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14 09:49:4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地域文学，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6-262-01
中国新时期是社会文化发生着重大变革的时代，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始终在文化变革的浪潮中发展前行。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兴起了一股文化研究热潮，许多作家与学者将注意力转向文化视角以表现现实生活，并有意识进行文学文化研究。“寻根文学”则是其中引人注目者之一。
一定程度上说，透过寻根文学的发展能反映地域文化与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转变了文学创作视角，地域文化书写方式的不断自觉。在20世纪80年代初与前30年小说创作观念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因素是阶级地位与政治意识，文学创作上基本呈现为单一“政治视角”的规囿。文学作品里所表现的人性，体现出来的民族文化、历史连续性的内容都被认为是削弱作品政治与阶级意识，因而，这些作品便遭到冷落或批判。刻画地方环境、表现方言俗语、或描绘历史风俗都仅仅停留在人与自然、人与物的依存关系之上，作家们对地域文化的融入，在心理上表现为自然自发状态，即是为了追求大众化、通俗化而表现地域文化色彩。一定程度上说，孙犁《荷花淀》中诗情画意的“白洋淀风情”是为了歌颂英雄与劳动人民敢于斗争精神作的铺垫，或是一幅渲染的背景画。《创业史》中郭世富建造新屋架梁礼俗描写都算得是有意识通过描写形成的一种文化氛围，只是在追求一种地方色彩，歌颂劳动人民美德或表现移风易俗。所以，作品中呈现出的地域文化只能是片面、零散、模糊的。
其二，地域文化透视进一步深化，文本旨趣也不断升华。随着地域文化书写由自发向自觉的渐进，其在文学作品中产生着截然不同的艺术效果。在自发书写阶段，由于对地域文化的表现仅仅局限于方言俗语、自然生态等，与政治无关的较为浅显层次；描绘的历史风俗又都经过了政治过滤并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对于民族文化的共性、传统文化深刻反思、国民性剖析等都不敢或者不曾涉足。因而，在当时环境中，作家们所追求“民族风格”只能单纯算得是一种“阶级风格”，地域文化色彩在作品里的呈现只是起到了烘托、渲染作用。
在自觉书写中，尽管地域文化也是以构筑故事背景来作为故事人物赖以产生和活动舞台的方式而存在，但是，作家们都在着力经营自己熟悉的领地时，也已灌注了凝结作品各部分灵魂。“寻根”作家们明确了“寻根”的理论旨意，这使得地域风物具有了某种象征色彩。因此，文学作品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则更深刻地表现为人与历史、人与文化关系。张承志笔下的“北方的河”算是民族性格的象征，是养育那位自强不息、奋斗搏击主人公的水土、血脉和生命力量之源泉。
可知，“寻根”作家们以更为开放的意识积极致力于对所熟知的一方水土的营构。通过对特定地区或局部地理、人文领域的开掘来思虑和拷问整个民族。同时，从各地特有风情意趣来浓缩一个民族的历史、现实和未来，这也寄托了作家自己的忧患与沉思。内容的地域性、主题的总体性、风格的民族性等有机整合，这些使文学作品中文化内蕴和文学价值得到了一种整体提升。
其三，进一步丰富了艺术表现手法。文学创作中以地域文化作为小说质料，这对寻根作家们创作所产生的影响会是多方面的。寻根作家们自觉地将地域文化作为小说的凸显对象，也站在了更广更远的历史文化视角，进一步将寻根小说创作纳入“人文主义”视野之中，积极采用忠实于历史和文化的艺术手法，以象征性的符号来熔铸出具有普遍价值文化结论与叙事图式。
从叙事结构看，地域文化既是现实的存在，又是历史的沉淀，既具有物质性，又具有精神性。因此，这些往往就成为了情节发展契机，结构安排的中心纽带，这样也有利于构建出不同风格的文本结构。
关键词：广西文学；地域文化；艺术价值
中图分类号：G119
文献标识码：B
1.从广西文学与地域文化角度探讨地域性文学传承平台的重要性
文学的创作需要依赖于地域的客观现实，同时文学的发展也会对这一地域文化环境造成影响。
所谓地域文学，其实就是对特定区域包含风俗民情、民族精神和人文景观等多种地域民族文化进行描写的一种文化形态，其能够展示该民族特定的文化心理结构和人与社会现实的复杂关系。而广西不仅拥有极具魅力的自然风光，同时也拥有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所以其地域文化积淀深厚且历史悠久。
构建地域性文学传承平台，可以把广西各时期以来广西各民族、各区域和不同体裁的作家创作的作品进行比较研究，从而对广西的地域文化的共性和差异性进行探讨。同时，构建地域性文学传承平台，也能够把握广西文学创作的价值取向和发展趋势，从而更好地了解地域文化在当代得以传承的可能性。
因此，构建地域性文学传承平台，能够起到拓展当代文化视野和传承地域性文化的重要作用，并且对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具有一定的重要性。
2.以广西文学与地域文化为例探讨地域性文学传承平台的构建问题
（1）充分挖掘广西地域文化。想要进行地域性文学传承平台的构建，还需要做好地域文化的挖掘工作，以便为平台的构建提供充足的文化资源。就目前来看，广西地域文化十分丰富，可以为广西文学艺术的创作提供诸多材料。所以，在构建地域性文学传承平台的过程中，还需要对广西地域文化进行充分的挖掘，从而更好地为地域性文学的创作和传承提供充足的文化资源，继而为平台的构建提供更多支持。
（2）整合广西地域特色作品。在构建地域性文学传承平台时，应该对现有的广西地域特色作品进行整合，从而更好地为地域性文学研究的开展提供依据，并且使这些宝贵的地域性文学作品得以流传下来。
从作家对文学作品的创作上来看，老舍、沈从文和贾平凹等文学大家在进行地域文化小说创作时，都会使用大量的笔墨对当地的民俗民风、地方风景和历史掌故等内容进行描写，从而营造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氛围。
这类作品能够展现独特的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可以使作家创作出的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得到提升。而在构建地域性文学传承平台时，对这些地域性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加以展现，就可以吸引更多的作家从事具有地域文化特征的文学作品的创作，从而使地域性文学作品得到更好的传承。
（3）建设广西文学创作课程。在完成地域性文化的充分挖掘和地域特色文学作品的整合后，可以通过建设广西文学创作课程进行地域性文学的传承。而构建这样一个地域性文学传承平台，可以使广西地域性文学得到推广，从而实现对广西文学和地域文化的传承。为了进行该平台的构建，广西教育部门可以联合各高校开设“广西新时期文学研究文集”等各类彰显广西地域性文化的课程。在课程内容上，可以对新时期广西文学作家作品进行评述，从而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这些作品在传承地域性文学上起到的作用。而对人文知识的展现，这些课程的设置也需要体现一定的人文精神。所以，课程的形式也需要得到进一步丰富，从而从多个渠道对学生进行人文教育，使学生的人文底蕴得到进一步丰富。为此，各高校除开设专业主干课，同时也需要开设专业选修课。而构建这样的地域性文学传承平台，不仅能够使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得到培养，同时也能使学生更好地传承广西地域性文化。
总而言之，想要进行地域性文化传承平台的构建，就需要对地域文化进行充分挖掘，并且完成对地域特色作品的整合。在此基础上，就可以进行地域文学创作课程的建设，从而利用课程教学进行地域性文化的研究和传承，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得到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关键词〕 上古巴蜀神话；四川文学通史；书写；意态结构
〔中图分类号〕I2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7）02-0186-06
任何一种地域性的文学通史，其能否成功建构，都有一个前提，即需要确认：在此特定区域空间范围内是否存在相对独特且穿古今的文学演变的过程。这种过程的独特性（与其他区域的区别度）的大小从根本上决定了此种文学史建构的意义大小。因此，文学通史之“通”，主要不是指对相关文学现象全方位无死角的搜罗（这事实上几乎是不可能的，尽管对于较小地域范围的文学通史来说需要做到尽可能全面），而是指对此演变过程之基本环节和线索的完整建构和书写。同理，四川文学通史之所以有可能成其为“通史”，并不仅仅因为在四川这个区域范围内自古而今可以罗列出大量文学现象，而是因为这些文学现象客观上构成了相对独特甚至自成一系的演变进程，虽然这一进程也一直处于与其他区域文学的交互影响之中。那么，四川文学之演进的相对独特性，可以向上追溯到何时呢？已有的书写实践，如杨世民先生的《巴蜀文学史》和谭兴国先生的《蜀中文章冠天下――巴蜀文学史稿》，都一致地追溯到先秦时期。但这并非不证自明的事情。为什么有必要追溯到先秦时期？先秦时期四川文学的书写可能面临哪些理论和技术上的问题？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
一、 神话与文学的关系再辨
将四川文学通史上溯到先秦时期，前提条件自然是先秦时期巴蜀地区存在以书面或口头的文本形态流传后世的文学现象。显然，符合此条件的主要是神话传说。①毋庸讳言，学界将“先秦巴蜀文学”当作不证自明的存在，正是因为先秦巴蜀地区的确曾出现过相对而言数量比较可观且颇具独特文化品格的神话传说。在已有的书写实践中，也正是巴蜀上古神话传说填充了先秦时期巴蜀文学的空档。这样一来，很容易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即谈论神话就是谈论文学。认为神话是文学的一个分支，或者说是文学文体的一种，这种观念在国内学界由来已久。上世纪初，等已经将神话与歌谣等一起划归“平民文学”、“民间文学”。1980年出版的钟敬文主编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民间文学概论》更直截了当地将神话界定为民间文学的一种形式。②著名神话学家袁珂的“广义神话论”也主张“神话的本质，始终在于文学，在于富有积极浪漫主义精神的文学”。〔1〕
但近年来，这种观念开始引起学界的检讨。有学者指出：“中国神话学研究忽视‘神话’与‘文学’的区分，形成以文学为本位的神话观，使其无法在神话理论上有所突破。”〔2〕还有学者从学术和文化史上追根溯源，认为“中国神话学逐渐从属于文学研究”，与晚明及晚清时期吸纳西学的机制有关，即外来的“神话”“既无法对应中国的‘天’之内容”，“也无法抵达‘格物穷理之大原本’，它只能有启迪民心的教育之用，归属于西学分类的最末等级‘文学’”。〔3〕言外之意，就学理本身而言，神话研究之从属于文学研究并非天然正确，反而是思想史的一种遮蔽。
这种检讨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实际上，所谓神话研究的“文学化”存在研究理论与研究实践在一定程度上的脱节。例如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影响甚大的“古史辨”派有很多神话方面的研究，但他们的主要目的只是将已经被历史化的神话（主要是帝王天命神话，以及一些民间传说）重新还原为神话，即不再视之为可信的历史。换句话说，他们虽然将神话传说归入“民间文学”，但总体上说还没有对神话进行真正的“文学”的研究，研究的目的决定了他们的研究仍属于史学范畴。在当前的学科建制下，虽然从事神话研究的学者大多集中在文学系，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当代中国神话研究的主流就是文学研究。事实上，当代中国神话研究的主流是在批判性吸收“古史辨”派研究成果基础上对上古神话进行的文化学研究。此类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以人类学理论为指导的实证、考据式研究。其基本理念是，上古神话虽然并非信史，但包含着古人精神、信仰、观念衍变的线索，同时曲折反映了上古时代社会、政治、民族、宗教等方面的人类历史，此外，神话在其诞生时代本身也具有尚未得到当代学术充分认识的功能。因此，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试图通过对上古神话的解析，来更加全面地建构古代史的历史文化语境，这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古史辨”派的否定之否定。而对神话的“文学”研究实践倒是颇为边缘化的，而且很多其实尚停留在对其合理性的论证层面，以及对神话传说的普及、介绍方面。③这说明，当代以来中国神话研究的多学科属性至少在研究实践上并没有受到“神话从属于文学”的观念的太多干扰。而在理念方面，即使是明确主张神话本质在于文学的袁珂先生也并不否认神话研究多学科属性的合理性和必要性。④
上述对于将神话研究“文学化”的检讨，从四川文学通史书写的角度来说，倒是有这样一个启示作用，即确实不能将谈论神话简单地等同于谈论文学，并非所有关于先秦巴蜀神话的研究成果都直接地有助于四川文学通史的建构（尽管有间接的助益），或者都有必要被吸收进文学通史的文本之中。虽然文学史同样属于史学范畴，四川文学史先秦部分的书写同样必须有助于更加完整和客观地建构古代史的历史文化语境，但文学史毕竟有自己的侧重点，它的首要任务是清晰梳理文学自身的发展轨迹，而这种梳理自然要以对不同历史时期文学作品的“文学性”的研究为基础（虽然也有必要选择性地包含对文学现象中非“文学性”因素的变化的考察），对于文学“通”史来说就更是如此，因为文学通史既要做到尽可能全面，又必须重心突出，避免成为文学现象描述的大杂烩。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史的书写既属于史学范畴，又是文学的研究。至于神话的“本质”是什么，是不是文学，完全是可以悬置起来的问题，只要承认神话具有文学的属性就可以了，而这一点恰恰是学者们的基本共识。即便反对神话研究“文学化”的学者也不否认上古神话是可以从文学角度加以研究的。因此，对于四川文学通史的书写来说，真正的问题就在于如何认识和表述上古巴蜀神话的文学属性及其演变，以及如何认识其在整个巴蜀文学演进史上的地位。
二、上古巴蜀神话早期文学化的不足
文学通史（尤其是较小地域范围的文学通史）的书写，往往有一个不为人注意的误区，即书写者经常为了刻意营造文学演进统贯一系的表象，对于文学活动不发达时期的文学现象进行不恰当地夸大。实际上，文学演进过程有盛有衰，本是十分正常的现象，特定时期的低谷并不一定影响整体进程的统贯性。从书写的技术上说，对于这种情况的处理，最重要的并不是去淘选相对好的作品，更不是刻意拔高衰微期的文学成就，而应是客观描述其特点，分析其成因。四川文学的演进历程同样存在相对低谷的阶段，如果进行横向比较的话，元明时期四川文学的整体成就就是比较低的，而先秦时期恐怕亦不能过高估计。
上文已述，先秦巴蜀文学的主体就是神话。而即便是主张神话本质为文学的袁珂先生也指出，神话的文学属性在总体上存在弱变化的过程，即在“原始社会前期的活物论时期”，“文学的含意深厚”，到了“万物有灵论”时期，“文学光辉……隐而不彰”，但“神话继续向前发展”，终于还是会“还它固有的文学的本来面貌”。〔4〕如果考虑到“活物论”时期的中国神话保存极少，在至今留存的上古巴蜀神话中也很难分辨出这一时期的神话，那么，今日可见的先秦巴蜀神话恰恰属于“文学光辉……隐而不彰”的神话。“隐而不彰”的原因，据袁先生的说法是由于此时“各种学科和神话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尤其是和宗教紧密结合在一起）”。〔5〕当然，这还只是就神话自身演变的一般情形而言。那么，把先秦巴蜀神话放在中国上古神话的整体状况中来横向地看又如何呢？
我们通常说，与古希腊神话相比，中国上古神话是零星散乱的。所谓零星散乱，实际上意味着它们没有获得比较完满的审美形式。这正是其文学属性“隐而不彰”的核心表现。不过，其实古希腊神话原先未必就不是零星散乱的，它之所以能够获得比较完满的审美形式，也并非神话自然而然的发展结果，而主要是靠着一批古典诗人和哲人的整理和加工。尽管具体的方式有所不同，尽管受到历史化的影响比较严重，中国上古神话中的一部分仍然经过早期智识人的吸收和改造。这种吸收和改造不仅使这部分神话很早得到书面载录，而且使其被较高程度地文学化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诗经》和《楚辞》（尤其是后者）。《诗经》和《楚辞》历来为神话学者所重视，一般来说是由于它们对神话的载录时间较早②，因而保存了不少原生神话的痕迹。换句话说，神话学者看重的多是其文献价值，而非其文学价值。但如果从文学史的角度看，《诗经》《楚辞》等作品对于中国上古神话作为一种“潜文学”向真正意义之文学的递变，或者说对神话之文学属性的发扬，就具有更突出的意义。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屈原作品中的神话，与其所吸收的神话原型相比，就体现了“神话特质的变化，神话形态和功能的变化，以及神话整个内部构成和再生机制的变化。”〔6〕今天的许多神话学者大概并不乐意看到这些变化，因为这意味着原生神话内涵的转换、变形，他们会希望屈原像人类学家那样尽可能原汁原味地把他所听闻到的神话载录下来。但在文学史研究者的眼中，这些变化就不啻是文学之幸了，因为故事情节更加条贯、圆融了，单纯神异性的神话人物真正成为具有内在精神气质和情感活力的人的形象，生命形式的变幻不再仅仅依据生命一体化的原始神话思维直接地转形，而要接受审美理性的引导，为诗意的形象塑造和文本主题服务，人物与外界之间神秘的相互作用被人物与环境的情感性关联所取代。〔7〕
我们知道，作为神话文献，巴蜀神话在整个中国古神话世界中是独具特色的，地位十分重要，甚至被认为是“唯一可以和中原神话比肩并论的地域神话。”〔8〕但是，比较而言，上古巴蜀神话在文学化方面就明显逊色于北方中原神话集群和荆楚神话集群。就目前所知，上古巴蜀神话在先秦时期没有得到较好的整理和书面载录。①古蜀国和古巴国是否拥有成熟的文字系统，在学界尚有争议。在先秦古籍中，保存巴蜀神话较多的是《山海经》。②但一般认为《山海经》属于“巫书”（其中《山经》是祭祀一般山川的指南，相当于民间的“封禅书”，《海经》则是周边之国的氏族志）③，其文本本身的文学价值比较有限。当然，这里并不是说上古神话只有经过书写才可能获得有价值的文学形式，只不过我们实际上难以从后世各种正史、野史、方志、笔记等文献对上古巴蜀神话的零星载录中真切地还原其作为口耳相传故事的原初文本形态。原因是多方面的：一者，在社会生活状况多变的条件下，口头文本本身在流传过程中较容易发生变异和各种再组合；二者，书面载录不可能完全忠实，反而往往出于各种书写目的对口头文本以及旧有的书面文本进行改造；三者，部分改造可能是出于文学目的，但这就导致原初口头文本的文学性与以书面形式附益的文学性杂糅在一起。神话学的文献考据工作或许可以还原原初口头文本的某些意象和情节元素，却无法真切形象地告诉我们这些故事在先民的口中具体是怎么讲的，正如石昌渝先生所言：“复原的只是神话内容，而不是神话的文体原貌。”〔9〕但是，从文学的角度说，其意义在理论上应落实在这或许存在过的具体讲法（即完整的语言形式）之中，而不能仅仅由梗概性的描述来提供。当然，这是对原生神话进行文学研究的一种普遍性困境。
由于上古巴蜀神话没有在先秦时期获得比较完满的审美形式，四川文学通史的书写在涉及先秦部分时就可能显得捉襟见肘，甚至采取顾左右而言它的策略。在不能不谈及审美形式的时候，只能宽泛而简单地强调神话想象的奇幻、怪诞、夸张等，主要内容则可能以文献的整理和考据代替审美分析，或者以反映论为依据，用神话的文化内涵代替审美分析。这实质上就是上文所说的以神话学的研究代替文学的研究。在文学史的书写中，文献的整理和考据只能作为一种基础性的工作，不应成为主要内容，文化内涵诚然并非与文学属性无关，但这种相关的前提在于必须时时将其置于与文本语言形式相统一的审美整体中来考量，而通常的神话学研究思路是将神话文本当作无关审美形式的文化标本来解析其文化内涵。在这种情况下，神话文本的语言形式表面上仍然存在，实质上却处于被肢解、被遮蔽的状态。
从四川文学通史书写的角度看，上古巴蜀神话在先秦时期文学化程度较低，还直接影响了地域文学演进的统贯性，也就是说，在以神话传说为主要内容的巴蜀先秦文学与巴蜀汉代文学之间存在一定的断裂。众所周知，汉代是巴蜀文学的第一座高峰，出现了以司马相如、王褒、扬雄为代表的文学大家。但是汉代兴起的巴蜀辞赋并没有从先秦时期的巴蜀神话那里得到太多的滋养，反而主要是接续和发展了《诗经》《楚辞》以来的文学传统。学界通常将这种断裂的原因归之于外在的政治和文化变迁，即秦征服蜀国、巴国后，“通过派遣官员、移民、带领巴蜀子弟出征等多种途径，使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合流”〔10〕，到了西汉，文翁兴学，教化普及，中原儒家文化更是成为巴蜀地区文化主流。这对于巴蜀文化来说，“既是一次提升也必然有所丢失。神话传说的压抑，便是丢失的一种。”〔11〕这种分析从宏观的大背景着眼，固然不无道理，但如果从文学自身发展的角度来看，审美形式不完善才是更为直接的原因。比^而言，楚国同样为秦所灭，秦汉时期，楚文化同样与中原文化合流，但《楚辞》《庄子》等代表荆楚文化和文学成就且吸纳、融合了大量荆楚神话元素的作品在新的主流文化话语系统中占据了突出的地位，从而不仅使先秦楚文学能够在更大的地域范围内发挥巨大影响力，同时也使楚地文学保持了更好的地域延续性。而上古巴蜀神话由于文学化程度较低，在新的主流文学话语中自然就处于被压抑、被边缘化的状态，无法在后来的巴蜀文学发展中起到更直接的作用。
至于上古巴蜀神话为什么文学化程度较低，根本原因恐怕要从政治体制对文化和文学的影响去寻求。简单来说，一者，古蜀国、古巴国那种宗教巫术氛围浓厚的神权政体限制了文学审美的自觉和文学精英的产生。二者，古蜀国、古巴国为秦所灭的时间虽然较早（在前316年，此时距离秦的统一尚有近百年时间），但秦以法家思想为政治意识形态，实行以耕战政策为中心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对于强兵很有效，却十分不利于精神文化土壤的培育。因此，巴蜀之地在秦统治的百余年间，虽然摆脱了旧有的神权政体，虽然融入了中原文化的一些层面，但仍然不能产生能够将神话高度文学化的文化精英。谭兴国先生在其所著《蜀中文章冠天下――巴蜀文学史稿》中曾感慨：“如果天降荷马于巴蜀大地，对这些神话传说加以小说化的整理，未必不能产生伟大的史诗。”〔12〕这个感慨道出了阻碍巴蜀神话传说文学化的关键问题在于缺少文学家，只是先秦时期巴蜀大地没有出现荷马，也没有出现屈原，实在并非完全由偶然所致。
三、上古神话的文学史书写路径
尽管上古巴蜀神话存在文学化不足的问题，但对于四川文学通史的建构来说，它仍是绕不过去的部分。既然我们承认上古神话（尤其是上古原生神话）也有其固有的文学属性，即便没有经过文化精英的审美熔铸，它也仍然可以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样态。那么应该如何把握上古神话（以及上古巴蜀神话）的文学史位置并将其呈现在地域文学史的书写实践之中？本文认为大体可从以下几个步骤着手：
首先，要完善神话谱系的还原和整理工作。目前学界对上古神话的梳理大多还限于横向的母题或内容分类，如上古巴蜀神话按母题可分为大石母题神话、治水母题神话、蚕神母题神话等，按内容性质可分为自然神话、英雄神话、起源神话等。但是，纵向的梳理还有所不足。巴蜀神话虽然以口头形式代代相传，但今天可以作为研究资料的主要还是历代载录的书面形态文本，这些文本中的很多神话故事表面上都以上古为时代背景，但实际上夹杂了大量在后世神话思想和各种其他机缘引导下进行的改造。因此，有必要借助现代神话学理论和考证手段对历代文献所载录的神话作尽可能准确的年代还原，梳理衍变的轨迹，辨识出上古巴蜀神话的概貌，以便为进一步研究提供比较可靠的文本基础。举例而言，巴蜀神话中有一个著名的五丁神话，其故事见载于多种古籍且情节版本各有不同。据李诚先生研究，通过对这些不同版本的分析，可以勾勒出五丁神话故事在历史上复杂的衍化过程，但这个故事最基本、最原始的内容就是大力神移蜀山、立巨石。此后由于某种机缘，这个神话与产生于另一地的石牛神话结合起来，初步形成了五丁以石牛开路的神话情节。再后来，五女故事以及由其衍化出来的蜀妃故事也在流传过程中加入到这个神话之中。〔13〕这样就在将该神话历史化的同时赋予其某种政治道德的意涵，但这些附益恐怕是秦灭亡以后的事情了。
第二，揭示上古神话的“意态结构”。由于上古原生神话的文体形式几乎是一个无法讨论的领域，因此，如何进行美学分析就成为文学史书写需要面对的关键性困难。在这个问题上，石昌渝先生的观点是颇有启发的。他认为神话对中国小说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意态结构方面”，它指的是“情节构思间架”。例如在《山海经・大荒北经》所载黄帝与蚩尤争斗的神话故事中，黄帝代表正义贤君，蚩尤代表邪恶叛逆，两方各显神通，前者先失败，后请来天女作帮手，终于反败为胜。“这个情节定型为一种意态结构模式，为后世小说反复采用。” 〔14〕本文认为，对这种“意态结构”的分析总体上可视为对中国神话本体的美学层面的分析。虽然这个概念是从中国神话影响叙事文学的角度提出的，但我们说神话有其固有的文学属性，根本依据恰恰在于神话的叙事性。虽然汉学家浦安迪有一个颇有见地的说法：“希腊神话以时间为轴心，故重过程而善于讲故事；中国神话以空间为宗旨，故重本体而善于画图案。” 〔15〕但这只是相对而言。无论是希腊神话，还是中国神话，骨子里都是叙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用“神话”这个似乎可类比“话体”文学的词来对应西文mythology并无根本的不当。
神话的“意态结构”应该是一个值得深入挖掘的课题。程金城先生在讨论中国神话与中国叙事文学原型生成的关系时对此有进一步的发挥。他从卡西尔的神话理论中得到启发，认为神话的感性结构、概念结构以及神话思维方式是探讨上述关系的基本维度，而这些维度其实可以视为对“意态结构”之结构的深入阐释。“神话的感性结构”大体是指神话所体现出的感知外界宇宙世界的“观相学”方式，如中国神话与地理、博物的特殊关系，如神祗形象的独特性等，都与此感性结构有关。神话的概念结构则是指从神话中抽象出来的“对万物的追问及其包含的哲理”，其在中国神话中主要表现为远古祖先的各种观念和精神，如超越自然束缚、呼唤超人力量的精神，如关于方位、四季、地狱等的观念。后来，随着神话历史化的演变，世俗化、道德化的理性意识也进入到这种概念结构之中。神话思维方式则是规定上述感性结构、概念结构的前提。〔16〕上古巴蜀神话在意态结构上与中国其他上古神话集群既有共性，也有差异性。尽管内在的同源关系决定了共性是主导方面，但对于地域文学史的建构而言，最核心的工作应该是分析和描述差异性，突出巴蜀神话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并非没有因由，其根源在于相对特殊的地理状况、政治空间、生活方式等所造就的巴蜀先民相对特殊的思维模式和人格精神。
第三，分析和描述上古神话影响后世文学的方式和机制。神话对后世中国文学的影响，是学界讨论比较多的。这种影响大体来说有两大途径，一是神话的母题、意象等作为素材为后世文学家所借用，这多见于诗歌，然亦不限于诗歌。借用的同时也不断翻新其内涵。二是上文所说的“意态结构”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上古神话的“意态结构”不只影响后世中国小说，而且也影响到一般视为抒情文学的中国诗歌。后者其实往往也包含着叙事成分，更重要的是，这些叙事成分或因素所呈现出的仅保留骨架和神韵的特点恰与中国上古神话的形态暗自契合。鲁迅说，中国神话在后世文学中只是“第用为诗文藻饰，而于小说中常见其迹象而已”〔17〕，多少是估计过低了。当然，不论是母题、意象的频繁借用，还是“意态结构”的广泛渗透，本质上都是上古神话所包含的上古文化精神影响后世文学的题中之义。至于四川文学通史的书写，在这方面自然应着眼于上古巴蜀神话对后世巴蜀文学的影响，大致可以有两种处理方式，一是在专论上古神话的部分，集中列举母题、意象、意态结构在后世巴蜀文学中的呈现和演变，如有学者讨论了杜宇化鹃作为一个母题和典故在古今巴蜀文学中运用和变化的轨迹。〔18〕二是在作家个案研究中讨论这种影响，如李白诗与巴蜀神话的关系。
在具体的书写实践中，以上三个步骤（尤其是后两个步骤）应该充分结合起来。分开来说，第一个步骤主要是前期性、基础性的工作，第二个步骤应视为主体内容，第三个步骤可作为延伸性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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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方言；文学作品；地域文化；传播价值
我国地域广阔，历史文化悠久，全国各地民俗风情各不相同，通用语言也不尽相同。且不论少数民族的各类语言，全国仅汉语的方言种类都难以计数。2000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确定汉语普通话为国家通用语言。之后，为了便于新时期文化更好地交流和传承，全国持续深入推广普通话，对普通话的积极使用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时展过程中，因地域文化的局限性，方言受到挤压，不断萎缩，方言被贴上了落后的标签，在文学作品中也出现了这种现象。如果不能很好地正视这种现象，就会导致精神归属感和文化认同感的缺失，也失去了传统地域文化的自信。方言不只是语言，更是一种文化载体，乡音包含着人们的乡情和文化认同。文学作品是对时代和历史最好的诠释和记录，不论从艺术还是社会传承角度看，文学作品中的方言都是极有传播价值的。
一、方言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
1.语言与方言
一般来说，所有的方言实际上都可以被称为语言。汉语方言俗称地方话，只通行于一定的地域，是一种局部地区使用的语言。广义的方言包括地方方言和社会方言，狭义的方言只指地域方言。本文所说的方言就是指狭义的方言。方言与文学作品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最早的《楚辞》和《诗经》就很有代表性。现当代也有很多经典文学作品中成功运用了方言，实的《白鹿原》，金宇澄《繁花》，以及莫言的《红高粱》《蛙》《丰乳肥臀》等一系列代表作品，作者都是用方言来刻画人物性格，来衬托时代背景和展现地域文化的。方言使得语言更加有特点，使作品更有文学语言之美。
2.方言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
林华东教授曾指出：“人们一般都是首先认同自己生存的空间。学会父母教给的语言(母语)，认同父辈绵延下来的文化历史习俗，从自己的宗族文化到族群的区域文化，进而认同民族主流文化。汉民族内部的各民系族群，无论他们近在咫尺还是远在天边，其内部认同首先都是以母语为依据，只有透过母语才能进入文化层面，才能唤起历史记忆，获得习俗认同。”方言是一个区域的人们特有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文化底蕴的呈现。文学作品的作者进行作品的创作，与他紧密联系的地域影响极大，在创作过程中选用方言，可以保持生活的原生态，保持语言的鲜活状态。在很多时候，方言在文学作品中可以展现出比普通话更加形象、生动、贴切、鲜活的一面。文学作品中的方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打破文化堡垒，让不同地域的人了解另一个地域的风土人情，以及当地的生存环境，为记载、保存和传播地域文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方言存在于文学作品中是语言多元化的表现，方言带有地域特色，有着独特的地域风情，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方言在文学作品中的展现是对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方言的差异性体现了不同地域的差异，体现了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是文学发展的珍贵财富。
二、语言在文学作品中的运用现状
（一）提倡普通话，文学语言少了特色
纵观目前众多文学作品，方言的运用越来越少，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少了些许特色。随着我国义务教育的普及以及大众媒体等的外部推力，语言也经历着变革和调整。普通话成为主流语言正走向世界,同时普通话也成为文学作品中绝对的主流语言。大部分文学作品不论遣词用句还是表述方式都用标准化规范化的普通话，或者是运用变异了的方言，可以说削弱了语言本身饱满的意义，不能体现方言里所蕴藏的精髓，作品不能体现方言背后所承载的个人生活轨迹、种群共同文化和独特的地域特色、人文风貌，也无法获得亲近感、归属感。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成果的一部分，也是对外传播的重要载体。普通话为了适应现展，成为国人最重要的交际语言，这种趋势影响到当今的文学作品的创作。
（二）文学作品中的语言现象
1.普通话的价值取向与方言的情感取向
普通话写作可以移除语言障碍，去掉暴露自己籍贯的方言，可以获得更多的受众，作者是从实际价值方面考虑，文学作品是以价值取向为出发点的。方言是身份认同、地域认同、民族认同的一个标志，方言作为情感纽带，唤起人们深深的乡情，唤起人们内心的思乡情结。文学作品中运用方言有利于表达个人思想感情和传播地方文化，引起地域认同，作品认同，所以在这方面更加具有优势。文学作品中方言的使用，是作者个人对语言文化的认同和归属，反映了作品的情感取向。
2.普通话语言的强势渗入与方言的弱势退位
方言的使用范围逐渐萎缩，生存空间正在缩小，同样也体现在文学作品中。任何一种方言承载的是一种具有本地域特色的生活方式和传统文化，是国家的宝贵语言资源和文化遗产。普通话的使用率大幅上升，越来越多的人认同普通话的社会地位和使用价值，普通话使用领域的拓展等因素都影响着文学作品中方言的使用，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呈同质化趋势，方言在文学作品中的表达越来越少。
三、方言对文学作品产生的影响
方言承载着文化传承的重任，“具有浓厚的乡情，刻录了民系的精神，负载着不可轻视的向心力、凝聚力，长期以来一直拥有其显要的认识价值和现实价值……在汉语方言这么复杂的国度，迄今为止，90%以上的汉人其母语仍是从父母那儿继承过来的方言。丢失方言将丢失一个地域的传统优秀文化，失去一个地域的历史本源。所以人们热爱家乡话，爱护和认同母语方言，完全是一种民族文化自觉。”
1.方言的本土化特质成就文学作品的原汁原味
方言带着特定地域文化的烙印，展示当地独特的人文景观也展现人物丰富的感情，以及独特的人物性格特点。方言有时候比普通话更加有趣、生动、活泼，并取得更强烈的表达效果，引起读者共鸣并带来了更多的文化自信。
2.方言增强文学作品的感情表达
方言具有地域特色、表现力强，带有强烈的感彩，能充分表达作者强烈的感情。方言在情感用语、事物的性状描绘方面都更加具体、幽默、有趣。方言是感情表达的语言手段。
3.方言表达亲近感，给作品增添地方色彩
地域文化是文学作品中的灵魂，方言彰显魅力。语言可以用来疏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可以用来增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文学作品中留住了方言，就留住了一个地域的文化和历史。方言不仅是语言的一种，更是一种文化自信，方言的出现让人找到一种亲切感，有了一种文化认同感，带给人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
四、文学作品中方言的传播价值
1.方言彰显纪实美学风格、构建文学作品的艺术空间
社会属性是语言的本质属性。不同地域的人们使用的语言能透露出当地人的内在性格，所以在文学作品中，方言的呈现，使得人物形象真实生动，凸显的人物性格特征，乃至放大了改地域人物的性格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纪实美学风格，使作品有了得天独厚的优越性。文学作品变成艺术，同时也是艺术的再现。方言也可以达到一定的艺术效果，为读者带来欢乐及审美享受，而普通话表达则因为是主流文化的局限性而显得活力不足。
2.方言可以再现原始生活状态、塑造真实人物形象
方言保留了人们的原始生活状态，文学作品配以地道的方言会使方言中呈现的传统文化与作品完美交融，高度再现真实的生活形态。方言在文学作品中的运用对刻画人物性格、真实再现人物生活、塑造真实人物形象、体现作品的真实性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手段。方言在制造幽默效果、真实呈现情境等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幽默的原生态语言会使作品而显得生动活泼。方言也是地域文化的沉淀，蕴含着当地人的生活经验总结，从而彰显了幽默的效果，特别是俗语。俚语、谚语、歇后语等最为典型，在作品中饱含着草根哀乐、民间诉求等。
3.方言可以体现文学追求、树立文化自信
地域文化靠方言得以凝聚，文学作品中的方言也可体现地域文化之间的差异、发展轨迹。方言承载着文化的特征，体现民族的精神，具有浓厚的乡情，方言的运用可以更好地传播传统优秀文化，让读者有一种精神归属和文化认同，负载着不可轻视的向心力、凝聚力，更好地树立文化自信。如果文学作品中一味弃用方言，必将丢失一个地域的历史本源，它的传统优秀文化也会随之消失。所以，方言在文学作品中的运用，不仅能体现文学追求，也是一种民族文化自觉，拥有着重要的认识价值和现实价值。借助方言提高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是值得文学工作者借鉴的宝贵经验。
五、结语
文学作品作为一种最受读者喜爱、影响深远的大众读物，对传承和发扬民族及地域文化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文学作品中方言减少和缺失的现象不容忽视。我们不希望在若干年后，方言已经彻底脱离了我们的生活，只是出现在厚厚的典籍中用来查阅。对于文学作品而言，如何合理地使用方言，让语言既不生涩，不割裂，又能生动地体现出地域文化特色，增加语言和文学美感，是值得文字工作者们认真思考的问题。作为文字工作者，应该正确看待文学作品中方言的运用，合理留存文学作品中的方言，借助方言提高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文学图书编辑应发挥好方言的作用，为保持语言生态平衡和和谐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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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陕北文化;形象传播;形象建构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5）09-0134-02
一、文学作品与地域文化形象传播
1.地域文化：文学创作的资源宝库
“不是在某种环境之下的，必不能写出那种环境;在那种环境之下的，必不能跳出那种环境，去描写别种来。[1]”文学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特别是现实主义文学中，其素材必然源自真真切切的生活体验。中华大地上蕴藏着风格迥异的地域文化资源，自然风貌、风俗民情、人物性格等各方面差异化的文化存在是艺术创作取之不尽的资源宝库。不同的文化体验隐藏着诸多持久滋养文学创作的地域元素。对于创作者而言，长期生活在某一地域的文化范围中，多年积攒的生活经验促使其有能力驾驭好这些地域文化元素。创作者在此基础上进行文学创作，既能得心应手的诠释好地域特色，又能使文学作品更加贴近真实。同时，很多创作者也有传播自身地域文化形象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进而成为其创作文学的动力。
《平凡的世界》（以下简称“《平》”）的作者路遥就是一个对陕北有着极深感情的人。“作为一个在陕北黄土高原上长大的、满熏着农民气质的作家，这片土地上的一切对他是那么亲近，那么富有诱惑力。[2]”路遥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曾多次表达自己对于黄土地的挚爱之情，其在《平》的封底中就饱含深情的写下了“谨以此书献给我生活过的土地和岁月”[3]。路遥的生活经验为小说创作积累了大量创作素材，在此基础上进行适当的整理、加工、提炼和润色，就形成了极具地域风格的文学作品。
2.文学作品：地域文化形象传播与建构的重要载体
文化趋同性使得弱势文化的生存空间受到强势文化的挤占，地域文化的独特性逐渐被蚕食。如何传承和传播地域文化，扩大其影响力，是文化全球化背景下必然要面临的问题。
文学作品作为一种古已有之的传播渠道，在媒介发达的现代社会依然在地域文化形象的传播与建构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功能。文学作品从现实文化中提炼出地域文化形象，通过特色鲜明的人物性格和生活情境的设定，展现地域文化的精髓，加深对地域文化的理解与接受。
文学作品给地域文化传播带来地理空间上的跨越，促进文化跨地域的传播与交流。成功的文学作品往往能够促使某一地域文化获得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认可与接受，促成地域文化的“走出去”。例如老舍对北京市民文化形象的传播，巴金对四川封建家庭文化形象的传播，沈从文对湖南土著文化形象传播，实对关中家族文化形象的传播，路遥对陕北黄土文化的传播，无一不是将文学文本作为地域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同时，通过某些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的影视作品，又给地域文化带来“二次传播”，形成更为深远的影响，
二、《平凡的世界》对陕北文化形象传播的具体呈现
1.陕北文化中的“硬形象”
文化传播中的硬形象主要是指居住文化、饮食文化和服饰文化等以物质形式呈现出来的文化形象。
《平》所呈现的居住文化也可以称之为“窑洞文化”。窑洞是黄土地上特有的居住方式，它取于自然，融入自然，是“天人合一”文化的典型代表。窑洞对于老一辈的陕北农村人来说，不仅承载着居住功能，更是一种精神支柱，是很多人一生的奋斗目标。窑洞的好坏和档次，也是陕北人的贫富、地位和身份的一种象征。因此，支撑着孙少安艰苦奋斗的原动力就是为家里添上几孔新窑洞。打拼多年的新窑建成，对于孙玉厚则是“了却了他此生最大一桩心愿”[3]。
陕北人民将面食文化发展到了极致，单一的材质变幻出丰富的食物种类。这些主要的食物种类在《平》中几乎都有亮相，馍馍有白面馍、玉米面馍、高粱面馍等多种样式，面条有面条、面片、炒面多种吃法，还有荞面、油糕等。而饮食文化背后折射的经济差距也极具地方特色，例如学校食堂中“主食也分三等：白面馍，玉米面馍，高粱面馍;白、黄、黑，颜色就表明了一种差别”[3]。
在不同社会的文化背景下，服饰承载着环境、生理和群体心态特征等千差万别的信息[4]。陕北人的衣着服饰注重简朴、实用、大方，其中最典型就是白羊肚手巾，由于陕北地区多风沙的地理条件，用白羊肚手巾包头可以阻挡风沙，同时还有夏遮晒冬御寒、可擦汗洗脸的好处。而且，崭新的白羊肚手巾裹在头上还能告诉别人日子过得比较舒适。例如，《平凡的世界》中，当金光亮得到儿子金二键要去当兵的消息时，非常得意。“后来，金光亮干脆穿了一身过节的新衣裳，剃得光亮的头上包了一条白羊肚子新毛巾，衣袋里装了几盒带锡纸烟，到村里转悠去了。”[3]此外，陕北人过冬御寒的服饰则主要是羊皮袄，文中描述到“（冬天）人们都穿起了臃肿的棉衣棉裤，披上了老羊皮袄”[3]。
2.陕北文化中的“软形象”
文化传播中的软形象主要是指语言文化、民间习俗和人物性格等等非物质方式呈现的文化形象。
方言是语言的地域性变体，是地域文化的载体和灵魂。方言的运用能使小说中的人物更具有神韵，更显得真实，能够使读者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方言口语与现实生活之间的那种直接的亲和关系，同样也在于方言口语本身所携带着的突出的地域文化特征。[5]”路遥在《平》中大量运用 “瓷脑”、“婆姨”、“串门子”、“圪崂”、“后生”等方言词汇，不仅展示了陕北方言的特色和魅力，促进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故事情节的推进，同时呈现出了原汁原味的陕北文化，给地域内的读者带来亲切感，给地域外的读者带去新鲜感。
陕北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如民歌、秧歌、剪纸、腰鼓、唢呐、说书等。这些艺术形式是民间文化的魁宝，是研究陕北文化的“活化石”。《平》中陕北民间艺术的展示既是民风民情的真实再现，同时也借以传递出人物的喜怒哀乐以及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祝福。而陕北地区的婚丧嫁娶和各种节日（如春节和打枣节）则是陕北民间习俗文化最集中的展示舞台，《平》对此也进行了极为细致的描写。
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陕北人具有性格豪爽、淳朴善良、勤劳奋斗的精神特点。残酷的生存环境并不能淹没陕北人对幸福生活的憧憬，他们坚韧地抗争着，用自己勤劳的双手改变着眼前“烂包的光景”。《平》中的孙少安和孙少平等人物形象成功的融合典型陕北人物性格，他们对现实困境不抱怨、不退缩，在各自选择的奋斗道路上，通过自己的双手创造自己想要的生活。他们在道德上展示出陕北人的淳朴善良，孙少平尽管在外挣钱不多，却也时常惦记着家中的光景，给父亲和妹妹也常有经济上的支援，而孙少安在“发家致富”的奋斗道路中，始终不忘带动乡里乡亲共同致富。
三、《平凡的世界》对陕北文化形象的建构作用
1.传承和发展地域文化
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人们在追逐物质生活的时候却忽略了对精神文化的传承。各种新鲜感十足的外来文化蚕食着地域文化的生存空间，文化趋同背景下的陕北文化也难以逃脱这样的窘境。如果从改善居住环境的角度看，从窑洞搬进商业住宅倒可以理解，但是像秧歌、剪纸、腰鼓、唢呐等陕北风味的文化艺术受冷落却是十分可惜的。
《平》中对陕北文化的细致描述是意义深远的“文化课”，激起现代人对传统文化的记忆与审视，因而有某种“历史资料”的存在价值。《平》作为文学媒介通过对地域文化的记录与传播，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地域文化的发展方向，在坚守传统文化本质的基础上吸收外来文化，以达到地域文化的良性重构。同时，《平》所展现出的传统文化的魅力，甚至会直接给一些读者带来学习的兴趣和动力，为文化传承起到现实作用。
2.建构地域文化认同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谈到了“想象的共同体”能够催生出民族国家“认同感”，在一定的空间范围中人们虽然未曾谋面，但却可以通过传播媒介构建出“休戚与共”的认同感，特别是通过想象性文艺方式建构出来，如“小说”与“报纸”等[6]。个人或群众通过传播媒介中的地域文化形象形成自己的感性和理性认识，从而形成对某一地域文化特征的集体想象。《平》中所展现的陕北人豪爽、勤奋的性格特征，独特的居住和饮食，亲切的乡音土语，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这种文化熟识度和亲和力给读者带来极强的共鸣，成为构建陕北人文化认同的基石。例如，在电视剧版《平》热播之后，路遥的母校延安大学校园内就先后挂起了横幅“像孙少安一般去奋斗，像田润叶一样去爱”、“母校：不好好奋斗额捶你呢 学生：害哈兰（知道了）”，这两条横幅就折射出《平》给地域内的人们带来了文化认同感，甚至是文化自信。
3.“他者”形象的重构
地域形象“他者化”建构是媒介社会的必然产物。对地域外的受众来讲，他们具有“真身不在场”的特征，因而对于某一地域的形象感知就是来自各种传播渠道提供的信息基础上进行的想象性建构。而传播渠道中的信息总是会被有意或无意的选择、加工、重塑和表达，并由此产生一些标准化、模式化和定型化的“他者”形象。
20世纪末，陕北形象在媒介传播中的“他者”形象定型为的贫穷和闭塞，群众思想落后，憨厚老实。而随着陕北能源开发，媒介中的陕北形象成了遍地都是“暴发户”，给人一种文化水平不高，蛮横不讲理的歪曲形象。这种定型化的消极的“他者”形象显然与真实的陕北形象是不吻合的。
《平》中所展现的“他者”形象则是积极的重构。特别是随着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平》，在声音和画面的帮助下看到一个更为具象的陕北文化形象，带来了更多积极意义的“他者”形象。孙少平和孙少安的形象塑造让人们看到了不畏贫穷，靠自己的双手改变生活的奋斗形象，也看到了淳朴的陕北人之间的互帮互助，共同致富的团结精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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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学翻译；文化；可译性；
一、 引言
语言与文化之间本身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首先，语言是人们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劳动中产生的。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任何一种语言都凝聚了该语言民族在认识和改造世界过程中所取得的全部智慧和经验，是本民族文化的宝库。
因此，语言就是文化的载体，而语言的翻译便是文化的翻译，自然文学翻译也是文化翻译的过程。文学作品通常都会展现出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承载着厚重的民族文化和悠久的文化传统， 是我们人类语言的精华。而且文学作品多具有典故、双关、谚语、成语等表达方式， 所以在文学作品的翻译过程中就会出现文化差异的问题。
文学翻译就是将某一特定文化中所展现的内容、风格、含义再现于另一文化语境中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译者需要处理的问题不仅仅在于两种语言符号之间简单的转换。因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同时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内容，而文学翻译的难点就在于对其文化的翻译。文化差异在文学翻译中绝对不可忽视，需要正确地处理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问题。
二、 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
地域环境差异
地域环境差异是指由所处地理环境的不同而形成的差异性特征，也就是说不同的地理生存环境，会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中形成不同的地域文化，具体表现在不同民族对同一种现象或事物有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因此，我们应该要正确认识这种地域环境差异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和对同一事和物在不同地域的不同理解。在翻译实践中， 需要考虑译文的可读性，以免造成译文读者的费解，从而造成原文信息的缺失，要尽量把原文中的含义用译文文化的可理解方式充分地表达出来。比如在中国，由于受大陆性气候影响，“东风”常常和“春天”有关。而在英国，“东风”却意味着“寒冷和干燥”。
风俗习惯差异
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会形成完全不同的风俗文化。因此不同民族的社会风俗的差异有时会使原文难以忠实地表达出来。比如问候语的是使用，中国人见面通常会问对方“吃了吗”或“干嘛去”，而英语本族语者一般用“Hello”或“H i”，可以想象如果将其直接译成“Have you eaten yet?”或“What will you do?”，一定会造成一定程度上的误解。
宗教文化差异
一个民族的宗教文化包括了其宗教信仰、宗教著作、宗教意识、宗教制度等等内容。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就会遇到许多与宗教文化相关的表达方式。比如中国的三大宗教：儒教、道教、佛教在中国民众中已具有了深远的影响力。而在欧洲和美洲，人们信仰的是基督教，他们认为世界是上帝创造的， 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依照上帝的指示行事。在宗教文化的影响下，有些词语的含义已远远地超越了原有的含义，并且随着语境的不同，其含义也有所不同，比如“临时抱佛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等，简单地直译已经不能够传递所要表达的意思。
三、 文化的可译性
可译性就是指在两种不同的语言之间，通过语言转换，将源语文本（source text）用另外一种语言表达出来，以此实现两种完全不同语言的人群对同一个事物的理解。即可译性就是指双语转换中源语（source language）的可译程度。
首先，我们人类对于客观世界的本质认识具有一致性，正是因为这种共性，不同民族的语言虽然在各自不同的领域存在并发展，但同时也存在着相应的等值特征，因此是可以互译的。
其次，我们人类文化具有广泛的共性及交融性，大部分文化符号是可译的，在两种语言之间能达到一定程度的对应。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必然会在语言文化意义和内涵方面表现出明显的矛盾冲突。语言文化符号信息量越大，文化差异就越大，可译性难度也就越大。因此，我们需要尽量去避免文化色彩淡化，最终实现最大可译性程度。
再次，我们谈到了地域环境的不同而引起的文化差异，但也相对地存在着文化超地域性的特征，文化的超地域性主要表现为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有些文化信息首先在某一特定地域产生并发展，然后再通过信息传递或转换被其它地域所接受、吸收和消化。
文化的可译性可以从三个角度来阐释:第一，译者能理解原作者所要传达的文化信息；第二，译者可以用译人语来表达自己所理解的原作所承载的文化信息；第三，译人语读者能理解并接受译者所表达的文化信息。“理解”、“表达”和“接受”这三方面既相互联系，也互相影响，它们的共同作用构筑了译者在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平衡。
四、结语
中西方文化之间因为各种原因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我们要承认这种差异，在翻译实践中，采用多种方式来缩小这种差异，以使目的语读者能够在本族语言中不同于本国的异语文化。文学作品的翻译不仅仅是简单的字译和句译，而是综合了地域文化、风俗习惯、宗教文化等等的翻译，正是由于存在这些差异，才会造成翻译作品的信息损失。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各自的语言有其相应的特征，只有掌握两种不同语言的特征且能驾驭它们， 熟悉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 译者才能从真正意义上创造出生动展现源语风格的翻译作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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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述评
戏曲文学在国际国内都因戏曲艺术的独特表演形式而备受关注,也不断得到学术界的阐释,形成了相对厚实的学术积淀,成为我们提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的学理基础,并对我们开展这一问题的讨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在西方,戏曲文学起源早,影响深,并且对西方哲学、文学、绘画以及当代电影艺术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受到西方社会的普遍认可,特别是随着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化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加速,使得文化全球化及其应对成为西方学术界关注的一个话题,像斯坦利?霍夫曼的《全球化的冲突》、约翰?汤姆林森的《全球化与文化》等论着,让我们联想到从本土文化艺术研究可以获得应对外来文化入侵的应对策略。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邓启耀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学鸠山弘一教授和柳生次郎教授、韩国李夏成博士等更是在较早些时期便对云南戏曲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先后到昆明、大理、楚雄等地进行考察,对云南戏曲走向世界起了重要作用。本尼迪克特的《与月》、马丁?艾斯林的《戏剧剖析》、莱辛的《汉堡剧评》、鲁道夫?阿恩海姆的《艺术与视知觉》、乌格里诺维奇的《艺术与宗教》等对我们关注和讨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相关问题提供了全球化的这一全新的视角和间接材料。
在我国,戏曲与诗歌、散文、小说一起并列为我国古代四大文学样式,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东方化的审美取向和综合众多艺术样式的表现手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自20世纪初期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开启了古代戏曲文学的研究以来,经过一个多世纪几代学人的努力,《中国戏剧史》《元曲家考略》《南戏拾遗》《古剧说汇》等着作,无论是在剧目整理、作家考辨、戏曲史等基础研究方面,还是在社会学、民俗学、语言学、文化学、艺术发生学等深层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戏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戏曲志?云南卷》对云南的戏曲历史以历史性观点作了梳理,列举了云南戏曲史上的重要事件,流行剧种等,是一部较为翔实的对戏曲艺术进行整理的着作;《云南地方戏曲剧种史料汇编》系列丛书按剧种、剧目、音乐、艺人等系统,分别对云南地方戏曲中24个剧种的形成和发展史况以及音乐特色等作了详略得当的介绍;李安志、徐志强等主编的《西南文化史》把云南戏曲史作为其文化史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着重介绍了元代昆明水浒戏、明代关索戏、少数民族杂剧作家作品,但该书并未以云南戏曲为主要研究对象;王胜华的《云南民族戏剧论》,从民族文化的自我传习、保护与发展方面做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此外,尚有对某些具体的剧种,如白剧、傣剧等戏曲作品、流派群体的研究着作、论文等,这些研究成果构成了我们深入研究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基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显然我们从以上对国际国内研究现状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学者在研究中更为关注的是作为一种表演艺术的戏曲,从其剧种、剧本、表演及传承等方面有所研究,但忽视了从文学样式的角度探讨其文本文化、文本创作、文本发展历程及其与地方、民族的关联。
讨论分析
从目前来看,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中,研究范围狭窄和文献资料不足这两大问题严重困扰云南戏曲文学研究的深入。尽管我们在整个戏曲研究层面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由于云南地处边陲,相对于发达的中原文化而言,云南的文化则显得封闭和落后,广大研究者在云南戏曲文学研究中很难找到切实可靠的研究资料,缺乏可以示范的研究方法和案例,导致文学研究与民族文化研究处于一种脱节的状态。故而关于云南戏曲文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亟待提高。所以从长远看,选取云南戏曲文学的地域及民族文化特征为视点,有利于从内涵方面和外延两方面促进云南戏曲文学在云南经济文化建设中趋向能力发展的均衡、公平,促进云南戏曲文学在云南文化建设及教学科研中的实效性。开展“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应以基础理论研究为主,重在对云南古代戏曲孕育、形成、发展的系列问题进行探讨,通过文化和比较的方法,针对云南戏曲文学研究中的缺漏与不足以及云南地处边陲、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等现实,结合西部大开发及桥头堡建设战略的实施,选取文学研究中地域与民族文化特征为切入点,通过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系统研究,解剖各个时期、不同民族的作品,分析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生的一般现象、基本条件、规律与特点,着重阐释云南戏曲文学的地域及民族文化特征,探索云南戏曲文学发展与经济文化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反映云南本土文化的发掘与构建、旅游文化的开发与利用方面的普遍需求、困境与出路,为云南戏曲文学的研究与地方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经验,为地方文化教材开发与建设创造有利条件。具体来说应主要关注以下内容:
一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研究。“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文化传统的重建越来越受到重视,但这是非常细致的事情,短时间内不容易见成效。”[2]111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展中,从公元前3世纪楚人庄蹻率兵入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开始,直到魏晋南北朝,云南的戏曲艺术活动见诸典籍多是“征巫鬼,好祖盟”的巫术礼仪活动。公元738年,唐册封南诏首领皮罗阁为云南王,唐赐南诏胡部、龟兹音声各一部,794年南诏遣使到长安演奏《夷中歌曲》和《南诏奉圣乐》以及1116年大理国随使艺人到宋朝表演“五花爨弄”,是云南与中原进行戏曲表演艺术活动交流及云南早期戏曲活动的痕迹。此后,在中原戏曲发展的繁盛时期,历史文献中却没有关于云南戏曲活动的记载,只有一些诗句中提到了傩舞和梁王府蓄养的优伶,即便在后期云南戏曲逐渐繁盛并奠定了“滇剧”的地位,但作为文献研究的云南古代戏曲仍然显得十分单薄。因而,作为戏曲文学研究的根本性内容的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也只有通过对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的梳理,我们才能进一步厘清戏曲文学发展线索,重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体系。具体来说要重视对云南戏曲文学的历史沿革及发展变化分析,重视对云南古代戏曲作家梳理与分析,重视云南古代戏曲作品与同时期中原文化的渊源及比对,重视对云南古代戏曲不同剧种作品的归纳与整理及其深入分析。
二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地域文化特征研究。“在全球化背景中区域文化产业只有以本民族的、本土的、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的东西才能吸引世界注意并且推向全球。”[3]33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到1382年明朝平定云南后,军队及大量移民进入云南,加之在云南大规模开矿后带来的经济繁荣,各种戏曲声腔也纷纷传入。清初,一方面省外各种声腔、戏班继续进入云南;另一方面,云南的戏班和艺人刘二官等也出外演出,出现了着名的祥泰班,雷家班等,他们熔合石牌、楚腔、秦腔等声腔表演艺术并使之地方化,形成了滇剧三大声腔中襄阳、二簧两种,至此之后云南戏曲文学得到逐步丰富,为“滇剧”的形成繁荣奠定基础。可以说,每一种文化艺术都是植根于一定的地域环境中,都具有地方性特征。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在发展过程中既有对外来戏曲艺术的接受也有对地方文化传统的继承。因而,研究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就不能忽视对其植根的地域文化特征的研究。具体来说要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分类的调查与分析、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性特征分析、关注云南古代戏曲剧种的空间分布、关注外来文化对本地文化影响的地区、时间差异、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性特征的现代启示的研究。
三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民族文化特征研究。云南拥有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这也是云南这一区域范围内最为传统、最为有地域特色的地方。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展历程中,正如民间的社火观灯活动渐趋与云南民族民间原有的“祭土主”“祭本主”风俗融合而成为祭祀性的花灯歌舞活动并演出《瞎子观灯》《包二回门》等剧目一样,地方原生性的民族民间传统祭祀仪式、节日礼仪、民族歌舞等在一定程度上与云南古代戏曲走向了融合。特别是在康熙道光年间,出现了一批“民家曲以民家语为之”、“静夜华灯演苗戏”的白剧、苗剧等少数民族戏曲表演样式;以“哎咿呀”腔流传的壮剧;把《封神演义》译成傣语演出的傣剧;从语言到音乐等都彝族化的彝剧花灯《打花鼓》等,标志着白剧、苗戏等少数民族戏曲的出现。到咸丰同治年间,更有张铭斋等在杜文秀帅府演出了《二进宫》《绝缨会》《取高平》,这三部剧在滇剧中分属“胡琴”“襄阳”“丝弦”三个声腔的剧目,这既说明滇剧声腔的成熟,也说明云南民族文化与戏曲文学发展的结盟。我们始终坚信“民族艺术是民族文化的反映,深受民族文化的浸染,作为一种符号它表现了民族文化的内涵。因此,要了解每个民族的艺术,首先就要了解它的文化。”[4]13故而,探索云南戏曲文学发展与云南民族文化建设、旅游文化开发与利用方面的普遍需求、困境与出路,必须深入挖掘置身民族文化海洋的云南戏曲文学的民族文化特征,特别是要加强对云南古代少数民族戏曲文学作品的分类与梳理、少数民族戏曲文学对主流文学的继承与发展、少数民族戏曲文学作家的身份认同及创作研究、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民族性特征分析、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民族性特征现代启示的讨论。
四是关注少数民族特色剧种剧目的研究。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边疆省份,有汉、彝、白、拉祜、哈尼、壮、傣、纳西、傈僳、佤、回、瑶、苗、藏等26个民族,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滇剧、傣剧、白剧、彝剧等富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剧种,它们和川剧、评剧、京剧等外来剧种共同构成了云南的戏曲系统。但各民族剧种的发展是不均衡的,造成这种不均衡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除了地域、文化、民族特性外,长期以来我们缺乏深入的分析和探究,学术界重视和研究程度不够。另外,从现有剧目资料来看,不管是彝剧、云南壮剧,还是白剧、傣剧等都和中原戏曲剧目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我们缺少细致的分析和整理,对其继承和发展关系的讨论不甚了了。再次,我们在讨论戏曲文学民族性时,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不够,导致在翻译中往往存在很大的差异,甚至舛误。尤其是古代用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作品的翻译整理工作,几乎没有突破和进展。
结语
云南是一个民族文化聚集的地方,与其他地方的民族文化和外界文化有密切的联系,不仅和汉文化、藏文化,甚至和整个东南亚、南亚文化都有关系。“文化特色不是照搬照抄,而是从文化自我植根的土壤去挖掘资源,获得活力,形成文化的地方特色以赢得发展机遇。”[5]86云南戏曲文学作为云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汇聚了云贵高原足量的文化特征和鲜明的边疆色彩,探讨云南戏曲文学的创作状况、发展历程,可以使其艺术、文化价值得到新的阐释,从而揭示云南戏曲文学在民族文化大省形象和弘扬民族文化过程中所创造的文学景象与时代价值,通过对云南戏曲文学在民族
[关键词]民国；俄侨；文化史
民国时期是中国文化繁荣的重要阶段。其中，西方文化尤其俄侨文化助推了中国文化的繁荣，是民国时期中国整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文化研究热的背景下，国内学者对俄侨文化给予了极大关注，出现了一批重要成果。对这些成果进行学理梳理，将有利于俄侨文化史的深入研究。
一、代表成果
迄今为止，国内学者围绕俄侨文化史共出版相关著作和80余部（篇）。现仅就代表性成果分类列举如下：
（一）俄侨文化的综合性成果：李兴耕等的《风雨飘萍――俄国侨民在中国（1917―1945）》（1）、石方等的《哈尔滨俄侨史》（2）、汪之成的《上海俄侨史》（3）、于湘琳的《民国时期哈尔滨的俄侨文化》（4）、李逸津的《近代俄罗斯侨民在天津的文化活动》（5），等等。
（二）俄侨文学：李萌的《缺失的一环：在华俄国侨民文学》（6）、王亚民的《20世纪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研究》（7）、刁邵华的《重放异彩的哈尔滨俄侨文学》和《中国（哈尔滨―上海）俄侨作家文献存目》（8）、李延龄的《论哈尔滨俄侨白银时代文学》和《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丛书》（9），等等。
（三）俄侨教育：李树笑的《哈尔滨俄侨音乐教育史初探》（10）、王琦的《20世纪初俄侨在哈尔滨的音乐教学》（11）、陈晶的《哈尔滨俄侨西洋音乐教育特点研究》和《哈尔滨俄侨专业西洋音乐教育研究――以两所专业西洋音乐学校为例》（12）、何艺；宋立权的《哈尔滨20世纪早期（俄侨）手风琴教育探究》（13），等等。
（四）俄侨艺术：刘欣欣、刘学清的《哈尔滨西洋音乐史》（14）、汪之成的《俄侨音乐家在上海（1920s～1940s）》（15）、高延松的《19至20世纪中叶俄侨音乐家对中国音乐的贡献和影响》（16）、王艳莉的《俄侨音乐家与工部局乐队交往历史新探》（17）、林琳；王艳莉的《哈尔滨早期俄侨音乐活动研究》（18）、孙兆润的《俄侨声乐教师霍尔瓦特夫人身世考据》（19）、王亚民的《创建于中国的世界最悠久爵士乐队――兼忆俄侨音乐家伦德斯特列姆》（20）、牛蕊的《从漂泊的“无根者”到中国早期专业音乐的“拓荒者”――俄侨音乐家嘉祉、托诺夫在华音乐史料述评》（21），等等。
（五）俄侨学术：谭英杰的《解放前俄国人在黑龙江的学术团体及其考古活动简述》（22）、林军的《帝俄在哈尔滨的东方学家协会》（23）、徐雪吟的《俄国皇家东方学会与东省文物研究会》（24）、阎国栋的《俄国汉学史》（25）、彭传勇的《哈尔滨俄侨学者的中国东北研究述论》和《黑龙江地域俄侨中国学研究初探》（26），等等。
（六）俄侨新闻出版：赵咏华的《在华俄文新闻传播活动（1898―1956）》（27）、张慧君的《哈沪之旅：一段特殊的历史―20世纪上半叶俄侨在华出版图书概述》和《一段特殊历史的见证―20世纪上半叶俄侨在华出版报刊概述》（28）、王迎胜的《1898―1949年哈尔滨俄罗斯侨民新闻报刊事业史研究》和《俄罗斯文化曾在这里繁荣――哈尔滨俄罗斯侨民图书事业回溯》（29），等等。
二、主要特点
综观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呈现出如下几个显著特点：
第一，涉猎领域众多。如上文所述，国内学者对民国时期俄侨文化史的研究领域覆盖面很广，涉及到文学、艺术、教育、学术和新闻出版等多个领域，反映了俄侨文化的多元性。
第二，俄侨文学艺术研究比较深入。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国内学者在俄侨文学艺术领域出版了5部著作（含丛书），占俄侨文化史全部著作的5/6，其中文学著作3部，占文学艺术领域出版著作的2/3；发表了大约50篇论文（含学位论文），占俄侨文化史全部论文的2/3，其中文学论文30多篇，占文学艺术领域的2/3。从以上数字可以证明，国内学者在这两个领域尤其是文学上投入了大量精力，研究相对比较深入。
第三，有些问题的研究走在了国际前沿。国内学者在俄侨文学、学术等领域取得的成果站在了国际学术前沿。《中国（哈尔滨―上海）俄侨作家文献存目》[1]是中国出版的世界上唯一一部中国俄侨文学文献的著作。该书是作者研究、整理了解放前俄侨留下来的大量报刊书籍，录存文学作品和文艺论文的篇名和书目，同时又通过俄、美、法等国的学者友人，取得了各该国大图书馆中馆藏资料辑成。《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丛书》[2]（2005年该丛书出俄文版）收录了俄侨文学作品约800万字，填补了俄罗斯文学史上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的空白，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便利。《世界文学园地里的一簇奇葩》[3]、《论哈尔滨俄罗斯侨民诗歌》[4]、《论哈尔滨俄侨白银时代文学》[5]等文章对俄侨文学进行了理论构建，提出了中国俄侨文学是“中俄合璧文学”、“半中国文学”、“哈尔滨俄侨白银时代文学”等学术观点。《20世纪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研究》[6]一文提出了“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组成部分”的重要论点。《哈尔滨俄侨学者的中国东北研究述论》[7]一文认为中国东北地区因其特殊的地理因素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成为哈尔滨俄侨学者的重点研究对象，并就其代表性研究成果进行了分类列举，从六个方面总结了其研究特点，肯定了哈尔滨俄侨学者的研究在中俄文化交流、俄罗斯中国学、文化遗产等方面所做出的历史贡献。《黑龙江地域俄侨中国学研究初探》[8]一文首次提出了黑龙江地域俄侨中国学的概念，并进行了概念界定，根据具体的历史环境划分了黑龙江地域俄侨中国学的历史分期，列举了各个阶段的主要代表性成果，总结了其主要发展特点，对其进行了历史评价，认为哈尔滨是俄罗斯域外中国学发展的重要基地之一，最后提出了加强黑龙江地域俄侨中国学研究力度的建议。
三、几点思考
尽管国内学者在俄侨文化史研究上取得了诸多成果，但从俄侨文化史的研究内容上看，俄侨文化史的研究还有极大的研究空间。笔者试就该问题提点自己的几点思考，期待能有裨益于学界。
第一，应撰写出综合性的俄侨文化史专著。
从目前面世的俄侨史著作来看，国内学者既在全国性的俄侨史著作里论及了全国性俄侨文化，也在地域性的俄侨史著作里研究了地域性俄侨文化。然而，遗憾的是，学界至今既没有出版1部全国性的俄侨文化史著作，也没有出版1部地域性的俄侨文化史著作。因此，学界应从地域性俄侨文化史研究着手，尽早出版综合性的俄侨文化史专著。
第二，应撰写出更多专题史著作。
从目前出版的俄侨文化专题史著作来看，只出版了俄侨文学、新闻传播和音乐等领域的著作，这是远远不够的。它不利于撰写出综合性的俄侨文化史著作。所以，学界应在诸如俄侨教育史、俄侨艺术史、俄侨出版史、俄侨学术史、俄侨图书馆史、俄侨博物馆史等专题进行研究，争取早日撰写出更多专题史著作。
第三，在巩固现有研究优势上，其他领域的研究有待深入。
在上文中笔者指出了国内学者对俄侨文学艺术领域的研究相对比较深入，因而相比较其他领域的研究就显得有些薄弱。笔者认为，在继续深入研究俄侨文学艺术的基础上，加强诸如俄侨教育、俄侨学术、俄侨出版、俄侨图书馆、俄侨博物馆等领域的研究。在俄侨文学研究上，进一步挖掘史料，在哈尔滨俄侨文学与东北文学关系、上海俄侨文学与“孤岛”文学关系上给予关注；在俄侨艺术研究领域，应多研究一些俄侨绘画艺术问题；在俄侨教育、学术、图书馆、博物馆研究领域，应系统梳理；在俄侨出版研究领域，应对包括《远东报》、《亚细亚时报》、《东省杂志》等重要报刊进行重点个案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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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201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民国时期在华俄侨学术活动及价值研究”（13CZS041）阶段性成果。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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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和交流的工具，而语际间的翻译不仅是语言的翻译，更是文化的传递。陕西地域方言，内涵十分丰富，是陕西文化多样性的呈现，它的存在建构了陕西文化历史的继承和延续，表情达意之贴切生动为其他地方语言乃至普通话都无法代替。今天，它仍然是我们民族语言中的瑰宝，是一个很值得发掘和研究的语言宝库，彰显了陕西文化整体内涵的软实力。所以，探究陕西地域方言的跨文化传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理论意义。
陕西地域方言软实力文化的建构
近年来，为了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中国开展了各项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活动，其中引起全球瞩目的是，我国通过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和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这样的新型全球化视角，也促使陕西人在“传统的陕西”、“现代化的陕西”和“全球化的陕西”三个维度中畅想并抓住“一带一路”带来的发展契机。
陕西是周秦汉唐时代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从此意义上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应该是作为中华古代文明中心陕西的复兴。2016年初的《陕西文化发展报告（2016）》提出：陕西要力争唱响陕西的文化自觉，提升文化自信。美国杰普曼大学传播系终身教授贾文山在参观西安文创园区时表示，“现在的问题在于陕西的文化应该运用怎样的国际化语言和国际化视角，通过怎样的渠道、平台和途径来传播。”
陕西人杰地灵，陕西文化博大精深。在这块自古就有“沃野千里、八百里秦川”美称的沃土上，由于地理环境的不同，各个地区都有着各自独特的风土人情和文化。例如在丰厚历史文化积淀下的陕西关中地区，形成了其特有的“关中怪”。“怪”是指关中地区出现的特有的汉族民俗民风，即“房子半边盖，姑娘不对外，帕帕头上戴，面条像裤带，锅盔赛锅盖，唱戏吼起来，油泼辣子一道菜，板凳不坐蹲起来”。这“怪”形成的原因，除了有地理位置和经济的原因外，最主要的还是文化习俗的原因。
再比如，在陕北，曾有许多少数民族在此过着放牧和游猎的生活，羌族、鲜卑族、匈奴、蒙古族等少数民族都曾在这里与汉族杂居，不同的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文化呈现出多民族融合的特征。这里的文化习俗更多地显示出来这里的人民具有粗犷、豪放、执着的特性，信天游、安塞腰鼓、唢呐，充分体现了这里人的特性。
而陕南地处秦岭、淮河一线以南，属南北交界地带，处于几大文化板块或地域文化的边缘交接地带，与四川巴蜀文化、江汉楚文化以及中州文化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形成了东南西北文化相互交融相辅相成的地域文化特征。在这样独特的地域文化中，形成了陕南人独特的品性。在与陕南人交流的过程中不难发现，他们既有北方的古朴与粗犷，豪放与刚强，又有南方人的温文与秀美、机智与开朗。
陕西方言也随着地域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表达形式。如“聊天说话”在关中方言叫“谝闲传”，在陕南地区的方言叫“打广子”，在陕北方言叫“拉话”。因此对陕西方言的研究必须紧贴实际，深入研究，才能将陕西地域方言的文化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现如今，由于社会的发展和普通话的普及，今天的年轻人已经不太会使用地道的陕西方言。其实，陕西话作为文化传承的载体，对于研究传统文化有着积极意义。地域方言在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对陕西地域方言的研究，将有利于陕西地域方言为更多已在和未来想来陕西生活的外国友人所了解，从而化解他们的语言尴尬和语言陌生，顺畅他们在陕西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此外，有利于陕西本土大学生充分领悟陕西地方语言和文化的密切关系，为跨文化交流和未来的职业生涯铺垫知识储备。
作为陕西著名作家之一的贾平凹在写作时，对陕西方言的大量运用，让陕西方言广为人知。因此，研究贾平凹的作品，可以一定程度上了解陕西，让受众爱上陕西这种淳朴的乡土文化。
贾平凹文学作品英译本中的方言与地域文化
贾平凹是当代中国文坛大家，是中国乡土文学的代表人物。《浮躁》是贾平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奠定了贾平凹在文坛的实力派地位。1988年，《浮躁》获美国第八届美孚文学奖，是中国作家第一次获此殊荣。由于《浮躁》再现了上世纪最后十多年间的社会画卷，因而广受世人好评。贾平凹自己也曾说过：“《浮躁》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部描写商州生活的作品，我试图表现中国当代社会的时代情绪，力图写出历史阵痛的悲哀与信念。”
《废都》是贾平凹创作的另一部长篇小说，1993年首次发表。小说以历史文化悠久的古都西安当代生活为背景，以庄之蝶与几位女性情感的纠葛为主线，生动刻画西京城形形“废都”景象。该书由于对性有着大量描写，在国内遭禁十六年，却在国外赢得声誉，更是获得了法国著名的费米娜文W奖。季羡林曾经说过：“《废都》二十年后将大放光芒。”如今，《废都》的确在现当代小说中占有重要地位。文艺批评家钟良明也说过：“《废都》的主要情节，就是以庄之蝶为线索的现代中国人出于‘坏的信仰’和自我欺骗不断做出错误的选择，然后在他们造成的恶劣环境中承受煎熬。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他们的痛苦、思索和忏悔，是作品道德力量的源泉。将《废都》放入20世纪国际文学的大体系，我们发觉它超越了狭隘的民族文学的概念。”
《废都》和《浮躁》充分体现陕西地域文化特色，一经出版发行就引起了轰动，进而引发了一系列的翻译热潮。其中最为人称道的就是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的译作。葛浩文作为美国著名汉学家和翻译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非常熟悉，被称为是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最成功的译者。他以“洋人”的眼光看中国文学，让中国文学在翻译上符合受众的审美情趣，进而使部分中国文学在美国广受欢迎。作为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作品的英文译者，葛浩文已经翻译了30多个中文作家的60多部作品 ，是有史以来翻译中文小说最多的翻译家。由于多年笔耕不辍，葛浩文奠定了自己在中文小说翻译界的泰斗地位，被誉为“西方首席汉语文学翻译家”。
葛浩文翻译的Turbulence《浮躁》被认为是成功翻译的典型，而《废都》的英译本Ruined City也堪称佳作。贾平凹在《浮躁》和《废都》中使用了大量陕西地域方言，因此将其翻译为英译本十分具有挑战性。如何将陕西方言做最直白但是有效的翻译，是翻译过程中的一大难题，但葛浩文却将其翻译得栩栩如生，让受众站在自己的角度体会到中国文化、陕西文化的趣味性。
葛浩文在翻译《浮躁》r，通过采用恰当的翻译策略，让受众获得了充足的语境效果。例如，他将“长虫尻子”译为“the ass of a snake”，将“日娘捣老子”翻译为“Fuck your old lady！And screw your old man！”，将“婆娘”译为“womenfolk”，将“贵人还是吃贵物，崽娃子到底吃”译为“the chosen people continue to live on delicacies while little bastards like us still eat buckwheat noodles”，将“福运瓷了好久”译为“Fuyun just stood there for a while”，将“我长得老面”译为“I have an old face”。
为了让贾平凹的小说被更多的读者所接受，葛浩文结合一定的语境，还将一些有特殊意义的地名以及人名进行了意译。例如，“金狗”译为“Golden Dog”，两岔镇译为“Crossroads Township”，“庄之蝶”译为“Butterfly”，“不静岗”译为“Restless Hill”等等。葛浩文对中国文化和受众群体阅读习惯的了解，是他的翻译成功的关键。他在重现陕西地域方言的文化内涵的同时，也让受众更容易理解中国人的文化习俗。《浮躁》和《废都》的英译本对中华文化的传播尤其是陕西地域文化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结语
文化传播是指文化由文化源地向外辐射传播或由一个群体向另一个群体散布的过程，而文化传播过程取决于文化的实用价值、难易程度、文明声望、时代适应性等多种因素。陕西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也是中国文化历史悠久的体现。而陕西方言，作为陕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对陕西地域方言的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陕西的历史文化习俗；对陕西地域方言翻译的研究，可以向世界展示陕西文化的多样性与丰富性，让陕西文化大放异彩。
参考文献
[1]曹传锋.贾平凹小说《浮躁》英译本的翻译策略[J].新疆医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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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Turbulence1991年[M]Ruined City2016年1月22日.
作者简介
李 铁 西安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教师，研究生
关键词： 文学翻译 方言对译 可行性
一、引言
方言作为语言的变体，具有浓厚的地域色彩。各类语言品种中最能直接、准确地表达人们情感态度、思维方式及心理意识的当属方言了。根据性质，方言可分地域方言（regional dialect）和社会方言（social dialect）。所谓地域方言，指的是语言因地域方面的差别而形成的变体，是语言发展不平衡性而在地域上的反映。所谓社会方言，是同一地域的社会成员因为在职业、阶层、年龄、性别、文化教养等方面的社会差异而形成不同的社会变体。一个人的话语应是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的结合体。
文学方言是“一些已进入标准语的方言词语或已被大众所接受的方言词语甚至一些粗俗的口语词”（吴来安，2007：96）。在文学作品中，文学方言是以人物之间的对话（dialogue）形式出现的。文学作品中的方言对作品的艺术效果具有重要意义。如果说使用文学方言是真实刻画小人物最起码的要求的话，那么，用文学方言作为译语则是实现完美再现原作人物形象的最可靠的途径。大量翻译实践证明：只有采用文学方言作为译语，译语读者才有可能像原语读者那样，欣赏到栩栩如生、可亲可信的人物形象。但是方言的处理是翻译过程中时常遇到的问题，给译者的工作带来极大挑战。正如韩子满先生所说，方言在作品中不仅传达了一定的字面意义，而且通常还有着相当重要的文体功能，具有独特的艺术效果，比如增加作品的真实感、帮助刻画人物、或为作品增加幽默感及讽刺力量等。由于各语言和文学使用方言的传统不同，同时也由于方言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内涵的差异，这些功能往往很难在译文中加以体现。正因如此，译者们在实践中所采取的翻译方法经常会引起一些争论（韩子满，2002：86）。文学方言的翻译也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
二、关于方言对译
所谓“方言对译”，也就是用译入语中一种方言的成分来翻译原文中方言成分的方法。在西方，方言对等翻译得到了许多专家学者的肯定与支持。奈达（Nida）认为罗杰斯（B.B.Rogers）的译作――阿里斯托芬的《亚加亚人》（The Archarians）是“方言对等的突出范例”（Nida，1993：112），译者采用麦加里农民的土话（Megarian farmer’s speech）来处理原文中的方言，将原文的意境表现得淋漓尽致；卡特福德（Cartford）也认为，巴黎方言是伦敦土话“合适的对等物”（Cartford，1991：102）。
国内采用方言对译法处理文学方言的例子也很多，其中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张谷若先生翻译的《德伯家的苔丝》。他旗帜鲜明地提倡以地道的译文翻译地道的原文，强调要摆脱原语语言的形式束缚。中国的四字格在译文中运用得恰到好处，译者成功地重构了威塞克斯美妙的自然风光，原文中刻画乡土人物的威塞克斯方言凸显了乡土气息，译者采用山东方言对译原文中的威塞克斯方言，从某种程度上再现了这种乡土气息，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功能对等”，准确地再现了原文的整体风貌，使读者可以充分领略与原作同等的艺术魅力。郭著璋认为其译法“不失为传译原文中乡土气息的成功做法”（郭著章，1984：746）。
三、英汉文学翻译中方言对译的可行性
1.英汉文学作品中方言的对比
长期以来，英汉文学方言的使用一直存在。在文学中，方言的使用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整个作品都是用方言写成，另一种是利用方言词语来塑造人物形象；而后者在方言文学中占绝大多数。英语与汉语本身存在差异，文学作品中的英语方言与汉语方言之间的差异也必然存在。
与中国文学作品相比，英语文学作品中方言的使用似乎更具普遍性，且更容易让读者接受。英语文学作品中，许多大作都是由方言写成的，如马克・吐温的《哈克贝恩历险记》，约翰・斯坦培克的《愤怒的葡萄》，以及托马斯・哈代的作品。这些文学作品中方言的运用展现给读者的是一种社会真实感，同时也增加了文学作品的艺术气息。然而，汉语文学作品，尤其是当代文学作品中，很少有方言使用的痕迹。另外，英语文学作品中涵盖了各地区的方言，如北方方言、南方方言、苏格兰方言甚至黑人英语；而汉语文学作品中的方言仅以北方方言为主，如陕西方言、北京方言、东北方言等。普通话和各地区方言存在的较大差异使得这类作品很难获得普遍认可。
基于英汉文学作品的写作模式的差异，两种语言的文学作品中方言的表现形式也有所不同。英语文学作品中，方言通常用单引号、单词缩略形式或标准英语中的其他单词加以区分。因此，方言与标准对等语的发音差异便随之而出，文学作品中的方言也就有了语音偏差。而对于汉语来说，地道的汉语注重的是表达出词汇的意义，文字通常也反映不出方言的发音形式。因此，汉语书写中要准确表现出方言的发音是不大可能的。换言之，大多数汉语文学作品中，方言与标准语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词汇的意义上。文学作品中英语方言的字面意义及会话含义都可以通过一定的汉语方言传达。
翻译文学方言时，译者应谨慎选择翻译方法，以再现其与标准语之间存在的差异。翻译英语文学作品时，很多学者通常采用汉语方言翻译英语方言的方法。尽管英汉文学方言存在差异，但是两种方言具有相同的主要功能，即为刻画典型的人物形象，展现原文的文体特色。因此，文学作品中的方言的对译是可取的。
2.如何提高方言对译的可行性
方言对译法能从某种角度上传递原文所体现的韵味，但是我们仍然有必要提高方言对译的可行性，从而使译文更容易被读者所接受。首先，要谨慎选择目标语中的方言。一般而言，汉语方言可分为北方方言群体与南方方言群体。在两者之间，北方方言群体的发音更接近标准语或普通话，因此更能被大众所接受。以下例证正好说明这一点。
“And，”added the Mother，“we are，too.”
“Great jumping grasshoppers!”cried Father，“Why don’t you tell a fellow?”
“再还有，”母亲随随便便地找补一句，“咱们也有了。”
“乖乖龙底东！”父亲直叫唤。“你怎么不直爽点儿说哇？”（Liu，1991：134）
整体来讲，译者采用归化翻译法，将“Great jumping grasshoppers”译为“乖乖龙底东”。许多专家学者对此拍手称赞。但是“乖乖龙底东”是江淮方言，属于南方方言群体，适用范围只在江淮一带，这对于北方读者来讲，很难理解其含义，不具备广泛的可接受性与认可性。因此，文学作品中采用方言对译时，目标语方言的选择相当重要。表面上看来，北方方言只适用于北方，但严格意义上讲，北方方言涵盖范围极广，且北方方言群体之间差异较小，即使是南方人也能很容易理解其所表达的含义。相反，南方方言群体之间差异较大，彼此相互理解的难度较大。因此，翻译文学方言时，采用北方方言，如北京方言、山东方言、陕西方言，作为对译的目的语较为合适。
其次，方言对译时要注意结合口语的表达。翻译过程中必须避免太过方言化的表述形式，过于方言化的表述反而会带来适得其反的效果。
“You couldn’t expect her to throw her arms round’ee，an’ to kiss and to call’ ee all at once.”（Hardy，1996：51）
“怎么？她哪能一下就把你抱上锅，撮上炕的哪？”（Zhang，1957：63）
“怎么？她哪儿能一下就把你又搂又抱，又亲又吻哪？”（Zhang，1984：71）
山东方言“抱上锅，撮上炕”太过方言化，没有完全忠实地传递出原文的含义，反而让读者费解。因此，在1984年的修改版中，张谷若先生将译文改为“又搂又抱，又亲又吻”。与之前的译文相比，修正后的译文口语化的表述更忠实与原文的表达，且更易理解。若方言表述不能清晰地表达出原文中方言的隐含意义，口语化的表达更具说服力。
最后，采用方言对译时，要恰当使用注释。许多作品中，原文方言的表述是源语言文化的独特体现，有时在目标语中并无对等。这样的情况下，译者要清晰地表达原文的意义就有所困难。因此，注释的使用可以帮助译者清楚地表达原文的隐含意义，再现原文的艺术效果。
在例句“Every one placing her sheaf on end against those of the rest，till a stock，or ‘stitch’ as it was called，of then or a dozen was formed.”（Hardy，1996：108）中，“stitch”在汉语里没有对等的意思，但是在英语的当地方言里却有“麦簇”的意思。因此，张谷若先生在将“stitch”翻译为“麦簇”的同时，也加上了注释，帮助读者理解这个单词的含义，再现了原文的原始韵味，体现了真实性。
四、结语
长期以来，涉及方言的文学作品越来越多。作为一种特殊的翻译类型，方言翻译也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英语与汉语的语言类型不同，两种语言的文学作品中方言的表现形式也有所不同。尽管如此，两种文学方言的使用都具备刻画人物形象，再现原文特色的功能。文学作品中英语方言的字面意义及会话含义也都可以通过一定的汉语方言传达。因此，方言对译在文学翻译时不失为一种可行的选择。若对方言对译法能加以改进，译文将更具可读性与可理解性。
参考文献：
［1］Hardy，T.Tess of the d’Urbervilles［Z］.Beijing：The Commercial Press，1996.
［2］Nida，E.A.Language，Culture，and 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93.
［3］卡特福德著.穆雷译.翻译的语言学理论［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91.
［4］郭著章.语域与翻译［A］.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
［5］韩子满.试论方言对译的局限性――以张谷若先生译《德伯家的苔丝》为例［J］.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4）：86-90.
［6］托马斯・哈代著.张谷若译.德伯家的苔丝［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7］托马斯・哈代著.张谷若译.还乡［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1980.
地域文化是地方报纸副刊独有的资源宝库
地域文化是指特定区域内源远流长、独具特色、传承至今仍发挥作用的文化传统。作为地方报纸，其发行范围、报道内容、读者对象等各个构成要素无不打上了鲜明的地域印记。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社会视角、精神需求、欣赏趣味，以及获取精神享受的渠道和方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为读者提供精神文化产品的副刊也要突破传统理念，打破传统格局，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吸引各阶层读者。这就要求副刊从狭窄的文学圈子里走出来，积极拓展自己的领域。而具有鲜明独特性、丰富性和拉近性的地域文化，为地方报纸副刊的发展提供了一座丰富的、独有的资源宝库。
地域文化的独特性，是地方报纸副刊形成特色的独有资源。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历史和传统，它所积淀的人文景观具有丰富的历史底蕴，形成了各不相同的独特的地域文化。这种独特的地域文化为地方报纸副刊形成自己的特色提供了独一无二的精神空间、取之不尽的写作资源和独有的作者队伍。每一位作者，不管他自觉与否，都受到地方文化的滋养与熏陶，生活观念、思维方式都受到地域和民风民俗的影响。因此，他们的写作从题材、内容到语言风格，无不折射出相应的地方文化色彩。正是这些作品鲜明的地方文化色彩，营造了副刊的地方特色，使副刊显出个性风采。这种地方特色，使本地读者感到亲切可信，使外地读者感到新鲜好奇，从而能够吸引更多的读者，增加副刊的竞争力。
地域文化的拉近性，为地方报纸副刊扩展了读者群。新闻接近性是新闻的价值评价标准之一，是指读者由于对报道的对象比较熟悉，或有某些相似点而产生的感情上的接近。作为依托以新闻传播为主要业务的报纸而生的副刊，接近性也是其重要的价值所在，以当地历史文化为载体的地域文化无疑是增强这种接近性的最好素材。关注地域文化，表现地域文化，会增加副刊与百姓的贴近性，会使各阶层读者通过对文化的关注，进而转化为对副刊的关注，成为副刊的忠实读者，扩大副刊的读者群。
充分利用地域文化资源 不断拓展副刊发展空间
地域文化是地方报纸副刊独有的资源宝库，怎样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就需要编辑多动脑筋、多想办法，找到百姓对文化的关注点，找准文化与文学的交叉点，在这些“点”上做文章。多年来，南阳晚报副刊通过开设栏目、举办征文、策划活动等措施，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努力，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坚持开设固定栏目，全方位挖掘地域文化。为了确保地域文化特色的形成，我们先后在版面上开设了一批固定的栏目，如《南阳风情录》、《琉璃桥》、《南阳关》、《我与南阳文化》、《南阳民居建筑巡礼》、《南阳旧事》、《南阳风物览胜》、《图说南阳》等，这些栏目，用文学的语言和思维把融合在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地方文化具体成了可亲、可近、可感的各种生动形象，使百姓对它既亲切又感兴趣，受到大批读者的欢迎。
积极策划活动，做深做透特色文章。开设固定栏目，就好像副刊在地方文化的领域里拥有了一块自己的领地，副刊可以在这里常播种勤耕耘，长久得到文化沃土的滋养，在平稳的发展中保持长久的生命力。在经营好这些栏目的同时，我们还不断从地方文化现象中捕捉新的灵感，策划活动，给副刊注入新的生机，激发副刊活力。
南阳是有名的“故事之乡”，被誉为全国的“新故事创作基地”，故事创作人才济济，近年来更是涌现出了一批全国都叫得响的作家和作品。为了很好地宣传利用这一文化资源，我们策划推出了“《猎物》故事小说接力赛”活动。“故事”这种体裁本身就很通俗，适合大众阅读，而且参加接力赛的10位作家全是土生土长的南阳人，小说展现的又是我们身边的人和事，再加上“小说+故事”这种新颖的包装形式，接力赛一推出便吸引了众多读者，成了报纸的卖点。这个活动的成功策划，使副刊严肃的面孔一下子变得可爱、亲切了，与大众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
适当扩大“地域”范围，不断拓展题材空间。虽然地域文化具有丰富性，但一个地区能够吸引读者关注的文化素材归根结底还是有限的。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我们在编辑实践中尝试逐步、适当地扩大“地域”的概念，从本地区到相邻的周边地区，从本市到本省，从本省到邻省，逐步扩大地域文化题材空间，发掘那些和本地相关连的异地文化风物。我们以本地人在外地生活、生存、旅游的状况、见闻为重点，开设《异乡南阳人》、《宛人游踪》等栏目，拉近异地和本地的距离，增强了本地读者的阅读兴趣和认同感，给副刊注入新的生机。
由此，我们也受到启示，副刊只要走出狭小的文学圈子，放下孤芳自赏的架子，与地域文化紧密结合，扎根地域文化的沃土，从中汲取营养，丰富自身，就能根深叶茂，就能赢得读者、赢得市场，就会以独特的个性风采稳稳立足于报业之林。
在知识膨胀、网络速递的今天,各大高校从事外国文学教学的人员遇到的问题越来越繁复、棘手。譬如,学生不愿意花费大量精力阅读文本,怎么办?教师简单地以多媒体教学模式取代传统教学模式,可取吗?外国文学作品质高量多,而许多学校的课时不断缩水,教师们按照时代与国别为序的方式详细地讲解,可行吗?传统讲授外国文学基本上把重点放在20世纪之前的欧美文学方面,那么20世纪以来的文学,到底怎么取舍?在不断模糊高校师范生与非师范生的界限时,外国文学教学又应该承担什么责任?说到底,就是我们该怎么迎接课程变革、时代挑战的问题。我们认为,面对教学、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现状,每位教师都应按照自己学科的特性,结合个人的所长,积极行动起来,不断优化教学资源,为社会输送优质人才。本文主要就外国文学的讲授内容、阅读文本的选择、讲授方式诸方面进行论述。
一、强化“两头”授课内容,加强彼此内在联系
就目前的教学现状来看,各大高校都在根据新要求调整教学内容与授课时间。随着新的课程的不断加入,教育部门要求各教学具体实施单位挤压原有的授课时间,为新课程保驾护航。同时,我们也不应忽视,原先每节课50分钟,现在减少为40分钟。这就要求教师们在授课内容上做出相应的取舍。在授课内容方面,教师“教什么”,这是首先必须明确的问题。我们认为,应该重视“两头”,一头是古希腊罗马文学,另一头是20世纪西方文学。体系完整,具有神人同形同性、人情美、人性美的古希腊神话不仅是古希腊艺术的宝库和土壤、欧洲文艺复兴的重要源泉,而且也以神话原型的力量影响着后世欧美文学。古希腊神话原型属于世俗神话原型,包括女性神话原型、男性神话原型、英雄原型、漂流原型、寻找原型、父子冲突原型、母子冲突原型、两性冲突原型等,形成了西方文学的母题。
施教者惟有让初涉西方文学的学生领略到她的博大精深与绚丽多姿,才有可能产生浓厚的兴趣,也才有可能静下心来去阅读、玩味、鉴赏、评论她,并把西方文化中合理、优秀的部分转化为自己的内在养分。因此,一般学者对重点解读古希腊罗马文学部分大致没有异议。但对于20世纪的西方文学,传统的中国学界,还存在一些成见。他们认为,从文本生成的角度来看,还没经过长时间的检验,不适宜简单地下结论。例如,意识形态浓、哲理成分重的某些作品,还有一些遵从官方意志的遵命文学,的确下结论略嫌仓促。这部分作品多半是20世纪冷战以后东西方阵营对垒的结果,既有某些人对某一利益集团的愚忠,又有某些人的阶级或种属的偏见,原因种种,不一而足,历史上学术界把这部分作品调子定得太高,这显然需要重新审视。对于20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学术界的看法相对一致,我们所熟知的英、美、法、德和苏联的现实主义文学,精彩纷呈,大家如云,这是人类文学史上的又一座高峰。
分歧最大的主要是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作品,诸如意识流小说、表现主义小说与戏剧、超现实主义诗歌、荒诞派戏剧、新小说以及正在产生的新的文学作品等等。对于这些在技巧上刻意求新求变的先锋实验性作品,有些老教师还有所保守,不知该如何进行讲授,毕竟,20世纪的文本与文论都过于庞杂了。他们的担心也有道理,因为轻易讲授在学术界尚无定论的东西给学生,似乎显得不够尊重学术,也对学生不大负责。文学是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可小觑的“晴雨表”。通过文学,我们可以了解那个时代。作为时代的一面镜子,文学以独特的方式记录时代的变迁和社会中形形的人物的浮尘起落与心路历程。因此,作为21世纪的研究者,我们更应当以一种自觉的意识来关注社会与每一个个体。更何况,随着许多中国家庭单位人口的减少,人们的审美需求也发生了变化。此外,我们也不能忽视每一个个体的时间与空间被社会多层级的分割与压缩,真正属于我们的自由时空少之又少。事实上,工业化程度越高,社会个体的自由度就越小,这时候人们就只有退守到心灵深处,用自己的方式去守护理想的灯塔、洗涤自己的伤口,进行自我疗救。
而这一切,我们可以在西方现代作品中找到,把那里作为我们心灵的栖居地。除了“两头”之外,中世纪文学、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古典主义文学、启蒙文学与19世纪文学都不应偏废。为了让学生具有一个文学史的全局观念,讲授者不仅要在时空布局上对文学思潮、作家作品进行整合,更重要的是要树立“文学是人学”的观念,以人本、人文、人道、人性为发展主线,挖掘“人的魅力”。我们在梳理文学的整体发展脉络的同时,要强调文学的审美功效(包括教化功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个时代、每个个体精神向上的努力就是人类走向至真至善至美过程。当然,对于拥有优质资源的学校,又可以别开生面,或以文明史的不同进程将全球纳入自己的视野,进行各国之间的文化对话,或以专题形式(譬如英雄主义、妇女命运、流浪汉小说、战争题材作品、爱情作品等)授课,而不是按照国别史的序列进行授课。这样学生学习后就会有一个更加系统的了解,更能够从宏观上把握外国文学,更有充盈感、坚实感和系统性。
二、外国文学文本的选择问题
虽然在宏观上我们分析了外国文学课程讲授的内容,但在具体文本选择方面,我们应该如何定位呢?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我们认为,既要把重心放在传统经典文本的阅读上,又要紧抓地方性文学不放,同时也不可放松对各种实验性文本的阅读。此外,我们也要读一些二三流的作品,不断积累、丰富自己的文学经验,重新认识、审视文学。
1.选择经典文本(包括文学理论著作)进行阅读。每一个时代都有经过大浪淘沙、汰洗下来的经典著作,我们可以让学生不带有个人的“偏见”去阅读那些文本,这样既可以使学生为流传下来的各民族的经典文本有所“感动”,以便于传承各民族文化,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敦促学生以挑剔的眼光去面对那些作品,发现其中的异质内容,帮助学生与文本保持历史间距,增强阅读与理解的张力。古往今来天生就带有时代基因的作品,又有哪一部没有当代性?例如《荷马史诗》《俄狄浦斯王》《美狄亚》《变形记》《哈姆雷特》《失乐园》《伪君子》《红与黑》《傲慢与偏见》《荒原》《尤利西斯》等。以《荷马史诗》为例,盲诗人荷马吟诵古希腊人的英雄业绩时,就鲜明地反映了他与那个时代的关系。在他的世界里,那是宁为“人雄”而不作“鬼雄”的时代,是英雄展示个人又服务于集体的时代。那时的人们陶醉于人的力量,是一次对人的力量与价值的有意义的大发现,讴歌人自身,理所当然就成为了《荷马史诗》的中心主题。可在阶级社会里,人们又从中读到了是与非、正义与非正义的斗争。今天的读者在阅读《荷马史诗》时,首先就把特洛伊战争定位为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将道德的天平倾斜到特洛伊人一边。有些读者甚至联想到国际环境与家国的关系,他们其中的一部分或由于绵绵不断的战火而丧失了自己宝贵的青春、家人,深感生存环境的恶劣,惊恐灾难的到来;或曾经通过战争获得了可能的一切,建立起了令人炫目的事业大厦,他们阅读的感受自然又不相同。当然,为了一个女人而进行长达10年的战争也令今天的读者感到不可思议。总之,经典作品具有强大的可塑性,每一个时代的读者都能从经典作品中寻找到专属于自己的精神园地。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典文学作品正是各个时代不同精神产品的交易中心疗治中心。在选择经典文本时,有一个不能不提的现实因素,就是我们的学生常常有排斥外国文学的想法。他们的理由很简单,中国古典诗词语言多么精炼、含蓄、深刻,从《诗经》《西厢记》到《红楼梦》,哪一件不令人称奇!而西方的作品叙述话语常显得冗长啰嗦、繁复难解,譬如《欧也妮·葛朗台》《安娜·卡列尼娜》,环境描写偏长,人物的名字也因偏长而难以记住,再则学生看到的基本上是翻译文学,翻译过程中外国语言的优美处常常也有意无意地过滤掉了一些。虽然有的作品经过译者创造性处理,但与原文本相比还是有距离的。简单地说,这些同学主要从语言的角度来维护中国传统文学。屠格涅夫就曾说俄语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学生对母语的热爱之情值得肯定,但如果因此而否定外国文学中的优秀成分,就需要思量了。另外阅读和欣赏心理的定势特性,也是学习别国文学的大忌。作为外国文学教师,我们需要着力培养学生的文学新感悟力、新冲动、新趣味,使其不致画地为牢、固步自封。
2.重视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学。文学作品在语言上可以有地方特性,在选材、表现内容和形式上都可以具有地方色彩。地方特色文学的兴起,是伴随着各地域民众对地方特色文化的关注而日渐成为世界文学界具有影响力的文流。地方文学立足于各民族文化,富有独特的地理、风俗、心理、性格等地域特性,它不仅折射出各地民俗、神话、民族精神等的具有代表性和象征性的文化内涵,而且由于其鲜明独特的地域表达方式和地域特色,可以凸现现代与传统文化的强烈对比,从而获得了隐喻性和指向性,丰富与深化了各民族文化。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沈从文、张爱玲的声名鹊起,一定程度上就是得力于文学的地域色彩。美国的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也同属此列。这部作品作为描写南方社会地方性的小说,着力表现了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地域风情和社会变迁,同时也记录了主人公的成长过程,美国人寻找精神家园的过程。其实这样的事例很多,譬如福克纳、肖洛霍夫、马尔克斯等。在授课过程中,我们完全可以进行拓展,比如,分析福克纳与肖洛霍夫、福克纳与沈从文、莫言与马尔克斯等作家笔下的地域色彩浓郁的世界,以便获取感性与理性高度统一的文学认知。在信息共享的时代,我们更有理由相信文学地方色彩的重要性。地方文学既可以突出文学的个性色彩,更可以为文学创作、文学阅读、文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使作家在创作题材、风格、写作方法上自觉求新求变,使学生在阅读中不断调整自己的阅读习惯、变化自己的研究角度。尊重不同国别的地方性文学,也是文学多元发展的需要,是尊重世界各民族感情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