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3-09 01:42:1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画画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 沈括 山水画 “以大观小” 透视
在沈括的画论中，对后世理论界影响最大的，是山水画“以大观小”之说，这也是学者们最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沈括之后八百多年没有人细谈过“以大观小”,只是近代才开始有专门论述，讨论的焦点就是一个透视的问题。
中国画画论上多把“以大观小”归入到“章法”中讲，现在选出几种论述较为详细且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作以分析。
蒋立群认为：“沈括的‘以大观小之法’的现代意译应为――远焦反点透视法。换句话说，‘以大观小’包含‘远距透视’和‘反点成像’这两个相互依存的内容，组成中国画透视科学体系的主体。”①又进一步解释说：“远距透视（科学原理）、反点成像（创造运用）和创作方法（艺术思维）的统一，这就是‘以大观小之法’的全部外延和内涵。”②他的观点是具有代表性的，论述得也很详细，讲出了“以大观小”是什么，大胆地提出了新的理论猜想。其出发点是在寻求怎样用现在的语言把古代的画论阐释出来，这就不可避免要受外来词汇及其思想的左右。人们批评他大多都是认为他关于中国画“透视”的理论过于简单，不能涵盖“以大观小”所折射出的中国文化内涵。
洪再新认为：“在绘画审美上，‘以大观小’说被认为是用心灵的眼笼罩全景的主张，它服从艺术上的构图原理，并不服从科学上算学的透视法原理。”③（沈括）“作为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罕见的博学多才之士，对绘画的透视构图未必真的有多少研究，而只是凭着一时兴趣，凭他综合的思维方式，循着‘造理入神’的‘妙理’，直觉地发现与李成得出的经验之间的差异。他耐人寻思地变换了观察的角度，提出不同的理论假说，以‘观假山’的视觉经验，否定了‘掀屋角’的感觉，进而否证了李成透视经验的普遍性。这告诉我们非常重要的问题，常识并不可靠，经验的局限性也很大。这样，我们对沈括‘以大观小’说是什么就有了认识的范围。我们不是去争论它和‘仰画飞檐’的谁是谁非，而是把它看成一种不同于李成的经验陈述，一种发展了李成经验的理论。”④他从理论产生的动因上引出问题，指出沈括有大量的制图学经验，这一点不同于以往的研究，对近五十年来的研究观点总结出正负两种作用。他很有洞见地发现：“理论的价值随着参照对象的转换而变化，但是产生该理论的原来的参照却未被提及。”⑤“以大观小”比“仰画飞檐”包含更多的文化信息，正是由于它是提出疑问的理论，具有理论所应有的活力，因此能在八九百年后重新为世人所关注，具有独立的价值。洪再新不去追究“以大观小”是什么、不是什么，而是站在理论创建的高度，对“以大观小”近五十年来的研究进行了回顾与总结，倡导回复理论的权威，建立理论的独立价值观，“证伪试错”⑥的历史才能显出创造性，使理论之树常青。
刘继潮认为：“这里的‘山水之法’，不是实指画家在真山水中具体的可实践的观察方法，也不是指山水画具体的描绘方法，而是指成就中国山水画独特图式的思维之法。”“首先应该明确认识到，‘以大观小’不是具体的、可操作的、在现实中可实际运用于视觉的观察方法。”“其次，‘以大观小’纯粹属于古典山水画家创作中，整合视觉意象、创造性想象的心理过程或心理现象。”“显然，‘以大观小’只是一个比喻，一种想象，一种思维智慧。”⑦“‘以大观小’式的神游，与散点透视和动点透视的对景写生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以大观小’式的神游，内含着视觉感受――意象积淀――想象整合。”⑧“‘以大观小’是对‘山有三远’的理论回应、发展与升华。沈括在‘以大观小’的论述中，廓清了古典山水画创作中不同层面的问题。沈括清醒、明确地发现‘以大观小’是古典山水画空间结构的统摄之法。想象是‘以大观小’最本质的特征。”“从根本上说，‘以大观小’的‘妙理’，就是对客体自然的超越，对视觉真实的超越，对主体生理局限的超越。也就是对焦点透视的避与取消。自沈括批评李成‘仰画飞檐’之后，古典山水画中几乎没有再出现类似局部焦点透视与整体不协调的现象，从中不难体会沈括批评的潜在理论力量。”⑨“在‘以大观小’的统摄下，古典山水画家创造性地将自然的远近关系转换为画面的层次关系，将物象的结构关系转换为肌理的形式关系，将物理关系最终转换为审美关系。”⑩如果说洪再新上世纪八十年代呼唤理论的创新的话，那么刘继潮的这篇文章可谓二十一世纪的理论创新。刘继潮竭力用中国本土的语言来论述中国的问题，在山水画空间上找到富有智慧的“以大观小”而总揽之，系统地进行论述，中西对比研究，努力架构一套与西方平等的，但又不受外来影响的话语体系，竭力避免使用外来词汇，从这一点上说他是成功的。他对“以大观小”所含有的文化含义都一一道明，其阐释是对权威性绘画史、绘画理论发展史、山水画史等忽视沈括，以及中国画出版物在论中国画空间时充斥着“散点透视”、“动点透视”等的有力回应。他和蒋立群都是试图创建一套理论来解释“以大观小”，只是一个采用，一个不采用外来词汇，来阐释中国古代的画论，相比较而言，刘继潮的理论更中国化，其中能够包含众多的文化元素。
还有一些其他的观点，但都不是专门论述“以大观小”的，或是论述得不够具体。俞剑华论述李成“悟远近透视之法，山上之亭馆，仰画飞檐，盖宋时对于远近明暗等法，已有相当发明，惜后人不加研究，妄谓画山水乃以大观小，遂置透视学于不顾，故宋以后之山水画离自然实景，愈趋愈远，而终不免陷于空想杜撰者也”。{11}洪惠镇《山水画三远法别解》一文将“以大观小”和“三远”结合起来讨论，指出“以大观小”之法实际上是三远法的基础。王伯敏认为：“艺术创作上的这种‘以大观小’的推远看，在中国山水画的表现上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方法。”“‘推远看’，对于绘画创作，至少可以解决两个实际问题：第一，推远看可以解决透视上产生的某种矛盾。第二，推远看可以帮助画面的置陈布势。”“中国山水画中的楼阁，画家总是把它推到中景或远景来描绘。把原来成角透视变化较大的，尽一切努力使之减弱到变化最小的程度。”{12}李少文认为：“沈括所举‘以大观小’法，正是中国传统山水画独具的观察方法和艺术手段。他明确地指出了传统山水画的基本要求和特征：要求用有限的面积变现最大限度的空间――全景山水。打破固定视点和有限视野的限制，放开画家眼界，代以游动的视点，……以造出可望、可游、可居的艺术境界。这种理论正是为着迎合我们民族的欣赏习惯，摸索出的一整套鸟瞰式透视的特殊规律和表现方法。”{13}
之所以今人有这么多的论述，其产生无不是因为西方透视学的冲击。纵观这些观点，正像洪再新说的那样，“它具有的传统文化的复杂涵容，在今天都有待于新的反思。只要它暴露的问题越多，它的理论价值就越明显”。{14}他还特别提出应注意理论产生时最初的参照。《梦溪笔谈卷十七・书画・马不画细毛》中，沈括是这样论述的：
画牛、虎皆画毛，惟马不画，余尝以问画工，工言：“马毛细，不可画。”余难之曰：“鼠毛更细，何故却画？”工不能对。大凡画马，其大不过盈尺，此乃以大为小，所以毛细而不可画，鼠乃如其大，自当画毛。然牛、虎亦是以大为小，理亦不应见毛，但牛、虎深毛，马浅毛，理须有别，故名辈为小牛、小虎虽画毛，但略拂拭而已，若务详密，翻成冗长，约略拂拭，自有神观，迥然生动，难可与俗人论也。若画马如牛、虎之大者，理当画毛，盖见小马无毛，遂亦不摹，此庸人袭迹，非可与论理也。又李成画山上亭馆及楼塔之类，皆仰画飞檐，其说以谓自下望上，如人平地望塔檐间见其榱桷。此论非也，大都山水之法，盖以大观小，如人观假山耳。若同真山之法，以下望上只合见一重山，岂可重重奚见？兼不应见其溪谷间事，又如屋舍亦不应见其中庭及后巷中事。若人在东立则山西便合是远境，人在西立则山东却合是远境，似此如何成画？李君盖不知以大观小之法，其间折高、折远自有妙理，岂在掀屋角也。（按：画横线的字为笔者标出）
依照沈括的论述，“马不画细毛”中的“以大为小”与山水画“以大观小”是有联系的，因为中间有一个“又”字衔接，所以今人在论述时不能隔开而论，这一点应该注意。“以大为小”、“以大观小”同为中国画的画理，同是对艺术规律的认识。
学者们在论述时出发点不一样，谈论的重点有别，多数是在论述李成时提到沈括对“仰画飞檐”的非议，专门系统论述“以大观小”的并不多。有的学者认为“仰画飞檐”就是一种焦点透视，有的认为古代中国画画论应用自己本土的元素和思维方式去阐释。沈括是在具体谈李成“仰画飞檐”时提出山水画的“以大观小”，但他自己并没有更深入地去论述，他的观点没有给出一个系统的“以大观小”的理论。因此需要联系上下文本的关系，才能更明确沈括在说什么，在论述他的观点时才能更全面。
注释：
①蒋立群.沈括的以大观小之法.美术研究，1986，（4）：80.
②蒋立群.沈括的以大观小之法.美术研究，1986，（4）：34.
③蒋立群.解开中国画透视之谜――兼论沈括的“以大观小之法”的科学性及艺术创造性.美苑，1986，（5）：28.
④洪再新.理论的证明，还是理论的发现――沈括“以大观小”说研究评述.新美术，1986，（2）：28.
⑤洪再新.理论的证明，还是理论的发现――沈括“以大观小”说研究评述.新美术，1986，（2）：27.
⑥洪再新.与世界艺术对话的历史平台――宋代美术诸问题的艺术史意义.新美术，2007，（5）：15.
⑦刘继潮.建构古典山水画空间理论的话语体系――释“以大观小”的思维智慧.美术研究，2004，（2）：49-50.
⑧刘继潮.建构古典山水画空间理论的话语体系――释“以大观小”的思维智慧.美术研究，2004，（2）：50.
⑨刘继潮.建构古典山水画空间理论的话语体系――释“以大观小”的思维智慧.美术研究，2004，（2）：51.
⑩刘继潮.建构古典山水画空间理论的话语体系――释“以大观小”的思维智慧.美术研究，2004，（2）：53.
{11}俞剑华.中国绘画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4:175.
{12}王伯敏.中国山水画“七观法”诌言.新美术，1980，（2）：45.
{13}李少文.空间、时间、空白――学习民族传统的点滴体会.美术研究，1981，（1）：57.
{14}洪再新.理论的证明，还是理论的发现――沈括“以大观小”说研究评述.新美术，1986，（2）：29.
参考文献：
［1］胡道静整理，沈括馔.梦溪笔谈.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4）.
［2］蒋立群.沈括的以大观小之法.美术研究，1986，（4）.解开中国画透视之谜――兼论沈括的“以大观小之法”的科学性及艺术创造性.美苑，1986，（5）.
［3］洪再新.理论的证明，还是理论的发现――沈括“以大观小”说研究评述.新美术，1986，（2）.与世界艺术对话的历史平台――宋代美术诸问题的艺术史意义.新美术，2007，（5）.
［4］刘继潮.建构古典山水画空间理论的话语体系――释“以大观小”的思维智慧.美术研究，2004，（2）.
［5］洪惠镇.山水画三远法别解.美术研究，1998，（4）.
［6］王伯敏.中国山水画“七观法”诌言.新美术，1980，（2）.
［7］李少文.空间、时间、空白――学习民族传统的点滴体会.美术研究，1981，（1）.
［8］陈红.浅析“以大观小”在中国山水画中的作用.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5）.
［9］魏舒梅.感悟中国画之“以大观小”.艺术教育，2006，（11）.
［10］曹明.“以大观小”的再“观”.美与时代，2006，（10）.
［11］王石礅.从以大观小谈绘画透视学.美与时代，2007，（10）.
［12］樊莘森，高若海.从“仰画飞檐”和“以大观小”的论争谈起.文艺研究，1981，（1）.
［13］陈绶祥.近大远小 以大观小 变时变空――中国画透视刍议.美术，1982，（7）.
［14］华强.对沈括“以大观小”真义的阐释.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05，（1）.
关键词：意象；庞均；气韵；民族；文人
从油画进入中国，其实就已经走向了本土化的发展历程。由于中西方绘画的思想教育和民族风俗不同，所以就有很多的中国油画家通过时代的变换来探索不同时期的民族风格化，以“意象”作为中国油画本土化的切入点，使油画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相契合，开创一条油画民族化道路，是切实可行的，庞均就是这些探索者中的一员。
1庞均简介
庞均是我国现代艺术先驱、著名画家、工艺美术家庞薰之子。江苏省常熟市人，常熟庞美术馆名誉馆长。1936年生于上海。1939年考入杭州艺专，师承林风眠、潘天寿、黄宾虹、倪贻德、颜文梁等，1942年转学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师承徐悲鸿、吴作人等前辈，195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从1954年到1980年步入专业创作的艺术生涯，1987年定居台湾，任台湾艺术大学专任教授。庞均避免了他长辈中的一些人坚守古典写实艺术，摒弃现代艺术的偏颇态度，也没有像另一些人一味盲目崇拜西方现代主义而全盘否定古典艺术那样激进。他吸收古典与现代之长处，立足本民族的文化土壤，有机的融合文人画精华，产生有创新意味和品格的中国油画。他的油画的特点有：线的加强（一波三折线的运用），空白处的采用（通过色彩关系来变现），书法体的签名及画出的具有个性特色的印章，淡雅的灰色调。
2意象油画由来
意象是中国传统美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到底何为“意象”呢？最早的起源大约是《周易》的“圣人立象以尽意”。“意象”是可以感知的，它在表现客观物象的基础上，融入了作者的主观情感， 渗透了作者的审美意识和人格情趣。意象油画是属于人类的精神产品，无法摆脱人的主观元素即创作者的意识与感动，从而转换成新的视觉现象而刺激他人。因此过分强调艺术的纯客观性、原始性是一种虚无，没有价值的。对于有思想、有感受、有情感的观众来说，欣赏是一种主观意识。当面对同一幅画面，不同的观众会有不同的意境，有感觉伤感悲伤，有的却感觉心旷神怡。
意象油画的核心是写意，写意之意念在于“出新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意在笔先，为画中要诀，不汲汲名利，把“百家风格”，“跟上时代”，“前卫”等等抛开，画画不过意思耳。这对意象油画同样适用，在落笔之前，心中必须要有构图，有整体色彩之设想，对画面要有全局性的感受――主次、空间、繁简、色彩、趣味、黑白灰、厚薄、肌理、气势、情调、情绪、动静、内力、外力等，瞬息之间统统涌上心头，化作灵感，方可作画。
3中国传统美学的影响
意象油画能够在中国这篇土地上茁壮成长，与中国传统文化对它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中国文化长期受老庄哲学及《周易》美学思想的影响与渗透，强调矛盾双方的相互转化，阴阳相互，有无相生。老子认为宇宙天道之妙用全在于阴阳动静，宇宙万物都包含着“阴”和“阳”这两种对立的方面或倾向，万物的变化都是由于阴和阳的相互转化，它们最后都在“气”中得到统一。“气”是中国古代哲学中重要的范畴，影响十分广泛。“气”就是宇宙万物的本体和生命，是万物生命产生的根源，没有“气”就没有万物的生机与造化。老庄哲学理论中很多关于“气”的论述，对后来产生了很大影响。“气”和“韵”构成了物象表现的生命力，也是构成画面耐人寻味的重要因素。中国画追求空灵，讲究“虚”和“空”的处理，其理论也是由阴阳观演化而来的。 这些思想、理论深深地影响着庞均，影响着他的意象油画。
4庞均意象油画的技法特色
意象油画笔触书法化，讲究笔性、笔意和笔韵，明显可见是对中国传统绘画别讲究的笔、墨形式感的借鉴与挪用。庞均追求中国绘画的“一画论”，所谓“一画论”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认为“一画”不止是“一条横线”的意思， 也是“最原始最完整的线”的意思，是“最上大法也”。他在技法上以最简单之笔，画出最高之境界，必须每一笔都出自心田，用尽全身之气，善用自我精神之高度、激动甚至“疯癫状态”，注入画中。“宋人千笔万笔，无笔不简；元人三笔两笔，无笔不繁”。简笔比繁笔难，这个是需要不断修养的，一画比百花难，一人比群像难，一树比森林难，就是这个道理。虽然庞均的意象油画不可能三笔两笔一蹴而就，但他也是极力避免在画面上反复涂抹。因为他知道反复涂抹会使画面变得光溜溜的，有一股“匠气”缺少气韵，所以庞均一改传统油画的“描”、“涂”、“抹”，在作画时候的时候少用油，颜色厚，时而笔快速“拖拉”而上，时而快速逆笔推，或者快速左右拍打，重压，滚卷，颤揉等等。用笔自如，使颜色通过他那手中的画笔结合于画布。自然而然的能够做到“气韵生动”、“一气呵成”了意象油画的色彩，既继承了西方油画艺术色彩的瑰丽之美，又传承着中国特有的音韵之美，画面的色彩主观性比较强，同时也很生动，可能会表现出壮丽、淡雅、强烈等色彩。中国抽象油画往往为了追求画面的整体效果而削弱或是忽略形象的体积空间，使用更为单纯、变化较简单的色彩。
庞均的意象油画直觉和对色彩所表现出的内涵，摆脱了单纯的模仿，利用笔触的交错，就像从音乐中制造和弦一样，来产生令人愉悦的色彩变化。他的画面色彩有一种奇妙的文人情怀――即所谓的浓色不如淡色雅，淡色不如墨色高，在他独有的灰色调的弱对比中追求妙趣。画面上的色彩淡雅而不轻浮，厚重而不郁闷，处处洋溢出文人画那种宁静、相思、怀旧具有诗一般的思想境界与情怀。评论家们都说好的素描有色彩感，好的色彩有层次感、空间感，正所谓“色中有墨，墨中有色”。庞均的意象油画，层次分明、空间感强，形、色肌理完美融合在画面上，惊叹之余感到妙不可言，具有震撼力、生命力，十分有趣。他在向中国传统绘画借鉴的过程中，没有忘记油画材料中光与色的优势，这使得他的绘画更加具有张力。在他那酣畅淋漓的油彩下，所蕴含的东方意韵令人沉醉，其笔端也自然地流露出海外生活所理解和渗透的西方浪漫主义色彩。
5结论
无论立意、气韵，意象油画走的路还很长，不仅仅技术磨练可达，更非油画笔、刮刀、画面之理之发，实属品与格的观念修养。诚然，观念修养之高低可影响笔墨功力之优劣，油画亦然，意象油画更是如此。故民族油画应向中国文人大家、数千年的文化精神学习，学习中国历代书画大家的文学修养与哲学思想。视油彩为一种精神内容，相信庞均的意象油画不是中国民族油画的终点，而是一个良好的起点。
参考文献：
[1] 皮道坚.美术创作与论文指导[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9）.
[2] 吴冠中.我负丹青―吴冠中自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关键词：宋元文人画教育思想审美倾向
文人画又称士人画，简言之，即指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所创作的画。士人画的概念提出于宋代。苏轼在《东坡题跋》云：“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若乃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俊发，看数尺许便倦。”①先秦以来统治者把民众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层，东坡根据画家不同的社会身份，把画分为士人画和画工画，肯定士人画，贬低画工画，因为画工画只取行状物，侧重物表，而士人画取其意气，别有一番气韵意境。由此可知，士人画是文人士大夫在政事诗书文之余而从事的一种雅好。文人画在元宋逐渐成熟，形成了独特的品格，文人画教育思想也具有了其特有的审美倾向。
在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基本教学内容，以文字为载体的诗文成为主要的教学载体，因文字书写而形成的书法艺术也随之视为上等之艺，而画与阴阳、卜、噬、工巧、造食、音声、天文同属伎术者之地位，也被文人所轻视。如唐阎立本诫其子曰：“吾少好读书，幸免墙面，缘情染翰，颇及侪流，唯以丹青见识，躬厮役之务，辱莫大焉，汝宜深诫，勿习此末伎。”②韩传云：“尤工书，兼善丹青，以绘事非急务，自晦其能，未尝传之。”③五代荆浩云：“画者，画也。”④宋代绘画艺术的自律性逐渐成熟，文人抵挡不住绘画艺术的独特魅力，但又见于传统观念对绘画的歧视，故特把文人画与画工画区分开来。文人画的出现使中国古代绘画教育呈官方绘画教育、民间绘画教育、文人画教育三重分野，三个层面各具独特的教育特色，又相互影响。特别是文人画教育思想中有着明显的独特的审美倾向，下文从三个方面论述。
一、形似之外求其画
绘画基本的功能是存形状物和教化。民间画工重粉本师授，宫廷画工重状貌写生。宋代文人不甘于画单纯存形状物的匠技之工，而追求“以形似之外求其画”的审美倾向。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曰：“以形似之外求其画，此难可与俗人道也。”雅正是文人所标举的风格。张彦远此话正投合了宋文人的审美心理，故取之作为文人画的理论依据。东坡云：“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⑤道出了画更重要的是在形似之外的意。东坡观王维吴道子画壁云：“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象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⑥欧阳修《题盘车图诗》：“古画画意不画形，梅诗咏物无隐情。”明确了轻画形重画意的主张。沈括亦曾说：“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以形器求也。”⑦倪云林云：“仆之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题自画墨竹又云：“余之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岂复较其似与非，叶子繁与疏，枝之斜与直哉。”⑧他以自己的亲身创作体会，揭示出文人画重意气不重形似的审美倾向。由此可看出，无论文人画创作还是画理鉴赏，皆追求形外形上的意境和逸气，这种审美倾向成为文人画教育的重要的思想。
二、气韵非师
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一有“论气韵非师”一节，曰：“骨法用笔以下五者可学，如其气韵，必在生知……人品即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已，生动不得不至。”此言气韵非能师授，而在乎人品才情，这就要求画家人品胸襟的蒙养、诗书画的才情、广游河山的阅历，及追求风神超迈、志趣高雅的气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正是文人画家重要的修养方式。文人画家有了这种品格和胸襟才能创作出文人画特有的气韵格调。宋元文人画家莫不饱学博识。如苏轼文名盖世，自不待言。文同以学名世，操蕴高洁，善诗文篆隶行草飞白，其墨竹开一代风气。李公麟，好古博学，雅善画，尤写人物为精。米芾博记洽闻，诗文甚丰，任书画学博士。赵孟坚修雅博识，善水墨白描梅兰水仙。王庭筠当时已有三绝诗书画之誉，这些文人画家都有深厚的文识修养，高远的胸襟境界，盘横山川，游心艺林，其画自有神韵妙境。明代董其昌《画禅室随笔》曰：“画家六法，一气韵生动，气韵生动不可学，此生而知之，自在天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立成鄄鄂，随手写出，结为山水传神矣。”这正指出了气韵非师思想的内涵，也是文人画教育思想的经典概括。明人姜绍书《无言诗史》评倪瓒云：“善画枯木竹石及山水小幅，气韵萧远，识者谓云林胸次冰雪云烟，相为出没，笔端固自胜绝，良不虚也。”文人画品格萧散闲远，笔韵高简，此正是气韵非师，乃个人修养所至的结果。
三、诗书入画
南宋邓椿《画继》云：“画者，文之极也。”此言诗画二事，其理一也。王维《蓝田烟雨图》东坡题跋：“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董其昌《画旨》谓：“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尊王维为文人画之祖，在于其以诗境入画，致使画境高远。诗画有异形同工之妙，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诗成为文人画立意造境的文化依托。宋徽宗立国子监画学，以古人诗句命题考试学生作画，又自徽宗开画上题诗句先河后，文人画家凡画必题诗，这逐渐成为文人画形式的独特之处。宋文人画家以书法入画，精研绘画用笔与书法用法之间的关系，创造出不同于描画的写法，建立文人画写意的概念，援书入画，才真正越过以状造形的阶段，进入了笔墨语言。
书法的修习成为人物画家的必修课。明人李日华《紫桃轩杂辍》云：“余尝泛论学画必在能书，方知用笔。”文人画把书法的用笔融入绘画中，丰富了绘画的语言。诗书入画从立意取境，从意象两端构筑文人画特殊的气质。东坡语：“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诗书入画成为文人画教育思想的又一重要内容。诗的意境，书的劲势，画的形制统一于画面，诗书画互补互衬，此成为文人画教育思想的审美倾向之一。
宋元文人画教育思想的审美倾向，不仅通过创作表现出来，更重要的是从文人画家的诗文评论和画谱画诀等理论中体现出来，这些审美倾向直接促进了文人画寄情写意和品格形态的建立。此后，文人画成为中国古代绘画趣味和风格的主导方向。
注释：
①宋人评画.湖南美术出版社，第223页.
②旧唐书卷七七
③旧唐书卷一二九
④荆浩.笔法记.
⑤东坡题画诗.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
⑥东坡集卷二凤翔八观.
义务教育阶段的美术教育内容丰富，对教师综合素质的要求也相当高。笔者以义务教育阶段美术教材中国画内容的教学为例，分析教师应具备的素质。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小学美术教材中。可以看出，在中小学美术教材中，国画的教学重点主要有“欣赏•评述”和“造型•表现”两种课程类型。在“欣赏•评述”类课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观赏自然和美术作品的形、色、质感、材料、形式、内容等，感受美术作品传达的思想、情感，并能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对作品的看法，体会不同美术形式多样的表现力，获得初步的审美经验和鉴赏能力。在“造型•表现”类课程中，教师要教会学生中国画的一些简单技法，帮助学生用毛笔、宣纸等绘画工具大胆画画，体验国画用笔、用墨的不同方式和效果，运用形、色、肌理、空间、明暗等美术语言表现自己的所思所想，发展个性表现能力，传递情感和思想。国画教学在基础美术教学中是一个循序渐进过程，教学目的是为了使学生通过小学到初中的学习，能够对中国画的用墨（焦、浓、重、淡、清）、用笔（中锋、侧锋、逆锋）、色和墨的结合以及审美情趣等有深入了解。从国画的教学内容来看，首先，教师要有相当的基础人文素养。如教学《飞天》《敦煌莫高窟》等内容时，教师必须向学生传达这些艺术作品背后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而不是止于对造型、色彩等技法层次的分析。其次，教师要有相当的专业素养，即专业绘画的能力。美术课程是操作性极强的课程，在“造型•表现”课程类型中，教师要让学生了解线条、形状、空间、色彩、明暗等造型要素，能够运用笔、墨等国画的绘画工具进行大胆创作，因此，教师的绘画演示必不可少，对教师的技法掌握和运用的要求也较高。最后，教师要有相当的教学能力。教学能力是传授知识的能力，能够较好地组织课堂、选择合适的教学手段和方法、引起学生的兴趣等都是教师上好课的必备素质。
二、高师美术教育的“产品”供给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教育活动的“产品”是学生，高师美术教育的“产品”就是高师毕业生，而“产品”质量的好坏要由需求方即用人单位评价。在笔者对中小学美术课程开展情况的了解中，有部分毕业生的教学能力存在不足，最常见的就是“懂而不会教”。部分毕业生专业水准不错，但不懂得如何组织课堂教学，一肚子知识倒不出来，这是教学方法和技巧存在问题。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高师美术教育目标定位模糊，片面效仿专业美术学院，课程设置上过于注重专业技能的培养，忽视了教法和人文素养的培养。不同院校的办学特色和重点应该有所区别。专业美术院校的培养目标是培养艺术家，而高师院校的培养目标则是为基础美术教育输送合格教师，二者办学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如在中国画的教学中，以中国美术学院为例，其课程设置注重学科知识的精湛，并以专业方向教学为特色。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设有中国人物画、中国山水画、中国花鸟画、中国画综合四个专业方向。一年级主要是中国画基础课程阶段，包含书画常识、书法、素描、线描、写生、古画临摹、理论基础等。第二至第四学期结束后，学生自由选择深研的专业方向，不同的专业学科方向教学内容各不相同。如中国画花鸟方向课程为白描花鸟、古画临摹、工笔花鸟、没骨花鸟、写意花鸟、下乡写生、论文创作、画论、诗词题跋等。我们可以看出，专业院校课程设置详细具体，学生对中国画的学习由浅（基础）入深（方向课程），以着重培养学生的中国画创作能力，其教学目标是培养艺术家。应该说，在中国画学习方面，专业院校侧重于知识技能的精研，高师美术教育则侧重于中国画的基础学习。但目前部分高师院校美术教学的“师范性”立场不坚定，从培养方式到评价体系都片面效仿专业美术学院，忽视一般高师院校在师资和专业建设力量上与专业美院的差距，轻视美术理论、教育教法等课程的开展，甚至急于培养出艺术家为学校打响知名度，这种功利的取向模糊了教育目标。如，在高师美术教学实践中，一般设有通识教育课、学科基础课、学科专业课以及教育实践类课程。在一些高师院校中，通识教育课是大学语文、英语、体育、计算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等课程，这类课程大概占总课时数的20%，专业课程占50%左右，而突出师范特色的教育理论、实践类课程仅占10%左右，专业课程的受重视程度不言而喻，而教育理论、实践类课程被轻视，课程设置存在偏颇，反映到毕业生的质量上，其教学能力不高也是可以想见的。
三、高师美术教育课程改革的现实路径
1.明晰定位、回归“师范性”价值取向
上已述及，由于部分高师院校片面追赶专业院校，在教育目标上偏离“师范性”的价值取向，课程设置上偏重专业课，弱化了教育理论及实践类课程，导致毕业生在教学能力上存在欠缺。因此，高师美术教育课程改革首要的就是明确办学目标，回归“师范性”，回归为中小学培养合格美术教师的目标。师范美术教育与一般的专业美术教育不同，如果在教育教学方面按照专业美术院校的标准进行教学，过于强调美术专业训练而忽视师范性，便失去了美术师范教育课程改革的意义。
2.增加教法训练内容和人文基础课程
现在部分高师美术教学中，教法训练的内容受重视程度不够，而“师范性”的要求正是要培养“会教”的教师，因此，增加教法训练课程的比重是必然的趋势。目前，高师美术师范技能课程一般将中小学美术教材作为素材进行讲授，高师美术教育教法训练应紧贴基础美术教育教学内容。以中国画教学为例，基础美术教育在教学内容上包括山水花鸟的造型、表现技法及欣赏和评述，那么在高师课程教学中，美术教育专业的学生必须掌握山水画、花鸟画临摹及创作方法。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模拟中小学课堂教学实例，选取适合中小学教学的山水画、花鸟画的教学范例，为学生做示范课。如，在中小学美术教学中讲解山水画这一内容时，我们可以分为2个阶段进行教学：第一，欣赏山水画，分清近、中、远景在山水画中的不同表现方法，讲解树和石头的画法（1课时）；第二，教师指导学生画，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边讲解边让学生跟着画，体会用笔、用墨的关系和对工具性能的掌握（1课时）。示范课后，应该让高师学生准备试讲，组织学生听课、评课、讨论，以取长补短，探讨适合中小学课堂教学的方式方法。另外，在教法训练课程中应增加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这一内容。计算机是现在中小学生熟悉的工具，在美术教学中，运用计算机辅助美术欣赏课，使其呈现方式更加生动有趣，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兴趣。
3.增加人文基础课程
一
于希宁有一颗质朴而敏感的审美心灵，草木枯荣、物随时迁皆能激发他创作的欲望和灵感，发而为文，挥笔成画，最终创造了其诗意化的花鸟画境界。1996年出版的《于希宁诗草》，收录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创作的三百余首诗词，其中题画诗占大部分。如《春眠梦梅》：“春眠梦玉珮，瑞雪停云在，暗窥君未醒，偷换枝无碍。”此诗将作者深夜梦梅的情感体验写得微妙细腻：在万物复苏的季节里，又梦见了日夜思念的梅君。在梦里，它以白雪作霓裳停留在云端。趁着它还未睡醒，赶紧把它婀娜的身姿偷换过来（意为赶快将它画下来）。“暗窥”“偷换”用来表现画家虚怀默然、不忍打扰的心意，将梅花拟人化，信手拈来，自由空灵。又如他的纪游诗：“一路溪流漱石乱，半山云雾入林暝。岸边古木皆温化，江上征篷待客停。”这是于希宁回忆自己游严子陵钓台所见，视线由江流远观山林，又由岸边回到江上，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于希宁在诗文修养上很是下了一番苦功。20世纪30年代，于希宁在新华艺专学习时，诗词题跋是必修课，他一边临摹古人名画一边细细揣摩题画诗，感受诗情与画意的融合。通过数十年不断的积累，于希宁逐渐能够自由地进行诗词创作。七八十年代，于希宁多次江南探梅，在思考绘画创作问题的同时，梅花也开启了于希宁一段诗的情缘，他曾说：“每当此时，我会从自然和艺术的内在关系中，从古人今人的种种得失中，获得无穷的心得和新知，而诗兴由之而生。之所以在我的诗草中咏梅诗占有这样大的比重，真是良有以也，绝不是偶然的。”于希宁的诗歌创作强调当下即成、触目即真的直接表达，当下参取、即物生情，将心寄予当下的直接感悟，正所谓“俯拾即是，不取诸邻”，情感的运动弱化了理智与逻辑思维，只是自然而然地“俯拾”“直取”，类似于“皑皑埋万物，大地披银铠。老柯寿者相，畅吟凌寒态”这样的诗句皆是以诗思启画意，以画图示吟哦，诗人之心在瞬间超越时间与空间，不期然间已与物象契合无间。于希宁的“诗情”不是纯然的感情抒发，而是缘物而起将自己的内在情感与外在物象相融合。他的《早春有怀》：“春来冬去寒方暖，地动青萌欲吐芽。岭上梅花疏且瘦，雪飞有意混成花。”因感受到春天的气息，而遥想岭上梅花的疏枝淡影，大地尽管看似平静却生机涌动，既然梅花还未开放，就让飞雪混成花朵作那冰清玉洁的白梅花。于希宁这种神思活动始终不脱离自我的具体感受，通过情感的推动，将记忆世界唤醒并重组，迁想妙得，神与物游。
随着于希宁绘画风格的进一步确立，必然也要求与之相应的题画诗以深化意境，他说：“古人的诗是在彼时彼地的具体条件下有感而发的，每个人所处的时代环境和遭遇不同，历史和社会的变化发展使人的思想和人生观也在变化。”林和靖爱梅、爱鹤，“梅妻鹤子”成为千古美谈，他笔下的梅花疏影横斜、暗香浮动，而在于希宁这里梅花则转化成为“鳞柯铁骨玉肌妍，历尽冰霜迓日翻。自绕横斜清质气，暗香亮节散中原”的精神面貌。他在诗中所要实现的是梅花的铮铮铁骨所代表的时代精神、民族气派以及自我品格。唐幼明曾有梅花诗曰：“梅花自是神仙骨，不许凡人肉眼看。雪压江南春满屋，玉堂潇洒月光寒。”于希宁反其意而作：“梅花不是神仙骨，耐得人间颂品端。雪掠冰凌难损质，素心玉面水晶盘。”他将梅花那种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冷峻转化为人人赞颂的精神品格。
于希宁创造的诗画意境高古雄奇、鲜明可感，使观者有身临其境之感，如其《巫岫龙柯》写湍流与云天相接，老梅奇柯横空出世，意象凝重，苍劲有力，显示了中流砥柱、伟岸孤傲的精神，并题诗曰：“巫岫雄柯雪养魂，千花万蕊抒精神。为教操守培时物，笔帚运来玉树春。”于希宁作诗还力求与绘画的风格融凝无间，如《秋丝瓜》题诗：“秋雨霏霏征途忙，碧油沃野鱼米乡。荷塘脆藕正应市，户户丝瓜上脊梁。”画面上几片泼墨瓜叶简洁生动，条条丝瓜色清姿动，几朵黄花与叶、瓜互相掩映，极富生活情趣。
二
诗歌之外，书法、篆刻对于希宁的绘画创作来说更有着独特的实际意义，他在绘画上所达到的高度就来源于他的书、印修养。他将书法、篆刻作为绘画的基础来对待，并凭他对技法及美学内涵的深刻理解、融会参悟，使其绘画显现出别样的笔法意味与空间效果。与他在诗文修养上的晚进不同，于希宁自小就受到父辈的熏陶，专意书法、篆刻方面的修炼而无丝毫懈怠。在上海求学时期，于希宁开始比较全面而系统地深入学习书法。从甲骨、金文到晋唐王羲之、怀素、颜真卿再到宋元黄山谷、坡、赵孟頫，无不心摹手追，尤其对魏碑古厚持重、舒展劲健的用笔极为偏爱。与在绘画上的刻苦勤奋一样，于希宁将练习书法作为日课，他不是着意于一家一帖的摹写，而是融会百家之长以成自我体格。
在篆刻方面，于希宁受乡贤陈介祺所藏汉印、瓦当、青铜器耳濡目染，对朴实敦厚的美学风格有了最初的感知。陈介祺一生鉴精藏富，其所辑《十钟山房印举》成为于希宁学习篆刻的重要材料。上海求学期间更得海派名家诸乐三先生的指导，下苦功摹刻秦玺汉印数百余方，上溯钟鼎款识、汉印瓦当、碑额刻石，近学邓石如、吴昌硕及西泠八家。潘天寿先生曾建议他：“多注意秦玺清俊之气，汉印浑朴古厚气息，于章法安排多动脑子，必有变化。”而黄宾虹先生对于希宁更是有重要影响，其《黄宾虹藏秦汉印拾遗》收录亲自手拓黄宾虹先生收藏的秦汉古印58方，从中可见于希宁孜孜以求、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同时，他深谙黄宾虹先生“书画同源。自来言画法者，同于书法，金石文字，尤为法书所祖。考书画之本源，必当参究籀篆，上窥钟鼎款识”的道理，对篆籀书法着意最深，用力最勤。从任教于潍县的虑远阁画庐开始，篆刻就一直是于希宁的主讲科目，并编写了完整的讲课稿，在日后的教学过程中不断完善，其晚年论文《篆刻及其与书画之间的关系》即是原稿的一部分。文章中从篆刻兴起原因、发展历程、种类体制及风格变化、作用等几个方面对篆刻做了比较全面的论述。
三
于希宁的绘画充分地体现出与书法、篆刻的紧密结合，他在笔墨表现上孜孜探索，孕育出“刚劲朴厚”的风格特点。其早年所作《白梅图卷》将刚劲沉着的用笔、曲绕变幻的结体形式运用于绘画，得篆刻方寸间分朱布白之妙，正如黄宾虹先生所题“宋元士大夫纯以书法入画，平寿有道，深明篆刻，此帧得古籀遗意矣”。书法用笔影响了他的绘画用笔特征，而画面刚劲浑厚的笔墨味道也影响了书法的审美取向，书法与绘画的笔墨形成了相对应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最直接地体现在长线的运用上。他所画藤本植物，以书意入画，无不苍劲古朴、气势恢弘。如《春满乾坤》中的紫藤回旋曲折、疏密交织、屈曲盘绕，运笔灵活不滞、气脉通联，与草书流畅的书写性异曲同工。而其顿挫生拙之态又极尽篆籀笔意，正如他自己的诗句“蔓篆舞婆娑”，刚中带柔、外曲内直，行笔快则流畅刚健、飞动挺拔，行笔慢则敦厚朴实、含蓄稳重，流畅中寓苍浑，朴实中见灵动。他常迫使笔锋分散出一种“飞白”或“剑脊”的笔触效果，这种笔法厚实而松灵，墨虽淡而不薄不浮，虽重而不浊不滞，用来表现初雪未融的梅干，使雪的温润圆滑与枝干的盘曲嶙峋形成了鲜明对比，既有特定的质感、量感和空间感，又具有充满笔墨情趣的艺术性。
从书法、篆刻中，于希宁不仅寻求可被绘画有效利用的技法资源，同时将书、印的内涵化为画面的精神气质，如他笔下的梅花总是充满力量，梅之老干盘曲嶙峋，架构出一个稳定而充满张力的画面结构，将秦汉晋唐的正大气象与梅的品行气势加以内在融汇并通过用笔展现出来，最终形成了凝重古拙、刚劲俊逸的绘画境界。
“三魂共一心”是于希宁一生的座右铭，也是他画梅思想的深层体系。其国魂、画魂寓人魂的艺术思想正是时代精神、梅的精神、自我精神三者统一的高度升华。于希宁在与梅相识相交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梅花“不怕雪欺霜辱，冰虐风餐，反而冒雪冲寒，萌花报春，所谓‘万花敢向雪中出’‘挺立风雪吐芬芳’的精神，这才是梅花‘骨气’之所在。这种经得起天寒地冻、雪压霜欺，而矫健不群、一花独妍，却又俏不争春的气质，正是现在所需要的时代精神”。于希宁将梅花之品质、与时代之精神融为一体，同时，又是他自我个性的生动体现。他的情感与文思已与梅结为知已，在进入物我两忘情状中不断深化；他的坚韧、勤奋、刚正之气逐渐与老梅之骨气、生气、清气相契合，实现人魂与画魂的完美统一。
于希宁从传统文人思想价值体系向“三魂一心”画学思想体系的转变，也相应地带来了其绘画造型语言、技法及整体画面的转变。他抛弃传统花鸟画折枝构图的程式，以整棵梅树入画，将花鸟画创作引向一个新的境界，因此，干与枝的画法是于希宁技法创造的重点，尤其是复杂枝干的穿插组织方法，确立了由主干到枝条、由近处到远处、由大势到细节的绘画顺序。枝干、花朵的疏密分布以及梅鞭的走向等等这些因素都成为画面构成的重要部分，这尤其需要画家具有对画面强大的掌控能力。于希宁注重枝干的走向、穿插，并形成一定的层次感和空间关系。为了体现画面的秩序，于希宁还在绘画的过程中有意将枝干留出空位，体现出枝干前后、左右、上下相互顾盼、彼此呼应的空间效果，尽管千枝纵横，仍觉生动有序。于希宁笔下的梅花，在花、萼、蕊的画法上也打破古人的口诀，从花的生理形态出发，对花的画法进行了全面的研究。
于希宁画梅在尊重客观自然的同时，也考虑到了画面的结构美，为了获得作品的完整性和意境美，他往往采用烘托的手法，以赭石、花青罩染，形成一定的空间氛围，凸显远观的气势。
四
于希宁的美术史论研究深受俞剑华影响。俞剑华是站在一个画家的立场上思考如何从美术的自身发展规律出发，论述绘画在历史上的发生、发展、影响、作用和演变规律的，同时注重对画家的风格及技法分析，这些都对于希宁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从时代背景与俞剑华一生的学术活动、学术主张，师承与薪传来看，作为俞剑华学派，有它的特点，这基本上可以从俞先生自己在1958年提出的‘四万说’来认识。”（林树中《承前启后，奠基筑路—试论俞剑华学派》，转引自《俞剑华先生学术研讨论文集》，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四万”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绘万张画，立万帙言”。“四万说”要求美术史研究者要有扎实的文献学功底、史料处理能力，重视调查研究、创作写生，将美术史论与绘画实践相结合，以文献考据、实物考古与创作实践相融合。俞剑华对美术史研究有着“尽信书不如无书”的态度，这种治学要求对于希宁的艺术道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不仅将储备专业技能和技法作为分内之事，更将具备扎实而广博的艺术修养作为一生恪守的准则。
1955年，于希宁到无锡华东艺专师从俞剑华先生进修中国美术史，着意于画家个案、画种、断代史的专题研究。1957年，赴山西永济县永乐宫考察并临摹元代三清殿壁画。不久，他在《山东师范学院学报》上发表了《山西永乐宫混成殿建筑及壁画考察报告》，完整地论述了永乐宫各殿的壁画内容，并详加考证，又从图像角度，对画面的色彩、构图、线条作分析。1958年，于希宁与罗尗子共同完成《北魏石窟艺术浮雕拓片选》一书。该书收录了于希宁在栖霞山、千佛山、龙门、云冈石窟所捶拓的大量拓片，由罗尗子撰文对石窟艺术作综合介绍和系统比较，并对浮雕花纹的演变发展做了深入的研究。“对于石窟艺术作综合比较研究的虽然不是由我们开端，但是在国内艺术界作这种研究的人实在不多，至于研究石窟艺术的浮雕花纹演变和从事这方面捶拓工作研究的，似乎还没有前例。”（俞剑华《北魏石窟浮雕拓片选·序》，古典艺术出版社1958年版）。他们采用拓片这一独特形式，将注意力从铭记碑碣的考察转向浮雕花纹，也把拓片本身所承载的中国独特的文化意蕴揭示出来。“于希宁选用清乾隆年间遗存蝉翼古纸，从石窟浮雕形式、洞窟石质几个方面，综合考虑来选择敷纸、揭纸和敷墨的方法，墨色层层叠加，虚实相映，美妙绝伦。其中大一点的石窟需要几十块，甚至上百块蝉翼纸拼接才能完成，可见捶拓工作的艰辛和难度。从这些精美的拓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于希宁先生在捶拓工作中的艺术思考和创造性劳动，同时，也能够深切地体会到于希宁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对艺术的虔诚。”（沈光伟《于希宁手拓石窟拓片拾遗》，《百年希宁—书法、篆刻、手拓、写生卷》，山东美术出版社2013年版）于希宁还对敦煌石窟进行了考察。考察结束后，在山东师范学院举办临摹、拓片、摄影展，以多种艺术形式和全方位视角将莫高窟的艺术精品呈现出来。现存的几幅于希宁临摹敦煌的人物画和他的摄影照片仍能让我们感受到他们考察工作的细致、全面。无论是石窟所处地理位置还是洞窟内部的壁画人物，以及纹饰图样、佛教造像等等，都将莫高窟的艺术精华以多种方式重现出来。
每一个民族、时代、社会的文化，都有其不同于其他民族、时代、社会的特征，表现出不同的民族性格，不同的时代精神，和不同的社会思潮。所谓艺术的民族气派与民族风格，不过是特殊的民族精神在艺术中的一般表现而已。每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丰富多彩的，甚至于形成许多不同的流派。但是与其他民族的艺术相比，这些不同流派又都显得近似。
在一定的意义上，这“近似”之处，往往正是它的价值所在。一件艺术作品，不仅表现出作者的思想感情，也表现出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共同的心理氛围，和一种文化共同的价值定向。表现得越多，作品的艺术价值就越高。无所表现的艺术，也就是没有价值的艺术。
人们常常用“镜子”来比喻艺术，这个比喻并不恰当。艺术不同于镜子。一面镜子是一个死的物理事实，它所反映的事物，事实上存在于它之外。而一件艺术作品则是一个活的有机体，它就是它所反映的事物。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要求、理想、信念与价值在艺术作品中获得的意义与表现力，离开了艺术作品就不复存在。所以艺术，尽管与哲学有许多明显的区别，还是有共同的基础。
一个民族、时代、社会的艺术，必然与这个民族、时代、社会的哲学相联系。哲学是民族、时代、社会的自我意识，伟大的艺术作品总是表现出深刻的哲学观念，它不仅是民族性格、时代精神、社会思潮等等的产物，而且也能动地参与形成民族性格、时代精神、和社会理想，是自己的民族、时代、社会的代表。我们很难设想，如果没有艺术和哲学，我们到哪里去找一个民族的灵魂。
艺术与哲学的联系，在中国古典美学看来，是不言而喻的：“画以立意”，“乐以象德”，“文以载道”，“诗以言志”，最广义的艺术也就是最广义的哲学。自觉地强调这一点，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二个重要特征，也是我们探索艺术的民族形式、建立现代化的中国美学时必须认真研究的一个问题。
中国艺术高度的表现性、抽象性和写意性，来源于它同哲学的自觉联系。通过中国哲学来研究中国艺术，通过中国艺术所表现的哲学精神来理解它的形式，我们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二
哲学，作为人类的自我意识，是理性精神的直接表现。如果借用康德的术语来比较，我们不妨说，西方哲学偏于“纯粹理性”，偏重于追求知识；中国哲学偏于“实践理性”，偏重于追求道德。前者多描述自然界的必然，后者多强调精神领域的自由。中国哲学是内省的智慧，它最重视的不是确立对于外间世界的认识，而是致力于成就一种伟大的人格。所以，和西方哲学相对而言，它并不重视对于客观对象的分析、区分、解释、推理，并不重视对于对象实体及其过程的精确叙述，而是把最高的真理，理解成一种德性的自觉。它始终不曾脱离人的社会关系，不曾脱离伦常情感的具体实践和具体感受。
这不是偶然的。中国历史上无情的阶级对抗关系，从来是笼罩在原始时代保留下来的血缘氏族宗法关系之下的，这种双重关系所形成的文化心理结构，以及在这种文化心理结构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国哲学，首先考虑的就是人与人的关系，而不是人与物的关系。为了协调人与人的关系，就要讲统一、讲秩序、讲仁爱、讲礼让、讲义务、讲亲和、讲道德。而不是象西方哲学那样，更重视讲知识、讲方法、讲逻辑因果规律等等。现实的人生问题，在中国哲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所以中国哲学较早达到“人的自觉”。这种自觉首先表现为宗教观念的淡薄。东方思想宗教观念的淡薄是哲学史家们常说的问题，其实这种淡薄，不过是用对君主、族长和关系结构(礼)的崇拜和服从，来代替对神的崇拜和服从而已。这种双重结构是一种异化现实，自觉的人必然在其中找不到出路，而体验到强烈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是中国哲学的起源，也是中国哲学发展的基础。这一点决定了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的许多特征。
在西方哲学史上，直到十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才有所谓“人的发现”，或者说“人的自觉”。与教会、神学和经院哲学所提倡的禁欲主义相对立，以薄加丘为代表的文艺复兴作家们宣称发现了与彼岸天国的幸福相对立的此岸的、地上的欢乐。这种欢乐意识是西方哲学觉醒的契机。以此为起点，西方哲学强调幸福的价值，个人追求幸福的权利，以及“叛逆精神”、反抗性格等竞争性道德。我们不妨说它的．基础是“欢乐意识”。产生于欢乐意识的痛苦必然伴随着消沉和颓废，产生于欢乐意识的悲剧必然伴随着恐怖和绝望。这些，正是西方表现痛苦的艺术作品共同具有的总的特点。
中国哲学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很高的自觉性。这种自觉性是建立在忧患意识的基础之上的。如果从文献上追索渊源，可以一直上溯到《周易》中表现出来的忧患意识。正是从这种忧患意识，产生了周人的道德规范与先秦的理性精神，以及“惜诵以致愍今，发奋以抒情”的艺术和与之相应的表现论和写意论的美学思想。这也不是偶然的。正如没有阻力，生命不会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没有忧患，人也不会意识到自己的存在。生命的力量和强度只有依照阻力的大小才有可能表现出来，与之相同，只有忧患和苦恼才有可能使人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和返回他的自我，而思考生活的意义与价值，而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
《易·系辞传》云：“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是的：其有忧患，所以对于人间的吉凶祸福深思熟虑，而寻找和发现了吉凶祸福同人的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使命感。通过对自己的使命的认识，周人的以“德”(“敬德”、“明德”)为中心的道德观念与行为规范，就把远古的图腾崇拜和对于外在神祗的恐怖、敬畏与服从，即那种人在原始宗教面前由于感到自己的渺小与无能为力而放弃责任的心理，转化为一种自觉的和有意识的努力了：通过对忧思的思考，在图腾文化中出现的“天道”和“天命”观念，都展现于人自身的本质力量。人由于把自己体验为有能力驾驭自己命运的主体，而开始走向自觉。人们所常说的先秦理性精神，不就是这样一种自觉的产物吗？
周人亡殷以后没有表现出胜利的喜悦，而是表现出那样一种冷静而又深沉的“忧患意识”，是人们走向自觉的契机，是先秦理性精神的前导。我们很难设想，如果没有那样一种主体观念的先期确立，先秦学术能够呈现出如此生动丰富而又充满活力的局面。
《汉书·艺文志》云：“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出并作”。这一段话，比较正确地概括了诸子兴起的原因。东周列国互相兼并，战争绵延不绝，灭国破家不计其数，富者剧富，贫者赤贫，百姓生死存亡如同草芥蝼蚁，不能不引起人们深深的思索。为了寻找这一切忧患苦难的根源及其解脱的途径，各家各派参照《易经》的启示，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看法。“其言虽殊，譬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虽说是各家互相对立，没有一家不从对方得到好处，虽说是法家“严而少恩”，墨家“俭而难遵”，名家“苛察缴绕”，阴阳家“拘而多畏”，不如道家和儒家那样源远流长，影响深广，但如果没有这些学说与之竞争，儒家和道家也不会得到如此长足的发展。儒家和道家，附带其他诸家和外来的佛家，相反相补，相辅相成，挟泥沙而俱下，成为后世中国学术思想的主流，而渗透到和积淀在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相对而言，儒家思想更多地渗透到和积淀在政治关系和伦理规范方面，道家思想更多地渗透到和积淀在艺术形式和审美观念方面。但无论哪一个方面，都存在着两家共同的影响。
儒家强调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道家主张任从自然才能得天真。它们之间的矛盾，常常表现为历史和人的矛盾，政治和艺术的矛盾，社会与自然的矛盾。从美学的角度来说，前者是美学上的几何学，质朴、浑厚而秩序井然；后者是美学上的色彩学，空灵、生动而无拘无束。前者的象征是钟鼎，它沉重、具体而可以依靠；后者的象征是山林，它烟雨空濛而去留无迹。从表面上看来，二者是互相对立和互相排斥的，但是在最深的根源上，它们又都为同一种忧患意识即人的自觉紧紧地联结在一起。正如历史和人、政治和艺术、以及社会和自然都有其同一的根源，儒家和道家也都是同一种忧思意识即人的自觉的两种不同的表现。那种早已在《周易》、《诗经》和各种文献中不息地跃动着的忧患意识，不但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也是道家思想的核心。
儒家尚礼乐，道家说自然，从同一种忧患意识出发，都无不带着浓厚的伦理感彩，都无不是通过成就某种人格的内省功夫，去寻求克服忧患的道路。两家道路不同，而所归则一。《孟子·告子下》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因于心，衡于虑，然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土，出则无敌国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也”。这是儒家的道路。老子《道德经》则主张“贵大患若身”，“处众人之所恶”，这不是退避和忍让，而是顺应自然的法则(“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来和忧患作斗争(“将欲取之，必固与之”)，这是道家的道路。二者殊路而同归。那种单纯强调儒家入世，道家出世、儒家积极进取、道家消极退避的流行观点，恐怕失之片面，有必要加以补充才是。
从能动的主体的责任感，产生了人的自尊和对人的尊重。这是儒道两家都有的态度。孔子所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所谓“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起子所谓“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庄子所谓“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诅”，都无非是表现了这样一种人的自尊和对人的尊重而已。“寂今寥今，独立而不改!”这是什么力量?这是一种自尊自爱的、人格的力量。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人格理想的追求，在这里都充满着积极进取的实践精神。与忧患作斗争，与命运作斗争，这是一种普遍的实践。在这种实践中思想感情的力量不是首先被导向成就外在的、异己的宗教、国家、法律等等，而是首先被导向成就内在的人格，则是一种特殊的实践。这是中国哲学的特殊性，也是中国艺术、中国美学的许多特殊性的总根源。
总之，起源于忧患意识的人的自觉，和在忧患意识之中形成的积极进取的乐观主义、以及建基于这种自觉和乐观主义的、致力于同道与自然合一的伦理的追求，以及在这种追求中表现出来的人的尊严、安详、高瞻远瞩和崇本息末的人格和风格，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精魂。经过秦、汉两朝的扫荡和压抑，经过魏晋人的深入探索和韬厉发扬，它已经深沉到我们民族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构成我们民族文化、精神文明的基本元素。尽管千百年来兴亡相继的、统政治、经济、文化于一体的、大一统的封建国家力图按照自己的需要来熔铸和改造它，它始终保持了自己的活力。从另一方面来看，也许正是这种封建体制的压迫，才使它得以保持自己的活力吧？
三
古代思想，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满于当时灾难深重的现世生活，把希望寄托在对于彼岸世界的信仰上面。在西方，这个彼岸是以宗教方式提出来的天国，在中国，这个彼岸是以伦理方式提出来的“先王世界”。前者是一个外在的世界，通向那个世界的途径是知识和信仰。后者由于它的伦理性质又获得了此岸的实践意义，基本上是一个主体性的、内在的世界，通向那个世界的途径，主要是内省的智慧。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对救世主之类抱着一种充满理性精神的怀疑态度。庄子的泛神论和孔子的怀疑论都反映了这个特点。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他说出了一个事实：以“敬”为中心的天道观念并没有把人导向外在的宗教世界。而这，也就是最高的智慧。从这种智慧产生了人的自尊、自信、自助的责任感，和苟卿所说的“制天命而用之”的主体意识，以及它的乐观主义的进取精神。这种精神表现在哲学之中，也表现在艺术和美学之中。
所以在中国，艺术创作的动力核心是作为主体的人类精神，它先达到意识水平，然后又沉入无意识之中，不断积聚起来，由于各种客观条件的触动发而为激情，发而为灵感，表现为艺术。所谓“情动于中，故形于声”，(《乐记》)“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磋叹之，磋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诗大序》)这是一种内在的动力，而不是西方美学中所常说的那种外在的动力，例如神灵的启示(灵感)，或者外在现象的吸引所造成的被动的“反映”。
但是这种内在的动力，却又力图与外间世界相统一。例如，它追求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统一(“论伦无患，乐之情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追求人与自然、即“人道”与“天道”的统一(“大乐与天地同和。”“乐者，天地之和也。”)这种统一，作为艺术表现的内容，也就是情感与理智的统一，即所谓“以理节情”。把“以理节情”作为音乐创作和一切艺术创作的一条原则，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独到的地方。
情是生生不息，万化千变的事实，它呈现出无限的差异和多样性。理是万事万物共同的道理，它贯穿在一切之中，所谓“道一以贯之”，它呈现出整体的统一。“以理节情”，也就是“多样统一”。“多样统一”作为“和谐”的法则，不但是西方美学所遵循的法则，也是中国美学所遵循的法则。但西方所谓的和谐主要是指自然的和谐，它表示自然界的秩序。中国所谓的和谐主要是指伦理的和谐，它表示社会和精神世界的道德秩序。中西审美意识的这种差别，反映出西方物质文明的务实精神同东方精神文明的务虚精神各有不同的侧重。
若问这个贯通一切的道理是哪里来的，那么我们可以简单地回答说：来自此岸的忧患意识。产生于忧患意识的情感是深沉的和迂回的，所以当它表现于艺术时，艺术就显出含蓄、敦厚、温和、“意在言外”，所谓“好色而不、怨诽而不乱”。这是中国艺术传统的特色。“以理节情”的美学法则，不过是铸造这种特色的模子而已。它不但是美学的法则，也是一切政治的和伦理的行为法则，所谓“乐通伦理”、乐通“治道”，它们归根结底都是“忧患意识”的产物。
产生于忧患意识的快乐必然伴随着沉郁和不安。产生于忧患意识的痛苦必然具有奋发而不激越，忧伤而不绝望的调子。而这，正是中国艺术普遍具有的调子。中国的悲剧都没有绝望的结局，即使是死了，也还要化作冤魂报仇雪恨，或者化作连理枝、比翼鸟、双飞蝶，达到亲人团圆的目的。“蝴蝶梦中家万里”，正因为如此，反而呈现出一种更深沉的忧郁。这是个人的忧郁，同时也表现出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心理氛围。
四
《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里，演《周易》；仲尼■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奋(愤)之所为作也。此人意皆有所郁结，不得其通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又《屈原贾生列传》云：“屈原正道直引，竭忠尽智以事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榜，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这个说法，虽然在个别细节上与考证略有出入，但总的来说是符合史实的。屈原本人就说道，他之所以写作，是“惜诵以致愍今，发愤以抒情”。这不仅是屈原的态度，也是中国艺术家普遍的创作态度。我们看古代所有的诗文，有多少不是充满着浩大而又沉重的忧郁与哀伤呢？诗三百篇，绝大部分是悲愤愁怨之作，欢乐的声音是很少的。即使是在欢乐的时分所唱的歌，例如游子归来的时分，或者爱人相见的时分所唱的歌，也都捞着一种荒寒凄冷和骚动不安的调子，使人听起来感到凉意袭人，例如
昔我往矣
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
雨雪霏霏(小雅《采薇》)
或者：
风雨如晦
鸡鸣不已
既见君子
云胡不喜
(郑风《风雨》)
这种调子普遍存在于一切诗歌之中。“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普遍的忧患，孕育着无数的诗人。所谓诗人，是那种对忧患意识特别敏感的人们，他们能透过生活中暂时的和表面上的圆满看到它内在的和更深刻的不圆满，所以他们总是能够在欢乐中体验到忧伤：紧接着“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之后，便是“忧从中来，不可断绝。”紧接着“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之后，便是“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伸，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这种沉重的情绪环境，这种忧愁的心理氛围，正是中国诗歌音乐由之而生的肥沃的土壤。
读中国诗、文，听中国词、曲，实际上也就是间接地体验愁绪。梧桐夜雨，芳草斜阳，断鸿声里，烟波江上，处处都可以感觉到一个“愁”字。出了门是“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在家里是“梨花小院月黄昏”，“一曲栏干一断魂”，真个是“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何人，谁不怀忧?”以致人们觉得，写诗写词，无非就是写愁。即使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也还要“为赋新词强说愁。”浩大而又深沉的忧患意识，作为在相对不变的中国社会历史条件下代代相继的深层心理结构，决定了中国诗、词的这种调子，以致于它在诗、词中的出现，好象是不以作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似的。“愁极本凭诗遣兴，诗成吟诵转凄凉，”即使杜甫那样的大诗人，也不免于受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支配。
不仅音乐、诗歌如此，其它艺术亦如此，甚至最为抽象的艺术形式书法也不例外。孙过庭论书，就强调“情动形言，取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书谱》)这种奔放不羁、仪态万方而又不离法度的艺术，是中国艺术最好的象征。杜甫欣赏张旭的书法，就感到“悲风生微绡，万里起古色，”这不是偶然的。绘画，是另一种形式的书法。它在魏晋以后的发展，内容上逐渐以画神怪人物为主转向以画山水竹石为主；技法上逐渐由以传移模写为主，转向以抒情写意为主；形式上逐渐由以金碧金彩为主，转向以水墨渲淡为主。这种转变和发展趋势，也不过是“取会之意，”把忧患意识所激起的情感的波涛，表现为简淡的墨痕罢了。“秋江上，看惊弦雁避，骇浪船还。”在那种平静和超脱的境界背后，横卧着我们民族的亘古的苦难。
五
“发愤以抒情”的观点，用现代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表现论”。
“表现论”是相对于“再现论”而言的。艺术的本质是什么?是再现作为客体的现实对象?还是表现作为主体的人的精神、即人的思想感情?主张前者的是再现论，主张后者的是表现论。二者并不互相对立，但各有不同的要求。西方美学侧重前者，它强调模仿和反映现实，中国美学侧重后者，它强调抒情写意。这种不同的侧重是与它们各自不同的哲学基础相联系的。
西方美学思想是在自然哲学中发生的，古希腊最早提出有关美与艺术问题的人是毕达哥拉斯学派，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大都是天文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他们着眼于外在的客观事物的比例、结构、秩序、运动、节奏等等，提出了美在和谐的理论。这种和谐是一种数学关系，所以在他们看来，“艺术创作的成功要依靠模仿数学关系”，“艺术是这样造成和谐的：显然是由于模仿自然。”后来的苏格拉底考虑到美与善的联系，但他仍然认为艺术的本质是模仿，除了模仿美的形式以外，还摹仿美的性格。亚里士多德在总结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即在模仿论即再现论的基础上，建立了西方美学史上第一个完整的美学体系——《诗学》。在《诗学》中他提出了三种模仿：按事物已有的样子模仿它；按事物应有的样子模仿它；按事物为人们传说的样子模仿它。后来的达，芬奇和莎士比亚，还有艺术史家泰纳，都继承了这一观点，他们先后都宣称艺术是客观现实的镜子。左拉和巴尔札克则把艺术作品看作是历史的记录。车尔尼雪夫斯基则更进一步，他宣称“艺术是现实的苍白的复制”。这是一个在历史上不断完善的完整体系，在这一体系的范围之内，所谓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区分，不过是模仿事实和模仿理想的区分而已。所谓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区分，不过是摹仿事物的本质属性和摹仿事物的现实现象的区分而已。为了模仿事物的“本质属性”，在这一体系中产生了“典型论”。“典型论”是更深刻的模仿论，但它并非近人所创，其根源仍然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论。这是西方美学的主流和基调。
与之相比，中国艺术与中国美学走着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与《诗学》同时出现的中国第一部美学著作《乐记》，按照中国哲学和中国艺术的传统精神，确立了一种与《诗学》完全不同的理论。除了把艺术看作是思想感情的表现以外，它还把艺术同道德、同一种特定的人格理想联系起来。这在中国哲学和中国艺术中本是一种固有的联系，《乐记》把它应用于创作，指出“乐者，德之华也。”“乐者，通伦理者也。”这样的概括，标志着一条与西方的模仿论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乐记》以后的中国美学，包括各种文论、诗论、画论、书论、词论、甚至戏剧理论，都是沿着这一道路发展的。
现在我们看到，西方美学所强调的是美与“真”的统一，而中国美学所强调的则是美与“善”的统一。质言之，西方美学更多地把审美价值等同于科学价值，中国美学则更多地把审美价值等同于伦理价值。前者是“纯粹理性”的对象，后者则是“实践理性”的对象。它们都以情感为中介，不过前者更多地导向外在的知识，后者更多地导向内在的意志。二者价值定向、价值标准不同，所以对艺术的要求也不同。
把艺术看作认识外间世界的手段，自然要求模仿的精确性，反映的可信性，再现的真实性。自然要求对它所再现和反映的事物进行具体的验证。例如西洋画很重视质量感、体积感、空气感、色感和光感等等，那怕是画虚构的事物，想象出来的事物(例如拉斐尔的圣母和天使，鲁本斯的魔鬼和精灵)都力求逼真，力求使人感到若有其物。这就需要求助于对透视、色彩、人体结构和比例等等的了解，这些都可借实用科学来验证。透视可以用投彩几何来验证，色彩可以用光谱分析和折射反映来验证，人体的结构和比例可以用解剖来验证。验证就是认识必然。画如此，文学、雕刻、电影等等亦如此。
中国美学把艺术看体一种成就德性化人格的道路，所以它不要求把艺术作品同具体的客观事物相验证，而是强调“以意为主”，即所谓“取会之意。”即使“传移模写”，目的也是为了“达意”。所以也可以“不求形似”。越往后，这一特点越明显。魏晋人“以形写神”的理论，发展到宋代就被解释为“以神写形”了。对象实体不过是情与意的媒介，所以艺术创作贵在“立意”，可以“不求形似”。欧阳修诗：“古画画意不画形，梅卿咏物元隐情。”苏轼诗：“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这种观点，同西方美学迥然各异。
在中国美学的词汇中，所谓“创作”，也就是“意匠”的同义词，杜甫诗“意匠惨淡经营中”，一句话说尽了创作的甘苦。意匠功夫来自人格的修养，所以做诗、作曲、写字、画画、必须以在一定生活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定的人格修养、一定的精神境界作基础。“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这种诗外的功夫同样也就是画外的功夫。中国画家论创作，强调“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强调“人品不高，用墨无法，”就因为“意诚不在画也”。既如此，实物的验证就完全没有必要了。因为画的价值不是由它在何种程度上精确逼真地再现了对象，而是由它在何种程度上表现了人的精神境界、和表现了什么样的精神境界来决定的。
音乐也不例外。在中国美学看来，音乐的形式并非来自模仿客观事物，例如模仿小鸟的凋瞅或者溪流的丁咚，而是来自主体精神的表现，来自一种德性化了的人格的表现。所以它首先不是要求音乐反映的真实、具体、精确、可信，而是要求“德音不理”，“正声感人”，要求“情见而意立，乐终而德尊。”孟子《公孙丑上》云：“闻其乐而知其德。”《吕氏春秋·音初篇》云：“闻其声而知其风，察其风而知其志，观其志而知其德。盛、衰、贤、愚、不肖、君子、小人，皆形于音乐，不可隐匿。”我们认为中国美学的这些观点，比西方美学更深刻地触及了艺术的本质。
六
如所周知，人物画在中国画史上不占主导地位。与之相应，小说和戏剧在中国文学史上也不占主导地位。虽然在明、清以后，中国也曾出现过一些真正伟大的小说、戏剧作品，但是，这几种西方艺术的主要形式，总的来说不曾受到中国艺术的重视。鲁迅说：“小说和戏曲，中国向来是看作邪宗的。”(《且介亭杂文》二集)他没有说错。《汉书·艺文志》早就宣称这类作品是“君子弗为”的“小道，”而把它黜之于“可观者”诸家之外。唐人以小说戏曲为“法殊鲁礼，亵比各优。”(《通典》)，来人以小说戏曲为：“丧志”、“德政之累”(《漳州府志》)。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这种擅长于模仿、叙事的艺术门类，同中国美学的主导思想有一定的距离。
这并不是说，古籍中没有关于戏剧和小说的专著。也有过一些这样的专著，如《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梦梁录》，《武林旧事》、《醉翁谈录》，《少室山房笔丛》……但是这些著作，没有一本算得上是美学著作。都无非野史、笔记，资料性、技术性的东西。《焚香记总评》和几本小说集的序言，虽然也发过一点议论，都无非随感、杂说，没有什么系统性、理论性。所以在中国传统美学中，小说戏剧的研究是十分薄弱的一环。这最弱的一环恰恰是西方美学中最强的一环。因为从模仿论的观点看来，这种叙事的形式正是再现现实的最好形式。
在西方，最早的诗歌是叙事诗，即史诗，如《伊利亚特》、《奥德赛》，它着重描绘事件发展过程，人物状貌动作，以及发生这一切的环境。西方的戏剧、小说就是从史诗发展而来。所以西方戏剧小说理论强调的是情节，认为戏剧小说的要素是情节而不是人物的个性或者思想感情。亚利斯多德《诗学》第八章规定，史诗必须遵循情节发展的逻辑必然性这一规律，达到“动作
与情节的整一，”他指出这种“动作与情节的整一”是史诗与历史的区别。后来新古典主义者在“动作与情节的整一”之上加了诸如“时间与空间的整一”等等，被称为“三一律”，“三一律”一度是西方古典戏剧小说创作公认的原则。
在中国；最早的诗歌是抒情诗，如《诗经》，它直接表现、或通过自然环境或人物动作的描述间接表现主体的人的心理感受。“劳者歌其事，饥者歌其食。”饥寒劳苦(忧患)，以及起于饥寒劳苦的喜、怒、哀、乐、思虑(忧患意识)，才是它的真正动力和内容。它有时也着重叙述人物、环境和事件，如《七月》、《伐檀》等，但即使在这些作品中、环境和事物也仍然不过是表现的媒介而已，它的要素仍然是思想感情而不是故事情节。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叙事诗是《孔雀东南飞》，即使是《孔雀东南飞》，它的形式、结构也无不从属于情感的旋律。从“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到“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在徘徊而又徘徊之中表现出来的无穷的苦恼意识，才是这篇作品的中心内容。这个内容不仅决定了它的一唱三叹的形式，而且赋予了它以无可怀疑的抒情性质。其他如《木兰诗》等，无不如此。
不论小说戏剧是否确是从诗歌发展而来，中国的戏剧小说都带有浓厚的抒情性，同中国诗的性质相近。《红楼梦》中有一段叙事，脂砚斋评道：“此即‘隔花人远天波近’，知乎?”其实整部《红楼梦》，又何尝不是“隔花人远天涯近。”王实甫的《西厢记》，是典型的剧本故事，但是，你看它一开头：
可正是人值残春浦郡东，门掩金关萧寺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
一种炽热的、被压抑的、在胸中汹涌骚动而又找不到出路的激情，成了揭开全剧的契机。这是诗的手法，而不是戏剧的手法。汤显祖的《牡丹亭》，以出死入生的离奇情节著称，但是这情节所遵循的，仍然是情感的逻辑：“袭晴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停半晌，整花钿，没揣菱花，偷人半面。”“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由于是沿着情感的线索发展，而不是遵循逻辑的公式进行，全剧的结构就成了一种抒情诗的结构。连《桃花扇》那样的历史剧也不例外，“斜阳影里说英雄”，“闲将冷眼阅沧桑，”忧国忧民的愁思，交织着荣衰兴亡的感慨，就象是一首长诗。
与表现论相联系的是写意原则。这一点，即使对于小说戏曲来说也不例外。“优孟学孙叔敖抿掌谈笑，至使人谓死者复生，此岂举体皆似，亦得其意思所在而已“(《东坡续集》卷十二)。苏轼这段话，可以看作是写意原则在小说、戏剧中的应用。中国戏剧的程式化动作已成为一种惯例，象诗词中的典故一样，信手拈来，都成了情感概念的媒介。例如在京戏中，骑马的时候不必有马，马鞭子摇几下，就已经走过了万水千山，这是无法验证，也无需验证的。所谓“得鱼而忘签，”“得兔而忘蹄”，“得意而忘言”，这些中国哲学一再强调的道理，在这里既是创作的原则，也是欣赏的原则。西方的戏剧电影，务求使人感到逼真，演戏的骑马就得处处模仿真实的骑马，草原和道路伴随着得得的蹄声在银幕上飞掠过去，这种手法比之于京戏的手法，其差别就象是中医同西医的差别。前者讲虚实、讲阴阳，后者讲血压体温，细菌病毒。后者可以验证，前者不可以验证。不可以验证不等于不科学，有许多西医治不好的病中医能治好，就是这一点的证明。这就叫：“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致意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庄子·秋水》)
七
“发愤抒情”是关于动力的理论。“不求形似”是关于手法的理论。二者在中国艺术和中国美学缓慢而又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统一起来，成为中国艺术和中国美学的主流。这一主流的发展线索，同中国哲学的发展线索基本上符合。
“不求形似”的“形”，犹言形质、形象、器用。也就是各个具体的事物之所以存在的、或者说之所以被我们感知、认识和利用的方式。在中国哲学看来，形质、形象、器用都不重要。只有这些事物之所以成为这些事物的道理才重要。道理是无形的，所以在形以上；器质是有形的，所以在形以下。《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重“道”轻“器”，重“意”轻“言”，是中国哲学一贯的立场。
西方哲学所使用的语言，是经验科学的语言，即“形而下学”的语言，它首先是人们认识一事一物与一事一物之理的工具，它的功能是描述性的，所以言能尽意而力求名实相应，力求反映的忠实性，摹仿的精确性、再现的可以验证性；与之相异，中国哲学所使用的语言是“形而上学”的语言。它主要地是人仍追溯万事万物本源的工具，它的功能是启示性，象征性的，所以常常“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中国哲学常常强调指出这一“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而这，也就是中国艺术和中国美学所谓“不求形似”的理论来源。
中国艺术和中国美学追求“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象外之旨”，是同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精神相一致的。正如西方艺术和西方美学要求反映的精确和描述的具体，是同西方哲学的形而下学精神相一致的。形而上学要求越过物物之理而迫索那个总稽万事万物的道理，所以表面上看起来同辩证法相对立，有点虚玄，其实不然。这种思想恰好是要求从联系的观点和整体论的观点来看问题，所以它与辩证法息息相通。“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它是启迪我们智慧的一种途径。《易经》讲相反相成，老子亦讲相反相成，我们常说《易》和《老》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但是我们又把它们的“形而上”立场同辩证法的立场对立起来，这岂不是很值得商榷的吗?
宋人最喜欢用“形而上”和“形而下”达两个概念，美学上的“不求形似”说之所以首先出现于宋代，不是偶然的。中国绘画之所以到宋代特别明显地趋向于写意，不是偶然的。“运用于无形谓之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张横渠《正蒙·天道篇》)不足以言之，故“贵情思而轻事实，”“逸笔草草”，宜矣。
所以中国美学不承认有西方美学中所常说的那种、“纯形式”。中国美学从来不讲“形式美”。在中国美学看来，形式不过是一种启示，一种象征，它无不表现一定的道理、一定的人格。“道者器之道，器者道之用”，“尽器则道无不贯，尽道所以审器、知至于尽器，能至于践形，德盛矣哉！”(王夫之《思问录内篇》)。艺术创造形式，不仅是为了明道，而且是为了明德。“德盛矣哉”，于是乎有“文”。“象者文也”，“文以载道，诗以言志”，哲学上的人格追求，导致了艺术上的写意原则。
道就是理，理就是德，德就是人格，人格的表现就是迹，迹就是器，所以器虽小，却又足以发明道。“夫道，弥纶宇宙，涵盖古今，成人成物，生天生地，岂后天形器之学所可等量而观!然《易》独以形上形下发明之者，非举小不足以见大，非践迹不足以穷神”(郑观应《盛世危言·道器》)，这种从具体达到抽象，以个别领悟普遍，由感性导向理性，把概念和实在、形式和内容、必然性和偶然性统一起来的观点，虽然说得虚玄晦涩，却深刻地触及了审美与艺术的本质：艺术，在中国美学看来，就是要即小见大，以器明道。借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要在个别中见出一般。不过黑格尔所说的是本体论，中国哲学所说的是价值论，黑格尔所说的是认识论，中国哲学所说的是表现论。话虽同，含义还是不同的。
《周易·系辞传》云：“生生之谓易。”“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易象是一种抽象，又是一种具象。人们出于忧患，探索盈虚消息，因卜篮而有象，因象而有情，因情而有占，它是以形而上者说出那情而下者，又是以形而下者说出那情而上者，所以既是哲学的精义，又是艺术的精义。象形文字的形声和会意，也包含着许多哲学和艺术的要素。当然，卦、爻和象形文字既不是真正的哲学，也不是真正的艺术，它们是介乎哲学和艺术二者之间的、象征性的东西，但它们是中国艺术的雏形。正如胚胎发育的过程是生物进化的过程的缩影，在这个雏形之中包含着许多中国艺术由之而生成的要素。
最基本的要素是“道”与“德”。道是忧患所从之而来和从之而去的普遍规律，德是生于忧患意识的责任感和行动意志。由于忧患与人的行为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所以“道”与“德”是统一的。“道德实同而异名”，把道与德相统一是中国哲学的伟大成就之一。所谓“文以载道”，实际上也就是“文以明德”，它所表现的仍然是德性化的人格，而不是外在于人的客观事物。《庄子，天地篇》云：“通于天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道也。”“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关尹子·一宇篇》云：“道终不可得，彼可得者，名德不名道。”《大戴礼记·主言篇》云：“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遵道也，是故非德不尊，非道不明。”道与德这两个概念，可以说是中国哲学的骨干子。实际上，它也是中国艺术与中国美学的骨干子。从往后的发展来看，中国艺术和中国美学愈来愈强调表现人格、愈来愈强调“以意为主”，愈来愈把表现在艺术中的喜怒哀乐，同一定伦理的、政治的状况联系起来，这种发展趋势，也反映出哲学的影响。
与中国哲学相一致，中国艺术和中国美学之所以“贵情思而轻事实”，缘其着眼点在德不在形，在意不在象。“乐者，所以象德者也，”所以“情见而义立，乐终而德尊。”“画者，从于心者也，”所以“人品不高，用墨无法”。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根据这一逻辑，自然“逸笔草草，不求形似”，否则就是自相矛盾了。
道是形而上的东西，看不见也听不着，“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自之所不能视也，耳之所不能听也，所以修心而正形也。”(《管子·内业篇》)修心而正形，于是乎有德，有德便有象。由于“言不尽意”，所以要“立象以尽意”。在这个意义上，人对道德的追求，也就是对美的追求，这两种追求在艺术中合而为一。在这个意义上，一切艺术都是“六经”，而“六经”也是最广义的艺术。明乎此，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中国艺术和中国美学愈来愈倾向于不求形似了。
王弼《周易略例·明象》云：“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象生于意而象存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故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象，即形象，不过是一种符号，一种象征；一种启示，一种过程的片断，不是实体，不是目的，不是对象的留影。所以“忘象”才能“得意”，拘于“形似”，是“舍本逐末”的“余事”，是“与漆污墁之工争巧拙与毫厘”，这样的人，不唯不可以作画，也“不可以与谈六经”。
这样的观点是逐渐建立起来的。早先，艺术家和美学家们还兼顾到形似。在讲表现的同时也讲再现，例如《乐记》在讲表情的同时也讲“象成”。顾恺之在讲传神的同时也讲“形神兼备”，谢赫在讲“气韵生动”的同时也讲“传移模写”。刘勰在讲“情在词外”的同时也讲“状如目前”。但是越往后，再现论的因素越来越少，表现论的因素越来越多，这一发展道路，是同艺术通向德性化人格的道路相一致的。
八
艺术，作为德性化人格的表现，不言而喻，它首先要求诚实。不诚实，不说真话，要表现德性化的人格是不可思议的。中国美学对艺术提出的最基本的要求，也就是诚实。这个要求，同中国哲学的传统精神完全一致。
《周易·文言传》：“修辞立其诚。”《苟子·乐论篇》：“著诚去伪，礼之经也。”《庄子·渔父篇》：“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不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这个儒、道两家一致的意见，成为中国美学的一个核心思想。
中国哲学是实践理性，所谓“修辞立其诚”，也有其实践意义。忧患意识是对德与福之间因果关系的意识。“天道福善祸”(《尚书·汤浩篇》)，“唯厚德者能受多福”(《国语·晋语》)，“诚”是德，故能致福，不诚是失德，故能致祸。古人所谓的“福”与“祸”，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社会效果”。按照中国哲学和中国艺术的传统精神，只有说真话的作品才能表现自己的时代精神和引起好的社会效果。说假话的作品尽管一时好听，从长远来说则是有害于社会和国家的。李《潜书》云：“善卜筑者，能告人以祸福，不能使祸福必至于人。喜福而怠修，则转而致祸；但祸而思戒，则易而为福。若是，则龟英皆妄言。故歌大宁者，无验于昏主，恤危亡者，常失于明后。善言天下者，言其有以治乱，不言其必治乱。”艺术家和哲学家都不是预言者，他们只要说出自己的真实的感受，真实的思想，他们也就对社会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钟嵘《诗品》：“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东方树《昭昧詹言》：“古人论诗，举其大要，未尝不喋喋以泄真机。”刘熙载《艺概》：“赋当以真伪论，不当以正变论。正而伪不如变而真。”《袁中郎全集序小修诗》：“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笔……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擎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苟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是可喜也”……像这样的例子，不胜列举。诗、文如此，绘画、音乐等等亦如此。“俗人之画必俗，雅人之画必雅，”“……
贤、愚、不肖……皆形于乐，不可隐匿。”所谓文如其人，画如其人，乐亦如其人，这是中国美学一贯的观点。这种观点同西方美学的着重强调真实地再现客观事物，真实地反映客观现象，其着眼点和出发点显然是不同的。
因为说真话，所以艺术作品才有可能表现出自己的时代，表现出自己时代的时代精神和社会心理面貌。“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如果说假话，治世之音怨，乱世之音安，那就不真实，不能表现时代思潮了。另一方面，由于艺术在本质上是真诚的，所以从你的作品，不仅可以见出时代，也可以见出你自己的人格，如果你说假话，也可以见出你虚伪的、或者阿谀取宠的人格，“不可隐匿”。“予谓文士之行可见：谢灵运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则谨。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则典。鲍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吴筠、孔，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谢庄、王融，古之纤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诞。或问孝绰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或问湘东王兄弟?子曰，贪人也，其文繁。谢眺，浅人也，其文捷。江聪，诡人也，其文虚。“(王通《中说》)作品的形式结构，也表示出作者的心理结构。心理结构又可以纳入道与德的范畴。所以大至国家的道德(政治)，小至个人的道德(人品)，都无不在艺术作品中表现出来，而起到不同的社会效果，而成为衡量作品价值的一个重要尺度。
这个尺度，不仅是美的尺度，也是善的尺度。所以艺术作品，在中国美学看来，是真(真诚)、善、美的统一。这种统一也就是人格的统一。艺术不仅表现这统一，也通过人与人之间思想感情的交流，导向这统一。所谓“同民心而出治道”，从古以来，一直是这样。这可说是中国艺术的一个传统。
当然，中国艺术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曾出现过偏离这个传统的倾向，如辞、赋骈文的纤巧，齐、梁宫体的浮艳，“俪采百字之偶，价争一字之奇”，完全颠倒了文与质的关系。但是这种倾向出现以后，立刻就受到中国美学的批评。当时的刘勰、钟嵘、斐子野、苏绰、李谔……以及后来唐代古文运动诸大家，都曾在批评这种倾向的同时，重申了“修辞立其诚”的原则。
刘勰《文心雕龙》云：“夫铅熏所以饰容，而盼情生放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放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昔诗人篇什，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诵性情，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丽而烦滥。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思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故有志深轩冕而讽泳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真宰勿存，翩其反矣。……是以衣锦裂衣，恶文太章；贲象穷白，贵乎反本。”刘勰这一段话，在批评“为文而造情”的同时，也指出了艺术的本质是“为情而造文”，“为情而造文”者是诗人，“为文而造情”者，辞人而已。按照刘朋的语义，诗人和“辞人”的区别，是说真话和说假话的区别，也就是真艺术和假艺术的区别。后世论画者，多指出金碧重彩画是“功倍愈拙”，是“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其所持的理由，基本上与刘勰相同。
“为情而造文”的所谓“情”，也不是任何一种“情”，而是在“以礼节情”的哲学思想指导下受“礼”所调节的“情”。即符合仁义道德的“情”。这一点在批评齐梁风气的许多文献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如《中说·王道篇》云：“古君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而后艺可游也。”《隋书·文学传序》云：“易日，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传曰，言，身之文也，言而不文，行之不远。故尧曰则天，表文明之称，周云盛德，著焕乎之美。然则文之为用，亦大矣哉!”“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盖亦亡国之音乎?”柳冕《与徐给事论文书》云：“杨、马形似、曹刘骨气，潘陆藻丽，文多用寡，只是一技，君子不为也。”韩愈《答李秀才书》云：“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又《答李书》云：“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吾终身而己矣。”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云：“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本之以书以术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以礼以术其义；本之春秋以术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源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苟以畅其友；参之老、庄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之为文也。”我们看，韩、柳古文运动之所以有：“起八代之衰”的力量，还不是由于它的根子是扎在中国哲学的深处的吗?
古文运动给了虚伪浮夸和片面追求形式美的倾向以有力的冲击，但是那种“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作风，直到宋明以后才真正廓清。“真诚”问题作为一个艺术的本质问题。被明确地提出来，正如“不求形似”的问题作为一个创作方法提出来，都是宋、明以后的事。最明确地突出这于点的是李贽。李贽认为：“结构之密，偶对之切，依理于道，合乎法度，首尾相应，虚实相生”等等形式美的要求，之所以“皆不可以语于天下之至文，”其根本原因就是“假”。他写道：“岂其似真非真，所以入人之心者不深耶!”(《焚书》)他指出，真正的艺术家，只能是那种有话要说，不得不说，“宁使见者闻者切齿咬牙；欲杀欲割，而终不忍藏之名山，投之水火”的人。他的这种思想，上接屈原的“发愤抒情”说、司马迁的“发奋著书”说和刘勰的“为情而造文”说，下通袁宏道的“率性”说和龚自珍的“童心”观，可以说是中国艺术和中国美学的核心思想。
九
“临邛道土宏都客，能以精诚致魂魄。”艺术家不是方土巫师，没有摧眠术，但他确实“能以精试致魂魄。”精诚，是一种能摇撼别人灵魂的力量。不仅是情感的力量、人格的力量，而且是一种意志的力量。这种被西方美学普遍理解为“形象感染力”的东西，在中国美学看来，无非是一种贯注着精诚的意志的形象。意志由于贯注着精诚，所以才能够在形象上表现出坚忍和顽强。
《论语·子罕篇》：“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尽心上》：“士何事?孟子曰：尚志。”《礼记·学记篇》：“官先事，士先志。”从事艺术创作和哲学研究的中国知识分子——士，最重视的就是“尚志”。“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孟子·尽心上》)“志于道而道正其志，则志有所持也。”(王夫之《读四书大全》)中国哲学所祟尚的道与德，其支柱就是志。
所以志是一种动态的精神力量。其强度愈大，则人格愈高。“义所当为，力所能为，心欲有为，而亲友挽得回，妻孥劝得止，只是无志”(吕坤《应务》)。所以有志者，“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尽心上》)中国哲学上的这个“志”的概念，也就是中国艺术上的“力”的概念。
那种《易》所借以“观我生进退”的力，在艺术中表现出来时渗透着作者的情感和意志。这就是构成艺术的最基本的要素。各种力的不同形式的运动所留下的轨迹，若无“志”的充实，便不会形成一个方向性结构。如果是画的话，线条就会在纸上轻飘飘地、无目的地滑过去，而不会“力透纸背”，或者“如锥划沙”。情意力的基质是画的“骨”。没有力也就是没有骨。荆浩《笔法记》云：“生死刚正谓之骨”。画家们所谓笔法，其实也就是骨法。所以思想感情不同，笔情墨趣也就不同。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云：“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旧乎用笔。”这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艺术修养，技术修养基于人格修养、道德修养。必须“精诚忽交通，百怪入我肠”，然后“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没有这种画外功夫，画是不会有力的。中国书法家画家论字画，常说“有力量”或者“没有力量”很少说“美”或者“不美”，这种用词上的差异，是值得研究的。吕凤子先生说：
“根据我的经验，凡属表示愉情的线条，无论其状是方、圆、粗、细，其迹是燥、涩、浓、淡，总是一往流利，不作顿挫，转折也是不露尖角的。凡属表示不愉情的线条，就一往停顿，呈现出一种艰涩状态，停顿过甚的就显示焦灼和忧郁感。有时纵笔如‘风趋电疾’，如‘兔起鹘落’，纵横挥所，锋芒毕露，就构成表示某种激情或热爱、或绝忿的线条。不过，这种抒写激烈情绪的线条，在过去的名迹中是不多见的。原因是过去的作者虽喜讲气势，但总要保持传统的雍穆作风和宽宏气度。所以状如‘剑拔弩张’的线条且常被一些士大夫画家所深恶痛绝，而外紊内劲的所谓‘纯棉裹铁’或‘绵里针’的圆线条，就从最初模仿刀画起一直到现在都被认为是中国画的主要线条了。”(《中图画法研究》)
这一段话不但说明了艺术以渗透作者情意的力为基质，也说明了中国艺术所追求表现的力，不是“剑拔弩张”的力，而是“纯棉裹铁”的力。
其实，中国美学对中国画的这种传统要求，也是中国美学对诗、文、书法等等的通同要求。书法固然是反对“剑拔弩张”了，诗、词也反对“剑拔弩张”。所谓“怨诽而不乱”，“好色而不”，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不也就是诗、文领域中的“纯棉裹铁”和“棉里针”吗?!中国美学认为，只有这样的作品才是理想的作品。所以，虽然象《胡笳十八拍》或《窦娥冤》那样呼天抢地的作品也能感人至深，却很少有人那么写。传世名作大都是合乎“温柔敦厚”的所谓“诗教”的。这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强毅的表现。西方表现忧患与痛苦的作品，音调多急促凄厉，处处使人感到恐怖和绝望。中国表现忧患与痛苦的作品，音调多从容徐缓：处处使人感到沉郁和豁达，感到一种以柔克刚的力量。
刘琨诗：“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我想我们不妨拈出这后一句，来形容中国哲学和中国艺术的特点。如果说民族气派、民族精神的话，那么我认为这就是中国艺术的民族气派和民族精神。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的艺术是消沉的，避世的，退让的，我一直不敢苟同。我认为恰恰相反。在慢长而又黑暗的中世纪封建社会，中国艺术很好地表现了处于沉重的压力之下不甘屈服而坚持抗争，不甘沉寂而力求奋发，不同流合污，而追求洁身自好的奋斗精神。所谓：“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谓“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诅”，联系发展缓慢、数百年如一日的中国封建社会巨大的历史背景来看，它的进步含意应该是很清楚的。“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这是什么力量?！这是在异化现实中追求自由解放的力量，是起于忧患意识的人的自觉的力量。所以它是入世的力量而不是出世的力量，是进取的力量而不是退避的力量。但它又以出世和退避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是“纯棉裹铁”的力量。这种力量，归根结底，也就是“志”的力量，“骨”的力量，是在强大的持久的压力下坚定不移的力量。这种骨也就是所谓的“傲骨”，这种封建社会的“傲骨”是中国艺术的主干。例如中国画，虽然也有画牡丹和芍药者，但更普遍的题材却是梅、兰、菊、竹，这是因为它们有“傲骨”的缘故。“菊残犹有傲霜枝”，“冷处偏佳，别有根芽，不是人间富贵花。”这些题材，是中国艺术最好的象征，也是中国哲学所追求的理想人格的象征。
十
当然，一切艺术都表现力量，西方艺术也表现力量。但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力量，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表现。拿敦煌采塑和一些西方雕刻比较一下，这一差别可以看得很清楚。面对着外间世界的忧患苦难，二者都表现出一种反抗的力量。但前者的反抗通过实践理性表现为一种精神的力量，后者的反抗通过求生本能表现为一种物质的肉体的力量。一如西方雕期中的人物各有个性，敦煌采塑中的人物亦各有个性。阿难是朴实直率的；迦叶是饱经风霜的；观音呢，圣洁而又仁慈。他们全都赤着双脚，从风炎土灼的沙漠里走过去，历尽万苦干辛，面对着来日大难，既没有畏缩，也没有哀伤。既不横眉怒目，咬牙切齿，也不听天由命，随波逐流。不，他们没有被苦难征服，而是迎着苦难平静地走去，不知不觉征服了苦难。138窟的巨大的卧佛，是释迦牟尼临终时的造像，他以单纯的姿势侧卧着，脸容安静、和平而又慈祥，“如睡梦觉，如莲花开”，好象是在对弟子们说：“如来正在消逝，去宣扬佛法吧。”这个人没有被死亡所征服，而是平静地迎着死亡走去，不知不觉地征服了死亡。死亡的主题，被表现为一曲生命的凯歌，它像壮严徐缓的进行曲，给我们以无穷的力量。
这是什么力量?是一种精神的力量而不是物质的力量。我们只有把它同西方雕塑的力量放在一起比较，才能对它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你看西方同样以死亡为主题的雕塑作品，例如《拉奥孔》，米开朗其罗的《死》或者罗丹的《死》，其主题莫不是在强壮肉体的剧烈挣扎中展开的：雄厚宽阔的胸脯中骚动着恐怖，郁结着生活的渴望。大块大块隆起而纠结的肌肉中凝聚着生命力，而脸孔上绝望的表情却呈现出一种无声的哀号。在这些里面我们也感到一种巨大的力量，它带着雷雨般的气势，猛烈地摇撼我们的灵魂。它是对死的抗议，是对于外在的忧患的外向的抗议。这种抗议的表现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但它同东方艺术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力量迥然异趣。
不管论质、论量，前者都不亚于后者，甚至比后者更强，虽然它是通过一些体质文弱、动作安祥、姿势单纯的形象表现出来的。这也是一种“纯，棉裹铁”。它的这种神秘的表现性很能说明中国艺术的美学特征。你看那些修长而又柔和的衣褶，它们互相跟随，时而遇合，时而分离，徐缓伸展又蓦然缩转，轻悠下降又徒然上升，交织、纠缠而又分开，飞向四面八方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好象是一首无声的乐曲，它有着管弦乐的音色，但不软弱。有着进行曲的旋律，但不狂放。它从容不迫，而又略带凄凉。不是禁欲的官能压抑，也不是无所敬重的肉体解放。不是宿命的恐惧或悲剧性的崇高，也不是谦卑、忍让或无所依归的彷徨。深沉而又冷静的忧患意识，表现在一种情感和理性相统一的形式之中，使我们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力量。这样的一种力量，不正是中国艺术和中国哲学民族特征的一个最好的象征吗?如果说精神文明的话，中国艺术和中国哲学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共同特征，不正是中国民族精神最集中的反映吗?
用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这一切特征都是时代的产物。明清以来，随着市民社会的兴起，随着小说、戏曲和重彩画、人物画的兴起，雕塑也开始世俗化，敦煌清代的塑象和云南纬竹寺五百罗汉，就流露出前所未有的市井气，说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民族精神需要寻找新的表现形式。这个形式是什么，是另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不过可以肯定，不论这个形式是什么样的，它必然要表现我们传统的民族精神。所以市井气，也像六朝宫体的浮艳，终必不能构成中国艺术的特点。每一个民族、每一个社会，都有其独特的、不同于其他民族、其他社会的文明。并且这个文明可以通过符号信号、语言文字和劳动产品的使用，而被学到和被传播，因而具有一种超生物的、历史的遗传性。正因为如此，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明的独特性才能够在漫长的历史行程中保存下来和得到发展，而渗透到这个民族的个性深处，表现在这个民族各项活动的各个方面，而形成一种独特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
一种文明，对于一个民族或者一个社会，具有价值定向的意义。通过长期的历史积淀，这种价值定向不知不觉构成了该民族、该社会与其他民族、其他社会的不同标志，而在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基础上，为该民族、该社会的进步规定了自己的方式，从而使得各个民族、各个社会不仅在活动形态上，而且在发展速度上，表现出参差不齐。有差异才有竞争，有比较才有选择，然后人类才有进步，在这个意义上，一个民族的精神特征，一个民族独特的文明，不但是属于民族的，而且是属于全人类的。所谓属于全人类，是指它以自己的独特性为人类的进步作出贡献。这独特性正因为它是民族的，所以才具有全人类的意义。
从这一思想出发，我们认为，如果比较中国艺术、中国美学同西方艺术、西方美学的异同，并不一定非要分一个什么高低优劣。这其间不存在什么高低优劣。正因为存在着差异，人和艺术才呈现出丰富性多样性。艺术作为艺术，它的价值也就在于它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所以西方艺术的特点，也正如中国艺术的特点，同时也就是它们各自的优点。如果一种特点得不到发展，它就会消失而不成其为特点。没有特点的艺术是什么艺术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