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16 16:00:3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初中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依据中学生特点，合理组织教学
初中阶段是人生极为重要的时期，也是关键时期。中学生的学习动机、学习目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方法也应有进一步发展。各门学科都要求学生发展自觉观察力，但是初中学生在观察复杂事物或现象时，往往看不到事物内在联系和本质特征。他们的注意力发展较为缓慢，记忆也停留在机械的记忆表层。想象多为有意识、有目的，想象中创造成分日益增多，情感发展正处于转折期，对意志、品质的理解往往还欠全面正确，心理发展与现实存在很多矛盾。根据以上中学生诸多特点组织学习好议论文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1、掌握议论文结构；2、体会文章中论点、论据和论证；3、把握议论文语言；4、效仿优秀文章的练笔。
二、课前组织预习、认真备课，把握课堂前奏
学生对刚接触议论文会发现有很多与其他文体不同点。例如，议论文重在说理，有一定的层次感。论点、论据、论证井然有序，语言严谨、准确，但又不乏生动性等特点。因此，课堂预习时，一定要把握学生对这些新事物好奇心理，有组织预习。
三、教会找论点、论据和论证的方法
议论文三要素是论点、论据和论证。找论点，看一看作者主要观点是什么，对某一问题看法是什么。找论点方法很多，首先可以在文题中找；其次在文章开头找；再次在文章结成尾里找。有的文章在论据表述中突出论点。相继论点以后找论据，看作者用什么方式表述的，是用道理论述的，还是摆事实讲道理。论证主要是过程和方法。
多管齐下 殊途同归
教师撰写作文评语是作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学生作文水平的关键环节。而中学生可以说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具有不稳定性，在写评语时一定要善于挖掘出掩盖在文字背后的学生的情感、态度并加以评价，用真心、诚心打动学生。我在平时撰写作文评语时，十分注重以下几点：
一、从语言来看，评语更加注重感情的交流
教师不仅在作前指导中贯彻了“作文要写出真情实感”这一原则，而且在作文的评语中，也最注重“真情实感”。这种作文评价观充分体现了语文教育对人本主义的重视。作文评语就是一个体现――教师对学生作文中所表现出的感情表示自己的态度。
例如，一个学生的作文写自己怎样收养了一只被别人遗弃了的小猫，表现了一种对孤独可怜的动物的深切同情。我的评语就写道：“小猫的遭遇真可怜，它在雨地里发抖的样子和凄苦的叫声，使我也忍不住流下了眼泪。现在它终于有了一个体贴的朋友了，我真为它高兴。”我认为评语不应该是对学生作文作冷峻的评价，而应该是对学生内心感情的理解。只有这样的与学生心心相通的评语，才能让学生感到自己作文的价值，体会到写作的乐趣。
有些语文教师平时很少写作，对于文章的构思和写作过程已经陌生，他们在“精批细改”时往往以单一的标准来评改，轻视与学生心灵的沟通。在这样的评价过程中，学生的主体性被剥夺了，思维活动被忽略了，激情被抹平了，剩下的只能是不见成效的令人头疼的写作。
所以，我们写评语时要满怀深情，尊重学生的不同语言表现，多一点商量，多一点鼓励，多一点热情，如“瞧你这枝生花妙笔把公园写得多美呀！”“再读读这句话，你发现了什么？”“老师多想在你的作文里看到生动的表情和对话”……
二、从内容上，评语更加重视对写作过程的考查
我国学生的写作往往是一个封闭的、静态的过程，主要途径是课堂作文：教师当堂命题，学生当堂写作，然后是当堂收卷。教师评价作文一般分三步走：1、读通全文，在原文点画圈注：品味精妙的词句，改错字错词，找病句.2、精心点评：开篇是否新颖精练；选材是否扣题；语言是否流畅； 结构是否完整等等 3、总批：有何建议。 客观上讲，我们在写作数学评价上只注重结果，是人为地在学生头脑中事先划定一个框框，禁锢和限制学生对生活的自由表达。写作结果是很重要，但如果把它摆到第一位，可以说没有把握写作评价的关键。
我认为作文评价关注的不是写作的结果，而是学生写作的过程，如考查写作前学生搜集了哪些资料，考查学生占有各种材料的方法，考查学生是否在收集整理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看法，考查学生修改作文的态度、过程、内容和方法等。这种评价导向，促使学生既要奔波于图书馆查资料、奔波于社会搞调查，又要把收集到的资料整理成文，还要排版设计，打印装订。
三、从方式来看，作文评价更加重视评价主体的多元化
我国传统的作文评价方式是教师的“一言堂”，好与不好由教师定。这种评价方式从某种意义上养成了学生的惰性，也淡化了学生的写作责任意识。
为提高评价的客观性，特别重视整合学生、教师和家长的力量。
（1）家长的参与在客观上形成了家庭与学校的合力，更有利于学生的成长。例如，在学生写作《童年时代的回忆录》这一作文之前，先在《家长通知单》里请求家长谈谈对孩子成长过程的感想，并勉励孩子继续进步。学生的作文完成以后，教师常常请求家长对孩子的作文予以评价。这样，就建立了教师、学生、家长共同评价的体系，在学生作文后面设立“同学评”、“家长评”、“老师评”几个栏目。同学和家长的意见可以不拘形式，既可谈对作文思想内容的看法，也可以谈对作文词句和章法的看法，不求全面，有什么感觉就写什么感觉。老师的意见则可以全面些，并有一定的综合性。这种多元化的作文评价方式，促进了作者和读者之间感情的交流，给学生以多方面的反馈，可以使学生充分认识自己文章的优缺点，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培养写作兴趣。另外，由于教师评改作文的任务被多方面分担，吸收了多方面的意见，教师更有可能跳出就文论文的怪圈，给学生更多的交流、指导。
（2）让同学之间互相修改作文，互写作文评语； 让家长监督孩子是否在作文中说真话，抒真情，让老师对学生作文过程及结果进行终端评价。
关键词：初中学生；创新思维；语文教学
创新教育是素质教育的核心部分，而语文这个学科又是实施创新教育的基础阵地。因此，作为语文教学的老师应该努力发掘在语文课堂教学中的“创新点”，使创新教育真正的在学生的课堂上得以实施，使创新教育之“锤”能够敲得准，敲得响，敲得巧。
伴随新课改的进一步推进，初中语文教学改革主要进行创新能力的培养，这就要求我们初中语文教师不断地研究与探索，以便找到更多更好的教学模式来达到在初中语文教学中切实地开展创新教育。
初中语文教学中的创新教育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更新教学理念，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语文教学中，尽管教育界做了很多的讨论与改革，但由于应试教育的影响，仍没有改变原有的选拔、竞争式又呆板的教育模式。这样的教育扼杀了学生的创新思维，只是按照老师给定的答案进行思考，忽视了学生自主思维、创新思维的发展。
在新课改的要求及创新教育理念的影响下，语文老师应该转换原有的思维和教学习惯。在初中语文教学中可以加入审美教育的延伸，使学生体会到《春》中描绘的大自然之美，《再别康桥》中描述的对康桥的眷恋之美，《石缝间的生命》中赞扬的生命之美，《沁园春·雪》赞美祖国大好河山之美······。在课堂教学中，引导学生发挥自己的想象的翅膀，将文中所表达的意境用自己的想象加以充实，加以升华，从而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脱离开原有的只是为了理解老师的问题，为了向老师给出的答案的方向靠拢的旧的思维习惯，充分打开学生自主意识、创新意识。
二、充分把握学生的求知动力，培养学生创新的兴趣。
好奇心是兴趣的先导，而兴趣是求知的原动力，创新则需要在兴趣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开发、思维。初中语文的教学，教师应重视和挖掘学生的好奇心，使学生对课堂的内容产生浓厚的兴趣，培养学生想问题，问问题，探究问题的习惯。让学生知道自己有问问题的能力和权利，不断地问与答中，锻炼了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在足够的逻辑思维能力的提升下，由形象思维向抽象思维过渡。
例如：教学课程《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课中，根据当时国家的现状，以及一些人的片面想法得出的题目中提到的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从作者论述的观点及方向研究、探讨，作者对这个说法的真实态度。再根据课本中论述的内容，加上自己的逻辑思维推理，用自己的大脑，一步一步的分析，在那个时代，在那样复杂的背景下，我们中国人到底有没有失掉了自信力，锻炼了学生线性的思维模式，及逻辑思维能力，同时也熏陶了学生的爱国主义热情。
三、经常开展一些辩论式的教学，深化语文创新教学的改革，充分激活与发展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辩论式教学将听、学、读、写等能力并重，意在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改变教师单向的传播知识的原有习惯，变为全体学生与老师一起集思广益，充分调动全体学生的创新思维，也促进了学生与老师间的互动。这就要求学生必须做好充分的知识储备，才能在辩论中有理有据，在充分论述自己的观点之外，还要能快速的做出对方不利点的回击，以便于自己的辩论能够成功。
比如：准备好两个相对的论文题目，《逆境与成才》《顺境与成才》，将学生分成两个组，先让学生回去收集相关资料，以做好辩论的准备。在辩论的过程中，先是陈诉自己方的主要论点及论据，而在辩论当中则是一个知识储备多少的较量，也是一个思维反应速度的比试，还有就是言语表达能力的对比，在有限的时间内，使学生的大脑能够快速的旋转，充分调动起想象力，逻辑思维重组能力，将自己的论点论述的更加具有说服力，也能将对方的论点的漏洞辨析的更加透彻分明。在整个的辩论当中，学生的整体的思维能力都得强化的提高，这都能促进其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的发展与提升。
四、结束语
总之，在初中语文教学中，一定要改变原来的固定知识的死灌硬背，应该把教学的重点转变到学生长远发展，注重其个人整体能力的发展，尤其是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创新品质的发展。我们应该给学生一个自主的空间，让他们自己去设计未来，自己去选择、去竞争、去创造，教师要做好一个引导者，灵活的组织者。让我们所有语文教学者不断地的摸索，不断地的改进，从而为新世纪的中学语文教学开创出一个更加优美的篇章，为青少年的发展贡献出自己的微薄之力。
参考文献：
[1]谭正坤.初中语文教育中创新能力的培养[J].教学研究
[2]刘军民.初中语文教学中的创新教育[J].新闻世界
【关键词】高中语文教学 个性化阅读 研究
【中图分类号】G63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2）08-0111-01
高中语文已经经过了小学跟初中的基础教育，因此更加趋向与修养的塑造跟艺术的感染，学生学习到的不仅仅是课本上的知识，比较趋向语文内涵的一种体会跟品位。我国高中阶段的高考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高中语文的横向发展，使得高中语文教育比较偏于应试化跟套路化发展，对学生文化培养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阻碍的当代语文的发展，因此在高中语文教学中，我们要倡导个性化跟素质能力化教学，让学生的文化知识不再是停留在课本上，课堂里，要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外界的语文魅力。用客观的逻辑思维来判断外界的信息，教会他们如何运用个性化的语文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1.当前语文阅读教学存在的问题
（1）学生主体意识比较失落：虽然现在新课改已经在全面实施，但是语文课堂上的教学仍然存在着学生读书时间比较少，思考时间短，缺乏语言训练时间，缺乏独立思考问题。高中语文新课程标准在实施建议中明确有指出：“要关注学生的语言积累以及语感跟思维的发展，帮助学生在阅读和鉴赏以及表达交流中，掌握到语文的学习方法，增强语文应用能力，培养他们的审美能力跟探索能力。”然而在语文课堂实践过程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
（2）课堂讲解分析方法比较繁琐：内容上的繁琐在课堂上主要表现在教学内容总是按照教材的顺序从头到尾进行分析，不管课文内容的难易程度，方法的琐碎造成了阅读教学趋向于程序化、模式化。
（3）高中语文课本内容比较陈旧：新课程的改革并没有改版高中语文的课本内容，现代的课本里大部分都是文言文，现代文的内容也大部分是上世纪的知识，这样的语文课本知识对学生来讲是不足够的，需要利用现代的知识来填充丰富。里面的知识点也需要引导学生利用当代的思想观点进行分析，这样才能让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适应社会以及时代的需要，一味地停留在当时的时代需求，造成了学生对事物的难以理解，比较容易混淆事物之间的辩证关系，陈旧落后的语文课本容易桎梏学生的思想，让他们的思想变得呆板不灵活。
2.实施个性化阅读
（1）进行课前自主预习：充分的课前预习是保证课堂阅读进行顺利教学的首要步骤，也是巩固个性化阅读教学的基础，在实践个性化阅读教学可以让学生对阅读内容进行提前预习，设置“预习表”跟“反思表”，这样可以让学生充分了解并思考阅读的内容。
第____课《____》预习表
第_____专题整合反思表
（2）进行个性化阅读的方法：大致看下内容，初步理解文章，以学生的阅读习惯情趣跟对课文的熟悉程度来选择朗读或是默读，全文阅读或是重点阅读，边读边想边记录，以此来获得初步了解，了解文章的内容题材、思想情感以及艺术手法。大家可以把阅读所得到以及所产生的联想跟想像在课前交流，大家互相讨论补充，这样可以加深对文章内容结构等的印象，通过重复阅读理解别人的见解，完善自己的认识，提出更新更深层次的理解。老师总结学生的感受后，对于学生提出的问题进行解决，对解决关键问题进行引导分析，教大家灵活的进行阅读。
3.优化高中语文个性化阅读
（1）强化学生的训练意识：语文知识有一定的技能型，在阅读教学中要着重与语言的练习，不能够把机械的做题代替真正的语言训练，这样就是失去语文课原有的特色个性，现在是一个注重学生人格全面发展的社会，阅读教学需要遵循语文教学的基本规律。如果缺乏了对语言的感受就会失去对文章主旨的真正了解。比如在学习《拿来主义》的时候，学习这篇文章的关键在于学习作者所提出的中心论点的方法跟作者论证方式以及文章语言的特点等内容。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围绕这些知识设计一些比较合理的问题，将学习的重点引导到学习写作驳论文的方法。比如在学习论点知识时，要引导学生注意文章中论点出现的位置，陈述论点的语句的特点等，引导学生理解比喻论证的特点作用以及如何使用比喻论证的方法进行写作。让学生了解这些规律，再进行具有针对性的练习，这样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学生的阅读能力。
（2）提升学生阅读的质疑能力：阅读要有创新和个性就需要有质疑精神，没有质疑就不会有探索和思考，阅读再多的文章也不会有进步。在个性化阅读教学实践中，对学生进行质疑能力训练，让他们在预习课文的时候提出自己不明白的问题，老师将学生的问题进行整理分类，了解他们是在篇章的结构或是词句理解方面、情感表达抑或是在表现形式方面，然后对这些问题进行分类组织教学，让学生共同讨论完成解决这些问题，最后让大家对这些问题进行评点，让大家了解对于不同类型的文章该如何提出问题的方法。这样的训练不仅锻炼了学生的思维模式也提高了他们的质疑能力，让学生在阅读过程中展示了个性，在阅读过程中由被动转变成为了主动。
4.总结
在高中课堂教学中实施个性化阅读不仅能够使教学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也能够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逐渐形成良好的个性跟健全的人格，让学生成为一个具有创新能力和勇于质疑的人。
参考文献：
可靠性
作为论证的依据，被引用的理论材料一定要确凿可靠，不论是完整援引名人的原话，或是部分引用大意，必须记清作者是谁，不可张冠李戴。如果是引用原文，一定要完全吻合原文，不可增删原意;如果是引用大意，一定要做到对原文内容能够正确概括，做到准确可靠，切不能窜改。
如2014年浙江高考满分作文《推开门，走下去》一文中的理论论据：
我踏着达达的马蹄声，从江南无数个春天里走来，风雨兼程，任柳絮翻飞，莲花开落，我在追求，我的大学。
梅贻琦说：“所谓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大师之谓也。”千百年来无数学子在求学之路上奔波劳累，追寻着更深度的学术研究。那扇通向大学的门引无数学者向往。然而，有的人却被困于“大楼”中找不到出路，有的人沿着书香花径一路走成了大师。
文章开篇化用郑愁予《错误》诗句把以往的路与“我”的愿景作了概括，开门见山，直奔主题，紧接着引用梅贻琦的著名论断诠释大学的学术精神和教育理念，为下文议论蓄势。
不过这不是梅贻琦先生的原话。梅先生1931年12月3日到清华大学就任校长，当日在全校大会上发表了就职演说，其中说道：
“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梅先生的这段名言是将孟子对齐宣王所说的一句话略加变化而成，引用时最好不更动。但以讹传讹反使“所谓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大师之谓也”更广为人知，虽稍有出入但合于情理。但是，有的考生将“梅贻琦”写成“梅贻清”，将原话随意改动写成类似“对大学来说，大师甚于大楼”“大师成就大学精神”等，就违背理论论据选择的可靠性原则。
同时，选择、引用道理时要注意正确理解原文的精神实质，切忌断章取义。以下面二句为例：
今天像狗一样学习，明天像绅士一样生活。（哈佛校训）
天才就是99%的勤奋加上1%的灵感。（爱迪生）
经核实，所谓的各种劝谕勤勉为学的哈佛校训都是子虚乌有，哈佛大学没有校训！而爱迪生这句广为人知的名言有不为人知的后半句：“而这1%的灵感恰恰是最重要的。”这种“虚假”“断章取义”的碎片化的运用，也是我们在选择理论论据时应当深切戒备的。
针对性
引用理论材料的目的是为论证某个观点服务的，切切不可为引用而引用，在文章中牵强附会，无的放矢，架空议论。
2014年浙江高考满分作文《门后花开，一路前行》（节选）：
非常喜欢女作家伍尔芙的一段话：人不应该是插在花瓶中被人观赏的静物，而是草原上随风起舞的韵律。的确如此，大学的门已经敞开，一边连接已知，一边通向未来，我们不该待在原地被动地接受未来，而应该勇敢地拥抱未来，虽然知道这充满未知的世界有太多不定数，但也要尽情享受这没有答案的人生。大学是我们学习探索的又一个人生舞台，这时我们不用再像跑马拉松一样仿佛要耗尽生命的拼搏，而是要放慢脚步，在路上寻找过去的影子，和那些曾经美丽的憧憬与愿望，让它们和现在的脚步一深一浅地融合，前往下一扇人生之门。虽然处在青黄不接的尴尬年纪，没有大人们身上的洗练，需要面对的也会是更具挑战性的任务，但我相信，只要能不断改造过去满身缺点的自我，在缓慢前行中汲取精华、充实自己，这一路将不再坎坷孤独，考验之门后面一定会是一个光明的未来。
顾拜旦说过，勇敢的成功是暴风雨过后的成功，要待到日近中天，阳光普照，玉米才会沉甸甸地挂在收获者的臂膀上。这一生，我们有很多路要走，也有很多门需要我们一一推开。
大学，是诸多门中的一扇，希望我们可以不再畏惧失败与困难，坦然面对这一切，勇敢前行。要坚信，此时的你已经历千锤百炼，接下去的每一条路，每一扇门，都会让你拥有万丈光芒的明天。
伍尔芙、顾拜旦的话语恰能精确地抓住文章的要害，这样的引用方能做到“有的放矢”。作者更从引用中发挥，将引用的内容与作文的主旨结合起来，联系实际议论，展开对大学的联想、展望与思考，并使之为议论服务，强化了自己的观点。
阐释性
阐释，意为论述、解释，在引用精当的理论材料作论据后要分析、引申、论述，不能不作分析，而一引述完就搁置了事。这样有引无证，不能充分发挥论据的作用。
福布斯2014华人富豪榜榜首获得者李嘉诚先生曾经说过：“我不会冒险去赚最后一个铜板。”何谓“最后一个铜板”？它是多米诺骨牌的最后一块，一念之差，摆错位子，顷刻间所有辛劳将前功尽弃;或是毛驴身上最后一根稻草，微不足道，却足以使强健的动物不堪重负而倒下……人，该为自己留下一点什么，或许是一点继续前进的动力，一点未知的乐趣;也该为他人留下一点什么，或许是一点给予的宽厚，一点谦卑的礼让……
文章引用李嘉诚说的“我不会冒险去赚最后一个铜板”，开宗明义，选择“多米诺骨牌”和“毛驴身上的稻草”来解释李嘉诚不赚取最后一个铜板的理由，巧妙地采用了大家都熟知的事例，以类比的方式让读者清晰地知道作者对中心观点的理解。接着进一步补充解释，引申出“人，该为自己留下一点什么”的观点，深化自己的认识。从两个层次来解释“不赚取最后一个铜板”的好处：于己，有前进的动力;于人，能留有余地。
在引用理论材料之后要环环相扣地进行合理的分析，这种分析是议论文写作中“理性思维”的起点。
再来看看下列文字对理论论据的阐释：
李嘉诚曾经说过：“我不会冒险去赚最后一个铜板。”梁山108名好汉，有多少是被逼上梁山的啊。林冲开始并没有想抛弃八十万禁军教头的头衔。高衙内夺了自己的妻子，林冲忍了;冤判被发配，林冲忍了;衙役对自己的谋害，他又忍了。直到火烧草料场，林冲实在忍无可忍了，他一狠不可收，连杀三人投奔梁山。所以，人应该像李嘉诚一样，不冒险，做一个智慧的人。
作者的中心观点为“人应该像李嘉诚一样，不冒险，做一个有智慧的人”，但在阐释的过程中，他突转至林冲是如何被逼上梁山的，因为缺少必要的过渡阐释，材料断裂，致使因果失当。作者的本意是以“高衙内之不智慧”来反衬“李嘉诚之智慧”，但已被失当的表达所消解了。
简明性
引用理论材料不仅仅是作依据、佐证，其根本目的是证明观点的正确。引述之外，更重要的是对观点的进一步阐述和推导并论证。如果引用过多的理论材料，以引代论，效果会适得其反。一是本末倒置，作者放弃了自己论证的职责，失去了写作的意义;二是论证无力，作者以大量篇幅引用名人名言，等于向读者告白自己无力说理，只得求助于权威的言论。
不妨看看2011年浙江省高考高分作文《我的时间》（节选）的“针对性”引用：
给时光的生命，而不是给生命时光。帕斯卡如是说。
正如周国平在《时间》中论道，我们站在时间与空间的交汇点上，我们徘徊于永恒与瞬间的交轨处。时间是这样一个永远无法触摸的抽象，却又这样真实地存在，一如哲学中所提到的“我们都是矛盾的结合体”。
瞬间无法停留，永恒不可企及。我该如何在时光的隧道中缓缓滑行，不致落后也不致刺眼伤人？
诗人曾被认为是时间的记录者，他们在笔下记录春夏秋冬，四时更替。然而，他们越是奋力，就越像是挣扎，在时间里摆脱时间。
这样的时间没有生命，我要我的时间有生命的痕迹。
在孩子的世界里，时间是无穷无尽的。曾经，我也一度拥有永恒，在生命中绽放美丽，但却是曾经。
身前身后，在历史长河中起起伏伏，成功人士一浪推一浪。古人陈涉佣耕立下鸿鹄之志，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石破天惊，成就自己在时光中的生命。今有初中文化的何祥美成为射击神手点燃时光中生命的异彩纷呈;也有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以梦为马，在夕阳的壮烈中完成自己同样壮烈的生命。
【关键词】普通高中 写作序列 “螺旋线”式
一位基层学校的高级教师在给笔者的来信中写到：
能否考虑编写我区统一的写作教材，哪怕简单一些也可以。这样我们心中也有一个大方向，也便于我们在教学过程中操作。
那么，怎么统一？统一什么？如果要统一，就必须高度概括和抽象，否则，怎能符合不同层次、不同程度的学生的需要？同时，又必须非常具体，否则又如何“便于我们在教学过程中操作”？“统一”很难，而“统一”中最难的是“什么时候该写什么，哪些先写哪些后写”，即“序列”的安排。但是如果不能尽快给出一个可操作的序列的话，就意味着有许多教师与这位教师一样连“大方向”都没有。
写作教学，说到底是教学生写作。那么，从学生写作能力的发展角度来说，写作到底有没有可能存在一个科学的或者说接近科学的序列呢？
先不急着回答这个问题。先谈谈什么是“序列”，简单一点说，什么是“序”。序，形声字。从广，予（yǔ）声，指“堂屋的东西墙”，因“广”有“房屋”义，故序从广。由本义引申指“排列的先后”。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先后之序”的文化观念。如《礼记》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宋人唐庚（北宋元间人）说：凡所以正其位，进其治，作其事，制其食者，莫不有先后之序。这种文化观念认为，宇宙自然原本就有一定的秩序，因此人类文明也有一定的秩序。如宋人卫《礼义集说》卷54引方悫的话说：天地有上下之位，四时有先后之序，礼之道如斯而已。
“礼之道如斯而已”，作文教学应该也“如斯而已”。如果我们承认确实有那么一个“序列”存在，那么这个“序列”到底是什么？它究竟在哪里？
一、前人对写作序列的探索
首先，写作教学的序列指的是什么？从教师教的角度是指怎样安排三年的写作教学任务，通俗一点说，即先教什么，后教什么？从学生角度来讲就是先学什么，后学什么。
1.我国古代关于写作序列的思考。
我国古代除《文心雕龙》等少数几部专著外，很少有系统的写作理论阐述，自然也缺乏对写作教学序列的系统阐述，但有一些关于写作发生、写作能力成长的零星表述出现。
《九章・惜诵》开篇的名句：“惜诵而致愍兮，发愤以抒情。”是我国古作理论中“发愤”与“抒情”说的源头。它对写作教学的启示就是，应该培养学生忧国忧民的广博情怀，引导学生介入生活，干预生活。这是随时都要做的，而且是首先要做的。笔者曾探讨过“写作――人生”互动训练法，即依据此理论。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有一段记载：“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孔子在这里排出了“文――言――志”的顺序，他是把语言的书面化训练放在第一位的。从现代思维学关于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来看，这个排列也很科学。孔子甚至对如何提高“言”的水平给出更具体、干脆的策略：“不学诗，无以言”。近来许多所谓的思维训练法，应该都是延续着孔子的思想。
《论语・宪问》中记载了孔子所称道的子产外交辞令的制作过程：“草创之”、“讨论之”、“修饰之”、“润色之”。这也是文章制作的一般程序。西方写作教学的“过程论”近年来随着对外汉语写作的开展而在国内渐有流行趋势，似乎是新的东西，实际上早在孔子那时就已经理清楚了，只是已无从知晓孔子是如何具体开展教学的罢了。墨子从实用的观点出发，提出了写作的三原则：“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墨子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这三原则已触及到写作的材料来源、作者的生活体验和写作目的等问题。许多关于写作的“积累说”，应该可以在这里发现知音。
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中把文章风格归纳为八种。他说：“若夫八体屡迁，功以学成。”又道：“八体虽殊，会通合数；得其环中，则辐辏想成。故宜摩体以定习，因性以练才。”各种各样的风格虽然表现形态不同，但彼此融会贯通就能体现出一定的写作原则，关键在于“摩体以定习”，“因性以练才”，即从模仿各种风格中来确定适于自己学习的方向，顺着自己的性情和气质来锻炼才能。这应该是后世“模仿――创造”说的滥觞。在《文心雕龙・总术》中刘勰认为“文场笔苑，有术有门”，这是中国古作理论上首次用最为明确的语言肯定写作规律、技巧的存在。他认为“才之能通，必资晓术”，而要掌握写作方法，就必须全面深入学习研究。
姜夔的《白石诗说》大都是讲作诗方法的，他在书中论述自己的作书宗旨时说：“《诗说》之作，非为能诗者作也，为不能诗者作，而使之能诗，能诗而后能尽吾之说，是亦为能诗者作也。虽然，以吾之说为尽，而不造乎自得，是足以为能诗哉！”姜夔这段话颇能代表重视法度、技巧研究者的苦心，也反映了掌握法度、技巧的三个层次，是清代“入格――合格――破格”说的先声，而近世汗牛充栋的所谓“写作教程”，采用列技法逐项训练的方式，应该就是秉承了这个路数。
关于文体的研究，中国古代论述虽多，但发展缓慢。最先“体”的内涵并不确定，或指风格，或指体裁。而对体裁的分类，标准也颇杂乱，或以功能，或以形式，种类繁多，莫衷一是。到了清代，开始有了对各类文体本质的辨析，已经有了诗词曲的比较，戏曲与诗文的比较，诗歌与散文的比较，史传文与小说的比较等。但直到在梁启超先生的《作文入门》一书中才见到关于“记述文”、“论辩之文”等按写作的表达方式划分的文体概念，也才有了我们今天惯常使用的记叙文、议论文等文体的训练方法、训练程序方面的阐述。
2.近代以来关于写作序列的陈述。
近代以来，随着现代学校制度的建立，面对分学段的集体教学，官方颁布的教学大纲（课程标准）常常会对作文教学序列给出建议或要求。我所见到的关于语文的最早的教学大纲（课程标准）是1902（光绪二十八年）颁布的《钦定中学堂章程》。在这部钦定的章程中，作文教学是有的明显序列的。
第一年 词章（作记事文）
第二年 词章（作说理文）
第三年 词章（学章奏传记诸体文）
第四年 词章（学词赋诗歌诸体文）
这个序列，今天看来仍是科学的。前两年为基本的文体写作，第三年为应用文，第四年为文学作品写作。基本的文体写作，先记事，后说理，符合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这在皮亚杰的发展心理学中已得到证明。在基本文体写作掌握之后，一偏向实用，一偏向文学，实现写作的两大功能，为学生进一步深造或走向社会打下坚实基础，做好衔接，都是非常正确的选择。1963年5月颁布的《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细化了高中各年级的训练目标：
（1）高中一年级写作教学要求。
掌握比较复杂的记叙方法，培养记叙、说明、议论综合运用的能力。注意记叙复杂事物时能够详略得当，条理清楚，用词造句正确；并能够适应文章内容的性质，配合运用说明、议论、抒情等表达方法。
第一册 在阅读和写作中，着重学习比较复杂的记叙文的选材和组织。
第二册 在阅读和写作中，着重学习比较复杂的记叙文的剪裁、布局和议论、抒情的配合运用。
（2）高中二年级教学要求。
培养比较复杂的议论能力，理解和掌握论证的方法和步骤，注意概念准确，判断严密，推理合乎逻辑，能够有理有据地发表意见。
第三册 着重领会典范的议论文用词造句的准确、鲜明、生动。在阅读和写作中，学习各种论证方法。
第四册 在阅读和写作中，学习议论文的篇章结构和归纳、演绎的运用。
（3）高中三年级教学要求。
进一步巩固和提高各种表达能力，掌握比较复杂的议论方法，注意观点正确鲜明，材料充实可靠，论证严密，语言简练。
第五册 阅读和写作训练，注意观点和材料的统一，掌握论证的各种方式。
第六册 阅读和写作训练，进一步注意观点和材料的统一，掌握论证的各种方式。
1990年颁布的《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有各年级不同的写作要求。这些要求，较1963年版体现了人们对写作发生的顺序有了更复杂的认识：
（1）高中一年级。
写作能力：①继续培养观察认识事物的能力，养成练笔的习惯，能较好地选择和组织材料。②写一般的记叙文，线索清楚，能根据内容的需要，运用说明、议论等方法表达中心思想。③写一般的说明文，能抓住说明对象的特征，使用准确明白的语言和各种说明方法。④练习写一般通讯报道、调查报告等。
（2）高中二年级。
写作能力：①作文讲究构思，条理明晰，语言顺畅，有一定的写作速度。②写一般的议论文，论点明确，论据比较充分，能运用常见的论证方法，有一定的逻辑性和说服力。③继续培养写记叙文的能力，能综合运用各种表达方式，把对象记述得具体生动。④练习写一般书评、影视剧、剧评和计划、总结等。
（3）高中三年级。
写作能力：①能比较熟练地运用记叙、说明、议论各种表达方式，写一般的记叙、说明、议论的文章。②能写常用的应用文。
时间又过了20来年，人类的脑科学、思维科学、语言学研究都有了进展，那么在此基础上的中学乃至高中写作教学的序列应该怎样安排呢？许多人在探索，也在不同的场合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但大多是冲着高考而去的。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跳出高考，从更广阔的视野来思考这个问题呢？
二、安排高中教学序列的依据
1.高中写作教学基本的训练任务。
我思考问题的方式是逆推法，或者叫着“由远及近法”。首先，什么是“作文”，人一定需要作文吗？“作文”一词，或者是动宾结构，即写作文章；或者是名词，即书写出来的文章。所以，作文其实就是书面表达，是人类外部言语行为中的书面言语。人类外部言语包括两部分：口头言语、书面言语。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人如果缺乏书面表达能力，生命就缺失了一半。所以说，写作从本质上来说，是生命的拓展。越熟练的写作能力越能带来越精彩的生命空间。所以，写作能力之必要毋庸讳言。
那么，对于一个成熟的生命来说，到底需要哪些写作能力呢？这又要从生命体的生存方式上加以区别。如果是专业写作工作者，如作家、报告撰写者等，其生存的支柱是写作，那么，他所需要的写作技能很明确，即其所从事的职业写作所需之能力，如虚构能力之于小说家，推演辨析能力之于理论家。对大多数人来说，写作是生存所需的诸多非职业能力中的一种，需要在不同的场合，为满足不同的功能而使用。而人类要想实现更有效地沟通、交流，就必须具备若干基本的写作能力。那么，这些能力有哪些？分别是什么？这又需要从不同的角度来回答。从功能上来说，要掌握现实所需的实用文的写作，如书信（手机短信）、简介、发言稿、便条、合同、工作总结、计划等；同时，一些人还会有个人抒情言志的需求，所以，也要会写作一些诸如诗歌、散文类的抒情文字。从写作所使用的表达方式上来说，又可包括议论、说明、记叙、抒情、描写。当我们需要通过文字表达情感的时候，我们写出来的东西是抒情文；当用文字讲述或转述一段经历时，我们写出的东西被称作记叙文；当我们在某些场合对人、对事评头论足，记录下来，就是议论文；此外，我们还会写些简单的说明性文字，以便介绍自己或某个物品、某个程序、某个道理等。这些写作，许多时候还会受到时间、空间限制，因此，在掌握基本的写作技巧、写作规范之外，还要具备受限写作（限制时间、空间）的能力。这些知识都是现代社会对一个高中毕业生的基本要求。无论你是升入高校，还是踏入社会，上述能力都是一个人日常生活的基本保证之一。
总结一下，我们可以从社会对高中毕业生写作能力的要求角度，梳理出一名高中在中学应完成的训练任务：
这几者的关系如上图所示成阶梯形。所以，从写作最基础的训练来说，应该是叙述、描写、抒情、议论、说明等基本表达能力的训练。将人物的经历、行为或事物的发生、发展、变化表达出来的语言手段，即为叙述；所谓描写，即描绘、摹写，是对表达对象的特征、状态作具体、形象、生动的描摹、刻画；抒情即抒发感情，是作者或文章中人物抒发主观情感的表达手段；议论，即说理、评断，是作者通过事实材料及逻辑推理来明辨是非，阐发道理，表明见解、主张的一种文字表达手段；说明，就是用简洁明了的语言对事物的性质、形状、用途、成因、结构、功能、特征等加以解说和介绍。熟练地掌握这些基本能力，应该是大学前的中学写作教学的基本任务。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几种基本写作能力哪一个先练，哪一个后练，道理在哪里？
2.找寻较为科学的写作教学序列。
如果我们认可写作的本质是生命的一种拓展的话，那么，我们就还要从生命体本身的发展（即身心的发育、成长）来找寻较为科学的序列。
（1）从脑科学角度。
在《脑的功能――将研究结果应用于课堂实践》一书中，美国科学家Patricia Wolfe认为学习就是建立神经网络的过程。在人的一生中，每个人都在脑的皮层上建立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大量神经网络来储存信息。这些网络是如何形成的呢？Patricia Wolfe认为，总的来说，脑是通过如下三种方式形成了这一网络的：通过具体的经验、表征或者符号学习以及抽象学习。而这三者构成与年龄对应的三个层次，即由小到大，我们逐渐掌握了“通过具体的经验、表征或者符号学习以及抽象学习”的方式。如果将其与我们刚才讨论的写作基本能力对应起来，应该是这样的：
通过具体的经验简单的、零星的叙述、描写、抒情、介绍性说明
表征或符号学习有条理的、完整的叙述、描写、抒情、说明
抽象学习议论、事理说明、议论性抒情、高度概括的叙述、复杂的描写
关于年龄的对应，Patricia Wolfe只用了模糊、感性的语言来表述，如在谈论“通过具体的经验”来学习时，使用的语言是“你还是一个小孩子”，这应该是指学龄前；“表征或符号学习”时期，一定是在掌握了一定的表征或符号后才可以进行的，所以，应该是具有了一定的识字量，具备了一定的阅读能力之后的，相当于小学高年级以下。“抽象学习”时期，作者所用的语句是“你已经长大了，父母不再带你到动物园了，也不再买动物图画书给你看了”，所以，应该开始于六年级以后。作者没有给出更具体的年龄界定，可见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不过已经可以让我们对学生学习能力（包括写作能力）的发展层次有一个较清晰的认识，也就便于我们给学生安排合适的学习任务（包括写作任务）。
（2）从思维科学角度。
思维科学的发展同样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朱智贤、林崇德先生的《思惟发展心理学》一书中指出：中小学生掌握逻辑，从小四到高二，其能力是逐级提高的，概念也好，判断推理也好，其发展的阶梯都是十分显著的。林崇德先生在《发展心理学》一书中进一步指出：从初二开始，学生的抽象逻辑思维开始由经验型水平向理论型水平转化，到高中二年级，这种转化初步完成，这意味着他们的抽象逻辑思维趋向成熟。这些结论都可以为我们安排议论文的写作教学提供依据。这本书里还对学生作文的对象、内容做了研究，实验所采用的题目是“记一个熟悉的人”。结果发现，中小学生作文的对象是以同学为主；但随着年级的增长，亲人和老师的比重逐渐下降，而同学和亲友的比重逐渐升高；从初三开始，那些为小学生所注目不到的，如邻居老太太、学校工友之类非亲非故，亦进入心坎，成了非说不可的“熟悉的人”了。
另一方面，从个案分析来看，“老师”和“同学”二项，小学生写的是现任老师和当前同学；而中学生笔下却是过去的老师和以前的同学居多，高二只有一人写现任老师，二人写当前同学。从写作内容看，也很清楚，中小学生关心的学习，但随着年级的升高，内容的重心也是随之而发生转移。小学三年级以生活为主，写到亲人、老师，是把镜头对准关心其生活的；小学五年级的镜头是转向学习，谈对自己学习的帮助；初二考试起了质的变化，镜头所指的是品德；高二也是以品德为中心，但已多半偏重于性格，把品德又作了升华。这项研究为我们命制作文题目、安排简单或复杂的记叙、议论序列提供了依据。
林崇德先生的《发展心理学》一书中还对高中生个性的发展做了研究。他认为，高中阶段，正是一个人必须明确自己个性的主要特征，开始考虑自己的人生道路的时候，所以，一切问题既是以“自我”为核心而展开的，又是以解决好“自我”这个问题为目的的。这种主客观上的需求使得高中生的自我意识获得了高度发展。而高中生自我意识地发展对于其形成稳定的人格特征以及价值观等方面均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个结论有助于我们关于学生思想深度教学的序列安排。
三、“螺旋线”式的高中写作教学序列
学生的作文无外乎内容与表达两方面，上文我们依据脑科学、思维科学、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的最新研究成果基本摸清了学生高中阶段写作素材、思想认识、情感、思维能力、表达能力发育、发展的顺序，在此基础上确立的写作教学序列就应该是符合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因而也就可以期待收到更大的教学效益。
然而，在此基础上建立的能力训练、思维训练、阅历拓展、思想提升都只能是片段训练，最多只能以语文作业形式呈现，还不能成“文”，因此，还不能称作“作文”。这里的“文”指“文章”。学生的作文训练，更多的是时候是以“文章”形式表征的，即有头有尾，有中心有结构，篇幅长短不一的文字流。因此，还存在着写作过程问题，即怎么聚材，怎么构思，怎么行文，怎么修改等等。这些东西什么时候教呢？这是每一次写作都将遇到的问题，不可能分到三个年级依次去教。那么，怎么分解训练？怎么安排这个序列？“聚材、构思、行文、修改”之下又可分出若干项目。如“行文”又牵涉到表达技巧，语言组织等，都是必须要落实的教学任务，自然也需要一一理出，并分别落实。
藏传佛教的《时轮摄略经》可以给我们以启示。《时轮摄略经》分为外时轮、内时轮和别时轮。外时轮讲宇宙结构及历法知识，内时轮讲人体生理知识，别时轮则讲解怎样使内时轮与外时轮结合，做到天人合一，更有效地修炼密法。
我们可以把高中三年六个学期的时空看作是“外时轮”，把每一次写作过程看作“内时轮”，两者的结合是“别时轮”――当然只是借以更形象地表述，作文教学与修炼密法原本没有任何关系，也没有任何相似之处。（虚构类文学作品的写作也是中学特别是高中写作教学的一个重要任务，一般也必须在高二前完成基本训练，这里归入叙事、抒情类文字训练体系中去）。
需要单独拿出来说明的是，我们认为在高三之前伴随着学生身心的成熟，五项基本的表达能力训练可以完成了，到了高三，作为前社会（或前高校）人，应该引进新的坐标，主要应以实用写作为主。
所谓“实用写作”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应试作文”，一类是“复杂的常用应用文”，如评论、学术报告类，计划、总结等公文类，书信、演说辞类等。而“应试作文”较之先前的写作类型，有其非常特殊的个性，如时间受限，需要审题等。一般不允许修改，因此需要列提纲，先构思；同时，写作地点也受限，这就牵涉到素材的储备与积累；而读者固定，评分标准统一，对写作内容、言语表达等都会有深刻影响；应试作文对文体、字数等还有限制，实际上，对立意等也有隐形的限制，这些都需要较长时间的适应性训练。“复杂的常用应用文”写作也是这样，这些东西学生都是极其陌生的，平时接触的也不多，也需专门的训练。所谓“复杂”，是相对于小学、初中的“常用应用文”如便条、日记类等而言的，会有更多的格式限制，更严谨的语言表述，更复杂的信息处理。
概括起来，我们这里所探索的写作序列可以表述为：以写作主体身心发展规律为准绳，以“表达能力培养”为主轴，以写作过程、写作技能为经纬，以写作时间（年级）、空间（写作场所）的变化为进程，以写作主体的生命拓展为旨归。
如果我们把每一次的写作训练看作一个点，这些点将在理论上连成一条线，这条线的安排依据的是学生身心发展规律、思维发展规律，但是，这条线不是直线。它有怎样的特征呢？每一个点的表征都是以某一项写作能力为核心的某个文体（可以是训练文体，也可以是文学文体，也可以是实用文体），但每一次训练任务的完成都要把写作过程走一遍，因此可以看作是一个圈，这样整个高中乃至中小学的写作训练序列实际上许多圆圈连接而成的“螺旋线”。因此，我们可以把上述写作体系称之为“螺旋线”式写作教学序列。图示如下：
其中，垂直坐标为写作能力，圆圈为一次写作过程，横坐标为递增的年级，弯曲的螺旋线代表成长。
参考文献：
[1]朱智贤,林崇德.思惟发展心理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2]Patricia Wolfe脑的功能――将研究结果应用于课堂实践[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5.
[3]李道荣.中国古作学概论[M].郑州:文心出版社,1994.
【关键词】经史、文史、史学、魏晋南北朝
较之汉代，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有了长足的发展， 不论是史学著作的种类还是数量都大大增加了。《隋书·经籍志》史部所列史书共计十三类，即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其中，每一门类除开头一种或少数几种为三国以前著述外，几乎全部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著作。[1]史学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它与同一时期的经学、文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以下将围绕着经史之学与文史之学这两条线索展开讨论，以期把握史学发展的脉络。
（一）
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最大特点莫过于史学学科的独立了。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依据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把《国语》、《世本》、《战国策》、《太史公书》等史书都附于《春秋》经之下，史学没有独立的地位。但是到晋代，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晋荀勗作《中经新簿》，分书籍为四部，史学著作为独立的一类，属丙部，东晋李充又改定次序，将其置于乙部。《隋书·经籍志》不用乙部之说而谓之史部，实质并无变化。
史学著作在图书分类上的变动不是没有原因的。梁代阮孝绪编制《七录》，其一为经典录，其二为记传录。他解释说:"刘氏之世，史书甚寡，附见《春秋》，诚得其例。今众家纪传倍于经典，犹从此志，实为蘩芜"。[2] 阮氏所说有一定的道理，从汉末至梁代，史籍数量确实大增， 别开一类，势在必行。但是在西晋，新的史著并不是很多，恐怕还不能这样解释。
考诸史实，经与史的区分在目录分类以外也有反映。《三国志》卷42《尹默传》：
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远游荆州，从司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学，皆通诸经史，又专精于《左氏春秋》。
据陈寿所说，汉末荆州的学校不仅教授经学，而且也教授史学。对此，我们找不到旁证，姑置不论。但"通诸经史"一语，至少表明在陈寿生活的西晋时期，人们心目中经与史是明明有别的。《文选》卷49干宝《晋纪》总论李善注引王隐《晋书》称:"王衍不治经史，唯以庄老虚谈惑众。"王隐是两晋之际的人，他也用了"经史"一词，可见陈寿用语不是出自个人的习惯。"经史"在唐修《晋书》中是经常可以见到的，如卢钦"笃志经史"，邵续"博览经史"，王珣"经史明彻"等等。[3] 参诸上述晋人用语，这些记载应该是可信的。经史双修实际上汉代就有，《后汉书》卷64《卢植传》载，卢植少从大儒马融受古文经学，后在东观"校中书五经纪传，补续《汉记》。"我们自然可以说他是"通诸经史"，可是当时人并不这样说。有经史之实而无经史之名，这说明在东汉人的观念中经与史的区别尚不明确。[4] 西晋人开始频频使用"经史"一词，意味着经与史发生了分离。
西晋以后，经与史的区分在教育上也有明确体现。《晋书》卷88《刘殷传》:
刘殷字长盛，新兴人也。……弱冠，博通经史，……有子七人，五子各授一经，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汉书》，一门之内，七业俱兴。
《晋书》卷105《石勒载记》下:
署从事中郎裴宪、参军傅畅、杜嘏并领经学祭酒，参军续咸、庾景为律学祭酒，任播、崔濬为史学祭酒。
《宋书》卷93《雷次宗传》:
元嘉十五年，征次宗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会稽朱膺之、颍川庾蔚之并以儒学，监总诸生。时国子学未立，上留心
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
不论是在官学中或是在私学中，史学都是一个独立的门类，由此可见，自晋以后人们对经学与史学的区别是有清楚认识的。荀勗、李充在书籍目录上把史书从经书中分离出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阮孝绪生活在梁代，他没有考虑目录以外的上述历史变化，而仅仅从史书数量的增加来解释目录分类的改变，似乎还是未达一间。
"经史"一词的出现、目录分类的变化、教育中史学科目与经学科目的分别设置都反映了一个共同的事实，那就是，史学确实独立了。史学摆脱经学而独立表明人们对经、史的认识有了变化。在这方面，东汉的王充可谓思想上的先行者。《论衡·谢短篇》:
夫儒生之业，五经也。南面为师，旦夕讲授章句，滑习义理，究备于五经，可也。五经之后，秦汉之事，不能知者，短也。夫知古不知今，谓之陆
沉，然则儒生，所谓陆沉者也。五经之前，至于天地始开，帝王初立者，主名为谁，儒生又不知也。夫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五经比于上古，犹为
今也。徒能说经，不晓上古，然则儒生，所谓盲瞽者也。
王充责难儒生只懂五经而不了解古今历史，这当然是对史学的强调。不过，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叙述方式，他把历史分为"五经之前"与"五经之后"，言外之意，"五经"只是这之间的一段历史的记载而已，儒生所了解的历史仅至于此。这实际上已是视经为史了。所以，他又说:"儒者不见汉书，谓汉劣不若，使汉有弘文之人经传汉事，则《尚书》、《春秋》也。"经亦史，史亦经，这种大胆的思想使我们在经学泛滥的时代看到了史学振兴的可能。余英时先生称王充为"晚汉思想界之陈涉"，[5] 其比喻极为恰当。王充的思想在他生活的年代没有得到积极回应，但是，从汉魏之际开始，可以明显感到人们对历史的兴趣是越来越浓厚了。《三国志》卷41《张裔传》称蜀郡张裔"博涉《史》、《汉》"，卷42《孟光传》称河南孟光"锐意三史"，卷64《孙峻传》注引《吴书》称会稽留赞"好读兵书及三史"。[6]吴末，右国史华覈上疏道:"汉时司马迁、班固，咸命世大才，所撰精妙，与六经俱传。"[7] 《世说新语·言语篇》载，"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 人们何以对史书如此感兴趣？《三国志》卷54《吕蒙传》注引《江表传》:
初，权谓蒙及蒋钦曰:"卿今並当塗掌事，宜学问以自开益。"蒙曰:"在军中常苦多务，恐不容复读书。"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
当令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少时历《诗》、《书》、《礼记》、《左传》、《国语》，惟不读《易》。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学必得之，宁当不为乎？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
《三国志》卷59《孙登传》:
权欲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以张昭有师法，重烦劳之，乃令(张)休从昭受读，还以授登。
孙权要吕蒙等"涉猎见往?quot;，"急读"史书、兵书，以为"大有所益"，又让孙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这些建议都与现实有关。当时的社会正处于剧烈变动之中， 经学作为意识形态，因其繁琐、迷信、荒诞已经丧失生命力。孙权说"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正反映了经学的无用。在思想迷失了方向的时候，从历史中，尤其是从近代历史中总结得失成败的经验教训就成了当务之急。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8] 这也是在总结近代历史的经验教训。《隋书·经籍志》载，诸葛亮著有《论前汉事》一卷，大约都是此类内容。
关于史学与经学此消彼长的关系，我们还可以从西汉的历史中得到应证。西汉之初，面对秦的骤亡，人们也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陆贾著《楚汉春秋》，贾谊写《过秦论》，以后又有司马迁的《史记》，但是并没有因此出现一个史学的，原因在于经学兴起了。在汉儒眼中，经学是无所不能的，对于历史的演进，经学已经给出了答案，对于社会生活中的具体问题，汉儒也每每以经义断事，赵翼说:"汉初法制未备，每有大事，朝臣得援经义，以折衷是非"。[9] 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没有史学的地位。《汉书·艺文志》将《史记》等史书附于《春秋》经下，在今人看来是贬低了史学，如果就当时而论，倒不如说是抬高了史学。比较两汉，经史关系一目了然，经学盛则史学衰，经学衰则史学盛， 经与史之演变轨迹大致如此。
魏晋以后史学脱离了经学而独立，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不过，我们不得不注意另一方面，这就是，经学对史学也还有很大的影响。这首先表现在史书语言的使用上。《三国志》卷1《武帝纪》载曹操语曰:
夫刘备，人杰也，今不击，必为后患。
注引孙盛《魏氏春秋》云:
刘备，人杰也，将生忧寡人。
裴松之就孙盛改易文字评论道:
凡孙盛制书，多用《左氏》以易旧文，如此者非一。嗟乎，后之学者将何取信哉？且魏武方以天下励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尤非其类。
当时采用类似的文字处理方式者不止孙盛一人。刘知几在《史通·模拟篇》中列举了这方面的大量例证。比如:"谯周撰《古史考》，思欲摈抑马《记》，师仿孔《经》。其书李斯之弃市也，乃云'秦杀其大夫李斯。'夫以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拟《春秋》，所谓貌同而心异也。"又如"干宝撰《晋纪》，至天子之葬，必云'葬我某皇帝'。时无二君，何我之有？以此而拟《春秋》，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又如"《公羊传》屡云'何以书？记某事也。'此则先引《经》语，而继以释辞，势使之然，非史体也。如吴均《齐春秋》，每书灾变，亦曰:'何以书？记异也。'夫事无他议，言从己出，辄自问而自答者，岂是叙事之理者邪？以此而拟《公羊》，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刘知几对貌同心异的模拟极为反感，但对得其神似的模拟却也不反对:"如《左传》上言芈斟，则下曰叔牂;前称子产，则次见国侨，其类是也。至裴子野《宋略》亦然。何者？上书桓玄，则下云敬道;后叙殷铁，则先著景仁。以此而拟《左氏》，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除去对经传的模拟外，篇中还举出了对《史》、《汉》的模拟，如令狐德棻《周书》模拟《汉书》。最后，刘知几概括说:"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从晋已降，喜学五经。"他的概括是不准确的，对三史的模拟文中只举出了《周书》一例，而其作者令狐德棻是唐人，与"自魏已前"之说自相矛盾;历史著作对经传的模拟也不是"从晋已降"才出现的。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还要讨论。
经学对史学的影响除语言之外，还表现在史书的名称与体裁上。这一时期，史书书名常常模仿经书，如袁晔著《献帝春秋》，孔衍著《魏尚书》、《汉魏春秋》，孙盛著《魏氏春秋》，习凿齿著《汉晋春秋》，王琰著《宋春秋》，吴均著《齐春秋》，裴子野著《梁春秋》。除《魏尚书》外， 这些以"春秋"命名的史书均属编年体，显然是对《春秋》经的模仿，至于《魏尚书》，大约是对《尚书》的模仿，模仿《春秋》远多于模仿《尚书》，这或许是因为《春秋》原本就是史书，而《尚书》为古代文献汇编，体裁不适宜模仿。除以春秋为名者外，如上引刘知几所提到的干宝《晋纪》、裴子野《宋略》等也均属编年体。语言模拟现象基本上都是出自这些编年体史书。史学著作在语言、体裁、名称上都模拟经书，经学对史学的影响不可谓不深。
对于这一时期《春秋》体史书的大量出现，《隋书·经籍志》解释道:
自史官放绝，作者相承，皆以班、马为准。起汉献帝，雅好典籍，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命颍川荀悦作《春秋左传》之体，为《汉纪》三十篇。言约而事详，辩论多美，大行于世。至晋太康元年，汲郡人发魏襄王冢，得古竹简书，字皆科斗，……盖魏国之史记也。其著书皆编年相次，文意大似《春秋经》。诸所记事，多与《春秋》、《左氏》扶同。学者因之，以为《春秋》则古史记之正法，有所著述，多依《春秋》之体。
按此，模拟《春秋左传》的编年体史书起自汉末的荀悦，不过，《隋志》的作者似乎比较强调西晋竹书出土以后所带来的影响。这与刘知几所说史书在文字上"从晋已降，喜学五经"不谋而合。经学在汉代盛于晋代，何以模拟之作从晋代始？这是须要加以解释的。
如果不局限于《春秋》体裁，而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模拟，则模拟还可以推得更早。《续汉书·百官志》:
故新汲令王隆作《小学汉官篇》。案:胡广注隆此篇，其论之注曰:"前安帝时，越骑校尉刘千秋校书东观，好事者樊长孙与书曰:'汉家礼仪
，叔孙通等所草创，皆随律令在理官，藏于几阁，无记录者，久令二代之业，闇而不彰。诚宜撰次，依拟《周礼》，定位分职，各有条序，令人无愚智
，入朝不惑。君以公族元老，正丁其任，焉可以已！'刘君甚然其言，与邑子通人郎中张子平参议未定，而刘君迁为宗正、卫尉，平子为尚书郎、太
史令，各务其职，未暇恤也。至顺帝时，平子为侍中，典校书，方作《周官解说》，乃欲以渐次述汉事，会复迁河间相，遂莫能立也。述作之功，独不
易矣。既感斯言，顾见故新汲令王文山小学为《汉官篇》，略道公卿内外之职，旁及四夷，博物条畅，多所发明，足以知旧制仪品。盖法有成易，而
道有因革，是以聊集所宜，为作诂解，各随其下，缀续后事，令世施行，庶明阙旨，广前后愤盈之念，增助来哲多闻之览焉。"[10]
胡广曾作《汉官解诂》，此段议论，是就此作的说明。文中提到"刘千秋"，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惠栋说:"刘千秋即刘珍也。《文苑传》云珍字秋孙，疑《传》误。……珍与子平(即张衡)皆南阳人，故云邑子。"检索《文苑传》所载刘珍事迹，知惠栋说不误。胡广此段叙述十分重要，它说明有意模拟《周礼》撰述汉制已在东汉人的自觉意识之中。由此可以推论，东汉出现的《汉官》、《汉官仪》一类书名正是由模拟《周官》而来。这与前述晋代众多的模拟《春秋》之作并无区别。因此，应该说，模拟是从东汉开始的。
此外，在史书的注释与传授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模拟的痕迹。自东汉后期开始，对史书的注释渐多，如延笃有《史记音义》，胡广有《汉书解诂》，蔡邕有《汉书音义》，服虔有《汉书音训》，应劭有《汉书集解音义》。周一良先生说: "这些音义注解，大约与汉儒解经相同，多重在训诂名物方面。"[11] 应该说，这也是一种模拟，是注释方法上的模拟。前引《孙登传》中称张昭读《汉书》"有师法"，《隋书·经籍志》称:"唯《史记》、《汉书》师法相传，并有解释。"我们知道，汉儒读经最重师法相传，而读史居然也要有师法，这又是在传授方法上对经学的模拟。
由此可知，模拟之风并非始自晋代，从东汉起，在史书的名称、体例、注释、传授诸方面均已有模拟出现，在这个阶段，因为还没有形成著史的风气，所以西晋以后的那种在语言、体裁、书名上全面模拟经传的众多史书自然难以见到。
东汉以来，经学有今、古文之分，仔细分析这一时期的经史关系，可以看到，对史学的影响似乎更多地来自于古文经学。我们知道，《周官》、《左氏春秋》都是古文经，因此，严格地说，《汉官解诂》、《汉纪》一类书只是对古文经的模拟。史书的音义注解，其实也只是对古文经的模拟，因为今文家只讲微言大义，并不重训诂名物，重视训诂名物乃是古文家的特点。注释《史》、《汉》的学者如服虔、延笃等，本人都是古文学家，他们以注释经书的方法来注释史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关于史学与古文经学的关系，我们还可以通过分析《东观汉记》的作者来进一步探讨。《东观汉记》的修撰是从东汉明帝时开始的，一直持续到献帝时，参与者较多。《四库提要》主要根据刘知几《史通》并参诸《后汉书》，列出的作者有:班固、陈宗、尹敏、孟异、刘珍、李尤、刘騊马余、伏无忌、黄景、边韶、崔寔、朱穆、曹寿、延笃、马日磾、蔡邕、杨彪、卢植、韩说、刘洪。这个名单并不完备。余嘉锡广为搜求，又补充刘复、贾逵、马严、杜抚、刘毅、王逸、邓嗣、张华数人。[12]以上作者中，可以肯定是古文经学家的人相当多。《后汉书》卷64《卢植传》载植上书称:
臣从通儒故南郡太守马融受古学。……古文科斗，近于为实，而厌抑流俗，降在小学。中兴以来，通儒达士班固、贾逵、郑兴父子，并敦悦之
。今《毛诗》、《左氏》、《周礼》各有传记，其与《春秋》相表里，宜置博士，为立学官，以助后来，以广圣意。
《后汉书》卷24《马援传附马严传》:
从平原杨太伯讲学，专心坟典，能通《春秋左氏》，因览百家群言。
注引《东观记》曰:
从司徒祭酒陈元受《春秋左氏》。
《后汉书》卷79上《尹敏传》:
少为诸生，初习《欧阳尚书》，后受《古文》，兼善《毛诗》、《谷梁》、《左氏春秋》。
《后汉书》卷64《延笃传》:
少从颍川唐溪典受《左氏传》，……又从马融受业，博通经传及百家之言。
以上诸人都是古文学家。还有一些人，史传中未明言所属经学派别，但是可以从旁考证。如马日磾，《三国志》卷6《袁术传》注引《三辅决录》曰:"日磾字翁叔，马融之族子。少传融业，以才学进。"按马融为古文大家，日磾传融业，自然也是古文一派。又如蔡邕， 实际上也应是古文家。从《月令问答》中可以看出他的经学倾向:
问者曰:"子说《月令》，多类《周官》、《左氏》。假无《周官》、《左氏传》，《月令》为无说乎？"曰:"夫根柢植则枝叶必相从也。《
月令》与《周官》并为时王政令之记。异文而同体，官名百职，皆《周官》解。《月令》甲子，沈子所谓似《春秋》也。若夫太昊、蓐收、句芒
、祝融之属，《左传》造义立说，生名者同，是以用之。"……问者曰:"令曰:七驺咸驾。今曰六驺，何也？"曰:"本官职者，莫正于《周官》。《
周官》天子马六种。六种别有驺，故知六驺。《左氏传》:'晋程郑为乘马御，六驺属焉。'无言七者，知当为六也。"
《隋书·经籍志》载蔡邕著《月令章句》十二卷，严可均《全后汉文》卷80以为《月令问答》即出自《月令章句》。蔡邕说《月令》，多类《周官》、《左氏》，由此可知，他确实属古文家。
东观作者中，可以明确为今文家的只有杜抚、伏无忌、杨彪、。杜抚，"受业于薛汉，定《韩诗章句》"。[13]杨彪系杨震之后，"少传家学。"[14] 杨氏家族世世传习欧阳《尚书》。伏无忌为伏湛之后，"亦传家学"[15]伏氏所传为韩《诗》。杜、杨、伏三家所传均属今文经。虽然如此，我们认为这些今文学家及其他学术不明的作者很可能也通古文经学。《通典》卷26职官8:
汉之兰台及后汉东观，皆藏书之室，亦著述之所。多当时文学之士，使讐 校于其中，故有校书之职。后于兰台置令史十八人，又选他官入东
观，皆令典校秘书，或撰述传记。
东汉皇家图书，章、和以前在兰台，章、和以后移至南宫东观。 按杜佑所说，兰台令史及以他官入东观者除撰述传记外，还有典校书籍的任务。考诸史传，知杜佑此说不误。如贾逵:"拜为郎，与班固并校秘书，应对左右。"班固:"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撰成《世祖本纪》。迁为郎，典校秘书。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刘珍:"永初中，为谒者仆射。邓太后诏使与校书刘騊马余、马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永宁元年，太后又诏珍与陶马余作建武已来名臣传。" 王逸:"元初中，举上计吏，为校书郎。" 崔寔:"迁大将军冀司马，与边韶、延笃等著作东观。……复与诸儒博士共杂定五经。"卢植:"复征拜议郎，与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杨彪、韩说等并在东观，校中书五经纪传，补续《汉记》。" [16] 按校书，即是所谓"整齐脱误，是正文字"。《通典》卷22职官4引《汉官仪》称:"能通《仓颉》、《史籀篇》补兰台令史"。兰台令史必须通小学，这是因为令史有"是正文字"的任务。图书移至东观后，这种要求应该依然存在。《说文解字》序载许冲上言:"慎前以诏书校东观"。许慎也曾入东观校书，这应该是因为他精通小学的缘故。兰台、东观校书者通小学，这为我们探寻其经学背景提供了路径。王国维曾发现，两汉小学与古文经学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他说:"观两汉小学家皆出古学家中，盖可识矣。原古学家之所以兼小学家者，当缘所传经本多用古文，其解经须得小学之助，其异字亦足供小学之资，故小学家多出其中。"[17] 按此，小学家皆出古学家中，而于兰台、东观校书者又必须通小学，是知兼校书、撰史于一任的东观诸文士必定通晓古文经学。
东观作者还有一个特点，即不少人好为文章。如班固"能属文诵诗赋"，刘珍"著诔、颂、连珠凡七篇。"李尤"少以文章显，和帝时，侍中贾逵荐尤有相如、扬雄之风，召诣东观，受诏作赋，拜兰台令史。" 刘毅"少有文辩称，元初元年，上《汉德论》并《宪论》十二篇。时刘珍、邓耽、尹兑、马融共上书称其美。" 边韶"以文章知名……著诗、颂、碑、铭、书、策凡十五篇?quot;刘复"好学，能文章。"延笃"能著文章，有名京师。"蔡邕所著诗赋等"凡百四篇"[18] 据《隋书·经籍志》载，东观学者中，班固、贾逵、刘騊駼、刘珍、李尤、王逸、边韶、延笃、崔寔、卢植、蔡邕等皆有文集传世。文章与小学一样，也与古文经学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如桓谭即是"能文章，尤好古学"。[19]何休《春秋公羊传》序为此提供了最确切的证据:
传《春秋》者非一，本据乱而作，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说者疑惑，至有倍经任意反传违戾者，其势虽问不得不广，是以讲诵师言至于百
万犹有不解，时加酿嘲辞。援引他经失其句读，以无为有，甚可闵笑者，不可胜记也。是以治古学、贵文章者，谓之俗儒。至使贾逵缘隙，奋笔以
为《公羊》可夺，《左氏》可兴。"
何休为今文学家，他将"治古学"与"贵文章"者视为一体。由此反推，上述以文章著名的东观学者应属古文学家。
东观撰史者通小学、能文章，这都是与古文经学联系在一起的，而反之东汉一流的今文学家如范升、桓荣、欧阳歙、何休等人完全不具备这些学术特徵。由此可知，史学确实是与古文经学联系在一起的。
古文经学与史学能够联系起来，是由其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古文经学反对微言大义，强调对事实的考订、补充，这与史学本来就是相通的，也可以说，古文家对古文经的研究本来就是一种初步的历史研究。二者所不同的是，古文经学只研究经书所限定的时代范围内的历史，而史学的研究则要延伸到当代。由考订古代历史到撰写当代历史，其间只差一步，我们看到，东观作者终于迈出了这合乎逻辑的一步。
在描述经史分离的进程时，前文曾着意指出，经学的衰落是史学兴起的原因。至此，我们可以更准确地说，所谓经学的衰落，主要是指作为意识形态的今文经学而言，就古文经学而言，东汉时期，它不仅没有衰落，反而是蒸蒸日上。正是古文经学的繁荣才为史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因此，就经史关系而论，今文经学的衰落与古文经学的发达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才共同构成史学发展的前提。
前文还曾指出，"经史"一词的出现意味着经史的分离，至此，还要补充的是，"经史"一词的出现也同样意味着经史仍有密切的关系， 史学对经学、尤其是对古文经学的模拟正可说明此点。
总之，史学虽然从经学中独立了出来，但这一转变过程不可能脱离原有的学术基础，这个基础就是经学。史学对经学的模拟，正是史学刚刚脱离经学后不可避免的特徵。
(二)
荀悦在《汉纪》卷1《高祖纪》中说:"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他所说的著史的目的在政治方面，除此之外，自司马迁以来，著史者往往还另有目的。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自己写《史记》是"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20]这一点在魏晋以后得到了继承。《晋书》卷82《王隐传》:
建兴中，过江，丞相军谘祭酒涿郡祖纳雅相知重。纳好博弈，每谏止之。纳曰:"聊用忘忧耳。"隐曰:"盖古人遭时，则以功达其道;不遇，则以
言达其才，故否泰不穷也。当今晋未有书，天下大乱，旧事荡灭，非凡才所能立。君少长五都，游宦四方，华夷成败皆在耳目，何不述而裁之！应仲
远作《风俗通》，崔子真作《政论》，蔡伯喈作《劝学篇》，史游作《急就章》，犹行于世，便为没而不朽。当其同时，人岂少哉？而了无闻，皆由
无所述作也。故君子疾没世而无闻，《易》称自强不息，况国史明乎得失之跡，何必博奕而后忘忧哉！"
这段话的中心思想是强调著史以求"没而不朽"。在王隐看来，这是第一位的，而"明乎得失之跡"的政治目的反而居于次要位置。这种认识并不仅仅是王隐个人的看法。陆机撰《吴书》，陆云致陆机信中称之为"大业"、"此真不朽事"。[21] 一直到南朝，还可以找到类似的说法。《南史》卷33《徐广传》:
时有高平郗绍亦作《晋中兴书》，数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图之，谓绍曰:"卿名位贵达，不复俟此延誉。我寒士，无闻于时，如袁宏、干宝之
徒，赖有著述，流声于后。宜以为惠。"绍不与。
"流声于后"与"没而不朽"为同义语。追根寻源， 此说实来自曹丕。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
籍，不假良史之辞，不託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曹丕极重文章，但这里所谓"文章"却并不能仅仅理解为文学作品。刘邵在《人物志·流业篇》中说:
盖人流之业十有二焉:有清节家，有法家，有术家，有国体，有器能，有臧否，有伎俩，有智意，有文章，有儒学，有口辩，有雄杰。
那么，什么是"文章"呢？他的解释是:"能属文著述，是谓文章，司马迁、班固是也。"在文末总结处他又扼要地说:"文章之材，国史之任也。"刘邵只把"文章"与"国史"相联系，似乎过窄了，但"文章"中包含有史著是可以肯定的。前述东观撰史者多擅长文章已经暗示出了二者的联系。刘勰的看法也是如此，他在《文心雕龙》中将文体分为"明诗"、"乐府"、"诠赋"等二十类，其中第十一类即是"史传"可见，在当时人眼里，史是包括在"文章"中的。六朝人以文求名、以文求不朽，既然史在文中，所以撰写历史著作当然也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在这样的认识下，魏晋以后，文学家著史蔚然成风。如西晋陆机著《晋纪》，东晋袁宏著《后汉纪》、南朝范晔著《后汉书》，谢灵运著《晋书》，沈约著《晋书》、《宋书》，萧子显著《晋史草》、《南齐书》等都是如此。《隋书·经籍志》说当时的情形是:"一代之史，至数十家"。文士纷纷著史以求不朽，自然导致史书数量大增。北朝人对此似乎不能理解，李彪说:
近僭晋之世有佐郎王隐，为著作虞预所毁，亡官在家，昼则樵薪供爨，夜则观文属缀，集成《晋书》，存一代之事，司马绍敕尚书唯给笔札而已
。国之大籍，成于私家，末世之弊，乃至如此，史官之不遇，时也。"[22]
北朝文史均不发达，李彪因为不明白"国之大籍，成于私家"，是与著史以求不朽的风气有关，所以将其简单地归结为"史官之不遇"。
将史纳入文的范畴及由此产生的文人著史的风气给史学著作以很大的影响。这一时期的著史者往往把较多的注意力置于文字一端。袁山松说:
书之为难也有五:繁而不整，一难也;俗而不典，二难也;书不实录，三难也;赏罚不中，四难也;文不胜质，五难也。"[23]
周一良先生对此评论说:"五条之中，三条都是关于文字表达方面。据本传，袁山松博学有文章，善音乐，是一个才士。他的修史标准特别着重文字，也就可以理解。"[24] 《三国志》卷53《薛综传附薛莹传》载华覈上疏推荐薛莹任史职:
……涉学既博，文章尤妙，同寮之中，莹为冠首。今者见吏，虽多经学，记述之才，如莹者少。
薛莹"文章尤妙"，有"记述之才"，所以应该担当史职。这与刘邵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范晔自称所作《后汉书》"《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25]刘知几对这种文风深表不满: 《史通·叙事篇》:
自兹(班马)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芜音累句，云蒸泉涌。其为文也，大抵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应以一言蔽之者，辄足
为二言;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弥漫重沓，不知所裁。
同篇又云:
昔夫子有云:"文胜质则史。"故知史之为务，必藉于文。自五经已降，三史而往，以文叙事，可得言焉，而今之所作，有异于是。其立言也，或
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文非文，史非史，譬夫龟兹造室，杂以汉仪，而刻鹄不成，反类于鹜者也。"
《序例篇》云:
孔安国有云:序者，所以叙作者之意也。……爰洎范晔，始革其流，遗弃史才，矜衔文彩。后来所作，他皆若斯。如是迁、固之道忽诸，微婉之
风替矣。
文学对史学的影响如此之大，这使得脱离了经学的史学并未获得完全的独立，史学若要进一步发展，还必须划清与文学的界限。
关于文风改变的时间，刘知几在以上三段中，时而泛泛说在班马以后，时而又强调"三史而往"与"今之所作"不同，只有第三段才明确提出始自范晔。按此，文对于史的影响是日甚一日。但不能不注意到，也正是从范晔生活的南朝开始，文与史开始了分离的过程。以下由"文史"一词的使用开始讨论。《宋书》卷58《王惠传》:
陈郡谢瞻才辩有风气，尝与兄弟群从造惠，谈论锋起，文史间发。
《南齐书》卷33《王僧虔传》:
僧虔好文史，解音律。
《梁书》卷25《周捨传》载普通六年诏书称:
周捨"义该玄儒，博穷文史"。
《陈书》卷34《岑之敬传》:
之敬始以经业进，而博涉文史，雅有词笔，不为醇儒。
《魏书》卷45《韦阆传》:
长子荣绪，字子光，颇涉文史。
《颜氏家训·涉务篇》:
国之用材，大较不过六事:一则朝廷之臣，取其鉴达治体，经纶博雅;二则文史之臣，取其著述，不忘前古;……
"文史"一说，西汉就有，司马迁说"文史星历，近乎卜巫之间"，[26] 东方朔说"年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27] 其含义是指文书记事而言，与文学、史学无涉。唐修《晋书》中也有文史一说。《晋书》卷62《祖逖传附祖纳传》:
纳既闲居，但清谈、披阅文史而已。
同书卷69《刘隗传》:
隗雅习文史，善求人主意，帝深器遇之。
同书卷90《吴隐之传》:
隐之美姿容，善谈论，博涉文史，以儒雅标明。
按此描述方式，似乎晋代已有文学、史学意义上的"文史"之说。这些记载可能不准确。《世说新语·德行篇》注引王隐《晋书》:转贴于
"祖纳……最治行操，能清言。"
《太平御览》卷249引虞预《晋书》:
"刘隗……学涉有具，为秘书郎。"
《艺文类聚》卷50引王隐《晋书》中有吴隐之任广州刺史事迹，未涉学业如何。王隐、虞预为晋人，在他们的描述中未见文史一词。唐修《晋书》是以南朝臧荣绪《晋书》为蓝本，《文选》卷4《三都赋序一首》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曰:"左思字太冲，少博览文史，欲作《三都赋》。" 唐修《晋书》所谓"文史"云云，有可能是由臧氏而来。
不管怎样，文史一词被频繁使用是从南北朝开始的，这与晋代使用的经史一词相似，也具有双重含义，既意味着文与史的分离，也意味着文与史还有着紧密的联系。不过，从发展趋势来看，分离是主要的方面。如第一节所述，南朝宋代，儒、玄、文、史四科并立，文与史如同经与史一样是各自分开的。萧统《文选》中收有"史论"若干篇，他在序中论及选文标准说:
至于记事之史，繫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
。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
文与史的区别在此表述得清清楚楚，史书中的赞、论等入选只是因为有文采而已。《颜氏家训·省事篇》:
近世有两人，朗悟士也，性多营综，略无成名，经不足以待问，史不足以讨论，文章无可传于集录……
这与前引刘邵《人物志》中把"文章"与史混同的观点已迥然不同，史与"文章"终于区分开来。到唐代，文与史的分离进一步完成，刘知几对"文非文，史非史"的责难、唐修《晋书》卷82史学家集传的出现、《隋书·经籍志》中史部的明确提出都可证明此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会有专门的史学批评著作《史通》问世。至此，自晋代开始的史学独立进程告一段落。
(三)
大致说来，晋代的经史之学与南朝的文史之学可以视之为前后相承的两个阶段。史学历经两个阶段而走向独立，这是史学发展史上重要的一章。但是，对这一方面似乎不宜估计过高。几百年间学术思潮的演变对史学的发展也有诸多制约，晋代的玄学、南朝的文学对史学的冲击是不能低估的。 《晋书》卷50《庾峻传》:
时重《庄》、《老》而轻经史，峻惧雅道陵迟，乃潜心儒典。
同书卷82《庾预传》:
预雅好经史，憎疾玄虚，其论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发，所以胡虏遍于中国，以为过衰周之时。著《晋书》四十余卷、《会稽典录》二十篇、
《诸虞传》十二篇，皆行于世。
据此可知，经史之学与玄学在西晋是处在对立位置上的，这一点在地域上也有反映。唐长孺先生曾指出，魏西晋时期，玄学等新学风是从河南地区兴起的。[28] 与之相反，这一时期的史学家却大多出自河南以外。著《魏略》的鱼豢是京兆人，著《帝王世纪》的皇甫谧是安定人，著《古史考》的谯周、著《三国志》的陈寿都是巴蜀之人，著《后汉书》的谢承、著《后汉记》的薛莹、著《晋书》的陆机都是吴人，著《后汉书》的华峤是平原人，著《续汉书》的司马彪是河内人，著《魏书》的王沈是太原人。经史之学在文化最发达的河南地区不受重视，这对史学的发展自然是不利的。
东晋以后，学术发生了变化。《晋书》卷82《孙盛传》:
孙盛……善言名理。于时殷浩擅名一时，与抗论者，惟盛而已。盛尝诣浩谈论，对食，奋掷麈尾，毛悉落饭中，食冷而复暖者数四，至暮忘餐
理竟不定。盛又著医卜及《易象妙于见形论》，浩等竟无以难之。由是遂知名。……盛笃学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释卷，著《魏氏春秋》、《晋
阳秋》。……《晋阳秋》词直而理正，咸称良史焉。
孙盛为一流玄学名士，同时又模拟经传著史。与之类似的还有袁宏。《世说新语·轻诋篇》:
桓公入洛，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袁虎率而对曰
:"运自有废兴，岂必诸人之过？"
袁虎即袁宏，余嘉锡先生《世说新语笺疏》评论道:"然则宏亦祖尚玄虚，服膺夷甫者。" 袁宏一方面著《后汉纪》，以为"夫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29] 另一方面，又祖尚玄虚。孙盛、袁宏的事例表明东晋儒与玄逐渐合流，这使得玄学对经史之学的威胁自然解除。
但是，南朝日益发展的文流又对史学构成了新的威胁。当时文史之学转盛，但文史两方面并非势均力敌，实际重点在文而不在史。《梁书》卷14《江淹任昉传》末载陈吏部尚书姚察曰:
观夫二汉求贤，率先经术;近世取人，多由文史。二子之作，辞藻壮丽，允值其时。
所谓"近世取人，多由文史"云云，参考下文所说"二子之作，辞藻壮丽，允值其时"，可知实质仅是指文学而言，在南朝，史学是不受重视的， "晋制，著作佐郎始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30] 以检验其能力，而到宋初则是:"诸佐郎并名家年少"[31] 颜之推说:"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32] 史官任用不重学术而只重门第，由此可以推知史学的地位。《通典》卷16选举4引裴子野论曰:
……爰及江左，称彼颜、谢，箴繍鞶帨，无取庙堂。宋初迄于元嘉，多为经史，大明之代，实好斯文，高才逸韵，颇谢前哲，波流同尚，滋有笃焉
。自是闾阎少年，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学者以博依为急务，谓章句为专鲁，文破典，斐尔为曹，无被于管弦，非止乎礼义，深心主
卉木，远致极风云，其兴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隐而不深，讨其宗途，亦有宋之遗风也。
留恋经史之学的裴子野对南朝文学的迅猛发展持消极态度， 而文学之士对他也颇有微辞。萧纲评价裴子野称:"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无篇什之美。"[33] 沈约初撰《宋书》，论及子野曾祖裴松之时竟说"松之已后无闻焉。"[34] 裴子野逆风而行，固守传统，"为文典而速，不尚丽靡之词，其制作多法古"。[35] 但他终究无力改变潮流的发展方向。《文心雕龙·通变篇》说:"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虽古今备阅，然近附而远疏矣。"刘知几说"从晋以降，喜学五经"，实际上，南朝喜学五经者如裴子野辈毕竟只是少数。
重文轻史的现实，在文史分离的进程中也有反映。文史分离与经史分离不同，在经史分离中，史学是主动的，它是伴随着今文经学的衰落而走向独立。在文史分离中，文学正处于高涨阶段，史学处于被动的地位，当时并不是由于对史学的本质有了更多的认识而将文史分开，实际的情况是，人们因为越来越认识到文学的特性，所以才逐渐把史学从文学中排斥出去。换言之，是文学的进一步独立迫使史学不得不随之独立。如果说，魏晋以来对文章的重视客观上促进了史学的繁荣，那么，南朝文学的深入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重文轻史的风气则显然对史学不利。
萧子显在《南齐书》卷39传末说:
江左儒门，参差互出，虽于时不绝，而罕复专家。晋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闲业，服膺典艺，斯风不纯，二代以来，为教衰矣。
此处所论，意在说明经学的衰落原因，但是据此讨论史学也未尝不可。"晋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闲业"，准确地概括了学术思潮的演变，在这之中没有史学的位置。因此之故，史学尽管获得了独立，也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毕竟不可能达到两晋之玄学、南朝之文学所达到的高度，这就是本文对这一时期史学的基本认识。
--------------------------------------------------------------------------------
[1] 参见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载《魏晋南北朝论集续编》。
[2] 《广弘明集》卷三阮孝绪《七录序》
[3] 分见《晋书》各本传。
[4] 《太平御览》卷463引范晔《后汉书》载，孔融十二岁时与李膺"谈论百家经史，应答如流，膺不能下之。"按今本范晔《后汉书》无此句。
[5] 余英时:《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载《士与中国文化》
[6] "三史"，即指《史记》、《汉书》、《东观汉纪》。参阅程千帆《史通笺记》补注篇
[7] 《三国志》卷53《薛综传》
[8] 《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