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14 01:43:2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新闻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论文摘要]税费改革之后，媒体成为农民获取政策信息的最主要的来源。上级政府的政策信息以大众传播的模式通过传媒的政策报道、典型报道、批评报道及常规新闻节目直接向农民受众传递。村民与基层干部之问、村民与村民之间基于不同的利益角度对这些“直达”的政策精神做出的不同解释，使得基层治理中的意见分歧越来越大。这一方面削弱了基层组织的权威，增加了基层政权采取作为的难度，另一方面也强化了农村公共品自我供给的困难。
关于传媒对农村的影响学界已有较多讨论。有学者认为，“在现代传播媒介尤其是电视的作用下，农民对社会热点和都市文化的关注、把握与都市流行文化趋同，从而构建了与城市文明对话的平台、农民消费方式、娱乐休闲方式及行为方式的转变，有利于农民身份的转型”。还有学者认为，“大众传媒是农村发展的内在动力，不仅提供信息，而日，能够改变农民陈旧保守的观念，形成开放意识、市场意识和竞争意识等”。这些讨论大多集中在农村文化观念的变迁层面，鲜有对乡村治理这一政治社会领域的关注。而且，尽管传媒起到了向农村传播现代文化进而推动农村发展的作用，但在农民的媒介素养相对偏低、农民对信息的甄别和辨析及质疑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大众传媒为农民提供的村庄外部信息尤其是政策信息在乡村基层的治理过程中所起的并不一定都是正面作用。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指出新闻传播在税费改革后的中国乡村基层治理中产生了怎样的消极影响，以使传媒在日后的社会发展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
一、政策信息的大众传播模式
政策信息从行政管理机构的中枢到边缘的传递，在整个国家的治理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前，大众传媒的辐射范围有限，在农村还没有足够的延伸，那时的政策信息传递主要以组织传播的方式进行。上级政府的政策信息通过多层化的行政机构一级一级往下传递，最后通过生产大队再到小队长直至村民那里，国家的组织系统渗透在整个社会中。当时，在农村普及的有线广播是生产大队向农民传递中央精神的有效工具，是整个组织传播流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以后，农村实行了“分田到户”的土地政策，农民收入大为增加。与此同时，大众媒介的发展也越来越快。虽然由于发行费用高、农民消费能力不足而难以吸引广告客户等原因，报刊等纸质媒体一直没有在农村普及，但广播电视却逐渐在农村承担起向农民传递政策信息的任务。另一方面，政策信息的组织传播渠道仍未废止，许多基于当地情况的特殊政策信息依然通过村委会、村民小组直至村民这个渠道传递，特别是有关税费收取方法和收取数量的信息，因为各村情况都有所不同，大众传媒均无法提供这些信息，也只能由村干部向村民传递。
税费改革尤其是取消农业税后，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出现了重大调整，基层组织由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乡政府及村委会与村民之间已经不存在较大的利益矛盾，村民也不必仰仗于村干部来提供各种具体政策，尤其是每年的税费收取方案等相关信息。村干部在工资降低、人数也变少的情况下，不仅掌控的资源有限，采取作为的动力也不足，因而没能力、没精力也没有财力来完成村民期待的各项公共品供给的任务。此种情形再加上税改之前村干部在协助上级收取税费时的种种表现，使得村民与村干部之间存在严重的不信任以及由这种不信任所导致的沟通障碍。在这种情况下，以家庭为单位面对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农民要获取自己需要的同时又可以信服的政策信息，就要完全依赖于大众传媒。简言之，在当下的中国农村，政策信息的传递模式就从以前组织传播式的“层层过滤推进”变成了大众传播式的从中央到农民的“直达”。
二、“直达”式的政策信息对基层政权的负面影响
所谓组织传播式的“层层过滤推进”，是指中央政府的某种政策意图或某项行政指令经过省、市、县、乡、村各级组织的不断细化，落实为某项具体的政策，进而在某个特定的社区内富有针对性地执行。尽管在创制具体政策的过程中，各级官员如果结成利益共同体会形成对农民权益的损害，但如果不经过这种层层推进而由中央直接下达政策，则这种政策就不能照顾到当地特有的“地方性知识”，造成一种好的政策意图变成坏的实施效果的现象。事实上，各级政府对中央政策经过灵活变通后的实施往往能够使政策意图部分地变成现实。“文本形态的国家政策在进入基层成为实践形态的政策之时，会按照某种特定的逻辑开始运转，最终的政策结果往往并不取决于当初政策制定时的理论预设和良好的愿望，而在于这种逻辑在实践过程中对政策的修正程度，在于实践本身”。虽然个别地方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效果会与政策意图相去甚远，但这些个别现象不能否定全体的作为。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提倡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及“不争论”，再加上“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猫论”和“摸着石头过河”的“摸论”，这些贯穿改革过程的指导性原则都是韦伯意义上的“实质理性”而非“形式理性”的，都是就事后的结果进行价值评判而非在事先就有明确而严格的规则，都是在强调实践过程中的创造和“冉生产”，却不强调明晰的准则、合法的程序以及结构的严肃性和稳定性。这种在一定程度上的实用主义和相对主义的逻辑不能不导致在政策实践过程中大量上级默许的变通、扭曲和“再结构化”的出现。因此，“变通和扭曲政策在干部理解起来并不是违反政策精神的行动，在一定意义上还是应当鼓励的行为，只要没有产生不可原谅的极为严重的后果”。
但是，当来自中央政府的政策信息通过大众传媒的政策报道直接到达农民那里时。国家政策在实践过程中因地制宜的创造性变通就要受到相当程度的抑制。农民通过媒体的政策报道可以直接了解到各级政府的政策文本，却无从知晓政策实践的整个过程，无法知道有多少复杂的因素需要综合考虑。虽然县乡村的基层干部们基于各地的特殊情况对政策文本有着特殊的理解，但是农民大多都不会从这个意义去看待和理解国家政策，他们只会出于自身利益，从字面上进行理解。当他们看到信息源处的上级政府的初始政策意图与信息流末端的本地政策效果有所出入时，媒体宣传的“好政策”与基层现实的“坏结果”之间的鲜明反差就会使他们对直接导致这一结果的基层干部们非常失望，抵触情绪不断累积、加剧。在这种局面下，基层政权如果还要汲取足够的资金和资源发展地方经济，同时控制大规模以维持地方稳定，就有可能导致农民采取过激的行动。为了避免在将上级政府的政策精神落实的过程中与农民发生矛盾与冲突，为了保证本地区的和谐与稳定，基层政府就不得不奉行“风险最小化”的逻辑，也即是“不作为”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换言之，政策信息的大众传播模式对基层政权起到了明显的束缚作用。在此情况下，基层政权要想做出长期内适合本地发展的决策而又不在各个时段中遭到农民的阻挠，就只能依靠上级政府直接制定出有利于本地的政策。但是，由于各地的地理及文化差异较大、发展层次不一，要使上级政府制定的统一政策符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就显得不太现实，而如果基层都按照上级政府制定的统一政策来执行，又要付出局部利益受损的代价。
三、“典型报道”与“批评报道”对基层权威的削弱效应
传播学中的“把关人(gatekeeper)”理论指出，大众传媒的新闻或信息的生产与传播过程并不具有纯粹的“客观中立性”，而是依据传媒的一定立场、方钊。和价值标准所进行的一种有目的的取舍选择和加工活动。在与农民切身利益有关的时政新闻中，农民不仅可以看到上级政府从群众的利益出发制定的各项政策，还可以看到某地的“先进典型”如何坚决落实并执行到位，使该地的老百姓得到实惠。这种站在上级政府的角度向下俯瞰的时政新闻在把报道中的个别地方美化的同时，却使农民恶化了对自身所在地的基层政权的评价。农民大多不会意识到新问报道中的事实是被媒体“把关人”精心裁剪过的选择性事实。由于我国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各地执行政策的具体条件和相关背景差别很大，而大众传媒关于“先进典型”的新闻报道却会覆盖全国农村。在此情形下，“正面报道为主”的宣传模式在强调某些“典型政绩”的同时就很容易忽视掉“先进典型”的许多特殊有利条件。因此，它达到的客观效果是在增加了少数基层政府的美誉度的同时，降低了全国更多的基层政权的权威性。
各级媒体涉及“三农”问题的批评性报道，绝大多数都是站在上级政府的立场上对基层政权的作为进行批评和指责，这就使得农民直观地认为上级组织是和门己站在一起来对付基层的。媒体的报道就代表着上级政府的声音，媒体的言论就是正义和良知的表达，基层政权所实行的诸多针对农民的限制措施都是站在自己和中央对立面上的胡作非为。农村之所以出现一系列的问题，都是由于下级没有执行好中央的良好政策意图。特别是基层政权所采取的禁止集体越级上访的规定和行动，则使农民进一步确信基层政权的丧失合法性。一般而论，通过从媒体获知的信息，农民认为中央是在真心为农民说话办事，但有不少农民则认为，就是由于基层干部从中作梗才使得农民“有冤无处申”。
面对这一现实，上级政府不可能为基层做任何的解释和开脱，不能解释说事实上基层政权是在上级“保持稳定”的强大压力下采取措施的，否则上级政府就会违背其“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根本性的意识形态原则，就会产生损害自身合法性的危险因素。于是，出于策略考虑，在出现严重的时，上级政府通常会与基层政府“划清界限”，会给与其严厉的批评和惩处。通过这种方式和程序，上级政府的声誉和合法性在媒体关于“深刻批评”和“严厉惩处”的宣传报道中进一步加强，而基层政府的权威与合法性则又一次遭到削弱。更严重的后果可能是，在此类事件发生之后，上级会再一次严令不得出现类似事件，一定要保证地方上的“安定团结”，这样，基层政权就要在其权威被极大削弱的情况下，继续而对那些自认为自己“受到上级支持与保护的”而更加“嚣张”的农民。更加“嚣张”的农民有可能以集体越级上访这种最令基层政权害怕的行动来“要挟”其“就范”，而基层政权会将这种行动当作是对自己的又一次挑战，因为这也是有可能导致再一次被上级指责和惩罚的严重事件，因而会下决心采取极端的压制手段，这又促使农民再次去找“上面的人”来保护自己、伸张正义。一个恶性循环就这样开始了。
四、新闻传播在乡村基层治理过程中的离间作用
在纯粹的政策报道之外，上级政府的执政理念、政策方针更多的是通过传媒的新闻节目映射给农民受众。许多内涵丰富的抽象理念，如民主、人权、法治等通过大众媒介的广泛传播在农民心中留下深刻印象。同样，作为现代治理手段嵌入农村社会的法律理念和法律制度，也是通过各种新闻节目潜移默化地在农民头脑中扎根。然而，在理解上述的抽象理念和法律条文时，农民自身却会基于各自的利益做出差异很大甚至是完全不同的解释，特别是涉及到中央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大量转移支付应如何分配的问题时，农民基于各自的利益对政策理念所做的不同理解就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其他如低保户人选的确定、农机及良种等补贴的下发方式、移民款的发放标准、常规地及征地后的土地调配方案等也都是农民与村干部、农民与农民之间产生意见分歧的问题所在。
举例而言，由于中央的政策是“农民的土地承包权30年不变”，于是在笔者所调查的湖北及河南农村，许多村民在每年的常规调地时就会搬出这项政策，以使自己使用的土地可以继续保留。而当涉及征地时，他们又要求土地赔偿款为村庄的全体村民所平分。按照中央政策，既然土地的承包权不变，那就应该是“征了谁家的地谁家得钱”，而不是村民集体分配赔偿款。村民们明知道自己在调地时如果不出地，土地调配就无法进行，许多户口增加的村民就会缺少土地以至于吃饭的粮食都需要去市场购买，但是只要他们可以援引中央政策来反对按照地方规范必须实行的常规调地来争取自己的利益，他们就一定会这样来做，毫不顾及村庄整体的利益，村干部对此也毫无办法。在这里，中央政策缺乏针对性是启动因素，村民的理性算计和人际关系的陌生化是根本原因，但大众传媒对于政策精神的广泛传播却起到了关键性的促成作用。
农民集体地对大众传媒所广泛传播的上级政府的政策精神以及现代法律的“灵活运用”，在客观上起到了切割村庄共同体固有规范的作用，不仅增加了村干部行政作为的难度，更增加了村民之间合作的难度。农民基于各自的经济利益对国家政策做出的不同解释也使村庄内部的离散性力量越来越大，村庄的社会关联度不断降低，而在缺乏社会关联的村庄，“村民无力应对共同的经济协作，无力对付地痞骚扰，无力达成相互间的道德和舆论监督，这样的村庄秩序难以建立，村道破败，纠纷难调，治安不良，负担沉重且道德败坏”。
如上所述，在基层政权不愿作为同时无力作为，而农民自身又无法有效合作的情况下，要解决农村公共品的短缺就只能倚仗于国家对基层事务的直接干预，而这种跨越式的直接干预却是要付出极高成本的。距离村庄较远的“国家”很难真正了解各地农民复杂的公共品需求偏好，从而很难富有针对性地为农民提供正确的公共品。而且，“政府也不是喂养于天国，产奶于人间的奶牛”，它的财力毕竟是有限的，国家财政相对有限的财力如何有效解决全国范围内无法自我组织的农村社区的公共品供给问题，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五、结论
在大众传播的模式下，上级政府的政策信息通过媒体的政策报道、典型报道、批评报道及常规新闻节目直接向农民传递。这种政策信息的“直达”效果，使得基于不同立场、不同处境和不同利益角度的村民与基层干部之间、村民与村民之间，由于对政策精神的不同解释，其内部分歧也不断加大，这一方面削弱了基层权威，增加了基层政权采取作为的难度，另一方面也强化了农村公共品自我供给的困难。农民没有自我组织与合作的能力，农村的社会治安、环境卫生、土地调配、水利灌溉等一系列问题就难以解决，国家的转移支付在大量支出的情况下却只能收到非常有限的效果。
一、新闻表达的多元化
新闻信息源的无限化和新闻采编的合作化使得新闻表达的多元化得以实现。过去，新闻报道模式被传统媒介所垄断，而新闻表达的多元化打破了传统媒介的垄断地位。在对同一新闻事件的报道上，不同的媒体所采用的方式各不相同，这样就使得新闻报道的方式变得多元化，也更有利于给受众提供更加全面的新闻信息。
二、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编辑应具备的学识修养
（一）具备优秀的新闻策划能力新闻策划能力是新闻编辑应具备的基本从业能力，随着媒介融合的发展，对新闻编辑的新闻策划能力的要求变得更高。当新闻编辑在面对一个新闻事实时，首先要考虑的是该新闻事实是否适合通过多种媒介综合报道，在报道形式上是否符合多角度制作的要求，怎样让该新闻事实的传播效果实现最大化等等。作为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新闻编辑，不仅要具有多媒体策划的理念，还要具备多媒体策划的能力。新闻编辑在制作新闻策划书时，不仅要有相对完善的总体任务，还要将总任务分成若干个子任务，并对子任务有清晰明确的标示。一份优秀的新闻策划书除了要包含受众调查、制作周期、预期效益等基本内容外，还要将各个子任务所需的传播媒介、传播方式等一一列出。对于各种传播媒介的工作流程和运作成本，新闻编辑都要十分熟悉，并能根据各自的特点将新闻策划做成适合多个媒介的形式。新闻编辑优秀的新闻策划能力能够实现各媒介之间的完美对接，降低协调成本，并提高新闻编辑自身的工作效率。
（二）优秀的海量信息掌控能力在网络时代之前，人们所能掌握到的信息是十分有限的，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信息逐渐地增多起来，而在移动通讯技术迅猛发展之后，整个世界都处于一个信息泛滥的时代。随着信息的泛滥和媒介融合的发展，新闻编辑获得新闻素材的来源不再仅仅局限于记者采访后完成的新闻稿件，网民的博客、微博，以及作者投稿的邮件等都变成了新闻编辑的素材来源。信息量的增大所带来的突出问题就是信息质量参差不齐，而且不同的媒介对新闻素材的要求也不同，基于多方面的因素使得新闻编辑在素材选择和编辑方面的工作难度加大。面对海量的信息，要求新闻编辑具有较强的掌控能力，能够识别出信息的真伪。
（三）转变为一专多能型编辑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编辑的工作不再具有独立性，而是会与其他媒介工作人员的工作内容产生交叉，在这样的发展形势下，新闻编辑除了具备基本的编辑技能之外，还要具备计算机操作能力，使自身转变为全能型的新闻编辑人才。新闻编辑所需掌握的计算机操作能力主要包括几方面：能够利用搜索引擎搜集相关的资料，图像编辑能力，视频剪辑能力，音视频混编的能力等。新闻编辑只有努力地将自己转变为一专多能型的编辑，才能更适应媒介融合对新闻编辑的要求。
（四）具备产品形态创新的能力媒介融合之后，新闻编辑在稿件选择上有了比较大的自，但是相应的，新闻编辑的稿件处理能力要求也就提高了。新闻编辑在对稿件进行处理时，要具有异常敏锐的判断能力，并且还要具备思维创新能力。在实际的稿件处理中，新闻编辑要根据不同的媒介特点对稿件进行符合要求的再创造，从而更好地实现新闻的传播效果。新闻编辑工作的最终目的就是吸引受众的注意力，这就要求新闻编辑具备创新能力，对新闻产品的形态进行创新，为受众提供更为多样化的服务。
三、结论
媒介融合的发展给新闻编辑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为了更好地完成新闻编辑工作，新闻编辑需要不断地完善自身的能力和素养，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使自己成为全能的复合型人才。对于媒介融合，新闻编辑要以正确的态度去对待，新闻编辑的思维应当随着媒介融合的发展而进步，进而有效提高新闻编辑工作的广度和深度，推动新闻编辑工作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作者：于春妹单位：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一）自媒体新闻传播一般是用户自己主动去传播，所以信息的传播是非常及时的。但是由于每个人都会受到自身知识文化的限制，所以他们所发表的对同一事件的看法也会有所不同。这些不同就使信息碎片化了。
（二）现代社会新闻传播越来越依赖网络，而网络的飞快发展就使得新闻传播速度也逐渐加快。人们运用自媒体在知道的一时间将新闻信息通过平台出去，大大增强了信息的时效性。
（三）自媒体是人们在网络上消息来传播的，一个人的消息往往能被很多人看到，因此，自媒体的传播是多对多的。并且，网络的快捷使自媒体的传播变得非常快和方便。
（四）自媒体的一般是某个人对某件事的看法!具有非常鲜明的个性化的特点。而且，人们经常会选择性的看待一件事，只自己感兴趣的内容，不管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只要想就可以。
（五）人们在消息时，为了更清楚、更明白，除了文字，还可以配上图片、动画等。这样可以让消息更加详细，具体，具有真实性。
二、自媒体新闻传播的两面性
（一）自媒体新闻是每个人都可以的，所以其信息来源的范围广。人们可以通过自媒体对每一件自己感兴趣的事意见。这增强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让人们更加了解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
（二）自媒体新闻传播可以第一时间将新闻传播给大众，人们一可以立即发表自己的看法。
（三）自媒体新闻传播形式改变了以往的线性新闻传播形式，是以网状向外扩散形式传播，其速度几何倍的增长。所以其所以其能够很快的被人们知道。
（四）新闻信息被大众知道后，人们如果对此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就会让这条信息被更多人知道。人们可以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相互讨论。这些讨论代表人们内心的愿望与想法，政府工作人员可以据此作出作合乎人民群众利益的决策。这样也可以保证政策的顺利实施。
（五）自媒体新闻传播有很多的优点，在此不一一列举出来。但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自媒体的缺点也十分明显。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发表意见，所以信息量非常大。其中有用的仅占一小部分。大部分都是废话和个人的不满等。这写信息的存在使群众很难找到真正有用的信息。
三、新老新闻传播方式的融合
（一）任何一种新闻传播方式都有优点，也都存在缺点。为了更好的发展新闻事业，我们应该正确的看待这两种传播方式。传统的传播方式仅仅由新闻机构来传播。自媒体则是由每个人来传播。传统新闻传播方式是先过滤再的形式，而自媒体则是先再过滤。传统的一对多的传播也变成了现在的多对多的传播。这不仅是加快了速度，更是扩大了范围。
（二）两种新闻传播方式的融合，是为了将它们好的部分留下来，不好的去除掉。只有将两者的优点相结合，新闻事件才能被更好地传播。自媒体要注意严格把关，营造好的网络环境，使事件具有更大的真实性，才会发展得更好。
四、结束语
（一）均是对新闻事件的详细分析
无论是什么媒体，在新闻传播中均会起到一定程度上的舆论监督及引导作用。在报纸的一些专栏新闻中，会对一些新闻事件发表一些看法，对舆论导向会起到一定的引导式作用。而在网络新闻传播中，一些社会公知对于某些新闻热点事件的看法也会对网民的新闻意识及行为产生一定的引导作用。由此方面看，两种新闻传播均会对新闻事件进行较为详细分析解答。
（二）新闻娱乐化较为常见
在网络及报纸新闻传播中，均存在着新闻传播娱乐化的特点，也正是因为此特点，对于新闻传播的改革工作开展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例如，曾在对两会进行报道时，无论是网络平台还是报纸媒介均在对基本的会议议程内容报道的同时，对于一些热点话题人物的提案也进行了采访。对于一些极具代表性的会议提案，广大网民也进行了评论，且评论大多带有调侃色彩。新闻传播的娱乐化色彩使得在新闻传播中多样化热点得以突显。
二、网络及传统新闻传播的不同之处
（一）网络新闻传播的时效性、内容性更强
在互联网刚开始兴起时，网络媒体传播的时效性便极为突显。在1999年的5月8日凌晨，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坠落了3枚来自北约的导弹，最终造成3人死亡、20人受伤。在42分钟后，网络媒体便将这些消息传播至互联网之上，我国人民也迅速得知此事。而当时大部分报纸对于此新闻消息的传播在次日，比网络传播晚了24小时。另外，与报纸媒体相比，网络传播新闻的内容也更为丰富化。例如，在对克林顿绯闻消息进行传播时，报纸无法将长达78页的反驳报告完全刊登出来，445页的调查报告自然也无法出现在报纸上。但是在互联网上便可在较短的时间内容纳此事件的内容。网络与传统新闻传播之间存在此差异的主要原因为：在报纸新闻传播时会受到其版面大小的限制。而在网络传播中，新闻者中有较大部分为网民个人，无需经过道道关卡，只需点击鼠标便可完成新闻的。
（二）传统新闻更加注重专业性
与报纸新闻传播相比，网络新闻的专业性较低。由于在网络新闻者中，有较大一部分比例为网民，其素质水平参差不齐。有些具有丰富的内涵修养，而有些是尚未成熟的学生。有些正直的网民乐于传播社会中的一些正能量新闻及揭发丑陋事件。而一些素质较低的网民，可能会为了提升自身微博的阅读量而去编写一些假新闻，欺骗民众。还有一些网民，在网络上肆意谩骂，污染了网络环境。与网络媒体相比，报纸在进行新闻传播时，虽然其时效性相对较弱。但是大部分的报纸编辑、记者作为新闻工作人员，其专业素养是不容置疑的。所以，民众在获取到网络上的一些新闻信息后，只有在报纸等传统媒体上得到认证后才会相信。就此点而言，报纸等传统新闻的专业性、权威性还是较强的。也正是因为报纸等传统媒体的专业性使得一些在网络上广泛传播的新闻问题得到解决。例如，在2003年发生的“孙志刚”案件，最开始是在网络上传播，随着其转发量的迅速增加，人民网进行了相关报道的转发，从而使得国家相关部门开始关注此事，并将其妥善解决。
（三）网络及传统新闻传播特点存在不同
网络新闻在传播时的互动延伸性较强。在2011年底，方舟子对韩寒的作品原创性提出了质疑，在网络上掀起了热议的浪潮。广大网民在网络平台上运用微博、论坛等渠道积极发表自己的观点、想法。且由此进一步延伸开始对韩寒其他作品进行挑错及韩寒反击行为的探讨。虽然事件的最终发展、结果尚且等待证实，但不可否认的是，广大网民在此事件上的互动及延伸化讨论对推动事件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报纸等传统媒体的新闻报道形式以满足受众需求为目的。现今对于重大新闻的传播报道，只有充分展示出真实的场景，满足民众的信息获取需求，才能够真正得到其关注及青睐。在现今这个网络、传统新闻传播并存的时代，报纸新闻传播还是具有较强的影响力的。在2011年的3月，日本突发9.0级地震，地震发生后对当地民众的人身及财产安全均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损伤。日本当地的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均参与至新闻传播工作中。无论是海啸已蔓延至日本东部还是震后当地民众的自救，均是当时报纸、电视等媒介新闻报道的主要内容。
三、结语
（一）教学计划及实践教学方案的调整与修订
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新一轮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2010年11月启动，经历了相关文件精神的学习讨论、媒体单位实地调研、校内外专家反复分析论证等过程，于2014年6月完成。与该专业2006版的教学计划相比，2014版的教学计划在课程体系设置方面突出了应用型专业的特点，适当压缩了理论课学时。专业必修课中新增了电视专题片创作、视听语言训练2门实验课，专业必修课中实验课程合计25学分，占专业必修课程总学分（57学分）的43.8%。任意选修课中新增灯光技术与艺术、录音技术与艺术、影视片头制作、网页设计与制作、广告设计与制作5门应用性较强的实验课程。其他实践类课程含专业实习8周8学分，毕业论文（设计）8学分（学生可以自主选择进行毕业论文的写作或毕业设计的创作），社会实践2学分，军训2学分，新增课外创作2学分，合计18学分。实验课程与其他实践类课程合计4分，占该专业总学分（168学分）的29.1%。不仅实践教学环节在教学计划中的比重有明显增加，而且实践类课程的手段，如实验教学、实习实训、课外创作、毕业设计等也日渐丰富。
（二）实验室及实习基地建设
1.实验室建设实验室建设对应用型专业人才培养的质量有着直接的影响。为保证该专业实验课程的正常开设，2003年10月，人文学院筹建了器材室，为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学生购置了少量摄像机、功放、组合音响等急需的设备。2006年6月，学院正式成立了广播电视实验室。当年人文学院和学院各出资11万元，购买联想开天计算机31台，筹建了非线性编辑实验室。2007年5月，迎接教育部本科教学水平评估前夕，学院采取应急措施，购买专业摄像机10台，约30万元设备。2008年11月，日元贷款项目索贝编辑机等价值66万元的专业设备到位。至此，前期投入该专业实践教学的专业设备总值已经超过120万元。2011年8月，由该专业申报的采编技术实验室成功获批2011年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实验室建设项目，获得中央财政支持下拨的专项资金300万元。2013年12月，项目完成，共新建专业实验室5间。其中，新闻编辑与播控实验室购置了索贝节目编辑工作站、节目上下载及播出控制工作站、节目播出服务器、数据库服务器等设备，能够完成新闻采集、素材下载、剪辑制作、节目审核、节目上载、节目播出等一整套的新闻节目制作流程；影视后期制作实验室拥有苹果影视后期工作站、数据采集工作站、服务器等设备，既可以对虚拟演播室后期生成的视音频信号进行录制和编辑，也能够完成电视节目及广告作品的剪辑、特效处理、包装、渲染等；虚拟演播室主要由主控室和演播大厅构成，主要设备由图形渲染工作站、主控工作站、抠像合成色键器、演播室摄像机、蓝箱、存储设备、监视监听设备和灯光系统构成，并有虚拟演播和实景演播两个功能区，能够满足新闻、文艺、专题等各种电视栏目录制实验和电视节目主持实验的需要；配音实验室有两间，主要设备有录音工作站、配音工作站、调音台、高保真录音话筒等设备，它能够满足所有实验室在节目制作过程中的录音与配音需要，能够提供兼容性高和数字化的高保真声音文件，也可以用于广播节目的录制实验。可以说，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实验室建设项目的顺利实施使学院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实验平台的建设在硬件和软件上有了质的飞跃，不仅极大地改善了我院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新闻采编制作专业的办学条件，而且为相关专业进行媒体仿真训练、学生综合素质训练，以及课外创作活动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2.实习基地建设为拓展实践教学的空间，学院加大了实习基地建设的力度。2006年11月至2011年7月，学院分别与伊犁州、伊宁市、兵团四师、塔城、阿勒泰、克拉玛依、兵团七师、奎屯、博乐等地的媒体合作，建立了22家专业实习基地。目前，该专业是学院拥有专业实习基地最多的非师范类专业。通过专业实习基地建设，不仅为该专业学生见习、实习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也为进一步加强该专业与地方媒体的沟通与合作搭建了平台。
（三）实践教学体系的建构
作为一所边远的地方高校，尽管该专业的办学历史只有短短的十余年，对于该专业实践教学改革的探索也还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但宏观上主要的实践教学环节设置已经相对稳定，并能结合本校实际形成自己的特点。就笔者观察，我院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1.专业课教学中的实践环节即在专业课教学中，将理论讲授与实践操作环节结合起来。对于广播电视概论、新闻采访与写作、节目策划等课程，该专业教学计划中明确规定了一定比例的实践课学时，要求教师将课堂上的理论讲授与课上、课下的实践实训操作环节紧密结合起来。理论课堂融入了实践课的内容，一方面有助于加深学生对基础理论的理解和认识，另一方面学生的动手能力、独立思考能力得到了培养和锻炼。2.实验课程中的实践教学即围绕该专业核心技能的培养，以强化学生某项实践操作技能为目标，开设独立的实验课程。如摄影技术与艺术、摄像技术与艺术、播音、主持艺术、非线性编辑、电视节目制作技术、视听语言训练、纪录片创作等。3.专业见习即低年级阶段的短期认知实习，分为校内和校外专业见习。校内专业见习通常是指学生在任课教师的指导下，学生通过自主参与校园广播站、校报、校园新闻网等校内传播媒介的实践活动，对记者、编辑、播音员等工作进行初步的见习。校外专业见习主要指学生利用寒暑假就近在家庭所在地的电台、电视台或其他新闻媒体对媒体工作流程进行观摩、体验和学习。专业见习是专业实习的热身和准备阶段，由学生根据自身情况自行决定，学院不作统一安排和硬性要求。4.专业实习即高年级阶段的媒体综合实习。专业实习既是对学生四年所学的理论知识和所获得的实践能力的全面检验，也是对学生即将“上岗”就业的一次实战演练。专业实习列入该专业教学计划，安排在第四学年的第二学期，时间为8周。在专业实习的准备阶段，一般由院系作实习动员，明确该专业实习的具体内容和要求。实习单位原则上由学生自己联系，找不到实习单位的学生由院系负责联系安排实习单位。院系按实习生地域分布情况把学生编成若干个实习小组，分别选派教师或委托媒体单位进行具体指导。5.毕业论文毕业论文旨在提高本科生的科学研究能力和学术素养，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教学环节。近年来，针对一些学生单纯以毕业和完成学位为功利目的，拼凑、粘贴内容空泛的论文现象，该专业要求集体开题，严把论文选题关。引导学生尽可能结合媒体尤其是新疆传媒业的实际进行调查分析与研究，以培养学生独立发现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对毕业论文环节进行改革，学生可以自主选择进行毕业论文的写作或毕业设计的创作，将毕业设计作为改革的主要内容进行大胆地尝试。尽管毕业设计的相关要求、评价标准还存在一些缺陷，尚不成熟，但此项举措无疑将对强化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产生积极的影响。6.课外创作即以兴趣为导向组织学生进行课外实践和创作活动。该专业曾经组织学生成立过摄影、摄像兴趣小组，参与学院校庆、运动会、文艺晚会等大型活动的拍摄；也曾经依托学生社团，成立主持艺术协会，举办过多届校园主持人大赛；2008年以来，更是连续6年承办了学院大学生校园DV展；这些活动极大地激发了学生专业学习的兴趣和独立创作的欲望。近年来，先后有6名学生在自治区主办的各类主持人大赛中崭露头角；2011年10月，该专业2007级学生刘毅龙拍摄的纪录片《锡伯文化的传承》荣获第二届全国校园摄影作品展示活动DV赛项大学组二等奖；2014年5月，该专业2011级学生迪力亚尔创作的反映新疆塔城地区哈萨克族游牧民原生态生活的人文纪录片《游牧人家》一举夺得第九届“科讯杯”国际大学生影视作品大赛国际分组赛西部组纪录片类金奖及“科讯杯”第九届国际大学生影视作品大赛总决赛“最佳音效大奖”，为学院争得了荣誉。整体观之，以上六个方面的内容既相互区别，各有侧重，又互为联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该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主要内容。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如前文所述，该专业自办学以来，在教学计划及实践教学方案的调整与修订、实验室和实习基地建设、实践教学体系构建等方面进行了多方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由于受相关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进一步深化该专业实践教学改革也面临着复杂的矛盾和问题。
（一）缺乏真正能够胜任实践教学的专职教师
从2001年开办之初没有1名专任教师，发展到今天拥有8名专职教师，该专业师资紧缺的情况有所好转，且80%的专职教师拥有硕士研究生学历和讲师以上职称，专职教师的学历、职称水平也有较大提升。但8名专任教师中，有实际操作能力，能够承担实验课程教学任务的教师仅有3名。可以说绝大多数专职教师都是从学校到学校，从学生到老师，虽然掌握了一定的理论知识，但实践经验严重缺乏。为避免照本宣科，纯理论背景的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往往会采用案例分析、课堂讨论等方法加以弥补，但因为其自身缺乏新闻从业经历和实践经验，所以他们对案例的解读与分析往往加上自己想当然的理解，也因此往往与媒体实际并不相符。这样一来，课堂教学内容与媒体实践的脱节也就不可避免。即便是有一定操作能力，能够承担实验课程教学任务的教师，他们所开设的实验课程，也往往是依托实验课教程，一般是由教师先讲，学生按照教师的布置或实验教材指导书上的步骤，按部就班地完成实验操作。在这种模式下，虽然也有实验能力的培养，但这种实验能力是被当作技能并以“知识”的形式加以传授的，教师自身缺乏对知识的迁移能力和创造能力，必然导致学生“创造性”应用能力培养的缺失。由此观之，缺乏真正能够胜任实践教学的专职教师，是目前直接影响该专业实践教学质量和效果最为关键和最为突出的问题。近年来，该专业也曾经倡导专职教师去媒体观摩、见习或进行专题调研，但因为目前学院教师工作量考核体系只承认学时，即课堂教学工作量或其他能折算成教学工作量的工作（毕业论文指导、专业实习指导等），教师因而缺乏主动参与媒体实践的积极性。
（二）实践教学的主体单一，缺乏与媒体行业的深层次合作
尽管经过十余年的摸索，我院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实践教学体系，但受传统教育理念的影响，实践教学的主体比较单一。高校与媒体行业的交流还停留在依托专业实习基地，为学生提供实习机会的层面，缺乏较深层次的合作。与媒体对接、合作办学等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创新尚未展开，人才培养脱离媒体实际的矛盾比较突出。
三、相关对策
（一）培养“双师型”教师
国际新闻传播教育界的通则和共识是新闻传播教育一定要学用结合。在国外，新闻学专业教师通常要有较长时间的媒体从业经历，很多人甚至认为，新闻从业经验而非博士学位，才是聘任一位新闻学专业教师的先决条件。但在我国，大部分高校新闻院系的教师普遍缺乏新闻从业经历和实践经验，高校专业教师学历要求越来越高，一般都是硕士、博士。实际上，教师的学历层次越高，实践经验往往也越少。目前，内地高校新闻院系为解决此问题一般要求从事新闻业务课程教学的教师到新闻单位实习或在新闻单位兼职。我院也可以借鉴此类做法，有计划地选派部分专职教师到媒体见习或在本地媒体做一些兼职工作。当然，为调动教师主动参与媒体实践的积极性，学院教学管理部门应考虑将教师去企业（含媒体）观摩、见习、兼职工作等与毕业论文指导、专业实习指导一样，折算成一定的教学工作量。总之，采取可行的措施，下大力气培养既熟悉媒体工作，具备一定的实践经验，又有较扎实的理论功底的“双师型”教师，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该专业教师理论与媒体实践严重脱节的矛盾。
（二）积极探索新闻院系与媒体行业协同创新的机制
论文摘要：新闻作为一种社会性语言，其本身是客观的。然而由于使用语言的主体的介入，并服务于特定阶层，新闻报道必会通过其运用的语言传达个人或集团对被报道事实所持有的主观倾向或态度。读者可通过对其语言不同层面的分析，透视其主观性，掌握作者意图。
作为大众传媒中一种重要的媒介传播形式，新闻报道在为人们提供信息的同时又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行为和习俗。而报道事实是新闻的本源，这使得新闻本身必须具有强烈的客观性。著名学者李希光指出：“新闻报道的致命错误就是让编辑、记者主观的价值判断或偏见不加掩饰地展示在受众面前，因为一旦读者与你的价值判断相左，他们就会对你的报道产生反感和厌恶情绪。”因此，高明的新闻制作者们会利用语言本身的特性或语篇结构的安排，隐讳地表达出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便成为了新闻语言中隐含的主观性因素。
主观性(subjectivity)是指语言这样一种特性，即说话人的语言表达含有说话人“自我”的表现成分。即说话人在说话时表明自己的立场、态度和感情，从而在话语中留下自我的印记。新闻话语中的主观性以一种隐性的态势在被阅读的过程中影响着读者的思维和判断。有效地对新闻话语中的主观性进行分析和辨别，能够帮助读者培养对语言的敏感性，增强他们对新闻话语的反控制能力。以往在此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领域，对非文学领域的主观性研究还有所欠缺。而对新闻话语的主观性分析，主要通过以下几个层面：
一、词汇(lexis)
按照功能主义的方法leech(1981)把意义分为七种：概念意义(conceptualmeaning)、内涵意义(connotativemeaning)、社会意义(socialmeaning)、情感意义(affectivemeaning)、反射(折射)意义(reflectivemeaning)、搭配意义(collocativemeaning)、主体意义(thematicmeanlng)。其中，情感意义是指说话者或作者情感和态度的传达。所以，词义是多功能、多维度的复合体二即使一个词的指称意义(概念意义)相同，也可能会引起读者不同的情感反映。因此，词汇的选择，为作者表达主观性提供了最常用也是最简洁的途径。新闻标题中的形容词和副词常常最能体现作者的主观性倾向，读者往往能够通过一两字的点睛之笔，很快地抓住一条新闻的主要态度和立场。
例如：1.火箭的习惯性崩溃。(《北京晚报》2007年11月6日)2.演习继“汉光”后又出乌龙：鱼雷试射再败(中国新闻网，2005年10月26日)
定语、状语位置上的形容词、副词使得被它修饰的中心词词语意义更加具体生动，它们承担着表达作者主观态度的重要语用意义。例1的“习惯性”一词不仅表达了火箭队的“再一次，又一次”失利，同时体现了作者的戏谑和讽刺。例2中的副词“又”和“再”与例一中的作用大抵相同，表明新闻中作者对演习的态度，“只有意料中的失败”。
二、句子(Clause)
在句子层面，作者的主观性主要体现在句式的选择和运用方面。首先看一些特殊句式的运用：1.首都机场可“空中报关”货物未到港手续已办完。(《中国新闻网》，2005年9月12日)2.“纳西里耶战斗英雄”被打死在美国自家后院。(《中国新闻网》，2005年10月10日)3.中国防长：若发生，大陆将采取断然措施。(《联合早报》，2007年11月6日)
例1中的“未……已……”，未然与已然两种时态成正比，突出了首都机场的高效率，表达了作者对其赞扬的正面立场。例2的被动句式，重点强调了受害者的悲惨遭遇，表达了新闻编辑者的同情。而例3的让步条件状语从句，则凸现了中国大陆在对待上的坚定立场，使人读起来铿锵有力，勇气倍增。
三、修辞(figureofspeech)
新闻报道虽然不同于文学作品，更倾向于依靠客观事实，但若新闻只是死板的堆积字符连接和数字堆积，不但难以引起读者的阅读的欲望，更加无法使读者获得有效信息。因此，新闻话语也会运用适当的修辞技巧，在报道客观事件的同时，传达作者潜藏的主观判断。
对比：新闻中的对比通常通过数量来实现。例如：一个25岁中国姑娘和她的4场闪电异国情爱。(中国新闻网，2006年5月)
此例中，虽然前面的25和后面的4场对比数量要大，但是对于年龄范畴中的25和婚姻经历中的4，前者显然是个小量，两者相比体现了作者意图突出此事件的不寻常性。
比喻：比喻是最常见修辞，在新闻语言中，比喻的出现使某些行为更形象：例如：七名选手掉进了“尿罐子”。(《大连晚报》，2002年2月10日)
此例是个事件比喻，运动员因药检呈阳性而被取消参赛资格，“尿检”换作“尿罐子”不仅幽默戏谑，而且轻松表达了作者的不认同。
设问和反问：比如：招聘女文员以身高定工资是何目的?(《重庆晚报》2007年11月6日)又如：惟有扣分才能育德?(《中国教育报》，2004年7月14日)
只问不答，读者不用去正文内找答案也可体会出作者的态度，将观点隐含于强烈的语气中，既吸引读者注意，又赢得了共鸣。
新闻源于事实，但决不等同于事实。新闻报道是新闻制作者对客观事实的选择、记录、加工的结果，他们总是积极地运用语言技巧来认识和“再现”这个世界。而读者则同样可借助这些语言学的方法，深入剖析新闻语言制作过程中遣词造句，谋篇立论的每一个细节，发掘出深藏于语篇之中的作者的主观意图。
参考文献：
[1]郭熙：《试论新闻语言的基本特征》，《南京大学学报》，1991.4。
“共建”新闻学院，正是通过交流与互动有效地解决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让教学人员和媒体工作者产生知识和功能的互补，共同从理论抽象和基础学术层面来深入研究实践中遇到的问题，用正确理论促进新闻传播事业跟上时展的步伐。成都市委宣传部、成都学院在前期反复调研、论证、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践和探索。下面选取了共建方案的部分主要内容，作如下推介。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新闻观为统领，立足于资源共享、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发展，加强高校新闻院系师资队伍建设，创新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机制，提高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水平，着力培养一批具有“正确立场、人民情怀、责任担当、传播创新”的新闻工作者队伍和新闻传播后备人才，为推进成都市新闻事业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
（二）共建任务
1.建立联合培养新闻传播人才机制
建立由成都市委宣传部领导，市教育局、市广新局，各区（市）县委宣传部、高新区发展策划局、天府新区成都片区科宣局，成都传媒集团、市广播电视台，市记协及各主流新闻单位等共同参与，成都学院组织实施的联合培养新闻传播人才的机制，推动成都学院与新闻宣传单位在师资队伍、实践基地方面的共建，鼓励成都学院与境内外高水平大学开展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交流合作，突出应用型人才培养。
2.加强新闻观教育
把新闻观教育融入新闻传播人才培养全过程、各环节，引导师生始终坚持新闻工作党性原则，坚持正确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加强新闻职业精神职业道德教育，引导师生秉持新闻职业操守，履行新闻工作社会责任，增强做好党的新闻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
3.加强人才培养基地建设
按照更加注重新闻观统领、更加注重学科交叉融合、更加注重职业道德培养、更加注重现代技术运用的原则，制订科学的人才培养方案，加强新闻传播人才培养基地建设。
（三）共建内容
1.办学设计
结合现代媒体业的发展，顶层设计新闻学院的教育教学，努力构建多维度、多层次的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教育体系，推进成都市新闻传播人才的学业教育、继续教育和提高教育。切实培养出具有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的专业人才，以满足支撑成都市作为首位城市，在领跑全川发展中对各级各类新闻传播人才的大量需求。
2.加强学科专业建设
结合学校自身应用型人才培养定位，切实加强专业建设，完善培养计划，致力于把成都学院的新闻传播类相关专业建设成省级、市级普通高等院校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试点专业。切实加强课程体系的改革与创新，积极引入媒体实战项目置换现有学校课程，推进实战型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力求在国家级、省级精品课程建设方面有新突破。在教材选用和编写中强化教学与教改建设，体现出新闻传播类专业的基础性（新闻观）、系统性（职前职后一体化）、广泛性（学生涉猎的知识面）。学校加大投入，组织教师、行业专家合作编写出版培养成都市新闻传播人才的相关教材。
3.开展师资队伍建设
成都市委宣传部每年定期从新闻单位挑选10名优秀编辑记者到成都学院兼职或挂职任教，从成都学院选派10名骨干教师到新闻单位兼职或挂职1～2年，或到国内外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学习。派出单位在人员职级晋升、职称评定等方面予以政策倾斜。每年推荐1～2名学界知名学者、业界知名专家、媒体精英、优秀从业人员到成都学院兼职授课或从教。引入“双导师”制，聘请业界导师和学校教师共同在选课、实习、撰写毕业论文、就业等方面指导学生，推进教学与行业的接轨，让学生与行业“零距离”接触，加强学生一线体验和业界专业训练。
4.推动资源共建共享
共建“成都市新闻传播研究中心”，开展新闻传播趋势研究，指导成都市新闻传播行业的实践。成立“成都市新闻传播培训中心”，开展新闻传播从业人员的培训工作。共建实训、实习基地，成都学院与市新闻单位合作，共建5～10个实训、实习等实践教学基地，积极建设校外实践平台，强化新闻传播类专业实践教学环节，提高学生的从业技能。
5.构建评估机制
健全成都市委宣传部组织，市级相关单位、专家阅评组、市级媒体等多方参与的评估机制，对新闻学院开展的新闻工作者和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情况进行全面评估，确保办学效果。
（四）保障措施
1.组织领导
成立由成都市委宣传部牵头，相关市级单位、各区（市）县委宣传部、高新区发展策划局、天府新区成都片区科宣局、新闻媒体等有关单位主要负责人与成都学院共同参与的院务委员会；制定共建新闻学院章程，明确各方权利和责任，在多方面加强深度合作。院务委员会要发挥共建优势，加强和完善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领导机制建设，牢牢把握正确办学方向，积极统筹协调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为成都学院新闻学院实施新闻传播教育的创新改革、人才培养质量的提质升位、新闻传播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智力支撑。
2.政策支持
成都市委宣传部牵头组织各相关单位给予成都学院培养卓越新闻传播人才计划所需的相关配套政策支持。支持成都学院与新闻宣传单位的合作，建立联合育人机制，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支持新闻学院师资队伍建设，鼓励高校与新闻宣传单位从业人员的互聘制度；支持参与“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新闻宣传单位与成都学院共同建立大学生校外实践平台。3.稳步推进。强化统筹，有序推进，根据各项工作特点，做好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方案、培养标准、培养计划、专业建设、师资引进工作规划，科学安排工作步骤，把握时间节点，确保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二、取得的主要经验
1.加强重视，凝聚共识，突出制度建设
组织机构是工作运行的平台，建立健全组织机构是工作得以正常运行的有效保证。在新闻学院筹备前期，成都市委宣传部、成都学院高度重视新闻学院建设工作。成都市委宣传部成立了以副部长牵头，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新闻学院筹备工作组；成都学院在学校党委书记统筹安排下，成立了以主管副校长牵头，学校宣传部、教务处、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和艺术学院的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工作小组。成都市委宣传部、成都学院在认真贯彻国家文件精神和中央、省、市思想宣传工作会议要求的基础上，双方结合地方新闻事业发展实际和学校新闻后备人才培养需求，充分发挥各自优势资源，互通有无，凝聚共识，有力有序推进新闻学院建设工作。在新闻学院筹备前期，双方在全面调研、研讨的基础上，详细规划了新闻学院的各项规章制度，包括共建方案、领导小组、共建章程等。这些规章制度既考虑了国家的相关文件精神，又考虑了各级党委宣传思想工作的会议精神；既考虑了地方党委宣传部门的要求，又考虑了地方新闻事业发展的实际；既考虑了学校当前的自身条件，又考虑了今后新闻人才培养的长远需求。
2.找准定位，“计划”驱动，打造特色品牌
成都学院在主管副校长的组织下，先后多次召集学校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教学单位负责人、各专业负责教师、学界和行业专家等召开了共建新闻学院研讨会。专家们根据学校的发展实际，学校在高等教育领域中城市型综合大学的定位，并结合学校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优势，从指导思想、工作思路、培养模式、运行机制等方面，就校地共建新闻学院，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实施方案展开研讨，并形成了很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成都学院坚持以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为驱动，在办学设计、学科专业建设、师资队伍建设、资源共建共享方面等都有新突破，为培育、造就一批高素质新闻工作者和新闻传播后备人才，进一步推动成都市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提供了有效保证。成都市委宣传部、成都学院在共建新闻学院，全面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过程中，既体现了国家的改革精神，符合国家的要求；又充分体现了成都特色、“成大”特色，将以共建新闻学院为契机，打造一批学界与业界的特色品牌。
3.汲取经验，追求卓越，推进改革创新
俗语说，采他山之石以攻玉，纳百家之长以厚己。国内一些重点高校在2013年已率先实施了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并形成了不少有益经验，并已取得了明显进展，所积累的宝贵经验值得积极正视和借鉴。成都学院教务处、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艺术学院多次向国内新闻传播学科知名院校进行调研，搜集了大量参考资料，汲取了国内知名院校在新闻学院建设过程中取得的有益经验和主要做法，并将这些好经验、好做法融入到了成都学院新闻学院的各项制度中。成都学院在汲取这些好经验的基础上，力争顶层设计各项规章制度，逐步构建卓越新闻人才培养教育体系，全面推进新闻人才教育培养、地方新闻事业的改革创新。
4.强化过程，及时反馈，注重内涵建设
[论文摘要]税费改革之后，媒体成为农民获取政策信息的最主要的来源。上级政府的政策信息以大众传播的模式通过传媒的政策报道、典型报道、批评报道及常规新闻节目直接向农民受众传递。村民与基层干部之问、村民与村民之间基于不同的利益角度对这些“直达”的政策精神做出的不同解释，使得基层治理中的意见分歧越来越大。这一方面削弱了基层组织的权威，增加了基层政权采取作为的难度，另一方面也强化了农村公共品自我供给的困难。
关于传媒对农村的影响学界已有较多讨论。有学者认为，“在现代传播媒介尤其是电视的作用下，农民对社会热点和都市文化的关注、把握与都市流行文化趋同，从而构建了与城市文明对话的平台、农民消费方式、娱乐休闲方式及行为方式的转变，有利于农民身份的转型”。还有学者认为，“大众传媒是农村发展的内在动力，不仅提供信息，而日，能够改变农民陈旧保守的观念，形成开放意识、市场意识和竞争意识等”。这些讨论大多集中在农村文化观念的变迁层面，鲜有对乡村治理这一政治社会领域的关注。而且，尽管传媒起到了向农村传播现代文化进而推动农村发展的作用，但在农民的媒介素养相对偏低、农民对信息的甄别和辨析及质疑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大众传媒为农民提供的村庄外部信息尤其是政策信息在乡村基层的治理过程中所起的并不一定都是正面作用。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指出新闻传播在税费改革后的中国乡村基层治理中产生了怎样的消极影响，以使传媒在日后的社会发展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
一、政策信息的大众传播模式
政策信息从行政管理机构的中枢到边缘的传递，在整个国家的治理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前，大众传媒的辐射范围有限，在农村还没有足够的延伸，那时的政策信息传递主要以组织传播的方式进行。上级政府的政策信息通过多层化的行政机构一级一级往下传递，最后通过生产大队再到小队长直至村民那里，国家的组织系统渗透在整个社会中。当时，在农村普及的有线广播是生产大队向农民传递中央精神的有效工具，是整个组织传播流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以后，农村实行了“分田到户”的土地政策，农民收入大为增加。与此同时，大众媒介的发展也越来越快。虽然由于发行费用高、农民消费能力不足而难以吸引广告客户等原因，报刊等纸质媒体一直没有在农村普及，但广播电视却逐渐在农村承担起向农民传递政策信息的任务。另一方面，政策信息的组织传播渠道仍未废止，许多基于当地情况的特殊政策信息依然通过村委会、村民小组直至村民这个渠道传递，特别是有关税费收取方法和收取数量的信息，因为各村情况都有所不同，大众传媒均无法提供这些信息，也只能由村干部向村民传递。
税费改革尤其是取消农业税后，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出现了重大调整，基层组织由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乡政府及村委会与村民之间已经不存在较大的利益矛盾，村民也不必仰仗于村干部来提供各种具体政策，尤其是每年的税费收取方案等相关信息。村干部在工资降低、人数也变少的情况下，不仅掌控的资源有限，采取作为的动力也不足，因而没能力、没精力也没有财力来完成村民期待的各项公共品供给的任务。此种情形再加上税改之前村干部在协助上级收取税费时的种种表现，使得村民与村干部之间存在严重的不信任以及由这种不信任所导致的沟通障碍。在这种情况下，以家庭为单位面对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农民要获取自己需要的同时又可以信服的政策信息，就要完全依赖于大众传媒。简言之，在当下的中国农村，政策信息的传递模式就从以前组织传播式的“层层过滤推进”变成了大众传播式的从中央到农民的“直达”。
二、“直达”式的政策信息对基层政权的负面影响
所谓组织传播式的“层层过滤推进”，是指中央政府的某种政策意图或某项行政指令经过省、市、县、乡、村各级组织的不断细化，落实为某项具体的政策，进而在某个特定的社区内富有针对性地执行。尽管在创制具体政策的过程中，各级官员如果结成利益共同体会形成对农民权益的损害，但如果不经过这种层层推进而由中央直接下达政策，则这种政策就不能照顾到当地特有的“地方性知识”，造成一种好的政策意图变成坏的实施效果的现象。事实上，各级政府对中央政策经过灵活变通后的实施往往能够使政策意图部分地变成现实。“文本形态的国家政策在进入基层成为实践形态的政策之时，会按照某种特定的逻辑开始运转，最终的政策结果往往并不取决于当初政策制定时的理论预设和良好的愿望，而在于这种逻辑在实践过程中对政策的修正程度，在于实践本身”。虽然个别地方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效果会与政策意图相去甚远，但这些个别现象不能否定全体的作为。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提倡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及“不争论”，再加上“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猫论”和“摸着石头过河”的“摸论”，这些贯穿改革过程的指导性原则都是韦伯意义上的“实质理性”而非“形式理性”的，都是就事后的结果进行价值评判而非在事先就有明确而严格的规则，都是在强调实践过程中的创造和“冉生产”，却不强调明晰的准则、合法的程序以及结构的严肃性和稳定性。这种在一定程度上的实用主义和相对主义的逻辑不能不导致在政策实践过程中大量上级默许的变通、扭曲和“再结构化”的出现。因此，“变通和扭曲政策在干部理解起来并不是违反政策精神的行动，在一定意义上还是应当鼓励的行为，只要没有产生不可原谅的极为严重的后果”。
但是，当来自中央政府的政策信息通过大众传媒的政策报道直接到达农民那里时。国家政策在实践过程中因地制宜的创造性变通就要受到相当程度的抑制。农民通过媒体的政策报道可以直接了解到各级政府的政策文本，却无从知晓政策实践的整个过程，无法知道有多少复杂的因素需要综合考虑。虽然县乡村的基层干部们基于各地的特殊情况对政策文本有着特殊的理解，但是农民大多都不会从这个意义去看待和理解国家政策，他们只会出于自身利益，从字面上进行理解。当他们看到信息源处的上级政府的初始政策意图与信息流末端的本地政策效果有所出入时，媒体宣传的“好政策”与基层现实的“坏结果”之间的鲜明反差就会使他们对直接导致这一结果的基层干部们非常失望，抵触情绪不断累积、加剧。在这种局面下，基层政权如果还要汲取足够的资金和资源发展地方经济，同时控制大规模以维持地方稳定，就有可能导致农民采取过激的行动。为了避免在将上级政府的政策精神落实的过程中与农民发生矛盾与冲突，为了保证本地区的和谐与稳定，基层政府就不得不奉行“风险最小化”的逻辑，也即是“不作为”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换言之，政策信息的大众传播模式对基层政权起到了明显的束缚作用。在此情况下，基层政权要想做出长期内适合本地发展的决策而又不在各个时段中遭到农民的阻挠，就只能依靠上级政府直接制定出有利于本地的政策。但是，由于各地的地理及文化差异较大、发展层次不一，要使上级政府制定的统一政策符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就显得不太现实，而如果基层都按照上级政府制定的统一政策来执行，又要付出局部利益受损的代价。
三、“典型报道”与“批评报道”对基层权威的削弱效应
传播学中的“把关人(gatekeeper)”理论指出，大众传媒的新闻或信息的生产与传播过程并不具有纯粹的“客观中立性”，而是依据传媒的一定立场、方钊。和价值标准所进行的一种有目的的取舍选择和加工活动。在与农民切身利益有关的时政新闻中，农民不仅可以看到上级政府从群众的利益出发制定的各项政策，还可以看到某地的“先进典型”如何坚决落实并执行到位，使该地的老百姓得到实惠。这种站在上级政府的角度向下俯瞰的时政新闻在把报道中的个别地方美化的同时，却使农民恶化了对自身所在地的基层政权的评价。农民大多不会意识到新问报道中的事实是被媒体“把关人”精心裁剪过的选择性事实。由于我国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各地执行政策的具体条件和相关背景差别很大，而大众传媒关于“先进典型”的新闻报道却会覆盖全国农村。在此情形下，“正面报道为主”的宣传模式在强调某些“典型政绩”的同时就很容易忽视掉“先进典型”的许多特殊有利条件。因此，它达到的客观效果是在增加了少数基层政府的美誉度的同时，降低了全国更多的基层政权的权威性。
各级媒体涉及“三农”问题的批评性报道，绝大多数都是站在上级政府的立场上对基层政权的作为进行批评和指责，这就使得农民直观地认为上级组织是和门己站在一起来对付基层的。媒体的报道就代表着上级政府的声音，媒体的言论就是正义和良知的表达，基层政权所实行的诸多针对农民的限制措施都是站在自己和中央对立面上的胡作非为。农村之所以出现一系列的问题，都是由于下级没有执行好中央的良好政策意图。特别是基层政权所采取的禁止集体越级上访的规定和行动，则使农民进一步确信基层政权的丧失合法性。一般而论，通过从媒体获知的信息，农民认为中央是在真心为农民说话办事，但有不少农民则认为，就是由于基层干部从中作梗才使得农民“有冤无处申”。面对这一现实，上级政府不可能为基层做任何的解释和开脱，不能解释说事实上基层政权是在上级“保持稳定”的强大压力下采取措施的，否则上级政府就会违背其“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根本性的意识形态原则，就会产生损害自身合法性的危险因素。于是，出于策略考虑，在出现严重的时，上级政府通常会与基层政府“划清界限”，会给与其严厉的批评和惩处。通过这种方式和程序，上级政府的声誉和合法性在媒体关于“深刻批评”和“严厉惩处”的宣传报道中进一步加强，而基层政府的权威与合法性则又一次遭到削弱。更严重的后果可能是，在此类事件发生之后，上级会再一次严令不得出现类似事件，一定要保证地方上的“安定团结”，这样，基层政权就要在其权威被极大削弱的情况下，继续而对那些自认为自己“受到上级支持与保护的”而更加“嚣张”的农民。更加“嚣张”的农民有可能以集体越级上访这种最令基层政权害怕的行动来“要挟”其“就范”，而基层政权会将这种行动当作是对自己的又一次挑战，因为这也是有可能导致再一次被上级指责和惩罚的严重事件，因而会下决心采取极端的压制手段，这又促使农民再次去找“上面的人”来保护自己、伸张正义。一个恶性循环就这样开始了。
四、新闻传播在乡村基层治理过程中的离间作用
在纯粹的政策报道之外，上级政府的执政理念、政策方针更多的是通过传媒的新闻节目映射给农民受众。许多内涵丰富的抽象理念，如民主、人权、法治等通过大众媒介的广泛传播在农民心中留下深刻印象。同样，作为现代治理手段嵌入农村社会的法律理念和法律制度，也是通过各种新闻节目潜移默化地在农民头脑中扎根。然而，在理解上述的抽象理念和法律条文时，农民自身却会基于各自的利益做出差异很大甚至是完全不同的解释，特别是涉及到中央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大量转移支付应如何分配的问题时，农民基于各自的利益对政策理念所做的不同理解就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其他如低保户人选的确定、农机及良种等补贴的下发方式、移民款的发放标准、常规地及征地后的土地调配方案等也都是农民与村干部、农民与农民之间产生意见分歧的问题所在。
举例而言，由于中央的政策是“农民的土地承包权30年不变”，于是在笔者所调查的湖北及河南农村，许多村民在每年的常规调地时就会搬出这项政策，以使自己使用的土地可以继续保留。而当涉及征地时，他们又要求土地赔偿款为村庄的全体村民所平分。按照中央政策，既然土地的承包权不变，那就应该是“征了谁家的地谁家得钱”，而不是村民集体分配赔偿款。村民们明知道自己在调地时如果不出地，土地调配就无法进行，许多户口增加的村民就会缺少土地以至于吃饭的粮食都需要去市场购买，但是只要他们可以援引中央政策来反对按照地方规范必须实行的常规调地来争取自己的利益，他们就一定会这样来做，毫不顾及村庄整体的利益，村干部对此也毫无办法。在这里，中央政策缺乏针对性是启动因素，村民的理性算计和人际关系的陌生化是根本原因，但大众传媒对于政策精神的广泛传播却起到了关键性的促成作用。
农民集体地对大众传媒所广泛传播的上级政府的政策精神以及现代法律的“灵活运用”，在客观上起到了切割村庄共同体固有规范的作用，不仅增加了村干部行政作为的难度，更增加了村民之间合作的难度。农民基于各自的经济利益对国家政策做出的不同解释也使村庄内部的离散性力量越来越大，村庄的社会关联度不断降低，而在缺乏社会关联的村庄，“村民无力应对共同的经济协作，无力对付地痞骚扰，无力达成相互间的道德和舆论监督，这样的村庄秩序难以建立，村道破败，纠纷难调，治安不良，负担沉重且道德败坏”。
如上所述，在基层政权不愿作为同时无力作为，而农民自身又无法有效合作的情况下，要解决农村公共品的短缺就只能倚仗于国家对基层事务的直接干预，而这种跨越式的直接干预却是要付出极高成本的。距离村庄较远的“国家”很难真正了解各地农民复杂的公共品需求偏好，从而很难富有针对性地为农民提供正确的公共品。而且，“政府也不是喂养于天国，产奶于人间的奶牛”，它的财力毕竟是有限的，国家财政相对有限的财力如何有效解决全国范围内无法自我组织的农村社区的公共品供给问题，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五、结论
在大众传播的模式下，上级政府的政策信息通过媒体的政策报道、典型报道、批评报道及常规新闻节目直接向农民传递。这种政策信息的“直达”效果，使得基于不同立场、不同处境和不同利益角度的村民与基层干部之间、村民与村民之间，由于对政策精神的不同解释，其内部分歧也不断加大，这一方面削弱了基层权威，增加了基层政权采取作为的难度，另一方面也强化了农村公共品自我供给的困难。农民没有自我组织与合作的能力，农村的社会治安、环境卫生、土地调配、水利灌溉等一系列问题就难以解决，国家的转移支付在大量支出的情况下却只能收到非常有限的效果。
[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一、评论必须遵守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讲理更得讲法
民生新闻因为关注的大多是群众生活中遇到的事情，有的事情在别人看来，甚至小到不值一提，但对当事人来说，却是一件大事。对于此类事情，作为“来自百姓身边的报道”，只要有代表性，栏目都会选择让记者来关注。但是，面对这类事情，当事人提出的要求，听起来虽然合理，但是，细查国家的相关法规，却未必合法。《第一时间》栏目曾经报道过这样一件事情：一位小区住户的房子才住了一年多，玻璃忽然破碎，物业起初答应修理，后来又反悔。面对这种情况，作为普通住户，大家的第一感觉都是，这肯定是玻璃质量有问题，物业应当无偿为住户更换新玻璃。但是，当记者查阅了相关法律之后发现，玻璃等设施的保修期为一年，也就是说，虽然这块玻璃的使用时间大大短于正常的使用时间，但是，依照相关法律，物业没有免费维修的义务，应该由业主自己请人修理。虽然说，站在用户的角度，遇到这样的事情，确实挺烦心的，但是，不能情大于法，在评论中，媒体的观点一定要有法可依。不能因为一时情绪，发表与法律规定相悖的评论。
二、评论应多引导，少指责
现在的很多民生新闻栏目中，消费纠纷、家庭纠纷、邻里纠纷也是很大的一个部分。这种新闻，除了要求记者前期采访调查到位之外，后期的评论也很重要。说错一句话，就有可能将小纠纷升级为大矛盾。评论应该多加引导，少去指责。《第一时间》栏目曾经播出了这样一条新闻：甲乙两家人发现自家后墙一米处有返潮的现象，有的墙皮甚至已经开始脱落，他们认为，是墙后的邻居丙家院基过高，花带的水下渗导致的，邻居丙却不这样认为。为避免自家房屋受到更大损失，甲乙两人愿意自费将邻居花带处抹上水泥，但邻居没有明确表态。面对这种现象，在评论中，就不能一味指责邻居丙，而是引导她，不用自己花钱，就可洗脱嫌疑，如果真是因为这个原因，把邻居家的烦恼消除了，自家的日子不就也能更和乐了吗？从正面积极引导，不说谁对谁错。民生新闻关注的很多纠纷，有时说到底，很难分出对错，对当事人来说，解决问题才是最重要的。社会因为一档新闻栏目更和谐，记者也算没有白忙活。
三、语言轻松幽默，少用官话套话
电视语言应该是通俗易懂的，主持人应该努力营造一种人与人之间沟通的语言节奏。切忌掉书袋抖知识，引用书中的名言警句。例如，在我台民生新闻的一条新闻评论中说，“都说女儿是父母的小棉袄，儿子即使做不成小棉袄，做个小背心也行。”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奉劝那些做儿子的，别忘了关心父母，常回家看看。比板起脸来给大家讲常回家看看已经入法，子女如果做不到，将会受到法律惩处的效果要好多了，而且，这样说，观众也爱听，也更愿意接受这样的劝导。
四、评论是为配合新闻而发，该长则长，该短则短
电视民生新闻的主力军是短平快的消息类民生新闻。每条新闻的时长大约在一至二分钟，长得一般也不超过三分钟。这类新闻的评论与新闻水融，抓住某个新闻点，做发散思考和点评，看似随意和即兴，但只要点中要害，入情入理，就会得到观众的认同与共鸣，评论就会深入人心，赢得观众赢得收视率。评论可以亲切，可以犀利，可以幽默，也可以调侃，只要观众喜欢，点评到位，形式和风格可以忽略。民生新闻的另一个主力军是调查性报道，这类新闻短的也有四分钟左右，长的可达十分钟甚至十几分钟，对于这类新闻，就需要加大评论的力度和长度。长篇评论除了字数多，用时长之外，还需要有层次，有力度，有深度。长篇评论，绝不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想说哪方面就说哪方面，而是应该紧紧围绕新闻报道的主题，入情入理入法地进行评论。对所报道的新闻进行适度点评，已经成了民生新闻栏目的共识。电视民生新闻，作为一种快餐式新闻，不但给观众看热闹看稀奇，还需要引导他们明辨是非对错。评论，就是媒体的态度，也是引导的一个重要方式。
作者：李梅单位：运城广播电视台
1时效性太低
电视新闻的实效性和快速传递是电视新闻编辑中是至关重要的，只有不断的加强电视新闻的实效性，才能保证电视观众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取新闻的实时状况。在同一条新闻的报道时，电视新闻编辑应当尽快找到新闻不同的播报点。目前很多电视新闻报道实效性不足，只是对别人已经报道过的新闻进行简单的复述，并未在新闻中融入自身的见解，使观众产生厌倦的情绪。
2.1创新电视新闻节目
要对报道的电视新闻节目进行精心选择，借助于丰富电视新闻的信息量来满足观众日益提高的精神需求。要通过不断的对新闻信息量进行扩充来推动电视新闻编辑的创新，并且言简意赅的电视新闻播报内容，使所报道的新闻通俗易懂，在提升新闻节目的整体质量的同时满足广大群众的心理需求，只有这样才能使电视新闻编辑的节目类型和频道数量向多元化发展。由于电视新闻节目具有线性流行的特征，因而做好电视新闻的文字内容、动画以及声音等环节的选择工作是尤为必要的，通过对这些环节有效的整合来保证电视新闻的内容和人们的生活紧密联系起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加的精神需求。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刺激下，多样化的媒体渠道开始出现，广大人民群众获取信息的渠道也越来越多，因而提高电视新闻的信息量至关重要，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首先，在电视新闻内容编辑时，电视新闻编辑应重视删减和添加的工作，使所报道的新闻能够反映出新闻素材的主题；其次，要查看和审核将要采访的素材内容，对这些内容进行深入的分析和判断，确定电视新闻节目的主题，删掉那些与电视新闻主题相关度不大的内容，提升电视新闻的整体质量，最大限度的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
对于电视新闻的编辑，既要具有高度的创新意识还要对新闻有足够的敏感度。作为一个创造性的劳动，电视新闻编辑工作的本质就是对信息进行选择、编辑、整合和传播的思维过程，因而在编辑中要不断创新和探索，因为只有具有较高的创新能力才能使电视新闻节目受到观众的欢迎，继而大幅度提高电视新闻的整体质量。要紧跟时展的步伐及时的提升创新能力，增强新闻编辑的创新意识，使观众对电视节目有持久的关注，以此提高电视新闻节目的收视率。在电视新闻编辑时，要具有足够的敏感度，要对报送的新闻稿件和素材进行有机整合，找到新闻的主旨所在，特别是确定新闻报道的头版头条新闻时更要具有敏感度和创新意识，因为此类新闻代表了当天的舆论主体以及观众的兴趣集中点，只有对新闻有深入的挖掘才能把新闻的重点和价值予以展现。此外，为了找到更多新闻的亮点，要进一步提升新闻的敏感度，使新闻报道更加贴近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以便于提高电视新闻节目质量、效率。
2.3做好电视新闻的编排工作
在电视新闻节目的编排时应始终坚持创新的观念，要知道新闻的编排质量对于电视节目的整体质量和电视新闻节目的传播效果都有突出影响，因此，要全面做好电视新闻节目的编排工作。以头条新闻为基础，加强新闻的整合和规划，全方位确保新闻播放的节奏与速度，并且要做好电视新闻的串联工作，这些对于电视新闻的编排工作十分重要。在电视新闻编排的过程中，为了充分的体现创新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以新闻素材的具体供应情况为基础来修改和更新电视新闻节目单的时间、顺序；其次，对于同一个新闻，可以采用分期传播的方式；再次，在对新闻的播放效果进行优化时，可以采取有针对性的手段和方法来达到新闻节目多样化、创新化和连贯化的目的。在对头条新闻进行编辑的过程中，应以观众的心理趋向和现实需求为前提，找到能够快速吸引观众的新闻点，最大限度的激发观众的兴趣，同时要使选择的内容突出新闻的重点和主体，从而达到活跃观众思维的目的。
2.4提升主持人的专业素质
作为评论层次较高的节目，电视新闻节目对主持人的要求非常之高，节目主持人要具有一定的专业素养，要能够对多种形式的新闻及时的做出自己的评价，要深刻把握及理解新闻内容，并且迅速的摆脱播放者的角色，在节目中引导观众的思维，使电视新闻节目具有较强的特点和个性。与此同时，电视新闻节目的主持人还应当切实具备清晰的思路和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以此将电视新闻的主要内容彰显出来，调动观众对电视节目的兴趣。还应当注意的是，切勿一味的模仿别人已报道过的新闻，即便是报道也应当在新闻中加入自己的与众不同的观点及态度，并且将新闻中所蕴含的主旨、重点加以提炼。
3结论
论文摘要电视新闻在边缘化的过程中不断突破新闻“客观”、“真实”的边界，导致电视新闻节目与其它类型电视节目边界模糊，与文学、电影等艺术功能区分度降低，从而引发了电视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危机。
电视新闻的边缘化指的是电视新闻的主题和内容偏离公共事务，逐渐脱离服务于公共利益这一根本社会功能的趋势。电视新闻边缘化主观目的是吸引受众，其手段主要是“突破”新闻客观与真实的边界。内容上主要表现为追求新闻娱乐化，追求事件故事性、情节性、戏剧性，形式上表现为故意设置冲突、悬念，技术上则表现为主持人形象的娱乐化、播出语言的方言化及画面的“精致”与“炫目”。
“边界”之争近年来成为诸多领域中常见的一种现象，反映在新闻领域首先表现为20世纪60年代美国新新闻主义写作运动，尝试将新闻写作与文学写作相结合，引发了第一次“新闻边界”之争。“新新闻工作者运用景象、音响和人物内心的思考。以各自的风格表现了各种各样的题材。”“虽然它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一般说来，它是利用感知或采访技艺获取对某一事件的内部观点，而不是依靠传统新闻事业中常用的采集信息和提出老一套问题的标准手法，它还要求利用写小说的技巧，把重点放在写作风格和描写方面。”新新闻主义由于大量借鉴文学手法而遭到新闻界批判，于20世纪70年代销声匿迹，而在其存在的10多年间，并没有被美国新闻界所认可，“尽管新的非虚构性的报告文学出现在各种杂志和书籍中，这场写作运动没有扩大到报纸上。”但新新闻主义却在文学界引起了轰轰烈烈“非虚构小说运动”，甚至被认为是一个崭新的文学流派，“新新闻主义不仅仅是一个文体问题，它首先是一个新生的文艺思潮，而且迅速地由思潮发展为拥有众多作家作品独立的文学流派了。”新新闻主义代表作家汤姆，沃尔夫本人也认为“新新闻主义是美国20世纪以来唯一有重要意义的文学流派”。
显然，新新闻主义之所以被新闻界“边缘化”主要是因为其企图突破新闻的“边界”——真实与客观，而代之以文学的真实与客观。“传统新闻认为世界就是客观的外在世界，可以用实在物体来描述。新新闻主义则认为真正的世界并不是外在的物的世界，而是内在世界，在于人的感受和情绪。”
如果说新新闻主义是借助“文学的真实”从外部挑战新闻边界的话，那么，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持续了10多年的美国公共新闻运动，可以说是来自新闻界内部的边界挑战。
公共新闻还没有形成明确的概念，但其核心是大众传媒的社会角色不再是“冷静”的旁观者，而是公共事务的“参与者”、“研究者”、“组织者”、“领导者”等，“其特点是新闻报道与媒介活动相结合，新闻传播者在报道新闻事实的同时，还以组织者的身份介入到公众事务中，发起公民讨论，组织各种活动，寻求解决问题的对策，使公共问题最终得到解决。”公共新闻运动的逻辑是，既然新闻“客观性”、“真实性”赖以存在的基石——个人理性已坍塌。那么。“客观”与“真实”的新闻已无法将非理性个体引向对“公共事务”的关注，那么新闻工作者和媒体应担当起组织、领导公众讨论、参与公共事务的责任——通过集体理性恢复新闻的应有功能。该逻辑存在的问题是：(1)集体理性如果存在，那么它是被媒体“操纵”的，如果媒体具有代表集体理性的“资格”，那么“民意”所形成的政府应被取消，由媒体行使政府职能：(2)如果集体理性不存在，那么公共新闻运动该何去何从?显然，取消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功能在现阶段是不可能的，那么公共新闻运动方向也只能是回归到传统。
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公共新闻运动企图“突破”传统新闻“客观”、“真实”的边界。如果成功，新闻则要么划入“政府”领域，要么划入“科学家”领域等，也就是说，公共新闻运动在突破传统新闻“客观”与“真实”边界的同时，必将侵入其它领域，亦如，新新闻学入侵文学领域一样，可以说，公共新闻运动的实质是取消“新闻”。
我国电视新闻边缘化的实质同新新闻主义和公共新闻运动一样试图突破新闻“客观”与“真实”的边界，这一现象已引起了个别学者的充分关注，特别是在纪录片领域，因为电视新闻入侵了纪录片的“客观”与“真实”，使得“纪录片”变得面目全非，“因此，纪录片边界理论必须得出一种清晰而确定性的语言边界，在影像、广义纪录片和狭义纪录片之间寻找出它们之间语言的差异点，否则，在纪录片来说，语言之间的界线含混不清导致了许多纪录片理论研究及其实践对话层次上的差异与混乱。”电视新闻边缘化不仅模糊了电视新闻与电视纪录片之间的界限，也使得电视新闻与其它类型电视节目甚至与电视剧的差异变得越来越不清晰。
电视新闻边缘化不仅在价值导向上使得电视新闻采编出现重大偏差。而且由于电视新闻突破“客观”与“真实”的边界。娱乐功能变得十分突出，从而导致了电视新闻节目与文学、电影等艺术的功能区分度降低。
电视新闻边缘化突破了新闻客观与真实的边界，也就引发电视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