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1-18 04:18:3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基础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财政;财政属性;财政范围
财政属性和财政范围是我国财政理论的两个基本问题,曾经在我国财政理论和教学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尽管近年来它们已不再受到关注,处于被遗忘的状态,但它们曾在我国财政理论体系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了解和把握这两个问题,对于我国财政学的后来者,仍然是有必要的。
一、财政属性问题回顾
财政是属于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的问题,直接导源于财政本质的争议。不同的财政本质观将得出不同的财政属性论,反过来财政属性分析也将加强和支持自己的财政本质观。
我国财政理论界早在50年代前半期,就已提出了财政属性问题。而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财政本质大争论中,则成为热门话题之一。60年代出版的《财政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小册子,大体上囊括了这一问题的各种有代表性的观点,故下面着重介绍之。
邓子基为该书写了《关于财政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问题讨论综述——代序》,介绍了关于财政属性的争议概况:“这个争论经历了相当长的时期,是随着对财政本质的认识而逐步展开的。起初,大家几乎一致认为,资本主义及其以前的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财政以及社会主义社会的财政,都是一种上层建筑。后来,有人对上述论点表示怀疑,认为社会主义财政不仅是上层建筑,而且也是经济基础,肯定社会主义财政具有两种属性,对于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政,则仍认为是上层建筑。近几年来,有人主张财政是经济基础。其中又有两种意见:有的同志主张社会主义财政是经济基础,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政还是上层建筑;有的同志则主张任何社会形态的财政都属于经济基础的范畴。”(1)具体来看,可以归纳为三大类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财政是一种上层建筑。持这种观点的有陈明鉴等人。陈明鉴在《财政是一种上层建筑》一文表明了这一观点。该文主要是“从上层建筑的特征来探讨财政的上层建筑的性质”的,认为“财政本身不能生产物质财富,它不是物质的形式”,从而也应是一种上层建筑。此外,他还指出,“财政比之一般上层建筑又有其特殊的地方。财政是伴随国家而来的东西,……国家本身是一种上层建筑,财政既伴随国家而来,我们就不能否认其依存其他上层建筑——国家的事实。”(2)
一种观点认为,财政具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两种属性。在姜维壮的《社会主义财政基本上属于经济基础,私有制社会的财政是上层建筑》,和叶振鹏的《国家预算既属于经济基础,又从属于上层建筑》等文中,阐述了这种观点,这只要从论文的题目可清楚地看出了。
这种观点可分为三种情况。其一主张社会主义财政具有两重性,理由是:(1)财政为经济服务的部分属于经济基础,财政为上层建筑服务的部分属于上层建筑;(2)企业财务是经济基础,国家预算是上层建筑;(3)来源于生产领域的财政收入和用于生产建设的财政支出是经济基础,来源于非生产领域的财政收入与用于非生产建设的财政支出是上层建筑。其二主张社会主义财政和剥削阶级国家财政均有两重性。因为财政作为一种经济关系是经济基础,但财政与国家的产生和存在有关,所以又是上层建筑。其三主张社会主义财政是(或基本上是)经济基础,剥削阶级国家财政则是上层建筑。因为社会主义财政直接同物质生产密切联系,它参与生产和分配,所以是经济基础,而剥削阶级国家财政则与物质生产没有联系,只是生产过程以外的偶然的东西,所以是上层建筑。
一种观点认为,不论社会性质如何,财政只能是经济基础。这是因为:(1)财政的本质乃是一种分配关系,而分配关系本身就是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2)财政虽以国家为前提,是国家的产物,但财政不是国家这个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不能混淆财政的产生与存在原因同财政本身的区别,不能混淆财政本身和服务对象的区别;(3)财政的性质虽取决于国家的性质,但最终取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取决于经济基础性质,国家只起中介作用;(4)应该把财政这一分配关系本身同反映这种分配关系的财政观点、财政政策与规章制度区别开来;(5)社会主义社会与剥削阶级社会的经济基础同样具有阶级性与历史性,不能因为财政具有阶级性与历史性,就肯定为上层建筑。(6)财政收入来源与支出用途反映着一种分配关系,不能作机械表象的理解。(3)
在《财政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小册子中,持经济基础观有5篇,超过一半。持这种观点的有邓子基、赵春新、安体富和蔡次薛,以及主张剩余价值产品决定论的王绍飞,和在70年代末提出社会共同需要论的何振一等。
此后在“”中对该问题的争议几乎停止了。“”结束后不几年,我国财政理论界重开财政本质问题的论战,作为该问题伴生物的财政属性问题,很自然地也被重新提出。尽管已时隔十几二十年,但在我国经济理论和财政理论没有大的变化的大环境下,参加争论的主要还是那些人,因而所持的基本观点和主要分歧依然如故,除了有所深化之外,基本上没能超出原有的窠臼。此后,随着人们对于财政本质问题的淡化,我国财政学界对于财政属性问题的争议也逐步沉寂了。至今除了在大学课堂上教师有所介绍之外,基本上不再见诸于财政刊物和论着之中了。
二、财政范围问题回顾
财政范围或者说财政体系的问题,也是与财政本质直接相关联的财政基础理论之一,因而将其与财政属性问题结合在一起考虑。
在大连财政学讨论会上,几乎每篇论文都涉及了财政范围问题,并且在当时就形成了“大财政”、“中财政”和“小财政”三大类的看法。
1.“大财政”其主张者主要为李成瑞。他认为,“社会主义财政的范围(体系)包括
以下三个部分(环节):(一)国家预算;(二)国家银行信贷;(三)国营经济各部门和国营企业财务。”(4)
1964年中国人民大学财政教研室的《财政学》(初稿)也持有类似的看法,即“财政体系是由财政实质确定的。在我国有计划分配社会产品过程中,属于国家为了保证社会再生产和社会公共需要而形成集中性货币资金与非集中性货币资金的诸分配关系,构成了我国的财政体系。我国财政体系主要包括国家预算、银行信用和国营企业财务三个环节。”(5)
2.“中财政”其主张者邓子基认为,“社会主义财政本质决定财政范围。……凡是具备反映以社会主义国家为主体的、具有强制性和无偿性特征的分配,都属于财政范围。不具备的,都不属于财政范围。”(6)因此,“在我国条件下,财政的范围主要包括国家预算与国营企业财务两大环节。…前者是我国财政的中心,后者是我国财政的基础。此外,财政的范围还包括国家信用(公债)和其他财政资金等方面。”不过,“企业财务虽然成为财政的基础,但不等于它所反映的经济关系全部属于财政范围。……国营企业财务中反映的财政分配关系的那一部分,即体现以国家为主体与无偿特点而与国家预算发生相互关系的那一部分,……才属于财政范围……。财政既不包括全部经济关系,也不包括那些由信贷、等价交换、提供劳务而形成的分配关系”。(7)这是典型的“中财政”,它由国家预算和国营企业财务的部分内容所组成。
3.“小财政”陈共撰文指出,“我们是主张‘小财政’的”。至于“小财政”包括哪些内容则没有具体指出,而仅谈到小财政在概念上是不等同于国家预算的。(8)不过,通常来说,“小财政”即是主张财政范围仅由国家预算和预算外资金所构成。
此时人们的争论还未涉及预算外资金,是因为当时预算外收入数额过小。在80年代随着其规模的膨胀,预算外资金也自然地被纳入财政范围内,这对于各种财政范围观来说倒是没有什么异议的。
此外,还存在着若干处于中介状态的财政范围观。
在国家分配论者中,有些人的观点介于中财政和小财政之间,但实质主张小财政。翟华林的《关于财政学上几个问题的认识》具有典型性。该文认为企业财务只是财政的基础,但不是财政范围的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国家成为国家财政基础的,不仅有国营企业财务,还有集体经济财务以及其他经济成分的财务,虽然它们作为基础不及国营企业财务那样大、那样密切,但是,其为基础则一也。…把国营企业财务这个基础,当做国家财政范围的组成部分,它与主张财政本质是以国家为主体的财政分配关系的说法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他进而指出,“把国营企业财务这个基础当做国家财政范围的组成部分,在理论上是不好解释的,而且必然要混淆了财政与财务的界限。”(9)
应当说,翟华林对国营企业财务是财政基础环节观点的批评是中肯的,因为国营企业财务分配并不是强制的和无偿的。但他又没有完全提出小财政的主张,而稍微留了点尾巴,将“企业财务”而不是“国营企业财务”说成是财政的“基础”,这实际上是没有必要的。
80年代编写组编写的《社会主义财政学》教科书,实际上受到了翟华林观点的影响。该书主张:“国家预算是社会主义财政体系的主导环节,…预算外资金是社会主义财政体系的补充环节。…国营企业财务是社会主义财政体系的基础”。(10)这实际上退到小财政观上来了,因为在这儿国营企业财务仅是“基础”而去掉了“环节”二字,其实质是将国营企业财务从财政范围中剔除出去。
在国家分配论者中,还有较多人的观点介于“大财政”和“中财政”之间,但根本上则属于“中财政”。谷棋和刘明远等人就认为:“国家预算、银行信贷、国营经济财务及预算外资金在资金综合计划上共同构成统一的社会主义财政体系,其中国家预算是主导环节,国营经济财务是基础环节。”沈云也认为,“国家财政范围主要应该包括:国家预算、国家财政信用、国营企业财务、国家税收、其他财政资金等五个环节”。(11)而该文的“其他财政资金”,则大致上指的是预算外资金。
这些作者的观点将银行信贷包含入财政范围内,乍一看与“大财政”相类似,但实质上与大财政观有着根本的区别。“大财政”将整个银行信贷都纳入财政范围,而这些观点则仅将财政通过银行发放的长期信贷列入财政范围。由于财政拨给银行的长期信贷资金本身已包含在国家预算内了,因而它的单独提出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而其实质仍是中财政观。
这两类具有中介状态的财政范围观,与前述三类财政范围观相交融,就使得我国财政理论界对于财政范围的看法,呈现了一种连续分布状态。此时还有其他一些主张,如认为税收也是财政的一个独立环节。这种主张,甚至在80年代还为许多财政学教科书所采用,但终究没能产生多大的影响。
进入90年代以来,改革赋予国有企业愈益增大的独立自主性,使得几乎无人再主张国有企业财务也是财政范围的构成部分了。于是,我国财政由预算内和预算外两部分组成,大体上已没有什么争议了。此时则冒出了一个“制度外”财力问题。所谓“制度外”财力,它也是各级政府及其部门掌握的财力,但不仅没有纳入各级政府预算,而且也不是按照有关制度规定征收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是违规性质的政府财力。作为政府财力,它们显然属于财政范围,是财政的组成部分。由于它们往往与乱收费乱摊派直接相关联,因而引起理论界的高度重视,但此时分析的并不是“制度外”财力是否属于财政范围,而是如何规范和管好这部分财政资金问题。因此,财政范围问题在90年代可以说是完全沉寂下去了。这对于我国财政理论研究来说是正常的,甚至是走向成熟的一种表现,是市场基础的建立解决了认识分歧的结果,也是我国财政研究从“纯”理论争论中超脱出来的表现。
三、财政属性问题评价
由财政本质问题决定的财政属性问题和财政范围问题,尽管直接源于前苏联的财政理论,但如同财政本质论一样,也具有了我国自己的特色。它既受经济体制决定,又随着经济体制的变革而变化和发展更新。
在前述的几种财政属性观点中,乍一看经济基础观是正确的,而上层建筑观则是明显错误的。其实不尽然,只要仔细分析一下,其结论就不那么绝对了。
这一问题的分析是以对财政本质的认识为基础的。对于国家分配论者来说,在“财政本质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命题下,财政本质归结为是一种“分配关系”,而“纯分配关系”显然只能是经济基础。但这种观点未考虑到财政活动主体是国家这一特殊性。国家主体使得财政分配直接渗入了上层建筑的因素,而绝非企业等经济主体那样,进行的是“纯”经济基础的活动。财政主体的这一特殊性,使得财政成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直接中介物与联结体。这似乎是符合辩证法要求的,它避免了截然分割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问题发生,而鲜明地表现了两者之间的相互联系。
可见,财政作为分配是一种经济活动,而其国家主体身分又使得这种经济活动直接包含了国家因素。这表明,从国家分配论出发,绝对地将财政归入经济基础或上层建筑的范畴,都是无法圆满地说明问题的。
正因为如此,反对国家分配论而以客观经济因素为基点的剩余产品价值决定论者和社会共同需要论者,都是经济基础观的主张者,如王绍飞和何振一等人。他们都是仅从经济关系角度分析财政本质问题的,都否定国家与财政存在本质联系,从而在财政属性问题上不存在“国家主体”所引起的困惑。他们得出经济基础观是自然的,是与他们的财政本质观完全一致的。相反,国家分配论者则不同,“国家主体”和“分配”的混于一体,使得他们在财政属性问题上陷入困惑,产生种种不同歧见,其得出纯经济基础结论是勉强的。
从纯上层建筑观来看,它完全将财政视为国家的政治行为,而撇开了财政的分配性质,是不符合财政实践状况的。正因如此,这一观点在我国财政理论界几乎没有什么人响应。但就财政的主体是国家这个侧面来看,其观点则又有某种正确之处。
既然从国家分配论的角度看,单一属性观存在认识绝对化的问题,那么,双重属性观是否都正确呢?
答案也是否定的。就双重属性观来看,我国财政界也存在着种种具体分歧。财政属性应是“财政一般”的属性,即所有社 会形态下的财政所共有的性质,而不能仅就某个社会形态或某个时期的财政,即“财政特殊”所特有的性质得出结论。因此,那种以财政处于不同的社会形态,处于不同的活动领域为标准,而将整个财政的一部分归结为上层建筑,另一部分归结为经济基础的观点,显然是难以自圆其说的,因为那等于从根本上将财政分割为两个事物了。
这样,相对正确的观点,将是以单一标准得出的结论。为此,叶振鹏等人的双重属性观就显得较为全面,与国家分配论的财政本质观也更为一致。这类观点认为,财政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基础,又含有上层建筑性质,不能作为“纯而又纯”的经济基础来看待。
就财政属性问题本身来看,似乎是纯理论的问题。然而,在我国特有的国情下,它又有着现实意义。这就是强调财政属性的经济基础观,很大程度上是希冀从理论上强调国家活动必须遵循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以此减少我国经济建设中长官意志的危害。60年代是我国财政理论界对于这一问题讨论最为热烈的时期,大约就是惨痛教训的自然反映。然而,也正是由于它完全是一个纯理论问题,因而也是最不为政府所重视,在其后的改革开放中几乎没有再引起理论界的关注。
然而,财政属性问题与西方的公共选择论,在某种程度上涉及的是同一问题,即究竟应该仅从经济的角度,还是仅从政治的角度,抑或从两者兼顾的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和研究财政问题?正是在相同的时间内,西方的公共选择论却迅速发展起来,促进了西方财政理论的大进步。可见,回顾财政属性问题并非是毫无意义的。随着我国财政从计划型向着市场型的转变,在原有的财政属性论基础上发展我国自己的公共选择论,将是我国财政理论发展的重要乃至关键的内容之一。
四、财政范围论评价
在60和80年代两次财政范围问题讨论中,人们都同意财政范围观的分歧源于财政本质观的分歧。这是对的,因为判定“财政范围有多大”,显然必须以“什么是财政”为直接依据。这样,国家资金运动论者必须将国家预算、预算外资金、国营企业财务以及银行信贷资金都包括进财政范围,其持有的只能是“大财政观”。国家分配论者由于主张只有国家进行的分配才是财政,因而严格地说是只能持有“小财政观”,即认为只有国家预算和预算外资金才属于财政范围,因为银行信贷和国营企业财务的分配主体都不是国家。
其实不然,事实与理论推断却存在较大出入。虽然国家资金运动论者主张的是大财政观,但国家分配论者内部却出现了种种分歧,不仅有主张小财政者,而且还有相当多人持有中财政观,并且其观点往往还与大财政观有相似之处,甚至有的干脆就主张大财政观。这就表明了问题的复杂性。
如果说财政本质是高度抽象而得出的结论,那么,财政范围则是较为具体的分析,是以此为标准去衡量各种具体的现象形态。此时概念的单一性和明了性将不存在,面对的是纷繁复杂千变万化的财政现实。于是,困惑和犹疑旋踵而至,这首先要具体解答的就是:什么是“国家主体”?
这实际上是计划经济给当时的财政理论出的一个大难题。在当时企业国有国营,银行国有国营,它们都是按照国家的指令性计划进行活动,是国家这个大工厂的组成部分,其分配从根本上看也是国家在进行分配。这样,由国家分配论出发,得出企业财务分配和银行信贷也是财政活动,即也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也是有其依据的。由此可知,同为国家分配论者,却在财政范围问题上产生于分歧,是毫不奇怪的。甚至国家资金运动论和大财政观,也都是有其一定的道理的,至少表明这些观点的持有者对于计划经济的运行特征是有着独到认识和见解的。
对此,人大本《财政学》就指出,他们之所以持有大财政观,就是因为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使得国家具有了经济职能,使得财政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内部的分配关系,决定了“社会主义财政直接伸延到生产领域,把国家预算、银行信用同企业财务紧密地衔接在一起。国家预算和银行信用是社会主义集中性财政,……国营企业财务是非集中性财政”。(12)
然而,企业和银行毕竟与国家存在根本区别,即使是在计划经济下,企业和银行也仍然不是国家,它们的分配活动仍然不是国家直接进行的分配。更主要的,如果将企业财务分配和银行信贷列入财政范围,换言之,企业财务分配和银行信贷也都是财政,这就取消了财政与企业财务和银行信贷的区别,其结果必将导致实践工作的混乱。所以,如同国家资金运动论一样,大财政观的赞同者也鲜有其人,是可以理解的。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再来看中财政观就可以明了,这类观点的合理性是与大财政观相一致的,而其根本弱点也是与大财政观相一致的,简言之,中财政观能否成立的关键是国营企业财务问题。
对于将国营企业财务说成是财政基础环节的观点,李成瑞曾中肯地指出了弱点:“有的同志在讲到社会主义财政的实质的时候,说它是社会主义国家为行使其职能而形成的分配关系,但在说到社会主义财政的范围(体系)的时候,又说包括国营企业财务在内。而国营企业财务显然不仅仅是分配,而且包括资金的周转。…为了解决这个逻辑上的矛盾,已经出现了种种说法。”(13)
为摆脱这一矛盾,有些中财政论者主张国营企业财务分配与财政发生直接联系的那部分才属于财政范围。但这也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其原因就在于将国营企业财务归人财政范围本身就是不对的,不管归入的是其全部,是其整个分配,还是仅限于部分分配都如此,因为国营企业作为其财务的活动主体,毕竟不是国家主体。
如果说这些分歧的是非曲直在计划经济下是难以判明的话,那么到了今天从市场经济角度来看则是简单明了的。改革开放导致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局面的出现,我国财政的“基础”显然已不是只建立在国有经济之上了。尤其是当着国有企业逐步成为独立的市场运营主体之际,再以国有经济对于各级政府的行政附属关系为依据,强调国有企业财务的财政基础地位,显然是不能成立了。
总之,财政属性和范围问题,大体上可以说是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财政理论问题。了解这些理论及其争议,对于了解和剖析我国的计划型财政理论,对于如何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我国的市场型财政理论,都是有其作用的。
参考文献:
[1]邓子基。财政学原理[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
[2]何振一。理论财政学[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
[3]侯梦蟾。必须把社会主义财政放到再生产中来研究[A].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第三次全国财政理论讨论会文选[C].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0.
[4]王绍飞。财政学新论[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4.
[5]张馨。财政。计划。市场中国财政比较与借鉴[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
About Attribution and Scope of Public Finance
ZHANG Xin
(Department of Finance and Banking,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These issues about the attribution and scope of Public Finance were important fiscal theories in China in 1960‘ s.The former discussed about the effect of politics on public finance,which seems to be the issue of public choice with the Chinesemethod. The latter was discussio n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sysetm and public finance in the periods of planning and reform .
Key words: public finance; attribution of public finance; scope of public finance
(1)(2)邓子基编:《财政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第1版,第5页、第111-112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64年。
(3)邓子基编:《财政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第1版,第6-7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64年。
(4)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主编:《财政学问题讨论集1964年财政学讨论会论文选辑》(上册),第1版,第188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65年。
(5)中国人民大学财政教研室编着:《财政学》(初稿),第1版,第21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64年。
(6)邓子基:《社会主义财政理论若干问题》,第1版,第19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4年。
(7)(8)(9)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主编:《财政学问题讨论集1964年财政学讨论会论文选辑》(上册),第1版,第139-141页、第87、90页、第250-251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65年。
(10)《社会主义财政学》编写组:《社会主义财政学》,第1版,第29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0年。
(11)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主编:《财政学问题讨论集1964年财政学讨论会论文选辑》(上册),第1版,第121页、47页和51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65年。
一、发展经济实体，落实经济责任制，巩固科协经济基础。
今年初，我们对办公室内部机构和作用进行了调整，并相应制定了经济责任制考核办法和职能作用考核办法。打破了过去的统算统分，形成了按经济效益和职能作用独立的考核机制。明确了各部门工作的指标和目标，并实行独立核算。一年来，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科协自己创办的机械加工厂在去年股份制改造的基础上，实现了经理和骨干的新老交替。使企业在年轻化、产品化、规模化方面有了新的进展。经济效益得到巩固。科技楼自年初施行独立承包以来，充分挖掘内部潜力，不断寻求新得经济增长点，调整资产和人才的合理配置。经营和管理有了很大提高。不但承担起科技楼所有消耗费用和办公室一半在职职工的工资，还自费更新了一部捷达汽车。增加了科协的自有资产。办公室本部在搞好科协活动的同时，注意资金的合理利用和投资收益的回收。有效的保证了科协的经济来源。弥补了失去厂内科技咨询业务收入的损失。为科协的生存和科技活动的开展提供和了有利的保障。
二、围绕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开展科协活动。
我们对办公室内部机构的调整和独立考核机制的实施，使办公室本部的职能作用突出出来。使我们可以拿出更多的精力，投入科协活动的开展。今年，我们围绕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在科普宣传、科技论文评选、科技讲座、科技培训以及丰富科技人员业余文化生活方面做了一些工作：
5配合社会形势和工厂中心工作，开展政治与科普宣传教育。今年我们的科普橱窗共出刊八期。（160个版面）
5春节前，我们与厂报社联合，搞了一期集知识性、科技性、趣味性为一体的科技知识竞赛活动。主要内容是一年来厂报上刊载的工厂科技信息、科技动态以及与铁路机车车辆行业有关的科普知识。全厂职工踊跃参加，共收到答卷846份，由于大家认真查阅有关资料，答卷的正确率很高。有124人获奖。
5今年三月，我们还组织全厂科技人员参加了中国科协举办的科学知识答题活动。我们作为一个分赛区，把中国科普研究所出的科学知识竞赛题转载在厂报上。还买了80本《当代科学知识》发至各科协分会供大家参考。此次活动得到广泛参与，共收到答卷1860份。（全部报到中国科协科学知识竞赛组委会）经验卷，95分以上的就有951份。我们为随机抽取的120名参赛者发了奖。此次活动获中国科协科学知识竞赛组委会组织奖。5今年上半年，我们组织了科技论文评选活动。对征集来自科技一线的40篇科技论文，组成了包括总师、副总师在内的专家评审组进行了认真的评审。最后以打分的办法评出一等论文二篇，（各奖1000元）；二等论文四篇，（各奖800元）；三等论文六篇，（各奖500元）；四等论文八篇，（各奖100元）。并将入选论文编辑成科技论文集印刷1000册，用于厂内外科技交流。我们还从中优选四篇推荐参加第四届**工业企业优秀科技论文评选。其中两篇获三等奖，两篇获鼓励奖。
55月16日，协助**市技协在我厂工人文化宫举办了由中国科普研究所所长袁正光教授主讲的科技报告会。各单位参加报告会的有600多人，其中我厂职工有近500人参加。
5今年9月中旬至11月中旬，我厂科协配合教育处，举办了工厂中层领导干部微机基础知识普及培训班。以适应办公自动化和信息化的要求，提高其掌握、运用微机进行办公的能力。这次参加培训的共有196人，按不同的基础分为A、B、C三个班，每周半天脱产学习，有考核，有考试。大家感到收获很大。
5在“**科技周”活动中，我们组织科协、技协骨干50多人，参观了中国科技馆、观看了穹幕电影《梦想成真》并游览了居庸关长城。
5评选厂级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26名，并又科协出资组织他们赴张家界、三峡参观旅游。
5今年，我们出资两万多元给全厂1400多名科协、技协会员每人购买了一本由我们总公司编辑出版的《铁路机车车辆工业新技术》，做为日常学习的科普资料。也为我们下一步组织科普知识竞赛打下基础。
5今年我们还在全厂科技人员中，组织了业余飞标比赛。先给各分会配置了120个标盘，让大家练习、选拔，然后进行分组预、决赛。共有近千人兴致勃勃地参加了这项活动。
三、配合厂工会开展“经济技术创新工程”活动。今年四月份，厂工会下发文件，决定在全厂职工中开展以“技术比赛”、“创一新”和“征三绝”（绝活、绝技、绝招）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技术创新工程”活动。我们科技协办公室做为组织成员之一，积极配合这项活动的开展。
论文关键词：东南亚游客，入境旅游市场，景气指数
一、引言
旅游业是高增长高关联高波动产业。东南亚[①]游客入境旅游市场作为我国的一个重要的细分市场，近几年在我国入境旅游市场中所占份额都在15%左右。对其进行监测和预警对我国入境旅游市场平稳、快速地发展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瑞勒和劳弗（Riley&Love）认为，由于监测预警手段的通用性和旅游业的特殊性的矛盾，没有一种单一的预测方法能显示出独特的优势[②]。由于方法和数据的复合性，景气指数在石油、钢铁等行业都得到成功的应用。景气是对经济运行状况的一种综合性描述，用以说明经济的活跃程度[③]。景气指数又称景气度，是综合反映某一特定调查群体或某一社会经济现象所处的状态或发展趋势的一种指标，因而被称为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和“报警器”[④]。所以，本文采用景气指数方法来对我国东南亚游客入境旅游市场进行监测和预警。
二、相关研究综述
从19世纪末期开始，国外就出现了定量对经济周期波动进行测定和预测的研究。1950年，美国经济统计学家穆尔(G.H.Moore)从近千个统计指标的时间序列中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21个指标，并从中选出了先行、同步、滞后指标，开发了“扩散指数”(Diffusion Index,DI)的方法。由于DI不能表示经济周期波动的强弱程度旅游论文，即不能测定波动的振幅，新的景气指数——“合成指数”(Composite Index, CI)被开发了出来。“合成指数”计算过程中的突破性进展，是提出了将不同类指标分别进行标准化的方法，为不同类指标合成奠定了基础。因此CI不仅能反映景气变动方向，还能反映景气循环的振幅，从而弥补扩散指数的不足[⑤]。虽然景气指数在国外有了比较深刻的研究，但针对旅游景气的研究目前还很缺乏。
国内关于旅游景气指数的研究，大都是基于国外有关景气指数的相关理论。倪晓宁、戴斌[⑥]采用合成指数方法建立并估算了中国旅游市场景气指数；雷平[⑦]通过HP滤波方法构造了中国基于增长循环的外国游客入境旅游市场合成景气指数（CI），并分析了不同周期的主要成因；戴斌等[⑧][⑨]分别对中国的旅行社产业和饭店产业进行了景气指数的研究；游灏、伍进、张芳、黄艳玲[⑩]对星级酒店的景气波动进行研究。
纵观学术界的研究成果，都集中在整个旅游市场或旅游产业的景气指数的研究，还没有关于某个细分市场景气指数的探讨，基于此，本文选择东南亚入境旅游市场这一细分市场作为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学术研究价值免费论文。
三、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一）景气指标的选取
本文收集了与东南亚入境旅游业相关的月度宏观经济指标、行业经济指标、东南亚5个客源国宏观经济指标等共68个作为潜在景气指标选择集，时间序列从1995年至2009年共14年。在经过具体的经济分析之后，剔除了信息重叠较大及相关度低（相关系数值低于0.5）的指标，最后筛选出11个景气指标，构建出东南亚入境旅游市场的先行、一致和滞后指标组。
首先考虑一致指标。本文以东南亚游客入境旅游人次为基准指标，所选择的东南亚游客入境旅游外汇收入[11]与基准指标的相关性非常好，（相关系数达到0.95）。东南亚游客入境旅游人次和旅游外汇收入可以准确反映当年该旅游市场的繁荣程度。
其次考虑先行指标。旅游作为高层次的精神消费品，游客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特别是入境游客。所以入境旅游市场将受到游客收入和本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利用SPSS17.0对所选择的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出GDP、人均国民收入、储蓄存款、消费支出、固定资产投资、进出口6个景气指标。
最后是滞后指标，滞后指标的主要作用是确定拐点是否真正到来，本文选择了单位人民币兑换新加坡币汇率和泰铢汇率。相关数据序列来自国际金融统计资料库。
通过观察这些指标的变化，可以有效地分析和预测东南亚游客入境旅游市场的发展态势。
表1 东南亚游客入境旅游景气指标体系
指标组
指标名称
相关系数
权重
先行指标
（ACI）
GDP
0.81
0.209
人均国民收入
0.86
0.225
固定资产投资
0.76
0.165
储蓄存款
0.77
0.173
人均消费支出
0.92
0.228
进出口
0.64
一致指标
（NCI）
东南亚游客入境旅游人次
1.00
0.561
东南亚游客旅游外汇收入
0.95
0.439
滞后指标
（LCI）
新加坡币汇率
0.516
泰铢汇率
关键词 民族传统体育 形成 基础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On the Basis of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Sports
ZHU Chengmin
（College of Sports， Zhaotong University， Zhaotong， Yunnan 657000）
Abstract Use of literature， expert interviews， form the basis of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sports are discussed study results showed： Chinese traditional sports formed the basis of the main economic base， including natural， patriarchal social relations， kinship build systems and primitive religion and philosophy.
Key words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formation； basis
我国有着相对封闭的内陆环境、适宜的温度、平坦的地势和肥沃的土地，这样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以农耕经济为主的经济格局，经济格局又决定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从而影响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地域环境赋予了民族传统体育基本底色。而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我国形成了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体系，它极大地影响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使得中华民族传统体育重视伦理和社会价值，把精神情感放在第一位，形式和理念都倡导以德为本。在民族传统体育的主导地位日渐被西方现代体育所取代的现状下，我们对其形成的基础进行研究探讨有利于传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也可以为相关体育部门制定民族传统体育政策提供有效的理论依据。
1 研究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以民族传统体育的形成基础为研究对象。
1.2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了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综合分析法对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形成基础进行了研究探讨，在论文的撰写过程中，对昭通学院图书馆、昭通市图书馆和中国知网等资源库搜集到的资料进行了整理，以及结合专家访谈得到的信息和理论知识进行了综合分析。
2 结论与分析
2.1 自然经济基础
自然经济，简单地讲就是自给自足的经济，没有商品交换。我国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我国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业经济结构，农业经济结构又是中国传统文化产生的源泉，使得民族传统体育的产生、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自然因素而存在。在农耕生产方式下，产生了诸多的体育活动，比如竹竿舞、过独木桥。在牧业区，形成了具有鲜明的草原游牧民族文化特色的生产生活方式，比如蒙古族那达慕大会上的三项传统体育活动（骑马、射箭、摔跤）。而像满族这样的游猎民族在长期的骑马、射猎和迁徙的游牧生产过程中练就了骑马、射箭、投枪的追猎的本领，使得这个民族的传统体育活动以骑射为主。此外，在自然经济时代，有一些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是在集经济、社交、等多种社会功能于一体的节日节庆中产生出来的，比如说流行于湖南、贵州、广西一带的少数民族中间的抢花炮。而自然因素对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发展有着两面性，既是体育发展的基础，因为它是体育活动的物质基础和精神来源，同时又限制了体育的发展，我国特定的自然地理条件源生的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使得我们的民族意识中缺少竞争、缺少对抗，更多的是安于现状、重视伦理教化、自娱自乐、修身养性等，这样的民族意识直接影响了中国人的体育意识。
2.2 以宗法、血缘关系构建的社会关系体系
中国古代文化是以宗法血缘为背景的，宗法制度是由原始社会氏族制下的血缘关系和祖先崇拜发展起来的。在封建社会，家族的血缘伦理和皇权至上的政治伦理高度统一，这种封建伦常关系根深蒂固，它影响到民族传统体育上的主要体现是：体育活动不是日常的锻炼和练习，而是在根据农业节气所进行的周期性的祭祀祖先和祈福的民俗化活动。血缘关系是中国古代社会人与人之间各种关系的基本纽带，在社会中起着维持社会关系的基础作用。在漫长的古代社会，无论王朝更替，却始终没有斩断血缘纽带，而是被完整地保留下来且得到了人们的肯定，于是形成了中国人重人情礼俗而轻法度的心理定势和文化传统。尊敬祖先、长者为先等建立在人生不同阶段上的礼仪和伦理在击壤、投壶、九柱戏等民族传统体育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此外，血缘关系使得家族成为了几千年一贯制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风俗传统，而血缘性质的宗族制度给民族传统体育带来了丰富的社会规定性。中国是一个宗法观念意识非常强的国家，以家族为主体的传统社会家庭集生活共同体和生产共同体于一身，所有的家庭成员都被经济利益关系、伦理道德关系以及法律关系紧紧地拴在一起，体现出强烈的家族至上的家族主义的社会意识，这种意识在武术的传播过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2.3 原始宗教与哲学
农业祭祀活动作为原始信仰崇拜的主要形式在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在对强大的自然力量感到无能为力时，人类往往使用“万物有灵论”来解释自然事物和自然现象，认为万事万物有着同人类似的思想的欲望。而在对自然力量产生崇拜和恐惧的意识之下，人们往往给万事万物披上神的外衣，并把希望和力量寄寓于它，于是就采用祭祀的方式讨好他们心目中的神灵，以好酒好肉，当然也少不了各种舞蹈、竞技娱乐活动等对它顶礼膜拜。许多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比如舞龙舞狮、龙舟竞渡、秧歌等都是出于请神、娱神、谢神和送神的需要，目的是为了庄稼的丰收、病痛的祛除、种族的繁衍、家人的平安，等等。
从哲学来讲，民族传统体育的形成跟建立在“气”学说基础上的传统健康观和方法论有着密切的关系。传统健康观是一种讲究整体、和谐的健康观。古代社会，各个学派对“气”有着各种各样的学说，但是在生命是由气构成这一点上有着强烈的共识。传统气学说认为，人和大自然都是由“气”构成，“气”是他们共同的本质，因此人和自然有着共同的属性，于是就产生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中国古代哲学倡导“和谐”这一观念，包括三个方面的和谐，中国传统体育也吸收了“和谐”理念。从人与自然和谐的角度看，传统的健身养生思想还倡导强身健身的身体活动要依时而行、顺应自然，例如五禽戏等导引术就是在模仿大自然中动物的各种动作的基础上，把呼吸运动结合在一起形成的一种保健运动项目，而太极拳和各种传统气功倡导在身体运动的过程中加以意念的配合，达到身与心的和谐统一，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所倡导的整体、和谐的传统哲学观。
3 结论
在中华大地源生了如此庞大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体系有着强烈的必然性，自然经济基础决定了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内容结构，以宗法、血缘关系构建的社会关系体系决定了运动的方式和目的，而原始和哲学为民族传统体育提供了指导思想。
参考文献
[1] 邱丕相.民族传统体育概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1.
[2] 汤立许.近10 年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综述[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1.28（1）：63-68.
[关键词] 共词分析 专利引文分析 知识关联
[分类号] G255.53
1 科学―技术知识关联的概念
“科学―技术知识关联”是近年来专利计量学领域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在Scientometrics、World PatentInformation等权威期刊的相关文献中通常被表述为Science Technology Linkage、Science Technology Interac-tion、Science Dependence of Technology。研究科学一技术知识关联的意义在于：通过揭示哪些基础研究学科与哪些技术发明领域之间存在知识关联，预见二者间可能的推动或启示作用，从而为国家创新体系的管理者提供科技资源配置方面的决策参考，以便目标明确地扶持更具产出能力的基础学科，发掘已具备基础储备的未来技术创新领域。
2 揭示科学一技术知识关联的各种途径和方法
目前，揭示科学一技术知识关联的途径多种多样，不同学科都在为此作出各自的贡献。
在科学社会学和技术社会学视野下，研究公共基础研究机构(公共科研院所、研究型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与企业的合作研发活动，是揭示科学一技术知识关联的有效途径。技术社会学认为，公共基础研究是技术变迁过程的基本要素，它通过提高社会整体创新水平间接推动企业的开发活动。科学社会学的双螺旋理论(Double Helix Model)认为，科学与技术是一对舞者(a pair of dancer)的关系，二者在相互推动下呈螺旋状上升发展。基础研究与技术开发之间的知识交互过程和合作活动是实现技术突破的能量储备过程，是实现技术跃迁的重要前提。文献[1―3]通过统计大学及公共基础研究机构与企业的合作研发活动，揭示了激光、分子生物学等领域的科学一技术知识关联、知识扩散和成果应用情况。
在技术经济学视野下，挖掘基础科研机构和技术开发机构(各类企业)在地理空间分布上所表现出的关联规则，是揭示科学一技术知识关联的又一途径。技术经济学认为，区域经济管理者在制定科技政策时，通常会从有利于本地经济和技术发展的角度出发，利用基础科研对本地技术创新的影响，在同一地域范围内统筹规划创新型企业和基础科研机构，从而构建起两者间知识关联和转移的通道。基于上述技术经济基础，基础科研机构和企业的地理邻近性与两者间的知识关联和转移强度之间通常会表现出明显的相关性。文献[4―6]分别通过研究美国、法国、东欧范围内基础科研机构和创新型企业的地理空间凝聚现象，揭示了对应的科学一技术知识关联和知识转移强度。
在科学计量学和文献计量学视野下，解析科研期刊论文与技术专利文献间的关联关系，也是揭示科学一技术知识关联的另一途径。科学计量学家Verbeek认为，企业创新人员对科研文献的理解、认同和利用是引发科学一技术知识关联和最终造就技术转化的关键环节。Garfield指出，发明不可能来源于魔术或真空，它是发明人对若干已有的概念进行重新组合的知识成果。Narin等认为，几乎所有的科技成果都是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知识的关联性在专利引文中有着明显的体现。科研期刊论文与技术专利文献之间的共词关系和引用关系是新知识向技术部门转移的显性表现。
3 利用共词分析法揭示科学一技术知识关联的局限
共词分析法以某一(或一系列)主题检索词(科学概念或技术术语)为“关联点”，分析该词在科研论文和专利说明书中的“共现”情况，从而推理和判断基础科学学科与技术创新领域之间关联关系的方法。共词分析法直观、有效，但同时也存在着明显的问题和局限。
3.1 科学概念与技术术语之间存在部分不对应问题
尽管INSPEC和INPADOCDB等词表能够提供某一科学概念和技术术语的多种词汇表达，但它们不能解决“部分科学概念与技术术语不对应”的基本矛盾。例如：专利说明书中的技术术语thin film(纳米绝缘薄膜)及其同义术语ion sol-gel(离子溶胶凝胶)、polyerys-talline film(硅多晶薄膜)等在科研论文中并没有绝对对应的概念，通常只能被近似地映射为chemical vapordeposition(化学气相沉积)、carbon nanotubes(纳米碳管)、amorphous nitride(无定形氮化膜)等词汇形式。
3.2 同一概念术语在科研论文和技术专利中的表达方式各不相同
科研论文中的化合物名称在专利说明书中往往以分子式、化学键结构式或马库什结构式(Mm-kush strue-ture)表示，例如，pantoprazole作为一种常用的抗溃疡药物的化学名称常出现在科研论文中，但在专利说明书中这一词汇很少出现，取而代之的是其马库什结构式，如图1所示：
3.3 专利技术的核心特征词难以被确定
科研论文由作者给出关键词，指明论文的核心知识概念，但专利说明书中没有“关键词”，发明人没有归结出专利的核心技术特征。目前的共词分析主要依据“词频”和词出现在专利说明书中的“位置”来间接推断某术语是否表达了技术的核心特征。但核心特征词的“词频”的分布阈值和词出现在专利说明书中的什么“位置”能否代表技术的核心特征也还是一个争论性话题，如有人重视“标题”、“摘要”位置，也有人重视“权利要求条款”位置。
3.4 语种差异有时会引发技术术语缺失
例如，中国专利中的中医治疗方法专利和中药配方专利所涉及的人体穴位和草药名称等都没有对应的英语词汇。
目前，上述问题都还没有有效的解决方案，这就局限着共词分析法在揭示科学一技术知识关联方面的效度和信度。
4 利用专利引文揭示科学一技术知识关联的优势
本文所讨论的专利引文主要是指专利说明书所引证的相关科研期刊论文。Jaffe等将“专利引文分析法”(patent citation analysis)定义为：利用各种数学与统计学的方法，对专利引文进行分析并揭示其中存在的数量特征和内在规律的方法。1994年Narin首创了“专利计量学”(Patentbibliometric)并构建了专利计量指标(Science Linkage，sL)，用以度量技术发明与基础研究之间的关联强度。利用专利引文揭示科学一技术知识关联的方法，以专利引文为纽带，通过专利说明书对科研期刊论文的引证映射，揭示对应的基础研究学科与技术创新领域之间的知识关联，其基本原理如图2所示：
关键词：保费收入；国民生产总值
寿险是以人的生死为保险对象的保险，是被保险人在保险责任期内生存或死亡，由保险人根据契约规定给付保险金的一种保险；而寿险保费收入，通俗的讲就是保险人向投保人收取的对价收入。
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寿险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会不断增大，其保费收入会逐渐增加，寿险保费收入是否符合当前社会的发展形势的问题逐渐凸显，研究我国寿险保费收入的影响因素势在必行。
国民生产总值的多少代表着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才形成了寿险产业，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决定寿险的经济基础，经济的发展直接带来保险需求及保费收入的增加，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给寿险的健康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直接反映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水平也会不断的提高，为了规避风险、保证一直享受高水平的生活，寿险需求必然会增加。
一、数据处理
根据中国统计网，搜集从1998年到2013年中国寿险保费收入、国民生产总值的相关数据，参考附录，运用SPSS软件，进行模型的初步分析。
为了确定各个变量与保费收入是否存在一元线性关系，需要进行皮尔森相关性分析，得到如图：
由皮尔森相关性分析可知，国民生产总值与保费收入的简单相关系数值为0.972，说明保费收入与它正相关，线性相关强度非常大，呈相关的关系，因此可将模型结构设定为：Y=β0+β1X+ε。
二、实证研究
在回归分析过程中，主要对一些常用指标进行分析。拟合优度R2，即相关系数的平方，是回归分析的决定系数，代表因变量能够经过相关的回归关系被自变量解释的比例，决定系数R2越接近1越好。在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时，需要参考调整的系数R2。残差的独立性检验主要参考Durbin-Watson检验的参数D，D值的取值范围是0到4，与2越接近表示残差与自变量越独立。统计量F表示平均回归平方和与平均残差平方和之比。若F值过小，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力度很差，拟合的回归直线很可能就没有意义了。Sig值是回归关系的显著性系数，是F值的实际显著性概率即P值，它的值是越小越好，当其值小于等于005时，回归关系才具有统计学意义。B代表回归系数。
在对国民生产总值与寿险保费收入进行线性回归分析时，如表1：
为了进一步验证该方程是否具有严格的代表性，对其残差统计量进行分析，得到的结果如表4，得到的回归化残差的标准P-P图，从以上所有的分析可以说明残差分布情况较好，基本不存在自相关。
三、结论
国民生产总值与寿险保费收入的线性关系十分明显。拟合优度为0945，因变量能够经过相关的回归关系被自变量解释的比例相当高。残差的独立性检验主要参考Durbin-Watson检验的参数0914，残差与自变量的独立独立性相对较好。统计量F是240535，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力度良好。Sig值是0000小于等于005，回归关系的统计学意义十分明显。所有的参数信息都表明，国民生产总值对寿险需求以及保费收入的影响十分明显。（作者单位：青岛理工大学）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2010中国统计年鉴[M]，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
[2]杨霞，中国保险需求实证研究[J]，武汉大学保险与精算学系硕士论文，2005
一、当代前辈学者对中国文明起源的论述
关于研究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当代许多前辈学者，已经留下了不泯的业绩，如徐旭生先生，原名炳昶，有《一九五九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裴文中先生，字明华，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一书中，指出：“在我国历史的传说中有一个夏代，是殷商以前的时代，也许就是由龙山文化过渡到殷代文化的时代，我们可以暂时就把这个时代的文化假定为夏代文化。”梁思永先生在其所著《梁思永考古论文集》中，有“小屯龙山与仰韶”、“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两篇论文，论述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与殷文化的联系，是讨论从原始制公社到奴隶制社会的一把钥匙。郭宝钧先生字子衡，则有《中国青铜时代》专著，指出：“从文字方面看，殷代有颇进步的甲骨文字，已超过象形阶段，发展到会意组织阶段，跨入形声阶段的边缘，它是后代汉字之祖，为摆脱野蛮进入文明畛域人标志”。夏鼐先生更有《中国文明的起源》专著，指出：中国文明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已具有带中国特色的文化因素，中国文明的形成过渡是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发展的。但是文明的诞生是一种质变，一种飞跃。所以有人称它为在“新石器革命之后的都市革命（Urban Revolution）”。外国学者誉之为稀见的学识渊博。苏秉琦先生在《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大著中，明确指出：“上面已谈到了夏王朝的建立，但夏文明并不是一花独放的，大家知道，夏王朝时期，执玉帛者万国。”陈梦家先生，笔名陈漫哉，新月派诗人，著有《殷墟卜辞综述》、《殷代铜器》、《西周铜器断代》、《汉简缀述》等多书，毕生从事甲骨文、殷墟铜器、古史年代等多方面研究，学勋卓著，影响深远。
而在今天赵芝荃先生、郑光先生之於偃师二里头，郑振香先生、陈志达先生、刘一曼先生之於安阳殷墟，都在进行发掘或深入研究，均提高了夏商的学术研究水平。
二、我对文明起源的研究过程
对於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应该得到学术界的关注。因为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也是世界大国之一，因此她的文明起源的形式和特征，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对於这个问题，我曾多年作过探索，首先研究了中国私有制和阶级的起源① ；继而研究了中国的国家起源② ；更研究了夏王朝③④、看到了中国文明起源的不平衡性；提出了中国文明可以区分为王国文明与方国文明⑤。不是泛泛地只谈王国文明。在这样研究的基础上，我提出以下看法。
三、中国文明起源的标准（或标志），到底什么是文明起源。
中国文明起源是有标志的，也就是说是有尺度的。那么在中国悠久历史的长河中，什么历史现象出现了，才算得文明出现了呢？按照辨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就是国家的出现，并且也只有国家的出现，才算作文明出现⑥。有了文字出现还不行，海南岛的黎族，台湾的高山族，都有了文字画，但是两族都没有达到建立国家的阶段，所以有文字图画也不能算作文明出现，因为两族并没有建立国家。
四、我对于文明起源的分析
1、中国文明起源在青铜时代经历了一定阶段。
中国仰韶时期，应已经出现金属，到龙山文化时期，山东杨家圈发现铜炼渣，三里河出现铜锥，在龙山文化之后的二里头文化，发现了铸铜遗址，当然是已经进入青铜时代一定阶段的迹象。
2、中国文明起源的经济基础
中国文明起源的经济基础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一样，是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二里头文化为粟作经济，已有六畜，《尚书·皋陶谟》：“濬畎浍距川”，“畎浍”历来以井田界标作解。
3、中国文明起源与阶级关系
私有制的出现，大汶口文化已露端倪，47号大木椁墓，出土50多件精美陶器、玉臂环与猪头骨，而62号小墓连陶器都不见，这样财富不均的情况，亦即私有制出现的标志。中国阶级的出现，是在龙山文化时期，邯郸涧沟房基内的四具人头骨，均有砍伤痕迹。
4、中国文明起源与国家的出现
阶级出现三、四百年以后，二里头出现了宫殿址，证明已经有了国家的最高统治阶级——王者，这种国家的出现，即文明出现的标志。
夏为三代之首，有王都，即夏邑，有宫殿，启“大飨诸侯于钧台”。有神庙，《尚书》作夏社。有军队，《史记、吴太伯世家》：有众一旅，旅是军队，一旅由五百人组成。
5、中国文明起源与文字
半坡陶器口缘上已见刻符，二里头大口尊上已见近似文字的结构，为汉字的祖型，商代已有甲骨文。文字不仅是夏王国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同样它也提供了蜀方国文明和越方国文明。
6、中国文明形成的渊源
文明起源的前夜迹象，大汶口文化中的墨绿玉铲、鸡骨白玉臂环、陵阳河的玉壁、两城镇的玉坑和后来发现的饕餮纹玉锛等都是。
7、中国文明发展的不平衡性
当中原豫西伊、洛、河、济之间，出现了三代之首夏文明的时候，西北面甘肃仍见半山类型的彩陶，东北部内蒙古石棚山墓葬也有黑彩陶壶，南方良渚文化更见黑衣陶簋，都没有达到夏王朝的水平，显示了不平衡性。根据以上对文明出现的一些认识，可以进一步探索王国文明与方国文明，而书经协和万邦，是昭示王国文明、方国文明的最好启迪。
五、王国文明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省偃师县西南9公里二里头村南，南面伊河，北邻洛河，面积东西2.5公里，南北约1.5公里。《国语·周诰上》：“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证明夏居伊洛，而商居河。《史记·正义》：“吴起对魏武侯曰：夏桀之居，左河、济，右太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 这个洛阳沃野千里的大平原，正是夏人肇兴之地，也是夏商周三代之首的夏人建邦立国之区，因而也是中国、中华民族进入国家阶段，冉冉升起的文明曙光之区。
夏代已经进入青铜时代，当时的生产力，虽然二里头文化一期二期尚乏青铜器的记录，但是在二里头一期文化之前的登封王城岗四期H617窖穴，已经出土一件重35克、高6.5厘米的青铜容器残片。二里头三期的铜工具，有铜锛、铜凿、铜锥、铜刀、铜鱼钩。属于兵器的有铜戈、铜戚、铜族，已有长兵和短兵。属于饰物的圆形铜泡、圆形铜器、镶嵌缘松石铜器。属于礼器有铜爵，属于乐器的有铜铃。《左传》宣公三年：“昔夏之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墨子·耕柱》：夏后使蜚廉采金于山川，而之于昆吾。这些文献都说明夏已炼铜铸鼎了。
二里头这个统辖夏王朝王畿千里的大都邑，是夏王朝第一个首邑即首都，东西长五里，南北宽三里，中部发现了一号大宫殿址，在正方形夯土台基上，筑成东西长108米、南北宽100米的宫殿址，台基中部偏北有一座东西长30米，南北宽11.4米，四周有一圈柱洞或柱础石的主殿，应是面阔八间、进深三间双开门的大殿址，主殿70米有宫门。所以它是由主殿、庭院、廊庑、宫门组成的伟壮宫殿。一号宫殿北150米处有二号大宫殿址，在二里头像这样的大片夯土台基还有四十多座。当时必定是殿堂相连，坡顶栉比，宫室之伟壮，正是我们祖国历史上，夏商周三代之首的夏邑夏王都。
总之，在二里头出现了夏邑这个大都邑，出现了商人，出现了军旅，出现汉字原始结构的文字符号，标志着从原始社会生产方式进入了奴隶制国家⑦
。这种奴隶制国家，也正是文明出现的标志，也就是出现王国文明的标准。
六、方国文明
方国为王畿以外之余国，夏朝商朝均有方国。《竹书纪年》相时，于夷来宾，少康时，方夷来宾，芬时，九夷来御，发时，诸夷宾于王门，而贡金九牧中的九牧，当为诸夷较大部落的首领，如有易氏，有鬲氏，有扈氏，均应为方国。商代也有许多方国，即方伯，武丁时有方、土方、邛方、鬼方、亘方、羌方、龙方、御方、黎方、祭方、周、缶、犬、郭、旨、沚、雀，乙辛时有人方、盂方，这些方国的国家出现，即方国文明的出现。
蜀这个方国，也见于《殷墟书契乙编》5280卜辞，贞，蜀不其受年，即为例证。四川广汉三星堆文化，是研究蜀方国文明的对象，三星堆已经发现了灿烂的青铜文化，一号祭祀坑出土的跪坐人像、爬龙柱形器，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高2.62米的青铜人立像，其中冠高10厘米，立像高1.72米，座高80厘米，头戴瓣状冠，即资诸世界，恐怕也罕有其匹，但显示了蜀人的特征，而在中国青铜文化中也独树一帜。三星堆铸造的令人醒目的大量青铜器，也正是蜀这个方国进入青铜文明的标志。而三星堆在六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防御土埂，南墙1800米，东墙1000米，西墙600米，北墙为鸭子河冲毁，周围约十里，也正是蜀这个方国都邑的实态⑧。
七、结语
以上夏、商出现的王国文明，蜀出现的方国文明，都是以农业经济为基础出现的文明。但是也有以畜牧经济为基础出现的文明，如匈奴。有单于，匈奴称为撑犂孤涂，匈奴语意称天为撑犂，称子为孤涂，即天子之。唯独渔猎经济不能产生文明。总之，文明的出现，既然是一些生产较发达的大的部族，从野蛮高级阶段进入文明阶段的一个特定的历史现象，那就带有广泛性，但又不是所有部族都经历的过程，那就带有特殊性。方国文明赖王国文明以促进，王国文明赖方国文明而璀璨。这应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特点⑨。 注释
①佟柱臣：《从考古材料试探我国的私有制和阶级的起源》，《考古》 1975年4期。返回
②佟柱臣：《从二里头类型文化试探中国国家起源问题》，《文物》 1975年6期。返回
③佟柱臣、王泽庆：《夏王朝——その传承と文化财》，《人民中国》 1978年7期。返回
④佟柱臣：《夏代和夏文化问题》，《河南文博通讯》 1979年2期。返回
⑤佟柱臣：《中国夏商王国文明与方国文明试论》，《考古》 1991年11期。返回
⑥佟柱臣：《学习《起源》促进史前考古学的科学研究——纪念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发表一百周年笔谈会》，《史前研究》 1984年4期。返回
⑦佟柱臣：《二里头文化和商周时代金属器代替石骨蚌器的过程》，《中原文物》 1983年2期。返回
发展经济学论文范文一：发展经济学与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探析
【内容摘要】发展经济学是诠释发展中国家如何由贫穷落后走向繁荣发达的经济学，经济的发展和进步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主题，发展经济学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指导意义，对我国后发展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更是具有普适性。
【关键词】发展经济学;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一、发展经济学的产生
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谈到一个国家如何由穷变富的问题，实质上已涉及到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主题。亚当斯密关于经济发展的构想是: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是一个宏观经济问题，是国民财富和社会财富的集聚与增长。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和劳动力人数的多少决定了国民财富的增长。这是发展经济学的雏形。但是，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则产生于二战后。当时一些国家为摆脱殖民压迫，纷纷独立，迫切需要发展经济。当时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遇到的问题主要是:在实践上，一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二是当时战败国的经济复苏问题;要么对原有理论加以改造，这比较容易，要么建立新的理论，这相对困难。一些学者深入研究各发展中国家之后发现，其环境与发达国家最初完全不一样，传统理论无法复制和拷贝到发展中国家。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理论由于条件不同、问题很多、相去甚远，也无法照搬到发展中国家。所以当时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迫切需要一门新理论，由此发展经济学诞生了。早在1939年，克拉克(Clark，C.G.，1939)就出版了《经济进步的状况》一书，对后来经济发展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落后地区的工业化》和《东欧与东南欧工业化问题》是发展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在发展经济学的发展中具有引领性和开创性的历史地位，是发展经济学的标志性文献。
二、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历程
发展经济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根据其政策演化和发展思路的差异性，发展经济学家将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40年代末到20世纪60年代末的结构主义发展阶段;第二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末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新古典主义发展阶段;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后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阶段。
(一)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第一阶段是20世纪40年代末到20世纪60年代末的结构主义发展阶段，其结构主义思想，是这一时期的主导思想，后来也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主流学派。二战结束后，很多发展中国家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地位，经济发展成为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诸多阻碍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如:经济发展水平低、发展滞后、经济变量弹性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表现为明显的刚性结构。因此，结构主义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实完全不同，市场不完善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价格刚性，有时还会出现市场机制的失灵，经济在没有外部因素的影响下难以达到均衡状态。因此，结构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是静态资源的重组和优化配置，而应建立在动态调整可投资资源和保证供给增长的前提下，使社会经济结构作出相应的调整。
(二)第二阶段。发展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第二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末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新古典主义发展阶段。结构主义发展思路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社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但是，结构主义还存在理论上的缺陷和实用上的局限性，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新古典主义复活而成为发展经济的新的主流思想。概括起来，新古典主义的主要观点是:一是社会的发展应是综合的发展，满足人的基本需要是经济发展的目标;二是重视人力资本，纠正唯物质资本的缺陷;三是强调对外贸易在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发展的显著拉动作用;四是新古典主义突出了市场机制、资源优化配置、微观经济基础等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
(三)第三阶段。发展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后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阶段。同样，由于新古典主义在实践中和理论上也存在诸多缺陷，于是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开始盛行，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思想表现在如下:一是可持续经济发展观念的产生;二是新增长理论的快速发展;三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
三、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不平衡性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普遍存在着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即都存在着发达地区和和相对落后的后发展地区。发展经济学主要讨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我国是发展中大国，发展中大国又具有不同于一般发展中小国的特征。现有的研究已经表明发展中的大国发展经济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发展中大国人口数量众多，消费需求旺盛，市场容量的绝对数相比较发展中小国要大。第二，发展中大国人口基数大，幅员辽阔，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和实现产业的集聚、调整、优化，必须建设与之相适应的庞大的基础设施，同时满足不断增长的庞大的国内需求，需要资金数量大，依靠外援或外资几乎不可能解决问题。第三，由于发展中大国在工业化起步阶段缺乏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动因，实现的是内向型发展的政策，工业化起步阶段建立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也就是必然选择。第四，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资源丰腴是发展中大国良好的资源禀赋，国内市场规模大，但是，发展中大国在经济发展中也存在如下难题:一是遗产和文明传统的重大影响;二是沉重的人口压力、严峻的就业问题和低下的经济效率;三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四是落后农业与工农业协调发展问题;五是内部发展与对外开放的适度选择。发展中大国与发展中小国相比较，其工业化过程亦不同:一是资本积累。发展中小国既可以自身积累，也可以依靠国际资本。而发展中大国则不行，尽管利用外资绝对量不少，但所占比例有限。二是产业结构。发展中大国的产业结构要求门类相对齐全，这是由发展中大国的资源状态和国内需求状况共同决定的。三是国内市场与国际贸易。发展中小国幅员小，国内统一市场较易形成;发展中大国幅员辽阔，建立交通和通讯网络需要巨额投资，且耗用时间长。所以，发展中大国不同于发展中小国，发展中大国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更为严重，更为棘手。比如中国，存在三大经济地带，经济发展水平东部、中部、西部依次递减，处于末端的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大。发展中大国的发展存在不平衡性、层级性。
四、发展经济学适用于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与其他国家的后发地区相比较，我国西部地区在自然环境、经济发展、历史条件等方面都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第一，我国西部地区自然环境相对恶劣，自然资源丰富。第二，区域经济基础薄弱，二元结构典型。第三，教育科技落后，基础设施差，社会发育度低，资本形成能力弱。第四，西部民族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集中分布的地区。发展经济学致力于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为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产业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如今，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内部，亦存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进地区和落后地区，即存在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和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部后发展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学为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问题探索了良好的范例，提供了成功的借鉴，那么用它来解决一国内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也是可行的。这是因为一国内部后发展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条件和现实情况与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类似，所以，发展经济学完全可以用来解决中国后发展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发展经济学在中国的后发展地区具有普适性。
五、发展经济学视角下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发展中国家要发展经济，就必然要走工业化道路。但是，对工业化的理解不同，就会导致不同的结果。结构主义和激进主义所采取的工业化，既忽视农业的发展，又只采取单向的工业品导向，虽然使工业获得较大的发展，但也导致了经济社会的二元结构。不但农业发展严重滞后，而且工业发展亦后劲乏力。张培刚教授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曾指出，完整的工业化是包括农业发展在内的工业化。后来发展经济学之所以陷入危机，是因为发展经济学没有完成使命，广大农村依然贫困，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二元结构依然存在。如今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重视农业的发展和农业与工业的协调。我国后发展的民族地区与东南沿海地区的差距，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类似，作为一个整体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而民族地区又更为落后，暂时还不具有全面进行工业化的现实条件，发展中国家在由传统的农业化国家向工业化国家转化时，应具备较强的物质资源的储备，包括:数量庞大的、可使用的资本储备，劳动技能较高的、符合现代工业发展需要的劳动力资源储备;先进的科技发展水平、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良好的基础设施等。显然，西部民族地区在整体上还不具备这些条件。从资本资源来说，西部民族地区资本形成能力弱，资本使用效率差;从适合现代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资源来说，西部民族地区科技教育水平低下，具有一定人力资本存量的劳动力资源稀缺、素质差;就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与先进的现代管理制度的适应性来看，就连东部沿海地区目前都还不够成熟，何况西部民族地区;从基础设施建设来看，西部民族地区由于地势地貌和气候和水资源等特征，其基础设施相当落后，其基础设施建设也相当困难。因此，西部民族地区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应该是这样的路径选择:一是继续做好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工作。因为一个民族、一个区域如果还没解决温饱问题，怎么奢谈现代化。二是在国家扶持下完成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行关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是现代化工业建立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三是调整产业结构，形成一批有竞争力的优势产业，西部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不能搞重复建设，要从自身特点和优势出发，依靠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有潜力的特色经济和优势产业。四是发展科学技术，注重人才培养。实现西部民族地区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化，毫无疑问应是后发展的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主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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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对发展经济学的反思[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3，7
发展经济学论文范文二：新时期发展经济学论文
摘要：新时期发展经济学论文经济发展问题不仅对我国，而且对世界各国来说都是一个古老而永恒的研究主题。经济的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只会研究的愈来愈深。
关键词：新时期;发展经济学
一、新时期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新突破
(一)新时期发展经济学论文发展经济学研究的观念发生变化
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国经济水平都有了明显的增长，从全球来看，各国之间的经济往来也越来越频繁，国家与国家间的各项贸易数量和金额相比之前都有了大幅的增加。因此，顺应时代的发展需要，发展经济学理论也开始从全球的角度考虑各国经济发展的问题。尤其是随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有关机构等国际性组织作用的逐渐凸显，发展中国家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也日益增强。经济发展的问题成为全球而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斯特里顿((Streeten,P)就曾经说过，我们应该及早地从全球的视角去考虑各国之间政策的相互影响力，从而分析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害同盟关系。从他的主张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当今时代，从全球范围去考虑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是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所必需的新视角。
(二)新时期发展经济学论文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方法出现新发展
随着科学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发展经济学理论在借鉴科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开始从过去同类型的研究转向不同类型的对比研究。从哲学的角度上来分析，这就意味着发展经济学家放弃了对普遍理论的研究而关注个别理论研究，具体来说，就是开始对不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际情况进行分组分析或个别分析，从而改进了研究的范围和力度，加深了研究的深度。一般来说，对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分类研究大致有三种：第一种是以地区的差异来分类，主要是依据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第二类是以地区的发展业绩来分类，参考因素主要包括人均收入水平、经济增长点等;最后一类是以地区的发展条件，这一种分类主要是考虑了地区居民的整体素质、当地外部资源等。根据这种分组研究，不但对研究的范围有了明确的规定，而且在同一组内，也方便对各个国家进行对比分析，促进了发展经济理论研究方法的更新。
二、结语
新时期发展经济学论文经济发展问题不仅对我国，而且对世界各国来说都是一个古老而永恒的研究主题。经济的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只会研究的愈来愈深。因此，通过对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危机及新发展趋势的分析，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理论的进一步深化都有重要的意义。而又是通过这些分析，尤其是未来发展趋势的分析，能更好地为发展经济理论的丰富发展奠定一定的方向依据。
参考文献
论文关键词：农村信息化；水平；评价；中部六省
2004年中央提出“中部崛起”战略，旨在解决“中部塌陷”问题。为了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中部地区各级党委政府已将推进农村信息化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为了对中部六省农村信息化水平有一个科学的评价，为十二·五规划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考，笔者通过长期农村信息化工作实践研究，提出了一套农村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并对中部六省水平进行了具体分析和对比。
1农村信息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设计原则
农村信息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是在参照国家信息化指标构成方案n的前提下，结合农村的实际进行设计，主要遵循以下原则。一是系统性原则。从信息的传送到接收、消费的各个链条，系统考虑。二是全面性原则。在指标的构成上，全面考虑地区的经济基础、信息基础设施、信息终端设备、信息人力、信息消费等情况。三是普适性原则。所选择的指标必须适应对各个不同地区的农村信息化的量度，且应符合农村的实际。四是尽量量化原则。即尽量通过大量统计数据支撑各项指标。
2农村信息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为了评价农村信息化水平，设计了5类指数、14个指标。5类包括经济基础指数，含3个指标;信息基础设施指数，含4个指标;信息终端设备指数，含3个指标;人力指数，含2个指标;信息利用指数，含2个指标(见表1)。
3中部六省农村信息化水平分析比较
中部六省2006年、2007年农村信息化水平加权平均值汇总见表2~4。
3.1总体水平
根据上述农村信息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对全国及中部六省农村2006年、2007年2年数据的测算(以北京2006年数据作参照，即北京当年农村信息化的评价指数为100)，结果表明:2007年全国大陆地区农村信息化的评价指数为50.66。中部六省中，山西为51.43，列第1位;湖北为44.45，列第2位;江西42.65,湖南42.03，安徽42.01，河南37.09，分列3,4,5,6位。山西之所以成为中部地区的领头羊，主要是“人力”和“信息利用”指数“帮了忙”，这2项指数分别达到13.03和15.16，均列中部第1位。河南列倒数第1位，主要是信息利用指数(其中主要是互联网普及率)“拉了后腿”，这项指数仅为6.09，不到山西的50%，也不及湖北的50%。中部地区除山西外，其余五省均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这说明中部农村信息化呈塌陷之势(见表5)。
3.2发展速度
全国大陆地区农村信息化总体发展速度为19.67%(2007年与2006年比较)。中部地区发展速度最快的是江西，指数增长率为17.27%，第2位是湖南，增长率为15.47%;第3位是山西，增长率为14.47%。安徽增长率为13.57%，湖北增长率为11.49%,河南增长率为4.83%，分列4,5,6位(见表6)。
3.3分项评价
全国大陆地区2007年农村信息化5类分项指数分别是:经济实力4.03;基础设施5.60;终端设备12.64;人力11.63;信息利用15.14。其发展速度(与2006年比较)依次为18.18%,21.21%,16.20%,1.04%,43.37%。中部六省经济实力指数列第1、第2、第3位的是山西(3.54),湖北(3.35),河南(3.21)，该指数六省全部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发展速度列前3位的分别是安徽(20.00%),湖北(19.64%)、河南(19.33%),山西和湖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基础设施指数列第1、第2、第3位的分别是安徽(7.15)、河南(6.94)、湖北(6.83)，该指数六省全部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中部地区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有一定积累;其指数增长速度前3位分别是湖北(23.73%)、江西(17.84%),湖南(17.74%)，中部六省的增长速度只有湖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终端设备指数列前3位的是山西(12.95)、安徽(12.56)、江西(11.24)，该指数除山西外，其余五省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指数发展速度居前3位的是山西(9.56%)、安徽(5.55%)、江西(5.34%)，六省全部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力指数居前3位的是山西(13.03),湖南(11.30),湖北(11.26)，除山西外，其余五省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指数发展速度最快的是山西((3.25%)，其次是江西(1.17%),湖南((0.89%)，六省只有山西和江西高于全国平均。信息利用指数位次依次为山西(15.16),湖北(12.22)、江西(11.42),湖南(10.84)、安徽(9.57),河南(6.09)，六省只有山西略高于全国平均;指数发展速度依次为江西(59.05%),安徽(53.37%),湖南(50.56%)、山西(36.21%),湖北(30.00%),河南((3.40%)，六省中江西、安徽、湖南三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见表6)。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以下几点:一是中部六省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处于落后地位，由于经济实力不强，农民缺乏购买信息终端设备的能力(五省信息终端设备指数低于全国平均)。二是人力指数水平很低，发展速度缓慢，六省均未达到2位数，有些省还是负数。这说明农村信息化发展中人员素质的提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绝非一毗而就。三是信息利用指数增长速度较快，六省除河南外均达到2位数，这说明现代信息技术越来越受到农村用户的重视，发展越来越快。比如互联网应用指数是所有指标中增长最快的。
4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4.1中部‘.塌陷”
上述数据表明，中部六省不仅许多分项指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总体水平也大多低于全国平均，没有一个省达到北京市50%的水平。这种情况与实施中部崛起战略的要求格格不入。因此，国家应加大对中部地区农村信息化建设的投人，不断提升农村信息化水平。
4.2北强南弱
中部六省农村信息化发展不平衡，处于北部的山西省农村信息化水平要强于其他南部五省，5个分项指数，山西省有4项指数位列中部第1位。中部相对落后省份要加快经济发展速度，提升农村经济实力，以提高农村信息吸纳能力。
4.3手段落后
在中部农村，各省虽然电话、彩电等信息终端设备普及率较高，但电脑普及率很低，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江西、湖南六省2007年的电脑普及率分别是3.43,2.19,2.0,2.0,1.59,1.19，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68)。虽然目前在农村普及电脑并不现实，但在乡村建立信息示范站点，让农民就近享用现代化信息服务是可行的。另外，采用IPTV的形式，推进互联网进村人户，也是一种廉价、实用的信息人户解决方案。
内容摘要：独特的语言系统是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本文在对旅游非优区理论认识历程回顾、认识误区解释的基础上，遵循科学界定概念的一般程序，将目前学术界对“旅游非优区”的模糊认识清晰化，形成抽象定义“特定时空范围内，旅游业发展水平处于相对劣势状态的地区”；并提出现实中可测量的操作化定义“在特定时空范围内，某地国际/国内旅游收入、国际/国内旅游人次、旅游收入占GDP的比重等五项指标的加权综合得分，低于区域平均水平的80%，则该地区为旅游非优区”。最后从区域旅游规划与开发的角度，对旅游非优区的特征进行了分析，以期对今后的相关研究有所助益。
关键词：旅游非优区 理论界定 特征分析
随着全世界范围内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学术界对旅游业发展较为落后地区的开发研究呈上升趋势，其表述有“旅游欠发达地区”、“旅游非优区”、“旅游弱势地区”、“旅游温冷地区”、“边缘型旅游地”、“二三级旅游地”（许春晓，2001）等等，本文拟遵循科学界定概念的一般程序，将“旅游非优区”概念所指的现象与其它现象有效区分，并探讨在现实中测量、甄别旅游非优区的具体方法。
对旅游非优区的理论认识历程
（一）对某种类型旅游非优区的分析
许春晓在1993年提出“旅游资源非优区”，1995年提出“欠发达旅游资源丰富地区”是“旅游非优区”概念的某一方面、某一层面或某一类别，是“旅游非优区”的两个可指明的方面，即概念的两个“维度”，通过对概念不同维度的分类研究，逐步抽象出对其“共性的、一般性”的认识。随着旅游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和细化，学者们以“导致特定区域在旅游业发展方面处于非优、劣势地位的影响因素”作为变量指标，如旅游资源、地理区位、区域经济背景、自然生态环境等影响因素，划分出旅游资源非优区、旅游经济非优区、旅游区位非优区、自然生态环境非优区等不同的亚类，分别对其进行研究，而且还有不同的组合方式如经济发达的旅游资源非优区、经济欠发达的旅游资源非优区等等不同的研究维度。
（二）旅游非优区概念的明确化历程
在旅游学科的相关理论研究中，主要集中于旅游业发展水平处于相对优势状态的区域，而旅游非优区长期处于研究的边缘，对旅游非优区概念内涵的理解主要集中于资源因素方面，以及“从景点组合、分布状况对旅游资源非优区的界定”（杨晓峰，2007），或者认为非优区是“缺乏高等级的旅游资源，资源数量不丰富的区域”等（赵宁曦等，1997）。与此同时，关于欠发达地区旅游业的研究也逐步增加，如孙根年（2001）将资源与区位有机结合，分析非优区旅游开发的新思路；孟清超（2006）将旅游非优区界定为“旅游开发条件不理想、开发状况较差、发展阶段落后的区域”；杨晓峰等学者对旅游非优区的基本概念进行了界定。
可见，旅游非优区的概念内涵逐步明确，即“旅游业发展总体水平处于落后状态的区域”。对非优状态的描述如“旅游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低、旅游业对社会发展不能起到促进作用”等都可以归结为旅游业发展总体水平落后。而“由于受资源、区位、区域经济背景、客源市场等影响”都是旅游非优区的形成因素。
对旅游非优区几个认识误区的解释
旅游非优区并不等同于旅游资源非优区。“旅游资源非优区”与“旅游非优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旅游资源非优区是原生性资源差的地区，是从资源的角度对区域的界定；而旅游非优区是从旅游业发展水平的角度对区域的界定，两者的研究角度不同。旅游资源非优区可能是旅游非优区亦可能是旅游优势区，旅游资源差并不一定是旅游非优区，原生性旅游资源是决定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许春晓，1993）；反之，旅游非优区也并不一定缺少资源或者是资源级别低，区位条件、经济基础、社会环境如政府、居民的观念意识等因素都可能制约地区旅游业的发展。
旅游非优区并不等同于经济欠发达地区。旅游非优区的相关研究是对区域旅游业发展水平的描述与考量，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区域可能是旅游非优区；而旅游优势区亦可能经济发展水平并不是最高（张志宏，2010）。
旅游非优区并非指旅游业发展无望的地区。旅游非优区是对所研究区域内部不同地区旅游业发展现状的一个客观评价，是对现实状态的分析与描述，主要是对旅游收入、旅游接待人次、旅游业对区域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张志宏，2010），以及旅游业对第三产业产值的贡献等衡量旅游业发展水平指标的客观比较。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概念，“发达”与“发展”是相对而言的，“旅游优势区”与“旅游非优区”也是一对相对的概念，处于旅游业发展的“非优”是一段时间的状态，不是发展无潜力，而是处于不同的发展历程。
旅游非优区概念的界定
（一）旅游非优区概念的具体化，形成抽象定义
1.概念的分解。首先是对“旅游非优区”概念分析：区，可以理解为地区或区域，区域是一个空间概念，它是地球表面的一个范围，是对地球表面各种空间范围的抽象或概括；“非优”是与“优”相对的概念，两者相比较而言，互为存在前提。“优”是优良、美好，“非优”即是不优良、不美好、劣势。“非优”是一定时间区间内存在的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动态变化；旅游，从人文地理学科的角度对旅游现象进行研究的，旅游是在闲暇时间内所从事的游憩活动的一部分，它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产生的社会经济现象，同时也是一种地理现象（保继刚等，1999）。
其次，是将“旅游非优区”所表示的现象按照一定标准进行分类。以目前已有的科研成果为基础，按照“发展条件”作为划分标准，将旅游非优区划分为“旅游资源非优区”、“旅游区位非优区”、“旅游经济非优区”、“旅游生态环境非优区”“旅游认知非优区”等等，每一类还可以逐步分解出不同的亚类。
再次，对分解后的概念加以界定。以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为基础，旅游资源非优区“是指原生性（原赋）旅游资源较为缺乏，资源丰度低，品位较低，在一定时期内知名度不高，缺乏适应旅游市场需求的资源，因而对游客吸引力小的区域”；旅游区位非优区“是指由于其区位的不理想，从而导致具有一定资源禀赋的旅游地开发困难，旅游业发展缓慢的地区”；旅游经济非优区“是指一个特定的区域在特定的时期内，由于当地的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经济发展比较缓慢从而导致该地的基础设施不够完善，对旅游业的带动作用不太明显，反过来旅游业对当地经济的拉动较小，对当地的经济贡献率比较低的区域”；旅游客源非优区是指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在特定的时期内，由于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制约，导致该区域内的旅游人数或者说潜在客源相对比较少，从而导致旅游收入较低，对当地的经济贡献较低的区域；旅游认知非优区“是指在一个特定的区域特定的时间内，由于宣传、旅游发展、文化传承等方面原因，该区域的旅游发展文化导向不明显，或者说该区域的区域文化特色不明显，在一定的客源地范围内对猎奇型旅游者吸引力较弱的区域”。
2.形成抽象定义。通过以上对概念的分解，虽然措辞不同，如“旅游地开发困难、旅游业发展缓慢、旅游业对当地经济拉动小、旅游业发展不景气、旅游对当地经济贡献率低”等等，其本质最终还是归到“旅游业发展总体水平落后”，而概念中“由于资源缺乏、经济基础比较薄弱、区位不理想”等均是“旅游非优区”之所以形成的影响性因素。
据此本文认为，站在区域旅游开发与规划的角度，“旅游非优区”是相对于“旅游优势区”而言的，其抽象定义为“在特定的区域范围内，特定的时间区间内，某地的旅游业发展总体水平处于相对劣势状态，则该地区为旅游非优区”。
（二）旅游非优区概念的操作化，形成操作化定义
经过以上界定之后，“旅游非优区”就转换成为研究的“变量”（经过严格界定的概念称为变量），此时，旅游非优区的概念内涵“旅游业发展总体水平落后”是客观存在的一种旅游经济现象，是可以观测和量度的。但是抽象定义中的界定仍是相当模糊的，要予以准确的、精确的量度，还需要将抽象定义转换成可操作性的定义。根据测量时指标选择的科学性、代表性、实用性的特点，本文除了选取目前已被广泛使用的衡量国内旅游业发展水平（国内旅游收入、国内旅游人次）以及国际旅游业发展水平（国际旅游收入、国际旅游人次）的指标之外，还加入了旅游收入占当地GDP比重指标来共同衡量区域旅游经济的发展水平。
借鉴世界银行（Word Bank）和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在对发展中国家作出划分时的思想，最终形成旅游非优区的操作性定义“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某地国际/国内旅游收入、国际/国内旅游人次、旅游收入占GDP的比重等五项指标的加权综合得分，低于区域平均水平的80%，则该地区是旅游非优区”。
旅游非优区在现实中的界定
根据上文分析，将地区旅游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设定为Fi（i取值为大区域范围内的不同地区），各分量指标分别为：X1-国际旅游收入；X2-国际旅游人次；X3-国内旅游收入；X4-国内旅游人次；X5-旅游收入对GDP的贡献率，其相对应的权重分别为0.25、0.2、0.25、0.2、0.1。
借鉴刘再兴的研究成果衡量全国各省市区经济发展水平，当地区旅游业发展综合指数低于区域平均值的80%，则该地区旅游业发展水平落后，处于劣势状态，是旅游非优区。则旅游非优区在现实中的界定模型为：
其中，是指区域旅游业发展总体水平的平均值；Fi是指区域内部不同地区旅游业发展总体水平的综合指标加权得分；F是指区域内部各地区旅游业发展总体水平的综合指标得分的总和。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理论分界线80%是利用经验参数比对法对区域旅游业发展水平等级的划分。实践中对旅游非优区的界定需结合实际情况，根据区域内部不同地区旅游业发展总体水平的高低划分等级，从而确定旅游非优区。
旅游非优区特征的分析
从旅游业发展总体水平的角度，旅游非优区是对大区域范围内处于“非优”地位的特定区域的分析与描述，它具有以下特征：
（一）区域差异性
旅游非优区是对“区域”差异的研究，是从旅游业发展程度对区域差异的研究。作为区域旅游研究的一部分，旅游非优区对特定空间和地域内，旅游发展水平不均衡现象分布类型、范围、规律的分析，对区域旅游优劣特征以及非优态势形成条件的研究，都是区域性的体现。
（二）空间范围上的相对性
“非优”本身就是相对于“优”而存在的，只有通过比较才能够分辨出优劣，在区域旅游开发活动中，优势区与非优区相伴而生，并且还互为存在条件。旅游现象在区域空间范围内分布存在差异，旅游经济现象的区域差异形成了“旅游优势区”与“旅游非优区”。
（三）动态性
特定地区是否为“旅游优越区”或“旅游非优区”并非固定不变的，而是根据情况的变化时刻处于动态发展中的。由于新的旅游资源的发掘与开发；或许是由于地区经济水平的提高、基础设施与交通条件的改善，曾经的非优旅游区可能转化为优势区；同时若旅游地不再具备吸引力，旅游优势区的地位亦可能发生转化。总之，“优”与“非优”的状态及其程度是动态变化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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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交通运输 运输理论 发展阶段
一、运输化理论
运输化是工业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指伴随工业化而发生的一种经济过程。在运输化过程中，人与货物空间位移的规模由于近代和现代运输工具的使用而急剧扩大，交通运输成为经济进入现代增长所依赖的最主要的基础产业、基础结构和环境条件。具体来说，国民经济的运输化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1.机械动力的运输工具取代早期运输工具，人类开始大规模地克服自然地理条件对人与货物空间移动的限制。社会运输能力迅速扩大，位移的速度明显提高，而单位运输成本则显著下降。
2.货运对象从过去以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为主，转向以大工业所需要的矿物能源、原材料以及半成品和产成品为主。在近代及现代运输业的推动下，资本和劳动力迅速集中，原料产地、加工区和销售市场日益分离，商业关系急剧扩大，传统的经济地理概念也在不断改变。
3.社会经济生活中人与货物空间位移的总量急剧增加，越来越多的人和货物更多次地被运输工具推入空间的运动。由于各种特殊运载工具的使用，以前很难运送的物品。
4.运输占用社会经济资源的数量大为增加，交通运输规模成为社会经济最基本的比例之一。运输设施建设、维护和运营所占用的劳动力、能源、各种金属及非金属材料变得相当可观，运输业投资超过了绝大多数其他经济部门。
5.交通运输构成了经济进入现代增长所依赖的最重要的环境条件和基础结构，运输业及其相关的能源、钢铁、建筑和机械制造等行业，在国民经济中也成为最庞大和最重要的基础产业群之一。
二、运输化的发展阶段
经济发展的运输化过程受一定客观规律的支配。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前，从原始游牧经济、传统农业社会到工场手工业阶段，各国经济一直处于“前运输化”状态。随着发达国家逐步向后工业经济转变，运输化的重要性在相对地位上开始让位于信息化，从而呈现出一种“后运输化”的趋势。
（一）前运输化阶段。
在前运输化阶段的主要特征有运输工具落后，主要凭借人、畜、风和水流等为动力，受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很大；运输速度慢， 成本高；绝大多数居民的交通需求很少，传统经济中商品交换对货运的需求也相对有限，因而整个经济活动所产生的人与物位移总量都不大；社会的运输设施总量增加缓慢，经济从总体上看对交通运输的依赖比较小。
（二）运输化阶段。
发达国家工业化从纺织工业到冶金原材料工业、到机电化学工业、到高度加工工业的进程中，运输化经历了一个从发生到发展到完善的演变。大宗能源原材料和主要商品的长距离调运能力已经充分具备， 同时以汽车为代表的新一代运输工具开始得到普遍使用；运输化的初步阶段实际上就是工业化的初步阶段，在这一时期，货物运输量的增长速度开始放慢，逐渐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变为同步或略低的增长，社会经济对运输的需要则更多地表现在质的方面，即运输需求出现多样化，要求更迅速、更方便、更完善的运输网，以满足多方面的运输需求。
（三）后运输化阶段。
发达国家经济在本世纪70-80年代开始进人后工业化阶段以后， 交通运输业作为经济基础结构的重要性有所下降。因此，知识和对信息进行收集、加工和传递的信息产业的重要性逐渐超过了运输业。随着后工业化社会的出现，工业化的主要特征之一运输化也就必然会发生被称为“后运输化”的变化。在这一时期，货物运输量的增长幅度已明显低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或已停止增长，货运总量70年代以来在一些发达国家甚至已出现连续下降的情况。当然，信息化的经济对运输业并没有放松要求，但却表现为在运输质量方面提出了更严格的标准，运输已经融为其物流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必须满足各种小批量灵活多变生产方式以及其“零库存”和世界范围生产体系的需要各类特种运输集装化运输和门对门一票到底的国际国内多式联运，已经发展到相当完善的水平；航空货运在总运量下降时却一直保持着增长的趋势。客运方面，由于小汽车无限制使用而引起的各种社会、经济生态等问题，也必须作出必要的调整，发达国家客运能力的增加从过去一向主要依赖私人汽车，开始转向更多地依赖民航、高速铁路等快速公共交通工具。总之，运输业在发达国家最近的一轮经济增长中，也进人了本身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至于运输化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生和发展，则有另外一些共同特点：运输化一般是在外来军事和经济的侵略下被强迫开始的，因为殖民地运输化是帝国主义宗主国经济运输化的附属物， 是适应其剥削当地劳动力、掠夺自然资源和倾销商品的需要的；由于真正的国家工业化一般开始很晚。因此初步运输化阶段时间拖得特别长，运输的空间布局不平衡，一部分现代运输方式与相当部分的传统运输方式在长时间内处于并存状态，这些特点是由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历史决定的。
由于发达国家运输化的示范效应和它们一向把运输工具作为向不发达国家出口的重要商品，所以不同运输工具的使用， 在不少情况下已不能作为判别发展中国家运输化各个阶段，特别是从初步运输化向完善化转变的主要标志。又由于汽车经济运输距离的增加，一些面积较小的发展中国家可以更多地依靠公路运输解决自己的陆地运输问题，而不一定非要建立全国的铁路网。另外，由于各种高技术和信息革命的提前冲击，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经济结构的变化也必然出现一些新的特点，对现代通讯等设施的需要也会提前。
参考资料：
[1]荣朝和.论运翰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论文摘要：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农村广泛存在非正规金融现象，对非正规金融的演进以及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内在机制进行分析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从探寻农村正规金融的制度缺失与非正规金融具有的经济效应、制度效应入手，运用制度变迁理论深入分析了非正规金融的演进与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内在机制，并指出非正规金融的发展与农村金融制度变迁应是市场诱致性制度变迁与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结合。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的改革、发展是从两个层面上展开的，一是以政府推动为主的自上而下的制度演进；二是以农民为主的自下而上的创业活动所形成的制度安排。政府推动的一系列体制机制转变大体属于强制性制度变迁范畴，以农民为主的群众创业活动所形成的制度安排，大体属于诱致性制度变迁范畴。
中国农村各个领域的改革大都从市场主导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开始，逐渐过渡到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逐渐兴起，并演变成农村金融市场的普遍现象。非正规金融是一种因未得到现有金融政策和法律支撑而游离于现有金融体制和制度安排之外的具有强烈的市场化、自由化、隐形化色彩的体制外金融活动。据陈锡文（2004）研究，中国2.4亿户农民家庭中，大约只有15％左右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85％左右的农户要获得贷款基本上是通过民间借贷来解决。温铁军（2001）对我国东中西15个省24个县41个村的调查发现，民间借贷发生率高达95％。
国内外对非正规金融制度演进与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研究不多，且大都从诱致性制度变迁出发，忽视了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在农村金融制度变迁中的重要作用。事实上，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看，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兴起主要是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中国农村正规金融的功能性缺失引致了农村金融缺口，而越演越烈的金融缺口则产生了获利机会，这为非正规金融的产生提供了市场空间，为金融制度创新提供了激励，非正规金融的存在是对这一利润机会的理性回应。非正规金融从它“诞生”之日起一直发挥着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增加农村福利等重要功能。但市场诱致性制度变迁与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并不对立，非正规金融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政策供给与制度供给，即非正规金融的发展以及所引发的农村金融制度的变迁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
二、制度变迁相关理论研究
拉坦和速水是最早系统论证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经济学家,“对制度变迁需求的转变是由要素与产品的相对价格的变化以及与经济增长相关联的技术变迁所引致的；对制度变迁供给的转变是由社会科学知识及法律、商业、社会服务和计划领域的进步所引致的”。林毅夫在总结以往经济学家观点的基础上，把制度变迁分为诱致性的制度变迁和强制性的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一群(个)人在响应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发性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由政府法令引起的变迁。
强大的制度需求是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源泉。影响制度变迁的需求因素提供了进行制度变迁的潜在收益，而影响制度变迁的供给因素降低了进行制度变迁的成本，二者共同促成了旧制度向新制度转变。从制度变迁的主导因素看，在诱致性变迁中，制度需求是主导性的，而制度供给是适应需求而提供的。在制度不均衡的条件下，经济主体发现潜在利益并采取行动，对现有资源进行重新组织并努力创造条件以降低制度变迁成本，进而使得适当的制度能被供给出来。
诱致性制度变迁并不排斥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并非都是自动完成的，由于搭便车行为的存在，它需要人们之间进行自愿的联合行动来完成，但集体行动常常面临高成本壁垒，为此制度供给可能不足。为提高制度供给水平，需要引入政治资源，“由技术与制度创新所形成的新收入流提供了利用政治资源来分割收益的激励。”也就是说诱致性制度变迁有时不仅不排除政治力量的参与，反而需要政治力量来促成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并不能提供市场经济运行的所有制度供给，诸如市场经济的法律建设，宏观经济调控、教育、交通等社会公共产品、社会保障体系、明确界定的产权体系等，没有强制性制度变迁提供游戏规则的情况下，将导致某些制度安排畸形发展，最后影响经济的发展。
诱致性制度变迁到一定程度可能向强制性变迁转化。诱致性制度变迁不断推进将促使政府采取新的制度安排，打破利益格局的平衡。诱致性制度变迁能形成市场绩效，为政府提供试点式经验；当诱致性制度变迁形成的制度安排成为全社会主流制度安排时，社会的制度构架会发生质的变化，为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推进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制度安排，为实现新的制度均衡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
三、中国农村正规金融的功能性、制度性缺失
（一）政策性金融功能严重弱化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我国惟一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其主要任务本应是承担国家规定的政策性金融业务并财政性支农资金的拨付，但从目前情况看，一方面，其主要业务仅限于单一的国有粮棉油流通环节信贷服务，在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产业化、农业科技进步等方面功能严重缺位；另一方面，农业银行了部分政策性金融业务，如扶贫贷款与政府贴息贷款等，导致农业政策性金融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效益严重下滑，支农功能不足；农业发展银行的资金来源于财政拨款，长期以来资金拨付有限，且资金不能按时到位，有时不得不向央行借款，使筹资成本上升，制约了农业发展银行的发展。政策性金融功能的严重弱化，制约了政策性金融资金支农作用的有效发挥，对改善农业生产条件、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和促进农民增收的作用乏力。
（二）国有商业银行农村信贷收缩
商业银行的“盈利性、流动性、安全性”的经营原则与农业生产的“高风险性、分散性、波动性、长期性”向悖；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按照“经济、高效、精简、合理”的原则，对农村经营网点进行大规模撤并，如1999—2001年宁夏共撤并县域国有商业银行机构和营业网点158个，其中县以下占93%。仍在农村开展业务的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寥寥无几，而剩下的营业网点大多把有限的贷款资金发放给大型基础设施、国债配套资金和生态建设等国有大型项目，而对急需资金的农业生产和个体、私营企业的贷款却全面紧缩。作为农村金融市场中居主导地位的中国农业银行将农业资金从以农业为主转为以工商业并举，竞争视角从农村转向城市，以获取足够的资金来源及高额回报，使得农村金融市场本来就很少的国有资本变得更为稀缺。
（三）农村信用社垄断性供给的弊端
在国有商业银行功能严重缺位的状况下，农村信用合作社事实上已成为农村金融市场的主要中介，在不少贫困地区甚至是惟一的合法金融机构。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服务范围非常有限，经营的自负盈亏，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商业倾向，使得资金向收益相对高的城镇或非农部门流动，真正需要资金贷款的农户难以得到金融支持。2002年全国农村信用社吸收各项存款19469亿元，各项贷款14117亿元，两者差5352亿元，其中有价证券及投资1812亿元，净存放中央银行684亿元，拆借给其他金融机构1152亿元，加上其他一些因素，估计从农村流出资金约3000亿元（夏斌，2003）。同时，农信社长期以来产权主体不明晰，历史包袱沉重，员工素质不高，电子化建设水平低，结算手段落后，服务品种单一，独自面对庞大的农村市场需求，其规模与实力显得十分弱小。
（四）农村邮政储蓄机构，本应在农村经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但其严重的制度缺陷无法有效承担支农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一是业务单一，只吸收存款，不发放贷款；二是通过吸收存款的方式，把大量的农村剩余资金“倒流”到城市，加大了农村金融缺口，加剧了农村经济发展资金供给不足的矛盾。
四、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经济效应与制度效应
（一）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经济效应
农村经济主体的微观活动及其融资行为具有分散化、规模小、周期长、监控难、风险大等特点，农业的回报率低，正规金融的利润最大化与农业发展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矛盾。加之农村人口相对贫困，储蓄不足，大规模的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缺乏存在的基础，正规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的经营往往无利可图，因此正规金融供给短缺即金融缺口最容易发生在农村地区。巨大的金融缺口为非正规金融的成长、壮大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和盈利机会。在市场期望和需求催生下，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农村民间金融及合作基金会为代表的农村非正规金融迅速崛起，有效地填补了我国农村巨大的金融缺口，为农村社会与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基于实地调查的研究发现，中国的私营企业在创立和发展过程中一直主要依靠非正规金融（或者经济学家所称的路边交易市场，Curbmarket）融资。
非正规金融推动农村经济增长、增加社会福利的绩效也得到了实证研究。高艳（2007）实证研究发现，1986—2003年，农村非正规金融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正向关系。从促进农民年增收的效率来看，非正规金融要高于正规金融。根据史晋川（2001）的考察，在官方制度下，我国国有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40％，贷款占金融机构贷款总额的80％，非国有部门的经济增长贡献率约为60％，其贷款却只占正规金融机构贷款总量的不到20％，这表明我国正规金融制度严重不适应现有的经济基础，而非正规金融制度却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二）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制度效应
非正规金融作为一种创新的制度安排，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非正规金融是社会成员间利用我国乡村的各种习俗、惯例或血缘关系，达成的广泛的非正规合约，这一合约是建立在社会成员之间的长期行为合约、隐含合约的继承上，能有效降低交易成本。由于地缘、人缘和血缘、业缘等原因，非正规金融具有交易各方的信息成本优势，贷款人对借款人的还款能力、信用具有很强的甄别能力，能有效避免或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违约行为；农村民间融资无繁琐的交易手续，交易过程快捷，可以使借款人迅速、方便地筹集所需资金。非正规金融由于一般不需要对供给方“公关”而支付“寻租”成本，其融资成本低廉。
非正规金融制度与农村现有金融制度安排的竞争，促进了农村正规金融制度的变革。在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正规金融的贷款行为有时会受到行政力量等非市场因素的影响，贷款基准利率也是管制利率，而农村民间金融中的借贷行为和利率都是市场化的。可以说，农村民间金融是一种纯粹的市场金融形式和市场金融交易制度。非正规金融所反映出来的机制优势、信息优势、成本优势、速度优势能大大提升这种制度安排与正规金融制度安排的竞争优势和市场竞争能力，从而给正规金融组织一种优胜劣汰的竞争压力，迫使政府、正规金融组织对原有的制度安排进行重新思考。非正规金融和正规金融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以及政府如对其进行规范、引导，这将对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非正规金融的形成、发展有利于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非正规金融对违约者是一种硬预算约束，违约者的违约不仅会遭受舆论谴责、社会排斥、群体惩罚，还有可能遭受暴力伤害，这大大降低了非正规金融的违约率。Aleem（1993）估计，在他研究的大多数案例中，非正规金融的违约率一般要低于正规金融5％左右。非正规金融在契约执行与治理上具有独特的制度安排，相对于正规金融契约改善了农村经济主体遵守合约、提升信用水平的意识，营造良好的农村信用环境，从而为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五、非正规金融演进与农村金融制度变迁
（一）非正规金融的产生与市场诱致性制度变迁
我国农村以家庭联产承包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我国促进农村乡镇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的政策，农村金融制度所依存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促使了农村经济主体的多元化与对金融服务的多元化需求。而农村正规金融却存在业务相对萎缩，经营不善和农民贷款困难等问题，正规金融供给的制度性和功能性缺失已不能完全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农村金融制度与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和谐产生了获利机会，这种获利机会为非正规金融的形成（一种适应农村经济新形势的制度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市场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金融制度一直蕴含着经济体系内在的非均衡性，这种非均衡性主要体现在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存在较为严重的金融抑制和国家对金融市场的垄断式控制，导致长期存在且越演越烈的“金融二元结构”，这表现在私人部门经济面临的融资约束、金融资源配置中的低效率等诸多方面。我国农村金融制度的不均衡性产生了获利机会，这为非正规金融（相对于正规金融制度，它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型的制度安排）的产生提供了市场空间，为金融制度创新提供了激励，非正规金融的存在是对这一利润机会的理性回应，它是非均衡的长期发展而导致农村金融市场的自发“矫正”，从而逐渐孕育出另一种更为有效的制度安排，从而实现对现有农村金融制度集合的补充和完善。
农村非正规金融的产生过程是一个典型的市场主导的需求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但我国非正规金融的有序演进与农村金融制度的合理变迁离不开政府政策的引导，它具有市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相互交织的特征。
（二）非正规金融的发展与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
诱致性制度变迁并不排斥强制性制度变迁。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既包括非正规金融的演进，又包括对原有金融制度集合进行变革。从制度变迁的动力和机制的角度看，非正规金融是作为正规金融制度的“边际”而存在的，部分非正规金融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向正规金融制度演变。因此，非正规金融演进与农村金融制度变迁是相互交织、相互促进的，即非正规金融的演进（市场诱致性制度变迁）会对现有的正规金融造成强烈冲击，从而引发政府对农村现有金融制度进行有效变革（强制性制度变迁）。而这种对现有金融制度变革本身就是对非正规金融进行批判、继承的过程，即把非正规金融逐渐纳入农村正规金融体系的过程。同时，强制性制度创新可以克服正式制度在诱致性制度创新（它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中，因外部性和“搭便车”问题而产生的制度供给不足。同时，政府的偏好和有限理性、政治统治基础情况对非正规金融演进与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方向和方式也会有很大影响。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壮大也离不开政府的政策供给、法律供给，政府对农村非正规金融的演进提供合法化的制度平台，也有利于其正规化、规范化的发展。
总之，市场诱致性制度变迁产生了农村非正规金融，而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能推动非正规金融的有序演进、逐渐融入农村金融体系与金融制度变革。其发展逻辑是，农村金融制度的非平衡性，即农村金融的“二元结构”促使了诱致性制度变迁，促进了经济发展及其农村金融制度运行的经济基础、社会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而推动了政府主导的金融制度变革。农村金融制度变迁是一个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经济基础演变引发国家对金融制度重新思考的过程。
六、结论
我国农村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广泛的非正规金融，从制度变迁来看，它是一种市场诱致性制度变迁，由于现有的农村正规金融制度供给与农村金融需求多元化这对矛盾激化的必然产物。但是，中国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壮大以及农村金融发展绝对离不开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它需要政府对农村金融制度进行重新思考。一方面，政府应该对现有的正规金融制度进行重新设计以解决正规金融制度供给严重不足、与农村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另一方面，国家对非正规金融的态度不应该是“默许”，也不是“放任自由”，更不是“压制”，应通过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对非正规金融进行规范、引导，赋予其合法地位，从而促使农村金融制度变迁才是正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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