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05 03:18:4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社会学理论，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中国现代性与中国特色社会学介绍
随着人类社会由传统发展到现代化社会形态，使得现代性在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时代都有不同的具体内容。中国现代性是指对中国现代社会本质的概括，因而需要将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和实践紧密的结合起来。但是，我国社会的现代性中有很多东西是从国外借鉴过来的，因此，我国社会学理论中的理论框架、基本假设和概念系统等都具有西方社会学的烙印。这种包含太多西方社会学东西的社会形态根本无法指导我国的实践。因此，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和中国风格对于指导我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所包含的内容很多并且设计的方面也很复杂，但是，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始终是一个整体，因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需理论形态应该具有非常明确的意识。尤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更加应该构建适合中国特色社会发展的社会学理论形态，以适应现代性的发展新要求。但是，理论始终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之上，因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对我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形态的构建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近年来，由于西方霸权主义的不断发展，为了提高我国反对霸权主义的实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形态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尤其应该建立具有高度自觉的理论意识。因此，将我国社会发展中的所有不同形态结合起来，以形成一个有机统一的理论体系，因而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形态具有很强的内在统一性。
二、现代性的变革与中国社会学理论形态的转换
社会的出现虽然与现代性存在很大的联系，但是社会学并不是现代性发展的产物，而且现代性与现代社会发展的思想具有直接的联系。现代性是一种动态的发展观念，因而现代性是处于不断发展和变化的状态之下。因此，一旦中国社会学理论形态受到西方社会学理论影响较大，就会使得我国的社会学理论形态中含有早期西方社会的现代性思维框架。目前，实证主义在社会学理论中占据主导的地位，然而，现代性的变革使得当代社会学理论正面临着非常重大的转变。对实证主义的发展进行总结，也是对西方早期的现代性进行省察，因此，现代性正在引领当代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和转变。
在我国社会学理论形态实际发展的过程之中，带有西方色彩的实证主义占据主导地位，因而我国早期的社会学理论是顺应了早期西方社会现代性发展的需求。现代性能够体现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工具性思维和价值态度。当然，构建中国特色社会理论形态的主要目的是把社会科学的理性原则扩展到人们的实际工作中，让人们通过理性的抉择，以认识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形态的重要性。当然，我国在实际中所认识到的实证主义并不只是理性主要的一个结果。因此，实证主义的社会学理论形态也只是理性主义在社会学理论领域应用的一种形式。在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形态的思想框架中，一般蕴涵着个体与社会、感性与理性、实践与理论等多方面的社会理论。对实证主义的社会学理论形态进行总结，并且对西方早期的社会现代性进行省察，表明我国现阶段社会学理论正朝着更加成熟的方向发展。现代性变革与社会学理论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学发展的理论背景是构建我国社会学理论形态的重要依据。
三、总结
总而言之，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形态的构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因而需要以现代性的变革为背景和前提。当然，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形态应该以和谐现代性为主题，通过对社会科学理论体系进行总结，进而概括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且在我国社会发展的实践过程之中进行实践，从而实现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形态。因此，现阶段研究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形态以实现现代性的变革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以上是本人的粗浅之见，但是由于本人的知识水平及文字组织能力有限，因此文中如有不到之处还望不吝赐教。
作者：孙学文单位：中州大学
作为现代性产物的社会学，从其诞生之时起，其理论研究的核心主题与根本使命就体现为以“现代社会”为范本进行“现代性方案”的建设和“现代化实践”的推进。然而，随着当代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人类社会正面临着一场新的社会转型，并由此深刻地影响到了一贯以反映社会现实变化为特征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传统上。社会学要理解全球化所带来的历史性变革，并对新的社会转型做出理论上的说明，就必须重新反思传统的社会学研究范式和理论形态，在整合已有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实现理论传统的重建与创新。
关键词: 现代性 全球化 研究范式 社会学理论
一、现代性：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核心主题及其危机
笔者曾在《逻辑起点与核心主题：现代性议题与社会学理论的研究》一文中详细地论述了社会学理论研究与现代性议题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对社会学理论演进历史的系统梳理与考察，论证了作为现代性产物之一的社会学，其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就是现代性。不仅如此，从其诞生之时起，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命运就与现代性紧紧拴在一起了。无论是古典社会学阶段，还是现代社会学或当代社会学研究阶段，其理论建设和目标取向的主旨都是围绕着现代性而展开的，其核心主题与根本使命实际上都体现在建设现代性和推进现代化这一大的主题范围内。[i]
因此，围绕着社会学理论研究的这一核心主题，从社会学诞生之时起，古典社会学理论中便产生了一连串的对现代性内涵不大一致的定义，最典型的如有马克思（K.Marx）通过对资本主义的定义、涂尔干(E.Durkheim)通过有机团结的定义、韦伯(M.Weber)通过对合理化的定义来理解现代性的主要内涵，[ii]而且每一个定义又都是与说明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联系在一起的，如生产方式(马克思)、劳动分工(涂尔干)、理性化的多样性(韦伯)，同时还包含了一系列方法论类型与分析方法：社会关系(马克思)、社会事实(涂尔干)、社会行动(韦伯)[iii]。上述三种对现代性富有代表性的不同界定中，恰恰代表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三大传统，即批判主义、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理论传统。而且，从社会学理论自身的历史发展来看，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实际上一直是处于批判主义、实证主义、人文主义三种不同传统的张力之中。[iv]一方面，它注重对研究现象作实证的、经验主义的考察与分析，强调的是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的传统，注重对研究结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进行探究。另一方面它又要求研究者对研究对象进行“解释性理解(interpretive understanding)”，强调的是人文主义、阐释主义的传统，关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和视域融合(fusion of horizons)。[v]而与此同时，它又意识到了任何研究都要受到一定政治、文化、性别和社会阶层的影响，注意研究中的权力关系以及研究对知识建构和社会改革的重要作用，因此，它同时又具有一种后现代式的社会批判意识，强调一种强烈的价值介入。[vi]毫无疑问，社会学理论研究取向上的这一长期存在的分裂与对立的紧张局面业已造成了社会学领域内在“实质性”理论建构、具体的研究程序乃至学术共同体从业人员中潜在的或明显的分裂。尤其在当代，这一局面又与社会学知识的本土化和全球化的论题纠缠在一起，形成了更为错综复杂的情势。[vii]
但是，回归到整个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核心主题之上，我们可以发现，这三种不同传统的社会学理论研究尽管在形式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但在最为本质的价值取向上似乎并没有很大的差异。如果我们以现代性的内涵为坐标，以现代化的实践为尺度，整个社会学理论的知识体系(无论是古典社会学、现代社会学还是当代社会学)在理论建构与目标取向上始终没有摆脱过建设“现代性”与推进“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其所遵循的实际上都是建立在“现代社会”基础之上的一种以西方中心论、民族国家中心论和人类主体中心论为主要学术特征的“现代化研究范式”。而且，这种研究范式的核心内容与方法在社会学理论的古典时期就已经基本上得以确立了。比如，从古典社会学开始，社会学就已基本确立了“秩序”、“进步”和“理性”这一现代社会最为核心的价值主题，总是想为现代化实践提供一个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理论模型，并从社会之外对现代社会与现代性的各种制度、关系进行描绘、解释和说明（这一研究取向和传统可以说直到现在都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古典社会学理论中的这种对现代性的论述以及基本理论的建构，虽然并不意味着现代社会与现代性的研究在社会学理论中已趋完善，但它至少确立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核心主题，并为社会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方向。
尽管人类对自身活动所构成的社会生活及其后果的思考，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但把社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加以系统考察和论述的却是启蒙运动以后的事。社会自人类有群居生活起即已存在，社会思想也随此而产生，但社会学作为一种全面、系统研究现代社会的知识系统则到19世纪后才得以产生的。[viii]古典社会学体系中研究领域的形成、研究主题的选择以及适用方法论的发展都是以分析现代社会现象并赋予社会秩序，提供管理生活与理性控制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技术为其目标取向的。古典社会学理论正是靠这些广泛的概念和预设，而在“现代性建设”和“现代化实践”中，占有一席之地，并拥有“合法性”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古典社会学理论所开创的理论传统虽然在形式上曾被不同时期的社会学家吸收、借用或更新，但在本质上并没有根本性的超越与创新。
现代性与古典社会学理论的结合所产生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现代化研究范式”，不仅意味着现代性与现代化将成为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一个核心主题，而且也从总体上规范了社会学理论研究所要运用的理论、方法以及价值取向。大凡现代性与现代化所表现出来的特质(如民族国家中心论、西方中心论、人类主体中心论以及形形的二元对立等)也多半成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品质和特色，同样现代性自身所具有的潜在危机也演变成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潜在危机。[ix]尤其在新的社会转型之下，伴随着现代性与现代化危机的日益显露和严重化，社会学理论研究面临的困境与挑战也越来越大。正如现代性的危机只能用超越现代性的方式来解决一样，滞留于现代化研究范式之上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也只能用超越现代化研究范式的方式来予以解决。
二、全球化：新的社会转型及其对现代性的超越
在当代社会，最重要的社会变化莫过于全球化所带来的新的社会转型（笔者称之为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第三次社会转型[x]）。这次新的社会转型与现代性之间具有天然的紧密关系。正如吉登斯(A.Giddens)所指出的，现代性正在内在地经历着全球化的过程，这在现代制度的大多数基本特性方面，特别是在这些制度的脱域与反思方面表现的犹为明显[xi]。从大约17世纪起，欧洲开始在思想意识、军事力量、航海技术和经济发展等方面超过了世界其他地区。欧洲社会的这种惊人转型促使它把新的制度传播到全球各地，并且引发了我们称之为“现代性”的一种新现象，这正是当今全球化时代的逻辑起点[xii]。现代性的这种全球化趋势，本身就在其动力机制之中，时空的重组、抽离化机制和现代性的反思性都内在地具有扩张的趋势。因此，我们应该根据时空的延伸和地方性环境，以及地方性活动的漫长变迁之间的发展关系，来把握现代性的全球化蔓延。[xiii]
毫无疑问，现代性的全球化过程促进了全球化的发展，并让我们看到一个越来越有“共性”的现代性的涌现，即西方现代性或启蒙方案已在全世界许多地方获得体现。但是，现代性从其全球化的倾向来看，并不是一种特别的西化之物，因为无论是现代性的激进化还是社会生活的全球化都决不是一个已经完成了的过程。当然，如果把“现代性”仅仅看作是一种现代社会的状态，那么“全球化”则更像一种“理想类型”的概念，它不是指一种人类社会的终极状态，而是指一种不断变化的整体化趋势。在民族国家阶段，“现代性”与广义的“全球化”具有某种重合之处，即“现代性”的扩张过程实际上就是全球的现代化过程。但是，当“现代性”在某些国家得以成熟并获得充分体现之后，也就是在某些民族国家完成现代化以后，其所面对的可能主要不再是一个“现代性”与“现代化”的问题，而更多的是一个已经被加深化了的现代性的“全球化”问题[xiv]。犹如现代性改变了传统社会的社会现实一样，全球化也正在改变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时至今日，现代性的近期发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它的整体化方面，而且解构了秩序、进步、理性这些启蒙时代形成的经典信条，代之以机会、风险和更多的偶然性。因此，更准确地说，全球化进程现在并没有扩大现代性，而是成了其转变的加速器。而全球化本身“在许多方面不仅是新的，而且是革命性的”，它将“重塑我们的生活方式”。[xv]因此，我们不能笼统地说“现代性”是“全球化”的一部分或“全球化”是“现代性”的一部分。况且，“现代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既然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是一个整体，那么对现代性制度做出多种反应就是可能的。事实也是如此，各种“超越”现代性的运动已经在全球体系中出现了。同时，现代性的全球化后果也不仅仅体现在它的影响之上，而且也体现在知识的反思性上，这种反思性对现代性的动力机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趋势不断加强，新的社会转型也在不断加速，其中一个突出特征就是人类社会的结构正在变得日益跨国化和全球化，这使得一贯以宏观研究而称著的古典社会学理论传统受到了极大的挑战。正如费舍斯通（M. Featherstone）所指出的，全球化进程的发展使得古典社会学理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现代化理论无力解释新现象、新问题。古典社会学传统由于把社会等同于有边界的民族国家而无法全面理解全球化问题；现代化理论则由于长期使文化依附于结构性发展，并搁置了文化与能动者(agency)之间的关系也无法对全球化问题做出合理的解释[xvi]。那些以民族国家为中心而形成的社会学(甚至包括政治学、经济学)中的一系列概念体系、理论观点再也难以解释新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诸多全球性现象了。社会学理论缺乏探讨跨国实践(transnational practices)和全球现实的语汇，人们继续依赖与民族国家相应的传统社会学术语、概念和经验数据，使社会学理论在全球化研究范式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因此，要理解全球化对现代性的超越及其所带来的历史性变革，就必须对新的全球化时代和新的社会转型做出理论上的说明，并通过提出新的概念和理论框架来把握新时代的本质。[xvii]因为理论作为对社会现实的反思性、推论性建构，它应该具有在指出过去的潜势并设想可供选择的未来的基础上，解读社会现实的特性。其实，一种社会学理论能否提供引导去进行实证主义的社会学研究，不全然在于此理论能否提供一个程序和规则，使之符合实证主义的“可重复性”与“可验证性”等原则，而也应该取决于此理论能否把抽象的理论转化成较为具体的架构，给研究者提供指引，把他要研究的对象概念化。主流社会学理论(即实证主义社会学)的主要失误就在于它从不同的理论基准出发去批评非实证主义社会学研究的有效性，因而忽视了深层理解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意义。[xviii]
其实，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新的社会转型展开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最终目标也并不是要试图在当今庞大的全球化研究领域中创造出一种更宏观的社会学理论，并建立起所谓的全球化社会学(sociology of globalization)体系，而主要是从反思传统社会学理论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出发，面对全球化所改变的社会学理论赖以立足的现实基础，探讨社会学理论该如何在理论和方法上应对这种变化，以建立起一种能够足够适应新的社会转型需要的研究范式和理论形态。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社会学理论层面上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与当前发生在社会世界中的社会转型联系在一起的。社会转型在促使社会学反思的同时，也提出了社会学重新定位的要求。如果说过去几年来社会学知识的衰退是不够确切的，那么，为了应对社会世界的这种变化，社会学家当然要建构出新的概念框架和分析模型来说明这一切。[xix]
三、全球化研究范式：社会学理论传统的重构与创新
当代全球化趋势的研究表明，我们应更加以积极的方式来检讨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工具及环境，以充分回应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全球化不仅迫使现代人去反思其生活形式的转变，而且也同样促使学者去斟酌其研究范式的转变，两者都面临同等的焦虑与压力。其实，完整的社会学理论研究本身就应该包括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等不同层次，不应像传统的社会学理论研究那样只注重前面几个层次而忽略了全球层次的研究。今天，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与其它学科一样，社会学理论需要迅速地扩展它的地理和智识（intellectual）边界，即承认地方社区和民族社会的本质属性正面临着全球范围内深刻变迁的巨大挑战，而对这种挑战直接反映的结果就是要在重建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和理论形态，以适应新的社会转型的需要。
那么，如何实现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创新呢？近20年来，各种对既存社会学理论传统进行多元综合的做法越来越多，其中所采取的手段和方式大致包括以下四种。一是重建。即在原有理论的基础上，吸取其他理论的益处，重新构建原来的理论，使之更加完善。如亚历山大(J.Alexander)的新功能主义和多向度社会学（multidimensional sociology）、费恩(C.Fine)的新符号互动论、库克(S.Cook)的新交换理论等等。二是扩展。即扩展原有理论的传统界限，向新的领域发展。如文化社会学出现了从阐释学解释向社会学调查转变的动向，常人方法学也突破了仅仅分析日常生活的对话和互动的局限，将其领域扩大到分析社会制度、结构与个人的关系等主流社会学理论所关心的问题上。三是联结。即寻求某种途径将微观与宏观、主观与客观、结构与行动等不同层次、领域的现象联结起来。如科尔曼(J.Coleman)的理性选择理论就提出了以微观层次为基础建立起微观与宏观、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理论途径，而亚历山大则主张以宏观层次为出发点来寻求微观与宏观的联结。埃利亚斯(N.Elias)的“构型社会学”或“过程社会学”也是将微观层次的个人行为与宏观层次的国家联结起来进行分析的典范。四是整合。即试图以超越“重建”、“扩展”、“联结”的辩证综合方式，来创立一种新的社会学理论语言，以整合了的理论来认识或重新解释曾被忽略、歪曲了的多维而完整的社会现实[xx]。如瑞泽尔(G.Ritzer)提出的社会学元理论化(sociological metatheorizing)就是对社会学多重范式的整合，[xxi]还有诸如女性主义社会学、后现代社会学等各种批判的社会理论（critical social theory）的兴起，其不仅整合了传统社会学理论内部的各种思潮，而且还充分吸取了政治学、人类学、历史研究、法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等其他学科领域的知识，从而在整体上促使了批判理论从社会学理论视野转向了社会理论领域。[xxii]
通过对社会学理论发展史的系统考察，我们可以发现，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发展趋向总体说来是其研究范式的变迁，或者说是其方法论体系的变迁，而这种变迁的动力则来自其研究范式的分化与整合。社会学作为一门对社会实践和现实的结构关系与运行状态的理性反思的科学，理所当然地是随着社会现实的转型而不断变化的。由此，社会学研究者的理论视野、研究范式等等都应当随之而不断发展和调整，只有这样，社会学才能体现出其本身的学术活力及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在21世纪的社会学理论研究领域中，笔者认为，一个极为重要的现象就是，以全球化研究范式为特征的新的社会学理论范式将逐步得到确立。这种新的社会学理论范式是社会学理论多重范式整合的结果，它表明了社会学理论正处于一个解构已有的研究范式、重构一种新的社会学理论范式的文化和知识境况中。正如当今社会的发展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转型期一样，社会学理论的发展也正处于其历史发展的转型期中。在这个转型期中，社会学理论面临着挑战和机遇并存的境况。社会学是否有更辉煌前景，社会学理论是否比以往更有效力，就看我们是否能够不仅在理论视野上，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不仅在战略眼光上，而且在实际运作中能够适应社会学本身的发展逻辑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尤其是在全球化步伐不断加快的今天，这种适应全球化趋势和新的社会转型需要的“全球化研究范式”将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中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突出特征:
一是“全球化研究范式”首先意味着对传统的“现代化研究范式”的超越与扬弃。以民族国家中心论、西方中心论和人类主体中心论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化研究范式，不仅在理论上造成了各种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与冲突，使传统的社会学理论研究局限在一个个有限的民族国家之中，无法阐释和说明在全球层次上出现的大量跨国事实，而且在实践上也造成了人与自然及人类内部的冲突、斗争、彼此消解的紧张状态，使不同主体处于严重的对立之中，从而给社会学理论研究带来了自身难以克服的危机。而全球化研究范式的出现将超越现代化研究范式的危机，突破现代化发展内涵的“单一性”和指导思想的“非人化”所导致的“发展悲剧”，确立以人为中心的、全面的、可持续的和谐发展观，为社会学适应新的社会现实提供了理论与方法上的支撑。
二是“全球化研究范式”的出现，所体现的是社会学理论多重范式的整合，其视野是一种多学科渗透和融合的学术视野。全球化时代的知识特征就是知识交叉、信息爆炸、传播迅速，并构成了一个在学科上融合渗透、在时空上交叉蔓延的立体化、全球化知识语境，这就要求社会学理论研究者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不断调整自己的学术视野，不断拓展自己的思想深度。随着全球性社会和知识社会的大力发展，人类生存环境的重大变化和人类对自我生存意识的深化，社会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视界日益走向融合，更多的社会科学家开始认同社会学理论的重要性，社会学家也逐渐放弃对绝对理念的追寻，日益表现出对其它知识的尊重。“全球化研究范式”特征显示出一个融合各种学科优势的知识时代即将出现。因此，社会学理论研究者就不能固步自封，把自己封闭在一个狭小的天地里，应该不断地丰富自己的知识结构，拓深自己的思想维度，多一分知识的维度和多一点思想的深度更有利于社会学理论的研究，有利于社会学理论整体性思维方式和多元价值取向的形成与确立。
三是“全球化研究范式”的出现，表明了以往社会学理论中的一些传统的研究对象和命题日益走向式微，这就意味着整个社会学理论的研究需要进行时代性的转型和变革。在过去，社会学理论所关注的是一些普遍主义的东西，企图以绝对、普遍的宏大理论框架来指导自己的经验研究。实际上，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普遍主义的真理性和有效性都是极为有限的。当代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越来越显示，社会学理论应该从普遍主义的理念转向人所生存于其间的社会现实和个体化的人类存在，应该将宏观架构与微观事件、客观环境与主观行动结合起来，更加关注社会现实本身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所以，社会学理论研究在当今的发展更向具体实在的社会现实开放，实践性的社会现实始终是社会学理论发展的重要基点，多一点现实的关注，多一点实践的眼光更能使社会学理论充满发展的活力。
四是“全球化研究范式”更加重视本土化社会现实的研究。“全球化研究范式”的出现给社会学理论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社会学理论中具有权威性的许多经典命题不再是经典命题，那种囊括宇宙、贯通历史、解释一切也决定一切的真理意识不再成为社会学理论的主要目标。社会学理论一方面应具有世界性、全球性的思想眼光和知识视界，另一方面也应当立足于本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全球化思考，本土化行动”的研究策略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口号，这正体现了社会学理论研究视野、研究对象和研究意识的转变。“重视理论研究，加强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的社会学理论研究策略也正在我们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中兴起和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给我们提供宽广深厚的学术视野，而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则使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具有更明确的目标和更强烈的现实色彩，同时也使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和发展更具有实践的操作性、理论的开放性和学科的建设性。
五是“全球化研究范式”中各种“后学”（如后工业、后现代、后殖民、后、后资本主义等）的出现弥补了传统社会学理论研究范式的不足，也从一个方面大大丰富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内涵。全球化中各种“后学”词语的大量涌现已经成了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普遍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学理论是一种终结，而更多的是一种开放性的重构，一种解构中的重构。当代社会学理论多元发展的事实预示着，社会学理论的地位不是越来越失去它的地位和作用，恰恰相反，它的地位和价值将日益显著，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把社会学理论看作是随着社会经济和人类生活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事业，社会学理论是否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类生活的需要。所以，我们必须把社会学看作是一种发展性和开放性的事业，多一点发展和开放的眼光是极为必要的。
由此看来，我们必须从全球化趋势的客观事实出发，把全球化看作是一个动态而多维的社会现实，并以此为基础，来建构“全球化研究范式”。这其中包含了微观与宏观、主观与客观、个体与社会的统一，而这个统一的基础就是古典社会学理论家马克思所一再强调的“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因为正是通过社会实践活动，个人与社会才得到体现，个人特征与社会特征才得到反映，也正是以社会实践活动为中介，个人与社会、主观与客观、微观与宏观才得以联结起来，双方的互动才成为可能，才在社会活动系统的整体中统一起来。如果我们把“宏观社会－微观个体”、“客观环境－主观认知”作为两对具有连续统(continuum)特征的坐标两极的理想类型，并以瑞泽尔已划分的三种社会学范式(即社会事实范式、社会定义范式和社会行为范式)作为社会学理论的基本研究范式，那么，我们可以发现，“全球化研究范式”不仅将具有整合这三种基本社会学研究范式的重要特点，而且，还能够较好地概括和包容“社会批判范式”的内容，因为不同研究范式实际上只是社会现实完整结构中的不同侧面而已。[xxiii]
总之，作为社会事实范式、社会定义范式、社会行为范式和社会批判范式的多元整合，“全球化研究范式”实际上能够在纵向上整合从微观个体到最宏观的全球社会的所有层次的研究对象，在横向上整合从主观心理到客观环境的所有领域的研究。而“微观—宏观”、“主观—客观”又是两个不同维度上的动态连续体，它们能从纵横两个坐标维度囊括人类社会所有方面的所有行为，具有较强的融合性、开放性和动态性。因此，在具体的社会学理论研究过程中，我们应该同时去理解社会与个体，使微观与宏观研究互补、主观与客观解释相互验证，从而使社会学理论的研究范式具有更大的科学性和解释力。无论社会学理论家是否愿意，在全球化背景下，社会学理论的传统研究对象和能够运用的研究范式都将在“纵”、“横”两个方面得以深化和拓展。[xxiv]全球化及其所带来新的社会转型并不是让社会学理论走上终结的道路，而是给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更为宽广的前景，社会学理论的古典传统也将在整合以往研究范式和吸收新的研究范式的基础上，迈向一个更加开放、更加多元化的新时代。
注释：
[i] 文军：《逻辑起点与核心主题：现代性议题与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
[ii] 例如，马克思试图把现代性归结为资本主义经济，他意识到社会的进步得益于早期社会向资本主义的转型。然而，在他的著作中却又极力批判经济制度及其各种畸形现象（如异化、剥削等）。涂尔干则企图把现代性归结为工业化，把现代性解释为一种有机团结的强化和集体良知（the collective conscience）的弱化。而韦伯则把现代化归结合理化、理性化的过程，把现代世界大多解释为以其它类型的理性为代价的形式合理性（formal rationality）的扩张，以及理性铁笼（the iron cage of rationality）出现的结果。
[iii] Owen，D.(1997)Sociology after Postmodernism， London: Sage，p.12.
[iv] 文军：《论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三大传统及其张力》，《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v] Giddens，A.(1993) New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A Positive Critique of Interpretative Sociologi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vi] Emmerij，L.(1997)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to the XXI Century，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pp1-2.
[vii] 谭明方：《社会学方法论新探》，北京：《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2期。
[viii]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瑞泽尔(G.Ritzer)曾把社会学出现的社会力量归结为政治革命、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兴起、社会主义的兴起、城市化、宗教革命以及科学的成长六个方面。其实，这也只是现代性滋生的另一个说法而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都是启蒙运动的产物。
[ix] 有关现代性与现代社会的危机分析，国内外学者都有大量的论述。比如，美国学者艾恺指出，现代性的最大困境在于现代社会组织的“理性化”最终导致了人类生活的非理性化，现代人类追求个人自由的终极状态却是非个人性，这种现代性的困境深植于人性的内在冲突中(参见：[美]艾恺著：《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16页)。笔者也认为，现代社会作为一个分裂矛盾的社会世界，它表现为现代性内部的分裂以及现代化与现代性之间的深刻断裂和紧张，而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人性结构的内在冲突。限于篇幅，笔者在此不再对有关现代性与现代社会的危机一一进行论述。
[x] 有关这次社会转型与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的详细论述，请参阅：文军、童星：《论三次社会转型与人类社会发展》，《湖南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xi] 皮斯特(Jan-Nederveen Pieterse)认为，把全球化看作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这样一种全球化观念掩盖了支配这一历史过程的权力关系，即全球化/现代化的论述局限在西方的历史当中，从而忽视了非西方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参见：Pieterse， Jan-Nederveen (1995)‘Globalization as Hybridization’， Global Modernities， eds.by M. Featherstone et al.， London: Sage.
[xii] Cohen， R. and Kennedy， P.(2000)Global Sociology， Basingstoke: Macmillan，p.42.
[xiii] 必须指出的是，在有关全球化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论述上，不同学者之间也有相当不同的看法。比如，吉登斯把全球化就看作是西方现代性扩展的结果，认为全球化纯粹是现代性的放大化；罗伯森（R.Robertson）则认为全球化是现代化的条件、更是不同路向的现代化的条件。而且，这两种看法在经验世界都可以得到部分的支持。
[xiv] 正如罗伯森和莱彻纳(F.Lechner)所说：“现代性的许多主题——生活世界的分裂、结构的分异、认知和道德上的相对性、体验范围的扩大——在全球化进程中已被加深。”参见：Robertson，R. and Lechner，F.(1985) ‘Modernization， Globalization and the Problem of Culture in World-system Theory’， In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Vol.2，p.108。
[xv] 安东尼·吉登斯著：《失控的世界——全球化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xvi] Featherstone，M.(1990)‘Global culture: an introduction’， in Featherstone，M. (ed.) Global Culture: Nationalism，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ty， London: Sage.
[xvii] 吉登斯(A.Giddens)、贝克(U.Beck)、鲍曼(Z.Bauman)等当代社会学家认为，这是当代社会学理论不可或缺的突出特征。因为从根本上讲，社会学是一门暂时性的、反思性的学科，它必须不断与社会现实保持适应性和灵活性，才能更好地发挥重要作用。
[xviii] 其实，社会学理论，尤其是实证主义社会学理论本身就是现代性与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它从来就不具有将自身从文化中孤立出来而跃居其它社会学理论研究取向之上的特权。
[xix] Giddens， A.(1987)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reface.
[xx] 盛少波：《社会学统一理论的整体性分析方法》，《社会科学研究》，1993年第1期。
[xxi] Ritzer， G.(1996)Sociological Theory， New York: McGraw-Hill，pp.621-650.
[xxii] 需要指出的是，社会学理论向跨学科的社会理论的扩展，不仅意味着调用社会学以外的各种理论与方法，同时也包含放弃作为主流社会学理论核心的实证主义的知识观。因此，从社会学理论到社会理论的转变不仅具有方法论的成分，而且也有政治的成分。对于批判的社会理论来说，“批判”意味着这样的观念：知识存在于历史中，如果运用得当就可以改变历史进程，因此，它致力于对社会作总体性的、结构性的理解。参见：Agger，B (1998)Critical social theory， An introduction， Westview Press.
关健词：社会学理论 建构 功能 困惑
一、社会学理论是什么
从某种角度上说，理论是在讲一个独立完整系统的故事。这个故事可以解释我们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一些事。然而，理论又有专业与非专业之分。专业理论和非专业理论的区别在哪里？著名美国社会学家乔治·瑞泽尔在他的《当代社会学理论及其古典根源》一书中，列举了社会学专业理论与日常生活中的非专业理论的差别。大概可归为以下几点：（1）专业理论较之日常生活理论，表现出更多的系统性；（2）专业理论常常建立在已有理论基础之上；（3）专业理论提出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发表，这对该理论的前途来说至关重要；（4）专业理论更依赖相关资料的收集；（5）专业理论可以是关于社会的总括性和通则性的思考；（6）专业理论同样关注理论的应用层面。以上六点，决定了社会学理论与一般生活理论的区别，也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社会学理论的地位。
社会学的理论，讲的自然就是关于社会学专业的故事。同样，引用乔治·瑞泽尔的定义：社会理论是一组互相关联的观念，能对社会世界的知识加以系统化、能解释社会世界，并且预测社会的未来。需要指出的是，瑞泽尔的定义实际上是对经典社会学理论的定义，但实际上，并非所有的社会学理论都要能够全面解释社会世界，也不一定都要预测未来。
二、理论的建构
许多人认为社会学理论脱离实际，深不可测，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理论建构过程的不了解。所以谈一谈关于理论的“理论”，是很有必要的。
首先，是关于社会学理论的根源。所有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它的源头都是哲学。它产生于人们的思辨过程。当然，光有哲学的思辨是不够的。其他学科区别于哲学的关键在于它们是可以实证的。而迄今为止最具实证性的学科无疑就是数学。而我认为社会学是一门将哲学与数学完美结合的学科。这是从学科的角度来谈。
接下来是社会学理论产生的条件。在我看来，社会学理论产生的条件有两个方面：社会历史条件和研究者的主观条件。所谓社会历史条件，就是指该理论产生的特殊的社会背景。社会学理论是为了解释社会现象，因此社会现象的历史性决定了社会理论的历史性。一般来说，越是复杂的社会背景条件，产生社会学理论的可能性就越大。
研究者的主观条件，在我看来，是最关键的。同样的根源，同样的社会历史条件，甚至同样的科学研究方法，为什么只有少数人可以提出经典的社会学理论，其他人则不行？用米尔斯的话说，它取决于理论家个人的社会学的想象力。
谈完了根源与条件，现在来谈一谈这个故事究竟是怎么讲的。要了解理论建构的过程，首先必须明确理论的要素。乔纳森·H·特纳认为，社会学理论应有三个要素：概念、变量和理论的陈述与格式。另外一些学者，也提出了相关的理论建构方法，但内容上大同小异，只是在形式上有所区别。
三、理论的功能
理论的功能何在？首先，我以为，社会学理论的首要功能就在于它可以增进我们对社会的认识。社会学理论是用来解释社会现象和社会关系的，我们掌握了理论，就可以对社会有更多的了解。
第二，社会学理论的功能还体现在它可以增进我们对自己的了解。我们都是社会人，社会学的理论适用于其他人，同样也适用于我们。
第三，社会学理论的功能还在于对其他理论的批判和修正。这对于社会学自身的发展是很重要的。社会学这门学科也正是在这种对立中不断发展。
第四，社会学理论的功能还能体现在应用层面上。比如，乔治·霍曼斯的交换理论，就被广泛运用于经济活动中；默顿的越轨理论则被用于社会控制的实践中。
四、理论的困惑
在肯定社会学理论具有诸多功能的同时，我们也可发现社会学理论中存在的困惑。
1.理论与现实的差距。人类的无穷的智慧和极强的语言与文字表达能力，赋予了人们对一个问题可以换角度，换说法的进行反复论证。宏大理论的产生也大多基于在语言上玩的花招。米尔思在其《社会学的想象力》中就概述帕森斯关于行动系统理论的主要内容后。他不无尖刻地指出，宏大理论中的繁文冗词中确实有一些东西，但是隐埋很深，不过总说了点东西：理论的客观性问题。显然，这是个很普遍的问题。它首先表现在理论是否真实地反应了客观事实，它的解释力到底有多大。其次，个人的偏见也普遍存在。“尽管个人极力避免受各种社会势力的影响，但人们还是悄悄地溜了进去。”最后，在理论的接纳方面，也受到了政治因素的严重影响。
2．价值无涉与权威保留问题。有人指出，社会学理论要求价值无涉，这有助于克服研究者的主观偏见和受权威束缚。但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价值无涉带来的是对权威的不尊重。并且，“人类社会将不再有不变的法则，因为人类可以任意改变这些法则所陈述的事实。”乔纳森·H·特纳在《社会学理论的逻辑》中如是说。
3.理论本身存在争论。可能是由于社会学理论至今尚未发展十分成熟的缘故吧，关于社会学理论本身的争论一直都存在。首先，也是最大的争论来自于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争论。即所有社会学理论的前提假设的争论：人的行为究竟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这直接影响到整个理论的建构过程。同样的争论也来自于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争论。究竟是个体具有能动性还是集体决定个体的一切？这一直是社会学理论争论的焦点之一。另外，社会学力量论中的性别问题和现代社的起源和决定因素问题也存争议。这无疑让社会学理论本身的科学性遭受了严重的置疑。
4.中国社会学理论的困惑：本土化问题。文军在《论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的现状及反思》中，提出了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的诸多问题，大致为以下三点：首先，由于整个社会急功近利的思想十分严重，这种不正之风也蔓延到中国社会学的理论研究中，导致基本社会学理论研究严重不足。中国社会学理论面临自后后继无人的局面。其次，政治的导向性对中国社会学理论的发展产生异常重要的影响。这导致中国社会学理论的共性有余，个性不足。最后，中国社会学理论还过分依赖于外国已有的社会学理论，很多都是没有结合实际地照般过来。
五、总结
到这里，故事基本上讲完了。虽然社会学理论至今发展还不完善，存在许多问题，但它确实是具有很实际的功能和强大的发展潜能的。正像人类需要自然科学知识来解释大自然一样，人类同样需要社会学理论来解释我们的社会，社会的存在根本上决定了社会学理论的存在。
参考文献：
[1]乔纳森·H·特纳.邱泽奇译.社会学理论的结构.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2]乔治·瑞泽尔.当代社会学理论及其古典根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关键词： 社会学 行动者网络 高校外事翻译 可行性
传统的对高校外事翻译研究相应地受各个范式的翻译观的指导，在结构主义语言学阶段，高校外事翻译多从语言层面上着眼，强调字面上的对等。在多元范式翻译观的指导下，有学者用关联理论、功能论、目的论等理论来探讨高校外事翻译策略，视角多将译者或观众作为出发点或中心。在结构主义范式阶段，翻译研究被禁锢在文本对比和语言（信息）转移的范围内，有关翻译活动中那个最活跃的成分――翻译主体的主观能动作用研究就被完全忽视了。解构主义阶段，研究成果的共性都在于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分解上，由此，译者为了实现这些目的总会按照自己对读者和译语需要的理解去制定自己的翻译策略。由此可见，以上阶段的高校外事翻译都出现了自身的局限性。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社会学领域，更确切地说，在科学知识社会学领域，一种全新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在消除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长期存在的对峙、分裂局面上给出了合理解释，创造了新的平台。这一理论的提出者拉图尔、卡龙不仅用这一理论解释科学、技术，而且将其运用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行为各领域。那么，我们可否用其研究我们的翻译行为呢？笔者现在就从这一理论的发展背景出发，来剖析其用于知道高校外事翻译的合理性。
“行动者网络”理论指出，人们做任何事情都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必然受到周围各种因素的影响，因此，人们的行为应该和这些因素一起加起来考虑，这就是行动者网络所要完成的任务（黄德先，2000：4）。“行动者”是广义的，既可以指人，又可以指非人的存在和力量，它们可以是任何的东西，如经济、意识形态、历史环境等。“网络”由特定关系实体构成，它们之间没有预设关系，其性质和关系有网络来定义。网络不仅由人类，而且由机器、动物、文本、金钱与建筑物等组成。“行动者网络”就是由诸多不同的、互动的行动者通过异质工程建立起来的联系，行动者网络并非外部世界中预定行动者的简单组合，而是由具有不同利益、身份、角色、功能、位置的行动者构成，它们在网络中重新得到界定。这个界定、安排、赋予的过程就是“转译”。只有在相互利益关系“转移”的基础上，才能构建起一个稳固的网络。这种“转译”的过程关注信息转换过程中人类与非人类的对等性，它们都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应同等对待。“物”不是一味地受人塑造，而是反过来也会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物”被建构的状况反过来也会建构人的利益和状况，以及决定它们会采取的行动（库恩，1981：200）。
翻译的生产过程也类似于“行动者网络”理论中的知识生产过程。翻译也是在网络中生存的。翻译行动中的各个行动者是在相互协商、转换过程中形成一个翻译网络，并为实现这个翻译目的而共同维系这个网络。在这个翻译网络中，行动者有译者、作者、读者、原文、译文、编辑、出版商、评论者、审查者、政策、组织机构等。要分析存在于网络中的翻译，研究者必须把翻译过程参与翻译事实建构的各个行动者纳入进来。
而当我们将“行动者网络”理论用于对高校外事翻译进行研究时，我们发现，在高校外事翻译活动的网络中，“行动者”除了包括那些与一般文本翻译相同的因素如原文文本、译者、译文文本、读者、听众之外，还包括一些特殊因素，如政治因素、意识形态、民族差异，国家政策，以及教育机构、科研机构间的利益，等等。研究高校外事翻译就是要同等对待这个网络中的各个行动者，重新审视其在翻译网络中的作用，把行动者和翻译行为本身连接起来，把原文在本地语境中与新的信息、思想观念、生产技术、时代特征、政策等因素相连接，生产出最合时宜的语篇。
比如说，在高校外事交流中，经常要翻译“中国大陆”，我们将其译成“Chinese Mainland”（China’s Mainland or the Mainland of China），而不能说Mainland Chinese，究其原因，我们发现，正是这张行动者网络里的各个行动者如政治因素及国家政策在行动过程中发挥各自的作用才得出这个结论，因为如果说“Mainland Chinese”，就会让人认为既然有一个“大陆中国”，就可能有一个“岛屿中国”，那就是背离一个中国的原则了。同样，“中国台湾”应该怎么翻译呢？在政治因素、意识形态及国家政策这几个行动者的共同作用下，我们知道，这个词的翻译必须体现“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的概念，必须防止出现任何可能引出“两个中国”、“”或“”的含义。因此，我们最终把它翻译成“Taiwan，China”。再比如，在高校外事翻译中，我们有时会翻译到国家今天奉行“开放政策”。当“开放政策”最早译成英文时，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的指导下，有外国专家建议翻译成“Open-door policy”，但是，在今天看来，显然不妥当，因为“Open-door policy”为“门户开放政策”，这是19世纪帝国主义提出来的侵华政策。在时代背景、政治因素、国家政策等行动者的共同作用下，译者决策显然会改变，不会再把“开放政策”和“门户开放政策”这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策相提并论和互相混淆。所以“开放政策”今天我们译成“Open Policy”，或更完整地翻译成“Policy of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翻译网络可以突破人们惯常的原文、译文对立，译者、作者分离，通过翻译网络，可以把各个结点上的行动者相互链接，把分散开的资源转变成一张无所不能的强大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既没有译者这个中心，又不存在原文中心、译文中心等终极根据，在翻译网络中，各行动者都应同等对待。以前那些被看成是外部的、社会的、文化的因素也应重新审视其在翻译网络中的作用。一旦一个翻译网络建立起来，且非常稳固，就会把翻译的社会行动者和翻译行为本身连接起来，那些和翻译生产相关的翻译实践、翻译准则、翻译目的、翻译策略等因素就会和文化语境、社会概况、译者决策相连接。翻译生产不仅仅是从一个语境中引进某种信息、思想观念或者技术，而是这些新的行动者如何在另一个语境中跟本地的信息、思想观念和技术生产连接，创造出新信息、新思想观念、新技术。翻译并非仅用目的语再现原文，而是和各种社会行动者创造新的关系，征召新的行动者，形成新的网络，是一个知识、社会、实践与操作形构的过程。
再看一个例子：“我谨代表江苏省教育厅，预祝河海大学与西澳大利亚大学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取得圆满成功!”现在被翻译成：“I，on behalf of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Jiangsu Province，wish a great success of the joint program between Hohai University and the Western Australian University!”其中，“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是近年来出现的一个新名词，有的地方译为“Chinese-foreign cooperative program in running schools”。这种译法本身没有什么错误，但我们发现，在不同行动者的作用与运作下，当文化语境、社会概况等行动者发挥作用时，译者则略去繁冗的语言信息，直接将此表达翻译成简单明了的“joint program”，以适应译入语体系的习惯，取得更直观易懂的效果。
再比如：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resumed the exercise of sovereignty over Hong Kong，and Taiwan is a part of the sacred territory of our country.在历史因素、国家政策、政治影响等行动者的共同作用下，我们发现句中“恢复”是绝不能忽略的，否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一直对香港拥有的历史事实，台湾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inalienable）一部分，是对“”言论的严正否定，所以最终翻译成“中国政府恢复了对香港行使，台湾是我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在行动者网络的作用下产生的这些关键语言在任何外事交往中都要始终正确使用。
翻译是一种社会系统，一种被认可的社会现象（胡牧，2006），而现阶段翻译学的研究本身也具有跨学科的性质及系统性。在翻译学研究转向的新时期，前人已用文学、哲学领域的理论探讨了对翻译研究的指导意义，但如果我们从另一角度出发，用社会学理论关照翻译研究将行动者网络理论用于对高校外事翻译的研究，则发现这一尝试与探讨可以促进高校外事翻译在新时代能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需求，更契合高校外事工作需要，从而能推动高校外事翻译走上一个新的台阶。
参考文献：
［1］黄德先.翻译的网络化存在［J］.上海翻译，2000，（4）.
［2］库恩.必要的张力：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200.
【关键词】经济社会学 研究范式 经济规律
一、经济社会学理论简述
经济社会学定义。经济社会学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以社会学家介入经济学研究领域为特点，反思和挑战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主流地位。经济社会作为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交叉学科，至今在国际学术界尚未有统一的名称和定义，
第一次给经济社会学下定义的是，1976年的，斯梅尔瑟，他认为：经济社会学就是运用社会学的基本框架，变项和解释模型，研究同稀缺物品及服务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有关的复杂行为。其核心内容包括两个部分：研究经济背后中的社会学变量同非经济背景中的社会学变量之间的关系。换言之，研究经济与其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包括经济与文化，经济与政治，经济与社会群体，经济与社会分层，第二个部分：研究经济行为本身，经济行为是如何把不同的角色和集体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对经济过程进行社会学分析，研究包括地位体系，权威关系，权利系统等对经济行为的影响。
经济社会学的发展历程。新经济社会学一词同样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必须获得对经济社会学这门特定学科的新发展； 二是所建构的理论必须是一种可竞争的一般性理论。新发展意味着对旧经济社会学的继承和拓展。经济社会学创立至今， 经历了从古典到现代的演化阶段。以马克思、杜尔凯姆和韦伯为代表的古典经济社会学已为该学科确立了研究经济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的基本理念和学术空间， 然而， 他们之间却未能建立起一个统一的经济社会学理论体系。至20世纪50年代， 以帕森斯和斯梅尔瑟为代表的现代经济社会学家， 以其理论整合的方式， 在古典经济社会学确立的研究范围内， 建立了一个抽象力和形式化俱强的综合的经济社会学理论， 即功能结构主义经济社会学。然而， 由于其概念和框架太过抽象和机械， 加之其忽视了宏观系统分析的微观基础， 而被认为于研究经验事实无补。力求理论综合而漠视经验分析的倾向， 不仅在70-80年代以后的美国而且在各发展中国家也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了。因此， 作为经济社会学第三阶段的新发展从其发展的脉络来看应当是一种既突破旧经济社会学的理论限制， 又能充分包容旧经济社会学的成就， 也就是说， 新经济社会学是沿着旧经济社会学传统的一种创造性转化， 而并非是对传统的反叛或是一种研究上的背道而驰。
我国的经济社会学发展现状。我国的经济社会学界1985年在天津召开了第一次经济社会学研讨会，并形成了中国学者的经济社会学定义，：“经济社会学以经济和社会现象的互动关系为研究对象”经济社会学应该运用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把经济现象置于广阔的社会背景中进行研究，既要研究经济政策也要影响经济发展的各种社会因素。随着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经济社会学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在社会学领域发表和诸多的著作，并且以对西方经济社会学研究的介绍—经济社会学对于我国的市场转型的指导意义，以及我国的自身的经济社会学学术发展的角度去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学的从产生到发展。
二、经济社会学研究方法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经济社会学研究方法。理性选择理论：最大化的实现私利是决策者行为选择的标准，纯粹的理性在于人是为了目的理性的最大化而实现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平衡。
交易成本理论：交易成本包括事前发生的成本和时候发生的为达成一项合同而发生的成本和事后发生的监督，贯彻该合同而发生的成本
谈判理论：以传统的价格理论为基础，认为自愿合作可以使得一项资源从股价低的主体转移到股价高的注意中，从而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优化资源配置，也提高了合作双方的福利水平。这三种都是典型的经济社会学研究方法，其他诸多的小范围理论，本文暂不赘述。
对于环境法的借鉴意义：①揭示了环境资源法律制度的经济本质。环境被视为可以提供一系列服务的复合性的资产，他提供了维持他们生存的生命支持系统，如同其他资产一样，我们要力图避免对这项资产不恰当地过低估值。环境为经济提供了可以通过生产过程转化为消费品的原材料以及使这种转化得以顺利运行的能量。最终，这些原材料和能量以废料的形式又返回给了环境。环境的资产这一经济属性根本特征是能量和物质的稀缺性。也就是可利用的极限性。也就是能量和物质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这条定律意味着从环境流向经济系统的大量能量被积累起来或者以废弃物的形式返回给环境。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通过经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对于环境资源的分配和能量运转达成最大化的平衡。②揭示了环境资源法的效率价值。正如波斯纳所说的，正义的第二种含义---是效益。对于善法和恶法的概念，应当引入经济社会学中的关于效率的定义，所谓善法，不仅要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顺应现实经济发展的规律。富有效率，能够促进和增加社会福利和公共利益。这样，效率也是我们的一个要追求的目标。而我们在将资源分配给不同主体的时候，应该实现资源的配置功能，基于不同的权利给资源带来的不同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以其其后所产生的效率效应。
经济学可以摒弃过去的法学的，以正义和公平作为衡量目标，可以从制度安排的经济绩效进行成本分析，能够指出哪种法律制度的规定更能实现机会均等。促进经济的效益。这种法的经济效率价值分析的经济实质，在于揭示法所反应的物质生活条件的规律也就是经济规律。而规律作为符合事务的本质的法则，类似于“自然法”和“正义法”。③揭示环境资源法改革的均衡目标。均衡分析时理性选择理论分析决策人之间关系的基本方法，使得单个决策者能够按照自我利益的最大化的标准选择最佳行为方案，仅是实现了个体在目标和手段之间的均衡。个人不再有激励选择其他的行动方案。所谓的法律均衡是法律供给适应法律需求。不存在过剩，也不存短缺。通过将经济社会学引入到环境法的研究中，可以实现环境法资源分配以及代际分配之间的均衡以及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均衡。
参考文献：
论文关键词：职业性别歧视 社会学理论 社会政策建设
论文摘要：职业性别歧视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经济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都做了深入研究。职业性别歧视不仅是经济现象，更是社会问题，社会学理论以独特的视角解释了这一现象，且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同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社会政策当仁不让地担负起其消除职业性别歧视的职责。
劳动力市场同样受“供需关系”的掌控，但现行中国显然是劳动力的买方市场，雇主的价值、偏好将导致不同的市场结果。学者赵耀对雇主雇佣行为调查表明，劳动力市场上的歧视是存在的，一些雇主坚持不选择女性，认为女性不能兼顾家庭和事业，生育和照顾家庭会影响工作和加大支出成本，75.6%的调查者“同意”或“很同意”这种观点。还有部分对雇主对女性未来发展的适应性、工作内容和岗位变动的应变性表示担忧。
我国劳动力市场上职业性别歧视现象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即女性人口就业率较低、下岗失业比重大和职业报酬差距大。虽然每年的调查结果有所变动，总体状况没有明显改善。经济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都非常深入地研究了职业性别歧视，社会学以独特的视角弥补了经济学纯理性考量的缺陷，且非常有解释力。
一、社会学理论的解释
1.女性劳动就业中的角色期待。大多数学者认为，在社会化过程中对社会性别意识的强化以及对男女两性在家庭和社会中不同角色的期望是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劣势的主要原因之一，不仅影响到女性是否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决策，而且决定了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后的职业选择，也会影响雇主的招聘行为。
2.个人偏见理论。该理论是由贝尔克（Becker）创立，是在“身心不悦”的基础上建立的，用贝尔克的话说就是，“如果某个人具有歧视的偏好”，那么他就乐于以某一群体替代另一群体并为此支付某种费用。他认为，这种偏见来自雇主、雇员、顾客三个方面。（1）雇主歧视。假设一些雇主对一部分人具有主观的偏爱或对另一部分人具有嫌恶情绪，而与其技能无关。如一部分男性雇主对女性雇员抱有偏见，即使女性与男性有相同的劳动生产率，他们也只愿雇佣男性，除非女性雇员和男性雇员之间的工资差别大到足以抵消对女性的偏见的程度，才会雇佣女性。（2）雇员歧视。这与工作职位的竞争、工作中的磨擦、人们对民族、种族、性别、年龄、健康等的认识的不同有关。例如，大多数白人对有色人种持有偏见，有些男性雇员不愿接受女上司的领导，或者有些人不愿跟老年人、残疾人一起工作，即使他们能够胜任。（3）顾客歧视。顾客有时对被服务的对象也会有偏见。如外科医生、机械工程师、司机顾客喜欢男性提供的服务;护士、导游、空中小姐，顾客喜欢女性提供的服务。
3.互动理论。斯坦福大学的理姬薇 （ceciliaL.Ridgeway）教授于1997年在解释两性职业和报酬不平等的问题时提出这一理论，她认为，人们生活在互动的交往中，在求职、应聘、面试时都会有直接和间接的互动。基于性别的显著差异，互动过程形成了男性和女性不同的地位信心。在男性优于女性，更胜任工作的观念影响下，造成具有与男性同等能力的女性对自我的期望不同。同时，男性利用占据权威位置的机会，故意忽视或消除对他们不利的因素以维护他们的利益，使得女性很难改变这种状况。评价职业报酬时，人们通常较少选择异性参照群体，更多的采用与同等任职资历的、同样性别的人相比较的方法。这种通行参照群体的选择，导致社会网络的同性化和职业性别隔离。
4.激进女权主义的自行就业观点。激进女权主义从强调私生活领域的问题出发，认为女性在社会劳动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主要根源在于她们在性和生育方面受男性控制，不能自主。因此他们提供的战略便是使女性与男性分离，鼓励女性去创建自己的产业，如商店、银行、企业、饭店、医院、书店等，以做到自行就业，免受社会就业市场的性别歧视。 转贴于
二、消除职业性别歧视的社会政策建设
1.公共政策的大力支持。一些发达国家为促进女性就业实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值得借鉴，包括职业教育和培训政策、失业保险政策、职业介绍和指导政策、公共就业工程等政策。美国（“一揽子职业中心”）、法国设立专门机构开展针对性的培训和就业指导。很多发达国家积极介入女性就业，财政拨款补贴公立职业介绍所，为妇女就业和企业用人提供免费服务；大力兴办公共工程，为妇女提供就业岗位；鼓励女性自主创业，制订了明确的支持政策，这方面美国和欧盟都走在前列，取得显著成效。
2.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第一，我国社会需要制订《反就业歧视法》，依靠法律的强制来保证女性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就业机会，实现同工同酬；当前，不少中小私营企业违反劳动合同法，不缴纳包括生育保险在内的五项保险的行为，严重损害女性劳动者，法律要制定细则予以纠正。第二，女性承担着生育和照顾家庭两大社会责任，女工生育保险应尽快转变为社会统筹，实现企业的成本向社会转移，由社会来承担妇女生育哺乳费用以及生育保险金。第三，应该健全和完善女性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长期失业和下岗的女性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并且各级社会保障部门应该学习发达国家经验，积极帮助她们寻找就业机会，开展再就业服务，把保障和服务结合起来。第四，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对象应包括各种类型的女性从业人员，使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和失业保险能够惠及所有女性，提高三条保障线的救助水平和力度，使失业女性的贫困状态能够得到缓解直至消除。
参考文献
[1]赵耀.中国劳动力市场雇佣歧视研究[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7：77.
[2]苏艳明，曾春媛.我国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现状及原因分析[J].当代经济，2006，（3上）.
摘要：在社会学中国化的漫漫长路中，有一个人似桥梁――坚定不移地架在西方理论方法与中国本土问题之间；有一个人似灯塔――指明了中国社会学前行的方向，同时也指导了一批杰出的后生。这个人是吴文藻，他打破了中国社会学界对西方理论架构的生搬硬套，他提出了“社区研究”的核心议题，他在社会学“中国学派”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所率领的“中国学派”的精神可以给当今社会学界以极大的启示。
关键词：吴文藻；社区研究；“中国学派”精神；启示
吴文藻先生是中国近代社会学史上著名的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同时也是社会学中国化之路上的关键性人物。吴文藻对于社会学中国化的热情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之上，更表现于他毕生为此所做出的大量实践工作。为此，吴文藻被社会学界称为“社会学中国化的奠基人”，亦被李培林先生称为“社会学中国派的奠基人”（李培林，《20世纪上半叶社会学的“中国学派”》），这些都是当之无愧的。吴文藻1929年回国后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33年开始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并在燕京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教书。
可以这样说：在中国人类学调查和社区研究方面,吴文藻是最重要的思想先驱之一。
一、对于西方社会学理论应用的误区
李培林先生在他的《20世纪上半叶社会学的“中国学派”》一文中提出：“20世纪初期的中国学界,社会学在教学和研究上有两种趋势:一是很多社会学家热衷用中国已有的书本资料,特别是历史资料填入西方社会和人文科学的理论,二是用当时英美社会学通行的社会调查方法来描述中国社会。”
李培林的意思十分明确，当时中国的社会学界已经陷入了对西方社会学理论盲目应用的一个误区。广大学者希望运用自己的“洋知识”来救国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抛开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抛开战时中国的复杂国情等等，而单纯试图将已有的事实与西方理论结合，这无疑是一个危险的误区。
对于这一点，吴文藻在当时是清醒的。他清晰地看到：中国学者若是想要实现社会学中国化,首先要寻找一种有效的适应中国国情的理论构架,才能用理论来指导对中国国情的研究。
那么，什么才是正确、科学的研究理论框架？怎样才能适合中国的国情？吴文藻十分迫切地希望找出这一条社会学中国化之路。
二、社区研究之路与“中国学派”的形成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吴文藻于20世纪30年代左右开始了自己的探索之路。他带领着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一批青年学者，在云南昆明建立了燕京-云南社会学工作站，并希望以此为基地贯彻中国社会学者建立比较社会学的设想。
经过对西方各派系社会学理论的苦苦思索，吴文藻提出了他的“路”――“应把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与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结合起来,对中国社区进行研究”。他认为这就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吴文藻借鉴了以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为代表的英国功能主义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创立了中国社区研究的理论方法体系。
吴文藻对自己的“路”进行了解释，他认为：“社会学要中国化,最主要的是要研究中国国情,即通过调查中国各地区的村社和城市的状况,提出改进中国社会结构的参考意见。”而他眼中的社区研究,就是对中国的国情“大家用同一区位或文化的观点和方法,来分头进行各种地域不同的社区研究”,“民族学家考察边疆的部落或社区,或殖民社区;农村社会学家则考察内地的农村社区,或移民社区;都市社会学家则考察沿海或沿江的都市社区;或专作模型调查,即静态的社区研究,以了解社会结构;或专作变异调查,即动态的社区研究,以了解社会历程;甚或对于静态与动态两种状况,双方兼顾,同时并进,以了解社会组织与变迁的整体。”
除此之外，吴文藻还对“社会调查”与“社区研究”这两个概念做了严格的区分。在他看来：社区研究较之社会调查更进一步,它不但要叙述事实,记录事实,还要说明事实内涵的意义,解释发生的原因。换言之,社会调查侧重于事实的叙述,社会研究侧重于事实的解释。
吴文藻提出的这一条“路”归结起来说就是将“社区研究”作为核心议题，同时将人类学整合入社会学。李培林先生认为，吴文藻的这个社区研究理论框架奠立了中国早期社会学研究的基本格局,。
基于吴文藻在社会学中国化之路上做出的贡献，马林诺夫斯基等人类学家将他所领导的学术团队称为“社会学的中国学派”。
“中国学派”在吴文藻的领导下，形成了众多在当时具有广泛影响的研究成果，并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方向。
值得一提的是，以吴文藻的学生为代表的社会人类学分支以及其学生林耀华为代表的文化人类学分支，在今后的发展历程中逐渐成为“中国学派”的两大分支，对“中国学派”的发展起做出了突出而有力的贡献。
三、“中国学派”精神及其启示
吴文藻这样阐述社区研究的意义：“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验证终;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必须理论和事实揉合在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而后现实的社会学才能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上”。
他本人在推行社区研究的过程中,除了亲自到蒙古等地进行实地调查研究，还另派研究生到一些乡村作实地考察,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由此可见,吴文藻的社区研究理论和方法,是紧紧围绕中国问题的实际而构建的。
我将吴文藻及其“中国学派”在贯彻社区研究之路时所体现的精神称为“中国学派”精神，这种精神给了我极大的启示：
1.社会学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早在孔德之时，社会学的先哲们就已提出“实证”的思想，即认为社会学是一门以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的实证科学。因此，无论当今的社会学理论如何发展，我认为实践或者实证都是应当被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的。
在吴文藻创立社区研究方法之前，中国的社会学者事实上已经将西方的社会学理论与中国社会的实际相隔离了。在那样的情况下，是吴文藻带领的“中国学派”走出了这种误区，走向了研究实地。他们使学界的方向重回“社会学理论联系实际”的正确思维模式，同时也为当代中国社会学的理论方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这种“方向上的回归”给当代研究社会学的我们一个十分重要的提醒：在任何时候，社会学理论的研究都不应该脱离社会学研究实践。
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无论是何种社会学研究课题的提出都需以理论知识为依靠，缺乏相关的理论知识，便很难提出具有较高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的研究课题，也很难保证调查研究在一条科学、顺利的路途上进行。其次，光有理论也是不行的。缺乏数据支撑的理论是空洞而没有说服力的，一个再严谨的理论方案若是没有实践调查的检验，都是无法被认可证明的。同时，我们会在“实证”的过程中发现理论过程中被忽视的问题，从而对现有的理论做更好的修正，使之更加适应实际情况。
简而言之：社会学的理论与实践必须共同发展才可以取得真正的发展。
2.“活”的社会学理论
“中国学派”适时地借鉴西方社会学理论，从中提取中适合中国的部分，并进一步依据中国国情进行修改完善，从而提出一套对中国“对症下药”的社区研究方法。这样的做法给了我极大的启示：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学理论仿佛有了生命，“变装”来到另一个国家，然后新生。
这对当代学者也是一个很好的借鉴：社会学理论绝不是死水一潭，所有的理论模型框架都可以依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改，变成适合特定情况的“新理论”。只有当我们将社会学理论这样用“活”了，它才可以发挥更好的功用。
这就给了当代学者一个非常广大的研究空间：将西方社会学理论“中国化”的相关研究。
这样说是有根据的，笔者在学习社会学相关理论的短短两年中，虽尚学浅，也知道我们更多地是在学习西方社会学大家的“原版理论”。确实，我们可以在这些理论中获得启发，但它们对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针对性却是较低的。我们更希望学习到将西方社会学理论“中国化”以后的研究成果。
我认为，学术研究的最终价值还是在于服务社会，具体到中国社会学者，就是运用相关社会学理论实践知识来解决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各种问题。因此，我呼吁广大中国社会学者可以在研究世界社会学理论的同时，使之变“活”――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一些西方社会学理论中国化的、具有中国实际社会意义的理论。
3.对中国本土社会研究的自信
这最后一点是我所受的最大启发。
且看20世纪初期的社会学界，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的差距之大不言而喻，西方社会学的理论成果在我们看来已经到了一个“望尘莫及”的高度。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学者对西方理论的“盲从”实际上也反应了他们对中国本土社会学研究的不自信――他们在潜意识中认为中国的社会学还没有发达到足以进行独立的理论建构与实证研究，必须依靠西方的先进理论为支撑。
这时，吴文藻不动声色地行动打破了这种被动。
吴文藻率领他的学生开始建立社会学工作站，在物质条件极为恶劣的情况下展开社会学研究――他们的目的十分简单，就是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学研究之路、从而为中国社会做出些贡献。
结果呢？结果是他们找到了作为今后中国社会学研究理论基础的“社区研究”之路，同时以其不俗的研究成果得到了西方学者的肯定，被誉为社会学的“中国学派”！其弟子、林耀华等人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我是这样理解这其中的道理的：作为学者，只要除去身上的浮躁之气，秉着一个简单的信念，克服困难，认认真真地做自己的研究，他都会有所成就的。这也就是说，即使中国在当时的理论研究水平落后于西方，但只要学者们真的希望为中国社会做出一些贡献，并且可以克服各种困难，他们都是可以做到所谓“成功”的。学术研究成果不是想来的，也不是等来的，而是实实在在做来的。
反观今天的社会学界，西方理论依然处于“帝国主义霸权”地位，但以史为鉴，中国学者还要被这种“霸权”吓住，畏缩不前吗？
因此，我想说的是：中国学者有理由对中国本土的社会研究保持自信！即使是在一个世纪之前，我们的前辈都可以凭借对祖国和学术研究的一腔热情取得耀人的成绩，那么在各方面条件都更加完备和成熟的今天，我们难道还不能在中国本土研究方面有所作为吗？
学习西方社会学理论是需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保持中国本土社会学研究的自信，并且有所作为。笔者希望，在21世纪，会有新的“中国学派”诞生！
结语：读吴文藻先生在社会学中国化漫漫长路中的所思、所行，对当代社会学界的启示是极大的。本文仅为笔者一人所感，还望可以引起更多的思考。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湖北；武汉；430000）
参考文献：
［1］ 吴文藻.吴文藻自传［J］.晋阳学刊,1982,(6).
［2］ 吴文藻.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C］.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
一、理论自觉语境中的法社会学研究
西谚有云“凡社会皆有法”。法律和社会发展之间天然就有一种密切的联系，这就使得法社会学的产生成为一种必然。在法社会学发展史中，法社会学的诞生一般以1913年奥地利法学家埃利希的《法律社会学基本原理》的出版为基本标志，反映了法学家试图借助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法律，拓展法学研究的视野和领域的一种尝试和探索。在学术界，法社会学或法律社会学（Sociology Of Law），一般界定为：“是一门社会学与法学的交叉学科，也是运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法律问题、分析法律与社会关系、探讨法律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的内在逻辑与规律的社会学分支学科。”[1]因此，研究法社会学，既要洞察社会学的发展历程，也熟悉法学的发展历史。
从法学发展的历史看，中国近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改革始于清末改制时期。由于军事外交上的屡屡失利，当时的学者们对外国学习也逐渐由坚船利炮意义上的器物层面过渡到政治议会意义上的制度层面，最终过渡到民主法治意义上的文化层面。在和西方源远流长的法治传统进行相比较时，中国自身法治传统与法治资源的贫瘠与匮乏彰显的一览无遗。在这种情况下，对西方法律传统的学习和对法律制度的借鉴便成为中国法学的一条不归之路。一时之间，“言必称罗马”或“言必称西方”成为中国法学界一道独特的风景。在西方法学理论的强势话语霸权之下，纯粹意义上的中国法学，以至于除了中国法制史领域的琐碎的制度考证与繁细的文献考据之外，早已经已经不复存在了。也正是这种中国法学的消失，才导致了我们中国的法学研究却要步步以西方为师，最终导致了法学界的集体失语症现象。由此可以管窥法学界的法社会学研究，也不过是西方法社会学理论的一种引入、介绍和传播而已，鲜有自己的理论创新。
与法学界的全盘西化不同的是，经过三十余年的恢复与重建，中国社会学已经由最初的效仿西方，进入到了一个强调“理论自觉”的新阶段，主张社会学的研究应立足于中国社会转型的伟大实践，提炼出自己的概念、命题、理论来回应社会转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增强社会学的自主性和创造力，开创中国社会学发展的新局面。社会学领域的“理论自觉”主张，肇始于教授晚年的提出的“文化自觉”理论，在此基础上，郑杭生教授则明确倡导“理论自觉”学说，在学术研究上一直致力于探索“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社会学理论，并做出了卓越的学术贡献。
理论自觉的学术主张对于中国法社会学的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作为法学和社会学的交叉学科，法社会学既受到法学的影响，也有社会学的内容。法学界的以西为师为中国的法治建设实践中带来了极大的不利影响，因为法律作为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是民族精神的产物，单靠法律移植和制度引入是无法建立起真正的法治社会的[2]。要想使得法律真正融入我们民族的血液之中，需要对中国的社会本身和文化传统进行深入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适应中国社会情境和文化传统的法律和制度。《法社会学教程》的出版恰恰是理论自觉主张在法社会学领域的一种体现，在其内容上，也透露出一种强烈的理论自觉气息和学术自主主张。事实上，早在1996年开始，本书主编郭星华教授带领着他的法社会学研究团队就开始致力于法社会学理论本土化的努力，并取得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绝大部分都是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提炼、概括再上升到理论层面上来的。这可以看作是理论自觉学术主张在科学研究上的一种自觉体现。而《法社会学教程》的出版就是这种研究思路的一个基本体现，是这些年来在理论自觉指导下所取得研究成果的一个体系化的整理和总结。《法社会学教程》在体系安排上不仅充分梳理西方法社会学的历史进程和理论演进脉络，而且将法社会学理论与中国社会实践和本土经验相结合，分析转型中的中国问题，介绍中国本土的学术研究，以培养了解中国社会实际、适应社会建设需要的人才，发展属于中国自己的法社会学。这不仅是法社会学研究的基本目标，也是理论自觉学术主张的基本要求。
二、中国法社会学研究的本土化尝试
在学科属性上，法学和社会学都具有非常鲜明的本土性特征：法律作为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固然要反映本土的文化传统，社会学作为一门研究社会运行和基本规律的学科，也要反映我们所处时代的社会基本特征。与此相适应，法社会学的研究也应该具有本土性特征。作为文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法律文化同其他文化一样也反映了一国的民族精神和民族传统，根植于本民族的精神传统中的法律文化并不能毫无语境地适用于其他民族国家。因此，即使是在法律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在充分参考借鉴西方法律文化的基础上，中国法学以及法社会学的研究仍然要重视本国法律文化的培养和本国法律传统的影响，立足于本国的法律文本和法律实践，依靠本土学者基于学术的本土性所养成的对中国问题的独特敏感性，解释中国的社会现象，分析中国的社会事件，从而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
基于此种认识，《法社会学教程》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在于其非常鲜明的本土面向和非常强烈的实践色彩。法社会学作为法学与社会学的交叉学科，有两个研究取向，一是规范分析，法学界通常采取这种研究取向；二是实证分析，社会学界主要采取这种研究取向。法学教育界从20世纪80年代即开设“法社会学”本科教程，成果颇丰。但是，社会学教育界直到本世纪初才开始关注法社会学课程的建设，且成果寥寥无几。《法社会学教程》作为社会学界唯一的一本法社会学教材，在编写体例和内容安排上都有匠心独具的一面。在第一编“理论脉络与研究方法”部分，主要从学术梳理的角度介绍了法社会学的基本概括和理论发展史。法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有其自身的概念体系理和论脉络，也有其特有的基本研究方法。从学术发展史角度来厘清法社会学的基本发展历程，对于法社会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在第二编“法律运行与法律秩序”部分，主要介绍了法律运行是一个综合性的过程，其结果是希望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通过法律运行达成社会秩序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基本选择。在社会秩序形成过程中，影响法律运行的因素很多，编者这里选取了对于我国社会发展与法治建设具有基础性作用的若干个重要因素来综合探讨法律运行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复杂关系。在第三编“社会转型与法治建设”部分，主要研究社会转型时期，在中国法治建设过程中产生的、与中国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本土性、现实性问题，通过对这些具体问题的研究，试图从不同的侧面揭示社会转型与法治建设之间的复杂性，为我们全面厘清社会转型与法治建设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理论支持。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法社会学教程》的本土性特征非常明显，是编者有意识地运用理论自觉学术主张，对法社会学研究进行高屋建瓴的指导的一个必然结果。
三、创建中国的法社会学学说
当今世界法社会学学说缤纷，学派繁多，观点各异，但是都以其对法社会学发展所起到的独特贡献而在法社会学上史上留下辉煌的一页。相比较于西方成熟而繁多的法社会学流派，中国的法社会学还处于起步阶段。虽然中国的法社会学研究相对比较薄弱，但这并不妨碍中国的学人为中国自己的法社会学发展做出积极的尝试和有意义的探索。《法社会学教程》就是编者为了探寻中国法社会学发展所进行的一次尝试，其最大贡献在于为中国法社会学学说的发展和中国的法社会学流派的形成进行了本土性的探索。由于历史的原因，现代社会科学理论都发端于西方社会，中国本土的法社会学学说几付阙如。提炼中国的法社会学学说，构建中国的法社会学学派就成为法社会学者的当务之急。而要想形成中国的法社会学学说，就需要中国学者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特点，将中国的法社会学理论与中国的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国现代法治化建设，并非是一个简单的颁布法律、法规，构建一个完善的法律体系的过程，而是一个重建社会秩序的复杂过程”[3]。在中国的法社会学理论与法社会学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国法社会学学说的产生才有可能成为现实，中国法社会学流派的诞生才能提上日程。
关键词 图书馆学理论创新 供给侧改革 问题意识 光明网
分类号 G250
DOI 10.16810/ki.1672-514X.2017.02.009
Abstract Guangming Net is “one of a few keys” in the mainstream media， and its “theory” and “academic” column is a sample of the Chines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status. Based on this column， this paper comes to a conclusion that the library scienc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needs the supply side reform， and the supply side reform boosters the ascension of the problem consciousness quality.
Keywords Library scienc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Supply side reform. Problem consciousness. Guangming Net.
0 引言
“光明网”与“人民网”“新华网”等一样，都是中国社会科学主流媒体中的“关键”媒体，其中，备受中国人文学界与社会科学界（学界也称之为人文社会科学界）关注的两个专栏“理论”与“学术”具有三大特点：①具有强大的思想力量，是中国人文界与社会科学界最坚强的思想阵地。②具有强大的学术力量，代表中国人文界与社会科学界最高的学术水平。③具有强大的技术力量，依托“母媒体”强大的技术力量。所以，它们可作为考察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状况的优质样本[1]。这两个专栏对图书馆学中的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研究起着学术“标杆”“旗帜”与“灯塔”的作用。
在当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供给侧改革”时代，“光明网的精神”就是人文社会科学供给侧改革的精神，是图书馆学中的人文学与社会学研究者的精神支柱。通过对“光明网”创新理论文章的阅读分析、比对以及数据处理，我们认为图书馆学中的人文学与社会学理论创新的关键在于以下几个方面：（1）领会“关键”媒体的精神，即图书馆学“领头羊”要有供给侧改革的学术思想准备与实践：图书馆学必须经历供给侧改革的洗礼。（2）图书馆学中的人文学与社会学理论创新的供给侧改革，诸如制度建设、大学教育、人才培养、理论宣传、研究课题动向的把握与评价体系的跟进，将大有作为，并给图书馆学界的“把关人”“关键少数”以及一般的理论研究者提出“精准”的要求，不会给太多试错机会，否则，必定带来社会争议，如“试座惹争议”[2]。因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工作面临着公众的监督，不能给以太多“试水”，要有“精准”设计。（3）图书馆学供给侧改革过程中对图书馆学中的人文学与社会学研究者最大的“刺激”是：问题意识的品质必须提升。这不仅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而且是图书馆学中的问题意识品质提升，进行图书馆学供给侧改革的终极目的之一。问题意识品质是图书馆学中的人文学与社会学研究的“形上概念”。图书馆学界应抓住这个机会，真正起到引领“问题意识品质提升”的关键作用。
1 图书馆学理论创新必须经历供给侧改革的洗礼
理论创新只能保持一定范围与一定时间内的“自由张力”，但不能大范围或长期处在“无序”“自由”钐。任何“学术民主”“学术自由”“学术争鸣”“学术试错”要基于一定的限度与原则。在这个限度与原则下，任何一个学科很难弃绝它的传统，很难抛弃固有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式是一把双刃剑，其中包含着宝贵的文化传统，也隐含着束缚人民心智手脚的陈规陋习。
当今的图书馆人处在大数据时代，面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时代格局，面对着“不确定的世界”，面对着社会群体对图书馆学界提出的“精准”要求，当今的图书馆学界在时代的洪流下同样面临着供给侧改革的挑战，图书馆学理论创新的供给侧改革也必然是时代的选择，经历供给侧改革的洗礼。
当前图书馆学需要更加灵活，更加紧扣时代主题，更能反映社会需求，在学术经营上更加高效。在这种情况下，图书馆学不可以“按兵不动”或沿袭以前的习惯与传统。如果当今的图书馆学界还把主要精力放在论述诸如“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等问题上，在供给侧方面不作为，图书馆学界仍将在“黑暗中徘徊”，仍将守持着陈规陋习。如果图书馆学不进行供给侧改革，进行问题意识品质的提升，几代图书馆学人为之奋斗的神圣使命将无法在短期内有效提升，图书馆学科只能停留于“自生与自灭”的状态，甚至停留在“落后”的状态，或者走向“反方向”。
2 图书馆学理论创新的供给侧改革的学术追求
供给侧改革的目的是占领图书馆学的“制高点”，抓准图书馆学的发展方向。图书馆学供给侧不改革，图书馆学科将付出沉重的“机会成本”。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成本中，图书馆学利益诉求这一“机会成本”是图书馆学发展最大的成本。图书馆学理论创新的供给侧改革的追求目标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在“互联网+”时代，探讨图书馆学存在与发展的合法性。我们需要论证的是站在人类发展的高度上，阐述在网络时代、社会转型期，社会更需要图书馆学这把“交椅”。在理论创新研究中强调中国图书馆学的存在与发展是历史与现实的必然选择。图书馆学合法性的进一步证明包括图书馆学在“互联网+”“大数据”“社会转型期”“业务外包”时代的逻辑支撑、发展价值、新境界开拓等的问题探讨、逻辑与实践证明。在当下或未来，中国图书馆学界需要把图书馆学的“责任田”耕好，需要论证“去图书馆学学科化”的危害，并坚决与“去图书馆学”作斗争。
（2）在社会转型期，增强图书馆学的合法性资源。我们需要探讨在大学教育、期刊建设、理论实践等方面增强图书馆学资源的必要性，大力培养理论创新性人才和图书馆网络管理人才，从“做大做强”图书馆事业的角度出发，增强图书馆发展趋势前瞻性的探讨。
（3）增强图书馆学的社会性作用，以得到社会认同。图书馆学界要厚植于中国国情，汇聚磅礴的力量，重视图书馆学在社会各界的学术话语权，增强公信力，加大学术关注度，让全社会认可图书馆学的专业人才。“图书馆学界要事半功倍地讲好图书馆故事”，把图书馆事业这个“蛋糕”做大，让人民群众普遍尝到图书馆服务于社会的“甜头”，增强图书馆学创新理论指导图书馆服务工作的成就感，这样才能在公共图书馆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让普通公民增强汲取文化的获得感。
当前图书馆学供给侧改革的攻坚点在于：（1）不断推动本学科的理论创新，完善理论创新体系。（2）结合时代背景，加强图书馆学科的专业特色建设。（3）推动理论话语权到传播话语权以及教材话语权到课堂话语权的转化。这三个方面是图书馆学中的问题意识品质提升的“剑指”。图书馆学界并非无事可做，相反任重道远。要从理论到实践论证“去图书馆学学科化”行不通，在社会转型期中探讨图书馆学存在意义、学术资源丰富以及如何提高公信力、话语权等问题。这三个方面的“反方向”最大的危害就是，图书馆学界失去发展机会，其中最大损失就是，图书馆学界失去问题意识品质提升的机会，俗称“找不着北”。
3 中国图书馆学理论创新过程不可能走出“独立行情”
要坚决反对意识形态的泛化与过度化现象再度发生。在图书馆学中，有的专业领域与意识形态存在直接关系。有的离技术较近，渴望汲取西方优秀的科学技术知识的精髓。虽然西方的人文学与社会学成果不能“一棍子打死”，但也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要做好甄别、批判与消化工作。事实证明，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的发展离不开西方图书馆学理论，比如公共图书馆学理论、大数据处理技术，等等。但这些成绩远远不够，我们需要超越、发展，尤其要在人文学与社会学主体领域多下功夫。
但作为人文学科、社会学科与科学技术学科“混合体”的图书馆学理论，其主体实质上是社会科学，不存在绝对自由。理论创新一刻也离不开理论思维，人文社会科学不存在“要不要把握政治方向问题”，存在的只是“政治方向是否正确问题”[3]。
中国社会科学的当今状况可以用“命运共同体”进行概括，是所有中国社会科学学科的真实与客观的写照（见表一）。所有社会科学在“命运共同体”中都要“一荣俱荣”，中国图书馆学人难以逃脱这一“宿命”。
为了研究问题方便，人们通常把科研队伍分类、社会科学类、科学技术类三类。从学科性质角度看，中国图书馆学的主体是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图书馆学研究的对象是“问题集”。本文着重探讨图书馆学界中人文社会科学类的问题。在这里和其它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一样也必须探讨生存与发展问题，比如学科是这样[4]，经济学、历史学、史学也是这样。在这个“命运共同体”中，图书馆学的社会科学类问题不可能走出“独立行情”，不可能与其它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脱轨”，比如图书馆学不能与政治学、经济学“脱轨”。我们必须把它放到整个社会科学大环境中去考察。
4 没有“压舱石”的图书馆学理论研究注定要消亡
图书馆学中的人文研究与社会研究的“压舱石”，是图书馆学需要遵循的根本原则。这一“压舱石”的基本原理，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对立统一规律。它的灵魂就是问题意识、领域研究意识、实践意识、创新意识等等[5]。
首先，没有“压舱石”的图书馆学中的人文研究与社会研究，注定要做“时尚的囚徒”。从总的趋势与发展来看，中国图书馆学取得了辉煌成绩，但也存在阶段性问题，甚至存在很严重的极端性问题。“真理掌握在大多数人手里”，这句话从人类历史长河的发展过程来看是对的，但要实现这一目标要有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某个时期，图书馆学如同其它人文社会科学一样，出现了“信马难，行马更难”的阶段性现象。在某个时段，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思想有更多机会进行“渗透”。用“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来形容当今图书馆学某个时段的现状一点也不为过，比如，在整理图书馆学中的学派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图书馆学中的学派重大成果较少[1]。基于光明网“理论专栏”与“学术专栏”的阅读分析，笔者认为，从学术研究行为角度来看，靠“粘贴”“嵌入”“偷运”的模式发展图书馆学理论的研究方向必然走向末路。这些错误的思想包括：不认为是图书馆学理论学派的指导思想；否认图书馆学理论思维的价值。
其次，没有创新的图书馆学没有前途可言，没有“压舱石”的图书馆学注定要消亡，就容易做“时尚的囚徒”。这些时尚的“囚徒”包括：（1）西方人文主义的“囚徒”。例如，有的学者做了库恩“世界三”的囚徒，认为“世界三可作为图书馆学的哲学思想”，妄想用“信息”概念的“奇异性”与“歧义性”来对抗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x；有的学者做了西方“人权”“女权”“平等”学术思想的奴隶，用这些概念来诠释与指导当今图书馆事业，“创新”出“自由图书馆学”。这些时髦的学说在某些时段很有市场。有的学者“中毒”西方人文思想太深，对中国的图书馆学中的人文和社会科学持“悲观论”。（2）西方科学主义思想的“囚徒”。有的学者认为，科学技术能解决图书馆学所有的问题。作为过程的技术很有必要，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但如果不顾自己的研究领域，不做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强调中国图书馆学“精确”“数字化”“量化”，过一段时间，那些靠“记忆”与“师傅带徒弟”的图书馆学研究领域将因学术体制问题而面临着消亡，比如古籍整理专业。（3）的“囚徒”。我们不能用“电子阅览室的消亡”来否定电子阅览室的历史功绩。（4）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囚徒”。这些理论看似时髦，但往往因为“割裂”与“孤立”的看问题，注定包含着不为图书馆事业的实践所接受的一些错误认识。
在“网络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公共体中”，仍将是图书馆学的“压舱石”，也是我们前进的动力和源泉。
6 供给侧改革能够助推图书馆学中的问题意识品质的提升
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都需要“供给侧思维”，“供给侧改革”既是一种方法，又是一种思维和理论。中国图书馆学中的人文学与社会学研究仅仅有理论创新是不够的，还需方法论的创新。“供给侧改革”为图书馆学方法论创新注入了新鲜血液。
综述上文的分析，中国图书馆学中的人文学与社会学的主流思想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对立统一规律。基于这样的认知，那么，可以认为图书馆学中的问题意识品质的提升要达到两个显著的标志：一是贯彻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的主流学术思想灵魂，并具有时代意识、问题意识、领域研究意识、创新意识与实践意识；二是丰富图书馆学中的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发展的学术流变史，并全面提升学术思想层面的品质，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提高理论与本土实践的创新水平，强化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 1 ] 张瑜.《新华文摘》关注的图书馆学学派分析[J].图书情报知识，2015（6）：98-108.
[ 2 ] 李攀.南京大学图书馆“试水”微信预约选座惹争议[N].中国青年报，2016-04-17（2）.
[ 3 ] 高校理论学科建设取得新进展：《高校理论学科发展报告（2013）》摘要[N].光明日报，2014-12-08（11）.
一、知识社会学的发端与形成
启蒙运动将人类整个知识体系划分为两种形态：一类是纯粹知识，即科学技术知识，它具有不受社会因素影响，不受历史条件制约的普遍一致性特点；另一类是非纯粹知识，是受社会因素影响和历史条件制约的知识。随着世界科学中心向德国转移，以培根和笛卡儿为代表的科学主义价值观以前所未有的势态迅速移向德国，自然科学知识的优越性亦与日俱增。
“知识社会学”一词源于德文，为哲学及社会学大师舍勒（M·Scheler）所首创。“知识社会学”的先驱是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几位大师。首先应该追溯的是马克思。他认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社会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2版，第2卷，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意识的存在方式，以及对意识说来某个东西的存在方式，这就是知识。知识是意识的唯一行动。……知识是意识的唯一的、对象性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1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显然，马克思的这一表述是“知识社会决定论”的由来。著名知识社会学家赫克曼（S·J·Hekeman）对此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马克思为知识社会学给出一条基本原理，即所有知识都是由社会决定的。马克思甚至认为，即使是自然科学知识也是由社会目标决定的。不过，此时的马克思意在强调社会需求因素对自然科学知识的影响。恩格斯认为，在特定条件下，自然科学知识也要借助于社会及历史因素来解释。这一思想进一步丰富了知识社会学理论，以至于著名科学社会学家默顿（R·K·Merton）给出了这样的评价：是知识社会学的风暴中心。在知识社会学理论发展中，狄尔泰强调知识的社会决定作用与环境制约性，韦伯在沿袭马克思“社会决定论”的基础上又补充了精神因素的历史作用，认为社会存在是各种因素整合的产物，当诉诸社会因素对有关知识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时，应积极诉诸精神因素。
不论是实证主义者还是人文主义者，都对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知识二分法”思想加以默认。二者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该不该将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照搬到社会科学中来。由于这场争论关系到两种知识形态的孰优孰劣，两种文化的直接冲突，甚至一种文化歧视另一种文化，或用一种文化规范另一种文化的重大问题，故而争论此起彼伏，自知识社会学发端以来就一直存在着。
20世纪初，知识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具雏形，并形成三大学派，它们分别是：“德意志社会学—哲学学派”、“法兰西迪尔凯姆学派”和“美国芝加哥学派”。从进化论视角看，最有意义的是德国学派，它是知识社会学的源头，对知识社会学有着特殊的贡献。继马克思之后，韦伯广泛研究了知识与社会文化因素的互动关系，认为社会、文化等因素决定知识的内容，反过来，知识的内容也影响社会和文化。狄尔泰则从认识论视角，用解释学理论解释产生知识的“客观因素”。对知识社会学的形成与发展作出长期努力的是该学派的舍勒。舍勒受的影响，超越了实证主义的传统思维方式，在社会存在与意识的互动关系基础上，认为科学的世界观并不能唯一逼真地描述“绝对客体”。但和单向的社会决定论不同的是，他认为绝对客体的实在范畴基于信念而非物质因素。舍勒试图用绝对主义因素解决相对主义问题，同时又保留“知识二分法”及“知识的社会决定论”，这显然是矛盾的。不过，舍勒的最大功绩在于：他能够洞察出科学家对绝对真理的寻求在本质上只不过是一种表象而已。从当代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观点来看，他的突出贡献在于：他对自然科学知识的至尊地位提出了挑战，对两种文化之间的歧视现象表示出强烈不满。这为日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基础。“法兰西迪尔凯姆学派”深受狄德罗思想的影响，在坚持“知识二分法”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尝试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去研究知识的社会决定，他们的着眼点放在知识的起源和概念的演化上，他们的知识社会学又叫“知识发生学”。“美国芝加哥学派”因语言和地理上的障碍而循着自身的路径发展，该学派在遵循实证主义原则的同时，注重考察社会心理对知识形成的重大影响，故被称为“社会心理学学派”。
二、知识社会学的成熟及存在的问题
舍勒虽然为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发展作出了不懈努力，但他的著作很晚才被译成英文。语言的障碍阻止了他的思想传播及影响范围的扩大。今天我们谈论的知识社会学，就其成熟形态而言，是曼海姆的而不是舍勒的知识社会学。
曼海姆的著作于30年代就被陆续译成英文，其影响波及欧美，知识社会学中心亦随之转向英美。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也源于马克思的“社会决定论”。他强调了知识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试图用因果链将知识与外部世界联结起来，认为知识就其发生学意义而言，不仅取决于人们的社会地位、身份及阶级利益，而且根植于特定的文化类型之中。曼海姆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接近韦伯和狄尔泰，主张社会科学应具有属于自己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认为解释学是研究社会科学的有效工具，而不必强求使用自然科学方法。
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理论有两个优点：其一是他的提法接近于“反身性原则”，即在知识的社会学考察中，无论是观察者还是被观察者都必须服从社会学家的考察；其二是他表明了构成知识信念的是社会而非个人，主张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重心应该放在社会环境中而不是限于个人的思想，个人是不可能从他自身的经历中形成世界观的，知识是群体互动和社会协商的产物。曼海姆曾试图突破传统的知识划界，打破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长期对峙的局面而代之以相对主义的面孔。用当代科学社会学家马尔凯（M·Mulkey）的话说，曼海姆的相对主义研究纲领接近于科学哲学的后库恩研究，他能克制自己对自然科学知识普遍一致性的盲从。此点在实证主义思潮占据统治地位时期是极其难能可贵的。曼海姆因其相对主义态度而受到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两面夹击，他也承认社会看起来不仅决定人们的观念而且决定人们的思想内容，包括数学思想内容以及至少有那么一部分自然科学思想内容。总之，曼海姆知识社会学有向自然科学领地进行边际扩展的倾向，但其思想仍囿于“知识二分法”传统之中。
30年代后期知识社会学又分化为若干分支，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分支，一是集中探讨日常知识的社会根源，它导源于现象学传统；二是考察知识与外部社会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它沿袭解释学研究传统。至于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实证主义研究传统在这两个分支中均有程度不同的体现，其中，现象学传统的代表人物舒尔茨受胡塞尔现象学思想影响，他的目标是要为知识社会学研究注入新的研究方法，即社会现象学方法，旨在解释知识的意义构成及充当知识生产之实在的社会建构。此后，知识社会学的发展围绕着这两个分支又形成了实证主义和唯物主义两大阵营，前者倾向于将自然科学知识从社会决定论中分离出来；后者通常被称为“新”，它进一步揭示了社会对知识的决定作用，并将这些知识同其赖以产生的物质存在方式加以对照。这两个阵营分别在美国和英国找到了各自的归宿，美国是实证主义阵地，英国是“新”阵地，前者强调个人因素和历史方法论，后者强调社会因素和环境制约作用。
总之，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的确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留下的问题也不少，首先是两类知识的划界是否合理？划界的标准是否成立？科学知识该不该享有特权？其次是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的歧视现象该不该消除？科学知识该不该免予社会学研究？所有这些问题均留待人们进一步思考。
三、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
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留下的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它们不仅为社会学家所探讨，而且也为哲学家所思考。晚年的维特根斯坦开始对自然科学知识享有免予社会学研究的特权提出异议，认为科学知识也有其限度，也应该被视为一种文化现象。他进一步指出，知识就其本性而言是社会的，我们与他人互动、加入其他群体不能归于偶然因素，他人与群体是我们认知过程的具体语境，它构成了我们知识信念及知识的全部内容。按此线索，维特根斯坦为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奠定了认识论基础，他明确表示了对科学知识普遍一致性的怀疑，这种态度直接危及两类知识的划界标准。他还认为，在科学文化的早期进化阶段，任何信念只要得到社会的认同都可能被人们视为真理而加以接受。正如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布鲁尔所言，维特根斯坦无论是对一般事物的刻画，还是对科学家的悉心描述，甚至对数学家论据的分析，均渗透着社会学特征。
哈贝马斯的批评也极有分量。他试图确立这样的事实：自然科学知识只是知识体系中的一种形态而已，它的存在是为了满足人类某方面利益的需要，人们在发展这种知识时不可能不渗透利益因素。哈贝马斯的意图在于：他想借助对科学知识的利益解释来否定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中的感情中立假设，而这对于奉行培根主义的科学始于观察，经验事实是建立在客观观察基础之上，科学理论又是建立在经验事实基础之上的归纳方法来说是致命的一击。此外，他还强调解释学和批判的重要性，认为认知主体不可能是被动地、无情感地面对客体，而是有目的地作用于客体，人类的利益动机才是维系科学活动的根本动力。
以上几位大师虽有怀疑主义的批判精神，有启发人们对传统知识社会学遗留下来的问题积极思考的导向作用，但真正实践并致力于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是爱丁堡学派。他们在广泛吸收舍勒思想和马克思思想的基础上，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领域做了大量工作。他们一方面通过批判曼海姆知识社会学，尤其是传统的知识划界标准来达到对自然科学和数学等领域知识体系进行社会学考察；同时，他们否认真理的一致性，以超越理性的标准来证明各种理论体系不仅会产生出各自合理合法的论据，而且还会产生出各自合理合法的标准。而另一方面，他们又广泛汲取当代科学哲学思想尤其是库恩的思想，坚信经验知识是渗透着理论的，而理论又受制于科学共同体所尊奉的特定范式。独立于理论的经验知识是无意义的，所谓的客观观察、感情中立等原则在经验知识生产实践中是很难贯彻到底的。既然如此，“传统二分法”也就失去了认识论基础。由此可见，库恩的历史—相对主义思想为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打开了哲学上的缺口。
布鲁尔为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制定了“强纲领”，他认为所有知识，不论是经验科学知识，还是数学知识，都应该进行彻底研究，没有什么限制固存于科学知识本身的绝对的、先验的或真理的、客观性的本质之中。“强纲领”的主要内容包括：1.因果性。科学知识社会学注意研究信念及知识所处的不同条件和产生的原因。2.公正性。公平地对待真的与伪的、理性的与非理性的、成功的与失败的信念，两方面都要解释。3.对称性。解释的方式是对称的。4.反身性。它的解释同样适用于社会学本身。布鲁尔的上述思想至少从认识论意义上回答了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留下来的全部问题。
巴恩斯则从解释学维度积极建构其“利益模型”，认为传统知识社会学将数学及自然科学知识拒之于门外是错误的，科学知识也应置于社会学研究之下，服从社会学因果分析。巴恩斯进一步指出，科学知识的产生过程只能用一种方式来解释：要么作为默祷的产物，这就是无私利性的个人被动面对实在的产物，如笛卡儿主义者所理解的，科学家头脑应脱离科学家本人的情感、生活方式、信念之类的主观因素去观察世界；要么是在特定环境中为具有特殊技巧、特定利益的个人或群体所生产。巴恩斯主张后者，他认为科学理论的评价和接受与否也是在科学家个人偏爱及群体利益追求中得以进行的，科学知识本质上是在个人偏爱与群体利益相协商的基础上形成的社会产品，是在特定群体利益，有时是在民族利益驱动下得以建构的社会产品。
巴斯卡也积极从事建立科学知识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工作。与布鲁尔、巴恩斯有所不同的是，他主张方法论上的相对主义，即对两类知识的划界标准作相对主义理解，既达到对传统的“知识二分法”的批判，又兼顾自然科学知识的特殊性。至此，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终于有了自己的概念基础和理论构架。在该学派的长期努力下，终于实现了由传统知识社会学向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历史性转变。
主要参考文献：
1B·Berger,G·Lucman.SocialConstrutionofReality.1sted.London:landonInc,1967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2版．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1版．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R·K·Merton.SocialTheory&SocialStructure.1sted.Springfield:IllinoisUniversityPress,1949
5J·K·特纳．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中文1版．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
论文摘要:阐述了安东尼·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的针对性，认为他的结构化理论是他的“双重解释学”的具体运用，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是其结构化理论所要给出的最终答案之一。吉登斯的理论缺乏某种系统性，给人的印象是众多概念的堆积，这些概念所形成的命题没有内在的必然性。他赋予了“结构”及“结构化”概念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含义，但没有说明这两个概念在内容与形式方面何以能够统一。
英国当代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可以说是一位划时代的社会学理论家。他提出的结构化理论，启发人们从新的视角来审视个人与社会、能动与结构之关系，在社会学研究中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在社会学发展史上，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主要有两种相互对立的取向，即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吉登斯不满于传统社会学流派对上述关系的割裂，认为在生活世界中社会系统与个体行动是非常自然地结合在一起并形成互动，在社会学理论中不应将它们割裂开来。
一、结构化理论的针对性
要认识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必须首先了解他的“双重解释学”。“双重解释学”是吉登斯关于社会学元理论问题的一种表述，其基本涵义是:社会科学观察者必须从解释学角度掌握生活的各种描述，然后将这些描述转化成社会科学的话语范畴，这些话语范畴同时也为普通的行动者解释与掌握，并重新纳人到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中。
吉登斯深刻地探讨了作为结构化理论前提的社会学元理论的核心问题，即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性，批判了社会学中从孔德到涂尔干等人形成的“自然主义”和“功能主义”倾向，在解决生活世界与社会科学专业性世界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科学的基本性质与任务等问题上，提出了“双重解释学”。以此为出发点，通过广泛的批判、借鉴其他社会学流派以及心理学、历史学、地理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形成了他的结构化理论。“双重解释学”划清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本质差异，指明了社会科学的实践内涵及与日常生活世界的紧密的互动关系。
与自然科学的“技术性”应用比较起来，社会科学的发现似乎只具有较少的原创性。但吉登斯认为，这并不能说明社会科学较之于自然科学不重要，相反，正是因为社会科学具有本质上的实践性品格，所以它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某种持续不断的过程，因为它参与到了社会生活的反复不断的建构过程中。比如没有社会科学“主权”、“民主”等现代概念，现代国家是无法想象的。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针对社会学传统中的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努力实现二者的统一。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或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是传统社会学理论中两个相互对立的方法论研究取向。秉承孔德“社会物理学”研究理路，迪尔凯姆认为，社会学应当而且能够像自然科学那样研究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他称这样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为“社会事实”(socialfact)。在迪尔凯姆看来，“社会事实”具有客观性、强制性以及社会性。而在吉登斯看来，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及其理论传统，对社会学来说本身就是错误的，它们仅仅是哲学二元论思维方式在社会学领域里的一种深层反映。因此，这样的社会学方法论必然无法解释、说明和把握社会的真实结构，必须用一种新的社会学理论去超越上述方法论的对立。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也是针对帕森斯、墨顿等人的功能主义社会学方法论的。他试图努力打破功能主义神话，在关注社会宏观结构中实现宏观与微观的有机整合。其实，针对社会学方法论中的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二元论研究倾向，很多社会学家表示出越来越多的不满，试图用一种新的理论统一社会学二元论。同时，社会变迁的现实也需要对传统社会学方法论进行变革。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也针对“二战”以后欧美各国社会变迁的实际。他试图超越“左”和“右”，寻求社会变迁的“第三条道路”，以真正实现现代性的自我认同。与哲学方法论所追求的形而上学不同，社会学始终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注重“经世致用”。因此，社会发展道路、社会发展模式以及社会发展动力等社会发展问题也就成了社会学关注的对象。
二、概念建构和理论批判的结果
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将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等领域的成果融合起来，构建了一些具有一定解释力的概念，并在对社会学理论内部的各派理论进行大清理的基础上形成了他的结构化理论。这一过程与他的“双重解释学”思想是有内在呼应的。
吉登斯提出了结构的二重性，进一步阐明了结构和人的能动之间的互相生成的关系。结构，一方面是人类行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人类行动的中介。在这种社会实践之中，结构实现了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这就是所谓的结构化。因此，结构并不是对人的行动的一种制约，它更多的表现为某种使动性。可以看出，吉登斯是试图重新界定结构的概念，以“二元化”来代替“二元对立”，以实现社会学方法论中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统一。 吉登斯认为，个人所生活的社会本身是丰富多彩的，其中既有社会从宏观结构层面上对个体的制约，也有个体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这两者相互统一于社会有机体中。她主张抛弃个体与社会的二元论，因此行动就必定是一个核心概念。更重要的是，行动不仅仅是个体的特性，也是社会组织或集体生活的要素。吉登斯认为:“在社会研究里，结构指的是使社会系统中的时空‘束集’在一起的那些结构化特性，正是这些特性，使得千差万别的时空跨度中存在着相当类似的社会实践，并赋予创门以‘系统性’的形式。”这样一来，吉登斯就将这样两对关系化约为一对关系—社会结构与个体行动的关系，并试图在这二者之间实现架通。他主张用结构二重性代替二元论。认为行动者和结构二者的构成过程并不是彼此独立的两个既定现象系列，即某种二元论，而是体现着一种二重性。由此，吉登斯逐渐开始撩起他结构化理论的神秘面纱。他承认结构在整体上对作为个人存在的社会行动者及其行动具有某种“强制性”和某种意义上的不可选择性，但却不像涂尔干那样，强调前者对后者具有决定性的制约作用;他承认无论思考多么宏观复杂的社会问题，都要对主体以及主体的能动性有精微确切的理解，但却不像许多解释社会学家一样，一味强调个人是社会的惟一构成要素，埋头于人的具体行为、动机而不顾整个社会系统的反应。他坚持认为在社会理论中“结构”是一个必须的概念，但他关于这个概念的观点与英美功能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中的结构概念不同。英美功能主义中的“结构”概念是作为一个“描述性”术语出现的，法国结构主义是以还原的方式来使用这个概念的。他认为“结构”概念的这两种使用方法将导致从概念上模糊能动的主体。
吉登斯认为，不应该将行动看作是分散的实体。理性、动机和意图等，不是互不联系的单个行为的总和，而是一种不间断的行动流，一个我们不断地加以监控和理性化的过程。反思性指“持续发生的社会流受到监控的特征”，反思性展示了实践将能动者与结构、主体与客体联结起来的过程。人的行动是有意图的，但结果却并非是完全可以预期的，意外后果也是行动的结果。而正是存在着意外后果，才使得社会的再生产与系统的再生产有了存在的意义，保证了社会与系统生产的非复制性，同时也可以解释人类历史不断演进与社会的变迁。因此“能动行为”和“行动”的问题就在吉登斯的整个分析中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所谓社会再生产，主要指的是行动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即双方都在场的交互作用;系统再生产则是群体和群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吉登斯希望用这两者来化解微观和宏观的对立。系统整合的机制是以社会整合的机制为前提的，时空的伸延与扩展将二者联结起来。
在吉登斯看来，社会整合主要指的是行动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即双方都在场的交互作用，也就是面对面的互动，而系统整合则是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交互作用。行动者具有反思能力，社会整合就是建立在行动者的反思性监控与互动的例行化、区域化的基础上的，行动的例行化与区域化保证了跨越时空条件下社会互动的有序完成。吉登斯认为.在前现代社会中，由于时空的有机统一以及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统一，使得系统整合从属于社会整合;而在现代性社会中，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社会交往活动的扩大化，产生了时空分离以及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民族国家的兴起。在吉登斯看来，宏观社会结构的力量使得系统整合成为可能。
总之，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是吉登斯结构化理论所要给出的最终答案之一，他的结构化理论的形成是他的“双重解释学”的具体运用，即用“敏感的”概念框架来解释社会世界，而不是寻找永不褪色的规则和定律。
关键词 范式 社会科学范式 范式结构
科学哲学历史主义学派认为，科学知识进步增长的基本单元不是具体理论，而是“一般理论”或“伟大的理论”。为此库恩在本世纪六十年代提出了“科学范式”的概念和思想，七十年代，拉卡托斯提出了“科学研究纳方法论”理论，劳丹提出了“研究传统”的概念。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主要研究对象是自然科学，但我认为，若奖“范式”的思想观点扩展至社会科学领域，它对于社会科学也同样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
科学进步和知识增长问题是现代科学哲学的重要主题。库恩认为科学进步是常规时期和革命时期交替出现的过程，其中核心的概念是科学范式。“范式”(Pardign)原意是指语法中词形的变化规则，可引伸为模式、模型、范例等意思。库恩对范式有许多解释。英国的玛斯特曼认为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至少以二十一种不同的意思在使用范式，这二十一种含义可分析为三种主要意思：(1)形而上学范式或元范式：范式是一种信念、一种有效的形而上学的思辩、一个新的观察方式、一个指引感觉本身的有条理的原则，是某种决定广大实际领域的东西等等。(2)社会学范式：范式是一个普遍承认的科学成就，象一个公认的法律判决等。(3)人工范式或工具范式：范式是教科书或经典著作，是一些供给的工具等等[1]。拉卡托斯认为，科学总是以研究纲领的形式向前发展。研究纲领由三部分组成：(1)“硬核”。“硬核”是相对稳定的，是作为研究纲领未来发展基础的最普遍的基本假设和基本原理；(2)保护带。硬核外部是柔韧多变的保护带，它是由各种辅助假设构成，遇到反常时可通过调整保护带以保护硬核；(3)方法论规则。包括反面助发现法和正面助发现法。反面助发现法告诉我们应当避免哪些研究途径，禁止将矛头对准硬核。正面助发现法体现长期研究方针，提示、暗示如何改变、发展该研究纲领的“可反驳”的保护带。正面助发现法还提出一个纲领，此纲领开列一系列模拟实在的越来越复杂的模型，科学家遵循这个模型进行研究。[2]劳丹在其《进步及其问题》一书中认为，每一门科学都有一部充满研究传统的历史。“一个研究传统就是这样一组普遍的假定，这些假定是关于一个研究领域中的实体和过程的假定，是关于在这个领域中研究问题和建构理论的适当方法的假定。”[3]
不仅自然科学存在科学范式，在社会科学领域，范式也是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过程的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和构成因素。美国社会学家D.P约翰逊认为：“社会学理论象任何其他科学的理论一样，它的巨大基础是未说明的假定。……这些假定包含社会学家对他们的主题的基本意象、他们用以描述和分析这一主题的概念选择、为调查而对具体问题的挑选以及在分析过程中所运用的策略。……也可包括理论家的基本价值前提。”[4]我们认为，所谓社会科学范式，是指隐含在社会科学基本理论体系和研究过程中，关于研究对象和研究活动的一组基本观念。这组基本观念包括：
[1].关于研究对象属性和作用过程的本体论社会历史观观念；
[2].关于如何认识和把握研究对象的认识论方法论观念；
[3].由[1]和[2]所影响决定的作为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出发点的最基本的理论假设；以及
[4].研究领域和理论的兴趣主题；
[5].（某些学科中的）基本政策纲领。
无论科学家是否承认或有没有意识到，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哲学思想和方法论观点对研究工作具有重大影响。虽然某些人宣称拒斥形而上学，然而实际上哲学从前门被赶出去又从后门或窗口偷运进来。社会科学领域存在着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基本研究范式，它们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两者在关于社会历史现象的基本性质以及认识论方法论观点上具有不同的信奉倾向。科学主义以实证哲学、经验主义为哲学基础，把人的认识局限于人的经验所及的领域。在认识论方法论上，受自然科学的强烈影响。他们认为社会历史现象与自然现象一样，具有一般性的普遍规律，社会科学的任务就是要运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即观察法、实验法和比较法等，从观察到的经验事实出发，描述社会现象的外部联系，研究和发现社会历史领域的普遍一般规律。人文主义研究范式以新康德主义、现象学、释义学等哲学思潮为理论基础，认为社会历史现象是人的主体精神的外化，是精神世界、价值世界。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是“一种个别的、……仅仅一度发生于一定时间内的事件。”与自然科学追求“普遍的定然判断”不同，社会科学的目标是“单称的实然判断”。因此，社会科学是运用“个别化方法”去研究对象。[5]狄尔泰把解释学方法扩展为社会科学的一般方法，韦伯则提出了“移情式领悟”的理解方法。如果说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立更多地表现为对自然与人的关系的不同认识，那么，与此相联系的方法论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争论则由主要反映在对人与社会关系的不同看法。方法论整体主义以新黑格尔主义为哲学基础，以迪尔凯姆客观社会学为代表。他们认为社会本身是一个整体结构和有机系统，它不能够还原为个人或以个人为单位的现象或活动。社会规定制约着个人的活动。一个社会事实只有通过与其他社会事实的整体联系才能得到解释。因此，他们主张应该通过社会的整体来研究社会的理论，对社会进行分析、研究的基本对象不是个体或个体现象，而是社会的法则、倾向和运动等等。他们强调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具有客观性，社会科学能发展客观规律进行科学预言。方法论个体主义受到霍布斯等“社会契约论”社会历史观的影响，以新康德主义为代表的人文主义思潮是其哲学基础，以韦伯的社会学理论为代表。他们认为社会个体的存在、活动必然先于、高于社会整体的存在和活动，这种个体及其属性又往往归属为某种特定的永恒不变的人性，所以，现代个体主义往往表现为心理主义。他们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单元是个人活动，而人的行为受动机支配，所以，应从主观动机、人的人性等着手去解释和分析社会历史现象，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等只具有从属意义，应从个人行为、个人心理动机出发去建构社会整体。两次大战以来，社会科学范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很主要的内容是研究方法论的变化，由以前的定性方法为主发展为定性定量方法相结合，由以前的分析归纳为主转变为走向系统综合研究。总之，本体论社会历史观和认识论方法论观念是社会科学范式的基本成份。
科学研究的基本任务是从感性认识中抽象出反映对象的本质和规律性的理性认识。著名物理学家海森堡谈到科学抽象时说：“抽象使我们能够从一种观点观察一个对象或一组对象，而抛开对象的所有其他特性。”[6]社会科学研究中，这种抽象过程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对研究对象提出一些最基本的理论假设，作为科学研究的出发点。符合科学条件和要求的假设条件，往往构成理论体系的基础和核心。一般地说，各种理论之间的区别往往是基本理论假设的区别，而新旧理论的更替也首先表现为基本理论假设的变化。例如，在经济学发展史上，亚当·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以经济自行调节、自动均衡等人们拥有完全知识能进行理性预期这些最基本的理论假设为基础的，而所谓经济学的凯恩斯革命，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摧毁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这些最基本的假设。对此西蒙说：“研究纲领的转变已成为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在经济学中，人们开始在更加广泛的领域里利用更为现实的（和心理的）假设，即承认人类理性的限度以及这个限度对人类经济行为的影响，以取代传统经济学中过于简单化的假设。”[7]在社会学领域，G.里茨尔认为社会学有三种基本范式：社会事实范式、社会定义范式和社会行为范式。而这些范式的区别的基础是基本的理论假设的不同。例如，功能理论和冲突理论的基本理论假设是认为社会与有机体一样，社会制度和过程都有它们的生命。而互动理论的基本假设不同，他们认为社会和社会现象是人们互动过程的产物。可见，最基本的理论假设是研究范式的重要因素。
社会科学的一个特点是“范式的多重性”或者说是存在着许多“不可完全通约的”范式。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研究者所持范式中上述[1][2][3]三方面的区别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研究者的着眼点和理论兴趣主题的不同。例如：在社会学理论中，社会现实包括个人层次、人际关系层次和社会结构层次等不同层面。不同的范式往往关注不同层面的社会现象。象征互动理论和交换理论主要关注人际关系层面的问题，而功能理论和冲突理论的兴趣主要放在社会结构层面的问题。在经济学领域，被一些西方学者称为“边际革命”的边际效用学派与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的重大区别，是研究重点或兴趣的转变。他们一反传统经济学着重研究供给（生产）的传统，转而注重研究经济现象的需求消费效用方面，主要研究经济主体在经济生活中的个人行为如个别的消费行为等。同样，在凯恩斯革命中，也包括研究主题的变化，从传统经济学视野中的个人、厂商的经济行为以及个别市场、个别商品的经济问题等微观分析，转变到全力考察整个国民经济的总体分析上，开创了宏观经济学。在历史学领域，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史上，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之所以“新”，重要原因在于他们突破封建传统史学以帝王将相为中心和以政治史为基干的研究主题，把史学研究领域扩大到人类生活和各个方面，特别是重点研究与现实生活联系更为密切的史学问题。英国著名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在论述本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世界史学研究范式的转变时，把研究兴趣的变化列为重要方面。[8]英国经济学家W.哈奇森分析社会科学革命构成因素时认为：“兴趣或研究重点的变化理所当然地也应该算做革命的一个构成部分。”[9]所以，范式应包含研究主题这一因素。
在一些应用性鲜明的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律学等学科中，理论研究往往与政策研究密切相关。理论研究为政策纲领提供理论支撑，而政策纲领的实践效果则检验其依据的理论学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布劳格认为：“大多数经济学说不仅是拉卡托斯意义上的科学研究纲领，而且也是政治行动纲领。”[10]例如凯恩斯经济理论。他在理论上否定了传统经济学，在经济政策上也坚决反对自古典学派以来一直信奉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大力鼓吹只有国家干预经济才能确保资本主义的生存和发展，提出了赤字财政、通货膨胀等具体经济政策。政策纲领是应用性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因素。所以，社会科学范式也包含基本政策纲领。由于社会科学范式包含政策纲领，这就给评价范式带来特殊困难。社会科学理论会影响人的意识和行动，特别是转化为政策纲领加以推行，其本身成为改变社会现象和运动进程的重要因素。仍以凯恩斯理论为例。两次大战后，凯恩斯经济理论和根据这一理论提出的政策纲领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经济政策，在整个社会推行，从而大大地改变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使得经济周期的频率和幅度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出现了象滞胀这样前所未有的现象。随着这种政策的宣传推行，公众对国家政策由开始时的毫无预期逐渐转变为理性预期，结果导致了凯恩斯理论和政策纲领的失败，公众和国家对经济学的需求发生了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凯恩斯理论本身虽不是唯一因素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正因为如此，在社会科学领域，有可能出现一个范式既是“进步”的科学范式又是“退步”的政策纲领，或者出现相反的情况，从而使得社会科学范式的评价更为复杂。
社会科学范式是上述五个方面按一定结构组成的有序整体。本体论观念和方法论观念是范式的核心，它们影响决定着其他因素，而理论假设、研究主题和政策纲领则体现着本体论和方法论思想，表征其特征。范式中本体论与方法论观念对基本理论假设具有更直接明显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例如，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式是以培根、霍布斯、洛克等人的唯物主义经验论为哲学基础，以伏尔泰、爱尔维修、边沁等人的“社会契约论”、“功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为理论基础。洛克从感觉论出发，认为经验的标准是欢乐和痛苦。爱尔维修宣称人的永恒不变的本性是趋乐避苦。在方法论上，他们受到方法论个体主义思想和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正是在这些观念的指导下，斯密、李嘉图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提出了作为他们经济理论基础的基本假设：无数自私自利的“经济人”，在一双无形的手的指挥下，从事着对整个社会有益的活动。斯密说：每个人“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的促进社会的利益。”[11]
范式中的基本理论假设，对研究主题具有更直接明显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基本理论假设规定了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的基本特征和逻辑起点，因而常常逻辑地包含着理论的主题和研究方向。例如，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无数个“经济人”的自私自利的活动构成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因此，他们的研究主题是个人、个别厂商的经济行为。凯恩斯认为人们不能完全预期经济现象，否定了供需自动平衡的伊森定律，由此出发，他自然要把研究视线投向国民经济的总体宏观问题。如前所述，社会学中功能理论、冲突理论与互动理论的基本理论假设不同，因而它们关注的问题也不同。互动理论从社会现象是人们互动的产物的基本假设出发，把理论视点集中在人与人的关系层次的问题。
政策纲领是以整个理论学说为基础，因而范式中其他四个因素对它都有影响作用。由于政策纲领与理论的具体观点内容联系紧密，而基本理论假设和研究主题对理论的具体内容观点有着直接的影响，因而，相对地说，基本假设和研究主题对政策纲领更具影响。以上分别对社会科学范式五个基本因素的相互关系作了分析。其实，在实际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中，范式的五个因素的相互联系、互为影响是错综复杂的，每一因素还受到其他条件比如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科学家的气质、个性等等的影响。因此，范式五个因素之间，不存在有什么样的本体论就一定采用某种方法论，而这种方法论又一定提出某种理论假设这样简单的推衍关系。
社会科学范式与具体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每种范式都与若干具体理论相联系。范式体现在存在于这些具体理论中，这些具体理论则说明或部分构成范式，例如：科学主义范式，在社会学中包括孔德的实证社会学、迪尔凯姆的功能理论、冲突理论等，在历史学包括结构主义史学理论、科学主义史学理论，在经济学中包括亚当·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绝大多数流派等等。范式对具体理论具有一系列作用。范式规范着具体理论的研究范围，指明哪些理论和问题是恰当的，哪些观点和问题是不恰当的等等；范式对建构具体理论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能为具体研究工作提供思路；范式对具体理论还具有辩护作用，从更高的层次说明具体理论的合理性，提供理论基础。范式的转换是社会科学理论演进的主要模式。
范式和具体理论也有区别。首先，两者的内容结构和表现形式不同。具体理论是由一系列相互联系并系统地加以陈述的命题所构成的系统，它既概括地描述和解释某些社会历史现象及其规律。在具体理论的各种载体（如理论论著）中，理论的具体内容被明确地详细加以表述和论证。而范式是由一组基本观念组成，它本身不是对具体社会历史现象的陈述和解释，在具体理论的载体中，这些观念常常没有被明确地加以陈述和讨论，而是作为科学共同体“理所当然”的自明公理而隐含在具体理论中。其次，两者的作用目标不同。具体理论对具体的社会历史现象问题的描述和解释，为人们认识、解决这些问题提供理论指导。因而，具体理论原则上是可以直接检验的。范式则不同，它不是对某些具体问题的解释，也不预测未来的经验现象。如上所述，它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对具体理论和研究工作的影响上。因此，一般不能用某些经验现象直接地检验范式。
综上所述，社会科学范式是由本体论社会观观念、认识论方法论观念、基本理论假设、研究主题和基本政策纲领等五个因素，按一定结构组成的整体，是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构成因素。 注：
[1][2]拉卡托斯等《批判与知识的增长》，华夏出版社，1987年10第1版第76—84页、第171—178页。
[3]拉里·劳丹《进步及其问题》，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第81页。
[4]D.P约翰逊《社会学理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2月第1版第61页。
[5]文德尔班《历史与自然科学》，见洪谦主编《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上海商务印书馆，1993年8月第1版第67—68页。
[6]转引自科普宁《认识论导论》，求实出版社，1982年第1版第209页。
[7]转引自W.哈奇森《经济学的革命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271页。
[8]参阅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第12—15页。
[9]同[7]第36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