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24 01:54:2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文化地理学，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新文化地理学；都市文化景观；锦里；文殊坊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3）01—0132-6
目前，锦里和文殊坊作为业已建成的重要历史文化街区，已经成为了成都重要的文化景观和文化名片，优雅地代言这个城市的文化形象。二者均是成都市政府统一规划的重点文化建设项目，各具特色、各有优势，本该不相上下、评分秋色，但事实上，“锦里”一直保持着一枝独秀的繁荣，“文殊坊”却在刚开市的一时风光之后长期陷入门庭冷落的境况。
这一现象很快引起了各界关注。2006年10月30日，《四川日报》记者黄玲在04版经济新闻中发表了题为《国庆人山人海节后冷冷清清文殊坊缘何不如锦里》的报道，针对文殊坊作为“锦里第二”的趋同性，提出了诸如依托文殊院的素食，打造“素食一条街”以及“现场演奏天竺乐器”等操作性建议；其他重要论文有诸如周杨和乐雪《成都城市RBD锦里与文殊坊的比较分析》（2008）所作的经济分析、周向频，唐静云《历史街区的商业开发模式及其规划方法研究——以成都锦里、文殊坊、宽窄巷子为例》（2009）的规划学分析、崔佳春《基于后发优势的成都大慈寺历史街区保护与开发建议》（2011）的后发优势理论与文化结构功能理论分析等。这些研究从各个角度分析了三者得失成败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对正在进行和即将进行的其他历史文化街区建设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下面，本文将从新文化地理学的视角出发来分析二者在被作为都市文化景观而建构的过程中所呈现的差异，以此探索作为都市文化景观的历史文化街区建设的优势路径。
“历史文化街区”概念的形成：从“文化景观”到“文化景观遗产”
（一）“文化景观”概念的历史
20世纪20年代，西方文化地理学形成，其标志是美国文化地理学家索尔（Carl，O.Sauer）《景观的形态》（The Morphology of Landscape，1925）一书的发表。索尔首次将拉采尔等人的“文化景观”的概念引进美国，并致力于通过“文化景观”来研究区域人文地理特征。他从综合角度对文化景观加以发生学的研究，对景观的结构做了详尽剖析。他对文化景观进行了如下定义：
文化景观是由一个文化团体在自然景观基础上形成的。文化是人，自然区域是媒介，文化景观是结果[1]。
自此之后，文化景观成为以美国索尔为代表的伯克利学派文化地理学的中心论题。1962年，该派地理学家瓦格纳（Wager）和米克塞尔（Mikesell）进一步指出：
文化景观是一个特定人类团体之间相互作用形成的综合化和特征性产物，体现了特定的文化偏好和潜力以及一个特定的自然环境。它是历代自然演化和人类活动的结果。[2]
（二）“文化景观遗产”概念的出现
1987年10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8届全体会议，在华盛顿通过了《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即《华盛顿》），该指出，“涉及历史城区，不论大小，其中包括城市、城镇以及历史中心或居住区，也包括其自然的和人造的环境。除了它们的历史文献作用之外，这些地区体现着传统的城市文化的价值”。
1992年12月美国圣菲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世界遗产委员会（WHC）第16届会议上，文化景观被提出并被纳入《世界遗产名录》之中，成为继自然遗产、文化遗产、自然与文化双遗产之后的第4种遗产类型。[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文化景观是人类社会和聚落随着时间在自然环境提供的自然限制和机会以及延续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力量（外在的或内在的）影响下的有形证据。它们必须具有杰出的普遍价值并成为某一地理区域、文化特征的代表。[4]美国的国家公园管理署则将文化景观定义为联系着一个历史事件、活动、人物或展示其他的文化或美学价值的一个地理区域。[5]文化景观遗产概念的提出使得遗产保护从对单一对象的保护扩展为对“场所”的保护，从静态保护转变为活态保护，从器物层面的保护扩展到人地关系的保护，这种转变充分彰显了文化景观遗产的时空特性。自此之后，文化景观遗产的观念被纳入到各国的历史和文物保护法中。
随着文化景观遗产进入世界遗产范畴，对其进行有效管理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事实上，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各国将文化遗存的区域保护与国家和地方的文化和生态建设、社会发展等结合起来，带有预见性地划定相关文化遗产保护区，为城市规划、政府管理、土地利用等密切相关的部门预先提供科学决策的依据，以及新的保护和管理思路，为区域整体协调发展战略提供有力支撑。
我国正式提出历史街区的保护是在1986年，国务院在公布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文件中指出：“对文物古迹比较集中，或能完整地体现出某一历史时期传统风貌和民族地方特色的街区、建筑群、小镇村落等也应予以保护，可根据它们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公布为当地各级历史文化保护区。”这是保护历史遗产的重要举措，从此形成了保护文物古迹、保护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分层次的保护体系。2002年，我国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把历史文化街区、村镇等文化景观列入文物保护范围，要求建立起一个从单体文物、历史文化街区到历史性城市的全方位文物保护架构，使得有形的文化遗产和无形的文化遗产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独特的文化景观，如京杭大运河、长城、茶马古道、丝绸之路等就是如此。
由此可见，“历史文化街区”的概念，出现在历史保护从文物建筑逐步走向历史文化环境整体保护的过程中，是一种文化地理学意义上的文化景观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建筑、文化、社会、历史多个维度的价值。
成都历史文化街区的现状：从“历史文化保护区”到“游憩商业区”
（一）成都“历史文化保护片区”的规划
历史街区是城市演进历程的见证和传统文化的载体，而城市的快速发展必然会引起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与融合。在可持续性发展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地进行历史文化街区改造已经成为现代化进程中极其重要的问题。
成都是1982年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个历史名城之一。对于这样一个历史悠久、文物众多的城市，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显得尤为重要。1984年成都市制定了《成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划定了文殊院、大慈寺和宽窄巷子三大历史文化保护片区。1986年又对该规划进行了修订补充。1987年成都市城市科学研究会牵头召开了“成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发展研讨会”，并向市政府提交了《历史文化名城成都保护发展建议》。此后成都市有关部门在此基础上对历史文化名城进行了系统的保护，即从个别保护到群体保护，从静止保护到动态保护。[6]
（二）成都RBD现状
与此同时，成都还必须思考如何在延续旧有文化血脉、保持固有文化特色的基础上发展经济的问题。在无数的探索与调研之后，与北京、上海等诸多历史文化名城一样，成都最终选择了游憩商业区（Recreational Business District，简称RBD）规划模式，决定将RBD作为城市文物保护和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致力于创造城市文化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机制。
RBD这一概念最早由查尔斯.A.斯坦菲尔德（Charles A.Stansfield，和约翰.E.里克特（John E.Rickert）在1970年研究旅游区的购物问题时首次提出：RBD是中心商务区（center business district，简称CBD）和居住功能区（LBD）相融合的产物，是为满足季节性涌入城市的游客的需要，在城市内某一区域集中布置饭店、娱乐业、新奇物和礼品商店的街区。[7]1982年，斯蒂芬·史密斯（Stephen Smith）在其《游憩地理学》（Recreation Geography）一书中把新文化地理学的文化景观理念内置到RBD概念中。[8]
1995年，保继刚在研究深圳华侨城发展模式时，首次引入了RBD理念。在此之后，许多国内外学者进一步研究发展并实践了RBD规划理念，将城市RBD的类型扩展为四类：（1）大型的购物中心型（shopping mall）；（2）特色购物步行街型；（3）旧城历史文化改造区型；（4）新城文化旅游区型。如北京新东安商城的老北京一条街、上海老街、上海田子坊等就是较为成功的“旧城历史文化改造区型”RBD案例。
2006年6月8日，成都市政府了《成都市商业网点发展规划》，提出在2020年以前，成都市将重点把浣花风景区、武侯祠片区、水井坊片区、文殊院片区、北郊风景区、十陵历史文化区等6个片区建设成旅游休闲商业片区，以此为中心带动周边的旅游产业和商业文化的发展的规划。这六大片区中，除北郊风景区之外，五大片区均分别依托杜甫草堂、武侯祠、水井坊、文殊院和明十陵等重要历史文化遗产，是典型的“旧城历史文化改造区型”RBD。
锦里（武侯祠片区）和文殊坊（文殊院片区）相继建成，并对外开放，二者的基本隋况如下：
1.锦里
锦里是西蜀历史上最古老、最具有商业气息的街道--，早在秦汉、三国时期便闻名全国。如今，锦里被改造为一个集中展示巴蜀民风民俗和三国蜀汉文化的民俗风情街区。
它依托成都武侯祠，以秦汉、三国精神为灵魂，明、清风貌作外表，川西民风、民俗作内容，扩大了三国文化的外延。一期工程在这条全长350米的街上，浓缩了成都生活的精华：有茶楼、客栈、酒楼、酒吧、戏台、风味小吃、工艺品、土特产，充分展现了四川民风民俗的独特魅力。此外，古戏台将定期上演川戏的经典剧目，戏台前会定期放映坝坝电影、以特色小摊的方式举行民间艺人的展演（如糖画、捏泥人、剪纸表演、皮影表演、西洋镜等）；热闹非凡的民间小吃集市，让人们亲身体验川西古镇“赶场”的热闹场景；趣味十足的民间婚礼展示，游人可参与其中，乐在其中，而情侣们甚至还可以将自己的婚礼仪式搬来锦里举行，体会一种独特的、传统的婚庆方式；民间音乐及戏剧表演、民俗服装秀更是长年不断，花样百出。其他诸如夜晚打更、采用花轿和滑竿等传统交通工具等多种古韵十足的特色项目，让锦里重现昔日川西古镇的生活原貌，被称作“成都版清明上河图”。
该街采用由武侯祠控股公司化的运作模式，引进经营管理人才进行市场管理。据统计，自2004年11月开放以来，已接待国内外游客800余万人，实现销售收入近亿元，拉动周边经济2亿元以上，为社会提供近千个就业岗位，形成了成都民俗旅游休闲文化的一个知名品牌。2004年11月，“锦里”古街被文化部命名为“全国文化产业示范基地”[9]。
2.文殊坊
文殊坊是成都市政府规划的三大历史文化保护片区之一、六大旅游休闲商业区之一，是中房集团成都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倾力打造的以佛禅文化、民俗文化为主题，以川西街院建筑为载体的，充分体现老成都人文历史精髓的都市文化休闲旅游胜地。它位于市中心人民中路旁，与传统城市商务中心（CBD）相融合。依托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殊院（5.73公顷），形成东至北大街、草市街，南至白家塘街、通顺桥街，西至人民中路，北至大安西路规模的协调区，总规划用地面积为33.25公顷。
一期工程包含成都会馆和成都庙街两大部分。成都会馆院落总占地面积为7460平方米，项目分两期进行开发，于2010年完成。二者均为清末时期的木质建筑，通过落架整合修建进行保护后，老院落里破旧的木柱、木梁等已被修复；成都庙街与成都会馆一街之隔，同样为传统老建筑。开街营业后的成都庙街主要包括旅游精品古玩、旅游民俗用品、文化餐饮休闲、老成都味道四大核心部分。
文殊坊于2006年10月1日开街，依托具有1400年历史的文殊院，投资22.2亿元，将其周边具有川西民居特色的老院落进行抢救性保护和整修而成，“文化”、“投资”和“规模”都可谓得天独厚，且有后发优势。如此偌大的占地规模，每天不到千人的游客量便显得过于冷清。
历史文化街区的未来：从“物质文化景观”到“非物质文化景观”
（一）英美新文化地理学视野中的新“文化景观”
1980年代，“新文化地理学”在西方迅速崛起。代表人物是英国文化地理学家彼得·杰克森（Peter Jackson）和丹尼斯·科斯科罗夫（Denis Cosgrove）。杰克森1989年出版的专著《意义的地图》（Maps of Meaning）一书被视为新文化地理学诞生的标志。
与传统文化地理学相比，新文化地理学提供了一种景观研究的新视角：
第一，强调人地关系：从景观形态研究的研究转向景观文化的研究，试图将景观的概念与其历史发展联系起来。新文化地理学结合社会学与文化理论来解释和研究景观，对景观进行文化研究，关注社会文化和政治过程对景观的塑造，以及景观本身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将景观的讨论纳入整个后现代主义的争论当中，显示出景观成为社会、文化、政治体系等活生生的人地关系中的重要部分。这样，景观就并非只是一个对象性的客观自然系统（自然景观）或客观文化系统（文化景观），而成为一个文化、社会、历史的多维存在。这就强调了文化景观中人地关系史的重要性。
第二，强调文化景观对于城市集体文化记忆的承载：注重城市象征性景观的研究、注重分析文化景观的符号意义。
李凡、朱竑、黄维《从地理学视角看城市历史文化景观集体记忆的研究》一文指出，由于集体记忆所体现出的社会性，通过物质的和象征性的城市历史文化景观，去探究其集体记忆的认知空间和情感空间更具有现实意义。他们详细梳理了城市文化景观对于保存城市集体文化记忆的重要功能。戴维·洛文苏（David Lowenthal）指出，历史建筑和城区的保护、象征性复制品的创造、纪念碑和博物馆均用于纪念往日的事件或人群。甚至诸如供娱乐的街道设施、公共艺术品和历史地名等象征性符号都是城市记忆的证据。[10]蒂姆·科瑞斯威尔（Tim Cresswell）指出，“纪念物、博物馆、特定建筑物的保存、匾额、碑铭，以及将整个都市邻里指定为‘史迹地区’，都是将记忆安置于地方的例子。”[11]由此可见，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必须考虑到城市集体文化记忆的传承。
（二）历史文化街区内涵的进一步界定：物质文化层面与非物质文化
新文化地理学对文化景观的重新定义使得历史文化街区从单纯的“历史古迹保护地”变成了“城市集体文化记忆场”，这促使对历史文化街区的文化景观遗产保护从“物质文化层面”进一步深入到“非物质文化层面”。
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修订并通过了《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指南》明确指出：文化景观是自然与人类的联合工程成果，反映了在一系列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的内外作用下，人类社会和定居地的历史沿革。[12]同年5月，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的世界遗产与当代建筑国际会议通过了《保护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景观备忘录》，其中提出：历史性城市景观的保护和保存，既包括保护区内的单独古迹，也包括建筑群及其与历史地貌和地形之间在实体、功能、视觉、材料和联想等方面的重要关联和整体效果。
2005年10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中国西安召开第十五届大会，大会通过的《西安宣言》首次明确指出周边环境对古迹遗址保护的重要性和独特贡献，“古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区域的周边环境指的是紧靠古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区域的和延伸的、影响其重要性和独特性或是其重要性和独特性组成部分的周围环境……除了实体和视角方面的含义之外，周边环境还包括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所有过去和现在的人类社会和精神实践、习俗、传统的认知或活动、创造并形成了周边环境空间中的其他形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当前活跃发展的文化、社会、经济氛围。”[13]
正如崔佳春所言，“历史街区是过去一定时期内社会生活的载体，反映着人们的生活习俗、生产能力、价值取向和审美标准，是城市发展的见证，也是城市旅游的重要吸引物。综合目前各类文献对历史街区的定义，我们可以认为：历史街区，是指保存有一定数量的历史建筑、构筑物，且能够完整地反映出某一时期城市的历史风貌、生活习俗、民俗文化，由城市干道围合而成的区域。”[14]
（三）锦里与文殊坊的比较：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层面
1.锦里：锦里是成都首个以“历史文化”为主题进行综合开发的街区。从物质文化遗产层面看，锦里片区街道两侧的所有建筑均属新建，并不具备历史遗产价值；但锦里充分利用紧邻武侯祠的区位优势，把自己打造成为集中展示三国蜀汉文化和巴蜀民风民俗的民俗风情街区，成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机承载。
2.文殊坊：文殊坊的保护与开发采用的则是改造与重建结合的方式。从物质文化遗产层面看，文殊坊片区内的老建筑、老院落得到维护与修缮，其中庙宇建筑的宗教功能、院落建筑的居住功能，均得到了完整的保留，较好地实现了物质层面的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层面看，街区设想以佛禅文化、民俗文化为主题，传统川西街院建筑群为载体，力图保留老成都人文历史精髓，并提出了打造以文化休闲旅游为主的城市“游憩商务区”（RBD）的想法。但由于对佛禅文化强调不足，对川西民俗表达不充分，与街区核心文殊院几乎没有互动，文殊坊街区成了_一个文化空壳。
结论：新文化地理学文化景观概念对于成都历史文化街区建设的意义
首先，新文化地理学文化景观概念对人地关系的强调促使我们去思考历史文化的当代呈现问题。
锦里采用“赶场”、坝坝电影、古戏表演、手工织锦、夜晚打更、采用花轿和滑竿等传统交通工具等多种古韵十足的特色项目，来重现昔日川西古镇的生活原貌是一种很好的尝试。但文殊坊对于古代佛禅文化、民俗文化的呈现可以有自己的特色。
其次，新文化地理学文化景观概念对于集体记忆的强调，促使我们去搜寻各个历史文化街区各自特殊的文化记忆。
摘 要：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中国人文地理学中的一系列特色分支学科例如人地关系论、文化地理学、社会地理学、行为地理学、政治地理学等都纷纷兴盛发展起来。无论是在理论研究还是理论创新与实践应用等方面都取得了极为丰硕的研究成果。本文浅析了人文地理学及其相关分支学科的研究现状以及今后发展趋势。
关键词：人文地理学；人地关系理论；地理学研究
一、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化人文地理学理论及其研究方法
地理学理论研究的核心自始至终是人文地理学，深入研究人文地理学理论作用机理及其演化的规律性，从多学科视角分析人地关系相互作用的理论，通过创新的方法和技术手段将人地关系系统地整合起来，形成新时代人文地理学研究的理论框架，这不仅是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顺应我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战略需求，也对推动我国城市区域社会经济持续良性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人文地理学在今后重点的研究方向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要深入经济全球化与人地系统调控、人地关系机理响应、格局与规律以及模拟人地“最佳距离”的研究；第二要深入人地系统与区域持续良性发展交互关系的研究；第三要深入人地系统演进过程中的全球变化问题以及其区域相应问题的多维多角度系列研究；第四要应用GPS等科技手段深入人地系统的综合集成与决策支持系统动态模拟研究；第五要深入人地系统中生态环境与环境伦理的研究。
二、深入实践性研究，不断拓展行为地理学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在我国，行为地理学理论研究、实践探索已逐渐进入了蓬勃发展的繁荣时期。我国行为地理学科今后深入研究的重点、难点应着眼于行为决策机理、认知空间和行为规划多门类的研究。首先要使用世界上最新的科学技术，对城市区域周边环境改变与人文活动的影响进行深入研究，拓展行为地理学研究的理论空间与应用价值。其次不仅要深入对时间地理学、行为地理学的实践性研究，还要积极拓展新的数据生产与管理方法，以促进理论的提升。再次要深入认识地图理论与方法的研究，不断深化地图认知空间分析、拓展研究领域，以解读其背后深层次的城市空间人地关系的形成机制。最后要以提高每一个城镇居民生活质量、逐步构建低碳区域城市人地关系空间结构为目标，深入开展转型期中国区域城市空间发展研究和社会各个类型群体的行为空间与空间行为研究。
三、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人文地理科学体系
从20世纪末开始，我国已将文化产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同时文化产业自身也在不断调整产业结构成为经济转型的重要产业之一。人文地理学研究要在面向国家文化产业发展战略需求完成国家任务的同时，提升文化地理学的学科地位，还要与国民经济发展密切结合起来，与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结合起来，系统建设中国特色的人文地理学学科体系。在学科间交流基础上开展理论创新的同时，还要多角度地吸收其他学科的科学营养，做好学科中的边界跨越者。
四、关注中国政治地理学的研究，为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当今中国正处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如何完善区域间合作，实现区域发展一体化，如何使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协调发展，都需要对政治因素展开深入透彻的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与时俱进和日趋扩大的中国国际影响，急迫要求中国必须在学术层面上予以回应，这就需要政治地理学提供必要的科学理论支撑。因此，中国政治地理学在今后应深化以下三方面的研究：首先要深入新地缘政治学的研究，为新地缘政治学的发展做出我国特殊的贡献。其次要深入开展城市政治地理学的研究。深入对城市政治地理学进行研究不仅为推进城乡社会公平、加强城镇管理提供依据，更是为城镇规划决策提供极为重要的理论参考。最后要深入开展地方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包括选举地理学的地方研究、新区域地理学的地方政治研究以及显性的“政治力学”和“政治生态”的研究。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本文作者：张琳悦工作单位：上海交通大学文化产业管理系
在发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新文化地理学中，以杰克森（PeterJackson）等为代表的新文化地理学学者注重空间研究，说明空间和地方（场所）是如何成为一种核心力量，去建立文化体验的意义地图（mapsofmeaning）。威廉斯强调文化是日常的，也就是说文化渗透在生活的每个过程中，并决定着我们生活的空间性的实践。他们强调文化的空间性，认为文化是通过空间组成的。这种从地理空间来认识文化的观点着重从文化景观、文化源地与文化区、文化生态、文化整合等角度为一体来考虑文化时空发展的动态演变。地理空间的差异性反映在当地文化景观上，同时也会出现不同的文化消费。
文化消费的地理空间概念与文化空间既有相通之处，也有不可忽视的区别。亨利•列斐伏尔（H.Lefebvre）在《空间的生产》中列举了众多的空间种类：绝对空间、抽象空间、共享空间、具体空间等，其中也包括“文化空间”一词，这大概是语义学上“文化空间”的最早出现。具体说来，文化空间就是指人的特定活动方式的空间和共同的文化氛围，即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兼具空间性、时间性、文化性而且这种三者合一的文化形式是濒临消失的。文化空间不同于一般的空间概念，不仅仅囊括自然地理学上的空间意义，也不是单纯的“文化”与“空间”简单相加的结合体，不属于某种文化存在和传播的地理空间载体、分布流域或者延续范围等。普遍说来，这种文化空间应当是一种具备历史性、风土性、地域性、民族性特征和囊括现有时空中实际生活运行的状态的一种形式及氛围。文化的形成与演变基于特定的地理空间而成，这种空间的特性在文化诞生伊始就深刻地烙印在一种文化的内涵特质中；我们可以理解，文化的地理空间性决定了文化消费的地理空间特性。从文化商品进入消费的角度来看，文化消费所消费的对象———文化商品生产的核心归根到底还是某种文化，在文化商品的生产过程亦即是加工和利用这种一定区域空间内所形成的特定文化的过程。文化商品进入流通领域发生交易和消费行为也离不开特定的交易场所和消费市场。文化消费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消费场所，即家庭。文化消费品的使用也归属于文化消费行为之一，比如电子相片、古董、影音设备、书籍等等，还有由此所形成的家庭文化以及为满足家庭文化所进行的消费，例如家庭出游和周末家庭日等。J•K•盖尔布赖斯（Gailbraith）将大众消费时代称之为“富足的社会”，这个社会可以看作为某种形式的消费环境生产以及通过社会空间关系的需求。地理意义上的空间一旦被个人需求和文化商品消费需要所呼唤，则这种空间就被赋予更深层次的意义而不断被文化消费扩散和制造新意义上的空间。由此，文化消费离不开特定的地理空间概念，而这个概念远非只局限在一般意义上的市场；其空间概念始终伴随文化消费行为的发生、进行和结束。
这是从具体的文化消费流水线过程谈论的地理空间性。倘若将文化消费抽象置身于于地球范围内的视野看来，不同区域空间的文化消费也存在因地理特性而影响的形态各异文化消费行为、内容和对象，形成一幅壮观的文化消费地图。在全球范围内，西欧文化、地中海文化、美洲文化、南美文化、东亚文化等等由地理意义上命名的文化内涵孕育了形态各异的文化消费对象。这种文化反映在各异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上，包括了当地风土人情、特色建筑、艺术品等等。阿多诺在回答“什么是一个德国人？”指出“，以一个独立的集合实体———‘德国人’为先决条件，他们的特点由事实决定”（莫利，罗宾斯，1993，P163）。这种文化的所有权产生于特定地理区域，又成为了区域的识别标志。威斯勒（ClarkWissler）的年代区域原理：”如果某个给定的特质从某个单一的文化中心向外传播的话，那么，存在于该中心周围而传播又最广的特质就是这个地区最古老的文化特质。”由此看来，文化消费由区域到区域有明显差异性，在一个区域内部也有着可为之识别的特性，同时在文化消费的过程中也有着不可脱离的空间特性。文化消费离不开特定的地理空间，又超出固定空间容器限制而蔓延活跃在人们生存空间内。
民族地理学是一门跨界于民族学与地理学的边缘学科，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民族地理学的研究空间还相当广阔。管彦波研究员多年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其新著《民族地理学》(入选《国家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4月出版)，即他所完成的一个总结性成果。该书创新之处，主要在以下方面：
1.全面阐述民族地理学学科的地位。作者在论述民族地理学学科资料积累和发展源流的基础上，对民族地理学进行学术定位，指出民族地理学既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序列，又是民族学的一个分支序列，同时具有自己独特的学科结构。民族地理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在研究系列上应包括民族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通论性质的民族地理研究、区域民族地理研究、断代民族地理研究、单一民族地理研究和部门民族地理研究等六个重要的环节。民族地理学横向内容的展开，具体又包括民族人口地理、民族历史地理、民族经济地理、民族聚落地理、民族文化地理等重要方面。民族地理学在研究这些重要内容时，与民族历史学、民族人口学、民族经济学、历史地理学、文化地理学等许多学科，不仅在研究资料、方法与手段上会形成密切的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学科依存关系，而且在某些具体的研究内容上还有可能建立共同的或者说是重叠的研究领域。总之，多学科的相互渗透，实现学科间的整合，在交叉中求突破，在交融中求发展，是这门方兴未艾的新学科的显著特点。
2.体系结构上的精心构思。民族地理学内涵丰富，如何在有限篇幅中既全面系统又深入细致地对此加以论述，很能考验作者的学术功力与写作水平。作者在总体上采用了一种三元式体系结构：首先从学科建立与发展的视角，将民族地理学的发展源流及其研究对象、内容、概念、方法、意义及学科体系等做了整体性的论述。突出了学科地位的研究；继而从“民族共同体的地域分化与空间变动”、“民族与自然：人地关系上的民族生态观”与“民族文化形成、发展与演变的地理背景”三个方面对民族地理学所关联的重要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与探索；最后分别对“世界民族地理”和“中国民族地理”进行具体审视，旨在从“世界”与“中国”的视阈中考察各民族的地理分布与区域民族构成的历史地理背景，将纷繁复杂的民族人文地理现象勾画出一幅清晰的图像。这种三元式体系结构，从涵盖面来说，几乎囊括了民族地理学所有的研究内容，使古今中外各种民族地理知识尽纳其中。仅从这点来说，该书既是一个全面开放的体系结构，又是一个兼容并包的体系结构，称其为民族地理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并不为过。
3.论述观点上的创新。主要有：第一，地理环境对种族、民族体质特征和民族性格及心理素质具有重要的影响。书中以五个典型的个案材料为主，深入地分析了地理环境对中国、俄罗斯、韩国、日本以及阿拉伯人的民族性格的塑造。作者看待这个问题的眼光是深邃而辩证的，他指出：“地理环境确实对一个地区或国家民族性格的形成有着深刻而持续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愈是民族发展的早期愈是明显。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形成民族性格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地理环境只能是一个基本因素，而且这个基本因素并不是单一的，它主要是作为生产力要素而进入人们的物质生产过程的，对一个民族的性格、心理起核心作用的是这个民族长期形成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是这个民族的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这就抓住了问题的本质，有力地批驳了某些西方学者所鼓吹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第二，在对“民族生境”、“民族生态位”等概念具体阐释的基础上，总结出了民族环境取向的两个基本向度――垂直空间向度和水平空间向度，民族生存和发展最为基础和核心的部分是关于居住地周围小环境的认知。在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中，引入了生态学和生态系统的概念与理论，具体分析了各民族对生态过程的理解、对环境的感知和评价中所形成的各种不同的生态观念，以及各民族社会传承有序的环境乡土知识对民族生态的维护作用。第三，探讨民族文化形成、发展与演变的地理背景，揭示民族文化在传播过程中所形成的空间差异，是民族地理学在考察民族文化地理时不能回避的一个重要内容。书中重点分析了饮食、服饰、丧葬的地域性差异以及民间文学艺术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论述了各种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对民族聚落的影响，考察了民族聚落的地理类型与空间分布形态。“宗教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是这部分的一个研究重点，书中既分析了产生和发展的地理基础，考察了各种自然地理条件对宗教分布、传播和扩散的影响，又对各种宗教中所蕴含的生态伦理思想逐一进行揭示，探讨了宗教的生态关怀对自然环境的保护作用。通过对民族文化地理的分类考察、综合归纳，作者得出这样的结论：“各种不同民族共同体基于特定的生态环境所创造出来的民族文化，一般都有着较为稳定的空间属性或区位地域的植根性、依附性，并且在不同的时空序列上呈现出各自不同的地域特色。”第四，书中关于民族地理现象中地名问题的研究与阐释，新颖独到。作者认为：地名是人类认知活动的产物，不同地域、不同层次民族语地名的产生和发展，都有其深刻的历史地理基础和文化背景，每一个地名作为民族文化的镜像，它都或多或少地记录着诸如民族兴衰、文化变迁、经济生产、军事活动等纷繁的历史事件，隐藏着大量的具有本源意义的文化信息。在对地名进行民族地理学的解读中，既注重探讨地名对民族地理环境的客观再现及其生态意义，又详细地考察了源于氏族部落或民族名称的大量地名，具体分析了区域民族历史变迁、民族聚居与杂散居分布状况、民族迁徙与跨境民族分布在地名上的反映。
《民族地理学》一书，还有两个值得称道的特色。一是善于吸纳前人的研究成果，紧紧把握住学术前沿，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学术研究总是站在前人肩膀上的继续攀登，一方面要博采众长，起到综合集成和再创新的作用，另一方面要加强个人的理论思索和原创，力求新的突破。本书对此体现鲜明。从书后所附“参考文献”目录来看，作者所参考的有关论著多达700余种，可见其涉猎之广。二是书中附有大量地图和示意图。作为一部有关地理学的著作，文字表述当中所加图表的作用相当重要，这可以给读者以直观的感觉，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由于本书所涉及的问题纷繁复杂，作者在对这些相对宽泛的思考加以归拢和提炼时往往比较困难，致使书中个别之处阐述尚欠深入，笔力不够集中。作为一部论题繁多的专著，书后也应有一个概括性的总结。然而瑕不掩瑜，该书不失为一部富有价值的力作，堪称是我国民族地理学研究的重要成果。我们期冀作者在今后的科研工作中，进一步丰富与深化这方面的研究，不断有所创获，为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地理学学科体系做出新的贡献。
(作者罗贤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27号，邮编100081)
关键字：人文地理学；哲学方法论；人地关系
引言：一种学术的所有参与人员，都在由特定学科的某种哲学所提供的框架内从事研究。这样的哲学可以是确切的，参与者在工作开展前就已经建立了某些规则；这种哲学可以是含蓄的，存在一些规则，但并没有得到公认。在哲学明确的情况下，这一哲学也为其他参与人员所共享。但在哲学含蓄时风格则可能很不相同，尤其是在社会科学中。
人文地理学是以人地关系研究为核心的学科，人文地理学对人地关系的研究既和自然科学有关又和社会科学有关，所以在研究方法上表现为自然科学方法论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结合。
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人地关系，本身就具有浓厚的哲学色彩。人为地理学的发展自古以来就有着擅于不断地吸收新的科学、哲学思潮的优良传统。历代哲学家对人与自然的论述无不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对人地关系的认识。
人文地理学发展以来，有多种哲学方法论被提出来，其中很多只不过是哲学的变种，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类：经验主义方法论、实证主义方法论、人本主义方法论、结构主义方法论。下面笔者将详细介绍四种人文地理学哲学方法论：
1经验主义方法论
经验主义一词原本意指古希腊医生的经验，拒绝一味接受当代的宗教教条，而是依照所观察到的现象为分析依据。先由感受而得到经验，然后经过适当归纳或演绎，才形成知识。在哲学发展上，经验主义一直和理性主义作为对比。
人文地理学像绝大多数学科一样，都起源于经验主义的实践。从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历程来看，从古典地理学发展到近代科学知识的分化发展，地理学者们一直就在想法设法获取地球表面更多有用的知识，地理学就是对地球的描述。大自然及人类社会构成的地理环境系统非常复杂；地球表面和抽象的人地关系又带有强烈的综合性和区域性。
经验主义方法论的特征是：观察是重点，调查及实地研究紧随其后，然后进行经验判断与评价，最后得出结论。人文地理学家时常从观察人文地理现象的某个方面开始，通过分析研究资料，寻求发现具有普遍意义的模式。
2实证主义方法论
实证主义是强调感觉经验、排斥形而上学传统的西方哲学派别，又称实证哲学。实证主义开始于19世纪法国哲学家孔德的“实证哲学”，实证科学是建立在证实原理上的。人们认为事物是真实的，是因为人们认为建立起真实性的方法是合理的。根据实证主义的观点，一种科学理论由一特定的演绎系统构成，该系统包括两组因素：一组初始命题（或者假设），一组由系统内规律。
人文地理学是最后广泛采纳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社会科学之一。实证主义方法论被引入人文地理学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晚期的美国。从那个时候它就迅速的传播开来，到60年代末实证主义就已经支配着整个北美和大多数英语国家的人文地理学。
人文地理学采用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原因是，现在方法的并不合理，再一就是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学中实行的科学的社会学具有巨大引力。
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具有吸引力的地方是其具有的数量化性质：以数学或者统计学的形式，以一种精确的、可重复性以及确定性的方式表达研究成果。
3人本主义方法论
人本主义方法论的特征是：他们关注于有思想的生命，关注的是人类，而不是关注以机械的方式对刺激作出反应的非人类。人本主义目标是认识人类活动的真实性，这个目标以及为达到这个目标而设想的手段就代表了社会科学哲学的发展。
人本主义方法主要有三种：理念论、实用主义、现象学及其亲属。
人本主义哲学及其方法论对人文地理学的影响都是潜在和间接的，它们并没有向人文地理学提供一种直接的方法，只是从这这种哲学中引入对人的经验和人的主观性的重视这样的观点，并作为武器来反对实证主义地理学那种忽悠人的地位的观点。
人本主义地理学研究内容大多涉及历史地理学、文化地理学、社会地理学等领域，突出集中在人的行为方面的探讨。
人本主义地理学弥补了实证主义研究的不足，但最大的弱点则在于它的唯心主义倾向，把一切客观存在看做为人的心理构成，事实上构成人的感应行为的基础是客观环境世界。
4结构主义方法论
结构主义起源于法国，后扩展至整个欧洲大陆。但结构主义不是一个统一的哲学派别，而是由结构主义方法联系起来的一种广泛的哲学思潮；其观点大多与一定的专门的学科有联系。纪本嵩认为注重结构、强调对结构的分析是结构主义者具有的基本原则。这基本的原则展现为五个主要特征：整体、关系、消解主体、自调、转换。
整体：结构主义者认为，注重整体是研究事物本质的唯一途径，而事物的部分或因子仅是通向研究事物本质的要素。
关系：与整体和部分的特征相比，关系的涵盖面更广，其内容更丰富。它不仅紧密相关某研究对象的整体与部分，而且统摄宇宙万物间的各种系统。
消解主体：其意是人失去了他是万物中心的位置；人不再是测量万物的主人，而是系统中的一个因子。
自调：自调是结构主义者在解释系统之所以存在时所认定的根本原因。
转换：结构主义者所提倡的转换，其性质则是强调部分与部分、部分与整体间变化的动态性。
结构主义对人文地理学最主要的影响有两点：1、从结构的整体性去认识事物，这从地理学家强调研究区域的整体性和人地关系系统性可以看出。2、试图超越地理因素寻求深层结构来解释地理现象。千差万别的人文地理现象是表层结构，而要真正解释则需要把握人地关系系统中的深层结构。
作者：刘昊等
参考文献：
[1]R.J.约翰斯顿.哲学与人文地理学[M].蔡运龙，江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
一、课程学分安排
本研究所选取的学校与地理科学专业的总学分和各模块的学分比例不完全相同，存在一定差异。在对各种不同类别的课程所占学分进行比较时，将各个学校的课程经过重新分类组合，主要有4类，即公共课程、专业课程、教育课程和实践课程，结果如表1。
[学分（比例）＼&公共课程＼&专业课程＼&教育课程＼&实践课程＼&总学分＼&北京师范大学＼&44（27%）＼&81（49%）＼&10（10%）＼&15（14%）＼&166＼&华东师范大学＼&44（28%）＼&74（47%）＼&24（15%）＼&16（10%）＼&158＼&东北师范大学＼&51（33%）＼&75（48%）＼&25（16%）＼&14（9%）＼&155＼&四川师范大学＼&55（32%）＼&73（43%）＼&30（18%）＼&12（7%）＼&170＼&湖南师范大学＼&55（33%）＼&79（48%）＼&20（12%）＼&12（7%）＼&166＼&徐州师范大学＼&54（32%）＼&78（45%）＼&18（10%）＼&22（13%）＼&172＼&长春师范学院＼&60（34%）＼&61.5（35%）＼&21.5（12%）＼&33（19%）＼&176＼&宁波大学＼&50.5（30%）＼&66.5（41%）＼&33（20%）＼&14（9%）＼&164＼&安庆师范学院＼&57.5（31%）＼&69（37%）＼&24（12%）＼&37.5（20%）＼&188＼&][表1][大学本科地理科学专业课程学分安排]
从表1可以看出，各学校的总学分存在一定的差异。大学本科地理科学专业所开设的课程中，专业课程所占比例最大，其次分别为公共课程、教育课程和实践课程。教育部重点高校――北师大、华东师大、东北师大这三所学校专业课程所占比例较大；教育课程也占有一定比例，均在10%～20%。宁波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的教育课程学分及其所占比例最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两所学校比较注重教师教育，教师教育课程开设得较多。
二、专业特色课程
在公共课程、专业课程、教育课程以及实践课程中，各学校的公共课程和实践课程基本相同，而专业课程和教育课程都有特色课程。研究所选取的各学校公共课程基本相同，大致包括政治、历史、数学、外语、体育、计算机；而实践课程则几乎完全一致，包括部门地理野外实习、综合自然地理野外实习、教育见习、教育实习、毕业论文。专业课程可以概括为“大同小异”，“大同”指这些学校都开设的专业课程，大致包括引入性课程和专业基础课程。引入性课程主要是《地理科学导论》。专业基础课程包括相关学科基础课程、部门地理课程、区域地理课程以及技术性课程。相关学科基础课程主要为物理、化学方面的课程。部门地理课程分为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两个方面，自然地理包括《地质学》、《土壤地理学》、《水文学》、《生物地理学》等，也包括环境方面的一些课程，如《环境科学导论》、《环境影响评价》等；人文地理包括《文化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城市地理学》、《人口地理学》等；区域地理课程主要为《中国地理》、《世界地理》；技术性课程分为地图、地理信息系统、遥感方面的课程，如《测量与地图学》、《GIS概论与应用》、《遥感概论》等。专业课程中的“小异”主要是各个学校的专业拓展课程存在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校地理科学专业的特色课程。如表2所示，北京师范大学的专业特色课程最多，主要集中在遥感方向。在乡土地理方面，北京师范大学有《乡土地理》，但湖南师范大学和徐州师范大学则有较为具体的乡土地理课程，分别为《湖南地理》和《江苏地理》。华东师范大学较为明显的专业特色课程主要是《河口与海岸》、《现代沉积学》、《环境考古》。笔者认为各所学校的专业特色课程一般与学校的优势专业方向以及该方向的教师有关。如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专业李小文院士的研究方向为遥感；而华东师范大学有河口海岸研究所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及研究该方向的陈吉余院士。另外，其余学校也有相应的专业特色课程，如湖南师范大学的《天体观测》和长春师范学院的《地球与宇宙》。
[学 校＼&特 色 课 程＼&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地理学》《交通地理学》《乡土地理》《GPS原理与应用》《地表水热平衡》《流域管理》《数字地面模型》《微波遥感》《遥感影像地学分析》《海洋遥感》《3S综合实习》＼&华东师范大学＼&《河口与海岸》《现代沉积学》《环境考古》《最新地理文献阅读》《软件工程与GIS设计》＼&东北师范大学＼&《湿地科学》《地理科学进展》＼&四川师范大学＼&《灾害学原理与减灾》＼&湖南师范大学＼&《天体观测》《城市气候学》《矿产资源学》《湖南地理》＼&徐州师范大学＼&《江苏地理》《海洋学》《工业地理学》＼&长春师范学院＼&《地球与宇宙》《可持续发展研究》＼&宁波大学＼&无＼&安庆师范学院＼&《地理调查研究方法》＼&][地理科学专业特色课程][表2]
三、教师教育类课程
教师教育类课程是师范院校的特色课程，也是培养师范生职业能力以及职业意识的主要途径。从表3可以看出，所有学校均开设教育、心理和教育技术方面的教育基础课程。与地理专业相关的课程主要包括地理教学、地理教材、地理课程方面的课程，如《地理教学论》、《中学地理教学分析》、《地理新课程研究》等。各学校都有教师教育类的特色课程。如北京师范大学的《高中必修课程模块研究》、《高中选修课程模块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的《管理学》、《国外地理教育》；东北师范大学开设的教师教育类课程较多，而且比较有特色，如《地理教育研究方法》、《地理直观教学》；长春师范学院的教育课程开设较为全面且独具特色，如《地理三板教学》、《中学地理活动设计》、《中学地理习题解答》、《中学地理教研论文写作》，笔者认为这对培养大学毕业后的地理教师有很大帮助；而安庆师范学院的《中学地理科技活动》是其它学校都没有开设的，值得借鉴。
关键词：考古地理学；三峡考古；人文；自然
一、考古地理学的回顾与发展
“考古地理学”这一词首先是源于日本，“Archaeological geography”（考古地理学）它介于考古学和地理学之间，是历史地理学科的一个分支学科，也是现代地理学的一个重要组织过程。它主要研究的对象就是人类发展历史时期所处的地理环境的变化。而近几十年来，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最让人关注的就是它的研究范畴从历史时期扩展到了无文字的史前时代，而且更深层次的延伸到了地址时期。在此考古地理学作为一门分支学科，在中国对其研究也是很有成果和活跃性的。它不同程度的对考古遗存中的发现的地理环境信息进行解析与提取，还原考古遗存中所反映的当时的人文景观、自然环境，以此来更准确的揭示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这种影响下的变化规律。
这种利用考古资料来对地理学进行研究的历史考古学在我国还是一个新领域，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学术的需要，近年已有学者主张在中国开张考古地理学更深意义上的研究。这充分的说明为了这是进一步完善历史地理学、以及整个地理学科体系的积极有益的尝试和探索。
二、三峡考古遗址地理信息研究
长江三峡在我国大陆的中央。平均位置在310N和109。-.1IOoE附近.自西向东横贯巫山山脉。长江三峡全长193 km，峡口是夔门，即瞿塘峡：中段为巫峡，峡巫山县境和湖北巴东县西部：西陵峡在巴东县东部宜昌市南津关以西地带。自然地理上的三峡重庆奉节至湖北宜昌间208公里的长江的沿岸地区以及此区间内长江支流所涉及的流域区。但是因为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竣工，大约有600多公里的长江干流及支流受到影响。沿岸水位抬升到黄海坐标基点的175米高度，这一区域出土的考古遗迹一定程度上超出了以往的所有资料总和。三峡遗存种类繁多，这就有助于考古地理研究工作的开展。而在这之中，自然遗存大多可以直接客观的反映出地理环境的准确信息，而人工遗存却受到很多的干扰因素，只能间接的反映地理的环境信心，不够真实与全面。
在遗址的研究与发掘中，动物遗骸是最重要的生态指示物之一。要是说植物是静观的自然遗存的话那么动物则是动态的自然遗存，而其中野生动物遗存的研究不仅仅可恢复古人类当时生活的环境条件，更能生动的阐述人类对动物资源的利用。特别是古人类生产经济的方式与内容。比如：水生动物生活于各个时代的始终，在龙山早期的动物群几乎都是水生脊椎动物，它们是人们的主要食物。而商代晚期则陆生哺乳类动物开始增多。到了战国，家犬和家猪已成为了主要的饲养动物。龙山早期没有哺乳动物，这就可以说明龙山早期的人们以捕捞水生动物为主，狩猎不发达。与之相对应的是，在麻柳沱遗址这一时期，出土了一些大型体积的陶器，这就说明当时古人类注重农业经济的发展。但是这一时期遗存出土的比较少，因此可以知道当时人口还较少，聚落规模不大，对资源额利用度是有局限性的。同比可知道，渔捞相比于比较危险的狩猎来说是更容易或者稳定的收入。
麋鹿和水鹿是一种暖湿性动物，它们主要生活在河湖沼泽湿地，从商代晚期开始，山林地带边缘出现了灌木丛生的的温暖湿润地带。与之相应的人文景观石，随着人口的增长，聚落面积扩大，这一时期出土的考古遗物中陶器种类多变，体型变小，火候比较高。而且从挖掘到的一切农具来看，其主是开始用于森林伐木、与耕地的石斧。
在麻柳沱遗址中还发现了制作铜器的石头模型，这就可以知道当时已经出现铜器冶炼场所。明清开始，麻柳沱森林开始消失，已经很少可以看到兽骨，潜水鱼类在减少，人们只能去打捞深水鱼类。在麻柳沱遗址的先人都是以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为主，就当是那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自然资源足以维持相对稳定的人们生产生活的需要。这也就反映出地理条件所导致的人们文化发展交流内向性强，交流性差的文化局面。根据相关记载，隋唐时期三峡水位波动频繁，史料记载异常洪水近百次。这个文化面貌所体现出的在三峡中有很多反映不同时期洪水的题刻和洪痕，比如，如忠县石刻记录了南宋绍兴23年（1153年）长江干流的特大洪水，当时水位高达158.47米，是长江历第三位的特大洪水。南宋宝庆三年（1227年）长江干流出现了仅次于1870年的居第二位的特大洪水，忠县碑刻记录的当时洪水位为159.55米④。由此知道在人们文化发展的低潮观现象有时也会从另一方面反映出古环境的变化。
三、历史发展下人文与自然的相互作用
遗址的形成从开始到最后的发掘，都会受到自然力和人类活动的相互作用的改变或者破坏，这样在遗址的发掘所获的地理景观都会发生不同程度的改变，这就缺少了它的准确性。就三峡这个特殊的地理环境来说，它的考古遗址遭到破坏的程度要比平原地区的遗址破坏程度高的多，因为长江水域的侵蚀和雨水在近千万年中对两岸阶地的冲蚀，并且随着环境的恶化和人类活动日趋的加剧，这种破坏越来越严重。比如：三峡遗址中淤沙的遗迹原生结构已被破坏。这一现象除了明显的有人类活动、生物、自然作用的直接作用，还体现出这三者的综合总用，也就是人文与自然动力的相互作用结果。更为重要的是人类活动队遗址的保存与破坏起这个一个很大的因素。人工制作的器物有石器农具、陶瓷、骨、铜器等，自然作用也包括风雨、流水、重力、生物作用以及冰川作用。而人类活动的掘地、填埋、建筑、货到 应用就可能造成洼地、地势下陷等。
对于呈阶梯分布状的河流阶地遗址来说，构造作用和气候变化对其有很大的影响，比如：麻柳沱遗址地处长江干流西安高约10米的一级阶地上，先存在的面积为5000平方米南北狭长的台地，实际上麻柳沱遗址曾经的阶梯面积应该很大，但是经过几千年江水的侵蚀目前只保存这一部分。
而就遗迹原生结构的破坏来说，多来自于人为的活动，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生存需要而进行的生产活动往往会对遗址的原生结构造成破坏。但是这是文化改造动力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就重庆市万州区太龙镇新立村的石地磅墓地遗址来说，它所有的遗迹的原生结构均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了人为和自然的破坏，石地磅墓地地处于长江岸边坡地上，为了扩充耕地面积，当地很多人为了谋生需要把坡地改为田。使得遗址中遗迹的发现第一次和第二次产生了与历史文献的偏差。
四、结束语
根据以上叙述，通过考古地理学与三峡考古的实践，体现出考古地理学对今后历史的研究起着关键的作用，考古地理着重研究人类、动物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强调自然和人为动力都是不能忽略的重要因素。如果把聚落作为中心考察他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遗存的形态是考察的首要条件，但是遗存所存在的意义是研究的主要目的。考古地理学把逝去的历史还原，让死板的地理变得鲜活，人类历史文明发展的进程做一良好的铺垫。
参考文献
[1]许永杰.聚落考古在中国——历程·现状·问题[J].华夏考古，2009（4）
[2]李凡.GIS在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中的应用及展望[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8（6）
关键词：文学空间；现代汉诗；文体学；共时性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21101（2014）01004504
收稿日期：2013-09-18
基金项目：2013年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当代诗学空间批评理论研究”（13Q0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黄雪敏（1978-），女，广东潮州人，副教授，文艺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文艺学与现当代文学。
The turn of “literary space”： theoretical chance
of the study on modern Chinese poetry
HUANG Xue-min
（School of City Cultur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Foshan， Guangdong 528225， China）
Abstract：Literary space is a kind of artistic world constructed by the artists in their aesthetical conceptions as well as a platform where the writer and the reader make dialogues about their literature and thoughts. Synchronic literary criticism theory based on literary space， namely “the poetics of space”， is not only a new kind of literary criticism theory， but also a supplement and perfection of diachronic literary criticism and especially a construction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contemporary poetics at a deeper and broader level. Thus， to conduct a dialogue on poetic stylistics by means of space is a thoroughfare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commonality and fusion between ancient and contemporary poetics.
Key words：literary space； modern Chinese poetry； stylistics； synchronicity
空间是有形与无形事物存在的根本载体，“文学空间”同样包含着文学生产、文学传播和文学消费的全过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空间问题己经逐渐成为当代社会理论的一大热点，西方学术界也发生了所谓的“空间转向”，“空间理论”成为文化研究的主要认知范式之一。在“空间转向”的学术背景之下，从空间的维度出发对文学活动进行重新诠释，无疑是当下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的途径。尽管时间和空间都是构成文学作品的基本要素，但在传统的文学研究中，人们都只对时间倾注了过多的热情，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空间。将“空间批评”作为解读诗歌的理论角度，一方面意味着承认现代汉诗对于古典诗歌的全方位突破，如文字的、题材的、价值的、情感的、形式的、风格的等方面的空间创新；另一方面也将从文体自身或比较文学的角度，探析个体与公共、乡土与都市、精英与民间、心理与现实等诗歌空间的内在关联，进行全新的以空间为坐标的诗歌文体理论体系探索。
一、诗学空间反思与探索
20世纪文学的研究，一直以来学者们习惯于采用时间线性研究或派别、思潮的历时性研究途径，这两种研究途径虽然描述起来简便易懂，但也容易遮蔽汉诗的整体风貌。进入20世纪后期，文艺研究在经历“语言论”、“认识论”、“人类学”等转向后，呈现出“空间转向”的新面貌，学者们纷纷将以前给予时间、历史、社会的青睐转向空间上来。空间研究在当代知识和政治发展中日益呈显学之势。在多元交织、互相渗透的后现代动态语境中以空间理论深入文学学术研究无疑是一个重要新维度。因此，“文学不再是观照世界的一面镜子，任何一种个别的叙述，都难分难解地涉及到其他的叙述空间。文学空间不再是对某种固定空间之中时间演绎（事件或情感）的模仿、再现或表现，文学文本必然投身于空间之中，文学空间固然来自于现实空间，但同时，更重要的是文学本身就成为社会现实空间建构的重要组成。”[1]
目前，从“文学空间”视野出发去研究文学的做法，己经取得了不少成果。就目前能见到的资料来说，国外最早可以追溯到俄国的文艺理论家巴赫金，他成稿于1937年的著作《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历史诗学概述》，首次把哲学层面的时空体用于文学意义上的转义。法国的雷蒙德・威廉斯1973年发表的《乡村与城市》一书考察了有关“城市”和“乡村”空间关系不断变化着的“情感结构”，从16世纪的田园诗一直延伸到当今的全球文学。其后，克里斯丁・罗斯1988年的《社会空间的兴起：兰波和巴黎公社》，考察了兰波的诗歌道路，以及其他很多文化生产；另外，迈克・克朗在1988年出版的《文化地理学》中以“文学景观”为题，辟专章讨论了文学中空间的含义，认为文学，诸如小说、诗歌、戏剧、传奇等，都体现了以不同方式进行的对空间进行阐释的努力，文学景观是“文学和景观的两相结合。”
在国内，对于空间理论的研究相对来说尚处在起步阶段，主要是一些学者对外国理论家的相关论述的译介。著作方面，主要有包亚明主编的《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和《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王文斌译的《后现代地理学》等著作，主要是从社会学角度对空间理论进行翻译和介绍。而运用空间理论对文学进行研究的工作目前在我国还比较少，主要有阎嘉主编的《文学理论精粹读本》，其中专门介绍了“空间批评”；朱立元主编的《当代西方文艺理论》2005年的增补版也增加了由陆扬所写的《空间理论》一章。可以说，空间理论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范式正在逐渐被我国学术界接受，对社会学理论、城市研究、文化研究以及文学研究等都产生了影响。进入新世纪，传媒诗学与文化传播模式嬗变问题日益引起国内学者的兴趣和关注，国内知名学者如王岳川、欧阳友权、金元浦、黄鸣奋等人侧重对传媒与消费社会、公共空间、文化及权力话语、全球一体化的文化意识编码、媒体的狂欢等做了多维度、多层面的探讨，但专门针对现当代汉语诗歌采用“空间视域”进行研究的著作不多，姜涛《“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张桃洲《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新诗话语研究》部分采用了现代汉诗的“空间性”理论进行研究，是这方面具有代表意义的创新之作。
从目前在“中国期刊网”能检索到的论文来看，当前已有的涉及汉诗及其文体的空间化研究的一般性论文约190篇和15篇硕博毕业论文，如杨有庆《空间诗学――对后现代文学活动的空间化研究》、卢桢《现代中国诗歌的城市抒写》等。专题论文还有：周云鹏《新诗诗性空间的开拓（1917-1937年）》、敬文东《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文学的“空间主题”》、沈天鸿《时间、空间与诗》等，还包括《江西社会科学》的学术专栏“文学地理学：文学研究向空间维度延展”等。这些作品或理论研究，一方面承认了“文学空间”的合理性，对研究对象进行历时性的空间研究或者是对某一类型的文学体裁进行空间研究，但另一方面，缺乏将现代汉诗看作一个整体系统进行共时性空间思考和阐释，也没有对其多维审美空间的研究和观照。因此，本课题基于后现代文学活动的空间化，力图从“文学空间”的维度，即从与时间的历史性向度相对的一种共时性的视角出发，对一直以来以时间、流派为尺度建立起来的那种文学观念进行“空间还原”。具体地说，就是把研究的重心从以往的历时研究转移到现在的共时研究上来，以一种横向超越的方式对后现代语境中的现代汉诗的基本问题进行思考。
二、文学空间的多元化构建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一直存在着“理论缺失焦灼症”，而“空间批评”作为当代学术的一种新颖的理论尺度和方法论，有必要引入文学研究尤其是诗学研究。空间理论以空间区域（有形和无形）为模块，补充或者改变传统上以时间、派别、思潮为轴心的诗歌史研究，提供一种新颖的理论视野和批评方法，更全面、更细致地理解现代汉诗，因为“空间批评”理论蕴含着哲学思维范式的嬗变与诗歌美学理论概念的焦点转移，为中国诗学特别是二十世纪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观照可能和问题框架。
构建文学空间的理论，探索“空间诗学”，所要进行的工作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确立“文学空间”理论及其“空间视域”的内涵和外延。
“空间理论”的内涵在于，“文学作品不只是简单地对地理景观进行深情的描写，也提供了认识世界的不同方法，揭示了一个包含地理意义、地理经历和地理知识的广泛领域。将文学评价成主观的恰恰遗漏了这个关健问题。文学是社会的产物，事实上，反过来看，它又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发展过程。”[2]而进入文学场域后，“空间理论”进入文学研究而形成的“文学空间”理论即“空间诗学”，就从外在表现上被学者界定为三个彼此联系并逐层递进的“文学空间”层次，即以“文学地理学”为中心的现实关系层次，以“文学场”为中心的文本空间层次和以“文本互文性”为中心的审美文化层次。
其次是具体分析“空间诗学”所采用的具体批评手法，从更实际的意义上说，就是普遍的“空间诗学”如何应用于特殊的现代汉诗研究，如“文学空间”三要素（背景、场景、场面）、三类型（意象型、幻象型、意境型）原理在诗歌创作论和鉴赏论中的审美和批评价值，以及“空间视域”在诗歌文体批评方面的独特性应用优势。
再次，以现代汉诗为基础，追溯古典诗学的艺术空间理论，打通古代诗学话语和现代诗学理论之间的藩篱。古代诗学的空间意识，不仅在“言――象――意”三者之间展开，也在从“意象――意境――境界”三者之间展开，构建了我国诗歌审美空间的经纬。古典诗歌的“养气说”、“胸中有丘壑”说、“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说，以及郑板桥的“眼前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理论，都不同程度地从创作主体、创作技巧、作品构成或艺术鉴赏等角度，涉及了文学艺术的审美空间的创造方式。这也是我们审视20世纪诗学与古代诗歌之间脉络发展问题的一个主要途径。
最后，在空间批评理论的指导下，通过细致的文本阅读、比较与举证，分别探析现代汉诗在语言、题材、情感、意象、意境、哲理等六个层面对于古典诗歌以及西方现代诗歌的继承、突破和创新。20世纪现代汉诗这种文体在这六个方面开拓了新的诗歌书写空间。
三、诗学空间的艺术探索
20世纪中国文学，尤其是伴随着“白话文运动”而蓬勃兴盛的现代白话诗歌，始终伴随着政治和革命的车轮，从一开始，就烙印上了民族、民主和民生的痕迹，在神州大地上进行了无数次的思考、探索和斗争。因而，从内容层面看，诗学空间探索如果以20世纪诗歌，即现代汉诗为研究对象，那么就必须具体解决一下这些诗学及相关文体问题。
第一，现代汉诗的地域空间论。这是空间诗学最直接的、最本源的问题所在。因而，所要讨论的对象，一是包括乡土诗歌与都市文学中的空间话语异同，如黄礼孩等主编的《出生地：广东本土青年诗人作品》和《异乡人：外省青年诗人作品》诗集影响深远而广泛。二是“西部文学”（于坚等人提出）及“西部诗歌”对于文学空间的拓展，其中纠缠着诸多地域主义、民族主义等复杂情怀。三是“诗分南北”观念从古代到当代的发展脉络。从颜之推《颜氏家训》中的“诗分南北”一说提出后，这种观念一直在古代文学中颇有流传，南方婉约而北方刚健的诗风的认识得到了认可，在“京派”、“海派”文学的对比与研究中也有一定呈现。四是在20世纪末期，“打工诗歌”在当代诗坛中的独树一帜，开辟了“当代诗史”（杨克语）。五是港台诗歌的审美空间拓展，尤其是台湾诗歌中的乡土情怀的抒发。六是“文学空间”理论视域观照下的古典诗歌研究取得了新突破，并以新面貌呈现在现代学术版图的“坐标”中（如“唐诗地理”、“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的研究等）。这种“诗歌地理学”的理论范式也反映在现代汉诗的“版图”研究中。
第二，现代汉诗的个体与公众空间论。个体空间是作家和读者个人的、私隐的空间，是艺术的、生活的、情感的自我空间。而公众空间是群体的、国家的、政治的空间，是泛化的、开放的、革命的广场空间。因为20世纪中国的独特历史阶段，因而个体空间与公众空间存在着契合、疏离、矛盾和对抗。因而，涉及的具体问题包括：一是分析现代汉诗对于“个体空间”（私人的、隐秘的、艺术的空间）的尊重，强调和突出个体情感在诗歌抒情中的“在场”，以及20世纪诗歌中个体抒情对于传统诗美的继承和发扬；二是分析现代汉诗对于“公众空间”（大众的、革命的、政治的空间）的参与，通过文本细读来展示现代汉诗在20世纪中国革命进程各个阶段的历史性使命（“启蒙”、“救亡”、“革命”、“自由”等）；三是分析现代汉诗在个体和公众空间中的游走、对抗、妥协等，反思现代汉语诗歌的“公众空间”对于“个体空间”的侵蚀、干涉和占领，以及现代汉诗的先天不足和艺术缺失。
第三，现代汉诗的传播空间论。传播空间是诗歌或文学赖以存在、发展的物质通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诗歌的生命力。因而，必须着力于探讨民刊、选本、诗集、论坛等传播空间的内在逻辑以及建构作用。这个方面，大约需要深入挖掘的问题有六个方向：一是文学期刊和杂志、报纸等传统媒体中的汉诗传播（如《星星诗刊》、《羊城晚报》“花地”副刊等）；二是个人诗集和诗群诗集的传播（如艾青《归来者的歌》、黄礼孩《一个人的好天气》及《东莞青年诗人30家》等）；三是诗歌民刊的传播（如黄礼孩主编的《诗歌与人》及《大象诗志》《九月诗刊》等刑物）；四是诗歌选本传播（如杨克主编的《中国新诗年鉴》、王光明主编的《年度最佳诗选》等）；五是诗歌论坛的传播（如“诗江湖”、“诗生活”网站等）；六是理论专刊中的汉诗传播（如黄礼孩《诗歌与人》的“完整性写作”专刊等）。这六种播途径共同构建了现代汉诗的物质化存在和传播空间。
第四，现代汉诗的接受空间论。按照陈文忠先生的意见，人们对经典文本的接受可区分为相互联系的三个维度：作为普通读者的纯审美的阅读欣赏（效果史）、作为评论者的理性的阐释批评（阐释史）、作为创作者的摹仿借用（影响史）[3]。现代汉诗的接受空间就由欣赏审美空间、阐释批评空间和影响创新空间组成。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探讨现代汉诗在港澳台地区和海外空间的接受问题。因为现代汉诗在中欧、中印、中美等文化交流中的具有“空间互涉”的能力，即由于现代汉诗在域外文学空间中的传播和接受而引发的多种诗学问题。
由此可见，在“文学空间”理论视域中，采用不同于时间、派别的空间视野（也会比照思潮和流派），审视现代汉诗在体式、题材、风格、传播、接受等空间领域所进行的突破，我们会发现它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对于中国现代文明的进程所起到的极其重大的作用，并作出了（几乎超越自身的）美学的、思想的、政治的巨大贡献。
综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已经获得了较大成就，但是历时性的阐述模式过于机械，缺乏空间性、逻辑性，也存在着诸多的争议与缺陷。因为文学的创作并非完全按照因果律进行，而是充满着“天才式”、灵感型和偶然性的创作。文学的研究，必须在传统的历时性思潮、流派等研究基础上，引入新的“空间批评”理论。近百年来，我国文学的形式、题材、形象及其所处的文化、社会、时代环境等等都出现了的空间上的巨大迁移和变化，因而以“空间批评”理论重构二十世纪文艺学的理论体系是值得尝试的学术探险。
参考文献：
[1]刘进.“空间转向”与文学研究的新观念[M].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5（3）：42-45.
11年前，我在美国过了一次圣诞节，但并不知道西方基督教家庭中有一种过节习俗――在房间里摆设耶稣诞生的场景。这种习俗是“克威赤”(Creche)的一种。2011年圣诞节前，我收到德国朋友寄来的圣诞礼物：一套耶稣降生场景的家庭摆件，这个场景的每个摆件都对应着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书中的故事情节。主角是刚出生的小耶稣，被布包裹着；配角是圣母玛利亚和她的丈夫约瑟夫；一头驴子，代表耶稣降世的地点是马槽；一只可爱的羊儿，代表着牧羊人，他们在耶稣降生那晚，恰巧在马厩边露宿，是上帝告诉他们玛丽亚刚诞下的婴儿是他们的救主。圣诞节前一天，我将这套摆件置于桌上，拍了一张照片，做成电子贺卡发给多位朋友。
德国慕尼黑大学的库恩教授收到我的这张贺卡后，也回送了一张照片。他与夫人英格特当时正在巴黎过圣诞节，在那里他们参观了一个圣诞场景的展览。这张照片就是在这个展览会上拍到的，算是呼应我贺卡的主题。照片中是中国艺术家制作的家庭圣诞场景摆件图。乍一看根本不知道那是圣诞的场景：一套黄花梨的木雕小摆件，由红色帷幕烘托着，中央是半敞的马棚，马棚两侧为“岁寒三友”松、竹、梅，棚前有立卧骆驼各一，羊儿或狗儿若干。马棚内有一案，两侧各跪一人，棚前有若干人相对行礼，这些人物均着汉代的宽袖覆地长衫，只是其中两人的面貌颇似胡人，美髯高鼻。有意思的是马棚顶上还有两个“飞天”造型的女子。
然而这张图片或许就是古代中国基督教徒心中的场景。试想基督教初进中国时，传教土向人们描述耶稣诞生场景，听众脑海中会浮现出何种景象?传报上帝消息的天使自然是貌若天仙，那就是马棚上的两位“飞天”女子的模样；玛利亚和约瑟夫就像家中的慈母严父；基督救的入教仪式就如同中国民间的金兰结拜，松、竹、梅象征着高尚的人格以及朋友间的忠贞友谊：闻得耶稣降生，远道而来的“博士”一定是从丝路上乘骆驼而来；红色的帷幔象征着神圣和盛大的时刻。我期待着有一天看到其他民族中基督徒的“克威赤”，他们再现的伯利恒圣诞夜或许与德国人的也不同。
其实，基督教文化在世界上的扩散，与其他文化的空间扩散有共同之处，那就是要成功地运用“转喻”，即把人们未知的东西转换成已知的东西来理解。有了这一步，人们才能判断是否能接受新的事物。自然科学出身的文化地理学家，研究文化扩散往往注重扩散模式。殊不知，研究文化扩散最主要的工作是了解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接轨，以本土文化的认知域激活(activate)另一个新的认知域，这可能比直接生硬地接受外来文化更为有效。这就像我们“学雷锋”，总是要找到身边的“雷锋”做直接的榜样。
展览时间：4月21日-6月15日
图片提供：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
闪烁的羊群穿过洞开的残破城门，历史的幽远与现实的可见如同风中火苗，忽明忽暗，交替上场。这荒凉而有趣的景观到底告知我们的是什么？
对于历史风景或景观的考察，在近年来的中国摄影生态中，并不少见。当城市化进程致使原有景观消失，人造景观泛滥时，多数摄影师闻风而动，对这些行为进行理性观看与记录。而深埋于历史的风景相比之下，要冷清得多。
即便如此，我们还是看到摄影师塔可面向《诗经》，以此为线索，进行文化地理学范畴上的影像考古，以及面向个人文化史进行验证的专题作品《诗山河考》，也诞生了刘铮以历史事件发生地的著名景观为影像考察点，用大画幅对其进行视觉上的呈现与审视的专题作品《历史的风景》。
而成都摄影师张晋把自己置身于历史的残片想象与现实的实体之中（事实上，这现实此刻跟历史一样隐约），在这样一条迷惘的暗河里，残片所昭示的民间语汇同时也挟裹了古代哲学与生命地气。有了前面塔可的优秀文本《诗山河考》，张晋的作品《又一季》就不能不说是一种冒险。
张晋选择了辉煌而却又偏安一隅的历史样本，寻迹而上，向“丝绸之路”（长安到阳关）寻求解决的途径，“不仅因为这一段是中国佛教的传入之路，还有自己对大荒大漠的热衷，还有同未知山水的际遇等等。”从摄影师所在的“锦官城”成都到他所追溯的西北边陲，这中间的地貌和文化跨度，不能不让他陷入到一种文化想象中来，也就是说，某种程度上，我们必须承认这种跨度所带来的误差的必然性。“我尽可能多地剥除掉照片中的时间和历史痕迹，把当前的现实置于一个相对遥远的位置，藉此让照片连接着古丝路的过去与将来。”如果仅仅是如此，那么为什么非要选定这苍凉大漠，而非南方？摄影师的回答是“地处偏隅的西北受当下中国经济剧变的影响相对微小，当地的人性更容易追溯到中国哲学的伊始，在精神层面上同大道契合。”
为了实现这个“哲学”的影像转译与表达，张晋试图从自然入手，流连于大漠、流沙、石窟、寺庙等场所，凸显四季更替而产生的生命气息。在摄影表达的过程中，他从行走中遇见的视觉可见物中获取意象，在未知、残破而凶险的碎片中提取可以唤醒心性，这种泅游于广义理学“心性论”和“格物致知”的影像实验，是否具有完全承担摄影师内心需求的能力，还有待于观察，但可控的银盐实验与这种地气的提炼存在着的微妙关系本身就是可信赖的力量。这种面向摄影寻求内心塑造的努力不可不说是有效的。
回到具体的拍摄中观看，不管是遗留大漠的无字碑、被大风掠过留下明显纹路的流沙、浮现大漠中的无名氏坟墓，还是如同奔跑在典籍中的山羊、攀爬在满是漏洞的墙上的遒劲的杂草、神秘待解的解签书……都是“格物”的典型案例，这种通过沉迷于荒芜的极端来寻求荒芜的内在性力量援助的拍摄，呈示了摄影师的追求，以至于他在辽阔而苍茫的天地间，常常将天与地的界限抽象成一条线。
【关键词】创新能力 培养 地方院校 地理科学专业 实践教学
【中图分类号】 G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3）12C-0031-03
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加强大学生创新实践能力的培养，对国家、地方、高校以及大学生个人都极其重要。国外许多高校通过组织学生全面参与科研等方式进行研究型创新实践学习，培养创造性人才。我国许多高校也正在大力推动本科生加强科研活动，开展实验调查等，以促进大学生创新实践能力培养。然而，目前我国地方高校数量占全国高校总体的大部分，它们与重点研究型高校相比，在为学生提供的科研项目、资金及科研平台及实验设施等方面还存在明显差距。这必然要求地方高校在培养学生创新实践能力方面，必须努力寻找与本地区、本校情况相适应的因地制宜的创新途径。而探索有效的创新实践教学途径则是地方高校弥补不足的最重要方式。创新能力就是推陈出新的能力，具体是指人们运用知识和理论，在科学、艺术、技术和各种实践活动领域中不断提供具有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的新思想、新理论和新方法的能力。本文以贵州省凯里学院为例，探索如何构建实践教学体系，培养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
一、地理科学专业加强创新实践能力培养的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高等教育的基本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创新教育是以培养人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教育，其核心是研究和解决人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问题。吴传钧院士认为，地理科学是一门研究地球表层自然要素与人文要素的交互关系与作用的科学。地理科学作为一门综合性专业，已经在社会经济多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其人才培养目标已经不仅是为中学基础教育培养合格的地理学科教师。地理科学研究对象的综合性还决定了实践教学是地理创新实践能力培养的重要途径。因此，加强地理专业学生创新实践能力的培养，不仅可促使学生深刻理解地理环境事物发展与演变规律、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结构等知识，还对培养地理科学专业学生成为创新型人才，为国家构建战略创新体系提供支持具有重要基础意义。
二、地方院校创新实践能力培养面临的困境
凯里学院作为地方新建本科院校，因其建设时间较短，在学科建设方面与国内许多高校相比，还存在多方面的不足，在建立培养学生创新实践能力的机制方面还面临许多困难。
从凯里学院内部因素来看，存在以下几方面不足：师资队伍不完备，整体教学与科研队伍水平不高；实践、实验教学设施不完备，考核评价体系不完善，激励等管理体制不健全；实验实践基地数量少，资源整合利用度低，没有充分发挥实践实验设施、基地的效能；实践教学方法还存在不足，对促进创造性和创新思维发展的方法还较少。
从凯里学院所处区域环境看，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劣势：区域经济落后，地方财政资金支持力度小；生源质量不突出，教育资源整体匮乏；地处西部山区，地理区位条件差，对高级人才吸引力弱；当地社会企业数量少、层次低，对高校实践支持力度弱，能提供校外实习基地数量少，产学研实践平台层次与水平低。
目前，凯里学院在培养学生创新实践能力过程中，在人才创新培养的实践教学体系的优化设计，因地制宜地构建合理的创新实践教学体系与方案、高效的管理制度、评价考核体系等方面都亟待提高，并且还面临着资金不足等问题。因此，努力探索、研究适宜本地院校的创新能力培养实践教学体系，是培养出优秀的具有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的重要途径，对于促进地方、国家的经济发展等也具有重要意义。
三、构建培养创新能力的地理科学专业实践教学课程体系
目前，不少学者进行了地理科学专业实践课程体系的构建。例如，朱爱琴对地理科学专业的实践教学提出了地理过程实验模块、地理教育实践模块、地理应用实践模块、地理技术实践模块。
1986年钱学森提出，地理学应当是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等并列的大科学体系，故称“地理科学”。它可分为三个层次，即基础理论层次（基础科学）、技术理论层次（技术科学）、技术层次（工程科学）。杨开忠认为科学体系应是客观存在的科学研究分工和协作发展的系统反映，并总结和概括出地理科学体系包括地理科学哲学、基础地理科学、应用地理科学和技术地理科学四个层次。构建创新实践能力培养的地理科学专业实践教学课程体系也应该是以科学的地理科学体系为基础。本文以钱学森、杨开忠等人构建的地理学学科体系为基础，根据凯里学院地理科学专业实践课程体系的实际情况，进行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将其分为地理科学基础实践课体系、地理科学应用实践课体系、地理技术实践课程体系、地理科学综合创新实践课程体系。
（一）地理科学基础实践课程体系。主要是通过地理科学专业课程的实验、实践去深刻认识地球表层，理解人地相互作用关系及过程。包括核心基础实践课程与基础实践课程。
核心基础课程有地球概论、地质学基础、气象学与气候学、综合自然地理学、植物与土壤地理学、水文学与地貌学等。基础地理科学是核心基础地理科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合作领域。主要有人文地理学、环境生态学、文化地理学、人口地理学等专业课程。
在基础实践课程体系中，通过设置验证性和探究性等形式，在室内、室外分别进行观察、测试、分析、考察及综合自然地理实习等实践训练，培养学生对实验操作、数据采集、分析处理等能力，并通学生自己设计实验，去分析、研究、探索出结论，促进学生在实践训练中对地理现象、地理环境客观规律、人地关系的深刻认识，培养并激发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
（二）地理科学应用实践课程。主要是把基础地理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系统地应用于解决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问题。主要包括地质、环境、资源、生态、城市、经济、社会等领域。主要的应用实践课程有经济地理学、岩溶学及应用、区域分析与规划、旅游地理学、乡村旅游学、环境学概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区域经济学、城市地理学、灾害地理学、生态旅游学等。
在应用实践课程体系中，主要让学生通过室内资料准备与分析，室外实地综合考察、观测、调查研究，去获得地理环境中自然要素、人文、社会、经济、环境等各方面的数据资料，运用地理科学专业知识去分析与研究地理环境中的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的各方面及综合问题，并提出解决措施与办法的实践训练，培养学生运用地理科学专业思维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地理科学技术实践课程。技术实践课程是专门研究和开发地理科学技术手段的科学，是地理科学的技术支持系统，它包括传统地图测量技术、数学分析方法、新兴信息计算机技术与“3S”技术，是地理学与计算机、信息学、图像学、遥感、卫星等新兴技术的结合。主要技术实践课程有地图学与测量学、遥感概论、地理信息系统原理、地理学的数学方法应用、计量地理学等。
在技术实践课程体系中，主要让学生在运用计算机技术实践中，通过对地理信息系统技术、遥感技术掌握及相关软件技术运用，对数字化地图、遥感影像等资料中提供大量的地理信息数据资料，进行提取、分析运用的实践训练，以及运用数学方法对地理事物的空间规律的分析、建模的实践训练，建立认识、分析地理空间事物信息系统的新思维、新思路、新技能。
（四）地理科学综合创新实践课程。主要是地理教学技能与理念的培训实践，以及科技竞赛、科研课题、学术（毕业）论文写作等综合性创新能力训练的实践，它还是运用地理科学专业知识水平及创新实践能力的综合体现。包括教育教学实践训练、科研课题研究实践训练、学术（毕业）论文写作实践、科技竞赛实践训练等。综合实践课程有地理教学论、中学地理教学技能与教材精读、教师教学技能训练、教学见习、社会综合实践调查、学术规范与论文写作、毕业论文写作讲座等课程。
在综合创新实践课程中，主要让学生参与课程教学技能的训练与实践，通过主持或参与课题研究过程的实践及撰写学术（包括毕业论文）论文等实践训练形式，逐步培养具备良好的中学地理教学技能的能力，培养具有较强的信息处理、数据分析、研究写作等科学研究能力。
从地理科学专业创新实践教学课程体系结构可知（参见图1）：基础实践课程是地理科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基础，侧重于对自然环境特征及其演化规律认识的实践训练；应用实践课程侧重于对自然环境整体系统中的社会经济、环境等问题认识与研究的实践训练；技术实践课程侧重于培养学生运用新技术与方法进行地理科学领域进行研究的实践训练，它也是当代研究地理科学领域的重要技术手段和工具；综合创新实践课程则是综合运用地理科学专业知识进行教学技能、科学研究能力的实践训练。其中基础实践课程与应用实践课程体系在地理科学创新实践教学体系中，起着培养学生创新实践能力的基础知识铺垫作用，技术实践课程体系起着训练学生具备运用地理科学系统理论与方法、先进信息技术与数学方法进行综合实践创新的技能，综合创新实践课程体系则是训练、培养学生运用地理科学知识、理论与技术进行实践创新的能力。
图1 地理科学专业实践课程体系结构
四、地理科学专业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实践教学措施
凯里学院尽管在培养学生创新实践能力过程中面临许多困难，但也在不断向国内外优秀高校学习，努力寻求适宜的学生创新实践能力培养的途径，不断弥补不足，并根据本学院及地理科学专业的实际情况总结出以下几方面的实践教学措施。
（一）重视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的建设。地理学是对自然要素与人文要素相互作用与关系及其时空规律的科学，因此地理科学专业对学生具备良好的科学与人文素质提出很高的要求。通过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建设，可以使科学与人文教育的紧密结合。学生不仅可掌握所学的专业知识外，还可学习其他学科的知识，为综合创新实践能力培养打下坚实的基础。哈佛大学等世界名校对通识教育课程建设非常有特色，要求学生所学知识必须包含文、理两大领域的基础知识，通过多学科知识的结合，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综合创新能力。因此，加强通识课程体系的建设，对促进地理科学专业学生创新实践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基础作用。
（二）打造学生参与科研实践的教学平台。地理科学专业是一门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学科。要求学生具备很强的区域野外实地观察力、运用“3S”技术处理区域地理空间信息的能力、区域经济综合分析的能力等。通过打造建设学生参与科研实践的教学平台，促进学生在参与科研过程中去创新、设计实验过程，主动观察、分析地理科学现象，促进其创新思想与创造力的形成。
（三）重视实验室和实践基地的建设与管理。虽然凯里学院资金困难是其实验室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但只有加强建设才能为学生提供最好的创新实践平台。在建设过程中，应该注意厉行节约、务实，集中资金优先购买急需的设备。加强对高水平实验技术人员的培育与引进，注重引进教学与实验兼具的“双师型”人才。对实验室的管理，从实验室管理制度与学校实验室资源整合等方面加强管理，充分发挥全校所有实验设备、设施的功效。
实践基地建设是地理科学专业创新实践教学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选择典型的、具有区域综合性强及区域特性突出的实践教学区，作为稳定野外实践教学基地，是地理科学专业实践教学必须达到的要求。凯里学院充分利用黔东南州及周边区域特色，有效地建立自然、人文景观为实习实践基地。如剑河县八郎国家地质公园、雷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雷山县西江千户苗寨风景区等极具区域特色的自然、人文景观作为实习基地。此外，还应积极加强校外实习基地的建设与管理，改变以前将其作为实践场所的观念，寻求与实践教学基地所在单位深入合作途径，建立校企互利机制，促进实践基地建设的稳定和持续发展。
（四）加强教师创新实践教学素质的建设。高素质创新实践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具有创造能力的教师队伍。只有教师具备地理科学专业的前沿理论以及对相关交叉学科的最新理论有深入理解，才能在教学中讲出新思路、新方法，并引领学生在科研实践中去创新、探索。当教师具有较强的创新实践能力时，才能改善自己的教学方式，开展有利于创新实践培养的教学组织形式，从而培养出具有创新实践能力的学生。
（五）建立地理科学专业实践课程的质量考核与评价体系。合理、有效的实践课程质量考核与评价体系是培养学生创新实践能力的制度保障。地理科学专业实践教学考核评价体系需要从实验室实验、野外实践基地的调查研究、教学技能训练与见习等几方面分别进行建立，从实验实践的准备、流程设计，实验实践参与过程，实践作业及教育实习效果等几个环节进行考核，其中实践作业按实验报告、实践调查报告、学术论文等形式进行评价。从学生与教师的角度分别建立考核体系，并对考核体系建立量化考核指标。
总之，高校肩负着培养学生具备创新实践能力的历史重任。虽然地方高校在培养学生创新实践能力方面还存在许多限制性因素，但只要能因地制宜制订创新实践人才培养方案，从教师队伍、实践课程体系、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实践基地建设及考核评价指标体系等方面做好创新实践基础工作，提高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一定能建设优良的创新实践人才培养基地，为我国经济建设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参与文献】
[1]陈晔，徐晨.地方高校大学生创新实践能力培养的研究与探索[J].高等理科教育，2011（3）
[2]鲍玉珩.美国大学的创造性人才的培养：策略与模式[J].电影评价，2012（22）
[3]曹建，王海欣，朱若珊.以本科生科研促进创新能力培养―北京大学的个案研究[J].中国高校科技，2003（1）
[4]王亚娟.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之路径探析[J].价值工程，2011（ 14）
[5]付军龙，温恒福，王守纪.大学创新教育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2（6）
[6]吴传钧.论地理学的研究核心-人地关系地域系统[J].经济地理，1991（3）
[7]朱爱琴，周勇，谢双玉.地理科学专业“模块式、层次化”实验教学体系构建与实践[J].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11（10）
[8]钱学森.关于地学的发展问题[J].地理学报，1989（3）
[9]杨开忠.论地理学体系建设[J].地理学报，1991（4）
[10]郑度，陈述彭.地理学研究进展与前沿领域[J].地球科学进展，2001（5）
[11]吴怀宇，程光文，丁宇.高校学生创新能力培养途径探索[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
【基金项目】凯里学院校级教学改革与研究一般项目（JG201338）
关键词：《白象似的群山》；空间批评；逃离
20世纪末，学术界经历了引人注目的“空间转向”。学者们开始刮目相待人文生活中的“空间性”，把以前给予时间和历史的青睐，纷纷转到空间上来。空间转向的成果最终导致城市设计、地理学、建筑以及文化研究等学科呈现出相互交叉的趋势，并且影响到对文学文本的重新解读。[1]空间批评注重“强调文化史人与人之间，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各种关系，通过文化作为中介（media）、平台（level）、生活圈（sphere）等空间隐喻，将文化研究空间化。[2]批评家强调景观不再仅仅是一种静态的、承载作者叙述内容的‘容器’，注重研究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属性。[3]本文试图采用空间批评的视角从景观空间、社会空间及个体空间[4]对《白象似的群山》的逃离主题[5]进行解读。
《白象似的群山》讲述了一对美国的年轻男女在西班牙的一个小车站喝酒，这名男子一直在试图说服这名女子去做一个小手术的故事。[6]整部小说几乎都是围绕着男子和女孩之间的对话完成的，对话一直围绕着两个人对做不做这个手术的分歧进行的，在列车即将到达车站的时候，女孩子开始恢复了平静，小说戛然而止了。整部小说的语言文字简洁明了，故事情节表面上简单易懂，都由两个人的对话构成，但其主题却蕴含主人公深深的逃离情绪，而这一主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解读出来。
一、景观空间的渲染――女主人公的逃离
《白象似的群山》通篇不足3000字，基于海明威的创作风格：简练、含蓄，只有一来一往的对话，而若只是局限于这些对话，读者对主人公的心理是无从把握的，更不用说小说主题了。但所谓触景生情，睹物思人，我们往往能从作者的景观空间描写中找到蛛丝马迹。在闷热的夏天，连绵的群山在骄阳的炙烤下横亘着，白茫茫一片，周围则是褐色而干枯的村庄[7]，作者营造的是一种焦躁而压抑的氛围，为整部小说定下了令人压抑窒息的基调。白象似的群山从形态与色彩上可逼真地描摹出女孩备感压抑与焦虑的心理面貌，而这些压抑与焦虑则来自于她与美国男人的谈话主题――做手术（通过分析可知即堕胎）。但当姑娘站起身来，走到车站的尽头。铁路对面，在那一边，埃布罗河两岸是农田和树木。远处，在河的那一边，便是起伏的山峦。一片云影掠过粮田；透过树木，她看到了大河[8]。白象似的群山已与远处的田野、流淌的河水融为一体，这时白象似的群山象征着与文明社会相对应的相对自由的自然界，凸显出女孩一种想躲避与逃离的情绪。
二、社会空间的压迫――男女主人公的双双逃离
海明威的冰山创作原则留给读者太大的想象空间，我们联系上下文，完全有理由认为这个美国男人以及跟着他的小女孩是从美国逃离而来到西班牙的，这里就存在着一个隐含社会空间――美国。从主人公之间的言谈举止我们可以推断出他们之间的恋情并不是正大光明的，而是违道德的，成为美国社会空间下的一股异质力量。因此，他们在美国受到了社会空间的压迫下，只能逃离。为了寻找能藏匿自己这一越轨行为的社会空间，他们来到了西班牙。而根据小说中的细节描写：他们的旅行包上“贴着他们曾过夜的所有旅馆的标签”[9]以及他们正在西班牙的一个小站等待着开往巴塞罗那的火车等等，可以看出，他们的逃离已经开始了很久，而且还将继续进行。
三、个体空间的对抗――男主人公的责任逃离，女主人公的精神逃离
在社会空间的压迫下，男女主人公双双逃离。而作为独立的人，他们又分别有自己的个体空间。个体空间原本应该相互独立的，而在这样一个男权为主导的社会中，小说中的两个个体空间则呈现出女主人公对男主人公的依赖，男主人公对女主人公的控制。这个局面一直稳定的存在，直到女主人公怀孕。故事中通过二者隐晦的对话，表现出了两个个体空间之间的矛盾与碰撞，而对话的目的实则为解决这一矛盾与碰撞。男主人公一直在劝说女主人公去做小手术――堕胎，而女主人公却通过一遍遍的对手术质疑期望得到满意的答复――男主人公真正的爱。然后就是在这一来一往，不被外人所了解的对话中，男主人公一心想通过花言巧语来逃避自己的责任，他想要的不过是男欢女爱，而不是与这个女孩组建家庭，结婚生子，他害怕承担责任，因此，一直在闪烁其词，在逃离他本该承担的责任。而女孩透过对话明了了这个男人的不负责，所以她极度想逃离这个男人，因此，在整篇的交谈中，女孩一直没有看男人，女孩一直在躲避男人的目光，她看远处的山，看珠帘，看桌子腿下的地，甚至站起身来，走到车站的另一头，去看远处的田野、流淌的河流。但是由于她对这个男人的依赖实在太严重，因此她只能实现精神上的逃离。所以在小说的结尾，她不仅看着男人而且还冲着男人笑了。至此，女主人公与男主人公作为个体空间，企图通过相互交流来达到和谐的梦想貌似得到了实现，然而只有深入探究，我们才能发现其中的深层逃离主题：这个男人不可能承担起这份责任，他会一直逃离；而这个女人尽管依旧靠着这个男人生存，然而也仅限于物质依赖，她已经看透了他对她的爱只是表面的，在之后的逃离旅程中，她的精神至少是独立的了。
结论
空间批评理论应用在文学批评中，使我们可以观木见春，深入探究文本中所体现的社会和政治意义。空间批评理论在审视《白象似的群山》这部文学作品中的景观空间、社会空间以及个体空间的同时，把重点放在探究这些空间背后所蕴含的逃离主题。空间批评理论在提供给我们一个或多个研究视角与理论维度的同时，进一步证明了空间作为文本存在的一个维度在挖掘小说内涵价值上所具有的不可忽视的地位。（作者单位：鲁东大学）
参考文献：
[1] 高琳佳.《黑暗的中心》的空间批评解读[J].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2，21（1）：77-80.
[2] 李蕾蕾.当代西方新文化地理学知识谱系引论[J].人文地理，2005（2）：50-57.
[3] 吴庆军.当代空间批评评析[J].世界文学评论，2007：46-49.
[4] 张红.用空间批评理论解读哈代的《无名的裘德》[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0.
[5] 付美艳，孙敏.《白象似的群山》标题与主题之间的关系解读[J].黑龙江社会科学，2009（1）：127-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