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14 18:23:5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区域文化，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由于各地自然地理条件、经济、历史、生活方式、军事等各方面的差别，在各个地域上都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民族心理、生活方式、价值取向、情感认知及为人处事的方式，形成了有别于其他地域的行为习惯、思维方式和看待事物的角度，我们称其为区域文化。如果将中国文化看作是根文化的话，各个区域文化则是其枝文化。人们早已经注意到这种区域文化的差别。譬如，在哲学思想上：有“南老北孔”之说；在思维和性格上：有北人厚重、南人机灵之说；在生活方式上：则有“南米北面、南甜北咸、南船北马、南经北政、南拳北腿、南骗北抢”之说。明代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详细描述了中国各地不同特色的文化，对饮食文化有如下描述：“海南人食鱼虾，北人厌其腥；塞北人食乳酪，南人厌其膻；河北食胡葱蒜韭，江南畏其辛辣，而深不自觉。此皆水土积习，不能强同。”中国的各个区域文化共同参与了中国文化的建构，他们是中国文化统一的精神特质下不同的表现形式，既共同建构了中国文化的辉煌，又分担了它的风风雨雨。
如果我们考察并对比一下世界各国或者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历史状况，我们就会看到，相同的经济制度与发展模式在不同区域文化背景中可能会产生极为不同的结果。非洲的尼日利亚实行的是与欧洲相同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上的民主制度，然而经济发展的结果却差之千里。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等国实行了西方经济学家主要是芝加哥学派开出的自由主义的药方，却都没得到想要的结果。观察中国内部的不同城市区域就会发现，但凡区域文化发达的地区往往也是城市区域经济发展较快、合作较好的地区。比如：长三角有吴越文化，珠三角有岭南文化，京津冀有燕赵文化和京派文化，胶东半岛有齐文化，川渝有巴蜀文化，湖北有楚文化，河南有中原文化。从另一个方面看，不同的区域文化还造成中国不同地域间巨大的发展差异。比如：浙江温州和广东汕头，都是位于中国东部的小城市，汕头还是中国最早开放的沿海城市，自然地理条件也优于温州，现在的状况是汕头由于出现诚信等问题在日益沉沦，温州却迅速走出假冒伪劣的阴影而蒸蒸日上。对比一下京津冀城市区域和长三角城市区域，后者发展神速、合作日益深入，前者发展较缓、貌合神离，都有文化的因素在里面作怪。
认同（identity）一词在本源上是指同一性，指在三段论中两个或多个元素之间可以彼此替换而不改变其真值的一种关系。心理学中则将之理解为一种心理机制，一个人据此有意或无意地将另一个人或群体的特征归属于自己。认同也是一个识别象征体系，用于界定“自我”的特征以示与他者的不同。特定的文化认同，成为个人或集体界定自我、区别他者，加强彼此的同一感以凝聚成拥有共同文化内涵的群体的标志。一个人可以从属于不同的社会共同体，小到家庭，大到国家，因而文化认同也是复合型的，族群、地域、阶层、宗教、阶级等都可以成为文化认同的载体。人们对一个较小单位认同的同时并不妨碍对较大的单位认同，比如一个人可以宣称他是上海人，并不妨碍他宣称自己是长三角人或者中国人。
区域文化认同对城市区域合作可能产生很大影响。据有关专家估计，从全球范围来看，大约只有30%的经济合作是由于技术、财务或者战略方面出现的问题而搁浅，与之相对，大约有70%的失败是由于跨文化沟通方面的问题造成的[1]。塞缪尔•亨廷顿对区域合作的经验研究表明，欧盟在一体化道路上走得最远，能够建立起区域共同市场和经济政治联盟，就是因为欧盟区域内以基督教文化和新教伦理文化为基础的文化认同和人文基础；而多元文化的区域组织如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等几乎都在区域合作的道路上步履蹒跚，就因为其缺少文化的认同基础。正是历史沉淀下来的文化认同，才使欧洲从低层次的自由贸易区逐步发展到更高层次的机制协调并上升到货币联盟[2]。从欧盟内部的例子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市与瑞典南部的马尔莫市在地理位置和文化传统上更为接近（注：马尔莫地区原属于丹麦，1657—1660年被瑞典吞并），由于欧洲经济一体化和政治趋同的大趋势，使得丹麦和瑞典的官方边界逐渐消隐，结果马尔莫地区与哥本哈根（而不是与本国的斯德哥尔摩）形成了一个经济合作区。反过来，不能取得文化上的认同感也可能导致区域合作的失败。土耳其在1988年即已提出加入当时的欧共体，至今未能如愿，一个不言自明的原因是欧洲人无法认同信仰不同宗教的土耳其人为其同类。土耳其人要如愿成为欧洲人，就要获得欧洲人的文化认同，要跨越文化的、心理的、历史的障碍。2005年5月29日法国公民投票对《欧盟宪法条约》说不，6月1日荷兰更以63%的反对票否决了该宪法，显示两国人民还没有形成对于欧盟政治统一进程的认同。这说明欧洲人虽然在宗教上和基本的价值观上能够找到基本的共同点，然而欧洲各国人民对于本国民族文化或者区域文化的认同可能会超过对于统一的欧洲文化的认同，各国民族文化和区域文化的差异性加上有关就业机会等其他非文化的因素，完全可能成为欧洲进一步实现一体化的障碍。因此早期欧洲一体化的设计者法国人让•莫内（JeanMonnet）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预见到将来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于是有如下的名言：“如果我们可以重新开始的话（注：指欧洲一体化），让我们从文化开始吧。”[3]
二、以区域文化认同促进城市区域合作与发展
城市区域合作，从经济目标来讲，无非是要形成完善的市场体系、合理的城市体系及城市间有效的产业分工体系，从城市政府的角度来说，无非是城市间共同合作来解决一些单靠一个城市无法解决的问题，如环境问题和交通、通讯问题。但是，城市区域合作都是由人来完成的，而现实中的人并非纯粹的理性经济人，他还是一个“社会人”或者说是“文化人”。其决策受到制度的制约和文化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有时甚至超过对于经济因素的考虑。比如，香港与广东山水相连，具有相似的区域文化认同，因而在改革开放之初，便有大批香港人携带自己的资金、技术回到珠三角地区投资创业，前店后厂，粤港合作进行得轰轰烈烈，极大地促进了珠三角地区的城市化并最终促成了珠三角城市区域的形成。这种现象并不能仅仅用国内的劳动力低成本来解释，因为东南亚一些国家劳动力成本更低，而在中国各大区域的相互比较中珠三角无论在自然资源还是在劳动力的成本和质量上均不占优势，而惟一的解释就是粤港双方文化上的一致性以及双方人民基于亲缘与地缘关系的一种文化上的认同感。就京津冀城市区域而言，北京作为数百年中国政治中心而形成的京派文化与主要是津冀地区草根阶层精神特质反映的燕赵文化的显著差别，使得三地之间难以取得文化上的认同感，城市区域合作难以取得进展。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北京与津冀之间尽管地理上非常接近，但北京流向上海的资金远远高于流向津冀的资金。可见，区域合作中，无论是中观层次的城市合作，还是微观层次的企业合作，都无疑受到区域文化认同的巨大影响。人们对区域文化的认同感可以促进城市区域合作，反之，如果一种区域文化无法取得区域内人民的认同，城市区域的经济合作必定受到阻碍。
同质的区域文化比异质文化更能促进区域形成共同信念、价值观、道德伦理以及共同的生活习俗，因为它都有助于个人、企业家、政府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尤其是企业家之间以及与政府间的合作，减少交易成本。事实上，城市区域合作的模式、进程、性质和特征都受到区域文化的极大制约。城市区域合作的成功离不开深厚的文化基础、广阔的文化背景和较大领域内的区域文化认同。区域文化认同是城市区域合作得以成功的内在逻辑与基本动力，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区域文化认同有助于降低合作的风险与交易成本。首先，当一个区域内形成一套为大多数人所认同的行为准则和道德标准，将会降低人们相互沟通、理解的难度，增强合作一方对于另一方的信任感和对于交易成功的信心，降低签订契约的成本。其次，由于合作双方都有相同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双方都能够对合作所面临的风险进行一个合理的科学的评估，并将这种评估在契约（或协议）中反映出来，实际上降低了合作可能面临的风险。第二，区域文化认同促进城市区域的要素流动。对于资金、技术等资源的流动来讲，投资者对于区域文化的认同感会使投资者减少对于要素流动的顾虑因而愿意在区域内投资。投资者本能地寻找自己熟悉的文明与生活方式，饮食、语言、习俗、宗教、价值观，等等，这是沉淀在血液中的东西，是投资者在选择投资地时不可不考虑的重要因素。对于人力资源来讲，区域文化认同也有助于人才和劳动力的流动，因为它导致人们在区域内能够获得一种近似于家乡的亲近感，因而这是人们在择业时的一个重要考虑。比如长三角城市区域具有一种“务实、开放、宽容和个人主义”的大致相同的区域文化传统，上海浦东一开放，便有大量浙商进入，或者举厂迁移，或者在上海设立总部，前厂后店进行生产，而上海的技术、资金、人才也在向浙江流动。相反地，我们看到，尽管珠三角的农民工工资比之于西部要高，但大量西部农民工还是宁愿留在本市或本省工作，珠三角的民工荒多年未解。对于跨文化的经济合作，譬如投资行为，往往会由于双方文化上的差别而难以进行沟通和了解，并且由于这种文化差别，一方很难理解另一方的一些行为，从而形成对于要素自由流动的看不见的障碍。江苏省昆山市虽然是一个县级市，但是台商在那里投资踊跃，年投资几十亿美元，台资企业成为昆山经济的重要支撑。除却政策上的原因，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文化认同感。就如昆山市台商联谊会会长所言，“那里的环境和文化使台商觉得与在家乡没有什么两样”，这就是文化认同的魅力所在。[4]第三，区域文化认同提升城市区域的凝聚力。当一个区域形成一种为大多数人所认同的优良文化时，实际上等于营造了一个和谐、积极的社会规范，从而形成整体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的形成可以激发人们的进取精神，提高生产效率，它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三、区域文化认同的现代重建
山因势而变，水因时而变，人因思而变。区域文化认同本身是其自身在历史过程中演变的产物，它因人的创造而发展，因不同文化的碰撞而融合，因时代的变化而变革，因科技的进步而演进，因而区域文化认同本身就是吐故纳新、与时俱进的。以长三角文化为例，长三角地区在战国时代属吴越之地，“吴越二邦，同气共俗”，崇尚勇武，多斗将战士、侠客兵家，他们“好相攻击”、“轻死易发”，被中原人认为是南方荆蛮之地，这种文化被称为吴越文化。到六朝以后，大量北人南迁，江浙地区大规模开发，这一带风景秀丽，人民生活稳定、富足，文化上也发生明显转变，“家家礼乐，人人诗书”，人们由尚武转为尚文，由勇武转为温文儒雅，灵活、纤巧、文雅、开放、刚柔相济。这一时期江浙地区的文化被称为江南文化。江南文化中商人地位的提高、市民文化的发达、人们追求新奇和偏离正统是其重要特色，以苏州为中心的吴文化还具有崇尚闲情、求适宜，讲适意，不激不随，外柔内刚，精巧雅致等特点。到上海开埠，逐渐以上海为中心形成了重视工商、弘扬人性、敬业、精致、不过激和讲求适意的近代长三角区域文化，也被称为海派文化[5]。也有人将海派文化总结为：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开新”、文化的市民化[6]。
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并能够促进城市区域经济合作的新形势下的区域文化认同是城市区域建设与合作得以成功的重要保证。而区域文化认同的重建离不开先进思想的指导。从历史来看，江南文化的最终形成与明代大哲学家王阳明先生有很大关系。王阳明主张“破心中之贼”重于“破山中贼”，即是强调了中国人应当人人都成为道德自律的自由个人，人人要自己能做大英雄，“满街都是圣人”。王阳明的学说在江浙一带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中间大受欢迎，成为江浙浓厚的商业文化的理论基础。温州文化作为江南文化的一个分支，其形成则与1600多年前永嘉文化有关，永嘉文化主张“功利并举”、“农商并重”，即功名和利益同等、农业和商业并重，这种“事功”的文化传统成为温州文化重视商业经营重视个人奋斗的文化基础。可见区域文化认同的形成与思想上的解放、新思想和新理念的提出并发扬光大很有关系。今天我们要实现区域文化认同的现代重建，同样离不开思想的解放和先进思想的引导。
区域文化认同的现代重建，简单地说就是要实现区域文化的现代化。不同区域有不同的区域文化，它们既有反映其区域文化特点的特殊性，又要有反映现代文化和区域合作要求的共性，区域文化即是这种特殊性与共性的统一。这种共性我们概括为：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新型的市民文化、竞争文化与合作文化的平衡。
首先，现代区域文化一定要具有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即对世界不同地域、不同人群的不同文化要素，要能够兼容并蓄，要能够“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让世界上一切适合自己的先进文化为我所用。只有区域文化具有了这种包容性和开放性，才能具有对于外来人才、投资者或者移民的亲和力、吸引力。有的时候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人不能相互理解，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却能够彼此理解和尊重，这其中的重要差别就在于文化是否具有包容性。当然这种文化包容性和开放性并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不能脱离民族文化的根基，也不意味着民族文化的消退。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本土文化都能和谐共生、取长补短，而佛家文化作为一种外来文化，是中国历尽万难“西天取经”而引入的，并在中国生根发芽、发展壮大的。当前中国各城市区域文化都面临着西方强势文化的强烈冲击，中国传统文化中也确实存在着众多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成份，如何保留传统文化中主流的有益的成份、吸收西方文化及其他区域文化中合理的、有益的成份，抛弃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中消极的成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1、闽台区域文化的传统。
闽台区域具有深厚而独特的文化底蕴、文化渊源和文化积累。今天所说的闽台文化传统，它的形成既是本地文化、同质文化长期的继承、演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同外来文化、异质文化交流、融合、创新的过程。历史上福建向台湾的移民以及闽南文化在此过程中的大量文化传播，可以说为闽台区域文化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它的形成是在两岸社会历史的不断演进中实现的，在交流与融合，在内部各自演进中化连为一体，成为具有共同地方特色、同质性很高的区域文化。闽台文化的亲缘关系，不仅是总体意义上的同文同种、同宗共祖，而且在家族血缘、闽客方言、、民间习俗、歌舞技艺等方面有着更多直接的承递关系。
历史上，由于闽台区域远离儒家中心文化，带有边缘文化的色彩，较具开放性、商品性。开放性意指率先收纳域外文化，表现出更大的融摄力与兼容性，商品性则指商业活动的频繁，使之催生了与中原传统的重官抑商相抵牾的商品意识和商贸文化的活跃，历经荷据、日治，中西文化在台湾汇合、碰撞、交流，也使闽台文化原有的商品性得到了深化。开放性、商品性、形态的多元性成为闽台文化的传统与特色，闽台区域文化的内涵进一步拓展，形成了等价交换、诚信经营的理念和农商并重，义利兼顾特点。作为一种地域文化，一方面，闽台文化吸收和保持了中华大地上深深扎根的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意识和内涵，也具有学习、兼容西方文明的特点，形成了博采众长，兼容并蓄的胸襟和敢为人先、务实奉献、富于开拓精神。具有灵活善变、开拓创新和自觉参与竞争的区域文化性格特征。
2、闽台文化的现实――文化产业发展与合作的必然性。
我们今天所谓的闽台文化是个联系古今的概念，既承袭了传统的性格，又在两岸社会的不断演进中发展、变迁着。在闽台文化融合的历史进程中，闽台文化交流曾于1949年退居台湾后而中断，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大陆实施改革开放后，闽台文化交流才逐渐恢复。到了20世纪90年代，闽台文化交流进入了快速发展轨道，闽台区域文化也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同时为闽台文化产业的发展与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现实生活中，社会越发展，经济越发达，文化的作用越突出，文化产业日益成为强力的经济增长极。从世界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交流的深入，物质生活的丰裕，消费需求出现个性化、高级化的新趋势，人们购买商品时已不再单纯追求其使用功能，而是日益注重商品与服务背后的观念价值，提高了文化消费力，区域内人们的文化视野变得开阔起来。与此同时，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与文化因素的渗透而引发产品的革新和附加值的提高，经济价值越来越取决于以文化为底蕴的价值观念，市场竞争已从产品之间转向文化之间，或者说越来越依托于文化的辐射力，文化价值越来越显示出资本价值。这一新形势无疑也为闽台区域文化产业发展开拓了广阔的市场，也是促成闽台文化资本得以形成的社会和时代背景。而面对闽台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尤其是福建)的现实压力，变之为激发闽台区域文化产业奋起直追与发展的动力，乃顺应了闽台文化交流不断紧密深入与自身发展的现实需要和趋势。
文化产业应成为激活闽台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头产业逐渐获得了共识，区域综合实力的增长、区域经济的振兴，对区域内的文化竞争力的依赖性越来越强，文化竞争力已成为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闽台文化产业合作理应成为未来闽台区域经济合作的核心。加强文化产业交流与合作，促进闽台文化产业的发展，并提高它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是闽台区域现实发展的需要和必然选择。一方面，就福建而言，正逢大陆开始实施“十一五”国民经济计划，正处在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扭转粗放增长方式，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阶段，为福建经济发展指出了良好发展方向和发展目标。就台湾而言，近年台湾经济增长趋缓，国际竞争力下滑，台湾亦处于以产业升级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另一方面，台湾有比福建丰富的资金、国际竞争经验和高附加值生产能力、市场策划能力，但市场规模相对狭小，人力成本高昂，而福建以及与之相连的广阔的大陆市场，相对低廉的人力资本，闽台区域产业有着很强的互补性。另外，当下台商投资出现了从传统劳动密集产业逐步向资本、技术密集产业转变的趋势，也给闽台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契机。总之，源远流长的闽台关系和文化传统，丰富的合作经验以及在世界新的发展形势下，文化发展的新理念诉求、文化的资本价值，都决定了闽台文化产业发展与合作是闽台文化现实发展的必然选择。闽台区域文化资源从纵向讲，积淀丰厚，是中国文化版图形成过程中的一支非常重要的缔造力量，蕴藏着巨大的文化资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这些资源一旦转化成文化生产力和文化资本，就会在现有的中国文化产业版图中异军突起。
二、闽台文化资本的形成
1、文化资本的理论分析。
文化资本(culturalcapital)是法国文化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理论术语。这个概念不仅描述文化与(经济)资本二者之间的关系，而且甩来表示本身即作为一种资本形式的文化。某些文化资源，不论是文化实践还是文化产品，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可以成为稀有资源，成为不同社会主体和社会阶级的争夺对象，占有这类资源可以获取一定的物质的和象征的利润。在这种情况下，文化资源就开始成为文化资本，这同时也意味着资本的概念正在向更宽广的领域延伸。
澳大利亚麦考里大学经济学教授戴维・思罗斯比根据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之间的关系，给出了经济意义上的“文化资本”的定义：“文化资本是以财富的形式具体表现出来的文化价值的积累。”这种积累引起了物品和服务的不断流动，与此同时，也形成了本身具有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商品。不难理解，文化资本具有传统形式资本的基本特征，即能带来增值的价值，指与物质再生产过程密切联系的一种能够带来增值的生产要素。将文化资本看做是一种经济现象，是基于文化资本被认为是具有文化价值的财富，而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文化资本这一概念的提出，足以构成一个新的问题空间，而且是比经济资本更举足轻重的一种资本。文化资本理论也开始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特别是在文化日益被视为一种产业，更具有不可忽视的理论意义，区域文化资本表现为区域文化资源积累的厚度和文化资源开发的能力，越来越成为区域文化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并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区域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区域的文化资本问题越来越具有突出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2、闽台文化与资本的融合。
文化资本和所有的资本形式一样，具有顽强的再生产(乃至扩大再生产)能力，它们共
同维持着社会的再生产。如何将丰厚的文化资源转为文化资本，文化资源的优势要真正转化为文化资本的优势，需要一个对文化资源深入发掘、科学配置和恰当转换的运作过程，要形成文化资本必须实现文化和资本的融合(是一种内在的结合)。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文化与资本的结合可以从三个方面展开。其一，文化当然要由资本来支撑，没有资本支撑的文化自然要萎缩，甚至消亡，这种文化与资本的结合方式只是浅层次的、外在的，资本与文化的这种结合，只是在浅层次上履行了资本的社会责任。在这种方式中，资本还是资本，文化还是文化，它们之间只是实现了机械的结合，而没有实现真正的融合。其二，通过资本把文化引入企业，使企业人与文化人全面结合在一起，创造一种双方共同感兴趣并长期追求的事业。其三，是通过资本和文化的融合，两者相互间的渗透，提供了具有丰富、独特文化内涵的产品或服务。在知识经济时代，通过把文化融入产品和服务是创造财富的最有效方式，提高了商品附加价值和在市场上实现其价值的可能性。这种方式实现了资本与文化的内在结合，而资本与文化的这种深入结合可以创造出让人意想不到的财富。
闽台作为一个区域，有着不同特色的文化资源，构造了不同的文化空间，代表异质景观，这种文化差异的存在使流动与交换有了可能，也恰恰构成了自身的文化资本，使得闽台文化产品及其生产，具地理性特征，在市场里自然也就拥有了社会注意力和吸引力。而闽台文化资本最终形成与否，就决定于资本与文化的内在结合，其主要途径有三：一是对闽台区域的历史文化资源进行资本化改造。最具地域性、原创性的闽台文化资源是文化资本的形成的基础性资源条件，这些资源的经营权、开发、利用权等，若向民营资本、外资、台资开放，便形成多元化投资经营的生动局面，实现了文化资源的资本化。二是在文化资本的形成当中，文化资源转变为文化资本主要在于创新，创新是从资源潜力走向产业实力的关键性环节，包括内容创新、体制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等。三是促进交换，交换是文化资本得以转换生成的条件，文化资本只有在进入流通环节、在可交换的基础上才成为一种资本的。在没有进入交换之前，文化资本往往只以资源的形式存在着，正是交换过程把文化资源资本化，成为可以在文化产品中积淀和传递的象征资本。因而，应促进闽台文化之特色产品与其他区域文化产品进行交换，闽台文化资源只有借助经济资本把闽台文化融入产品和服务，形成了特有的文化价值，得以转换成文化商品，又通过以过去所没有的深度和广度，把闽台文化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在进入流通环节之后，文化资本又通过接受者的文化消费再次转换成经济资本的收益，并最终在交换之后获取资本的收益。
闽台文化资本的形成便是要实现这个意义上文化与资本的融合，我们今天发展闽台文化产业，不仅要面向闽台、面向全国，而且必须面向世界，要把闽台丰富的、独特的、珍贵的文化资源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加以合理开发、包装，通过市场化发展的途径，使之转化为全世界亿万人都能享受的文化商品，扩大闽台文化在中国、在世界的影响。整合和推动开发闽台的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这不仅用智慧和美感来丰富了老百姓的生活，而且将有助于推动我们经济的增长，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同时也将有助于提高我们的文化素质和文化品格。还需提及的是，如上所述，最具地域性、原创性的闽台文化资源是文化资本的形成的基础性资源条件，而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也为闽台文化资本的形成提供了条件和物质基础，如消费的大众性及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消费社会的来临及其所导致的大众对于娱乐性、消费性、益智性、消遣性文化产品的需求，也是促进闽台文化资本形成的不容忽视的社会条件之一，而新的传媒技术的发展(印刷技术的进步，广播、电视、网络空间等的诞生与拓展，则使之具备了技术的条件。总之，文化产业不同于一般产业，在于它是智能、知识及文化力量的集结与发挥，是整合文化形象与文化艺术生命力，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情境环境塑造及文化艺术的“知识”传递，透过文化资本不断的积累，进而形成一股强而有力的经济力量。闽台文化产业的未来发展，将越来越倚重于文化资本，发展与否取决于所掌握的文化资本的量及其运作。
三、 闽台文化资本的运作
知识经济时代的一个特点便是，不仅实物产品的生产可以推动经济车轮滚滚向前，也可以通过文化资本的运作来创造财富。文化资本是决定经济增长的一种关键性生产要素，如今已成为全球竞相争夺的宝贵资源和市场，文化产业的影响力，是与其掌握的文化资本直接相关的。闽台区域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积累了难以估价的文化资本，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启动这些文化资本，使所有这些文化资产的增殖职能得以发挥。如果能在特有的文化资源基础上开发现代文化产业，形成大的文化力，在国内外文化市场竞争中发挥的优势，形成具有特色的文化产业。着眼于这一目标，闽台文化便不能再保留原本形态，而必须考虑如何通过文化资本运作来促进这种流动与交换；而且对文化资本的运作要有清醒的意识。闽台文化资本的形成后要真正发挥其文化资本的优势，需要一个科学配置和恰当转换的运作过程，这个运作的基本特点应该是如何把文化资本潜在的交换价值真正发掘出来和呈现出来，使它得以在观众那里变成可消费的符号，当然这个过程的演化本身将导致各种文化因素互相的渗透、冲突、依存和重组，反过来也推进区域文化更加复杂和多元的发展。目前闽台文化资源优势未能如愿以偿地转化为文化资本的优势，与缺乏缜密而有效的资本化运作不无关系，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因而在战略上、体制上、政策上等方面要有必要的调整与改革。 首先，对文化资源要有清醒的认识，在对闽台区域文化资源做基本的梳理、分析和评估的基础上，对之进行准确定位，科学扬弃，强化区域文化的个性和竞争力。要对文化资源的性质、层次分类，对转化的可能性进行分类，合理开发、配置、整合，这个转变过程是很复杂的，我们决不能用简单的经济思维、简单的市场思维来催生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的转变，而要把闽台文化含量、文化内容、文化价值最大、最优化的东西体现出来。如就福建而言，可规划和建设一批大型的历史文化旅游产品，深度开发若干与台湾关系密切的郑成功、施琅等历史人物的故居、宗祠、台胞祖籍地等重点历史文化景观，提高其中的历史文化含量，增强区域内外大众的消费意愿。
其次，要发挥闽台区域文化资本一体的整体效应、区域文化优秀精品荟萃的集聚效应、区域文化强强联合的联动效应、区域文化要素交融的互补效应以及区域文化交流和影响的辐射效应，让资源共享，区域既分工又协作，发挥资源的整合功能，一是同类文化资源的链接，即在文化理念，在文化人才之间，或者是在文化生产、经营活动之间，这种同类项的文
化资源新组合，如对闽南特色文化的整合，形成区域独特的文化资本，其合力应是强势之所在。张扬区域文化的特色，通俗地讲，特色就是个性品牌，特色就是错位竞争力。二是不同文化资源的链接。这是不同类项的文化资源整合，由于历史的原因，台湾近代史中，在荷兰人治下长达38年，在日本人的治下也有50年，又阻隔了近50年，所以，多元文化在台湾共存，从人们的思维、语言诸方面都有了台湾的特色，我们要认识并重视这一差异性，重视闽台文化在文化理念、文化人才、文化生产及经营活动之间的交叉整合，重视并促进区域内文化差异性的流动与交换。
第三，闽台文化资本运作更是需要长期深耕、布局。要充分了解文化资源的状况、文化供给能力、文化需求状况及其变化趋势，绝非一蹴可及，这里包括文化市场的培育功能，文化发展的引导功能，文化人才的交流功能和文化成果的共享功能，增强系统效应和整体优势，造就新的文化生长点，为闽台文化产业争取更大的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带来深远的影响。要认真研究借鉴先进国家和地区文化投资的成功经验。
第四，建立闽台文化产业生产链，着眼于产业链经营，文化产业是有很强的产业关联性和广阔的文化周边产业开发空间，能否形成文化产业链是今后检验文化产业是否成熟的标志以及文化资本良性可持续运作的前提之一。
中华文明在春秋战国中华传统文化及民族精神基本形成时期，就开始按各地风俗的不同来区分和认知地域文化了。《诗经・国风》所收诗歌即采自周王朝各诸侯国并按地域国别进行编排，展现了各地域间的民俗风情和不同文化特征。但现代意义上的区域文化研究在我国萌芽比较晚，20世纪30年代，学术界成立了一个“吴越文化研究会”，是中国最早提出的一个区域文化。上世纪40年代巴蜀文化兴起，建国以后最早开始研究的是楚文化。之后，齐鲁文化、岭南文化、中原文化、三秦文化、燕赵文化、三晋文化等区域文化纷纷扯起大旗，在短短的几十年内蓬勃发展起来。
那么，国内地域文化之所以快速发展，其原因何在？又有何现实意义和价值呢？
首先，从全球的大环境来说，加强区域文化研究是提高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方面。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竞争异常激烈，不仅包括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际实力等方面的竞争，也包括文化方面的竞争。作为软实力的文化对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特殊意义。加强文化建设已成为世界各国提高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一项战略选择。在我国，传统文化研究、区域文化研究的加强以及各省切合本省实际的文化大省建设都是加强文化建设的表现。
其次，加强区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研究也是各国争取文化话语权的手段之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全球不平等的政治经济秩序中，除凭借其金融、科技、军事等优势之外，已经越来越依靠文化话语的霸权力量来取得其在世界的主导和垄断地位。文化话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发挥着日益强大的意识形态功能，以至于取得了“不战而胜”的效果；反过来，文化同样也是发展中国家反抗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战略手段。因此，当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普遍关注对于文化多样性的维护，对于地域性很强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研究和保护工作，日益受到广泛的重视。
再次，区域文化研究和传统文化研究也是我国建立与现代化相适应的道德价值观念的需要。中国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在20世纪初期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洗礼，而十年 “”更是把区域文化中的一些传统风俗当作“四旧”给彻底革除了。近一二十年虽然经济飞速发展，但人们对物质的过分追求，人性的扭曲和异化随处可见，与这种文化价值的断裂也不无关系。于是，专家学者们开始把目光重新投向中华传统文化，希冀从中找寻医治此社会弊病的良方，区域文化研究也正是这一文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外，现代化虽然带来了物质的繁荣，但是都市中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和琳琅满目的商品却掩盖不了一个越来越严重的文化现象：信息化时代的文化克隆。人们普遍追逐着现代文明，于是造就了缺乏鲜明个性的当代文化。正是在以上所述这种全球化、一体化的背景下，在我国，地域文化研究和民族文化研究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关注。
“区域文化研究热”有其不可小视的当下价值。
首先，区域文化是先进文化多样化发展的重要载体和具体展现，也是先进文化不断升华和培育新的民族精神的根基和力量源泉。研究区域文化是继承民族优秀文化和弘扬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无论是中华主流文化的发展与创新，还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与再造，都与区域文化的兴衰发展、增益转换息息相关。研究区域文化，挖掘各区域文化的深层内涵和丰富内容，实际就是对中华传统文化丰富内涵和中华民族精神内在积淀的全面继承和深刻弘扬。
其次，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有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中国是地域辽阔的多民族统一大国，文化的发展很不平衡。这就使经济和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具有明显的地区特色和民族特点。目前，我国重要的经济增长区――长江三角洲，历史传统、科技人文等地域文化因素就是其经济迅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从商业方面说，明末清初中国资本主义最早在这个地区的一些工商业城市苏州、杭州、江宁等地萌芽；清末民国之时，上海、江浙的工商业居全国前列。从教育方面说，明清以来的科举进士，江浙两省占三分之二强，近代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等文化名流中江浙人士很多。从民众素质方面说，此地人们的文化水平高，商品意识浓，有经营工商业的经验。所有这一切都促成了该地区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起飞和长足发展。
此外，那些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本身就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也是各地开展文化旅游的直接资源和品格提升保障。文化是旅游发展的灵魂，旅游产品的竞争力最终体现的是文化的竞争。旅游的各要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体现着对文化的运用，旅游产品的品位高低，反映了策划、开发者对文化的理解。因此，只有把旅游与文化紧密结合起来，这样的旅游产品才更具生命力。我国在这一方面已不乏成功的先例，像云南丽江的纳西族大研古城、西双版纳的傣族泼水节、杨丽萍的原生态大型歌舞《云南映像》等，所反映的都是对民族文化充分理解和挖掘运用的典型；另外，河北则依托西柏坡等革命圣地做足了“红色旅游”的文章；南京则大打“六朝古都”的文化王牌；河南紧紧抓住“中原文化”，开发本省众多的历史文化资源，旅游业也做出了品牌和效应；山东泰安，也通过对世界自然文化遗产泰山的包装和宣传，大兴旅游业，并带动了该地区的交通运输、商业贸易、餐饮服务等第三产业的连锁发展。
不同的区域文化以自身的特殊内容，给中华主流文化不断提供丰富的养分，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与发展，是不同的区域文化及以之为基础的中华传统主流优秀文化的人文结晶。正因为区域文化在中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在区域经济的推动中、在中华文化争取世界话语权中都有着重要的作用与意义，所以更有必要对它进行特别的关注和研究。
一、数据、变量与统计分析结果
(一)变量的选取本文被解释变量为文化消费，统计口径包括文化娱乐用品和文化娱乐服务。被解释变量选取文化消费的绝对支出和相对支出，解释变量选取当期家庭总收入、上一期家庭总收入、上一期文化消费等。本文从个人特征、家庭环境、家庭金融、社会互动、预期五个方面选取控制变量。个人特征选取年龄、年龄的平方、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就业情况、行业、社会阶层、健康状况、户口、党派、、民族;家庭环境指标选取家庭规模、16岁以下人口占比、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重大疾病人员占比;资产负债的细分借鉴Sudip-to、陈斌开、李涛(2011)的方法，家庭金融选取金融资产、非住房的实物资产、家庭住房资产三类资产指标和用于建房购房、用于教育、用于做生意、用于股票投资、用于购买耐用消费品、用于家庭成员治病、用于家庭生活其他困难和其他负债八类负债指标;社会互动指标选取为是否经常参加单位、社区组织的公共活动;预期指标分别选取为经济形势预期、生活消费品价格预期、收入预期三类。
(二)描述性统计结果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区域③的文化消费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从表1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当期的还是上一年的文化消费，无论是文化消费的绝对值还是相对值，都体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细分区域看，东部地区上一年和当期的文化消费在四大区域中占比最高(0.068＞0.052＞0.05＞0.032;0.068＞0.059＞0.05＞0.036)。东北地区上一年和当期的文化消费在四大区域中占比最低(0.032＜0.05＜0.052＜0.068;0.036＜0.05＜0.059＜0.068)。西部地区上一年和当期的文化消费绝对值和相对值略高于中部地区(1852.24元＞1595.69元，0.052＞0.05;2370.37元＞1637.19元，0.059＞0.05)。从表2中可以看出，当期东部地区文化消费占比(6.77%)最大，文化娱乐服务占比比文化娱乐产品占比多0.25个百分点，这可能与我国东部地区的地理位置有关。东部地区省份多位于沿海经济带，对外开放度较高，获取最新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相关信息比较迅速。东北地区文化消费占比(3.55%)最小，文化娱乐服务占比比文化娱乐产品占比少0.97个百分点。这与东北地区的气候有很大关系。东北地区气候寒冷，居民的外出活动少，获取文化产品和服务相关信息的速度较慢。居民即使有文化消费，也不倾向参与户外的文化娱乐服务活动。出乎意料的是，西部地区的文化消费占比(5.91%)高于中部地区(4.95%)。这可能与抽样调查的样本选择有关，西部抽样调查的地区为四川省内文化消费水平较高的成都市、德阳市、攀枝花市和甘肃省内相对富裕的兰州市和天水市。
二、回归分析
(一)模型的选择1.Tobit模型我国的城镇居民文化消费支出不是呈正态分布，同时有大量的文化消费支出的绝对值为零(3923个样本中有225个文化消费支出绝对值为0)。如果直接用OLS模型进行回归，会导致估计偏误。事实上，截断的观测值(也就是被解释变量为0的数据)在性质上与未被截断的观测值有较大差别，不能将这些数据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回归。而Tobit模型恰好可以处理这类数据。因此，截断数据变量方程表达式可以写成。2.OLS模型为了使离散数据的曲线更加接滑曲线，笔者对部分变量取对数，再用OLS模型进行回归，方便建模后经济学意义的解释。
(二)模型的设定根据前部分的叙述，本文设定的模型如下:其中zi包含了本文考虑在内的所有其他影响文化消费的因素。
(三)模型的回归分析首先，利用Tobit模型，从文化消费的绝对值和相对值两个方面分析总体样本的文化消费弹性和影响因素。根据模型1、2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从表3(1)列到(6)列可以看出，当期家庭总收入对文化消费有正向的影响，而且至少在1%水平上显著且稳健，在分别剔除上一年家庭总收入和上一年文化消费后，显著性没有变化。(3)列和(6)列全面考虑了文化消费的影响因素，因此更有说服力。根据上述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第一，当期家庭总收入影响文化消费。当期家庭总收入增加1%，文化消费增加0.726%，文化消费占消费性支出的比重增加0.012%。第二，文化消费存在消费惯性。上一年文化消费增加1%，当年文化消费增加0.398%，文化消费占消费性支出的比重增加0.008%。第三，个人特征影响文化消费。受教育年限增加1年，文化消费增加0.054%，文化消费占消费性支出的比重增加0.001%。与较低的社会阶层相比，较高的社会阶层文化消费增加0.217个百分点。与其他户口的居民相比，非本地农村户口的居民文化消费减少1.262个百分点。与有的居民相比，没有的居民文化消费增加0.322个百分点。第四，家庭环境影响文化消费。家庭人口数增加1人，文化消费占消费性支出的比重减少0.004%。16岁以下人口占比增加1%，文化消费增加1.205%。重大疾病人员占比增加1%，文化消费占消费性支出的比重减少0.017%。第五，家庭金融影响文化消费。家庭金融资产增加1%，文化消费增加0.020%，文化消费占消费性支出的比重增加0.001%。家庭成员治病的贷款增加1%，文化消费减少0.102%。购买耐用消费品的贷款增加1%，文化消费占消费性支出的比重减少0.005%。其次，利用OLS模型，细分样本，划分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区域，从文化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和影响因素分析四大区域的文化消费差异。根据模型3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4。从表4可看出，(1)列和(2)列分别剔除上一年家庭总收入和上一年文化消费后，显著性基本没有变化。(3)列全面考虑了文化消费的影响因素，因此更有说服力。根据上述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第一，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区域居民文化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不同。东部地区居民家庭总收入增加1元，文化消费增加0.044元。中部地区居民家庭总收入增加1元，文化消费增加0.038元。西部地区居民家庭总收入增加1元，文化消费增加0.113元。东北地区居民家庭总收入增加1元，文化消费增加0.030元。第二，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区域居民文化消费的惯性不同。东部地区文化消费惯性最强，东北地区最弱。东部地区上一年文化消费增加1元，当年文化消费增加0.436元。中部地区上一年文化消费增加1元，当年文化消费增加0.233元。西部地区上一年文化消费增加1元，当年文化消费增加0.269元。东北地区上一年文化消费增加1元，当年文化消费增加0.189元。第三，东部地区受教育年限、家庭规模、用于家庭成员治病的负债对文化消费的影响显著。受教育年限增加1年，文化消费增加91.492元。家庭人口增加1人，文化消费减少245.646元。用于家庭成员治病的负债增加1元，文化消费减少2.369元。第四，中部地区健康状况对文化消费的影响显著。与不健康的居民相比，健康的居民文化消费增加459.773元。第五，西部地区用于购买耐用消费品的负债对文化消费影响显著。用于购买耐用消费品的负债增加1元，文化消费减少11.7元。第六，在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民族和金融资产对文化消费的影响显著。中部地区汉族居民的文化消费比少数民族多906.486元，东北地区汉族居民的文化消费比少数民族多766.763元。东部地区金融资产增加1元，文化消费增加0.006元。东北地区金融资产增加1元，文化消费也增加0.006元。第七，在东部和东北地区，用于建房购房的负债和用于做生意的负债对文化消费的影响不同。在东部地区，用于建房购房的负债增加1元，文化消费减少0.023元。用于做生意的负债增加1元，文化消费增加5.208元。在东北地区，用于建房购房的负债增加1元，文化消费增加0.06元。用于做生意的负债增加1元，文化消费减少13.126元。第八，在西部和东北地区，用于股票投资的负债对文化消费的影响不同。在西部地区，用于股票投资的负债增加1元，文化消费减少12.246元。在东北地区，用于股票投资的负债增加1元，文化消费增加14.343元。
三、研究结论
第一，从收入弹性上看，文化消费的弹性为0.726，也就是说，家庭总收入增加1%，文化消费增加0.726%。从消费结构上看，家庭总收入增加1%，文化消费占消费性支出的比重增加0.012%。从消费层次上看，受教育年限、社会阶层、、户口等个人特征显著地影响居民文化消费，个性化、多样化的文化消费成为主流。从家庭环境上看，家庭人口数、16岁以下人口占比、重大疾病人员占比等家庭特征影响文化消费水平和文化消费占比。从家庭金融看，金融资产、家庭成员治病的贷款、购买耐用消费品的贷款等家庭持有的资产和负债显著地影响居民的文化消费。第二，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文化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不同。东部地区居民文化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显著地高于中部地区。这是因为发达地区的居民基本满足了自身的生存需要，较高的收入使居民进一步去满足发展和享受需要。受地理位置和气候的限制，东北地区居民文化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最低。与我们的直觉相违背，西部地区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最高。这可能与抽样调查的样本有关。调查样本包括的西部地区只有四川省的成都市、德阳市、攀枝花市和甘肃的兰州市、天水市。四川是中国拥有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和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最多的省份，同时，四川省政府积极开展“文化消费节”活动，自然优势和政府政策使四川省居民更倾向文化消费。而甘肃省的兰州市和天水市是西部相对富裕的城市。第三，消费习惯对居民当期文化消费的影响也非常显著。东部地区居民受消费习惯的影响最强，东北地区最弱。这说明东部地区居民文化消费相对平稳，受其他因素的影响较小。也说明东部地区居民的文化消费相对理性。采取鼓励文化产业发展等政策引导可以更好地刺激东北地区的文化消费。第四，购房支出对东部地区居民文化消费有负的影响，对东北地区居民文化消费有正的影响。房地产对居民的文化消费有挤占和带动双重影响。一方面，房价升高，预期购房支出或者购房支出增加，居民会攒更多的钱买房和还贷，这必然挤占文化消费。另一方面，房价上涨引致财富效应，提高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增强居民的文化消费。从东北地区来看，用于建房购房的负债对文化消费没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反而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居民的文化消费。可能的解释是，东北地区房价相对较低，预期房价升高带来的财富效应显著，同时，购买新居后，购买彩色电视机、家用电脑、组合音响等文化娱乐用品的支出增加，新的居住环境也可能刺激居民享受参观游览、健身活动、团体旅游等文化娱乐服务。但是，如果房价持续上涨，购房对文化消费的挤占效应就有可能显现。因此，要警惕房价上涨对居民文化消费的负面影响。五、对策建议文化消费的繁荣一方面取决于居民的文化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取决于文化消费产品和文化消费服务的供给。针对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第一，提高居民家庭总收入。特别是要提高低收入阶层的居民收入，增加平均边际消费倾向。文化消费需求的提高以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持续增长为前提，收入的快速增长改变城镇居民的文化消费层次，即从与生存需求相适应的文化消费需求向与享受需求相适应的文化消费需求以及与发展需求相适应的文化消费需求转变。第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一方面，居民用于住房、医疗方面的支出迅速增加，如前所述，购房支出、重大疾病人员占比显著地影响居民的文化消费水平。另一方面，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对国民储蓄产生“挤出效应”，刺激居民增加消费需求。因此政府应进一步完善房地产市场，制定正确的政策和采取有效的措施来抑制房价的过快上涨，加快建立市场化社会保障体系，稳定居民预期，消除居民的后顾之忧，以带动居民的文化消费需求。第三，发展区域特色的文化产业。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居民的文化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和消费习惯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东部地区居民文化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消费相对理性，获取文化消费相关信息的速度较快。同时，东部地区提供了多样化的文化产品和较为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主要问题将集中在如何进一步提高服务效率。中、西部地区虽然文化资源丰厚，但是公共文化服务设施薄弱，居民文化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总体偏低。国家财政应加大支持力度，明确老少边穷地区服务和资源缺口，按照精准扶贫的要求，以广播电视服务网络、数字文化服务、乡土人才培养、流动文化服务、农村留守妇女儿童文化帮扶等为重点，集中实施一批文化扶贫项目。挖掘、开发、利用民族民间丰富的文化资源，加大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区的文化资源整合力度，增强市场竞争力。东北地区居民的文化消费受气候的影响边际消费倾向最低，参与文化服务的热情不高，因此当地政府应根据居民的消费需求大力发展与文化产品相关的产业，如新闻出版发行、广播电视电影、文化信息传输、工艺美术品的生产等相关产业。第四，提供适销对路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应该与文化消费需求相适应。为此，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供给应“以产创需、以创引需、以新导需、以产谋销。
作者：胡乃武 田子方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经济学院
侨兴文化特色定位
溯源校史 “侨兴路”是侨港镇建镇以来横贯政府的主干道，象征着从无到有不断兴旺发达的愿景。华侨中学建校于1984年，拥有在校生1728人。学校综合了30年的发展历程及办学特色创建了“侨兴教育”特色主题，以“侨”文化为核心，着眼于未来社会对于人才的需要，立足于每一个学生终身发展的需求，培育阳光健康、善于合作、自主奋进、勤于学习、全面而又个性发展的侨中学子。
字面理解 什么是侨兴？侨，高也。“人”与“乔”联合起来表示“像虹桥那样跨越国境的人，故侨另外一个意思为：跨境生活的人，经常跨境的人。”“侨”与“巧”同音，意为“灵巧”，侨胞随遇而安，思维敏捷，善于灵巧地面对与适应复杂的环境;“兴”，兴旺、兴盛。“侨兴”包含有兴盛、国际视野、高品质，这与学校创办一所既有侨乡特色乡土情怀，又有国际视野创新意识的优质初中的要求是高度一致的。
优势挖掘 “侨”成为与世界有广泛联系的情感中枢。学校在“侨兴教育”背景下，建立了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培养体系，把培养人才的视野向国际看齐。育人为本，根据不同学生的特点、学生的差异，帮助他们在自己最有可能、最感兴趣、最有潜质的发展区域寻求突破。
“侨”的资源丰富、独特，有可挖掘的潜力，学校在“侨兴教育”特色主题之下，突出“侨”的资源整合利用。学校遇上了教育兴旺发展的绝好机遇。因为银海区政府正重点投资改造、新建华侨中学，全新的华侨中学规划48个班，在校生将达2160人，在不久的将来，华侨中学的教学环境，教学设施，办学规模都将在银海区屈指可数。
发展需求 华侨新生代的教育和培养，事关侨务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学校特色的形成依托优势学科（科技、校园足球、小语种、艺术等）发展为学科特色，整合学科特色发展为学校文化特色，进而推进学校发展为特色学校。
学校认为在形成自己传统的过程中，侨兴教育集中体现学校的价值认同，对学校发展发挥导向作用，形成学校的相对优势。保持和提升侨兴教育的品牌、传统与风格，形成学校的竞争力。
思考当前，学校感到“侨兴文化”的提出，不是一个新概念，而是一条珠链，一条把侨中的昨天、今天和明天联系起来的校园文化传承珠链。
特色文化的培育
学校的办学特色从“侨”字而来，跟着“侨”字远走。基于这一点，学校提出了“挖掘侨乡文化元素，推行侨兴文化教育，建构侨兴教育校本体系，实现华侨中学特色发展”的办学思路。
实施步骤： 第一，侨之家。“家”指校园，凸显美丽侨中。学校通过美丽、平安、和谐、书香等主题来打造学校环境，在校园各项活动里渗透乡土情怀，营造和谐的育人环境。采取的措施是：绿化、美化校园环境;打造平安校园;开展系列校园文化主题教育活动;开展书香校园系列师生读书活动;建快乐幸福“侨之家”。第二，侨之魂。“魂”，特指一种超越。学校通过快乐课堂途径实现教学相长，师生共同成长。采用的措施是：以学习型课堂为导向，构建合作学习课堂、快乐研究课堂、自主探究课堂;指导培养学生自主学习习惯，积极主动参与、合作、探究;师徒传带;强化质量意识;开展广泛的校际交流;校本课程与校本教材的开发;特色学校建设研究与校本研修相结合，帮助教师申报市级以上科研课题，带动教师专业成长。当前学校开展自治区级C类课题《北海市华侨子弟教育服务东盟的战略研究》。第三，侨之韵。“韵”，特指本土，通过博雅课程育侨之子，为学生提供丰富多样的课程教学资源。培养侨中学子多元素的文化素养，通过知识传授、环境熏陶、实践活动等载体，使其内化为学生的学识、气质、包容、修养，成为每一个学生相对稳定的内在品质。可采用的措施是：开设礼仪文化课程;侨乡文化课程;外事文化课程、足球文化课程和艺术文化课程。第四，侨之港。“港”，指社区，和谐社校。通过校园如家、社校互动、整合资源、服务社区四大路径促进社校和谐，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可采用的措施是：建立健全家校合作育人机制;建立教师家访制度;家长委员会参与学校管理与监督;开设团体心理辅导活动课，亲子沟通辅导课和组织学校师生参与服务社区的有益活动。
特色主题的提炼
关键词：区域文化认同；城市区域；合作；竞争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2）03-0073-04
城市恶性竞争往往造成重复建设、交易成本上升、效率下降甚至互相拆台、以邻为壑等诸多问题，从城市竞争走向城市合作则是城市区域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文化是影响城市区域竞争与合作关系的重要因素。中国传统文化提倡“见利思义”、“和而不同”，就是既承认不同群体的利益差异，又要寻求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和谐关系，就是以对话、沟通、协调的“和”来化解对抗、误解和冲突的“争”，就是在不损害区域整体利益的基础上来追求城市个体利益；要重建区域文化认同，发展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实现竞争文化与合作文化的平衡，使得合作成为个人、企业和政府的自觉行动。
一、区域文化认同的概念及其影响
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由于各地自然地理条件、经济、历史、生活方式、军事等各方面的差别，在各个地域上都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民族心理、生活方式、价值取向、情感认知及为人处事的方式，形成了有别于其他地域的行为习惯、思维方式和看待事物的角度，我们称其为区域文化。如果将中国文化看作是根文化的话，各个区域文化则是其枝文化。人们早已经注意到这种区域文化的差别。譬如，在哲学思想上：有“南老北孔”之说；在思维和性格上：有北人厚重、南人机灵之说；在生活方式上：则有“南米北面、南甜北咸、南船北马、南经北政、南拳北腿、南骗北抢”之说。明代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详细描述了中国各地不同特色的文化，对饮食文化有如下描述：“海南人食鱼虾，北人厌其腥；塞北人食乳酪，南人厌其膻；河北食胡葱蒜韭，江南畏其辛辣，而深不自觉。此皆水土积习，不能强同。”中国的各个区域文化共同参与了中国文化的建构，他们是中国文化统一的精神特质下不同的表现形式，既共同建构了中国文化的辉煌，又分担了它的风风雨雨。
如果我们考察并对比一下世界各国或者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历史状况，我们就会看到，相同的经济制度与发展模式在不同区域文化背景中可能会产生极为不同的结果。非洲的尼日利亚实行的是与欧洲相同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上的民主制度，然而经济发展的结果却差之千里。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等国实行了西方经济学家主要是芝加哥学派开出的自由主义的药方，却都没得到想要的结果。观察中国内部的不同城市区域就会发现，但凡区域文化发达的地区往往也是城市区域经济发展较快、合作较好的地区。比如：长三角有吴越文化，珠三角有岭南文化，京津冀有燕赵文化和京派文化，胶东半岛有齐文化，川渝有巴蜀文化，湖北有楚文化，河南有中原文化。从另一个方面看，不同的区域文化还造成中国不同地域间巨大的发展差异。比如：浙江温州和广东汕头，都是位于中国东部的小城市，汕头还是中国最早开放的沿海城市，自然地理条件也优于温州，现在的状况是汕头由于出现诚信等问题在日益沉沦，温州却迅速走出假冒伪劣的阴影而蒸蒸日上。对比一下京津冀城市区域和长三角城市区域，后者发展神速、合作日益深入，前者发展较缓、貌合神离，都有文化的因素在里面作怪。
认同（identity）一词在本源上是指同一性，指在三段论中两个或多个元素之间可以彼此替换而不改变其真值的一种关系。心理学中则将之理解为一种心理机制，一个人据此有意或无意地将另一个人或群体的特征归属于自己。认同也是一个识别象征体系，用于界定“自我”的特征以示与他者的不同。特定的文化认同，成为个人或集体界定自我、区别他者，加强彼此的同一感以凝聚成拥有共同文化内涵的群体的标志。一个人可以从属于不同的社会共同体，小到家庭，大到国家，因而文化认同也是复合型的，族群、地域、阶层、宗教、阶级等都可以成为文化认同的载体。人们对一个较小单位认同的同时并不妨碍对较大的单位认同，比如一个人可以宣称他是上海人，并不妨碍他宣称自己是长三角人或者中国人。
区域文化认同对城市区域合作可能产生很大影响。据有关专家估计，从全球范围来看，大约只有30%的经济合作是由于技术、财务或者战略方面出现的问题而搁浅，与之相对，大约有70%的失败是由于跨文化沟通方面的问题造成的[1]。塞缪尔・亨廷顿对区域合作的经验研究表明，欧盟在一体化道路上走得最远，能够建立起区域共同市场和经济政治联盟，就是因为欧盟区域内以基督教文化和新教伦理文化为基础的文化认同和人文基础；而多元文化的区域组织如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等几乎都在区域合作的道路上步履蹒跚，就因为其缺少文化的认同基础。正是历史沉淀下来的文化认同，才使欧洲从低层次的自由贸易区逐步发展到更高层次的机制协调并上升到货币联盟[2]。从欧盟内部的例子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市与瑞典南部的马尔莫市在地理位置和文化传统上更为接近（注：马尔莫地区原属于丹麦，1657―1660年被瑞典吞并），由于欧洲经济一体化和政治趋同的大趋势，使得丹麦和瑞典的官方边界逐渐消隐，结果马尔莫地区与哥本哈根（而不是与本国的斯德哥尔摩）形成了一个经济合作区。反过来，不能取得文化上的认同感也可能导致区域合作的失败。土耳其在1988年即已提出加入当时的欧共体，至今未能如愿，一个不言自明的原因是欧洲人无法认同信仰不同宗教的土耳其人为其同类。土耳其人要如愿成为欧洲人，就要获得欧洲人的文化认同，要跨越文化的、心理的、历史的障碍。2005年5月29日法国公民投票对《欧盟宪法条约》说不，6月1日荷兰更以63%的反对票否决了该宪法，显示两国人民还没有形成对于欧盟政治统一进程的认同。这说明欧洲人虽然在宗教上和基本的价值观上能够找到基本的共同点，然而欧洲各国人民对于本国民族文化或者区域文化的认同可能会超过对于统一的欧洲文化的认同，各国民族文化和区域文化的差异性加上有关就业机会等其他非文化的因素，完全可能成为欧洲进一步实现一体化的障碍。因此早期欧洲一体化的设计者法国人让・莫内（Jean Monnet）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预见到将来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于是有如下的名言：“如果我们可以重新开始的话（注：指欧洲一体化），让我们从文化开始吧。”[3]
二、以区域文化认同促进城市区域合作与发展
城市区域合作，从经济目标来讲，无非是要形成完善的市场体系、合理的城市体系及城市间有效的产业分工体系，从城市政府的角度来说，无非是城市间共同合作来解决一些单靠一个城市无法解决的问题，如环境问题和交通、通讯问题。但是，城市区域合作都是由人来完成的，而现实中的人并非纯粹的理性经济人，他还是一个“社会人”或者说是“文化人”。其决策受到制度的制约和文化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有时甚至超过对于经济因素的考虑。比如，香港与广东山水相连，具有相似的区域文化认同，因而在改革开放之初，便有大批香港人携带自己的资金、技术回到珠三角地区投资创业，前店后厂，粤港合作进行得轰轰烈烈，极大地促进了珠三角地区的城市化并最终促成了珠三角城市区域的形成。这种现象并不能仅仅用国内的劳动力低成本来解释，因为东南亚一些国家劳动力成本更低，而在中国各大区域的相互比较中珠三角无论在自然资源还是在劳动力的成本和质量上均不占优势，而惟一的解释就是粤港双方文化上的一致性以及双方人民基于亲缘与地缘关系的一种文化上的认同感。就京津冀城市区域而言，北京作为数百年中国政治中心而形成的京派文化与主要是津冀地区草根阶层精神特质反映的燕赵文化的显著差别，使得三地之间难以取得文化上的认同感，城市区域合作难以取得进展。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北京与津冀之间尽管地理上非常接近，但北京流向上海的资金远远高于流向津冀的资金。可见，区域合作中，无论是中观层次的城市合作，还是微观层次的企业合作，都无疑受到区域文化认同的巨大影响。人们对区域文化的认同感可以促进城市区域合作，反之，如果一种区域文化无法取得区域内人民的认同，城市区域的经济合作必定受到阻碍。
同质的区域文化比异质文化更能促进区域形成共同信念、价值观、道德伦理以及共同的生活习俗，因为它都有助于个人、企业家、政府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尤其是企业家之间以及与政府间的合作，减少交易成本。事实上，城市区域合作的模式、进程、性质和特征都受到区域文化的极大制约。城市区域合作的成功离不开深厚的文化基础、广阔的文化背景和较大领域内的区域文化认同。区域文化认同是城市区域合作得以成功的内在逻辑与基本动力，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区域文化认同有助于降低合作的风险与交易成本。首先，当一个区域内形成一套为大多数人所认同的行为准则和道德标准，将会降低人们相互沟通、理解的难度，增强合作一方对于另一方的信任感和对于交易成功的信心，降低签订契约的成本。其次，由于合作双方都有相同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双方都能够对合作所面临的风险进行一个合理的科学的评估，并将这种评估在契约（或协议）中反映出来，实际上降低了合作可能面临的风险。第二，区域文化认同促进城市区域的要素流动。对于资金、技术等资源的流动来讲，投资者对于区域文化的认同感会使投资者减少对于要素流动的顾虑因而愿意在区域内投资。投资者本能地寻找自己熟悉的文明与生活方式，饮食、语言、习俗、宗教、价值观，等等，这是沉淀在血液中的东西，是投资者在选择投资地时不可不考虑的重要因素。对于人力资源来讲，区域文化认同也有助于人才和劳动力的流动，因为它导致人们在区域内能够获得一种近似于家乡的亲近感，因而这是人们在择业时的一个重要考虑。比如长三角城市区域具有一种“务实、开放、宽容和个人主义”的大致相同的区域文化传统，上海浦东一开放，便有大量浙商进入，或者举厂迁移，或者在上海设立总部，前厂后店进行生产，而上海的技术、资金、人才也在向浙江流动。相反地，我们看到，尽管珠三角的农民工工资比之于西部要高，但大量西部农民工还是宁愿留在本市或本省工作，珠三角的民工荒多年未解。对于跨文化的经济合作，譬如投资行为，往往会由于双方文化上的差别而难以进行沟通和了解，并且由于这种文化差别，一方很难理解另一方的一些行为，从而形成对于要素自由流动的看不见的障碍。江苏省昆山市虽然是一个县级市，但是台商在那里投资踊跃，年投资几十亿美元，台资企业成为昆山经济的重要支撑。除却政策上的原因，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文化认同感。就如昆山市台商联谊会会长所言，“那里的环境和文化使台商觉得与在家乡没有什么两样”，这就是文化认同的魅力所在。[4]第三，区域文化认同提升城市区域的凝聚力。当一个区域形成一种为大多数人所认同的优良文化时，实际上等于营造了一个和谐、积极的社会规范，从而形成整体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的形成可以激发人们的进取精神，提高生产效率，它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三、区域文化认同的现代重建
山因势而变，水因时而变，人因思而变。区域文化认同本身是其自身在历史过程中演变的产物，它因人的创造而发展，因不同文化的碰撞而融合，因时代的变化而变革，因科技的进步而演进，因而区域文化认同本身就是吐故纳新、与时俱进的。以长三角文化为例，长三角地区在战国时代属吴越之地，“吴越二邦，同气共俗”，崇尚勇武，多斗将战士、侠客兵家，他们“好相攻击”、“轻死易发”，被中原人认为是南方荆蛮之地，这种文化被称为吴越文化。到六朝以后，大量北人南迁，江浙地区大规模开发，这一带风景秀丽，人民生活稳定、富足，文化上也发生明显转变，“家家礼乐，人人诗书”，人们由尚武转为尚文，由勇武转为温文儒雅，灵活、纤巧、文雅、开放、刚柔相济。这一时期江浙地区的文化被称为江南文化。江南文化中商人地位的提高、市民文化的发达、人们追求新奇和偏离正统是其重要特色，以苏州为中心的吴文化还具有崇尚闲情、求适宜，讲适意，不激不随，外柔内刚，精巧雅致等特点。到上海开埠，逐渐以上海为中心形成了重视工商、弘扬人性、敬业、精致、不过激和讲求适意的近代长三角区域文化，也被称为海派文化[5]。也有人将海派文化总结为：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开新”、文化的市民化[6]。
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并能够促进城市区域经济合作的新形势下的区域文化认同是城市区域建设与合作得以成功的重要保证。而区域文化认同的重建离不开先进思想的指导。从历史来看，江南文化的最终形成与明代大哲学家王阳明先生有很大关系。王阳明主张“破心中之贼”重于“破山中贼”，即是强调了中国人应当人人都成为道德自律的自由个人，人人要自己能做大英雄，“满街都是圣人”。王阳明的学说在江浙一带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中间大受欢迎，成为江浙浓厚的商业文化的理论基础。温州文化作为江南文化的一个分支，其形成则与1 600多年前永嘉文化有关，永嘉文化主张“功利并举”、“农商并重”，即功名和利益同等、农业和商业并重，这种“事功”的文化传统成为温州文化重视商业经营重视个人奋斗的文化基础。可见区域文化认同的形成与思想上的解放、新思想和新理念的提出并发扬光大很有关系。今天我们要实现区域文化认同的现代重建，同样离不开思想的解放和先进思想的引导。
区域文化认同的现代重建，简单地说就是要实现区域文化的现代化。不同区域有不同的区域文化，它们既有反映其区域文化特点的特殊性，又要有反映现代文化和区域合作要求的共性，区域文化即是这种特殊性与共性的统一。这种共性我们概括为：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新型的市民文化、竞争文化与合作文化的平衡。
首先，现代区域文化一定要具有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即对世界不同地域、不同人群的不同文化要素，要能够兼容并蓄，要能够“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让世界上一切适合自己的先进文化为我所用。只有区域文化具有了这种包容性和开放性，才能具有对于外来人才、投资者或者移民的亲和力、吸引力。有的时候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人不能相互理解，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却能够彼此理解和尊重，这其中的重要差别就在于文化是否具有包容性。当然这种文化包容性和开放性并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不能脱离民族文化的根基，也不意味着民族文化的消退。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本土文化都能和谐共生、取长补短，而佛家文化作为一种外来文化，是中国历尽万难“西天取经”而引入的，并在中国生根发芽、发展壮大的。当前中国各城市区域文化都面临着西方强势文化的强烈冲击，中国传统文化中也确实存在着众多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成份，如何保留传统文化中主流的有益的成份、吸收西方文化及其他区域文化中合理的、有益的成份，抛弃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中消极的成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其次，区域文化认同的现代重建需要建设现代新型的市民文化。一个现代城市或者城市区域，理所当然的要拥有先进的基础设施和发达的工商业，但是其是否拥有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和市民文化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例如北京、上海、香港这样主要由移民组成的城市，必须要摆脱传统社会的政治和伦理结构，逐步消除古代等级社会的文化专制主义，重建新型的市民阶层的文化形态，为真正的市民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准备好适宜的土壤。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发展的中期，在这一快速发展城市化过程中，大批的农民进入城市，大量的乡镇变成城市，有很多的城市虽然盖起了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建起了现代化的工厂，但就其文化来讲还只是“乡村文化”的延伸，其基本的文化精神和人际交往准则仍处在农业社会阶段。经济的市场化、社会的多元化、文化的世俗化，这些巨大的变革对于刚刚实现农民到市民身份转化的人们来讲，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他们必须迅速适应新的市民生活，实现从传统的“亲情伦理”向市民的“契约原则”的转变，实现从自给自足、小富即安向追求独立的个人价值的转变，实现从亲缘地缘的互帮互助向社会的以人为本基础上的人文关怀的转变。在当前城市社会中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历史文化传统、不同文化背景和制度背景的人们聚集在一起，不同的文化相互碰撞，能够以何种方式实现上述转变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最后，要实现城市区域竞争文化与合作文化的平衡。竞争文化是西方文化的主流，也是市场经济得以有效运行的文化基础和经济活力得以保持的有效保证。但合作文化的缺失使得不少城市只顾自己利益不计整体利益，甚至发展到不思壮大自己、只想损害别人的程度，为达目的不惜违反政策、以邻为壑，直至导致整个城市区域竞争规则失灵，破坏了城市区域正常的竞争与合作秩序。改变这种局面，必须重建城市区域合作的文化氛围，将合作文化的建设作为城市发展中的大事来抓。要切实改变过去那种小国寡民、自给自足、自我循环的城市发展理念，努力构建政府间的合作沟通与协作关系，鼓励企业间的异城兼并、转移与积聚，形成鼓励市场相互开放、产业相互整合的舆论氛围。试想，北京如果抛开京津冀、上海抛开长三角、香港抛开珠三角来考虑自己的发展思路，必然只是一个大而全、自我消化、自我循环的思维定式，无法获得自己需要的发展空间，反过来如果区域内其他城市不与区域中心城市接轨，不与其他城市合作，它也无法获得发展所需的资金、技术和人才等资源。这种城市区域合作既是一个利益问题，也是一个政策和制度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文化问题。假若不能形成一个城市合作的文化氛围，各个城市都只是从个人利益角度来决定合作问题，很多区域性问题将无法解决，城市区域合作也无法从利益考量转变为城市政府自觉自愿的行动。因此，面临城市区域快速发展的局面，要从舆论上、从行动上达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识，要形成在竞争与合作中追求利益“双赢”的新的发展理念，结成城市区域有效竞争、合作发展的“命运共同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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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宋言奇，马乙玉．以文化认同促进长江三角洲经济合作［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0）：4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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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德峰．长三角国际大都市圈战略的文化基础与文化意义［A］．上海正大研究所．长江边的中国：大上海国际都市圈建设与国家发展战略［C］．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372-394.
Reconstructing the Regional Culture Identity, Promoting the Cooperation of Metropolitan Region
Chen Anguo1, Chai Zhetao2
（1.Journal Editorial Office, Shijiazhuang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Shijiazhuang 050032, China；
2.School of Economy and Management,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开展黑龙江区域文化研究，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具有重大意义，并且非常紧迫。
一、区域文化研究是文化研究的深化和发展
在学术界尚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广义的“区域文化”是指特定地理区域的人们经过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所创造的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一般包括物质、制度、精神三个层面。我们这里取其狭义概念，即除物质层面以外的制度和精神层面。一个区域的文化具有明显相异于其他区域文化的特征，为区域内成员所认同，并且具有相对稳定性。成熟的区域文化形成“文化模式”。尤其精神层面的区域文化，是经过千百年来积累沉淀而形成的文化，极具地方特色。以往对文化研究存在两个明显缺陷：一是广义泛泛研究有余而微观深入不足。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文化热”，都基于一般泛泛的“宏大叙事”研究，都停留在宏观比较领域；而针对某一特定地区的个案深入研究相对不足。正如后现论家所指出的，往往陷入“能指的狂欢”而不知其“所指”。二是一般偶尔有“地域文化”研究，往往又限于行政区划的局限性，停留在琐碎的就事论事上，并且没有上升到文化哲学的高度。因此，开展黑龙江区域文化研究具有填补理论上的空白的意义。
此前，虽然我们进行了有益的文明研究，但不等于文化研究。文化哲学所说的文化是指人们“历史地凝结成的生存方式”，这里仅指精神性的、作为基因积淀下来，潜移默化地、深刻影响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东西。文化与文明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文化是方成的，活的东西；文明是已成的，死去了的文化，是指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和精神的成果。文明与野蛮相对；文化与自然相对。文明是表层、是显现、是过去；文化是积淀、是凝结、是历史的深层，它是活的、有生命的，它渗透于人们生产生活的一切方面，深刻地影响着现在的生活。世纪之交兴起的“黑龙江流域文明”研究，为文化研究奠定了基础，初步清理了我们历史文化资源的“家底”，但毕竟不能等同于文化研究。黑龙江流域文化的整体状况、文化模式、完整系统的概貌、特征等等，我们还没有一个基本把握（这一点我们和吉林省有很大差距）。源远流长的、活着的黑龙江流域文化对现代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等等，我们的研究远远不够。理论上迫切需要我们弄清的课题起码有：黑龙江区域文化的构成及文化模式；黑龙江区域文化的状况、内涵、特征及其分布；黑龙江区域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要素），即风俗、习惯、日常生活模式、制度、思想意识以及各种具体文化形态等；黑龙江区域文化的形成及其历史分期；黑龙江区域文化与整个“东北文化”乃至与整个中华文化的关系；黑龙江区域文化的发展、传承规律；黑龙江区域文化的批判与弘扬等。
二、区域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是经济建设的需要。人类社会生活的任何领域都离不开文化，经济建设、社会建设都离不开文化建设。文化产业建设直接就是经济建设，甚至文化产业在经济建设中的比重决定了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现今知识经济时代，文化的重要作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明显。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区域文化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由于文化所特有的稳定性和顽固性，区域文化中积极的成分对区域经济的发展起促进作用；消极、封闭、落后的成分，会对一个区域经济发展起阻碍作用。尤其旅游经济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经济，旅游业本质上属于文化产业。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是历史文化资源也是战略经济资源。此前黑龙江搞的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利用工程就是区域文化建设对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最好诠释。
二是区域文化研究是地缘政治战略需要。在全球化时代，开展区域文化研究尤显必要。在不可逆转的全球化背景下，如何保护好本国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并使这一特色文化得以保留、传承、发扬光大是一个重要课题。可以这说关乎一个民族的生死存亡。要想征服一个民族必先同化摧毁其文化。同理，一个有强大文化和精神信仰的民族（比如犹太人），即使失去国土全世界流浪也会立于世界民族强林。此前，国外相关研究已经比较超前。西方文化强国早就在全球范围内，用各种手段开始疯狂掠夺各国文化资源。回顾一下，就最近短短几年之内，我们有多少优秀历史文化遗产被邻国利用“申遗”等手段抢注，我们又有多少宝贵的传说、神话故事被其他大国编成新“故事”在全球播映赚钱，用我们的资源赚我们的钱！所以，区域文化建设小到关乎一个区域经济建设，大到关乎兴国兴邦。
三、开展黑龙江区域文化研究不仅必要而且迫切
从全球看，和我们五千年文明相比的美国，几乎算不上有历史的国家，却制定了利用世界先进文化资源打造自己文化产业的战略。近邻俄罗斯、日本、韩国等周边国家更是重视对黑龙江这一流域文明的研究，起步早、成果多。如果不利用地域优势、地缘优势，全面、系统、深入地加快对黑龙江地域文明的研究，奋起直追，就会失去话语权，在一些历史问题上，文明、文化问题上处于听众、被动的地位。我们这里讲黑龙江区域文化的区域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地理概念，又是一个自然地理和文化地理概念，整个黑龙江流域不仅仅指行政区域的黑龙江省地区，是指包括现今蒙古国东部、俄罗斯外兴安岭、我国内蒙古东部地区和黑龙江省行政版图在内的广大地区。黑龙江省为祖国东北边陲，地处东北亚中心地带，是我国在东北亚地区的桥头堡，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同时，黑龙江又是一条重要的国际河流，全流域覆盖三个国家，流域内民族众多、文化多样，既有很多历史未解之谜，又有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是一个政治、文化敏感地带，加强对黑龙江流域文化、文明（包括黑龙江省）的研究，对于破解历史谜团，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从国内看，其他兄弟省份关于区域文化的研究远远走到我们前面。如吉林省、北京市、等的一些高校、研究机构相关研究也发展迅速。尤其我们的邻居吉林省极为重视，成果颇多。有关东北区域文化――“关东文化”的研究在国内已经确立了学术地位。吉林大学2004年成立了区域文化研究机构――东北文化研究院；吉林大学还设有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拥有《边疆考古研究》期刊平台，一批专家学者及其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近些年对夫余文化、高句丽文化、鲜卑文化以及金代历史文化问题等的研究，已经非常领先。东北师范大学东北民族关系、特别是明清时期东疆民族关系的研究也非常深入。其他如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的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等关于鄂伦春、鄂温克等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也建树颇多。好在我省近几年奋起直追，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黑龙江流域文明研究中心（2010年成立），其他还有黑龙江大学的满语研究中心、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以及俄语语言文化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齐齐哈尔大学、黑河学院等院校的一些学者都从不同方向、不同领域对黑龙江地域文明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在黑龙江流域古代社会进程与历史文化遗产研究、渤海文明史研究、辽金元政权递嬗与女真社会文明演进研究、明清黑龙江边疆民族与地方政权研究、东北近代社会及洲国的统治等领域进行研究。但现在科研院所、高校和政府各自为战，难免重复浪费，我们应该把研究力量整合，发挥各自优势，搞好分工，形成合力。同时，政府应该鼓励支持成立各种民间科研机构和学会多渠道开展黑龙江区域文化研究。
总之，无论从理论建设本身需要还是从实践要求看，开展黑龙江区域文化研究迫在眉睫。现在我们有了黑龙江流域文明和黑龙江历史文化资源研究的基础，有优秀的人才队伍，到了整合资源明确分工深入开展研究挖掘的时候了。
〔关键词〕文化艺术；产业化；路径研究
区域文化艺术产业化过程中，会面临一些瓶颈问题。比如区域内高品质文化艺术活动缺乏，人才资源匮乏；区域文化艺术在开发和利用方面，缺乏相应的专业管理和发展策略等。而区域内所属高校的艺术实践活动，如果与区域文化艺术产业化之间能够谋求一条适合彼此发展的结合之路，就会很好地解决区域文化艺术产业化进程中的问题。同时，高校艺术实践活动也因此获得了更大、更广的发展空间。那么，如何构建适合两者共同发展的路径，成为一个具有实际意义的课题。
一、区域文化艺术产业化与高校的关系
区域文化艺术的发展与当地高校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二者互生共荣。一方面，区域文化艺术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当地高校的文化艺术特色；另一方面，当地高校在传承区域文化艺术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引领了区域文化艺术专业性的发展。区域文化艺术是高校特色发展的重要源泉，当地高校拥有所在区域最丰富的人才资源和智力资源，通过多样化的艺术实践创新与学术研究，丰富区域文化艺术形态。高校的艺术实践活动从“阳春白雪”，走向“下里巴人”，实际上会更加体现出艺术实践作品的价值，从而推动区域文化艺术产业化进程，区域文化的产业化也促进了当地高校艺术实践的持续、良性开展。
二、区域文化艺术产业化与高校艺术实践活动相结合的必要性
（一）传承区域文化艺术是开展高校艺术实践活动的使命从传统意义来看，高校肩负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重任。区域内高校在发展过程中离不开区域文化艺术产业化的影响，高校开展艺术实践活动更是对区域文化认可的体现，两者相辅相成①。高校在开展艺术实践活动时，不断丰富区域文化艺术内涵，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区域文化质量。与此同时，高校是人才培养基地，当学生对区域文化艺术有更深厚的了解后，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今后区域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人才保障与智力支持。
（二）区域文化艺术产业化与当地高校艺术实践活动相结合的必要性首先，区域文化艺术是当地高校进行艺术实践作品创作的来源。比如黑龙江省黑河地区，这里生活着鄂伦春、达斡尔、俄罗斯、满族等26个民族。黑河学院与当地鄂伦春族新生乡成为共建单位，黑河学院音乐学院作为鄂伦春文化艺术研究基地和艺术实践基地，对这一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摩苏昆，进行了深层次的理论研究与艺术实践，师生排演了摩苏昆剧目《艾么汗乌娜吉的亲事》，获得全省乃至全国民族学家的关注与重视。除此之外，黑河学院音乐学院作为瑷珲镇的帮扶单位，学院教师结合当地民俗文化和艺术形式，研究、创作并上演了瑷珲玛虎戏《神佑古城》等优秀剧目。因此，高校的艺术实践创作与理论研究，来源于当地文化艺术资源。其次，当地高校高品质的艺术实践活动推动本区域文化艺术产业化发展。区域文化艺术产业化是当地文明的体现，是区域文化艺术实现经济价值谋求进一步发展的迫切需要。比如，黑河市新生乡立足本民族传统文化艺术，并将其与旅游有机结合，打造了“鄂伦春民俗文化艺术”和“北方游猎乡”两大特色品牌。黑河市推动民族文化静态保护与活态传承，几年来连续举办的黑河“中俄文化大集”、黑龙江省鄂伦春族古伦木沓节、达斡尔族“库木勒节”、瑷珲“上元节”、四嘉子“颁金节”、五大连池“圣水节”等民族、民俗文化艺术及旅游活动。而这些活动中都少不了黑河学院音乐学院艺术实践团的参与和支持，学院师生创作的作品，有的还被确定为当地旅游系列活动常驻保留剧目。可见，区域文化艺术与高校艺术实践活动，两者互相依存、紧密结合，必须形成合力搭建互生共荣的发展平台。
三、区域文化艺术产业化与当地高校艺术实践活动相结合的路径
（一）高校为区域文化艺术产业化发展提供支持高校往往汇集了一批致力于研究本区域文化艺术的师资力量，并在区域高校内结合当地特色和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人才培养。比如黑河学院在鄂伦春艺术实践领域取得了杰出成果，齐齐哈尔大学在达斡尔族文化艺术研究中结出了硕果，以及佳木斯大学在赫哲族文化艺术方面的研究取得了进展，哈尔滨师范大学在黑龙江区域内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师资培养中做出了很大贡献。这些高校，对所在区域内的文化艺术发展、“非遗”项目保护、民俗文化开发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其科研成果为地方政府部门制定区域文化产业化发展规划、创办区域文化品牌，提供科学依据及人才支持。
（二）区域文化艺术产业化与当地高校艺术实践活动协调发展一方面，在区域文化艺术产业化进程中，高校艺术实践活动要与社会需求相结合。比如高校艺术实践团开展深入社区、送文艺下乡，面向社会举办专场音乐会等艺术实践活动，在满足民众的业余文化生活需求的同时，提升大众文化艺术品味。高校内需要建立专门的艺术实践中心，对艺术实践活动进行规划及管理，并负责相关事宜的沟通协调。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与区域内高校加强联系，拓展多元化实践教育基地，为高校艺术实践活动的开展提供平台，并且对区域内高校艺术实践活动给予相关政策支持、经费支持等实质保障，鼓励其参与到区域文化艺术产业化进程中。
（三）多渠道跨专业结合路径教育部提出建设“双一流”高校和学科体现了中国教育对学科特色、学校特色的重视。因此，学校开展特色艺术实践活动，也是体现一个学校特色办学和内涵提升的重要举措。黑龙江省许多地方高校结合自身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现有的资源，着力抓住区域文化艺术资源，凝练学科特色，建设特色艺术实践活动。例如黑河学院，在对俄文化艺术研究交流及鄂伦春“非遗”艺术的传承保护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黑河学院音乐学院有鄂伦春艺术实践团、合唱团、舞蹈团、民乐团、管乐团、键盘乐团、剧社七个学生艺术实践团，分别由专业教师对学生进行专业化的教学，排演艺术实践作品。除此之外，还有美术学院的俄罗斯冰雪画作、鄂伦春旅游文创作品研发，文旅学院的区域内旅游业发展方案。这些艺术精品和科研成果不应仅仅圉于高校内，更应该走向大众，服务于社会。高校的艺术实践活动与区域内文化艺术产业化发展紧密结合，不仅丰富了民众的业余文化生活、提高民众文化艺术品味，而且促进当地旅游业、文创产业的发展，为区域经济良性化、特色化发展提供助力。反过来，当地政府也应该为区域内高校的艺术实践活动提供政策支持及经济倾斜，为高校艺术实践活动与区域内文化艺术产业化发展提供通道。比如，为高校艺术实践活动提供免费场地使用，举办每月文化艺术惠民日。鄂伦春民族艺术团艺术实践活动与当地少数民族旅游业项目开发结合，艺术团的演出可以是免费的，学生以获得学分的方式参加艺术实践活动，但需要政府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持，为艺术团演出制作服装、道具。另外，区域政府与所在地高校积极开展跨学科合作，深入挖掘区域文化艺术资源，建设极具区域文化艺术特色的科研团队，将文化、经济、艺术等多维度综合考虑，使特色艺术实践活动成为提高高校知名度，促进区域文化艺术产业化发展的有力抓手。
【论文关键词】传媒全球化；传媒区域化；文化亲合性；亚文化争端
一、传媒区域化的历史背景
1、传媒全球化与西方媒体
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传媒领域呈现出明显的全球化趋势。传媒全球化不仅表现在传媒技术高速发展下所形成的全球通讯网络，也表现在经济自由贸易理念下所促成的跨国视听服务。传统的影视产品的生产、销售和消费模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单一的小规模流通转变成跨国式的生产合作。然而，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源在市场竞争中经过重新整合，逐渐聚集在少数跨国媒体集团手里。国际媒体市场包括电视、电影、广播、杂志、报刊和音乐几乎都控制在如时代华纳、新闻集团这样的传媒巨鳄手中。联合国1989年的报告指出：在全球78家最大的媒体集团中，39家来自美国，25家来自西欧，8家自日本，5家来自加拿大，1家来自澳大利亚，但没有一家来自第三世界国家。学者Nordenstreng~Vairs的研究也证明，在过去长达几十年的国际视听产品贸易当中，西方发达国家电视节目的输出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的输出，形成一种单向的文化流动趋势。
2、传媒全球化与文化霸权
与传媒全球化伴随而来的是越来越密切的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与融合。但是，出于对传媒技术和市场资源的不同掌握程度，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并不是一个和平的过程，而是充满着摩擦与冲突。在很大程度上，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借助其传媒产品在全球市场的垄断性流通，通过长期不对等的贸易关系强势传播到世界各地，从而导致一些民族本土文化不同程度上的被同质化，被西化，更狭隘的意义上讲是被美国化。这种依附于强大经济实力的西方文化扩张后来被赫伯特·席勒等学者作为文化霸权理论的主要依据。文化霸权理论认为，西方的影视文化产品中嵌入了大量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随着它们在全球市场的推行，西方文化也推行到全球，成为一种“文化霸权”。
面对影视贸易逆差和文化霸权，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遍对强势的西方文化产生了防备，开始采取文化保护主义政策以达到抵制西方文化入侵和保护本土民族文化的目的。1993年，由法国首先提出的“文化例外”原则受到很多国家的支持。“文化例外”，原则试图通过对文化产品设立贸易壁垒，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修建起“文化篱笆”来抵制文化霸权。
近年来，随着亚洲特别是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亚洲国家尝试通过采取区域合作的方式来共同抵制文化霸权。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区域性跨文化传播的发展规模。本文将以东亚范围的区域合作为例，主要包括中国、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对传媒区域化这一概念详加探讨。
二、传媒区域化的现状分析
1、传媒区域化的定义初探
传媒区域化在文中是指在一定地理区域范围内，那些认为共享类似文化和经济背景的国家或地区之间为了促进该区域内的文化或经济交流而进行的影视产品的相关贸易活动。例如区域范围内的节目发行、区域性的联合制作以及为迎合区域内观众口味的节目制作等。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传媒区域化”已呈现出日益频繁之势，亚洲四小龙凭借自身的经济优势，对区域市场积极开拓，带动了区域性的跨文化传播。
2、区域性跨文化传播的发展状况
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是促成东亚传媒区域性合作的客观因素。随着4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当地的传媒产业也得到飞速发展，彼此之间的影视合作交流也日益频繁。香港是东亚地区跨文化传播早期十分成功的案例。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TVB(简称香港无线)是香港本地也是东亚地区较为有影响力的电视节目制作商和运营商。它拥有多达75000个小时的华文节目的储存量，通过海外销售和租赁电视节目的收入高达8000多万港元。1993年，香港无线扩大区域市场，和台湾合作成立TVBS为台湾和亚洲华语观众提供电视服务。1994年，新加坡成立SITV(SingaporeInterna—tionalTV)，每天播出1时新加坡本土制作的电视节目，覆盖面积从中国北部直达澳大利亚南部。同期，韩国基于相似的东亚文化背景也加入区域电视服务领域，到1998年韩国出口的影视节目中三分之一输出到中国文化市场。随着近年中国传媒产品的快速发展，中国影视节目进出口比例也逐渐增加，从1982年中央电视台引进外来节目的比例占总节目时间的8％快速增长到90年代末的30％。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整个东亚地区开始大幅增加来自本区域制作的影视节目，而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的节目数量则逐渐减少。
数据显示1999年美国出口东亚的影视节目下降17个百分点，而韩国收视率排名前20位的电视节目中90％都是本地制作，香港则是百分之百。
3、传媒区域化的文化成因
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媒体技术的发展无疑是促成传媒区域化的客观因素，海外市场开拓和卫星电视技术等条件都无限可能地推动着区域传媒市场的形成；相比经济和技术动力，文化亲合性这一因素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并不亚于前两者。文化亲合性——即指文化价值体系和语言体系的相似性——不仅在节目交换过程中形成了区域内观众对影视产品的喜好偏爱，而且也为这些产品在区域市场的消费提供了极大的潜在可能性。本文以与中国密切相关的东亚区域为例，深入探讨区域传媒市场形成的文化成因。
近年韩国制作的电视剧，如《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人鱼小姐》和《加油，金顺》，在中国市场得到令人瞩目的高收视率回报，在观众的要求下一播再播，掀起一阵“韩流”。这明显是文化亲合性的推动作用。
中国观众在观看韩国电视剧时很容易寻找到彼此文化的相似之处。韩国电视剧以反映日常生活见长，着重对家庭生活的细节描写，这集中体现了韩国重视核心家庭尊长爱幼，子女行孝，以及强调团结和谐家庭氛围的儒家价值观。而这正好与中国儒家文化所提倡的传统道德和文化价值相契合，使中国观众产生了共鸣。
不仅如此，东亚文化的亲合性除了得到观众的情感认同之外，也同样得到东亚政府的鼓励与支持，为传媒区域化的形成提供了政策保障。新加坡就是大力支持传媒区域化的东亚国家之一。除此之外，韩国、日本、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各自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通过举办国际电视展览会来积极促成区域市场的繁荣。例如在2006年中国国际广播影视博览会上，中国生产的电视剧《越王勾践》以高价被日本购得版权，广博会海外成交量达100万美元。
三、传媒区域化的意义及问题
1、积极意义：抵制西方文化霸权
从抵制西方文化霸权的角度来分析，传媒区域化对其成员来说有很多积极意义：
其一，通过增加区域内影视节目的流通从而减少对西方影视节目的依赖程度。通过传媒区域化战略，亚洲国家可以相互出售和发行自己制作的节目，依靠区域内供给来填补市场缺口，从而减少对西方影视节目的依赖性。
其二，亚洲国家通过交流区域内节目，在文化上也减少了来自西方的挑战和冲击，确保了当地的文化独特性与社会稳定性。如果亚洲观众受西方影视节目耳濡目染，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变成西方价值体系的拥护者，其大量民族文化可能在暗中被置换或者同化，面临失去自身民族特色的危险；也会危及本国的社会稳定。因此区域内节目的流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弱化西方文化对本国市场带来的冲击，以及对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上的侵蚀。
2、问题：亚文化争端
传媒区域化的促成打破了中国长期以来所作的文化两分法的假定，把外来文化与本民族文化的参照范围直接缩小到“东方文化”内部，使其内部亚文化族群之间的微妙差异逐渐浮出水面。
比如，在中国热播的韩国历史剧《大长今》引起的中韩两国人民关于传统医学知识的争论就体现了传媒区域化所带来的东亚文化之间的亚文化分歧。《大长今》讲述了韩国历史上第一位杰出女御医长今的传奇故事。片中展现出丰富的韩国宫廷医学文化，中国观众从中不难解读出古代韩国深受中国传统医术影响的文化信息。例如中宗患病，御医所参考的书目就是东汉大医学家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
然而韩国电视剧中对这些中国观众熟悉的中医知识所做出的解释却无法得到中国观众的认同。剧中述及针灸和麻醉等医学技术是女御医长今所发明，然而根据中国历史记载，针灸技术早在中国东汉时期已经用于复杂病症，麻醉技术也是中国的名医华佗在使用麻沸散给患者麻醉后施行腹部手术时已经使用。中国观众对韩剧把“中医”解释成“韩医”的这种“篡改”行为表示出很大的不满。而此后韩国媒体把“汉字”解释成“韩国人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是“韩国人发明的”，“李时珍”是“韩国人”等等行为更是掀起了中韩两国的文化之争。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使得各个国家、不同区域的文化交流，变得异常便捷。同时，文化的交融也使得代表不同国度、不同地域的文化，渐渐失去了自身的特色，这影响到了餐饮空间的设计。由于我国文化在传承的过程中会考虑到地域文化因素，因此，在室内设计中将地域文化彰显出来极为关键。本文基于地域文化在餐饮空间设计中的应用情况，结合湘西侗乡人家餐厅的空间设计实例，细致的分析了区域文化对餐饮空间设计的影响，期望能够对我国的餐饮空间设计，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关键词:
区域文化;餐饮空间;室内设计
自从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经济的发展日新月异，紧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如此一来，我们的餐饮消费观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传统的餐饮观念以充饥为主，而现如今的餐饮观念则更加注重餐饮消费中精神方面的享受，这一变化趋势要求当代的餐饮空间设计，不仅要能够满足餐饮行业的功能性需求，还应该具备鲜明的区域特征，能够彰显区域文化。［1］然而，在这一方面，餐饮空间设计能够对消费者的感官以及心理，产生强烈刺激，继而会为消费者带来精神享受。因而，我国当代的餐饮空间设计，要注重深刻挖掘地域文化内涵，设计出既符合现代人审美，又能体现地域特征的餐饮空间环境，让地域文化能够真正的对餐饮空间起到“武装作用”，为消费者营造出一个舒适、健康的就餐环境。
一、对区域文化、餐饮空间设计的解读
区域文化指的是，具备区域特色并在时间长河中，流传至今仍然能够发挥作用的传统文化，它包括人民在社会生活中，依靠生产力获得的物质财富以及精神财富;还包括生态文明、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诸多内容。我国是个有着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家，民族众多，幅员辽阔，从上古时代到如今，已经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区域文化。历史的发展变迁，使得地理、生态、政治、经济、宗教等各个方面都积攒下许多的内容，这些丰富的内容足以让区域之间的饮食习惯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饮食习惯的变化经过时间的洗礼，逐渐成为了能够代表该区域的饮食文化，即饮食风俗。在餐饮环境设计中，为了凸显各区域之间的特色，需要费一番功夫。而这些“功夫”应该下在餐饮环境的空间布置、装饰设计、餐饮环境的整体风格等方面，如此一来，设计师在进行设计规划时，就需要注应用到本区域以及区域历史遗留的一些文化元素。从室内空间的形态、色彩、装饰、陈设、材料等方面，将传统餐饮文化和建筑装饰艺术、室内空间艺术结合起来，创造出具备区域特色、彰显区域文化的饮食空间环境。区域文化对现代餐饮空间设计，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首先，区域文化是具备区域特色的文化，在现代餐饮空间设计中，如果将区域文化融入其中，不仅是一种区域特色文化的展示，更能够让餐饮空间层次更加丰富;其次，为了将区域文化融入到现代餐饮空间设计中，区域文化能够使通过餐饮空间环境的作用，得到很好的宣传，从而有利于促进区域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再次，在研究区域文化、将区域文化融入餐饮空间设计的过程中，推动整个现代餐饮空间设计的创新，有利于带动整个本土设计的创新及发展。餐饮空间设计师，要结合民族发展特点、审美理念、思维模式，不断充实自己，完善自己，在传承文化的基础上，设计出具备本民族特色的餐饮空间环境。
二、基于区域文化背景下的餐饮空间设计原则
(一)遵循和消费群体审美需求相一致原则进行设计
餐饮空间设计定位的涉及面较广，但基于餐饮行业的商业性质，餐饮空间在设计的时候，要注重以满足大众消费群体的需求为前提。一般而言，消费者的需求是有具体体现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使用功能;二是精神功能。因此，在进行区域文化的餐饮空间设计时，所选择的区域文化，会更加侧重满足消费群体的精神需求，即针对不同消费群体，选择与之相适应的设计形式，来表达室内空间的文化内涵。例如，“天地一家”餐厅，这家餐厅较为著名，在北京、杭州、上海这三大城市，此餐饮设计定位并无趋同，“天地一家”餐厅在进行设计时，其每一处餐厅的设计，都是根据城市区域文化所蕴含的人文底蕴进行设计的，主要目的在于和区域文化、区域自然环境保持和谐。譬如，杭州的“天地一家”餐厅，强调古典风格，使得整个餐厅空间环境看起来好似江南园林;而安卧在北京的“天地一家”餐厅，则以青砖、古木、朱帘等作为陈设，整体餐厅具备一股沧桑的气质;而上海的“天地一家”，则具备上海地区和外来文化交融的多元化文化气质。总体而言，基于区域文化的餐饮空间设计，在区域文化选择的时候，要注重与区域大众消费群体的审美需求相一致。
(二)餐饮空间设计要符合地域饮食特点
基于区域文化的餐饮空间在设计时，所选择的区域元素，要注重和餐饮空间的类型以及功能相一致，能够贴合不同饮食文化的特点，彰显空间形态蕴含的美感，提高饮食风格的知名度。饮食文化，其存在区域性的特征。以地域条件对饮食进行划分，所展示出的饮食特点非常丰富。经济文化的发展促使饮食文化也一同发生着变化，在此情形下，地方菜系就代表着地方的饮食文化，因而在餐饮空间设计中所展示的特点，当然极具地域传统文化的特点。在这些餐饮空间设计中，色彩、材质、装饰等各个元素都无不展示着地域文化特色的丰富多彩。当然，这其中根据历史上菜系间的传说作为设计元素的情况也非常多。最具代表性质的当属第四城的花园餐厅(成都)，此餐厅借用了“芙蓉花满城竟开，引来蜀锦走天下”的寓意来设计自己的空间，该餐厅在设计时，餐厅的立柱、装饰、陈设方面，都大量的引入“鲜花”这一元素，使得整个餐饮的空间设计，能够将成都的历史文化和现代文化很好的融合在一起，能够将成都独特的美学和美食相结合，为消费者营造了美轮美奂的视觉效果，也引起了消费者的共鸣。
三、地域文化元素在餐饮空间设计当中的应用
(一)紧抓地域文化的关键因素
对于餐饮空间设计而言，设计理念是贯穿始终的主线。一个水平较高的餐饮空间设计，设计师除了拥有清晰的设计思路之外，还不能忽略对地域文化中方言、饮食、建筑等方面的考虑，以此才能为餐饮空间设计提供基础依仗。例如，著名的长沙窑主题餐厅，主要是以湖湘地域文化特色为主，通过将长沙窑瓷器按照不同的方法进行排列，使得整个餐饮空间设计极具特色，美轮美奂。(二)结合中国传统造物思想精髓古代著名的工艺文献，如《考工记》、《天工开物》等书籍中，提出了人应该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进行工艺加工。［2］因而，设计师在进行餐饮空间设计时，应该保证整个餐饮空间环境的协调性、统一性，让消费者在就餐过程中，产生“宁静致远”的感受。另外，我国传统造物中，较为注重人本身、注重设计，这种优秀传统值得我们继承并发扬。
(三)以整体设计方式展现地域文化特色
整体设计，能够提升人们对产品的认知程度，另外，整体设计能够提高设计所具备的经济价值。例如，西安小可以餐饮公司，其餐厅空间设计主要展现了巴蜀文化特色，利用红色，将其作为餐饮空间环境设计的主色调，为此，不论是家具、灯具，亦或是餐具、员工服饰，无一例外，全都是红色。该餐饮空间设计，从整体设计方面，展现了巴蜀地域文化特色。
(四)科技和情感共融
设计师提高餐饮空间设计的科技含量，能够显著提高餐饮空间设计水平;而情感指的是，在设计过程中，通过相应的人性化设计，更好的和消费者沟通。通过将科技和情感融入现代餐饮空间设计中，能够满足现代社会人们对餐饮空间环境的需求。例如，北京香山饭店，不仅将先进的科学技术应用到了设计中，而且还进行了相关的人性化设计。在部分包厢房间的墙壁上，设计了扁平的多媒体设备，当消费者在就餐过程中出现相应问题时，就能够及时和服务人员取得联系，这有利于提高消费者的就餐满意度。
(五)从国外设计中汲取营养
日式的“枯山水”风格，是日本餐饮空间设计中的佼佼者。日本建筑设计师在建筑设计过程中，不仅保持了传统风格，同时还能按照现代经济发展的要求进行室内设计，这对于我国的餐饮空间设计而言，是值的借鉴的地方。因此，我国餐饮空间设计，应注重借鉴外国在设计方面的优势，完善本土设计，不断提高我国餐饮空间设计水平。
四、地域文化在侗乡人家餐饮空间设计中的应用
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侗族地域文化特色非常显著。从先秦时期发展到现如今，“百越”族逐渐发展成为了侗族。侗族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留下了灿烂的文明，也积累了深厚的侗族文化。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侗族人民在日常生活中，在重视物质财富的积累外，也重视精神上的追求。
(一)侗乡人家的设计方案
在区域文化背景下，其餐饮空间设计不能过于陈腐，要有鲜明的特色属性。一般而言，多元化设计主题需要通过空间形体和形态符号的运用达到彰显主题的目的。［3］如果考虑进行个性化设计，设计师的控制非常关键。通过处理空间形体和形态符合，使区域餐饮设计空间的特色更加显著，从而具备自身独特的一种气质。在设计主体要素时，餐饮场所周边一些经过长期时间沉淀的产物(社会风俗、风土人情等)均可采用;而一些文化精髓的抽象表达(文化传统、历史典故、自然历史等)也可采用。侗乡人家位于长沙市解放西路的一条街市上，餐厅有两层，一楼为散座类型餐厅，二楼为包间。在餐饮空间设计的一系列流程中，侗族地域文化元素始终贯穿其中，使得整个餐厅不仅具备基础的实用功能之外，还能够展现“侗乡人家”的精神价值，让人们在就餐的过程中，体会到朴实、豪迈的乡村气息。
(二)合理进行空间功能分区
空间形体和设计主题有机结合是对餐饮空间环境进行合理布局的有效途径。以各种空间形式、空间形态尺寸的变化为变量进行空间功能分区，通常情况下，所划分的空间功能，要能够保证消费者能够自由活动，同时，还要保证管理方能够开展相关工作。在侗乡人家餐饮空间设计中，一楼大厅以散座区为主，由于大厅中安置有排列的玻璃，因而整个餐厅的空间视觉效果也达到了最佳。二楼则往往是包间，这一区域，是亲戚朋友进行聚会的极佳场所。二楼过道的左侧位置，分布着连体包间，保证聚会人数较多的时候，两间包间能够同时使用。［4］另外，过道的右边，还有单独的包间，当有部分顾客喜欢清净时，可以在此包间进行就餐。而在包间后面，则是卫生间部分。由此来看，整个侗乡人家的餐饮空间分布，非常合理。
(三)应用材料、肌理营造整个餐饮空间环境的氛围
餐饮环境设计，是由材质、结构、空间等相关要素共同发挥作用，所呈现出来的一类艺术形象。在餐饮环境设计中，为了彰显区域文化特征，其材质选用也极为重要。同时，还要注重所选择材质的安全性能、经济性能、生态环保性能、文化性能以及审美性能，要注重充分体现设计的审美价值和人文内涵。除此之外，材质的不同，所建造而成的建筑肌理给人的视觉冲击、心理感受也是不同的。例如，粗糙的青砖、枯黄的稻草、苍翠的竹等不同材质，在运用到设计过程中时，所建造出的建筑作品，也往往是有较大差异的。因而，餐饮环境设计师在进行设计时，要注重根据材质的不同，结合主题的不同，将区域材质和现代技术有机结合，营造出需要的空间氛围。［5］例如，侗乡人家的餐饮空间设计，在地面材料的选择方面，选择了白色的地砖以及具备原始味道的板岩，通过将地砖、板岩按照一定的规则铺设而成，整个地面显得具备层次感和韵律，这样的铺设为整个餐饮空间设计增色不少。在侗乡人家的墙面处理上，为了保持整体风格，选择了深色原木条板，以确保和地面有一致性。另外，柱面则镶嵌了金属马赛克。金属马赛克是一种新颖的建筑材质，它色彩光鲜、表面清洁，还会给人一种强硬的感觉，让整个空间设计显得动感十足。在侗乡人家的餐饮空间设计环节中，深色的实木条板、白色的地面板岩、柱面上的金属马赛克等等材料，通过科学、合理的搭配在一起，营造出了良好的餐饮空间环境。同时，挂在餐厅墙壁上的字画，青色花纹的瓷器、具备侗族文化的镂空窗花，穿着侗族服饰的服务生等等，让整个餐饮空间环境中的侗族风情更为浓郁。
(四)注重陈述设计，营造餐饮空间环境
陈设设计，在餐饮空间设计中，其最具现实意义。陈设设计的物品不仅要考虑其功用，还需要兼顾到此物品的装饰效果。在餐饮空间设计中，餐桌、织物、食器，属于功能性陈设，而餐厅悬挂的一些绘画艺术作品、壁画等，则属于装饰性陈设。［6］侗相人家的餐饮空间环境设计中，桌子、椅子、柜子这些陈设，在整个餐饮空间设计中，是必不可少的，而整个侗乡空间环境设计不仅有这些功能性的陈设，还有一些具备观赏性质的陈设。比如，一进侗乡人家的客厅，便能看到大厅案几上所摆放的青花瓷瓶，在二楼包厢的墙面上，就能够看到侗家雕花等装饰设计。另外，在二楼的过道中，还摆放了条案、绿色盆景、花卉等装饰，这些装饰陈设，都让整个餐饮空间环境变得更加美观，让整个空间显得更加灵动、鲜活。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幅员辽阔，由56个民族组成，各民族生活在不同区域中，因而形成了各种特色的饮食文化。饮食文化的发展与其餐饮空间的形成是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的，为了将餐饮空间的特地域文化色展示出来，除了要考虑所应用的元素特点是否适合应用之外，还应该对餐饮空间的氛围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同时，还要考虑地域文化元素是否与设计主题存在差异。为了达到这一点目标，在进行餐饮空间的整体布局、室内陈设等细节设置时，需要融合地域文化元素。地域文化元素的融合，是显示餐饮空间中所包含的深层寓意，也是将餐饮空间的最大功用发挥出来的一种需要。因此，对于设计师而言，在设计餐饮空间环境时，需要谨记其目的性，其最终的目的是创造出具备区域文化特色的餐饮空间环境。
作者：朱圳基 单位：漳州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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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贾丹．地域文化在主题性餐饮空间设计中的应用研究———以京城餐饮空间为例［D］．沈阳建筑大学，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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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嘉敏．中式风格与餐饮空间［J］．文艺生活•文海艺苑，2014(7):185－185．
一、广度
所谓广度，就是各省试题涉及到的区域文化的覆盖面要广，最好能覆盖整个地区。换句话说，就是这区域文化必须是本地区绝大多数人熟悉并有一定认同感的，而不是囿于一角。因为试题是面对全省所有考生的，如果涉及到的区域文化范围比较狭隘，不能覆盖整个区域或只为少数人所熟悉，那就会严重影响考试的公正与公平。比如江苏卷，它就不能选择像锡剧、淮剧、扬州小调之类地方色彩特别浓烈的小范围文化材料设置题目，因为它们的覆盖面都比较狭窄，只为某一地区的考生所熟知，若选择它们人题就必然会导致一种不公正、不公平的局面。
举例来说，2004年北京卷上有这样一道题：
例1.举出一个北京日常的口语词语，并就其形象生动的特点作简要解说。
细琢磨北京日常的口语词语，往往能看出北京人的智慧。说出话来，仿佛看得见，摸得着，非常形象，十分生动。比如，天刚黑，说是“擦黑儿”，刚和“黑”擦个边儿，多有分寸!又如，___________。
从日常口语的角度来看，这道题的覆盖面还是很广的。日常生活口语有着较为浓郁的地方气息，更是和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无论是谁，都无法脱离日常口语而独自生活。2004年的这道题，主要就是希望通过北京口语形象生，动的特点来体现浓浓的“京味儿”特色。而且，正是因为它覆盖面很广，也使得学生有更多的想象空间，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学生的想象热情，同时也能够通过学生的表达考查他们平日对生活是否有细致的观察。同样和生活息息相关的还有2004年的广东卷。
例2．下面是一副对联的上联，请对出下联。
荔枝龙眼木瓜皆是岭南佳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这里采用了对对联的形式来表现独特的区域文化。荔枝、龙眼、木瓜是广东著名的水果，历史上坡也曾写过这样的诗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所以说，上联区域文化的覆盖面是很广的，它的文化色彩也很浓厚。这样，从生活中熟悉的水果人手，下联的选择范围就很广，比如说花草、鸟兽、虫鱼等，都可拿来人对。这样看来，对下联应该是既有想象空间又有揣摩趣味的一件妙事了。
区域文化类试题的覆盖面要广，这是设置题目的一个尺度，而且是一个基本的尺度。失掉了这个尺度，区域文化类试题的考查将会变成一潭死水，彻底丧失生命的活力。
二、深度
区域文化类试题的考查除注意广度外，还要讲究深度。所谓深度，一是试题涉及的区域文化本身要具有一定的文化底蕴，二是所出的试题要有一定的深度可挖，不可失于浅显。
2005年的湖北卷在这两方面都可谓佳者。它选取了湖北的乡土文化、音乐、历史和本土作家的散文，地方特色十分明显。特别是在语言表达方面还选择了拟广告词来彰显自己的区域文化。试题是这样的：
例3．湖北省旅游局即将组团赴香港宣传湖北。请结合湖北人文、地理特点，为该团拟写一则推介湖北旅游资源的广告词。内容中应包含三峡、武当山和黄鹤楼。(不超过40个字)
近年来的高考试题中，拟广告词并不是新鲜的，但是将它与本地区的人文、地理特点融为一体的，还很少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道出新的好题。首先，它新在要求考生熟悉湖北的人文、地理特点，能考查出学生对生活、对社会的关心程度。其次，广告词要面对的是香港人，这就要求学生对三峡、武当山和黄鹤楼的相关文化知识有相当的了解，否则，写出来的广告词就会空洞无物，充其量也就是华丽辞藻的堆砌。第三，这样的广告词，要求考生在40字以内表达出来，对考生的语文应用能力是一种深入考查。所以，这道题能拉开考生的分数档次。总的来说，湖北卷的这道试题在深度考查方面是做得不错的。
2(104、2005年的重庆卷也涉及到了区域文化，考查形式是改错。
例4．(2004年)由于环境保护压力的增大，能源需求的增加，天然气作为“对环境友好”的能源，其地位冉冉升起。然而，由于体制的原因，守着储量丰富的重庆大气田，始终“气不足”“气不顺”。
例5．(2005年)重庆工艺美术的真正兴盛是在明末清初。明末清初，重庆的挑花刺绣迅速崛起，与成都一道成为蜀绣的重要产地。
从试题深度来说，这两道题的设置都不是太好。它们的重点都是改正语病，使得表达清晰明确、语意连贯通畅。而作为区域文化特色的重庆油田、重庆工艺美术，并不是考查的要点，只是句子描述的对象而已。从表面上看虽然涉及了区域文化，其实那些只是试题的附属品，和区域文化的考查有什么内在关系呢?更说不上考查深度了。面对这样的试题，考生往往更专注于题目本身，反而容易忽视题中所隐含的文化信息。
所以说，我们在看到区域文化能体现出各地自身特色的前提下，还应注意到考查的深度，千万不能“捡到篮里就是菜”。
三、信度
在考虑广度、深度的基础上，作为高考试题，我们还必须考虑到信度的问题，甚至可以说，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要高于广度、深度。假如说试题在广度、深度方面把握得很好，但是考查起来却没有什么可靠性、有效性，不能检测学生在语文方面的基本素养与能力，那么就是徒劳无功的。
近日在某地高考模拟试题上看到这样一道题，感觉很不错，是一道考查信度很强的试题。(原题及参考答案请见本刊今年第2期第70页)首先，题中给出的这段话是纯粹的口语，它要求考生对日常生活口语相当熟悉，能准确理解，这样就能考查出考生在生活中最基本的语文能力；第二，要回答表格中的问题，考生的思维必须经过一连串的猜测、印证、想象、确认的过程，然后才能有定论，这对考生的语文综合能力是一种很有效的考查；第三，在概括能力、表达能力方面，这道题对考生也有一定的要求。比如文段中人物的爱好、不满和性格等问题，就需要概括表达。总的说来，这道试题着眼于阅读理解，全方位地考查了考生的语文综合能力和实际水平。这样的题目立足于考生所熟悉的生活，有一定的难度却又不偏，能看出考生的层次，用来考查考生的实际语文水平，可谓可靠、实在，有着较高的信度。
区域文化类试题在近几年的高考中可谓初露锋芒，而要想使它永葆“青春”，信度是一个重要因素。只有注重信度，才可能使这类试题真正有利于选拔人才，也才能得到全社会的认同与肯定。
关键词：区域文化；赣南；民歌
中图分类号：J65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3）11-0135-01
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明，千百年来，各民族在繁衍生息过程中创造了许多的文明和奇迹，而赣南民歌作为赣南―――这块客家人群居的红土地上的奇葩，多少年来被世人所传诵。这里，我们试图将赣南民歌放在独特的区域文化背景之中，以进一步全面认识赣南民歌的艺术特征，从而加深人们对赣南民歌的认识和了解。
一般来说，区域文化是指一定区域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文化的具体表现，是人类与社会、环境长期相处中逐步显现出来的，并相对稳定。民歌艺术作为区域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还与其区域中的社会、环境、经济、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赣南，古时又称南赣，地处江西南部，素有“八山半水一分田，半分道路和庄园”之说。所以本区域的社会经济是以农、林、牧为主，及垦殖茶园等园，民歌体裁包括山歌、田歌、茶歌、船歌等与当地人民生活紧密相关。
赣南在原始社会，新石器时期，就有先民生息繁衍，又被誉为“宋代历史博物馆” 文化底蕴深厚。但据史书记载，其在春秋战国时期已有较发展的农业和手工业，只是因其地区“南蛮”偏僻之地而与中原一带往来较少，生产水平较落后。直至所谓客家人的南迁，给赣南社会经济、文化以重大的影响，他们在此开垦荒地，传播先进的耕作技术和文化，使这此区域的经济有了飞跃发展。
一、自由、奔放、热情的音乐性格
赣南民歌从远古的伐木歌，发展到茶歌以及从解放时期的红色山歌，都是赣南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是社会发展的生动反映。人们在山上挑担及田间劳作时，或为呼喊同伴，以驱野兽强盗；或为消除疲劳对歌打趣；或诉幽怨；或泄愤懑；或表爱慕之情等等，都用歌唱的形式来表达内心的情感。
赣南民歌，不论它的歌词是否含蓄、曲折，音乐感情却都是坦率直露的，旋律音调不过多地讲究形式的修饰，表现手法比较单纯，并具有明确的表情目的，能淋漓尽致地展露出歌词中的未尽之意。如兴国山歌的歌头“哎呀嘞――哎”曲调一开始就充满了激情，并以此引发出正词来。
二、灵活、多样性以及题材的广泛、通俗性
赣南民歌的发展从远古至唐宋、再从明清到近代，题材广泛、内容通俗、形式自由、风格简朴有山歌、伐木歌、田歌、茶歌、矿工歌、红色山歌等等，与赣南人民社会生活、风土人情、语言习俗紧密结合。
三、自由、随意的节奏和高亢、嘹亮的旋律音调特点
从赣南所处的地理位置来看，赣南民歌常常演唱于当地高山丘陵或田野江河，多为山歌、渔歌，为求传得远听得清，一般音调高扬，自由舒展。赣南的山歌其最高音往往在第一句中就出现，起到先声夺人或呼唤的艺术效果，然后逐渐下行至主音结束。
四、歌前加腔“哎呀来”的演唱特点
古时的赣南山高林密，人烟稀少，常有虎豹出没，人们行走山路时，便唱起山歌：“喔喂，打嗒――啊喂……” 都用假嗓高腔或真假嗓结合唱，声音高亢激昂，可传数个山头，这样既呼喊同伴又能惊散猛兽，有很高的实用性。现在，我们在赣南民歌中能看到最具地方风格的歌头格式：“哎呀嘞――哎”，就是以此转化而来。
歌前加腔“哎呀嘞”，是以各种语调表示着不同的意思，音调既高又长，可用于山野对答或表现激动、奔放的感情，也可用来提神、振奋精神，表明自己的歌唱即将开始；接着中间是字多腔少的数板性音调，然后又经过一个固定的句式，预示着歌唱将要结束。
民歌与地域文化是相互共生不可分割的，民歌通过文化得以体现出其价值，而文化又在民歌中得到升华。赣南民歌起源于赣南民间、是人民在长期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创造出来并流传并发展于群众中的，同时，赣南民歌又形象地反映和表现了赣南客家人的思想情感，是赣南人民思想情感、性格气质、精神文化与劳动生活的真实体现和生动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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