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2-28 06:42:2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农村社会调查报告，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调研报告
可行性报告
市场调查报告
社会调查报告
关于《导演自我培养计划可行性分析报告》的反方论证
关于母亲教育问题的调研报告
关于农村教育现状及农村教师心态的调研报告
关于农村小学现状的调研报告
广东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调研报告
关于《导演自我培养计划可行性分析报告》的反方论证
关于母亲教育问题的调研报告
关于农村教育现状及农村教师心态的调研报告
关于农村小学现状的调研报告
广东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调研报告
关于三年级教育教学调研报告
关于修建旱冰场的可行性报告
关于青春交际舞协会的可行性报告
国务院研究室《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
中学高中英语课程改革调研报告
高校调研报告之外联篇
高校调研报告之人力资源部
赴北京朝阳区东风乡辛庄村调研报告
甘肃西部农村教育现状调研报告
服装市场调研报告
对宿迁医改调研报告“十点质疑”之回应
锣鼓书目前的传承机制
整治学校周边环境调研报告
下乡期间调研报告
导演自我培养计划可行性分析报告
当代城市中学生社会人格状况调查报告
德钦县奔子栏之行调研报告
大学生学车调研报告之调查方案
大学生食品消费市场调研报告
资源与环境学院大学生暑假社会调查报告
大学生社会支持状况调查开题报告
大学生社会责任感调查报告
大学生劳尔的故事之劳尔的社会调查报告
北京图书市场调研报告
北大课题组宿迁医改调研报告（上）
安阳师范美术学习实习教学调研报告
关于火眼晶睛的调研报告
关于二十岁之前废掉的可行性报告
《大学生生活质量调研报告》评介
《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我国农民工的生存现状
《少儿读经解经点评录》可行性报告
“三下乡”社会实践调查报告
关键词：语文教学 农村特点 农民
新课程的全面实施，对农村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语文是学习和工作的基础工具，是始终贯穿于整个义务教育阶段的基础学科，语文教学必须适应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必须适应农村发展的需要，只有加快改革的步伐，才能充分发挥其基础学科的作用。
一、当前农村初中语文教学的重点还是放在为高一级学校输送合格的新生上，而对为农村经济发展培养有较高素质的后备力量不够重视。
能升学的毕竟是少数，大多数学生毕业后仍然要留在农村。然而，单一的课堂教学方式与单一的教材，培养出来的学生，只有书本知识，缺乏适应农村经济建设的能力，更有少数学生没有扎根农村，建设家乡的打算。
这种教育背离农村实际，与社会需要脱节，使农村中学语文教学走入了一条死胡同。如果升不上学，则所学知识在农村无甚大用，而有用的又学得少或没有学。最近对本校初三3个毕业班和邻校初三5个毕业班共435名学生进行了一次“应用文”写作测试调查，取样统计数据表明了如下几点：
1、学生因缺少练习，未能掌握已学过的某些应用文的写法，如一般书信、介绍信、证明信等。
2、能写介绍信、合同书、说明书、电报、广播稿等8种应用文的学生均不超过被调查人数的17％，其中会写合同书的只有11％。
3、会写演讲稿、广播稿的人数占8％，能作对联的不足2％，会写调查报告的只占3％。
4、能识、会写“农村实用杂字”的，能写毛笔字的只有5％。
通过以上调查说明，农村语文教学脱离农村实际需要。不少农村初中对应用文的教学很不重视。
二、结合农村实际改进语文教学。
如今，农村两个文明建设的高速发展，使“语文”更有了用武之地。如何使语文教学适应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我认为，根本出路就在于接通农村生活这个源头，在改革第一课堂的同时，注意丰富第二课堂，促进语文教学与生活的有机结合。具体做法如下：
（一）适应农村需要，加强应用文教学。应用文体在实际生活中有很大作用。
农村中学生毕业后，绝大多数要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对他们来说，会写各类应用文就是一种实用本领。
1、从发展农村经济现实来说，要让学生学会写合同、广告词、请示报告，产品说明书、发票、契约等。
2、从民俗礼仪来说，应让学生掌握请柬、祝辞、题词、讣告、悼词、碑文、对联等七种应用文的写作方法。
3、从参与行政管理来说，学生要能写会议记录、计划、总结等。
4、从宣传与民事活动来说，要能写通讯报道、演唱材料、广播稿等。
5、从普法方面来说，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民的法制观念越来越增强了，知法、执法、护法、守法并能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要能写写、答辩状等。
农村初中语文教学必须结合农村的现实生活，加强语文实践活动，才能提高语文的实用价值。教师可组织学生调查专业户和重点户，让学生了解某些产品的制作过程，然后再要求他们进行练习试写有关应用文。在指导学生写应用文时，最好能借助实例，着重使学生领会每种应用文的性质、作用，学会每种应用文的格式，掌握习惯用语、术语或专名词，并要求学生反复练习，直到真正掌握，能够在实际生活中运用为止。
（二）选择反映农村生活的优秀文章，作为补充教材或乡土教材。应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农村初中的培养目标，加快教材改革步伐。选择反映农村生活的优秀文章作为教材，以填补统编教材的不足，使学生学有所用，能够将所学的语文知识运用到发展农村经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中去。
（三）结合农村社会调查，进行写作训练指导。调查前，教师应当让学生明确听、说、读、写这四项能力的基本要求。
1、说，是调查时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在调查中应让学生着重把握以下环节：（1）提问（向对方提出要了解的问题）；（2）引问（被采访对象回答问题时可能偏离主题，怎样引导他回到正题来）；（3）层递（怎样使提出的问题层层深入地围绕主题发展下去）；（4）趣味（采访时注意语言的趣味性、生动性，使双方都进入角色）。
2、听，着重于“听记”方法的指导。应让学生把握以下几个环节：（1）抓住契机。有的内容很重要，而说话者常作简述，这时就应指导学生抓住时机，让对方进行深入的表达。
（2）以点带面。即由一点想到与此相关的“面”，从而纵观全局。
（3）提纲挈领。对被采访对象的言论进行过滤，分析、归纳、综合，再作记录。
3、读，着重于写作鉴赏方面的指导。让学生在写的时候心中有一个“参照物”。
4、写，这是写调查报告重要环节。先讲写作方法，进而“导写”勾划写作系列线，确立专题，划分小组--观察与采访笔记--调查报告--通讯或特写--议论杂感--“采珠”，搜集生动形象、丰富简明的群众口语，借鉴运用--谈整个写作过程。
这种写作训练在课堂内是无法进行直接有效训练的，应借下乡调查之机（每当农村学校放农忙假时，我总借此之际部置学生搜集作文素材，要他们在与农民同劳动、同交谈中，调查农村的经济发展，农民的精神面貌的变化，物质生活的提高等状况。如习作（《家乡巨变》、《秋假见闻》），让学生在调查中写，在写中调查；在调查中改，在改中调查。
（四）结合生活进行适应农村特点的语言交际训练。当前，农村文化站（室）大多已经建立，需要大批文艺节目创作和表演人才；村广播室也需要采编人员和播音人员。所以，对学生进行听说训练的辅导也是必要的。
可确定专题，进行有效的训练。联系农村的实际设立专题：（1）当前农民的心理；（2）当前农民对知识的探索；（3）当前农民对未来的展望和畅想；（4）当前农民的思想动向、农村难点和热点问题等。
可采用下列形式进行训练：（1）复述；（2）讲述故事、事件；（3）发表议论；（4）交谈；（5）即席讲话；（6）演讲；（7）讨论；（8）辩论；（9）说明事物；（10）口头报告。
（五）扭转忽视写字教学的倾向，开设书法课；加强书法训练与小学衔接，迅速提高农村中学生的书写能力，更好地为当地经济建设服务。
（六）组织“采风”及民间文学的搜集活动，着重培养学生听和记的能力。
一、高度重视、认真组织
假期前，院团委向全院广大同学发出了《关于开展暑假社会实践活动的通知》，并印发人手一份的社会实践活动登记表，各系学生会（分团委）积极响应、认真落实，根据自身专业特点，确定实践方向，作好动员工作。广大同学都以认真的姿态对待这次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热情的参加了社会实践活动，从而锻炼了广大同学的社会交往能力，培养了广大同学的综合能力。
二、紧密结合实际，多形式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今年我院的"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在坚持以往成功做法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各社会实践点的实际情况，各系因地制宜，根据实际需求开展不同的社会实践活动。
（一）从组织形式上看，主要有两种形式：
1．分散活动。其内容丰富多彩，涉及到社会方方面面。从区域划分，有农村的、有城市的、有内地、有沿海的；从内容上划分，有希望工程的，有金融保险的，有房地产开发的，有市场营销的，有厂矿、企业的内部管理机制的，有科技扶贫、文化教育的，有家教、生产劳动的等等。
2．集体组织。组成社会实践小分队，分赴各地开展社会实践活动。今年共派出6个小分队和1个大篷车，他们分别是桂林工学院党员大学生赴河池地区的"三个代表"实践服务团，电计系赴荔浦县社会实践小分队，旅游学院赴阳朔县社会调查小分队，资环系赴桂林柘木镇社会实践小分队，土木系赴兴安县白石村社会实践小分队，材料系赴三街村社会实践小分队以及由桂林工学院大学生艺术团组成的文艺大篷车。
（二）从社会实践的类型看，主要有以下几种：
1．开展便民服务。各小分队利用当地的圩日在市场上设立家电维修、单车修理、理发等便民服务点，尽己所能，不怕脏、不怕累，以优质的服务赢得当地群众的称赞和好评，同时也努力实践着青年志愿者的精神。
2．开展文化辅导活动或者是法律宣传与咨询活动。暑期不仅中小学放假，而且正是夏收农忙时节，中小学生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之中，大学生们将这些学生集中起来，对他们进行文化辅导。
3．开展社会调查活动。如电计系赴荔浦县社会实践小组对荔浦县部分镇、村产业现状进行了调查，来分析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并写出几分调查报告。
4．开展义务劳动，帮助缺少劳动力的军烈属、五保户收割庄稼。下乡期间，正值夏收时节，许多军烈属和五保户因家里缺少劳力，庄稼熟在地里而无人收割，同学们积极帮助这类家庭，为他们解决了燃眉之急。
5．文艺下乡。由学院大学生艺术团组成文艺大蓬车到村镇各社会实践基地进行巡回演出，丰富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6．开展大学生勤工俭学活动。不少假期未回家的同学在学院的组织下开展各种各样的勤工助学活动，一方面了解社会，另一方面也解决了自身的生活需要。
7．环境保护。组织学生积极参与"保护母亲河"行动，进行生态环境调查，宣传倡导环抱观念，治理环境污染，装扮母亲河。
8．考察实践。我院集中部分学生党员（干部）、入党积极分子组成"三个代表"服务团，赴河池地区开展考察实践活动，加强对党史、革命史的学习和教育，牢固树立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
9．开展大学生科技活动。今年全院共确定了大学生科研课题一百多项，为迎接月份我院的科技活动周，提高我院科技学术水平，各个课题小组纷纷利用假期时间收集数据，抓紧实验。
总之，今年的社会实践的内容是丰富的，形式是多样的，以提交报告的总体情况来看，今年暑期社会实践有几个特点：（1）社会热点问题调查；（2）结合专业进行社会实践。
三、总结经验，评比表彰
写经验总结、相互交流。提高我院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层次和水平。月份院团委下发了关于暑假大学生社会实践总结的通知。要求各系分团委、学生会在内部交流的基础上，对今年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内容、方式、特点、规模、效果、存在的问题及对今后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意见，提交一分总结报告。同时，在全院将对表现突出的社会实践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评比表彰。并要求各系评选出优秀的社会实践报告，召开社会实践交流会，同时，全院共推荐出60多篇不同内容和形式，具有一定层次和水平的社会实践报告。
（四）经验和收获
1．学院各级领导的重视，广大同学的积极参与，是我院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得以成功的重要保证。多年来，学院党政领导把社会实践活动作为大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形式，每年拨出专项经费用于社会实践，并组成社会实践领导小组，指导社会实践活动的展开，并把社会实践列入教学计划，形成制度加以保证。全院广大同学自觉把社会实践作为了解社会、接触社会、投身改革、锻炼才干的重要渠道，积极深入生产第一线，体验生活。
长期以来，社会实践活动一直被作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跨世纪合格人才的重要途径。2010年暑假我院团委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继续在全院同学中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绩。现将总结汇报如下：
一、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假期前，院团委向全院广大同学发出了《关于开展暑假社会实践活动的通知》，并印发人手一份的社会实践活动登记表，各系学生会(分团委)积极响应、认真落实，根据自身专业特点，确定实践方向，作好动员工作。广大同学都以认真的姿态对待这次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热情的参加了社会实践活动，从而锻炼了广大同学的社会交往能力，培养了广大同学的综合能力。
二、紧密结合实际，多形式开展社会实践活动今年我院的"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在坚持以往成功做法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各社会实践点的实际情况，各系因地制宜，根据实际需求开展不同的社会实践活动。(一)从组织形式上看，主要有两种形式：1.分散活动。其内容丰富多彩，涉及到社会方方面面。从区域划分，有农村的、有城市的、有内地、有沿海的;从内容上划分，有希望工程的，有金融保险的，有房地产开发的，有市场营销的，有厂矿、企业的内部管理机制的，有科技扶贫、文化教育的，有家教、生产劳动的等等。2.集体组织。组成社会实践小分队，分赴各地开展社会实践活动。今年共派出6个小分队和1个大篷车，他们分别是桂林工学院党员大学生赴河池地区的"三个代表"实践服务团，电计系赴荔浦县社会实践小分队，旅游学院赴阳朔县社会调查小分队，资环系赴桂林柘木镇社会实践小分队，土木系赴兴安县白石村社会实践小分队，材料系赴三街村社会实践小分队以及由桂林工学院大学生艺术团组成的文艺大篷车。(二)从社会实践的类型看，主要有以下几种：1.开展便民服务。各小分队利用当地的圩日在市场上设立家电维修、单车修理、理发等便民服务点，尽己所能，不怕脏、不怕累，以优质的服务赢得当地群众的称赞和好评，同时也努力实践着青年志愿者的精神。2.开展文化辅导活动或者是法律宣传与咨询活动。暑期不仅中小学放假，而且正是夏收农忙时节，中小学生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之中，大学生们将这些学生集中起来，对他们进行文化辅导。3.开展社会调查活动。如电计系赴荔浦县社会实践小组对荔浦县部分镇、村产业现状进行了调查，来分析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并写出几分调查报告。4.开展义务劳动，帮助缺少劳动力的军烈属、五保户收割庄稼。下乡期间，正值夏收时节，许多军烈属和五保户因家里缺少劳力，庄稼熟在地里而无人收割，同学们积极帮助这类家庭，为他们解决了燃眉之急。5.文艺下乡。由学院大学生艺术团组成文艺大蓬车到村镇各社会实践基地进行巡回演出，丰富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6.开展大学生勤工俭学活动。不少假期未回家的同学在学院的组织下开展各种各样的勤工助学活动，一方面了解社会，另一方面也解决了自身的生活需要。7.环境保护。组织学生积极参与"保护母亲河"行动，进行生态环境调查，宣传倡导环抱观念，治理环境污染，装扮母亲河。8.考察实践。我院集中部分学生党员(干部)、入党积极分子组成"三个代表"服务团，赴河池地区开展考察实践活动，加强对党史、革命史的学习和教育，牢固树立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9.开展大学生科技活动。今年全院共确定了大学生科研课题一百多项，为迎接11月份我院的科技活动周，提高我院科技学术水平，各个课题小组纷纷利用假期时间收集数据，抓紧实验。总之，今年的社会实践的内容是丰富的，形式是多样的，以提交报告的总体情况来看，今年暑期社会实践有几个特点：(1)社会热点问题调查;(2)结合专业进行社会实践。
三、总结经验，评比表彰写经验总结、相互交流。提高我院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层次和水平。8月份院团委下发了关于暑假大学生社会实践总结的通知。要求各系分团委、学生会在内部交流的基础上，对今年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内容、方式、特点、规模、效果、存在的问题及对今后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意见，提交一分总结报告。同时，在全院将对表现突出的社会实践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评比表彰。并要求各系评选出优秀的社会实践报告，召开社会实践交流会，同时，全院共推荐出60多篇不同内容和形式，具有一定层次和水平的社会实践报告。(四)经验和收获1.学院各级领导的重视，广大同学的积极参与，是我院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得以成功的重要保证。多年来，学院党政领导把社会实践活动作为大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形式，每年拨出专项经费用于社会实践，并组成社会实践领导小组，指导社会实践活动的展开，并把社会实践列入教学计划，形成制度加以保证。全院广大同学自觉把社会实践作为了解社会、接触社会、投身改革、锻炼才干的重要渠道，积极深入生产第一线，体验生活。2.各级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是社会实践活动顺利进行的有力保证。多年来，各级地方政府把接受大学生社会实践作为自身的一项重要工作，给予了我们极大的支持。在食宿、安全及活动的开展方面尽量为大学生提供各种便利，保证了社会实践活动的顺利进行。同时学院注重社会实践的基地建设，与地方开展长期结对合作，把扶贫工作、科技服务、文艺下乡等活动与大学生接受锻炼、成长培养紧密结合在一起取得良好效果，受到当地干部群众的一致好评。3.大学生的思想素质有了明显的进步和提高。通过深入农村，使不少同学真正认识到我国广大农村的落后状况和改革开放给农村带来的巨大变化，认识到国有企业改革的艰巨性和帮助下岗职工解决再就业问题的必要性。虽然是短短的二十天，但是客观现实给同学们的教育却是课堂教学所无法比拟的，实践使他们多了一份成熟，少了一份幻想和不现实。同学们在向社会提供服务的同时，使自己所学的理论知识得以运用于实际，提高了自身的工作能力，培养了吃苦耐劳的精神。
[关键词]案例教学法；统计学；江村经济
[基金项目]财政部2016年度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建设项目“海上丝绸之路协同创新团队”（0003016188）
[作者简介]欧进锋（1989—），男，广东高州人，硕士，岭南师范学院商学院助教，主要从事区域经济研究。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20）32-0259-03[收稿日期]2019-12-23
近年来，高等教育教学模式呈现出新特点，教学方式、教学方法不断创新，以慕课、微课、对分课堂、翻转课堂、混合教学法为代表的教学模式改变了传统课堂教学，呈现出教学方式现代化、网络化的特点，提高了教学的水平和层次。顺应“互联网+教育”时代潮流，教师通过网络渠道或智能教学工具，在智慧数字平台上精准教学，有利于提高效率和教学覆盖率。但是，无论教学形式如何创新，其核心目标仍是对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教学评价进行创新优化，达到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思维能力、应用实践能力等目标。在此背景下，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显得尤其重要。
统计学是21世纪最有发展前途的学科之一[1]。统计学作为一门研究数量规律的学科，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应用性，已经成为人们认识复杂世界的重要工具，凡是有数据的地方，均有统计学的用武之地。统计学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不断地与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融合，为多学科提供重要分析工具，在如何有效地甄别、提取有价值信息领域具有重要实践指导意义。但是，在统计学教学中发现，学生对统计学的学习重视程度明显不够。部分同学先入为主地认为统计学难学、难懂，自己未来不从事数据统计工作，与其花大量时间学习统计学，不如学一门专业技能。深入研究发现，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学生对统计学产生畏惧心理，传统的“黑板+粉笔”的课堂讲授方法，难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难以与教师实现交流共鸣。在此背景下，如何通过创新统计学课程教学方法，帮助学生克服畏惧心理，提高对统计学的兴趣，增强学习的成就感与喜悦感，对于提高同学们综合能力、培养统计思维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本文以早年著作《江村经济》为例，重点剖析典型案例教学法内涵与优势，探讨案例教学法在统计学教学实践中的应用，并对实践结果评估与反思。
一、统计学课程教学现状问题分析
一是统计学基础较弱、学习积极性不高。统计学课程涉及较多数学知识，公式较多、难度较大，加之部分学生是文科生，数理基础较弱，这无疑也提高了统计学学习难度。尽管经管类专业学生都开设高等数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等课程，但学生对数理统计知识掌握程度不高，难以理解相关统计公式，一定程度上挫伤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另外，部分同学学习目标不明确、主动性不强，既不预习又不温习，课堂上一次、两次听不懂后，就可能选择放弃了。
二是教学内容整体性不强、重理论轻实践。目前，统计学教学中存在教学内容整体性不强，主要体现在不同课程之间的衔接度不高、知识跳跃性较大，尤其体现在统计方法与统计方法理论的结合度不高，例如“最小二乘法”内容的讲授，教师仅是简单进行运算教学，但对于运算背后的原理介绍甚少，学生难以知其然，也难知其所以然。另外，统计学教学存在重基本理论轻实践的情况，与专业契合度不高，由于缺乏具体专业领域的实践，学生更难掌握统计技能或锻炼统计思维。
三是教学方法单一，案例式教学较少。统计学教学仍以传统课堂教学为主，教师主要是通过黑板或多媒体的方式，向学生讲授知识；学生是知识被动接收方，对知识理解仅停留于认知层次[2]。传统的“传递—接受”教学模式过于单调，难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而且缺乏情景性，实践性不强，不利于引导学生主动思考，自觉地将所学内容迁移运用到实际问题的解决中。统计学涉及理论和公式较多，理解难度大，如果仅采用传统单向的讲授方式，学生很难掌握公式和理解其中经济含义。
四是教学评价体系有待完善。统计学为专业必修课，通常采用闭卷考试方式，考试题型包括单项、多项、判断、计算，考核内容侧重统计学基本公式、原理等内容的测验。这种考核方式忽略了对学生开展实地调查、撰写调研报告等应用能力的评价。相反地，在这种评价指导下，学生可能只需要期末考试周对知识点进行重点突击强化，就可以通过考试，甚至能考取较好的成绩。更重要的是，这种考试文化会在不同年级间流传，影响下一届学生学习统计学的积极性。
二、案例教学法的内涵与优势
案例教学法起源于1920年代，是一种以典型案例为基础，具有较强实践性、情景式的教学方法。在案例教学中，教师根据教学内容设计不同案例内容，组织学生围绕案例内容进行积极讨论，在学习中不断提高学生独立思考、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等综合能力。一般而言，案例教学法具有以下三个显著特点：
（一）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桥梁
教学案例源于具体社会实践，又能加深对理论的理解程度[3]。对学生而言，案例教学法一方面可以把枯燥的理论内容具体化，让学生在具体问题情景中，探讨理论的来龙去脉，实现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知识体系的螺旋式交替上升，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对教师而言，案例教学是一個不断学习、不断打磨教学能力的过程。教师可以根据教学效果对教学组织方式、案例素材等内容进行总结，尤其是更新丰富符合学生认知特点的素材和案例库，将实践经验升华成为一般性教学理论，从而指导具体的教学实践。
（二）培养学生独立思考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传统“传递—接受”教学模式，学生是知识被动接收方，缺乏学习主动性，对知识理解仅停留于认知层次；而案例教学实践中，学生是案例探讨的主体，学生需要根据案例具体场景，针对具体问题独立主动去思考问题的解决方案，最后将研究成果进行展示汇报。教学方法的转变把枯燥乏味的理论讲授变得生动活泼，符合学生的认知习惯，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更重要的是，案例教学法有利于培养学生在具体情景下独立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培养沟通交流、团队协作能力
案例教学材料内容较多且有一定难度，基于不同的维度，对于同一个研究问题存在多样的解决方案，需要对不同方案进行权衡比较。案例教学要求，学生需要在熟悉案例材料的基础上，查阅更多相关资料，对研究问题形成整体认识，组成学习小组对研究问题进行充分沟通交流，总结讨论结果，设计最优解决方案并形成总结汇报材料。同时，案例教学法倡导不同小组之间的良性竞争，激发小组主动学习、集各成员的智慧成果，进一步提高案例研究质量。自然而言，在案例研究学习中，同学们的沟通交流、团队协作能力将会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三、统计学教学中案例教学的组织实践
传统统计学课程教学侧重数学公式的推导，忽略对学生经济学直觉或经济现象感知能力的培养，很多学生只会死记硬背统计公式，不理解公式背后具体统计学意义。统计公式只是分析工具，影响研究成果质量的关键是数据，实地调研是统计数据收集、整理、分析的关键环节[4]。《江村经济》是先生根据自己20世纪30年代在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做关于长江流域农村生活的实地调查资料而形成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如何做社会调查、如何撰写调查报告的典范，具有很高的学术和实践意义[5]。这是一本描述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的专著，是根据对中国农村实地考察写成，旨在说明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刻画了20世纪30年代内忧外患背景下，中国农村社会生活的变迁。作者通过实地观察、访谈等方法收集大量原始数据，并对不同类型的数据进行整理、分析，最终形成调研报告。文中数据丰富、研究内容详尽，向读者呈现了一幅农民社会生活的画像，是研究学习实地调研的重要文献。因此，本文以著作《江村经济》为案例，通过问题导向型方法引导学生精读文献，深入了解如何开展社会调查、收集数据、撰写调研论文，并以小组形式形成汇报材料开展课堂讨论。
（一）理解案例材料内容
这是案例教学的基础，学生需要在案例讨论之前了解案例内容，并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加深对研究内容的理解。首先，教师要清楚地表达为什么选择《江村经济》作为统计学课程精读的文献，更进一步教师应该以身作则，分享自己精读《江村经济》的读后感，并结合自身实地调查经验对文献中的内容进行具体分析，分享社会调研中遇到的奇闻趣事，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此外，教师需要提供相关参考书单，引导学生课外查阅更多相关主题的书籍，尤其需要加强对《江村经济》时代背景的了解，利于学生加深对案例分析材料的理解。
（二）明确案例分析目标
教师要明确案例分析的目标，制定详细的案例教学安排时间进度表，学生要清楚知道“他们需要做什么”。阅读文献是一件主动的事，需要有明确的目标，《江村经济》内容分析是围绕一系列问题展开，例如作者是如何进入调查现场？如何制定调查方案？通过何种方法获取数据？如何进行数据整理？在数据分析阶段，作者是如何基于当时经济背景对农村手工业向机器制造业转变进行分析等等。其实，每一个问题的解答都是一次统计理解能力的提高，都加深对统计数据收集、整理、分析的认识与理解。例如，社会调查首要任务是以合适的方法进入现场，否则会被认为是“入侵者”，即使在现场也无法收集到可信的数据。针对这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呢？结合文献资料，可寻找中间人等。在实地调研中，“中间人”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纽带，影响调研收集数据的好坏。《江村经济》中，作者选择其姐姐为中间人，从而顺利进入现场，一定程度上确保了数据的真实性，有利于实地访谈有序开展。
（三）小组讨论与实践
开展小组讨论是案例教学的关键环节，此环节既要培养学生主动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又要加强师生交流，及时解决学生在分析中遇到的难题。教师可通过提供参考范本，与学生分享如何撰写调研方案、如何根据文献内容撰写汇报材料的经验，提高学生小组讨论、团队协作的效率与质量，保证研究成果汇报环节有序展开。在此阶段，小组成员需要利用课后时间准备相关资料、开展小组讨论；教师需要及时掌握各小组的研究进度，确保各教学环节有序进行。
（四）研究成果的汇报与点评
在案例讨论分析课堂中，教师是整个活动的筹划者，组织小组成员对案例分析内容进行汇报，引导各小组成员充分表达自己观点，多维度分析问题，不同观点、不同想法相互碰撞，从而实现对研究问题更加全面客观的认识，重点鼓励学生从不同的角度对案例进行剖析，力求展示出案例故事背后意义。最后，教师需要对各小组的研究成果进行点评，不仅是课堂成果汇报展示，也体现在学生综合能力层面，通过此次的案例深度学习，学生是否掌握社会调查流程，培养逻辑能力、提高语言表达能力等，更重要的是关注学生是否在实地调研中培养了关注社会的人文情怀。
四、案例教学效果评估与反思
[关键词]田野地点；村落；边疆；民族地区；区域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91（2012）06—0028—08
在复杂社会或是在民族地区调查，常常面临如何选择调查地点的问题。过去，人们常以一个族群历史与现实的分布区域作为社区，但这个区域在历史上可能有变化，类型上可能有乡村，也有城镇，因此从历史到现实的社区类型而言，在民族地区调查，可能会包括中国人类学传统调查中的乡村、少数民族及城镇三种类型的社区。如果只在一类社区进行调查，则面临新的问题。正如罗伯特·F·墨菲所言，在复杂社会中，假定提供资料者即是该社区的代表，这是很危险的。在复杂社会里，假定人与人同质更是愚蠢透顶，因为人群已被多重的深层划分纵横切割，每部分均有其亚文化。如果要研究整个社区，他就必须从各个亚群体的代表那儿获得信息。田野工作技巧应随研究背景而定。[1]（P-303-304）因此，传统的驻点式的调查，似乎很难适应新的社会事实，需要借鉴和综合几种类型社区调查的方法，这是面对田野事实的需要，因而有必要回到中国田野研究的传统里，在对田野研究的回溯中寻找理论和方法支撑。
一、 中国人类学田野的三种类型
首先回到社区概念上。在社会学研究中，西方学者很早就使用“社区”这一概念。1887年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出版了《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英文版）《Community and Society》。滕尼斯认为，Community的类型主要是在建立在自然基础之上的群体（家庭、宗族）里实现的，它也可以在小的、历史形成的联合体（村庄、城市）以及在思想的联合体（友谊、师徒关系等）里实现。Community是建立在有关人员的本能的中意，或者习惯制约的适应，或者与思想有关的共同的记忆之上的。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及精神共同体等作为共同体的基本形式，它们不仅仅是它们的各个组成部分加起来的总和，也是有机地浑然生长在一起的整体，共同体是一种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是一种原始的天然状态的人的意志的完善的统一体。[2]（P-2）滕尼斯将共同体与社会对立起来，共同体是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而社会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机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3]（P-54）他用类型学的分析方法，把共同体和社会分别设置为一个连续变化系统的两端。在大的文化发展中，两个时代相互对立：一个社会的时代紧随着一个共同体的时代而来。共同体以社会的意志作为和睦、习俗、宗教见称，社会则以社会的意志作为惯例、政治、公众舆论见称。[3]（P-339-340）显然，这打上了进化论的烙印。
英语学术界把“共同体”译为Commune（公社、村社）或Community（社区），而波兰社会学界则用okolica（“周围环境”、社区）来称之。他们都以传统乡村为例，认为这种群体秩序很大程度上是靠“闲言碎语”来维持的，社区主要通过议论成员来调节其成员的行为。如美国经验社会学奠基人W-I-托马斯曾引述波兰农民的话说：“关于一个人的议论能传到哪里，okolica的范围就到达哪里；多远的地方谈论这个人，他的okolica就有多远。”不少学者都认为，传统乡村是“这样一些共同体：它们通过口头传播来传递其文化内容”。由于这种传播不依赖于文字、书籍等中介，因而“这种传播模式总要涉及直接的人际接触”。这样，农村社区便应当是一个大家能互相见面并且互相认识的群体。[4]（P-58）
而对中国社区研究奠定基础的芝加哥学派，作为美国第一个社会学派，通过自己的实践，把兴起于欧洲的学科顺利地引入美国社会。他们对社区、社会的概念及社区研究有自己的理解。派克在论述社区与社会时，没有将两者作为具有对比性的、二分法的分类模式。也没有今天中国学者所强调的“社区”与“社会”对应于“传统”与“现代”，并隐含某种“进步观”的价值判断。派克是从认识方法的角度，或者说是方法论的角度来使用“社区”与“社会”概念的。即将两者视为观察人类存在的不同视角。在派克的分类范畴里，“社会”与“社区”不是同一层次的概念，“社会”概念的外延要广泛，如果以实际可以指称的范围来看，它涵盖了“社区”。“社会”是一个比较抽象的、包容性的概念，它是由各种社会群体构成，各自拥有自己的特定类型的组织，但同时又具有抽象意义上的普遍性。“社区”则包含着地域因素，具有共同的认同感和共同命运，同时强调人们参与共同生活，参与到社区的分工体系中，承担一定角色。一个个体的人属于一个社区，并不是因为他居住在这个社区内，而是由于他参与这个社区的公共生活。[5]（P-181）同样，拉德克利夫·布朗来华讲学，他将社区研究视作体系的研究，包括适应与完整两个方面。而在中国最适宜于开始的单位是乡村，因为大部分中国人都住在乡村里；而且乡村是足够小的主区，可供给一两个调查员在一两年之内完成精密的研究。一个完整的乡村社区的研究，包含横的或同时的研究；乡村社区的外部关系研究；纵的连绵的研究。横的研究首先要发现和记录它的整个的内部结构，即各个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如家族及乡村组织，以及性别、年龄、职业、社会地位划分的组织。同时要包含经济生活、土地所有权及社会生活中的许多其他因素，比如技术制度、家族和亲族的功能作用，社会裁定和控制，礼节和仪式，个人社会化过程。乡村连绵的研究，最好是能反复观察，或者是选择几个受到同样影响而程度不同的社区加以研究。这些研究的目的在理论上是为比较研究之需，以期建立“人类社会的科学”；也可以学以致用；帮助认识过去的社会，尤其是社会连绵数千年的中国，更显得特别确实。[6]（P-182-188）这体现了布朗将社会人类学视为自然科学的学术观念，他认为社会人类学是一门有关人类社会的理论性科学，它研究社会现象所用的方法与物理和生理科学所用的方法基本相同。他愿意将这门学科称作“比较社会学”。[7]（P-212）他将中国的乡村社区调查，纳入其整体的“试验区”范畴考虑，他想把世界上现存的、各种文化水准发展不等的社会类型一一亲历。他先后将安达曼岛、澳洲、太平洋群岛的东加群岛和萨摩亚等、南非洲、北美洲作为他的比较社会学的五大试验区，同时他的试验区也延伸到白种人地方社区，以及研究复杂程度更高的日本九州。当时中国社会学界正在开展应用人类学的实地研究，于是吴文藻请他东来，他主动建议实施“中国乡村生活的社会学调查计划”。从此，庞大的中国，也变成了他的比较社会学的试验区。[8]（P-183-185）可见布朗对于社会人类学的社区研究，地点是多元的，其调查的社区，完全服务于他的学术思想，而并无我们所想象的“乡村怀旧情节”或是“乡村中心主义”的情愫。
然而，社区的概念、类型传入中国后，则有了“地方化”的过程。中国社会学界将西方的概念Community移植、改造为“社区”概念，①这与吴文藻对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社区理论的改造，以及对结构功能学者布朗的理论和主张的接受有密切的关系，②也与他对中国社会构成及知识分子使命的认识有关。吴文藻认为，中国本质上是传统农业社会，而19世纪以来这个传统社会又面临着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社会变迁，要研究这个现实状况，社区研究的方法值得采纳。[9]（P- 665-687）他说，“社区”一词是英文Community 的译名。这是和“社会”相对而称的。我所要提出的新观点，即是从社区着眼，来观察社会，了解社会。因为要提出这个新观点，所以不能不创造这个新名词。这个译名，在中国字汇里尚未见过，故需要较详细的解释。社会是描述集合生活的抽象概念，是一切复杂的社会关系全部体系之总称。而社区乃是一地人民实际生活的具体表词，它有物质的基础，是可以观察得到的。社区既是指一地人民的实际生活，至少要包括下列三个要素：（1）人民；（2）人民所居处的地域；（3）人民生活的方式或文化。社区的单位可大可小，小之如邻里、村落、市镇，大之如都会、国家、世界，这一切可统称为社区。不过若就文化的水准来说，社区大致可以简单地分为三类：（1）部落社区；（2）乡村社区；（3）都市社区。部落社区指以游猎牧为主的人们及其文化，乡村社区指以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为主业的人民及其文化，都市社区指以工商制造业为主业的人民及其文化。通常部落社会是民族学研究的对象，乡村社区是乡村社会学研究的对象，都市社区是都市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其实三者名称虽异，而其所研究的对象则同是“社区”。文化是社区研究的核心。[8]（P-144-145）
但是，中国社区研究从西方社会学研究的城市，演变成了汉人的农村和边疆少数民族两大区域（而都市的研究，则是20世纪80代后期在中国出现），吴文藻的上述观念，也直接体现在村落和边地两大研究区域中。
汉人的农村社区研究，以村落作为调查的地域，并取得了相当的成绩，早期经典的社区研究，几乎等于是在汉人社区所作的村落研究。的江苏“江村”、林耀华的福建“义序村”、杨懋春的山东“台头村”就是其中的代表。
然而，村落社区研究，受到了利奇的质疑，对此曾有详细的论述。西方人类学家在汉人社区研究中出现了超越村落的试验，代表人物有弗里德曼的东南“宗族范式”、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的集镇理论。弗里德曼的东南“宗族范式”目的是想扫清微观研究与宏观的社会历史无法结合的方法论障碍。施坚雅的市场集镇模式，挑战了将中国农村的村落作为一个人类学的基本研究单位的理论。
自20世纪40年代后，汉人社区的研究，从方法论单元向“社区”作为社会现象和社会透视单位的结合体转变的过程，避免将社区看成一种自我封闭的内在一体化体系，让人们注意到社区内部的权力结构和功能，也要注意到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历史与现实的关系。[10]（P-49）但这种纵横交错的分析模式，是在“宏观与微观”、“大传统与小传统”、“国家与社会”等“认识规范”下的产物，如果没有足够的田野材料作为分析的基础，田野中的许多关系可能被忽视，而我们的关注对象，也可能更偏重于理论本身，而不再是现实的社会生活。③
这些理论模式，除了操作层面上的差异外，最终目的还是一致的，就是如何认识和理解中国社会。是选取村落，还是将村落放在社会历史框架下，或者是用市场模式去解释。然而，无论是哪一种模式，都是建立在区域调查的基础上。由于中国地域复杂，文化多元，历史悠久，任何一种方法和模式都不能简单地运用到中国其他区域调查中。
基于东南的宗族模式，是否在其他汉区适用，基于成都平原的市场集镇理论，是否在山区适用，再比如，“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是否可以直接运用到中国的社区研究中，对于历史上处于化外、檄外之地，处于羁縻制度及土司制度管理下的地区是否适合，都需要在田野研究中进一步讨论。④
同样，边疆地区的研究，也是一大热点。1922年华西协和大学成立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这是一个国际性的学术团体，研究华西（包括甘肃、、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区）民族风俗习惯及自然环境等内容，在研究西南民族的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抗战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就派人到广西、东北、云南、湘西、浙江、福建和台湾进行调查，其中既有中国的学者，也有在中国长期从事研究的外国学者。在抗战的特殊背景下，边疆民族地区的调查研究，发展成为边政学。社会人类学者对边疆民族地区的调查更为深入，这为1949年后中国民族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然而，哪些地方属于边疆研究的范围，则各有说法。吴文藻认为，边疆应同时包括政治上及文化上两种意义，兼而有之，才属恰当。具体而言，中部十八省以外而邻近外国的地方，如蒙、藏及辽、吉、黑、热、察、绥、新、宁、青、康等省是也；中部十八省中住有苗夷、羌戎各少数民族的荒僻之区而言，如陕、甘、湘、桂、川、滇、黔等省之边区也是。[8]（P-268-269）柯象峰进一步认为，东南沿海之区，已全为文化进步之国民所据，自不在边疆研究范围之内。东三省、内外蒙古、新疆、，本就是边疆研究的主要对象。而西南各省，文化不同之民，虽不尽在边疆，而与汉族相处极其错综复杂，且时时发生冲突，引起边患，其主要的有川西北的羌戎，川西西康的西番，川西南和云贵的倮倮，川南、湘西、云贵的苗，云南西南之摆夷，广西的瑶、海南岛的黎人，这是研究边疆不容忽视的。再推而广之，西北至中亚细亚、南至南洋群岛及东南沿海的岛屿，也可注意。[11]（P-157）而张少微则认为，边疆地域只包括内蒙、新疆、青海、、西康和云南。[12]（P-187）研究对象上，吴文藻将内地农业与边疆畜牧业、内地乡下人与边地人相对提出的，他认为，边地人与内地乡下人程度的相差，有如内地乡下人与城里人程度的相差，甚至在民族性格、语言文字、习俗风尚、、文化方式，无一不是大相悬殊。所以研究边疆民族是研究边疆政治的关键。[8]（P-267）具体的研究范围，李景汉建议，选择一个较小的社区，如一土司所辖之区域，或有一代表性之村镇。同时，他还建议，能在边区各民族中，选择不同类型的社工，以同一观点，同一立场，同一方法，调查研究，分析而比较之。[13]（P-177）研究的途径，林耀华认为，边疆与其他区域一样，要研究的是环境、人类及其二者的交互作用。[14]（P-220）总体来说，当时的边疆研究，基于为社会现实服务，正如李景汉所说的，真正的调查研究工作，绝不是，也不应该像有人批语的那样，专门磨刀而不切肉，社会研究者，要随时磨刀，随时切肉，不但要寻找真理，增加知识，也要发现社会问题，解释社会问题，再进一步试一试指出解决问题的途径。[13]（P-175）这应当是当时社会学者的共识，只是在抗战的特殊背景下，在边疆研究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但当时的边疆调查，最显著的特征是，采用百科全书式的田野调查方式，调查提纲相当细致，这与他们的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目的密不可分。同时，形成的田野调查报告，分门别类地详细记录资料，注重报告的资料作用，少有理论分析，体现了当时学术界追求的“宁愿为事实而牺牲理论，决不肯为理论而牺牲事实” 的学术理念。[15]（P-3） 20世纪50年代后，民族研究替代了边疆研究，研究领域包括民族地区的社会历史调查、民族识别、社会形态研究及民族研究，理论上深受进化论的影响。
与前两种社区研究传统相比，中国都市社区研究是相当晚近的事，这可能与人类学界的传统认识有关，传统观念认为，人类学进行都市研究，就是对正统人类学的背叛，再有可就是与社会学保持距离。[16]（P-81）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都市研究才正式进入中国人类学的视野。⑤而都市人类学在研究对象上，则有乡村与民族社区研究并举的意味。[16]（P-86）不过，城市社区的研究，还停留在城市中的民族研究，城市中的乡村研究，只把城市当作一种研究对象，都市人类学内部期望在城市社区催生出一种方法的超越，并寄希望于21世纪。[17]（P-2）
二、中国人类学田野的家乡情结
尽管田野是人类学知识的来源，也是人类学与其他学科相互区别的组成要素，但是人类学家该在“哪里”研究，虽然是个常识性问题，却在人类学反思的范畴之外。[18]（P-2）最适合的地点是那些小型社区，这基于文化和社会结构在小型社区可以更好地被观察。但人类学中的地方要领尚需仔细推敲，因为地理上的邻接和界线不足以界定“地方社区”。但究竟是什么使得田野点具有“地方性”？而且是在非西方的“村落”里调查，有人认为这完全是马凌诺夫斯基式田野实践的霸权模式影响的结果。[18]（P-31）
利奇在1982年出版的“社会人类学”里，根本不赞成一个初学人类学的人从研究自己的民族入手。这实际反映了英美人类学长久以来的潜在观念。在西方人类学传统下，下“田野”，就意味着到农区、草原或者“荒野”等地方去，也许是被耕作过的地方（文化地点），但这也不会太远离自然。[18]（P-9）人类学的知识体系的建构更依赖于地域专业化，人类学通过长期居住在“田野点”来学习语言和地方性知识。地方性知识就这样被纳入人类学的研究，在文化比较的基础上构筑人类学学科的另一面。于是人类学家只能通过远足他乡进入“田野”才能体验到文化差异性。
用自己的田野作了回答。汉人去研究瑶族，既不能说我是研究本土文化，又不能说是完全对异文化的研究。实质上我研究的对象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且如果按我主观的估讲，同多于异，那就是说汉人与瑶族固然有民族之别，但他们在社会文化生活上部分已十分接近相同的了。这是中国少数民族研究的一个特点，各族间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同和相异之处，似乎不能简单地以“本文化”和异文化的区别来定位。[19]（P-17-18）社会人类学田野作业的对象，实质上并没有所谓“本文化”和“异文化”的区别。这里只有田野作业者怎样充分利用自己的或别人的经验作为参考体系，在新田野里取得新经验的问题。[19]（P-19-20）
在人类学的学术史上，马凌诺夫斯基允许研究中国农民并表示，对本民族做的人类学研究也就是最艰难的。拉德克利夫·布朗和埃文斯·普里查德允许斯里尼瓦斯对印度的考格斯进行调查。但海外研究仍是欧美人类学的主流。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人类学界开始意识到对绝对的他者的研究中隐藏的政治含义，并在对西方人类学产生条件的思考基础上，对长期伴随人类学田野工作的政治关系进行谴责，通过20世纪70年代的赫尔国际会议和温纳·格伦人类学研究基金会赞助的大会，再到法西姆（Fahim）召集的非西方世界人类学者，提出了“土著人类学”这一工作概念，指代在自己的祖国、社会或族群中进行人类学实践。而梅瑟施米特（Messerchmidt）则提出用“内部人类学”来代替“土著人类学”或“本土人类学”这种多少带有贬义的提法。在美国，“家园”与“异乡”仍是两个不同的地点，人类学的转型不断地进行，民族志也超越传统人类学而转向实验民族志和文化批评。
然而，在中欧和东欧，民族志工作者受国家民族学和民俗学研究传统的影响，他们的田野调查主要关注乡村和民族志工作者自己社会的“民俗”文化。因此，“田野”总会在附近，便于访问；研究者在乡村花几周时间搜集资料，然后回来进行分析。人类学者对此也进行了讨论[20]。他认为，选择一个与一般人类学旅行逆反的方向， 以作为所谓“近处”的故乡来观照人类学的远近观， 为的是寻找“远近”的贯通之道。这个贯通之道， 延伸了历史人类学， 是“世界思想”主张的再表达， 有助于我们跨越认识者与被认识者之间的界线。[21]（P-173）同时，他又强调人类学家既不能与将自身定义为与调查者毫无关系的人，但也不能失去自身社会的“陌生人”身份，如此，才有人类学这项宏伟事业。[22]（P-138）而国内的民俗学者从学术实践到理论方面讨论了“家乡民俗学”所讨论的问题，民俗学与人类学的差别，他者与自我的关系，以及如何转化问题；家乡民俗学的田野伦理问题；何为“家乡”，何为“家乡民俗研究者”，以及研究者的双重身份问题，如何处理身份转换和伦理困境。[23]（P-1-11）
上述讨论，既从学理上突破了视家乡为田野盲区的做法，同时也避免了视家乡为天然田野点的想法，在遵循人类学田野调查传统和学科共有立足点的基础上，强调调查者与调查点的距离感和研究感，力避因身份与情感而使调查者失去一种客位位置，同时，又要避免视异域为遥远异邦的做法，以一种整体和比较的视野，将调查得到的文化放入整个区域文化框架下，返观区域中的其他文化。
三、中国人类学田野的未来选择
在《江村经济》中，就已将村庄与大社会联系起来看待。他说，在中国，地方群体之间的相互依存，是非常密切的，在经济生活中尤为如此。甚至可以说，在上半个世纪中，中国人民已经进入了世界的共同体。西方的货物和思想已经到达了非常偏远的村庄。不过在具体调查中，他又认为实地的调查者不可能用宏观的眼光去观察和分析外来势力的各种影响。[24]（P-25-26）
在晚年，他进一步强调了对于市镇的研究。他认为，传统市镇的出现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在本世纪的一百年里，特别是近几十年里，中国传统市镇发生了巨大的变动。城乡关系已脱颖而出，成了一个特别引人注意的理论和实际问题。[19]（P-23）同时，在研究方法上，他强调：从空间上讲，要注意社区内与社区外的世界的联系，但要集中于社区自身；时间上，要注重历史背景，须具有时间发展的观点，而不只是为将来留下一点历史资料；文化层次上，要注意多种层次的文化调查，注意大小传统文化，以及显在的与隐藏的文化。[19]（P-23-34）
总之，中国未来田野应该有更为广泛的学术视野，在学术发展的平台上去选择，不应因为研究某个地域或者某个族群活动地域而忽视整个社区研究的动向，要有跨越地域与单个族群研究模式的理论视野，改变各自为阵，互不对话的封闭状态。换句话说，就是将村落、民族地区或者城市作为研究的地方，而不是研究的对象，正如格尔兹说，人类学家并不是研究村落（部落、城镇、邻里等等）；他们是在村落里研究。[25]（P-29）因为我们研究的对象无非是社会、环境与文化。
同时要打破一些预设与既定的观念，应将区域放到其自身的历史与文化观念中，放到一个更广阔的、突破现行地理区划边界的观念图式之中去理解。关注区域区内的多元社区类型、文化重叠、族群互动，以及物与观念的流动等现象，并将其纳入社会历史进程中。[26]
注释：
①不过，中文中的社是英文community无法完全表达的。“社”包含五种含义：1-土地之神（社神）；2-基层的礼仪和行政单位（乡社）；3-民间迎神赛会（社日）；4-信仰和知识共同体（结社）；5-行业性团体。见陈宝良《中国的社与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5页。
②吴文藻是如何对芝加哥学派奠基人派克的观点进行改造的，王铭铭先生有较为详细的论述，可参见其《“村庄窥视法”的谱系》，载《经验与心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③黄宗智对中国研究的范式危机问题，有过详细的论述。他提醒到，理论的用处在于帮助一个人在证据和观点间形成他自己的联系。理论也许是我们的刺激、陪衬或指南，它从来不应成为现成的答案。见《学术理论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载《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27页。
④秦晖在《共同体·社会·大共同体》一文中，认为中国除了有自然形成的滕尼斯所指的小“共同体”，还有一种比宗族和村落更大的整体主义统制力量，它对人的个性、独立人格和个人权利实行压抑，这既使自然形成的小共同体无法生成，也无法让滕尼斯所指的西方语境中的个人为本位的“社会”产生。他把这种并非“自然形成”的小“共同体”但却比它更压抑个性的力量称为“大共同体”。秦代的“编户齐民”，法家政治便强调以人为的“闾里什伍”来取代自然的血缘族群，甚至用强制分异、不许“族居”和鼓励“告亲”来瓦解小共同体，以建立专制皇权对臣民个人的人身控制。这样的结构既非滕尼斯的“共同体”，亦非他讲的“社会”，而且勿宁说正是它使得“共同体”与“社会”都难以成长，以至于到了市场经济、市民社会与近代化过程启动时，出现的不是一个“社会”取代“共同体”的过程，而是小共同体与“社会”同时突破强控制下的一元化体制的过程。它不是西方社会近代化时面临的问题，因而也不是滕尼斯等人论域中的问题。然而简单化的“拿来主义”会造成两种偏向：或者无视传统中国的“编户齐民”性质而大谈小“共同体”，把传统中国说成一个宗族自治或村落自治的时代，把“民族国家”只是近代化现象的欧洲历史强套于中国。或者无视中国传统国家的非公民性质而大谈中国的传统“社会”，把“（公民）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二元分析模式用于剪裁中国历史。但滕尼斯在论述由“共同体”向“社会”发展时体现的“独立的（普遍的）个人主义和由此确立的社会主义”取向，仍然是极富启示性的。
⑤1989年12月28日到1990年1月2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都市人类学国际会议”，对于中国都市人类学的发展起到直接的推动作用，也可看作中国都市人类学研究的整体亮相。从出席首届都市人类学国际会议的我国学者看，也足以说明当时中国都市人类学处于刚刚起步的萌发阶段。中国出席会议的28人中，从事民族学研究的10人，人类学者（含文化人类学）9人，社会学者（含人口学）4人，地理学者（含环境科学）3人，历史学者（含考古学）2人。当时主要将城市中的不同民族文化及民族关系作为主要的研究内容，并明确将汉族也纳入其中研究。其方法既有乡村社区研究方法，也包含了民族研究方法，而都市人类学界有试图将“乡村人类学”与城市研究连接起来的意识。都市人类学，在研究对象上面临的现实是：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乡村都市化，人口流动，少数民族“走出山野”进入社会，汉族从西部走到东部及东南部的城市。都市的社区研究，无疑就会面临着传统的“乡村社区”研究和“边疆研究”（后来的民族地区）的社区研究方法和经验的汲取。国内学者进行了探索，代表人物有阮西湖、周大鸣等。周大鸣的《都市人类学三题》，都市人类学研究中的“族群与文化”、“城市文化职能”及“未来城市与都市人类学”进行了详细的阐释，并在城市流动人口、乡村都市化等问题上进行了实地调查，取得了系列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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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王建革；环境史；生态社会史；水文生态史；景观生态史
近年来，环境史研究逐渐发展成为热门学科，来自文理各个领域的学者广泛参与到环境史讨论的队伍中，逐渐形成一个联系较为紧密的学术共同体，并在理论界和现实社会中发挥重要影响。环境史研究要求学者立足于生态系统的核心层，即人类与自然相互作用的界面，考察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王建革教授，二十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环境史研究，研究视野从蒙古草原逐渐南下到华北平原，再到江南，先后出版了《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江南环境史研究》等著作，尤其是《江南环境史研究》一书，更彰显了其汇集农学、美学、历史学、社会学之力打造出的景观生态史研究路径，将环境史理论研究推进至哲学层次，同时也使学界看到了环境史研究的现实人文关怀及其对当今生态文明建设所具有的重要理论指导意义。
一、学术背景
20世纪80年代，王建革在山东莱阳农学院学习农学。当时的莱阳农学院农学学科分化并不明显，农学本科生需要学习土壤肥料学、作物学和育种学等学科知识，这段学习经历为王建革日后从事农业史和环境史研究奠定了宝贵的学术基石。综合而严格的农学学习，使他更为直观且深刻地观察、理解了生物与无机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制约与促进，技术作为中间媒介在人与自然关系互动中的作用，以及贯穿其中的能量与物质流动，这些对于解读农业典籍、思考以农立国的中国传统社会，是极其有益的。在《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一书完稿时，王建革回忆说：“时光一去二十多年，非常幸运，以前所学的，特别是所受到的农学训练，几乎都用上了。我深深地知道，这种幸运不是人人都有的。”①后来他到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今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前身，简称“农遗室”）攻读农史研究生。20世纪90年代农遗室的学风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要求学问必须面对现实，即把古农学的知识与农业生产现实相对应；二是重视田野调查。当时人类学尚未兴起，农遗室的学生已比其他史W和社会科学的研究生更注重田野工作。当时农遗室许多著名的农史专家，除了李长年和郭文韬等导师外，缪启愉、王达、宋堪庆等几位先生也给当时攻读研究生的曹树基、萧正洪和王建革等人上过课。缪启愉先生擅长立足农业现实，依据乡村习惯与地方知识体系进行考证，他在研究《齐民要术》时就借用了20世纪50年代大量可见的传统农业技术，用于解读中国古代技术。王达先生对《补农书》的研究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亦是将学术研究与实证考察紧密结合的实践。如今，近九十岁高龄的王达老师对曾与陈恒力先生深入桐乡农村进行农业调查的情形仍然记忆犹新。在农遗室，王建革先后师从章楷、郭文韬两位先生。在硕士研究生阶段，他以“山东植棉史”为题进行硕士论文研究，对20世纪50年代以后华北的农业生产开始有了系统的了解。攻读博士期间，他的论文研究方向是人口压力与农业的问题，其中涉及生态史的一些基本问题。在这个阶段，闻大中先生利用《补农书》对古代江南生态系统进行分析，将中国17世纪江南高效循环的生态农业介绍给国际生态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也给王建革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启示。受闻大中和郭文韬两位老师的鼓励，王建革尝试从生态史角度着手展开研究，将生态系统理论引入传统时代社会，尝试探索生态―社会史的研究路径。但由于这方面的研究在当时国内学术界尚无先例可循，国外的生态史学术专著也未大量引入国内，探索之路困难重重。
1992―1995年在南京农业大学读博士期间，王建革发表了论文《小农与环境――以生态系统的观点透视传统农业生产的历史过程》，这是国内较早的生态史论文。他在文中提出了小农生产的生态性和社会性，因而在物质循环流和产品循环流的水平上，以生态学理论为依据，系统地分析了农业生态系统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并结合我国农业生产的历史实际，探讨了小农在自然生态系统以及社会系统之间所处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的历史过程，进一步揭示了我国传统精耕细作农业技术的生态学背景。此后，王建革对于人口、资源、农业与社会发展的讨论逐渐深入且细化。农业生产涉及自然与人文多方面要素，这对研究者提出了较高的综合知识背景要求。为此，王建革奔波于国内各大图书馆，查阅分散在相关领域的文献资料。20世纪60―80年代，国际学界的人类生态学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王建革在北京图书馆读到了人类生态学著作，并从中汲取了大量的学术营养，为他在生态史中的一系列学术探讨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华北与内蒙：生态―社会史领域的探索
1996年，王建革到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做博士后工作，也迈出了生态―社会史具体研究工作的第一步。在这期间，他开始探索从人类生态学的角度阐述我国历史上社会制度、人口压力与生态环境变迁之间的联系，并发表了《人口、生态与我国刀耕火种区的演变》《资源限制与发展停滞：传统社会的生态学分析》《人口、制度与乡村生态环境的变迁》《人口、生态与地租制度》等论文。在思考人文与生态关系的同时，王建革也开始着力分析影响生态系统的核心自然因素，如关于土壤肥力的探讨等甚是精彩，这些探索为他的博士后研究“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奠定了基础。1999―2006年间，王建革默默无闻地在学界做一位这样的学者：严密地梳理“满铁资料”以及民国调查、笔记小说等文献资料，又致力于田野考察，围绕生态与社会展开严谨的论证，发表了关于华北和内蒙的三十余篇论文。此后，《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和《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两本专著的出版则是水到渠成。
方万鹏在书评中写道，王建革在“在地域社会的研究中贯穿生态史学的方法……该书的研究视角不存在学术标签的迹象，而是真正践行了生态史学的理论”①。全书围绕生态环境与乡村社会的主题，探讨了传统社会末期黄河以北、太行山以东、燕山以南的广大地区的生态环境及其对应的社会特征，这是王建革将生态学理论与思路融入到历史学、农业史研究的具体实践，其研究成果展现了人与环境的历史，既是物质作用的过程，也是心灵、思想和人类整体社会关系对外界反映的历史。全书从影响生态系统最重要的自然因素开始论述，然后逐个讲述诸要素状态，继而分析生态系统的运行与调控，可见其清晰的生态系统理念与研究逻辑。首先，不同的水环境产生不同的政治与社会效应。鉴于干旱对华北平原农业的重大影响，一方面，对水的治理衍生出灌溉与社会的问题，从而决定了水利的自然形态与社会组织形态；另一方面，水环境影响着沿河地区的土壤肥力或沙化进程，来自人类社会的农业变迁也影响着土壤的肥力。水土环境是自然体系中最核心的基础要素，也是该著展开论述的基础。其次，王建革论述了生态系统中的诸要素状态，作物、家畜、人是农业生态系统的主体。农作物是人们主要的食物来源，因此耕作技术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并且固化到人们的生活周期中。畜牧业供给人口的能力弱于种植业，且由于取食关系，一个地区所负载的人和动物的数量相对稳定，当人口增加到一定程度，牲畜必然减少，因此在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畜牧业呈现萎缩趋势。最后，该著进一步分析了生态系统在以上要素基础上的运行情况。各要素以取食关系建立联系，保证物质与能量流在系统中往复循环，但人口过度增长，在排斥家畜畜养的同时，也影响了农作物的种植，从而影响了传统社会末期人们的饮食与营养水平，“三料危机”的出现也警示了生态系统的失衡。而灾害是生态系统运行中的重大波动，由此衍生的社会应灾机制、聚居方式都与生态文化有关，面对生态压力，人们也形成了不同的关于人与环境的信仰理念。在该著中，王建革运用投入产出法分析了近代农业生态系统，重新审视了传统经济史中关于租佃的一些认识，弥补了此前学者们对近代华北生态关注的不足，也诠释了环境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对历史学发展的卓越贡献。
《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出版之后受到了学界的高度评价，邹逸麟先生说：“华北平原是我国传统社会的主要农业基地，也是灾害频发、社会矛盾较尖锐的地区之一。考察其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乡村的生态和社会变动，剖析其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对了解当今华北平原的农业与社会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作者在满铁资料为主的乡村调查资料基础上，收集大量方志材料，进行实地考察，历时十年，写下了这部专著，使华北平原从清代到民国时期的农业技术、生态环境以及乡村社会诸方面的研究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②葛剑雄先生也高度评价了王建革的学术研究：“王建革教授是农学博士，在农业开发、土地利用、生态环境等方面有扎实的基础，又在历史地理、社会史等方面做了较深入的研究，所以该书既有科学原理的探索，又充分运用了文献研究、社会调查的成果，资料丰富、观察细致、论证合理，是一项沟通文理的综合性研究，在近年来同类成果中居领先地位。”③
围绕着蒙古草原的生态问题，王建革于2006年出版了《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一书。他研究蒙古的机缘来自对华北社会的研究，在查阅“满铁”资料时，王建革看到了大量关于对内蒙古地区丰富且详实的调查资料，这批资料对当时的人口数量、牲畜头数、牲畜结构和游牧规律、放牧特点等均有详细的调查，是进行生态史研究的珍贵资料。草原、游牧、农业是蒙古社会传统的三大支柱，草原上的人、牲畜与作物的关系构成了农牧业生态问题，所以，王建革以“满铁”和其他日占时期的资料为核心，辅以旧方志和笔记小说、20世纪50年代的档案资料，运用生态人类学和历史学方法，由草原生态和游牧生态的内容进入话题，在此基础上揭示了游牧生态与蒙古社会的关系，论述了畜群与蒙古社会的关系，以及蒙古游牧社会在汉农业渗透后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的研究逻辑与《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一书建构在相同体系下，比较而言，前者关注的生态要素略为简单，但生态系统的层次清晰明了。自然系统中物质与能量流在草原植被―畜群―人之间往复循环，这是蒙古社会生态运行的基础。蒙古社会中人的经济与社会地位甚至阶级关系均不同程度地受畜群的影响。而在文化层面上，农耕技术渗透的过程是蒙古社会流动性降低的过程，此后，社会结构、文化、制度等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均是建立在生态系统变迁的基础上，因此，结合生态系统的变迁来阐释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互动就更有说服力。研究蒙古社会时，王建革多次到蒙古草原开展田野调查，其著作鲜明的“文理结合”“注重实证研究”“对满铁资料的谨慎和灵活使用”①特征多被学者们赞誉。
三、以水文生态为基础的江南生态环境层次研究
告别了蒙古与华北，王建革将目光投向了江南。不同的地理特征造就了不同的社会形态，水是江南社会的灵魂，理解江南的关键也在于对水的理解和把握。王建革汲取了历史地理学前辈关于水文研究的精华，并结合自己的知识背景，融会贯通地开始尝试探索各层次生态系统的历史，并通过《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和《江南环境史研究》两本著作揭示了生态系统的层次。《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是以吴淞江下游地区为中心区域的研究，其揭示的层次基本在水文、土壤、农业与社会诸方面，而《江南环境史研究》则是以吴江和杭嘉湖为中心地区的研究，进一步丰富了这个层次。
《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从气候、水、土等自然环境基础要素写起，然后到技术、社会组织、结构层面，最后到制度、文化层面展开分析。全书共有九章。第一部分关注基础的水文环境，根据水文生态原理重新解读了古人关于三江水文生态的一些理论；考证了太湖东部没有三江，只有逐步形成的吴淞江，以及周边的塘浦河网对吴淞江上游河道的形成也产生影响。在江南水乡，水环境变化往往会引起乡村社会体制和农田景观的相应变化，故该著在第二部分分析了大圩时期的河道水环境、乡村社会体制及农田景观变化。“水环境与圩田的改制，实是江南许多制度变化的重要原因”②，家、乡村共同体、豪强对水环境的不同认知影响了他们的治水实践。李明慧在评论《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对目前环境史研究的启示时也看到了这一点，说：“……如地方百姓与官府、地方与中央之间在治河方面的矛盾。结合这些社会内部的矛盾来考察或许会使生态环境史研究更为丰富。”③在水环境变化的基础上，农田景观随之改变，继而导致唐宋转型期的诗歌呈现出小区域化、微妙化、多面化等特征。在第三部分，该著结合常熟县的河道与水利社会状态个案，主要描述了宋以后小圩模式发展，以及水利共同体在内容上的变化。第四部分是关于稻田生态历史的独特分析，水环境、农作技术、社会组织都对土壤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部分作为个案研究，作者从水乡环境和水利入手，接着以肥料和土壤之间的生态联系为主线，分析了农村传统农业生态系统的投入产出比，认为传统时代的农业生态系统的效率远远没有发挥其增产的潜力。第五部分研究传统生态系统的信息流，涉及一个广泛的地方性知识体系。在农业生态系统中，人往往发挥着主导作用，传统时代的农人们对各种环境因子都有着精细的观察，并依据这些观察采取相应的决策，这也是后人理解的传统时代人与环境关系最为关键的部分。王建革站在生态系统观的高度，解读文集、诗歌及其他关于水文、水利、农业著述等史料中有关水环境与土壤、农业等要素的关系，对吴淞江流域的主要河道和河网形成时期的水环境进行了长时段的历史考察，围绕水环境和治水，考察了自然系统与乡村社会之间的频繁互动及其构成的多姿多彩的历史过程。
《江南环境史研究》在地域上延伸了《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的研究区域，从吴淞江中下游转至中上游和嘉湖地区。更为重要的是，在《江南环境史研究》中，王建革关注的生态系统要素逐渐增多，且将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的生境密切结合。该著以吴江和嘉湖地区的水环境，由人与水环境互动而产生的水文与地貌的变化，农业与水生植物的变化，以及士人阶层对环境感知的变化为重点，分四部分展开分析。第一部分涉及纯粹的无机自然，包括湖泊、河道以及自然的降水与天气的冷暖。首先分析了吴淞江口的陆淤引起的太湖东部地区水网与地貌形态的变化，然后分析了吴江长桥以西的水环境引起的圩田和地貌变化，特别是分析了太湖沿岸的淤积和湖田形成的过程，最后分析了吴江与吴淞江中下游地区的水旱敏感性。在这里，作者分析了人们长期关注的温度和降雨在不同地表下的反映的问题，也是环境变迁学者长期关注的问题。水环境丰富时期，水灾较少，旱灾基本上不发生，而随着人口增加和开发程度加巨，丰水程度下降，水旱暮υ龆啵吴淞江中下游逐步形成高地，产生了旱灾敏感。第二部分分析了与人类关系最密切的那部分自然环境，即关系到生态环境的核心层――乡村和农田，主要研究了嘉湖地区生态环境的形成过程和桑基农业的历史发展。历来关注桑基农业的学者众多，但是放到农业生态系统中进行考察，王建革是最为精辟的一位，如书中分析：
湖羊饲养所对应的小环境与桑基农业生态环境有天作之合。民国调查报告有：“如果每头羊全年产肥平均为二千五百斤，那么三要素的总量将是：氮，二十点七五斤；磷酸五点七五斤；钾，十六点七五斤。而一亩桑地全年对肥料三要素的要求为：氮，二十点二五斤，磷酸四点三斤，钾十一点二六斤。恰与一头羊所产的肥料相符合，农民习惯，全年羊肥的大约百分之六十五用于桑地，百分之三十五用于水田，加上蚕沙（用于水田），河泥和其它肥料，可以完全一亩田稻一亩地的用肥量需要。就农村施肥的一般水平言，一头羊的肥料可以解决一亩田和一亩地的大部分用肥需要。‘以桑养羊，以羊养桑’是这一带农民的传统经验。”生态系统的自循环满足了小农在小生境下的经营。”①
在人口压力和农业开发作用下，自然景观向乡村景观转变，农田景观逐渐精细且加强。第三部分分析了野外的自然和人对自然的审美，不但讲述了水生植物在水环境变化下的变化，也讲述了文人对水生植物的审美反应。在这一部分，作者对江南生态系统的分析明显多了一个重要因素，即野外具有审美意义的植物，这些植物在生态系统中处于关键的生态地位，一方面提供了众多生物的生存环境，有利于保持生态系统多样性和稳定性，另一方面也是人类获取生存资料的重要来源。所以，对野生植物状态的探讨，更有助于全面理解生态系统的运行与发展。第四部分是关于人对环境感知的研究。人对环境的反映，一部分体现在社会组织方面，诸如为了适应水环境而产生的水利型社区等，这部分内容较早地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并已经形成诸多讨论；另外还有一部分体现在审美方面，涉及人文与艺术，长期以来这方面的研究是不足的。由于这一领域的资料内容主要记录在文学史或艺术史中，如何将它应用到生态环境史研究中，作者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和探讨。如为了分析不同群体对生态系统的反映，并从认知层面分析环境变化对人的审美的影响，王建革从早期诗赋、中期山水画到后期江南私家园林的相关内容中旁征博引，论述精辟。从全书的表达来看，前半部分以自然生态系统为主，后半部分侧重环境与文化的关系分析，特别是变化的环境对人类审美的影响，系统讲述了一个自然与人文互动的生态文明发展过程。
四、景观生态史领域的探索
景观产生于人与环境相处的历史过程中，“景观不是环境中的某种自然要素，而是一种综合的空间，一个叠加在地表上的、人造的空间系统。其功能和演化不是遵循自然法则，而是服务于一个人类群体……用于加快或减慢自然过程……许多人造的空间组织形成已经与自然环境如此地融合，以至于它们本身与环境已经难以区分、难以辨认。”①由此可见，景观更是一个地域性显著的生态系统。王建革从生态系统的逻辑出发，解读和处理史料，对影响景观形成的水、土、植物等自然因素和不同群体的观念等社会因素逐层分析，继而解释自然与人文的互动，既在理论研究中取得了方法、观点的诸多创新，也对生态文明建设有启示意义。
在对华北与内蒙的研究中，王建革已经关注到了景观史内容。《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一书中，他对水利社会中政治景观和栖居景观的分析是一个突出的案例，村庄形态及分布、社会组织机构的运行都显著受到灌溉的影响。因此，王建革综合河流、地形、农业、战争、社会习惯等因素，揭示了传统社会末期华北乡村景观呈现出一种内聚的形态。而在内蒙社会，水草是游牧生态基础，继而衍生了游牧社会特有的景观：从逐水草而居到有规律的游牧。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结成的游牧单位与界限划分是本土的政治景观，而农业渗透之后，村落形态逐渐巩固，定居加强，畜群放牧也逐渐从夏、冬营地游牧到耕地与耕地之间留下草地，或者村边保留牧地，无论是政治景观还是栖居景观都发生了显著变化。
转到江南研究之后，王建革对景观的分析更为丰富。作者在《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的研究中，在持续关注政治景观和栖居景观的同时，对野外空间的探索逐渐增多。野外空间中动植物群落的变化、空间大小的变化直观地反映着人地关系，但学术界相关研究甚是缺乏。他根据大量文人歌颂自然的诗词，在史学呈现上复原了唐宋时期的丰水环境下，由河道与河岸上的树木花卉、野生植被、圩田中的农作物等共同塑造的江南景观，尤其是对乡间野生植被的关注与研究，丰富了景观史研究。另外，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群体的观念也影响着景观的形成与发展。宋代以后，在人口压力与资源破坏的影响下，水与田野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尤其是在小农经济兴起以后，家景、乡景、野景都趋向微型化。景能怡情，尚可喻志，因此，景观可作用于人的心灵从而影响文明的进程。“环境不但使人产生了空间感、时间感，还产生了四时循环的感觉和认识”②，动植物的生长变化如何渲染人们的环境审美、时序感、家乡归属感等，在《江南环境史研究》中都有更为丰富的论证。从《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的出版到2016年之间，王建革撰写了十余篇关于江南水土环境、乡村景观的学术论文，一幅幅立体的传统乡野景观画面逐渐在史学上呈现出来，待《江南环境史研究》出版，便引起学术界一片好评。
在王建革的景观史研究中，景观要素丰富且层次分明。在影响景观的自然要素中，地貌是最基本的因素，而河道等水体又深刻影响着地貌，因此，他的著作分析均以水为核心，之后延伸到土壤，植被；社会因素中，结合历史进程，考察国家、乡村共同体和小农在不同阶段对景观产生不同的影响，农业景观、野外风光、聚落形态构建了景观的变化。《江南环境史研究》作为一部较为纯粹的环境史著作，对上述要素的分析更为详细，且长时段的考察更为系统。早期的江南，景^中自然成分居多；唐代开始，来自国家的力量加强，农业开发大规模实施，农田景观丰富起来，但野生花卉及其他植物依然广泛存在，圩田、树木、田野与植被立体化风景有序而多态，直到唐代末期，农业开发成熟，村落依然拥有优美的野生植物景观；五代开始，小农力量增强，在精耕细作体系下，桑基农业景观增多；宋代以后，在人口压力下，水面多被大规模地分割开发，逐渐破碎，景观呈现出更多的人为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