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11 15:28:3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国画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郑昶；美术史；影响；史学研究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m充满动荡与变革，但是，那时学者们的思想却呈开放、百家争鸣之态，许多专著至今仍值得我们阅读。就艺术史领域，特别是美术史研究而言，传统的史学方法显然不能满足于现实的需要，他们根据国外先进治学方法彻底扭转了传统的史学观。就美术史研究而言，撰写美术史的方式开始改变，中国美术史撰写中开始出现西方美术史学理论。20世纪初，美术界出现“国粹派”和“革新派”两大阵营。其中，“革新派”中多数学者都有留学经历，主张借鉴西方史学模式进行美术史写作；“国粹派”则主张掌握足够的中国文献资料，以传统画学整理和编撰为主，以传统文人通文晓画为理念，以画学的自身规律为依据来编写美术史。郑午昌是“国粹派”中一员，他则主张根据历史前进的各种因素，对中国传统的史学进行改良，促进传统学术的自我发展。《中国画学全史》一书就是他该主张的主要体现。
民国十年，郑昶逐渐收集中国画学方面的文献资料。次年，在中华书局任职，与黄宾虹、许征白、黄霭农等人密切交往，使郑昶的绘画和绘画理论有了很大的进步，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画学全史》的内容。1926年，《中国画学全史》出版。在该书序言中，郑昶略说该书的编制：一、强调该书的范围为中国画学；二、该书的时代划分依据的的是艺术史的演变过程，根据文化史的演进，郑昶将中国画学史分为四期：唐代之前为实用时期，其中“三代秦汉”为礼教时期，三国至唐为宗教化时期，五代至清朝为文化时期。”在序中，他清楚的指出四期的划分并非绝对，各朝代之间是有所间接或直接的影响的，它们之间只是在各个时期有所凸显；三、将内容每章节内容分为概况、画迹、画家、画论四部分；四、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文章后面加了四格附录。历史学家傅斯年将史料分为直接史料和简接史料两种。郑昶在该书中的史料多数采用直接史料，将美术史的内在线索和规律进行系统整理与归纳，使《中国画学全史》不仅继承了中国古代画学的叙述模式，又有别于该书之前出版任何一部中国画学著作。
在用西方“科学“去否定传统史学的时代背景下，郑昶坚持采用传统史学编撰模式，耐心收集传统文献资料，系统有序的地将中国画学全史呈现在读者面前，《中国画学全史》的价值可见一斑。《中国画学全史》值得现今美术史撰写研究借鉴有以下几方面：
一、采用统计学、图表法的编撰方法
采用统计学、图表法的编撰方法是郑午昌《中国画学全史》的重要特点。首先，该书后面的四个附录，相对详细和系统地通过对绘画史文献的整理，将中国绘画发展的过程展现在读者面前，以便读者清晰明确的了解绘画史。其次，郑昶运用大量的统计，使读者直观了解中国绘画的演进过程和发展规律。并通过相关数据变化的统计，使读者清晰掌握中国画的种类、画家和地域之间的联系如在书中，他用数字比例的形式列出《历代画家的百分比》；《历代各种绘画盛衰比例表》则是根据绘画门类的差别，将历代的绘画种类的比例用数据的形式列出的。最后，郑昶采用了图表法，弥补文字表达的不足，使叙述变得更加清楚和生动。
二、坚持传统画学的中国本位之道
《中国画学全史》的编撰方式坚持传统画学是其重要特点。首先，郑昶提倡中国绘画史的编撰应坚持传统画学的中国本位之道，并借鉴西方绘画史编撰的优点；其次，在对待东西方文化的态度上，郑昶坚守传统学术之道，他认为 “在世界之画系二：曰东方画系，曰西洋画系。西系萌孽滋长于意大利半岛，分枝散叶，荫蔽全欧；近且移植于美洲，播种于亚陆。……故言西画史者，推意大利为母邦；言东画史者，以中国为祖地，此我国国画在世界美术史上之地位也”；再次，编写《中国画学全史》过程中，郑昶不像陈师曾、潘天寿那样依靠西学外部的输入，而是从中国文化史角度出发，运用自己丰厚国学知识和文献资料对中国的绘画史进行详细合理的分类、总结，试图在传统史学撰写的模式中突破。
三、传统史学研究史观的编撰方式
《中国画学全史》通过四大分类将画学所处的文化背景、画迹、画家传及画论等内容合理的整理成一个整体，保持与传统画学的著录相似的史学结构。如，在序论中，郑昶写到“画学史之主要资料，不出三类：曰画家传，曰画迹录，曰画学论。三者互相参证，并及与有影响之种种环境而共推论之，则其源流宗派，与乎进退消长之势，不难了然若揭。本书内容，即本此意支配。周秦以前，绘画幼稚，资料不充，另法叙述外，自汉迄清，则以代为章。每章分为概况、画迹、画家、画论四节，概论一代绘画之源流派别及其盛衰之状况，凡与绘画直接或问接有关系之各事项，如思想、政教诸类，所以形成一代绘画者，穷源竞委，亦为有系统有证印之说明。”从这里，我们了解到，郑昶编撰该书时，采用传统史学研究的史观，希望通过写作方法、观察角度等的改变使该书与以往任何一部美术史书不同。
郑午昌《中国画学全史》一书采用传统画学撰写体例，侧重将人文、政治等与社会价值联系密切的思想体系结合起来，注重史学方法、编撰体例和史学模式的统一，在中国传统美术史学的基础下，借鉴西方美术史学史的研究方法系统整理中古画学史，对我国美术史编撰有着深刻的影响，值得我们深入的研究与借鉴。
【参考文献】
[1]郑昶.中国画学全史[M].岳麓书社，2010.
[2]王洪伟.郑昶《中国美术史》绪论部分与滕固关系考.美术学报，2013（01）：82.
[3]庆立.郑午昌《中国画学全史》研究.硕士论文，2009（04）.
[4]朱剑.郑午昌《中国美术史》研究.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01（01）：36.
关键词：含蓄；山水；意境
中图分类号：J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4-0018-02
一、山水画的宁静
中国山水画给人的感觉是宁静而不缺乏活力，淡雅而不缺乏张力。中国画追求的是“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境界。中国人从心灵深处渴望心灵的安静。我们希望在山水画中远离尘世的喧嚣，找到心灵的驿站。
（一）山水画是文人陶冶性情的途径
1、画家修身养性是为了追求心灵的安静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在孔子看来，艺术的功用，就在于以审美的感化力量使社会性的礼教规范在个体心灵中得以建立，通过艺术内容（质）与形式（文）的“尽善尽美”，培养出“文质彬彬”的理想人格。也就是说，中国人理想的性格中有安静的一面，只有学习了艺术、文学，才能有礼、有道德。有静的一面才能在“记忆规则”中体现理性价值，体现社会伦理意义的彰显。而不是西方的“技艺性生产”需要把握事物规律的那种理性知识。
2、山水画中的善
山水画是以山、水、院落、石头、树木、人物为主要题材的画，追求的是尽善尽美。山、水、院、亭都体现出一种自然地和谐的美，可游、可居、可观。
西方风景画画论的“规则知识”是求真的工具，规则需要不断修订完善以利于把握客观本质。所以，西方画论崇发现、创造；中国画论尚修养、继承。①
（二）山水画的诗意追求
中国山水画题材除了山水以外，植物多以梅、竹、松、枯木为多，寒石、雪景都有它们自己人格色彩，体现出画家对诗意的追求。
西方画家多以写实的风景为主，不会特意强调诗情画意。
（三）中国山水画强调“意境”
中国称西方为风景画的画为山水画。山水寄托了中国人的情感、哲学及民族意识，中国的山水画已成为一种国家的民族的灵魂象征。
中国山水画强调的是“师自然，源心境”。 中国文人习惯在画中表达内心的情感——喜、怒、哀、乐，并将它上升到哲学高度，把对客观事物在主观印象中的感觉，加以提炼、概括，以“写实”的笔刻画出来，这个“写实”是讲究内心的“实”，而表现在画面中是一种“虚”，是一种“心境”。也就是把客观之境和主观之情结合在一起。客观之境表现的是画家的情绪、情感。
而西方画家重科学、讲理性，在画中突出的是比例、个性、色彩、光线的明暗等。
（四）山水画的墨与色
在中国山水画中，据载，文人作画占据主导地位。魏晋南北朝文人士大夫笔墨丹青，隋唐以后，论画作画则成了文人必不可少的修养。他们的山水画作品在色彩的运用上，和民间画家大胆的鲜艳色彩不同，有一种深沉哲学趣味及知识分子细腻视觉感觉和情感体验，是溶文学、书法、山水画于一体的水墨样式的山水画。
虽然中国的山水画也有色彩比较丰富的青绿山水，但文人画还是以水墨山水为主，色彩只是起到辅助作用。
“五色令人目盲”，虽然中国的山水画发展到清代也有了一种新的认识，“色墨交融”，如王原祁的色彩论。但在色彩的运用上依然追求朴素、淡雅、柔和的色调。即使有色彩之处、也是以宁静、淡雅的色调为主。而西方风景画家在色彩的运用上要大胆的多。色彩丰富是西画的主要特征。
二、中国人的审美特点
（一）中国人欣赏的“味”、“逸”
在某一幅作品中我们很难明显看到画家自己情绪的影子。中国人以含蓄、内敛、感性、情感不外露为代表，追寻一种“似花非花，似梦非梦”的境界。
元代是中国山水画的一个创作的高峰时期，也是文人画的成熟的代表时期。这个时期的文人是为了逃避现实，隐藏在山水间，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自己的情感以山水画形式表现出来只能是含蓄的。有没有“味”成为山水画有没有“意境”的重要衡量标准。
“味”。就是画面里那种渗透文人士大夫的清高、旷达、超脱、飘逸的诗化人生体验。
孔新苗在《中西美术比较》一书中提出古典山水画品评的主要标准是： 1、将画家的人品修养与作品的艺术质量紧密结合起来。就是说有什么样的人品就有什么样的作品，有高尚人品的文人才能画出有好的优秀作品。
2、把不拘形似但又不失“形似”的“得之自然”、“出于法度之外”（苏辙《汝州龙兴寺修吴画殿记》，作为山水画的最高境界。也就是说形神要统一。在艺术上苏辙反对空的形似，主张画时既要写形又传神，形神兼备，而又自然天成。
3、最高格调的逸品之画同次之的神品之画的唯一区别，就在于“味”。也就是画面里那种渗透文人士大夫的清高、旷达、洒脱、飘逸的诗化人生体验。 就是画既要耐人寻味，还要有自己的感觉和风格，而这种风格就是表现出画家人生体验的一种笔触、情怀，或清高或洒脱或飘逸。
而“逸”，“作为中国画论对审美心态、创作趣味和画面手法的重要品评概念，集中代表了中国古典画论的运思空间比较于西方美术理论的迥异之维。”②
朱景玄《唐朝名画录》说：“其格外有不拘常法，又有逸品。”“逸”就是强调创作自由，无法而法，任由性情自然充分表现。有自己的个性。
（二）中国人喜欢的“雅趣”
中国山水画的风格不仅讲究独特，还强调“雅趣”，也就是无“俗趣”。而“雅”就是不俗。
以史为镜，“以西代中”之说以成支碎之言，破绽百出。追寻者自恃聪明，似为叛古别开生面。实为迷津坠入魔道而不自悟者，西画求科学，国画求哲学、求文学，天人合一，艺道同体，非西画所能替代者。
中西合体，自康有为大力推崇西人画师郎世宁倡中西合，形成潮流。而康氏之意，亦非以画论画，然美术界力行者却不乏其人。其试图以西画之科学“拯救”哲、文一体之中国画，以西方体、面、光统领东方具意象内美之线条，以简单的写真统率生发人精神高洁之思的迁想妙得，致使中国绘画吸其糟粕弃其精华，其发展断代的影子以成雏形。中西合力行者之画，画法虽懵懂间有自己的风格和见解，但纵观画史，他们终未给后人留下几件如古人那样令人叹为观止的作品，便乘鹤西去。
中西之合虽有画道，非为大道，只为时流，不可大成。
画，心画者也
书，心书也，画，心画也。心正则书正，心正则画正，钱舜举性情奇旷，坦荡洒脱，故其画平淡隽永，米元章性情孤傲，故其书清韵俊拔。若徐青滕性情旷达，故其画元气淋漓，有丈夫之气；若金冬心虽不善画技，因心境俊逸，故其书画皆得平淡天趣之意，与甜俗绝缘。有问者，书为心书，画为心画，蔡京、秦桧、严嵩之流，为何诗、书、文皆臻精妙?答日：蔡京、秦桧、严嵩之流，虽为世人唾骂，然非巷阊小人，虽不为岩穴上士，轩冕才贤，却称得上一代冠才，非常人可比，所行之事亦非常人所想所行之。其为特殊人，必有特殊心，故其诗、书、文精妙过人，不足为奇，再如曹孟德，世人以奸雄视之，然其诗文之妙，不可毁。
画，清韵之事
绘画，清韵之事，气韵为本，读书为先，不然胸中有埃，笔下生尘，年月累积，终成匠人。宋郭若虚有言，人品高，画品自高。明董玄宰有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方可作画。殊不知，人品即为天性，读书而定，行万里路之收获，亦由读书而定。终日博学，胸次高郎，精深广大，画不可不玄化，人不可不高逸，必慧眼视物，慧心悟道，终成一家。故学者有言，欲识天地鬼神之情状，则《易》不可不读，欲识山川开辟之峙流，则《书》不可不读，欲识鸟兽草木之名家，则《诗》不可不读，欲识列国之风土、关隘之险要，则《春秋》不可不读。
画，养生为本
中国文化皆以养生为本。清代顾炎武提倡“文须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绘画应“可法可戒”等等皆论文、化一体，养生为本，养现在，养将来。今人潘天寿所论更为直接：
“艺术为人类精神之食粮，即人类精神之营养品，音乐为养耳，绘画为养目，美味为养口。养耳，养目，养口，为养身心也，如有损于身心，是鸦片鸠酒，非艺术也。”今者齐白石、黄宾虹越耄耋之年，成大寿者，皆重此道。齐翁画重静气，平和虚淡。黄翁画重浑厚，元气洒脱，皆以气养身。天寿翁画重野怪之气，以求气盛，生气勃勃，虽未成大寿者，非画道所误。
故中国画乃至整个文化，无论乐，无论伤，从不放纵，都有度之把握，而不伤，伤而不痛。
画，用色亦难
关键词: 美术学 中国画课程课程 整合模式
高校人才质量的优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才培养定位的准确与否和培养方案的优化与否,高师美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引起了学校和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美术学专业基础课程如何整合?整合的理念将给中国画、油画、水彩画等方面的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质量以怎样的影响?课题组在分析高校美术学专业基础课程设置的现状及中学阶段美术新课改所面临的问题的基础上对整合的理念和路径提出了建议。课程设置的调整成为工作的焦点,如何将原有课程整合形成新的课程体系已是众人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研究主要采用了调查研究法和实践研究法。在调查研究方面,课题组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研究人员带领若干学生依托本区域教育科学研究机构,遴选几所中学进行教学试点,即一方面收集现任职的中学美术教师对新课改以来针对师资要求的许多意见和建议,其中初中阶段的中国画课程在教法上和知识结构上对师资的要求作为调研的重点。另一方面选派部分大三、大四年级学生到选定的中学进行听课、试讲等教学见习或实习活动,收集学生反馈的意见。将收集的信息整理,得出如下结论:①对于新课改教材,教师理解和运用确实需要一个过程,实施过程中会出现一些困难,现任教师提出了一些今后尚待改进建议;②现任教师不能完全胜任教学,即所采用的手法较单一,把握教材的能力不强;③在读大学生前后两阶段的见习或实习效果区别较大,高校的课程改革成败与否很重要。另一部分研究人员重点走访和调研相关高校,得出以下结论:①高师院校美术学专业课程设置存在照搬专业院校模式的现象;②现行的高师人才培养方案不能完全满足基础教育阶段师资需求。
在实践研究方面,课题组将重点放在三个方面:①是在本校和相邻院校进行课程整合试点,有中国画专业方向中的《中国画笔墨基础》,也有素描课程中相关技法和材料的整合,如《构图学》、《造型基础》;②是对这些课程的学生习作收集并举办教学汇报展,收集的习作信息在1000幅以上;③是全过程跟踪大四年级教育实习,将实习生上课的综合意见和评价的结果进行分析来指导其它年级学生的质量,并为今后的教学改革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课题组将所做的工作和得出的结论归纳如下:
一、降低专业性,注重形式语言探究
长期以来,高师美术学专业中国画课程设置中偏重对人物、山水、花鸟画技法较为系统地学习,教学要求突出中国画传统技法掌握的程度。我们在教学实践中反思,认为调整课程设置方能切中问题的要害,将人物、山水、花鸟画中形式语言的元素抽离出来,开设《中国画笔墨基础》课程。该课程教学要求是将过去对造型的重视转变为对笔墨结构和运行方式的重视,即将外在的符号内化为对形式语言的探究。其主旨包括了解笔墨传统美学的传承价值与应用,了解中国画教学实施状况,赋予“笔墨”以新的构成形式,引导学生在流变的态势下发展笔墨的观念等。从教学实证所反映的状况看,这种整合,大大解放了学生的思想,使他们摆脱了过早依附于对象、摹拟对象的局限,在学习具体的内容之前亲近了笔墨、接受了笔墨、感悟了笔墨。解决了过去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就是以学生造型能力的差异来评价学生而给学生带来的不平等,现在评价学生的标准是看学生的学习状态和求知兴趣。
在课程调整后,《中国笔墨画基础》所使用的教学资料主要是学术刊物、专著和画册,如《美术》、《国画家》、《美术研究》、《中国画构图艺术》、《当代名家艺术观》、《当代中国画名家》等,学生也在课前准备了一定量的学习资料。这种不局限于一本教材的学习、研究方法,能更好地开阔学生视野,挖掘学生的个性差异,寻求适合学生个体的笔墨趣味,改变了过去较为单一的笔墨方式,呈现出较为多样的表达思想、表达情感的笔墨和图式。从本校05、06、07级美术学专业学生基础学习来看,习作数量明显增大,学习资料明显偏重高格调、高品位、学者味浓的范本,基本摆脱了程式化、图解化的范本,学生收集资料的意识越来越强,平均每人每年购新书不少于三本,为后续的中国画专业课程的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增强人文性,理论与表现技能并重
人文素质是高师院校学生应加强的内容,因此学生应针对文化底子薄,普遍偏重专业知识的现状,加大人文修养课程的选修。我们清醒地认识到,绘画技能教学应置于深厚的文化根基之上,以使高师美术培养对象具有广阔的文化视野和全面的文化理解力,故将中国画史、画论、基础知识和人文素质等内容整合构建《中国画理论基础》课程。在实证研究过程中,我们以国画班为例,以讲座和其它形式将《中国画理论基础》课程所涉猎的内容赋予实施,通过课程论文和学年论文来反馈学生思考能力和理解水平的提高。逐步从纯技术的层面转向对人文素质教育、传统文化、理论学养、实践能力的重视。我们在实施过程,遇到的主要问题有:①理论学习不能完全脱离教材,而目前尚无可借鉴的较为完整系统的理论教材构架,除了理论课教师的努力外,各门专业课教师也需负担一定的研究任务,容易出现一定松散和难协作的现象;②编撰教材工程量大,理论师资的储备有限,在繁重的教学任务之余,很难集中优势和精力做严谨的理论研究。我们的做法是:①加大教师的培养力度和科研任务,每年需申报课题和发表学术论文;②加强与出版单位和科研学术机构的协作,鼓励主编和参编教材;③邀请国内名家来校举办学术讲座,指导青年教师开展学术研究工作。近三年专任教师出版专著八部,发表学术论文近50篇,申报课题项目10项以上,这些实践和已取得的学术成果有力支撑了教学改革,更好地引导学生学习兴趣和学习自觉性的提升。我们欣喜地看到,学生的自觉行为和自学热情也验证了推行课程整合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将理论和表现技能并重更好地提升了学生的能力和水平。据不完全统计,近三年04、05、06级国画班学生入选国家级、省级画展参展的在60人次以上,其中获国家级金奖两人,两名往届毕业生作品入选2009年全国第11届美展,15人考取硕士研究生,2010届毕业生中26人参加了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参与大学生研究性项目和论文获奖10人次以上,毕业论文优良率达88%以上。
三、以中小学师资需求为指引,宽口径、厚基础、重综合、重创新
课题组在2006年成功申报湖南省“十一五”教学科学规划课题以后,恰逢我校美术学(教师教育)专业又确定为教育部全国第一类特色专业建设点。在此期间我们将课题研究与专业点建设相衍连,在课程设置上加大师范特色和人文课程,将高师人才培养方案与基础阶段师资需求对接。主要以实证研究的方式,在所在地区选择三所初级和高级中学进行试点。例如,洞庭纺织印染厂子校实验基地负责中小学阶段美术课程教学与反思的研究;岳阳中学实验基地负责高中阶段美术课程整合后教学应用与行动研究等。这些学校为学生进行教育见习和教育实习提供了平台,近三年共计120名学生在这些学校实习,累计承担课程近800节,实习生同行听课1600节以上,撰写教育调查、研究报告120余篇,其中被实习学校采纳10项之多,还有16项成为学生毕业论文选题及研究内容。
在省、市两级教科院有关专家的指导下举办了一次全市性的美术教学作品观摩展,组织了两次美术课堂教学观摩,对六堂美术课进行了评价和指导(其中三人为我校06级师范生)。更为可喜的是,近三届毕业生就业竞争力明显提升,有6人应聘到省直大专院校任教,有28人应聘到省内外高级中学任教,还有5名毕业生远赴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深造。我校为社会输送的毕业生基础厚实、综合素质高、适应性强、勇于挑战,普遍得到用人单位的好评,其中一些尖子人才迅速成为各级学校的教学骨干。目前所获得的实证研究成果为课题组今后作进一步研究增添了信心。
石涛《画语录》是他一生艺术实践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古代视觉艺术理论的经典。“一画”论作为《画语录》中的核心理论，发前人所未发，将笔墨技法与绘画原理结合起来，从艺术哲学的高度揭示了中国画的美学本质，并阐明了中国画家如何在艺术创作活动中获得自由这一根本问题，从而开启了中国绘画美学的新篇章。石涛的“一画”论，体现了他作为一个伟大的画论家在面对传统时，“坚守传统与突破传统”并存的理性态度。这一点对我们今天的艺术创作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本论文主要是研究“一画”论的含义，以及它对我们今天的艺术创作的影响。同时，从石涛的“一画”论中，研究清初“四僧”的绘画艺术。
一、石涛的“一画”论
石涛的“一画”论，不仅是一个关于画法的理论，而且也是一种侧重于建立自性本体的理论，这一自性本体可以称为创造本体。所以，在《画语录》中，“尊受、蒙养、生活、资任”等石涛提出的新概念，都是围绕着“一画”而展开的，都是为了突显“一画”作为创造本体的特点。正因如此，“一画”可以说是一种体物方式，一种创作原则，一种创作心境，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人生境界。它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石涛在画学方面的整体看法。
石涛《画语录》的核心思想便是他在书中首章提出的“一画”论。可以说，“一画”论是石涛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发挥而来，并以道家的宇宙观为出发点，把主体对客体的感知和认识上升到艺术哲学、生命哲学的高度来进行深入论述和阐释的绘画理论。要想理解石涛的“一画”论，就必须清楚地了解石涛画论中关于“法与一画”，“法与化”之间的关系。石涛的“一画”论是他“了法而化”、“法自我立”美术理论集中核心的体现。
石涛立于“一画”的“法”至少有三层含义。其一，指法的最根本的根源所在，即开宗明义的所谓“太古无法，太朴不散。”的“无法”状态。其二，“有法之法”即为法的最高存在。那么，“无法”中是怎样产生出“有法”来的呢?石涛说：“太朴一散而法立矣。”朴散者，老子云：“朴散为器。”其三，是与笔、技巧等有关的技法之法，也即所谓“众法之法”，它体现在绘画创作的一些既成方式、观念和规矩之中，并要求画家严格遵循。一方面，它体现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以有法贯众法”)，故石涛云：“规矩者，方圆之极则也。”以往的画家作画“未尝不以法为”；另一方面，固守成法，以传统为依，对艺术创作的发展和更新又会产生很大的束缚作用――“缚人以法。”
石涛在《画语录》“一画”论中，反对并批判“只知有古而不知有我”，只会“师古人之迹而不师古人之妙”，并进而提出了“借古以开今”、“笔墨当随时代”和“我自有我在”的重要美学理论。指出绘画艺术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会形成自己的“法”，对于这些“法”必须认真地加以继承，而在继承的基础上，又要有强烈的“变法”创新意识。这一理论观点值得我们今天的研究者注意，没有“法”就没有“化”，没有继承就没有创新。在石涛看来，有“法”必有“化”，画家既要学习前人的法度规则，但又绝不能受其所囿，离开古人不敢着一笔，应该学“法”而变“法”。画家由于“我自用我法”，不为“法”役，“法”为我“化”，所以能达到“无法而法，乃为至法”的境界。画家一旦进入这种境界，就纵笔挥洒，泼墨如云，千岩万壑，奔赴腕底，从而“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进入到一个创作自由的新境界：“法立于何，立于一画，一画者，众有之本，万象之根，见用于神，藏用于人，而世人不知，所以一画之法，乃自我立，立一画之法者，盖以无法生有法，以有法贯众法也”。
二、从石涛“一画论”看清初“四僧”绘画艺术
1、石涛
石涛：俗姓朱，名若极，小字阿长，广西全州(今全县)人。石涛自幼天资聪颖，十来岁就开始学画，十八岁时，他画的兰花已相当成熟。石涛博通世学，诗文书画都有杰出的才能。其为诗含蓄，为文率真。书法工隶、行书，风格浑厚奔放。尤在绘画上表现天才横溢，卓然大家，堪称旷世奇才。石尖于山水、人物、佛像、花鸟、蔬果、兰竹无所不精，并将诗文书画篆刻融为一体。他的作品造型离奇苍古而多变，笔墨雄健恣肆，奇险而秀润，风神独具，了无俗韵，每每于豪放纵逸之中有幽微静穆之意境。石涛与山人、弘仁、髡残合称“清初四僧”。石涛艺术上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其一：具有大胆的革新与创造精神，敢于反传统。对明末清初以画坛上奉古人画法为尊的风气扫荡殆尽。提出“至人无法，非无法也，无法而法，乃为至法”、“法自画生”、“师古人之迹，而不师古人之心”的观点。打破了传统画法。石涛用墨也极有特点，认为画“在于墨海中立定精神，笔锋下决出生活”。他常用墨水或花青水涂染，利用其模糊来表现山川的幽郁湿润的气象，其目的在于师法自然，表现山水的本来面目。
其二：石涛一生饱览名山大川之神秀，实现了“搜尽奇峰打草稿”的宏愿。他的山水画，无论布局还是笔法墨路都不拘一格。《山水清音图》是此种观点的代表作之一，这是一幅构图十分新奇的作品。这幅画笔法豪放，墨色淋漓泼辣，特别是满幅洒落的浓墨苔点与尖笔剔出的丛草相配合，产生了急风骤雨般的音乐韵律。
石涛的作品很多，留下来的有数百幅优秀作品。其中《黄山图》、《石竹图》、《溪水秋雨图》等为其代表作。
2、山人
山人：姓朱，名耷，原名统，南昌(今属江西)人。山人擅长山水、花鸟、竹木，尤其擅长水墨大写意花鸟画。他的绘画是“清初四僧”中最具有突出色彩的一位画僧。山人绘画艺术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绘的画，笔情恣纵，不拘成法。所作残山剩水，往往河颠树倒，满目荒凉，寄托了山河破碎的亡国之痛。他所绘八哥、鸭子、猫等动物，都倔强地昂着头，眼睛更是夸张奇特，有的甚至画成方形，眼珠点得又大又黑，往往点在眼眶的近上角，显出“白眼向人”、不肯妥协的神情。山人的绘画构图和笔法都很简炼，他画的鱼，简之又简，却生气十足；虽不画水，却满纸烟波。这就是中国画论里所说的“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
其二：作为一位禅坛高僧，他的画中，处处透出佛理禅机。笔墨造型“不拘成法”、“奇古天真”。形象组合违背常规、浪漫无羁，呈现人性的本真和生命的实在。形成了别具灵奇的意境。这种艺术特点，自然是受禅宗“物我同化”、“物我合一”的“意境说”的影响。因此在他的绘画中，常不为时空所局限。“不求形似，但求生韵”，把中国的写意画推向了能够强烈抒发内心情感的高境界。这就是山人的艺术世界和生命世界。
山人的绘画作品流转至今的极少，还有待于发现。现今唯有《双鸟图轴》见传于世。
3、弘仁
弘仁：俗姓江，名韬，一航，字六奇，号欧盟。歙县(今安徽)人。弘仁的绘画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弘仁的绘画，多取法倪云林的基础上，又加以发展，从而形成不同于前人的峻逸、宁静和沉稳、幽僻的风格。他的构图非常奇特，从他的《黄海松石图》、《黄山蟠龙图》都可以看出。
其二：弘仁的笔墨造型多采用“高远法”。这种“高远法”得承于“元四家”以“远”、“淡”、“疏”、“苍”为山水画审美旨归的意趣，但在弘仁的手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远”就是突破有限通向无限。山水画在本质上就是和远相联系。弘仁的绘画作品流传于世的有：
《西岩松雪图》、
《黄山皤龙图》、《黄海松石图》、《丰溪山水图卷》、《黄山真景图》等。
4、髡残
髡残：俗姓刘，字介丘，号石溪，别号有白秃、残道人、石道人、天壤道人、电住道人。与石涛，又被称作“二石”。髡残绘画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髡残注意师法自然，“草木湖山信手拈”，作画好用秃笔、渴墨，长于干笔皴擦，墨色沉首，又是书法通画法，其笔墨不拘成法，一任自然，人称“粗服乱头”。这种“本自天然，不假雕琢”的特色，与其受禅宗“平常心”的观点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平常心”关键就是不执着，任其自然，无所追求。以个体心灵去体验的某种现实的过程。这种创作精神从本质上与禅的率真见性是相通的，禅宗的主张自我心灵要与自然万物融合为一体，大自然万物就是我，我就是大自然万物的精神境界。髡残以自然景物作画，目的在于，以此来体悟禅理、禅义。正因如此，故造成了他的作品与众不同的悠远意境。
其二：也许因为是“遗民”的原故，髡残所给的画，真正是其心灵的写照。作为“明末遗民”，遭逢变乱，身处逆境，但毫无惧色，亦不随波逐流，洁身自好，并以书画诗文寄托其内心世界。《达摩面壁图卷》是他心灵写照的代表作之一。图绘中国禅宗初祖菩提达摩深山壁观的情景。
髡残的作品流传于今的很多，其中《秋山钓艇图轴》、《青峰凌霄图轴》、《幽栖图》、《兰亭图》、《仿米氏山水图》、《溪山幽居图》、《达摩面壁图卷》，以及他的《山水册页》等为其代表作。
关键词：沈周；花鸟画；绘画风格
中图分类号：J20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27-0027-01
沈周（1427年―1509年），明代杰出画家。字启南，号石田，晚年自称白石翁。明朝宣德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427年12月9日）沈周出生于苏州府长洲县相城里的一个诗书世家，一生隐逸，毕生勤于诗画创作，作品颇多，声誉隆然，病逝于正德四年八月二日（1509年8月2日），享年八十三岁。
艺术家用自己独特的绘画思想及表现手法来诠释自己的感受，这种诠释的结果通常具有一定的风格特色。沈周也不例外，他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最终形成了自己花鸟画的特色。
一、取材广泛，风貌众多
竹、荷花、牡丹、芭蕉、石榴、枇杷、芙蓉、桃花、玉兰、葡萄、蝴蝶花、萱花、白菜、田鸡、鸟、鹅、猫、蝉、蛙、蟹、虾乃至牲畜毛驴等无不成为沈周笔下摄取的对象。而且这些前无古人的形象在沈周生花之笔下呈现出了别一般的风采。
广泛的题材体现在沈周68岁时作的“写生册”16页，直接写生，用笔精湛，有玉兰、葡萄、蝴蝶花等等；也体现在《卧游图》，其中就包括了水牛、杏花、枇杷、鸡雏、石榴、蝉。
二、折枝构图，造型巧妙
在花鸟画作品中，构图得当是作品创作成功的关键。所谓构图，也就是章法、布局。中国历代画论中南朝齐・谢赫“六法”中“经营位置”就是指的构图。谢赫以后，历代画论著作涉及“经营位置”这一论述屡见不鲜，如唐・张彦远认为构图乃“画之总要”、明・李日华也认为“大都画法以布置意向为第一”、清・蒋和认为“章法未到而笔法到者，如升堂而未入室；笔法未到而章法到者，画必脱稿于古人”等等，众多论者都认为构图是绘画创作的重要环节。
折枝构图是通过截取自然界中花与鸟的某一部分的角度，并利用中国画空间和延伸的特点，造成一种靠联想而不断补充深化的广阔空间。沈周折枝花鸟作品比较多，《卧游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慈鸟图》（上海博物馆藏）、《枯木八哥图轴》（扬州博物馆藏）、《辛夷墨菜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等，写真小品《写生册》（博物院藏）。
造型上，沈周非常注意突出花鸟性格，将花鸟注入人的主观情绪，创作了“似与不似之间”的艺术形象。比如，故宫博物院藏的2件他的《墨牡丹》，一为“烂漫盈目”，一为“余香剩瓣”，各具风采。前者花朵饱满向上，展蕊怒放，枝茎疏朗。后者枝老花衰，将残的牡丹，花叶设计成下垂状。这两组不同的造型分别表达了两种不同形态的牡丹，沈周通过“巧妙”的设计组织，充分的传达出了物象的“神韵”。
三、洗练的笔法，清润的笔墨
水墨花鸟画中复笔的大量使用，或始于沈周。沈周的复笔，增强了画作的艺术表现力。清代方熏《山静居画论》点评沈周用笔：“点簇花果，石田每用复笔，多蕴蓄之致。”他在《卧游图》中表现的石榴、枇杷皆用复笔，用笔流畅，富于变化。
王世贞说：“五代徐熙黄筌而下，至宣和主，写花鸟妙在设色粉绘，隐谓录用耳真也。”中国花鸟画传统方法，多以线勾勒造型，传统的花鸟画的色彩要求，主要是肖似对象，所谓“以形写形、以色貌色”。而沈周却有了突破。他改变了长期用线勾勒的单一化方法，不仅用勾勒设色法，而且用没骨写生法，更是使用了水墨写意法，别开生面。
四、妍雅的设色，沉静的淡彩
沈周的花鸟画分设色和水墨两种。设色花鸟作品以淡色敷之，兼工带写，如《松下芙蓉图》、《花下睡鹅图轴》；水墨写意作品传世最多，影响也是最大的。
弘治二年已酉(1489)沈周所作《松下芙蓉图》，图上自识:“弘治己酉夏，长洲沈周”。该画乃手卷，纸本设色，该画其芙蓉花以红色信笔点出，复以白粉勾丝；叶则用淡花青以没骨法写出，松树用浓墨勾写，整幅画面浓淡、干湿，运用得当，秀润清雅。画面给人一种挥洒自如，潇洒态意之感。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1502年《红杏图》，一棵苍翠的杏树，枝干遒劲，向四周伸张，动感十足。古朴的树枝上点缀着朵朵红色的杏花，孤独却不寂寞，单调却有着无尽的活力与青春气息。
沈周是明代画坛上杰出的“集大成”的文人画家，他的花鸟画艺术在花鸟画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的意义。他在写意花鸟画的创作理论与艺术实践上，为中国水墨写意画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的绘画风格对后世起到了示范和指导的作用。本文对其花鸟作品风格做了初步的探讨，以期在以后的绘画创作过程中，能够吸取其精华，从而创作出更多更优秀的写意花鸟画作品。
关键词：文化精神;修养;创新
一、文化精神是中国画的支柱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传统元素种类繁多,内容广泛,更是不胜枚举,随着创意产业国际化进程的加速,民族化元素成为文化创新的捷径与代表符号,其中中国画渗透千年的文明而历久弥新,作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画也需要不断创新,在原本文化传统基础上,加入新元素,加入画家思维和感受,回到现代生活,使它既不失民族风格,又必需适应和满足21世纪的现代人的审美要求。而这就需要对中国画所代表的文化有深层次的理解,在概念的创新上找到源头和方向我们文化目前所面临的处境也和以往有很大的不同,现在的确是多元并存的格局,各个国家都在这种全球一体化中凸显自己民族的文化价值,把文化植入中国画中,让中国画完美体现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中有一条未形成理论文字的精神文脉,蕴含于大量存在的远古艺术,民间艺术等作品中,如果我们不能全面理清中国文化传统精神,就不可能在文化自觉的前提下去创作代表中国文化的中国画。就人文精神而言,历史积淀形成的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其根源在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无论孔子、孟子、老子、庄子都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情于理,心与物,超越与内在的和谐统一,因而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是“敬天爱人”教育人们具有“悲悯之怀”,讲究“天时、地利、人和”。而“天”又是“理”,是“道德”,是“心性”。所以崇尚“和谐”,“中庸”之道。人格意识成为中国的审美原则,提倡艺术家从生活审美体验上升到生命体验,感悟宇宙大道,以高尚的人品,精深的学养,超逐的才情,杰出的技巧去进行艺术创作。
二、人品修养对中国画的影响
西方的绘画学习重科学训练,尚自然物理属性,强调直观视觉效应,中国绘画则重意随笔运,尚内心世界的挖掘,重文化内涵与自身主体修养,自身修养和品德会直接体现在绘画作品中,由画品进一步涉及到人品问题,画家作画之前要注重自身人品,清代《东庄画论》云:“学画者先贵立品,立品之人笔墨为自有一种正大光明之概;否则,画虽可观,却有一种不正之气,隐跃毫端,文如其人,画亦有然,”可见一个画家必须具有高尚的人品,才能有极高的画品,人品即画品。北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云:“窃观自古奇迹,多是軒冕才贤,岩穴上士;依仁游艺,操赜钩深,高雅之情,一寄于画。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所谓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清代松年《颐园论画》云:“书画清高、首重人品、品节既优,不但从重其笔墨,更钦仰其人。我国著名山水画家卢禹舜曾说过:“画家要注重品格,作品要体现出优雅,品格实际上是画家亲近生活,体验,感受,感悟生活的精神所得的外在表现;也是人品气质,道德修养。精神世界的综合体现,同时可以理解为是心境,是状态,其实人品的高下与笔墨方法和熟练程度本身没有多大关系,但与笔墨风格、笔墨质量、笔墨品格笔、墨气息有着紧密的联系,这样也就决定了完美的人格追求是带来高品位,高格调笔墨质量的前提。这种笔墨品格与人品相一致的追求和强调,正是中国艺术传统的本质特点之一。所以,在绘画中应追求平和恬静,悠远绵长,随意成象,随形达意,顺其自然,甚至是超然物外的情趣。
三、创新在中国画中的重要性
美学追求在某种程度上是文化传统的自我延续,但是如果过分依赖这种文化惯性,用固定的思维模式去评判价值,必将失去对文化创造性的追求,我们需要新的思维,需要多种艺术角度审视中国画的发现,摒弃雷同,给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是中国画的视觉面貌各异,百花争放,艺术强调个性,每位作者都可以以自己的感觉和知识为基础,以不同的态度,不同的方式进行判断理解,有什么样的观念就有什么样的作品。真正的艺术创新难度是很大的,尤其是我们的传统山水画已有了千百年的发展历史它经过一代代画家的不断创造提高,艺术上已达到了非常精深的高度,而且也已形成人们十分熟悉的艺术形式,要改变它,为它添砖加瓦,创造新的因素,实在是非常的困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画就可以永远停留在原有的模式上凝固不化,不断创新与创造是事物发展的永恒规律,没有新的创造,没有吐故纳新,就等于没有生命力,我们的山水画就没有变化,也就永远不能向前发。李可染先生曾说:“新的创造是作者在大自然中发现前人没有发现的规律,通过思维实践发展,而产生新的艺术境界和表现形式,离开了大自然和传统就不可能有任何创造,既然一切艺术都来源于大自然,来源于人生的体验,那么创新唯一的道路就只有重新回到大自然,回到艺术创作的源头去寻找突破口,在前人忽视淡化,或没有探索到位的课题上作文章,走前人没有过的路,通过创新解决美术是遗留的历史难题,为美术史增添新篇章。
文化思想和修养对古今画家的艺术观,审美理念和艺术表现形式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画家的思维方式和审美思想,并由此催生了具有独特意味和审美理想的山水画境,提升了中国画的审美格调和思想价值,对整个中国画审美思想的确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艺术发展史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都是不断创新的历史人类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既创造了其赖以生存的物质世界,同时也创建了宗教,哲学,艺术等教育世界,我们总称其为人类文化,要了解或撰写一部人类文化史,必须对人类从起源到如今所留下的精神财富和作为精神文化现像物的物质财富进行分析和总结。也可以说,人类物质和精神世界的创造史,就是人类的文化创造史。人类就是在对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追求和创造的过程中推动着社会不断发展和进步。
参考文献
[1]《张大千传》邵菁菁.刘静.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1
[2]《中国艺术精神》.徐福官.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6
论文摘要：中国伦理思想深刻影响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艺术等许多方面，传统山水画艺术的发展也与其有着密切联系。本文根据中国古代山水画论、风水理论及山水画作品等相关资料分析论证古代伦理思想对中国传统山水画图式的构成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以及对古代山水画形式语言的形成和发展听起的积极作用。
中国古代伦理思想的主体是儒家伦理思想，它强调上下尊卑的有序及各安其位的思想观念。儒家经典《易经、系辞》就开宗明义指出:“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天尊地卑”的 自然之道即为“贵贱位矣”的根据。《序卦》说:“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惟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措。”它认为人类生活的社会之序即源于天地运行之序，人伦道德原则也同自然规律相一致，尊卑贵贱的纲常伦理的道德秩序，即天道，整个人类社会的一切以及人类所赖以生存的客观世界，都是遵循天道而产生的。这就使君贵臣贱、父尊子卑、男尊女卑等纲常伦理的道德体系，有了天经地义的原则。
天道、人道相通，天人合一为世界整体运动中的一部分的观念，使儒家认为人的生死、以及夫妻、父子、君臣、仁义道德等各种关系与行为，无不与天地万物的运行规律相关联对应，具有可与自然事物类比的属性、作用及序列关系。人类生活的社会秩序，即源自于天地运行的秩序，人之德即源自于天之德，人道与天道密切相关。儒家的人生理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不关照着形而上学的哲学目的:追求与天道自然谐调与合同的完善生活结构与精神准则。而这种人生追求引向了审美，则社会性伦理道德美，也无不被赋予了道德意志和情感内容的天地自然相关联，孔子“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的“比德山水”之说就将人世间的伦理追求在山水审美中反映出来，以自然山水比附于人，通过自然山水寄托其人格精神，这些比附体现出儒家在对待和评价自然物方面的伦理化思维特征。这种以伦理观念对自然的取譬、亲附的态度和表达形式，深刻影响了古代山水画的创作理论和创作实践。我们从大量的中国古代山水画论和山水画作品中，即可看出这种深刻影响。这方面的论述可谓不胜枚举:
“观者先看气象，后辩清浊，定宾主之朝揖，列群峰之威仪;”(唐·王维《山水论》)。
“凡画山水:先立宾主之位，次定远近之形，然后穿凿景物，摆布高低。”(北宋·李成《山水诀》)。
“大山堂堂、为众山主，所以分布以岗阜林壑，为远近大小之宗主也。其气若大君赫然当阳，而百辟奔走朝会、无僵蓦背却之势也。”(北宋·郭熙《林泉高致》)。
“先察君臣呼应之位，或山为君而树辅，或树为君而山为佐。”(明·沈灏在他的《画座·位置》)。
“章法者，以一幅之大势而言。幅无大小，必分宾主。”(清、邹一桂《小山画谱》)。
以上山水画论中，关于章法构成的论述，如:大小、尊卑、远近、主次、上下、呼应(顾盼)等关系，都是以伦理秩序的思想观念为指导的。这种观念是山水画家们自觉遵守的原则，他们之所以遵守这样的原则，正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形式安排，是符合尊卑有序的自然之道的，因而是和谐的、美的。我们从传世的山水画作品中可以看到李成的《晴峦萧寺图》、范宽的《雪景寒林图》、郭熙的《早春图》、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李唐的《万壑松风图》等等大量的山水画作品的章法处理都呈现出宾主分明，众山拱伏主峰的景观，都十分注重山峰的主客、宾主之位置经营，以及相互朝拱环抱、顾盼有情的画面形象。从而将人世间的伦理追求在山水形式美中反映出来。事实上，大小、尊卑、远近、主次、上下、呼应(顾盼)等秩序关系，与绘画的形式语言恰恰是相通的，大小就包含有对比和变化，如有长短变化，粗细变化，有面积变化等。远近与前后、空白、空间、强弱、虚实、浓淡、层次有关，层次可以形成秩序。上下与开合有关，开合既有天地的概念，也是章法构图具体安排。上有天、下有地，天地之分一上一下，一开一合、上下合一、开中有合、合中有开。开合中有呼应、有动静之变，呼应使开合融会贯通，于变化中求得统一、和谐。天地之分有尊卑、有主次、有阴阳，主次与秩序有关。秩序的层次迭加，产生空间、节奏和韵律美感等等。因此，宇宙的大美、形式美等都源于秩序。
另外，从南宋“一角半边”式的山水画开始，明显的伦理形式已趋淡化，山水画的图式在发展和演变中渐趋多样，形式语言更加丰富。但伦理因素在中国山水画形式中或隐或显，或多或少依然存在。
中国古代山水画理论和独特图式的形成与风水理论也有一定联系，它们无论在哲学思想的渊源上，还是在选择和构建理想环境景观的价值标准和景物构成模式上，都有不少相同之处。并与风水理论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和相互融会，使山水画的美学思想更加丰富，对山水景物构成和山水画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为什么山水景物构成的观念和形式与风水理论有关联呢?这是因为以山水自然为观照对象，择吉而经营宅居环境的风水地理的“山水之术”的起源与盛行，也与儒家伦理思想有关。孝敬父母，这本是天下人都应遵从的准则之一。但是，儒家特别重视丧葬之礼，以厚葬为孝道。父母死了，要举行隆重的丧事，甚至要守孝三年。并且相信墓地选择的好坏，关系到子孙的繁衍。风水术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风水的核心内容就是人们对居住环境进行选择和处理的学问。
儒家伦理思想的精髓在风水理论上都有体现，儒家的三纲五常是封建时代所提倡的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规范。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是仁、义、礼、智、信。风水也讲究三纲五常。风水理论中的三纲是气脉、明堂、水口。五常是龙、穴、砂、水、向。
风水讲究中庸。建造房屋，在空间上要适中。自己的房屋不要高出，也不要低出;不要前出，也不要后出，更不要与众人的房屋相背。忌讳屋角对人，也忌讳别人的房屋角对自己的大门，也不许别人的房屋比自家的房屋过高或过前。这些都是不偏不倚的中庸观念。
风水讲究积德。要求好风水，当以积德为本。阴德既厚，自有神鬼归向。若德之不修，纵使觅得好风水，后人也不蒙福，反见凶祸。因为，好风水是留待有德者用的。无德者得了风水宝地，不受用，吉地也会变成凶地。不修德而求好风水，譬之不耕种而求收获，怎么可能得到?
风水讲究等级秩序。《青囊海角经》谓:“龙为君道，砂为臣道，君必位乎上，臣必伏乎下;垂头俯伏，行行无乖庚之心，……”所以，风水先生认为的最佳地理位置，很像皇帝在朝廷上接见群臣的仪式。皇帝坐在大殿上，两边有侍从。皇帝面朝南方(南面之治)，后面有威严的屏障。大臣们肃然而立，头部稍稍向内倾斜。皇帝面前近有案几，远有朝臣。葬地应模仿这种形式，以山石喻人，穴要处于中间偏高处，前有案山朝山，左右有龙虎山，后有屏障山，呈现出簇拥之势。 风水讲究宗法观念。看龙脉时要由远及近，要按照太祖山、太宗山、少祖山、少宗山、父母山的次序相地，就像一个家族一样，五代才出服，追本寻源，一定要从太祖的恩德算起，不能忘了老祖宗。祖宗山是山脉之源，父母山是山脉入首之处，只要不忘祖父辈，才能交上好运。
风水讲究人的感情。风水中“朝案”观念就是封建儒家伦理思想的典型反映。朝拱之山不能有逆反之象，应当弯曲俯伏。来朝之水不得直奔而去，应当环抱围绕。就像儿女对待父母一样，顺从长辈，依依不肯离开长辈，紧紧团抱长辈，时刻尽忠尽孝。在排列上，长子在前，庶子在后;男子在前，女子在后。相互尊重，没有反心，共同拥戴中间之穴。上述风水术的种种讲究，其形式和内涵都体现了儒家的伦理思想。
在中国山水画史中，较早将风水理论引入山水画论的是北宋的郭熙。以后，历代画家论山水画多有涉及风水意象的言论。至清代以风水理论阐释山水画理的现象较为突出。如郭熙《林泉高致·山水训》“山以水为血脉，以草木为毛发，以烟云为神采，故山得水而活，得草木而华，得烟云而秀媚。”《林泉高致·画诀》“店舍依溪不依水冲，依溪以近水，不依水冲以为害。或有依水冲者，水虽冲之，必无水害处也。村落依陆不依山，依陆以便耕，不依山以为耕远。或有依山者，山之间必有可耕处也。”等等，都明显引入了风水之说。历史上的许多山水画作品题为山居图、渔村小雪图、水村图、田庄图、隐居图等等，所描绘的古代聚落和及其环境(包括建筑组合、空间布局、自然生态)，都表现为住宅与庭园的融合，在屋宇选址时，多喜欢与山水林木相接近，十分符合风水理论中所说的“山为骨架，水为血脉”的要求，与自然山水景物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符合依山傍水、负阴抱阳、坐北朝南、藏风聚气、适应自然、融入自然的价值标准。这些都说明山水画理论和山水画创作对风水理论的引入与借鉴，同时也说明正是由于伦理思想统摄和浸润使山水画理论和风水理论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和相互融会。
正是认为“天尊地卑、贵贱有序”是规律、是秩序、是天道，因而“和天人、序人伦”的道德伦理观念深深渗入中国人头脑中，遵从尊卑贵贱的纲常伦理的道德秩序，并以具体的形式一一伦理形式，来体现这种普遍规律、逻辑和秩序。表现在自然中是天尊地卑;表现在朝廷是君君臣臣、君贵臣贱;表现在家庭中是父父子子、父尊子卑，父慈子孝，男尊女卑，夫唱妇随;表现在国统中，是嫡长子继承制;表现在官吏中，是论资排辈;表现在文人中，是行必法祖;表现在人事中，是逆来顺受、谦恭礼让;表现在风水中是山为君，水为臣，山为主，水为宾，龙为君道，砂为臣道;表现在山水画章法布局上，山峰、树木等必有主客、大小、尊卑、远近、上下、呼应(顾盼)等关系。因此，认为自然的美，艺术的美及社会的和谐等都源于和体现在这种伦理秩序之中。
中国伦理思想中的大小、尊卑、远近、主客、上下、呼应(顾盼)等关系，作为一种普遍规律、逻辑和秩序，和绘画的形式语言都是相通的。中国传统山水画无论是在整体章法布局上，还是对物象的观察、分析提炼和概括，多以象征、比附、取譬的方法，都追求这种普遍规律、逻辑和秩序，它不关心近大远小的透视规律，也不关心什么动点透视和散点透视，(古人本无此说，是后人强加的，)这些不符合也无法表现中国伦理思想中的大小、尊卑、远近、主客、上下、呼应的伦理秩序，不符合天道，也不研究表面光色瞬间的丰富变化。认为这些只是事物的表面，而非本质。而是重视知觉经验，重普遍规律，重常理、常形、常象;重物体之固有结构，重整体的和谐，以伦理的观念、人文情怀和符号化的语言来构象和组织画面，“以通天地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使之符合天道。事实上在整个传统中国画中无论人物画、山水画还是花鸟画，包括书法，从局部到整体都始终注意大小、尊卑、远近、主客、上下、迎让、呼应(顾盼)等关系。如树的画法，宋仲仁(释)在他的《华光梅谱》中就有这样论说:“梅有高下尊卑之别，有大小贵贱之辩，有疏密轻重之象，有间阔动静之用。枝有文武、刚柔相和合，花有大小、君臣相对，条有父子长短不同，蕊有失妻阴阳相应。其木不一，当以类推之。”清王概的《芥子园画传》中也有“二株画法:一株有两法，一大加小，是为扶老，一小加大，是为携幼，”的论述。在花鸟画中，画两枝花必然要一枝长，一枝短;一个主，一个辅;一个盛开的为大，一个含苞待放为小。我们确实在优秀的中国传统山水画及花鸟画中可以看出树和花的造型与组合，大都姿态优美、顾盼有情，比自然中的树和花还要美，就是因为源于这种伦理形式和人文情怀。秩序即大美之所在，中国画形式语言的特点就是伦理的、有机的、相互联系的;是象征、比附、取譬和有人情味的，它在强调秩序和规律的同时也包含有对比和丰富的变化。它不同于西方的形式语言，讲究科学、理性分析;讲究黄金分割及数的精确。如贡布里希在论述秩序时说“自然秩序产生的前提是物理法则要能够在没有相互干扰的孤立的系统中起作用。”“秩序的创造要以几何法则为基础”。可以看出，西方形式语言的秩序是理性的、孤立的、机械的。比如:同样讲大小，在中西传统绘画中其意义是不同的，在中国传统绘画中是伦理，与视觉中物体本身的实际大小无关，也与透视中的近大远小无关，在西方传统绘画中却是视觉中物体本身的实际大小，只与物体本身或透视中的近大远小有关，而与伦理无关。
以上种种分析可以看出:中国伦理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山水画论和山水画图式的构成，它促成了中国山水画语言体系的形成;也促成了中国山水画独特面貌的形成。
【摘要】：山水形象作为描绘对象远在西周时期就作为装饰图样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魏晋时期开始成为绘画描绘主题，中国的大好河山激发了各个历史时期艺术家们的创作热情，留下了丰富的魂宝。
【关键词】：山水画；萌芽；发展；画派；风格
【中图分类号】G622
山水形象作为描绘对象远在西周时期就在帝王的冕服、玉器的装饰纹样中就已经出现，但这些都属于工艺美术范畴，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山川形象作为人物画的装饰背景出现在画面之中，如汉代的画像砖《煮盐图》画面中山的形象占据了大半空间，但作者所要表现的主题并不是山，而是制盐的过程。直至魏晋时期，山水的形象才由背景变为主题，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中国画坛。东晋画家顾恺之所做的《女史箴图》中出现了结合完美、表现真实的山林、鸟兽等元素，画家以俯视的角度用丰富的线条来表现山峦的变化，创造了山水画的表现基本技法，为后世山水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南北朝时期，随着人们审美意识的发展、崇尚老庄清淡玄学的兴起，江南秀丽的山川激发了画家的创作激情等因素使山水画在这一时期勃然兴起，以老庄哲学思想为基础的玄学造就了艺术家们简淡、玄远的审美观，并出现了一批擅长山水画的画家和山水画作品及第一批山水画论文，遗憾的是迄今还没有发现一幅当时的山水画作品，但我们从宗炳的《画山水序》、王微的《叙画》这两篇重要的山水画文献中，可以体会到当时山水画发展的水平。宗炳的"畅神说"及王微的绘画观点不谋而合的强调了主客体的融合，自然与精神的合一，这些理论对后世绘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总之，南北朝时期，山水画以较完备的表现技法和系统的理论登上了画坛，顾恺之、宗炳、王微等画家开创了中国山水画的先河。
隋唐时期山水画在南北朝萌芽的基础上有了更大的发展。展子虔的《游春图》被张彦远誉为"唐画之祖"，此画在透视关系上不仅表现出了空间的一般关系，也注意到了空间的深度，画面有"远近山川，咫尺千里"之感。同时该画在表现技法上也极具特点：山以单线勾勒，填以青绿，用笔工整，傅色浓烈深沉，为唐代青绿山水画一派开了绪端。盛唐以后经过一批艺术家的推波助澜，中国山水画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出现了以李思训父子为代表的青绿山水画派和以王维、王墨、张为代表的水墨山水画派，李思训及其儿子李昭道继承和发展了展子虔一系画风，他们的画对后世青绿山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历代都有追随者，被后人推之为"北宗"或青绿山水画之祖。王维继承了吴道子画派画风并创造了"破墨山水"，强调水墨在山水画中的重大作用，把水墨山水画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被后人推崇为"南宗"之祖。中国的山水画发展至唐代终于进入了一个自由的新天地，从此，大河奔流，滔滔不绝。
五代及两宋时期，山水画家辈出，但由于眼光所限，人与自然的那种娱乐亲切的牧歌式宁静成为这一时期山水画的基本音调，五代的荆浩、关同、董源、巨然几位山水画大师在继承传统画的基础上，又加入了各自对山水气势的体悟，北方画派代表荆浩、关同的画构图巍峨，画风雄浑，同时，荆浩所做的《笔法记》为后世山水画建立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南方画派代表人物董源、巨然所画山水山势高耸，但结构圆浑，布局宏大，无雄奇冷峻之感，画面浓淡交错、点线并置，画面具有内在的韵律之感。五代时期南北两派的这几位画家对后世绘画影响巨大，其山水画艺术成为一种富有生命力的传统为后世艺术家所继承和发扬。宋初山水画以李成、范宽、关同为主要代表，这三家皆师于荆浩，注重师造化，后人概括说：关同峭拔，李成旷远，范宽雄杰，足以见得他们在山水画上取的巨大成就。北宋统一全国后，中原画派为主流的北宋山水画融进了新的江南画风，出现了以郭熙为代表的院体山水画，郭熙初学李成，后师各家及自然，创造了自己雄壮、深远的绘画风格，他所著的《林泉高致集》是我国画论中的一部重要著作，他强调在绘画中表现山水在不同季节、气候下不同的面貌。徽宗时期又有一个新的画派异军突起，即"米点山水"，首创人米芾，他画山水多用水墨点染，不拘于形色的勾皴点染。他的儿子米友仁继承和发扬了父亲的画法，并有作品传世。北宋中后期，一些山水画画家为了迎合宫廷的欣赏趣味，创造了典丽的青绿山水画，是青绿山水进入了成熟发展阶段，典型代表画家有"大青绿"王希孟及"小青绿"赵伯驹等人。南宋时期虽国家偏安一隅，但绘画艺术的繁荣仍不亚于北宋，特别是以李唐、刘松年、马远、夏为代表的院体山水画开创了"一角半边"的山水画新风，对后世山水画影响极大。总之，北宋山水画画风雄浑、深沉，崇高胜；南宋山水画以秀丽、工致，优美胜，两美并峙，各领千秋。
元代赵孟开启了文人画的新风，元四家（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继其后，他们主张书法意兴，以书入画，追求笔墨情趣及诗书画印的全面结合，确定了中国文人画的艺术风格，从此中国文人画成为封建社会后期画坛的主流。明代山水画出现了以崇尚刘、李、马、夏的院派，院派绘画笔墨苍老，简练而规整，多用水墨，略施色彩，代表人物有戴进、吴伟等。明中期，"明四家"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四人的出现不仅打破了院体和浙派垄断画坛的局面而且标志着明代绘画独立风格的形成。由于社会思潮的倒退，清代绘画领域仍以文人画为主流，清代初期，最有代表性的画家是四位姓"王"的画家，称为"四王"，他们继承董其昌的理论与实践，而更重笔墨的倾向。但他们墨守成规，缺乏创新意识，强调"日夕临摹""宛然古人"把古人山水画的元素搬前挪后，构成一种元人已经达到的理想境界，表现平静安闲的情感状态，体现所谓"士气"与"书卷气"，却较少观察自然，描写具体感受。清代初期的山水画代表还有被称为"四僧"的四位和尚，即、石涛、残和弘仁。的山水画开始学董其昌，但亡国之后与董其昌的绘画趣味完全不同。他以山水寄托亡国之恨，意境凉凄，笔墨深沉含蓄，使人有"墨点无多泪点多"感受，可称泪眼中的旧江山。石涛与残的画作描绘胸中山水，着重表现不受羁绊的旺盛活力。
总之，中国山水画起源早，发展过程波澜壮阔，中国的大好河山激发了各个历史时期艺术家的创作激情，同时也为后世留下了巨大的文化瑰宝。
写意花鸟画作为文人画艺术中最具灵性和文人精神特质的画科，它浓缩和涵盖了中国文人的艺术思想，精神内涵与审美品格，是历代文人寄托理想、抒感、展现抱负的重要表达方式，也是中国画审美理想与审美品格的精髓所在。
一、“乐山乐水”的赤子情怀
中国文人的“山水情结”可谓与生俱来、绵延久长。“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翻开中国文化历史的册页，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春风得意，官高位显的文人大家，还是壮志难酬，吟啸山林的寒士布衣，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人生梦想和精神归宿，那就是亲近自然、远离喧嚣，到自然中过清静无为的田园生活。中国文人这种对自然山水的特殊眷恋几近痴迷，它既反映了文人在政治与仕途的困顿中渴望回归自然、回归自我的心灵本性，又体现出一种与世无争、清高朴素的人生态度和生活理想。“山水无言，真意自现”，寄身于自然山水之中感悟人生的壮美与兴衰，体味人生哲理，不仅是文人功成名就或壮志难酬时的精神归宿，更是抚平心理创伤、怡情养性的灵丹妙药。自然界中的一花一叶，一虫一鱼，无不以其天然之趣、勃勃生机给文人墨客带来生命的惊喜与人生感怀，成为他们抒感、吟诗作画的重要题材和寄托无限遐思的理想化身。
二、独立高标的人格境界
中国文人受儒道禅思想的浸染，历来重视自身内在的道德修养与人格完善。在儒家“君子”人格和道家“顺道”、“适然”等思想的渗透下，历代文人以立德、修身为立世之本，将高尚的品德看做是人生的第一修为。作为文人修身养性的书画艺术，也成为画家寄意人生体现人格境界的重要形式。清王昱《东庄论画》云：“学画者先贵立品。立品之人，笔墨外自有一种正大光明之概；否则，画虽可观，却有一种不正之气隐跃毫端。文如其人，画亦有然”。儒家画论亦讲究“汰俗、养性、明理”，认为大凡“美”的事物，惟有以明净的人性品格入画，才能深切摇动观者的心灵，而技艺犹在末节。中国画美学对画家人品与境界的要求，使画家的人格品行、修养意趣与作品互融互生，画品的高下以画家的人格修养为基础，而人品则通过作品的立意与笔墨意境来体现。中国文人士大夫正是以其深厚的学养和独立高标的人格魅力滋养了中国画艺术，而最终使其脱离了对客观物象的简单摹写，上升到诠释人生价值和生命意义的崇高主题。在写意花鸟画艺术中，画家在题材上多选择梅兰竹菊、枯木松石、荷花小鸟等具有崇高品格与个性的形象入画，这些形象不仅是自然与笔墨意趣的体现，更隐含着画家深层次的审美理想和人格追求：梅花傲霜凌雪，不畏严寒，自古以来就是坚贞不屈独守贞正的象征；竹子清雅脱俗，虚心有节，从而成为画家气节与人品的体现。此外，兰的淡远，松的坚韧，荷的纯洁，无不以其品格之美，成为历代画家笔下表达高尚志趣与品格的重要题材。王冕以“画梅须有梅气骨，人与梅花一样清”而名垂画史，文同以墨竹独得高标境界和清远意蕴而流传千古。画家笔下的花鸟鱼虫，也因其赋予的人格之美，从而焕发出了独特的生命与个性魅力。
三、刚柔相济的傲骨柔情
1、文人风骨
文人的气节与傲骨与生俱来，成为文人书画艺术中最动人最浓墨重彩的一笔。以抒情寄意为特征的写意花鸟画，更成为文人风骨与个性的绝佳体现：功名利禄面前，王冕以“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的墨梅自喻；世迁之际，郑燮借“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风竹明志。在朝代变迁、国破家亡之际，身怀民族大义的遗民画家纷纷退隐山林，以书画寄恨以表达对故国的忠贞。元代画家郑思肖宋亡后“坐必向南，誓不与北人来往”，作品常以露根兰入画，以抒发国土沦丧的亡国之痛。其诗更有“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之句，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坚贞不屈、不事新朝的爱国之情。明末代王孙朱耷，明亡后弃世出家，将一腔忧愤宣泄于尺幅之间，其笔下小鸟皆白眼示人，于倔强冷峻中透露出对新朝的抗拒和不屈精神。此外，更有倪云林的秋江寒树，李方膺的疾风劲竹……历代画家将文人的铮铮铁骨与崇高气节，融入了写意花鸟画艺术的笔墨世界，极大促进了画品、诗品和人品的高度融合，提高了写意花鸟画的立意和审美品格。
2、士子情怀
文人是强大的，文人又是敏感多情的，春花秋月，朝露夕阳，自然界中的瞬息变迁无不牵动着文人的情思，引发出不尽的感慨和情感共鸣。正因如此，才有了多情的诗句、隽永的文人画和灵动的音乐。文人细腻敏感的精神特质，亦如春风细雨，点点融入了写意花鸟画笔墨意境之中，使画家笔下的一花半叶，淡墨欹毫，都充满了无尽的情感张力。从朱耷笔下“墨点无多泪点多”的惨伤之痛，到徐渭“独立书斋啸晚风”的沉郁凄凉，再到唐寅“山空寂静人声绝”的闲适淡然，文人画家敏感而丰富的情怀可知、可触、可感。正是这种情感与笔墨意境的完美融合，丰富了写意花鸟画的审美内涵，使作品充满了撼动人心的力量。
四、寂寞孤独的心路历程
“人生读书忧患始”。行进在历史长河中的中国文人，终生都在寻寻觅觅中前行，追寻着生命的意义与自我价值的实现。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思想为文人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在这一思想指引下，文人十年寒窗饱读诗书，将入仕作为人生价值的终极实现。然理想与现实之间却矛盾重重，真正凭科举制度进入政治舞台，从而一展抱负的文人少之又少，大多数文人却空有满腹才华而入仕无门，在孤高 自守中度过了孤独寂寞的一生。即使是成功入仕的文人如欧阳修、苏轼等文坛大家，也常常因与世俗的格格不入而屡遭贬黜……壮志难酬，知音无觅，文人的寂寞、悲哀与孤独唱响千年，也为我们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诗词与书画作品。
在文人笔下，一朵静美的花、一片萧瑟的叶，一只寂寥的秋虫都被赋予了清高的生命个性，成为画家寂寞人生的知己和情感寄托。“孤独”也被赋予了脱略凡俗、清高自守的人格含义，成为文人在艺术创作中追求的崇高境界。中国写意花鸟画的“孤独”之境，多以大面积的虚空入画，笔墨极为精简。画中或一石危立，或数枝横斜，小鸟虫鱼亦多神情寂寥，无依无傍，营造出一种天荒地老、旷世孤独的意境。在历写作意花鸟大家中，善于以“孤独”入境的画家尤属朱耷，其代表作品《孤鸟图》、《鳜鱼》等，无不以简到极致的笔墨和撼人心魄的孤独意境，给观者留下了强烈的视觉印象。在《孤鸟图》中，一枝枯枝横斜入画，枯枝尽头，惟有一鸟垂头缩颈独立苍茫，此外空无一物。朱耷笔下这种“孤”到奇绝的意境，实际上是画家暮年孤独心境的真实写照，也包含了画家对一生孤独命运的深邃思考……中国文人正是以笔墨写意这一特有的艺术形式，宣泄着对人生命运的抗争与情感困惑，在困顿中坚守，在失望中抗争，在得意时自省，寂寞、孤独又执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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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构图 视觉张力 作用
构图是视觉艺术外部经营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分,是绘画艺术外部表现形式的三个基本元素――构图、形和色――中的一部分。三者之间,构图对个体的形和色有着组织、统率的作用;同时,构图又把特定的情感理念转换成可视的图形,它最先着手、又放眼全画面,促使构思实现情感理念的传达。中国画论中称作“章法”、“布局”;东晋谢赫称作“经营位置”;当代潘天寿称作“布置”。
构图作为绘画创作章法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又因为其在表现视觉张力上的重要作用,为古今中外的大师们所重视,在理解上有颇多相同之处。面对那些不朽名作,我们会惊异地发现:中国传统绘画中的“经营位置”、“计白当黑”与西方近代塞尚、蒙德里安、马蒂斯的理念竟如此相近;而文艺复兴之前的欧洲宗教壁画与荷兰古典画家弗美尔等人的作品,在忽略掉繁冗复杂的表面现象之后,是那样的简洁和传神,与抽象绘画竟有异曲同工之妙。构图的规则是有共性的,这些共性正是构图中视觉张力的体现,它们大致可以分为平衡、对比、节奏和韵律。
一、平衡产生视觉张力
平衡是大自然的基本法则之一,反映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太极图》就最早揭示了这一个基本法则。它既是平衡、和谐的,又是矛盾的对立和统一。绘画艺术是现实生活在艺术上的视觉再现,人们对如何遵循自然法则,塑造出具有强烈视觉张力的形象,作出了不懈的探索。
早在6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人们就不自觉地利用了平衡法则,创造了简洁而明快的绘画样式。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见图一)也是典型的平衡构图,对这副画的构图可以说是达・芬奇精心设计的,画面中央的视点上是耶稣,左边六个门徒分为两组,尽管人物的表情动态各异,但人物动态上所形成的趋势以及作为背景建筑结构的透视线都引向了中心的人物,使整个画面呈现一种有很强对称性的平衡感、稳定感和庄严感,各个形象之间在充分对比的关系中得到了和谐的完美。平衡,是拉斐尔始终遵循的绘画原则,在他的辉煌巨作,如《圣母的婚礼》、《西斯庭圣母》等作品中,画面总是充满着华美崇高的对称感和庄严感。
图一 《最后的晚餐》
二、对比产生视觉张力
构图的对比产生视觉张力与色彩的对比不大一样,在这里,对比是指构图形式的某一种特性在它的程度上的比较。在绘画艺术中,作者往往将构图的对比用于要害部分,构成画面基本形式,成为产生艺术张力技巧的重要手段。
与构图形式相关的对比有如下几个方面。
1.点、线和形方面的对比与构图视觉张力的关系。
形的对比,包括物体与物体之间,物体与空间之间和图形与图形之间的对比。这样就可以解释包括抽象绘画在内的一切构图。
线,只是一种书画符号,并不像某些其他因素那样近似现实存在,由于艺术家所选择的表现手法不同线条在绘画作品中所起到的作用也各不相同。在抽象绘画中,线的自身作为一种纯绘画性的符号,独立构成画面,用来表达作者的心境和情趣。以蒙德里安的《红黄蓝的构图》为例,黑色的直线以十字交叉的形式布满整个画面,而交叉产生的数个小矩形的边长又各不相同,界定出大大小小的空间,抛开鲜艳的色块,单看线的组织,也使画面的构图产生了稳定感。而这种以黑线均衡布满画面的构图形式,体现出极强的视觉张力。
点的性质和线相似。它连续延伸的轨迹成为线,密集成片而为形,由于疏密变化而转化为明暗色调,以修拉为代表的点彩画派的作品就是最好的例证,另外,康定斯基的《即兴第25号》(见图二)也充分地说明了点、线与形方面的对比在构图中对提高视觉张力所起到的作用。
图二 《即兴第25号》
2.人们的概念所造成的对比与构图视觉张力的关系。
动与静、虚与实、刚与柔、主与次等都是由多种造型因素而形成的人们在概念上的构图的对比关系。这些都可以产生视觉张力。
以“主与次”为例,形象的主次的对比关系,可以取决于所处画面构图的位置、周围的环境、形象的繁简、外轮廓的清晰程度,以及所呈现的细节的重要程度和充分程度,等等。中国画论讲“虚实相生”,虚与实指任何造型因素与周围关系界定的明确程度。如赵无极的油画作品,大量运用“虚实相生”的构图对比关系,气韵盎然,极富视觉张力。
此外,有一部分对比因素只有在绘画过程中才能体现,这就要求作者在构图的时候要做到“胸有成竹”。如中国漆画、包装装潢、环境布置等,凡是属于使用不同的材质组合的设计,都不可避免地要涉及肌理的对比。
三、节奏和韵律的视觉张力
富有节奏和韵律是构图的一种形式特点。蒙德里安指出:“有力的节奏是一切艺术的基础。”当观众注视着一个平面的时候,视线会首先集中于一两个点或小的区域。艺术家们利用了这个视觉特征,进而产生了画面的节奏,就好比音乐的强弱节拍。
以席里珂《梅杜萨之筏》为例,画面表现法国梅杜萨号巡洋舰遇难,人们乘坐木筏逃生,奄奄一息的幸存者到第十三天发现了过往船只而奋力呼救的激动场面。画面分布着暗―明―暗―明―暗―明的间隔变化,暗处虚,明处实。这也是虚与实的节奏体现。这副作品韵律强烈的主要原因是由左下向右上的大弧形律动线和几条小的辅助线在画面中起到的作用。相反,古典主义的大卫和安格尔等人的作品,由于构架线的横平竖直和人物组成的“形”大多为正方形和正三角形,因此动感比较少。但并不是没有韵律,准确地说是一种平缓、庄重、典雅的韵律,它体现了新古典主义者的美学理想。
构图是以画面的整体气势和画中的空间来产生视觉美感和情感理念的,因此,具有张力感的构图是一幅优秀绘画作品成功的基础。南朝的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提出了六项评价绘画的标准,把“气韵生动”放于首位,这个“气韵生动”包括各个方面,其中就包括构图的要求。如果我们在绘制作品开始之前能够充分地了解和利用构图,那么画面会更加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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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中国工笔人物画有着漫长的发展史，在唐代已达高峰，各体俱备，异彩纷呈，其后每况愈下，逐渐走入低谷。明清到近代，虽然优秀的工笔画家不断出现，但是始终没能成为画坛的主流。建国以来，在中西绘画技法上打下坚实基础的徐悲鸿提倡把素描融入中国人物画学习，对中国画坛产生了深远影响。工笔人物画在长时间的休克中得到复苏和繁荣，从传统中吸收智慧，从现实生活中搜取素材，从国外绘画的精髓中汲取养分，为中国工笔人物画的繁荣发展提供了不可磨灭的新的道路。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工笔人物画进入繁荣时期，人物画创作风格面貌表现为题材和形式风格的多样化，一定社会条件下形成的艺术家自觉的艺术活动，更会促使某种创作风格的产生和发展;而不同群体对艺术创作方法的不同偏好导致艺术创作风格方法的多元。
当代工笔人物画处在一个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宽松的艺术范围使工笔人物画创作有了更广阔的空间。画家们以开放的心态吸取古今中外的精华，无论在油画、壁画、版画、连环画、装饰画，只要有益于表现创作风格的就加以吸收和借鉴，这使得现在的工笔人物画创作风格具有丰富的表现力，呈现出各种可能性，甚至有些工笔画的创作风格已经超乎了我们的想象。工笔画是用工整谨细的笔法来描绘物象的，是中国绘画传统中的一种绘画形式，追求绘画手段的装饰性意味，造型手法上强调写意性的旨趣、概括、提炼，并主张以神韵、神态的思维为先导来把握物象的本质形态，这说明当代工笔人物画坛已是多姿多彩的语言形态，要想准确的将这些语言归类是很难做到的。
一、工笔人物画的创作风格多元取向
1.追求传统的写实特点，就是风格上呈现工整、细谨，钟情于古典工笔人物画的笔法、用线及层层渲染中容入现代元素，并借鉴西画中严谨扎实的造型技巧，重新构想着自己的语言形式形态。以何家英、李爱国等为代表的一部分工笔画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融合了西方的写实观念，走出了一条写实的传统路线。
2.吸收水墨画及装饰画语言，强化工笔人物画的写意性，即吸收水墨画语言及其写意旨趣。它从一味传统的工整谨细中走出，进行泼彩、泼墨试验，强化工笔画的写意性而将水墨笔法及写意精髓采纳到自己的语言形态中，不但丰富了工笔人物画的表现形式，也使古典绘画中的绘画形势相融合，如“工笔”与“写意”、“色彩”与“水墨”、等，都在当代实现了大融合。引入民间美术的表现形式，注重装饰性的造型观念，吸收西方构图造型理念，逐渐形成装饰变形的工笔重彩人物画新样式。这种绘画色彩对比较强烈，造型古朴夸张，显示出独特的风格风貌。
3.绘画材料的研究，借鉴油画、版画及壁画的表现手法，智力于色彩的塑造能力和材质美感的表现，并进行多种创作手法方法的尝试。近年来，由材料而表现已经成为绘画交流的总体趋势，在工笔人物画的绘画过程中材料、肌理媒材等技术元素的使用也越来越明显。画材的拓展与使用，极大地丰富了工笔画的语言表现，从而使工笔人物画相对于古典时期的绘画具有更宽广的表现领域和更抢眼的视觉效果。
二、当代工笔人物画创作风格多元化的原因
1.地域及文化选择的不同
当代文化语境的独特性必将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符合当代人们审美需求的艺术表现形式，这是时代的需求。在当代多元文化语境中，艺术家的文化价值取向、审美理想不再有单一的标准，中国工笔人物画创作己经突破了过去审美模式的单一性、模式性的局限，几乎每一位工笔人物画家都在努力突破传统工笔人物画的模式，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工笔人物画作品层出不穷。这些种种迹象表明，当代中国工笔人物画创作格局已经进入了一个多元并置的时代，寻求突破成为必然。
2.不同艺术家的艺术个性，促成当代工笔人物画艺术风格
改革开放迎来了强调艺术个性化创作的现代艺术潮流，在东西文化的交融中，当代中国画坛正步入表现形式多样化的进程，面临如何向现代转型的问题。当代广大工笔人物画家们自觉尊重自己的地域、民族文化的个性价值，努力顺应自己思维模式，积极构建拓展其独特的个性化艺术表现形势，探索艺术的发展方向而向现代蜕变。
三、当代工笔人物画的多元化趋势
当代工笔人物画已经走向了多元的趋势，形成多种角度、多层面的发展格局，无论从题材内容、形式语言、创作理念、艺术式样、审美趣味与艺术本体的追求等诸多方面都发生了相当深刻的变化呈现出勇于探索创新的新局面，显示出多姿多彩的勃勃生机。现阶段对其进行研究总结是对今后的工笔人物画拓展做有利的铺垫。在多样的表现形式下，在继承当前所有的新的语言形式的基础上，在跟随着时代的步伐，与时俱进的同时，我们要深入挖掘工笔画人物画创作风格的表现深度，并注重通过形式的层面而深入到绘画的精神层面，在新的知识视野与新的时代背景下创作出无愧于这个时代的艺术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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