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20 06:02:1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中国城镇化进程，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城镇化进程；问题；突破点
中图分类号： F2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取得显著成效。根据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截至 2007年末，中国城镇化水平已达 44.9%。 到 2010 年城镇化率达到了 47.5% ，2012年2月22日中国国家统计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指出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比例达到了51.3% 。但是在城镇化迅速发展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其存在的众多问题。
一、中国城镇化中面临的问题
中国农村城镇化的推进面临诸多因素的制约，要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目标，就必须找出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进而创造条件找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一）城乡经济融合度不高
城市与农村经济联而不合、合而不一，城乡功能双向辐射力度不足，城乡诸要素之间物质、能量、信息交换尚不畅通，缺少相互间紧密的配合和支持。城乡产业之间的关联度低，农产品加工业不发达。世界发达国家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为 3:1，而我国仅为 0.5:1；加工食品占饮食消费的比重发达国家为 90%，我国仅占 25%。由此可以看出，农村经济各产业之间关联度太低，农业产业链条短，这种情况既影响了城乡的商品交换，更使城市和农村形成了彼此孤立的经济体系。
（二）城乡资源配置严重失衡
城乡统筹发展，有赖于城乡资源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在我国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城乡社区更加开放的态势下，市场在城乡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不断强化，城乡资源流速加快，流动规模不断扩大。由于我国农业是个弱质产业，风险大、比较效益差，资金回报率低，因此城市资源要素缺乏向农村流动的内在动力，农村资源要素受市场利益机制的驱动，争向外流，向城市集聚，导致城乡差距不断扩大。
（三）农民土地缺失
政府在土地一级市场上的垄断性征用，导致城乡土地市场价格差和城乡土地市场分割，导致大量无地失业农业人口的出现，严重损害了农民、农村和农业利益，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 30 余年以来，政府向农业征用土地所产生的城乡土地价格差累计达到2000亿元，这些资金又全部投入到了城镇。在某些地区，由政府垄断性征用所导致的土地市场价格差甚至成了政府推进城市化、维持政府运行的主要收入来源。
（四）农民工问题
近些年来随着国家政策对农业投入力度的增大，实施“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发展思路，大大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农民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也促使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出去。
农民工进城后被排斥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外，难以实现市民化。农民工进城一方面是农民自身发展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城镇化的必由之路，更是国家现代化的需要。农民工进城作为中国城镇化的一条路径，有其可行性和现实性。但现实情况是，能够真正由农民变为市民的群体只是占了少数，大部分人很难在城市获得稳定的职业和收入来源，不确定性对农民工来说是一种常态。具体来说，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在保障水平和覆盖范围上都有明显差距，农民工在劳资市场上的弱势地位使其难以享受到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以及工伤事故保险等待遇，在子女教育、公共卫生、住房保障等领域都没有达到市民化的标准。
这就导致了农民工虽然在表面上进了城，但却没有享受到城里人该有的待遇，使我国的城镇化大打折扣。
二、改善中国城镇化建设现状，完善城镇化建设水平
（一）普及小城市，促进城镇化建设
小城市不仅与其周边的广大农村是密不可分，而且是我国城镇体系建设中的重要环节。小城市与大中城市相比，较易发展成规模。较之大中城市，小城市具有区位优势，即其所处地域与农村临近，其生活习惯和消费水平与农村相差不大，农村劳动力较易融入其中，易产生人口集聚。特别是乡镇企业极易在小城市生存，农村劳动力较易转移到小城市来，为第三产业的发展赢得了机会。这一切，都是农村人口城镇化的动力和积淀。
（二）建立农村土地要素的流转机制
土地不只是意味着一种非常重要的要素，还是农村赖以生活的根本。对于迁往城市定居的广大农民来说，放弃土地就意味着放弃生存烦人依靠。农民的土地产权分属不甚明了，其劳动力的迁移受到了极其严格的限制。转移农户土地收益权不仅体现对人口城镇化产生了粘效应，也造成了大量的“两栖”农民。因此，尽早建立农村土地要素的流转机制，是非常有必要的。
我们需要特别关注三个群体:一是失地农民，主要是城镇化工业化发展过程中的被征地农民。近年来城镇快速扩张，失地农民是一个很大的群体。我们目前还没有完善的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培训计划，失地农民中老龄的、大龄的也没有养老保障。二是农民工和乡镇企业职工，就是非农就业。据农业部统计，大概有两亿左右。针对这部分人没有完善的失业、养老保险制度，恐怕大多数人要回农村养老。
（三）把城镇化建设与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
城镇化战略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上，更应该考虑城镇化的系统性。具体来说，就是指城镇化进程要与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从而实现城镇和农村的协调、共同发展。城镇化发展并不代表着农村社区和农民群体的消失，在中国存在着巨大农村人口的形势下更是如此。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不仅包括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还包括城镇建设与新农村建设协调发展。只有将这两个协调发展结合起来，才能有望实现真正的城镇化战略。因此，新农村建设要在城镇化建设中发挥一定作用，实现农村生活条件的提高和基础设施的完善，在这种条件下实现农村的就地城镇化，从而解决城镇化过程中产生的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和失地农民问题。
总结
文章主要对我国城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且针对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我国的基本国情，按照可持续发展和节约资源的原则，既不能违背城镇化的一般规律，也不能完全照搬别国模式，必须走出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让更多的农民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
参考文献
［1］贾林州.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城镇化［J］.绿叶，2011，( 3) ．
关键词：失地农民；保障水平；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D57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03-000-03
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迅速推进，工业用地以及城镇建设用地需求的增加，农村土地被大量征用。土地的大量征用，使农民成为了失地农民。由于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加之农村征地制度及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失地农民失去了土地这赖以生存的养老保障，成为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新的弱势群体，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问题也成为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对农村老年人养老水平影响因素的测度，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生活质量的决定因素，从而使得政府改善失地农民养老水平的政策更有针对性。
本文结构安排是：第一部分为文献综述；第二部分为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第三部分为计量分析模型、变量设计；第四部分为数据解释与分析描述；第五部分为结论。
一、文献综述
中国的城镇化研究起步较早。对其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是的研究，他的观点是工业革命的核心是城市，通过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以牺牲农村利益为代价，工业革命得以完成①。赵友新（2004）等学者研究了中国沿海地区的城镇化，在提高农民补偿费用的基础上观察到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和养老问题②；朱俊（2006）等研究家庭养老的学者认为家庭养老功能衰弱的原因有青壮年劳动力流入城市与家庭小型化之间的矛盾③。关于政策方面的研究，左菁（2007）等学者指出社会性和福利性的不足是体制面临的困难，同时在养老基金运行方面也需要加以改进④。对于农村养老模式的选择，多元化的养老模式是当前的必然选择，其中，社会养老模式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可。
失地农民养老问题是当前解决失地农民问题的重中之重。陈绍军（2012）提出，由于政策局限，将失地农民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还有诸多困难，为使失地农民享受到发展福利，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可以作为过渡方式予以施行⑤。
二、调查对象与方法
（一）调查对象
2016年8月，调查采取四阶段抽样法，先是从吉林、辽宁、黑龙江各省中分别抽取3个被调查市（白山市、丹东市、大庆市），然后，在每市再抽取3个乡镇（松江河镇、孤山镇、林甸县），在每个乡镇中抽取 3个行政村（长青、谷家屯、东发村），再采取典型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式对农民进行问卷调查。当场填写并回收问卷，发出问卷4500份，收回有效问卷3883份，回收率为86.29%，问卷资料齐全。经过问卷的审查、复核与整理，最终获得失地农民的有效问卷。
（二）调查方法与数据来源
除选取样本点实地调研外，本研究还采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2013年全国基线调查微观数据⑥。该调查以我国45岁及以上中老年人及其家庭为调查对象，覆盖全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约1万户家庭中1.7万个样本。
三、衡量失地农民养老保障水平的变量选取
（一）因变量
本文设定的因变量是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水平，其度量方法是根据受访者对自己的生活状况做出总体性评价，再加上客观现象的映射。本研究按照五分法对各个打分进行赋值，其中，养老水平评价总分50分，1-10分表示非常不满意，11-20分表示不满意，21-30分表示一般，31-40分表示比较满意，41-50分表示非常满意。满意度评价采取五分制，1分代表最低，5分代表最高。
（二）自变量
本研究依据农村老年人生产能力欠缺、对子女依赖性强等特点，参照相关文献中较常用的评价维度，着重从以下三个维度探究自变量对失地农民养老保障水平的影响：
1.个人状况维度。选取了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土地保有程度等因素。
2.家庭状况维度。本文选取家庭年人均纯收入来反映农村老年人经济状况。
3.社会保障维度。本文选择的社会支持维度包括物质支持和精神支持。
四、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养老保障水平决定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一）失地农民养老保障满意程度的调研统计结果
满意度评估是指个人依照自己选择的标准对自己生活状况的总体性认知评估。
从调研的统计结果看，多数受访农民对自己当前的养老保障满意度较高，养老满意度评分的均值达到40.14分，比3883名受访者整体养老保障满意度的均值高3.58分。其中，对目前养老保障满意和比较满意的失地农民占总样本的81.67%，仅有3.71%的失地农民对目前的生活比较不满意。表一显示了辽宁、黑龙江、吉林省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满意度依次降低。
（二）个人状况与失地农民养老保障满意度
健康是失地农民养老保障水平提高的重要前提。从失地农民自我报告的身体健康状况看，44.72%的失地农民认为自己身体很健康，对养老保障满意度评分为34.85分。
此外，失地农民的心理健康状况也应受关注。尽管半数以上的失地农民在生活中能获得的满足感和安全感，但仍有8%左右的失地农民存在孤独、消极的悲观状态，这部分失地农民养老保障满意度只有35.73分，显著低于失地农民群体的平均水平。
土地保有程度对失地农民养老保障满意度亦有显著的影响。根据本调查统计，在其他变量值一致的情况下，土地保有程度高的农民养老保障满意度平均分为45.81，而土地保有程度低的35.53。可以看出，失地农民养老保障水平与土地保有程度有一定的相关关系。
年龄，性别，婚姻状况等因素对失地农民养老保障水平没有显著的影响。
（三）家庭状况与失地农民养老保障满意度
通过问卷数据分析，我们发现家庭状况变量中家庭收入水平对失地农民养老保障满意度影响显著。随着满意度评价等级的降低，受访群体的家庭人均纯收入及人均消费水平均值依次降低。然而，现实收入与期望收入的差距却随满意度评价级别的降低而拉大，表明失地农民养老保障满意度与期望/现实收入比成负相关。
自我保障、子女保障和社会保障为失地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由统计结果可看出，大多数的失地农民能够得到子女的赡养；主要依靠子女赡养，部分依靠社会保障养老金生活的失地农民幸福感较强。
子女作为失地农民晚年生活的重要依靠，同样是失地农民社会关系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调查中，受访失地农民平均有子女2-3个。62.8%的失地农民可从子女方得到钱或实物，平均金额为每年2165.3元；13.0%的失地农民所得的钱或实物折价后不超过1000元，难以冠以“赡养”之名。
在失地农民的生活照料及情感支持方面，子女的作用是无法替代的。目前，单独居住仍是失地农民主要的居住方式。独居失地农民与其子女的联系频率对其养老保障满意度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研究显示，失地农民的满意度评分随着与子女联系频率的降低而递减。
（四）社会保障与失地农民养老保障满意度
表三显示出样本三地失地前后的对比情况。由于吉林省和辽宁省的部分处于第三年龄阶段（60岁以上）的失地农民（他们自愿选择不置换城镇企业职工社会养老保险），能够一次性得到较大数额的资金补偿，这些补偿将对失地农民的生活产生深远影响。因此，在数据处理时，我们根据当地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将这一次性资金补偿折算成失地农民每年可得的补偿金额。具体做法：根据2015年三地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估算出受访失地农民的预期剩余存活时间，再按照央行0.35%的利率水平，将一次性资金补偿平均分摊到各年。由此得到的征地补偿费用，加上失地农民当前的家庭收入，以及养老金等其他福利和补助，便得出了本研究所调查的当年各家庭收入水平。因此，表四中“失地后”的家庭纯收入是考虑了一次性征地补偿款后的纯收入，从而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征地的补偿水平。
对于社会保障项目，农民未失地时参加的是新型农村合作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政府征地以后，为失地农民置换了15年的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年限，将失地农民纳入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U体系，基本做到了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全覆盖。因此，在养老、医疗保险统计结果上，失地农民较失地前的状况有所改善。
五、结语
从上一个部分的数据分析中，我们从三个层次中提取了五个显著的影响因素，分别是：婚姻状况、土地保有程度、家庭收入水平、医疗服务水平、社会养老保险收益。
根据调查研究，我们对提高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养老水平做出以下四点建议：
1.了解农民的被征地意愿，建立规范补偿分配制度
要以协商的态度，通过落实听证制度，实地了解并尊重农民的被征地意愿；要设定灵活的征地补偿标准，除参照物价水平等因素，也要结合农民的意愿，确保农民失地后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征用补偿分配条例，确保农民个体之间公平分配。
2.采取多样的帮扶措施，大力扶持农民再次就业
多数失地农民缺乏再次就业所需的劳动技能，有关政府机构可通过开设技术培训点、分配技术人员下乡指导等形式对其进行培训，在此基础上，对部分企业予以引进农民工的优惠政策，让失地农民成功的再次就业。
3.改善失地农户医疗及养老保险
对失去赖以生存的生活保障的失地农民，引导其合理购买养老保险是必要的。将农民的需要和当地实际相结合，据此适当调整医疗及养老保险，同时加快失地农民医疗养老保障制度并入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在办理手续及缴费上给予优惠，提高失地农民的参保积极性。
4.强化对失地农民养老保障政策实施的监管
加大对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实施过程的监管力度，充分向农民宣传国家对于失地农民的各种优惠政策。养老保障金需由专职部门统一监管，同时应设内部及外部监管、审核部门，以保证养老金及时、足额地发放；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对违反政策规定、谋取私利者进行惩治。
注释：
①《乡土中国》
②赵友新《失地后的失衡――失地农民的就业和生活问题调查》
③朱俊《对当前我国农村养老模式的政治学分析》；刘布光《当前农村养老保障面临的困难与对策》
④左菁《中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⑤陈绍军《长三角地区失地农民养老保障模式比较研究》
⑥http：///zh-CN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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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 琛（1996-），女，汉族，河南周口人，吉林大学经济学院2014级金融学专业在读本科生，主要从事风险投资研究。
张紫睿（1995-），女，汉族，山东日照人，吉林大学经济学院2014级金融学专业在读本科生，主要从事金融工程理论与实务研究。
邵 聪（1996-），男，汉族，江苏宿迁人，吉林大学经济学院2014级金融专业在读本科生，主要从事失地农民养老保障问题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换档和困难企业增加，一些机构和个人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担忧不断增加，一些唱空中国经济的老调又开始重弹。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论断就是中国开始面临严重的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进而要出现巨大的债务风险。误判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看到中国正处于城镇化持续较快推进的历史时期。
2014年，按照常住人口计算，中国的城镇化率为54.77%；按照户籍人口计算，2012年中国城镇化率为35.33%。2010年美国城镇化率超过80%，日本超过90%，高收入国家一般都在70-80%及以上。中国的城镇化水平明显偏低。
城镇化是现代产业、市场发展的结果，是现代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变化的集中反映。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依靠自主建设的工业体系，在引入市场和对外开放的推动下，全面加快了工业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客观上必然会加快城镇化进程。1978-2014年，中国按照常住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从17.9%提高到54.77%，城镇常住人口从1.72亿增加到7.49亿，增加了5.77亿人，年均增加1600万人，超过很多国家的总人口。即使在经济增速换档时期，2012-2014年，中国城镇常住人口也增加了5900万人，年均增加1966万人。
城镇人口的增加，首先带来了需求的增加，特别是住房这一基本需求。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首先集中在满足城镇户籍居民住房改善方面。这也导致很多人依据城镇户籍居民的住房情况判断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这一静态的、不考虑中国城镇人口特别是户籍人口变化的思维模式，往往会得出中国城镇住房供给已经平衡甚至过剩的结论。有些不负责任的分析，甚至认为中国城镇空置住宅已经达到6400多万套。如果考虑人口城镇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则结论会完全不同。按照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70%，考虑人口增长因素，中国城镇常住人口将超过10亿人，较2014年至少增加2.5亿人。如果人均住房面积按照35平米计算，至少需要77亿平米的住房；如果按照每套100平米计算，约为7700万套。此外需要注意到，常住人口流动性比较大（中国目前流动人口为2.5亿余人），对住房的需求不够稳定，这也是中国城镇住房需求压力相对较小的重要原因。如果按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70%计算，未来中国城镇户籍人口至少还要增加5亿人。即使考虑其中作为常住人口在城镇有住房的因素（一般是租房，而且条件较差），其住房需求增长也会非常巨大。此外考虑到住房质量和配套水平提高、城镇布局调整等因素，有很多已有城镇住房则需要翻新改造。综合看，中国城镇化的推进，将带来巨大的城镇住房需求，将支持城镇房地产市场持续较快扩大，房地产和城镇建设持续较快推进。那种认为中国城镇住房严重过剩、房地产业将出现巨大债务风险的观点，是经不起推敲的。
关键词：中国；城镇化；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299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15-00000-01
现阶段，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城镇化进程的推进速度越来越快。同时，十也讲城镇化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进行了相关的阐述，城镇化发展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一种表现。如何有效的开展中国城镇化影响因素研究，将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因而，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城镇化是一种必然的经济现象。为了更好的进行中国城镇化影响因素研究，结合城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深入分析，成为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之一。
一、中国城镇化的内涵分析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化问题，逐渐演化为社会建设事业中的重要问题。一般情况下，城镇化又被称为城市化，其在社会发展及生产生活中以动态发展的形式呈现在社会公众的面前。城市化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伴随现象，其发展的具体表现为：从事农业产生活动的人数减少、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逐渐被消除，而转向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方向。其次，社会的风气、城市规划以及生活方式，都开始向现代化城市建设的方向发展。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进步发展的表现。因此，在社会经济发展中，重视中国城镇化影响因素的研究工作，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二、中国城镇化的特点
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我国城镇化发展速度较快，城乡之间的关系也逐渐发生了明显变化。加之我国人地矛盾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够均衡，中国城镇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也逐渐突出。为了有效的协调空间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发展的问题，需要结合城镇化发展的水平，改革财政制度、户籍制度，完善城镇化快速发展带来的问题。其次，城镇化的发展，促使人们更加关注生态环境、人文事业及民生事业的建设。在城镇化科学发展的基础上，构建智慧城市，是城镇化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在实际工作中，深入研究中国城镇化的特点，可以为进一步促进城镇化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三、中国城镇化影响因素
（一）规划起点低，布局不合理
就当前城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而言，规划起点低，布局不合理的问题，已经逐渐引起相关部门的注意。规划起点低，布局不合理，在很大程度上会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主要表现在，一些地方由于缺乏长远的科学规划，导致小城镇的规模布局散乱不堪，地方政府对于城镇化发展的概念解读不到位，没有切实将其看作是经济发展的表现，小城镇的不合理设置与建设发展，存在一定的盲目性，间接导致了建设成本的浪费以及资源的流失。规划起点低，布局不合理，已经成为城镇化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之一。因此，在城镇化发展中，关注规划起点低，布局不合理这一问题非常重要。
（二）户籍管理制度相对落后
户籍管理制度相对落后，一直是城镇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由于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传统的户籍管理制度，严重制约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有效流动，随时间的推移，成为影响城镇化发展的主要障碍。户籍管理制度相对落后，无法有效的满足城镇化发展中人口户籍管理的需求，直接导致户籍管理工作水平下降。户籍管理制度相对落后，不但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对城镇化的正常推进工作造成了负面的影响。
（三）基础设施不够健全
通过一定的调查数据分析可知，基础设施置不够健全仍是城镇化发展中重要的影响因素。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导致城镇规划与布局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基础设施不够健全，无法有效的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对于进一步拓展城镇化的发展规模，也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基础设施不够健全，城镇化的规划目标就无法实现。基础设施不够健全这一问题的存在，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城镇化发展相关工作的开展。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如何有效的完善基础设施不够健全的问题也非常重要。
（四）发展机制缺少灵活性，管理水平低
不断的社会实践工作表明，发展机制缺少灵活性，管理水平低，也是影响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社会经济中，由于市场机制的作用不强，小城镇的建设资金主要以政府投资为主，很难形成多元化的资金筹措机制。在资金投入不足的情况下，加之乡镇政府的资金债务压力，其管理机制方面存在的漏洞就无法得到有效的解决。在中国城镇化发展中，发展机制缺少灵活性，管理水平低，已经成为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因此，发展机制缺少灵活性，管理水平低，对于城镇化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社会经济生活中，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加快城市化发展的进程，也成为提升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事项之一。结合我国城镇化当前发展的实际情况，深入开展影响城镇化发展因素的探究工作，并将其作为开展城镇化发展工作的基础，制定有效的发展方面，才能进一步促进城镇化的发展。中国城镇化影响因素分析，将成为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因此，在实际工作中，重视中国城镇化影响因素研究，并积极的开展相关工作，可以有效的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冒小栋，刘琼芳.中国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因素及溢出效应[J].商业时代，2014，（5）：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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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镇化规模 城镇化质量 协调关系 浙江省
一、引言
2013年，中国城镇化率已达到了53.7%，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在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但同时城镇化质量不高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影响了我国城镇化健康发展，而该方面也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国外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是联合国人居中心的城镇发展指数（CDI）[1]和城镇指标准则（UIG）[2]，前者涉及基础设施、废弃物处理、健康、教育、生产等方面，后者则涵盖居住、社会发展和消除贫困、环境治理、经济发展、管制等内容，而且在城市生活质量等城镇化质量某一侧面上也展开了较多定量分析研究，如Hikmat采用单指标分析法对约旦首都安曼的生活质量进行分析[3]。国内研究中一方面是针对城镇化质量，研究其内涵并分区域进行定量评价，如郭叶波对中国城镇化质量评价进行研究述评[4]；另一方面则对城镇化与经济、生态环境等方面关系进行定量分析研究，如刘耀彬运用耦合度模型对中国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进行分析[5]。而关于城镇化规模及质量的关系研究则较少，因此本研究在已有学术成果的基础上，以浙江省为例，探究其城镇化协调发展状况，以期对此方面研究和浙江省城镇化健康发展上做一定贡献。
二、研究方法及数据说明
（一）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城镇化规模与质量的内涵是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城镇化规模方面目前已达成共识，测算时主要采用城镇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城市建设用地占城市土地总面积比重、二三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而在城镇化质量方面很多学者都有不同的见解，国内最先对城镇化质量进行定量研究的是叶裕民，她认为城镇化质量包含城镇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两个方面含义，在此基础上，对当时300万人以上的9个超大城市进行评价[6]。近几年有更多的学者聚焦该方面研究，如方创琳认为城镇化质量是经济、社会和空间三方面城镇化质量的有机统一，并从这三个视角构建分要素测度模型和分段测度模型，进而对中国城镇化发展质量及其空间分异特征做了总体评价[7]。其他学者对城镇化质量的理解和测度一般是从经济、社会、生活、资源环境和城乡协调发展等角度出发[8―9]，具有代表性的是张春梅，其认为城镇化质量的具体涵义应包括四个方面内容：一是城镇的经济发展质量；二是城镇居民的生活质量；三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程度；四是城镇发展的可持续性[10]，其提出的城镇化质量内涵全面、具体、易测，但在构建的一些具体指标上也值得商榷，例如将城镇人均绿地面积归为可持续发展质量的，而不是城镇居民生活质量。本次研究在张春梅提出的城镇化内涵的基础上，并对一些具体指标进行修改完善，得到相应评价指标体系（表1）。
（二）象限图分类识别法
象限图分类识别方法是陈明星等提出的一种关系识别方法[11]，这里采用修正后的象限图识别方法并引入偏离程度。具体步骤如下：
1、测算城镇化质量Q与城镇化规模R，并对其进行标准化处理：
ZQ=（Qλi-Q平均值）/SQ；ZR=（Rλi-R平均值）/SR
式中：ZQ和ZR分别为经标准化处理的城镇化质量与规模；Qλi和 Rλi分别是第i个城市在第λ年的城镇化质量与规模；Q平均值 、R平均值 以及 SQ、SR分别为 Qλi和Rλi的平均值和标准差。
2、构造城镇化质量与规模关系的象限图，代表不同年份、不同城市城镇化规模与质量的点集（ZR，ZQ）坐落在该象限图内。
3、判断不同年份、不同城市城镇化规模与质量的关系类型。首先根据ZQ和ZR判断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的关系；其次，根据ZQ+ZR判断城镇化进程；最后，根据|ZQ-ZR|判断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的偏离程度，得到分级细则（表2）。
4、划分不同年份、不同城市城镇化规模与质量关系类型 （表3）。
（三）数据说明
本次研究中关于城市公园绿地面积、城市道路面积及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来源于历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高新技术产业数据来源于浙江省科技厅统计信息，其他数据均来源于浙江省各市历年统计年鉴及统计公报。其中人口数据均采用城市常住人口进行统计，原始数据中以美元为货币单位的均按当年汇率折算为人民币。
三、城镇化进程分析
在2000―2013年期间，浙江省城镇化进程总体推进较快，从2000年各市都处于低水平城镇化到2013年有5个城市达到高水平城镇化和1个城市达到中等水平城镇化，但同时也出现了明显的浙东北和浙西南分异的空间格局（图1）。
（一）城镇化规模
从城镇化规模评分来看，浙江省各市城镇化规模均处于扩大状态，但区域差异仍然较为明显。嘉兴和舟山两市评分较高需特别指出，其中嘉兴市主要因为该市建设用地面积占土地总面积指标值为29%，远高于省内平均值，可看出该市土地城镇化现象比较明显；舟山市是中国最大的海水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基地，城镇化基础良好，且作为浙江省内面积最小的城市，总人口也仅有110万，城镇化任务较轻，因此在城镇化规模方面进展较快。而衢州与丽水一直是浙江省内欠发达地区，区位条件较差，城镇化基础薄弱，导致其城镇化规模水平呈现较低水平。从城镇化规模发展速度来看，呈现城镇化水平低的区域高于城镇化水平高的区域。
（二）城镇化质量
从城镇化质量评分（表4）来看，浙江省各市城镇化质量也处于提升状态，但区域间差异逐渐扩大，评分最大差距由2000年的0.16到2013年的0.49。从城镇化质量内涵来看，经济质量和居民生活质量在城镇化质量中贡献作用比较大，而可持续发展质量和城乡统筹的贡献作用则比较小，由此可见，城乡统筹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将是今后城镇化质量建设的重点部分。在2013年，部分城市虽然总评分较高，但在质量内涵某方面依然会存在不足，在以后城镇化进程中可以重点发展，例如宁波市可持续发展质量方面、嘉兴市居民生活质量和可持续发展质量方面、绍兴市居民生活质量方面、舟山市的经济质量，而总评分较低的城市则表现为各方面都不足，在以后城镇化进程中需全面发展（图2）。
四、城镇化水平与质量协调分析
在2000―2013年期间，各市城镇化规模与质量协调关系虽然有所改善，但大部分城市还是处于城镇化质量超前型或城镇化规模超前型，情况不容乐观。本次研究虽然所选年份不多，但城镇化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选取的2000年、2006年和2013年共3个时点基本可以反映其前一阶段的城镇化发展成果，因此也能从这3个时点不同状态反映各市在2000―2013年期间城镇化变化情况，最后本次研究在这3个时点城镇化状态的基础上，结合城镇化规模与质量协调关系的变化趋势将各市划分为3种类型，分别为趋于城镇化质量超前型、趋于城镇化规模与质量协调型、趋于城镇化规模超前型。
（一）趋于城镇化质量超前型
定义以经济发展为主要动力、市域范围内不同地区发展存在一定差距、城市地区发展达到一定程度上的城镇化，但并未予以周边地区应有辐射的城市为城镇化质量超前型城市。其特点为：因其经济指标的绝对优势而在评价数据上显现出城镇化质量超前，实际情况为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各个部分发展不同步，许多资源还在闲置，未被充分、合理地利用[12]。
趋于城镇化质量超前型的城市有杭州和湖州，从区位优势上讲，两个城市位于杭嘉湖平原，属长江三角洲一部分，地区工业发展较好，而且作为著名的旅游城市，旅游经济突出，各自占经济总收入的17.8%、19.5%，旅游业的发展也推动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而从城镇化规模方面来看，杭州市土地规模指标较低，表现为杭州城区周边县或村镇建设用地规模较小，资源过于集中于主城区，分配不合理，湖州市则人口规模指标较低，同时城市建设过快，从而出现资源闲置状态。
（二）趋于城镇化规模超前型
定义以土地规模扩大为主要态势，人口规模、经济规模的发展与土地规模发展相比尚属滞后、土地利用粗放的城市为城镇化规模超前型城市。其特点为：因其土地规模的优势在评价数据上显现出城镇化规模超前，实际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土地浪费和盲目扩展。
趋于城镇化规模超前型的城市有嘉兴、金华。嘉兴市在3个不同时点中均表现为城镇化规模中度超前，虽然其城镇化进程从低水平城镇化发展为高水平城镇化，但其城市建设用地总量始终未得到有效控制，与人口规模、经济规模并不匹配。金华市从2000年城镇化规模轻度超前型发展为2013年城镇化规模中度超前型，主要因为金华市在处于低水平城镇化时，急于推进城市建设而对城镇化质量关注不够，表现为其城镇化质量发展缓慢且各分项评分均较低。
（三）趋于城镇化规模与质量协调型
定义以发展健康城镇化为目标，城镇化不同方面相互协调，资源分配基本合理并充分利用、具备一定辐射带动作用、城镇化规模与质量水平能够基本匹配的城市为城镇化规模与质量协调型。
趋于城镇化规模与质量协调型的城市有宁波、绍兴、台州、衢州、丽水、舟山、温州。其中宁波、绍兴在2006年就已经达到城镇化规模与质量相互协调并保持到2013年，说明其协调状态较为稳定，这也与两个城市发展历史悠久，经济基础较好，城市形态较为成熟有关。台州市在2013年刚刚达到协调，但就从其还处于低水平城镇化来看，其协调状态应该还不稳定，在以后需要进一步保持城镇化规模与质量同步发展。舟山、温州在2000年为城镇化规模中度超前型，2006年达到城镇化规模严重超前型，在此期间，城镇化规模发展迅速，而城镇化质量则停滞不前，这也与当时各地纷纷进行土地城镇化的大环境有关，随着城镇化质量得到重视，2006―2013年期间偏离程度有所下降，表现为趋于城镇化规模与质量协调型，但两市推进健康城镇化的相关政策还需进一步落实，才能在未来真正达到协调状态。衢州、丽水两市在2000年时城镇化规模各项指标均处于浙江省各市末位，导致城镇化规模与质量存在一定差距，2000―2013年间，随着两市城镇化规模发展速度大于城镇化质量发展速度，两者差距逐渐缩小，在2013年达到城镇化质量轻度超前，按照趋势判断两市应该会在未来的某个时点达到协调状态，此时两市应该转变现有城镇化推进政策，保持城镇化规模与质量同速发展，否则在两市达到协调后会转变为城镇化规模超前型。
五、结论及建议
首先，从城镇化总体进程来看，2000―2013年期间浙江省发展较快，从2000年全部处于低水平城镇化到2013年有5个高水水平城镇化和1个进入中等城镇化水平，并呈现浙东北与浙西南分异格局，省内在加快城镇化进程时应该统筹全局，相关政策应向浙西南地区倾斜，缩小区域差距。
其次，从城镇化规模与城镇化质量协调关系来看，2000―2013年期间浙江省有所改善，但多数城市还是处于不协调状态，而且嘉兴、金华有趋于规模超前发展倾向，杭州、湖州有趋于质量超前发展倾向，趋于协调的部分城市其协调状态依旧不稳定。其中未协调城市应该着重于缩小两者差距，特别是还未到达高水平城镇化城市，不能急功近利，而趋于质量超前或规模超前城市更应完善现有政策，质量超前的应该统筹发展，减少资源浪费及分配的不合理，规模超前的如嘉兴，应该减少其新增建设用地指标，避免继续盲目扩张。
最后，从城镇化规模和质量各自发展来看，浙江省内11个地级市的虽然都处于提升状态，但区域间差异也较为明显，其中城镇化质量区域差异有明显扩大趋势，而在城镇化质量内涵的4方面，各市也都存在不同方面的不足，在发展城镇化质量时制定相关政策也因应该因地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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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现代城镇化;能源消费总量;能源消费结构;能源产出效率
矿物燃料为主的一次能源不仅是现代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来源,而且也是现代城镇化发育的基本动力来源[1-5]。总体而言,随着现代城镇财富积累功能的不断加强,国家和地区城镇化对一次能源消费的依赖性表现得愈加强烈[6-8]。各国的实践表明,现代城镇化发育对能源的这种依存状态不仅体现在消费总量的增长方面,而且更体现在消费质量的提高方面[9-12]。目前,人们对国家或区域能源消费总体状态的研究投入了极大精力,但对于其消费空间组织结构,特别是在城镇化高速发展阶段,城镇能源的消费规模、结构及其演进特征知之甚少。这就是本文所要阐述的中心所在。
1 能源消费需求变化
应当说,从城镇化的诞生之日起,就产生了能源消费的需求。所不同者,古代与现代城镇化的能源消费需求有着天壤之别。
在古代时期,由于城镇功能的单一性强与整体发育水平低,可再生薪柴的供应就足以满足城镇的日常能源消费需求。更为重要的是,长期以来古代城镇的能源消费需求主要集中在生活方面。由此产生的能源供应则主要集中在薪柴和其他可再生燃料。直到1830年,薪柴依然占据全球城镇能源消费的70%。与此同时,煤炭的消费则主要集中在个别欧洲国家,如英国的煤炭消费占全球比重的近80%[6,7]。
作为工业化的先导国家,英国城镇化的整体发育水平在1840年超过50%。以此为起点,全球城镇化的发育开始进入现代时期。与古代时期相比,随着城镇职能的多元化发育,现代城镇成为整个社会财富积累的中心,因此,国家现代城镇化的衡量标准不仅取决于城镇人口集聚的规模,而且更取决与城镇经济产出的状态,即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据此,现代城镇化的计算公式为:
UIy=nEU,EP
其中UI为国家或地区城镇化的整体发育水平;EU为经济城镇化发育水平;EP为人口城镇化发育水平。从此,全球的能源消费需求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3]。
在现代城镇化发育阶段,随着财富积累能力的迅速扩张和人口急剧膨胀,城镇的能源消费呈现出快速增长态势。尽管地球上的能源资源几乎无处不在,但是真正能够承担起现代城镇化发育能源需求快速增长的重担却只能落在矿物燃料的肩上。从此,全球能源消费开始进入矿物燃料主导时代。数据分析显示,1840-2005年期间,全球城镇化的整体发育水平从10.54%上升到60.89%,增幅约为4.8倍。相应地,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则从0.34亿t煤当量上升至150.5亿t煤当量,增幅则约在436倍。在此阶段中,全球城市化水平的扩张和一次能源消费的增长二者关系达到了极高的程度(R2=0.9818)。更为重要的是,在总量增长的同时,一次能源消费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20世纪60年代以来,作为现代燃料矿种的石油和天然气便开始占居了全球一次能源消费的主导地位。
遗憾的是,由于现代城镇化发育初始阶段 (1840-1960年)能源消费结构的单一,导致了这一阶段社会财富积累的能源利用效益低下。分析结果表明,全球单位社会产出的能源消耗从1840年的45.1t标煤/万美元上升到了1960年的470.1t标煤/万美元,期间的增幅为9.4倍。
进入现代城镇化发育成熟阶段后(1961-2005年),随着能源消费结构的多元化和油气资源主导地位的确定,全球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增长开始呈现出减缓趋势。数据分析显示,1961-2005年期间,全球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增长了只有1.6倍强,年递增速率为2.2%,不足城市化初始阶段的65%。其结果,全球城市化成熟阶段的单位社会产出能耗情况发生明显逆转,呈现出了大幅下降态势。2005年全球单位社会产出的能耗为45.1t标煤/万美元,仅相当于1960年时的77.7%。图1中现代城镇化不同发育时期单位产出的能耗比较恰恰说明了这一点。
张雷等:中国现代城镇化发育的能源消费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0年 第1期2 中国实证分析
综观中国现代城镇化的发育历程,其能源消费及保障与世界其他国家有着基本相同的特征。这种特征既体现于消费总量的增长和结构的演进方面,而且也体现在供应保障的空间格局变化方面。
2.1 现代城镇化发育
中国现代城镇化发育始于20世纪50年代。此后,其整体发育水平有了明显提高[14,15]。
数据分析显示,在现代城镇化初始发育阶段(1952-1980年),由于发展政策带有明显的倾斜,即强调城镇的生产集聚功能提高,因此,尽管经济城镇化的发育水平得到了快速的提升,但是受到人口城镇化发育缓慢的影响,全国城镇化的整体发育水平只有28.7%(图2)。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国家发展政策的开放和更多地关注城镇的社会经济主导作用发挥,经济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两者发育的巨大差异开始有所收敛。其结果,在经济和人口的双轮驱动下,全国城镇化的整体发育开始步入快速成长阶段。到2005年,全国城镇化的整体发育水平达到了60.0%,与世界平均水平持平(图3)。
2.2 能源消费增长
2.2.1 总量增长
总体而言,中国现代城镇化发育的一次能源消费大体
第一,初始发育阶段(1952-1980年)。 在现代化之初,由于中国城镇职能的传统色彩强烈(集聚生活和集聚消费),其一次能源消费水平低下。1952年城镇的一次能源消费不足1 500万t标煤,仅占全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30.5%。此后,随着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展开,各地城镇的现代职能得到明显增强,特别是集聚生产方面。其结果,全国城镇一次能源的消费水平也有了快速提升。到1980年,城镇一次能源消费已经超过了3亿t标煤,约占全国消费总量的53.6%(图4)。换言之,在初始发育时期,全国城镇一次能源的消费需求以每年1 100多万t的速度增长。
第二,快速发育阶段(1981-2005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的经济产出职能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在市场经济、特别是外向经济发展的刺激下,中国城镇的一次能源消费需求呈现出更为强烈的增长势头。数据分析表明,到2005年,全国城镇一次能源消费已经达到了17.8亿t标煤,约占全国消费总量的79.6%(表1)。以此计算,在这一期间全国城镇一次能源的消费需求以每年增长5 800多万t,是初始发育期的5.3倍。
图4 中国城镇化能源消费总量增长, 1952-2005年
Fig.4 Energy use for China's cities, 1952-2005
2.2.2 结构演进
同样地,中国城镇化的一次能源消费也经历了2个基本阶段:
第一,初始发育阶段。 为了确保生产职能的转变,这一阶段全国城镇的能源消费主要集中在满足工业生产发展的所需。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石油化学工业的快速发展,全国城镇一次能源消费的结构演进明显加快。1980年,中国城镇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比重为51.2%,与1952年时相比,降幅超过42个百分点(图5)。受此影响,1980年中国城镇一次能源消费的结构演进系数达到了2.12,为1952年时的2倍;
第二,快速发育阶段。
遗憾的是,在中国城镇能源消费总量快速增长的同时,其结构却未出现同步演进。实际上,受国内能源政策摇摆和国际能源市场动荡的共同影响,此阶段上的中国城镇能源消费结构演进反而出现了明显倒退。数据分析显示,2005年中国城镇一次能源消费结
构中煤炭比重为63.3%,比1980年时上升12.1个百分点(图5)。相应地,2005年中国城镇一次能源消费的结构演进系数为1.58,比1980年时下降了0.54。
2.3 产出效率提高
在现代城镇化进程中,中国城镇的能源产出效率的提高也经历了两个基本阶段。
第一, 波动发展阶段 (1952-1980年)。
20世纪50年代初期,由于传统集聚职能(主要集中在生活和消费)尚为开始,城镇对矿物燃料的消费需求还很低下,以致当时全国城镇单位产出的能耗水平尚能达到12.7万t标煤(亿元,不变价,下同)的水平。
进入到现代化进程之后,由于资本与技术投入有限所造成的部门结构单一以及重工业发展优先的倾斜性产业发展政策,全国城镇的能源消费表现出异常强烈的需求增长。因此,尽管在将近30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城镇的经济产出能力得到了明显增强,但其单位产出的能耗也随之出现大幅上扬。1962年中国城镇单位产出的能耗达到了26.3万t标煤,比1952年时上升了1.07倍。经过了三年调整后,1965年中国城镇单位产出的能耗开始回落到17.6万t标煤。此后,因“时期”的政治干扰,城镇单位产出的能耗再次开始攀升。到1975年时全国城镇单位产出的能耗为21.7万t标煤,比1965年增长了23个多百分点。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全国城镇单位产出能耗的上升情况才开始发生改变(图6)。
第二,正常发展阶段 (1981-2005年)。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资本与技术投入的增强、特别是相对协调发展政策的实施,最终扭转了城镇单位产出能耗居高不下的局面。
1990年,全国城镇单位产出的能耗为12.0万t标煤,比1980年时下降了约42%。2000年进一步降至到5.8万t标煤,与1990年相比,又有约52%的降幅。
很遗憾的是,这种能耗下降的趋势在21世纪初并未得以继续。2005年全国城镇单位产出的能耗为5.83万t标煤,反而比2000年时提高了1个多百分点。
2.4 原因分析
由于城镇产出状态完全取决于产业的构成特征,因此通过城镇产业结构演进与其产出能耗关联模型便成为分析中国城镇单位产出能耗变化原因的有力工具。
产业结构演进-单位能耗关联模型是一种有关国家或地区(如城镇地区)产业结构演进与单位GDP能耗变化的相关分析模型。其目的在于认识国家或地区产业结构演进的能耗效果及其变化趋势。其模型的数学表达方式为:
EEE=EE/ESD(1)
在式中,EE为地区单位产出能耗系数;ESD为地区产业结构多元化演进程度。其中
EE=EC/GDP(2)
其中,EC为一次能源消费总量;GDP为地区国内生产总值。
ESD=∑(P/P,S/P,T/P)(1∞)(3)
其中,P为第一产业产出,S 为第二产业产出,T为第三产业产出。产业结构多元化的值域可以从1到无穷大。
根据产业结构演进-单位能耗关联模型的分析结果,在中国现代城镇化进程中,尽管其产业结构演进与单位产出能耗两者的相关性并不很高(R2=0.6344,图7),但是依然能够表现出一种先升后降的基本趋势。
1949-2005考虑到发育时期和发展政策的不同效果,这里采用了产业结构演进-单位能耗关联模型的阶段分析方式。
分析的结果表明,在1952-1980年的现育初始阶段,由于长期的以重工业发展优先的政策和过多的政治干扰,全国城镇的产业结构演进与单位产出能耗两者关系的走向不仅具有明显的上升趋势,而且相关程度极其脆弱(R2=0.0999)。数据的分析显示,自1957年中国城镇GDP中的二产比重开始超过越三产之后,二产的主导地位便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尽管期间也曾出现一定波动,例如1962年全国城镇二产的比重也曾出现过短暂的下降。但是到了1980年,中国城镇GDP中的二产比重已经上升至656%,比1952年时增长了17.9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中国城镇GDP中的三产比重仅有33.3%,比1952年时下降了16.2个百分点。换言之,二产发展对这一时期城镇产业结构演进的贡献度达到了78%。如果考虑到80%以上的城镇能源消费和85%以上的城镇二产产出为工业部门所有的事实,那么这一阶段城镇单位产出能耗上升还是具很强的产业结构演进基础。实际上,如果排除1959-1961年严重的,这一时期全国城镇的产业结构演进与单位产出能耗的两者相关程度则可以超过0.92(R2=09236)。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实行了国家发展政策的全面调整,例如从“先生产,后生活”改变为“生产生活并重”和从“重工业发展优先”到“轻重工业并举”,特别是大规模的技术引进所产生的部门结构和产品结构快速进步,从而极大地提升了城镇经济的产出能力,并最终导致单位产出能耗的不断下降。数据的分析表明,1981-1995年期间,二产在全国城镇产业结构演进中的贡献度为54.5%,比现代城镇化初始阶段的1952-1980年下降了23.4个百分点。正如此,这一阶段全国城镇产业结构演进与单位产出能耗之间的关系开始呈现出曲线下滑的走势,而且两者的相关程度也超过了0.98。不幸的是,这种良好的发展势头并未被保持下去。到2005年,二产在全国城镇产业的比重较2000年提高了1个多百分点,从而演绎了单位能耗不降反升的憾事。
国际比较也许使我们更加明了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能源投入产出效果。在这里我们选择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等5个发达国家、以及印度等发展中国为代表。
分析的结果表明,2006年上述发达国家的总体城镇化发育水平均超过了85%,除了美国外,其他发达国家当年单位GDP的产出能耗均低于2.0万t标煤(亿美元,当年价)的水平(图8),其中英国的不足1.4万t标煤。
至于印度,由于目前该国的总体城镇化发育水平尚不足40%,因此其单位GDP的产出能耗接近6.7万t标煤的水平。
同样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2006年的总体城镇化发育水平超过了60%,但是,中国单位GDP的产出能耗超过了9.0万t标煤,数倍与发达国家和大约1.4倍于印度。
造成中国城镇单位产出能耗与发达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差距过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结构演进的刚性特征明显。长期以来中国始终实行的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发展优先产业导向政策,造成了不断增强的第二产业产出能力极大地挤压了其他社会活动的能源消费增长空间。其结果,国家产业结构的演进近乎完全依赖二产、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来推进,从而使整个经济结构的演进具有明显刚性特征。如此产业结构发育所产生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国家、特别是城镇单位GDP产出能耗的居高不下;
第二,能源消费结构落后。 与多数国家相同,中国城镇化的一次能源供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均建立在本国资
源基础之上。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各地城镇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和国内资源供应的有限,石油等现代燃料矿种的进口规模不断上升。然而由于决策的失误和国家能源市场的动荡,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演进便开始止步不前,甚至出现一定程度的倒退。其结果,到2006年煤炭占据了中国一次能源消费的70%以上(图9)。进一步的分析则表明,中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的演进系数仅为1.4,不仅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一般在4.0以上),就是与另一最大发展中国家印度的差距也有0.4。
3 结 论
随着职能的快速转变,现代城镇的能源消费也发生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能源消费总量的快速增长方面,而且更体现在能源消费结构的急剧变化方面。
全球实践表明,在现代城镇化的初始发育阶段,以煤炭为主的城镇能源消费表现出总量增长快和产出效率低的基本特征。进入成熟发育阶段,以油气为主的城镇能源消费则表现出总量增长明显放缓和产出效率大幅提升的显著特征。
总体而言,中国现代城镇化发育的能源消费也有着与其他国家大体相同的历程。所不同者,在长期实施的倾斜发展政策和能源供给自给政策作用下,中国现代城镇化发育的能源消费远不如人意,其表现主要体现在:第一,能源消费总量增长迅速。甚至进入21世纪以来也是如此;第二,能源消费结构演进缓慢、特别是进入国家城镇化快速发育阶段后的表现更是如此;第三,能源产出效率提高有限,甚至出现一定程度的倒退。有鉴于此,建议未来中国城镇化发育的能源消费趋向:
第一, 加快城镇产业结构调整,从根本上改变城镇经济的整体产出机制;
第二, 逐步推进能源消费结构演进、提高城镇能源消费质量,以最大限度地提高能源产出效率和改善城镇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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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rgy Consumption for China's Modern Urbanization
ZHANG Lei1 HUANG Yuanxi1,2
(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Graduate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关键词: 城镇化; 瓶颈; 相关分析
中图分类号: F323.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9-8631(2010)04-0171-01
数据显示,截止2009年底,中国城镇化达46.6%,城镇化的潜能还没有完全释放,城镇化进入加速发展时期,其基础设施建设潜力巨大,此外,城镇化也将对扩大消费和内需产生积极影响。[1]不过,城镇化推进的过程中,也带来的不少问题。
一、推进城镇化的瓶颈
(一)房价障碍中国城镇化
在房价和城镇化的关系这一问题上,有着两种不同的看法,其一认为中国的城镇化将促使未来的房价上涨;其二认为中国房价的上涨与城镇化没有关联,理由是购房者不是农村人口。此外,更多的人担心中国二三线城市的房价很可能由于城镇化的推进而追随大中城市上涨,而反过来将影响到中国城镇化的进程。有专家就认为农民必须在城镇居住下来才能提高需求,而农民不能成为城镇居民的问题是没有房子,仅仅解决户口是远远不够的,农民要向享受和城镇居民一样的待遇。[2]考虑到农村人口的经济承受能力,农村家庭对于城镇高高在上的房价是难以接受的。另一方面,住房贷款需要的收入保证,也制约了他们的这一方面的消费。住房问题得不到解决,其他消费往往大打折扣。
(二)就业是中国城镇化的关键
如果说没有成为城镇居民的农村家庭,没有自有住房还可以接受租房的话,那么他们生活在城镇是否可以有一份收入适当的工作就尤为重要了。统计显示,2009年外出农民工月平均工资为1417元,主要从事的行业有制造业、服务业、住宿餐饮业、批发零售业和采矿业等。[3]相比农村务农,这一收入水平还算可以。有几点质疑之处,首先,农民工从职工作的技术含量低,工作稳定性较差;其次,取得该收入的工作时间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最后,扣除日常的生活支出以及回家探亲的费用,可以用以消费的收入能剩下几许。
(三)社会保障是城镇化推进的难点
城镇化的推进,需要让转变成城镇居民的人们,在享受城镇生活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使其今后的生活更加有保障。当前,我国农村人口主要的养老以及医疗模式,经费依靠自筹,农民工在单位也很少加入到当地的社会保障体系。在此前国家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决策层已经关注到这一问题,并逐渐把农民以及农民工社保纳入我国社保体系。不过,考虑到相关政策不明确,加上当前社保基金存在的压力,需要完善相关的配套措施。城镇化以后,意味着农民将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以往靠土地养老的模式将不复存在。因此,要想取信于他们,使中国的城镇化顺利进行,需要循序渐进地把他们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起来,使其对未来的生活有合理的预期。
在今年的总理政府报告中,明确了今后一段时期推进城镇化的两个重点,其一是重点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其二是把符合条件的农业人口转移成为市民。而上述两项工作的落实,都需要在住房价格调控、增加就业机会和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三方面发挥管理者的作用。
二、破除城镇化瓶颈的对策
针对前面提及的三个方面,要使农民成为城市居民,需要在住房、就业以及今后的社会保障上给予他们以安全感,接下来作具体的对策分析。
(一)杜绝中小城市以及小城镇房价过快上涨
当前,对于大中城市房价上涨过快,国家已经意识到其可能对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出台了一些严格的措施,比如第二套房贷的首付比例提高至50%;对房价过高、上涨过快的地区,暂停发放购买第三套及以上住房贷款;对不能提供1年以上当地纳税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的非本地居民,暂停发放购买住房贷款;并首推房价问责制。[4]目前还不清楚政策可能带来的结果,但是一个令人思考的问题就是为何这些严厉的措施到房价已不堪重负的时候才出台。因此,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各级政府应把控制房价作为工作的重点。具体的做法,可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确定这一地区的房价收入比,房价收入比高于标准,政府将综合运用货币政策和货币政策加以引导,使其恢复理性。
(二)实行产业转移与城镇化协调发展
每年春节期间,农民工的返乡来临,人们不禁产生这样的想法,就是沿海工业发达地区,为何不能让这些人留下来。此外,民工荒问题也让人注意到是否中国的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从而会出现以上的情景。解决上述问题,要求沿海发达地区,必须加速推进城镇化,让更多优秀的农民工可以举家落户这些地区,增加这些产业服务人员的稳定性。同时,各级用工企业也加强这一群体的职业培训力度,使优秀的人才为自己所用。如此,将使城镇化服务于工业化。此外,东部地区应该整合资源,强化经济区域功能,包括采取淡化行政区划,促进工业对外转移以及鼓励高科技产业,限制劳动密集型产业等具体措施。中西部地区通过培育极具影响力的大中城市,提升区域的竞争力。[5]通过东中西部进行产业转移,东部地区先行城镇化,保证企业用工的需要,同时把一些落后产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也可以通过工业化的进程带动城镇化。
以上表明,沿海地区的工业化将促进城镇化,通过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加速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
(三)逐步实现社会保障的城乡统筹
长远来说,建立一元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终极目标。为此,可以再以下这些方面加以改革。第一,尝试把拥有稳定收入和固定工作作为城镇的入户条件,从而完善这一群体的养老及医疗保障;第二,坚定不移地把农民工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鼓励他们在城市置业,成为城镇居民;第三,建立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使他们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第四,逐步完善农村保障制度。包括建立健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努力做到应保尽保;建立多层次、多类型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建立和完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等等。[6]
同时,国家可以鼓励和引导各商业保险公司,开发适合的保险产品,加大宣传力度,使转移到城镇的居民,可以一定程度上依靠这些专业机构提供的理财产品,为自己的医疗和养老提前规划。
结语: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以及人民币升值预期的背景下,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无疑将落在内需上,而城镇化推进是扩大内需的重点。城镇化既可以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带来投资增长,还可以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带来消费扩大,已被人们所接受。然而,城镇化的继续深化的过程,还需要人们看到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正视它,采取一定的措施解除它们带来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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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转型；经济转型；联动转型；战略定位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4）-04-18（3）
中国城市化的创新实践和城市转型发展的战略行动，已经成为全球城市研究的新热点。长期致力于我国城镇化战略和城市经济转型研究的南京社科院副院长李程骅研究员，近日推出的《中国城市转型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以下简称《城市转型》）专著，是国内学界首部系统研究中国城市转型战略与实践路径的著作。作者在世界城市转型发展、创新发展的战略新格局中，立足新型城镇化的战略要求，全面探讨了中国城市转型的动力机制、演进路径、价值导向和节点突破，在产业升级和城市空间优化的双重维度下，构建了一个研究中国城市转型发展的学术框架和支撑体系，创新了中国城市研究的话语体系，同时进一步明晰了中国城市转型发展的战略方向与目标，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价值，是中国城市研究的拓展与深化。
1 创新了中国城市研究的话语体系
基于上述的宏观把握与价值判断，作者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研究中国城市转型发展的学术框架。在这个逻辑框架之下，分别建立起产业动力机制对城市转型发展影响的“纵轴”和制度创新下的城市空间优化对城市转型支撑的“横轴”。“横轴”从产业结构升级与新产业体系构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和文化创意产业的培育生长等方面，来阐明中国城市转型与经济转型的互动机制和对应关系；“纵轴”则从我国创新型城市的建设、区域发展一体化的实践成效以及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整合作用，进一步验证城市转型发展中“空间响应”的重要性。“纵轴”与“横轴”的协同演进和正向作用，系统保障了中国城市转型的战略方向和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从而达到或接近以先进的发展理念来引领城市转型的实践创新，让持续的实践创新来丰富城市发展的理论体系的“理想状态”。
作为一部高质量的学术著作，价值理念的传达、话语体系的构建，不仅仅体现在研究框架的设置上，还体现在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价值上。《城市转型》依照理论探源――国际视角――现实对应――实证检验――战略选择与对策建议的研究路径，以其严谨的学术框架、量化的研究方法、严密的逻辑论证、生动的现实案例印证，为国内学界研究“五位一体”总布局下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与城市转型发展等重大现实问题树立了一个重要的范本。
在严谨的学术框架之下，作者围绕经济转型与城市转型相互作用的核心命题，综合运用定性和定量分析方法，逐层论述产业结构升级与新产业体系构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生长对中国城市转型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作用机制，以及创新型城市建设、区域发展一体化进程、生态文明建设准则对城市转型发展的“空间响应”特征，形成了一个与国际对接的、充分表达中国城市转型发展理念与行动的话语体系，也丰富了世界城市化、城市转型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内涵。
2 丰富了中国城市研究的实践内涵
城市转型是一个永恒的命题，更是一个持续的动态过程。城市转型是城市发展进程及发展方向的重大变化、重大转折，也是城市发展道路及发展模式的大变革，现代城市的发展实际上就是不断转型、提升竞争力的过程。而国际城市之间因为资源禀赋的不同、所处发展阶段的差异以及治理方式上的差异 ，对转型发展的时机切入、推进措施和具体对策，都会有自身的独特性，由此形成了不同类型的转型模式，使国际城市转型行动呈现出丰富性的特征，这也为当前中国不同层级的城市转型的实践路径的制订提供了更多的借鉴与启示。李程骅的《转型研究》一书，从世界城市体系的变动趋势、国际城市成功转型的路径选择的综合分析中，指出我国的新一轮城市转型行动，应在充分借鉴国际城市转型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的前提下，建构起基于创新驱动、生态为基、绿色发展的集约化、高质量和可持续的城市发展新战略、新方式和新路径，即在生态文明的建设中提升城镇化的质量和加快城市转型升级的步伐，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使大中小城市、小城镇形成一个有机的网络体系，促进大行政区域内、经济区域内的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以此为基础平台，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与区域协同发展、城镇与乡村互动进步的现代化之路，全面拓展和深化了中国城市研究的实践内涵。
当代中国的快速城市化是“压缩型”的城市化模式。这种“压缩型”的城市化模式固然提高了发展效率，但也浓缩了快速城市化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和矛盾，特别是近年来以交通拥挤、城市积水以及雾霾、生态环境恶化为突出特征的“大城市病”的集中爆发，严重影响了中国城市化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倒逼经济增长方式与城市发展方式的快速转变。因此，《城市转型》提出，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国家战略行动中，在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过程中，中国城市要主动转型，要从过去追求空间规模的“外延式”向集约、高效的“内涵式”转变，要从过去追求经济增长指标的“速度型”向构建高端产业体系的“质量型”转变，城市的发展动力要从“投资驱动”变为“创新驱动”，中心城市、大城市的产业结构与整体功能必须实现从“制造型”、“生产型”向“服务型”、“商务型”的转变。
3 明晰了中国城市的“主动转型”路径
以新型城镇战略为引领，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准则下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如何探索出“主动转型”的新路径？对此，《转型研究》认为，我国的城市转型要立足于城市创新发展的时代前沿，来进行系统的系统设计，从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来系统推进，既要确定创新驱动、集约发展和绿色发展的战略方向，同时也要制订差别化的城市转型路径，为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和能级水平的城市提供对应的国际标杆，以整体提升中国城市的转型效率：坚持以经济转型带动城市整体转型的原则，即通过大力发展创新型经济，加速产业升级步伐，建立现代产业体系，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建立起开放式的新型产业分工体系，打造与全球产业链对接的国家价值链，承担起参与全球经济活动、整合国际高端资源的职能，全面提升城市的国际竞争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中国城镇人口达到7.12亿，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52.57%，达到世界平均水平。
多年以来，城镇化率（即城镇常住人口占该区域总人口的比例）一直是衡量各地城镇化水平的唯一标准；很多时候，不断上升的城镇化率，被直接视为不断提高的城镇化水平。
诚然，人口的城镇化是城镇化的核心，但它并非城镇化的全部。真正的城镇化应该包括四个方面：一、人口的城镇化；二、空间的城镇化、土地的城镇化；三、经济的城镇化、产业的城镇化；四、生活质量的城镇化。
在城镇化进程中，热衷于追求城镇化率，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因为城镇化率并不是越高越好，城镇化速度亦非越快越好。城镇化的速度要和经济发展的阶段、工业化的程度、资源环境承载力、吸纳人口就业的能力必须相适应，否则会带来很多的社会问题。
对于近年来各地的城镇化，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魏后凯给出了九个字的评价：速度快、质量低、不协调，主要表现为：市民化的程度比较低，发展方式比较粗放，城乡发展不协调。
不再“以城镇化率论英雄”，提高城镇化质量，刻不容缓。
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的新要求，“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中国开始走进以提高城镇化质量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时代。
如何界定城镇化质量的内涵，科学评价中国的城镇化质量，明确各地区城镇化发展的差距和改进方向？
为此，《中国经济周刊》率先发出建立中国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的倡议，并邀请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进行专题研究，经过长期深入的调研、建模分析，联合推出《中国城镇化质量报告》（下称《报告》），首次尝试对城镇化质量状况进行系统的综合评价研究，同时推出“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城镇化质量排名”，以期探讨城镇化质量提升的战略路径和具体措施。
如何评价城镇化质量？
城镇化质量是指在城镇化进程中与城镇化数量相对的反映城镇化优劣程度的一个综合概念，特指城镇化各组成要素的发展质量、协调程度和推进效率。
“尽管曾有很多人做过一些城镇化质量的评估，但目前还没有一个科学的、公认的定义。”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魏后凯认为，从本质内涵上讲，城镇化质量包括城镇自身的发展质量、城镇化推进的效率和城乡协调发展程度三个方面。从构成要素看，城镇化质量又可分为经济城镇化质量、社会城镇化质量和空间城镇化质量。因此，城镇化质量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它是城镇化各构成要素和所涉及领域质量的集合。
基于城镇化质量的内涵，在城镇化质量评价研究中，不仅要考虑城市发展质量，还要考虑城乡协调程度；不仅要考虑城镇化带来的文明成果，还要考虑为此付出社会、经济、环境等方面的代价。
为此，《报告》从城市自身的发展质量、城镇化的推进效率、城乡协调的程度等三个方面，构建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共有一级指标3项、二级指标7项、三级指标30多项。
城镇化质量排名前20位的城市依次为：深圳市、北京市、上海市、克拉玛依市、佛山市、中山市、东莞市、厦门市、苏州市、广州市、天津市、南京市、常州市、无锡市、大连市、东营市、舟山市、青岛市、杭州市、乌鲁木齐市。深圳市城镇化质量最高。城镇化质量排名后10位的城市依次为：乌兰察布市、临沧市、怀化市、梧州市、河池市、聊城市、达州市、揭阳市、昭通市、白银市。乌兰察布市城镇化质量排最末位。
对城镇化质量有着重要影响的，有如下主要指标：
人均GDP较高的城市，其城镇化质量指数大都较高。如人均GDP位于全国前三位的鄂尔多斯（17.51万元/人）、克拉玛依（12.14万元/人）、东营（11.64万元/人），其城镇化质量指数分列第48、4、16位；而人均GDP处于后三位的定西（5304元/人）、陇南（6457元/人）和固原（6874元/人），则分列第238、224、216位。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越高，其城镇化质量指数就越高。如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高的东莞（35690元/人）、深圳（32381元/人）、上海（31838元/人）等城市，其城镇化质量指数均处于前10位。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低的绥化（9468元/人）、伊春（10317元/人）、陇南（10623元/人）等城市，其城镇化质量指数也均处于200多位。
从市辖区人均一般预算内财政收入来看，城市财政收入能力的增强有利于政府促进产业升级，改善城市品质和公共服务，对提高城镇化质量具有积极的作用。如深圳、北京、上海等城市人均一般预算内财政收入均较高，而其城镇化质量指数分列前三位；而该指标处于后10位的城市中，有7个城市的城镇化质量指数在200位之后。
非农产业产值比重反映了城镇化进程中产业结构升级情况，是衡量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重要指标。非农产业的比重提高及其向城镇的集聚，将推动城镇化水平和质量的提高。如深圳、东莞、克拉玛依、上海等的非农产业产值比重较高，其城镇化质量指数均处于全国前10位之内；非农产业产值比重较低的黑河、绥化、临沧等后十位城市，其城镇化质量指数全部处于200位之后。
一般情况下，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越高，表明居民消费结构层次越低，其对城镇化质量具有负向的影响。如恩格尔系数处于前10位的城市中，有5个城市的城镇化质量指数处于240位之后，还有三个城市在180位之后；而恩格尔系数处于后10位的城市，有5个城市的城镇化质量指数在100位之前。
人均财政教育支出越高，一般城镇化质量也越高。人均财政教育支出较高的前10位城市中，有7个城市的城镇化质量指数处于前10位。而人均财政教育支出较低的后10位城市中，有6个城市的城镇化质量指数处在200位之后。
单位GDP的SO2排放量越大，表明城镇化的环境代价越大，城镇化质量越差。统计结果表明，单位GDP的SO2排放量处于前10位的城市，其城镇化质量指数也较低，其中有5个城市在200位之后，另5个城市在100位之后；而单位CDP的SO2排放量处于后10位的城市中，有7个城市的城镇化质量指数在30位之前。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用城乡居民收入比表示（农村为1），是反映城镇化质量的一个负向指标，即城乡居民收入比数值越大，城乡协调程度越低，城镇化质量也就越低。城乡居民收入比数值较大的前10位城市，其城镇化质量指数均在200位之后。而城乡居民收入比数值较小的后10位城市中，有5个城市的城镇化质量指数处于前20位，其中深圳、克拉玛依、中山、东莞位列前10位。
注：1 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共有城市发展质量指数（权重40%）、城镇化效率指数（权重30%）、城乡协调指数（权重30%）等3项一级指标；另有二级指标7项、三级指标30多项。
2 因研究数据缺乏，本排名不包含拉萨市。
3 各指数数值均取小数点后四位。
本排名依据数据来源：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10年相关数据，见各省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各城市统计公报、“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等。
城镇化率高，城镇化质量不一定高
城镇化率虽然是衡量城镇化水平的一个核心指标，但与城镇化质量并不能简单画上等号。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化率排名前20位的地级以上城市中，深圳市（100%）、克拉玛依市（99.6%）、佛山市（94.1%）、上海市（89.3%）、东莞市（88.5%）、厦门市（883%）、中山市（87.8%）、北京市（86.0%）、广州市（83.8%）、天津市（79.5%）、南京市（77.9%）等11个城市的城镇化质量指数也处于前20位，这些城市的城镇化率和城镇化质量比较协调。
而乌海市（城镇化率第4位，城镇化质量第62位）、嘉峪关市（城镇化率第5位，城镇化质量第82位）、太原市（城镇化率第13位，城镇化质量第80位）、鹤岗市（城镇化率第14位，城镇化质量第186位）、伊春市（城镇化率第16位，城镇化质量第243位）、兰州市（城镇化率第20位，城镇化质量第104位）的城镇化质量则严重滞后于城镇化率，其他3个城市（珠海市、包头市、沈阳市）的城镇化质量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滞后。
图4图片说明：城镇化率前20名城市的城镇化质量比较
东部城镇化质量明显高于中西部
总体来看，城镇化质量的地区特征主要表现在东部地区的城镇化质量显著高于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这与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基本相符，即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往往城镇化质量也较高，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城镇化质量也较低。
东部、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城镇化质量指数的平均值分别为0.5419、0.4860、0.4632、0.4643。从城镇化质量指数排序情况来看，前20位中有17个东部城市（占85%），仅有1个东北城市和2个西部城市；而在后20位中，只有3个东部城市，有8个中部城市（占40%）和9个西部城市（占45%）。
《报告》显示，一线城市北、上、广、深中，深圳市、北京市、上海市分列前三位，这三个城市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其城市发展质量、城镇化效率和城乡协调程度三个分项指数排序均比较靠前。而广州却因为城乡协调指数相对较低而位列第10。
但在城镇化质量前10名的城市中，广东省的城市就有5个：深圳（第1名）、佛山（第5名）、中山（第6名）、东莞（第7名）、广州（第10名1。
图5：图片说明：分地区城镇化质量指数情况
注：分地区数值为各地区城市指标的平均值。
城市规模越大，城镇
化质量越高
除了地区特征，城镇化质量的规模特征也比较明显，主要表现在城市规模越大，城镇化质量越高。这主要是因为大城市往往集聚更多的资源，从而在城市建设、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对城镇化质量提升的贡献较大。
《报告》按照城区人口把地级以上城市规模等级分为五类：200万以上人口城市为超大城市、100～200万人口城市为特大城市、50～100万人口城市为大城市、20～50万人口城市为中等城市、20万以下人口城市为小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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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3XMZ085）;重庆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重点资助项目（14SKE02）。
作者简介：王亚飞（1980-），男，重庆人，管理学博士，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博士后，重庆师范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城镇化与区域经济增长;杨寒冰，男，重庆师范大学产业经济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城镇化与三农问题;唐爽，女，重庆师范大学讲师，主要研究城市化与产业结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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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chanism of and the Dynamic Analysis on the Effect of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on Urban-Rural Income Gap
Wang Yafei 1，2 ，Yang Hanbing 1，Tang Shuang1
（1. School of Economic and Management，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Chongqing 401331，China;
2.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732，China）
关键词：中国城镇化；经济发展；作用机制
一、前言
关于城镇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的理论探讨最早源于发展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各个派别的相关人员对城镇化和经济发展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是研究都有着局限性，并不能真正的探讨城镇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现阶段，国内外有较多的学者对城镇化和经济增长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从整体来看，城镇化和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的关系，但并不是认为城镇化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是认为经济发展促进城镇化的快速演变。此外，国内外许多学者将城镇化和经济发展间的关系做出了一定的规律分析。例如，Northam认为城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有着粗略的线性关系等。目前，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处于加速阶段，并且推进城镇化进程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因而对我国城镇化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有利于我国采取有效措施以充分发挥城镇化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二、研究的方法和数据的来源
（1）研究方法。1）设定经济增长的模型。通过已有的研究成果可知，城镇化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之间没有直接的影响和作用，要想将两者联系在一起，需要在研究中发挥影响要素的间接作用，以建构经济增长的模型。一般情况下，需要考虑投入要素和结构变革两个因素。经济增长实际上是总产出的持续增长，美国的数学家柯布和经济学家格拉斯共同对经济总产出的持续增长进行了有效论述，并用函数说明了相关理论。城镇化进程和经济发展中，投入要素主要有物质、人力、知识，因而在经济增长模型设定中，充分考虑了资本要素。此外，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化对城镇化促进经济增长也有一定的影响，但在模型设定中，要将产业结构的因素进行单独考虑。不仅如此，在经济增长模型设定中，还有较多的因素对模型理论有影响。例如，文化发展的程度、技术进步等。[1]2）设定城镇化影响经济增长的模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间接的联系，要想更好研究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需要介入更多的因素来设定模型。
（2）数据来源。本文主要将我国就业人数的数量代表劳动力的总量，以进一步研究。就业人员主要指年龄在16周岁以上，通过从事社会劳动而获取一定的报酬和经济收入的人员。在数据来源方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充分利用了《中国统计年鉴》，确保研究数据的准确性。其次，利用最小二乘法估算各变量的具体系数。最后，在计量分析时，采用Eview5.0软件实施操作。[2]
三、城镇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我国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关系，但其关系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从整体发展情况来看，我国城镇化与我国经济发展之间有着正比例的关系和存在长期动态均衡的关系。
（1）中国城镇化的水平与经济增长呈现正比例的关系。通过许多学者对城镇化和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论述可知，我国经济增长对城镇化的演变有着较为明显的推动作用，二者之间的关系呈现正比例关系，即经济增长速度的提升可以提高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具体可用函数而表示。陈彦光利用幂指数函数将二者的关系进行了有效拟合，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与城镇化水平有着正相关的关系。通过对我国经济增长不同阶段的研究可知，经济增长对城镇化的发展和演变有带动作用：在1978～1984年间，我国经济增长使城镇化水平提高1%；在1985～1995年和1996～2008年间，我国经济发展仍然使城镇化水平分别上升为1%。由此，我国城镇化随着经济的增长而提高的同时，城镇化和经济发展间有着相互作用的关系，但其关系越趋复杂，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上升的幅度逐渐加大，使单位城镇化的拉动力越来越强。[3]
（2）城镇化与经济增长有着长期的动态均衡关系。经济发展有助于促进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但是城镇化水平的发展对经济增长没有直接的影响，甚至影响极其不明显，可是两者之间存在着长期动态均衡的关系。本文在研究我国城镇化和经济发展间的关系时，较多地采用了宏观经济学计量分析的检验分析方法，进而对二者关系有更为深入的讨论。
首先，对二者关系进行数据平稳性检验。由于宏观经济变量有着时间的发展趋势，因而比较不平稳，所以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要对单位根进行检验，在检验数据不平稳的基础上，可以进入下一步的协整检验。一般情况下，利用ADF的检验方法进行数据平稳性检验，进而对检验结果数据进行有效分析，以确定二者的关系。其次，对二者关系进行协整性检验。一般情况下，采用Engle提出的E-G两步法进行检验分析，以检验城镇化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是否存在长期的动态均衡关系。通过对回归方程的残差进行有效性的检验，可以发现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发展间有一定的协调性，并存在长期动态均衡的关系。最后，对二者关系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后发现。我国城镇化和经济发展中都存在着滞后期，而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对滞后期进行检验，其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是影响城镇化发展的格兰杰原因，但我国城镇化的发展水平不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格兰杰原因。[4]
四、中国城镇化对经济发展作用机制的研究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较快，而城镇化进程也逐渐加快，为此，更多人认为两者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但是，我国城镇化和经济发展之间固然有一定的联系，然而其关系却是我国经济发展推动城镇化的发展，反之则不然。
（1）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因素有许多。例如，人力资本因素、物质资本因素、知识资本因素等，分别设定这些因素为变量，然后利用逐步回归法将各个变量引入产出模型中，并对每个变量进行回归方程的检验，在检验中，不断剔除影响较小的变量，与此同时，在影响较大的变量的回归方程中引入其他相关的变量进行深入分析。在变量选择过程中，可能存在变量选择不当的问题，因而要在检验分析过程中，对变量进行相应的调整。通过反复的研究和验证，其结果显而易见，在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众多因素中，人力资本因素的影响最大，物质资本因素、产业因素和知识资本因素等位居其次。[5]
（2）我国城镇化水平对经济增长因素的影响。要想分析我国城镇化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因素的影响，需要从人均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机构转化等四个影响因素进行考虑，有效分析四因素与城镇化的联系，以进一步研究我国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问题。首先，对四个影响因素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其次，在各个影响因素中有效剔除影响较小的因素不做分析，这势必会引起数据分析出现偏差，影响分析结构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因而在回归分析中做了高阶自相关校正，以确保回归模型数据分析的精确性。通过分析结果可知，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对人均物质资本和物质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积累有着较大的促进作用，但对人均知识资本和第三产业间没有更好的促进作用。由此可见，我国城镇化水平的发展与较多的经济增长因素之间没有更为明显的相关性。[6]
（3）我国城镇化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通过相关计算可知，我国经济增长的众多因素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有着较大的差别，其中以人均物质资本的贡献程度较大，人力资本居于其次，第三产业因素的贡献程度最小。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对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等众多因素有着较大的促进作用，而城镇化对物质资本的带动作用明显大于对人力资本的带动作用。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一方面，我国城镇化发展进程中，有较多的农业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变，并且长期以来仍然以这种形式为主，进而使人口对生活需求和城市发展中的基础设施等需求发生较大改变；另一方面，我国城镇化进程中，人口素质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的非农化，影响和制约着城镇化进程中人口知识资本的积累。由此可见，我国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对物质资本的带动作用比对人力资本的带动作用更强。[7]
（4）促进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建议。通过本文对我国城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可以推断，并不能将我国城镇化的发展水平作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二者之间虽然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但是我国经济发展对城镇化有着较大的促进作用，可是城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较小。从我国经济发展角度来看，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城镇化加快了我国物质资本的积累，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但城镇化对我国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积累的推动作用并不明显；从全球发展角度来看，知识资本积累是推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为此，我国应该采取一定措施以加快城镇化的发展进程，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8]
关于促进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建议主要有两点：首先，选择合理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以促进我国更好地适应全球化的发展和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一方面，将资本要素、技术要素、信息要素等生产要素在城市中形成一定的集聚效应；另一方面，优化城市中生产要素的配置，以充分发挥生产要素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其次，加强我国城镇发展在区域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对城镇区域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为城镇化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以充分发挥城镇化为现代生产要素的集聚提供平台的强大功能；另一方面，城镇化进程中，存在区域资源的争夺者，我国采取有效策略将争夺者转化为生产要素配置的组织者，为促进城镇发展和推动城镇化进程提供有利的转型和升级条件。[9]
五、结论
我国城镇化水平和经济发展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首先，城镇化的发展会引起经济发展成本的变化。其次，长期以来，我国城镇化的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呈现动态均衡的关系，二者具有一定的协调性。再次，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存在较多的因素对经济发展和城镇化水平有着决定性作用。最后，我国应该采取有效措施以引导和促进城镇化的健康发展，积极发挥城镇化的有利作用，进而促进经济发展。通过本文针对城镇化对经济发展作用机制的进一步研究，为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发展和演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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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十二五”规划多次提到城镇化，并高度重视农民工的市民化，其原因何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率大幅提升，尤其是19世纪90年代中期后，更是进入了“跑步前进”阶段。相关数据显示，1996―2009年，中国城镇化率年均增长近1.2个百分点，是中国城镇化历史上增长最快的时期。但是，近10年我国城镇化增速却在逐渐减缓，“十五”时朗年均增长14个百分点，“十一五”时期年均增长约0.9个百分点，回落0.5个百分点。近期出现的“劳工荒”现象及相关学者的研究表明，中国可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正在迅速减少。这一“减少”趋势明显难以支撑我国城镇化率70％乃至更高的目标，我国城镇化“人口供需失衡”的“困境”已经浮出水面。
“供需失衡”之忧
农村剩余劳动力是支撑上一轮城镇化水平提高的主体。未来，我国城镇化增长空间广阔，仍然有巨大的“人口需求”。
2009年末我国城镇化率达到46.59％，城镇化人口为6.22亿人，其中包括1.67亿农民工。我国农村人口仍有7.13亿人左右，需要有2.5亿～3亿的农村人口实现城镇化才足以支撑起我国城镇化70％的目标；考虑到更长远的未来，从农村与城镇劳动生产率大致相同、城乡收入水平大体一致的视角看，农村劳动力仅需要1亿人左右，需转移的农村人口则是5亿左右。
但从“人口供给”来看，目前我国农村尽管仍有3亿多劳动力，但主要集中在40岁以上，这部分是难以城镇化的人口。
蔡教授对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测算表明，目前40岁以下农村剩余劳动力，绝对数量只有5212万；哈佛大学教授ScottRozzHe对中国的农村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其结论是目前中国农村劳动力主要是40岁以上人口，这部分人群继续向城市转移的可能性很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6年对全国17个省2749个行政村进行的调查表明，74.3％的村庄认为本村能够外出打工的青年劳动力都已经转移完毕。笔者在四川、云南、甘肃等地开展的调查也表明，这些地区的大部分村庄已经无剩余劳动力可转移。综合来看，进一步向城镇大规模转移农村劳动力可能性不大。
综合“供、需”两方面来看，一方面中国每年仍需要实现1300万左右的人口城镇化，以必要的城镇化增速支撑我国城镇化进程，但另一方面农村又无剩余劳动力可转，也即上一阶段的城镇化主体难以带动未来城镇化率的提高，“供”与“需”之间出现了不平衡。
谁是“失衡”的推手
首先。传统的城镇化模式是导致中国城镇化“人口供需失衡”的“第一推手”。
过去，我国主要采取的是“劳动力进城、家属留乡村”的城镇化模式。这种城镇化模式是“低成本扩张”的模式，主要通过增加城市就业机会，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但劳动工资较低，由此限制了农民工家属同步向城镇转移，通过劳动人口和供养人口的空间分离，从而降低城镇化成本。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的数据，目前中国167亿农民工人口中，仅有3000万家属。以此计算，农民工群体的带眷系数仅为0.22。这种模式产生了诸多社会问题，也影响到中国城镇化的进一步推进。
该模式的产生有其必然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长期处于劳动力绝对剩余阶段，劳动力优势是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许多产业部门依靠压低劳动力成本以获得竞争优势，这意味着进城农民工工资很长一段时间内维持较低水平，直至目前许多岗位工资仅仅略高于一些大中城市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如表所示)，再加上城市生活成本相对较高，由此造成了农民工“进城赚钱、回村生活”，很少有农民工的抚养人口同步转移到城市。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部门也主要通过劳动力优势支撑经济发展，对于农民工及其家属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关注不够，为农民工及其家属提供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不足，如教育机会、医疗待遇、各类保险等，再加上社会隔离因素的影响，农民工始终感觉自己是“外来人口”，对城市的归属感不强，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将抚养人口带到城市。此外，目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水平相比以前有了较大提高，如果农民工家属随迁进城，就会造成“城市社会保障无法覆盖，农村社会保障无法享受”的尴尬局面。为了防止“两边落空”，农民工家属也很少同步转移到城镇。
其次，统计标准的不完善是我国城镇化“人口供需失衡”的“又一推手”。
目前，我国城镇化人口的统计口径以居住在城镇范围内的全部常住人口为准，其中常住人口是指居住某地6个月以上的人口，主要包括：除离开本地半年以上(不包括在国外工作或学习的人)的全部常住本地的户籍人口；户口在外地，但在本地居住半年以上者，或离开户口地半年以上而调查时在本地居住的人口；调查时居住在本地，但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登记常住户口，如手持户口迁移证、出生证、退伍证、劳改劳教释放证等尚未办理常住户口的人，即所谓“口袋户口”的人。这种统计口径在“离土不离乡”人口、部分农民工等方面有遗漏。一些在小城镇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村人口，其居住地也主要是农村，不在城镇常住人口的统计范围之内；再加上部分工作、居住地并不非常稳定的农民工，在统计与核算中容易被遗漏，由此产生了统计数与实际数的偏差。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9年末，我国约有2.3亿农民工，其中约有1.67亿农民工统计为城镇人口(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数据，2010年)，仍有6000万-7000万左右的农民工没有统计在内。随着这部分农民工工作逐步稳定，也会逐渐纳入我国城镇人口统计口径，进一步提高城镇化水平。
“调衡”着力点
支撑上一轮城镇化的主体退出“城镇化舞台”后，未来推动我国城镇化增长的主体将会是谁?这成为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笔者认为，下一阶段我国城镇化的主体将由农民工向农民工供养人口转变。因此，要推动有稳定工作的农民工逐步提高带眷系数，以农民工家属转移为主体，推进城镇化，破解我国城镇化“人口供需不平衡”之困。
如果将已有的农民工全部转为城镇人口，带眷系数提高到0.5(相当于夫妻二人带一个孩子进城)，则会向城镇进一步转移5000万左右人口；带眷系数提高到1(相当于每个进城务工人员带一名抚养人进城)，则会向城镇进一步转移2亿人左右。在后一种情况下，由农民工带来的城镇人口增量将达到4亿～4.5亿左右，我国城镇化人口将达到9亿～9.5亿左右，基本实现城镇化率达到70％的目标。
要启动农民工家属城镇化的进程，必须本着系统设计、分步推进的方式，科学规避其中可能的财政、经济风险。第一步，
通过全方位的农民工完善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体系，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第二步，在农民工市民化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农民工群体的带眷系数，实现农民工“带眷化”，以农民工供养人口的城镇化推动全国城镇化的健康持续发展。
“调衡”之策
第一，充分激发地方政府的积极主动性。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提高农民工带眷系数，地方政府是解决我国城镇化“人口供求失衡”的关键。促使地方政府从思想上认识这种转变对于城镇化及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一方面，我国劳动力优势开始逐渐削弱，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口红利”逐渐开始向“人口负债”转变，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趋势。因此，推动农民工市民化是保证本地产业发展中劳动力供给的必要措施。另一方面，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市民化将会带来消费的扩张，进而带动地方服务业发展，推动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也会带来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
第二，实现农民工“完整的、高水平”市民化。目前，部分地区已经开始探索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但该“市民化”又是不完整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低水平”的市民化，各地主要通过为农民工提供“公共服务包，’实现市民化，但这一“公共服务包”的水平和质量较低，与原有的城镇人口“公共服务包”内容、标准有较大差异，这相当于在市民和农民公共服务之间又增加了一个层次，不利于长远上解决这一问题，也不利于实现农民工的带眷化。二是“重物质、轻精神”的市民化，各地政府只注重物质层面，对精神层面重视不够，由于文化层次、生活习惯等的差异，农民工与本地居民之间以及农民工群体内部矛盾纠纷频发，再加上缺少完整的利益诉求和权益维护渠道，农民工群体往往游离在城市社会之外，要实现农民工的完整市民化，必须“物质”、“精神”两手抓。
要实现完整的市民化，必须为符合条件的农民工提供与城镇户籍人口相同的“公共服务包”，通过分步推进化解市民化标准提高后带来的财政风险。从我国农民工的产生增长速度来看，年均约为500万人，要在未来10年到15年内完成市民化转变，每年约需要转化1200万-1500万左右，考虑到农民工市民化会带来较大的财政压力，“十二五”时期每年安排转化1000万～1200万左右的农民工较为适宜。
此外，还应加快建设有利于社会融合的社会管理体制和机制，推动实现更高层次的市民化。鼓励外来务工人员踊跃参加社会公益活动，为外来务工人员营造包容多元文化、富有亲和力和归属感的城区生活环境，推动完成农民与市民之间的身份重构和角色转换。
第三，逐步推动农民工的带眷化。创造条件，鼓励和引导已经市民化的农民工和就业相对稳定、收入水平相对较高的农民工接出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逐步实现劳动人口和供养人口的空间弥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