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2-08 11:03:4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法学研究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20世纪70年代末，党的确定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目标，以解放束缚了多年的生产力，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更加协调，使生产关系能够更好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也就要求建立一套完整的经济法律制度，从法律上加以保障。对经济运行的机制从法律上加以研究成了当时法学工作者的一项重要课题。在对经济运行法律机制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经济法学的雏形。
也许是受计划经济思想观念影响时间太长的缘故，刚刚改革开放的经济使得法学工作者有些无所适从；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对市场经济渴望已久的原因，法学工作者认为只要是跟经济有关的法律都属于经济法研究的范围，于是相应地形成了大经济法的概念。在当时，人们以谈经济为时髦，对于经济法学和其他法学部门之间的关系，还没有来得及作深入的探究。只要是跟经济有关的问题都当作经济法问题来对待。为了寻求理论上的支持，人们一方面立足于本国资源，从理论上对经济运行进行研究；另一方面从外国积极引进各种经济法理论，借鉴外国的法学研究成果。在这个阶段，有一大批的经济法学教材和著作被翻译成汉语出版发行。其中最有影响的有前苏联、日本的一些经济法学著作和教材，如前苏联拉普捷夫主编的《经济法理论问题》和《经济法》，日本的金泽良雄的《经济法概论》、丹宗昭信、厚谷囊尔主编的《现代经济法入门》、《日本经济法概要》等。此外还翻译了一批经济法学论文。在国内则出版了相当一部分经济法著作（主要是教材），形成了众多的经济法派别，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纵横经济法论。经济法学研究对法院的司法实践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大量经济案件的出现，使得各级法院相继成立了经济庭，专门处理这些案件。在当时看来，企业之间的经济合同纠纷、涉外经济纠纷等，只要涉及到钱的纠纷案件（民间借贷除外），一般都当作经济案件来对待，而民事案件则只限在婚姻家庭纠纷、民事侵权等很小的范围内。
随着经济法学研究的日渐深入，人们发现，经济法学并不是包罗万象的，经济法研究的许多方面实际上应当属于民法的研究范围。于是经济法和民法的关系问题，包括经济法和民法的范围问题，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1992年，中国正式确定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人们通过对市场经济国家法律的比较研究，发现各国不但在经济上可以互相借鉴，而且在法律上也可以相互参考。法学家们对经济法进行研究后，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观点，但是这些观点已经跟以前的经济法观点有了明显的不同，无所不包的大经济法概念已经很少有人坚持。这些观点被称作为“新经济法理论”或者“新经济法诸论”。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自从新经济法理论逐渐定型以后，人们对经济法基础理论的研究就很少有突破，形成了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驻足不前的局面。人们更多的是关注经济法各部门学科的研究，甚至还有少数经济法学者对经济法是否真的存在，或者是否有必要存在都产生了怀疑，将自己的研究方向转向了民商法的研究。尤其是近几年来民事立法的显著成就，使得经济法的地位问题受到了更大的影响。《合同法》的制定和施行、《物权法》的起草以及《民法典》制定工作的启动，使越来越多的经济法学者把目光转向了民商法学研究。同时，法学研究的结果对法院的司法实践同样产生了影响。虽然经济法学界对经济法还存在不同看法，对经济法概念在表述上有哪些差异，但是他们之间都达成一种共识，即经济法只调整跟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有关的法律问题，而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由民法来调整。对于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法学界已经很少有人表示怀疑。至少对于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等等属于经济法的研究范围，人们都不表示怀疑。由于经济法研究范围的缩小，于是有人对法院经济庭的存在都表示了怀疑。认为经济庭受理的案件都是民商法的范围，而真正属于经济法范围的案件则很少，因此主张撤消经济庭，变经济庭为民庭。这种观点是一种狭隘的部门利益观点。人们意识到经济庭受理的案件很多是属于民商法的受案范围，这是人们认识的深入，是一件好事，也是法学研究的进步。但是，是否就到了一定要取消经济法庭的地步呢？我们应当承认，经济法庭的设立，对我国解决经济纠纷、促进我国经济法制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在经济庭审理的大量经济案件中，很多案件即使按照某些激进民法学家的观点也不应当属于民法的受案范围。例如，反不正当竞争的案件，等等。当然，他们可能会说，不正当竞争的案件，从本质上说是侵权纠纷案件。反垄断案件（尽管我国目前还没有）实际上是合同纠纷案件，即这种合同是否违背社会公益，因而是无效合同的问题。如果这样认为的话，其实所有其他法庭（除刑事法庭外）都没有必要存在了，因为他们归根到底都是一种侵权纠纷或者合同纠纷。行政纠纷从本质上来说，难道就不是由于行政机构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酿成的侵权纠纷吗？
其次，法院各法庭的设置缺乏一个统一的标准。有的法庭是根据受理案件的性质来设立的，如刑事法庭、民事法庭、行政法庭等；而有的则是根据其他标准，主要是为了满足处理某一类案件的方便而设立的，如铁路法庭、海事法庭的设立，就不是由于所受理的案件具有相同或者相似的法理特征，而是由于他们同属于某一个部门，集中起来由某个单独的法庭来处理比较方便。我们也不否认法院各审判庭的设置都是从审判的实际需要出发的，但是其目的都是为了方便人们诉讼活动的进行。经过近二十年的审判实践，人们已经完全适应了经济庭的概念，人们已经对经济庭的受案范围已经有了非常清楚的认识。如果突然间取消经济法庭，势必使人们对法院的行为感到茫然，对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无法了解，从而降低诉讼效率、提高诉讼成本，甚至使人们产生经济法是否已经已经被废除了的疑虑。这对当前的经济法学研究是很不利的。
再次，取消经济法庭即便是为了使受理案件的性质在法理上说得过去，但是，在经济法庭取消以后，本来应当属于经济法庭受案范围或者将来肯定会出现并且应当属于经济法庭受案范围的案件，缺乏相应的受理机关。我们总不能把它们让民庭来受理，因为那将在法理上又说不过去了。例如，近些年来，人们对垄断现象都非常痛恨，因此认为我国制定《反垄断法》不但必要，而且可行。如果在最近的将来，《反垄断法》出台以后，人们想提起反垄断诉讼应该由哪个法庭来受理呢？以及现在还经常出现的反不正当竞争的案件应当继续由哪个法庭来受理？如果由民事法庭来受理，这样岂不是又成了大民法理论，回到了原来大经济法研究的老路上去了？
因此，本人认为，撤消经济法庭的提法应当慎之又慎。我们完全可以考虑保留现有的经济法庭，但是对其受案范围作适当的调整，使得所受理的案件在法理上更加说得过去，同时也不至于让人们一时无法接受。对于经济法应当向何处去的问题，张守文教授在其新近发表的论文“中国经济法的回顾与前瞻”中提到，中国经济法学在世界法学舞台上的地位问题是我国经济法学需要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笔者认为这个问题的提出非常必要，而且也非常及时。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每一个法学工作者深思的问题。
在我国的经济法学研究中，似乎比较注重从外国借鉴，而忽略了向外国介绍中国的经济法理论。他们也许考虑的是我国的经济法理论还不够成熟，许多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因此，不宜冒然向外国介绍。实际上，他们也清楚地知道，经济法产生的历史还不长，我国当初从外国引进经济法理论时，外国的经济法理论也同样很不成熟。通过二十来年的研究，我国的经济法学已经取得了令人骄傲的成就，经济法的理论已经基本形成，经济法的地位已经得到认可。但是我国的经济法理论和外国的经济法理论已经有了较大的不同。我国的经济法已经不再是前苏联和日本的经济法著作中所说的经济法了。美国的法经济学（lawandeconomics，laweconomics，economicanalysisoflaw）也和我国的经济法概念有着质的不同。它更多的是利用经济学的方法和手段来对法律问题进行分析，这些法律问题不仅包括刑法、商法上的问题，也包括法制史上的问题。笔者从互联网上看到美国法经济学会年会的一份会议安排，其中不但有法制史（不是经济法的立法史或者立法思想史）、而且还有法理、刑法、行政法等各方面的发言。这也就说明，美国的法经济学和我国的经济法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或者反过来，如果认为外国没有我国所说的经济法，怕他们接受不了，而不去向外国介绍的话，就更加不应该了。如果国外已经有了我们所说的经济法理论，而且发展得更加成熟，这时向它们介绍，反而有班门弄斧之嫌。而正是因为他们没有，我国的经济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学体系，我们才值得而且有必要介绍给他们，使他们了解、接受我们的经济法学。美国没有大陆法中的民法学，但是，美国用英文出版的各国民法著作已有不少，包括我国民法著作。美国还用英文出版了我国的法制史、行政法、刑法方面的著作。但是真正经济法含义上的著作似乎还没有见到。近几年中国政法大学以及今年北京大学针对美国学生办的中国法短训班都没有安排经济法的课程，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是经济法学者没有努力争取也许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我们在向外国借鉴法学理论时，一般都比较注意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日本、法国、德国等加以借鉴，因为他们的经济比较发达，对其他国家的影响比较大。那么，我们在向国外介绍中国经济法时，同样应当以这些国家尤其是美国为主要目标。我们要想经济法在世界法学舞台占有一席之地，不主动向它们介绍我国的经济法理论，他们是不会主动向我们来取经的。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向国外介绍中国的经济法理论呢？笔者以为，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我们考虑。
一、出国讲学。近些年来，我国每年都有不少法学家到国外作访问学者或者讲学，但是经济法学者所占的比例似乎不是太大。就是在走出国门的经济法学者中，除了很少一部分外，绝大多数都是去当学生，了解国外的法学研究动态，介绍外国的法学研究成果，而很少向外国介绍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经济法理论。我盼望我国的经济法学家，尤其是经济法权威们不要将自己的影响局限在国内，而应当向国外渗透。出国讲学，介绍中国的经济法理论，尤其是经济法基础理论不失为一条有效途径。
二、单独或者和国家立法、行政机构举办经济法国际研讨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培养了不少外国留学生，其中就有一部分是经济法专业的留学生。他们对中国的经济法理论即使没有深入独到的研究，也有相当多的了解。他们回国之后，有的从事法学研究，有的从事法律实务。我们可否建议他们利用所学的中国经济法理论以及经济法学研究方法对他们本国的经济法进行比较研究，写出文章或者专著在本国发表或者出版。同时在有关的经济法国际研讨会上和国内学者进行交流，相互切磋，以促进中国经济法在国外的影响。
三、注重直接用外文尤其是英文著书立说，或者将国内有影响的经济法理论著作翻译成外文向国外介绍。每年我们都能在外国的期刊上见到相当数量的中国法论文，但是关于中国经济法的论文却很少见到。正如我前面说到的，如果我们不主动走出去，他们可能不会请进来。因此，如果我们的经济法学家能够申请科研立项、争取获得国内或者国外的科研资助，将中国有影响的经济法研究成果向外国介绍和推广，那么，他们对中国的法律制度的了解将会更加完整、准确、清楚。
摘要：研究方法对于经济法学科的完善和发展关系重大。传统法学方法体现出明显的“非自足性”，对于具有现代性特征的经济法学研究更是不敷其用，批判地吸收现代哲学方法是经济研究方法的重要来源。经济法学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以社会整体经济的稳定发展为价值目标，对个体权利加以必要的和合理的限制，从而实现社会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各自最大化和相互和谐发展，而现代经济学理论也进一步确认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可见，经济法学的研究视角是整体主义的。
一、经济法对研究方法之期盼
德国法学家拉伦茨认为“法学之成为科学，在于其能发展及应用其固有之方法”。“经济法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其研究方法科学与否对于学科体系的完善和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由于传统法学方法的研究体现出明显的“非自足性”，而经济法学是在传统法学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败”双重缺陷无能为力的背景下，为实现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而建立的新型学科，如果囿于传统部门法学的研究方法，就无法从新视角审视经济法学的特有理论内涵，也难以探索实现经济法学价值目标的路径。因此，经济法学研究不能照搬传统法学的研究方法，应当在方法上进行创新。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经济法学研究方法是区别于其他部门法学的重要标志。批判地吸收现代哲学方法是经济法学方法的重要来源，主要是引入价值判断来评价法律现象，就是以社会对经济法的需求为出发点，研究经济法怎样满足不同主体的需要，多维度地对经济法的基本理念、基本价值等理论进行诠释。本文试图论证哲学中的整体主义方法是经济法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二、整体主义在哲学范围内的发展
整体主义与个人主义间的争论是西方哲学的一条重要线索。整体主义认为社会集团决不能视作只是个体的集合体，它具有个体所不能包括和解释的独特性质，群体的行为规律不能还原为个体的行为规律，整体是一切社会解释的出发点，必要时可牺牲个体利益以取得整体利益。个体主义认为整体主义强调的社会是由个体组成的，个体利益的总和就是社会利益，个体是社会存在的目的，社会的存在正是为了促进个体的幸福和利益。
作为方法论的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相互指责对方的缺陷。个体主义方法认为，整体主义方法根本不具有操作上的可能性。当代着名哲学家、方法论个体主义的重要倡导者波普尔认为“如果我们要研究一事物，我们就不得不选择它的某些方面。我们不可能观察或描述整个世界或整个自然界；事实上，甚至最小的整体都不能这样来描述，因为一切描述必定都是有选择的”，描述和活动的选择性使得人们难以运用整体主义方法从整体上把握社会，而所有的社会现象都可以用涉及该现象的个体情境来解释，因此，科学研究只需从个体角度出发考虑个体的动机、信念、生理状态及其所处环境等因素，不需要考虑社会整体的制约。而整体主义方法论认为个体被看成是社会化的人，社会整体不是其构成元素的简单相加，比个体具有更多的结构属性。因此，社会不但不能还原为个体，而且会因为这种结构属性成为决定和制约个体行为的原因性力量，所以必须把对象世界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体加以把握。。整体主义方法则提供了截然不同的视角，它认为社会整体具有独立于个体的独特属性，社会整体不同于个体总和，社会整体显着地影响和制约其部分的行为或功能。依此方法，应当从社会整体出发，把社会整体看成分析的基础，在总体上把握社会现象，而不纠缠于个体分析。
三、整体主义作为经济法学方法的理论基础
经济法学研究需要探讨现代市场经济的法律需求，研究如何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追求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增长，并在各利益主体之间实现公平分配。因此个体与社会、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是经济法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整体主义研究方法的选择稳定了经济法学研究的基本路径，界定了研究活动的思维体系、考察研究的切人点、论证步骤和层次的安排等问题。
(1)经济法学的产生和发展的视角之考察
传统民法认为，个体利益是社会利益的基础，社会利益是个体利益的总和，只要充分保证实现个体利益最大化，就可以促成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只有靠社会活动参与者自由博弈而产生的自发秩序才是好的社会秩序。民法学理论的架构往往诉诸于人的生物属性或抽象的人性，立足于私人经济生活以个体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强调人格在抽象意义上的平等性及其一般共性，并以平等自由等为原则，通过法律关系模式来安排社会个体之间的权利义务。
然而民法忽视人与人之间因差异而产生的互补性和依赖性。存在于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的个体，在社会利益相对恒定的情况下，某一个体利益的过度膨胀必然导致对他人利益的侵占，自由至上的市场对此冲突无可奈何。历史证明：在亚当·斯密“自由放任”思想的指导下，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迅猛发展，经济个体在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推动下，沿着经济规律的发展之路，走向了垄断。经济个体合理的追求个体利益的行为严重破坏了市场的整体秩序，市场失灵了，而民法调整经济关系没有宏观把握的能力，对于发生混乱的经济秩序无能为力。因此，必须借助新的法律制度来完善其经济管理职能，主动介入经济生活对社会经济进行管理，经济法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经济法学将社会看成是一个超越个体的独立存在，有其独立于个体利益的社会公共利益。因而经济法学基于整体主义的方法；看问题从整体出发，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以良好社会秩序和社会整体经济的稳定发展为价值目标。
(2)经济法学的理念体系视角之考察
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是对立而统一地存在着的。一方面，社会整体利益的增进如能够实现合理分配必然能够使个体的利益增进，而个体利益的增进在某些情形下也可以促进社会整体的利益的增进，因而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具有统一的一面。历史证明：个体私利的自由追求曾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确能既利己又利他，有力地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向前发展，实现了社会利益与个体利益的相对和谐。然而，另一方面因为社会作为整体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可避免，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也存在对立的一面。事实上，在高度现代化的条件下，由于人类具有趋利的本性，如果对他们的行为不加以一定的限制，势必会危害社会并最终殃及自身。因此，亟需要特别维护有遭受损害之虞的社会整体经济利益，重构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平衡的新格局。所以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合理分配是每个部门法需要考虑的问题。然而基于民法理念认为个体利益的追求能自然实现社会整体利益，进而着重考虑个体利益的保护，因此不过分关注社会整体利益。
而经济法是适应生产社会化的客观需要，弥补民法等传统法律部门对社会经济关系调整的不足而产生的。经济法学认为社会整体利益不是构成社会的每个个体利益的总和，而是社会中独立存在的有机整体的利益。个体行为具有外部性和普遍性，保护社会整体利益的价值目标决定了经济法从产生之日，就肩负着从“社会本位”出发，追求社会整体利益的重任。
经济法是维护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法律制度，其理念是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的角度，对整体经济生活的介入，保障社会整体利益平稳协调地增长，从而带动全社会所有个体利益的增长，以消除个体权利无限制行使对整体社会经济发展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促进经济和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发展。为了实现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经济法有时需要对个体的权利加以必要的和合理的限制，通过限制个体的部分自由去为其换取更大的自由，牺牲个体部分利益去为其获得更多的利益，从而实现社会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各自最大化和相互和谐发展。可见，经济法学的研究视角是整体主义的。
(3)经济学与经济法学的关系之视角考察
经济法就是将主流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运行所需的条件，及克服市场缺陷的方法等理论的制度化。经济法体现了法律对经济关系的“翻译”，依赖于经济学原理，许多经济学的概念与论断直接为经济立法所吸收。“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以个体利己主义的方法论基础通过对“经济人”的分析奠定了理论主导地位。他认为一切经济现象都可以视为在交换过程中彼此会发生冲突的无数个体愿望和追求的结果。古典经济学认为个体效用最大化与社会整体效用最大化是统一的。在这样的经济学理论指导下，民法学认为，经济活动应当排斥国家的干预，只要人都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利益，社会就会走向幸福和繁荣。
本报讯 记者蒋安杰2010年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日前在山东省泰安市举行。本次年会由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主办，山东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承办。来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各部门、国务院法制办、地方人民政府、地方人民法院、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律师事务所等行政法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开幕式由山东省政府法制办公室主任高存山主持。在开幕式上，山东省副省长李兆前代表省委、省政府致欢迎词。随后，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周成奎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周副会长对一年来中国行政法学的发展以及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肯定。随后，中国法学会行政学研究会会长应松年教授致开幕词。
应松年会长在致词时说，这次会议是具有纪念意义的大会。行政法学研究会成立整整25年，光阴似箭，行政法学研究会如果按照现在学生念书算，也已经是硕士毕业了！今天可以说是个毕业典礼，也是新学期的博士开学典礼吧！我们欣喜地看到，行政法学队伍不断壮大，人才辈出。本次年会的主题为“社会管理创新与行政法”，到会的二百二十余名会议代表还是历史上最积极参与的代表，提交157篇论文，170万字，是提交论文最多的一次年会，创历次年会之最。
应松年会长特别表达了本次年会在五岳独尊的泰山举办，期望我国行政法学研究也能早日达至“巅峰”状态的心愿。
在为期两天的讨论中，与会专家学者分别围绕社会管理创新与行政法、弱势群体保护、村民自治、志愿者立法和群体性事件五个议题展开，共有13名发言人就相关专题作了主题报告，13名评议人参与点评，共计八十余名参会代表参与了自由讨论，并从不同的角度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或肯定、或质疑、或温婉谦和、或针锋相对，妙语连珠、精彩纷呈，无不展现出深厚的学术积淀和敏锐的问题意识，年会讨论不断涌现。
一、科研选题不当的主要表现
1．选题偏大且重复。相关学术刊物上的会计法学科研论文，绝大多数选题不具体、不明确。近几年来，选择热门会计法学问题进行研究的人较多，如关于会计法律责任方面的问题，但大多数仅围绕会计法律责任的内涵、类别及其构成要件等方面进行论述，缺乏新意。
2．研究深度不够。会计法学科研是一项与会计法制建设实践紧密结合的活动。从近几年来看，应用性问题研究所占的比例较大，但多数成果水平不高，转化率更低，选题中忽视对重大现实问题的综合探讨与研究；而基础性问题探讨又落后于会计法制建设实践的需要，使得应用性问题的探讨与研究缺乏后劲，缺乏强有力的基础理论支持。例如，“会计执法监督”、“会计执法保障”等应用性强、价值大的会计法学应用性问题很少见到，即使有也难于在实践中操作，理论深度不够，而“会计法基本原则”、“会计法学与会计学的内在联系”、“会计立法中如何处理会计技术问题”等基础性问题几乎无人探讨，直接制约着我国会计法制建设水平。
3．简单移植、生硬照搬其他学科的较多。移植是会计法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但近几年，对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未结合会计法学特点加以改造而进行简单移植的现象比较普遍，很难发挥相应理论与方法在会计法学研究中的真正科学价值与意义。
4．描述性研究多，因果性研究和预测性研究少。任何一门学科就其发展历程而言，均存在诞生、发展、成熟等几个阶段。描述性研究是一门学科在诞生初期的研究方法。目前，中国会计法学正处在发展阶段，其研究方法应由描述性研究向分析性研究过渡。但从已发表的论文来看，较多描述会计法学领域中的有关现状问题，而较少分析有关各种会计法学现象的关系、影响因素、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等方面的问题，使得会计法学研究难以发挥其解释与预测的功能，缺乏对功能或机制的深入分析，妨碍了研究水平的提高。
二、改进的对策
1．从思想观念上重视科研选题。在会计法学科研中，发现并选择具有意义的会计法学问题至关重要。一般来说，如果选择和确定的是会计法学学科发展和突破的前沿，则表明其是高起点、高水平的研究；如果是重复他人的研究，则整个研究工作也就没有多大的价值。
2．努力培养研究人员的科学素养。①培养创新精神与敏锐的洞察力。日常工作中要养成善于观察、善于捕捉各种新事物的习惯，尤其是不为常人所注意的偶然现象，作为发现和提出会计法学问题的前提和基础。②勤于思考，提高自己的想像创造力。直觉和想像是会计法学科研选题中主要的思维品质，而想像创造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后天获得的，因此会计法学研究者要注重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③注意积累相关和必要的会计法学研究背景知识。在会计法学研究中，研究人员必须具备深厚的法学、会计学理论知识，同时必须具备必要的经济学、哲学、逻辑学、管理学等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不是一朝一夕得来的，需经过研究人员的长期积累。
3．遵循科学选题准则。会计法学科研选题应遵循以下几个重要的科学准则。
（1）创新性准则。创新性准则是指对所选择的会计法学科研问题应在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能提出新的见解，导出新的结论。会计法学科研选题的创新程度必须成为衡量其研究成果质量与水平的主要评价标准。只有这样，才能有所发现，得出新的结论，真正体现会计法学研究的价值。为贯彻这一原则，应深刻理解创新概念，建立创新的体制，营造创新的文化，提高创新的能力。
（2）价值性准则。价值性准则包含两层意义：一是选取的会计法学科研题目要满足会计法制建设实践的需要；二是选取的会计法学科研题目要满足会计法学研究自身发展的理论需要。就现代会计法学而言，还存在许多急待解决的实际问题和急需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会计法学研究者必须根据自己的研究能力及客观条件，选择最有价值的研究课题。
（3）可行性准则。一是从会计法学科研题目本身来说，必须有一定的事实根据和科学依据；二是从会计法学研究者来说，必须具备本学科相当的科学知识、研究能力和工作经验，并熟练掌握与运用有关研究方法、研究工具；三是从客观条件来说，必须具备相应的资料、设备、时间、经费、辅助力量、适宜的社会背景条件等。
（4）效益性准则。效益性准则就是在既定的人、财、物条件下和单位时间内，充分考虑会计法学科研题目的效益。具体地说，会计法学科研题目的选择要求投资少、见效快，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显著。在目前会计法学科学研究经费不足而又急需展开会计法学科研的情况下，尤其要遵循效益性准则。
4．规范选题程序。从整个会计法学科研选题过程看，它包括查询信息资料、科研题目系统化、初步确定题目和题目论证四个步骤。
（1）查询信息资料。在会计法学理论学习与会计法制建设实践中发现相关问题后，必须查询有关会计法学问题的信息资料，以全面认识和了解该会计法学问题。通过查询相关会计法学问题的信息资料，主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①该问题的科学背景怎样，前人是否研究过。②如果该问题被研究过，取得过哪些成果，存在的主要矛盾（问题）是什么。③如果该问题没有被研究过，那么围绕该问题进行的类似研究取得过哪些成果。查询信息资料是选择会计法学研究题目时比较艰苦又特别重要的工作。
（2）科研题目系统化。在广泛查询信息资料的基础上，即可进入会计法学科研题目系统化阶段。此阶段主要是在研究方法论及系统思想指导下，初步理顺和具体解决会计法学科研选题中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①确定研究目标。研究目标是研究目的与任务的具体化，习惯的做法是用一句话来陈述会计法学科研的总目标。②确定研究对象。研究对象的选择不仅影响到会计法学科研之具体研究方法的选择与应用，而且对研究结果与结论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也具有影响。在确定研究对象时，注意以下几个方面：要根据会计法学科研具体目标来选择会计法学科研的研究对象；要明确会计法学科研之研究对象的空间（地域）范围、时间范围和条件范围；要考虑会计法学科研的可行性及研究对象的数量。③确定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的选择与具体研究目标相联系，同时还受到研究总体的性质、特点、数量等因素的制约。因而，采用哪一种或哪几种基本研究方法，要在选题阶段作出系统的考虑。
发达国家（例如美国）的网络科技融合于法学教育发展，他们已经有大约30 年以上的经验。在美国，法律教育与法学研究已经发生明显变化。著名的WESTLAW和LEXIS-NEXIS等法律数据库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性的法律信息产业。WESTLAW公司已于1997年在北京开设了代表处，并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开通了在中国大陆第一家该专用法律数据库查询终端。1999年上述两家美国法律数据库已经采用互连网络进行法律数据全文检索和阅读，其中已有相当部分的法律数据免费向全球开放。
在亚洲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例如我国的台湾地区，网络科技发展也有大约10-15年的经验，使得法学教育方面使用网络科技方面也取得了较大发展。在中国大陆，在这方面起步较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值得我国法学院借鉴研究。
在大陆，大学法学教育有许多方面受到网络科技的影响，以下10个方面影响较大：
一、网络科技影响法律图书馆发展模式，影响学生和研究人员资料查询和阅读的方式；
二、网络科技影响法律教室使用方式，影响教师与学生在教室交流方式；
三、网络科技影响法学研究方式，影响法学论文研究与表达方法以及学术评价标准和传播方式；
四、网络科技影响法学教育与司法审判结合模式；影响法官、律师、法学教授和法律学生角色的定位与互换；
五、网络科技影响法学院考试制度、论文答辩制度、学籍管理制度、法律课程设计、法学讲义与法律教科书体系、法律课堂的研究与讨论制度设计模式；
六、网络科技影响法学教育与相关学科跨学科研究的发展模式；
七、网络科技影响法学院毕业生就业方向，法律学人就业多元化；
八、网络科技影响法学院师资构成，学科与学派构成与发展方向；
研究生学位论文是其科研能力、创新能力、掌握和运用法律专业技能以及书面表达能力的综合体现，是衡量硕士研究生学习、科研能力和教育培养质量的重要指标。为了确保学位论文质量，笔者认为应该从研究生一进入写作阶段就严抓、严管。保证选题质量的一个重要措施是加强开题报告的指导与管理，特别136是博士生的开题报告应当由一个教授小组来对开题报告进行评价。通过导师指导选题和开题报告会以及思想教育等各类形式，首先教育研究生在思想上要引起高度重视，不要在论文写作上存在任何侥幸心理，要有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踏踏实实的严谨学风，这些是能否通过论文答辩的必要前提。在论文选题上，作为导师要把好第一关，学位论文不应当视为学校毕业前的一个作业，在两年或者三年的研究生学习期间，连贯的科研指导与教育过程是导师长期以来要坚持的，逐渐根据学生的特点与兴趣帮助学生选好研究方向。研究生的选题质量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应该是整个研究生群体的培养结构。调整培养结构需要很多方面的努力，学位点的设置、院系管理模式和学位管理的组织体系之间的关系处理、导师的研究方向的不断更新，对调整学科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资金投入政策等等。从更为宏观的层面来看，只有培养的结构符合当代科技发展、国家社会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求及遵守科学本身发展规律，整个研究生群体的培养质量才能展现比较高的水平。就一个具体课题而言，高水平的选题是高水平论文的基本前提，确定学位论文题目是导师发挥指导作用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确定论文课题，特别是博士生的课题并不容易。一个好的选题也许要占到整个成果的30%或者更多一点，因为，首先选择的课题要为学生留有相当的创造空间;其次，课题应该或者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或者具有工程和开发应用的价值;第三，课题要在规定的时间、给定的研究条件下可以完成。最后，选题的难度应当与学生的自身水平相当，这样才能创作出真实的成果。在满足这四个条件下，导师还要把获得创新成果的机会留给学生。选题这一关非常重要，从研究工作来说，选题好就意味着方向对头，不至于半途返工。从近年来我校研究生的学位论文管理工作中，有一些成功经验值得借鉴，如有的导师将自己的科研项目分解为若干子题目，作为所带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选题，这样既便于导师自己进行科研工作的同时随时了解指导学生的学位论文进度，也鼓励学生积极参与高水平的学术实践，在开放的学习环境中进行学位论文创作。当然，不可避免的会出现选题不当，中途改变论文题目的情况。此外，开题报告是检查研究生论文准备情况重要环节，是保证论文质量的前题。
多年来，我校研究生论文开题报告会已经形成相应的制度，并有效实施。但是，近年来，有的专业开题报告有流于形式的趋势。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无法按时举行开题报告会西南政法大学近两年的硕士研究生论文开题报告都是在第四学期末，个别专业甚至推迟到第五学期初进行。按照培养方案，研究生的硕士论文工作时间不得少于一年，博士论文工作时间不得少于两年。由于开题报告的滞后，造成一系列恶性循环，如学生论文写作时间有限，导师指导时间仓促，给最终的成果制作、评阅、审核造成很大压力，从而影响学位论文的质量。因此，为了保证学位论文的创作时间充足与合理，硕士研究生的论文开题报告应当安排在入学后第三学期末至第四学期开学后两周内进行。论文创作时间未达到一年的硕士研究生，一般不予推荐其参加学位论文答辩。博士论文的创作时间，导师可以根据论文写作情况，可推迟一年时间但必须由本人写出书面申请，说明其理由，导师签署意见报主管领导审批同意后方能推迟。
(二)对开题报告重要性的认识不足，准备不充分。对开题报告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有以下两个方面的表现:首先是研究生对开题报告的准备不充分，包括本有的开题报告资料不充实，所选题目没有明确的写作目标，对写作中的难点无法预计。其次是开题报告会的时间安排较为紧张，个别专业有时一天要进行十几个研究生的论文开题，使得参加开题的老师根本没有时间思考研究学生的报告，提不出实质性的学术建议。所以就经常出现个别研究生在写作中途更换论文题目的情况，甚至在答辩中为论文题目是否成立引起其他答辩老师的质疑。因此，要认真完成开题报告的一系列步骤方能事半功倍，在导师指导下选好论文题目，研究生在调查研究、查阅大量资料和文献的基础上写出开题报告。其内容包括以下几方面:1.选题的学术价值，即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目前国内外的研究概况及发展趋势;本人拟研究的具体内容和重点解决的问题。2.论文的总体构想。3.论文工作的安排与进度计划。4.资料占有情况和可能遇到的相关问题与解决的办法。参加开题报告会的导师和其他老师，应当在认真听取和评议每个研究生的书面报告和口头汇报后，再经集体评议并填写相应学位的论文开题论证报告书。要将开题报告当做是对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工作的正式总结和考核，凡未获通过者，都不得进入论文写作阶段。只有顺利通过开题报告会之后，研究生再根据大家提的建议，与导师一起共同修改、商定学位论文的写作计划。如此，从一开始就注重对学位论文的方向把握与态度纠正，使论文能够具有明确的既定目标与合格的水平，使研究生在论文创作时有一个良好的开端。
二、抓好论文工作阶段检查，认真举行论文工作报告会
在顺利开题之后，研究生就正式进入学位论文的撰写过程中，期间导师不仅要注意发挥其主动性、积极性、独立性，而且还要经常注意论文工作的检查，给予适当与及时的指导。简而言之，要引导研究生把本科生以听课、考试为主的学习方式转变为开放式的思想交流、独立思考、研究创新以及追求完美的学术思维模式上来。其中，衡量博士学位论文最重要的标准是创造性，导师要鼓励同学们发展个性，独立思考，形成卓有见识的认知模式与知识领域，鼓励学生突破导师的研究领域局限;要克服与杜绝极少数学术腐败的现状，提供机会让学生比较正规地独立发表他们自己的研究工作成果进展;对于研究生的工作和成果要不断地提出新指标、新目标。另一方面，阅读和修改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同样是导师指导作用的重要体现。通过不断地修改和完善论文，使学生不轻易放弃研究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磨砺学生大胆分析矛盾和重视实践的学术品格，培养学生勇于创新和追求完美的治学态度①。按照学校规定，研究生至少每月向导师汇报学习和论文工作的进度情况。但是，近年不少研究生利用论文写作阶段到全国各地考公务员、联系毕业工作，少则二三月，多则半年之久无法及时给导师汇报论文进度，这就使得导师无法了解学生的论文进展情况。所以，当务之急是要坚持和贯彻导师见面制度，只有双方有效的交流沟通才能保证学位论文的撰写质量。其次，认真举行论文报告会(预答辩)同样是行之有效的措施。论文报告会就是研究生在进入学位论文撰写阶段完成初稿之后举行的汇报会议，时间一般会安排在第五学期开学初。各学科指导小组在教研室组织3一5名副教授以上职称的教师，对硕士研究生的论文初稿进行评议以及提出修改意见，因此研究生必须在报告会前完成论文初稿，至少应该有详细的提纲。这个环节是为了对研究生的学位论一次中期的督促检查，实际上也是对研究生论文质量的一次筛选，同时也给他们的学位论文提供了最后一次质量提高机会。西南政法大学对近几年的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都举行了预答辩，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可以参照该种方式扩大到对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要求，这种方式对修改学位论文和最终答辩都能提供很好的帮助。最后，法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的打造并非临门一脚，更要重视日常的学习积累。作为科研型人员，在独立学习研究的同时，更要广泛开展学术交流，导师应当鼓励学生参加多种多样的学术活动，聆听国内外知名专家的学术报告，这样不仅能使研究生了解本领域的前沿工作，提高其专业水平和表达能力，而且可以开阔研究生的专业视野、丰富研究生的知识储备。同时，在学术活动中提倡和鼓励研究生批判学习，积极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形成一种良性的交互式开放环境，以提高学生开展法学研究的兴趣，启发和完善创新思想的重要途径②。在课题组内的学术讨论可使导师了解、把握学生的写作方向，学位论文的进展，使学生有必要的紧迫感，同时启发、引导学生关注学科前沿和研究热点，促进不同学科背景的学生进行积极交流和借鉴，以便能从不同的研究视角来审视自己的现有成果。综上所述，学术活动的作用是单纯的课程学习所不可替代的，也是学位论文研究所必须的条件。
三、严格要求论文撰写规范
内在质量是指学位论文的学术水平，主要包括论文研究的题目、观点、研究方法、逻辑结构、资料和语言文字等方面。外在质量不仅仅是印刷、装饰等物质载体方面的质量，更重要的是指论文的形式与格式，即学位论文写作所要求的一些固有规范。一丝不苟的态度，怎么会容许肤浅的形式错误?因此很自然地，学位论文规范就成为评价学位论文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学位论文的规范要求应当引起研究生指导教师的普遍重视。一般认为，合格的学位论文在规范要求上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我国学位条例和培养学位管理办法对学位论文管理的各项具体要求，是针对学位论文这一个对象的特殊要求，也是研究生学位论文规范最需要重视的部分。二是学术著述的一般规范，它是指学术界所公认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在学术成果方面的体现，作为接受学位教育的研究生必须懂得自觉遵守，一般在研究生的学习阶段都应当熟悉与贯彻。三是所有正式出版物共同遵循的文字印刷规范。它是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以文件条例的形式所作出的正式规定③。这类文字印刷规范代表着整个中国文化在当代最正式的表达形式，因此每个受教育的有文化的中国人都应当遵循，研究生更应当在自己的论文中自觉遵守这些规范。除了以上要求，虽然我国高校在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规范上有不少规章制度，但是在工作中还是存在普遍的不足。一是有些研究生未理解学位论文摘要的重要意义，学位论文摘要简而言之是对学位论文的一个简要介绍，目的是使读者通过阅读摘要对学位论文整体有一个简单而又清晰的全面了解，因此它是对全文的高度概括，但是区别于一般论文的摘要，学位论文的摘要需要更简练的语言表达和更丰富的内容涵摄。学位论文摘要主要是有利于论文评阅人和答辩委员会在较短的时间里对论文的学术水平作出评价。其次，学位论文的评阅时间要给予充分保证，如硕士学位论文的评阅期为一个月，博士学位论文的评阅期为二个月，只有这样，评阅人才有合理的学习时间，对学位论文作出公正有益的评价，毕竟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普遍具有较高的水平，即使是教授级别的专家也需要好好消化。最后，为了保障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有公平公正的良好氛围，我们可以尝试构建一种导师回避制度。即导师不得参加自己学生的答辩委员会，让答辩委员会在讨论中无所顾忌，畅所欲言，实事求是，开放地进行学位论文答辩和评价论文水平，并且在此基础上进行匿名投票表决。相对应的，为了保证对每位研究生作出公正的评判，我们设计了一套检验学位论文是否合格的量化指标，在现场让答辩委员会的每位成员对论文的各项指标进行打分，这样就对该学科专业的优秀论文评选有了一个相对客观公正的重要依据。目前实施的这一系列做法，得到了我校导师和答辩委员会的广泛认可和大力支持，对保证学位论文的质量以及促进答辩的效果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四、深化管理机制
2018年1月XX区法学会成立以来，在市法学会的精心指导下，在区委政法委的正确领导下，紧紧围绕区委构建“三角一圈”科学发展布局工作主题，牢牢把握全面推进XX法制建设和创新社会治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这条主线，为平安XX、法治XX建设提供理论支撑。认真贯彻落实自治区、市、区政法工作会议提出的目标和任务，充分发挥人民团体、群众团体、学术团体和政法战线重要组成部分的职能作用。团结带领XX区法学法律工作者，深入开展法学研究，深入开展法制宣传，切实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探索和创新工作机制，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认真细致地开展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现将主要工作总结如下：
一、认真组织开展法学研究
（一）广泛宣传自治区法学会的论文征集活动，号召大家积极参与。接到自治区法学会关于征集第十届中国法学家论坛和首届广西法学家论坛主题征文活动的通知后，积极大力宣传和动员广大法学工作者参与到活动中来，全力配合自治区法学会的论文征集工作。
（二）深入开展实地调研活动。就加强社区矫正工作建设和平安建设等问题深入开展调研，先后深入公、检、法、司等部门和乡镇实地调研，搜集了第一手素材，对进一步创新社会管理工作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抓好法制宣传工作，提高全民法律素质
(一)强化宣传阵地。主动联系政法委、综治办、610办、公安局、司法局等部门联合开展活动，利用圩日或民俗节日上人员聚集性强、人流量大的特点，向群众发放法律宣传资料10000余份，广泛宣传安全防范和平安建设知识，有效增强了人民群众守法用法和维护社会治安的自觉性。
（二）抓好流动宣传。为了做到群众不用出家门也能学到法律知识，驾驶法律流动宣传车广播法律法规知识，在各街道上巡回宣传，群众能仔细地听着法律法规知识解答。据统计，共出动车辆120余台次，受教育群众数万人，切实增强了群众学法、守法、用法的意识。
(三)结合重大节日开展法律咨询活动。结合重大节日开展法制宣传活动，通过悬挂板报横幅、法律咨询等形式宣传法律知识，提高居民依法维权的能力和水平，在社区形成学法、用法、守法的良好风气。
三、积极广泛发展会员
区委政法委召集区法院、检察院、公安分局和司法局等分管领导，认真传达了市政法委文件精神，要求在本系统、本部门深入开展宣传发动，鼓励符合条件等法律工作者积极入会。同时，为使会员具有广泛代表性，政法委及时与区人大法工委、和政府法制办取得联系，邀请法学工作者和法律界人士入会，重点吸收我区从事司法、行政执法和法学工作、法治宣传、法律服务等工作并具有一定法学研究能力的人员。自1月27日成立至今，法学会共发展个人会员65名。个人会员中，法学法律专业的25人，占38.4%；研究生学历的4人，占6.2%，本科学历的50人，占76.9%，专科学历的11人，占16.9%。会员构成具有几个特点：组织覆盖面广。会员来自区政法系统、法律服务机构以及乡镇街道办和企事业单位。既有从事立法、司法、执法和法律监督、法制宣传教育的工作者，又有从事社会管理综合治理、预防青少年犯罪工作的工作者。
四、全面加强队伍建设
区委、政法委领导高度重视，召开区委常委会议并听取了政法委筹建XX区法学会情况汇报，决定成立法学会，为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由政法委代管，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兼任会长，核定法学会机关编制2名。这为XX区法学会建设提供了组织保障、人员保障、经费保障。
五、提高调研水平，增强咨政建言实效
发达国家（例如美国）的网络科技融合于法学教育发展，他们已经有了30多年的经验。在美国，法律教育与法学研究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著名的WESTLAW和LETXES等法律数据库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性的法律信息产业。WESTLAW公司已于1997年在北京开设了代表处，并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开通了在中国大陆第一家专用的法律数据库查询终端。1999年上述两家美国法律数据库已经采用互连网络进行法律数据全文检索和阅读，其中已有相当部分的法律数据免费向全球开放。
在亚洲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例如我国的台湾，网络科技发展也有10～15年的经验，使得法学教育在使用网络科技方面也取得了较大发展。在中国大陆这方面起步较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值得我国法学院借鉴。下面从十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网络科技影响法律图书馆发展模式，影响学生和研究人员的资料查询和阅读方式
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法学院图书馆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网络科技的影响，改变了发展模式和方向。美国大约有170多所由美国律师协会（ABA）承认资格的法学院法律图书馆，在30年前已经开始连接WESTLAW公司和LETXES法律数据库系统。
在美国法律图书馆网络数据的法律资料费用（设备和数据流量收费）约占法律图书馆平均开支的1／3以上。从发展的趋势来看，数据设备和软件更新的费用增长幅度比其他图书馆开支增长幅度要快。同时，法律图书馆早已配备了专门的网络与计算机数据工程维护网络系统。
美国多数法学院采用了网络化的法律数据库，使得法律图书馆的使用分为两个区：一是传统的“书架区”，二是“计算机区”。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集中在“计算机区”，1980年以后的法律资料多数可以查阅网络数据库获得。“书架区”对青年学生的吸引力正在减弱。
在美国法学院，法律图书馆的“书架区”与读者联系，主要通过书籍外借和外地图书馆复印邮寄服务来实现。图书馆外借图书使得图书馆的使用空间和时间扩大。现在，在法律图书馆的“计算机区”，通过互连网络扩展图书馆的使用时空，使得图书馆的使用“无疆界化”和“无闭馆化”，而且，网络服务更具有质变的意义还在于：当各个法律图书馆数据库连网后，各网络数据库中的法律信息资源便实现共享，这将使各个法律图书馆管理成本大大降低。同时，每个法律图书馆的发展将更加注意特色，更加趋于个性化发展，更加注意数据资源的独创性。反之，在没有网络技术支持的时代，各法律图书馆发展趋于雷同、重复和缺乏特色。
在美国，许多法学院学生通过网络，随时查阅与下载网络数据库的法律资料。美国多数法学院的《法律评论》都已经“上网”。即便没有上网，也用光盘数据版通过美国计算服务器提供全文检索服务。
在发达国家网络科技进入法学院图书馆之时，发展中国家在此发展比发达国家慢了几年，甚至几十年。检索文献的手段不同，导致眼界、观念和效率的不同，中国大陆法学院在发展法律图书馆时，应该认识到这一点。
在亚洲，几个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和地区，紧跟发达国家之后，各自发展了“本地版”或“母语版”的法律数据库系统。
网络科技发展对法律图书馆的影响还表现在它使得法律图书馆的设计、经费支出与管理人员结构等方面，都将发生了变化。具有网络科技和计算机数据知识的图书馆工程师成为新的馆员。学生同计算机工程师对话的时间增加的幅度，比同传统馆员咨询时间增加得快。学生同计算机工程师们的“对话”不仅仅是面对面的，或电话交谈，而且还可以是在网络上的“对话”，中国大陆的法学院法律图书馆正处于发展阶段，所以，更应充分估计到网络科技对法律图书馆的直接和间接影响。
二、网络科技对法律教室的影响，对教师与学生交流方式的影响
在发达国家，网络科技也进入法学教室已经非常普遍了。美国芝加哥的一所不太引人注目的法学院，叫肯特（KENT）法学院，设在一所理工学院里，这所法学院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方面获得了大力支持。美国的这所法学院在传统评价标准中的排名并不靠前。①但是，它全面使用网络科技进入法学教室，使法律学生通过网络学到更多的东西。
在网络科技发展前，世界各国的著名法学院主要依靠著名教授来支撑。法学大师的知识及经验随同他们个人的存在而存在，随同他们移动而移动，所以，大师的知识及经验传达给学生们是有限的。所以，争夺大师是法学院之间竞争方式之一，表现为互相“挖角”。但是，就是在世界著名法学院里，学生也不能经常听到名教授和大师们的讲课。
但是，美国的“小法学院”却通过网络科技获得这些著名教授的音像资料和数据化资料，在网络中传播，并将网络数据库与教室连接起来：“小法学院”可以用较低的成本，使学生学到更多的东西。而大法学院花费的成本要高得多。从节约成本的角度看，小法学院更具有竞争力。美国法学院还有另一种新的排名，评比使用网络科技的程度。评出的前5名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法学院，没有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和伯克利及密歇安法学院。所以，美国有名的私立法学院中，除了哈佛法学院外，像芝加哥、耶鲁、斯坦佛法学院都是小规模的。还有更小的法学院，其办学成本更低。
网络化的教室改变了授课的时空与资料的规模。法律课程的声音与文字资料（甚至图像）已经存在服务器中，服务器24小时开通，学生们在教室里或在世界各地，在任何时间都可以上网学习。同时，他们同教师的“提问与回答问题的对话”与“案例的讨论”也可以通过电子信箱或“BBS”随时进行（请参看北大法学院的BBS中文讨论分析软件SPS）。
网络化的教室不仅仅使教师与学生双向交流，还可以利用网络链接的数据库发展“纵向交流”。师生们通过网络化教室链接的法律数据库，“入库”一层一层深入展开，可以获得更多、更新、更早、更具有比较性的数据资料和统计资料。并且随时使用统计和分析软件（例如社会科学统计分析软件SPS）对法律数据进行分析，立即获得结果。
网络化教室发展后，教师不是以讲授法律知识为主，而是将分析的经验教给学生。同时，辅导学生使用法律数据库和分析“软件”自己进行学习与分析为主，让学生自己发现知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这种链接网络的“电子教室”在中国大陆的法学院已经开始酝酿了，发展这种教室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经费问题。或者说也不全是经费问题，而是观念问题。我国法学院的未来教室设计与使用，要充分考虑到网络科技的影响，提早准备（国家教育部设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课程与教育研究基地”的教室已经具有这种雏形）。
三、网络科技发展对法学研究与发表方式的影响，对法学研究评价方式和传播方式的影响
在网络科技发展以前，由于学术刊物分级分类，使得法学论文写作难，发表更难。目前，大陆法学院有333所，本科在校生大约6万人，研究生在校与在职人数大约3万人，将近10万法学后备人才可以发表的全国的法学核心刊物不到30本，省级社会科学理论刊物不过30多本，其他综合学术刊物也不过40多本，所以，在大陆发表法学论文的刊物比经济学和理工类的少，而人数多。
在我国，尽管法学论文虽然发表难，但是发表后阅读与传播也同样困难，一般读者不容易接触到这些专门学术期刊。由于这些刊物的内容十分专业，所以，书店和邮局及报刊亭不会出售这类专业刊物。获得这些专业刊物的惟一途径只能到各个大学法学图书馆里去找。结果读者查阅学术专业论文的成本比较高。现在，我国法学理论界在几年前开始了一种将学术论文书刊化的趋势，以各种部门法的《论丛》冠名，“以书代刊”来发表中长篇法律学术论文，这种做法使学术论文可以在一般书店里买到。
网络科技发展后，电子专业学术刊物以一种新形式出现了。这种传播形式发表周期时间短，可以短到按分钟或秒钟来计算；阅读面大，对社会的影响面更大，更加便于阅读和研究，更加便于保存和检索，也更加便于引用和复制。我国法学院应该研究在网络电子版的情况，设计学术评价政策和标准。
在我国，网络科技正在将法学论文“KEY-IN（键入）”或“SIGANA（扫描）”到专门数据库，法律数据库正在与网络连接，例如，北大法学院的法律数据库已经开放，可以通过网络阅读法学专业论文。不但阅读方便，检索也方便。同时，使用“软件包”进行随机统计与分析也非常便利。过去读者只能检索论文、阅读论文，现在配合软件包来分析论文，检验论文中的数据，以便对论文的科学性、客观性、实证性进行检验，读者不再是被动的阅读，而是主动地分析与评价。
理论界评价论文水平时，经常采用的一个指标：“引用率”。过去统计论文的“引用率”时采用人工方法，人工统计的“引用率”与实际的“引用率”存在差距，所以精确度有问题。在网络科技发展后，法学论文可以在网上“发表”，上网“访问”阅读论文次数可以被计算机在阅读该论文前，可看到已有多少读者“访问”阅读了该论文。这种统计数据显示可以给后来的读者一个暗示：阅读次数越高，证明该论文越引人注意。暗示的效果是“阅读多者更多，阅读少者更少”。在网络技术领域，访问网页次数采用“点击率”表示，点击率越高，表明注意度越高，“点击率”就象电视节目的“收视率”一样。由于网络科技的支持，使得专业论文的阅读者规模可以成倍增加，这使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采用多元化的方法评价论文。这种特有的反馈有可能促使论文研究方法发生变化。
四、网络科技在法学教育领域日益广泛的融合导致教师与学生角色的互动
在我国一些大中型城市，法学院学生在使用网络方面比老师具有更多优势，因为学生中的“网虫”数量远比老师多。由于学生在网上花的时间多，加上学生之间有交流，所以，学生可以帮助老师在网上查找最新法律资料，使老师的讲义中的信息随时获得更新。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学生是老师的“老师”。教师和学生的角色发生了互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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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的教师也不会因为在网上的时间比自己的学生少而感到自卑或羞愧，我国法学院的教师正在从“传授法律知识”的先生转变成为“传授司法经验的长者”。大学教育更多是传授经验。②在法学院司法经验的传授更加重要，因为司法经验难以从法律书本上学到。即便是写在法律教科书上的别人介绍的经验，在学生自己没有体会和经历时，也不容易学到，法律经验一定要靠老师，或有司法经验的律师或法官传授。司法经验传授本身就是一种法律教育，在此，法学教授与律师和法官的角色也发生了转换。
由于法律的知识可以更多地让学生自己学习获得，各个国家，各种不同历史时期的司法经验比较与传授将成为大陆法学院发展教育的一种值得注意的方向。由于学生、教师、律师和法官角色的互换，使得大陆法学院更加开放，更加面向司法实践，更加面向社会，这种发展的结果将使法学院的法学教育从逻辑的法律向经验的法律转化，从情感的法律向理性的法律转变，从书本上的法律向社会存在的法律转化。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封建社会的人治与儒学思想对法律的影响深刻，上述转变对现代社会发展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五、网络科技发展将使法学院的考试制度、论文答辩制度、学籍管理制度、课程设计、讲义与教科书设计、研究与讨论制度发生改变
网络科技发展，将使法学院的教学管理发生许多变化。首先，考试制度会发生变化。使用纸张和圆珠笔的考试，可以由学生在计算机上完成。考试由主要考学生知道多少知识为目的，变化为考学生自己具有多少处理问题的能力。例如，发现新法律的能力，收集有关新法律的文章与资料的能力，使用“软件包”从多种角度分析新法律的能力，预测新法律的社会效果的能力，相关法律与新法律进行比较与评价的能力。这些工作现在都可以在连接网络与法律数据库的计算机上进行。而且在进行这种类型的考试的同时，也会引导学生自己设计专用的分析软件工具，设计专用的法律数据库，安排自己的表达方法（数据源链接的方法，或是数据库全文或关键术语或概念连接的方法，或者是多媒体技术表达方法）。
许多法学院的法学考试也可以采用计算机模拟法庭辩论、模拟双方律师的博弈、模拟法官的合议讨论过程、模拟判决等方式。对于法律知识性的考试，如果采用计算机选择题考试，可以随机判分，以杜绝或减少作弊现象。
网络科技发展也使法学研究生论文答辩的方式发生变化。原来的法学研究生学术论文答辩，采用问答式，教授与研究生的问答只在一个层面和同一空间、同一时间进行，外地、外省或外国的教授参加论文答辩，一定要乘坐飞机或火车、汽车等交通工具集中到某一会议室中，面对面地进行。采用网络通讯技术，可以实现远距离，不同空间，不同时间多层面的问答方式。
网络科技发展还将影响学生的学籍管理制度。由于网络科技改变了人们交换信息的时空，所以，学生在法学院学习的时空可以更加灵活。预计，不久的将来，大陆法学院的学生在校园外就可以参加法学院的课程，学籍管理采用开放式，学生不一定要在指定的时间内完成学业。随着终身学习观念的推广，学习法律的年龄也不一定要限制。
采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成本可以非常低，甚至可以设计成计算机自动管理系统，减轻人的劳动，使得对本地管理与对全球管理的成本差别不大。
从2001年开始，北大法学院的“网络与法律”课程已在网络上开放，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HEALJECTION教授的“FINACIALINSTITRTIONANDLAW”课程也已通过网络传输到北大法学院的服务器上，选课的同学们可以随时通过自己的笔记本电脑或法律图书馆的台式电脑“上课”。他们的作业采用电子邮件寄给哈佛的教授。今后，这类网络课程将越来越多。
一旦世界各国法学院的网络课程互相链接，形成一个巨大的全球化的法学院课程体系数据库时，大学法学院也就国际化、全球化了。
六、网络科技发展使法学教育与相关学科发展产生融合，跨专业、跨学科发展将发生新的变化
网络科技的发展使法学院与经济学院、工商管理学院、政治与行政管理学院、公共关系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社会与人类学院、人文学院等发生跨学科的交流。目前每个学院已经开通了自己的主页，建立了自己学科的数据库。以北大法学院为例，法律数据库中已将法学院中的几乎所有可以用信息表达的东西都放进去了。北大法学院的主页将全球法律网站的搜索引擎、法律数据库和法律相关传媒都链接在一起，这个网站已经被美国YAHOO网站统计为在中国大陆法律专业访问率最高的专业网站。
如果将来文科中的每一个院系都将他们的主页实现专业搜索引擎、专业资料数据库和传媒链接，或者更多层面的联系，就已经为跨学科研究与交流提供了技术支持的空间。在这个网络空间里，学科之间的融合，通过数据库的“链接”，通过专业网站的“搜索引擎”以及传媒及时的、独特的表达，将变得非常容易。因为在网络技术支持的空间，跨学科在信息科技的支持下，不同专业的人与人的磨合少了，不同专业知识与知识的融合多了。
七、网络发展使法学院毕业生的就业去向发生了变化
网络科技的发展还影响法学院学生的毕业去向。过去，法学院毕业生主要在司法部门、政府机关、公司企业工作或进入律师事务所学习做执业律师等。网络科技的发展有可能给学生开辟一条新的就业道路：IT律师与IT司法行业。最早从事这个行业的专业是国际大型律师事务所采用软件技术进行接受客户的委托前的“”。由于专业责任和道德的限制，同一家大型的国际律师所不能同时原告和被告，从主观上讲，律师事务所不会这样做。但是从客观上说，不同国家的公司委托时，可能无意识地出现“一主二仆”的现象。IT软件技术使得这种查询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解决问题。
由于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新的律师业务和新的法律咨询业务可以在这些技术的支持下完成，从而大大降低律师的收费幅度。使越来越高的律师费向合理的、有利于竞争的、方便客户的方向发展。笔者暂时将这个新的司法领域称为“E-LAW”，或叫做“电子法务”。③
八、网络发展正在改变法学院的师资构成，学科与学派的发展产生新的方向
大陆法学院师资构成的变化，正如原来金融证券领域以学习经济类和金融专业的人员为主一样，在金融电子化后，计算机专业人员大量进入金融界，已经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当金融业转向金融信息业的时候，计算机和信息专业的人将会有更多的到金融领域就业的机会。
与计算机专业人员一样，在金融业中也有越来越多的数学专业、心理学专业，甚至法学专业的人进入。同样的情况也将出现于法律业，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其他专业的人员进入法律界。
法律数据库、法律网站搜索引擎技术、法律新闻传媒业的发展、E-LAW的发展需要更多的IT专业人员加盟，或者是学习经济学的专业人员，讲授“法律经济分析”类课程。
现在在中国大陆的法学院里，计算机专业人员主要从事网络维护和专门软件设计工作，但是，现在在北大法学院已经开设了由计算机专家讲授的“网络法律”和“软件版权保护”网上课程。
九、网络科技发展将提升大学法学院的学术能力，提高其综合实力，影响法学院对社会的“贡献度”和社会的“支持度”
网络科技的发展对法学院研究能力与学术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网络科技有助于各个法学院研究能共享资源和学术交流，也有助于各个法学院发展自己的特色。在网络科技发展前，由于资源共享和学术交流的成本较大，各个法学院容易向“小而全”或“大而全”的模式发展，会导致重复建设，容易造成资源浪费。学界曾有一个共识：“半个图书馆，等于没有图书馆”。网络科技在法学院的应用可以改变这个传统的共识，在网络科技支持下，“半个图书馆也可以等于一个完整的图书馆”。
使用网络科技还可以提高法学院的教学与科研成果对社会的贡献。大学原来是有“墙”的，各个法学院是有“室”的，这样在地理位置上将法学院与社会分开。特别是目前大陆一些大学考虑到校园安全，大学入门的手续比较烦琐，社会公众访问大学不便。网络科技的发展可以使法学院的课程上网，网上法学院可以实现“无墙法学院”或“空中法学院”。中国有着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特点，使用网络科技实现远程法学教育可以克服传统法学教育分配不均的问题。大陆连续多年进行全民普法教育，每次普法教育都要进行几年。由于采用的教育手段比较传统，所以效果还有更大的提高潜力，如果通过电视网、互联网，采用图本化、音响化、数据库链接化、文本链接化、多媒体表达化手段，将会使法律教育的效果大幅度提高。
衡量一所法学院对社会贡献的大小，可以使用“贡献度”表示。法学院除了向社会提供合格的人才外，还要将法学研究成果及时向社会，参与立法和司法的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参与大众普法，对社会开放式教育，对青少年进行法律知识传播，对受法律处罚人员的法律知识与心理辅导等，这些工作可以通过时间量和工作质量来表达。法学院对社会的贡献度越高，获得社会的关注程度也越高，获得社会各种资源的支持度也越高。法学院不可能独立于社会而存在，更不可能脱离社会支持而发展。网络科技的发展使法学院对社会的贡献与获得社会支持的规模更增大和更有效。
十、网络科技改变了法学院传统教育的基本概念和原则，例如，政府与网络、法律与网络、国家与网络等的关系
9月18至20日，由暨南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及暨南大学知识产权与法制研究中心承办的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界年度盛会――“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2015年年会”在广州市举行。自2012年年底成立以来，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的聚集作用逐步增强，成功主办了众多颇具行业影响力的专业活动，其中研究会年会已经成为我国知识产权法学界最具影响力和号召力的年度性盛会。而本届广州年会相比较之前的苏州年会、杭州年会和上海年会，呈现出规模大、效率高，话题多、涉猎广，观点新、气氛浓等突出特点。
规模大、效率高
来自全国各地（包括港澳台地区）的政府主管部门代表、高等院校及研究机构代表、一线法官代表、专业律师代表、企业及专业媒体代表等共500多位知识产权法学相关人士参加了本次盛会。暨南大学胡军校长、中国法学会张文显副会长、最高人民法院陶凯元副院长参加了本次活动并分别致辞；北、上、广三家知识产权法院院长同时亮相并作主题演讲以及众多知识产权专业法官的“组团”参会，成为本次活动的最大亮点。
由会长会议、理事会会议、开幕式、主论坛和十二个分论坛构成的本届年会，从9月18日傍晚开始至9月20日中午结束，期间还嵌入青年学者优秀论文颁奖和专业委员会揭牌两个特设仪式环节，整个议程紧凑而高效。正如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会长刘春田教授所言：“广州年会，可谓自研究会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年会。”刘春田教授对暨南大学给予本次大会的支持表示感谢，同时盛赞暨南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的会务安排与接待工作成效。
话题多、涉猎广
本届年会的会长会议与理事会会议通过了几项重要决议：增选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宿迟院长与中国人民大学郭禾教授为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增设知识产权法院专业委员会、传统医药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及体育赛事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同时选定位于重庆的西南政法大学为2016年年会的承办单位。
年会的论坛部分在仅仅围绕着知识产权司法审判制度改革、知识产权相关法律修改与实施、知识产权法学基本理论展开探讨的同时，还增设了知识产权运营、传统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体育赛事知识产权保护及游戏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等产业性、实践性问题的专项讨论。其中有关知识产权法院体制与审判制度创新的相关问题，成为本次年会上的最大热点，包括示范案例制度在知识产权审判中的作用、技术调查官在知识产权审判中的职能定位、法官名额制度下的法官助理制度、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证据规则思考等具体话题备受关注、并引发热烈地讨论。另绕《民法典》编撰及知识产权相关法律在整个民法体系中的位阶与作用等话题的讨论，也被知识产权理论界极度重视和广泛参与。
观点新、气氛浓
新话题、新观点，为本次活动增加了不少靓色。其中张玲玲法官的“手机视频聚合平台服务提供者侵犯著作权问题研究”、崔国斌副教授的“版权作品的技术过滤与用户基本权利的保护”、马东晓律师的“论商品化权应该缓行”、杨华权老师的“网络游戏特有装潢的反不正当竞争保护研究”、尹锋林老师的“我国科研机构和大学专利利用中的主要问题与原因分析”及刘强副教授的“先秦儒家义利观与知识产权机会主义行为规制”等极具新颖性与前瞻性的话题与观点，得到了现场参会人员的极大关注与热烈响应。而有关“法律是不是科学”的抽象学术争论更是把年会的学术争鸣气氛带到了。
论文的参考文献撰写是有科学继承性的，论文的撰写都是建立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的，那么卫生法论文带参考文献写作标准格式是什么样的呢？下面是学术参考网的小编整理的关于卫生法论文带参考文献来和大家一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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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法学学术研究与经济法治实践的关系
经济法学学术研究与经济法治实践活动的关系，是我国经济法学发展的基础关系。法学研究的价值和生命力在于其对现实和实践的指引作用，而法律实践对法学研究也具有反馈作用。衡量经济法学学术价值的高低，一个重要的标准是看它对法治实践发生作用的大小；而衡量经济法治实践科学与否，关键是看它能否自觉接受经济法学理论的指导。经济法学学术研究承担着法律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其中包括经济法学理论的论证、法律框架的设计、具体规范的拟定、法律实施的纠偏，对经济法的精髓及法的理念的把握；经济法实践承担着法律实施的重要任务，涉及经济法的精髓、法的理念及法律制度在社会中发挥有效的作用。学术研究和法律实践相生共长，法学理论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两者并不矛盾。法律工作者所从事的法学理论研究，实际上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论文本角度）开始、延续、深化实践者所进行的法律实践中的理论争议。其所产出的法学知识，正可视为内在于法律实践中的深度阐述。[1]因此，当前经济法理论研究者应当紧紧围绕实践中的重点、热点和难点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将研究成果运用于解决实际问题，不断提高经济法学研究的可应用性和法律实践的准确性。
经济法学研究的发展过程表明，正确处理学术研究与法治实践的关系，关键在于积极发挥学术研究对于法治实践的能动作用，努力运用学术研究为法治实践服务，只有这样，才能建构起经济法学学术研究与法治实践的良性互动关系，实现经济法学研究的实践价值，为经济法学研究的发展提供更为广阔和丰富的空间和途径。转型期的中国，其经济法治建设和发展，更迫切需要学术研究积极回应经济法治建设过程中所遇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近年来我国经济法学学术研究提出的诸多理论命题和许多制度构建都适时地契合了中国经济法制建设和发展的需要，对推动中国社会经济的转型和健康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不过，从改革开放30年来看，经济法学学术研究从整体上仍缺乏一种对现实问题或规则进行学理化、法理化甚至哲理化的深度思辨，对现代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的问题仍停留于甚至满足于一种对策性的个案分析。特别是近年来，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了许多关联性问题或事件，经济法理论研究没有从规范性的对策机制中抽象或提炼出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具有规律性的原理。如金融危机发生的国家尤其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对自由主义市场推崇极至而排斥国家对市场的正当干预，将这些问题上升到法治角度，这便触及到经济法的本质和价值问题。因此，经济法学学术研究应当对经济法治实践中的问题进行深入理论分析，而不是简单地将理论转化为对策性工具。
学术研究与法治实践的关系，在学术研究对象和方法意义上，还体现为理念研究与经验研究的关系。法治理念与实践活动，都是社会法治生活的有机构成部分，因此，经济法理念研究与经验研究，都属于学术研究，都受到学术研究与法治实践关系的约束，同时遵循学术研究与法治实践关系的对立统一辩证规定性。当然，经济法理念研究与经验研究又是针对不同对象，分别运用规范研究方法和经验研究方法展开的研究，因此，理念研究更多地体现为关于社会偏好和价值取向的应然研究，经验研究则更多体现为关于法律行为和法治关系的实然研究，两种研究分别反映着经济法治生活的彼岸性和此岸性，指向法治生活和法治实践的不同层面，具有不同的研究价值、学术意义和实际功能，相互之间又有矛盾关系。[2]经济法理念，是指在特定社会中的人们，对经济法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在宏观上和整体上的一种理性把握和构建，是经济法理性的最高表现形态，也是经济法律制定和实施的最高原则。用经济法理念和思维统摄经济法学的学术研究，并以此指导经济法治实践，不仅可以厘清经济法与传统法的关系，而且可以实现经济法对经济社会关系调整达到预期的目的。经济法理念站在经济法整体的角度和发展的高度上，对现行的经济法律或者是即将制定的法律，进行认识和分析，并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来预测和把握经济法的发展方向。一方面，对于现行的经济法律制度，作出是否适应经济发展实践需要的评价，然后形成立、改、废的决策，从而使经济法得以补充、完善和发展。另一方面，指导立法者从总结的经济实践经验中抽象出对未来具有指导意义的东西，并反映到经济法立法上，使经济法立法既肯定现实，又或多或少地对现实作出创造性的规定，以便从经济法上把握现实的未来。[3]因此，经济法学学术研究如何剖析和解答经济法实践中的问题，即如何具体回应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理念下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矛盾问题，有待经济法学从社会本位、平衡协调和人本主义理念高度进行分析并提供具体的制度设计方案。
二、经济法学学术研究中经济法与部门法的关系
中国法学界秉承了大陆法系传统，再加之上世纪50年代受前苏联法学的影响，从而对部门法的划分及其调整对象理论推崇至极，一度使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之中。其实，法的部门法划分本身就是遵循主客观标准而非单一的客观标准，[4]以往那种囿于大陆法传统的客观标准试图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与传统部门法作泾渭分明的划分，从而使经济法陷入了调整对象之争的“陷阱”。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出现的“经济法与民法之争”让这种理论上的误解表现得淋漓尽致。尽管新世纪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建构与完善，无论是官方还是学术界，经济法已被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七大法律部门之一。近些年来，法学界也在逐步淡化部门法的论战，在经济法学学术研究和讨论中也较少涉及到调整对象的理论争辩，但是，经济法学学术研究中却一直存在着一种“异民法”或“反民法”的路径情结。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的关系问题，特别是部门法之间的及合作问题，却少有提及。以往的学术研究中，经济法与部门法的关系只是通过简单的比较，展示他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法律部门之间的关系也较多地集中在总论层次，而未深入到具体制度层次予以比较，较多地研究部门法间的区别，而忽视了部门法间的联系；较多地作表层（如法律现象）的比较，而忽视了对深层（如法律现象的经济社会基础）的比较；较多地对民商法、行政法与经济法作比较，而忽视了社会法（如劳动法）与经济法的比较。这些都是在对经济法与相关法律部门作比较研究时存在的缺陷。[5]
部门法的出现是根据各个部门法解决不同类型经济关系问题而形成的学理上的划分，但社会问题总是千变万化，初始的分类是为了实现分工，但分工形成之后却不断走向封闭，导致部门法的分类与社会现实日益脱节。尽管法律可以通过技术和程序实现分类，而具体的社会事实却只能由规律和现实决定，从而很难保证二者的整齐划分及严格对应。其实，不同的法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彰显不同的法律价值并有着不同的贡献。就民法与经济法的关系而言，放在纵向的法制变迁中考察，在市场经济发展到垄断阶段之前，以主体平等、契约自由和产权私有为原则的民法对维护和促进市场交易与自由竞争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当市场经济发展到垄断阶段以后，要维护和促进人们的自由，必须首先反垄断，反对垄断者垄断经济、操纵社会、滥用优势，只有反垄断取得了成功，重新构建了人们之间的平等，维护和促进了市场竞争，恢复了人们的自由，为民法奠定了基础，民法才能重新发挥作用。所以，依法反垄断便成为了奠定人的平等、保障人的自由、促进自由竞争的根本前提和首当其冲的任务。经济法（反垄断法）成为了平等奠定法、自由保障法和自由竞争法。[6]因而，现代经济法的出现，不是民法的相向物，也不应当成为民法的排斥物。两法在共同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和维护人权方面发挥着殊途同归的作用。
在经济法学学术研究中，不仅应当充分认识到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价值，而且，针对转型期各类复杂的社会经济矛盾的交错性和迸发性，应当在法律机制和功能上重视和发挥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功能组合研究，根据具体现实问题的性质和特点，寻找不同法律功能组合的可能和模式，以发挥法律之间的协同效应和系统效应。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诸多矛盾的交错性及连带性，使得当今社会尤其是转型期中国出现了一种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断裂”现象，[7]这为不同部门法功能的组合提供了直接的动因与契机。这一断裂的现实形态表现为：经济发展引发贫富悬殊，从而造成社会不公的心理日益普遍；经济发展引发环境污染，从而造成可持续发展的危机；经济发展的断裂现象伴随着社会主体的利益分化日益加剧，社会不满和社会矛盾日益明显，但是又缺乏合理、合法的渠道进行宣泄。这些断裂现象的产生既非一朝一夕，亦不是单一因素的作用，而是多方面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因此，断裂的修复也必然需要全面系统、综合渐进的思路。面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断裂现象，需要重建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经济与社会发展相互关联和协调的新机制。法律制度具有的功能是修复这种断裂的社会现象的重要方式。而法律修复手段的运用，也应当包括法律功能组合的路径。例如经济法与社会法是兼有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的主要法律部门，对断裂社会的修复，需要经济法学者加强对经济法与社会法的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进行有机组合与运用的研究，从而使其共同担负起社会整合的法律功能。
三、经济法学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按照法学研究不同的属性，经济法学的研究可以划分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基础研究以探讨经济法现象的本质、研究其价值为宗旨，通过对法治现象因果的研究，揭示经济法律现象的定理、通则和发展规律。应用研究泛指经济法制度的研究，是针对特定的现实经济法律问题，探索或者创造出新的知识或者方法，从而为解决问题和完成任务提供理论依据、实际途径和可行方法的研究。就其研究内容来看，经济法基础研究是关于经济法现象本质因果联系的发现和阐明，而应用研究则是关于经济法问题与对策因果联系的分析和论证。在经济法学学术研究的过程中，经济法学的基础研究，也可以称谓为经济法总论研究。经济法总论重在探求各种经济法规范和各种经济法现象的普遍规律和最基本、最一般的原理，侧重于探索和认识经济法本质特征、运动规律及发展趋势的学理性研究，意在阐明学理，属于学术理论研究。经济法学的应用研究，亦可视为经济法分论研究，一般指侧重于解决现实问题的经济法的对策性研究。经济法分论研究具有特定的实际目的或应用目标以及指向明确的应用范围和领域，属于问题对策研究，通常表现为指出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分析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经济法对策、路径和方法，主要作用是解决经济法学发展中的具体问题，具有针对性、时效性和可操作性。
总论研究与分论研究又是相互联系、辩证统一的。总论研究可以为分论研究提供理论依据、知识基础、观察视角、分析工具和一般定理，可以在研究领域和知识体系范围内确定应用研究的方位，从而在宏观上和一般规律的层面上透视问题、剖析问题和把握问题，可以检测应用对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而总论研究的重大突破，可以引发分论研究的重大变革。分论研究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关于总论研究的发展研究，是把总论研究发展为实际运用形式，把总论研究的知识、理论和方法运用于具体问题及其解决的研究活动。离开总论研究的分论研究，是缺乏对于经济法本质性和规律性的把握、缺乏理论认识和科学方法、缺乏深刻性、科学性和合理性的研究。离开分论研究的总论研究，则会演变为缺乏现实论据和适用性的空洞的抽象研究，缺乏现实意义和价值的虚假命题、思维训练和经院哲学。
我国经济法学发展的历史表明，经济法学是基础性和理论性、现实性和应用性兼备的学科，因此，兼顾总论研究与分论研究，正确处理总论研究与分论研究的辩证关系，通过强化总论研究来深化分论研究，通过推进分论研究来丰富总论研究，实现总论研究与分论研究的有效结合和良性互动，在两者的共同发展中提高经济法学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和应用性。当然，经济法学学术研究的科学化，关键是经济法基础理论的科学化。经济法总论不以某个和某些部门经济法或单项经济法作为研究对象，而是把经济法的各部门和各单项法律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然而，在当前经济法理论研究的出发点上，一些经济法论者轻视总论研究、淡化总论研究，怀疑甚至否定总论研究的意义。在经济法总论研究中囿于经济法视角而论经济法，没有从经济、社会、法律、历史、思想、文化的角度，更未立足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上去检视与探求构建经济法学的基础，因而没有在此基础上阐析经济法的原理，以至于学术界有人认为目前的经济法理论研究出现了“总论行政法化，分论民商法化”的论调。比如我们在研究经济法功能时，极少运用社会学知识进行创新性研究。如社会分配和社会正义，分论中的宏观调控问题、社会保障问题以及当下存在的贫富差距等问题，应当在总论研究中对经济法的正义价值及分配功能进行重点研究，以此来指导分论的制度建设和完善。不过，在经济法学学术研究中，无论是总论研究还是分论研究，学者们又多喜欢进行应然论证，而轻视实证分析。没有真正遵循“总论是分论的总结，分论是总论具体化与实现”。分裂总论与分论之间的关系、缺少实证分析的中国经济法学的研究路径，既不符合法学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使得研究结果严重脱离、超然于现实。在对待总论与分论研究关系的态度上，总论的研究一方面要以分论的研究为依托，立足分论归纳出来的总论才更具有说服力和生命力；另一方面要重视分论的学理化和法理化研究，并从经济法具体制度中归纳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等共性内容，这种共性内容自然就是总论的内容。
四、经济法学学术研究的传承与创新的关系
学术研究中吸收他人的研究成果与实现自主创新，是具有重要区别的两种形式的学术活动。科学的学术研究活动，必然是运用科学的思想和方法，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实现科学创新的研究和研究的科学创新。法学研究的创新，通常是指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引进或创造新的法律文化元素，主要进行的是制度方面的创新。同时，法学创新应当是一种全面的创新，包括法律内容的创新、法律观念的转换、法律体系的重构等方面的改革，一般是一个破旧立新的过程。[8]就当代整个法学的宏观发展而言，中国法学在30年的时间里以加速度的方式增长，确实有相当可观的知识增量。但是中国法学的知识增长与理论变革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其他学科知识、理论、方法的移植或引进，真正属于法学自己的原创性的知识、理论、方法较少。将其放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来看，法学领域涌现的很多新话语、新思想、新方法其实并不新，大多来自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其他学科。在某种意义上说，法学实际上已经成为其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话语、理论和方法的输出地和实验田。[9]同时我国经济法学发展历程表明，在学术研究活动中正确把握吸收与创新的关系，是推动学术发展的关键环节。在这其中，必须将正确地吸收他人成果作为吸收他人成果的基础，而合理吸收他人的研究成果，又包括合理选择和正确利用他人的成果。另一方面，了解、吸收和利用他人的研究成果，是为了实现学术的创新，这就需要在学术研究中贯彻创新精神。根据经济法学研究的基本特性和法治要求，正确把握创新的法治方向和法治功能，并以客观公正合理的学术评价和科学的学术批评，来评价和鉴别学术研究及其成果的创新性。
学术理论研究成果的尊重与积累，有利于学术共同体的形成，有利于学术知识的积累，有利于基本范畴的形成。经济法理论的发展与知识的增长都是积累的过程，对经济法的解读过程要求将经济法理论建立在某种前期知识或语境上，从而使经济法理论可以为人们所理解。如果没有任何前期知识或者参考框架，我们不但无法解读经济法理论，而且经济法理论对于试图理解它的人而言也可能是无意义的。因此，不论是提出新的观点，还是批判他人的观点，都必须建立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然而，一些对经济法学理论的责备与批评，通常是在没有认真阅读相关的经济法文献，以及没有全面理解被批评者理论观点的前提下提出的，最终成为简单化的批评或乱贴标签。因此，有关经济法的研究和批判应当遵守以下两点约束。第一，批判他人的观点必须首先确定解读的论述框架，即前期的知识结构，厘清被批判者的理论前提与框架。第二，在提出自己的观点时，必须清楚自己的理论前提与框架，否则，就将模糊自己所解释或描述的内容。经济法学理论与批判具有科学解释与人文解释的双重性质，而且科学解释是基础。对经济法理论及其命题的证明，从严格意义上讲都是一种演绎或不完全归纳推理，因而在本质意义上是一种有益的假定，这种假定将来还可能被新的知识所证伪，从而提出更逼真的命题。有人在进行研究和批判时不遵守这些最基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约束，经常提出一些绝对性结论，使学术研究走向片面和偏执。[10]
经济法学学术研究的创新，是强调在传承基础上的创新。创新要经受实践的检验，要放在整个法学理论知识体系中进行评判，而不是简单的自说自话。作为专业性的认识和探索活动，经济法学研究既是在社会实践基础上进行的，又是通过吸收他人研究成果而进行的。法律应当是现实的，法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人类发展的现实问题。人本法律观也强调法律的现实性，将人的生活、人的全面发展与法律直接结合起来，让法律与公民的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并解决公民新生活中所遭遇的现实问题，使法律成为公民的生活规范和生活方式；改变法学理论与生活严重疏离的现象，让法学研究从现实的生活经验出发，把法学的概念、范畴和原理建立在丰富的实证材料上，让法学成为人的生活之学。法学研究中法律观的创新和具体法律制度的创新是法学创新的两条基本途径。[11]“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是马克思法学的基本理念。“以人为本”在中国怎样进行创造性的运用与发展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中国法学如何创新，如何在法学领域内落实“以人为本”的问题。故如何在经济法学领域内落实“以人为本”，实现经济法学的创新与现代化，就是将经济法学与“以人为本”结合起来，实现“以人为本”的法律化，从而推动现代人的塑造，实现经济法制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和谐同步的发展。
五、经济法学学术研究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
从我国经济法学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经济法学学术研究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问题具有相对复杂性，需要清楚认识和正确把握。需要明确的是，经济法学研究发展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并非经济法学研究殊具体性与一般普遍性之间的关系，因为无论在经济法还是在经济法学的意义上，都不存在标准的国际化的经济法学，在市场竞争形态、法律文化传统、法律体系、核心价值和法治发展历程及水准迥然相异的不同经济社会法律体制之间，现实存在的只是各种不同的国家或者各种文化和法律背景下的经济法（学）。既然如此，所谓经济法学学术研究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问题，本质上并非经济法学中的中国特色与国际标准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只是中国的经济法学研究特色与其他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学研究相互影响和借鉴的问题。[2]在不同的国家或者法律背景基础上生成的经济法学，其学术性质、研究前提、研究内容、价值取向、根本立场和功能效用等方面具有较大的差异性甚至对立性，无视这些差异性和对立性，无视它们之间经济和文化的巨大差异，从而把特定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法学理解为国际标准的通说；把特定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法律制度看作是普遍的示范制度；把特定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法学看作是世界标准经济法学，实际上曲解了本土化与国际化的本质属性。因此，不能将西方经济法学的个性视作并代替世界经济法学的共性，也不能将西方经济法学的共性来遮蔽中国经济法学的个性。
英文名称：Journal of 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主管单位：信阳师范学院
主办单位：信阳师范学院
出版周期：双月刊
出版地址：河南省信阳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003-0964
国内刊号：41-1030/C
邮发代号：36-71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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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j-cd规范获奖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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