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20 22:12:1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专业主义，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中图分类号：G2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1）08-0060-02
中国地市电视新闻媒体作为地方党政机关的耳目喉舌，一直以来，为地方党政机关的舆论宣传，政府与民众沟通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受广电科技的进步和行业政策法规的限制，地市电视媒体长期处于夹缝生存的艰难中。一场全球性金融风暴席卷而过后，包括电视业在内的媒体行业发生震荡重组，地市电视媒体由此面临更为严峻的生存问题。在这种背景下，从新闻专业主义角度来审视中国地市电视媒体，或许对其应对困境，探索发展之路有所启发和帮助。
一、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
新闻专业主义是西方新闻观念的核心和西方记者恪守的职业准则。它起源于美国，是在美国政党报纸解体和商业化运作的背景下，在新闻行业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公共服务”信念。标志性事件是，以哈钦斯为首的美国报刊自由委员会提出的报告――《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这个报告正式地号召新闻媒介的专业化。此后，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在不断建构和消解中成为西方主导性的新闻观。
新闻专业主义的涵义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新闻媒介和新闻从业者所追求的一种职业理想和操作理念，包括真实、客观、公正地报道新闻，以服务公众为中心目标，独立于政府、公众、财团，担负独特的社会责任等一系列行为规范和行业标准。[1]其内涵不同于政治权力对媒体的要求，也不同于市场经济行为对媒体的要求，是一种服务行业的专业化要求。
新闻专业主义的主要特点有：1.客观性，新闻工作者应保持中立的立场，将事实隔离于观点，不带个人偏见地、不歪曲地、客观地反映事实，报道新闻。2.真实性，真实是新闻报道的第一生命线，新闻报道必须真实地反映、展现事件原貌，传达给受众真实的信息。3.独立性，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具有独特地位和作用，独立于政府、社会组织，在政治上、经济上保持独立。4.自由性，新闻自由是西方自由思想的一部分，包括采访、报道、出版、发行等的自由，新闻媒介和新闻工作者在遵循职业道德规范下,有采集和信息的自由。
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专业精神是强调新闻媒体具有专业服务性，新闻媒体及新闻工作者要遵守职业准则和伦理道德，客观、真实、独立、自由、负责地进行新闻传播活动。
二、“后危机时代”下地市电视媒体的主要困境
“后危机时代”的来临，中国地市电视媒体并未如同宏观经济那样进入相对平稳期，其面临的生存困境更为复杂，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马太效应”作用明显，加剧了地市电视媒体的弱势地位
“马太效应”下，电视产业格局呈现强者愈强，弱者愈弱，两极分化的态势。较之央视、省级卫视等的强势电视新闻媒体，地市电视媒体作为弱势媒体承受着更大的压力，主要表现为：1.在重要资源的获取、信息报道的速度等方面远不及强势媒体，导致收视率下降；2.企业的广告投放更多地向强势媒体集中，导致地市电视新闻媒体广告收入不容乐观，广告市场渐趋缩小。
（二）“口红效应”不断扩大，娱乐化势头难挡
近些年，娱乐化的浪潮在电视行业风起云涌，金融风暴更是推动了娱乐的抬头。当人们的生活、心理压力骤然加大，迫切需要得到心灵抚慰、精神激励时，会对轻松娱乐、价格低廉的文化消费品产生强烈需求，这就是所谓的“口红效应”。而“后危机时代”，娱乐化继续呈现扩大化，地市电视媒体的娱乐化呈现愈演愈烈的态势，甚至达到了泛娱乐化的地步，势头难挡。
在广告市场萎缩、收视率低迷、社会追求娱乐等几重因素循环作用之下，地市电视媒体不得不为自身的命运担忧。为了在“后危机时代”激烈的竞争中占得先机，纷纷无限使用和放大媒体的娱乐功能，深陷商业化娱乐化的泥潭不能自拔。“娱乐至死”现象的背后，正是地市电视媒体职业道德的沦丧，这对其生存和发展有极大的危害。
美国著名的传播学者拉斯韦尔将传播的社会功能概况为环境监视、社会协调与社会遗产传承功能三个方面。之后，美国学者赖特又在“三功能说”的基础上增加了“提供娱乐”的第四个功能。可见，“提供娱乐”是媒体重要的功能之一，在社会中起到“减压阀”的作用。可是，当一切媒介的信息日益以娱乐化形式出现的时候，媒介的娱乐功能也就发生了扭曲。在这样被扭曲的媒体功能的作用下，人们的神经普遍被“麻醉”，不辨优劣，玩世不恭。也许最终真如尼尔•波兹曼所言：“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2]
三、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对地市电视媒体的启示
后危机时代，地方电视媒体在不断探索和发展中，应该加强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有效地发挥其专业性和服务性，倡导客观、真实、独立、自由、责任等原则。
新闻专业主义的服务性，要求地方电视媒体能够充分行使社会“t望角”的角色，在“后危机时代”不仅充当地方党政机关的喉舌和宣传利器，更要发挥其服务性，发挥地域优势，成为地方百姓及时获取当地有效信息的窗口。地市电视媒体可以有效利用本地信息来源的快捷性与便利性，正确定位，打造地方特色，在栏目制作、编排等方面更贴近地方观众的口味。地理和心理上的接近性，往往能引起人们的共鸣，增加观众对本地电视媒体的好感度，这是那些以重要性和显著性吸引观众的强势媒体所不可替代的，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市电视媒体收视份额被强势媒体抢占的尴尬局面。收视率的增加，必然有助提升广告市场份额。因此，地市电视媒体遵循服务性准则，既是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坚守，也为“后危机时代”地市电视媒体的发展路径提供了导向。
新闻专业主义秉持客观、真实、责任的原则，这就要求地方电视媒体履行好“把关人”的角色。“把关人理论”强调媒介组织在向受众传递信息的过程中起着过滤、筛选的作用，其有权控制信息的流量和流向,决定让哪些信息通过以及如何通过。地市电视媒体掌握着“把关”大权，信息传递单项性强，其播出的内容，对观众乃至社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把关人”角色的缺位，削弱了地市电视媒体的社会责任，并且过分注重电视栏目的娱乐性，片面追求轰动效应，就降低电视媒体的水准和品味，甚至沦落低俗粗糙。因此，地市电视媒体应当遏制“泛娱乐化”势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观，不断提升自身的文化品质，在商业利益面前不丧失新闻专业主义，有效引导大众健康的审美趣味、生活态度、生活方式及价值取向，以社会使命感、责任感为支撑的电视媒体才会最终赢得观众的信赖和支持。
新闻专业主义的独立、自由的专业精神，要求地市电视媒体要有一定的自主意识。地方电视媒体不仅是当地政府机关的喉舌，还是自负赢亏、自由竞争的媒介组织。如何在自由竞争中拔得头筹，不是依靠泛娱乐化的手段、同质化的内容，而是要加强自主创新的能力和水平。富有创新精神，才是地市电视媒体不断进步的灵魂，才是摆脱收视率下降、市场份额降低的有力武器，“娱乐至死”的最终结果，只会导致同质化现象的日趋严重和观众的审美疲劳，使地市电视媒体陷入更尴尬处境。因此，唯有自主地、积极地创新，以创新占得优势，以有品味有内涵的栏目赢得市场，才是地市电视媒体的生存之道。
四、结 语
新闻专业主义作为西方的舶来理论，由于意识形态、理论本身的矛盾性等因素影响，仍未实现完全的本土化。就当下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占主导性的新闻主义或新闻价值观是宣传新闻主义，而非专业新闻主义、商业新闻主义；宣传新闻主义处于中心的、核心的地位，专业新闻主义、商业新闻主义处于边缘的、次要的位置。[3]尽管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不是核心、主导的新闻观，但其作为一种职业理想，在不断建构和消解中能走到今日，体现出具有传承发扬的意义和重大的理论价值。
中国地市电视媒体如何有效应对“后危机时代”出现的问题，改善处境、谋求发展，从新闻专业主义视角看，需要媒体本身和媒体从业者在合适的范围之内构建新闻专业主义，坚守专业主义理念，加强专业主义意识。政府机关、社会组织、公民大众的理解，便是对中国地市电视媒体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建构莫大的支持。
参考文献：
[1] 侯迎中,赵志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初探[J].当代传播,2003(4).
“单靠精神赢不了球”
中国女排的辉煌时代始于1984年洛杉矶奥运，当她们拿到奥运冠军的那一刻，举国欢腾。紧接着，中国女排又以五连冠的佳绩宣告了新时代的到来。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积贫积弱的屈辱历史，似乎终于在这时扬眉吐气。正值大学时期的我，也是亿万女排支持者中的一员，尤其对以“铁榔头”郎平为核心的女排精神记忆深刻，中国女排在当时几乎等同于拼搏的代名词。上世纪80年代初，这种精神激发了全国上下的改革热情、学习热情，也构成了我们这一代人最珍贵的回忆。
后来呢？不知不觉中，女排辉煌不再，就这样沉寂了20年，直到2004年雅典奥运时，才在传奇人物和的带领下重回世界之巅。可好景不长，2008年北京奥运，中国女排在家门口陨落。更让当时的观众难以理解的是，带领美国队打败中国队的，竟是消失了若干年的、1980年代的全民偶像郎平。
时间来到2016年里约奥运，带领女排创造新辉煌的还是郎平。在女排夺冠的这一刻，大部分人已经忘记了8年前对她的苛责，她又重新成为亿万国人的偶像，而对于这久违的女排精神，国人更是热血沸腾。
就在大家不遗余力地颂扬郎平的事迹时，郎平却说：“不要赢球就谈女排精神，单靠精神赢不了球。”一位在里约现场观看了女排比赛的体育高级官员如是评论：“女排赢球靠的是团队以及不屈不挠的精神，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郎平的用人。她真正做到了有勇有谋，将每一个队员的特点都发挥了出来。”她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其他教练为什么做不到？为何中国足球等体育项目花了如此巨大的代价，甚至请了那么多高水平的外国教练也做不到呢？
现在，我们终于知道郎平是如何做到的了。1985年，在成为全民偶像后，郎平急流勇退，远赴美国8年之久。她开始在墨西哥州立大学里学习体育管理，并在那里适应环境，重新开始。生活是最高的原则。为了生活，她做了大学的排球教练；为了生活，她成为意大利的教练；为了生活，她成为美国国家队教练。
2008年北京奥运，作为美国队教练的郎平正好遇到了自己的祖国队。当时郎平的内心一定是矛盾的，但她既然选择了这辈子只将排球事业作为人生唯一的追求，就只能按照公平的规则与中国队比赛。这也是她在竞技体育最为市场化的国家里学到的――成绩就是评估一切的准则，这是冷酷的、缺少人情味的市场原则，但为了生活，为了孩子，为了排球这个终身事业，她需要做得更专业、更敬业。
那些曾将她封为偶像的爱国者们，无从得知郎平是如何度过那些艰难日子的。或许正是有了这样的历练，才有了郎平的蜕变。在1981年中国女排获得第一个世界冠军后的35年里，瞬息万变的世界和充满挑战的环境已将郎平塑造成一个坚守专业主义的教练。
当她被广州恒大邀请回来的时候，她是按照专业要求与他们谈判的。她用专业主义为恒大创造辉煌。当国家队邀请郎平回归的时候，她也是按照专业的要求提出组队条件的：赋予她完全的用人权，提供各种必要的支持，不要干预她的决策，当然也不能忘记她的个人价值。里约奥运让国人知道，在职业体育中历经磨炼的郎平，是靠着她的视野和专业主义取得成功。
中国改革呼唤专业主义
体育是一个载体，它让人强身健体，让人感受快乐，让人学会合作，学习面对失败和成功，当然，它还可以构筑国家形象。正因体育承载的功能太多，过去我们常常简化过程，只追求结果，认为冠军就是一切、奖牌就是所有。但如果没有对体育规律、人才成长规律、体育公平规则的认识和尊重，优异成绩显然不可持续，即使一时获得，也会迅速失去。女排35年的起落鲜活地告诉我们，依赖举国体制去达成一个目标的旧有模式应当被摒弃，我们必须创新发展理念、协调关系、厚植基础、广泛学习、学会共享，建立新的体制、机制。
今天的中国正面临各种发展中的问题的挑战，迎接转型期的这些挑战，需要全面深化包括体育运动体制等在内的各项改革。可以说，今天的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专业主义的精神：请专业的人才做专业的事情。对于像女排这样的团队运动，如果没有专业化的团队支持，仅仅依靠郎平个人的力量是不能达成任何目标的。在郎平带领下的中国女排，人们既能看到对队员进行体能和康复训练的专业支持团队，也能看到有美国名医加盟的医疗保障团队。从这个意义上说，女排取得的第三次辉煌，与前两次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不是举国体制，更不是女排精神，而是专业主义。
在这个分工愈发明确的社会，只有尊重规律基础上的专业主义，只有政府更加明确自我定位，只有更加职业化的市场机制，只有更加尊重个人价值的制度，只有更加开放的全球化，才能协调好传统体制和专业主义的关系，也只有专业主义精神的学习和传承，才能使现代社会的各项事业走向成功。
当河南电视台记者曹爱文在落水少女报道现场，趴在女孩子身上做人工呼吸，经过多次努力失败后，无奈地哭了的时候，她被誉为年度“最美丽的女记者”；同样是面临悲剧事件，《东南快报》记者却在现场等待拍摄一组市民骑车栽倒在水坑中的场景，而没有预告行人躲避危险，被部分公众指责“良心何在”。
两个案例，一褒一贬，个中折射出公众评判的一种标准――新闻从业者面对职业责任与社会公德冲突之时，应该舍弃前者，追求后者。因此，两个事件引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对突发的悲剧性新闻事件，新闻记者是否只能介入其中，参与救助，而不可以超乎其外，客观记录？新闻记者与新闻现场的距离应该如何保持？
墨菲的选择与苦恼：新闻专业主义标准与记者现场角色非常要求
摄影记者最容易陷入这种困境，因为他们的反应是迅速的，他们的记录是真实与最具冲击力的。美国《俄勒冈报》摄影记者威廉・墨菲就遭遇了这个问题。一次，他经过哥伦比亚河上的一座大桥时，看到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在栏杆附近扭打，他本能地抓起相机并拍下了那个男子跳河自杀的照片。他的选择备受争议并被别人看成冷酷、不关心他人的人，但他的选择不是冲动、盲目的，他有着自己的理由。
⒈新闻专业主义――“我做了职业训练要我做的事”
作为西方新闻业界的一种新闻理念，新闻专业主义是新闻从业者职业原则的内化形式，要求真实、客观、公正、全面地报道新闻。新闻工作的目的之一是“提供不偏不倚的综合信息，它识别、解释、相互冲突的观点”①。在解释自己的行为时候，墨菲说“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够怎么做。我是一名摄影师，我做了职业训练要我做的事。我做了我能做的一切”②。他面临困境时，秉承了专业主义的实践要求，把同情心置于其次。
有学者认为，专业主义在话语实践中往往会呈现出碎片和局域状态。所谓碎片呈现，就是说“在不同语境被共同强调的只是操作技能和表现手段上的专业水准以及实践中的专业伦理”，但那些“涉及到媒体的社会功能和角色，新闻从业者的社会角色和责任，新闻生活中的社会控制”③的专业主义的其他成分或被扭曲，或被忽略。在专业主义的实践话语中，墨菲遵循了“操作技能和表现手段上的专业水准”，却忽略了“新闻从业者的社会角色和责任” 成分。从这方面来看，墨菲承受职责应该归于对专业主义的理解偏颇，而非“无情”。
⒉对记者的非对等要求――“为什么其他人没有停车呢”
其实，墨菲只是把“实践中的专业伦理”与同情心放在其次，而非缺乏同情心。在十英尺之外，他只能叫唤着，担心冲上去更会促使那家伙跳河，于是他举起了相机，并请求围观的一个女子去叫警察，而那个女子却一直在观看自杀场景。照片中还有一个细节，一个无动于衷的骑车者根本就没有停车。
笔者无从知晓围观的女子与路过的男子何许职业，如同无从知晓曹爱文救助落水女子现场的那些围观者做什么一样；笔者没有听到一致指责围观的女子与路过的男子的声音，如同未有听到赞扬曹爱文救助落水女子现场的那些围观者一样。在“水坑”报道中，漠视的不仅仅是记者，那么多水坑，过往路人与路政人员或许也都在忽视。
如果说墨菲对专业主义话语的实践是碎片的，受到一定的质疑是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大家都在场的时候，为什么偏偏指责记者？社会公众是对旁观者冷漠的无视，还是对在场的新闻从业者的要求过于苛刻？看来在于后者，因为在那种场合，社会公众普遍抵制新闻记者的现场作业，认为在新闻职业与同情道德共同在场的情况下，牺牲的应该是前者。如果你不是记者，或者在那种场合隐蔽记者的身份，或者由一个非记者职业的路人记录现场，一切质疑都将弱化。
显然，这一切存在着双重标准的预设，即对现场的记者与现场的普通公众，施行着不同要求，认为在政府职能人员赶到之前，同情救助者、道德承担者的角色都应由记者去扮演，最低的底线也是记者放下职业角色，“不可记录”。
新闻工作的职业性问题：专业主义与同情心的博弈
新闻工作是不是一门职业，这或许是一个伪问题，但是在西方社会却成了媒介争论的一个焦点，具体结论不是本文需要解决的内容，但是他们论辩中所涉及到的说法，对于理解记者紧急现场作业的尴尬与矛盾，很有意义。
哥伦比亚大学的卡雷认为理应提供服务的新闻工作不是一门职业，有一点原因，“如果新闻工作是一门职业，那么，其从业人员逐渐越来越以自我为中心，越来越多地考虑自己的既得利益和自我保护机制，很少考虑他们对公众所负的责任”。梅里尔赞同以上说法，称新闻工作将“变成一个单一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专业主义的团体，缺乏外向开明的服务方向”④。两位学者的担忧，反映出新闻工作者如果一直追求职业利益的最大化，可能会忽视公众利益，甚至不顾社会公德，缺乏同情心。
同情心原则要求记者和经历苦痛事件的当事人打成一片，以深刻的洞察力采访他们，满怀同情地描述他们的处境，甚至不惜一己之力帮助他们。在实践中，许多新闻工作者把同情心当做客观报道的死对头，认为记者是新闻报道事件的观察者和中立者，而非参与者，其责任就是给公众通报信息，否则新闻工作的职业性地位将遭到质疑。
那么，面对社会悲剧新闻事件时，专业主义与同情心之间如何协调呢？
国内学者普遍认为，道德同情应当优先，记者首先是人类的一分子而其次才是新闻记者。国内部分学者普遍从道义论与功利主义两个角度提出了看法，认为应该不留余地地服从基本的社会道义，挽救损失，并在选择的过程中，选择带来收益最大的那一种。
“没人愿意要一个顺从讨好、逃避争论、听任恶行大行其道的新闻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富有同情心、尊重公众和避免无谓伤害的新闻界”⑤。基于此，我们应该在专业主义与同情心之间作一个合理的抉择，社会公众给新闻从业者多一些理解与支持，新闻从业者对社会公众对多一些关怀和承担。
两点提议：遵循平衡和谐理念与发扬团体组织精神
综上，记者在遭遇悲剧性事件尴尬或不被认可的原因有三：一是对专业主义认识狭隘；二是专业主义技术层面的可控与道义伦理方面的难以把握；三是紧急现场作业让记者成为另外的“焦点”，社会道德不容彼时的“现场记录”。如何才能够跨越这种被认可的艰难，获得社会道德舆论的好评呢？
⒈遵循平衡和谐理念
在这种情况下，突围的路径早已不仅仅只从新闻从业者的社会道德一方面来要求，应该着眼于在场记者、职业角色与社会公德三个角度，笔者在此试着建构一种三角模型来分析。
如（右图）封闭的三角模式牵涉在场记者（P）、职业角色（A）、社会公德（B）三方面，其中涉及的不同态度导致不同的平衡与和谐关系，达成了积极的平衡和谐即能够获得社会认可。
一是职业角色与社会公德可以兼顾：⒈ P对A、B都不予关注，形成消极的平衡和谐；⒉ P对A、B都加以关注，形成积极的平衡和谐；⒊ P关注A、忽视B，或者关注B、忽视A，破坏了三角平衡和谐，前者执着于职业精神，后者注重人的社会性与公德思想。
二是职业角色与社会公德不得兼顾：⒈ P对A、B都不予关注，形成消极的平衡和谐；⒉ P对A、B都加以关注，难以实现，破坏了三角平衡和谐；⒊ P关注A、忽视B，或者关注B、忽视A，形成了消极的平衡和谐，A、B或执着于职业精神，或注重人的社会性与公德思想。
⒉发扬团体组织精神
半个世纪前，在把中国与西方、印度比较之后，梁漱溟认为集团生活要有三个条件：“（一）要有一种组织，而不仅是一种关系之存在。组织之特征，在有范围（不能无边界）和主脑（需要中枢机关）。（二）其范围超于家族，且亦不依家族为其组织之出发点。――多半依于地域，或职业。或，或其他。（三）在其范围内，每个人都感受一点拘束，而且时时有着切身利害关系”⑥。
新闻从业者隶属于其专业组织，应该遵循职业纪律与职业道德；新闻从业者又隶属于一个整体的社会，应该遵循社会道德与社会法规。他们都必须坚持在特定的集团生活。记者内部的组织团体应该注重职业素养的培训，记者与非记者组成的团体应该发挥协调与共同作业的团体观念，而非相互指责。
在面临职业需求与社会道德相冲突时，即集团生活发生碰撞时应该怎么处理呢？
正如梁漱溟所言，“……关于团体一面，可以约举为四点：第一、公共观念；第二、纪律习惯；第三、组织能力；第四、法治精神。这四点亦可总括以‘公德’一词称之。公德，就是人类为营造团体生活所必须的那些品德”⑦。因此，在践行专业理念的同时，新闻工作者必须要有团体与公德的一面，从这四点去努力，富有同情心地提供信息与观念，服务社会大众。
具体说来，公共观念，就是要树立为公众服务的理想，社会利益优先；纪律习惯，就是要服从社会基本纪律和工作纪律要求，不能够因为一己私利而弃前者于不顾；组织能力，即发挥团体的向心作用，“耐烦商量着向前进行的精神”⑧。在面对突发事件时，新闻从业者应该有效地发挥身边临时的大众群体的作用，这些彼此互不相识、临时组成的“偶然群体”作用的发挥就依赖临场的动员与组织，不像长期、亲密、有归属感的那些“基本群体”可以有一定的群体观念与实践标准⑨，同时，社会应该将责任分担由在场的公众一起来执行；最后是法治精神，不能为了情面原因而牺牲法律，突发现场需要借助法律与职能部门解决，而非错位地把解决问题的主要责任都推向新闻从业者，记者不必承受如此之重，记录是他们的本职。
新闻职业的特殊性带来了一个专业主义与道德同情心的争议，如果这种道德同情心被认为是专业主义的应有之义，这个问题便迎刃而解，但是现实的实践与理论对专业主义的道德认识主要是为公众提供服务，对公众负责，而对现场紧急情况的处理没有明确规定，这样就形成了本文所说的被认可的一种艰难。
当然，记者职业的认可受到各方面因素的考验，少数不道德、不作为的记者理当受公众指责。同情心原则也必须建立在一个团体思想与社会公德基础之上，失去了这个基础也就失去了真正的同情心，新闻专业人员也就会为了自身的荣耀与利益而变得自恋、自私、虚伪与自满。
对这种面临悲剧事件记者职业很难被认可的认识，可以丰富我们对新闻采写实践与理论的研究，同时对于我们面临突发性事件处理机制的深入建设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参考文献：
①④埃弗利特・E・丹尼斯、约翰・C・梅里尔：媒介论争――19个重大问题的正反方辩论[M]，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158、156
②⑤罗恩・史密斯，新闻道德评价[M]，新华出版社，2001:337、348
③陆晔、潘忠党：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J]
⑥⑦⑧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A]，梁漱溟学术精华录[C]，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251、255、252
粤商，自我变革进行时。
粤商“快照”――实效与短视
法国经济学家佩雷斯特曾表示，“精神气质”在一个地区的发展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如果真的需要为粤商的精神打上一个明确的标签，“实效”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环节。
在实效面前，所有的一切都需避让三分，包括老板的面子。多数粤商都是从小商贩做起，“大商场开业，老板亲自擦玻璃”，这是广东商人常见的举动。在粤商眼里，“生意就是生意”。与政治无关、与面子无关、与人情无关，场面上的排场更是不值一提。
广东商学院王先庆教授认为，正是这种简单的逻辑造就了粤商早年的辉煌。“各方面都讲求务实、不外露、谨慎、实干等个性，特别是讲求实效和勤劳实干的个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关注成本、利润的传统行为，导致粤商在压抑或不成熟的环境条件下生存、成长，呈现出相当强的稳定性和生存能力。”
如果再深入些研究，粤商身上体现出某种“非中心文化”的特点。正是因为地缘上远离中心区域，经济政治等方面受到的控制都相对较弱。又因毗邻港澳，思考问题的方式都少了许多羁绊。因此当中心控制稍微放松，广东商人总会孕育出敢喝“头啖汤”的冲动。
远离中心，只靠自身力量发展的背景下，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需要挑战或者打球。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王先庆教授认为，这让广东企业有一种根深蒂固的 “自保”意识，就是少张扬、图平安、财不外露、小富即安。一定意义上来看，这带有一种客家迁移或流放文化的后遗症。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广东人敢喝“头啖汤”，却习惯于低调、保守，同时又主动地远离政治。这实质就是基于一种“少惹是非、求个平安”的文化心态。
这种心态在企业发展和管理方面，又很容易形成一种“经验致胜”的商业哲学。这就使得“粤商”们在群体繁荣、整体高涨时期谨慎有余、不敢冒险，对急速膨胀的市场和产业的巨大变化反应迟钝。他们大多怕冒风险而损失了既得利益，宁可“走一步，看一步”，保住已经到手的既得利益。他们往往能够凭借经验处理好细节，却无法通过理性思考把握战略大势。
如同广东省工商联会长陈丹说，广东企业家低调和务实“有时有点过头”。其直接表现是，在资本市场上远没有浙商积极、活跃。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发展史，改革开放后的每一个时期粤商都抓住了高增长行业。从20世纪80年代的轻工业到90年代的家电电子业，再到21世纪初的汽车、石化产业，以至今天的房地产业。市场敏感性强，粤商总能先人一步，发现商业机会所在。并且在别人看不准或犹豫的时候，果断而大胆地做出决策。这也是大量新兴业态和商业领域的先进技术最先应用于广东企业的原因之一。
正是由于缺乏安全感，粤商们未能借助“先发优势”乘胜追击，虽然不少行业都率先进入，但总难以通过资本运作占据商业制高点。以至于广东产业经济依然是外向型，不能像江浙企业一样，国内、国外市场通吃。
以隐形冠军中山圣雅伦为例，其董事长梁伯强用了9年时间，以小小指甲钳收获了亿万利润。及至扩张阶段，从2004年开始推出“师傅带徒弟”计划至今，中山圣雅伦目前只有三个地方可以开办分公司。在众多企业利用资本大肆扩张加盟商圈的背景下，梁伯强承认扩张速度比较慢，也在思考是否要改变方式。“也许这样比较保守，可是这样培养出来的加盟商能比较认同企业的文化，能比较好的执行。我认为要做好基础的工作，才能更好地发展。”对于以后是否要做其他的业务，梁表示“现在还不是时候”。“等分公司开到200，300家时，那时才会考虑。”而这显然这并不是一个短期能实现的目标。
粤商转型：理念的提升产业的变形
“有时候不得不变”，碧桂园创始人杨国强就曾私下表示。
既然生意发展到资本阶段，就需要用资本运作的手段来发展。两年前，碧桂园还只是立足珠三角区域的房地产企业，所有的业务几乎都集中在广东。“当时的发展还不错，但已有种种迹象表明地产企业如果要获得更好的发展，或者说要生存下去，上市是必须的”。既是生意所需，初中文化的杨国强也就不得不辗转于摩根大通、开曼群岛、香港联交所之间。方向对了，公司就能上新台阶，因此成就了杨国强家族。
“粤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学习心强，包容心强。”王先庆教授告诉本报记者。
传统的粤商都是洗脚上田的农民，大多文化素质不高。就像立白集团董事长陈凯旋所所说，由于文化不高，经营中必然碰到很多难题和尴尬，例如企业管理、人力资源方面的知识缺失，有的仅仅是现实经验。
不懂就要学，粤商的务实精神再次体现。陈凯旋刚在中山大学读了个EMBA，并在培训班上被评为优秀学员，并非他的学习特别优秀，而是他自始自终没有落下一堂课，学习笔记仔细得就象小学生。
立白也在逐步向现代企业迈进，一方面筹备进入资本市场，另一方面开始转变家族式管理的作风。早期的经销商、供应商不少是亲戚朋友，现在，陈凯旋的理念是“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
广东商界历来有“重外贸，轻内贸”的传统。寻迹历史，始于宋代，到明清十三行，乃至当下无不如此，这恰与浙商形成突出反差。粤商有把“广货”卖到世界各地的本领，却在抢占内地市场方面被打得溃不成军。“在未来内需主导的国内市场大扩张中，粤商可能会逐步落伍于其他省市的商帮。”王先庆教授担心。
实际上，广东外向型经济的短板早已显现。出口为主的经济体经常受到双重压力，以最近情况为例，通货膨胀剧烈，生产资料价格飞涨，但出口产品又不能提价，甚至部分产品又要降价出售。这都让粤商倍感困扰，实际上这些问题在粤商过往历史中多次发生。以美国“911”事件为例，仅广州就有多达60%的出口企业受到影响。在珠海，有不少合资企业外方的原材料供应中断、出口订单减少、技术人员暂缓来华。美国伟创力集团在珠海的6家企业因为美方原材料供应“断粮”，被迫停产近半个月，减少出口700万美元以上。
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丁力表示，广东有近七成的外源型经济属于成本指向型，这些企业总部在外，重心在外，突出表现是对当地有限资源的占有、能源的消耗、环境的污染。虽然，他们对广东经济发展有贡献，但对当地自主创新能力并无大帮助，甚至部分企业的技术水平已经明显低于当地工业整体的发展水平。因此，长期以来，粤商都面临产业升级的现实考问。除了考虑将市场开发重心转入国内外，“也许专业化是粤商与其他商帮的竞争之匙”。
改革开放初期，广东企业靠多元化经营迅速发展壮大。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市场形势改变和产业升级，粤商普遍开始从多元化向专业化转变。专业化战略是一种真正的实力战略，新派粤商自觉自愿地选择了这条有发展后劲的路径。众所周知，早年王石从广州到深圳创业，扛麻袋、倒饲料，赚得第一桶金。成立万科之初，选择多元化的路线，做过摄录像机，也做过综合商社，最后才做房地产。王石花了9年将其他产业“关停并转”，直到2001年底才彻底完成。万科的第一个10年是盲目多元化的10年，而第二个10年是向专业化过渡的10年。后来王石回忆，因为没有经过工商管理的训练，所以在行业选择上走过很多弯路。
专业化实践在顺德家电企业有着具体体现。顺德企业大多走专业化道路，美的、科龙、格兰仕等大企业周围业已形成了可观的产业集聚和复杂的合作网络，大企业的许多生产工序外包，大量的配套企业共生共存，形成体系完整的产业链。有专家指出，这种产业集群，无论对资源配置乃至区域经济发展显然有着更多更实际的贡献。
（摘自2007年10月22日《中国经营报》，作者为该报记者）
［备忘录］
清代出现过三大商业群体：两淮盐商、山西晋商、广东行商，其中，广东“十三行”（13家最有实力的商行）有着辉煌历史，堪称清王朝的“外贸特区”。100年间，广东“十三行”向清朝政府提供了40%的关税收入。
一、困境描述：“共生”迷局及其新闻专业主义质疑
1、恐怖事件传播的争辩：“共生论”与“工具论”
“恐怖事件”有特指含义，即由恐怖分子制造的针对民众社会或公共设施的暴力和破坏活动。一直以来，学界对恐怖分子与媒体之关系有“共生论”和“工具论”两种倾向，“共生论”将媒体与恐怖分子视为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一方面，恐怖事件为媒体报道输送广为关注的话题，恐怖事件制造的社会混乱和不安全感也增加了民众对媒体的依赖；另一方面，媒体报道为恐怖份子提供了信息输送网络。在西方社会，持“共生论”观点的研究者不在少数，美国学者鲍耶·贝尔认为，“就像媒体无法抵制恐怖事件那样，恐怖分子也离不开媒体。他们俩处于一种共生的关系中”。① “共生论”持有者在“恐怖分子需要媒体来帮助传递信息”这一论点上达成共识。“工具论”则认为媒体是反恐阵容的一把利刃，通过媒体报道，政府可以宣传反恐力度，疏导民众心理，管理社会秩序，从而降低恐怖事件风险。
随着近年来社交媒体的繁荣，“共生论”与“工具论”进入一个全新视野。由于恐怖话题的敏感性，社交网络随时有可能成为恐怖扩散的温床，从而为“共生论”提供更多的现实依据。而“工具论”也在新媒体的土壤中生出新枝，特别是随着媒体“官微”的开启，以及媒体人和社会精英的网络参与，不仅抑制了社会恐惧感，而且对自救常识、防暴策略的宣传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2、“二论”争辩中的新闻专业主义悖论
新闻专业主义职业理念是在20世纪初西方媒体煽情主义的大背景下提出的，存在着两种理解维度：“一种理解把新闻专业主义看作是新闻业的专业意识形态；而另一种理解则把新闻业看作是一种社会角色分工。”②实际上，这两种维度规划出了新闻专业主义的两种话语方式，其一是媒体作为独立行业所引申出的中立性、客观性、公正性等伦理话语，即专业意识形态，其二是社会或政治为了呼应这一独立的专业意识形态所实施规训的权力话语，促使其合理履行社会角色分工。“共生论”和“工具论”可看作是新闻专业主义两种话语方式的矛盾外化。“共生论”的潜在思维是媒体作为一种中立的社会公器，既可为反恐阵营所用，也可为恐怖分子所用，任何社会力量对媒体资源的争夺处于公平关系；“工具论”的潜在思维在于政治和社会对媒体的规训拥有绝对权力，媒体应该具备社会责任、行业道德和公共追求。
但是，以媒体人和社会精英个人名义开设的社交平台却让“工具论”陷入悖论：一方面，社会个体话语权的即时性和随意性，使权力对媒体的规训在理论上不可能实现，因而社交媒体难以成为驯服的“工具”。另一方面，社交媒体的网络互议不仅在“规训”传统媒体自律，而且在各个领域督导政府行为，这种“反规训”颠覆了新闻专业主义中政治和社会对媒体的规训功能。
3、新闻专业主义核心理念在恐怖事件传播中的存疑
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本土化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刨除了西方新闻理念中某些不切实际的空想，存留了适应中国本土文化与现行制度的成份，“一是客观性新闻学，二是新闻媒介和新闻工作者的独立地位和独特作用。”③也可以说，“客观、独立、真实”是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的集中体现。然而，在恐怖事件传播中，这三种专业秉性均受质疑。
客观性原则要求传播中每一个具体事实必须符合客观实际，在态度上不带有主观情绪。在恐怖事件中，情感指向性异常明显，以昆明暴恐事件为例，大部分伤亡者为农民工及家眷，现场视觉冲击力无法让传播者完全处于一种“冷眼看世界”的理性客观之中；新闻独立性原则要求传播者处于被传播事件的利益关系和权力关系之外。在恐怖势力与普通民众对峙的格局中，作为普通民众的传播者无法处身事外；真实性原则要求被传播事件的每一个具体细节都是符合实际的。在恐怖事件中，具体真实受到道德质疑，比如行凶时的残暴镜头和行凶后的血腥画面可能点燃社会复仇情绪，引起潜在恐怖势力竞相模仿，关于警方侦查计划的真实传播也将扰乱反恐布局。
二、案例分析：昆明暴恐事件中的媒介恐慌与新闻专业主义
1、新媒体与媒介恐慌
媒介恐慌论是“9·11”事件之后，国际大众传播研究学会（IAMCR）于2002年提出的概念，其思想脉络承袭了“共生论”主要理论，承认了媒体对民众恐慌心理的制造功能。在新媒体环境中，社会信息以幂计算的速度扩散，恐慌的传播速度迅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昆明暴恐事件发生之时，最早通过网络对外消息的是网名为“我要存钱买药”（9点25分）的网友：“为什么警察救护车还没来！”，这条微博引起了恐怖消息的井喷式爆发，信息中的恐惧信号也明显上升，9点31分网友“黄Y3欣-Dione”：“在餐厅吃饭，突然冲进一大堆人，然后看见一个穿着全身黑的，拿着两把长刀追着人砍，太恐怖。”当信息渐趋清晰之后，网络中的恐怖分子形象从“疯子”变为“维族人”。类似恐惧性信息之后，全民陷入恐慌。这种社会情绪蛰伏期很长，乃至事发半个月之后，全国多地发生了因“砍人谣言”而造成的大规模人群逃散。
2、昆明暴恐事件的媒介传播过程与专业主义演进
通过对昆明暴恐事件新媒体传播和传统媒体报道的研究发现，整个过程经历了以下五个阶段：
这五个阶段形成了一个循环的舆论场，形成 信息递进推力，给恐怖事件制造想象空间的同时，也给新闻专业主义带来了挑战。
在第一阶段，网友报料信息较为零散，散布的信息中蕴含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和恐惧感，对恐怖分子的第一感觉是“疯子”，镇定之后的目击网友甚至开始对恐怖分子进行文学性描写：黑色蒙面人、统一的侠客着装、秘密组织的图腾、身手不凡的女杀手。这种信息刻画具有文学叙事情结，客观性和真实性元素稀缺；第二阶段，当晚10点钟之后，当地媒体开始介入调查，并公布了一些眼见或耳闻的表面信息，多数只追求“现象真实”。这一阶段的媒体尚处于兴奋期，传播血腥画面是一种媒介本能。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中当地媒体的官方微博体现了专业精神，快速、权威地传递了有效信息；第三阶段，媒体传递了中央及省市领导在现场的指示和表态，将事件升级至仪式化的政治高度；第四阶段，“人民日报”、“新华视点”、“央视新闻”等 “官微”开始对歹徒动机、警方进展、伤者救治、死者人数等信息进行定期，保证了信息的权威性；第五阶段，随着网络互议话题方向的多元化，专业主义出现分歧。
3、新闻专业主义的媒介修正
随着事态发展，新闻专业主义在“五阶段”循环中逐渐苏醒，媒介的社会功能也在“共生”和“工具”之间拉锯。在昆明暴恐事件中，媒体官微的新闻专业主义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清理谣言，阻止媒介恐慌的蔓延。
相较传统媒体，新媒体在以下两方面更好地实现了专业主义理念：第一，时效性。现场的职业记者和公民记者都可以以个人名义通过网络随时、随地、随意信息，这是传统媒体不可能做到的；第二，解释性。新闻记者不可能精通包括政治、经济、刑侦、国际关系、少数民族历史在内的所有专业性知识，这些知识正是恐怖事件传播中“整体真实”和“本质真实”所需的背景或因果，网络互议平台足以吸聚社会各方面的知识精英，参与事件评价，并对事件表达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修正，这比传统媒体新闻评论栏目邀请一两个专家现场解说更具有知识广泛性、深邃性和互动性。
三、路径研究：恐怖事件传播中新闻专业主义的话语重构与应用规范
1、新闻专业主义的话语重构
伦理和权力是新闻专业主义的两种话语方式，前者要求传播具备客观性、独立性、真实性等职业理念，后者则暗指政治对媒体的权力规训。在恐怖事件传播中，新闻专业主义存在着诸多悖论，阻滞了恐怖事件的正常报道和理性传播。因此，在新旧媒体融合的环境之下，新闻专业主义的话语建构理应有所突破。新闻专业主义应积极强调媒体的公共属性，在恐怖事件传播中，传播者与社会公众共同面对恐怖袭击这一巨大的现实，传播目的在于尽可能地维护公众利益和公共安全，而非借机争夺眼球、讨好政治或资本权力。
在伦理话语中，传播者无法逃离伤害、死亡等一系列悲剧性语境和恐惧性阴霾，传播者让受众读懂了恐怖事件所带来的内心恐惧与悲伤；传播者更无法享受超脱的独立性，在传播之时，不仅需要受到来自法律的管制，同时需要承受社会和文化的制约，比如针对某一民族或宗教的挑战性、亵渎性传播，即使没有触犯法律，也应该受到制裁。在恐怖事件传播中，传播者本身处于反恐阵营，立场鲜明；真实性是一个逐渐显形的过程，上述的传播五阶段实际是现象真实向整体真实，具体真实向本质真实的转换过程。
2、新闻专业主义的应用规范
在新旧媒体交替时代，对恐怖事件传播中新闻专业主义的应用需要进行规范：1、对整体真实与本质真实的不舍追求，是传统媒体得以存在的优势之一。这就需要传统媒体发出权威声音，挖掘深度信息。2、与官方保持“可视距离”，即互相在视线范围之内，能够及时获得权威信息或官方指示，但也避免个别官员利用权力对具体报道的无理操纵，妨碍受众知情权。3、谨慎利用网络信息资源，标明消息来源，同时做出理性鉴别。4、不策划、不煽情，维护社会情绪稳定和公众心理健康，促进事态往良性方向发展。5、不采访恐怖分子，不以客观性为借口为其提供话语平台，不擅自宣传其政治主张和谈判条件。6、不公布官方不愿公布，或者认为暂时不适宜公布的信息。7、 避免将恐怖分子与民族、宗教等概念混同，在新闻叙事和传播修辞中，避免民族歧视或宗教亵渎性质的话语或画面。8、不传播血腥画面和残忍镜头，避免以真实性为借口对恐怖细节进行描写。
参考文献
①苏珊·L·卡拉瑟斯 著，张毓强 等译：《西方传媒与战争》[M].新华出版社，2002：196
②胡翼青，《自媒体力量的想象：基于新闻专业主义的质疑》[J].《新闻记者》，2013（3）
一、信任与我国家族企业治理
（一）信任与我国家族企业的信任特性
关于信任的概念，众说纷纭，既有微观、中观、宏观层面的理解，也有狭义和广义的理解。如甘比塔从微观的角度认为信任是一个人的主观意愿，即信任者在多大程度上有理由相信被信任者的动机会引导他或她去按照信任者的利益行动（Willamson，2001）。福山则从宏观上认为信任是一种建立在宗教、传统、历史、习惯等文化机制上的一个国家的社会资本，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社会信任度（福山，1998）。而国内学者李新春则从中观的角度出发，认为信任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控制或治理机制，可以部分地代替法律等强制性约束制度，并指出对一个企业而言信任不是一项独立的资源，将它理解为一种制度环境或制度要素更为合理（李新春，2003）。所谓狭义上的信任就是指个人之间的人际信任，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之中，表现为一种主观意愿；广义上则不仅可以指人际信任，还应包含制度信任，即人们表现出来的对制度环境或某项制度安排的信任。从以上关于信任的定义我们不难看出，信任可以被理解为从绝对不信任到绝对信任的一个连续流。这种连续流可以是个体层面的也可以是社会层面的，而且，二者可以相互影响，也可以相互分离。比如说福山就认为我国是一个低社会信任度和高个人信任度的国家。同时，信任不仅仅是一种主观愿望、社会现象，而且可以将信任看作影响一个国家企业治理效率、治理机制选择的重要变量，或者就将其认为是一种治理机制。在本文的分析中，笔者更倾向于将信任看作是影响企业治理机制选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
福山从宏观的角度认为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具有不同的信任体系，这种认识是值得肯定的。但简单地认为我国是低社会信任度的国家值得商榷。如果观察我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就不难发现我国的信任结构是不能简单地用低信任度来描述的。因为，在家族或延伸的合作团体中存在着极高的信任。相比之下，普遍信任与特殊信任的区分较适合于我国的信任结构，但这两个概念是不清晰的。[1]相对于西方社会的普遍信任而言，我国是存在内外有别的特殊信任。我国信任结构的特殊性在于特定的家族主义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或者说，特殊主义的具体表现是与家庭、家族相联系的。对于家庭、家族或家族化成员（自己人）表现出高度信任，而对于非家族（化）成员（外人） 则表现出很低的信任或不信任。这种基于家族主义价值观之上的特殊主义信任被李新春定义为家族主义信任。这是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特殊信任原则。
我国家族企业的信任正是建立在这种家族主义信任的基础之上的。家庭内部最亲密成员之间的信任是一种本能的、潜意识的充分信任，因而，家族企业内部大量主要岗位都由他们占据。而对于家族企业内部的“族人”、“外人”则按照先生的“差序格局”原则，由亲到疏，信任程度也不断下降。但是，要强调的是对于家族企业内非至亲的信任不是本能的、潜意识的充分信任，而是一个建立在个人特征化的信任编码、历史记录和动态的分类管理方式上的过程，或者说是一种“准家族化” 、“关系网络化”的过程。最初的信任仍然是建立在自然信任分类的基础上的，自然信任分类是通过一些重要的关系特征来识别，如家族化差序结构与信任的基本对应关系。然后，通过相互之间的接触、声誉、口碑不断积累对彼此的信任信息，在实践中不断排除不值得信任的人而逐渐重用值得信任之人。在这个过程中，有一点特别重要，即“至亲”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不信任的行为，家族企业主（家长）可以容忍，并可能给予他多次机会改过，这种本能的信任相当强烈；而“族人”虽然在信任的起点上比“外人”要高，但是最终和“外人”一样，即使信任程度能够不断积累，不断提高，但最终都难以达到与“至亲”相同的信任（这种趋势随着家庭规模越来越小，家族意识越来越淡薄的情况下愈加明显），而且，这种信任是不够稳定的，它必须借助一些附加的抵押（这种抵押可以是隐性的情感契约，也可以是显性的物质或报酬抵押）。由于这种信任的脆弱性，一旦出现不信任行为，这些人的信任度将迅速下降，甚至被逐出家族企业。这个过程如下图所示：
（二）家族主义信任对我国家族企业治理的影响
我国家族企业普遍的特殊性信任在李新春看来就是家族主义信任。这种信任特性的形成与我国长期来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家族主义传统密切相关。但是，这种信任体系显然是难以无限拓展的。一方面家庭、家族成员有限，另一方面，由于不断与外人建立长期合作关系，通过实践检验信任需要成本。因此，家族信任只能是存在于一定的范围内。
因而，这种信任特性就成了我国家族企业治理机制选择中一个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变量。在企业的创业初期，经营规模小，拥有一个彼此充分信任，目标高度一致的团队是关键。家庭由于其天然的经济组织及家长权威、家庭成员之间心领神会等特性使其成为最好的企业创业组织形式。显然，家族信任是我国（也是世界上）家族企业成为企业创业初期的基本组织形式的主要原因。
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家族信任开始受到其固有的半封闭特性的限制，逐渐影响到企业的效率。然而，家族企业主一方面仍然要牢牢控制住企业，另一方面也不得不适当调整其信任结构来适当提高企业效率。于是，家族企业主尝试着通过让信任起点较高的“族人”进入企业，并通过重复接触，对经得起信任检验的人委以较重要的任务，扩展信任半径，提高企业的适应性。此时，企业也开始考虑融入外部财务资本问题，但由于外部市场机制不健全，投资者也难以对家族企业产生信任，因而此时家族企业的外部融资很少，即使有，也主要是进入企业的“族人”所带来的借款，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借款具有“抵押物”的性质。①
家族企业规模进一步扩大，“族人”进入企业也不能满足企业扩张对专业化人力资本的需要。此时，家族企业主又将其视角转向其“社交圈子”，因为这一部分“外人”相对于那些没有任何接触的“外人”而言，他们的信任起点又要稍高。尤其，通过“圈子”内成员之间相互传递的信息和口碑，再加上“圈子”内的集体惩罚和声誉效应，“圈子”内的人或“圈子”内的人介绍的人成为家族企业扩充其人力资本和财务资本的第三重备选择集。但此时，信任中的情感成分已经不高，更多地注重理性的算计信任（Williamson）。这些与家族企业主“圈子”相关的“外人”进入家族企业，一方面仍然会带有一些“抵押物”，如“圈子”内的友谊、声誉以及承诺等；另一方面，与算计信任相关的正式契约也逐渐普遍起来。此时，家族企业的治理出现了关系治理和正式契约治理并存的局面。家族企业治理向现代企业治理迈进了重要的一步。
家族企业主的社交圈子是有限的，但也具有一定的延伸性，如通过朋友的朋友而延伸。但随着“圈子”的扩大，基于情感等非理性的信任成分会不断下降，而代之以基于理性算计的正式契约的制度性信任（也即西方的普遍信任）。当家族企业主已经大量向“圈子”外或者说信任起点非常低的“外人”开始融入人力资本和财务资本时，基于制度信任的现代企业治理机制就得以建立起来了。当然，在现代企业治理机制的建立过程中，作为“外人”的人力资本或财务资本的投资者的积极谈判是非常重要的促进力量。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家族主义信任对我国家族企业不同时期的影响是不同的，家族主义信任本身并不是故步自封的，也不是一个完全静止的概念，它是一个具有适应性的动态的概念。它是低普遍社会信任的必然产物，同时，它也是连接高普遍社会信任的桥梁。因而，我们将信任分为：家族信任、泛家族化信任、网络信任②和普遍信任四种形式，前面三种都可以称为家族主义信任。[2]在这个家族主义信任拓展的连续流的四个阶段上，家族企业主将相机地选择治理机制。
二、专业化分工与我国家族企业治理
对于企业来说，企业的成长不仅仅是规模的扩大，而更多的是表现为内部专业化分工的深入，能够持续裂变出新的部门和岗位。建立在专门知识和技能基础上的分工可以带来“合作剩余”，它是要素所有者凭借集体协作获得的超过各自单个活动收益的总和，不仅包括一般的企业剩余，还包括全部的要素准租金，由“协作力”和“集体力”产生的效益。[3]
我国家族企业内部专业化分工的发展，是家族企业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结果。一方面，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市场需求越来越难以预测，企业面临的外部不确定明显增强，客观上对企业家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对企业家个体来说，其企业家能力不是一个恒量，也许能够跟随环境的变化和后天的积累更加提高，但也有可能是对外部迅速变化的环境越来越把握不住，企业家能力迅速下降。我国家族企业的创业者（企业家）绝大多数文化素质相对较低，因而其企业家能力下降的可能性更大。另一方面，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企业的内部分工也不得不深化，如家族企业的创业初期，企业基本上没有什么分工，企业主往往集经理、会计、营销人员于一体，属于典型的个体企业。但是，在企业规模扩大以后，再神通广大的企业家都难以集所有的事情于一身。
因而，无论是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还是做好企业内部的管理经营工作，家族企业要发展就必须实现专业化分工。家族企业早期的分工几乎没有考虑专业化要求，主要是建立在经验、热情和默契的基础之上。但是，在竞争加剧的情况下，在超越家族范围之外搜寻和引入具备专门知识的外部人力资本作为人成为迫切的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把营销、技术、财务甚至是总经理的岗位让给具有专用性人力资本的“外人”也成为必须。因为，只有这些专用性人力资本才能为家族企业创造更多的利润，才能保障家族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而相应地，家族成员则可能因为自身缺乏相应的能力或相关的培训而不得不让出相关的岗位。可见，家族企业的发展过程也就是Berle和Means(1932)所指出的“两权分离”的过程，对于委托问题的治理也就成了家族企业治理不可回避的问题。
但是，我国家族企业对引入外部人力资本往往是消极的。因为，虽然引入外部人力资本可能会给家族企业带来更高的收益，但这是有条件的，即能够保障外部人按照家族企业主的意愿行事，为家族企业主的效用最大化而服务。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家族企业构建完整有效的治理机制，而构建复杂的治理机制，对人进行监督、激励，还要让家族成员退出原有的岗位，都给家族企业主带来了现实的成本。显然，只有预期专业化分工带来的收益大于家族企业付出的现实成本的情况下，作为理性的家族企业主才可能引入外部专业人。
所以，在专业化分工要求不是特别强烈时，家族企业将不会引入外部专业人，采用家族伦理治理（古典治理）模式；而当专业化分工要求比较高时，家族企业主仍然会在权衡预期收益和治理成本之后进行选择，而且选择的次序也是按照治理成本由小到大的顺序，结合前文中家族主义信任对家族企业治理机制的影响，家族企业主对人的选择顺序是族人――圈内人――外人。而家族企业的治理模式则相应是泛家族治理――网络式治理③――现代式治理。
三、信任、专业化分工与我国家族企业治理机制选择：一个综合性描述框架
正如威廉姆森(Williamson, 1985)所强调的资产专用性是关系契约形成的重要变量一样，笔者认为，信任也是形成关系契约非常重要的变量，这一点在家族企业治理机制演变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可以说，家族企业治理机制的演变就是由基于高度情感信任的关系契约治理向基于普遍社会信任、制度信任的正式契约治理转变的过程。其中，信任形式的转变是基础。本文在周立新[4]将信任分为家族信任(基于家族主义价值观基础之上的信任，即基于血缘、亲缘、姻缘基础之上的信任)、泛家族信任(基于地缘、业缘、学缘基础之上的信任)和社会信任(靠法律、法规制度和道德规范维系的普遍主义信任)三大类的基础上增加一种网络式信任。这种信任是从泛家族信任中独立出来的一种集情感信任和算计信任于一身的信任，由于它不同于泛家族信任先将信任对象“准家族化”之后给予普遍的情感信任，而是一开始就主动降低情感信任而辅以正式契约的制度信任，并且它是由特殊信任向社会普遍信任过渡的重要中间形式，因而有独立成类的必要性。信任对家族企业治理机制选择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对交易成本的影响。信任度越高，包含成本在内的交易成本就越低。
显然，信任不是影响家族企业治理机制选择的唯一重要的变量。家族企业主对治理机制的选择是在权衡交易成本节约和企业效率提高两者的基础上作出的。而影响企业效率（或者说家族企业主效用）的一个关键变量是专业化分工。一般来说，企业面临的竞争越激烈，外部不确定性越大，企业规模越大，专业化分工（主要指管理专业化）的要求就越高。同时，专业化分工程度越高，企业的效率越高。因而，专业化分工也是影响家族企业治理机制选择的重要变量。
那么，信任和专业化分工是彼此孤立地影响家族企业治理机制选择的吗？答案是否定的。在对家族企业治理机制的选择中，它们相互影响并最后共同决定家族企业治理机制选择。通常而言，信任度越低，即使外部环境迫切要求企业实施专业化分工，家族企业主也会因为担心外部人不可信任而不愿意引进外部专业人力资本。同样，专业化分工的程度越高则越要求较高的社会普遍信任，因为，如果不存在较高的普遍社会信任，则道德风险盛行，成本高昂，进而影响企业的专业化分工程度。因而，信任和专业化分工相互影响，并最终分别通过影响交易成本和企业效率进而决定家族企业治理机制的选择。我们用以下综合性描述框架来分析我国家族企业治理机制的选择模式：
1-当社会普遍信任程度很低时，创业者往往会用基于血缘关系的高度家族信任予以替代社会信任，以家族企业的形式作为主要的创业形式。原因在于，家族信任尤其是至亲间的信任是自发和相互的，而且由于家族成员长期生活在一起，对彼此的习性非常了解。成员之间的默契和充分信任大大降低了缔约成本、成本等交易成本。尤其是在企业处于创业初期，家族成员在“共患难”的情况下，这种节约交易成本的优势非常突出。另一方面，当专业化分工程度也很低的情况下（如传统产业的小规模家族企业），家族内部成员足以应付企业内部的各种活动，家族企业主“能人”的角色发挥得淋漓尽致，也进一步树立了家族企业主的权威。此时，集“企业家”、“核心签约人”、“家长”三重身份于一身的家族企业主本身就是效率的代表。因而，在社会普遍信任很低，专业化分工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古典式治理机制由于其低交易成本和高效率成为家族企业最佳的治理机制。当然，随着专业化分工要求的进一步提高，家族企业主“能人”的作用明显减弱，但如果由于没有引进外部专业人力资本和财务资本所带来的效率损失低于基于家族信任而节约的交易成本所带来的收益增加，则古典式治理机制仍然是家族企业的最佳治理机制选择。
2-当普遍社会信任为中等程度信任时，家族主义信任会向“族人”及“族人”之外的人拓展，在这一阶段，基于地缘、友缘、学缘基础的外人会通过家族企业主实行的“养亲”、“姻亲”、“干亲”、“盟亲”等方式“准家族化”。[5]通过引入身份和情感等抵押品使被“准家族化”的外人的可信度大幅度提高。显然，这种带有抵押品的情感信任仍然是一种非制度信任，由于不涉及或很少涉及各种正式的契约，也不会有太多的监督，此时的交易成本仍然较低。当专业化分工程度要求不高时，通过引入“准家族化”的外人，一方面能够满足专业化分工的要求，使家族企业保持较高效率。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家族企业主能够安心地从繁多的事务中摆脱出来，享受闲暇等带来的其他效用。此时，通过权衡交易成本、家族企业主自身效用，这一阶段的家族企业会选择泛家族式治理机制。目前，我国有一定规模的家族企业较多地采用这种治理机制。
3-正如前文分析中所指出的网络式信任是从泛家族信任中独立出来的一样，网络式治理机制与泛家族治理机制也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不同的是，网络式治理机制是在普遍信任程度为中等，但专业化分工要求很高，家族企业为适应这种外部环境而采用网络化集群发展模式后，网络内部的家族企业所采用的治理模式。其根本特征在于集基于情感信任的关系契约治理和基于制度信任的正式契约治理于一身。当普遍信任为中等程度信任，且专业化分工要求很高时，家族企业主通过“准家族化”的外部人数量是有限的，并难以满足高专业化分工的要求。此时，家族主义信任会进一步拓展，家族企业主个人社交圈子中的外人大量通过“朋友的朋友介绍”的方式进入网络内部各家族企业。一方面，由于这些外人是带着“朋友的情面、保障”的抵押进入家族企业而信任程度会有所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家族企业主对这些外人采用基于情感信任的关系契约治理；另一方面，毕竟社交圈子的扩大使得总体情感信任程度大幅下降，为了防范风险，家族企业主不得不部分地实施基于制度信任的正式契约。于是，家族企业主通过这种适中的交易成本来满足高度专业化分工的要求，获得较高的企业效率。
4-当社会普遍信任程度非常高时，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表现为非人格化的制度信任，并且在这种信任条件下，产品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职业经理人）市场等迅速发展，并形成了较为完备的非人格化交易的机制。由于这些完备的市场治理机制的形成，家族企业主可以大胆地引入“外人”，并辅以健全的内部治理机制，可以使家族企业以适中的交易成本充分发挥专业化分工的优势。即使是在专业化分工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家族企业主也可以通过引入“外人”，在不降低企业效率的情况下充分享受闲暇等带来的效用。因而，在社会普遍信任程度很高的情况下，现代式企业治理机制是家族企业的理想选择。
注 释：
①对于这一过程的分析，几乎被所有研究家族企业的学者所忽视，也许他们认为家族企业的研究对于“族人”进入企业这一过程应该是给定的或假定的。但本文认为“族人”与“外人” 除了在信任起点上有区别外，对家族企业主来说没有其他方面的差异，利他主义更多的只是发生在“至亲”之间。因而，本文认为分析这一过程对理解家族企业治理机制完整的演进过程是必要的。
② 网络信任是笔者从周立新（2006）教授的“泛家族信任”中剥离出的一种非“准家族化”的对于 “圈内人”的信任形式，是一种集情感信任和算计信任于一身的信任。
③ 网络式治理是笔者从“泛家族治理机制”中延伸出来的与“网络信任”对应的一种家族企业治理机制形式，所谓网络式治理机制，就是处于家族企业网络内部的特定企业利用网络内部的信息共享、集体惩罚等自发机制来防范引入外部（网络内部）专业化人力资本（主要指职业经理人）的道德风险及外部（网络内部）投资者所提供财务资本被家族企业主盘剥的道德风险的治理机制。与同市场、科层平行的混合治理形式的“网络治理”不同，“网络式治理”强调的是家族企业网络中单个企业自身的治理机制。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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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st, Specialized Division and the Choice of the Family
Enterprise Governance Mechanisms
Ding JianjunChen Chiping2Abstract：Trust and specialized division of labor are the main variables which influence the family business to choose governance mechanisms. Through dyna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trust structure of the family enterprises, the development of trust of clannishness ,andthe influence on the family business governance mechanisms choice by the degree of trust and professional division, this article makes a comprehensive description framework of family business governance mechanisms choicefrom the two-dimension based on trust andspecialized division, i.e., the family business owners, through weighing the transaction costs (influenced by trust)and the efficiency of the enterprises(influenced by the professional division) , choosing classical governance, pan-family management, network management and modern governance mechanism accordingly.
【关键词】传统媒体；舆论监督；发展策略
截至2015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88亿，手机网民规模达6.2亿。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主导了新传播格局的构建和新传播秩序的建立。一方面，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传统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逐渐弱化，曾经扛起舆论监督大旗的“北焦点、南周末”早已失去垄断地位。另一方面，十报告指出要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2016春年后的首场调研选择了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3家传统媒体，并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新闻媒体要直面社会丑恶现象，激浊扬清、针砭时弊。以此为背景，研究传统媒体在新媒体语境下如何扭转颓势、如何健康发展，对我国的新闻实践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传统媒体在新媒体时代求发展，顺应发展趋势是前提，深耕优势领域是关键，持续关注国情民情是方向。具体说来，就是要着力处理好与网络舆论监督的关系，提高时政报道的可读性，传递时代温度。
一、加强与网络舆论监督的互动
在舆论监督过程中，人们对于事实的疑问不断出现，不断需要得到确实的回答，人们对经过严格把关的信息存在刚性需求。但是单纯依靠网络并不能满足人们的这种需求，第一，网络新闻真假难辨，而新闻的真实性是舆论监督的基础，建立在假新闻基础上的舆论监督是毫无意义的。在单纯网络舆论监督中，每个问题都有很多答案，而每个答案的后面悬着的却只能是问号，问题不断产生，正确的解答却很难得到呈现，这是因为，首先，由于网络的海量信息，即便有知情者回答或澄清问题，也往往会在短时间内被淹没；其次，由于负面信息受关注度更高，人们在转发信息时，会不自觉地倾向更严重、更轰动的描述；再次，大量且迅速的转载必然导致的可靠信息耗损。第二，网络意见的非理性成分很大。媒体工作者的职业素养要求其在未经多方验证之前对信息持怀疑态度，但普通网民并未经历专业培训，面对消息源不明的信息也无法保持高度警惕。因此，网民更愿意基于刻板印象得出结论，而不是将推理建立在大量真实可靠的信息上，民意表达粗糙、非理性。2003年哈尔滨宝马车肇事案、2009年的邓玉娇案和小学生案中，网民都有对传统观念上的弱势群体一方怀有先入为主的同情和信任，而对强势一方则怀有偏见。其实，大量的偏见都是被社会普遍的“仇富”和“仇官”心理所支配，而产生仇视心理的原因之一，就是当时社会财富严重的两极分化和公权力系统中的制度性腐败，也是转型社会难以避免的阶段性矛盾。因此，传统媒体舆论监督仍有可为的空间。
社会舆论监督从准备到最终实现，不是单向的过程，而是在传统媒体舆论监督与网络舆论监督的循环往复的互动中一点一滴推进的。近年来，热点舆论事件中媒体和网民的表现显示，当媒体提供事实是全面、真实、客观，网民的意见就不会是激进、非理性的，而当网络的意见能够持续、有效的积累，最后往往能推动事件向好的方向发展，实现舆论监督的目的。因此，媒体要追求舆论监督的效果，就不仅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同时还要关注网络，加强与网络舆论的互动，“关注网络，其实就是关注这个时代”。
二、探索时政新闻报道思路与操作手法
由于时政新闻在采访权方面的限制，相比新媒体，传统媒体这这个领域具备绝对优势。而时政新闻的市场潜力在当今中国可谓巨大。2007年南方都市报奥一网CEO任天阳参加中欧论坛的网络组会议，经过与欧洲的8位同行交流，他发现“国内的时政帖子有几千或上万条跟帖，这在欧洲是非常少见的”。同样的差异也存在于中美互联网之间，美国的主导性网站是商业网站，新闻网站相对冷清，中国互联网的门户性、新闻性、表达性之所以明显，是因为互联网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一种政治表达替代品。事实上，但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时政新闻的报道权确的确为机关报所掌控，而且在操作手法上有一套既定的模式，只谈成绩不谈问题，报道的内容受到极大的限制。正是由于这种信息的不透明，公众对公权力的舆论监督也十分有限。中欧、中美的差异正是中国时政信息的传播存在严重缺口的反映，中国的老百姓希望对公权力的监督不仅限于机关报上呈现的那些内容，还要包括公权力决运行的一切过程，“包括评价和建议，有褒有贬，有支持有反对，这是社会民主化的体现”。有学者指出在“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公众参与基本皆具有‘媒体驱动’的鲜明特点，公众能否通过媒体对政治过程尤其是决策和施政进行监督，还取决于其自身素质。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纽带和教育功能，让越来越多的民众具有公共意识和参政能力，是现代国家的成功经验”。
澎湃新闻立志于成为“中国时政的第一品牌”，虽为新兴媒体，实际上是上海报业集团借助东方早报这一传统媒体班底打造的，它的成功与其所拥有的对重大时政新闻和央企重大项目的采访权紧密相关。近年来，国内政治领域新闻热点很多，都是民众长久以来关注的问题，需要有大量的时政报道摒弃泛泛报道的老方法，用“解剖麻雀”的方法来把事件和人物做细做透，辅助普通民众看懂纷繁复杂的政治现象，把时政新闻的蓝海开发出来，是传统媒体做好舆论监督报道有效路径。
三、平衡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和新闻职业道德的坚守
当前中国正处在一个经济结构、政治结构都急剧转型时期，大量社会矛盾不断积累，社会面临诸多风险。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受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影响至深的一些传统媒体新闻工作者，要求新闻采写中杜绝情感流露，做到“完全”中立客观，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并非糟粕，但应当避免教条主义，避免照搬照抄，因为我们有着不同的国情。以为例，在英美等国，游行、抗议等已经被纳入制度化框架，民众和媒体对这些社会冲突的表现形式已经习以为常，一些记者和编辑也声称“已厌倦社会运动”，因此，即使“西方新闻专业主义那套避免政治立场、推崇无背景、无解释的操作方法会导致主流媒体忽略事件的全景过程及社会意义”，也不会对社会和群众利益构成严重损害。而在国内，以2011年发生在广东省汕尾市的“乌坎事件”为例，如果没有媒体持续关注，很难说乌坎村民与当地政府之间的冲突能得到妥善解决，也很难说乌坎事件能以实现村民直接选举告终。
我们说中国的新闻职业道德与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对立，人们往往把这种对立归因于中国的文人道德，归因于社会习惯。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以梁启超和李普曼这两位中美新闻传播领域各具代表性的、里程碑式的人物为例，梁启超以报刊服务于“新民”、救国的政治目标，是一个热情执着的“殉道者”，李普曼致力于以新闻为公众预卜吉凶，是“一个冷静的观察者”。并不是传统积习导致了李普曼和梁启超的不同，而是政治文化环境。中国社会发展至今，取得了不小的进步，已与梁启超所处时期有了很大的不同，但也仍然存在众多制度性的难题，那么今天的新闻人，又怎么能够超前进入西方新闻专业的范畴呢？“新闻专业主义是为独立，可不等于取消立场，世上不存在无动于衷的新闻专业主义”，中国更不需要冷漠的新闻专业主义。尤其是传统媒体做舆论监督报道，在坚守新闻专业主义的同时，更要考虑新闻的职业道德，以职业道德作为专业主义的保障，做有温度的新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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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职业问责 传媒自律 有管制的自律 启示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一、传媒职业问责的涵义
这里的“职业问责(professional accountability)”，也称为“专业职责”或“行业职责”，是指麦奎尔、巴德尔等人提出的四种基本的传媒问责框架之一。四种基本的传媒问责框架是：政治问责(political accountability)、市场问责(marketaccountability)、公共问责(public accountability)、职业问责(professional accountability)。
在麦奎尔看来，职业问责框架具有如下一些特点：其一，职业问责发源于媒介从业人员的自重和自我约束。其二，其机制与程序主要包括一套被媒介专业团体的成员所采纳的公开出版的伦理原则或行为准则，而且也包括那些“对特定媒介行为的抱怨与主张”的倾听与仲裁。其三，处理的问题可能有关伦理或行为准则，但不可避免地都与媒介对个人或团体所造成的伤害或侵犯有关。其四，它具有自愿性、非强制性的优点，是为了媒介与专业者本身的利益的，鼓励自愿性的自我改善和自我控制。其五，它的局限性主要在于：应用范围较狭窄，通常无法对势力强大的媒介产生压力；整体来说，媒介内部专业主义并未得到强力的发展，员工缺乏必要的自主性。
巴德尔从五个方面把传媒职业问责框架高度概括为：原则――专业主义、伦理原则；决定因素一一自律；参与方式――教育、同行评审；手段――反思、规约、新闻委员会：效果――独立但缺少代表性。
二、职业问责框架下的传媒自律涵义及其实践
综观麦奎尔、巴德尔等人的上述观点可知，传媒职业问责框架以传媒自律为基础和决定性因素的制度安排，职业问责框架F的传媒自律机制包含媒介专业主义、伦理规约、行业组织、传媒组织及其从业人员、回应措施等。在此，笔者从下述三个方面来阐述职业问责框架下的传媒自律的涵义及其实践：
其一，以媒介专业主义为基本原则。
由此可见，传媒职业问责框架下的传媒自律，是把媒介专业主义制度本身隐含的价值理念和道德承诺变成约束的规范或机制，是媒介专业主义“制度化的伦理”。但是，这种传媒自律的有效性也由此有赖于媒介内部专业主义的强力发展，其可能的障碍，一是相对于媒介管理者和老板而言，员工缺乏必要的自主性；二是媒介专业精英主义
其二，包括传媒从业者个体、传媒组织和传媒行业三个层面的自律。
传媒职业问责发源于媒介从业人员的自重和自我约束，其达成是以传媒人的良心自律为基础。可是，如今的媒体已经成了大行业，只有个人良心是不够的。
传媒组织内部自律主要是建立一套符合传媒道德准则的质量控制体系和自我审查制度。“质量控制”这个概念覆盖个人道德规范、媒体职业道德规范，以及任何能更好地为公共服务而提出的积极措施。它关注的角度是中立的，能满足社会交往中各种参与者的需要。”
自我审查制度的典型代表是意见调查员或者读者编辑制度。它们的共同点是意见调查员或读者编辑通常是由资深记者担任，他们代表传媒组织的良知，需要得到同行的尊重，对他们的上级应既无所求也不惧怕，工作地位是完全独立的，任务是听取、调查受众的意见和投诉，并做出解释或更正和道歉，使一些简单的纠纷和投诉得以在媒体内部得到解决。
传媒行业自律机制主要包括自律组织、职业道德规约、自律运作机制三个要素。具体来说，就是由具有独立地位和行业功能的行业协会组织制定具体的、可执行的职业道德规范，并明确道歉、更正、答复、罚款等履责形式；由“新闻评议委员会”之类的自律组织来有效推行传媒道德准则，负责受理外界对传媒界的投诉并进行裁决。
媒体职业道德规范主要关注的是责任，它的定位是自由与责任结伴而行。各种协会、同业公会和工会正式通过了某种职业道德规范之后，都提出了一些制裁措施(例如开除)，很多职业道德规范也为新闻记者争取一些法律允许记者享有的权利。
瑞典的新闻评议委员会以及该委员会的外部监察人制度则开世界风气之先，具备独立于政府之外、并又有一定强制力的特殊地位。英、德两国的新闻自律组织能够要求媒体刊载裁决，但却没有类似瑞典的罚款等更进一步的强制力量。资本力量相对更为强大、且“放任主义”更为明显的美国，新闻自律组织的发展空间就更为受限。
其三，固有的缺陷引发尴尬的遭遇与尝试性突破。
职业问责框架下的传媒自律既是因于媒介专业自治传统的根深蒂固，也是因于传统上以政治(主要是法律和政策)和市场导向为基础的问责机制已不足以适应新形势的变化，而且，在传媒问责框架的提出者麦奎尔、巴德尔等人看来，“公共问责“模式才是民主社会确保公众利益得以表达的一个好方法。”“我们应该更经常地提倡向民本视角度‘转变”’也就是说，传媒自律的有效达成还有赖于公众提高公民意识和媒介素养，更多地积极参与媒体公共领域活动与监督媒体，
在实践中，通常正是记者们自己反对在编辑部里引入意见调查员或者读者编辑这类纪检人员。而在一些媒体资方人士或传媒管理人员看来，媒体问责体系意味着记者和大众将逐渐参与对媒体的控制，一些老板通常是把媒体问责内容包括在其公关策略里。这些是传媒组织内部自律遭遇的最大障碍。
而对传媒行业自律而言，1980年代后随着新闻媒体愈发向市场倾斜、媒体组织加强科层控制、记者自主性衰退，除了市场力量较小的北欧之外，其他国家的自律机制都在社会经济的制约下，面临缺乏强制力、导致自律功效有限的普遍缺陷。如同社会责任论的新闻专业规范逐渐成为媒体的卸责与公关策略一般，这些制度化的新闻自律机制，同样逐渐沦为业者的公关与行销工具。
鉴于传媒自律的上述遭遇，近年来欧盟执委会提出了称为“共同管制”(co-regulation)、“有管制的自律”(regulatedself_regulation)或“受监督的自律”(Audited self-regulation)的审慎引入国家规范的的作法。在这种作法中，国家提供“业界自律”得以运行的法定架构，原则上以市场中参与者所共同建立的自律机制为主要原则，政府只设立自律所要达到的公共目标；但是当市场失灵或自律成效不彰、导致公共目标无法达成时，政府就可以依法介入协调、进行处分或调整架构。在私部门方面，则可以在国家不介入实质内容的情况下，设立一个专业组织、规范与自律程序，只要能够符合一定的公共目标期望，就可以免于政府的直接干预。
三、职业问责框架对我国重构传媒自律机制的启示
通过政府以问接方式提供一个传媒自律得以运行的健全的法定架构，结合广大新闻工作者与公众和非政府组织的加入，建立一个新型的职业问责框架下的传媒自律机制，应是当前重构我国传媒自律机制的一个可行方向。职业问责框架下的传媒自律可以为重构我国传媒自律机制提供如下一些具体启示：
其一，赋予媒体行业组织应有的地位和行业功能。
其二，由行业协会组织业界人士和非业界人士或非政府组织共同制定职业道德规范：规范应是具体的、可感知和可执行的，应明确传媒及其从业人员的权利和义务，应对新闻业与娱乐业加以区别，明确经营者与编辑部的权利义务关系。
职业道德规范准则应根据信息获取阶段、信息筛选阶段、信息处理和阶段及信息发表后阶段等不同的上作阶段进行细化。还应包含如下一些容易引起争议的事项的准则：媒体运用隐性采访手段及对政府的发问应有怎样的伦理尺度?主编应该对其记者的行为负责吗?又该如何负责?转载失实新闻又该如何负责?媒体不同，相应的职业道德规范也不完全相同，诸如平面印刷媒体与视听媒体的区别。还需要一些专门新闻的准则，如财经新闻、体育新闻、法制新闻、娱乐新闻等。
关键词 媒介融合 新闻教育 专业主义 交互式新闻 资源整合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中文系讲师，西安710100一、媒介融合及其为新闻教育所带来的挑战
“媒介融合”其本意是指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这种关于媒介融合的想象更多的集中于将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介融合在一起。这一本意更倾向于技术融合。但如今已经形成的媒介融合这一趋势包含更多――密苏里新闻学院迈克・麦金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认为媒介融合的定义中至少要有三条线索：第一个是经济和运营目的。传媒组织都希望通过媒介融合的方式获得更多的广告份额。第二个是新闻报道方式。媒介组织融合不同的报道方式制作新闻产品，是为了追求最佳传播效果。例如广播台创办网站为自己的节目补充视觉信息。第三个是公众(或受众)和媒介之间新的社会关系。如今，在世界范围内由公众创造的内容越来越多地被专业媒体采用，同时正在流行的社交网络服务(如Facebook、微博、人人网等)也对人们的信息分享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都大大改变了公众与主流媒体之间的关系。公众已经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了媒体的议程设置过程中。Jenkins教授于2005年就已经说明，从iPod的数字录影机开始，我们就已经生活在了媒介融合的时代，这个时生了很多变化，传播、讲故事以及信息技术都在慢慢地塑造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当然也包括我们如何去生产信息、传播信息、消费信息和学习信息。目前，我国“三网融合”已经作为国家工程正式步入实施阶段，更昭示了一个崭新的媒体融合时代的来临。这一态势为新闻教育带来新的挑战：
第一，技术的挑战。媒介融合对新闻专业人才的技术需求包含两个方面，一为数字技术；二为新闻专业技术的融合，即全媒体人才。新闻业所需要的“人才要求既要掌握扎实的新闻理论和广播电视业务知识，又要掌握必要的技术技能，尤其是包罗万象的新媒体技术，如虚拟影像合成技术、数字合成技术、3G、Web2.0、影视编导、节目策划、摄像技术、灯光技术、非线性编辑”。特技制作技术、音视频编辑技术等，从而更好地适应多媒体融合环境下的新闻传播需求。另一方面，媒介融合在于新闻报道方式的融合，因此单一的专业技能已经不再适应新的报道方式，记者、编辑不再是为媒体内部的某一个部门服务，而是为集团内的多个媒体部门进行信息的采集和。记者所制作的信息既可能被用于报纸，也可能被电视或者网站采用。
第二，知识结构的要求，公众与媒体的新关系对新闻专业人才的知识结构提出了新的挑战。媒介融合带来最显著的变化是使得过去一对多的传播模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而媒介融合的根本点就是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意味着公民新闻时代的来临，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或者新闻业不需要新闻专业人才。因为，公民新闻也意味着信息的良莠不齐，杂乱无章。这就意味着新闻专业人才的新闻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他可以不在新闻发生的现场，可以不做现场采访和拍摄，但却必须拥有广博的知识和敏锐的判断力，在海量的信息里选择正确的、真实的信息，利用自己掌握的技术进行大众传播。可见，单一的知识结构已经无法应对新闻生产方式的变化，新闻从业人员必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多专多能。
第三，沟通能力的要求。“学习如何与社区参与者打交道，创作出高质量的报道。这是我们的毕业生需要掌握的关键技能，也是下一个时代新闻业走向繁荣的最终方式。”沟通能力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新闻采访能力，而是基于互联网技术的网络沟通能力。网络沟通能力包括利用网络进行采访；搜集新闻的能力；进行调查的能力；利用社交网站发起讨论的能力；创建网络社区作为新闻来源的能力等等。
二、新闻教育面对媒介融合的变与不变
面对已经形成的媒介融合态势，美国新闻教育已经产生了震动。少数院校因为亏损已经关闭，但大多数院校在面临生存or死亡的问题上毅然选择了市场。面对新的媒介环境带来的挑战，他们纷纷在近十年中做出相应的改革。改革的方向大都聚集在课程改革和对新媒体的利用上，如增设融合新闻、数字技术、交互式新闻课程；利用网络社区作为实训；提供双学位等。
我国的新闻教育还停留在传统观念上。“三网融合”的正式实施将成为媒介融合一次的催化剂。这样一来，传统的新闻教育变革成为生存的必然。但是，新闻教育哪些要变?哪些不变?将是新闻教育变革前需先解决的问题。
(一)新闻专业主义的精神教育不变，但新闻教育的理念要变
什么是专业主义?简单来说，专业主义体现工作者对自己工作的基本信念和态度，其中包括(1)服务公众的意识；(2)专业自律意识；(3)遵循专业社区共享的专业标准；(4)以专业的内在因素(如服务、贡献及专业成就)为基本动力；(5)工作自主。那么对于新闻专业主义而言，则表现在，第一，媒体的主要功能是传播新闻，同时还要干预和推动社会发展；第二，媒体的目的是为公众服务，并反映民意；第三，媒体的约束机制是法律和职业道德自律，尤其是后者。无论媒介成为什么样子，其传播新闻的功能、服务公众的目的不会变，所以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的核心仍然是客观的报道新闻，用新闻的力量推动社会的进步。这样的精神内核在新闻教育中仍然应该居于首位。
新闻教育理念简言之就是要培养怎样的新闻专业人才，它决定着新闻教育的走向。在这点上，实施新闻教育的院校应当敏锐的意识到新闻业的变化，及时对自己的教育理念、目标等做出调整。就目前来看，媒介融合要求“全媒体”人才，新闻教育应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对课程体系、教学模式等做出相应的改革。所谓全媒体人才是指掌握多媒体技术专业技能的人才，而非传统教育只掌握特定媒体技术、技能的人才。即需要新闻专业、广播电视新闻专业与计算机专业结合的复合型人才。国内目前大多数新闻院系已经为新闻专业开设了网络新闻等相关课程，但这种变化还只是微调，并没有将其作为未来发展趋势或教育理念来实施。仅有个别院校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在2007年增设了“数字新闻传播”方向，“其立足于新媒体与传统媒体融合发展的客观变化，其目标是造就一批适应新媒体以及实现数字转型的传统媒体需要的新型新闻人才。”，而早在2003年左右，美国300所新闻院校中就已经有50％针对媒介融合对课程做出了相应地调整和改革。今天，这种改革则更为全面。“忘记笔的力量吧!现如今，新闻教育的基础是键盘和摄像机”。虽然这样的口号我们不能完全苟同，但从中却可窥见出其
教育理念的变革――针对技术而言的新的新闻教育理念在美国已全面生根。因此，媒介融合时代所需要的以数字技术为核心，并具有多项专业技能的专业人才。
(二)核心技能写作训练不变，但新闻教育的方式要变
强调技术的重要性，但并不意味着要忽视新闻写作的重要性。无论是传统的新闻报道，是基于媒介融合、新媒体或者是社交网络的新闻报道，新闻写作仍然是新闻生产最重要的一环。新闻的真实性、新闻的角度、新闻的影响力都需要通过写作来实现。新闻专业主义所包含的客观性、独立性以及自律精神更是只能通过新闻写作来体现。
目前，我国新闻教育仍然沿用传统的学院派教学方式，主要教学力量多为实践经验不足的学院派教师，新媒体技术的掌握滞后。学院派教学方式有对新闻写作尤为重视的优势，但是不适应媒介融合带来的新闻报道方式的变化。媒介融合要求新闻的报道方式不拘泥于一种媒介方式，而是多媒体联合，如某一事件发生，先有网络以各种方式发出短消息，接着制作事件视频，撰写深度报道，多媒体全方位展开。这对新闻专业人才的应变能力、技能等提出了新的要求。所以，应该打破传统的教学方式，采用边学习理论边进行实践的方式。在互联网技术发达的今天，完全可以利用网络社区让老师和学生一起进行开放、交互式的工作，边学习边实践，学会交互式的新闻报道方式，学会鉴别新闻，发起话题和讨论，训练良好的网络沟通能力。同时，可以进行融合新闻的演练，借助于网络平台链接视频，发表议论、推广内容、研究和搜集新闻、采访。
(三)批判精神的培养不变，但新闻教育的内容要变。
在进行信息生产的同时，新闻专业人才因为站在“船头”的特殊性，还肩负着社会的观察员、社会风向的引导者、社会进步的助推器的任务。因此，新闻教育本身不能把新闻专业人才看成是技术员。批判精神主要体现在一个人的精神境界、思想深度、人生阅历以及对社会葆有的责任感、使命感上。通识教育是培养人文精神与批判力的路径。张力奋＼认为，新闻教育以培养专业记者为宗旨，重视实务。“英国则不同，鲜有新闻专科，求诸于人文通识教育与训练。记者的学科背景极广泛，很多念的是历史、文学、经济学、政治或哲学法律科学。英国人的思路是，一旦有基本的人文学养，懂得如何独立思考分析，如何采集评估证据，甄别知识，有了基本训练，以后经过专业训练，做什么都成。当然包括当记者。”在媒介融合的时代，这一论断重新焕发生命。因为新闻传播的主体发生了变化，公民新闻使新闻生产成为所有人都可以进行，那么新闻专业人才的存在价值是什么?那就是在海量信息中挑选新闻的眼光、发表议论的角度以及由其所带来的社会价值。这些都要求具有人文精神和批判力。
在具有优秀的批判力的基础上要注意多样化的知识结构。因为随着新媒体的兴盛和传统媒体数字化转型，新闻媒体的核心竞争力已经不只是采集与新闻信息，它还需要通过对各种内容产品的整合，提升其品质和价值，使新闻与信息传播进一步延伸到知识与服务领域，并不断通过裂变与聚合，形成新的内容产品，从而促成媒介集团中产品链和价值链的生成。这就需要记者编辑成为多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如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在今年秋天已经开始提供新闻学与计算机科学的双学位。这对中国新闻教育不失为一个好的启发。当然，与计算机专业的合作仅仅只是一个方面。社会有多少知识，我们就要多少合作的可能。因此，与院校其他教育资源的整合以丰富新闻教育的内容，是新闻教育变革的可行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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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转引自吴飞，吴风：《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1.1我国的传统的建设项目管理的不足
自从以来，我国实行改革开放，走一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道路，这让电力工程的管理体制发生很大的变化。首先是投资的主体多样化。从改革开放之前，电力工程的投资主体都是由政府主导，财政部门统一进行分配，这样很容易造成分配的不均衡性，小的电力工程无法得到建设资金，大的工程项目资金比较充足。同时政府主导的投资，很容易滋生腐败，为一些不法分子提供了漏洞。同时这样工程建设的质量很难进行保证，自己投资建设，自己来管理，自己来验收，这样就很难让工程的管理得到保障。投资主体多元化，政府的作用就转变为监督，这样有利于吸引社会的资金进行投资，采用竞标的方式，逐渐形成只有一定的资质的企业才能参与工程的建设，这样就能保证电力工程的质量。其次是推行业主责任制度。对于任何的参与竞标的企业，都要进行评估，对于竞标成功的企业要进行明确的责任，企业要向业主单位进行明确，必须要保证建设单位具有一定的责任感，业主单位要向建设投资的电力工程承担责任，要对于建设后的工程还贷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最后是，推行投标机制，通过这种竞争的方式，提高电力工程的质量。这些改革可以提高电力工程的管理体制，通过竞争的方式提高电力企业的管理手段，让竞争贯穿到整个项目中，这样充分调动起建设相关企业的积极性和热情，更好地投入到电力工程的建设中，克服电力工程腐败和不负责任的工作。提高了电力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是我国的发展还是存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相关的制度还存在一定的缺陷和不足。很多的电力工程都是临时组建的管理机构，这样对于管理有着很大的盲目性，很多的人员也是临时的，人员的技能和业务素质存在着未知，同时也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临时的指挥部，很难去相互配合，管理人员只能靠经验去管理，加上人员分散，这重模式的管理增加的电力企业的难度和成本，导致企业的经济效益大打折扣。
1.2专业化管理
指按生产工艺的特点来设置生产单位。在工艺专业化的生产单位内，集中了同类型设备和同工种的工人，对不同产品进行基本相同工艺的加工。每个生产单位只完成产品部分工艺的加工，因此一种产品需要在不同生产单位间协作才能完成产品的整个生产过程。按工艺专业化设置的生产单位的优点有：对产品品种更换有较强的适应性；有利于设备和人员能力的充分利用；有利于同工种工人的技术交流与提高；便于进行工艺管理。但由于工艺专业化的一个生产单位只能完成产品部分工艺的加工，因此产品在生产过程中需要在不同生产单位间进行往返交叉运输，增加了运输费用，延长了生产周期；生产中中间环节多，在制品占用量大，资金周转慢；不同生产单位间的协作关系复杂，使得计划管理、在制品管理、质量管理工作复杂化。为一个组织结构设计岗位、配备人员和岗位责任设计的工作，其工作对象涉及到全体员工。工作设计要做到既使工作分配满足企业组织管理和技术的要求，又能符合承担工作任务的员工的个人要求。寻求更好、更经济、更容易的工作方法，以提高系统的工作效率
2电力工程项目管理的模式
2.1业主管理模式
业主自行组织项目管理机构进行全过程的项目管理，项目完成后，项目管理机构即解散，由于项目管理机构是临时性的，往往缺乏经验，不利于项目目标的实现。
2.2监理模式
业主委托咨询工程师进行前期的各项有关工作，例如，进行机会研究，可行性研究等，项目实施过程中，业主委托咨询工程师或者监理工程师进行工程监督管理，咨询工程师或者监理工程师长期从事工程项目的咨询和管理工作，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因此，该模式有利于保证工程项目的质量和工期，有利于节省投资。
2.3施工总承包管理模式
采用该模式时，业主与某个具有丰富施工管理经验的单位签订施工总承包管理协议，负责整个建设项目的施工组织与管理。一般情况下，施工总承包单位不参与具体工程的施工，而具体工程的施工需要再进行分包的招标与发包，把具体施工任务分包个分包商来完成。但是，如果施工总承包管理单位也想承担部分工程的施工，它可以参加该部分工程的投标，通过竞争取得施工任务。
2.4DBB模式模式
设计—招标—建造模式是国际上最为普遍采用的模式。建设采用设计和施工相分离，按照设计、招标、施工的顺序进行，只有一个阶段结束后另一个阶段才能开始。采用这种模式时，业主先与设计单位签订设计合同，设计完成后，进行施工招标，然后施工。在施工过程中，业主通常委托工程师/监理进行项目管理，为业主提供项目管理服务。优点是管理方法比较成熟，业主可以自由选择监理人员，可控制设计要点，通过招标竞争对业主有利；缺点是在DBB模式下，一般承发包合同较多，业主的协调管理工作量大，业主要组织多次的工程招标，管理界面比较复杂，对业主提出更高的管理水平要求。
2.5CM模式
直译为中文是“施工管理”或“建设管理”，也有学者将其译为“建筑工程管理”，但都易与特定的中文概念相混淆，故通常只称其为CM模式。CM模式是一种与快速路径法相适应的工程建设组织管理模式。快速路径法的基本特征是将设计工作分为若干阶段（如基础工程、上部结构工程、装修工程、安装工程）完成，每一阶段设计工作完成后，就组织相应工程内容的施工招标，随后开始相应的施工。与此同时，下一阶段的设计工作继续进行。其建设实施过程。采用型CM模式时，CM单位仅与业主签订咨询服务合同，以业主的咨询和的身份进行工作。CM合同价可以是固定费率或者固定数额的费用。业主分别与多个施工/供应单位签订所有的工程施工/供应合同。CM单位与各施工/供应单位之间没有合同关系，但负责对他们进行施工阶段的管理和协调。
2.6PM模式
PM模式是指工程项目管理企业按照合同约定，在工程项目决策阶段，为业主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可行性分析和项目策划；在工程实施阶段，为业主提供招标、设计管理、采购管理和施工管理，对工程的质量、进度、安全、费用、合同、信息等进行控制；在竣工阶段，代表业主对工程进行验收和试运行的一种方式。
2.7PMC模式
论文关键词：交通建设市场 信用 信用缺失
论文摘要：就我省交通建设市场信用缺失现象的表现形式进行了分析，对造成信用缺失的原因进行了探讨，了解我省交通建设市场信用缺失的表现和原因，对如何构建我省交通建设市场信用评价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985年，我省首次尝试交通建设市场工程招投标。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特别是1996年之后，又经近10年的建设市场规范管理，全省交通建设工程质量得到明显提高，工程造价居高不下的现象也开始得到遏制，总体上讲建设市场由原来的市场乱、工程质量差、工程造价高逐步向着规范、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我省交通建设市场得到了进一步规范。
为进一步了解我省交通建设市场的诚信情况，我们组织有关人员对我省交通建设市场诚信建设现状进行实地调研，分别到杭浦、申嘉湖、申苏浙皖和龙丽丽龙高速公路项目建设现场，通过召开各类座谈会、现场考察、问卷调查等方式；并广泛征询业主、施工、监理、设计以及管理部门的意见和建议，了解和掌握当前我省交通建设市场中诚信缺失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地分析和研究，提出建立我省交通建设市场诚信体系的初步方案和措施建议，以期从源头上规范市场行为，治理当前我省交通建设市场存在的恶性竞争、围标、串标等恶性竞争顽症。建立招投标及实施过程中的诚信体系，保障工程质量，防止可能出现的工程质量低下、拖延工期和腐败等现象。
I目前我省交通建设市场信用缺失的主要表现
通过对三个市交通局管理人员、四个高速公路项目的业主、施工、监理、设计单位的部分从业人员共325人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基本反映了我省交通建设市场中从业各方在招投标、合同履约过程中的诚信情况。50％以上的被调查人员认为我省交通建设市场的诚信度还是比较好的，但也存在一些诚信缺失问题，有些还是比较严重的。
1．1施工企业诚信缺失的主要表现
施工企业是交通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理应是市场诚信的实践者和维护者，但从调研情况看，当前我省交通施工企业存在着相当程度的信用危机，其诚信缺失主要表现为：
(1)采取不正当手段谋取中标。主要体现在不计成本低价标，靠贿赂、围标、串标等手段中标，靠中介中标，用虚假材料、骗取中标等。其中不计成本低价抢标，已成为我省前一时期施工企业诚信缺失的突出问题。
(2)不履行投标时的承诺。有近1／3被调查人员认为，施工企业普遍存在不履行投标时对人员、设备、资金承诺的现象，其人员到位率、设备到位率、资金到位率都未能完全兑现，直接危及工程质量和进度，这是施工企业诚信缺失长期存在的问题。以浙江杭浦高速公路嘉兴段为例，交通施工企业诚信缺失具体反映在：
①项目管理人员更换频繁，l3个项目管理人员更换率高达83．7％；
②机械设备投入不足，平均总到位率仅为55．5％，按施工需要阶段到位率也仅为82％；
③资金承诺不到位，招标文件要求各标段自备营运资金为3000万元，而实际上最好的一个标段的营运资金仅到位1700万元；
(3)其他违法违规操作行为，如出借企业资质、人员资质，将工程转包，将工程分包给不具有相应资质的施工单位或个体包工头，违规使用工程预付款等。个别标段借劳务协作之名行分包之实；有的以包代管，极大地干扰了交通建设市场的正常秩序，并给施工质量造成极大隐患。
1．2监理单位诚信缺失的主要表现
监理单位作为交通工程建设过程中的质量监督方，对保证工程的质量和认真履行合同至关重要。但在实际监理中，往往有很多不诚信的现象发生，主要表现在：
(1)不严格履行合同。主要体现在不履行投标时对人员、试验仪器设备、交通工具、测量设备的承诺。如浙江杭浦高速公路的建设项目中监理人员平均更换率为64．2％，资格下降率为8，6％；浙江申苏浙皖高速公路4个监理合同段中，监理单位已更换正驻地监理工程师3人次(其中1人因死亡更换)，更换副驻地监理工程师2人次，更换专业监理工程师7人次，更换监理员25人次，人员更换率达到了30％。
(2)违法违规操作。如向其他单位借用企业资质、人员资质或出借企业的资质、人员资质，将监理业务进行非法转包，提供虚假材料，’骗取中标，靠贿赂等不正当手段中标或靠中介中标等。
(3)素质低下，以权谋私。如有些监理人员专业技术水平和工作能力偏低，不能适应监理工作的需要；有些监理人员故意或恶意刁难承包单位，故意拖迟工程计量的批复时间以谋取“寻租”机会。有的驻地监理与施工单位窜通一气，放松对质量的把关，蒙骗项目业主。
1．3业主诚信缺失的主要表现
业主作为交通工程项目的投资方和建设管理者，在交通工程项目的建设过程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从调查情况反映，我省交通建设市场业主信用缺失的主要表现为：
(1)在招投标中存在地方保护主义。有近1／3的被调查人员认为我省在招投标中存在地方保护主义，主要体现在有的地方政府或项目业主指定地方施工单位分包或指定厂家供应材料，其目的是想保护地方企业。个别招标人出售的招标文件与报给上级监督部门备案的招标文件内容不一致，或中标单位确定后，在签订施工协议书前，业主与中标人就某些条款再进行一些实质性的谈判或指定本地分包人等。
(2)建设过程中违法违规操作。如强行指定分包或指定材料供应商；强行要求施工企业垫资建设；不及时批准合理的设计变更；为获更多不法利益，将工程肢解分包等。
(3)不认真履行合同。如不合理地收取保证金，不按规定或不按时支付预付款，不及时支付工程进度款，随意更改合同条件，附加苛刻条件等。
2我省交通建设市场信用缺失的原因分析
造成我省交通建设市场从业各方诚信缺失的原因有很多，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
2．1经济转型期的负面影响
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并达到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在经济转型期，旧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管理制度已经被打破，新的市场理念、市场行为、市场法制、市场运作机制还没完全形成。因此，带来了一系列不诚信、不守信的不良行为。
2．2诚信意识淡薄
信用意识的强弱，直接影响着经济信用环境配套设施和体系的建立，也直接影响着整个经济发展的进程。虽然我省市场经济发展较快，但诚信观念淡薄，导致诚信体系发育较晚。
1．2监理单位诚信缺失的主要表现
监理单位作为交通工程建设过程中的质量监督方，对保证工程的质量和认真履行合同至关重要。但在实际监理中，往往有很多不诚信的现象发生，主要表现在：
(1)不严格履行合同。主要体现在不履行投标时对人员、试验仪器设备、交通工具、测量设备的承诺。如浙江杭浦高速公路的建设项目中监理人员平均更换率为64．2％，资格下降率为8，6％；浙江申苏浙皖高速公路4个监理合同段中，监理单位已更换正驻地监理工程师3人次(其中1人因死亡更换)，更换副驻地监理工程师2人次，更换专业监理工程师7人次，更换监理员25人次，人员更换率达到了30％。
(2)违法违规操作。如向其他单位借用企业资质、人员资质或出借企业的资质、人员资质，将监理业务进行非法转包，提供虚假材料，’骗取中标，靠贿赂等不正当手段中标或靠中介中标等。
(3)素质低下，以权谋私。如有些监理人员专业技术水平和工作能力偏低，不能适应监理工作的需要；有些监理人员故意或恶意刁难承包单位，故意拖迟工程计量的批复时间以谋取“寻租”机会。有的驻地监理与施工单位窜通一气，放松对质量的把关，蒙骗项目业主。
1．3业主诚信缺失的主要表现
业主作为交通工程项目的投资方和建设管理者，在交通工程项目的建设过程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从调查情况反映，我省交通建设市场业主信用缺失的主要表现为：
(1)在招投标中存在地方保护主义。有近1／3的被调查人员认为我省在招投标中存在地方保护主义，主要体现在有的地方政府或项目业主指定地方施工单位分包或指定厂家供应材料，其目的是想保护地方企业。个别招标人出售的招标文件与报给上级监督部门备案的招标文件内容不一致，或中标单位确定后，在签订施工协议书前，业主与中标人就某些条款再进行一些实质性的谈判或指定本地分包人等。
(2)建设过程中违法违规操作。如强行指定分包或指定材料供应商；强行要求施工企业垫资建设；不及时批准合理的设计变更；为获更多不法利益，将工程肢解分包等。
(3)不认真履行合同。如不合理地收取保证金，不按规定或不按时支付预付款，不及时支付工程进度款，随意更改合同条件，附加苛刻条件等。
2我省交通建设市场信用缺失的原因分析
造成我省交通建设市场从业各方诚信缺失的原因有很多，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
2．1经济转型期的负面影响
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并达到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在经济转型期，旧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管理制度已经被打破，新的市场理念、市场行为、市场法制、市场运作机制还没完全形成。因此，带来了一系列不诚信、不守信的不良行为。
2．2诚信意识淡薄
信用意识的强弱，直接影响着经济信用环境配套设施和体系的建立，也直接影响着整个经济发展的进程。虽然我省市场经济发展较快，但诚信观念淡薄，导致诚信体系发育较晚。
对施工企业来说，部分企业经营方针不正确，企业片面追求利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部分企业以不守信用作为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具体体现在招投标和施工过程中的围标、串标、虚报谎报工程量、偷工减料、无理提出变更、拖欠民工工资、拖欠供货商货款、低价采购不合格材料以次充好等行为；盲目承揽工程，超出其承受能力，内部技术、人员、设备、资金难以维系，如在中标后人员到位率低、资质下降、设备到位率低、设备老化且完好率低、自有资金投入不足等。监理企业和监理市场发展滞后，还没有真正形成正常竞争局面，监理单位的表现与其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极不相称。总之，许多企业都违背了当初的投标承诺。
行政干预时有发生。一些地方政府常常因有关领导(尤其是主要领导)的人动而出现信用“断链”现象，政府政策没有连续性，说变就变，使得业主或建设单位无所适从，干扰了市场正常运作，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形象，对整个社会信用问题的负面影响较大。
整个社会还没有真正树立起“诚信为荣，失信为耻”的诚信道德标准和制约机制。在交通工程的招投标和具体的施工中，法制意识淡薄，信用意识淡薄，不遵守法律，不讲信用非常普遍。从业各方主观上的驱利动机和“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及失信制约机制滞后等，导致了诚信缺失问题在交通建设市场中发生与蔓延。
2．3信息交流不畅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造成目前经济信用环境混乱的原因：“一是信息不对称；二是开放度低。”当前，我省交通建设市场诚信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非常突出：一方面，诚信信息数据的市场开放度低，企业信息缺乏规范的和收集渠道，对诚信数据的市场开放与使用没有明确的法律、规章、规定，政府部门和一些专业机构掌握的可以公开的企业资讯没有合法开放，增加了业主和企业信息获取的难度。另一方面，诚信中介服务机构的数据库规模普遍较小，诚信信息的产业化管理还比较落后，信息缺乏完整性和日寸效性，从业单位失信行为难以被发现。
2．4缺少强有力的监督惩诫机制
关键词：敬业观 时代内涵 现实处境 培育路径
职业生活是构成人类实践活动的重要方式之一，是人们生存和发展的现实基础和根本前提，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离不开职业活动创造的物质基础和精神文明。因此，遵守一定的职业道德，树立正确的敬业观，对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社会主义敬业观的时代内涵
敬业是指对待人类生存及生产劳动的一种价值态度，做好一份职业，既是人类生存的需要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无论是个人职业，还是公共事业，都应做到能勤勤恳恳，克尽职守。如今，在新的社会形势下，我国的敬业观也有着新的时代内涵。
（一）干一行爱一行的职业情感
敬业观是指干一行爱一行的情感。这是告诉我们只有热爱自己的职业，才能取得良好的工作效果，把自己的兴趣爱好和职业相结合起来，才能对职业活动保持长久的兴趣和热情。无论任何时候，都要有敬业的态度，在实践中培养与工作相符合的兴趣爱好，做到因为热爱而敬业。
（二）忠于职守的工作态度
敬业观是指要有忠于职守的工作态度。要忠诚地对待自己的职业，遵守职业本分。《礼记・札记》提出“五耻之说”，意思是君子感到可耻的事有五件：身居职位不发表意见；发表了又不实行；得到的东西又失去；为官一方，百姓却不多；大家平均而自己多得一份。五耻之说强调人生在世应该尽职尽责地做事。敬业观就是要求人们忠于职守，务实苦干，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坚决谴责任何、敷衍塞责的态度和行为。
（三）勤业、精业的业务素养
敬业观就是要有勤业、精业的业务素养。精业，字面上意思是精通自己的专业，就是要求人们在职业活动中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获得专业的职业技能。我们经常发现有人吃苦耐劳、勤勤恳恳，关键时候却掉链子，主要原因在于其工作能力不强。要做到敬业，必须先精业，在工作中要时刻根据自己的工作岗位，不断地学习与自己工作有关的专业知识，为工作目标服务，做到出类拔萃的程度。
二、当前社会主义敬业观的现实处境
（一）当前中国职业道德存在一定缺失
我国当前敬业观还存在一些问题，职业道德沦落，主要表现在一些工作人员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和履行持漠视态度，贪图金钱和利益。比如收红包的医生、不称职的教师、假公济私的官员，这些现象引起了老百姓的的普遍不满。一些垄断行业、实权部门存在的问题更为严重，用公款大吃大喝、贪污、不作为等，民众对此深恶痛绝。职业道德沦落，行业之风不正，导致社会出现严重的责任感危机。
（二）中国现代化影响下职业目标的选择
当前，现代化对社会的发展有重大影响，甚至决定一个民族、国家的命运，所以各国都把早日登上现代化快车作为本国首要任务。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正处在一个特殊时期，是我国现代化全面加速的新起点。现代化的主体是人，从进入社会到退休，人有超过一半以上时间是在工作中度过的。那么，培育人的敬业观则是推动现代化发展的措施之一。因此，无论是确立敬业观的内容，还是探索其培养路径，都必须充分考虑现代化的要求，不能离开大背景空谈敬业观。
（三）市场经济带来的价值冲突
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目前最大的国情。首先，当前敬业观必须体现社会主义方向，这是社会主义敬业观的基础。其次，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不发达阶段，各职业间的差别还未消除、职业流动受到多重限制、先进敬业意识与腐朽观念并存、道德境界和觉悟程度参差不齐等。所以，敬业观建设不能超越社会发展阶段，必须从国情出发，把社会主义敬业观的特点与客观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才能使社会主义敬业观的建设取得实质性的发展。
三、当前社会主义敬业观的培育路径
（一）培养职业认同感
人们是否认同自己的职业是敬业观的核心。只有从内心认为所从事的工作有意义，才能全身心地投入职业。人们在择业时应先充分了解行业的发展与动态，提高对行业的了解，然后再根据兴趣爱好来择业。通过培养乐观心态、提高职业自信和服务意识来加深职业认同感。
就企业来说，首先，企业应对员工定期培训并培养感情。其次，典型引路，请优秀员工为其他员工现身说法，调动其积极性。再次，关注动态，要时常关注员工的专业发展情况，为其提供指导，从而避免其产生盲目性和倦怠感，培养其职业认同感。最后，心理疏导，员工在面对工作困难时难免会懈怠。领导层应给予员工职业心理辅导，提供相关信息，帮助其解决困惑，从而牢固其职业认同感。只有这样员工才能做到在时刻践行社会主义敬业观。
（二）外在制度规范
通过设立行业规范，维护正确的敬业观。以规范化的方式管理可以促进敬业观的培育，使敬业主体做事有原则、行为有依据，降低工作中的盲目性、放任性。首先，做到以人为本、从客观实际出发，根据敬业主体的适应能力来制定规范，并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辩证统一起来。其次，要运用法治的力量，使敬业主体得到有效保护，惩治不敬业的行为，以遏制人的放任性，培育敬业观。最后，贵在坚持，重在落实，要严格按照制度规范开展工作，实施奖惩。
（三）大力引进激励机制
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物质利益是激发人们动机、调动积极性的重要手段。企业和单位应建立一系列工资政策和制度，与员工的绩效考核挂钩，实行按劳分配，大功大奖、小功小奖，避免因忽略突出贡献员工而导致人才外流。但运用这一方法时，需把握一个“度”，重赏之下，易滋生拜金主义。而精神激励能在较高层次上调动员工积极性，激励深度大，维持时间也较长。在物质激励失去效果时，有效的精神激励，可缓解员工内心的不平衡。企业和单位应当创造良好的企业环境，表彰先进榜样、尊重和保护员工、部属之间充分沟通等等都是一般物质激励难以替代的。所以，物质激励的效果需要精神激励来巩固，精神激励同样需要物质激励为前提，两者相结合，才能有效地培育员工的社会主义敬业观。
参考文献：
[1]马永庆.中国传统道德概论[M].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
[2]盛宗范.社会主义职业道德[M].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3]蒋冰梅.现代文明与现代人[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