、项目服务机构等。这些项目融资主体的职能作用能否有效发挥将决定项目融资的成败。首先,投资主体结构的缺陷。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项目融资可以看出,投资主体仍然是以国有经济为主,他们大多是以中央直属企业为主进行直接投资和运营,然而广大的民间资本却很难进入;其次,政府职能定位的偏差。有的项目适合于政府投资,有的项目却不适合政府投资但需要政府的参与及提供担保。政府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职能和定位,在产权界定和保护、合同实施和适当监管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最后,金融机构的支持力度不够。大型国有商行由于资本金不足,不良资产包袱较重,并且项目融资周期较长,而商业银行的投资目光主要集中在中短期信贷上,这些都导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项目融资的金融支持力度不够。

(三)项目融资的风险问题

项目融资时间跨度长、涉及面广泛,其潜在风险是很大的。项目融资中的风险分为两种: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系统风险主要包括政治风险、法律风险和经济风险。非系统风险包括完工风险、经营和维护风险和环保风险。综合来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各个项目融资中存在的主要风险问题有信用风险、建设风险和市场风险。第一,信用风险。项目融资是一个多方参与的融资行为,各方以项目实体为基础,相互之间达成附有各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如果某些项目参与方不能履行协定的责任和义务,则会使项目执行陷入困境。第二,建设风险。主要表现为:项目建设延期;项目建设成本超支;由于种种原因,项目达不到“设计”规定的技术经济指标,甚至由于技术或其他方面的原因,项目完全停工放弃等。第三,市场风险。他是指在一定的成本水平下能否按计划维持产品质量与产量,以及产品市场需求量与市场价格波动所带来的风险。市场风险在靠收费作为项目收入来源的交通行业中显得非常重要。

三、解决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项目融资主要问题的措施建议

随着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快速的增长,项目融资将在江西乃至全国的经济建设中运用得更为广泛。因此,我们必须克服目前项目融资中的主要问题,使这种较为新颖的融资方式发挥更大的作用。根据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项目融资存在的主要问题,我们应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解决。

(一)建立规范的项目融资体制

首先,需要加强项目融资的法律体系建设。我国需要在现有的立法基础之上,借鉴国际上项目融资的立法经验,多种法律多层次的构建项目融资法律体系。完善的项目融资法律体系需要对项目各个参与方的责任和义务给予严格清晰的确定,使项目融资在具体操作中做到有章可循。包括江西省在内的各地方政府也应该建立适合地方经济发展需要的项目融资法律法规,促进地方项目融资的健康发展。

其次,需要建立统一的项目融资管理机构。鉴于项目融资将在我国今后的经济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我国中央政府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项目融资管理机构,制定明确的审批程序,设置专门的机构(比如地方项目融资管理机构)来协调和管理,对项目融资的规划以及主办人、贷款人的资格等进行严格规范的审核,确保项目实体成立后能够按要求进行和完工。

再次,信用体系的构建。完善的信用体系,是成熟市场经济的重要标志,对江西乃至全国有着重要的意义。应该尽快建立以行业体系为基础的,服务全社会的社会信用体系,各体系的建立必须遵循统一政策、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由各地各部门先行试点,逐步快速推进。建立以企业信用制度和个人信用制度为主的社会信用体系,将对我国经济的投融资活动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规范引入民间资本。国家应该建立一个专门的渠道,用于吸引民间资本参与到项目融资活动中。国家应该鼓励民营企业以及个人以合作、联营、参股、特许经营等方式,投资于有效益、回报比较稳定的电力、交通等基础设施项目。这样不仅可以让民间资本也可以分享到经济建设的利益,也可以缓解我国正规金融体系外的民间金融带来的压力。

(二)加强项目融资的主体作用

项目融资中的项目实体能否按质按量按要求的完成,关键在于各个项目融资主体的作用是否完全发挥,它们的责任和义务是否完全落实。这里主要涉及到当地政府、项目主办人、项目贷款人。

(1)明确政府在项目融资中的定位。政府在项目融资过程中应作为主要的促进者而不是投资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项目融资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政府可以为融资提供担保帮助,可以是项目产品或服务的购买者。此外,政府可通过制定相关的税收政策、外汇政策等为项目融资提供优惠待遇。

(2)加强项目主办人职能作用。项目主办人是项目融资中重要的参与者,是负责筹措项目资金、负责项目实施的项目开发商,他们对项目起到促进、开发和管理的作用。由于项目主办人的多重角色,项目主办人通常不直接负责项目的建设和运营。

(3)使项目贷款人多元化。在我国,项目贷款人主要是指商业金融机构。我国应建立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非银行金融机构为补充的多元化金融体系,同时调整金融体系的结构趋于合理化,确保资金融通的多方式、多渠道和融资的合理性。对于江西省政府而言,应该利用大举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为契机,要给予金融机构相对宽松的政策环境,提高资金融通的效率。

(三)完善项目融资的风险管理

项目融资的风险种类繁多,因此项目融资的风险管理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由于项目的一次性,他的风险一旦形成则没有改进和补偿的机会,所以项目风险管理的要求通常要比日常运营管理中的要求高许多,而且项目融资风险管理更注重项目前期阶段的风险管理和预防工作,因为这一时期项目的不确定因素较多,项目风险高于后续阶段。

针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项目融资的三大主要风险,他们的风险管理需要做到有的放矢。(1)信用风险,它指的是借款人不能支付贷款人债务的风险,为了准确评估风险,对项目收入来源相关的风险进行评估是必要的。降低信用风险的措施是:项目发起人进行详细的市场调研,是自己在风险分担安排中具有优势。(2)建设风险。建设风险主要是指完工风险,完工风险也是项目发起人面对的最重要的风险。降低完工风险的措施包括:要求承包商、供应商和分包商提供履约保函或者第三方担保;购买足够的商业保险;通过谈判确定一个因延误或执行出现问题时必须赔偿的金额。(3)市场风险。降低市场风险的措施是:通过谈判确定一个针对收费公路的影子收费协议或最低缺口保证。针对其它的项目,如果没有合同安排,需要通过一些其它的发起人支付方式来满足银行贷款的要求。

四、结论

近些年,项目融资逐渐成为一些大型项目融资的主要方式。2007年,在世界范围内通过项目融资方式投资的大型项目就达3000亿美元。尽管项目融资在实际应用中仍然存在许多的问题,在我国进行成熟、高效运用的条件还有所欠缺,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项目融资的优越性,着力解决当前的困难和问题,使其更好的服务于我们的社会。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项目融资所反映的问题,也是项目融资广泛应用实践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因此,以鄱阳湖项目融资现实问题为基础,对项目融资问题的解决方法进行深入探讨,这对今后我国各种大型项目进行资金融通具有重要借鉴和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 国家发展改革委.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J].江西日报,2010-02.

[2] 刘林.项目投融资管理与决策[M].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07.

[3] 蒋先玲.项目融资[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10.

[4] 叶.项目融资:理论、实物与案例[M].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

[5] 麻智辉.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重大项目融资需求实证研究[J].鄱阳湖学刊,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