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06 04:45:26
文风是历史的，也是社会的，更是政治的。一定的历史时期，有固定的文化特色，文风是文化特色的重要标志。文风不仅能反映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也能充分体现统治阶级的治国思想和文化需求。文风离不开文化。我们常说的先秦散文，唐诗宋词元曲以及明清小说等，就是不同时期我国传统文化所形成的有强烈代表性的文学作品的风格，体现了不同时期的文风特点。在这里，文风是文明，是自由，是民主，是劳动人民智慧元素的结晶，它对繁荣社会，发展社会生产力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文风和文化一样，从诞生起就是统治阶级所渲染所倡导的国体、政体的有机细胞和组织，在封建社会，文风更多的是体现政治要求的执政工具，是统治者粉饰太平，或扼杀异己的杖柄。文风可以“杀人”，也可以“被杀”。文风“杀人”，以明清“文字狱”为甚;文风“被杀”，以秦始皇焚书坑儒，明清的“八股文”等为甚。“文字狱”也好，“八股文”也罢，都是统治阶级的自私狭隘的文风特点与权力暴政的体现，他们不仅扼杀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无限创造力，践踏了人类文明的伟大成果，也是为自己政权的灭亡敲响了丧钟，成了自己权力终极的掘墓人。文风注定是和一定时期的政治风气相生相长、相互影响的。
因此，文风问题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
文风是人民的，也是大众的，更是政党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文风的著作不少，对无产阶级文风的要求不仅体现在理论上，而且更注重运用在实践中。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他们是要坚持和提倡求真务实、科学严谨、通俗易懂的唯物主义文风的。马克思在《致阿尔诺德卢梭》一文中曾严肃指出“我要求他们：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现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列宁在《决不要撒谎!我们的力量在于说真话》中也明确指出：“我们应当说真话，因为这是我们的力量所在，而群众、人民、大众将在事实上即在斗争后作出究竟有没有力量的解答。”并且还在《评〈自由〉杂志》上说：“我们要告诉作者，庸俗化和浅薄同通俗化相差很远。通俗作家应该引导读者去了解深刻的思想、深刻的学说，他们从最简单的、众所周知的材料出发，用简单易懂的推论或恰当的例子来说明从这些材料得出的主要结论，启发肯动脑筋的读者不断地去思考更深一层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不仅把文风作为评判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的标准，还把文风作为党风的重要评价指标，并专门撰文《反对党八股》以论证说明，把文风问题研究上升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思想深度。文风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文章风格、文学思想问题，而且是一个关系政党，影响政权的重要的政治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创造性地把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确定为延安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从而开启了对整顿文风与整顿党风相关性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讨，为我们党夺取全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成为全国政权的执政党进行了一场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教育和行动准备。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更是毛泽东思想体系中党建理论的科学创举。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同志也多次指出整顿文风关系党风，关系党的执政根本。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从中央做起，改革会议制度，大力精简会议、文件和简报，切实改进文风。”十七届四中全会也提出：“从领导机关做起，大力整治文风会风。”这充分说明我们的党是一贯重视文风的整顿的。党的历史经验证明，文风不正，对我们党的建设和事业发展危害极大。一般来说，文风不正政治上主要表现为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等;思想意识上主要表现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等;工作作风上主要表现为形式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些都将严重影响我们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影响党的执政成效，降低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使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在群众中失去吸引力、感召力、亲和力，最终会动摇党的执政之基。
文风是政治清明的信号灯，文风是政党民主的风向标，文风是政权稳固的感应器。文风与政治政党政权的相关性特征在当代反映得更加深刻、更加敏感，更加值得我们去研究、去思考。整顿文风是为了严肃政党政治。只有政治清明，才能政权文明;只有政治民主，才能政权稳定。习近平同志5月10日在中央党校针对近年来我们的文风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严肃地指出了那些不正常文风的主要表现，并且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要求克服“长、空、假”，倡导“短、实、新”文风。因此，大力纠正不良文风，积极倡导优良文风，已成为新形势下大力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如何整顿文风?延安整风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经验，明确提出整顿文风，反对“党八股”的根本是整顿党风。整顿党风的根本是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政权。一是整顿文风，端正党风。“八股余孽”是败坏党风的大毒草。从上到下随便翻开我们的报纸期刊、文件杂志，不少文章不是“王婆娘的裹脚”，就是空洞无物的口号。这主要是我们的一些党员领导干部既不讲党性，更不负责任，存在严重的为人民服务意识淡漠、宗旨意识不强的问题。
二是整顿文风，革除腐败。虚假浮夸的文风是孳生腐败的“寄生虫”。今天，我们在千方百计整治经济腐败的同时，千万不可纵容政治腐败的产生。现在有些地区有些部门的领导干部，为了突出政绩，急功近利，不惜玩弄文字游戏、数字游戏。上报材料弄虚作假，甚至虚报冒领;总结成绩虚报浮夸，甚至无中生有。其文风“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这种不正文风是一种不讲党性不讲政治的政治腐败，这种腐败很隐匿，很具有欺骗性，危害性极大。这类腐败者多为政客，他们对党的事业不负责任，对国家的前途麻木不仁，对人民群众的疾苦漠不关心，一切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个人的仕途升迁。对上欺骗领导，对下愚弄百姓。因此，整顿此类文风，一定要有“火眼金睛”，决不手软，毫不留情。
三是整顿文风，巩固政权。文风是党风、是作风。文风不好，作风就不硬，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会丧失，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就会淡薄，就不会把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这自然就会影响党风，就会影响工作成效，就会影响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和威信，就会失去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理解和信任，就会犯官僚主义错误，时间长了，就会误党误国，甚至使党失去执政地位。因此，整顿文风从根本上说是整顿党风，整顿党风从根本上说就是加强党的建设，改进党的作风，提高党员干部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树立党的威信，巩固党的政权地位。
政治经济论文范文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做出了深刻反映，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它针对现实并没有提出根本性改革建议与对策，面临了很多严峻的挑战。
1、时代进步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是在对前人优秀经济学成果的批判继承中发展而来的，主要来源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者相关经济学说，它首次提出劳动二重性概念，在创立无产阶级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无产阶级剩余价值学说，创立了揭示社会经济发展基本规律的新的经济学范畴，标志着政治经济学的划时代变革。另一方面，它表达了现实发展的诉求，始终坚持与时俱进，揭示出了可以经受实践检验的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并被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的理论基础，给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2、面临的挑战。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促进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同时，其不足也日益显现，在当下的理论与现实发展当中面临了各式各样的挑战。一方面，其学科性质不够明晰。不同于一般的经济学理论，政治经济学在承认其内在阶级性的同时，将很多并不带有阶级性的内容在实际研究当中归入到了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当中，当代的政治经济学必须区别于传统的只讲阶级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否则将会导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在当代的指导意义的缺失。另一方面，传统政治经济学已不再符合当展的要求。在现代化时代的不断发展中，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已经不再适应当下的社会结构，并且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传统的适用于各个社会主义形态经济规律的相关规定在当代实际改革当中越来越空泛。
二、政治经济学理论价值的当代化发展
(一)理论创新与发展
作为实践的基础，理论的改变与创新是探究政治经济学理论当代价值过程当中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首先，我们应当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进行继承，充分发挥方法论的优势。在对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创新与发展时，应当切实处理好继承、创新发展之间的关系，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最值得继承的基本原理包括吸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利成分的关于社会化大生产与货币商品经济一般规律的原理，以及作为根本方法论的揭示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从而更好地保证政治经济学的真理性与科学性。其次，我们要结合古今中外所有经济理论当中的合理成分来构建现代政治经济学理论。一方面要对中国的传统经济思想进行深入的发掘、继承与创新，以实现古为今用，另一方面，对西方的经济理论的学习与借鉴也不容忽视，西方经济学思想在长期发展过程当中产生了很多分析经济现实的工具与方法，给我国现代政治经济学的构建带来了很好的借鉴。
(二)当代现实发展的取向
政治经济学的当展既离不开理论化指导，也不能缺少现实的发展途径。当代社会更为重视人们的全面发展，立足于人们生存、发展的立场上去考虑政治经济学的现实意义，只有真正将政治经济学理论付诸实践，才能使其更好的服务于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一来，我们要改变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唯一科学的经济学观念，摒弃将西方经济学一律排除在科学的经济学以外的错误做法，西方经济学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有着非常深入的研究，我们应当汲取其中科学的理论，促使我国经济学构建能够更好为我国实际发展服务，通过对传统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中合理成分的吸收来给现代经济学理论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二来我们必须紧跟时代潮流，发挥出政治经济学的独特优势，积极拓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抓住发展政治经济学的一切机遇，加大重大实践问题的研究力度并加快理论促进实际的创新发展步伐，以获得科学的理论，丰富并发展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内容。
三、讨论
综上所述，作为一套科学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旨在解决人们生存与发展的问题，与社会发展方向始终保持着一致。在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有不断地与时俱进，才能为人们解决当代社会经济问题提供更好的理论指导，从而促进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满足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更好地解决我国现代社会所面临的问题。
政治经济论文范文二：地方政治经济学研究
一、财政联邦主义
我国的国体是单一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上级与下级政府是直接的委托代理关系，经济上则是实行分权制度，具体表现为分税制，中央与地方分灶吃饭，财政包干。与纯正的单一制或联邦制国家不同，我们国家是财政联邦主义。中央政府执行稳定宏观经济、社会收入的财政再分配的经济职能并提供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地方政府执行资源配置职能并提供地方性的公共产品。地方政府之间是竞争关系，争项目、争资金、争资源、争能源、比经济增长率、比财政收入等。地方政府与辖区内的微观主体之间是交换性的社会契约关系，地方政府通过发展经济、提高社会福利来获取选票、获得支持和权威。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微观主体的效用函数是不一样的，中央政府效用函数的主要变量有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等;地方政府效用函数的主要变量有上级政府满意、辖区内的微观主体、财政收入、经济发展等;微观主体的效用函数主要变量有公共产品和服务、税赋水平、生产生活环境等。财政联邦主义有优点，中央与地方政府、上级与下级政府进行明确的分权，地方与地方展开竞争，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有利于各级政府的制度创新，有利于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但是在软化的制度环境约束下，地方政府之间的过度竞争，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政府不同效用函数之间的冲突也会使资源配置扭曲，地方政府陷入囚徒困境，投资行为异化等问题。
二、软化的制度环境
1、信息不对称
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政府的直接的委托代理关系是一个多任务、多目标合同，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政府效用函数不同，由于信息不对称、信息传递链条长，作为理性经济人，从成本和效率考虑，委托人(中央政府、上级政府)一般会抽象一些显性指标考察下级政府，每年各级政府在人代会所做的报告主要的指标是五个：123(总量，增速、人均)、财政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失业率、人口出生率，近来增加了事故亡人率、万元能耗指标等，这些指标也作为地方官员评价和奖惩的主要依据。代理人(下级政府)在人大监督缺位的情况下，经过成本收益计算，往往会把主要精力放在上级易于观察的政绩工程上，如大广场、大马路、大草坪等。由于对地方政府而言，企业是纳税主体，企业的效用要远大于居民的效用，真正的人民群众成为弱势群体。
2、人大监督缺位
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下，下级政府行政首脑由上级决定，群众对政府、下级对上级、同级人大对同级政府往往不能进行有效和及时的监督。
3、预算软约束
如同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所论证的那样，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存在预算软约束。预算软约束问题在我国地方政府身上表现尤其明显。很多专家认为，中国新一轮的经济增长是由地方政府主导并投资推动的。投资冲动和财政压力使地方政府千方百计地筹集资金，尽管《预算法》明确禁止地方政府自行举债或提供贷款担保，各级地方政府仍然积累了大量债务。
4、模糊产权
我国现行体制下，存在大量公共产权和公地资源，公有和国有、政府所有是不同的概念，公有产权界定模糊。土地法规定，土地国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但政府可以征用公共用地。地方政府滥用公益土地征地权，垄断土地供应和经营，运用行政权利保护违法征地。在经营城市的理念下，开发区热高烧不退，地方政府违法违规征地，农民失地、失业、失语。
三、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的异化
1、招。为了扩大当地投资规模、加快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机会，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开出各种优惠政策，零地价、税收减免，放宽市场准入条件，降低环保标准，舍弃自然或人文资源的保护。由于交易成本增加、资源配置扭曲，其结果导致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政府招商引资活动演变成零和搏弈。
2、卖。地方政府低价从农民手中征用土地，高价卖给开发商，出现大量违法征地、违法拆迁情况，造成大规模的失地农民和拆迁户上访。
四、地方政府机会主义投资行为的危害分析
1、破坏宏观调控。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机会主义行为重复和循环出现，使我国的宏观调控反复在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中徘徊。
2、政府治理成本提高。在经济转轨阶段，我国政府的治理成本不断提高，一方面表现为官民比居高不下、老百姓不堪重负;另一方面表现为政令不通。这些年，中央政府推动了自上而下的政府机构改革，整顿吏治，裁撤冗员。同时，从机构设置上，改变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委托代理关系，工商、税务、质检、土地、纪检、统计纷纷由省级政府垂直管理对一些重大案件、恶性事故，国务院频频派出调查组直接查办。
3、干扰了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四次经济周期，在每次周期的波峰前后都出现投资过度增长和高通胀。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周期的条件波动性不同，我国的经济周期与政治周期即地方政府换届的周期是基本吻合的。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始终以投资推动为主，体现在统计数字中的高资本形成率。在投资结构中，政府投资特别的投资是主体。刘宝全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我国经济运行的波动性和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具有溢出效应。
4、影响了社会稳定。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造成经济大起大落，经济增长方式简单粗放，陷入通胀或通缩的怪圈，失地农民和拆迁户不断上访，国有银行形成巨额的不良资产，地方政府大量隐性举债，重视经济增长忽视社会发展，土地等资源不断遭到破坏以及环境压力越来越大，带来一系列问题，影响了社会稳定，影响了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的贯彻落实，延滞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步伐。
五、政策建议
1、深化政治、经济、财税和政府体制改革，重塑上下级政府间的直接委托一代理关系。改革分税制，回归统一税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推行政务公开，提高政治透明度，逐步推动村、乡、县干部直接选举，变上下级政府间的直接委托一代理关系为辖区内的微观主体及其代理人地方人大和政府间的直接委托代理关系，置地方政府于上级政府、同级人大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
本文主要介绍“新政治宏观经济学”的发展阶段和理论观点。
一、政治—经济模型的特征
政治—经济模型把政府看作是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内生部分，这与一般的传统分析不一样。例如在早期泰（Theil）的分析中，政策制定者被看作是“善心的社会计划者”，他只关心社会福利最大化，拟想三个步骤：第一，政策制定者详细制订经济政策的目标（如低通胀、低失业率）；第二，给出社会福利函数，政策制定者试图将其最大化。他将选择一系列政策工具（财政、货币政策）来实现理想目标。最后，善心的社会计划者必须运用经济模型以便政策工具能被设定最佳值。这种对分析经济政策的规范的研究，考虑的是政策制定者应该如何行动，在最优控制论内容中经济学家试图提出一系列最优政策以达到最大产出。因此，一般的经济政策的规范分析把政府看作是经济中外生的。它唯一关注的是指导经济沿着最大产出方向前进，经济政策分析降格为一种技术训练，即在约束条件下的目标最大化。
在政治—经济模型中，新政治宏观经济学家把政府看作是站在政治和经济力量相互作用的中心。一旦政府被看作是内生的，规范分析的福利最大化思路就不再合逻辑了。在职的政治家要对经济政策的选择和实施负责，他的行为明显地受政治制度的约束，分析宏观经济现象和政策的政治—经济思路强调激励，对政治家的激励影响他们的政策选择。
阿莱西纳强调有两个一般政治因素在政治宏观经济学中总是起关键作用。第一个因素是在位的政策制定者的动机，他力图保持权力，这又促成机会主义行为。第二，社会是两极分化的，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某种程度的冲突。结果是意识形态的考虑将表现为某种形式的政党政治行为。不同的党派力图采取能最大化他们代表的选民利益的政策。给定机会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动机，政治家要不断地面对诱惑，去违反一个善心的社会计划者选择的最佳政策。政治家是受意识形态和再选举因素之间平衡驱使的。选民根据政治家实现意愿的经济目标成功的程度来评价他们。在选举前期经济的状况是关键性的，政治家显然意识到，为了政府的连任，宁愿有一个向上的而不是衰退的经济，特别是在选举酝酿期。所以经济状况影响选举结果，而为获得选举胜利的动机直接影响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和应用。如果在位的政治家象一个独裁者长期占有职位，他们就可能经常放弃为了使其再选举期望最大化的努力，也可能常用随意的政策。政治家也受党派因素的驱使，但是不能实行带有意识形态的政纲，除非政党首先赢得和保持权利。
在过去25年左右，经济学家们设计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模型，试图将这些因素考虑进来，在经济学家们对总量不稳定性的潜在原因的研究中，经济和政治制度相互依赖现在已是一个构建得较好的领域，特别是在理解意识形态和选举竞争如何影响失业、通胀、经济增长和财政货币政策的应用的结果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二、几种政治—经济模型
将影响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的政治因素考虑进来的理论文献，70年代中期以来分两个阶段发展，有4种思路的概括。
1.传统机会主义模型。在第一阶段，70年代中晚期，诺德豪斯建立了一个机会主义模型“政治商业循环”，在诺德豪斯模型中，自利的有谋取职位动机的政治家，不考虑对党的忠诚，应用财政货币政策是为了政治利益而操纵经济。诺德豪斯模型的中心，是由于适应性预期而增大的菲利普斯曲线，在长期比在短期的有利选择性更小。在选举之前，降低失业和增加在位者的支持率的扩张性政策会被实行。选举获胜后，紧缩性政策会被采用以降低选举前繁荣的通胀后果。在这一整个过程中关键的是政治家短期任职和缺乏远见的选民之间的关系。在诺德豪斯模型中，从长期来看，令人不快的经济政策结果在短期对政治是好的。
2.传统政党模型。第二种思路是赫比斯的贡献，他强调意识形态的而不是职位动机的因素，根据赫比斯模型，左翼政党比右翼政党对失业更厌恶。正好相反，右翼政党比左翼政党更看重通胀问题，因此赫比斯模型描述了不同党派政府在政策选择上的系统差异，这可以用他们以等级为基础的政治选民的目标偏好来解释。例如通过减少失业“降低规模等级”获取大多数，而不是由于通货膨胀“提高等级”集团失去大多数。
作为对政党理论的“强”版本的修改，弗雷（Frey）和谢内德（Schneider）（1978）提出一个“弱”版本，他们认为在意识形态和机会主义因素之间会有所取舍，在政党理论的弱形式中，一个在职者意识形态的行为，使他们持有一个“受欢迎”的剩余或者领先于反对党。
当在职者有“受欢迎赤字”时，他们将不可避免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因为当政府对赢得下一轮选举缺乏信心时，采用机会主义政策的企图是最强的，机会主义行为将是在职者政治不安全的增函数，在弗雷和谢内德模型中，机会主义政策操纵应该会在某些选举之前观察到，而在其他时间则不会。
3.理性预期“革命”。在所谓理性预期革命时期，诺德豪斯机会主义模型和赫比斯党派模型都被逐渐削弱，理性预期革命标志着70年代中后期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在以理性预期为基础的市场结清模型的新种类中，假定经济人（选民）是有远见的，这使得机会主义的或意识形态的政策制定者更难操纵实际经济活动。没有可行的菲利普斯曲线供政策制定者利用。此后，阿莱西纳认为由于理性预期批评的毁灭性后果，在诺德豪斯和赫比斯之后“关于政治商业循环的理论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在一个相对被忽视的时期之后，第二阶段政治—经济模型在80年代中期出现，正是这一研究在后期迅速扩张，它与理性预期假说相结合，阿莱西纳把它称作“新政治经济学”。由于新古典理论家的影响，这些第二代“新政治经济模型”采用了理性的选民和经济人，将理性预期假说结合到这些模型中的冲突降低了，但不是消除了经济政策对总产出和就业的影响。而且，选民理性化的假设排除了选民被系统性地愚弄的可能性。
4.理性机会主义模型。在理性机会主义政治商业循环模型中，投票者和经济人是理性的，但是由于政府的某种特征存在不完全信息，因此投票人不能确定在位者的能力，关于他们在财政过程中减少浪费的能力，还有他们在启动经济增长而不导致通胀率上升方面的技巧。在政策制定者和投票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给在位者提供了一个机会去创造“诺德豪斯式”经济循环，正如库克曼和梅尔泽所说：公众关于政府行为和经济状况只有不完全的信息，社会最佳经济决策与支持最大化选择可能偏离……，当政策制定者是一个力图获得选举者的最大支持的政治家时，审慎会导致社会的次优结果，这种与最佳状态的偏离是“民主的代价”。然而，在理性机会主义模型中，这些政治诱致的循环并不那么严重，而且比诺德豪斯模型预期的持续时间要短。
5.理性党派模型。在“理性预期革命”之后，理论家对政策制定者通过总量管理政策影响实际经济活动的能力产生了怀疑，阿莱西纳证明，总量不稳定性的党派理论在结合理性预期假说的模型中仍然适用。阿莱西纳发展的选举理论的框架受到博弈论思路的严重影响，然而阿莱西纳不是采用新古典市场结清假定，他应用的是费希尔（Fischer）介绍的名义工资合约框架，费希尔的重要贡献是证明，新古典政策无效性主要是由于工资和物价的适应性而不是理性预期假定。当名义工资合约在选举之前的间隙签订时，如果需求管理政策显示出政策偏向，就会产生选举后通货膨胀突然袭击的潜力。
阿莱西纳检验了有着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偏好的两个政党之间的相互作用。第二代党派模型中有如下假定：
（1）经济被描述为一个预期扩大的菲利普斯曲线。
（2）通货膨胀的预期是非理性的。
（3）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利用财政货币政策的总量需求管理直接控制通货膨胀。
（4）政治家是有意识形态倾向的，而且服从党派利益，与右翼政党相比，左派政党相对更考虑增长和失业，而相对不重视通胀。
（5）选民意识到党派差异，并投票给那个能够提供与他们偏好一致结果的党。
在这个框架下，阿莱西纳假定，个人人签订一个无条件的名义工资合约，目标是保持实际工资与（失业）自然增长率一致。然而，个人人设定名义工资增长率等于他们对通胀的理性预期。假如选举结果是事前不确定的，个人人不知道哪种总需求政策将在选举后被实行。这就创造了一个环境，未预期到的通胀的变化带来产出和失业与它们的自然率的偏差。
给定这些因素，理性政党理论有如下可检验的含义：
（1）模型预计，在右翼政党获得选举后，会有暂时的衰退和失业的增加（与诺德豪斯模型相似）。
（2）理性党派理论指出，在左派政党获得选举后会有一个产出和就业的扩张，伴随通胀的加速（与诺德豪斯模型相反）。
（3）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实际效果是临时的，随着通胀预期的调整，在现任的后一半任期中，产出和就业的增长会回到它们的自然率，但在左派政府情况下通胀要比选举时高。
（4）两个政党之间意识形态信念越强，选举结果就越具有不确定性，随着政策体制的变化，对产出和就业的妨害就越大。
（5）不象第一代政党派模型，理性党派理论指出政治波动对失业和增长的干扰将是暂时的，在现任者的后一半任期，实际变量会回到它们的自然率。
在过去十年，大量文献探讨了经验证据，关于宏观非稳定性政治—经济模型，在经合组织工业国家，阿尔特（Alt）和阿莱西纳得出结论，这些调查对两类结论提供了支持：第一，以理性选择的计划和理性预期为基础的政治循环的新理论，与他们的前辈相比更成功。第二，党派模型比机会主义模型更为有效，如对政治导致GNP增长，失业和通胀的宏观经济波动的解释。
三、新政治宏观经济学对宏观经济问题的讨论
70年代中期以来，许多经合组织国家累积了大量公债，这种债务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的上升在和平时期的同类经济中是空前的，也是与“税收平滑”理论提出的最优财政政策的新古典思路很难相符的。希腊、意大利、爱尔兰累积公债比率在1990年超过95％，其他如法国等不到50％。
为解释这些国家的经验与这些债务比率上升的时间之间的变动，阿莱西纳和帕罗蒂（Perotti）指出：一个政治制度因素的协议是关键，在解释这样的差异时，他们认为两个最重要的因素是：
（1）围绕预算过程的各种规则和条例。
（2）政府的结构，如选举人是系统倾向于大联盟，还是单一党的政府。
面对大的经济危机，较弱的联盟政府容易推迟必要的财政调节。一个社会计划者对经济危机会迅速作出反应，而在党派和机会主义政治的现实世界，摩擦战会延迟必要的财政调整。
阿莱西纳和帕罗蒂的研究也证明，财政调节的性质（构成）与它的成功是直接相关的。有两种调节方式，第一种财政调节靠削减支出、转移支付和公共部门工资与就业；第二种调节主要依靠广泛地增税和减少公共投资。阿莱西纳和帕罗蒂发现第一种调节使得预算更持续一致，第二种调节则更加扩张，而且迅速被预算的更加恶化颠倒过来，还有相反的经济后果。
增长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也找到了说明政治不稳定降低增长的强有力证据，主要是由于不确定性的增加对投资有负作用，阿莱西纳和帕罗蒂的结论是：一个良好的和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是经济增长的必备条件。而且，他们还指出，财富和收入不均的程度越大，增长率可能越低，在高度不均的国家，有重新分配的强烈需求，而且这样的冲突一般会导致妨碍增长政策的采用。这有助于解释拉美实行民粹主义政策的压力，也说明了为什么分配冲突在韩国和日本战后增长奇迹中有严重的负作用。
对民主市场一个重要的批评是：投票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一致的，对每个选民来讲，获得更多信息的收益可能代价过高，不完全信息不可避免，政治家就会在选举之前热衷于机会主义财政行为，阿莱西纳认为，某种程度上是这种情况，但他并不过分强调这一点，因为：（1）如果这是赤字预算的主要解释，它应该适用于每种民主，在经合组织国家，财政政策就看不到如此大的差异。（2）与有效政策的大的偏差如巨额赤字，在选举年会很容易观察到，如果单个选民没注意到，媒体肯定会观察到。没有证据说明大量赤字会有利于一个现任者的连任。阿莱西纳认为利益冲突比不对称信息要重要得多。
阿莱西纳认为，竞选意味着动态不一致，如果选民是理性和有远见的，政党不能只关心获胜，而也要考虑一旦获选后实行的政策，这种情况下会出现动态不一致，政党有动机集中的讲演增加其竞选机会，然而如果获选政党没有履行其选举演讲，有一种激励使它采取它最偏好的政策而不是在演说中宣布的政策，如果投票者是理性的，他们会考虑这种激励。因此，一般地说，在一次性选举博弈中唯一的时间一致均衡是不可能收敛的，两党采取它最偏好的政策，选民会理性地预期到这一结果，党派讲演的完全兑现只能来自一种限制性情形：党派和选民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无限地重复博弈，完全或者部分的政策收敛可能是政策竞争的结果。事实上，如果候选人有凹形的目标函数，福利最大化政策规则就意味着党派政策的完全收敛。
阿莱西纳和诺瑞尔•罗比尼（NourielRonbini）在“经合组织经济中的政治循环”一文中（1992）研究了经济增长、失业和通胀的动态变化是否受选举和政府更迭的时机的影响。样本包括过去三十年里18个经合组织国家，检验了几个政治模型的含义，有“机会主义”和“党派”的模型，也比较了“理性”模型与传统研究，结论如下：（1）诺德豪斯1975年构造的关于产出和失业的“政治商业循环”假说总体上与数据不符。（2）选举之后通胀立即提高，可能是选举前扩张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结果。（3）有证据证明，在产出和就业有暂时的政党差异，在通胀率上有长期的党派差异。（4）事实上在产出增长和失业上没有永久的党派差异。
四、理性党派理论的政策含义
理性党派理论的基本思想是：如果工资调整较缓慢，通胀率的变化是和政府创造的实际经济活动与其自然率的临时偏离这一变化相联系的，在一个右翼政府的初期，产出增长是低于其自然水平的，失业率是高于自然水平的。左翼政府则正好相反。在预期价格和工资调整之后，产出和就业回到它们的自然水平，经济景气应该是独立于执政党派的。然而在整个左翼政府时期，通胀率可能保持较高水平，这意味着理性党派理论与经验证据是一致的，特别是一些两党制政体的国家或者可以明确区分为左派运动的国家，反之亦然。在经常出现政府的大联盟政府国家，理性党派理论是不太适用的，事实上趋向于失败。
阿莱西纳认为，党派理性模型是“实证”的，而不是“规范”的，因此它没有任何直接的政策含义。然而模型能够被用于规范的指导。首先，模型提出中央银行独立性，使货币政策与政党影响隔离，可以降低货币和实际变化性的程度。其次，关于政策制度，模型指出，比例上的选举体制导致妥协和政策温和，这减轻党派波动和极化主义，但可能导致政策制定的停顿，特别是关于财政问题。多数派制度使得两党制有着对立的特征，更多的政策两极化而没有政策停顿，两党制的极端情况不可能是最优的，尽管欧洲的超级联合政府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理性党派理论的主要不足之处在于：工资形成机制被假定为外生的而不是来自于最佳个人行为。最近关于政治和宏观经济相互作用的最重要的启示和政治含义，首先就是政策是如何决定的，这关系到结果。其次，当考虑“最佳制度建设”时，不能忽视利益冲突。最后，以“社会计划者”为基础的模型不能完全解释经验证据，对于政策展望可能误导和毫无用处。
总之，最近的政治—经济研究抛弃了“善心的社会计划者”假说。在民主国家现实中，政策制定是由选举出来的政治家决定的，不可避免要受党派的和机会主义激励的影响。因此，分析政策选择的规范思路不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与最佳政策规则的巨大偏离会发生，政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是一种现实，将制度约束、分配冲突、机会主义和意识形态动机考虑进来，政治—经济模型能更好地解释重要的宏观经济现象的变化，如总量不稳定、通胀、失业、公债和经济增长，正如政治学家不能忽视经济力量，来自于新政治宏观经济学研究的启示就是对经济政策的实证模型感兴趣的经济学家不能也不应该忽视政治舞台。
【参考文献】
①Alesina,A."Credibilityandpolicyconvergenceinatwo-partysystemwithrationalvoters."AmericanEconomicReview,1988,Vol.78,pp796-806.
②Alesina,A.andR.Perotti,"Thepoliticaleconomyofgrowth:acriticalsurveyoftheliterature,"WorldBankEconomicReview,1994,Vol.8,
【编者按】351-371.
③Alesina,A.andR.Perotti,"Fiscaldisciplineandthebudgetprocess,"AmericanEconomicReview,1996,Vol.86,pp401-407.
1企业及其活动的政治学分析
对“企业及其活动”的政治学分析必然涉及到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对“企业及其活动”的关注经常容易出现偏差从而必然导致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缺乏应有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最终解决问题的方式和结果往往难以尽如人意。不得不承认，长期以来在认识和处理的企业及其活动的相关问题上是犯过比较严重的形而上学错误，具体表现为在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上人们经常会很容易地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样的一种处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不仅没有正确地解决“企业及其活动”中所出现的问题，没有真正地促进企业更好地生存和发展，而且在根本上妨碍了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在一定程度上伤害和压抑了人们的政治参与热情。究其原因在于，我国的企业不仅是一个从事生产和销售的经济实体，而且也是一个鼓励和推进劳动者参与政治活动的政治实体，尤其是在政治稳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作为政治实体的企业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越来越重要。因此，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世纪里，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过程中，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在大力培育和发展政治市场的同时，必须重视“企业及其活动”相关问题的研究，让作为政治实体的企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其应有的重要作用。在目前的学科体系中，围绕“企业及其活动”相关内容所展开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在政治学视域中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企业政治学》还没有最终形成，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企业及其活动”相关研究很难进一步地向前发展。如果不能从学科体系结构中来界定《企业政治学》的学科范畴、学科内容、学科特点和研究范围、研究对象、研究方法，那么必将导致《企业政治学》能否作为一门学科存在的合理性问题的产生，从而让“企业及其活动”的相关研究停滞不前。为了更好地将“企业及其活动”的相关研究进一步向前推进，就必须展开对《企业政治学》的学科定位、内容界定、发展规律、研究方法等相关内容的基础性研究，从而最终构建出一门新型的综合性的交叉学科，即《企业政治学》。
2《企业政治学》的建构及其内涵
一门学科能否构建和独立存在，不仅取决于是否有其研究之对象和解决之问题，还要取决于有其独立之理论，因为理论是经过整理的关于此学科的研究对象及答案的知识，是围绕学科结构体系将相互依存的概念和原则合理组合起来的知识体系。如此同时，一个新型学科的构建除了对其研究对象进行全面、系统、完整的分析之外，还会由于此学科的研究深度、广度和力度的需要必然涉及到毗邻学科的相关知识的支撑，甚至对于某些特殊的学科而言，其毗邻学科的研究成果还会在根本上对其构建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企业政治学》当然也不例外，如果要想构建一门新型的《企业政治学》学科的话，那么也就自然而然地需要描述“企业及其活动”的其它相关学科的支持。围绕“企业及其活动”业已形成企业会计学、企业经济学、企业组织学、企业行为学、企业管理学、企业伦理学等一些相对成熟的学科，这些学科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企业及其活动”的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地研究，并分别在各自的领域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些成果则天然地构成了《企业政治学》的理论支撑。因此，建构《企业政治学》除了对其研究对象和学科问题进行广泛深入地展开之外，也必须学习和借鉴其它关于企业及其活动的相关学科的理论和实践的成果，这些学科包括企业经济学、企业管理学、企业行为学、企业伦理学等。
企业经济学主要研究企业的经济运行规律，属于微观经济学范畴，是我国的一门新兴的经济学科，其主要内容包括筹集资金、购买生产要素、组织生产、销售产品、分配收入、扩大再生产以及扭亏为盈等活动。除此之外，由于企业经济的运行离不开社会和整个国民经济，企业经济学还涉及与企业经济运行的外部条件相关联的一些内容，如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作用和影响、宏观对微观经济的调节和控制、国家对企业的管理和指导，企业对国家的遵从和调整等。企业管理学是一门不断发展的、综合性的科学，其研究的目的就是通过合理利用人、财、物、信息等资源来提高工作效率和经济效益，就是以提高生产力、协调生产关系来促进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企业在进行任何一项管理活动时都直接体现为两个方面：即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管理主体必须是人，而管理客体可以是人，也可以是财、物、信息等。这种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形成的管理关系就是企业管理中“本源”的管理关系，它与社会关系、技术性关系、法律性关系、经济性关系不同。企业伦理学是当代西方企业管理学流派中的一个重要流派，是一门研究企业伦理现象和规律的学科，是因管理学与伦理学的双向互动和交叉而产生的，属于应用伦理学的一个分支。所谓企业伦理就是企业活动中的伦理，即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所构成的各种关系，以及处理这些关系的道德原则和规范的总和；企业伦理现象则包括企业的伦理行为、伦理选择、伦理评价、伦理悖论和伦理意识等；而企业伦理规律则是企业在经营管理活动中所构成的伦理关系种类及其发展的必然趋势，以及处理所有关系应遵循的道德法则。通过经济学、管理学、伦理学领域的“企业及其活动”的比较可以发展，作为政治实体的企业在政治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尚没有充分地进行挖掘和研究，还缺少通过政治学来界定“企业及其行为”的内涵和外延，从而导致《企业政治学》的缺位。为了更好地找准企业在政治市场中的位置，更好地发挥企业的政治功能，就必须使企业真正纳入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并进行政治学的学科定位来构建《企业政治学》。
《企业政治学》通过两种角度将企业政治学的研究对象进行探讨：其一是关系论的角度，即从企业与人、企业与企业、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入手的角度。社会行为是社会人互动中形成，但又相对独立于个体行为，在社会行为的过程，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组织）之间以及群体（组织）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形成了一种关系结构网络，而每个关系网络的联结点都嵌入了社会的资源和规则。这种蕴含能量的关系网络结构既在企业组织中存在，同时企业组织本身也作为新的组织个体存在于更广的关系网络结构之中，这些关系网络结构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不是等序的而是差序分层的，并构成企业行为制度场的核心内容。因此，企业行为的过程是复杂而多向性的，面面俱到地把握企业行为的影响因素既不现实也无助于深刻理解企业行为的意义，因而，在学理上对影响企业行为的制度因素进行简单的类型化，抽离出其中关键成分就尤为必要，企业政治则是理解企业行为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其二是实体论的角度，即从企业和环境来进行研究。可以把企业政治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亦即外部政治和内部政治。前者是指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外部生态环境，涉及的是企业行为与外部实体的权力关系，其主体是企业法人或者代表企业整体利益的最高决策者，具体而言包括企业与政府机关和其他经济实体之间的关系，其中面向政府的企业活动行为是企业政治的核心内容。企业政治微观层次是指企业组织内部的权力关系结构，由企业组织内部的企业成员互动形成，是企业内人际关系的总和，其主体包括了企业组织中所有的自然人，由此构成的关系网络结构在每一个节点上都凝结着资源并影响着关系网内人的行为选择。企业微观政治属于企业内部成员利益表达和利益实现的非正式渠道，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规则和制度属于非正式制度范畴，除了影响企业成员的行为选择外，同时对于企业整体行为也具有影响力。内因是起决定作用，外因则是条件作用，但内因必须通过外因来发挥其重要作用。因此，企业的政治关系、政治风气、政治状态、政治秩序、政治机制等等文明与否、优良与否，对企业的生存发展往往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企业政治学》是一门研究“企业及其行为”在“政治市场”中的活动目的、原则、策略、手段等相关内容所组成的新型交叉学科，它包括作为政治实体的企业如何通过一定的政治战略来指导政治行为、企业如何利用积极因素来谋求其最大的政治利益、如何利用有关条件来转化或减少不利因素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如何在推进自身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来促进其政治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如何实现企业所追求目标的最优化，如何在根本上推动整个社会的向前发展等。
作者：阳爱国魏忠明单位：湖北工业大学
论文关键词：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浅析
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是经济工作和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当前，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中国企业也面临着诸多困难，如何在逆境中求发展，困境中求生存，可以说思想政治工作是根本保证，企业只有不断适应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工作新思路，对症下药，才能绝地逢生，稳定发展。
一、思想政治工作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意义
1.思想政治工作是企业所有工作的生命线，是企业不可缺少的生产力要素之一。 思想政治工作是指一定的阶级政党，为了实现本阶级的政治目的，通过教育活动，用本阶级的思想去影响广大社会成员，使其接受它并转化为个体的思想和形成一定的行为意识，从而支配人们自觉地去行动的活动。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
摘要的力量，使企业在和谐中生存，前进中发展. 二、对当前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面临问题的分析
1.思想、价值观念的错误观点严重影响企业思想政治工作 的开展. 西方通过各种形式、途径对我国思想政治的渗透，以及各种 腐朽思想的广泛影响，使当前企业职工的思想价值观念形成了错误的观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多种分配方式的实行，使企业职工的收入拉开了档次政治论文，职工在收入和分配上的思想 观念发生了变化。职工过分地关切工资奖金，认为工资奖金的多少才是人生价值的体现，从而心理不平衡，影响了工作的情绪，也影响了企业的工作。有些领导干部为了自己的私欲，甚至铤而走险，挪用企业的大量资金，触犯了法律。由于错误的思想、价值 观已经在企业领导干部和职工内部生根发芽，所以企业思想政 治工作的开展势必受到这些腐朽思想的阻碍，从而影响企业的 形象和正常进程.
2.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在方法方式上走老路. 目前，很多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但是在方式方法上仍然是一条老路。很多企业大搞形式主义，在理论上没有弄清楚，却盲目地做起了思想政治工作。在形式上仍然是你听 我说式的教育，缺乏渗透性、吸引力和感染力。许多企业职工抱 着被强迫接受教育的态度来听讲，很难产生好的效果。在这种传 统枯燥的宣传教育形式下，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无法深入人心，企业领导和职员也无法得到有效的沟通，最终思想政治工作得不到合理开展，企业的发展停滞不前，效益一落千丈。 3.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不受重视。
当前很多企业只重视效益，而忽略了对职工的思想政治教育。由于受传统思想的影响，企业领导与职工群众的距离拉得越来越大，领导和职工之间缺少交流和沟通论文网。在企业中不能形成一个良好的思想政治工作环境，导致企业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很好进行. 三、解决企业思想政治问题的对策 1.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首先在内容、形式上有所改变。
为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思想政治工作在内容形式上首先 要有所改变。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太单一，企业领导应结合企业的改革和生产实际，动脑筋想办法，采取多层次、多内容的全方位教育，把单一的灌输式扩展为讨论式、演讲式，并借助媒体进行直观形式的教育，使思想政治工作不再枯燥无味。同时，领导在向职员宣传教育思想政治工作时，也应该采取平等、讨论的方式，以亲切自然的态度与他们协商， 从而使企业领导和职员间相互信任、相互理解，更加能促进思想 政治工作的开展。
2.新形势下，不断创新完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是企业健康 发展的必然要求。
创新是现代企业文化的精髓，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企业是 没有竞争力的企业，因此要把创新作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定位。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政治优势和光荣传统，越是经济发展，越要发挥这种优势传统。目前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要以解放思想为突破口，倡导创造性思维，使思想政治工作有创造性、超前性和开放性，使思想政治工作不断 适应环境变化的需要。
思想政治工作应避免形式主义政治论文，应围绕职工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和疑点问题，充实思想政治工作。要建立齐抓共管的组织领导机制，建立规范有序的管理机制，保证思想政治工作的正常运转。对于思想政治工作不利的一些观念陈旧、知识老化等现 象，应采取有效的措施，培养高素质的领导队伍，及时补充新鲜血液，营造有利于工作开展的良好环境。
3.要把以人为本的思想放在企业的核心地位。
日本行政改革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起于池田勇人首相于一九六二年二月成立第一次临时行政调查会。从一九六二年至年，临时行政调查会先后提出：强化内阁的综合协调功能、行政决策的透明化、抑制行政组织过度膨胀及排除政府权力集中在中央行政组织等建言，此一阶段的行政改革强调行政的简单化与效率化。
第二阶段则是一九八一年铃木善幸首相成立第二次临时行政调查会，由当时的经团连名誉会长，财界大老土光敏夫担任会长。从一九八一年到八三年先后提出行政组织简化、政策革新及制定国民负担率目标等建议。此一阶段由于遇到日本成长趋缓，以及面临财政赤字危机，大藏省希望能引进新的税制(即一九所通过的消费税)，因此在行政革新外，同时提出配套的财政革新措施。
一九八三年三月，土光敏夫向中曾根康弘首相提出行政改革最终报告，中曾根内阁随即于五月提出新行革大纲，主要改革有：
一、行政组织的改革：1.强化综合整理机能：充实内阁总理大臣的辅佐与建言体制，改善内阁官务体制，发挥内阁总理的指导功能。2.强化行政组织的综合整理功能，将总理府人事局和行政管理厅的事务与权限合并为「综合整理厅，使预算、人事、组织和计划的综合管理功能进一步强化，确保行政的整体性。后经多次协调，内阁设立总务厅取代行政管理厅。3.确立行政组织的自律机能。
二、政府和特殊法人的改革：其中比较重要的是日本国铁、电话电信等国营企业走向民营化。
三、地方分权化和行政体制改革。
一九八三年到一九九一年日本政府依据第二次临时行政调查会的结论，分别在一九八三年六月、一九八七年五月、一九九0年十月成立临时行政改革推进审议会，提出「小而能政府的理念，希望精简政府组织，减轻政府财政赤字负担，同时提出管制松绑及地方分权等两项建议。
简言之，此一阶段行政革新的目标在于确定公部门的行政责任领域，以及厘清官方与民间的责任分担，因此，此一阶段先后决定财政再建、日本电信公社、日本国铁、日本烟草产业等国营企业开化民营化、规制松绑、地方分权与行政程序法的修订(并河信乃，1997：15-16)。
贰、一九九0年代日本行政改革的特色：以主导行政改革
一九九0年十月，海部俊树首相任命铃木永二为第三次临时行政改革推进审议会会长，主要是因应冷战结束后，国际化的快速，以及日本国民越来越重视生活型态等观点，进一步推动行政改革。一九九三年十月第三次临时行政改革推进审议会提出最终报告书，特别强调从政治来解决行政，也就是政党与政治家提出与推动行政改革案，以政治来主导行政改革。
一九九三年第三次临时行政改革推进审议会特别强调以政治解决行政问题，主要是因为联合政府的成立，以及从一九九0年波斯湾战争开始，先是日本外务省的危机管理能力被质疑，然后是阪神?淡路大地震、住专呆帐问题等事件的发生，又有防卫厅与大藏省的应变能力被强烈批评，再加上一九九四年二月，细川护熙首相决定采行国民福祉税，并且表示在增税前实施行政革新，希望能减少不必要的预算项目与经费支出，因此第三阶段的行政改革与前两次行政改革有很大的差异，最大的特质也就在于强调以政治来主导行政改革。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九日，村山富士首相设立行政改革委员会，由三菱重公司饭田庸太郎担任会长，一九九五年三月日本政府宣布规制松绑五年计划，同年四月改为三年计划，同年七月成立地方分权推进委员会，由秩父小野田株式会社诸井虔担任会长。一九九六年桥本龙太郎首相成立行政改革会议，亲自担任会长，并且纳入行政改革委员会与地方分权改革委员会的成员。
桥本龙太郎首相就任以来，有鉴于行政组织僵化、财政及保险负担沉重、产业空洞化，以及业庞大的不良债券，于一九九六年提出六大改革，包括行政、财政结构、金融体系、经济结构、社会保障制度及制度等。其中，行政改革的目的在于将日渐僵化的行政体系，予以根本的改革，以适应新的国内外社会经济情势，发展自由公正之国际社会，积极达成国际社会一份子之角色功能，并且透过：强化内阁机能、中央行政组织的精简与重整、促进地方分权与创设独立行政法人制度等，建立一个能达成国家重要机能、确保行政的统合性、机动性且效率的政府。
桥本首相提出行政改革的理念后，先在内阁成立「行政改革促进本部，由桥本首相担任本部长，内阁官房长官与总务厅长官担任副本部长，推动行政改革之重要相关事项，并且成立「行政改革会议，于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召开第一次会议，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三日提出最终报告。
行政改革会议会长由桥本龙太郎首相亲自担任，会长为总务厅长官武藤嘉文，委员兼事务局长为首相补佐官水野清，桥本首相还邀请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有马朗人、日本劳动组合总联合会顾问卢田甚之助、三菱重工公司饭田庸太郎、上智大学教授猪口邦子、国际日本文化所所长河合隼雄、京都大学教授佐藤幸治、一桥大学荣誉教授盐野谷佑一、丰田汽车公司会长丰田章一郎、东北大学教授藤田宙靖、秩父小野田株式会社诸井虔、读卖新闻社社长渡边恒雄等共十二人加入行政改革会议。
比较令人注意的是，行政改革会议结合民间的企业界、学术界重要人事的参与，而且除了桥本首相与总务厅长官外，没有其它的政治人士(国会议员或政党代表)与官僚人士的参与，连退休的资深官僚也被排除于会议之外。
参、日本第三次行政改革的具体成果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三日，行政改革会议提出「行政改革最终报告，在报告中，提出强化内阁机能、新中央行政省厅的重整及方向、行政组织精简及提升行政效率等重点；并且具体规划新中央省厅行政组织减缩为一府十二省厅。桥本内阁随即在翌日通过该份报告，并且拟定「中央省厅等改革基本法，作为推动中央省厅改革的方针与依据，日本国会于一九九八年六月九日通过此基本法后，行政改革会议因完成阶段性任务而在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三日宣布解散。
中央省厅等改革基本法公布后，依据此法于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三日成立「中央省厅等改革促进本部，本部长由首相亲自担任，副本部长为内阁官房长官及行政改革担当大臣，其它内阁阁员为部员，一起推动中央省厅等改革之综合协调、制定中央行政体系改革之相关法令、以及进行国家行政组织精简、提升行政效率等基本计划之工作。
「中央省厅等改革促进本部于一九九八年九月二十九日确立中央省厅等改革基本方针，并且在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六日决定「中央行政改革省厅等改革大纲，内容涵盖内阁法修正法、内阁府设置法、中央省厅组织修正法、各省厅等设置法、独立行政法人制度、省厅组织精简及提升行政效率等大纲。一九九九年七月八日国会通过中央省厅改革关连法，同年十二月十四日通过中央省厅改革施行关连法，整个中央省厅等改革的法制工作已经大致完成，并且在二00一年一月六日正式进行新的中央省厅组织架构。
依据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三日行政改革会议最终报告，此次行政改革的成果，主要有：强化内阁机能、中央省厅组织调整、行政机能的减量与效率化、公务人员制度的改革等。
(一)、在强化内阁机能方面：
由于过去各省厅基于本位主义以及由各省厅分担管理之原则，虽然符合的需求，但随着国家目标复杂化、内外环境的变迁下要求迅速且聪明的价值选择与政策执行，各省厅的本位主义与分担管理的原则，反而显示出其局限性及机能障碍，因此，为寻求整体性与战略性的政策判断与机动性的决策，宪法上的内阁总理大臣应该发挥高度的统治与政治作用，内阁机能也有必要加以强化。
为提高总理大臣主导国政方针的决定，使其发挥对内阁的指导性权能，则应强化内阁及总理大臣的辅佐与支持体制，亦即强化内阁官房机能及设置内阁府，协助内阁及总理大臣。因此此次行政改革将可能导致政界与官僚的关系，将政策决策之主导权由行政官僚体系回归到民选代表的政治家。
在强化内阁总理大臣的指导机能方面，总理大臣在内阁会中对于国家基本方针，例如外交政策、安全保障政策、行政财政作、总体经济政策、编列预算之基本方针等重要国家政策具有提议权，并可进行讨论与决定。此外，总理大臣可机动设置特命大臣，负责担当特定事项，例如「冲绳及北方对策担当大臣。
为强化总理大臣的辅佐与支持体制，设立直接辅助总理大臣的内阁官房与内阁府。内阁官房为负责企划、调查任务之机关，负责国政上之统合策略机能，同时负责内阁在国政上最高、最终之调节机能，以及执掌安保、经济政策等基本政策，以及强化危机管理和信息机能；内阁府则负责总合调整，透过经济财政咨询会议、总合技术会议、中央防灾会议，提供内阁官房政策。
(二)在中央省厅之重组方面：
新制之中央省厅，由现行之一府二十一省厅重组为一府十二省厅，并且从二00一年一月六日开始实施。
新的中央政府体制再造是基于下列五项原则：1.新的省厅是以功能目标为考量；2.重组与合并在较大的功能领域，例如国家存续、国富扩大、国民称活保障和教育文化传承等四大国家机能；3.考量利益冲突的因素；4.省厅之间的平衡；5.省厅间的协调是基于每一省厅的目标与职责。
在中央省厅重组与合并过程中，比较显著的变化是：1.大藏省改为财务省，并将原有的金融业务移出，另成立金融监督厅。2.将业务常需协调的运输省、国土厅、北海道开发厅和建设省合并为国土省，强化协调功能。3.将通产省与厚生省有关环保业务与环境厅合并，并提升为环境省，显示日本重视环保问题。4.为强化内阁，总理府、冲绳开发厅和经济企划厅重组为内阁府，促进内阁的政策调整功能。5.将总务厅、自治省和邮政省合并并提升为总务省。6.将文部省和科学技术厅合并为文部省。
(三)在行政机能缩减方面：
国家行政机能总检讨之基本观点为「由官转为民、「由中央转为地方，除政府事务、事业民营化外，由于政策机能与执行机能之分离，有关执行机能方面，应活用「实施厅制度及「独立行政法人制度，以谋求事务、事业之自律有效营运，而且行政机关无必要自行办理而委托民间较有效率之事务与事业，即应大幅委托。
(四)在独立行政法人制度方面：
行政改革委员会原本主张将政策企划与实施执行的机能分开，以强化行政民营化，因此新设独立行政法人制度，创设具有独立法人人格之独立行政法人，并受所管省厅监督，协助行政业务的减量，并且有效推动执行部门所掌事务之委外，以提升效率及品质并确保其透明性。对象业务，委托民间者，以不实施也不会显著国民生活及社会经济安定之事业与事务为对象。例如车检业务、国立美术馆、博物馆、国立大学、公立等约有一百三十项业务将交由独立的行政法人来执行，各省厅则成立营运评估委员会来考核，并在三至五年后决定其走向民营化或其它营运型态。
肆、结语
整体而言，桥本龙太郎推动的行政革新，最具有实质成效的，应该是中央省厅改革，让中央省厅进行再编与改革，并且二00一年一月开始采用新的中央省厅体制。
中央省厅改革之所以比较有具体成果，主要在有下列几点理由：
1.无论是自民党或是在野党纷纷提出省厅再编的具体主张，表示每一个政党皆重视此一问题。
2.桥本龙太郎首相本身即相当熟悉行政体系及其运作，很容易掌握省厅再编的问题所在与工作重点，而且，桥本龙太郎领导的自民党在一九九六年众议院选举中取得重要的胜利，意味着桥本龙太郎取得多数民意支持其主张与推动的行政革新。
3.中央省厅改革是为了要确立政治主导，确立由首相与内阁在国政营运上扮演领导的角色与功能。为了要确立政治主导，内阁法明确记载「国民理念的行政方向，内阁职权的行使是国民理念的表现。其次则确立首相在政策议题的发议权，透过新设立的内阁府，协助首相在政策议题具有的权力。再者是模仿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会议机制与白宫幕僚机制，增加首相的幕僚人员。至于省厅方面，则强化各省厅大臣的政治主导权以及副大臣、大臣政务官的设置，来协助各省大臣发挥政治领导权。
4.解决省厅分工垂直化的行政弊端。各省厅在二十一世纪所面临的新时代行政课题及其对应，将是如何透过省厅的再编，而发挥各省厅的综合性行政机能，避免出现因为专业垂直分工而出现的行政弊端，换句话说，各省厅对于政策课题应该拥有整体性的对应能力。
5.透过独立行政法人制度，以透明化的经营方式，让独立行政法人能有弹性的自律机能，采取适当措施来符合行政效率。
6.行政的民营化，因应省厅再编后的行政体系，有些行政业务或国营事业可以进行民营化、放宽行政管制与规制或是采取地方分权等相关改革措施，提高行政业务与事务的效率。
伍、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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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基础教育面临着一轮新的课改，随着新课改的实施，有效的推动了中学政治课教育和教学方式的变革，并获得理想的成绩。可在教学实践中，仍然存在较多的问题：教法长期以来较为单一，一些教师仍坚持“注入式”或“满堂灌”的教法。所以，形成了学生为了应付考试而死记硬背的现象；大多数学生主观认为政治课学习只需要投入少量的时间来读读、背背、考试前临阵突击即可过关的错误认识；少部分学生根本不重视学习政治课，对教师单元复习时划出的学习范围或归纳的不同类型的习题也抱着应付的态度。
二、关注现实问题，实施初中政治课教学的策略分析
（一）选用相关新闻报道来导入新课
政治课和时政是密切相关的，若政治课堂脱离了时政，单纯的进行思想理论的教授就失去了政治教学的意义，学生也很难产生兴趣。所以选用相关的新闻报道来导入新课无疑能极大的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教授《计划生育与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这节时，教师可选用《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等时政来引发学生对这类信息的关注，从而对本课产生期待和兴趣。与社会现实题材相关的视频短片可以凭借其独有的直观性和形象性能在瞬间巧妙的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二）关注现实，重视选材贴近学生生活，增加政治学习的亲切感
政治课的教学效果评价标准是学生对相关知识的内化程度，促进学生达到知行合一。为此，有效的手段是要积极引导学生参加相关的社会实践活动，以引导学生关注自己的行为，将道德知识理论转化为道德实践，关注社会现实生活，并尝试用自己所学知识来对社会现象进行分析研究。如在《改革开放成果辉煌》这一节教学时，可实现设计改革前后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或衣食住行等项目的对比表格，引导学生通过走访周围的亲戚好友，在他们具体的生活经历的前后变化的记录整理来增强学生的创新、探究意识，丰富其社会生活的经验，促进其学会交流合作、培养其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三）关注现实社会问题，更新充实思想政治教学内容
要将政治课和社会的现实生活向结合，教师就要增强二者的联系，教学内容和学生实际生活紧密联系。结合社会现实问题来培养学生的信心和乐观心态。社会现实的问题中其实蕴含了丰富的理论和知识，教师要对其挖掘利用，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可以促进学生正确人生观、价值观的树立，引导学生发现、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样学生对于教材内容就有了更主动和深刻的理解。
三、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实施初中政治教学的注意事项
（一）重视学生参与社会实践
对社会的现实问题投以关注，将初中的政治课上好，要求学生从教材章节的主题着手，亲自访谈、调查、搜集相关数据、图文资料和事例等，在此基础上，使活动更加富有意义、更加充实。此外，要求教师精心备课，从内容到活动、从活动的过程到可能遇到的问题及应对的措施、注意事项等，均需做到胸有成竹。
（二）确保形式灵活，切忌死板教条
政治教学实践活动要有创意、灵活多变，切记墨守成规、在教室或学校内搞“闭门造车”。可选用社会调查、社区服务和送科技下乡等活动，也可组织公益劳动、志愿者活动的那个，重要的是能被学生喜闻乐见，调动其参加的主动性、创造性和积极性，促进学生在切身体验中受到教育、得到锻炼、提高认识。
（三）倡导学生对社会现实的问题投以关注
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的现实问题，利用它来开展初中的政治教育，这是很重要的。教师要准确把握课堂的节奏，有理有据有度地对其进行适时总结，避免学生讨论偏离了主体。在活动结束的时候，教师应及时总结，严禁走马观花、难以深入，特别是三分钟的热度更要严防。还可在活动展开的基础上引导学生谈收获、说感想、讲打算，将“明理导行”落到实处。
四、结论
【英文摘要】China''''sentranceofWTOwillhaveagreatimpactonthechange-overofherpolitics.Itwillchallengethetraditionalnotionsofnationalsovereigntyandwilldemandtherestrictionofthepowersofthegovernmentandthereadjustofthepowerstructuresofthegovernmentthroughtheprocessofnon-centralization:themarketeconomy.Itwilltakealongwaytosolvetheseproblemsinsocialistpoliticalreformations.
【关键词】WTO总原则/中国转型期政治/市场经济范式/thegeneralprinciplesofWTO/thepoliticsinChinaatthetimeofchange/themodesofmarketeconomy
【正文】
[中图分类号]D08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692(2002)04-0043-06
2001年12月11日，世界贸易组织(WTO)多哈会议决定，接纳中国为该组织的第143个成员。中国加入被称为当今世界“经济联合国”的WTO后，该组织对中国的影响不限于经济层面，从长远看，WTO对中国转型期的政治走向也将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仅从政治学的角度对WTO与中国政治的相关问题展开探讨。
一、WTO带来的政治讯息
WTO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讯息?要回答这个问题显然不是仅仅“将WTO与普通百姓的生活联系起来”所能解决的。它需要从WTO的性质、游戏规则等规章制度对成员国的要求出发，才能分析获得WTO给中国经济——政治生活的不同层次带来的全方位的讯息。以WTO的组织性质为例，1993年11月乌拉圭回合形成的“多边贸易组织协议”规定，WTO是制订和管理国际贸易规则的机构，其运转方式之一，就是按照多边规则管理政府贸易行为。在政治学的视野里，只要国际性的组织有权对成员国的一个方面(比如贸易、外交等等)拥有管理权，那么受制约的国家，就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这一点，国外的非政府组织和很多人士在对WTO的指控中就有强烈反映，他们认为，“通过创造一个有权实行经济制裁以强迫执行规定的超国家法院，世界贸易组织已经取代了民族国家政府，它是一个由无数公司支持的政府。”[1]由此引发的问题显然不仅仅是经济贸易层面的问题。所以，在世界范围还有一说，认为WTO对“人权”“民主”“平等”乃至环境都会有一定的影响。据此我们可以看到加入WTO给中国带来的讯息绝非仅限于扩大出口贸易、引进外资、激发竞争意识、促进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提高生活水平等经济层面的内容。它还带来深层的隐性层面的讯息，这就是：加入WTO给中国的政治，包括管理体制、政治观念、政治制度、权利结构等带来重大影响。
二、WTO对中国政治层面的影响
中国加入WTO这样一个国际性的“经济联合国”所带来的影响必定是全方位多层面的。只不过这种影响在对各层面的影响方式上、表现形式上、发生作用的时间上、反应的烈度上有所差异而已。以WTO对中国政治表面的影响而言，其影响方式主要根据成员国的多边协议确定的原则；其表现形式主要运用成员国的贸易管理授权对贸易行为进行规范；这些原则和规范对加入国各方面发生作用的过程大致是：
首先对经济贸易层面的关税及相关贸易法律法规发生作用；其次则对与经济贸易有关的管理体制发生作用，与此同时开始影响成员国的政府行政管理机制；接着对该国的政治制度提出变革要求，伴随此要求的是对该国的思想观念产生影响，并通过长期的游戏规则潜移默化经济——政治行为方式和文化——生活方式。
自然，由于加入WTO的成员国的国情差异，上述影响层面和过程不尽相同。如欧美参与制定WTO总原则和游戏规则的国家，显然受WTO的影响要相对小些；至于象我国这样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受WTO的挑战和影响肯定要相对大些。而在中国“入世”面临的这些相对大些的挑战和影响中，政治层面最突出，难度最大。这是因为WTO的显形贸易原则和游戏规则，内含世界发达国家的隐性理念、政治诉求、制度原则、行为方式。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尼拉亚洲发展银行管理顾问希尔顿•鲁特(Hiltonroot)1996年在《Asiansurvey》(《亚洲观察》)杂志中曾公开说：“尽管让中国领导人遵守国际标准存在一定难度，中国参与这些组织的前提仍然必须是遵守国际标准。”[2]希尔顿的话虽然说的很不客气，但是他的话从另一个角度也道出了事实真相，即只要中国参加包括WTO在内的“这些组织”就必须遵守该组织规定的行为标准。好在中国对此早就有思想准备。以中国加入WTO为例，中国政府在“入世”谈判中早就做出了七项承诺：农产品关税将降低一半；4年内咨询科技产品实现零关税；在服务业上，中国承诺5年后，中国的物流、运输、银行等服务业要自由化。5年后，外国银行可以进入中国，并允许金融和人寿保险业外资股权达到50%；继续国有企业的改革；改革价格控制制度，逐步实现按市场调节价格，而非政府的价格；继续法律改革，承诺全国建立统一的《行政法》，加强法律的透明度；尊重知识产权法。
分析中国加入WTO的承诺，不难发现其中象降低税率，改变物流、运输、银行等服务业的体制，允许外国金融资本进入，放弃政府价格控制制度，建立全国统一的《行政法》的保证等等，无不与冷战时期的国家原则相关。事实上，早在中国争取加入WTO的过程中，WTO的总原则就已经给中国带来了最重要的政治挑战——改变冷战时期的国家观念，把一部分原属国家的贸易原则及与其相关的税率决策、市场准入等独立国家的权利按照多边协议转移给WTO。这种在全球143个国家(包括中国)悄然发生的部分转移，如果按照博丹和霍布斯在16——17世纪提出的国家理论看，无疑是一件世界性的政治事件。即使在他们之后三百年的冷战时期，这类事件也是难以想像的。但在20世纪末知识经济兴起与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它在一片微笑中平静地降临了。对于WTO与成员国之间的这一现象不管媒体可能有多少解释，都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一国在成为WTO成员的那一刻，WTO已完成了对其国家的部分挑战和影响，在成员国对多边协议表示接受的微笑中，WTO悄然获得了对该国政府贸易行为的监督、管理权。
无疑，这也是“入世”初始WTO对中国政治层面的第一个挑战和影响。
与WTO对中国的第一个政治影响相比，“入世”给中国的第二个政治影响是在与贸易有关的法律规定和行政审批制度层面展开的。在备受世人瞩目的七项承诺中，中国对WTO做出的“继续法律改革”、“改革价格控制制度”、“继续国有企业改革”等保证，一方面要求中国在极短的时间内清理、修订、废除不适合WTO要求的法律；另一方面迫使中国加速改革与贸易体制相关联的行政审批制度。据媒体报道，中国最早对“入世”可能带来的影响做出反应的是外经贸部。该部在1999年就成立了专门负责清理、修订和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工作小组。至“入世”前，国务院和各部门共清理出中央以及需要制定、修订或者废止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其他政策措施共1150多件。为了与WTO在法律和审批制度上接轨，中国在“入世”前后采取了紧急行动：
——2001年10月中旬，中国政府《国务院关于废止2000年以前的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宣布现行756件行政法规中80件失效，141件废止；
——同年10月24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就加快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进行部署，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在会上发表讲话，要求各地区、各部门从政治和大局的高度充分认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加快推进这项改革；
——在国务院采取上述行动后不久，国家计委对1992年至2000年底前的价格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共341件进行了清理，废止其中的124件；
——2001年12月，国家经贸委也按照WTO的要求，遵守法制统一、公开透明的原则，清理了2000年以前颁行的部门规章，决定终止第一批共13件规章；
——2001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为“入世”清理我国的司法解释1200多件(次)，决定废止其中一批；
——2001年12月28日新华社报道，2002年1月1日起中国进出口条例、反倾销条例、反补贴条例、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兽药管理条例、农药管理条例、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管理条例、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管理条例、法规规章备案条例等一批新制定或修改的与贸易有关的行政法规将付诸施行。[3]
上列种种中国应对“入世”的行动，只是中国法律和行政审批制度与贸易有关的部分，且这部分还仅仅是中央层面的。至于WTO对中央以下省、直辖市、自治区这方面的影响和冲击则更大，以中国边陲省份黑龙江省为例，为了应对WTO带来的法律规范要求，需要对建国以来各级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单独或者联合制定的政策性、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其清理总量达13万件左右，被当地人称为该省“建国后最大的一次清理”。谁也没有理由否认这类大规模的行动是WTO带来的政治影响。其实，WTO对这一层面的影响还有更为深刻的一面，即各级政府清理完毕后公布的法规规章，将受到WTO规则确立的审查制度的检验。根据这种审查制度，中国司法机关将改变“入世”前不受理对行政法规、规章或行政机关制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而提出的诉讼，将按照WTO有关司法审查的规定，把政府与市场有关的抽象行政行为(如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政府规章、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等)和部分终局行政裁决行为，纳入到法院司法审查的范围。这种变化的实质就是用WTO的规则对政府权力进行限制，防止政府滥用权力。更为突出的是，WTO要求所有成员国必须建立独立的司法审判制度，由法院负责审理个人或企业对政府违反WTO规则的行为提讼。这种司法改革的诉求透露着隐性的西方政法理论：独立审判和三权分立。
WTO给中国带来的第三个政治层面的影响，表现在更深层的中国政府权力结构上。所谓政府权力结构是指一个国家的行政管理权力的分配模式。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与此相对应的是政治上实行高度中央集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奉行的是“放权让利”，即中央向地方和企业下放财政权和管理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这一核心思想，与WTO总原则的主要精神在方向上是有重合之处的。但是，在中央给地方下放权力到什么程度的问题上，中国与WTO的要求又存在明显的矛盾。这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改革虽然通过“放权让利”、诉求市场经济，但是是否愿意接受构建市场经济导致的非集权化过程，则存有很大的疑问；而WTO的总原则表面上看并没有对成员国政治权力分配模式有特殊的诉求，但是由于该原则是在成员国诉求经济体制的最大市场化，因此，可以说其最终诉求的是全球范围的非集权化过程。中国“入世”后，WTO给中国带来的最大最根本的政治影响，将是通过长期的市场追求，加大非集权化的力度，加快非集权化的进程。
自然，“入世”后，WTO给中国各个层面带来的政治影响远非上述三个方面。其他如开放全国市场带来的国家安全问题，外资参加中国电信业角逐带来的网络信息失控问题；目前已经存在的地区差别、贫富差别在WTO诉求市场化的杠杆下急剧加大带来的社会稳定问题；伴随“入世”后游戏规则的变化给价值观带来的巨大影响和后果问题，等等，都是可以预见而不言自明的事实。
三、WTO催动中国政治转型的可能趋向
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催动政治转型的趋向，是海内外人士十分关注的问题。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20余年，有关这一问题的各种分析报告、预测、估计、构想虽然时起时伏，但从未间断。以国内而言，学界从80年代初的模式选择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体制“渐进”与“突变”之争，表面上的经济转轨讨论，始终笼罩着姓“资”社“社”的阴霾。无须赘释，中国改革进程中对姓“资”姓“社”问题的忧虑，本质上乃是对经济体制改革催动政治转型趋向的关怀。这种关怀不管其价值如何，显然含有20世纪中期“冷战”政治的意味。在海外远邦近邻的对华关注中，美国社会学界和政治学界最为突出，他们一直把市场化改革对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的影响，当做很大的课题，采用“范式”(即市场经济范式、政治体系范式、文化经济范式)研究的方法，探讨中国体制改革的轨迹和趋向。其中，尤以第一范式(近似制度经济学的市场经济范式)对中国学界影响较大。尽管美国学者的三种范式给出了中国政治转型的三种可能，但是他们从心底里希望中国的转型能够按照一种可能——市场经济范式演进。美国哈佛大学博士、日本国上智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达伟(Daviol.L.Wank)在一次谈话中证明了美国这方面的关怀，他说，“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市场经济范式在美国影响力最大，普遍到了一般报纸都按这种范式报道中国，一般的政治家都说中国正在进行市场转型变革。……一些西方人以为，中国越来越变成‘我们’不再那么神秘了，可以接受了。”[4]至于美国政要希望WTO对中国政治转型产生的影响和趋势，则可以以克林顿1999年的一次发言为代表。在这次发言中前美国总统宣称，中国加入WTO意味着制度的改变。[5]结合美国上上下下对中国体制转型的关怀看，期盼中国在制度上变成美国人眼中的“我们”，是再清楚不过的。但是，“范式”都是有前提的概括，离开具体前提的范式演绎、阐释很难说明问题。以WTO对中国政治影响及其转型趋势看，一方面确如西方学者所看到的中国经济体制已经朝市场化转变，加入WTO将在规定时间内加大这种进程，由此带来的政治影响(比如，非集权化过程、行政管理机制的转变等等)不可低估；然而，制约中国转型期政治走向的另一面，即中国的政党制度、党政体制、近一个世纪培育的意识形态和高度分散的小农村社制，无疑则更不可轻视。
事实上，参与影响中国政治转型趋势的因素远不止上述种种，其它如文化转统、、民族关系乃至社区、风俗、习惯，等等，都能在不同层面对中国政治转型趋势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从中国现实政治结构看，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和由此构建的党政互渗体制，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意识形态体系是中国当今政治的核心。中国共产党运用现行体制能够对改革进程产生推阻作用，体现自己执政党的控制力。由此可见其在中国政治转型趋势上的地位和作用。这样我们可以把影响中国政治转型趋势的因素，分为决定性因素和非决定因素。毫无疑问，在动态的转型过程中，“决定性因素”和“非决定性因素”不可能一成不变。但在近期中国体制转型中能够影响中国政治转型趋势的决定因素，实际上表现为两极，即以市场经济诉求的非集权化为一极与以计划经济诉求集权为另一极。这两极态势的变化、冲突、互动、消长，必定直接影响中国政治转型的趋势。
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其间明确提出构建市场经济仅十多年。在此基础上加入WTO，不论决策者的初衷是什么，其结果将强化市场经济范式的“市场经济——非集权化”过程。关于这一点绝非虚言。中国经济体制转型虽则仅仅开始，市场化尚未全面展开，但是，由于中国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以“放权让利”的方式启动体制改革的，对于现代意义的分权化缺乏研究，误将国家权力结构的集中和分权的变革当作简单的权力加减法。结果“放权让利”没有与此同步设置对被下放的权力加以规范化的控制，丧失了一次诉求权力分配结构现代化的机遇，致使地方主义特色的分权化迅速抬头。这种地方主义分权化并不是市场经济范式诉求的非集权化，两者的重大区别在于：地方主义分权化以地方、部门垄断、分割市场为特征，并以此取代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央集权垄断；而市场经济的非集权化反对各种形式的国家(包括地方政府)干预导致的垄断。在中国，地方主义分权化主要以分割市场为取向的实例有很多，其中上海和武汉生产的桑塔纳轿车与富康轿车的竞争一度引起外国学者重视。西方学者圭伦•法布瑞在2000年的一次国际研讨会中分析说：“如果是在一个开放的国内市场上，汽车生产上的竞争将会采取价格、质量和售后服务等方面的竞争形式。但是在中国，这种形式却采取了税收的形式：非上海生产的汽车如果进入上海市场，则必须缴内80元的许可费；而湖北人如果要购买桑塔纳汽车也必须支付中央政府已经取消的额外费用，其中支付的70元名义上是为特困国企筹集资金。”[6]
透视这类市场竞争，最能看出中国地方主义分权化的特色，它清楚地显示：地方的政府、立法、执法部门的权力如何围绕地方利益(如税收)运转的事实。而这种事实更清楚地表明，无制约的地方分权在地方利益的驱使下，必然置中央的政策法令于不顾，置市场经济需要的统一市场于不顾。事实上，从被媒体不断曝光的诸如大规模开设的地下工厂、集团性走私、制假贩假、乱收费等屡禁不止的事件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地方主义分权化脱离合理集权制约的权力滥用。这种地方主义分权化的权力滥用甚至发展到对中央政令的打折与违背。有材料显示：仅国有土地转让一项，1992年只有10%是按中央政令公开出让的，其余都被地方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分配了，中央只从其中获得应收入的1%。[7]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整个进程中，地方政府一方面受利益驱动不断加大与中央争利的力度，另一方面中央又无法形成制约地方主义分权的有效新途径。在这样的处境中，中央为给改革提供活力还不得不坚持“放权让利”。由此产生的直接后果便是财政上的“两个比重”的急剧下降：1978年政府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1.24%，1993年仅为15.33%；1978年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为60%，1993年猛降为38.6%。[7]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在经济改革的第一个十年内，地方政府的全国总财力超过了中央近一倍。诚然，这种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放权让利”的结果。但是不能不看到，这种财力的变化迟早会影响中央和地方的权力结构。事实很清楚，这种潜在变化具有两种可能趋向，一是国家密切关注变化动向，研究利用这种变化，将其纳入中央适当集权、地方合理分权的框架，使其向正向趋势发展；另一是只注重用“放权让利”推动经济体制改革，不考虑与其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使经济改革既缺少相应规范，又缺乏长期支持，其结果使潜在变化向中央权力逐渐衰落地方分权日益兴盛的趋向发展。这后一种趋向，基本上是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衰变的轨迹。然而，就在这样的背下，中央迫于财政压力在“以军养军”的思路下允许军队经商。此后又在1995年将地方公安部门和武警部队的70—85%的经费支付权下放给省、直辖市和自治区。这样做的后果是：军队由于商业活动的需要，不得不打破世界各国军队必须恪守的独立原则，与掌握所在地资源、市场的地方政府、经济集团发生联系；而地方的公安和武警因为绝大部分经费来自地方政府，在其行使自身职权与地方政府发生矛盾时，就很难违背地方政府的意志。于是，我们便可清楚地看到，受市场驱动的非集权化，由于缺乏现代权力结构调整理念的指导、规范所导致的分权化结果：地方政府凭借自己对辖区资源和市场的控制，使军、警、司法、海关、工商、税务等权力系统从纵向关系变为以地方政府为中心的横向关系。这就是地方政府对中央政令能够打折和违背的背景。也许，中央看到了这一趋向的危险，在加入WTO前采取了果断措施禁止军队经商，并在其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便是，中国军队经商的影响，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显示其严重后果。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加入WTO前出现的市场驱动的非集权化过程，刚起步就已产生地方主义的分权趋势。面对这种趋势，国家既不愿任其发展，又缺乏市场驱动非集权化过程的运作经验，拿不出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结合的权力结构构想。随着加入WTO，市场驱动非集权化的力度加大，进程加快，由分权衍生的离心倾向，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对此，中国高层虽没有明示这方面的忧虑，但是，对“入世”后可能出现的弊大于利的担心，还是有的。朱róng@①基于中国加入WTO前不久在文莱参加东盟10+1会议时发表谈话说，“所有的人都感到高兴，但我并不那么兴奋，因为我担心。”他在讲了国企、农业、金融体制“入世”后面临的形势后坦言，“中国加入世贸会带来许多新的问题，如果问题都处理不好，可能弊大于利。”[8]不容置疑，当加入WTO后出现弊大于利乃至危及党的命运和国家的稳定时，中国必定会采取国家干预的方式抑弊扬利。问题是这种干预能否仅限于纯政治的层面?如果不能，势必影响经济体制市场化转型的速度和程度，其结果会不会出现对WTO的违诺?违诺会是什么后果?还有，在漫长的市场驱动非集权化的过程中，国家在一次二次三次……的有效干预后，能否保证次次干预都有效?所有这些问题都是中国改革进程中现实而又重要的问题。面对潜在的难局，有西方学者提出这样的看法：
“如果未来为党的稳定或它的政治权力的垄断带来了威胁，那么中国将不得不寻找另一条途径来支持经济激励并在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保持经济增长。”[9]
关于体制转型中“寻找另一条途径”的诉求，并不是新构想。从本质上说，这种诉求的表层是希望凭借现有政治核心的自身力量扭转市场驱动非集权化产生的不稳定趋势；而深层的愿望则是力图既推进市场经济又少改或不改现有政治体制。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学界对新自由主义学派的批评及对国家干预原则的赞扬，在另一个层面上隐约透露了这方面的信息。问题是植根于自由主义秩序的市场经济与立基于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政治原则之间的紧张，有没有“另一条途径”提供相互宽容的可能?只有这种可能，才能提供当代中国政治转型的另一种趋势：平稳的、互渗的、改良的演变趋势。其实，这种愿望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史上曾普遍存在过。前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20世纪50——70年代的各种渐进式改革所表达的就是这种诉求。结果都令人失望。正因为这种屡改不进的严酷现实才导致20世纪80年代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采取著名的“休克疗法”，即用突变的方式推进经济转型。
事实深刻地显示：社会主义现行制度自从列宁创建以来，已有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它不仅深受战争影响，而且带有明显的冷战政治的痕迹。其在知识经济和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表现出的种种缺陷，不是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的矛盾冲突，而是世界潮流对全球存在的所有的国家制度提出的与时俱进的要求。这种要求可以按照汤因比的说法，是一种对文明和制度的挑战。一种文明、一个制度若不能对挑战作出有效反应，就可能面临危机。前苏联解体，表面上是急躁盲动所致，实际上在它急躁盲动前曾经历三十多年经济改革的缓慢运作和徘徊。徘徊没能寻找到出路，急躁盲动也没有体现制度对挑战的有效反应。这只能说明前苏联的经济——政治体制已丧失了制度创新的能力，这才是苏联解体的真正深层原因。有鉴于此，中国在经济转型时必须考虑政治上的与时俱进，把握市场经济——非集权化的过程，利用经济对政治转型的挑战趋势，从知识经济时代的高度吸纳各国制度的长处，积极进行经济——政治制度创新，变高度集权为适度集权，以利益原则组合地方之间的关系，以宪法精神构建、维系新的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结构……果能如此，中国的政治转型趋势将呈现开放、活跃、有效的特点。
收稿日期：2002-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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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我们采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对当代中国文艺学学术史的梳理或描述,都是相当困难的。一般说来,学术史是指专门的系统知识的变化和发展,是对该学科认知过程的清理和总结,它可以是比较的方法、思想史的方法、传记的方法或问题的方法等等。但对中国当代文艺学学术史来说,由于它的特殊性,即在政治文化的规约中,它并没有在学科的知识层面充分地发展,文艺学并没有被当做一个专门性的知识范畴。在50—70年代近30年的漫长岁月里,它直接延续的仍是40年代以来延安的传统,战时的文艺思想和建设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总体需求,也成为当代文艺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这样的规约中,文艺学没有多少机会在自身的范畴内得以展开讨论,并取得相应的学术积累。我们发现,在近30年的时间里,文艺学学术专著的匮乏是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我们不仅没有对诸如文学语言学、叙事学、修辞学、符号学、接受理论、阐释学、现象学、知识社会学等进行过专门研究,甚至文艺学教科书的编写都成了一个问题。我们不缺乏的则是不间断的争论和批判,而每次争论的背后都潜隐着明晰可辨的意识形态话语。这样,也就形成了我们作为现代化后发国家文艺学发展的特色。也就是说,文艺学的发展始终是我们现代性焦虑的一部分,或者说,它是我们焦虑的表意形式之一。因此,我们在书写这一时段的文艺学学术史的时候,有必要放弃对学科剥离或整合的幻觉期待,“结构”出一部本体意义上的文艺学学术史,因为它是勉为其难的。它的每一步启动或发展,不仅与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活息息相关,同时也联系着百年中国激进的思想传统。这同其它人文学科在当展所面临的问题是相同的。因此,我们有必要进入历史的细部,去考察当代中国文艺学发展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仅仅指出文艺学的研究受到压抑的不合理性是不够的,尽管这是一种普遍流行的思想方法。同时,我们还有必要揭示出,在现代性的允诺——代表未来的历史表达中,文艺学和它的知识生产者是如何一步步从迷顿、迟疑进而追随并倾心认同的。这一充满了问题的历史过程,是否也隐含了它的“必然性”;而确立并不断强调统一的文艺思想,为什么总是在不断的分化中遇到危机和挑战;这一统一的要求为什么会成为悖论的先在条件等等,都需要我们清理和回答。
一、政治文化和学术史
系统和专门的学问,它的生产和发展有内在的机制和规律,但它从来就不是自足的,特别是人文学科,它总要密切地联系着某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现实。关键词或核心语词是通过专业表达的方式,来对某一时期的社会提出问题或解决问题的。因此,在福柯看来,“一个语词只有进入特定话语的范畴才能获得意义,也才有被人说出的权力。否则,便要被贬入沉寂。特定的话语背后,总体现着某一时期的群体共识,一定的认知意愿。”（1）福柯在这里揭示的是,一个人的认识是否被接受,是否被视为“真理”,有赖于他的认识是否符合群体的共识。（2）而政治文化就是这一“群体共识”的一部分。1966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在一部著作中,对政治文化这一概念做出了如下权威性的界定:
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的进程所形成。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对法律的反应。（3）
根据不同政治学家对政治文化的解释,有人把它概括为如下三个特征:(1)它专门指向一个民族的群体政治心态,或该民族在政治方面的群体主观取向;(2)它强调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的社会运动对群体政治心态型式的影响;(3)它注重群体政治心态对于群体政治行为的制约作用。（4）政治文化不是社会总体文化,但作为社会总体文化包容下的一部分,却可以把它看做是社会群体对政治的一种情感和态度的简约表达。既然政治文化规约了民族群体的政治心态和主观取向,那么,知识生产者作为民族群体的一部分,也必然要受到政治文化的规约和影响。尤其在中国,知识分子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使他们的学术活动很难与时事政治分离开来。梁启超在谈论晚明学者时指出:
这些学者虽生长在阳明学派空气之下,因为时势突变,他们的思想也像蚕蛾一般,经蜕化而得一新生命。他们对于明朝之亡,认为是学者社会的大耻辱大罪责,于是抛弃明心见性的空谈,去讲经世致用的实务。他们不是为学问而做学问,是为政治而做学问。他们许多人都把半生涯送在悲惨困苦的政治活动中。所做学问,原想用来做新政治建设的准备,到政治完全绝望,不得已才做学者生活。他们里头,因政治活动而死去的人很多,剩下生存的也断断不肯和满洲人合作,宁可把梦想的“经世致用之学”依旧托诸空言,但求改变学风以收将来的效果。（5）
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朱舜水等人的学风,便是在这样一种“政治文化”中形成的。这种情况不仅在中国学术史随时可以遇到,即便在已经形成多元文化格局的西方,也被一些学者所坚持。伊格尔顿就认为,文学批评是一种政治批评,利用文学来促进某些道德价值,它不可能脱离某些思想意识的价值,“而且最终只能是某种特定的政治形式。”“那种认为存在‘非政治’批评形式的看法只不过是一种神话,它会更有效地推进对文学的某些政治利用。”（6）
在当代中国,文艺学的发展同政治文化几乎是息息相关的,或者说是政治文化规约了文艺学发展的方向。它虽然被称为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并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知识体系。但是,它的思想来源、关注的问题、重要的观点等等,并不完全取决于学科本身发展的需要,或者说,它也并非完全来自对文学艺术创作实践的总结或概括。一套相当完备的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理论,也同样是指导文艺学的理论。这一理论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它已融进民族群体的潜意识。作为文艺学知识生产者的群体,不仅要受到民族群体意识的影响,同时,旧的社会制度死亡之后,对于大多数学者来说,他们也需要自我认同的重新确认。“重新确认自己的认同,这不只是把握自己的一种方式,而且是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新的信仰和自我认同需要新的社会制度作为实践条件,因此,寻找认同的过程就不只是一个心理的过程,而是一个直接参与政治、法律、道德、审美和其它社会实践的过程。这是一个主动与被动相交织的过程,一种无可奈何而又充满了试探的兴奋的过程。”（7）因此,文艺学的知识生产、片面地强调受到意识形态压抑的说法,显然是存在问题的。以它的话语方式来说,它是意识形态统治在另一时代的表达式。事实上,知识生产者的实践过程,还存在着一个向实践条件寻求适应的过程,这种适应包括被动的思想改造、检讨、忏悔,向不熟悉的事物学习,当然更包括主动的妥协、退让,以期完全适应实践条件的要求。可以说,当代文艺学话语权力的拥有者,大多是解放区或延安时代的理论工作者,他们是新的社会制度——实践条件创立的参与者,他们熟悉规则和要求,因此,其理论“创造性”仍是相当旺盛的,他们理论的话语之流奔涌不息。而对新的实践条件缺乏了解或难以适应的人,不仅创造力锐减,而且理论工作或文学创作对他们来说,几乎是勉为其难的。更有甚者,他们为了坚持信仰的彻底性,无法同新的实践条件签署契约,而只能惨遭淘汰。这三种情况,可以分别以周扬、茅盾、胡风作为代表。可以说,他们都是具有杰出理论才能的人,但由于他们对新的实践条件的理解和适应程度不同,而有了不同的结局。
因此,对新的实践条件的适应,是保证个人参与社会实践的基础。对试图建立新的信仰或被新信仰哺育成长的一代人来说,他们的内心始终洋溢着意识形态的冲动和兴奋,并逐渐成为他们内心支配性的力量或道德要求。也就是说,当文艺为政治服务成为文艺学研究的核心话语之后,主动地回应这种时代的询唤,也就成为文艺学研究者的情感需求,当初那种试探性的谨慎逐渐变为恣肆的激情。当代文艺学的建立和发展,也就是这一学科的学者在政治文化的规约下,不断统一认识、实现共识的过程。作为一个现代化后发国家,动员一切社会力量实现现代民族国家的目标,本身就具有无可抗拒的感召力,作为知识分子,内心洋溢的国家民族关怀不经意地便会为这种话语所调动。文艺学虽然是一种专门的系统知识,但在社会需要这种知识为它的总体目标服务的时候,掌握了这种知识的专门家,即便不是期待已久,内心也充满了对此作出回应的极大热情。这里既有政治文化的规约,也有传统文化的影响。
二、政治文化与研究心态
政治文化揭示了由不同的人组成的社会群体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并用“群体无意识”的概念揭示了民族群体的政治心态。这种心理结构特征需要指出的是,埋藏在记忆深处的情感,并不是也不可能是自然生成的,而是通过不断的宣谕、教化等强加的方式形成的。这种群体无意识一旦形成,就会成为传统的惰性的领地。马克思主义心态史学家米歇尔·伏维尔认为:在这传统的惰性领地,时间在这里是静止的或几乎是静止的;而精英文化,则属于那种已经得到表达过的明确的意识形态,它不断地产生着革新和刺激的因素,具有冲动的、变化的和富于创造性的特点。（8）因此,伏维尔的史学理论特别重视事件与心态的辩证关系,而拒不认同新一代年鉴学派提出的“事件的重归”这一口号。
当代中国文学史的叙述,通常是以重大的政治事件作为主要标示的,这一叙述方式本身就意味着政治与文学的等级关系和主从关系,也无意识地表达了研究者的心态,但这种叙述方式却难以揭示文学发展过程中的真正问题。事实上,从研究心态上说,学者始终没有从一种紧张、焦虑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建国后,曾有多次对文学理论的讨论,它的目标指向大多是文学如何更好地为政治服务,而并不是出于对具体的文学理论的兴趣。那些试图在专业的范畴内展开人生、体现自我价值的学者,怀着极大的热情参与进去,而得到的却是意想不到的结果。“一体化”的政治文化,对具体的专业知识是十分敏感和深怀戒备的。几大“学案”——对《红楼梦研究》、胡适思想和胡风的《三十万言书》的批判,以及不间断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清理,逐渐地粉碎了知识分子试图建立自我意识的幻觉,哪怕是在专业范畴之内。因此,在文艺学的研究领域内,便很快形成了共同的知识背景和话语形式,他们有了相同的取资范围,有了共同认可的规则,共同遵奉的评价标准,惟其如此,他们才可能在一个学术共同体中被认可和承认,才有可能以话语的方式进入社会实践。
对知识分子独立思想和专业意识实行抑制,源于中国政治文化中的革命的观念体系。这一观念对人类通过意志来改变社会的能力抱有充分的信心,而且认为中国的群众、特别是农民才是历史的主要动力,对文化精英的作用始终是怀疑的,改造他们的思想一直是革命观念体系中的重要部分。知识分子虽然也被当做人民的一部分,但其情形与1917年后的俄国几乎大体相似,“知识分子与人民是隔绝的,主观上没有与人民融合在一起。对知识分子来说,是我们知识分子还是人民这个两难的选择几乎是悲剧式的。”（9）1918年,俄罗斯科学院院长阿·彼·卡尔宾斯基对造成这样认识的原因分析说:“把需要专门技能的工作非常错误地理解成享有特权的反民主的工作……这成了群众与思想家、科学工作者之间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所以沃洛布耶夫认为:“长期以来,在人民的意识中知识分子被理解为‘他们,这些老爷’。而与此同时,知识分子却不断地给所有社会主义政党,其中包括受到人民支持的政党,输送思想家和工作人员。”（10）这种身分不明的悲剧,在50—70年代的中国持续地上演过。
为了消除知识分子掌握专门知识的优越感,当然也为了实现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长期性和制度化,“红与专”问题的提出就在理论上对其做出了合乎逻辑的阐发。潜心钻研业务被称为“白专道路”,社会要求知识分子成为“红色专家”。因此,包括文艺学在内的知识范畴,事实上已无可避免地与意识形态教条构成了尖锐的冲突。缓释这一冲突的方式别无选择,只有以共同的取资范围和话语形式来换取个人独特的追求和思考。1958年7月,有一份取名为《红与专》的杂志创刊。发刊词阐发其任务是:“高举革命红旗,遍插革命红旗。红旗是要人去插的,人是我们伟大事业的决定因素。使人成为既有高度觉悟又有专业本领的共产主义者,是我们共同的努力方向。”（11）但发刊词强调的显然是思想意识问题,它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还是一个长期的艰巨任务。十分需要继续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理论宣传工作。”（12）一方面是强调“红与专”,一方面也强调“学术批判是深刻的自我革命”。《人民日报》在这篇社论中指出: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包括搞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的在内,大都生于地主、资本家的家庭,受了资产阶级二十年左右的教育,再进入社会,以“知识”为本钱为资产阶级服务。他们之中的少数人一直和反动政客为伍,全心全意为反动统治者服务,他们长年累月所思考的是如何找“根据”来为统治者粉饰,来为统治者散布大量有毒的思想。
另一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对祸国殃民的政风有反感,他们却听信了资产阶级“为学术而学术”、“为科学而科学”的一套谎言。他们查资料、找文献,埋头于故纸堆;或找题目,钻窍门,孤立作研究。他们之中,有一部分人的目的在于一举成名,得到“黄金屋”和“颜如玉”;……有的人确实有一些真才实学。他们的知识是宝贵的,但是由于他们的治学方法是脱离实际、脱离生产、脱离劳动人民的,他们的学术思想是资产阶级的,再加上他们的个人名利思想,他们的宝贵的知识里面已经细菌密布,变质发臭。（13）
事实上,在这些严厉的指责之前,知识界已经经历了几次规模巨大的思想清理运动,知识分子如惊弓之鸟,他们甚至不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诚恳地接受改造、转变思想的决心或勇气。“在他们的岗位上,不再仅从个人兴趣出发,而极愿把自己的科学研究工作去配合国家的实际需要。学院式的生活,将成为过去的陈迹了。今后我们还要继续努力,肃清那些可能残留下来的坏影响,进一步发挥集体智慧,提高集体创造,来迎接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高潮。”（14）他们表决心、尽忠心式的表述方式,在那个时代是普遍流行的。像茅盾这样资深的作家、理论家,除了阐释文艺思想之外,很大一部分精力也用在“为了赶任务”而“常常写些小文章”,并认为“这十年来我所赶的任务是最为光荣的。在党的领导下,有意识有目的地鼓吹党的文艺方针和的文艺思想,这不是我们的最光荣的任务么?”（15）茅盾虽然是以一种欣然的语调谈论他的体会,但“赶任务”本身就隐含着一种惟恐不及的紧张和焦虑的心态。何其芳作为著名的诗人,50年代很大一部分精力是“参加文艺界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16）,他文章的题目多用“批判”、“批评”、“保卫”、“反马克思主义”等充满战斗紧张的词语。何其芳当时的心态也可想而知。当一切成为历史之后,何其芳内心充满了遗憾和无奈,所谓“学诗学剑两无成,能敌万人更意倾。长恨操文多速朽,战中生长不知兵。”（17）“既无功业名当世,又乏文章答盛时”;“一生难改是书癖,百事无成徒赋诗”（18）等,正是他这种心情的真实写照。类似茅盾、何其芳的心态,在当代文艺学学者中间,是相当普遍的。50年代曾发生过一场美学问题的大论战,它被学界认为是最具学术性的一次讨论,但参加者仍充满了内在的紧张。蔡仪、贺麟、李泽厚、黄药眠、蒋孔阳等名家都参加了讨论。它对于推动国内美学、文艺学的研究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但相互批判并上升到政治层面认识问题的方式仍是常见的。特别是对朱光潜先生的批判,使他很难从学术的意义作出回应。
一方面是紧张的赶任务、参加斗争和批判;一方面则是不间断的检讨和忏悔。茅盾、郭沫若、冯雪峰、唐弢、王瑶等知名理论家、批评家,几乎都有检讨性的文字公开发表。其中尤以朱光潜的检讨最令人震撼,他的题目是:《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他不仅否定了自己的《文艺心理学》、《谈美》、《诗论》等早期著作,认为那是“一盘唯心思想的杂货摊,与中国过去封建的文艺思想、与欧美许多反动的哲学、美学、心理学和文艺批评各方面的思想,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19）,而且从哲学思想上全面地作了自我否定。《文艺报》在编发这篇文章时加了“编者按语”,认为朱光潜在他的著作中“系统地宣传了唯心主义的美学思想”,他自我批判的“这种努力是应当欢迎的”。但这种必须检讨的不真实性在后来得到了证实。1983年《悲剧心理学》由张隆溪译成中文时,朱光潜为中译本写了序,他说:“在我灵魂里植根的倒不是克罗齐的《美学原理》中的直觉说,而是尼采的《悲剧的诞生》中的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那么,为什么我1933年回国后,……少谈叔本华和尼采呢?这是由于我有顾忌,胆怯,不诚实。”（21）这时朱光潜说的才是真实的。“顾忌,胆怯”,是那一时代许多学者的心态。因此,国外学者也认为:“1949年以后大多数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以及文学创作更适合于从政治斗争的角度来分析,而不是从学术和文学的角度去分析。”（22）
可以说,国家意识形态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是相当矛盾的:一方面,必须维护政治的权威,知识分子必须服从这个权威;另一方面,整齐划一的要求又使文学艺术从理论到创作不断地贫困化、单一化。因此,在要求文学艺术服务于政治的同时,又要不断地调整和放宽文艺政策。这样50—70年代的文艺政策就时常出现相对严格和宽松的不同时期。但它的周期性震荡不仅没有缓解学者内在的紧张和压力,反而更加剧了他们的不安和焦虑。它的表达形式就是,一些人放弃了专业研究,宁愿以沉默换取平淡却是平静的生活;一些人不再表达独立的思考,在平庸的流行思想中,放弃了学者的尊严、使命和责任,付出的则是道德准则和理性主义的代价。当然,这也诚如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中所指出的那样:知识分子和国家当局的关系,长期以来都是一个议论纷纭的主题。我们只要回忆一下西方经验是如何复杂和多种多样,就不难看出在中国情况下同样是复杂和多样化。如果我们不能看出这个来,那只不过由于我们的无知罢了。
三、政治文化与研究范畴
在50—70年代这个时间范畴里,意识形态不仅表达了国家现代性追求的方式,同时它也是一切领域的决疑术,是知识范畴的意义体现,人们普遍相信意识形态可以处理所有的公共事务。就文艺学而言,它规约的范畴不仅是有限的,而且是自明的。1949年7月,来自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会师北平,举行了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这次盛会开启了当代中国文学的序幕,同时也明确规约了文艺学的研究范畴。大会重要的目的是“共同确定今后全国文艺工作的方针与任务”。、郭沫若、茅盾、周扬的几个重要报告,不仅共同体现了这一基本精神,而且都高度评价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文艺思想。这些报告是结合《讲话》的精神来阐发今后全国文艺工作的方针与任务的。
值得注意的是,周扬与茅盾的报告虽然都在竭力体现《讲话》的精神,但对解放区和国统区文艺的评价,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周扬是带着胜利者的骄傲和丰富成熟的经验走向会场的,他的报告充满了无可怀疑的自信,他阐述的是《新的人民文艺》,而这一新的文艺形态的形成,就是在《讲话》思想的指导下实现的。周扬从文艺的主题、人物、语言、形式、思想性、艺术性、普及和提高、改造旧文艺、建立科学的文艺批评等方面,系统地表达了对“新的人民文艺”的理解。关于文学批评,则“必须是文艺思想之具体应用,必须集中地表现广大工农群众及其干部的意见,必须经过批评来推动文艺工作者相互间的自我批评,必须通过批评来提高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批评是实现对文艺工作的思想领导的重要方法。”（23）他用了四个“必须”,以强调这一阐发的重要和不可违背。批评“必须是思想之具体应用”,不仅规约了批评的指导思想,而且规约了具体的范畴。实践证明,在近30年的时间里,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都严格地限定在对文艺思想的阐发上,不同时期虽然有不同的侧重和不同的解释,但都没有偏离《讲话》的方向和精神,则是历史事实。
而茅盾的报告虽然肯定“在种种不利条件下,我们打了胜仗”,国统区文艺“还是有其显著成绩的”（24）,但它还是有“各种缺点”,其“基本根源”,则是由于“不能反映出当时社会中的主要矛盾与斗争”。茅盾还从理论上检讨了“人道主义”、“个人趣味”、“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欧美资产阶级文艺的传统”等对国统区文艺的影响,并在文艺大众化的问题、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文艺的功能问题等,表达了对《讲话》的全面认同,而且不点名地批评了胡风的“主观论”,并在新的条件下把它当做“问题”要求“解决”。
茅盾对国统区理论问题的检讨,实际上已经宣告了这些问题的性质。过去在国统区可以讨论的情况,随着新时代的到来而成为过去,它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再进入理论研究的视野,因为它与“新的人民文艺”是格格不入的,也是与《讲话》精神不相符的。至此,文艺思想也从作为解放区的中国局部,而铺展到全中国,成为新时代惟一具有合法性的文艺思想。“五四”以来中国传统的“诗文评”向现代文艺学转变过程中的多音齐鸣、交相辉映的自由局面结束了,的文艺思想统一了各种不同的认识,并作为时代的意志得到了普遍信仰。应该说,这与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是密切相关的,它是建立这种信仰的源泉之一。从政治上讲,一个世纪以来,前资本主义形式只为民族统一提供了相当脆弱的物质基础,要在这个基础上实现政治统一的任务实在是艰难的,但中国共产党却迅速地完成了它,这个伟大的、历史性的创举是独一无二的,它使所有的中国人都在共产党的身上看到了民族的前途。就文学艺术而言,解放区在《讲话》精神的指导下,艺术家通过有效的组织,第一次创造了“新的人民文艺”,中国文学史上也第一次出现了活泼、朗健、生动的民众形象,并通过这样的文艺实现了民族全员动员,建设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目标。历史的经验无可辩驳地昭示了未来,它使所有的文学艺术工作者没有理由拒绝《讲话》的精神。因此,的文艺思想在那个时代能够深入人心,是有其历史原因的。
但是,这一源于经验主义的认识显然是存有问题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忽略了文学艺术自身的规律,忽略了文艺学作为一个知识范畴同文艺方针政策的区别,而简单地将它们等同起来。在新的时代,文学艺术的创作和文艺学对自身的认识,必然要有新的发展。时代从方针政策的角度对文艺提出它统一的要求是可以理解的,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也是必要的,但是,在文学艺术和思想领域内,强制推行统一的意志,它所造成的后果,已为此后几十年的历史实践所证实:统一意志反而总是在不断的分化中遇到危机和挑战,它的“合法性”总是不断遭到“合理性”的质询。因此,“一体化”并没有也不可能解决文艺学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反而加剧了问题的复杂性。文艺学在本体论意义上存在的需要认识的问题,是《讲话》或文艺思想所不能涵盖的,而突破限定的研究范畴就成为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统一的意志培育了它的危机——分化的可能:分化不仅成为统一时代的表征,而且,当“一体化”发展到极端的形式,也就是的时代,它终于在无限膨胀中彻底崩溃。
政治文化对文艺学的规约,是这一时代最突出的特征之一,但并不是全部,它还与学术的承传方式、科研体制、学者的社会地位以及检查制度密切相关。因此,这些文艺学生产的外部环境和条件,同样要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也只有如此,才能揭示出当代文艺学为什么会呈现出这样一种形态。
四、政治文化与中国的现代性
政治文化在中国取得支配性地位的时代,也是中国已经遭遇了现代性问题的时代。西方资本主义正以霸权的形式诉诸于全球扩张,社会主义则刚刚崛起或正在实践中。内忧外患的中国不仅经济上十分落后,而且传统文化也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虽然已经宣布了旧文化的死亡,但新文化的多元取向并不能在政治层面解决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中国已经有过饱受西方列强欺辱的惨痛经历,这时选择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便有了理智与情感的双重含义,而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思想和语言,俄国革命的成功则为中国提供了范本和前景,这两个条件使中国共产党人看到了民族自我拯救的可能。因此,选择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与中国的历史处境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矛盾重重的中国使的革命实践一开始就充满了探索的艰巨性。这种艰巨不仅来自本土政治、经济和文化带来的困难、同时也与蕴含在现代性之中的矛盾息息相关。阿瑞夫·德里克在分析这一矛盾时指出:“20世纪上半叶的几十年间,中国人跨入了一个广阔的文化和知识空间,这个空间是由欧洲两个世纪的现代化所开拓的;同时又把中国的文化局面抛入了动荡的漩涡中,当时中国人正试图寻找一种与他们选择的现代性范式相应的文化。中国人与现代性的斗争体现在其历史人物的现代主义眼光中,体现在这种眼光所暴露出来的矛盾之中,这种眼光显示出中国人无法使自己从过去的沉重包袱中解脱出来;这场斗争被陷入在两种不同的现代性之间的夹缝之中,其中,一种现代性是霸权主义的现实;另一种现代性则是一种解放事业。”（25）而政治文化正是对这种矛盾的历史处境作出的反应。许多年之后说:“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就不应看做是一位浪漫诗人的抒情,而是他在重重矛盾中做出选择后的自豪告白。作为胜利者,这一告白潜含了一向的乐观主义,但它却掩盖了在现代性漩涡中出现的矛盾,而恰恰是“中国化”的胜利和在其过程中出现的矛盾,一起构成了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历史证实,所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尽管它的过程也有偶然事件的因素。但在思想中,超越资本主义历史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是他不变的信念,他一再表明:当无产阶级革命在全球风起云涌之际,中国革命已经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它不再是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这种革命在一战爆发之时,“尤其是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时,就告终结了”。国际国内的环境,都不允许中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历史证明了对中国革命特殊性的理解和选择,他实现了把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改造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梦想,百年激进的理想在他这里变成了现实。他以社会主义取代了资本主义,并使一个民族在资本主义扩张的处境中获得了解放。但是,在他顽强抗拒西方现代性的过程中,以及在他实现了这种抗拒后,新的现代性矛盾始终环绕在他的周围。而这种新的现代性矛盾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窘迫与紧张。德里克事后发现了这一矛盾的存在,这就是在中国“启蒙运动既成为使人们从过去解放出来的工具又是对民族的主体性和智慧的否定;而过去既成为一种民族特性的源泉又是加诸现在的负担;个人既是现代国家的公民又是全民族解放的威胁因素;社会革命既是把阶级和社会群体解放出来从而建立一个真正民族的工具又是导致解体的分裂因素;乡村既是古老的民族特性的源泉又是发展的绊脚石;民族既是世界普遍主义的动力又是反对霸权行为的防卫力量(即以狭隘的本国观念的永久化而向世界封闭)。诸如此类的矛盾无穷无尽;它们在不同的社会视野里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但是它们都属于现代性的矛盾。”（26）但是,这些矛盾被以简捷的方式做了处理,即他对这些矛盾的主要方面做了选择然后予以强调,在理论话语的方式遮蔽或缓释了这些矛盾,这也正是新的现代性矛盾的肇始。也就是说,民族解放的总体目标成为主要任务时,其他矛盾只能在压抑中作为代价被忽略,而当面对这些具体矛盾时,就只能以一种“不确定”的形式作出不同的回应。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诸如精英与民众、集体与个人、民族与世界、民主与控制、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等问题,都没有得到明确和稳定的阐发。允诺的临时性总为不断的变化所取代,独特的中国道路始终是一个试验中修订的方案,它的乐观主义和探索性就无可避免地在实践中遇到障碍和挑战。“方案的修订”总是以“政策和策略”的方式出现的。
超越资本主义道路的选择,也必须选择与之相适应的文化路线。政治文化在中国有两点是特别值得注意的,这也是一贯予以强调的。一是人的作用,一是民族性。资本主义世代积累的物质基础是东方古国不能比拟的,但人的意志却是可以重塑的。长征的胜利使更加坚信人的意志的作用,延安的艰苦环境和战争中的献身精神,给经历了那一时代的人培育了崇高感和英雄主义。这种神圣的精神在反复强调中演变为道德价值。它超越了资本主义对物质的炫耀,从而也使后发的现代化国家具有了自己民族的特点。但人的作用的强调,在那里并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不是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意识。“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断言,表明了对一种“自发”的社会主义要求的确认,认为那种革命精神是天然存在的。这为强调人的作用提供了一种依据。但这种“自发”的社会主义要求是存有疑问的,或者说它只是“蕴藏了”这种积极性。因此,同时强调政治工作、组织工作和思想教育的重要,这些强调都是与物质生活没有关系的。而矛盾可能就出现在这里。也就是说,当试图将中国从资本主义霸权中解放出来的时候,却又使具体的人陷入了另一种统一的控制之中。对人的作用和意志的强调,是对统一意志和作用的强调,而不是对具体人的意志和作用的强调。这也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一大特点。经常使用“人民”这个概念,但它同具体的人并不发生关系,有时甚至是完全对立的。当强调具体的人的时候,就会被指认为“个人主义”,而“个人主义”是不道德的。
于是,抑制个人的物质欲望,抑制人对日常生活的多样性要求,就成了永葆人的意志坚定性的手段,同时也就是抗拒资产阶级的手段。与此相对的则是对牺牲个人利益、献身精神的持续倡导。对一个执政党来说,强调这些原则和精神无疑是重要的,它是获得人民拥护、支持、维护统治的必要条件。但是这种对执政党的要求逐渐变为一种政治文化,成了对社会一切领域的要求。背离了这一要求的任何人,都将会被命名为“资产阶级”而遭到打击和唾弃。因此,政治文化对人的意志和精神的强调,似乎是对人的尊重,是对人的解放的允诺,但当这个“人”是一个大写的人,是作为符号的人而被对待时,这一理论就没有成为关于人的解放的学说,而恰恰是一种对人的自然要求和心灵世界的压抑和控制:人需要有道德意识,社会也需要规范的秩序,但人并不总是时时需要神圣和献身。日常生活的多样性要求和心灵世界的丰富性表达,本来具有无可争议的合理性,但在政治文化规约下的当代文艺学,不仅没有对这一合理性做出揭示,反而在对人的意志强调和控制的过程中,强化了它的不合理性。
因此,文艺作为表达人类生活和心灵世界的领域,就不再是自由的。在50—70年代,出台过大量的文艺方针政策,召开过许多关于文艺工作的会议,但这些方针政策和会议,并不是鼓励文艺工作者和文艺理论家自由创作和研究的,而是告知他们如何创作和怎样研究的。在阅读了这些文献材料之后,那里的不确定性和非连贯性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在思想领域控制过于紧张、文艺创作和研究明显失常的情况下,便会出现一些宽松的方针和政策;而当文艺创作和研究超越了限定的范围时,又会出现紧缩的方针、政策甚至运动。而这些恰恰是新的现代性焦虑的反映,超越了资本主义和它所缔造的现代性问题,并不意味着现代性问题的终结。
有论者注意到,关于民族性的问题是在国际与中国的关系中提出的,即在民族解放战争的背景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应该与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斗争结合起来。民族问题,而不是阶级问题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主导性问题。它有具体的政治含义和历史背景:通过诉诸“民族”问题,获得共产主义内部的民族自主性或者说摆脱共产国际的支配,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具有独立自的政党（27）。这一分析是有道理的。摆脱霸权的控制,寻求中国独特的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追求,即便是在国际共运的内部,他们也希望能保有民族的声音,而不至于在两大阵营的对峙中消融了自己。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当民族解放的任务已经完成,阶级的问题被认为是突出的问题时,民族性的问题仍被强调,它就改变了原有的历史涵义。这时,“民族形式”也同时具有了“阶级的”防卫意义。当在新的历史时期强调“民族形式”时,显然含有针对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成分。也就是说,在防卫意识形态侵蚀的意义上它是阶级的;而在“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等形式的意义上,它是民族的。这是他坚持“民族形式”、反对“全盘西化”的真正用意。
在理论上说,的设定是没有问题的。他既强调了“民族形式可以掺杂一些外国东西”,“应该标新立异”（28）,又强调了“应该越搞越中国化”。（29）这对于发展中国的民族形式是有益的,或者说,它既是开放的,又是有所保留的。但实际情况离这种理想的设定十分遥远。在三十年的时间里,民族观念以狭隘的方式向世界封闭,外国的东西在中国不可能有立足之地。历次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几乎都可以在西方世界找到它的根据或源头。最后只剩下形式和内容最具“民族性”的“样板戏”。形式上它是地道中国的,内容上它是地道“无产阶级”的。超越资本主义的“中国化”在这时达到了极致:它既实现了对人的意志的极大神化,实现了对崇高、神圣、献身、英雄主义的向往;也实现了用民族形式(京剧)表达的愿望。
应该说,对“中国化”现代性经验的揭示显然是不够的,但在上述触及的问题中,已经部分地揭示了它的矛盾,也就是说,对人的意志和精神的想象与夸大,隐含的却是对人的压抑和控制的机制。对物质神话的批判和抵制,同时排斥了日常生活的合理性。致使与“人学”相关的文艺学难以在“人”的范畴内展开,而流于政治文化的一部分;“民族性”的强调,离开原来的意义之后,加剧了东西文化的对立和紧张,从而使民族文化在这一时期失去了与西方文化交流、对话的可能和机会。更为重要的是,政治文化的允诺迟迟不临,并在变化和修订中一再延宕,从而导致了理想和信仰的最后危机,新的现代性矛盾在积聚中终于爆发为街头政治(“四·五”运动)。
但问题的另一方面同样值得我们注意,也就是说,当历史环境发生变化,矛盾已经转化或部分地解决之后,作为经验的现代性状况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性:就50—70年代近30年的经验而言,如果剥离了文艺学的政治功利性,剥离了它对人的统治和封闭的狭隘性,那里隐含的理想精神仍可视为值得珍视的历史遗产。事实亦表明,即便在90年代,包括“红色经典”在内的近30年的文艺,仍在另外的意义上具有观赏的魅力,它们在另一个时代的风行,已表明了政治文化与中国现代性经验的全部复杂性。
注释：
（1）（2）米歇尔·福柯:《性史》,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年1月版,第4—5页。
（3）阿尔蒙德·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林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页。
（4）高毅:《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
（5）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17—18页。
（6）特里·伊格尔顿:《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王逢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99—300页。
（7）《汪晖自选集·自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8）参见高毅《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15页。（9）帕·瓦·沃洛布耶夫:《革命与人民》,转引自刘淑春等编《“十月”的选择——90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7页。
（10）帕·瓦·沃洛布耶夫:《革命与人民》,转引自刘淑春等编《“十月”的选择——90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7—238页。
（11）《红与专》发刊词。
（12）《红与专》发刊词。
（13）《学术批判是深刻的自我革命》,1958年8月30日《人民日报》社论。
（14）马寅初:《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发刊词。
（15）茅盾:《鼓吹集·后记》,见《茅盾评论选》(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214页。
（16）何其芳:《没有批评就不能前进·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17）《何其芳诗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第141页。
（18）《何其芳诗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第133页。
（20）《文艺报》1956年12号。
（21）朱光潜:《悲剧心理学·中译本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
（22）瓦格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知识分子》,转引自王景伦著《美国学者论中国》,时事出版社1996年版,第262—263页。
（23）周扬:《新的人民文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1950年新华书店发行,第96页。
（24）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载《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第45—46页。
（25）阿瑞夫·德里克:《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转引自萧延中等编《在历史的天平上》,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第219—220页。
（26）阿瑞夫·德里克:《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在历史的天平上》,第219—220页。
（27）汪晖:《地方形式、方言土语与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形式”的论争》,《汪晖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44页。
【正文】
早在2001年1月10日召开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同志即指出：“法制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在2002年的“5•31”讲话中，他明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2002年7月16日，同志在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讲话中又明确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进程，是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全面建设的进程。”党的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把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一起确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发展的三个基本目标，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更加趋于成熟和完善。那么，从同志关于政治文明的论述中应该得到哪些启示，应该确立什么样的新思维呢?
第一，应确立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文明程度可以相互比较的新思维。从政治文明的基本指标来看，虽然人们认识还不尽统一，但在总体上，它作为人们改造社会所取得的政治(法律)成果，应该包括政治(法律)意识、政治(法律)行为、政治(法律)制度和政治(法律)组织四个方面。每一个方面又各自存在一系列先后相继的具体特征，共同构成政治文明进化的一个完整链条。比如，在政治制度上，人类社会就经历了一个从君主制到君主立宪制再到民主共和制这样一个完整的进化过程，在政治意识、行为、制度、组织等方面也是一样。这样不同政治制度以其在四个方面甚至更多领域所体现出来的特征进行对比，便不难得出特定政治文明是先进还是落后的客观结论。
第二，应确立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文明可以相互借鉴的新思维。在政治文明的层面既可以相互比较，更可以相互借鉴。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劣，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精神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所谓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当然也应包括政治文明成果。党的十六大报告也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可以说，政治文明框架的确立为我们借鉴西方政治文明中的有益成果打下了基础，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第三，应确立政治文明可以共创共享的新思维。不同种族、不同国家、不同发展程度的人们的政治活动对政治文明的进步都起着重大的作用。不仅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活动以其所创造的代议制民主、政党政治等等在历史上推进了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活动所创造的人民民主、多党合作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也为人类政治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样，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以其富有民族特色的政治活动也为人类政治文明增添了光彩。因此，在政治文明的框架下，应善于总结自己政治活动的经验，使其升华为符合本国本民族政治活动规律的意识、行为、制度、组织，推动本国本民族政治文明的进步，并丰富人类政治文明的内涵。
第四，应确立新的政治文明的创新思维模式。人类政治文明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一样，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本身呈现出明显的发展阶段性的同时，自身也通过不断吸取各国各民族政治活动的经验、规律而不断地进行自我更新、自我完善。政治文明的演进也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使人类政治文明一步步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君主制走向了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民主制，从早期的城邦民主制经过近代民主制走到了今天的现代民主制。这种创新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宏观视角来说体现为政治意识、行为、制度、组织文明的演进，同样从特定国家的特定民族这样的中观层面看，也表现为这些国家和民族在政治意识、行为、制度、组织方面的创新和进步。当然，这种创新也可以体现在更为微观的层面上，比如公民个人民主法制意识的增强，一个单位一个部门民主风气的养成等等，这些都是人类政治文明演进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的来看，政治文明框架的确定给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政治活动的规律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我们应当逐步转变传统的政治思维方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更快地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一）不能因材施教
在对初中学生培育人文精神的过程中必须要注重学生个人的心理以及性格，但是初中政治教师方式不能够灵活变通，基本上不能进行因材施教，不能够根据每个学生具体的个性来实现人性化和个性化的政治教学，使得初中政治教学在人文精神的培养上显得事倍功半，让人文精神在给学生传递的渠道上出现了问题，使得传递渠道变得越来越狭窄。
（二）教学模式单一受应试教育的影响
目前初中政治教学活动大部分是在教室里围绕课本来进行，但是人文精神的培养是引导学生提升社会化的文化修养，在教室中进行初中政治教学这种单一的模式，不仅显得僵硬和枯燥，更是让学生降低了对人文精神的感知，让学生在政治教学中逐渐失去提升人文精神的兴趣，很难达到预期的政治教学目的。
二、人文精神培育的策略
（一）活用教材内容新的初中政治教材和之前有了很大的区别
不仅增添了许多具有趣味性的内容，更是丰富了理论知识，加入了许多的漫画、小故事、实际案例、名言警句、社会现象等，在所有的改变中，增添的人文内涵是初中政治学科有别于其他学科，增加政治学科内涵和外延的重要内容。初中政治教师要能够活用初中政治教材，能够以教材中的内容为依据，以总的教学目标为授课方向，以培育初中学生的人文精神为目的，来开展丰富多彩的初中政治教学，把课本以外的内容引入到课堂，拓展课本的厚度和学生的认知面，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提升学生学习初中政治的积极性。这样经过不断地拓展教材，活用教材内容，能够帮助学生深入了解人文精神，让课本成为培育学生良好的人文精神的载体。
（二）提升教师个人综合素质
在培育学生人文精神的过程中不仅需要政治课本丰富的内容和大量的社会实例来讲解，更需要通过教师独特的个人魅力和自身过硬的素质来引导学生。所以我们必须要注重提升教师的个人综合素质，要通过自我学习和培训提高自身的魅力，来吸引学生产生学习政治的兴趣。作为初中政治教师，不仅要有过硬的教育教学手段，更需要拥有优秀的政治品格，崇高的道德品质，扎实的知识水平。能够在日常政治教学中给学生做到表率，能够以自身的人格感动学生，能够用自己真实的情操感动学生，能够用自己的态度感染学生。另一方面政治教师需要时刻关注社会热点问题和政治话题，能够及时掌握最新的实时动态，能够对国际新形势作出自己的分析和判断，能够研究和挖掘其中隐含的问题，能够提炼出自己看问题中的具有教学意义的政治观点，能够塑造学生良好的世界观，能够对学生产生正面的影响，久而久之能够培育学生良好的人文素养。
（三）营造浓厚的课堂学习氛围
培育学生人文精神，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学会初中政治理论知识，必须要有浓厚的课堂学习氛围。教师在课堂上要有意识地营造良好的课堂学习气氛，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能够营造出和谐的政治教学课堂，这是学生能够学习人文精神的根本，是促进学生主动学习和积极参与到政治学习过程中的重要保证。良好的学习氛围的营造需要教师在课堂上以学生为主体和中心，能够不断地进行师生间的互动，能够让学生有序激烈地讨论，使学生在一个自由轻松的环境下学习政治知识，把传统的灌输式学习方式变为学生主动学习不断完善自我的方式。初中学生感情比较丰富，如果在情感浓烈的课堂上进行学习，能够极大地提升学生对于人文精神的感知能力，能够使得自身的情感得到升华，将会让学生能够进一步锻炼和培养自己的思想素质。
（四）创设社会或者生活情境
1.认真复习基础知识，以不变应万变政治的考题从大体上可分为基础知识题和应用题。不论是哪一种题，都要求考生对基础知识十分熟悉。因此，在高考复习中，必须进一步强化对基础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首先，要认真、仔细、深入地读书。课本的前言、后记、正文、注解都要读。全面掌握知识点，切不可留有知识死角。
其次，要下工夫将未理解、未掌握或不甚理解掌握的内容弄清楚，求得明确要领原理的准确含义、适用范围以及在现实中的表现和意义。
第三，将概念、原理纵横梳理，形成严密、完整的知识体系，在头脑中建立起概念、原理、方法等基础知识的网络结构。
第四，将教材中一些相近、相似、相关的概念、原理，即容易混淆的问题列出来，加以比较、澄清，从而在头脑中留下清查看、准确的"图景"。相近的例如：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与社会产品两大类；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绝对剩余价值；直接经验与感性认识；矛盾的主要方面与事物的肯定方面等等。相似的例如：价格与交换价值；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与特征；意识与认识；辩证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等等。相关的例如：价值、使用价格和商品；雇佣工人的劳动、剩余价值和资本积累；联系、发展和矛盾；物质、运动和规律等等。
2.抓住重点和关键，突破难点教材的重点是教材知识体系中的主要矛盾，是知识结构的枢纽，是学生认识中的转折。唯物论的重点是物质和意识的关系；辩证法的重点是对立统一规律；认识论的重点是实践和认识的关系；《政治经济学》（上册）的重点是资本和剩余价值理论。对于这些内容，老生必须融会贯通，深刻理解。教材的关键是对考生掌握某一部分知识，解决某一类问题起决定作用的知识点。例如，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是理解和掌握的，或是最易引起混淆和产生错误的内容。教材的重点、难点和关键对于考生全面把握教材的知识体系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3.进行多种形式的练习要把知识转化为能力，没有多角度、多层次的练习是不可能的。因为练习是沟通知识和能力的桥梁。练习时要注意练习的典型性、针对性、系统性、层次性、应用性，要在练习中总结各种不同类型题目的解题规律。
4.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高考政治试题，有相当一部分材料来源于"我国四化建设"、"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领域，并且客中趋势还在加强。因此，考生在复习时要注意收集我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重要材料，关注时事，提高自己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