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03 23:28:5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亚文化，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反文化 亚文化 青少年群体 违法犯罪
近年来，在社会学和人类文化学研究中，亚文化的概念被广泛应用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一直以来，“亚文化”这一术语不仅被用于关注在许多社会中被发现的规范的广泛多样性，而且被用于研究异常行为中的规范。在对亚文化的确切含义或价值及其争议缺少充分研究的前提下，如此轻易地采用亚文化一词，表明亚文化具有下述用途：在一直受到来自个人主义和道德主义解释强烈影响的研究中强调社会学视角的见解。描述一个职业的规范品质，比较各社会阶级的价值体系，或强调犯罪帮派规则的控制力，都是要强调这些现象中一个经常被忽视的社会学层面。
在早期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中，一个主要任务就是记录文化从一个社会到另一个社会的巨大变化，并探索这一虽然过于简化但却非常有用的观念的意义：“合于民德者，即为正当行为。”（The mores can make any-thing right.）近年来，这一任务已经延伸至对一些社会内部文化的巨大变化的研究。但不幸的是，在这一进程中，“亚文化”这一核心概念很少得到恰当的界定。每当一个作者希望强调有别于一些常态行为的规范时，亚文化就被当作一个特定的概念使用。结果就导致了亚文化这一术语的模糊性，与其他术语相混淆，并且常常导致不能区分产生亚文化的社会因果关系。
一、亚文化的三种用法
当前的社会学著作中很少有概念像亚文化这样出现得如此频繁。在过去的一年中，我关注了100多本附带使用或详尽阐述“亚文化”这一术语的著作和论文。然而，亚文化用法的变化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这一术语的价值大大受到限制。如果化学家只用一个词去指涉所有的无色液体，就会导致他们只注意液体具有共性的两个特点，他们的分析研究也就会非常的初级化。虽然这一类比夸大了“亚文化”所覆盖的概念的多样性，但是亚文化的覆盖面仍然很广。尽管如此，还是可以从三个方面解读亚文化。
在一些人类学著作中，亚文化指在所有社会中都有可能出现的某种普遍趋向。亚文化是文化的基础和先导，并且限定了文化演变的范围。因此，阿尔弗雷德·路易斯·克罗伯（Alfred Louis Kroeber）写道：“迄今为止曾经以文化之名被表述的、在形式上或进程中不断接近的规律性，实际上就是亚文化的性质。它们是物质因素或有机因素对文化的限定。”在《人类研究》中，拉尔夫·林顿（Ralph Linton）用亚文化指称各种各样随处可能发生的全人类现象。例如就家庭模式来说，有很大差异的不同社会中都可以有宽容的和专制的父母。这个用法演变成其他相似但并不确定的概念，如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的“前文化”（precultural）和查尔斯·库利（Charles H.Cooley）的“人性”（human nature），它们指的是作为所有文化之基础的生物的和社会的影响。既然现在亚文化很少被用来描述这一系列的概念，我在进一步的论述中将不再涉及它们，只是要提一下萨丕尔的“前文化”的用法，因为它可能会使我们的思路更加清晰。
亚文化的另外两种用法表现出更加严重的混乱。亚文化经常用于指涉社群中较小规模群体的规范体系，强调这些群体有别于其所属的较大规模群体的方面，例如语言、价值观、宗教、饮食文化和生活方式。或许，亚文化最常见的用法是用于指涉一个族裔聚集区（缅因州的法裔加拿大人）或一个地域（南方的亚文化群），但是规模小得多和更具暂时性的群体（甚至某个特定的朋友圈）的明确规范也可能被描述为亚文化，例如，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所指的“人类学家中的亚文化者”和大卫·理斯曼（David Riesman）所指的“大学教师中的亚文化者”。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亚文化的第二种含义包含一些歧义，因此，必须把它与第三种含义区分开来，只有当所指的对象为那些因一种令人沮丧的情境而特别生成的规范或因一个群体与其所属的较大规模社群的冲突而生成的规范时，第二种含义才与第三种含义有关联。因此，一个犯罪帮派新生成的规范或一个青少年同龄人社群的标准常常自产生之日起就被命名为“亚文化”。除文化的维度外，第三种用法还引进了社会心理学的维度，因为它直接指向规范的发展及其维持它所涉及的人格因素。确切地说，这种人格趋向，例如沮丧、焦虑、角色感模糊和愤怒，已被证明都包含在亚文化的创造中。当然，人格与文化的相互作用不是此类亚文化的明显特征，因为它们无处不在相互作用。
文化与人格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然而，这种联系的本质在所有案例中并不相同。当我们用第三种方式描述亚文化这一术语时，它突出了规范与人格之间的动态关系的重要性：面对严重的挫败和冲突时产生的一系列相反的或反向的（与周围社会相对立的）价值观（与周围社会的价值相对立的价值）。为了关注这种规范体系的特殊层面，我建议使用“反文化”这一术语。尽管如此，在探讨亚文化与反文化的关系之前。还是需要重新思考亚文化的既定含义，甚至亚文化的用法仅局限于第二种时也应如此。
二、亚文化与角色
亚文化这一术语所指涉的范围很大，因为亚社群的规范体系可能在很多方面都存在差别。这些群体所包括的可能是一个较大地区的分区或一个只有很少会众的宗教派别。显而易见的规范可能包括生活的很多方面——宗教、语言、饮食、道德观——或者，例如，一个职业群体的成员的一些不同实践。亚文化深层次的特点可能建立在时间（这种亚文化是否是几代人所坚持追寻的？）、出身、身世（通过移民，为主流社会所接纳，社会的或物质的隔阂，职业的专业化，以及其他因素）以及与周围其他文化的关系模式（从差别到冲突）的基础之上。困惑与其说是来自亚文化这一术语的应用范围，不如说是来自亚文化作为“角色”的代名词的应用。只有付出巨大的努力，我们才能在角色概念和与之相关的术语即“定位”和“角色行为”的应用过程中获得一定程度的清晰认识。如果因为把亚文化与相关的角色混淆而阻碍了这一概念的发展，将是不幸的。所有社会都有不同的角色，但只有异质社会才有亚文化。角色是全部文化的一部分，作为合理的权利和义务，它被赋予那些拥有一定地位的人。这些权利和义务通常是与占据其他角色位置的人共同嵌入一个系统的。它们为所有拥有同一文化的人所熟知并接受。因此，一个医生的角色为社会的大多数人所熟知，并且被视为全部文化的一部分，至少在模糊的层面上是如此（这并非对角色认同的问题怀有偏见，因为一个医生可能会有很多非角色的方面）。但是亚文化并非如此，它并不是以这种方式与更大的文化复合体连接在一起：它所指的是使一个群体有别于其他群体的规范，而不是使这个群体整合进整个社会的规范。与角色规范相反，亚文化规范对社会中的其他成员来说是未知的，为他们所轻视，或者被认为是分离社会的力量。作为医生，毫无疑问地会存在亚文化的因素，但是这些规范的影响只涉及并非属于他的角色的部分行为，而不涉及文化分配给他的权利和义务。但是，经验的综合不应模糊对分析的确切性的需要。
除了与角色概念相混淆之外，亚文化还使得我们对文化的根本概念的理解变得模糊起来。在许多社会学著作中，根本就无法说清文化所指的是否是规范，也就是说，是指被期望或推崇的行为，还是指被广为追随并因此仅具有统计意义的常态行为。这种双重所指多存在于人类学家的著述中，或许由于他们的概念大多来自对相对稳定的同质社会的研究，因而他们较少研究统计常态与规范之间的不同。社会学家更乐于发现社会秩序与文化之间张力的必要性，对异常状态保持敏感，因此他们更乐于抽象地把文化界定为共同的规范体系。但是，许多关于亚文化的评论都指向行为。我认为，这种看法不明智。行为是多种力量矛盾运动的结果。当一个群体的成员行为相似时，不能假定其是由于文化规范才产生这种结果。集体行为理论和人格理论可能也会有助于解释这种相似性。
二、及文化
无法成功地区分角色与亚文化以及亚文化概念的模糊性，并非亚文化这一术语在应用中遇到的唯一困难，或许更严重的是关于这一术语中对两个层面的解释的模糊化趋向：一个层面是社会学的，另一个层面是社会心理学的，这导致我们无法理解真正起作用的因果力量。与对具有还原论危害的论述相比，在社会学家中能获得更多一致意见的论点是不多的。如果一个心理学家试图用心理学理论解释社会现实，我们就会扔一本书给他看，可能是迪尔凯姆（Deile Durkheim）的；我们会强调“错置具体性的谬误”（thefallacy of misplaced concreteness）。考虑到在解释行为时存在对社会文化因素的广泛忽视，这是一项必需的任务。尽管如此，使社会学家敏锐地认识到他们也在处理抽象的模型，更是至关重要。或许我们可以把迪尔凯姆的教义颠倒一下：不要试图用社会学理论解释社会心理学现象；或者更确切地说，不要试图单独用社会理论解释行为（由社会文化的作用力与个体的影响力相互作用形成的行为）。亚布罗斯基（Lewis Yablonsky）曾提醒我们，对一个帮派进行过分社会学性质的理论分析，会使我们将以下情况视为确定的群体结构和清晰的规范模式，实际上这个群体只是一个“近乎群体的群体”，具有不确定的边界和规范的有限一致。如果不严谨地使用概念，就会使我们试图去了解的事实模糊起来。
要从青少年的违法行为或某个体在其所在青少年群体中的支配地位——其现象表面看来是非文化的、甚至是反文化的——中领会其中的文化因素，是一个漫长的阐释过程。但是，了解某些表面上似乎完全属于文化现象的“规范”的非文化方面，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需要足够丰富的词汇来帮助我们确认这些差异。使用同一个术语指代拥有一些共同因素的现象，而忽视它们之问的重要差异，无异于我们在对生物进行分类时仅仅满足于门的分类，而实际上，我们还需要指认种和属。
在一个群体所持有的规范体系包含与整个社会的价值相冲突的主题并且把它作为基本要素的任何情况下（在这种情况下，人格变量被直接包含在该群体的价值的发展和维系之中），以及在该群体的规范只能通过参照这个群体与其周围的主流价值观的关系才能得到理解的任何情况下，为了完善我们的分析，我建议使用“反文化”这一术语。这些标准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确切地把反文化从亚文化中区分出来，因为每一种标准都是与其他标准具有连续性的。亚社会根据与每一种标准的关系而自成体系。大多数亚文化共同体的价值观可能与更大规模共同体的文化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但是，反文化共同体的价值观所包含的冲突因素则是核心的，其中的许多价值观实际上与主流文化价值观相矛盾。与此相类似，人格变量包含在所有文化和亚文化的发展和维系中，但是人格的影响力往往是通过围绕一个主题而产生的变化的方式来发挥作用的，而这个主题是文化的一部分。但另一方面，在反文化中，主题本身却表达了形成主题的个人的倾向性。最后，所有亚文化的规范无疑在某种程度上都受其所属的更大规模的文化关系的本质的影响。亚文化作为一个纯粹的类型，理解它不需要深入分析它与其所属的更大规模的文化的相互作用，也就是说，从任何程度上讲，亚文化的规范都不是这种相互作用的产物。但是，反文化却只能通过全面关注其载体与其所属的更大社会的相互关系才能得到理解。
当然，根据实践经验，亚文化和反文化的影响可能是并存的。青少年违法和青春期行为几乎明确表明了这两种影响是并存的。但是，我们仍需要建构区分二者的清晰明确的分析方法，以便于解析它们组合成分的广泛变化。
四、青少年的反文化和亚文化
要检验区分反文化与亚文化有何效用，可以将其运用到一些问题的研究中，在这些研究中，亚文化概念已经被广泛应用。运用亚文化概念来解释青少年行为的文献已有很多。R.J.哈维格斯特（R.J.Havighurst）和塔巴（Hilda Taba）指出：“最近的青少年研究强调这样一个事实，男孩和女孩在他们十几岁的时候拥有其自身的文化，这种文化有其道德规范以及这些规范背后的道德压力。这种文化被称为‘青少年同伴文化’。”或者如大卫·理斯曼所说：“所有的道德都是群体的。实际上，甚至道德这一事实也被令人困惑的认识所掩盖，即该群体的功能是娱乐和游戏。”对青少年文化比较贴切的解读应该揭示出至少四个不同层面，它们之间通常只存在部分区别。
1.在文化层面，青少年男女的角色得到了描述，或者说其特点得到了界定。因此，没有必要提出角色和特点之外的其他概念，除非这些角色和特点指的是被老年人和年轻人所公认的规范，并且这些规范适用于年轻人。
2.在亚文化层面，青少年群体具有被其成员所接受的特有规范。这些规范并不是青年人角色的一部分。在某种程度上，它们也不为年长者所了解，而是与年长者接受的标准相冲突。群体成员是在青年亚社会中通过互动、而不是在整个社会中通过社会化习得这些规范的。因此，这些兴趣、游戏、语言模式以及审美趣味可能会在同龄人中得以流传，而较少涉及更大群体的文化。
3.许多时尚或其他带有集体行为的流行趋势席卷青少年群体，并对其成员的行为产生了巨大影响。尽管很难把时尚与文化区分开来（许多经验现象同时兼具二者的特征），但是明智之举是从概念上把二者区分开来。这点并不总能做到。理斯曼所使用的概念更接近时尚，而不是文化。但从总体上看，他在分析被同龄群体所掌控的现象时，将其视为一种文化现象。哈维格斯特和塔巴认为：“男孩和女孩都渴望得到同龄人的认同，他们在道德标准、服饰、语言等方面都追随同龄人的文化时尚。”如果同龄人群体的影响力源于时尚，那么严格来讲，这就不是文化。因为时尚和文化在起源、功能和结果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
4.尽管学术研究中通常使用的术语和假设是亚文化或文化，但是许多对青年群体成员的分析采用的却是反文化这一概念。在这里，需要强调青年人感受到的交叉压力（cross-pressure）：他们渴望长大，但又害怕失去安全的童年；他们对待成长这一问题是矛盾的——一方面需要成长行为，另一方面又想延缓成长；自我镜像（self-image）的模糊导致他们去证明自己已经羽翼丰满；青年人中还存在着两性关系的挫败感。同龄人群体可能会有助于个体与交叉压力相抗争，正如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所描述的：“或许，当涉及青年人的文化特征时，最好是把青年人的文化模式与成年男性角色的主导模式相比较。通过比较可以看出，青年人的文化或多或少缺少责任感。”尽管帕森斯认为青年人的文化或多或少缺少责任感，但是这种无责任感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另一种文化规范，或是青年“角色”的一部分，必须将它置于青年与社会的紧张关系以及角色模糊的语境下来研究。一些社会学家简单地将这种无责任感视为青年人文化的表现，从而模糊了理应包含其中的人格因素。毋容置疑，对青少年亚文化的描述和分析，的确对青年社会学作出了重要贡献。许多青少年有其自己的群体，并花费大量时间在里面。这些群体的规范不同于成人世界，而且成年人通常以一种类似“种族优越感”的方式来要求青年人遵从成人规范的行为。但是，仅仅依靠亚文化理论，就会忽视青年人文化标准中的许多新特点，就会弱化这样一个事实，即青少年与成年人在文化标准（大部分青年人会很快接受的成人标准）上经常发生直接冲突。
我们需要用理论解释这种在价值观上尖锐对抗的现象。帕森斯清楚地指出了这一事实：“从消极的角度来说，在青年人中存在着一股拒绝成人世界的兴趣和爱好的强大趋势，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感受到青年人抵抗成人的期望和规训而产生的压力……因此，青年人的文化不仅应该作为正规教育的课程，而且由于青年人的年龄状况，他们的文化表现出年轻人与成年人之间关系紧张的迹象。”帕森斯在其他几个方面发展了“反作用”（reaction）这一主题，之后他使用了“反作用结构”（reaction-formation）的概念。
那么，文化这一概念是否能够解释青年人中存在的各种现象呢？一方面，社会训导青年人按照主流的方式行为处事；另一方面，青年人群体则发展出与成人世界截然相反的价值观，来挑战其自身角色的模糊性以及与社会的紧张关系。青年人可能会体验到社会规范标准的惩戒，这就使得社会分析家们几乎无法忽视他们的异常行为。为了能够阐明青年人这种既规范又反抗的现象，我建议使用“反文化”这一术语。
五、违法犯罪行为的反文化
区分亚文化与反文化的影响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一点在一般性地分析违法行为和犯罪行为时特别显而易见。通过介绍社会学观点以补充并校正个人主义的和道德主义的解释，为理解创造了更大的可能性，或许这是任何其他领域所无法做到的。几乎没有必要回顾从《犯罪帮派》（Delinquent Gangs）到《犯罪男孩》（Delinquent Boys）以来的大量著作，就可以确认违法和犯罪行为中规范要素的重要性。尽管如此，试图把一个有用的概念拓展至整个理论是错误的。一个“适用于各种复杂现象的”分析可能不如一个建立在事实之上的分析更加犀利和明确，但是这种分析更加有用。阿尔伯特·K.科恩（Al-bert K.Cohen）的名著尽管是以对帮派文化的研究为主题，但并没有忽略犯罪的精神方面的因素。实际上，他对于亚文化（反文化）的起源以及亚文化对底层阶级男性的作用的解释清楚地表明，帮派的规则并非像我们学习饮食、着装以及讲某种语言那样习得、接受和教化。帮派之所以存在，部分地表明了压抑着的欲望。因为，由这种压抑而产生的紧张不能通过主流价值方面的成就来消解，这种价值观是被压抑的，它们的重要性被否定，从而通过反主流价值观得到确认。帮派成员经常处于矛盾的情绪中。由于通过主流社会的规范实现获得较高社会地位的愿望受到阻挠，帮派成员接受了他所能达到的规范，但是这种反应中的“反作用结构”是通过标志着违法犯罪的内容——按科恩的表述，就是非功利性的、恶意的和负面的——表示出来的。这种负面性表明，他需要压制自己的倾向，去接受主流文化的标准。这并不是说帮派的价值观不能部分地通过文化分析以及延伸“合于民德者，即为正当行为”的观点获得部分的解释。但是我认为，如果科恩在引进“亚文化”概念的同时引进“反文化”概念，他的多因素分析可能会更清楚，并且更少引起错误的解释。
需要再一次强调，这些理论概念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对违法行为的经验变量作出说明。由于不能认知我们概念工具的抽象性质，从而使我们产生了不必要的分歧。例如，当W.B.米勒（Walter B.Miller）描述“作为帮派犯罪产生的代际环境的底层阶级文化”时，他指出了产生于底层群体价值体系的一系列重要影响。他在努力强调违法行为的病原学方面时，倾向于忽略由格雷沙姆·赛克斯（Gresham M.Sykes）和戴维·马茨阿（David Matza）、科恩、哈罗德·菲内斯通（Harold Finestone）、亚布罗斯基、麦克德夫妇（Willim McCord and Joan McCord）以及其他关注集体行为和人格变量的学者所提出的证据。我们肯定，已有的充分证据可以确认违法犯罪是由多种因素产生的，未来的任务不是要证明违法犯罪主要受文化、亚文化或反文化的影响，而是要明确这些影响和其他因素在各种经验组合中的状况。
六、阶层和职业的反文化方面
文化、亚文化和反文化概念的联系同样存在于关于职业和阶层的广泛文献中。毫无疑问，这三种力量在很多事例中存在，研究的任务是去厘清它们各自不同的影响。这或许会将这个术语的意义扩大到对“中产阶级成员”地位及其文化角色的论述上；尽管在相对稳定的社会里这种用法似乎可以理解。在相对稳定的社会里，各社会阶层的权利和义务大都是从文化角度界定的，虽然如此，但是在更加变动不居的阶级体系中，亚文化和反文化的规范已变得非常重要。在过去的20年中，通过描述各阶级在价值观、时间观念、欲望的程度、休闲方式以及抚养孩子的实践方面的差异，我们对美国阶级体系的理解已经理所当然地深化了。
在解释这些现象的广泛变化时，亚文化概念的引进有助于避免源自阶级的偏见。尽管如此，在阶级分析——比如对反常行为的研究——中，在消除中产阶级的并且常常是对农村的偏见的努力中，可能存在着矫枉过正。有证据表明，阶级之间的差别并不像亚文化研究的方法所设想的那样，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不同的价值观和规范之上的。用默顿（Robert King Merton）的话来说，底层阶级的这种“标新立异”不仅是被中产阶级人士界定为“标新立异”的亚文化行为，它们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对令人沮丧的状况的回应，是应对目的与手段分裂的努力。当分裂减少时，价值和行为的变化也会相应地减少。因此，罗森（B.C.Rosen）“惊奇地”发现，生活在美国东北部的黑人在一次有关“价值实现”的测试中所得到的分数，比他根据对黑人“文化”的描述所作的预期要高得多。这或许表明，较低的价值实现更多地反映出来的是对困难状况的反抗，而非亚文化规范造成的结果。如果状况改善，价值实现也会得到改善。斯蒂芬森（R.M.Ste-phenson）发现，处于较低阶层的青年人的就业计划要明显低于处于较高阶层的青年人，但是两者对职位的渴望却差别很小。他的研究成果表明，阶层的差别不仅体现在规范上，而且体现在发展机遇方面。所以，行为的差别只是部分地由亚文化差异所导致。较低阶层的成员对教育的渴望程度较低，这也部分地被认为是由社会地位引起的，而不仅仅是由道德规范引起的。当社会情境发生变化时，价值和行为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这在穆里根（R.A.Mulligan）有关蓝领工人子女对《军人安置法案》（GI Bill）的教育机会的反应的研究中，以及在威尔森（A.B.Wilson）关于较低阶层的男孩就读于较高层次的学校和较高阶层的男孩就读于较低层次的学校的研究报告中，都有体现。
简言之，如果我们能够区分由于角色的影响、亚文化的变化以及对文化剥夺表达出的反文化反应而导致的差异，那么我们关于社会阶级之间的行为差异的思考就会深化。这些差异在不同社会中的比重会有所不同，研究的任务是详细论述不同比重所导致的状况。我们可以提出一种假设，即在开放社会的底层阶级成员中可以发现比封闭社会的类似群体更多的反文化规范。
通过对上述差异的区分，对于不同行业成员的不同行为的解释也可以得到深化。在这里，角色与亚文化之间的对比更为有用。教师的角色包含一定的权利和义务，这些权利和义务把他整合进和一个他所期望并已经形成的与其他人的关系的体系中。另一方面，教师亚文化只要存在，就会把教师从其他人的文化世界中分离出来。教师亚文化要么不为其他人所知，要么作为与其他人不一致和冲突的原因而为人所知。此外也存在一些与职业生活方式有关的反文化现象。例如，贝奇凯什（H.S.Beckes）在区分“爵士音乐家”与“广场音乐家”的社会价值时写道：“在社会生活中，他们从音乐和广场两个方面对商业主义的拒斥是对全部美国文化的拒斥，这些人可以享受特权地位，但是却不能在其中获得使他们得到满足的个人调适。”换句话说，他们的生活方式只能通过冲突的主题来补充，这从文化和亚文化的视角来解读才能获得理解。卡梅罗（W.B.Camero）也持相同的观点。尽管没有使用“亚文化”这一术语，但他还是描述了舞蹈伴奏乐队群体（dance-band group）不同于其他群体的规范，这也许是他们的艺术“难以理解”、他们的日程安排与众不同等等的一种结果。但是，他还指出了乐队成员的一些规范中存在的“相反”（corltra）的方面，并认为这些方面来自早期的成员把爵士音乐家与青少年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事实。
七、结论
在很多领域，特别是在分析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层面的特定关系方面，对术语的不恰当界定困扰着研究。因此，“失范”（ano-mie）仍然既用于指属于社会结构的犯罪行为，也用于指属于人格的犯罪行为，尽管这种混淆正在逐渐减少。“角色”有时用来指为占据某一职位的人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有时用来指那一职位中个体的行为。我曾经指出，亚文化既被用于界定一个亚社会的传统规范，也用于指一个陷于困境并充满冲突的群体的新规范。本文指出，传统规范与新规范在起源、功能和持久性方面存在不同，而且认为，把反文化概念用于后者的做法可能会有助于改善社会学方面的分析。
指导亚文化研究的假说可以最大程度地从关于文化的一般理论中获取。作为一个范例，可以假设亚文化首先会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即作为流动的一种结果，或作为交流的一种拓展（这种流动和交流使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成为同一社会的成员），随之而来的却是物质的隔阂或社会的隔阂，或两者并存的隔阂，这种隔阂阻碍了社会成员的充分同化。
另一方面，关于反文化的假说可以最大程度地从社会心理学理论——例如对集体行为、挫折一攻击理论或群体构成的理论的研究——中获取。例如，有人可能会假设，在主要价值观被剥夺和遭受挫折的情况下（在这种被剥夺显然是由于与主流群体的广泛交流造成的情况下），以及在价值观混乱和社会秩序控制较弱的情况下，反文化的价值观和规范就会出现。有人可能希望借助这些假说来发现美国南方农村黑人中的许多亚文化价值观。然而，有人预期反文化规范会在第一代和第二代的城市黑人中日益发展起来。这两个群体都受到了剥夺，但是在都市环境中，他们与主流群体的“价值观疏离”更为严重，价值观更为混乱，社会控制更加弱化。
有一种电视剧，上可偶像，下可历史，前可言情，后可恶搞，左可秦皇，右可汉武，美其名曰“穿越剧”。时下流行穿越风，要的就是这种连锁效应，萝卜青菜皆可穿越所爱，各取所需。无论是《魔幻手机》、《穿越时空的爱恋》、《寻秦记》等剧集的热播，还是网络上穿越小说的大热，穿越题材几乎已成了一种新的题材，甚至有网友戏称“当今社会十个人里，九个半人都穿越”。
央视八套开年大戏《神话》的热播，更堪称“穿越”题材教科书，剧中胡歌因一个宝盒和虎头坠穿越至秦朝后引发了不少笑料：他用手机拍下了和刘邦结拜的过程；吟出《水调歌头》让项羽崇拜不已；还办私塾，鼓捣发电机，提倡婚姻法；最爆笑的莫过于学小沈阳喊“不差钱”，甚至向古人灌输“胡歌是大明星”的道理。
眼下流行的“清穿”、“明穿”和“架空穿”，分别指通过不同方式回到清代、明代和“不存在的时代”。在历史里凭空塞进一个现代人，或者干脆捏造一段历史，上演今人和古人互动，这样的结构方式，足以让很多观众大跌眼镜，甚至连呼“吐血”。例如以康熙雍正朝为背景的穿越剧《步步惊心》，女主角化身16岁少女回到清代，历史上著名的“九子夺嫡”，居然被说成是几位阿哥为了她才群起争夺皇位。
女主角穿越到古代，必定要带去一些现代的观念，比如说“‘女子无才便是德’是错误的，人人平等的说法也不错。”在穿越“亚文化”中，虽不乏积极因素，但更多上演着现代阿Q让自己成为焦点的梦。不过，想回到过去成为“焦点”的想法，流露出的恰恰是对现实生活缺少把握的“失焦”感。在“精神胜利”中幻想得到爱情和事业的种种成就，而穿越剧带来的自信和感动，也因为太过“虚拟”而从慰藉沦为逃避。
伴随穿越剧迭起而来的更有无数的批评。广电总局在网站上发出通知称，近期个别申报备案的神怪剧和穿越剧，随意编纂神话故事，情节怪异离奇，手法荒诞，甚至渲染封建迷信、宿命论和轮回转世，价值取向含混，缺乏积极的思想意义。希望各制作机构端正创作思想，要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努力提高电视剧的思想艺术质量。
从2001年至今，港台、内地制作穿越剧15部，2010年至2011年播出或即将播出的穿越剧超过三分之一。除电视剧外，20年前张艺谋的电影《古今大战秦俑情》，主人公也穿越了好几个朝代，演绎了几段爱恨情仇。国外影视作品中，“穿越”的例子也比比皆是，大热的美剧《英雄》、日剧《仁医》，都因为主人公穿越时空而悬疑十足。
从几年前穿越小说在网络流行，到现在穿越题材电视剧成为话题，有学者认为，青少年“亚文化”浮出水面，有利于提升青少年的自我和社会认同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在微博上表示：“穿越作为存在多年的‘亚文化’，并不能以浅薄、胡闹一言以蔽之来加以评判。其中相当一部分作品对于提升青少年自我和社会认同感、幸福感有正面和积极意义。”他补充，很多穿越故事，用现在的视角回望过去，“旁观者清”地审视得失，用历史做透镜观察当下，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穿越剧良莠不齐是真，但监管部门似乎过于敏感，出台“新规”很有可能极大地束缚影视行业的创造力，想创作出中国版《星际迷航》、《x档案》、《时空骇客》、《回到未来》、《终结者》似乎变得不大可能。监管部门应该做的是引导，而非“封杀”。
关键词：主文化；亚文化；全面繁荣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5—0022—02
人类社会已经跨入21世纪，我国进入全国建设小康社会，加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国际形势时刻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各种思想早已冲破了我国曾经紧闭的大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意识形态领域出现杂糅的局面，亚文化大量产生，一些越轨亚文化泛滥，社会主流文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在新的形势下，如何保证文化建设为经济建设服务，如何在复杂的形势下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如何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实践中，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艰巨使命。如何实现上述目标，社会各界见仁见智，各抒己见。笔者认为，若要实现上述目标得以实现，应该大力弘扬主文化，合理地控制亚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全面繁荣。
一、文化、亚文化和越轨亚文化
文化的概念歧义多端，很难界定。据不完全统计，有关“文化”的定义共计不下200种。研究文化的法国学者维克多·埃尔感叹：企图或者声称给文化概念确定范围是徒劳的[1]8。“文化是人类劳动、智慧和感情创造的产品的总和。包括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社会制度、文学艺术、音乐美术、哲学、历史、宗教和科学技术等意识形态和劳动成果。”[2]
在当今的全球化背景之下，文化的功能日益突出。“文化赋予我们的生活以意义，给予我们自身同一性，并从芸芸众生中理出秩序。”[3]“伴随全球化的发展，文化开始越出原有的学理层面，快速走入日常生活，对社会各领域形成巨大冲击。像西方文化的传播、扩散，不仅深刻地侵蚀着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而且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这些国家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生产方式以及人们的社会心理，其教化功能、消费功能、审美功能、经济功能等集于一身，发挥着愈来愈大的作用。”[4]
亚文化的概念与主文化相对。所谓主文化，是指一个特定社会中文化的主流，即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为大多数社会成员所接受的文化。主文化显示的是一个特定社会中文化的共通性、同质性，能够对大多数社会成员的价值观、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产生极大影响。德国的著名犯罪学家施耐德曾经指出：“亚文化指的是一种社会性的行为和价值体系，它独立于社会上主导的行为和价值体系而存在，但仍然是这一主要体系的一部分。生活在亚文化中的群体分享主导文明的因素，但也保持某些独特的行为榜样和价值观念。”[5]一般来说，亚文化并不直接否定主文化。亚文化群体具有与主流文化存在差异的价值观，并且亚文化群体之间的价值观念也各不相同。通常情况下，一个特定的亚文化，其接受和认同的群体往往只是社会的一部分成员。亚文化与主文化，并存于社会，又有其与主流文化不同的独特内涵。
提到亚文化，必须明确一个子概念：越轨亚文化。越轨亚文化指对于特定社会的规范文化的群体拒斥，是亚文化中与主文化直接对抗的文化群。其与一般亚文化的区别在于，一般亚文化虽然与主文化有所区分，但是并不形成与主文化的直接对抗。一般情况下，它们所拥有的特殊规范虽然并非社会共同遵从的规范，但却有自身的立足之处，通常能够为社会的规范文化体系所容忍或包容。而越轨亚文化则不同。由于其与主文化的对抗性，因此很容易为主文化所不容，它们的特殊规范则通常招致主流文化的否定甚至排斥。简言之，一般亚文化与越轨亚文化的主要区别在于与主文化的关系：一般亚文化与主文化之间往往是包容的、融洽的，而越轨亚文化则不然，其与主文化之间通常是相悖的、对抗的关系。显然，越轨亚文化对于社会而言，是需要提高警惕、妥善引导和监管的。
因此，要做好文化工作，必须要大力弘扬主文化，加强主文化的渗透力，同时必须要关注亚文化的产生，对其采取适当的控制手段。对于亚文化中的越轨亚文化，则更要提高警惕，加以监管。
二、指导思想和原则
当今我国复杂的文化背景下，我们在弘扬主文化、控制亚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全面繁荣进程中一定要遵循以下原则：
首先，“和而不同”：正确处理弘扬主文化与提倡多元化的关系。
关键词：高校；校园亚文化；成因
中图分类号：G71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13）08-096-02
按照构成元素的不同特点可以将高校校园文化进一步划分为高校校园主文化、高校校园反文化、高校校园亚文化。相对于高校校园主文化和反文化，高校校园亚文化处于次属地位，多属少数人构成的群体文化，是动态的、不断发展的文化，具有边缘性，与反文化的区别主要在于政治色彩的浓淡。高校校园亚文化从形态上可以分为物质态高校校园亚文化、观念态高校校园亚文化、行为态高校校园亚文化等三个层次，具有表达、凝聚和抵抗的功能。在廓清高校校园亚文化的内涵基础上，对其生成的原因做进一步的分析。
一、经济差异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收入差距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这种情况在高校同样存在，随着高校改革力度的加大，经济成分、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高校内部存在的收入方面的差距导致特定群体的出现。一是高校教师收入在社会上的情况。社会上普遍认为，高校教师的工作好，轻松，收入也不错，与企业相比，虽然企业比较忙，但是企业的收入确实比学校教师收入高得多，而近几年“年薪十万聘教授”、“年薪百万聘院长”的新闻也比比皆是，但被忽视掉的是刚刚工作几年的年轻教师群体。二是高校之间的差异。不同高校之间，由于地理位置、办学层次的差异，收入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三是高校内部存在的差异。一般情况下，课时费是分等级的，助教、副教授、教授每课时的收入是不同的，职称对于高校教师来说非常重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一收入层次的群体由于趋同的经济问题、消费倾向、心理落差，从而拥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形成相类似的文化观念，这种文化往往对主文化既有补充作用，也有抵抗作用。
经济收入的差距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家庭背景的差异导致学生经济方面的差异。改革开放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加上国家的贷款及资助政策，很多学生都获得了上大学的机会。但是家庭贫困，上不起学的学生也不在少数，尤其是来自于偏远地区的学生，家庭遇到较大变故，以及来自遇到较大自然灾害地区的学生。另外，在收入差距扩大的背景下，家庭收入的差异不断扩大，生活在同一个校园、班级、宿舍中，言行举止、消费习惯方面的差异，攀比的心态，都导致了不同群体的形成。
二、压力源
1 教师的压力。社会上以为做教师轻松，尤其羡慕教师有两个假期，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上课实际就是个体力活，一天四节课上下来，什么都不想干，什么都不想做，大部分教师每周要上15-20节课，平时还要批改大量作业，备课，写教案，出改试卷，写教学计划、教学总结，组织学生参加竞赛，刚放假，又得准备下一学期的课，不认真，不花时间，很难把课讲好；很多高校出现“量化管理”模式的泛化，期初检查，期中检查，期末试卷，如承担班主任，还要写班主任记录，与学生谈话的记录，是党员的平时还要写学习体会和学习笔记，这些低效、重复性工作占据教师大量时间，减少了教育教学的有效时间，增加了教师的压力；教师的社会地位并不高，当前受尊重的程度并不高；人际关系的压力，与领导、同事、同学之间的关系；工作与家庭的冲突，很多教师把工作与生活混在一起；青年教师的压力极大，尤其是评职称的压力，教授平时的压力要小得多，青年教师要交各种材料，还经常被督导听课，对于成家有孩子的年轻教师而言，压力最大的莫过于孩子生病，大家都说：孩子生病，大人着急，干啥都没劲。
2 学生的压力。当前，大学生承受的来自学习、生活、情感、就业、家庭关系及人际关系的压力越来越大，学生面临的困难越来越多，一些特殊学生，例如：常旷课、外租房、多门课程不及格、网瘾、身体疾病、家庭困难学生的压力更大。
三、文化冲突
美国文化学者阿尔伯特·库思（Albert Cohen）认为亚文化产生于文化与结构的冲突之处。教师文化与学校的管理结构之间的冲突与裂隙，容易被部分教师及青年学生改造成为他们的群体亚文化。比如，某高校周一下午4：00本来应是系部开例会的时间，某周一上午突然接到通知，通知下午3：00开反腐倡廉会议，要求系部领导参加，系部领导以为此反腐倡廉会能在下午4：00结束，结果会议从3：00开到5：00，系部领导干部在会场不宜离开，那边普通教师还在等待系部领导来开会，结果等了一个小时，大家怨声载道。学校经常召开类似的政治性会议，开会无可厚非，但是一定要考虑到下属单位的实际情况，学校主文化不能对系部的亚文化进行粗暴的干扰。会议的时长和内容等信息应该提前告知，以有利于系部科学合理地安排工作。
1 高校主文化阵地的衰微。为建设公共文化，高校也会拿出一部分资金，建立公共文化活动场所，加大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开展公共文化活动，实施文化共享工程，但现在不少高校在传播主文化时，显得信心不足，弊端主要表现如下：一是重形式轻内容，形式很好看，但是具有内涵的、能打动人的东西很少；二是追求简单快乐，一味追求快乐而忽略了理性的思考，过度强调视听语言给受众感官上的刺激和，造成了观众的精神美感和反思能力的逐渐衰减；三是形式呆板，习惯于板着面孔说教，没有把理念通过丰富的感性宣传表达出来，不能从情感上感化人；四是主文化中的一些强制性的东西让师生感觉不舒服，如开会必须到，问卷必须填等，造成师生的逆反心理；五是主文化不能面面俱到，存在盲区，这也为亚文化提供了生存的空间。
2 高校亚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当人同时面对两种主流文化或主流行为规则时，这种文化冲突就会发生。对于青年学生来说，与他们的父辈相比，在生活方式上，存在“消费主义”的价值观，追求享受；青年学生更趋向时尚和潮流，接受新事物的速度较快，他们几乎每天都使用手机短信，网络是年轻人的生活空间，受网络信息的影响较大，愿意表达自己的意愿和看法；“自我中心主义”在“80后”、“90后”大学生身上也不少见；“偏激主义”的倾向，当青年大学生面对主流文化关于金钱、学习、生活产生的“地位挫折”时，他们会进行反抗，他们要冲破日常刻板化生活的束缚，反常规、反传统，洋节非常受他们的欢迎，甚至超过中国传统佳节，名为过节，实为狂欢。在围绕孩子教育的问题上，教师与长辈之间存在代际冲突，如老一辈用自己的筷子为孩子夹菜，还说过去在农村也是这样，孩子不也长得挺好。生活习惯方面的差异成为影响教师夫妻之间及与长辈之间关系的因素。
四、个人特质
1 非理性的思维方式。职业倦怠，一种工作时间干长了，往往会热情消退、倦怠产生，滋生一种得过且过的心态，在主文化地位不牢固的情况下，一方面会抵抗主文化的效用，另一方面容易形成亚文化的群体；不能顺势而为，社会有社会的发展趋势，学校有学校的发展趋势，这个“势”实际就是规律性，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学校也有很多问题，大家可以指责，背后可以骂，但这些问题改变不了社会、学校向前发展的趋势，谁要是与这种趋势作对，就会碰得头破血流，有些师生反感某件事，背后大家骂，消极心态在小群体内弥漫，造成不好的影响，对集体、对自己都不利。比如，有些教师认为评职称、教研、科研不公、虚伪，很反感，于是就不去争取，其实，实践需要总结，通过发文章、做科研、教研来提高自己的水平，同时达到提高职称的目的，不去争取，永远没有可能。“一根筋”型的学生也不少，实际上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遇到矛盾和挫折，可有的学生总是不能正确处理，一条路走到黑，不懂得灵活调整，不能主动地适应社会，老想着让社会来适应个人，比如，有的学生嫌现实生活中烦恼太多，想寻个清静地方，甚至有出家的极端想法，有这些想法的学生容易形成团队，在团队中大家找到了较强的归属感。
2 非科学的行动模式。不能按统筹的方法去做事，在现代社会，师生都很忙，只要结合着做，时间总是会有的，事情也很好做。教师在教学中进行思考，结合这些思考去做科研、教研，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理论水平和实践水平就会大幅度提高；学生运用所学的知识，有选择地参加一些社会实践活动，达到多赢的效果；有些教师处理不好闲暇时间与工作时间的关系，过多占用休闲时间去做工作，家校不分，减少了与家人的沟通和共处，进而影响家庭关系。
参考文献：
[1][美]迪克·赫伯迪格，亚文化：风格的意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3
[2]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文化译介小组，亚文化之后：对于当代青年文化的批判研究[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3
关键词：亚文化；高校亚文化；高校文化建设；引导
一、亚文化、后亚文化和青年亚文化
亚文化一词最早出现于1886年。尽管长期以来国内外专家学者采用不同的研究范式时对这一概念的界定不尽相同，但一般认为“亚文化”是相对于主文化而言的，是某一群体所持有的有别于其他群体或整个社会的文化。加拿大学者布雷克如此定义亚文化：“由处在从属结构位置的群体发展出的一套意义系统、表达方式或生活方式，以回应占据主导地位的意义系统；它表明处于从属地位的群体试图解决那些产生于广泛的社会背景当中的各种结构性矛盾。”[1]亚文化的载体包括亚文化现象以及相关的艺术作品和表现形式。
20世纪末，随着亚文化现象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不断变迁，特别是出现了“后现代世界”的青年亚文化，当代亚文化进入了后亚文化时代。1987年钱伯斯在《大都市图绘：通往现在的可能性》中使用了“后亚文化风格”这一短语，而伯尔默斯1996年的专著《时尚的演化：第三个新千年我们穿什么》和马格尔顿1997年的文章《后亚文化主义者》则使得后亚文化这一概念变得广为人知。
2001年5月在维尔纳召开的“后亚文化研究：大众文化及其影响下新后亚文化的形成研讨会”被认为是后亚文化时代到来的标志。伯明翰大学在2002-2003学术活动年中的“青年、文化和社会”论坛上，专门用一周时间讨论了“后亚文化理论：从批评到拒绝”这一主题。这标志着后亚文化研究作为一个独立领域得到了正式认可。
在后亚文化时代，亚文化这一术语被解构和重构，甚至一度出现了指称混乱。如班尼特称之为“新部落”，而雷德黑德使用“部落文化”，马费佐利则提出了“俱乐部”和“新俱乐部”概念。对此，霍金森评论道：“目前还无法明确概念和解释过剩的原因，但如果认识到不同的概念用于抽象不同的社会事实，这一困惑就能部分地得以减轻。”[2]例如，以“部落文化”指称在某个特定的地点共同消费的“趣味”，而“新部落”用来分析当代城市部落视域中的变迁和杂交。一旦明白不同的概念可能是相容的，就有可能理解“后亚文化研究”。确切地说，后亚文化研究关注的是新千年以来社会变革中发生的青年亚文化现象，致力于揭示在全球化主流文化与各地本土文化重新连接和重新结构的过程中，它如何产生种种新的混交文化。
二、高校亚文化的传播和影响力特征
各种文化之间从来没有明确的边界。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外交流日益频繁和不断深化，西方文化由音乐、书籍、影视作品和其他形形的消费品裹挟着不断进入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当代西方亚文化开始对我国传统文化和以为指导的主流文化产生一定冲击。许多亚文化现象开始在中国出现并迅速发展，如网络文学、黑客文化、粉丝文化和极客文化等等。
另一方面，青年亚文化受益于当代社会新的传播方式，表现出极其鲜明的技术和媒介特征。新媒介，尤其是网络的诞生，骤然增添了文化两端的张力。一方面，文化的传播范围和传播速度都堪称前所未有；另一方面，文化公共空间以网络为载体最大限度地向私人话语敞开。青年亚文化在这样的传播方式下被迅速流行化和快餐化，青年亚文化中所蕴含的抵抗和边缘因素在消费时代成为了商业文化的重要卖点。
在当代中国社会中，青年高校学生往往既是社会中首先消费舶来品、接受外来文化的群体，又是最先利用新媒介、新路径来表达声音的群体。因此，青年亚文化在中国集中地表现为高校亚文化。青年学生走进高校之后，学习和生活环境发生很大变化，变得相对宽松和自由。同时，处在思想成熟重要时期的青年学生往往个性比较张扬，在自由开放的环境中，很容易形成各种与校园主流文化不同的文化，这是孕育高校亚文化的独特背景。高校亚文化包括了寝室文化、网络文化、新人类语言文化、消费文化和时尚文化等。这些不同类型的文化往往互相联结，形成链条，在校园甚至整个社会形成巨大影响。
寝室是高校学生学习和生活的基本单位，是每一个学生的信息网络中最重要的结点。伯明翰学派认为，“对风格的解读，实际上就是对亚文化的解读”。[3]而高校学生恰恰是在与室友的交流、对照中初步形成自己的生活诉求或者说个人风格。仔细观察就不难发现，同一寝室的学生在个性、审美和行为方式上往往有较多相似之处，而寝室与寝室之间则在不同方面表现出或强或弱的差异，这可以说是高校中寝室文化一个较明显的特征。因此，寝室文化是整个高校亚文化的基本构成单元和传播渠道。
关键词:主文化 亚文化 犯罪亚文化 青少年犯罪
一、犯罪亚文化概述
实证主义刑法学派的先驱者之一，意大利犯罪社会学家恩里科·菲利指出，犯罪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每一个社会，无论性质如何，都有自己的犯罪形态。犯罪如此，作为特殊群体的青少年犯罪也是如此。青少年犯罪已成为世界的三大社会问题之一，近年来，我国青少年犯罪比例一直居高不下，且犯罪形式日益多样化，从暴力型犯罪如杀人、抢劫、乃至智能型犯罪如计算机犯罪等均有参与，犯罪数量日增，严重影响了社会安定以及广大人民群众人身和财产安全。青少年正处于社会化的关键时期，他们的犯罪行为大多由社会因素引起，其中犯罪亚文化对青少年犯罪具有特别大的影响。
亚文化概念是美国人类学家A.W.林德对越轨行为的研究中首次提出的，这一理论主要被应用在越轨行为和犯罪行为的研究中。亚文化指仅为社会上一部分成员所接受的或为某一社会群体特有的文化，它一般并不与主文化相抵触或对抗。犯罪亚文化属于亚文化的范畴，但二者之间不能等同。亚文化与犯罪之间不存在一种决定或必然的关系除非亚文化沿其负面走向极端，发展成为极端亚文化——犯罪亚文化，一般不直接产生犯罪。
所谓犯罪亚文化，是指犯罪亚群体在犯罪活动中逐渐形成并予以信奉和遵守的与主文化相对立的价值标准、行为方式及其现象的综合体。犯罪亚文化主要存在于一些犯罪团伙中，尤其是一些青少年犯罪团伙中。内容包括对犯罪的赞赏态度，将犯罪活动合理化的技术，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处理赃物的方法，物色犯罪目标的能力，逃避司法机关侦查与惩罚的手段，寻找犯罪同伙的方法等。犯罪亚文化是青少年犯罪的精神支柱。一些青少年在刚刚走上犯罪道路时，从事犯罪活动往往是不自觉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犯罪程度的加深，犯罪亚文化便成为其思想和行为的主宰，犯罪活动也逐渐由被动变为主动。在犯罪亚文化力量的牵引下，犯罪青少年形成了一套悖于常人的价值观念:花天酒地、“出人头地”、哥们义气、“活着就是为了享受”……在这些观念的支配下，青少年犯罪表现出暴力性、凶残性、反复性和不择手段、不计后果等行为特性。相反，如果违反这些共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行事，则会受到谴责、鄙视、非难甚至无情的惩罚。
青少年生理发展相对较快与心理发展相对较慢的矛盾，致使亚文化成为诱导青少年犯罪的一个关键因素。因此，探究青少年犯罪亚文化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成为重中之重。
二、青少年犯罪亚文化产生的原因
(一)社会结构的转型为亚文化提供理论平台和生存空间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社会结构呈现出高度的统一性，整个社会结构比较稳定并且具有连续性。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与公有制的经济制度决定了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单一性，这种文化上的垄断根本不容亚文化的存在。社会结构的封闭性使主文化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亚文化无生存的土壤和社会空间。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转型，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的不断多元化，人们在利益分配机制与文化认识层面上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从而形成多元化的结构群体。同时更重要的是，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逐渐解冻，使得社会主文化压制下的亚文化得以复苏。亚文化的不断涌现和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个性主义对社会主文化的叛逆和抵制。而且，在社会主文化的行为模式与价值观念压制下的具有叛逆色彩的亚文化，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转型，逐渐占领着主文化的阵地。文化结构的转型，表现出文化价值的多元化。在多元化发展过程中，往往会形成某些文化的冲突现象，从而使人们在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的选择上缺乏统一性，甚至迷失方向，进而导致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在利益价值结构的转型中，反映个人利益倾向的亚文化价值观得到一些亚文化群体的赞同和支持，这种倾向构成对主文化的冲击和挑战。不断的挑战，即孕育出不断的违法犯罪行为。出生在改革开放之后的青少年，由于社会化的不彻底性，很容易在亚文化的熏染下产生犯罪。
(二)主文化价值观判断方向的偏离和模糊性，为亚文化的传播提供便利条件
青少年在选择主文化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时，基于认识能力的限制，往往带有一定的模糊性。而这种认识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进行的。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整个社会结构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青少年在价值观的选择上比较统一。而当社会处于急速的变迁中时，面对社会形态的变化，主文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未能作出及时的调整。其既没有有力的支持社会的进步现象，也没有快速的批判社会的消极因素和一些犯罪现象。使得青少年对主文化的价值观判断缺乏统一的标准，以至于出现多重性的文化价值规范。与此同时，亚文化的价值观念对社会的消极因素和一些犯罪现象作出的合理化解释，恰好迎合了青少年犯罪群体的认同，为其行为找到合理化的理论支持。从而更加助长了其行为的不断发生，同时也为亚文化的传播起到“催化剂”的作用。
(三)社会结构转型中，不同利益群体的心理失衡与同一利益群体的心理互动，为亚文化的产生和传播提供心理基础
任何一种文化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都凸现出一定社会群体的利益倾向。社会结构的全面转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被压抑的个人利益倾向逐渐得到社会的合理化认同，社会成员通过各种手段和方式去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在这种竞争场中，合法合理的竞争体现社会主文化的价值规范和行为要求。而当个人利益通过主文化的竞争场无法满足时，便会寻求一种违法犯罪的竞争场去实现。这种竞争场的负面影响对社会群体尤其是青少年具有强大的震撼力和诱惑力，通过违法犯罪手段获取利益欲求成为青少年的参照标准。然而，社会财富及获取财富的合法途径毕竟是有限的，利益欲求与实现途径的现实矛盾，使社会群体感到致富机会的不均等、财富分配的不均衡。相同的境遇使他们在心理上产生互动和共鸣，通过其违法犯罪行为的不断影响以及亚文化对此做出的合理化解释，构成犯罪亚文化的特殊整合。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青少年犯罪的根本原因。
三、祛除犯罪亚文化，预防青少年犯罪
青少年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青少年的特性决定了他们需要社会给予更多、更好、更及时的关心和爱护，给予科学、健康的教育、引导和规范，给予丰富多彩而又昂扬向上的文化滋养，以使他们在作为国家主人和接班人的同时，能在一个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健康地成长、发展，这无疑是全社会的期望，同时也是全社会的责任。为使青少年远离犯罪亚文化，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家庭教育科学化
家庭是青少年社会化过程的第一课堂，对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知识的积累、能力的培养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美国著名作家约翰·布雷萧在其畅销书《家庭会伤人》中曾经所写的:“一个人成年后，所有行为都可以在他幼年时期的家庭环境中寻找到答案。”家庭教育方法失当，是导致青少年受犯罪亚文化影响，违法犯罪的主要因素之一。为了预防青少年产生不良行为，防止因教育不当而走上违法犯罪道路，就需要提高和加强家庭在预防违法犯罪方面的职能，要通过家庭教育来加强对青少年早期智力的开发和良好心理品质的开导。加强家庭教育，必须采取科学的教育方法，首先要营造民主平和的家庭气氛。父母与子女平等相处，在相互交流中，父母对子女的思想和情感就能及时掌握，并通过及时的分析评价，帮助子女树立正确的思想意识和社会道德规范;而子女的归属的需要、爱的需要、获得理解需要得到满足，产生愉快积极的情绪，有助于养成良好的性格倾向。其次，帮助子女构建正确的需要结构。对已有违法犯罪行为的子女，家庭成员应充满爱心地去了解、感化他们，耐心地帮助他们转变思想行为方式。
(二)加强学校教育，改革现有的教育制度
学校是青少年社会化的主要课堂。学校要把以“提高升学率”为主要目标的功利化的应试教育改为素质教育，要把法制教育作为对学生的素质教育的一个基本方面，教育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法制观;切实抓紧抓好，要营造一个学法、知法、用法的氛围。加强对后进生的帮助教育，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改变片面追求升学率的作法，注重教书，更重育人，不要把“双差生”推向社会犯罪的边缘。
(三)加强政府监管，还青少年一片净土
有关部门应大力加强对社会娱乐性场所的管理，严禁青少年进入营业性舞厅、歌厅、游戏厅、网吧;坚决整顿文化市场，净化社会环境，加大“打黄”力度，禁止向青少年出售传播音像光盘、图书，扫黄打非、禁赌、禁毒，彻底清除诱发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毒根，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加强主流文化的宣传，弱化消除不良亚文化的影响。大众传媒应担负起对青少年法制教育的重责。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新闻媒介，要自觉地向青少年传播法律知识，宣传法律意识，使自己真正成为传播法律知识和法制观念，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园地。
(四)针对城市社区青少年犯罪，要建立一系列的机构组织，预防青少年重新犯罪的发生
强化社区功能，鼓励社区扩建或新建娱乐设施，利用俱乐部和讨论小组等形式弘扬社会主流文化，加速少年的社会化过程，增强其社会适应能力。通过利用普法教育和社会道德教育改变社区旧有的观念，号召社区成员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比如，美国大力宣扬“美国精神”和青少年志愿服务;德国对青少年进行“民族性格”及“善良教育”培养，这些做法颇值得我们借鉴。通过这些活动把少年从不良群体中解救出来，并且培养他们与社会主流文化相一致的社区意识。通过有组织地看望即将释放的青少年违法犯罪者，加强他们与社区的联系，使他们感觉到自己是社区完完全全的成员。如果能够解决青少年犯罪人的再社会化问题，就能够减少青少年重新犯罪的可能性。为他们回归社会和重新社会化提供生活和成长环境，控制、预防青少年重新犯罪的发生。
参考文献
1.弗兰西斯·C·瓦克斯勒.越轨社会学概论.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
2.王洛.我国青少年犯罪预防.北京:群众出版社，1989
关键词：文化 犯罪亚文化 青少年犯罪
Criminal Inferior Culture and Criminal Teenagers
Hou Qing qi
Abstract： The house of criminal teenagers rate has becme high， which is the one of most serious social problem that affects the security of society of our country .The reason that causes teenagers gang to commit a crime is extremely complex， In which the development for teenagers， the influence of criminal inferior cultural environment takes affect to come， is more firm ， more direct ， more important.Criminal inferior culture is caused commit a crime in teenagers， from aspect cannot appraise take affect.Criminal inferior culture what commit a crime with teenagers relation is a important program that we are faced with.The examination accessary crime inferior culture of this paper as in teenagers， criminal cause is discussed ， from this， puts forward prevention and decreasing for teenagers， the criminal measure of specific aim.
Key words： culture criminal inferior culture criminal teenagers
一、犯罪亚文化概述
青少年犯罪已成为世界的三大社会问题之一，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青少年犯罪比例一直高居不下，且犯罪形式日益多样化，从暴力型犯罪如杀人、抢劫、乃至智能型犯罪如计算机犯罪等均有参与，犯罪数量日增，严重影响了社会安定以及广大人民群众人身和财产的安全。青少年正处于社会化的关键时期，他们的犯罪行为大多由社会因素引起。其中犯罪亚文化对青少年犯罪行为的作用最直接、最明显。
亚文化概念是美国人类学家A.W.林德对越轨行为的研究中首次提出的，这一理论主要被应用在越轨行为和犯罪行为的研究中。亚文化最一般的含意是某一主体文化中较小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概念构成要素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它们是主体社会可以辨认出的组织部分，在某些方面而不是在所有方面不同于主体社会；（2）作为主体社会的一个组织部分，它们至少服从该社会的一部分准则和法律；（3）作为与主体社会有显著差异的集团，它们为其成员规定了自己特有的行为规范；（4）它们是一个发挥功能的单位——就是说，它们至少能够为了某些目标而作为一个整体行动；（5）它们意识到自己是在某些方面与主体社会离异的单位。［1］
根据文化在社会上所占的地位不同，可将文化分为主文化和亚文化。主文化是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为社会上多数人所接受的文化。主文化对社会上大多数成员的价值观、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影响极大。亚文化指仅为社会上一部分成员所接受的或为某一社会群体特有的文化。亚文化一般不与主文化相抵触或对抗。犯罪亚文化属于亚文化的范畴，但二者之间不能等同。亚文化与犯罪之间不存在一种决定或必然的关系。除非亚文化沿其负向走向极端，发展，成为极端亚文化一犯罪亚文化，一般不直接产生犯罪。
改革开放后，我国生产方式的转变，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在整个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社会本位主义弱化，外来异质文化的冲击，加之我国自身文化的变革，使部分亚文化势力不断泛起，特别是青少年由于其生理特点和心理特点的特殊性，使青少年犯罪亚文化表现突出，并在与我国传统文化、主流文化共存中顽强地表现着自己。犯罪亚文化是指一种逆主流文化而动的反文化、反社会的危害统治秩序的最极端行为。如青少年的暴力行为、破坏行为、吸毒等均为犯罪亚文化。［2］这种犯罪亚文化，结合青少年的心理、生理特点，往往表现出不同于成人犯罪亚文化的特征：一是强烈的反叛精神或无罪恶感的心理特征；二是实施所选择的最极端的反文化、反社会的一系列活动；三是通过各种渠道将犯罪的技术和方法传授给其他人，以期强化青少年这个弱势群体的地位。
二、青少年犯罪的亚文化特征
犯罪亚文化实质上是一种极端的越轨活动，它与青少年犯罪活动接壤，有的本身就是青少年犯罪活动，因而对青少年犯罪的实施起推动与促进作用是必然的。犯罪亚文化对青少年犯罪方法的传播起着渲染、扩展与教化作用。任何文化都具有传播性和传递性，犯罪亚文化也是如此，它在自身的传播与传递过程中，必然起着渲染、扩展与教化作用，从而使犯罪手法得以四处蔓延。犯罪亚文化对青少年犯罪规模的发展起着加剧与扩展作用。这主要表现在犯罪亚文化的渗透性上，通过渗透，犯罪亚文化的影响与推动下，青少年犯罪规模必然进一步蔓延与扩展。犯罪亚文化对青少年的犯罪起着群体化作用。文化在人与人之间起着凝聚与联系的作用，它是同一文化群体内交往的纽带和共同的价值标准。犯罪亚文化在这一点上表现更为突出，它为青少年团伙犯罪提供的“智力”与“犯罪场”支持就能说明这一点。［3］犯罪亚文化影响作用下的个体，以亚文化的标准相互之间产生认同感，从而出现青少年犯罪群体化。
由于犯罪亚文化没有主文化那样系统、规范，也不具有高度的理论化形态，因而更容易被社会的一般成员，尤其是青少年所接受和传播。犯罪青少年是社会上特殊的一个群体，犯罪亚文化是导致青少年犯罪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犯罪不是无缘无故发生的，总有一定的导因，形成犯罪动机才能产生犯罪行为。对于青少年的犯罪动机和犯罪行为这种内化与外化的过程，犯罪亚文化环境常常是其发生的导因，而犯罪动机往往就直接导源于犯罪亚文化。比如在犯罪青少年中普遍存在的由于享乐主义思潮的刺激而无视法律最终走上违法犯罪的行为过程，就是因为在青少年中大量传播着的人的本质是自私的、“人生不乐等于白活”、人与人的关系就是一种弱肉强食的关系等等犯罪亚文化的导源。于是，他们一方面极力追求个人的享乐，私欲极度澎胀；另一方面，当他们明显地不具备这个条件，用正当的手段也难以达到的时候，就必然地陷入到享受的无止境欲求和违法犯罪、遭受打击的冒险这两难选择之中，为了获得个人幸福，往往不惜牺牲别人，损害他人，以身试法，走向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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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道路，有着一个明显的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4］首先，他们常常都是从所处环境中接受了一些不良习惯，出现小过失开始，因为得不到及时的矫正和教育，得不到更多的关心和爱护，甚至遭受冷漠和歧视，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挫伤。在自己的犯罪亚文化圈中最终获得了情感上的慰藉和对犯罪的认同感，受到周围人群的支持、姑息、纵容，而越陷越深，不能自拔。其次，犯罪亚文化是青少年犯罪的精神支柱。在青少年犯罪中突出表现出来的暴力性、凶残性、反复性和不择手段、不计后果等特性，除了青少年追求刺激、富于冒险的原因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犯罪亚文化环境的影响。［5］他们在追求享受，追求自我表现，为了“出人头地”的时候，其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便是：目的是主要的，手段是第二位的。他们为了达到非法的目的，胆大妄为，无所顾忌，花天酒地为目标，交友结盟论英雄，视法为儿戏，把犯罪、坐牢看成追求“人生价值”的英雄行为，从而强化了犯罪的勇气和决心，并在犯罪亚文化精神纽带的连结下，聚合得更紧，破坏性更大。青少年犯罪的这一特点，正像是犯罪的各种动因在亚文化这个风涡中搅起的一个个旋风一样横冲直撞，不可一世。对犯罪亚文化在青少年犯罪中这个不动声色却推波助澜的作用，不可忽视，不可小视。
再次，犯罪亚文化的转型又决定着青少年犯罪的基本特点。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在不断地变化着的，犯罪亚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同样也在发生变化、转型。而亚文化的转型又直接决定着青少年犯罪基本特点的变化可以看到，近些年来，青少年犯罪中出现的大案增多，有组织犯罪增多，追求享乐和财产型犯罪增多，公开、激情犯罪增多，犯罪、性犯罪增多等等，与犯罪亚文化的转型变化不无一定的关系。［6］
此外，犯罪亚文化的传播，也常常使犯罪青少年在犯罪心理上被激活、被强化。比如在思维方式上出现的反常病态，忧烦狂燥而不能自拔，易于兴奋，粗暴成习，相信“命中注定”，强调自我中心，追求“男子汉气慨”，只顾眼前利益，把社会视为危险，迷信只有用极端手段才能解决问题等，在思想及文化中强调只顾物质利益而不顾手段是否合法，唯利是图，不择手段等，加上人际关系的疏远和社会结构的松散等，都为青少年犯罪提供了相当大的文化环境空间。
犯罪亚文化的功能，最直接地表现为对青少年犯罪的影响和作用上。犯罪亚文化对青少年犯罪的产生起着直接性的条件与环境作用。文化伴随着人们的生活而存在，并且指引着人们的社会行为。犯罪亚文化对社会的发展与稳定起着消极作用，这是其与主文化不同的一点。因此犯罪亚文化是犯罪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并影响着犯罪的变化与发展。犯罪亚文化对青少年犯罪心理的形成起着诱导、盅惑和强化作用。犯罪心理的形成是青少年的主客观原因相互作用的结果，除主观原因外，客观原因就是犯罪亚文化的熏染与诱导，由此导致了青少年犯罪心理的形成与不断强化。犯罪亚文化对青少年犯罪活动的实施起着决定性的推动与促进作用。［7］
反思我国青少年犯罪的现状和发展历史，应该犯罪亚文化环境对青少年的影响。人的本质说到底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与生理因素相比，社会因素在人的心理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对青少年的发展来说，犯罪亚文化的影响作用来得更多、更快、更直接、更重要青少年活动能量大，求知欲望强，好猎奇、爱刺激、敢冒险，可塑性大，但他们缺乏知识，经验不足，辨别是非和抵制消极影响的能力差，容易接受外界不良环境的影响，尤其是犯罪亚文化的状况将深刻地折射在他们的头脑之中，并直接影响他们的社会化程度。［8］对于犯罪青少年来说，对于犯罪青少年来说，他们社会化缺陷的形成，或者是因为错误的外界影响，或者是由于社会化进程中的脱节所致，这些负面影响阻碍了他们社会道德和法律规范的内化过程，形成了他们不完全的社会化人格。犯罪亚文化环境的负面影响越多，青少年不完全的社会化程度就越大，导致其违法犯罪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三、祛除犯罪亚文化，预防青少年犯罪
青少年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青少年的特性决定了他们需要社会给予更多、更好、更及时的关心和爱护，给予科学、健康的教育、引导和规范，给予丰富多彩而又昂扬向上的文化滋养，以使他们在作为国家主人和接班人的同时，能在一个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健康地成长、发展这无疑是全社会的期望，同时也是全社会的责任。为使青少年远离犯罪亚文化，要从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家庭教育科学化。家庭是青少年社会化过程的第一课堂。家庭教育方法失当，是导致青少年受犯罪亚文化影响，违法犯罪的主要因素之一。为了预防青少年产生不良行为，防止因教育不当而走上违法犯罪道路，就需要提高和加强家庭在预防违法犯罪方面的职能，要通过家庭教育来加强对青少年早期智力的开发和良好心理品质的开导。加强家庭教育，必须采取科学的教育方法，首先要营造民主平和的家庭气氛。父母与子女平等相处，在相互交流中，父母对子女的思想和情感就能及时掌握，并通过及时的分析评价，帮助子女树立正确的思想意识和社会道德规范；而子女的归属的需要、爱的需要、获得理解需要得到满足，产生愉快积极的情绪，有助于养成良好的性格倾向。其次，帮助子女构建正确的需要结构。对已有违法犯罪行为的子女，家庭成员应充满爱心地去了解、感化他们，耐心地帮助他们转变思想行为方式。
（二）加强学校教育，改革现有的教育制度。学校是青少年社会化的主要课堂。学校教育成功与否发挥学校素质教育作用。学校要把应试教育改为素质教育，要把法制教育作为对学生的素质教育的一个基本方面，教育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法制观；切实抓紧抓好，要营造一个学法、知法、用法的氛围。加强对后进生的帮助教育，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改变片面追求升学率的作法，注重教书，更重育人，不要把“双差生”推向社会犯罪的边缘。［9］
（三）加强政府监管，还青少年一片净土。有关部门应大力加强对社会娱乐性场所的管理，严禁青少年进入营业性舞厅、歌厅、游戏厅、网吧；坚决整顿文化市场，净化社会环境，加大“打黄扫非'，力度，禁止向青少年出售转播音像光盘、图书，扫黄打非、禁赌、禁毒，彻底清除诱发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毒根，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加强主流文化的宣传，弱化消除不良亚文化的影响。大众传媒应担负起对青少年法制教育的重责。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新闻媒介，要自觉地向青少年传播法律知识，宣传法律意识，使自己真正成为传播法律知识和法制观念，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园地。
（四）针对城市社区青少年犯罪，要建立一系列的机构组织，预防青少年重新犯罪的发生。强化社区功能，鼓励社区扩建或新建娱乐设施，利用俱乐部和讨论小组等形式弘扬社会主流文化，加速少年的社会化过程，增强其社会适应能力。通过利用普法教育和社会道德教改变社区旧有的观念，号召社区成员积极参与社会活动。通过这些活动把少年从不良群体中解救出来，并且培养他们与社会主流文化相一致的社区意识。［10］通过有组织地看望即将释放的青少年违法犯罪者，加强他们与社区的联系，使他们感觉到自己是社区完完全全的成员。如果能够解决青少年犯罪人的再社会化问题，就能够减少青少年重新犯罪的可能性。为他们回归社会和重新社会化提供生活和成长环境，控制、预防青少年重新犯罪的发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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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梅德衡。预防犯罪对策［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5.
［9］ 中央政法委预防未成年人犯罪领导小组。预防闲散未成年人犯罪研究报告［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2.
关键词：青春电影；商业化；亚文化
最近几年，中国的电影产业发展迅速；并且，电影类型繁多，包括战争片、武侠片、惊悚片、悬疑片、青春片等。目前，相对小众的青春电影在主流电影市场上越来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成了人们争相追逐的商业片。爱情、友情、亲情等元素已经成为青年电影的主题，尤其是爱情。因为青春期是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的快乐时光，它给我们留下了最深刻的记忆，所以青春片将有一个广阔的发展前景。
1 国内外青春电影之间的对比
亚文化是主流文化相对于边缘化的一种文化，而青年亚文化是亚文化中的一种特殊形式。城市化条件下的青年人，由于生理、心理、年龄等因素产生了相对独立的内心需求、思考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亚文化通过不同的形式呈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青年亚文化由当代青年亲身创造，但却常常被媒体夸大宣传，造成了对传统文化的一种颠覆性、破坏性和批判性的效果。青年亚文化源于1945年的西方世界，在20世纪60年展为一种文化运动，20世纪80年代形成一种有破坏性的社会力量。
1.1 国外电影中青年亚文化的运用
由《阿凡达》《我是传奇》《当幸福来敲门》《灰姑娘的玻璃手机》《》等优秀的国外青春电影来看，青年电影在国外电影中占了不小的比重；青春电影的风格、主题和叙事模式具有相似性程度高，并逐渐成为一个更为宽泛的电影类型。在现代青年电影中，影片一般都是通^青少年的成长历程来表达电影的主题。由于青春类型片往往不严格地按照规定拍摄，作者在故事题材、表现方法的选择上以及叙事手段上有着极大的灵活性。如国外青年亚文化在《猜火车》这部影片中就较为突出，该影片中吸毒的过程、叛逆的行为都是青年亚文化的体现。
1.2 国内电影中青年亚文化的运用
回顾青春电影在中国历史上的发展，在1988年，国内电影通常以“反叛青年”为代表，这一现象标志着青年亚文化的雏形。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第六代”青春片出现，描述的是时期的青春，这一时期“抵抗”的亚文化特征相对显著，如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新世纪的青春电影更多地青睐于现实主义创作题材，其中包含了对各种社会青年的隐喻，如肖央等拍摄的《老男孩》、“第六代”青春片、郭敬明的《小时代》等。
2 近年来小成本青春电影的发展趋势
青春片包括亲情、爱情、友情等；电影的主题可以用悲剧来描述，也可以用喜剧来描述。青春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要求要么淳朴，要么时尚。目前，青年文化或青年性常常表现为：标新立异、激进的行为；注重感性体验，对社会持批判态度；浪漫主义；嘲笑传统的道德文化等。青年往往以自我为中心，对世俗表现出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有的甚至直观地表现出与社会道德不一致的状态，有的更甚具有颠覆性。如美国一位著名社会学家曾这么认为：“青年人的优点在于具有旺盛的精力，他们敢于冒险，敢于投机，但是他们却为人正直，容易惹人关注；缺点却是他们缺乏理性的思考，社会经验不足，往往给人一种浮躁的感觉，遇到事情缺乏思考，从而往往做出一些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3 《夏洛特烦恼》中青年亚文化的运用
3.1 网络信息的呈现
伴随信息化的快速发展，我们的生活几乎已经完全信息化。比如，香港的巴士阿叔事件；再比如，筷子兄弟的《小苹果》，其都对社会风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可以总体概括为：现代人类文明逐步在网络中流行，在网络中传递。新世纪青年电影中出现了大量的年轻互联网用户所使用的网络语言，如“你妹”“滚蛋”“傻逼”“我擦”等，讽刺、嘲笑、弹幕，这些都是青年亚文化的最新表现。影片《夏洛特烦恼》将这些特点夸张化，创建了一个具有巴赫金理论特性的狂欢节式的网络语言，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主流文化的权威性。
3.2 颠覆权威形象
青少年各个方面都在生长期，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在社会权利体系的边缘，年轻人和他们的父母，存在一代的隔膜和犹豫心理，这反映了两代人的文化冲突。青年在新世纪主流文化的电影中呈现出来的反抗父母的行为，表现出了青年亚文化的特征。在《夏洛特烦恼》中，男老师丝毫不留情面，严厉地批评学生夏洛的片段，代表着主流的社会价值观；而男主角夏洛居然讽刺老师，甚至动手打了老师；在教室放火；跳楼事件；在教室当着老师和学生的面亲吻女同学；一群学生殴打老师等片段，则充分说明了青年人对理性社会的公然抵抗，是扭曲现实社会主义道德观念的一种表现。因为青年人较为成熟，受社会的影响较少，他们有着自己的想法，所以在某些方面就会与主流文化的价值观产生分歧。
3.3 音乐无处不在
在电影《夏洛特烦恼》中，结尾处重新认识真爱的夏洛，一直抱着马冬梅，背景乐配以金志文的深情演唱，成为了电影中最感人的一幕。对梦想的追求、对爱情的渴望几乎成为所有青春电影中永恒的主题。我们能从青春音乐中强烈感受到在残酷的现实面前，那种不服输、执着拼搏的精神；这也生动地折射出年轻人敢闯敢拼、敢爱敢恨的人生价值观。此外，影片中当马冬梅让夏洛说讨厌她的时候，夏洛最终没有说出口，此时配上背景音乐“我总是心太软……”，与画面配合得淋漓尽致，让人狂笑不已。
4 青春电影的商业化
青春电影推动了喜剧电影的发展。《夏洛特烦恼》是一部让人看了还想再看的电影，百看不厌；即使看第二遍，还是会让人狂笑。该片中的段子并不低俗，更不是我们平时看到的网上的段子，可见制作这部片子的人确实用了心；影片的视听语言运用得很好，可以准确地调动观众的情绪。
纵观整个喜剧电影产业，中小成本的电影占据了整个电影产业的半壁江山，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小成本的喜剧时代。这一类型电影的成功，不靠财力、物力，甚至整个电影中并没有一个大腕明星，何以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呢。具体来说，题材选取是否合理、情节是否贴合实际、内容是否跌宕起伏、包装是否完整等都是一部成功喜剧电影不可或缺的部分。中小成本喜剧电影将历史娱乐化、寓言化，他们往往会颠覆传统文化，但却不违背道德理念；每部电影的历史背景常常不必具有历史的真实性，或者说完全就是虚构出来的故事情节，但是却恰好完全符合了当代青年观众的观影思维模式。
5 结语
国产青春片的怀旧叙事的方式呈现出片面化的趋势，基本恢复怀旧，缺乏青春深刻反思。一方面，它会导致复制品的出现，同样的程序、同样的表情，缺乏持续的竞争力，不能够对人的心灵产生真正的冲击力和影响；另一方面，国内青年电影的题材类型单一，缺乏丰富性和多样性。对此，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在不断的创造学习中，争取给我们的青春电影赋予丰富的文化内涵，从而创造出更多成熟、多样的电影类型。
参考文献：
[1] 高晓松.校园民谣1[M].大地唱片公司，1994.
[2] 周志强.我们失去了“青年”[J].社会观察，2012（5）.
[3] 泰瑞・伊格顿.散步在华尔街的马克思[M].李尚远，译.台北：商周出版社，2012：24，28.
后亚文化时代，亚文化音乐进入主流文化的途径依然是商业收编
在中国，亚文化音乐群体的典型是摇滚音乐人，崔健的《一块红布》等是代表作。亚文化音乐与主流意识形态有一定距离，是抵抗和叛逆风格鲜明的音乐。收编是以商品的方式，把亚文化符号（服饰、音乐等）转化成大量生产的物品。②由亚文化音乐人转向主流音乐市场，或者说亚文化被商业收编，汪峰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汪峰在中央音乐学院就读期间发起“鲍家街43号”乐队。毕业后曾就职于中央芭蕾舞团，后辞职成为职业摇滚歌手，这意味着他告别了体制成为非主流音乐人。但是汪峰看重市场，对大众流行音乐积极响应。他创作了许多受大众欢迎的歌曲，如《晚安北京》、《怒放的生命》、《春天里》、《我爱你中国》，因此他的音乐进入主流音乐市场。比如《怒放的生命》这首歌，旋律是摇滚的，歌词的寓意十分积极向上。与崔健、窦唯等在大众视野里已销声匿迹的摇滚音乐人不同，汪峰的音乐作品产量高，并且受到市场的青睐。
另一个典型的亚文化被主流文化收编的案例是女歌手毕夏。这位曾经的地下摇滚乐团主唱，参加《中国好声音》第二季之后迅速成名。她发行新单曲，受到拍电影和偶像剧的邀请。她作为亚文化特点的脏辫发型也成为流行音乐界的一道风景。③脏辫又称雷鬼头，是雷鬼乐音乐家的发型，上世纪70年代曾在英国流行。④
《中国好声音》是一个选拔年轻音乐人的节目，吴莫愁、吉克隽逸等歌手独具个性，带有亚文化的风格，参加这个节目使她们进入了主流文化的视野，代言年轻时尚品牌，发行新专辑，为电影配唱。她们的亚文化风格转换成为具有商业价值的独特气质。不过，这种转换也使她们失去了艺术个性。亚文化被商业收编之后，失去了原有的特立独行的艺术风格，取而代之的是对现实的妥协，从而成为商业文化的一部分。比如吴莫愁登上了许多杂志的封面，展示的是她的独特造型和时尚气息，而她多变的音乐风格被忽略了。又如吉克隽逸担任多个品牌的代言人，大众关注的只是她的曼妙身材和流行服饰，她的歌声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媒体建构的亚文化流行音乐场域
电视节目是非主流音乐进入主流音乐市场的渠道。2014年，继《中国好声音》推出众多新秀歌手之后，该节目的创作人员与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合作，推出原创音乐节目《中国好歌曲》。这个节目让幕后的音乐创作人走到台前，通过刘欢、杨坤、周华健、蔡健雅四位音乐导师挑选歌曲收入各自制作的“原创专辑”的形式，推出原创音乐创作人。这个节目的宗旨是鼓励原创音乐。同时，这样一个节目作为亚文化进入主流文化的渠道，也是很有意义的。
亚文化为主流文化输入新元素，带来新动力。电视节目可以建构一个亚文化生产和传播的空间，推动亚文化中的积极元素转化为主流文化中的一部分。《中国好歌曲》节目的参赛选手都是原创音乐人，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成名歌手的幕后作者，歌曲创作者，节目组主动邀请这些音乐人上节目，比如《喝酒Blues》的演唱者，崔健的贝司手张岭就是在导演的劝说下参加节目的。另一类是民间的音乐爱好者，他们更能代表亚文化的生产与传播。比如25岁的成都人谢帝演唱的《明天不上班》，是对社会秩序的诙谐抵抗，表达了青年追求自由生活的情感。这首歌是他在广告公司工作时创作的，歌词是：“老子明天不上班/爽翻巴适的板/明天不上班 想咋懒我就咋懒/明天不上班 不用见客户装孙子/明天不上班 活出一点真实/老子明天不上班 闹钟响也不用管/想几点起就几点起 只要愿意所有条条款款都不忌。”歌词看起来是消极的，但可以理解为年轻人排遣、释放压力的一种方式。亚文化作为一种文化资本，在这首歌中表现为贴近民间年轻人真实生活的场景再现，以及融汇了西方说唱乐风格的旋律。
电子舞曲的流行及带来的社会问题
后亚文化时代与后现代社会重合，这个时代的音乐具有与高科技结合的特点。具体来说，就是电子音乐流行。与传统音乐不同，电子音乐是用电子设备合成的音乐，即以电子声学为基础、录音技术和计算机技术为依托的电子音乐，是音乐与科技的结合、艺术与科技的结合。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电子音乐逐渐流行，成为重要的流行音乐类型。电子舞曲音乐与夜店、迪斯科、锐舞文化相关，电子舞曲音乐是后亚文化时代的音乐景观。⑤电子舞曲音乐是当代青年的摇滚乐，电子舞曲音乐与摇滚乐的共同点是充满了现代气息，吸引年轻人的正是这种代表高科技以及释放当代人情绪的流行音乐特质。
电子舞曲音乐正在渗透到流行音乐的元素中，美国著名歌星Lady Gaga、蕾哈娜的歌曲，都受到电子舞曲音乐的影响。电子舞曲也影响了中国流行音乐人，代表人物有郭富城和尚雯婕。电子舞曲走向本土化，从2009年至2013年，INTRO北京电子音乐节已经举办了五届，虽然一直邀请国外DJ，但本土DJ逐渐占了主流。
电子舞曲和传统的流行音乐不同，这种有强烈节奏的音乐，其特点在于DJ与听众的互动。DJ是电子音乐节和舞厅的灵魂。在舞厅和音乐派对上，DJ作为舞厅的灵魂，操作唱片，播放音乐，表现音乐，他们可以改变音乐的速度、频率，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音乐创作者。
电子舞曲越来越普及，但是随之带来了社会问题。在中国的广播、电视音乐节目中，很少播放电子舞曲音乐。电子舞曲音乐传播的典型场所是舞厅。舞厅在中国作为当代的一种俱乐部文化，不同于交谊舞厅，是DISCO舞厅的发展。一方面，在这种舞厅里，播放伴随着强烈节奏的电子舞曲，由DJ带动舞场的气氛，使跳舞者兴奋，是年轻人表达自己、释放压力的场所；另一方面，一些舞厅的年轻消费者为了获得更兴奋的体验，酗酒、吸食。舞厅既是聚会、交往、娱乐的场所，也是罪恶的渊薮。
后亚文化音乐与大工业景观的融合
音乐不仅是听觉的，也是视觉的。废弃工厂，这看似无用的场所一旦与先锋艺术结合，就会焕发生机与活力。后亚文化音乐与大工业景观的融合是电子音乐节的典型场景。2009年以来，INTRO北京电子音乐节先后在798、751、首钢原址等地举行，以大工厂景观作为背景，使电子音乐与视觉奇观融合，是利用老工业遗址资源打造的新文化创意项目。2010年5月，第二届INTRO北京电子音乐节选址在大工业特色的原煤气工厂751，巨型冷却塔、龙门吊、大型煤气罐、脱硫塔等工业设施与音乐节的融合，给观众带来了丰富的视觉感受。2013年5月，第五届INTRO北京电子音乐节在首钢原址举行，中外音乐人与现场近万名观众互动狂欢。夜幕降临后的首钢老厂区，老烟囱经过激光投影变得绚丽夺目。“工业森林中连绵不绝的律动，回响恰到好处”。⑥大工业时代的视觉奇观与电子流行音乐融合，这是后现代文化的表现，是后亚文化时代流行音乐传播的风格。
后亚文化时代流行音乐传播的重要特征还在于互联网上的传播。INTRO北京电子音乐节的现场视频以及网站对DJ的访问在互联网上传播，扩大了音乐节的影响。
总之，后亚文化时代的流行音乐传播，呈现商业化、高科技、视觉化的特点，既推动了后现代文化的发展，也带来一些社会问题，这是需要我们注意的。
注释：
①马中红：《西方后亚文化研究的理论走向》[J]，《国外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②【美】迪克・赫伯迪格著，陆道夫 胡疆峰译：《亚文化：风格的意义》[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③《毕夏 Just Rock 乌鸦音/脏辫/朋克装扮/特立独行》[J]，《产品设计》，2014年4月上
④【英】安迪・班尼特著，曲长亮译：《流行音乐文化》[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2～103页
⑤张小夫：《电子音乐的概念界定》[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1、日趋娱乐化的大众文化开始不断渗入高校，对高校校园主体的学习、生活和工作方式都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并作为文化观念和文化形态的存在而进一步影响和补充着高校主流文化。我们将这种文化存在称为高校校园亚文化。
2、高校主体文化是高校根据自身的办学理念和特色在发展过程中积淀的创造性精髓，体现着高校的价值追求，具有稳定性、传承性和系统性等特点。但在市场经济冲击、多元文化思潮影响和高校的社会参与度不断深化的今天，就形成了大学校园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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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旅游形象感知;泉州;对策
城市旅游形象是指城市内部人民与外部游客对城市旅游服务和产品的整体印象，城市旅游形象感知是人们对城市整体的评价和看法，城市旅游形象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能够激发游客对城市的旅游兴趣，增加城市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泉州市是我国首个东亚文化之都、重要的历史文化古城，是福建三大城市之一，旅游资源非常丰富，甚至超过了福州、厦门两市。近年来，泉州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用于旅游资源开发，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泉州的旅游服务水平与整体形象还没有达到政府的要求，这不仅影响到游客对泉州整体的旅游形象感知，而且对泉州整体经济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因此，不断加强泉州旅游形象研究将对泉州旅游发展产生重要的作用。
1 泉州东亚文化之都旅游感知形象调查样本特征
（1）人口统计学特征
为了深入的对泉州旅游感知形象进行分析研究，本文选取调查问卷的方法进行，在调查基础上对泉州旅游形象感知进行分析。总共发放调查问卷1300份，回收1234份，有效问卷1154份，有效率为88.77%。调查对象的基本特征如下：
①性别特征。性别方面对人的出行旅游也会造成不同的影响，一般来讲，男性更偏好旅游，本次调查的结果为，男性出行旅游的人数稍微高于女性。男性为583人，女性为578人，男性占50.7%，49.3%。
②地域特征。在对本次调查问卷的过程中，有福州、厦门、漳州、省内其它城市以及省外城市，调查的结果它们分别占的比例为31.7%、12.6%、17.6%、24.2%、13.8%，这基本符合泉州旅游发展的方向和目前发展的趋势。
③年龄构成。不同的年龄对旅游的热情是不一样的，这对旅游者的需要和影响非常明显。一般地，年轻人比较倾向于旅游，中年人次之，老年人因为身体年龄方面的原因对旅游的兴趣不是非常浓厚。通过本次调查（详见表1），喜欢参与旅游的主要是年轻人比较多，年龄大的人数仅仅占32人。这个人的身体体质有很大的关系，年龄大的人身体素质较差，所以旅游活动比较少。
④收入特征。家庭收入水平的高低也会影响旅游目的地的选择，在实际的调查过程中，收入也是影响人们选择旅游目的地的重要原因，对人民旅游的次数、旅游方式的选择和旅游时间的长短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据调查显示（见表2），800以下的人数占了34.5%，主要是因为在调查的过程中有很多的学生。其次，主要旅游人群的收入在1800左右，旅游的次数比较多，这也体现了青年人喜欢旅游的特征。
（2）时间结构
在调查的过程中，调查对象之所以选择泉州作为旅游目的地，主要是因为泉州纬度带适宜，一年四季的气候比较温和，在调查对象的调查中每个季节都有游客来泉旅游。在问及他们喜欢泉州的原因时，大部分人都认为泉州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底蕴，而且名胜古迹较多，这是吸引他们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且泉州是我国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在长期的对外交往中保存了大量的海外历史文化，比如市舶司遗址、九日山祈风石刻以及六胜塔等。而且泉州的郑成功史迹、崇武古城、开元寺等旅游资源历史悠久，在泉州旅游资源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旅游价值。
（3）空间结构
在空间上的地理位置优势是游客选择泉州的重要原因，游客选择泉州的主要原因空气质量优良，气温适宜，交通较为发达，可达性较高。此外，旅游资源空间分布较为合理，泉州的4区、5县以及3个地级市构成了泉州的总体格局，而且每个区域的旅游资源丰富。[2]同时，每个区域的旅游生态环境各不相同，给人产生了不同的视角效果，这些共同构成了泉州独特的旅游形象。未来，随着东亚文化之都的规划建设以及泉州旅游资源的进一步开发，泉州的城市旅游形象会进一步得到提升。
2 泉州东亚文化之都旅游感知形象分析
（1）问卷调查的信度分析
在泉州东亚文化之都旅游感知形象的调查问卷的信度分析中，本文采用了统计学中的Scale 模块信度分析功能，通过分析得出的克朗巴哈系数为0.8994超过0.5，因此，此次调查具有比较高的信度，符合信度的要求。
（2）感知形象的因子分析
感知源于心理学术语，是指人类认识外界事物的起点，感知形象的因子主要有感知对象本身的信息和资源，对泉州旅游形象来讲，泉州的服务配套设施以及相关的客观存在的旅游资源。这种资源就会进入个体的大脑，大脑会对这些信息进行辨认和加工，是否符合自身的旅游需要，也就是说个体自身的文化知识也是感知形象的重要因子。因此，感知形象的影响因子主要有三点，分别是客观事物的信息，个体自身的文化知识以及个体对信息加工和认知的行为能力。泉州始建于唐景云二年，是国家公布的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根据相关统计，泉州有国家级历史文物保护单位112处，福建省历史文物保护近40处，泉州市文物保护单位40多处。而且泉州历史文化悠久，是我国首个"东亚文化之都"，与我国历史文化古城西安有齐名，如""地下看西安， 地上看泉州"。[3]泉州历史文物古迹比较丰富。泉州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历史文物古迹在泉州旅游资源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泉州不仅称为"东亚文化之都"，而且被称为"世界宗教博物馆"。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其它教派在泉州都有长期的发展历史，而且在泉州修建了大量的、有独特性的寺庙，藏有很多的石碑以及经文，在我国历史文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泉州的灵山圣墓距今就有1300多年的历史，在穆斯林的圣墓中仅次于麦加圣墓和伊拉克阿里圣墓，具有非常高的观赏价值和旅游价值以及科学研究价值，是穆斯林圣墓中的第三大圣墓。而且清净寺的建筑完整保留了古代叙利亚大马士革的建筑风格，是我国目前现存历史最为悠久的清真寺。晋江草庵是世界上现存唯一的摩尼教遗址，而且老君岩是我国最大的道教石雕，距今有700多年的历史。可见，文都泉州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这也是泉州不断吸引外来游客的重要原因。而且泉州在旅游服务方面的服务设施和配套设施建设也不断加强，旅游感知形象不断提升。
（3）旅游感知形象的总体评价
旅游感知形象的评价主要是指个体在旅游过程中对旅游目的地进行的综合评价，主要包括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的评价。硬件评价主要是针对旅游者对泉州东亚文化之都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资源配套建设等方面感知评价;软件评价主要是旅游者对泉州东亚文化之都的服务态度以及人文历史方面的发展评价。通过问卷调查，可以更好了解游客对东亚文化之都旅游感知形象的总体评价，有助于对文都旅游形象的提升。
（4）旅游感知形象的影响因素
旅游感知形象的影响因素众多，本文主要选取如下几个影响因素对泉州旅游感知形象进分析。
①泉州旅游环境
泉州不仅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资源，而且生态资源比较丰富，主要生态旅游资源为：泉州国家级的牛姆林自然保护区和戴云山自然保护区，这两个自然保护区被称为是"闽南的西双版纳"。在这两个自然保护区内瀑布、温泉以及古树等自然资源丰富多样，是休闲旅游的最佳地点。而且清源山是国家级的重点风景区，被称为"闽海蓬莱第一山"[4]的称号，而且山中36洞天，18盛景被认为是最为出名的旅游景点，人文景观与自然山水浑然一体，如人间仙境一般。泉州的海岸、港口、海岛资源比较丰富，特别是位于青山湾、西沙湾、围头湾等是泉州生态休闲旅游的重要区域;泉州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深沪湾海底古森林遗迹保护区以及泉州湿地旅游生态区等是自然历史遗迹生态旅游区[5]。可见，旅游价值较高的生态风景名胜区与独特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共同构成了泉州独特的旅游资源环境。
②旅游者自身因素
旅游者自身的因素主要包括旅游者的心境、年龄以及收入等方面的因素。首先，心境在旅游者旅游发展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不同的心境会产生不同的心理影响。当旅游者的心境比较好时，旅游者在对旅游城市认知的深度和广度上比较深刻，而且也会喜欢上这个城市。当旅游者的心境不好时，旅游者就会对旅游城市产生厌恶反感的情绪，导致对旅游城市认知水平的下降。对旅游者心境产生的影响有不同的因素，如工作与学习过程中的情况以及身体、生活环境等方面的因素都会影响到旅游者的心境。其次，在年龄层面上，中老年人就喜欢旅游服务质量比较高的地方，青年人就喜欢比较活泼以及带有一定刺激性的旅游活动，对于儿童来讲，就比较喜欢娱乐性强的旅游活动，对于女性来讲，就比较喜欢购物等，对旅游的价格比较敏感。再次，收入是旅游者参与旅游的主要条件之一，也是客观条件之一。旅游者的收入水平直接影响到旅游者旅游的消费水平，也会影响到旅游者对泉州旅游形象的感知。一般来讲，教育文化程度比较高、收入水平比较高的人群在旅游过程中的品味也比较高，其对城市旅游综合的满意度就比较低，原因在于其对旅游的各种服务和资源比较挑剔。而且收入水平与旅游者的职业也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不同的职业收入水平是不相同的。根据调查发现，文化层次比较高的人群，喜欢历史文化比较浓厚的旅游地方，退休的人群比较喜欢参观寺庙和文化古迹，年轻人比较喜欢带有新鲜、刺激的旅游活动。因此，旅游者的自身素质会对旅游形象感知产生不同的评价和印象。
③周边城市的竞争
旅游城市的整体形象是旅游竞争力的重要条件之一，也是城市吸引游客的重要资源之一。不仅能够吸引大量的游客，而且能够带动旅游产业的发展，其带动效应是非常深远的，可以优化产生内部资源，把旅游资源的作用发挥到最大，而且可以提高城市与其它城市的竞争力。泉州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不仅历史文化悠久，而且名胜古迹比较多，自然生态环境良好，形成了良好的城市发展形象，泉州的旅游知名度不亚于福州、厦门，所以泉州旅游形象还是具有很强大的市场竞争力。而且随着泉州旅游资源和城市建设的不断发展，泉州的城市竞争力将会得到更大的提升。
（5）旅游感知形象的差异分析
旅游感知形象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旅游者的差异方面，因为不同的旅游者对泉州的形象感知是不同的，而且旅游者的学历、年龄、婚姻以及职业等方面的差异会造成旅游感知形象的差异。特别是泉州旅游形象与旅游者的职业与收入关系最大，因为不同是职业对旅游的要求和感知是不一样的，这样产生的感知形象也是不同的。而且不同年龄的个体对旅游环境的要求是不同的，这样也会产生不同的旅游感知形象虽然文都泉州自身的旅游开发程度与知名度对旅游者的形象感知也会产生不同的差异，但是旅游者的综合因素对导致旅游感知形象差异性最为主要的特征，而且变化的程度比较明显。
（6）旅游感知形象对旅游满意度、意动的影响
旅游感知形象对旅游满意度和动机的影响也是比较深远的，旅游者的满意度主要是对旅游城市的整体形象的评价和感知。而且旅游动机是在获取整体评价基础之上形成的持续对该城市超市旅游的动机。旅游动机差异会显著影响旅游感知形象和个体的旅游，也说明旅游动机是旅游形象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但是旅游满意度的受多方面因素影响的。比如泉州的城市整体建设和交通环境卫生都会影响到旅游者的满意度，同时不同个体对泉州的认知是不同的，也就是说满意度的影响因素是多元化的，主要包括城市基础设施、交通卫生环境以及历史文化发展与古迹等方面。其次，旅游服务质量也是影响旅游形象感知的重要因素。
3 泉州东亚文化之都旅游感知形象提升对策
（1）科学合理的形象定位
要提高泉州旅游感知形象就必须科学定位泉州的旅游发展，主要体现在：
山海泉州。这一定位把东部蓝色滨海旅游带和西部绿色生态旅游带有机结合起来，充分体现了泉州的自然旅游资源优势。东部蓝色滨海旅游带包括深沪湾、围头湾、崇武古城、西沙湾、青山湾等，西部绿色生态旅游带包括安溪茶文化生态旅游区、永春牛姆林生态文化旅游区和德化陶瓷文化生态旅游区。这样，对于大尺度的旅游目标客源市场来说，有山有海，泉州沿海的"蓝色旅游带"[6]与安、永、德"绿色旅游带"形成了优势互补，对于不管是内陆城市的客人或者是沿海城市的客人都具有了一定的吸引力。
文化泉州。文化泉州这一定位包含了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泉州的文化底蕴深厚，泉州的风俗习惯和地方艺术既有中原传统悠久的历史渊源，又有鬼斧神工的惠安石雕、风情万种的惠女、安溪怡人的茶道，这些都体现了泉州深厚的文化底蕴。第二方面是指泉州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历史文化名城，泉州现有各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00 多处，其中国家级14 处，省级44 处。[7]拥有现存最古老、最完好的伊斯兰圣迹，最早的伊斯兰教寺，建筑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年代最久远的妈祖神庙，最长的古石桥，最高的石塔以及独一无二的摩尼教寺庙。
（2）制定良好的营销策略
泉州旅游资源开发也要制定良好的营销策略。市场细分营销策略就是根据消费者各方面的属性，按照科学的方法把市场分割为具有不同需要。泉州旅游开发也要针对不同的市场进行不同的开发，满足不同类型人群的需要。这样可以把泉州的旅游资源进行合理的利用。市场细分可根据一些标准将营销对象划分为子群体，如地区、城市规模、人口密集度、气候等，人口统计细分可以划分为性别、年龄、家庭周期、收入、教育、职业等，社会文化细分包括文化、亚文化、社会阶层等。这些细分市场在不同的旅游资源中有不同的效益，所以要根据泉州旅游资源的具体实际制定良好的市场细分营销策略。只有这样才能够促进泉州旅游资源的不断发展。
4 结语
随着旅游业竞争的日趋激烈和旅游者需求层次的提高，城市旅游已由过去单纯的服务质量竞争转向品牌之间的竞争，由传统的个别旅游景点间的竞争上升为整体的区域旅游系统之间的竞争。作为城市旅游品牌的支撑点--城市旅游形象已成为能否成功实现旅游市场营销目标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东亚文化之都泉州的旅游形象设计工作有必要提升到城市旅游发展战略的高度加以认真考虑，作为泉州旅游规划的一项重要内容。其次，应根据泉州不同的发展阶段作出相应的调整。另外，在旅游形象的设计中要特别注意协调好方方面面的关系，如整体形象与局部形象、动态形象与静态形象、政府决策与公众期望，以提高泉州东亚文化之都整体旅游形象的感知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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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骆培聪.浅议福建省生态旅游开发[J].福建地理，2010（5）：54-57.
[3]朱世香.城市旅游发展战略研究[J].区域经济与产业经济，2008（5）：28-29 .
[4]唐礼智.泉州市旅游形象定位与设计研究[J].现代城市研究，2011（4）：56-59.
[5]杨诗源，郑伟民.基于"五缘"关系的泉州对台旅游产品开发研究[J].经济地理， 2012（8）：156-161.
2004年末，一本名为《Q版语文》的书籍，以大话文学的风格对传统的或现存的话语秩序以及这种话语秩序背后支撑的美学秩序、道德秩序、文化秩序进行了戏弄和颠覆，但是这本书却受到人们尤其是中小学生和白领的喜爱，在社会上广泛地流行开来。其实，在《Q版语文》流行之前，我们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Q版文化的时代，而《Q版语文》的流行正是契合了这样一种文化背景。正如任何事物的产生都有其独特的背景，Q版文化的流行也有深刻的社会原因和心理原因，目前，Q版文化的流行已经不可避免地对整个社会、日常生活乃至人们的价值观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现有的主流文化，但是它只能是一种亚文化的生活方式。面对Q版文化的流行，排斥并不是主流文化明智的选择，相反，应对其加以融合和引导。
关 键 词：Q版文化主流文化 亚文化 《Q版语文》
一、《Q版语文》的流行与Q版文化
（一）《Q版语文》的流行
自2004年秋冬之交开始，一本名为《Q版语文》的“搞笑”书籍在书店和网上火爆起来，并在中小学生以及白领青年之间以惊人的速度流传开来。据了解，《Q版语文》首印投入市场的便多达10万册，这在纯文学作品市场十分萧条的今天，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在一些大城市的书店，《Q版语文》都摆在非常显要的位置上，并且销量很大，例如，在广州购书中心大楼，每天起码能卖掉二十多本，有的书店甚至出现了脱销的局面。（1）而在网上查询《Q版语文》图书，每一个故事的观看人数竟然都有上千人。
在该书封面上，醒目地标有“全国重点幼稚园小班优秀教材”和“全球神经康复医院推荐读物”字样。书中选择的作品也可谓经典中的经典，都是被官方权威机构（特别是教育部门）授权的权威话语，但在语体风格上，《Q版语文》却明显继承了“大话文学”，用戏拟、拼贴、混杂、并置、时空错乱等方式，对传统的或现存的话语秩序以及这种话语秩序背后支撑的美学秩序、道德秩序、文化秩序进行了戏弄和颠覆。例如，《孔融让梨》中的孔融一心想偷梨吃，“他背着半筐香梨……阻挡不了他对大白梨的向往之情，与此同时，他的口水不断地分泌和蒸发……”；《司马光砸缸》中司马光砸缸时巧遇流氓兔和机器猫，“就这样，大缸被一个一个地砸破，他们救出来一大坨的人。有七个小矮人、圣诞老人、兔巴哥、机器猫、刘老根、西瓜太郎、流氓兔以及李亚鹏……”；《背影》中的父亲唱着《双截棍》在月台上做起了托马斯旋转，“突然，老爸向后退了两步，左手叉腰，右手向天空一指，唱道：‘快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嘿！飞檐走壁莫奇怪，去去就来！’”； 孔乙己摇身变成孔甲己，还偷起了盗版光盘，“孔甲己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窃光盘不能算偷……光盘！CD-Rom！这叫做资源共享。IT界的事，能算偷么？’”……经典和权威在这里不再是毕恭毕敬的对象，而是成为“偷猎”“盗取”的对象，可以说，《Q版语文》对文学经典和权威进行了颠覆、“造反”。这种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颠覆以及对规训力量的抵制，赋予了《Q版语文》的读者以莫大的。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Q版语文》中还反映了网络聊天的普及带来的语言的变化。眼下，在网络聊天中创造出的很多新词汇已经成为网迷们的专有用语，有的甚至在更广泛的领域流行起来。在《Q版语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这样的新词汇，如“GG、MM、bingo、faint、酱紫、视频、晕菜、切”等等。同时，在网聊中创造新词汇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是中英文的拼贴，如“much多、I服了YOU”；或把英语的时态放到中文里，如“郁闷ing”，而在《Q版语文》中又出现了“靠est”；还有的直接是汉语拼音或英文的缩写，如“bt”(变态或beauty)、“ft”（faint）等等不胜枚举。《Q版语文》中，有的段落是对BBS情境的直接模仿，如《一件小事》中的“跟帖”、“楼上的”。这种种调侃、戏谑的语言都可以使接受者产生一种贴近生活的亲切感，从而感到放松、解闷。
为什么这样一本书能够在人们之间——尤其是广大学生和白领之间流行起来，引起强烈的情感共鸣？其中究竟有什么神奇的力量，是由于这本书中轻松、活泼的主题，还是因为种种调侃、戏谑的语言都可以使接受者产生一种贴近生活的亲切感，抑或是源于人们内心的某种需要？
其实，如同任何一种事物的出现都有其独特的背景一样，《Q版语文》的出现也绝非空穴来风。在《Q版语文》出现之前，我们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Q版文化的时代，而《Q版语文》的流行正是契合了这样一种文化背景。
（二）Q版文化的源起及其表现层面
虽然Q这个词已是随处可见，我们也可以从《Q版语文》的语体特征中对Q版文化略窥一斑，但为了加深对Q版文化深层含义的探究，我们有必要从Q版文化的源起和表现层面入手进行分析。
1、Q版文化的四大源流（2）
Q版文化主要有以下四大源流：
一是Q版漫画。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的漫画始祖手冢治虫先生以无上神功开创了Q版漫画的先河，特征就是人物的头：身：腿的比例是1：1：1，大大的脑袋，夸张的动作，同轻松搞笑的对白，活波可爱的造型搅和在一起，这是Q版已知的最早出处。
二是CUTE。这是日本女生的发明创造，她们抛弃了本国的语言“KAWAI”(可爱)，一阵风式地使用起“CUTE”这个外来语，并把它简化为“Q”。最早是在一些前卫的，受过高等教育和英文较好的年轻人中流行，特别是在港台，连方便面都是“白而Q的”，吃起来十分有劲儿。2001年起，“Q”正式传入中国大陆沿海。
三是QQ。可以追溯到最早的网络即时聊天工具ICQ(I Seek You的简称)，那时高校的校园网是不能出国的，所以QQ的学生用户最多，逐步取代了一些聊天室的功能，一些以省略、搞笑为主的新鲜网络语汇几乎是立即就通过QQ流传起来，并被称做“Q言Q语”……
四是阿Q精神胜利法。鲁迅笔下的人物，被误用于Q版，但渐渐受到大家承认，代表以解压为目标的自我嘲讽，但也追求，追求乐趣。
事实上，源自各领域的Q正在时尚的名义下悄悄“大一统”，一个以扮可爱粉嫩为特征，以阿Q精神胜利法为内核，以Q符号为标签的Q版文化生态开始在中国一线城市初现端倪，并正由低龄人群蔓延到大龄人群，他们的年龄从1x至3x居多，从小学生到扮嫩的老青年应有尽有。
2、表现层面
具体说来，Q版文化主要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衣着打扮方面，Q版文化最鲜明、最前卫的代表应该就是Cosplay。Cosplay是英文Costume Play的简略写法，可以翻译为“角色扮演”或者“服饰装扮”，就目前的状况而言，可以解释为“动漫爱好者将自己装扮成自己喜爱的动漫人物以及游戏角色的表演活动”——如果你小时候曾经拿条毛巾当披风，用鸡毛掸子作宝剑扮过大侠的话，应该很好理解这是怎么回事。目前大规模的Cosplay仅可见于各种动漫或游戏的大型商业活动上，而其角色扮演的精神却已渗入到各个角落。例如，在《Q版语文》流行开来之后，一些中学生便开始热衷于模仿书中的情节，广州的一位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一些先看此书的中学生常常课后扮演书中的角色，并且在这些人的带动下，周围模仿的人也随之增多，简直就是搞笑族。（3）
其次，话语体系、思维方式也与主流文化不同。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流行语与文学作品来透析它的意义和独特的思维方式。和Q人对话，你要懂得“Q言Q语”。要知道“神童”是神经病儿童，“酱紫”就是这样子，“很S”是说话拐弯抹角，“学困生”特指一学习就犯困的学生……。Q版的文化作品更是完全颠覆了传统思维：在“Q版潘金莲”中，潘金莲和西门庆自幼青梅竹马，武大郎反而成了暴发户；“Q版三国”里，杨修被派去参加“幸运52”，因为这小子猜谜是好手；孟获可以去中国足球队当教练，屡战屡败，还死不改悔，不过失败七次后就要下课了；曹丕本来想凭着自己在诗歌领域的成就加入作协，成为专业作家，可作协的同志一看他是皇帝，说什么也要把主席的位置让给他……可以说，Q人的话语在表达角度上另辟蹊径，是跳跃的、断裂的、解构的、分散的，他们或是按自己的喜好呈现出随意性；或是反主流，走极端形式；或是超前的、反古的。他们“不屑于复制自己，其作品风格各异，千幅千面。他要突破昨日之我而成为今日之我、明日之我、‘后之我’”。（4）
再次，在生活方式上，Q版文化的支持者们热衷于追求新事物，对新事物表现出较多的兴趣和较强的接受力，因此他们是所有新鲜生活方式的簇拥者，短信、彩信、彩铃甚至移动QQ、移动MSN等都能运用自如；他们爱好动漫、网络、台湾综艺节目、日韩街头文化；他们大都在虚拟世界中有自己的身份，比如拥有论坛或者个人站点，但他们并不总泡在网上，而是把网上的Q版方式原封不动地挪到生活中；在住房的选择上，他们是小户型的支持者，而这仅仅是因为住在小房子里好玩；在行上，奇瑞QQ是他们的首选，正如网上的腾讯QQ拥有几千万用户一样，汽车市场上的奇瑞QQ也有为数不少的fans；他们也是时髦消费的引导者，如在QQ商城里用Q币购物，目前由于这个群体数量的巨大，已经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消费市场。
此外，在价值观层面上表现出的与众不同。较之衣着打扮、话语体系、生活方式上的不同，价值观是更为深层的部分，反映了人的内心世界和价值取向。具体来说，Q版文化的支持者们在价值观层面上的与众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对社会、生活和人生的理解，往往有独特的个人见解，不遵从正统的思想；对事、人、是非的判断标准不拘一格；审美观和生活情趣，充满着不羁的想象和夸张；将工作与休闲娱乐之间的界限模糊化……。
二、Q版文化：网络时代寻求心灵突围的集体默契
Q版文化的流行离不开宏观的社会环境，在一定程度上，Q版文化的流行是社会的合谋。第一个“主谋”便是众所周知的网络聊天工具——QQ，4年前，QQ同时在线人数才几万人，而到今年2月16日，QQ同时在线人数突破1000万。这将是中国即时通讯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也是Q版文化发展的一个里程碑。目前，QQ已经成为许多人生活和工作的一种手段，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年轻人的生活已经离不开QQ了；同时随着QQ功能的增多和使用的流行，这种文化正由低龄人群蔓延到大龄人群，一些老人网上QQ，玩QQ游戏已不是新闻了。（5）在以QQ为代表的Q版文化逐渐盛行的大趋势下，与“Q”可爱相关的商业创意不断推陈出新，数不胜数。商家趁势推出了各款Q版产品，比如Q’tel手机系列，针对时髦年轻女性的手机Q28，一款Q版的素黑机则特别为男士设计，前者被叫做“花季霓裳”，后者被称做“黑客之眼”，至于大名鼎鼎的奇瑞QQ，毫无疑问，也是Q版产品的一种。与此同时，大众传媒也在Q版文化的形成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众传媒不仅决定了一种流行文化流行的广度和时间，同样也决定了它的趣味指向。Q版文学在网络中的流行，各种媒体中的广告对各种Q版产品的大肆宣传……都会对人们起到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此外，大众媒体还使得Q版文化形成了一种舆论压力，使得个体不断地去追求、去模仿，否则就是落伍者，这样一来，Q版文化要想不流行都不可能了。
当然，任何一种流行文化其实都无法被人为地创造出来，其根源还是要到人性发展的内在要求中去寻找。也就是说，要深入地了解Q版文化流行的原因，就要分析Q版文化背后的心理因素，Q版文化的流行是网络时代寻求心灵突围的集体默契：
一是满足了人们缓解内心压力、寻求解脱的心理需要。伴随着全球性的新科技革命的发展，社会变迁的速度越来越快。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新生事物的涌现、挑战和冲击。这一方面推动了社会的发展，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的骤变所带来的紧张的社会节奏和激烈的竞争环境，对人类的心理生活也产生了强烈的影响——给一些成年人和正在走向成年的人造成了过大的心理压力，许多人在前所未有的压力面前感到茫然无措、无所适从，从而产生社会心理的麻痹和震颤，这就是社会心理学所说得的“文化振荡”，这实际上是一种集体性心理障碍，如果不能正确面对，就会产生心理的失衡，直接影响到社会成员的心理健康，目前白领焦虑症就是部分社会成员社会心理失衡的一种表现。（6）而Q版文化则恰好为缓解心理压力、进行心理消遣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途径，Q版中的搞笑、搞怪和自嘲是人人都可以运用的方法，它使得人们在轻松之余增强应对压力的信心，这无疑也是《Q版语文》能在白领之间流行起来的一个原因。
二是满足了人们内在的逆反心理的需要。逆反心理是潜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一种心理，简单的讲就是对传统的反叛和对个性的追求，其实逆反心理什么时候都存在，只不过在越来越讲究个性化、自我化和生存压力增大的现代社会，这种逆反心理在人们之间尤其是青少年之间变得愈加强烈，许多人会选择各种方式来满足自己的逆反心理，青少年离家出走、青少年犯罪等社会问题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由于逆反心理的作怪。Q版文化之所以能够流行正是因为它满足了人们内在的逆反心理的需要，例如，《Q版语文》对经典的篡改，实际上是对所谓经典的一种嘲弄，在这本书中，传统的经典和现代生活杂交，产生了一种别样的境界，这恰好满足了潜在于学生心里面的叛逆需求，学生当然会对这种文章喜爱有加，《Q版语文》的流行也就不足为怪了。同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Q版文化通过网络让其支持者们迅速地串联起来，从而把当初个体的逆反行为变成了一种集体活动，从而在使人们的逆反心理得到满足的同时，还使他们获得了群体的认同，这无疑进一步增加了Q版文化的吸引力。
三是满足了人们追求角色认同的心理需要。今天，人们的日常生活受到市场经济的全面侵袭，社会分工也日益细化，已经不存在过去那种单一化的社会角色了。多角色的存在，使人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在汹涌澎湃的人潮中备感孤独。同时，色彩斑斓的社会板块使人眼花缭乱，种种突如其来的变化让人猝不及防，现代人越来越意识到自我的微不足道。然而，后现代又是一个怀疑一切，消解权威，使主体成为按自己意志去处理一切的独立、孤独个体的时期。如此一来，人们既自恋又自卑，既狂妄又怀疑，既对未来充满信心又惴惴不安，生存的焦虑感和角色的归属感齐集心头——既希望保持自己独特的个性，又希望得到他人的认同，这便是现代人尤其是青年人面临的尴尬境地。被所有人认同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那么追求在同一行中或意气相投的群体里相投相契便成了追求角色认同过程中的必然伴随物。毫无疑问，Q版文化便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角色认同的契机。共同的衣着追求、共同的语言体系、共同的生活方式……使得Q人们在彼此之间获得了角色上的认同，感受到了一种群体的归属感；这同时也增强了对外的封闭性和隐蔽性，如“灌水”、“菜鸟”等“Q言Q语”在Q人之间可以说是心领神会，让他们倍感集体的默契，但对于群外人士而言，这些语言则让他们感到莫名其妙，不知所云了。（7）
四是满足了人们渴望展现自我的心理需要。挣脱了过去严格的思想控制、政治教育，许多人在宽松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已开始注重自我的展现，同时在快节奏、高压力的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的淡漠和隔离，愈发让人们想到“要在自己身上发展才能找到自己”。由此，一些人便以各种“标新立异”的方式将自己凸显出来，以使自己得到社会、周围人的关注，从而得到心理上的满足。对这些人来说，他们不在乎他人对自己的具体看法，而只在乎他人是否注意到自己，纹身的流行就是一些人（他们大多是些社会上的边缘群体，或在社会中体现不出自己价值的失落者）标新立异、突出自我的一种方法。（8）而Q版文化的出现也为那些期望展现自我的人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在闲暇时间进行Cosplay，说着“Q言Q语”，开一辆奇瑞QQ车，背一台Q版笔记本电脑，拎一款Q版手机，嚼QQ糖，花Q币，玩Q版游戏，Q版的挂件和玩具——最好是韩装和日装正版；当然至少还应该有一个QQ号码，最好是5位数字的，那才证明你是Q级元老……Q人们以此表现着自己的与众不同，并获得了心理上的满足，毫无疑问，Q版文化也会因此流行起来。
五是满足了人们期望回归自然的心理需要。以电子计算机为核心的电子技术，以激光和光导纤维为主的光电通讯技术，海洋工程、空间开发、克隆技术以及新材料和新能源的利用，增强了人们改变、控制社会和自然的力量，使得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人们在控制自然和社会的同时，自己也不得不受控于自然和社会，例如，米尔斯曾经指出，在庞大的科层体系中，白领阶层的成员们，无论他们来自什么阶层或阶级，现在都不能不服从于科层给他们规定的新地位。（9）于是，一些人便开始寻求回归自然，期望破坏这个让自己受控的现实，但既定的社会现实却往往是个人的力量无法改变的，这时人们便会寻找其它的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沉浸于Q版文化便是人们做出的一个选择。例如，最具偶像气质的动画片《阿拉蕾》，便满足了人们期望摆脱现实的束缚，回归自然的心理需要。表现出对工业时代的嘲讽和反感的阿拉蕾是一个爱闯祸的机器女孩，生活在企鹅村，与之相对的大都会岛的生活就像我们日常生活的城市一样：华丽、忙碌、充斥着拘束与规则。阿拉蕾不断地感慨“到底是城里呀”并将之破坏得乱七八糟之后，兴高采烈地回到了企鹅岛，这种Q版的自然人状态很容易让人们在欢笑之余，体验到自然的回归。
六是满足了人们寄托情感、挽住童趣的心理需要。社会化是每个人必经的一个重要过程，只有变成一个社会人，人们才能在社会中生存下去，但是在竞争激烈、生存压力增大的现代社会，人往往被过度社会化了，许多人不得不带着厚厚的面具去追求所谓的完美，于是，人们越来越对“过度社会化”的熏陶感到厌倦， 他们留恋即将或已经惜别的纯真年代——那个不需要伪装的童趣时代。因此，在这个年代，似乎越来越多的人在拒绝成长，服饰“童装化”，生活“卡通化”，语言“牙语化”，就我国的大学生来讲，据报道，现在有的大学生还叼奶嘴、用奶瓶，穿着打扮越来越幼稚化。（10）而Q版文化的搞笑和故作低龄化的幼稚，恰好符合了这部分人的心理需要；与此同时，Q版源于生活各个方面，这种广阔导致Q版文化能用一种较为开放和更加天真的心态来面对现实世界。因此，他们通过对Q版文化的追求，尽情地拉低自己的心理年龄，重新演绎着失落的童趣，以寄托自己真切的情感，并以Q版文化有的方式为那部分尚未被驯化的纯朴和真实呐喊，如通过Cosplay来扮演自己喜欢的Q版人物，藉此来展示真实的自己，在现实生活中带着面具，在虚拟形象扮演中却展现自己真实的一面，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Q版文化实际上是无奈的现代人寻求心灵突围的一种选择，同时在这个网络时代，人们很容易走到一起，形成一种独有的心理默契，做出同样的选择，因此，Q版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现代人在网络时代寻求心灵突围的集体默契。在Q版文化中，这部分人满足了压抑在心底的心理需求，充分地释放了自己，从而能够以一种更加积极的心态来面对现实。当然，在对Q版文化的选择中，不乏有从众心理的驱动，所谓从众是指个体为保持与自己周围环境的一致性，而放弃了个人的意见，采取了与大多数人一致的行为。（11）当Q版文化的种种表现扩散到人们所置身的环境中时，为了能够与团体保持一致，一些个体将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到其中，例如，别人都开始说“Q言Q语”了，你如果听不懂的话，很容易就会被别人排斥。当然，与前面的主观心理动机不同，从众心理的驱使只不过是人们在感受到压力的前提下的一种被动盲从。因此，在从众心理驱使下所做出的被动选择往往不会涉及到价值观的改变，而是仅仅停留在表面层次上。
三、Q版：无法成为文化的主流
不可否认，Q版文化已经在现代社会流行起来，并仍将处在不断的扩散之中。目前，Q版文化已经不可避免地对整个社会、日常生活乃至人们的价值观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现有的主流文化，如《Q版语文》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改写和颠覆，但是Q版文化却无法成为一种主流文化，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一般来说，Q版文化是不会干预社会主流文化的。Q版文化的“Q”在一定程度上是“另类”的代名词，“另类”（alternative）即“另外一种选择”——一种主流以外的选择，可以说，“另类”的主要含义就是，在主流文化以外的一种亚文化生活状态或方式。(12)虽然“另类”是一种个性化的选择，而这种选择也不介意他人的目光或评价，但它却不是反文化的，它本身是不会干预社会主流文化的，更不想取而代之（这也是Q版文化和一般的社会亚文化不同的地方）。因为，它是以人类不同的生活方式的合理性和共存性为前提的，也就是说，在“另类”看来，任何文化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而，一般说来，它是不会去干预其它文化的存在的（包括主流文化），这里面其实也包含了一定程度上的文化相对主义。同时，一旦“另类”成为主流，“另类”本身也将会在这一过程中走向灭亡。因而，只要“另类”存在，它就永远是一种“主流”之外的存在，是一种“边缘”的存在，因此，Q版文化是无法进入主流文化的。
其次，Q版文化实际上是一种时尚，因此，它的流行必定具有时限性。时尚，是指在一定时期内社会生活中的一种非常规的行为模式的流行现象，具有新颖性、从众性和珍贵性的特点。(13)时尚分为三种类型，即时髦、时热和时狂。目前来说，Q版文化的流行还处于时髦阶段，即社会上部分人采取一种新的、引人注目的生活方式。虽然Q版文化的流行具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并符合了人们内在的种种心理要求，但是这改变不了它是一种时尚的事实。因此，同其它时尚一样，Q版文化的流行也有一定的时限性，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知识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和审美情趣的变化，Q版文化也会被人们放弃，也就是说，没有永远的流行，这就注定Q版文化无法成为一种主流文化。
第三，中国社会的不平衡和“非均质”的特点，使得Q版文化的传播，不可能一马平川地扩展。就整个中国社会的情况来看，不均衡和“非均质”是两个重要的特征，不均衡主要是指东西部发展的不平衡，在一些东部人富裕起来的同时，中西部还有大部分人处于贫困当中；而所谓的“非均质”是指，在一小部分社会精英占据社会顶层的同时，大部分的民众却被抛入了社会的底层，并且由于在社会上的弱势地位，这些人在获得各种流行信息上也具有一定的障碍，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信息传播的不对称性。(14)而Q版文化的流行也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比如说能够负担得起一台计算机，但是这对那些生活在贫困地区和社会底层的人们来说，显然是不可能的。这就注定Q版文化的传播必定会受到阻碍，最起码难以在贫困地区和社会底层的人们（而这部分人在人数上却占据了社会的主体）之间传播开来，因此，一旦超出特定群体——比如城市长大的生活小康以上家庭的青少年——其传播的余地就小多了，这也意味着Q版文化无法成为一种主流。
第四，社会上还有无数新的文化生长点，会不断有新的象征符号产生并会取代Q版文化。现代社会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多元化，当然这也是现代社会的文化的重要特征。这就意味着，在社会上还有许多新的文化生长点，不断会有新的文化象征符号的出现。同时，正如前文所述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需要也会随之发展，当另一种文化象征符号满足了人们新的需要的时候，它也会逐渐发展起来，并且很有可能取代Q版文化，就如现在Q版文化已有盖过无厘头之风之势。虽然最近几年由周星驰创立出来的无厘头文化获得了大众的喜爱，在大众中流传开来，但Q版文化的后劲却比无厘头文化潜力大，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无厘头是一种解构精神，搞笑是其最主要的特征；而Q版文化则是通过“Q”这个源代码，去定义一种行为和生活方式，从生活领域的各个方面对人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因此，Q版文化取代无厘头文化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以此类推，Q版文化在将来也会被其它新的文化生长点代替。
第五，Q版文化现象的传播具有很强的同时性，需要人们紧跟时代步伐。这种Q版文化现象，过于符号化，其意义的构建和传播，需要很高的同时性，稍微落伍，就失去了同步的可能。Q版文化现象的这一特征，一方面体现了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它也代表着一种不断刷新的积极态度，代表不断向年轻的技术和观念靠拢，以保证永远在观念升级换代的时候处于领跑地位的尝试，这无疑对社会的发展是有利的。但是这也意味着，Q版文化的支持者们大部分是局限在追求创新的青少年群体中的，比如说中学生和白领，虽然一些老年人也加入了Q版文化这一流行潮流，但是毕竟是少数。同时，有的学者也指出了Q版文化流行的一个潜在威胁——如北京大学社会学学者于长江认为，在未来中国，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像成熟的发达社会一样，越来越不想这么不断地转换或更新自己的兴趣，而宁可固守一些自己已有的东西。(15)也就是说，Q版文化中的符号传播所需要的同时性这一条件将无法达到，这样一来，Q版文化的支持者们必定会逐渐地减少，支持的人少了，其社会影响力也会渐渐地减弱，这必然会进一步影响到Q版文化在社会中的传播。
第六，Q版文化带来的生活习惯，很可能和将来青少年面对的现实责任有冲突。不可否认，Q版文化能够使人暂时摆脱现实中的压力和不愉快，但是这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使得一些人沉浸在这种虚幻中不能自拔，这对青少年的影响尤其明显。对青少年来说，他们还未意识到自己将来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以及承担这些责任的重要性，他们向往的是一种无忧无虑、轻松简单的生活，而Q版文化则能为他们提供一种虚幻的想象，使他们在Q版的搞笑中得到放松，精神也得到愉悦。于是，他们当中有许多人不可避免地浸入了“Q”人的生活中，并在现实生活中也试图去构建童话般的情境。他们很少去思考生活的意义、人生的价值，而是更关心生活的情趣和瞬间的快乐体验。他们畏避压力，厌倦凝重，拒绝长大，这样一来，很可能就会和青少年将来不得不面对的社会责任发生冲突，这无论是对于青少年的发展还是对于社会的发展来说，都是不利的。这种能危害到社会的文化是不可能成为主流的，这就意味着Q版文化只能是一种亚文化的生活方式。
最后，实际上，一旦Q版文化与主流文化发生冲突，社会上一些支持主流文化的人必定会对之加以抵制。主流文化对人们的影响可谓是根深蒂固，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受到了主流文化的驯化，并将其内化到了自己的价值观当中，因此，一旦Q版文化玩“过了火”，必然会首先受到这些人的抵制。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改写和颠覆的《Q版语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自《Q版语文》上市开始，就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少争议，而且对其的批评声音明显地高于支持的声音，这些声音主要是来自中小学教师、教育领导部门以及家长，主要观点是认为它亵渎了文学经典与传统文化，不仅会在语言上、文学上、审美趣味上，而且会在思想道德方面给学生带来负面引导。而2004年12月中旬，云南省新闻出版局已经正式向云南人民出版社下达停止发行《Q版语文》的书面通知。接到停止发行该书的通知后，出版社就迅速联系全国各地的所有客户，让他们停止《Q版语文》的销售，剩余图书全部退回，目前在各大书店的书架上已很难找到《Q版语文》的踪影。(16)可见，Q版文化是无法成为主流文化的。转贴于 四、拒斥与融合：面对Q版文化的选择
从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Q版文化只能是一种亚文化的生活方式，它是网络时代人们寻求心灵突围的一种集体默契，但是它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却是不容忽视的，面对Q版文化，主流社会应当如何应对呢？是拒斥还是融合？
现代社会是年轻的、有活力的，反映了这种潮流的Q版文化必定与一些固守着主流文化、又不肯接受新事物的人发生冲击甚至冲突，这是可以理解的；同时，以前的中国社会是老人带新人，年轻人必须向资格老、资历深的人学习，而现代社会的文化、信息更替速度很快，年轻人更有技术优越感，对新鲜东西的摄入更快，消化系统强，因此，老年人已无法指令年轻人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相反老年人应该不断地向年轻人学习，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也才能了解到现在的年轻人在想什么，在做什么。因此利用主导的话语权力对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加以排斥是一种错误的选择，相反，融入Q版文化，则有利于保持一种年轻的心态，一种坦然的人生态度，也是生活质量提高的一种表现。QQ游戏的痴迷者主要是年轻人，但是目前一些老年人也加入了玩QQ游戏的行列，并且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比一般的Q人都玩得好，这无疑反映了他们对Q版文化的自觉适应。
因此，不管主流社会当中的一些人是多么不喜欢Q人们的生活方式，不管他们是多么看不惯嗲声嗲气的青少年和扮嫩的成年人，必须承认的是：Q版文化中毕竟包含着一些更为年轻、更为活力、更为积极的社会因素和文化形态因素。而尊重个体，尊重差异，尊重每一种生活方式，尊重自由选择的权利，保持宽容的心态，无疑是现代人必备的素质，与传统相比，这是进步的、文明的，也是更为人性的。拒斥Q版文化无疑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而适应并融合才能整合社会文化的差异，使社会健康成长。
虽然Q版文化的积极效应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不可否认，Q版文化也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正如前文所述，尽管Q版文化可以使人们暂时的脱离现实，但是它所带来的毕竟不是现实，一味地沉迷于Q版文化中的虚幻只会降低青少年的社会适应能力。现实社会有时候的确是烦人的，但是必须面对，一味地逃避不是办法，这就意味着，主流文化应该引导那些“误入歧途”的人走出幻境，使其能够勇敢地面对现实，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同时，面对Q版文化中那些“玩的过火”的层面，也需要主流社会的引导，否则也会给社会带来危害，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其进行一味地抵制，如对《Q版语文》的禁售，这样做的后果往往会适得其反。因此，对待Q版文化，仅仅适应、融合是不够的，主流社会还应该承担起引导的重任，帮助那些沉迷于Q版文化的虚幻中的年轻人走上正轨，对Q版文化中那些“玩的过火”的层面采取一定的措施。
五、小结
总之， Q版文化作为一种亚文化生活方式在社会上已经产生并开始广泛地流行开来，在某种意义上，它可以说是网络时代人们寻求心灵突围的一种集体默契——Q版文化中的情境和心态使现实轻松、自由了许多；而乐观、谐趣的生活品位则让社会更为真实和人性。目前，它已经不可避免地对整个社会、日常生活乃至人们的价值观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面对Q版文化，主流社会没有理由去拒斥它的流行，更不能压制它的发展，而是应当适应Q版潮流的发展，融入到其中。当然，面对Q版文化所能造成的消极影响，主流社会也应当担负起引导的责任，尽量减少其对社会造成的危害，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转贴于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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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关于《Q版语文》与大话文化现象的讨论，culstudies.com/rendanews/displaynews.asp?id=4713。
（11）马广海编著：《社会心理学》，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第228页。
(12) 周馨：《另类：对主流文化的偏离》，《社会》，2002（6）。
(13) 李芹主编，马广海副主编：《社会学概论》，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143页。
(14) 李培林、李强、孙立平等著：《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9月，第5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