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05 10:54:5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法律调查报告，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
住址：_________
邮编：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
乙方：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
住址：_________
邮编：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
鉴于：因甲方受托对_________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在_________申请发行股票并上市所涉及的有关事项进行相关前期调查工作，甲方现委托乙方办理前述事项的有关前期法律调查事务，双方经协商一致，达成委托合同，合同如下：
第一条 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办理如下范围的法律调查事务：
1．对公司的主体、设立及存续是否合法合规进行法律调查；
2．对公司的股权结构及内部组织机构是否合法合规进行法律调查；
3．对公司资产形成中的投资主体、投资行为之合法性，资产之有效性、合同状况等重大事项进行法律调查；
4．对公司未了结的经济诉讼、仲裁、行政诉讼能否胜诉及其法律后果做出认真的预测分析，但该部分之法律意见仅作为一种参考意见，乙方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
5．对公司的各种经营合同及合作协议月前的履行情况作法律调查，对还未完全履行的经营合同及合作协议可能产生的法律纠纷作及其后果作出详细的预测分析；
6．按照《公司法》的要求对公司董事人员的任职资格进行法律调查；
7．对公司的核心技术及产品的知识产权归属及可控程度进行法律调查；
8．对公司的各种资质认证及奖励证书的真实性及有效性作相关的法律调查及分析判断；
9．对公司股票发行上市前涉及发行上市的重大法律问题，如是否具备发行股票之条件、股权比例之合法性、是否存在明显的法律障碍等做出法律调查。
第二条 乙方完成上述法律调查事务后应在___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___日前向甲方出具书面的专项法律调查报告，该调查报告仅限于上述内容不包括其它方面。
第三条 甲方应督促公司真实地向乙方提供有关的全部材料并积极配合乙方的调查工作，如因公司未及时提供材料而拖延乙方出具调查报告的，乙方不负任何责任。
第四条 乙方应对公司提供的全部材料根据现行法律、法规进行认真负责的法律审核，但公司应保证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全面性、完整性。否则，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五条 乙方必须对公司提供的资料严格保密，如有泄密，造成损失，由乙方赔偿相关损失，并承担法律责任。
第六条 乙方人员办理本合同委托事项应做到勤勉尽责，否则甲方有权要求更换人员。
第七条 经双方协商同意，乙方提供本委托合同项下的法律服务应收取的调查费用为人民币_________元，甲方在签订合同后第_________日支付人民币_________元，其余部分在乙方向甲方提交专项法律调查报告当日付清。
第八条 乙方接受委托后，若发现甲方或公司捏造事实，弄虚作假，有权终止，所收费用不予退还。
第九条 如乙方未能在规定日期内完成甲方所需得专项法律调查报告，则双倍向甲方返还其收取的费用。
第十条 乙方出具的调查报告仅供甲方内部参考，不得对外披露、引用、如因甲方不恰当的使用该调查报告而引起的一切责任由甲方承担，乙方不负任何责任。
第十一条 乙方在进行法律调查时需要向相关部门缴交的调查费用，出外（_________除外）调查的差旅费等费用由甲方负责。具体费用由乙方出差前向甲方提出预算，甲方在乙方出差前审查批准并向乙方支付。甲方逾期提供的，乙方则有权相应措施顺延提交调查报告的时间。
第十二条 本合同有效期限，自签订之日起至甲方收到乙方出具的专项法律调查报告之日止。
甲方（盖章）：_________ 乙方（盖章）：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签字）：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签字）：_________
公民的法律素养衡量一个民族的文明。顶着高层知识分子头衔的大学生的法律素养更是彰显民族文明与文化水平的关键。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此时高校的正确教育和引导具有绝对作用----帮助其拓宽法律知识，加强法律意识，提升法律素养，完善法律人格。
俗话说，谋定而后动，解决问题前应先有策划，而策划往往应对症下药，才能因势利导，通权达变。因此，我们要对大学生的法律素养做一番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分析根本，由此制定应对措施，为和谐大学和谐社会做贡献。
一、研究方法，问卷调查
在整个20xx年的11月分里，我和我的小组成员，制作了法律调查表，针对广州大学在校大学生，通过扫楼、网上填写等调查方式进行无记名填写调查问卷的调查行动，并人工进行调查结果统计及分析，从而得出调查结论。
二、调查结果
通过问卷调查，对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有了基本了解，调查情况如下：
1、85.13%的大学生认为法律与他们的生活密切相关，但还有少数14.87%认为无关;
2、54.87%的大学生秉信法律能为他们解决现实中的问题纠纷，维护切身的利益，8.21%却认为不能，还有36.92%认为目前不能，但相信以后会逐渐完善;
3、23.59%的大学生对法律所规定的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了解不是很清楚，73.33%大学生了解一般，只有3.08%了解很透彻;
4、通过电视、网络、报纸、杂志等渠道获得法律知识的学生比例居多，占76.41%，12.82%是自己通过看有关法律方面的书籍了解，通过国家普通法宣传这一途径的占最少数，为10.77%;
5、问如果你在网上买到一件伪劣的电子产品，70.77%的人采取要求退货的措施，13.85%大学生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自好自认倒霉，15.38%表示要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6、问：某人经过一栋楼，刚好被楼上掉下的花盆砸中，大脑受了伤，导致下半身瘫痪。他的家人去了那栋楼挨家挨户地问是谁家掉下来的花盆，但大家都不承认。那他该怎么办?
其中1.54%认为找不到肇事者，只能自认倒霉，88.72%赞成报警，让公安机关介入调查此事的方案，9.74%的大学生主张把整栋楼的居民全告到法院;
7、12.31%学生认同违法行为一定是犯罪行为，犯罪行为一定是违法行为的说法，其余87.69%则反对;
8、只有少数14.36%大学生有过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经历;
9、83.08%大学生认为在不被告知的情况下，自己的照片被他人用于商业宣传属侵权行为，8.21%大学生持相反观点，另有8.72%表示不清楚侵权与否;
10、如果被侵权，5.13%大学生认为无所谓，反正对自己也没多大的影响，26.15%表示要私下和平解决，甚至有1.03%坚持私了不行，要用武力解决，67.69%大学生则希望通过老师了解相关法律知识，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11、对于大学生闯红灯或骑自行车载人的行为，15.38%以为不必大惊小怪，10.77%认为要严格禁止，甚至8.72%的大学生主张应加以处罚，65.13%认为应加强宣传教育;
12、50.26%大学生认为法律的执行在新闻、报刊、电视、广播等舆论的监督下最有效，18.97%认为在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等领导机关的监督下行之有效，23.08%认为群众监督更有力，4.62%认为这取决于执行机关的自我监督，最后有3.08%表示说不清;
13、79.49%大学生同意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说法，14.36%则不认同，6.15%觉得得看钱数目大小，如数额较大则同意，数额小就无所谓;
14、80%大学生认为任意毁坏公共垃圾桶的行为属违法行为，13.33%则认为不违法，还有6.67%表示不清楚此种行为是否违法;
15、2.05%大学生表示从来不会关注日常生活中社会发生的法律案件及从中汲取法律知识并尝试从法律角度来分析这一案件，90.77%承认很少有这种自觉性，只有7.18%大学生经常关注这种法律案件且有汲取法律知识的热情。
备注：本次调查问卷共200份，有效填写人次为195。
三、原因分析
(一)、学生方面的因素。
(1)重视程度不够，缺乏主动性。根据调查了解到，仍有14.87%大学生认为法律知识与他们的生活无关。在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下，大学生普遍认为专业知识才是他们应该努力与花放精力的方向，不是法律专业的学生把时间浪费在学法律知识上并不能获得什么实质性利益，是极愚蠢的行为。据我切实了解，多数大学生认为法律枯燥乏味，法律课上基本卧倒一大片，更谈不上会主动学习法律知识。学校开设的相关课程，也只求考试过关，大多数学生重学分轻实效，也是大学生法律意识淡薄的原因之一;
(2)传统的妥协性与劣根性。调查表明，占很大比例的大学生在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坚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妥协观点，得过且过，不采取任何法律措施;(这将助长了违法分子的气焰)
(3)缺乏实践性。关注日常生活中社会发生的法律案件及从中汲取法律知识并尝试从法律角度来分析这一案件的学生仅占调差人数的7.18%，微乎其微。且只有少数14.36%大学生有过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经历。大学生极少参加法律实践，是对现实法制缺乏感性认识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教师、学校方面的因素
(1)重视程度不够。除了法律专业的以外，其他院系的有关法律的课程，老师都不会严格要求学生，对于学生在课堂看其他与课程无关的读物或睡觉或听音乐等一切做与法律无关的事的现象，也司空见惯，这似乎也是近年各高校的教学传统了，这师生默契潜滋暗长，发展得顺乎自然。由此，学生得到的法律知识更加贫乏了;
(2)课堂气氛沉闷。法律知识相对于其他学科，确实比较枯燥，老师授课方式又缺乏生动性，导致课堂气氛呆板，学生昏昏欲睡，鲜有积极性;
(3)学校宣传力度不够，学生不能认识到法律的重要性以及其与生活的密切性。
四、调查总结及应对措施
调查显示大学生的维权及守法自觉性不高。要提高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必须采取多种途径和灵活多样的方法。为此，我建议学校可有针对性地从三方面入手。
(一)进行普法教育
1、教学内容的选择：
应充分考虑学生的特点与需要，有针对性地突出重点，应讲授与学生有一定联系的法律，容易提高学生兴趣，增强普法效果，从而也使学生通过普法教育获得值得运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观念;
2、，教学方法的改革：
原本枯燥的法律课加上教师死板的教学方式更使学生上课提不起精神。因此，加强对教学方法的改进也是真正提高普法效果的有效途径之一。因此在教学中应采用多种方式方法，比如课堂讨论，多进行社会著名案例分析，结合录像等多媒体教学，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才能使普法达到我们所要达到的效果。
(二)实践性的增强：
多组织学生进行与法律有关的活动普法教育毕竟过于抽象，要真正唤醒学生的法律意识，应采取一些更具体，更行之有效的办法，针对大学生年龄及性格特点，把法律意识的培养同组织活动相结合、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组织学生开展模拟法庭活动。学生通过自己模拟法官、律师、检察官、被告等角色，能更加深刻地把我国一些诉讼法程序掌握，也通过模拟对犯罪分子的审判，对旁听的学生起到震慑作用，提高他们守法的警惕性，从而自觉守法;
2、组织一些有关法学方面的知识智力竞赛;
3、组织学生去法院旁听，达到开拓视野，深入社会，更深切地体会到用法律保护自己的重要性的效果;
内容摘要：入世后，随着外资企业涌入我国各行业，一些外资企业正在或已经形成垄断趋势，对此，本文分析了外资垄断趋势在各产业中的表现，指出其对我国产业掌控权、本土企业发展及人才方面的影响，并提出相应对策。
关键词：外资 垄断趋势 影响与对策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通过各种优惠政策在外资引进上取得骄人成绩，引资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但在此过程中，外资在一些行业的垄断性趋势日趋明显，近几年来，随着粮食安全、种子安全等国家安全问题的出现，国内许多学者对外资垄断趋势有所关注。所谓垄断是指一个大企业或少数几个大企业对相应部门产品生产和销售的独占或联合控制。在我国，外资垄断趋势的主要表现形式有技术垄断、品牌垄断、资本垄断、市场垄断及行业垄断等。分析各行业外资垄断趋势的表现和影响，找出相应的对策越来越具有迫切性（常鲁豪，2009）。
我国各产业外资垄断趋势表现
按照我国产业划分标准，将各产业分成一产农业、二产工业、三产服务业三次产业。加入WTO以来，我国对上述三次产业逐步放开，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三次产业中的外资总量不断上升的同时，外资在三次产业中的垄断趋势已经有所表现。
（一）农业中的外资垄断趋势
近几年，四大国际粮商[ADM（Archer Daniels Midland）、邦吉（Bunge）、嘉吉（Cargill）和路易达孚（Louis Dreyfus）]对我国粮食产业的资本控制越来越具有主导地位。提到农业中的外资垄断趋势，首先就是关系到我国粮油食品安全的大豆垄断问题。这种垄断趋势主要表现在极高的进口依存度、产业机构的外资高度垄断及大豆产业主导权和定价权的旁落。我国从2000年之前的大豆出口国，变为最大的进口国，进口依存度高达64%。随着粮油原材料被外资垄断，其粮油产业链企业也在不断被并购。目前上述四家跨国粮商在全国97家大型油脂企业中的64家参股控股66%。由此而定的大豆以及粮油食品的产量和价格的大起大落受外资的影响越来越大，其主导权、定价权已经初步掌握在外资手中。
另外，外资对种业的垄断趋势也日益形成。2000年以后外国种子陆续进入国内市场，从经营蔬菜、花卉等小作物的成功到积极向玉米、水稻等作物进军，其市场份额不断扩大，在控制我国蔬菜种子50%以上的市场份额后，其种子价格大涨，农民饱尝“一克种子一克金”的苦果。此外，外资垄断趋势还在其他农产品上不断涌现，如速生林等。
（二）工业中的外资垄断趋势
国家工商总局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我国电脑操作系统市场95%由美国微软占有，感光材料行业50%以上由美国柯达占有，70%手机市场由芬兰诺基亚、美国摩托罗拉占有，网络设备60%市场由美国思科占有，照相机18%的市场由日本索尼占有。在生活日用品市场上，来自美国的宝洁公司旗下的OLAY、潘婷、海飞丝、舒肤佳、护舒宝、佳洁士、帮宝适、汰渍、碧浪、登喜路等品牌已经深入到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其年销售额超过二十亿美元，市场份额已经超过了80%，关系到国民正常生活起居，垄断趋势显而易见。在造纸业，全球最大的纸和纸板生产商芬兰斯道拉•恩索集团白白冻结广西林业资源8年，印尼造纸巨头金光集团圈地造林，残食国内造纸厂商的原料来源。在饮料业，国内原有的碳酸饮料公司已有七家被可口可乐、百事可乐收编，外资饮料占领我国饮料市场90%以上的份额。另据统计显示目前外资企业已用最快的速度占有60%以上的中国汽车零部件市场份额。可见，我国在一些非国有行业正面临着外资垄断趋势的进一步侵蚀。
（三）服务业的外资垄断趋势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放宽外资开办零售企业限制。2005年末，家乐福在我国开办了78家，沃尔玛56家、麦德龙27家、欧尚17家。欧尚每个店铺营业额占国内零售五十强总营业额的百分比即销售能力高达31.25，麦德龙20.89，家乐福17.40，沃尔玛13.78。可见外资流通企业正以扩张速度快、营业额增长快、销售能力强、发展潜力大的特点逐步形成垄断趋势。另据报道，外资正在逐步侵入与百姓生存息息相关的水务资产，2007年8月22日威立雅以高于最初资产评估价（7亿）的3倍（21.8亿），竞标天津自来水项目49%的股权。扬州、青岛等地也出现了外资高价收购的情形，为日后外资垄断埋下伏笔。
外资垄断趋势对我国的影响
外资进入各行各业是对我国多元化经济结构的充实，合理的外资数量在相关行业中能够带来竞争，同时还能让本土企业学习到外企先进的管理、市场运作模式等。但是，一旦某个行业形成外资垄断的趋势，对于国计民生、本土企业发展就会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首先，影响我国对某些产业的主导权、定价权和掌控权，削弱宏观调控能力，威胁国计民生。一些外资往往以高价收购国内企业起家，短时间看是国内企业卖了个好价钱，但长期看，外企借此进入国内市场，进而扩张并购更多国内同行，以低价销售商品，一旦占据一定市场份额，掌控了定价权，就会靠垄断优势提升价格，捞回成本，到时国内市场只能任人宰割。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生活必需品行业、水务行业等就在于此。由于外资企业具有相对独立性，国家宏观调控的力度在外资身上会打折扣，严重影响国家相关政策效果，不利于经济调控目标的实现。
其次，影响我国本土企业的发展，扼杀国内新兴企业形成。外资企业高价进入市场，低价销售产品，追求市场份额，排挤国内企业销售空间，形成恶性竞争，本来资本就不雄厚、发展并不成熟的国内企业就会受到摧残，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在外资夹缝中的饮料业、快餐业等行业始终未见有代表性的国内知名企业，有些民族企业还在不断消失中。国内企业受打压，没有资本积累，无法进一步投资，开发新兴行业，形成恶性循环，不利于国内行业发展的长期性、完整性。
再次，造成人才流失，削弱民族品牌意识。外资的垄断趋势很大程度上吸收了高校优秀毕业生加盟，在高工资高福利的吸引下，大量高材生流入外业，为外业带来研发能力、新鲜血液。与此同时造成国内企业创新能力的不断下滑。调查资料显示，重庆市2008年外企从业人员为195170人，比2007年同期增长7.9%，其中研究开发人员为7962人，比2007年同期增长13.9%。各种外资品牌充斥市场，民族品牌在百姓心中地位不断下滑，形不成民族认同感。
应对外资垄断趋势的措施
面对外资对国内产业的侵蚀，各行业外资垄断趋势的形成，我国在做好合理引资工作的同时，更要做好对外资垄断趋势形成的防范工作：
首先，合理限制外资规模，提升外资并购门槛。合理的外资规模带来合理竞争，对国内行业健康有序发展起到积极促进作用。过度追求外资规模，追求表面的经济数据，忽视对外资企业的控制权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市场控制权的掌握，从长远看不利于我国行业的健康发展。今后在外资引进，外资并购的过程中要提高门槛，运用相关垄断理论对外资并购是否追求垄断地位进行衡量，做好预警工作，避免外资恶意并购行为发生。
其次，努力扶持本土企业，树立各行业有代表性的民族品牌。在各行业中扶持若干个有实力有前途的本土企业，创建民族知名品牌，如汇源果汁、王老吉、海尔、海信、奇瑞汽车、上海联华等民族品牌，提供优质国产商品，不断创新，升级结构，合理重组，增加老百姓对国内品牌的认知度和认可度。同时，鼓励有实力的国内企业“走出去”，走向国外市场，在国际市场上与洋品牌竞争，提升自身竞争力和国际知名度。
再次，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切实做好《反垄断法》的制定执行工作。法律法规在促进国内外企业合理竞争方面具有重要的规范作用，法律调节手段是规范市场行为的重要宏观调控手段。不断完善《反垄断法》相关规定，严格执行《反垄断法》相关条文，有利于国内合理竞争市场的培育，同时也能预防和控制一些垄断行为的发生，扭转外资垄断的趋势，给民族企业的成长带来良好的法律和政策环境。
参考文献：
1.常鲁豪.从大豆产业主导权的丧失看粮食安全中的外资垄断问题.今日财富，2009(6)
【论文摘要】中国古代有无民法，学界颇有争议。而学界的争议一定程度上又反映了研究和解释中国传统法律过程中，中西两种法律知识体系的矛盾。即作为一个现代学者，拥有的法律知识体系基本上是西方的、现代的;而传统的中国法律则是属于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法律知识体系，是一种中国固有的知识体系。归纳起来，学界存在两种思路:第一种是从国家制定法的层面讨论有无民法;第二种是从法社会学的视角讨论有无民法。本文对这两种思路分别进行了探讨。
前言
中国古代有无民法，确实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在我国法学界，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民法是西方近现代资本主义法律制度的产物，中国法的历史基本上是一部封建刑法史，没有自己的民法。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我国古代是存在民法的，且是我国固有的民法体系。我觉得讨论这个问题的前提是如何界定“民法”，只有界定了“民法”才有讨论的基础。而学界的争议一定程度上又反映了研究和解释中国传统法律过程中，中西两种法律知识体系的矛盾。即作为一个现代学者，拥有的法律知识体系基本上是西方的、现代的;而传统的中国法律则是属于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法律知识体系，是一种中国固有的知识体系。对于如何解读中国的传统法律，目前学界存在两种思路:第一种是从国家制定法的层面讨论有无民法;第二种是从法社会学的视角讨论有无民法。下面，本文将对这两种思路进行探讨:
一、第一种思路的探讨
从国家制定法的层面出发，学界的主要观点大致如下:
(一)肯定说
20世纪80年代前:
1.梅仲协先生认为:“我国春秋之世，礼与刑相对立。……。礼所规定之人事与亲属二事，周详备至，远非粗陋残酷之罗马十二表法所敢望其项背者。依余所信，礼为世界最古最完备之民事法规也”。但是梅先生又认为，商鞅变法以后，礼与刑之间的分界泯灭了，中国古代的民法都只是残留在律典的户婚、杂律中。“故中华旧法，以唐律为最完备。惜乎民刑合一，其民事部分，唯户婚、杂律中，见其梗概耳”。[1]
2.民刑合一说:杨鸿烈、戴炎辉、、杨幼炯、徐道邻、张镜影、林咏荣及浅井虎夫等法学名家皆此立场。其论证大致为:以调整对象为界限，古代律典中存在民事和刑事之间的实质区别，尽管民事规范较简略，但仍可将中国古代的成文律典看作民刑合一的法律体系。其中，杨鸿烈先生认为:“在现在应该算是私法典规定的事项也包含在这些公法典里面，从来没有以为是特种法典而独立编纂的。并且这些公法典里的私法的规定也是很为鲜少，如亲族法的婚姻、离婚、养子、承继，物权法的所有权、质权和债权法的买卖、借贷、受寄财物等事也不过只规定个大纲而已，简略已极”。[2]他是倾向于认为民事与刑事规范揉杂在一起，也就间接承认了古代中国有民法一说。先生则更直接:“(《大清律例》)《户律》分列7目，共812条，虽散见杂出于《刑律》之中，然所谓户役、田宅、婚姻、钱债者，皆民法也。谓我国自古无形式的民法则可，谓无实质的民法则厚诬矣”。[3]他是认为中国古代虽无形式民法(formal civil law)，然有实质意义民法(civil law insubstantialsense)。此一立论实为肯定说之一变相。
3.民法与礼合一说:陈顾远、史尚宽等先生以及潘维和先生认为礼所规范的对象就是私法关系，是实质民法，至此尚与梅仲协先生一致。然又提出，不仅是先秦，从周礼、《仪礼》到《唐六典》、《明会典》、《清通礼》这个一以贯之的中国古代礼制内都有民法。尚不能赅括者，则归之于礼俗惯例。总之，“吾人宁可认为民法与礼合一说，或习惯法(礼俗惯例)较能赅固有法系中民事法之形成、发展或其本质、作用。唯持此说之学者，在观察之角度上颇有出入，即所谓礼书为民法法源。有认为民法为礼制之一部分，有认为民法包涵于礼之中即所谓礼与民法混合，有认为民法为另一形态之礼，即所谓民法独见于礼。要之，若谓古来民刑区分，民法并无专典，而礼中之一部分，除刑事、政事外，即为民事规范，或无大误”。[4]此说从礼的内涵中开出民法之内容，究其实，亦可为肯定说之另一变相。
4. 80年代后，持肯定说的学者大致有如下几种观点: 1)按照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中国古代存在调整民事关系的法律规范。2)根据的观点，按照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凡是有财产流转和商品交换的地方，必然有民事法律制度，只是这种法律制度的存在形式和发展程度不同而已。3)中国封建时代代表性的法典大都采取“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编纂体例，这种编纂体例有它的时代依据和历史的必然性，它同“诸法并存，民刑有分”的法律体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淆，故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中是存在民法这个法律部门的4)中国古代的法律并非完全体现公法关系，刑罚性条文并不能否定民法的存在。5)针对民法是权利学说的载体，提出民法的最初发展阶段是义务本位。
(二)否定说
最早持否定说的是对近代思想界有重要影响的梁启超。“我国法律界最不幸者，私法部分全付阙如之一事也”。“我国法律之发达垂三千年，法典之文，万牛可汗，而关于私法之规定，殆绝无之”。“此所以法令虽如牛毛，而民法竟如麟角。”[5]其后，王伯琦先生对这一论点进行了发展，认为:由于民法所规范的身份关系和财产关系在中国古代的农耕社会中不够发达，国家倾向以刑罚维持社会秩序。一些简单的社会关系则付与习惯加以调整，“观之唐律以至《大清律例》之内容，仍未脱政事法及刑事法之范围。……。公法与私法，民法与刑法等名词，原系来自西洋，如其意义在吾国未有变更，则谓吾国在清末以前，无民事法之可言，谅无大谬”。[6]同时，针对肯定说，伯琦先生曰:“(历代律令)中户役、田宅、婚姻、钱债等篇，虽亦含有个人与个人间应遵循之规范，但其所以制裁者，仍为刑罚，究其目的，仍在以政府之政治力量，完成安定秩序之作用。其间之关系，仍为公权力与人民间之关系，仍属公法之范畴，与所谓民事法之趣旨，不可同日而语。如现行刑法有侵占、诈欺、背信、重利等罪之规定，其中无不含有民事上债权物权关系之规范在内，但其为刑事法而非民事法，固不待言也”。[7]
按戒能通孝的认识，尽管中国古代的土地所有权和商业关系中的功利主义具有接近西方近代的性质，但由于缺乏公共意识和“遵法精神”，所以，古代中国社会不存在真正的近代意义的私法秩序。此说认为，区分民法的实质意义应依据是否成为权利学说的载体。尽管古代中国可能存在过某种近似西方的民事秩序，但因为没有出现自由和平等(或“对等”)这样的思想，并从而运用这种思想对民事纠纷中的权利问题作出判断，因此谈不上近代意义的民法。
对于第一种思路，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肯定说的。由上所述，归纳起来，否定说最有力的理由有三个:一是从中国古代法律规范的性质看，无论律典还是令、例，都具有明显的刑法性，即使是调整民事关系的法律规范都带有刑罚条款，属于刑法规范;二是从法律关系的性质看，中国古代法律中调整民事关系的规范目的都在于维护皇权，维护国家秩序的稳定，体现的都是公权力与人民的关系，即公法关系。三是中国传统法律缺乏自由平等思想，不存在作为权利学说载体的民法。对此，我对肯定说作如下思考和阐发:
(一)从法律规范的性质看
1.以刑为主、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编纂体例不能否定民事法律规范的存在。中国古代的社会历史环境，决定了法律从产生之时起就以“刑”为主要的表现形式。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历代代表性的法典从《法经》到《大清律例》，都采取以刑为主、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编纂体例，这容易产生一种曲解，即中国古代除刑法外，其他部门法律大概都属于子虚乌有，尤其民法更是如此。欲纠正此曲解，我们首先要区分法典的编纂体例和法律体系这两个概念，前者是立法者立法经验的体现，是主观能动性的产物;后者是基于法律调整对象和调整方式的多样而形成的有机联系的整体，是不以立法者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对于中国古代的法典编纂体例来说，是各部门法杂糅在一起的，是满足统治者需要的所有法律规范的糅合，本来就未按法律部门来分类，因此刑民不分是必然的，不存在刑法也不存在民法。虽然刑事性比较突出，但不能就此称其为刑法典，更不能由此推论其中的法律条文的性质是刑法条文。
尽管法典编纂体例里没有区分各部门法，但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里却是存在各部门法区分的。张晋藩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同样是由刑法、行政法、民法、诉讼法、经济法等各种部门的法律所构成的。”中国封建的法律体系是“诸法并存，民刑有分”的。故从法律体系看，中国古代是存在民事法律规范的，只是其表现形式和发展程度与西方不同而已:纵观世界法律的发展史，诸法合体、民刑不分在法律发展的早期是有共同性的，如罗马法，它早期也是诸法合体的，所不同的是中国古代法律以刑为主，刑罚是基本的制裁手段，民法是以与刑法杂糅的形式表现在条文中的;而罗马法从十二铜表法起，民事法律便在法典中占有主导地位，并逐渐摆脱了用刑法手段来调整民事纠纷的传统。另外，中国的民法从诸法合体中分离出来形成部门法的进程，也是比西方国家慢了不少节拍，直至19世纪中叶中国海禁大开之后，随着西方文化的输入，晚清才开始按部门法修律，从而使诸法合体的中华法系最终解体。
2.调整民事关系的法律规范带有刑罚条款不能否定其民法性。
古代法律中，涉及民事内容的法律条文中往往带有刑罚条款，这并不能得出该条文是刑法条文的结论。首先，我们要明确，中国古代调整民事关系的法律规范是与刑法规范杂糅在一起的，不能简单说一法律条文是刑法条文或民法条文。其次，古代人们对“刑”、“犯罪”的看法同现代意义上的“刑”和“犯罪”是有巨大的距离的。在古人的法律观念中，刑即是法，二者不仅在概念上相通，而且在内涵上也有同义之处，“违法”和“犯罪”是没有区别的。因此，中国古代的法律条文并没有分类，将刑事民事规定在同一条文中。再次，中国古代在适用法律的时候，在程度上是有区分民事和刑事的，法律实践中，对民事关系的调整，往往是依照相关的法律条文，但不会适用刑罚条款。(黄宗智)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古代的律例中，还存在着好些不带刑罚条款的纯粹的民事法律规范。特别是商品经济繁荣时期，如宋朝时期就存在着大量的民商事法律制度。
(二)从法律关系的性质看
1、公私法的划分是现代法的基本原则和法秩序的基础，中国古代并不存在公法与私法的划分，立法者并未认识到公私法的区别，诸法合体，不加分类。德国学者基尔克指出，整个中世纪，一切人之间的关系，包括个人之间的交换关系和国家和人民之间统治关系，都被包含在一个单一法中。所以不能说中国古代民事领域的法律关系体现为公法关系。公私法律关系是混在一起的，如果要说当时有公法关系的存在，那也有私法关系的存在。
2.中国古代民事领域的法律，目的都是为了维护皇权和国家秩序的稳定，这并不能说明其法律关系就是公法关系。就拿我国当今的民法来说，其目的之一也是为了保障社会的稳定，进而维护国家秩序的稳定。难道我国当今的民法关系也是公法关系?法本来就是国家制定的，体现统治者意志的社会规范，不能仅以其维护国家秩序的目的就推定其体现公法关系。
(三)中国古代的民法处于义务本位的阶段
“中国传统法律缺乏自由平等思想，不存在作为权利学说载体的民法”能成为中国古代无民法的理由吗?当然不能!
“缺乏自由平等思想，不存在作为权利学说载体的民法”是由中国古代民法以义务为本位的特征所决定的。从民法的发展过程来看，民法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再到社会本位的过程。所谓义务本位，乃以义务为法律之中心观念，义务本位的立法皆禁止性规定和义务性规定，且民刑责任不分。此时民法的目的在于对不同身份的人规定不同的义务，以维护身份秩序。人类社会之初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局限于家族，各成员均有其特定的身份，整个社会秩序，即以此身份关系为基础。不论在经济政治或社会方面，均以家族为单位，个人没有其独立单位，从而不能有其独立意思之表达。此种以身份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的立法，称为义务为本位。法律之中心观念，在于使各人尽其特定身份之义务，是义务本位法律的本质所在。随着社会日渐进化，家族日渐解体，社会秩序乃以个人之间由合意所形成之关系为基础。法律的基本义务，由使人尽其义务而转向保护权利，以使权利之内容得以实现。于是个人权利之保护，成为法律最高使命，权利成为法律之中心观念，这就是权利本位。社会本位是指在个人与社会之间进行调整，矫正过分强调个人权利，而忽视社会利益之偏颇。义务之负担，不必尽由于义务人的意思。法律的任务，亦未尽在保护各个人之权利。为使社会共同生活进步，法律即强使负担特定之义务，限制或剥夺其某种权利。[8]
从民法的发展过程来看，以义务为本位是民法发展的最初阶段，这是所有国家的民法都必须经历的阶段。中国古代的民法一直处于义务本位的阶段:从财产关系上看，是家内共财的宗法原则，各朝律典都明确地把子孙“别藉异财”，列为一种严重的刑事犯罪。财产的处分完全依据家长意志，子孙私擅自财，则为无效法律行为。财产继承关系也按“宗法”原则以宗祧继承为前提。即使是与宗法血缘无关的纯粹经济关系，也常常按宗法原则调整。从人身关系上看，中国古代社会中，个人从属于家族，个体在经济、政治、精神生活中与血缘宗族群体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个体的一切价值需求，只有在国或家的整体中，才具有现实性。社会构成的基本要素，不是独立的“个人”，而是“家”，人的个性完全消弥在整体之中，个人的存在以履行宗族义务和国家法律义务为前提。个人的权利与价值决定于他们在伦常秩序中的尊卑和在国家机关的位置，以及取得家族与国家的容许程度。法律不仅体现这种身份与伦常关系，而且维护这种关系。在义务本位下，如何能使其含权利之民法法典之意想存乎其间哉?”而由于传统礼的影响，使中国古代民法没有朝着权利本位阶段顺利地发展下去，却始终停留在义务本位阶段，直至清末修律。
固然，中国古代是没有近代西方的权利本位的民法，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没有民法，中国古代存在着义务本位的民法。西方也曾经存在过义务本位的民法，我们不能以其已经发展到权利本位阶段的民法作为参照，来衡量中国古代有无民法。中国古代与西方都存在民法，只是中西方的民法发展速度和所处的阶段不同。不可否认，中国古代的民法发展缓慢，一直停留于最初的义务本位阶段，远远没有西方发达，这也恰是中国古代民法的特点。
二、第二种思路的探讨
第二种思路是从法社会学的视角讨论“中国古代有无民法”。法社会学是把法看作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从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方面分析法在社会实际生活中的制定、执行、遵守、适用和效果。也就是“在一般最普遍的意义上说，法社会学把法置于十分广阔的社会背景进行分析和研究。”其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文献方法、统计方法和社会调查方法。[9]法社会学的思路是要通过法在社会关系的规范作用、法在事件过程中的制约作用，纠纷中的实际解决方式等方面来宣示真实的法。除了这些真实的可观察的过程、关系和可操作的对规则运用的程序外，其他都不算是真正的法。将这一思路贯彻到对中国古代民法的讨论中时，重要的不再是某种成文的规则是否被制定和宣示过(宣示的规则完全有可能在现实中变成“具文”)，而是在丰富的民事生活和多样的民事纠纷中，各种类型的规则是怎样发挥其确认、调整、限制和判断等功能的。采取这样的思路，那些曾出现在国家律典中的关于民事方面的条文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出现或没有出现在国家成文法中但却普遍调整人们的行为方式和在纠纷解决中被遵循的规则包括原则。如果从这一角度去观察中国古代民法的问题，民法是否具有某种价值的标准就显得无足轻重了，民法被扩大解释成一种中国人处理日常生活和纠纷产生后的某种态度和智慧，这样，是否有民法典或成文民事规范的集合都可以暂时忽视。
(一)肯定说
1.黄宗智:他主要使用了清代地方诉讼档案，包括四川巴县、顺天府宝坻县、以及台湾淡水分府和新竹县的档案，还用了一些民国时期的诉讼档案和满铁的调查资料，从而证明，清代法律制度的实际运作与清政府的官方表达是背离的。从官方表达看，法律中似乎不存在民法，但从清代法律实践中看，却不能无视存在着大量民事关系和民事诉讼的事实。
他提出三方面的证据:一是尽管在清代法律的表述上，处理民事案件可以使用刑罚;然而在实践中，几乎不用刑罚。二是清代法律在表达上缺乏民法的概念。但是在实践中，官府日常处理民事纠纷。三是在法律表达上，确实缺少个人独立的财产权和契约权;可是在实践中，民众的“权利”还是得到法律保护的，民众还是可以利用诉讼制度实现他们的“权利”的。由此，他得出结论:清代中国也有民法，是存在于清代社会实践中的民法。[10]
2.梁治平:他受昂格尔的“习惯法(Customary Law)”、 “官僚法(BureaucraticLaw)”和“法秩序(LegalOrder/Legal System)”这一学说中的“习惯法”概念的启发，间接地采用了法社会学的理论，承认“直接的具体事物”中的规则。以此为基础，以民国年间的《民事习惯调查报告》为主体资料，梁氏全面考察了传统社会中包括买卖、典、佃、抵押、婚姻、继承等民事习惯及具体运作形态，其结论谓:“习惯法乃是由乡民长期生活与劳作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套地方性规范;它被用来分配乡民之间的权利、义务，调整和解决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习惯法并未形诸文字，但并不因此而缺乏效力和确定性，它被在一套关系网络中实施，其效力来源于乡民对于此种‘地方性知识’的熟悉和信赖，……，官府的认可和支持有助于加强其效力，但是它们并非习惯法所以为法的最根本特征。”由此说明，中国古代存在着一种“内在的”或“自然的”民事规则。[11]
类似的论证方法在国外也有，如，“这里所说的中国的‘契约法’，不是指契约理论或法典，而是指，……，‘合意交易……的法律实效’，它强调的是国家司法机器强制执行的事实。这类强制执行的法律尺度来自于国家的习惯做法，而不是成文法典或理论”。
(二)否定说
如滋贺秀三、迟田浩明这些学者，在考察了中国古代特别是清代的民事纠纷的解决途径及契约的运作以后，一致认为，虽然存在着一些解决纠纷的惯例或惯行，但主要的解决途径是通过对“情理”的理解和平衡，而不是依据某种客观的规范，“能够作为一套具有具体内容、且在程序上得到了实定化的规则而被予以适用的实体规范本身，无论在国家还是在民间都是不存在的”。连“习惯法”层面的规则也没有真正在纠纷和民事案件审理中起过作用，“从当地民间风习中去找出法学上称为‘习惯法’即具有一般拘束力含义的社会规范，并明确地根据该规范作出判断的案例，实际上连一件都未能发现”。“土例的引用也只是听讼查明案情并给以恰当解决之一般过程中的一环，谈不上使用了习惯来进行处理”。“风俗”则只是“‘情、理、法’之一判断结构中的东西，其自身在听讼中并无独立的意义”。总之，“只要非争讼性习惯或惯行正常运作——事实上大多数时间里都是正常运作的——就不发生问题。但一旦发生问题出现了纠纷，却不能说非争讼习惯或惯行已经为处理解决问题、纠纷而准备好了所需的规则或规范，这种时候依靠的是情理的判断”。[12]他们认为，规则与规则所规范的社会现象之间应该有所区分，那种依照某种惯行或惯例行事的社会现象并不能直接视为法或民法。
对于肯定说里黄宗智的观点，他的观点里存在一个“困境”:对于“民法”的界定，他似乎参照的是现代西方的理论系统，从他的论述里我们可以发现:那种源于市民社会，以自由、民主、权利为价值原则的现代西方民法，清代是没有的。但是，对于“中国古代有无民法”的回答，他又试图超越西方的理论范式，他主张从民事实践看中国古代的民法，他觉得不应无视清代法律实践中存在的大量民事关系和民事诉讼的事实。总的来说，他试图从民事实践中证明，中国古代存在近现代西方的那种民法，这可行性值得推敲。[13]
对于梁治平等人的“民事习惯法”和“契约法”一类的观点，将所谓“内在的”或“自然的”民事规则视为民法，是否可行?我认为否定说的观点不无道理:首先，规则可否等同于法?如果法的外延将规则也包含进去，会不会使法这种特殊的社会规范失去其特殊性，从而混淆了其与其他社会规范的界限。其次，可被称为法的规则，至少要有实定性和可预测性，假使承认这些都是某种意义上的规则，但指导人们行为的规则和是否在纠纷调解和案件审理中被运用是两回事，并且，人们行为模式中可观察的规则和这些规则是否被认识和总结也是两回事，所以，即使民事实践中存在一种“内在的” 或“自然的”规则，那也不能说明存在民法。因为这些“内在的”或“自然的”规则并没被人们认识和总结并适用于纠纷调解和案件审理中。(当代言语行为理论的代表人塞尔曾打过一个比方，塞尔说，他把车停靠后会自觉地将车轮打直，但他的儿子却是因为驾驶学校的老师告诫后才采取这一行动。这样，“停车后将车轮打直”作为一种规则是对他儿子的行为产生意义的，但在他以前的行为中并不成为规则。)滋贺秀三他们认为，中国古代对民事纠纷的处理，主要的途径是通过对“情理”的理解和平衡，而不是依据某种客观的规范;民俗习惯只不过是“‘情、理、法’之一判断结构中的东西，其自身在听讼中并无独立的意义。
如果将“内在的”或“自然的”民事规则视为法，会不会导致“法”的外延过于扩大化?如果靠通过不断的扩大“法”的外延来界定“民法”，将会使“民法”的界定失去意义，从而使“中国古代有无民法”这个问题失去讨论的平台。如果将人们行为模式中可观察的规则视为法，那么法的外延将无限扩大化，甚至连通过对“情理”的理解和平衡来处理民事纠纷这样一种做法也可视为一种“规则”，进而视之为法。因此，法的外延需要有个明确的界限，“民法”的界定也需有个明确界限。然而这个界限应该如何确定呢?这恰是采取法社会学视角的学者们的意见分歧和僵局所在。
三、第二种思路的启示
第二种思路采取的是法社会学视角，这思路本身展现了一种创新的意义，中国古代法的观察视野被再一次拓展了。礼俗、习惯、契约及其订立契约的惯例以及古代田土钱债等诉讼中的规程等内容，都展现在眼前，人们得到了以前在成文法讨论范围内根本无法想象的丰富精彩内容。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尽管从这种思路对“中国古代有无民法”的讨论仍然存在较大分歧，答案依然没有出现，但从该思路的讨论过程中，我们对中国古代民法形成了一批系统的研究成果。
从法社会学的视角，我们看到:根本没有一个抽象的“民法”存在于现实世界中，作为一个共相的“民法”，只是因为有无数的民法规则(作为“殊相”的民法)在通过对它所规范的对象间发生规范与被规范的联系时，才可能被人们认识和把握。甚至可以说，如果不在具体的案件中得到运用和解释，民法规则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换言之，没有任何抽象的“民法”以及民法的价值、理念、精神或目的等先验地存在，只有在现实生活和具体的民事案件中发挥规范效果的规则才可以被称为“民法”。民法不再是观念的抽象物，也不需要和不能够通过抽象的思辩来完成认识，而只有通过与外在事物的联系中才可以得到观察并加以把握。中国古代社会中大量的民事实践为我们展示了中国古代民法的具体图像，深化了我们对古代民法的理解，需要我们好好去考察和研究。而对于民事纠纷，中国传统的处理方式不是以确定的权利为依据，而是在具体的场景中衡量利益是否受到损害，如果有损害则考虑救济。这种在个案中寻求公平的思路和机制，不同于大陆法系依据法定权利确认救济的方式。但恰恰因为中国古代社会能基本上做到这一点，整个社会才保持了最低限度的秩序。或许这才是我们最该研究和学习之处。
或许我们可以跳出问题的圈子，不去过多的从体系上纠缠“什么是民法”“中国古代有无民法”。我们更应该从中国古代的社会生活和民事实践中，考察和学习古人在处理民事关系和民事纠纷时所体现的经验和智慧，从中挖掘对我国当代民法的发展有启示和借鉴意义的固有资源。
参考文献:
[1]梅仲协，《民法要义》，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 P15-16.
[2]杨鸿烈，《中国法律思想史·下》，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6， P250-251.
[3]，《中国民法总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 P16.
[4]潘维和，《中国近代民法史》，台北:汉林出版社， 1982， P54.
[5]梁启超，《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北京:中华书局， P52-53.
[6]王伯琦，《民法总则》，台北:国立编译馆， 1963， P15.
[7]王伯琦，《民法总则》，台北:国立编译馆， 1963， P15.
[8]粱慧星，《民法总论》，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1， P41-46.
[9]马新福，《法社会学导论》，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2.
[10]徐忠明，《清代民事审判与“第三领域”及其他——黄宗智评议》，《法律史论集》第3卷，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1.
[11]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 1996， P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