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03 05:37:5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精神文化，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乡土乡情；农本文化
路遥是从农村走向城市的。作为黄土地成长起来的农民之子，他不能不受深固的亲情与乡土文化的牵制和影响，因此，他最乐于也最善于描写农村生活、描写本土或乡间人们的心灵和遭遇，颇具自传性质的中篇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当马建强带着父老乡亲们的一片厚爱，背着“百家姓粮”进城上学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土地的精神”和“土地的博爱”。升腾在马建强胸中的是一种厚重的、炽热的、伟大的“黄土地”之魂，它代代延续。而土地精神所凝聚的爱的力量，已不属于一般意义上的人道主义的友爱，它属于最无私、最真诚的奉献与牺牲精神。
将农村一代又一代人生活的悲哀和辛酸，同农村家庭生活、人伦关系的温暖情愫，溶解于人的经济、政治关系中，让严酷的人生氤氲着温暖的人情味，是路遥作品的共性。而透视这种人情，我们不难看出作家对农村的生活方式、精神内核的洞见与理解，那就是对家庭伦理思想的关注，这一点，在《平凡的世界》里体现得最明显。孙玉厚一家的生活正是千千万万农民的传统生活的缩影。孙玉厚赡养母亲、抚养弟弟、为儿子操心，无不体现了孝、悌、仁、慈的伦理规范。而懂事较早的少安，虽有别样的人生理想，但在家庭生活中，他又是传统伦理感情和人生义务的承担者。一心追求生命价值的孙少平，无论是在县城求学，还是在黄原打工，最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自己的“家”。而“家”正是农民因血缘关系造成了他们的地缘关系，以家为本位，“建立在血缘基础上，以‘人情味’（社会性）的亲子之爱为辐射核心，扩展为对外的人道主义和对内的理想人格，它确乎构成了一个具有实践性格而不待外求的心理模式”②农村基本上没有极端的个人主义，也没有十恶不赦的恶人，大多是既为自己又为他人。作家没有在人格的意义上否定任何一个人，也没有按照惯常的模式将任何一个人置于道德的极端。从乡土政治家田福堂、高明楼、游手好闲的王满银、善于看风使舵的马占胜、孙玉亭，甚至包括傻瓜田二的身上都直接或曲折地闪现出人性的光彩。他们性格、品质上的弱点及生理上的缺陷，但不仅不妨碍他们成为审美意义、人格意义上的人，而且从而体现出较为深刻的普通人丰富的心灵世界和人生哲学。
在《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第五十二章，作者借少平的感觉表达出这样的认识：“这黄土地上养育出来的人尽管穿戴土俗，文化粗浅，但精人能人如同天上的星星一般稠密。在这个世界里，自有另一种复杂，另一种智慧，另一种哲学的深奥，另一种行为的伟大！”③是基于这种认识，他才眷恋、热爱着这片土地。城乡差别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无论如何，城市是人类进步的标志”。所以，奔向城市是一种莫可名状的冲动。在以前的观念中，知青回乡务农是热爱劳动、热爱家乡，而向往城市、奔赴城市是好逸恶劳、忘本叛家的表现。这种模式是农本思想的体现，也是17年简单的意识形态划分造成的。而到了新时期，路遥率先在《人生》中肯定了高加林向往城市的冲动，并揭示了农村青年到城市后也能大有作为的现实，表明了青年应该到最能发挥才干的地方去。在《平凡的世界》中，青年人只要能够发挥自己的长处即可。因此，孙少平、金波、田润生、孙兰香、金秀等均义无反顾地奔赴城市，在城市里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志得意满。这些青年人，以农村人特有的文化美德去征服城市文化。如少平对惠英嫂、金波对藏族姑娘、润生对郝红梅、润叶对李向前甚至包括金秀对少平也是情真意切，以善良争取爱情，以爱情印证善良，这与有些作家反映农村青年一到城市便堕落的情况相反。农民的善良在城市大放光彩！
随着创作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入，作家的农本意识在逐渐变化。不再是那种“父母在，不远游”的守土精神，也不再是故土难离。乡土精神由物性的粘着于土地转变为灵性的乡土情怀、乡土美德的闪光。与土地的关系由肉体的皈依转为精神的向往，起初土地是裁决人物行为的一种尺度，到后来成为对现实缺憾的一种弥补，成为人性美的标志与向往。“千千万万的高加林们还要离开土地，而且还可能再不返回，但是，我敢肯定地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和土地的感情也仍然只能是惋惜地告别而不会无情斩断。”城乡在社会发展、伦理道德、人性人格上有着不同的价值尺度和表现。在城乡关系的把握上显示出了作家的辩证思维：张扬农民的美质，扬弃农民的缺点；城乡应互补互渗，共同促进，共同发展，就是友谊与婚姻的最佳结构也是城乡结合型，如高加林与黄亚萍、马健强与吴亚玲、孙少平与田晓霞等。这种结合表面上是一种友谊与婚姻关系，但在潜意识中却表现出了城乡的差别与互渗：当城市姑娘向农村小伙子表白感情时，小伙子总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而姑娘爱小伙儿，是因为他们勤奋、努力、拼搏。小伙子以自己的品质赢得了爱情，姑娘则慧眼识才，爱其所爱，除掉了门第、势利等世俗成见。城乡美质在碰撞中发出耀眼的光彩。
尽管路遥在创作中透出对乡土乡情的深深留恋和呼唤，但是他自己的理性认识还是清醒的，这也正如他自己所说“在这一巨大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将付出巨大的代价，其中就包含着我们将不得不抛弃许多我们曾珍视的东西”。这是历史发展社会转型期文学再现生活的反映。路遥的农村小说因此沉重，也因反映时代的旋律而显现出史诗的光辉。
参考文献：
[1]《路遥文集》第2卷，陕西几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6贞。
[2]李泽厚：《孔子再评价》，《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2页。
[3]路遥：《平凡的世界》，《路遥文集》第3卷，第447页。
关键词：《诗经》；文化精神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有着浓厚文化底蕴的国家。诗歌是中国文学中产生最早的艺术形式之一，学好诗歌，可以从中获得美的感受，领会中华文化的精髓。
作为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以其丰富的生活内容、广泛的创作题材，向人们展示了殷商社会乃至包含着远古社会的历史风貌。可以这样说，《诗经》中的305篇作品，交织成一幅多层次、多角度展现殷周社会历史的立体画卷。它的每篇作品，都潜含着无数的可以发掘的文化内容，都承载了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它是中国上古文化一部形象化的历史，是从远古到周代社会的文化积淀。因此，对于《诗经》，我们要有这样的认识：在漫长的古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诗经》始终处于主导的地位，是我国古典文学遗产的主体。其次，我们不仅仅需要从题材上去认识其伟大，而且更需要从整体上去把握这部作品中所包含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
一、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土情蕴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民族。考古发掘证实，早在一万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初期便已开始了农业生产活动。到了周代，农业已成为周人的主要生产方式和主要的社会生活内容，几乎所有人都与农业生产发生直接关系，许多政治、宗教等活动也都围绕农业而展开。
创作来源于生活，因此可以这样说，《诗经》中所有的诗都是农业社会的产物，都反映了农业社会生活的不同侧面。无论从题材、从道德观念到审美情趣都带有农业文化的性质。《诗经》中有关农业生活诗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它们不仅艺术地再现了农业生活中人们勤劳朴实的性格，淳厚平和的民风，而且在表现技巧上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二、浓厚的宗族伦理情味和宗国情感
翻开《诗经》，除了感受到它的乡土情蕴之外，另一个突出的感受就是充溢于其中的浓厚的宗族伦理情味和宗国情感。在祭祖诗中，诗人把他们的祖先奉为神明，祈求祖先神保护自己的部族事业昌盛，人丁兴旺。
在中国文学史上，《诗经》是最具有伦理情味的诗歌艺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产生它的周代是一个具有浓厚的宗族意识的农业社会。自原始社会以来形成的宗族血缘关系，在周人的农业文化生活中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变成一套由家庭宗族推而广之的宗法制国家的结构模式，并由此形成一套更完善的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制度，并赋予它一种理论形式。宗族观念既是周人最重要的伦理道德观念，也是最重要的政治观念。同时，它已经转化为周人最为真挚的社会情感，它植根于故土，情牵于亲人，继而升华为爱国之情，这已经成为贯穿作品的中心主题之一。它或隐或现，或明或暗，或深沉或热烈，或委曲或直接地出现于《诗经》的大部分作品中，从而使《诗经》的抒情诗中处处充溢着伦理亲情，充盈着爱心。
人们把自己的生活理想寄托于和妻子的相亲相爱，对父母的教敬、对兄弟的关心、对朋友的忠信，乃至对宗族的依恋和对国家的忠诚。同样，也正因为有了这样一颗崇高的爱心，才使诗人更加痛苦于亲人的离别、朋友的失信、宗族的破败和国家的灭亡。
三、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
世界上每个民族的文学创作都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与西方文学相比较，如果说古希腊最发达的是史诗和戏剧，那么中国就是一个抒情诗最发达的国家。诗被中国人视为最崇高又最普通的艺术形式，也是人们抒发个人情感的最好的艺术工具。所以，诗歌一直秉承的是以人为本的艺术创作理念。
人本来就是文化的主宰，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都是人的创造。创作的灵感总是来源于生活，因此文学作品丰富的内容必须以人为中心加以表现，这应该是世界各民族文学的基本特征。
当下，像吴银善等这种凭商业赞助、死命大胆，去追求个人功名色彩明显的8K攀登、14座攀登，压根儿都无机会入围金冰镐奖。此类产品线类型的攀登，毫无创意，只为所谓指标和个人祈愿，而7+2更不过是商业票友和个人夙愿。吴银善说：“尽管有很多竞争者，但我一定要第一个征服14座高峰，提升韩国的国家形象和地位，并想给因经济危机而经历困难的国民带来希望。这些话语在金冰镐奖的入围作品前，显得粗鄙和有趣，宛如鸡同天鹅讲，还停留在冷战时期的爱国宣传与励志。
今年两个获奖队伍各是：队伍一，四名攀登者Sean Villanueva，NicoIas、Ollvler Favressse和Ben Ditto在格陵兰海岸岩壁开辟九条新路线，其中“恶魔的啤酒”路线耗时10天，高800米。队伍二，日本横山胜丘和冈田康开辟麦金利第二高峰mount logan东南壁新路线(2500米，W15，M6，ED+)，四天攀登三晚露营。后者凭借此攀登，已在之前获得了亚洲金冰镐奖。
今年颁奖更新颖，以前从来没有获奖者这样多元而不同。格陵兰岛的探险队，是一个混搭，充满创意，75岁的老船长，牧师、音乐家、攀登者，极致的环保行为，多元身份的一场艺术行为。难怪所有的评委都被深深打动：我们辛辛苦苦所追求的梦想，被他们以难以置信地，巨牛逼地艺术化实现了!老战士Greg Child作为评委会主席，他说：“这些活动里，无疑格陵兰探险我最想参加，因为其他攀登都有点太吓人了……”
这两年入选攀登及获奖项，都体现了攀登风格多元化，团队，在司所未闻的美丽山峰，到极端偏远地区的旅行，不停歇的攀登，单人攀登，大岩壁线路，混合线路，个人小团队等等。但都有共同特征
创造力、想像力、环保风格、轻快灵，也就是“纯粹”而艺术风格的“阿尔卑斯风格”。
什么样的攀登值得嘉奖和鼓励?多元化的风格在这两年尤其今年的PioIet d’Or评选上，得到了一致的认同与体现。越来越清晰的是，老中青攀登者们，评委们都认同这一点真正的爵士气度和精神，一种可以传承历史及未来的文化内在。
今年，继前两年Walter Bonatti、梅斯纳尔获奖后，终身成就奖颁发给了Doug Scott。令人感动的时刻是Walter Bonatti和Doug Scott拥抱在一起的那一刻，这两个老男人的精神气息相通，前者年纪更接近爷爷辈分。他们身上都流淌着阿尔卑斯的血液：自由、纯净，悲吝，宽广，这是艺术家的气质，传承着登山文化的血脉――人在大自然恶劣，艰难环境下的努力，理性和激情的完美结合。金冰镐奖，从东方日本到西方欧美，从早年代的WaIter Bonatti到后来梅斯纳尔、鲍宁顿和Doug Scott，乃至今天入围者及获奖者们，阿尔卑斯攀登精神跨越了时代、地域，融合到一起。
对攀登山区自然地貌，当地人民生活状态的关注与公益扶持，对山地社区的社会发展积极参与，Doug Scott这些年直在尼泊尔做工作――这也是阿尔卑斯精神与灵魂所在。阿尔卑斯精神，是一种人类奋斗，关怀，探索灵魂的融合。从阿尔卑斯到喜马拉雅……随着时代的发展，金冰镐奖在人类广泛度上甚至超越“奥斯卡奖”――毕竟后者更拘泥于好莱坞美国电影工会。金冰镐奖的评委来自全球，攀登本身作为亚文化发展有着其他文化载体无可替代的特征经验性。生命和肉体的体验理性与激情的结合，尤其人与自然的交融。所以，金冰镐奖或攀登文化，超越了“风格”，是一种主义、精神与文化。
讨论到将来，意大利库马耶
关键词：鲁迅精神；浙江精神；文化渊源
社会的发展往往是由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方面综合发展推动的。其中文化的作用尤其重要，精神作为文化中的一个方面也在社会发展中有着不可或缺的影响。在近代中国社会中，鲁迅精神是仅有的以个人的精神影响一个民族的，而几十年后，就在鲁迅先生的故乡――浙江，再次出现了一种风靡一时，家喻户晓的浙江精神。两者在文化渊源方面有一定的相似，将两者放在一起比较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如果说要研究鲁迅精神的文化渊源，就要研究与鲁迅的籍贯密切相关的地域文化――越文化。越文化，即一种与浙江密切联系的文化。越文化之所以对鲁迅精神产生影响，是因为它具有较之别的一些地域文化更鲜明的个性特征，而且这些鲜明的特征已经到鲁迅的性格中，进而影响鲁迅精神的精髓。越文化历史久远，其源头至少可上溯到7000年前已具有海洋文明特征的河姆渡文化，它不但历史久远而且地域文化界分恒定，表现在越文化的一脉相承，中间没有断层和地域的变迁。[1]另外，越文化虽然历史久远但是却能永葆文化活力，历经六朝、唐、宋、明、清、民国，越地一直社会经济繁荣，即使到了今天，浙江经济的发达与繁荣，仍为世人所瞩目。除此之外，越文化还有一个特别的现象，即名士辈出。鲁迅正是绍兴名士中的一位杰出代表。鲁迅能够在绍兴出生，有着一定的偶然性，如果当年会稽覆盆桥周家第一世祖周逸斋不从湖南迁居到绍兴，那么一切又当别论了。[2]
但是作为因盛产名士而闻名于世的绍兴，能够孕育出鲁迅这样一位杰出的人物，则又有其必然性。这是因为越文化悠久厚重而优秀的传统以及它的鲜明个性特征，是鲁迅乃至鲁迅精神得以生根、发芽、成长、茁壮的土壤。因此，可以说鲁迅精神是从越文化中获得了文化遗传基因，并在其生命之初吮吸了越文化的乳汁，奠定了这种精神今后健壮成长的基础。[3]鲁迅精神之所以成为一种影响广泛的精神，确实有多方面的原因，尤其是西方先进文化对这种精神的影响；但越文化的优秀传统对鲁迅精神的影响，也是勿庸置疑的事实。对此我们有必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对其加以研究。通过研究，人们会发现，一种富有地域文化特征的共同的文化心理和价值取向在越人身上，也就是浙江人身上，特别是越地的名士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鲁迅当年曾说，柔石有浙东“台州式的硬气”，“有时会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孺”。鲁迅所说的“硬气”，正是越文化中非常引人注目的一种个性特征。[4]越地历史上具有这种硬气的人物比比皆是，从“卧薪尝胆”之勾践起，魏晋时有不向司马昭屈服，临刑时仍然能从容留下一曲《广陵散》的嵇康；有不愿意与清朝合作，并且大书“不降”二字绝食而亡的王思任；同时还有被时人尊为“泰山北斗”的刘宗周，清军虽然以礼相待，却绝食二十三日而逝。至于清末的革命者秋瑾、徐锡麟，当代的等人的“硬气”，更为世人所广为流传。[5]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后来因鲁迅而闻名的鲁迅精神，确实有着越文化的影子。
此外，越文化属于海洋文明，海洋文明除了上面所说的勇敢和掠夺之外，功利实用主义也是其主要特征之一。与大陆文明相比，海洋文明最大的不同就是海洋文明的危机意识，而这种意识往往的影响是实用与功利主义的产生。鲁迅精神中的实用方面就是由此而生成的。
所以，作为越文化的杰出代表者鲁迅，以及因其而产生的鲁迅精神，与越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鲁迅精神的文化渊源就是越文化。
而浙江精神，作为新时代提出的地域精神，其产生也有一定的文化渊源。要谈到浙江精神的文化渊源，就必然要涉及到几个影响几乎每个浙江人的学派――永康学派、永嘉学派、金华学派等学派。在中国历代思想发展史上，随着唐宋以来经济文化中心的转移，从南方走出来的思想家，尤其是浙江东部的思想家越来越多。在南宋时，有永康学派、永嘉学派、金华学派，明代有王守仁、黄宗羲。以至于后来，章学诚写了《浙东学术》一书，从此浙东学派的概念越来越为人们所知。[6]梁启超就是浙东学派的极力推崇者，作为推崇者当然要提升浙东学派在整个清代史学中的地位。正如梁启超所说的“浙东学风，从梨洲、季野、谢山起至于章实斋，厘然自成一系统，而贡献最大者实在史学。”[7]许多近现代的思想家，如龚自珍、章太炎等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浙东学风的影响。
然而，由于中国的种种传统思想和习惯的束缚，在对浙东学派对浙江精神之间关系的研究中，还存在很多的问题，但是这些并不能影响我们对基本事实的判断，即浙东学派必定对浙江精神诞生产生了有利的影响。
在浙东学派思想产生的早期，它是被主流思想所排斥的，这是因为来自浙东的思想家虽然在唐宋以后的中国思想史上占有一个显著的地位，但在到今天为止的许多以主流或正统观点编写的中国思想或哲学史上，浙东学派仍然处于一个无关紧要的位置。像陈亮、叶适等人，在哲学史上，仅仅是将他们作为主流文化的一部分或是某种必要的补充而已，而王阳明和黄宗羲则被看成是当时整个时代的思想启蒙的一小部分。由于章学诚的《浙东学术》，浙东学派才成为中国史学史和史学理论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并在学术上获得了普遍的意义和价值，但是这仅仅限于学术方面。真正将浙东学派的理论用于对现在社会中浙江想象和浙江精神的研究直到近期才成为热点。这种做法就是，不满足于把浙东学派限于史学的范围，而从另外的角度强调浙东学派中注重功利实用以及工商皆为本的成分。在新时代的文化背景和市场经济条件下，过去那些为朱熹等正统儒学所贬斥的功利主义思想理论获得了新的意义，那就是浙东学派恢复了它的本来意图。这几年，浙江在市场经济中的巨大成功则更加突显出这种思想理论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传统
沈阳师范大学沈北附属学校的前身是沈北新区道义中学，是一所地处城乡结合区域的农村中学。1999年以来，在沈北新区大开发的背景之下，由于自身发展不完善、周边私立学校不断出现，道义中学学苗（学苗指依据就近入学政策，学校常态下可以获取的区内适龄入学儿童的数量，它是一种数字表现，常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数字范围内浮动）大量外流，本不强盛的学校开始步入“学苗外流――成绩下降――家长怨声载道――教师自暴自弃”的恶性循环当中。
在陷入恶性循环没有出路的情况下，2008年8月，沈北新区决定与沈阳师范大学合作办学。遵义中学更名为沈阳师范大学沈北附属中学。沈北新区政府在政策、财力方面给予支持，沈阳师范大学提供师资援助。与此同时，面向全省选聘优秀校长，植入新的办学理念。2008年9月1日，全国模范教师、辽宁省拔尖人才谢鹃出任该校校长。三年来，学校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学苗流失状况来看，呈逐年下降的趋势。据了解，2009年流失30人的同时，有其他学区的学生慕名而来，填补了这个空缺。不仅学苗数量有了稳步的提升，而且学生的整体素质得到了明显的提升，课业成绩更是突飞猛进：由2008年的全区倒数一二名转变为现在的前三名。三年来获得了大大小小的荣誉十五六项，多次承办沈北大型的活动，接待区内及省内、外领导、老师到校参观考察600多人次。现如今的沈阳师范大学沈北附属学校已经成为了沈北地区的教育窗口和名片。
正是由于沈阳师范大学沈北附属学校在短暂的三年内完成了彻底的“成功蜕变”，引发了笔者的关注，不禁提出：到底是什么动力有如此之大的功效？在实地考察学校之后，笔者发现原来学校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造方案，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学校精神文化的改造。精神文化是组织的灵魂，是组织发展的关键动力。研究薄弱学校精神文化改造不仅可以为其他地区薄弱学校改造提供借鉴，也有助于推动教育公平，促进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
二、学校精神文化的内涵与结构维度
1.学校精神文化的地位与内涵
“学校文化”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华勒（Waller）于1932年在其《教育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Teaching）一书中提出。他给学校文化下的定义是：“学校中形成的特别的文化”[1]。依据顾明远教授关于学校文化的定义[2]，学校文化理应包括：学校物质文化、学校精神文化、学校制度文化。其中，学校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都属于外在的显性文化，而学校精神文化是内隐性文化。就三者的逻辑关系来看，学校物质文化是学校文化的基础和前提，学校精神文化是学校文化的核心，学校制度文化是学校文化的保障。就三者的性质关系来看，学校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属于文化形式，而学校精神文化属于文化的内核。学校文化建设不仅仅在于文化形式的构建，更应该是学校文化力量的提升，这种文化力量只能是渊源于学校精神文化。因此，学校精神文化建设是学校文化建设的核心。
然而，我国对于什么是学校精神文化呈现出一种人云亦云的现状。要建设学校精神文化，必须首先弄清楚“什么是精神文化”这个问题。对于什么是精神文化，国内学者主要有以下几种主流看法：一是“所谓精神文化是指属于精神、思想、观念范畴的文化。是代表一定民族的特点，反映其理论思维水平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伦理观念、心理状态、理想人格、审美情趣等精神成果的总和”[3]。二是“精神文化是指人类思维领域所涉及的诸如哲学、伦理学和文学艺术等。物质文化是指人类所创造的一切衣、食、住所需要的物品和工具”[4]。三是“从更深层次上讲，精神文化是指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心理素质、精神面貌、行为准则、经营哲学、审美观念等，是企业文化的核心。必须根据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再造精神文化，才能保证物质文化的有效实施”[5]。
学术界虽尚有争论，但众说纷纭之后的核心要义是一脉相承的。从以上典型认识当中，我们可以知道，精神文化是物质文化基础上衍生出的独具特征的人类共有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集合，包括文化精神、文化道德价值观念、文化理想、行为准则等，这是人类新精神观、价值观、道德观生成延续的主要途径和来源。因而，在不同的领域会形成各自人类群体认同的精神文化。精神文化在不同的区域就会形成与特定区域相符的精神文化，在学校区域，就会形成学校精神文化。学校精神文化是一所学校全面精神面貌的彰显，是学校在长期的学校教育实践中积淀起来的、由心理和行为体现出来的价值理念、心理特征及其传统。它是全体师生员工共同认同并竭力维持的群体意识，是学校独特的“教育场”。学校精神文化赋予学校特有的个性魅力，是学校特色化的重要维度，是学校师生员工凝聚力与战斗力的动力来源。同时，它是学校文化的内核，制约着学校全体员工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态度，决定着校风、学风和教风的塑造，从根本上来说制约并影响着学校文化系统的性质和发展趋向。
2.学校精神文化的结构维度
我们研究学校精神文化，首先必须把握学校精神文化的内生结构。因为只有厘清学校精神文化的结构维度，才能找出学校精神文化建设的落脚点。整体是由部分组成的，离开整体谈部分，部分就失去了其原有的功能；反之，离开部分谈整体，整体将失去其最大的效力。如若要改造学校的精神文化，保证其发挥最大的效用，就必须找出学校精神文化的结构维度。精神文化的承担者是组织，学校精神文化的承担者是各型各类的学校内部组织，包括行政机构、教研组织、学生群体性组织。然而，组织的主体是人，他能够能动地传承、发展精神文化。因此，归根结底，学校精神文化的微观对象是学校内部的“人”。在这里，我们依据主体的类型，将学校精神文化划分为“管理者精神文化”、“教师精神文化”、“学生精神文化”三个层次。又因家长是学校主要的对象化主体，家长与学校之间存在着割舍不断的联系，在此，有必要谈一下家庭教育精神文化的重构情况。至此，学校精神文化彰显在管理者、教师、学生、家庭四个维度。下面将结合沈阳师范大学沈北附属学校的改造情况予以具体分析。
三、薄弱学校精神文化改造的个案分析
1.学校精神文化原有状态与现在状况对比
（1）改造前的状态
管理者精神文化层面：由于道义地区在开发之前属于农村地区，各项基础设施及师资等方面都相对薄弱，加之经济开发的浪潮淹没了教育发展的呼声。学校学苗流失严重，教学质量低下，教师消极教学，家长评价低下。在这样年复一年的恶性循环中，管理层也失去了其管理的积极性与耐心，消极管理现象严重。在如此恶劣的外部环境下，管理者内部的责任意识逐渐被消磨。与此同时，管理者对于教师和学生的信任危机也在被无限地扩大，在学校员工的眼里没有共同的奋斗愿景。总的来说，改造之前的管理者遗忘了管理的本质是创设愿景并带领团队不断地实现为达到愿景而设立的目标，管理层的精神文化只停留在消极层面。
教师精神文化层面：消极执教是改造之前道义中学教师的主要精神文化体现。这一现象主要表现在教师的教研激情萎靡与课堂教学缺乏情感植入两个方面，“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现象在不断蔓延。由于教学质量一直低下，社会评价糟糕，教师的执教热情降至“谋生”的低谷，他们无法将自身的热血情怀完整地投入到执教生涯之中，教研活动完全流于形式，缺乏情感植入的课堂教学效果也是比较低下的。在这种境遇下，教师无法实践教育崇高的价值，更没有路径将自己的生命融入到教书育人的宽宏事业之中。
学生精神文化层面：在消极的“管”、“教”环境系统之中，2008年之前的学生精神文化是极其薄弱的。这具体呈现在行为礼仪文化薄弱和活动文化缺失两个维度。在行为礼仪文化上，学生的礼仪规范意识薄弱，尤其体现在秩序意识、集体观念上，给予外界的第一印象就是“乱”。从活动文化上看，由于学校的各类活动几乎没有，导致学生的动手能力、团队合作意识缺失严重。学生整个的精神文化面貌界定在比较低的层次。
家庭教育精神文化层面：家长关心的是孩子的学习成绩，在成绩无法令家长满意的情况下，学校的社会评价认可度较低，导致家校无论在沟通方式、方法还是在沟通效果上都是失败的。这势必造成家校这一教育学生的一统一阵营的分裂，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被搁置于一扇门的两边。
（2）改造后的状况
管理者精神文化层面：2008年7月后，学校领导班子在阳光教育理念的指导下实施了阳光管理。阳光管理的核心要义是以人为本。学校领导班子开始并落实“信”、“诚”、“亲”的管理方式，相信自己的教师和学生，相信教师能够教好，学生能够学好；以真诚的心态与教师和学生平等地对话与沟通；在管理工作当中投入亲情般的感情，让教师和学生感受到温暖。与改造前相反，重塑后的管理者精神文化之中摒弃了消极的一面，增添了积极性与责任心，更重要的是管理者的精神文化赋予了人性的力量。
教师精神文化层面：重构后的教师精神文化是丰富的，饱满的。从过去的“一穷二白”转变为现今的“五彩缤纷”。首先，教师的使命感得以大幅度提升。教师逐步转变了消极执教的行为，转而以学生的进步作为职业的使命，以从事教育事业作为生命价值的最高实现。其次，教研精神得到了较大的发扬，并赋予了“为了学生，充实自我”新内涵。最后，课堂教学植入了教师的内心情感，教师上课再也不是“和尚撞钟”的消极行为，他们以站在课堂教授知识为荣，以孩子们成绩的提高为耀。
学生精神文化层面：学生是“被动型”群体，他们易受环境的影响。在以人为本的“信”、“诚”、“亲”的管理环境及“情感化”的课堂教学环境下，在各项学生规范细则的规约下，在各项文化活动的陶冶下，学生的精神风貌得以逆转。他们不仅在行为礼仪文化和活动文化上提升了自己，在秩序意识、团队意识、动手能力等方面获得了长足的进步，更重要的是学生的个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家庭教育精神文化层面：学校实施阳光教育改革后，家校之间的沟通机制得以建立。家长对于学校的评价得到了很快的提升，家长在意识层面开始信任学校，家长与学校回归到了统一的阵营，家庭教育观得以强化，家庭教育精神文化转轨到健康、有效的路径上。
2.学校精神文化改造的理念、方法、手段与过程
（1）学校精神文化改造的理念
学校精神文化改造在层级上隶属于学校整体文化改造。学校文化改造的理念与其办学理念异曲同工，即“创造阳光教育，成就快乐人生”。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学校建构了自己的文化体系――道义文化、大学文化、阳光文化。道义文化是立足道义地区加以诠释的，学校坐落在沈北道义地区，学校的发展与地区息息相关，因此学校文化建设势必与区域文化联系密切。“道”、“义”二字内涵深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结晶。大学文化是因为学校是沈阳师范大学的附属学校，受大学“自由”、“博爱”、“笃厚”文化的熏陶，固而纳入学校精神文化体系。阳光文化是学校自身特色文化的外显，是学校实施阳光办学理念的内生产物。学校所建构的精神文化体系对于管理者精神文化、教师精神文化、学生精神文化、家庭教育精神文化四个层面都有着深远的意识推动效用。
（2）学校精神文化改造的方法和手段
第一，重视道德建设。道德的力量是隐性的，然而是巨大的。首先，领导班子通过理论学习，外出调研等形式提升了自身的道德领导力。只有领导班子自身的道德修养跟上去，才谈得上带领教师与学生开展道德建设。其次，通过对教师的专业化培训，提升了教师的执教情操。专业化培训的重点是使教师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激励和自我发展，从而保障教师精神文化的重塑。再次，制定各型各类，体系完备的学生规范，促使学生摒弃不良的行为，建立健康的道德情操，树立良好的精神风貌。
第二，加强载体建设。精神文化是物质文化基础上衍生出的独具特征的人类共有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集合。首先，学校加强了物质载体建设，明确了校徽、办学理念、校风、校歌、校服，并以物质化的宣传牌、雕塑形式确立下来。与此同时，学校整体的楼层构建是按照学校文化体系来设计的，这样一来，使得师生对学校精神文化耳濡目染。其次，学校加强了活动载体建设。以老师为对象开展了各种教研活动，组织了公开课、观摩课多种形式的激励性活动，不仅推动教师的专业化成长，更提高了教师精神文化的境界。对学生而言，课堂之上，座位安排是小组式的，打破了传统课堂布局，使得师生互动效率和课堂教学效能大幅度提升。课下，学校组织了各种学科兴趣小组，这些活动内容丰富多彩，形式灵活多样，寓教于乐，让所有孩子都有鲜活的积极体验，心灵充满阳光。
第三，多元化的激励方式。多元化的激励方式可以营造积极向上、争先创优的舆论氛围，能够发挥榜样的启示、示范、带动效应，促进校园精神文化的发展。学校从旧模式中转变出来必然会遇到各种阻碍，学校领导在树立权威的同时重视多元化的激励方式。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既有教师的，也有学生的。榜样的力量无穷，特别是身边的榜样，对师生具有直接的示范激励作用。激励带来的是示范效益，形成了以少“带”多，校长“带”教师，教师“带”学生的和谐局面。
（3）学校精神文化改造的过程
管理学中讲究的是计划、组织、领导、协调和控制。中国政法大学刘俊生教授将管理过程划分为“规划、组织、激励、控制”[6]四大部分。我们按照在这个逻辑阐述下沈阳师范大学沈北附属学校精神文化改造的过程：在规划阶段，学校制定了详备的学校精神文化改造计划，目标明确且体系完整，时间安排紧凑、科学，备选方案充足，预测了可能遇到的各种困境。在组织维度，学校上下一心，对于各类二级目标积极落实，并进行了科学的追踪决策，及时、有效地推动整个改造规划的进程。激励上，学校综合运用期望理论与公平理论，最大限度地激发了师生的改造热情。在控制上，学校选择积极控制与正导向控制，科学地进行反馈，为学校精神文化改造提供了系统的保障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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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卫生监督精神文化的定义
分析卫生监督精神文化的定义是与精神文化的内涵息息相关的。而精神文化主要指的是人类在进行某些事情使所产生的一种精神上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是人类所特有的,是人类各种观念的总和。精神文化之所以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意识形态主要是因为它代表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同时也推动着人类的精神文明不断进步。作为卫生监督的精神文化来讲,从其基本概念上来分析,卫生监督精神文化主要指的是一种精神,一种监督系统内部工作人员在工作时一直秉持的职业操守和道德观念。这些价值观念一直驱使人们寻求更多的发展并取得更多的进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卫生监督精神文化也可以称之为卫生监督群体的集体价值观和职业取向,也就是卫生监督的价值文化,这是卫生监督精神文化中的核心部分,是支撑卫生事业不断取得成功的重要保障。这种价值文化在工作人员的心中会逐渐形成一种潜在的价值观念,帮助人们建立一个较为完善的价值观和价值取向,从而使卫生监督系统内部具有非常强的向心力。除了卫生监督价值文化是构成卫生监督精神文化的重要因素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也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卫生监督的执法力度,也可以称之为卫生监督体系的作风文化。该文化可以说是价值文化的外在表现,卫生监督系统内部有着怎样的价值取向,其外部形象就会有所不同,所以说有一个较为严谨和科学执法文化也是构成卫生监督价值文化非常重要的组成条件。
2构建较为完善的卫生监督精神文化的作用
建立一个较为和谐完善的卫生监督精神文化体系对中国卫生事业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在建立这个完善体系的过程中会有许多或大或小的问题。如果没有正确看待或解决这些问题,产生相应的结果也是异常繁琐的,所以说建立一个科学完善的精神文化体系可以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2.1完善的精神文化体系具有较强的向心力通过卫生监督精神文化的定义中可知,其组成因素并不只是一个,包括了卫生监督的道德文化、价值文化和执法文化,这些文化是构成监督系统精神文化必不可少的因素。通过这些文化在卫生监督系统中的作用,可以不断提升人们的道德标准,不断改善人们的行为习惯。换句话说,也就是通过构建一个较为完善的精神文化体系,可以在人们生活和工作的过程中潜移默化的形成一种共同的价值取向,这个价值取向关系到所有的卫生监督工作者,使得这些工作逐渐形成一种保护人民健康、维护卫生监督安全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将会在工作者中间形成一个强大的向心力,该向心力将驱使着人们不断完善卫生监督系统。
2.2有效制约工作者的工作行为卫生监督文化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因素就是其执法文化,可见每一个公共单位都是需要一个科学又严谨的执法条例,这样才能有效约束员工的行为,避免产生危害集体利益的事情。卫生监督系统同样也是如此,通过卫生监督精神文化的构建,卫生工作者的行为得到有效的约束,这样才会不断推进系统的科学发展。而精神文化在此的主要职能就是约束卫生体系内部工作者的行为规范,有效阻止各项权利的滥用,始终做到以人为本。通过精神文化的大力倡导,使得人们心中有了道德的熏陶和影响,从而形成了一种潜意识的自我约束和相互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外部的条列约束以及内心的自我约束,于是就逐渐形成了内部的精神文化系统。所以说,卫生监督精神文化的构建可以有效制约工作者的个人行为,也能在工作人员之间形成严谨的约束氛围,从而促进人们不断改善自己的行为,让人们自觉遵守和履行职责。
3卫生监督精神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据分析可知,卫生监督系统精神文化的建设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这需要成千上万的人们的共同努力才能逐步发展,而这个发展的过程也不是那么轻轻松松就能够完成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也会有不同的问题产生。比如说,在新时期构建卫生监督精神文化,不能简简单单就停留在其灌输模式上,精神文化的建设并不是强调其运作形式,在精神文化建设上要非常注重卫生监督工作人员的价值观和职业道德素质的培养,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工作人员的主体地位,使得工作者得到充分的尊重,这样才能逐渐形成良好的工作氛围,为建立完善的精神文化系统打下坚实的基础。另外,在进行精神文化的构建是要强调出对精神文化的组织和领导,不能如同一般散沙任其发展,要做到内外兼顾,层层面面都要有专门的人员进行负责和检查,这样才是立足长远的最好办法。
4结语
新时期以来,卫生监督精神文化的建设被越来越多的人重视,说明精神文化已经远远超过物质文化的地位。在精神文化建设中要充分认识其主要构成因素,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制订出有效的执行系统,这样才能高效率的完成其体系建设。因为只有建立高效率和科学的系统体系,才能有效推进中国卫生事业的平稳发展,而卫生监督系统文化建设是一个动态而非静态的过程,需要大家营造一个良好氛围的同时,激发大家更多的潜力,从而塑造一个文明规范,执法严明的企业形象。
作者：张天辉单位：白城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食品化妆品稽查分局
关键词：江苏省；精神文化；供求
中图分类号：G1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6)08/09-0020-04
作者简介：沈利华(1964- )，男，江苏昆山人，江苏省行政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与文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和社会结构迅速发展和变化，尤其是人们的市场主体地位和自主意识的不断确立，人民群众的多层次精神文化需求正被迅速释放。文化需求的多层次和多样化要求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进行结构性变化调整。这不仅给文化建设注入了新的动力，也使得精神文化产品的供给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和不断变化着的文化消费需要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因此，坚持以人为本，加快文化建设，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精神文化需求，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一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仅应当有繁荣的经济，也应当有繁荣的文化。丰富健康的文化生活是衡量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标志，也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小康其实也代表了一种文化形态、文化范畴。小康文化，也就是指文化上达到小康水平，包括文化体制和法规的健全、文化市场的繁荣、文化产品的丰富多彩、人们文化消费欲望的不断满足和文化生活的充实等等。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当代大众文化在我国日益形成，并开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规模影响着整个社会。现代社会文化消费理论认为，当代大众文化是以文化工业化为特征，以市民为消费对象，以传媒为主要传播手段的文化形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背景，当代市民的形成，闲暇时间的逸出，是我国当代大众文化产生和存在的必要条件。市场经济形成的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作为文化活动的大众文化也同样摆脱不掉这重关系。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把它作为内心的对象，把它作为内心的图像、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提出来”。精神文化产品就是当代大众文化活动的产物，主要包括休闲娱乐、报刊出版、广播电视、影视音像、艺术、演出、展览等。
目前，我国的文化消费结构呈现出一种多元态势。从文化消费品的索取、享用类型和存在形式看，都有不同的变化。首先是商品性文化消费的比重明显增加，而自给性文化消费的比重逐步缩小。这种结构性变化是商品经济或商业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其次是知识性、娱乐性文化有相当程度的发展。目前知识性文化消费在我国现实文化生活中占据重要的位置，而娱乐性文化消费也深受各个阶层特别是工人、农民等喜爱，无论从现在还是将来看，这种消费必将逐渐上升为最主要的消费类型。三是实物形态文化消费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逐渐提高和文化消费领域的进一步扩大会逐渐转向其他方面，其增长速度会有一定的下降，在文化消费结构中占有的比重将趋于缩小。各项研究表明，当一个国家和地区的GDP在1100美元以下、城市化水平在25%以下时，商业处于与农业经济相匹配的原始状态；当人均GDP从1100美元到2000美元、城市化在45%以下时，商业形态出现第一次升级，百货商场、商业街、批发市场等传统商业取代了农业时代的庙会、地摊、集贸市场，商品为工业化下的城市生活提供基本保障；当人均GDP到达2000美元至4400美元时，为适应城市的发展，商业形态开始出现质的飞跃，如大型购物中心、超市、专卖店、精品店等多样化、规模化的现代商业应运而生。
社会发展到人均GDP2000美元的新阶段时，文化发展的选择成为一个必须解决的大问题。作为经济大省的江苏，2005年江苏GDP为18272．12亿元，人均GDP已经达到3038美元，财政总收入为3124．8亿元，地方一般预算收入为1322．7亿元，经济发展迈入全新阶段，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因此，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在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如何面对城乡居民在物质生活已有较大提高的基础之上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如何拿出让各阶层居民喜闻乐见的精神产品，是目前全省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
二
目前，江苏省的文化产业与国内先进省市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这一方面说明江苏的文化产业发展水平与江苏作为一个经济文化大省的地位不相协调，另一方面说明江苏在文化产业上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与江苏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及群众的实际需求相比，江苏的文化供给能力在质和量上都迫切需要大的提高，供需矛盾仍有扩大趋势。矛盾突显的重要表现就是：社会公众所渴求的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的文化精品和力作十分匮乏。其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在文化供给的质与量上，仍显得相对不足。广大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是我们评价精神文化供求的重要标准。据2003年江苏省委宣传部与南京大学就当前群众的文化消费和需求情况联合调查的报告显示，有11%的居民对江苏省目前的精神产品市场满意；有44．4%的居民比较满意；而有32．8%的居民觉得我省目前的精神产品市场一般；另外有11%和0．8%的居民觉得不太满意和很不满意。应当说，总的来说我省城乡居民对我们目前的精神产品市场还是比较满意的，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问题在于有三分之一的居民认为我们所提供的精神产品一般，这说明在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基本的精神需求之外，我们没有将精神产品市场进行足够的细分，使得各阶层、各类人群都能在精神产品市场中各取所需。
文化供给的有效性不足。只有真正为群众接受的文化供给才是有效的供给。因此，在既定数量的前提下，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质量具有决定性意义，是衡量文化供给能力水平的重要指标。调查显示，群众对精神产品市场不满意的焦点，多数仍集中在精品问题上，认为“精品太少”和“伪劣品较多”的占40．3%。分行业看，认为影视作品“缺乏精品”的市民约占15%，认为舞台艺术“原创剧要多出精品”的占16．5%，22．8%的市民认为图书市场最主要的问题是“品位不高的低俗书籍太多”和“互相抄袭的书太多”，14．8%的市民认为“精品书籍太少”。从江苏省创作的精神产品来看，虽然这些年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总体上说优秀作品还相对不足，突出表现具有重大影响力、震撼力和市场号召力的精品力作还不多，特别在受众面广、社会影响大的影视剧方面精品力作较为匮乏。精神产品市场在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产品良莠不齐的分化程度也随之有很大的扩大，导致不少城乡居民不满情绪的产生。
第二，文化产业市场化程度不高。江苏不仅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同时也具有文化产品雄厚的物化生产能力。但江苏文化产品生产与丰富的文化资源形成巨大的反差，缺乏有市场号召力、有鲜明特色的优秀文化产品，更缺乏在全国有影响的文化品牌。文化产品是精神生产和物化生产结合、文化艺术与大众消费结合的产物。优秀的文化产品是艺术创作与商业运作的结果。艺术创作与物化生产的脱节、品牌塑造能力及营销能力弱仍然是江苏进行文化产品创新的短腿。在有些文化生产和服务领域，创作生产与策划营销之间脱节比较严重，投入产出不成比例，效能不够高。
以畅销书为例，它的策划、创作、出版比较能够体现市场化程度。江苏作家作品蔚为可观，但畅销书却不多。据《望》新闻周刊报道，高居各地图书市场销售榜首的总有“80年后”作家的作品。这批人可以排出100多号，但大多数来自上海、浙江等地，作为近邻的江苏却鲜有其人。江苏作为出版大省，在畅销书的策划、出版方面曾有过较大影响，但近年来上升趋势趋缓。在各种权威调查机构公布的畅销书排行榜上少有露面。在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举办的十多届“全国优秀畅销书”评选中，我省有一些上榜书，但其中真正靠市场和读者认可、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的较少，销售量特别大的少，具有地方特色的少。
第三，文化消费和接受文化服务意识不强，消费心理不清。虽然精神文化产品市场潜力巨大，但城镇居民对精神产品的实际投入却有非常明显的过渡期特征，是一种过渡状态。调查显示，表面上，有超过一半的市民每天大约花2-3小时来欣赏和消费精神产品，但剖析这一群体所欣赏和消费的精神产品内容可以看出，他们共同的指向是“电视”和“报刊”，前者的选择率高达70．9%；后者的选择率为47．6%。再统计他们的经济投入，每月的精神产品花费为101．2元，平均到每小时的花费为1．3元。具体说，有40．6%的市民“从不购买”期刊，36%的市民“从不购买”音像制品。与其他省市相比较，江苏城镇居民文化消费支出水平在全国排名约在13位，不仅排在北京、上海、浙江、广东之后，而且排在山东、湖南、陕西、福建等省后面。可见，当前群众的实际文化消费水平还比较低，这种状况的存在除了与“票价太贵”、“精品太少”等客观原因外，市民文化消费的意识比较淡薄、文化消费的习惯尚未养成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即便是公益型的文化服务，城乡居民接受文化服务的意识也不强。
第四，文化投入相对不足，文化供给的地区差异比较严重并有加大的趋势。文化工作在各级政府工作中往往受轻视，被旁置，或停留在口头上，没有落在实处。很多地方领导干部至今没有认识到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认识到文化对提高全民素质的重要性，没有认识到文化产业是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些认识上的偏差和不足，表现为经费安排不到位，文化经费被挤占挪用现象时有发生，甚至有限的专项资金也被挪用。
据统计，江苏省平均每74万人才有一座县级以上图书馆，所有的图书馆持证人数加起来不过70万，还不到全省人口的1%。这种情形与江苏作为一个经济文化大省的地位极不相称。值得注意的是，进入“十五”时期，江苏财政收入年均增长35．97%，比全省文化(文物)事业费财政拨款年均增幅21．74%，高了14．23个百分点。全省文化(文物)事业财政拨款占本省财政收入的比重，2001年、2002年、2003年分别为0．52%、0．44%和0．42%，呈逐年下滑之势。总体上看，省财政对文化事业的投入不到对教育事业投入的2%。这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我省文化供给能力的发展提高。
文化供给能力的地区差异比较严重，发展极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性集中体现在苏南、苏中、苏北地区之间的差异。从投入经费上看，人口占全省总数不到三分之一的苏南五市(含省级)文化事业费人均27．31元，是苏中的四倍半，是苏北的七倍半。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调查显示，苏南、苏中、苏北市民对于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并没有体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经济落后地区群众对于精神文化产品有着同样的迫切需求。文化需求与经济社会发展并不完全一致，这就使文化供给能力的地区不平衡具有了与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完全相同的意义，需要在省各有关部门扶持经济欠发达地区时把文化扶贫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经济欠发达地区在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要加大文化建设的力度，甚至需要优先发展文化事业。
三
江苏将在“十一五”期间使文化产业成为支柱产业，文化产业的增长速度要高于第三产业的平均增长速度，人均文化消费支出位居全国前列。对此，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依托科技创新，推进文化产业发展。现代文化产业是一个与现代高技术日益融合的产业，特别是一个与信息产业相互关联、互为表里的产业，代表了一种新兴的产业力量。面对发展机遇，江苏必须要抓住重点，以科技创新引领广电、通讯、信息等产业突进，以内容生产为纽带，推动产业格局重组，使网络文化产业走向前台。打造网络内容产业的爆发式增长产生的产业链，使内容增值服务成为带动数字传媒业、网络游戏产业、手机内容产业等硬件投资和电信运营的龙头，使文化产业真正成为信息产业的高端。
加快文化载体的技术创新。运用高新科技成果，加快文化载体的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建设。基于网络技术条件下的数字传媒产业是新兴的朝阳产业，附加值高，前景广阔。利用江苏IT人才优势，将网络信息业、网络游戏业、动漫制作业作为江苏未来重要的主导性产业来发展，培育网络品牌，并形成相关产业的全国制作基地，推动我省网络产业、动漫产业和影视产业的做大做强。
第二，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培育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在文化生产力中，文化产业的生存方式和价值体现是通过市场获得的。文化消费对文化产业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江苏是一个文化资源非常丰厚的省份，但这些资源目前大部分还是潜在的，还没有转化为文化产品和服务，离集聚效应的产业化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很多有发展前景的产品和服务之所以迟迟未能取得相应的成效，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缺乏市场开拓能力。有效培育市场，关键是要科学地认识和把握目前文化产业的消费构成和市场的近、中期需求，并使之与本地区的优势文化资源相结合。当前，可通过举办重大文化节庆活动、开展群众性剧评书评影评活动等，积极引导群众文化消费，努力提高文化消费水平，不断扩大文化市场需求。
加强全省文化市场建设规划，加快市场整合，重点发展文化产品、服务和要素市场，建立和完善文化物流网络，形成以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和影视节目市场为龙头，以演艺娱乐、工艺美术、文具玩具、信息和旅游服务为重点，以长三角为中心、辐射全省、面向国内外的文化市场体系。按照国际化、市场化、社会化要求，打造大型文化交流和经贸平台。造就一批竞争力较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民族特色的文化品牌。大力发展电子商务、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等现代流通方式和经营业态，促进文化服务业信息化建设。与此同时，加强对文化市场的宏观调控和监督管理，加大执法力度，依法保护文化知识产权，维护合法经营，整顿和规范文化市场秩序，促进文化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着力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
第三，加大对苏北欠发达地区文化事业的投资，注重区域协调发展。江苏文化产业资源空间分布上相对集中，城乡不平衡、南北不平衡现象突出。苏南、苏中和苏北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文化市场发育投融资条件和经营理念等方面存在客观的差距。苏南地区发达的经济水平、科技资源、文化资本和人力资本，以及开放的国际市场条件为文化产业发展和文化产品创新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苏北地区文化资源丰富，而产业薄弱，可以通过文化产业发展带动地区发展。根据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文化产业发展中要优先考虑和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要在实现经济效率的同时关注区域公平，加大对苏北不发达地区文化事业的投资，以满足城乡居民对文化公共产品的巨大需求。
加大扶持苏北文化建设的力度，充分发挥城市文化辐射功能，带动小城镇和农村文化建设，促进区域文化协调发展。根据苏北地区实际需要，可在资源配置政策上给予倾斜，促进布局更加合理，结构更加优化。大力引导消费，培育市场，使之与各地区的优势文化资源相结合。提高对苏北城市文化建设的扶持力度，加强政策扶持，鼓励社会支持。对于能够带动欠发达地区发展、拉动就业和促进农民增收的劳动密集型文化产业应该加大补贴和扶持政策。把文化产业的发展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建立适度的文化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要突出重点，扶持苏北地区有特色的资源项目，可安排一些专项资金予以扶持。鼓励外部资本进入，扶持特色品牌，提升苏北地区文化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提高文化产业附加值和创造就业的功能。
第四，把握不同人群的文化消费特点，做好文化消费市场的宏观调控工作。随着恩格尔系数的不断下降，江苏民众开始追求一种精神文化含量更高的生活和消费，社会经济开始向精神文化消费转型。不同的年龄层次、文化水平、职业地位、收入水平的人群，他们的文化消费能力、文化消费诉求各不相同。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生活节奏的加快，他们也将对文化消费市场的个性化服务提出更高要求。文化消费市场细分的趋势将进一步加强。对于这些新现象、新问题，应该进行深入研究，把握不同人群的文化消费特点，统筹规划，做好文化消费市场的宏观调控工作。
文化消费需要引导，需要有一个良好的文化环境。简单化地把文化产品推向市场，将其商品化，可能会导致低俗文化充斥文化市场，并以其各种方式影响着消费者的审美观念，最后形成文化与消费之间的恶性循环。从这一点上讲，文化产业与文化市场的真正含义并不在于将文化商品化，而是在文化产品与消费者之间建立起良性的循环关系，即用优秀的文化产品促进消费者审美水平的提高，反过来，高水平的消费者又有力地推动先进文化的发展。政府要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增加投入、改善服务为重点，抓好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改革和发展；以创新体制、面向市场、增强活力为重点，抓好经营性文化产业的改革和发展，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走上良性循环、健康发展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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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4日，兵团党委书记、政委车俊在兵团党委六届十次全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时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政党思想精神上的旗帜。兵团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具体表现，是几代兵团人在稳疆兴疆、富民固边、加快新疆社会主义建设中创造的精神文化成果。在近60年的发展中，兵团文化体现了引领兵团事业发展、宣传弘扬各民族共同价值观、团结凝聚职工群众、满足职工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抵御不良文化侵袭等重大功能。”其引领、弘扬、凝聚、满足、抵御五大功能，是对兵团文化的深刻概括。其提出文化来引领发展、以文化来建立人民的精神家园、以文化高擎人民的精神旗帜、以文化力引导经济力，使文化从跟跑角色成为领跑力量。这是兵团事业跨越式发展的思想指导和理论引领。
繁荣兵团文化，弘扬兵团精神，知易行难。我仅就车俊同志的讲话精神，将所思、所想、所悟、所感，絮语若干，以求教正。
一、关于文化的说长道短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对文化的解读，大体在四个方面：人民大众的精神家园、中华民族的血脉、国家发展的重要支撑、政党的精神旗帜。
对于文化的社会解读，所说者众。择其要者，列举如下：
就其现实性来说，文化是人类生存的精神家园。
文化本身是为人类生命过程提供解释系统，是帮助他们对付生存困境的一种努力。
文化是每个社会成员都自觉认同，是人类内心深处的价值、情感力量，是一种内在的意义。
英国学者泰勒对文化的描述是：文化是影响和解释人类生存方式的知识、制度和观念的有机复合体，是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和体现。知识是文化的基础，制度是文化的核心，观念是文化的灵魂。
林林总总，难以尽数。文化学者放言，对文化的定义，世界上有300多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所以，美国学者洛威尔也只能无可奈何地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东西比文化更难以捉摸。我们不能分析它，因为它没有固定形状；我们想用文字规范它的意义，这正像要把空气抓在手里似的；当我们去寻找文化时，除了不在我们手里以外，它无处不在。这个见解很能帮我们了解文化无所不在又似乎不知它在“何处”的特性。
在日常生活中，在平时谈论中，或在文字表述中，我们爱把文学艺术称为文化，是因为它通过语言、动作、线条、色彩、情境表达了人类心灵深处的共同情感；爱把哲学、宗教称为文化，是因为它们以不同方式诠释了人类的起源、社会的万象、生命的归宿；爱把制度、风俗称为文化，是因为它们从不同角度约定了人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做事风格；爱把环境、建筑、器物称为文化，是因为它们承载了人类想要表达的思想诉求，反映了人们的审美情趣。但是，人们尚未把内心的诉诸看作文化，如：当你看到一件商品，很快就会判断好与不好；当你看到一处景致，很快就会判断美与不美；当你看到一个人，很快就会判断他的穿着得体不得体，等等，你所有的判断、评论，都是内心的“文化活动”。可见文化的纷繁形态。
正因为文化的这种无所不在像空气、无处不“照”像阳光的普适性，也因为文化对于人类是一种精神上的内在需求、普遍需求、也是终生相伴的需求。恩格斯说：“文化上的每一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还因为文化作为历史文明的积淀、作为社会发展方向的引领，解决人类“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深层次追问，就决定了文化对一个地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发展进步的主导性、制约性、推动性。所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发展最终应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把文化置于发展的中心位置”、“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是文化的繁荣”。
就此看来，兵团就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提出繁荣兵团文化，弘扬兵团精神，是拨繁举要、提纲挈领的。
二、关于文化的表现形态举要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指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要“充分发挥文化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功能”。
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文化都是它的民族精神和思想灵魂。尤其是上世纪末以来，学界把国家的实力定为硬实力和软实力两种，文化发展更为世界各国倾心倾力。最著名的例证，莫过于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院长约瑟夫・奈发明的“软实力”学说。所谓“软实力”，即不用强迫他人，而是通过吸引、感召、影响，就能达到自己所想达到目的的能力。
一个世界强国，除了靠实力主导世界，还要靠文化引导世界。这种“软实力”体现在世界事务中，是设置议题、制定规则、建立标准的能力。也就是说，大家来参加游戏，你不能参与制定规则，那就只有“玩玩”的份，赢的可能性不大。所以，当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之际，撒切尔夫人说过一句话：中国还不会成为世界大国。因为中国大量出口的是电子产品和服装，而不是思想观念。此话不中听，但中肯。中国文化不走出去，不在世界上取得更大话语权，即使输出再多的产品，也只能是“提篮小卖”的游商走贩。
我们可以看一看美国的“软实力”，它的文化输出并不复杂，人称“三片文化”：大片、薯片、芯片。美国大片(曾占国际电影发行市场的92.3％)控制人们的视觉娱乐，从而输出美国价值观。炸薯片控制人们的胃，宣扬的是美国快餐文化。电脑芯片控制人们的创造性和文化安全。你想，人们眼里看的、胃里装的、手里用的，它都想控制起来，并没有刀光剑影，这种“软实力”何其威猛。
今天，人们对文化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发展“软实力”的愿望越来越迫切。有学者议论，一个现代国家的宏观分类，往往划分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四大板块”。然而“四大板块”不是平行的。它就像地球的构成，地壳是政治，虽然无所不包，但却是表层的。地幔是经济，虽说比地壳要深入一些，但经济手段解决不了所有的社会、伦理等问题。地核是社会，尽管已经深入到“核”的部分，但它仍不属于心脏地带。地心是文化，只有文化才称得上一个国家的心脏与灵魂。
因为，所有的问题，追根溯源、归根到底都是文化(或日文明)的问题。不从文化上找原因，永远刨不出问题的“根”，要改变落后的现状，只能是空想。看中国、看世界，先进者，皆为文明引领；落后者，皆为文化蒙昧。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需要通过文化来启蒙心智、认识社会、获得思想上的教益；需要通过文化愉悦身心、陶冶性情、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和依归；需要通过文化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获得生产力的
解放和工作效率的提升。我们进行兵团文化构建的意义是：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收获理想信念的坚定和共同奋斗思想基础的夯实；从事文物的保护和传承，收获共同记忆的保存以及当代人的自信心、自豪感；开展传统文化价值的深度阐释和文化元素符号的提炼、推广，收获认同感的强化和软实力的提升；举国一致地抓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完善和精神文明创建，收获社会情绪的和谐、文明风尚的形成……
我们知道，繁荣兵团文化，一是要抓牢现代文化的引领，二是不能忽略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劝诫、智能开发、意识诱导与精神激励的积极作用，三是要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要兼收并蓄，不可偏废。如：知识就是力量；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等等，后人对此百学不怠，百读不厌，百思不倦，写作座右铭，道理正在这里。
文化在人们现实生活中的作用如此巨大，在人们现实生活中的影响力如此凸显，兵团人应该认清繁荣兵团文化，弘扬兵团精神的作用和价值，从而义无反顾地去抓好兵团文化的发展繁荣工作，让它出奇、出彩、出成果。
三、关子繁荣兵团文化，弘扬兵团精神我们要做什么
中央召开新疆工作座谈会以后，兵团的发展和稳定已经摆进了国家的重要议事日程，已经引起了东中部各省市的倾心关注，已经在全国人民心目中有了热切的期望度。这是兵团在“众目睽睽”下办每一件事的压力。兵团工作与自治区一致，围绕的是中央确立的战略目标：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那么，兵团文化将为“战略目标”实现发挥哪些作用呢?
一是为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凝魂”。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首先要实现“四个认同”(对中华民族、对中华文化、对祖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三个离不开”(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互相离不开)。兵团260多万各族儿女站在这个“起跑线”上，才能动作整齐、步调一致；其次是要形成以“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为主要内涵的兵团精神，当兵团人具备了这样的精神品格，才能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第三是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相互欣赏”。这是兵团人必须具备的精神品格。寸有所长，尺有所短。没有差异，不成世界。兵团人要锤炼自己的意志，拓展自己的胸怀，放眼未来，海纳百川，这样才能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家庭和睦，人际和气。
当然，“魂”，远非这三条，但是，只要我们从文化这个精神领地将人们的“魂魄”凝铸起来，人们的改革精神就会高扬起来，跨越斗志就会激扬起来，社会发展就会蓬来，人民生活就会幸福起来，长治久安的局面就会开创出来。
“魂”之功力，在“凝铸”。
二是为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聚气”。有一句平实却力透纸背的话：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精、气、神，是人活着的全部价值所在。兵团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兵团人必须要有一股非同凡响之“气”：气宇轩昂、气势如虹、气冲霄汉、气吞山河，“力拔山兮气盖世”。
试想，科学发展，没有气势如何打开局面；改革创新，没有气势如何排除阻力；开放发展，没有气势如何吞吐吸纳；经济建设，没有气势如何力拔头筹；社会变革，没有气势如何富民强区；民生改善，没有气势如何加快进程；城乡文明，没有气势如何开辟境界……
兵团要处理好“三大关系”、抓实“三化”建设、实现“三个提高”，关键是要“干”。不干，半点马列主义也没有。只有凝神聚气地干、一往无前地干、永不懈怠地干，用汗水浇灌，让幸福花开。
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关键在人，在人的精神，在人的气概。当人们把“气”凝聚起来。形成不畏艰险的气势，气势之下无弱者，就能开创“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的新局面。
气之所为，在“集聚”。
三是为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鼓劲”。中央为新疆制定的战略目标，也是兵团的战略目标；中央安排的19省市给新疆的对口支援，也含对兵团的支援；中央对新疆的政策扶持，兵团也得到同样“享受”。这些是振奋人心的世纪“亮点”，只要我们把它文而“化”之，升而华之，列阵现代文化，作为“精神原子弹”，震响在兵团各地，就能为各行各业提神、长气、鼓劲，以强大的精神动力，掀起大建设、大开放、大发展的。
今天，兵团面临一个历史的新机遇、新形势、新气象、新局面，兵团人都面临扪心自问的新时刻：创造兵团美好的明天，我们不干，谁干?现在不干，何时干?
劲之进发，在“鼓舞”。
四是为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造势”。一贯强调，要做好某一件事，必须舆论先行，要“造势”。兵团的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自然也不例外。兵团文化要勇于担当，要把舆论氛围搞得浓浓的，要把文化气势搞得足足的，要把建设热情鼓得满满的，要把人的精神提得“嗷嗷”的，营造一个势如破竹的态势、志在必得的态势、义无反顾的态势、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态势。
我们要为兵团大开发、大建设、大发展造势，要为19省市对口支援造势，要为民生工程造势，要为教育、为环保、为旅游、为铺排在兵团大地的所有项目造势……
势之恢宏，在“营造”。
五是为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给力”。当今世界，公认文化是一种最重要的软实力、巧实力，相对于经济、科技、军事硬实力而言，它的影响更广泛、更深入、更持久，它从无形变有形，从情感变力量，从精神变物质，这为无数事实所印证。我们知道，在文明状态下，一切行为都是文化行为，一切商品都已成为文化的载体，一切财富都凝结着文化价值，所以，现代文化，必须站在时代的至高点上，以俯仰天地的境界，悲天悯人的情怀，大彻大悟的智慧，出科学的理论、高尚的精神、正确的舆论、优秀的作品，以激情澎湃的时代华章，为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鼓与呼，给力各条战线：干、干、干!天山脚下红烂漫。
力之张扬，在“文化”。
四、关子繁荣兵团文化的期许
兵团文化，与“丝绸之路”一样绵长、与大漠驼铃一般悠远，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屯垦文化”。它有纵深、宏阔、苍劲的底色，成就了丝路文化千姿百态的种类、五光十色的意境和沉甸甸的厚重。
今天，我们如何促进兵团文化鼓满风帆，如何“鼓满”、如何“”呢?尽管这不是一日之功，急不得，但也慢不起，要从当前起步，像打仗一样，一仗一仗打下去；像做文章一样，一笔一笔写出来。是否可以从这些方面人手做工作：
第一抓认识到位。一要落实“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实现在学术和文化上的思想大解放。要倡导争鸣，多听诤言，让人敢想、敢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话不说不透，理不辩不明，气不争不高。“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我们要有这样的胸怀和雅量；二要抵制“双化”：“西化”和“分
化”。解决好排除干扰、识别“毒草”的问题。用：扎篱笆、筑防线、建堡垒、堵“杂音”、压敌声、批缪论、扫黄毒、打非法，练出我们的文化“法眼”；三要实现“双硬”：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抓经济这一手过硬，已是不争的事实。现在我们抓文化软实力，也必须在“硬”字上下工夫。做到：工作部署，有硬要求、硬举措；加快发展，有硬手段、硬办法；检查考核，有硬杠杠、硬标准；组织领导，有硬班子、硬队伍。各级主要领导要把以现代文化为引领的要求放在心上、扛在肩上、落实在行动上。四要制定“双工程”：文化精品工程和屯垦文化工程。经济抓名牌，文化抓精品、抓特色。精品能力透纸背、动感天下、以一当十。特色则一枝独秀、唯我独有、独占鳌头。五要抓住“双建”：阵地建设、队伍建设。就是说，要有人管事，要有地方干事。
我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历史古国。数千年的风雨洗礼，积淀了丰厚的文化传统和文明历史，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有别于世界其他文明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山西这样一个既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又是我国“司法鼻祖”皋陶诞生地的地方，不仅有着悠久的人文历史文化，还有着深厚的司法历史文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所包含的“德礼融于法”的重要特征和追求秩序、注重和谐的内在精神，在这片土地上得到了良好的传承。如何科学把握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院文化建设的契合点，在批判的传承中探索法院精神文化建设的路子和方法，是我们在推进现代法院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应认真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科学把握人民法院文化建设的本质、内涵和外延
文化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数千年前的《易经》关于“文化”的论述，应该是我国最早给“文化”下的定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而我国现代历史学家和国学大师钱穆先生认为，“文化”与“文明”两词皆关涉人类群体生活，人们也多加混用，但它们的含义应有区别：“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故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文化可以产出文明来，文明却不一定能产出文化来。”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所谓“文化”，即“文明于形而教化于心”。法律文化是“文化”范畴内的一个分支。对于“法律文化”，武树臣先生认为，由于“法律文化”的某些因素，比如法律思想，本身就兼容了政治思想、哲学思想、伦理思想等等，因此，界定“法律文化”应当注意逻辑关系和尊重约定俗成的习惯。他给出的界定，是“支配人类法律实践活动的价值基础，和这个价值基础被社会化的运行状态；作为客观存在物，其表现为法律实践活动所取得的成果；作为一种主观的观念形态，是与宏观、综合、系统的研究方法紧密联系的”（武树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199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作为“法律文化”的一个子概念，根据上述观点，我们可以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简而言之地表述为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一脉相承的法律实践活动及其成果的统称，是从上古时起至清末为止，广泛流传于中华大地上的具有高度稳定性和持续性的法律文化。
关于“法院文化”，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文化建设的意见》中已经作出了明确的说明：是人民法院在长期审判实践和管理活动中逐步形成的共同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制度规范以及相关物质表现的总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重要内容。循着这样的思路，我们不难理解，加强法院文化建设，根本目的就是要充分运用包括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精髓在内的各种先进文化元素和其独有的功能，在“文明于形而教化于心”的过程中，赋予法院物质设施、制度规范等外在事物以内涵和精神，培育高品质的法官和法院工作者群体，使法院形神兼备，从而堪称为“人民法院”的文化积淀。从文化学角度看，文化一般由物质、行为和心理三个要素组成，法院文化也不例外，由物质、行为和精神三个要素组成了法院文化特有的三个同心圆：外层圆是物质文化，是人们直接感知的，因而是法院文化的基础；中层圆是行为文化，是法院文化本质向外扩张的具体表现，也是人们评判的重点，因而是法院文化的关键；深层圆是精神文化，这是法院文化的本质，不仅体现了现代司法理念，而且主导法院现代司法理念的实质与方向。无论物质文化，还是行为文化，都是以精神文化为基础而发散出来的外在表现，因而处于核心和灵魂地位。我们之所以要科学把握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院文化建设的契合点，在批判地传承中加强法院文化建设，出发点和落脚点也在于此———借鉴和吸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积极因素，着力加强以精神文化建设为重心的法院文化建设。
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所包含的积极因素及思想精髓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积极因素很多，单就涉及到文化建设这个层面，概括地说，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体现“民本主义”思想，重视发挥人的价值。“民本主义”思想源于儒家“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其基本特征是“重民”，强调统治者要从国家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爱民”、“敬德保民”、“博施于民”。“民本主义”体现在法律领域，就是要求无论立法还是司法都要以民为本。大家所熟知的秉公办案的包拯主张“民者，国之本也”，立法应当以利民为本。这种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念，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是值得借鉴的。
(二)推行“礼法并重”，强调道德教化作用。“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礼记•曲礼上》）。“礼”与法的统一，构成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两大基本要素。“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这些思想，都说明了一个道理：单纯使用强制性的刑罚只能使人一时不敢犯罪，是治标之举；而通过道德的教育作用，增强人性中“善”的东西，可以使人对犯罪萌生羞耻感而更好地约束自己的行为，不愿去犯罪，才是治本的方法。这是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一个重要的思想。
(三)追求“和谐社会”，维系和睦人际关系。中国传统社会强调“无讼是求”，追求“和谐”社会氛围，“和”的价值追求即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反映在纠纷的解决上，就是双方在自愿的基础上互作让步求得纠纷妥善解决的一种机制。儒家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每个人只要克制自身的欲望，互相忍让，就不会发生纠纷，所有人都应当以和为贵。“无讼”是司法审判的目的，是士大夫阶层的终极理想。这种解决纠纷的“和”的思想，是当今法院审判文化中不可多得的历史智慧。#p#分页标题#e#
(四)提倡“重义轻利”，注重官员品质修养。儒家十分注重贤人的道德感召力，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荀子也说过：“义与利者，人之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肯定了伦理道德与物质生活都是人的正常需要。同时，荀子强调政府不能与民争利，要求天子不养牛羊，臣下不养鸡猪，上卿不从事金融，大夫不开办农场、菜园等，拿现在的话说就是国家官员一律不得经商。可见，儒家不仅没有限制民众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反而重视保护民众的利益，强调重天下之利才是义。这一点在商品经济并不发达的战国时期，荀子就意识到了，非常难能可贵。
三、在传承中弘扬传统法律文化的积极因素，推进法院精神文化建设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真正优秀的文化，应该是古今相通的东西，是过去在民众中存在、现在民众还认同的那些东西，特别是那些与现代司法理念认同的基本价值并不相悖的东西。我们应该以这种历史的眼光来理清我国司法文化发展的脉络，找出发展的规律和方向，指导我们今天的法院精神文化建设。
思考之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崇尚“恭行天理、执法原情”，那么，在法院精神文化建设中，如何坚持做到将情理法有机统一起来？毫无疑问，加强法院文化建设，根本目的是为了“培养和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业务过硬、一心为民、公正廉洁的法院队伍，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努力实现人民法院工作新发展”，是服务于司法审判的实践需要。而司法审判的实践，当然需要以法院和法官的精神文化为支撑。中国司法传统历来注重天理、国法、人情三者的统一，即所谓“恭行天理，执法原情”。在司法裁判中追求情理法的融合，也一直被视为最理想的司法境界。天理、国法、人情，三者皆是处理社会事务需要考虑的问题。事实上，“法”与“情”之间是有平衡点的，法律本身就是民情民意的反映，法律规则的构建也必须基于情理的认同之上。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我国三大诉讼法规定的回避制度、民事诉讼法中的调解制度及刑事诉讼法中关于犯罪构成主观方面的考虑等等，均是“国法”与“人情”融合的结果（参见杨秀环《现代法制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判断》）。司法实践中，我们必须努力做到这三者的有机统一，在公正裁判的前提下，达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有机统一，这也是将法院精神文化建设转化为司法实践的必然要求。根据这个观点，近年来，山西法院紧紧围绕办“铁案、精品案、和谐案”的目标，办案质量效率得到不断提升，审限内结案率保持在99％以上，一审服判息诉率和裁判自动履行率分别达到87％和81％以上，基本达到了“三种效果”的有机统一。
思考之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强调“民本主义”，那么，如何在法院精神文化建设中强化“司法为民”的理念？自有史以来，关于“民本”的论述不计其数，最早可以上溯至《尚书•五子之歌》：“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同志曾说过，领导干部要眼睛向下看，身子往下沉，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可见群众基础和群众工作之重要，司法为民永远是法院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引导以法官为主体的法院队伍牢固树立司法为民的意识，既是我们践行司法核心价值观的具体体现，也应该是我们加强法院精神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基于这样的认识，山西各级法院积极回应群众关切，不断丰富司法为民的时代内涵，倾力打造温馨诉讼的服务环境，并努力增强案件审理的透明度，仅2011年，全省法院就为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依法减、缓、免诉讼费2146.32万元，全省2533名人民陪审员先后参与了15815起案件的审理，陪审员参审案件数同比上升18.37％。
武当山的夏天，风和日丽，满目青山，重荫广覆，繁花似锦。在这美好时节，适值我国第一个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日(6月10日)之际，由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湖北武当文化研究会主办，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兰州大学承办的“敦煌、武当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学术研讨会”于2006年6月11日至15日在道教圣地――湖北武当山隆重举行。来自海内外研究西域敦煌佛教文化和中原武当文化近百名专家、学者、教授等汇聚一堂，深入广泛交流学术，共同研讨保护文化遗产大计。十堰市市委副书记蒋显福，十堰市政协副主席、武当山道教协会会长李光富，湖北武当文化研究会会长、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长杨立志，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林春文，武当山特区工委副书记蒋运泉，武当山武当拳法研究会会长、《武当》杂志社社长刘洪耀等出会。
敦煌莫高窟和武当山古建筑群都是世界文化遗产，它们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历史传统，精神价值与思维方式，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想像力，是我们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全人类文明的瑰宝。以敦煌文化为代表的佛教文化，有着兼容并蓄的恢宏气度，吸取融合了古近代欧亚大陆人类文明的精华。以武当文化为代表的道教文化，以其“道法自然、清静无为、保合太和、天人合一、重人贵生、诚信向善”的基本精神，影响着谦虚谨慎、自强不息，朴实善良的民族性格形成，指导着人们如何与大自然，与社会，与他人和谐相处，从而实现人类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研讨会上，专家教授们紧紧围绕着今年“文化遗产日”的主题：“保护文化遗产，守卫精神家园”，以求实的态度、严谨的学风、创新的精神，进行了深入而又广泛的探讨和交流，分别介绍了各自近年来保护和研究这两大文化遗产所作出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的重大科研成果和宝贵经验，尤其是针对在全球化，工业化和自身衰微三重压力下，如何更好地保护中国文化遗产，如何延续民族文脉，呵护精神植被，恢复文化生态，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对今后进一步加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达成了共识，为武当山和敦煌的保护利用提出了创新务实的宝贵意见，取得了可喜的科研成果。会上，中国人文科学泰斗季羡林为研讨会发来架电：“敦煌、武当以佛和道闻名遐尔，两地都是古代文明交汇的胜境福地，都是世界文化遗产。佛道融合，共商文化遗产保护是一个创举，也是中国学者对全人类的艺术贡献！”
(王金安)
关键词：班级工作;精神文化;实施策略
中图分类号：G42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992-7711（2014）24-021-1
一、建立明确发展的班级目标
班集体的形成和巩固是以共同奋斗目标为前提的，正确的奋斗目标是维系师生为之奋斗的共同纽带，是班集体前进的动力。有了目标，班级就有明确的发展方向，班级文化就有了立足点，从而发挥积极的教育作用。
班级目标可分为长期目标、中期目标和短期目标三种。班级的长期目标应着眼于学生的终身发展，应该符合教育方针和素质教育的要求。当前，新课程提出的义务教育阶段的目标是：培养具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热爱社会主义，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革命传统;具有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意识，遵守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德;逐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社会责任感，努力为人民服务;具有初步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科学和人文素养以及环境意识;具有适应终身学习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方法;具有强健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养成健康的审美情趣和生活方式，获得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班主任可以根据本班学生的年龄特点，把以上目标转化为较具体的班级目标。如，培养“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这一目标，对于小学生来说，可以转化为“能够关爱自己、关爱他人”，对于中学生来说可以转化成“善待自己、热心帮助他人、与班级共荣辱”等。这样的班级目标，既和新课程的目标一致，又具有可操作性。班级的中期目标应该着力于建设优秀的班集体或形成班级特色。一个优秀的班集体有以下特征：有明确的共同奋斗目标，凝聚力强;有健全的组织和精干的领导;有正确的班级舆论和积极向上的班风;有和谐的人际关系和良好的合作精神。班级短期目标应该是班级长期目标和中期目标的具体化，可以与学校或班级的阶段性任务结合起来，体现在每次精心设计的教育活动之中。
二、培养学生的责任感和义务感
学生是班级真正的主人，拥有全方位管理班级事务的义务和权力。我们都要放手让学生进行自主管理，让每一位同学肩负起作为集体一员的责任意识。以全员参与、全员管理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真正做到“大家的事情大家办，大家的制度大家订，大家的事情大家管”，人人都是管理者也是被管理者。
班级日常管理的实践表明，一个几十人的班级，仅仅靠一个班主任，几个任课老师的管理是不行的，关键是要教育和引导学生领会“我是班级的一员，我是班级的主人，班级的荣誉、成绩是和我们每个成员息息相关的。”从而让每个学生主动去关心班级的事情，参加班级管理，在老师和班委的教育与引导下学会自我管理。把班级事务细化，例如组长中有的是管理卫生打扫的，有的是负责卫生保持的，有的是管交各科作业的，有的是树立读书榜样的等等，这样每个学生都有实实在在的事情负责，这样每个学生都发扬了主人翁精神，个个都成为班级管理工作的积极参与者，班集体才可能成为健康完整的有机体，同时也使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得到了提高。
三、开展丰富多彩的集体活动
一个班级需要一种精神，这精神当有一种恒久不变的号召力。它是班级中全体成员的群体意识、舆论风气、价值取向、审美观念和精神风貌的反映，是班级文化的核心与灵魂。班级精神的打造离不开丰富多彩的班级活动，班级活动是学生学校生活的基本形式，也是班级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班主任要善于组织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集体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陶冶、感悟、发展，打造奋发向上、团结拼搏的班级精神。健康有意义的班级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种多样。
1.开展主题班会活动。主题班会是班级最常见的活动之一，坚持学生主持和设计活动的全过程，一改以前教师主讲的说教活动形式，让学生良好个性在活动中得到充分表现，形成班级凝聚力。形式可以是讨论、演讲、小品、相声等，内容以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公民道德建设、阶段性班级工作、重大节日纪念活动等为主。在开展主题班会时，要注意联系本班的实际情况，尽可能挖掘身边的教育资源，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让每一个学生在活动中思想受教育，行动得改进。例如，针对学生中不良行为习惯，可以组织一次“向陋习告别”的主题班会。活动时可以先借助图片、文字、录像向学生列举人们在言行举止上的种种陋习，再让学生联系本班和自己的实际情况说说身边人或自己有没有这些陋习，最后展开讨论，谈谈如何改掉这些陋习，并付诸行动。
2.开展文体活动。轻松活泼的文体活动有利于愉悦心情、锻炼身体、陶冶情操、发展特长，班主任可以结合节日和学习的不同阶段，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如元旦晚会、歌咏比赛、田径运动会、文艺汇演等，以培养学生的集体荣誉感和竞争意识。通过这些活动，每一个学生都有机会表现和发挥自己的才能，在活动中既获得活动成功的体验又进一步发展了特长。
恰值“5・18”海交会召开之际，来自海内外的1500名闽商回到家乡，参加“5・18”期间隆重举行的第三届闽商大会，畅叙故乡情谊，共谋海西发展。本刊记者赴大会现场，采访多位回乡闽商，聆听他们对海西建设的看法，制作了本期“特别策划”，从闽商精神的挖掘，到回乡投资闽商的心声，到海西商机探讨，作为献给闽商的回乡投资参考书。
“什么是海洋文化?这是一种缘于海洋而生成的文化，也是人类对海洋本身的认识、利用和因有海洋而创造出来的精神的、行为的、社会的和物质的文明生活内涵。”5月17日，首届国际闽商研讨会在福州举行，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及港澳台等11个国家的专家学者欢聚一堂，共同研讨闽商文化所代表的海洋文明在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中的地位。
大会专家―致认为，闽商昕代表的中国海洋文明是中华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特别是在21世纪的今天，闽商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发展方向的内在动力之一。
海洋文化成就闽商
福建的海岸线总长3752千米，15世纪以前，中国是海洋贸易的世界最强国之一，而福建历史上一直是中国造船业中心。据福州大学闽商文化研究院院长苏文菁介绍，1820年前后，行驶于东南亚的中国帆船达295只之多，总吨位达85200吨，当时航行于东南亚英国船只总吨位不过过二、三万吨，远逊于中国。这些中国帆船中，有―半以上来自福建。
海洋文化一般都有外向性、兼容性、商业性、进取性四大特征。而中华民族是世界是最早利用海洋资源、开展海航交通贸易的民族之一，也是人类海洋文化的主要缔造者之一。正因此，海上贸易成为中华民族海洋事业和文化的重要经济标志。
苏文菁认为，得益于日益繁茂的海上贸易，福建向世界输出了一批优秀的商业人才一闽商。自汉代开辟海上丝绸之路以来，中国的海外贸易在宋元时达到，促成闽商的崛起。“明清的‘海禁’政策阻碍了中国海外贸易的发展，却在无意中给时时冲破禁令的民间海外贸易以更广阔的市场，并促使海外各国闽商、海外侨商的诞生和发展。从19世纪末至今的100多年间，闽商走向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澳台闽商表现尤为出色。”苏文菁说。
如今，在世界华商500强中，闽商占了1／10强，闽籍华商资产存量已超过3000亿美元。
进取的闽商精神
海洋文化强调的是求新求变、求富重商、世界互动的开放意识。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钱江认为，“作为海洋文化的延伸，闽商精神被打上了创新进取的烙印。那首红遍大江南北的闽南语歌曲‘爱拼才会赢’，更是被视为闽商的精神写照。”
从对16～18世纪的福建商人海上贸易的分析，钱江阐述了闽商的拼搏精神，“历史上闽商常常在海外受到歧视和打击，甚至屠杀，但是闽商以敏锐的生意眼光和敢于冒险的企业家精神，建立起各式各样的网络，不断扩大、衍生的社会资本进―步拓展贸易规模，立足海外。”
钱江认为，闽商的探索拼搏精神和参与建构经济全球化的传统是改革开放的中国的宝贵经验，同时也是21世纪海洋时代中国人的精神财富；开放、多元、勇于探索、习与经商并非西方海洋文明所独有的特性，这也是中国文明内生的一种文化基因。
“世界闽商大会”曾把新闽商精神概括为“善观时变，顺势有为，敢冒风险，爱拼会赢，合群团结，豪爽义气，恋祖爱乡，回馈桑梓。”福州大学闽商文化研究院杨宏云认为，这32爪字和中国海洋文化五大特征不谋而合。其中“善观时变，顺势有为”是闽商与时俱进，外向开放的观念；“敢冒风险，爱拼会赢”是闽商勇于进取，敢于拼搏的经商精神；“合群团结，家爽义气”是闽商兼容合作海内百川的大度写照；“恋祖爱乡，回馈桑梓”则表达了闽商走向世界又眷顾家乡的拳拳爱心。“这完全体现出中国海洋文化的内涵特质。”杨宏云说。
“闽商文化的意义不仅属于福建与海西，它将在再一次成为中国建设新思想、新文化的新资源。理解闽商、学习闽商文化是为了力图弥补中国历史与西方人书写的世界史之间差异，在弥补差异过程中获得中国在新的全球化格局中的话语权。”杨宏云表示。
闽商新变
史料记载，闽商缘起于汉唐，鼎兴于宋元，绵延于明清。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全面推行，深受海洋文化影响的福建人民，成为国内最早拼搏进取的“一部分人”。“借助海外闽商的大力帮助和配合，新一代的闽商们很快完成资本积累，四处扩张，成为新商帮中佼佼者。”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高红霞充分肯定闽商的商界地位。
据有关部门统计，福建民间在省外投资人数已超过250万人。其中“泉州军团”就有70万人，创造年销售总额已达1600亿元。而在泉州本地，闽泉商已造就了34个中国名牌和45项国家免检产品，涌现出“中国鞋都”(晋江)、“石材之都”(南安)、“石雕之都”(惠安)、“茶叶之都”(安溪)、“陶瓷之都”(德化)、“树脂之都”(丰泽)、“休闲之都”(石狮)，成为全国著名“品牌之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