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14 12:18:2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科学方法论，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调整教材的编排体系 突出知识专题的讲练
教学活动是一项系统工程，它是由教材、教师、学生三元素组成的。其中，教材是向学生传授知识的蓝本，它限定了知识的范围，控制了教学的标高，是教学大纲的具体体现。实践证明，脱离教材的教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盲目的。但教师完全照本宣科，即使学生把课本背得滚瓜烂熟，也无法适应培育人才的需要。因此，教师的重要作用是吃透教材的知识结构，合理地组编知识专题进行教学。
1.按知识的有序性调整章节顺序。
2.按知识的网络性组编知识专题。
二、根据学生的认识规律 加强思维能力的培养
思维是人们获得理性知识的主要心理过程，是化学能力结构的核心。在教学过程中，结合化学材料，使学生在感性认识中形成感觉、知觉和观念，进而通过理性认识形成概念、定律和学说，这些都离不开科学思维的培养和锻炼。如何结合中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识规律，培养和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呢？
1.克服思维定势，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
2.通过一题多变，培养学生的逆向思维能力。
三、挖掘知识的内在规律 注重学习方法的指导
【论文摘要】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指导作用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既不同于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也不同于作为一般哲学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它是在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其核心是具体的社会实践观)为基础，通过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中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建构而成的。
作为总体上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方法论在19世纪中期已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而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则至今尚未被系统地建构起来。尽管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很多，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看法所存在的严重偏差无疑是主要原因。人们习惯认为，既然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研究社会历史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方法论，那么就没有必要研究和建构所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诚然，历史唯物主义是迄今以来人类认识和研究社会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方法论，但它只是一种一般的哲学方法论，而不是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
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为一种具体的方法论，不同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一般的哲学方法论，它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科学方法论之问是一种一般和个别、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它为社会科学方法论提供一般的方法论指导，而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具体化。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处于不同层次的两种方法论，它们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都具有指导作用，但历史唯物主义对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只具有总体而间接的指导作用，而社会科学方法论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则具有直接指导作用。社会科学方法论是联结历史唯物主义和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中间环节和桥梁，因而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取代的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来直接指导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看法是偏颇的。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丰富历史唯物主义，很有必要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这一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笔者认为，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可从以下两个方面人手。
一、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
随着作为学科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在19世纪中期的正式形成，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也系统而全面地展开。在100多年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产生了大量的积极成果，主要包括以孔德、斯宾塞、迪尔凯姆、韦伯、温奇、吉登斯等为代表的众多社会科学家系统创建的两对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包括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及对它们所做的种种有益的综合研究。就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而言，后一种研究的积极成果意义更大，因为社会科学方法论就是一种综合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而在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史上，韦伯、温奇、吉登斯等社会科学家试图将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则是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直接的理论前提。
尽管韦伯将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作为其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但他也试图同时综合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作为其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补充。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提出的社会学定义就体现了他试图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倾向。他说：“社会学……应该称之为一门想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且通过这种办法在社会行为的过程和影响上说明其原因的科学。”简言之，社会学或理解社会学就是一门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的科学。也就是说，理解社会学除了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之外，还要对社会行为进行因果性说明，即将对社会行为的解释性理解通过与具体的事件进程相比较而证实主观的理解。因为在韦伯看来，社会行为需要理解，但仅有理解还不够。因为无论理解有多高的明确性，它终究是一种主观形式，只能作为一种特定的假设。因此，理解社会学就是要将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相结合。很显然，韦伯将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视为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结合，其中，解释性理解就是一种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而因果性说明则是一种自然科学方法论。因此，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就是一种由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结合的方法论。
温奇对于韦伯的这种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开展社会学研究的尝试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进一步在其名著《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中集中探讨了韦伯有关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即“获得对一个行为的意义的‘阐释性理解’，与提供了导致这个行为及其后果的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然而．温奇对韦伯综合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统计学方案”，即“理解是一种在逻辑上不完全的东西，它需要另一种不同的方法来补充，即统计学的收集方法”f31(P123)是持否定态度的。在温奇看来，“如果一种给定的阐释是错的，那么统计学——尽管能指出它是错的——也决不像韦伯所说的那样是评判社会学阐释之有效性的决定性的、终极的法庭。这时需要的是一种更好的阐释，而不是在类型上不同的东西。”网(P123)尽管如此，温奇仍然沿着韦伯的思路，尝试将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只不过他不像韦伯那样仅仅局限于以方法论来谈方法论，而是上升到哲学高度，以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为基础探讨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互综合的方案。
首先，他将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做了“内”和“外”的区分。认为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是一种外部观察的方法论，而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则是一种内部的方法论，因而理解必须在内部关系中进行。其次，论述了说明和理解之间的紧密关系。认为理解是说明的目标和成功的说明的最终产物，但不能认为理解只有在已经存在说明的地方才存在，“除非存在某种不是说明的结果的理解的形式，否则说明之类的东西就是不可能的。说明之所以被称之为说明，仅当存在着，或至少被认为存在着理解中的缺陷，而这样的标准只能是我们已经拥有的理解。进而，我们已经拥有的理解是表达在概念中的，而概念构成了我们所关心的题材的形式。另一方面，这些概念也表达了应用它们的人的某些方面的生活特征。”总之，尽管温奇主张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是紧密联系的，即社会科学研究既要“说明”(explanation)又要“理解”(understanding)，但是“温奇的此种‘说明’和‘理解’的结合仍然强调因果说明(逻辑)空间与理解(理由逻辑)空间之间存在边界，因此，在关于因果空间与理由逻辑空间之间关系的辨析上仍然晦暗不明。”
吉登斯在《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种对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中，立足于解释学立场也尝试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研究。吉登斯同意温奇对韦伯的质疑，即认为韦伯“错误地假定人类行为的解释可以采取一种逻辑上与自然科学特征相同的因果关系形式(如果不是在内容上)”，并进一步以他称之为“能动者因果关系”的理论探讨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他说：“因果关系并非以永恒联系的‘规律’为前提(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肯定是相反的)，而是以①因果间的必然联系，和②因果效力的观念为前提。行动是由能动者对他或她的意图的反思性监控所引发，这种意图不仅与需要有关，而且与对‘外部’世界的需要的评价有关，这为本研究的必要性提供了一个行动者自由的充足解释；我并不因此以自由反对因果关系，但更愿以‘能动者因果关系’反对‘事件因果关系’。由此，在社会科学中，‘决定论’涉及任何将人类行动完全还原为‘事件因果关系’的理论方案。”很显然，在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之间关系的看法上，吉登斯不同于温奇，因为在他看来，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是无边界的。
吉登斯又通过建构“结构二重性”理论来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认为，“结构二重性”(dualityofstructure)指的是“结构同时作为自身反复组织起来的行为的中介与结果；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为，而是反复不断地卷入行为的生产与再生产。”因而“在结构二重性观点看来，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相对个人而言，结构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从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来说，结构作为记忆痕迹，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内在于’人的活动，而不像涂尔干所说的是‘外在’的。不应将结构等同于制约。相反，结构总是同时具有制约性与使动性。这一点当然不妨碍社会系统的结构化特征在时空向度上延伸开去，超出任何个体行为者的控制范围。它也不排除以下可能性，即行为者自己有关社会系统的理论会使这些系统物化，而这些社会系统的反复构成却正是得益于这些行为者自身的活动。”很显然，吉登斯将“行动者和结构”这一“二元论”化为“二重性”，尝试在具有反思性和连续性的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中解决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认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可以具体化为“个人行为的自主性或能动性与社会结构的制约性”之间的对立。这一具体的对立关系在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中得到了统一，其统一基础就是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
韦伯、温奇以及吉登斯试图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或社会科学研究。韦伯强调综合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来开展社会学研究，但他认为因果性说明只是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有益的补充，因为他所主张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本质上还是一种人文科学方法论。温奇从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出发深刻阐释了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但在他看来，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还是有边界的。温奇的不足之处在于他没有找到综合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方法论的现实基础。吉登斯从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立场出发来综合或统一两种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并最终将它们的综合或统一建立在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基础上，但他仍然在方法论的漩涡里打转。总体而言，他们的努力都加深了人们对于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之间关系的理解以及综合它们的基础的理解。这无疑为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建构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前提。
二、基于唯物史观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
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世界观或哲学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世界观或哲学观和方法论是一致的。人们对于社会所形成的理论化、系统化的观点就是所谓的社会哲学，以这一社会哲学指导去观察、研究、分析和处理各种社会现象就是所谓研究社会的方法论，即社会科学方法论。因此，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以社会哲学为基础的。传统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主要包括两对相互对立的科学方法论，即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与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它们分别以两对对立的社会哲学为基础。首先，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以“社会独特论”和“社会类似论”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社会独特论”认为社会虽然是自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社会一旦产生就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从而与自然区别开来。社会的独特性在于，它是一种人文或文化现象，是人的主观活动的结果。因此，在“社会独特论”看来，既然社会是一种不同于自然现象的独特的人文或文化现象。那么不应照搬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学方法(实证的方法)，而应运用人文科学方法(理解的方法)来研究这种独特的社会现象。“社会类似论”认为社会是自然长期发展的产物，又是自然的～部分，社会是一种“类自然现象”，具有类似于自然的客观特点和规律。因此，在“社会类似论”看来，既然社会是一种与自然相类似的现象，那么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学方法(即实证的方法)对于研究社会现象也应是十分有效的。其次，“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社会唯名论和社会唯实论社会哲学为基础。社会唯名论认为个人对社会具有先在性，个人是先于社会的，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离开个人及其行为，社会团体和社会活动便不复存在，社会或集体仅是“个人的聚集”。因此，从社会唯名论出发开展社会现象研究，必然导致“方法论个人主义”，即认为只有从个人行为角度，以个人为分析基点，才能对于社会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社会唯实论认为尽管个人是社会的主体，个人生活形成社会，但社会不是“个人的聚集”，而是“自成一类”的，它一旦形成便会产生新的特征，这些特征反过来塑造个人意识与个人行为。因而社会并不源于个人选择，相反，个人选择假定了社会的先在。因此，从社会唯实论出发开展社会现象研究，必然导致“方法论整体主义”，即认为只有从社会环境角度，以群体、制度和社会为5J-"析基点，才能对社会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然而，无论是“社会独特论”、“社会类似论”，还是“社会唯名论”、“社会唯实论”，它们都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一种片面认识，因而都是一种片面的社会哲学。“社会独特论”只看到了社会不同于自然的独特性，即社会的个人性、主观性、精神性，而忽视了社会与自然的类似性、社会的整体性、客观性、自然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人文科学方法论而忽视自然科学方法论。与之相反，“社会类似论”则看到了社会与自然的类似性、社会的整体性、客观性、自然性，而忽视了社会的个人性、主观性、精神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自然科学方法论而忽视人文科学方法论。“社会唯名论”只看到了社会中的个人及其主观性、精神性，而忽视了社会及其客观性、物质性、整体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方法论个人主义”而忽视“方法论整体主义”。“社会唯实论”则看到了社会及其客观性、整体性、物质性，而忽视了社会由以构成的个人及其主观性、精神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方法论整体主义”而忽视“方法论个人主义”。
关键词：；社会科学方法论；法学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6-04-22
一、社会科学方法论
1.主要内容
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形成的，融合了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两个相互对立的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包括以实践为基础的研究方法、社会系统研究方法、社会矛盾分析方法、社会过程研究方法、社会主体研究方法和社会认知与评价方法等。
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一个创造性的开放体系，具有与时俱进的特点风格，它积极借鉴和吸收人类在社会认识和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一切合理的方法及成果。
2.基本原则
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基本原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客观性原则。该原则要求我们始终坚持认识论的实践标准、历史观的生产力标准和价值观的人民主义标准。第二，主体性原则。该原则强调从主体的角度观察社会，坚持群众史观，反对英雄史观。第三，系统性原则。该原则注重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反对将局部与整体割裂开来看问题。第四，具体性原则。该原则表现为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第五，发展性原则。该原则要求我们用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观点去观察和分析问题。
二、法学研究介绍
在我们的祖先生存、繁衍的土地上，自从摆脱原始生活，开始用双手去进行创造性的劳动，用人类特有的灵性去思考以后，我们人类在不断改造客观世界、创造辉煌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探索人类的主观世界，逐渐形成了哲学思想、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一系列维系道德人心、维持一定社会秩序的精神规范，更创造了博大精深、义理精微的法律制度。应该说，在人类所创造的诸种精神文明成果中，法律制度是一种极为奇特的社会现象，它集中而突出地反映了人类在认识自身、调节社会、谋求发展的各个重要进程中的思想和行动。
法律是现实社会的调节器，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书，是通过国家强制力来确认人的不同社会地位的有利杠杆，它来源于现实生活，且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的要求。同时，法律以一种最明确的方式，规范当时的社会成员的言论或者行动，因而清楚地反映了人类在各个历史阶段中对于不同的人作出的种种具体要求和限制。
因此，从法律制度的变迁中，同样可以看到人类自身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历史轨迹。可以说，法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从人类产生以来特别是在近代以来，在的指导下不断发展完善。
而法学专业主要培养具有法学理论基础知识和掌握法律业务技术，能够运用法学一般方法分析法律活动、处理法律业务，有一定综合判断和创新能力，能够在法院、检察院、公安部门、公司企业法律部门、律师事务所等部门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在培养人才过程中的“学术”二字是指系统的、专门的学问。学术研究则是借助已有的理论、知识、经验对科学问题的假设、分析、探讨和推出结论，其结果应该是力求符合事物客观规律的，是对未知科学问题的某种程度的揭示。
法学研究方法一般包括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案例分析、制度分析等。法学学术研究过程一般包括选题立项、资料搜集、数据的加工处理、结果分析和总结规律等步骤。
三、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在法学研究中的具体价值及应用
1.以的基本观点即矛盾分析方法为基本指导
哲学唯物辩证法科学地界定了矛盾的概念。在研究中，我们要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和客观性，敢于承认矛盾，承认事物的对立统一关系，这是正确对待问题的前提，是我们进行一切研究的基础。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其内在矛盾也是多方面的，且具有不同的性质。有的具有阶级性，有的则不具有阶级性；有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有的则属于敌我矛盾，而且它们常常是交织在一起的。所以，既承认矛盾分析法，又正确地运用它，才能使我们从社会生活复杂多样的现象中揭示出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联系来，才能保证法学研究的真正科学性。
法学研究的任务就是从调查得到的大量的、表面的、现象的事实材料中，逐步分析出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联系。但是事物的现象和本质常常是不一致而又有其内在联系的，如果现象材料把握得不准确，就必然影响对事物本质的揭示。在分析研究阶段，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有矛盾，但每个事物的具体矛盾又各不相同，我们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症下药”“因材施教”“因地制宜”等成语，都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要具体分析事物的特点，并根据事物的特点去做事。
如果违背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方法，满足于形式主义的“一刀切”“一风吹”，结果矛盾不仅不能得到解决，而且会更加复杂，更加难以研究清楚社会科学问题。
比如在实际研究中，中国法制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法制的特点不同，二者在法治道路、历史渊源、时代背景和制度设计上存在很大差别，它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系。
这给了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启示呢？就是要我们在分析具体案件时，要尽可能从多种法系的视角，从各个角度来剖析一个问题，同时结合不同的社会环境。既不能反从西方的视角来一味解读社会主义法制制度，也不能试图用社会主义法制制度去解决西方特有的法律问题。只有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确保结果准确性，提高结论说服力。
2.存在决定意识
人的认识无论表现形式多么抽象和复杂，归根到底来自并反映客观对象。法学研究所得到的各种结论，包括数据、图表、研究报告等，并非是从事法学研究的人们头脑中本身固有的，而是对客观存在的社会法律问题经过抽象、提炼之后升华而出。因此，法学研究必须从社会经济的客观实际出发，所搜集的资料必须真实、准确，坚决杜绝各种形式的弄虚作假。
此外，为了方便研究而做的简化与假设也必须合乎实际。否则，法学研究结论不但不能发挥其认识功能的作用，还将导致错误的认识结果，贻误各项工作。我们应看到法学研究不是被动、消极的，它是立足于社会法律实践活动需要基础上且是能动的、积极的、创造性的认识活动。它会通过指导实践，反作用于客观存在，改造客观世界。
3.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纵观整个法学的发展史，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理论、新的模型层出不穷，甚至有时候人们还来不及对一个理论做出系统的评价与研究，另外一个更新的理论就又被推出了。但是只要对法学这个领域稍微有点了解，就会发现，法学中被运用得最多的理论绝大多数都是较为陈旧的理论研究成果。
为什么会这样呢？道理很简单，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经典的理论经受住了实践的反复检验，如大浪淘沙般慢慢沉淀了下来，成为天空中最璀璨的恒星。而绝大多数理论就如同彗星般一扫而过，随之便湮灭在历史的夜空中。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剩下的这些理论便是永恒不变的真理了呢？当然不是。且不说法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主要是依附于社会的发展，诚如物理学这类发展已经很成熟的自然科学中也没有可以被称为永恒真理的东西。所以，凡是被实践所检验过的理论仍然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也就是说绝对真理是不存在的。
4.看待事物要用运动发展的观点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运动是事物固有的根本属性，任何物质的具体形态都有自己特定的运动形式，都处于变化之中，人们对任何客观事物的认识，都必须经过由感性到理性，由实践、认识到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复。法学研究的各个阶段，都体现了这种观点。
5.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方法相结合
分析和综合相结合，是思维加工的最主要方式之一，是人们从感性认识过渡到理性认识的一个强有力的手段。恩格斯指出：“思维既把相互联系的要素联合为一个统一体，同时也把意识的对象分解为它们的要素。没有分析，就没有综合。”
按照唯物辩证法，具体事物总是多样性的统一，它既可以分解为各个部分和各个要素；但又是相互联系的，必须把其各个部分和各个要素综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考察。分析工作就是通过对比从事物的错综复杂现象中，把它的各个部分、各个要素分解开来，并把那些偶然的、非本质的东西舍弃掉，抽象出那些必然的、本质的东西，得出一些反映对象各个部分、各个侧面相互区别的特点、特征和单纯的联系。
综合工作就是把其各个部分、各个要素联系起来探求其间复杂的、深一层的关系，把对象作为一个整体在思维中全面地、具体地再现出来，形成一个完整概念和逻辑系统。综合必须以分析为基础，但分析又总是以此前所作综合的结果为指导，其目的又是为了下一步的综合。分析到了一定程度，思维的行程就要倒转过来，转化为综合。综合得到了一定的成果，又要开始更深一步的分析，这是一个分析和综合发展辩证的过程。
四、结语
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一门系统性科学，它渗透于生活、研究的方方面面。其中的各个方法论都贯穿于我们学术研究过程中的各个步骤。本文仅从实践观、矛盾法对法学学术研究整个过程的影响谈了谈自己粗浅的认识和感受。
限于笔者自身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理解浅陋以及法学知识的匮乏，所以笔者的认识是不全面不深刻的，唯有通过不断地实践研究，才能更好地发挥社会科学方法论在法学学术研究中的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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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韦 诚.关于科学方法论的界说及其历史考察[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1997（3）：8-11.
[3]苏 哲.法学方法论问题研究[J].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8（2）.
关键词：宏观经济学；金融学；科学方法论；内在缺陷
文章编号：1004-7026（2017）19-0020-01中国图书分类号：D035文献标志码：A
1宏观经济学的内在缺陷分析
对于宏观经济学而言，想要摆脱经济危机，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应基于自身框架，充分将金融学体系有规律的纳入到其中，这是危机过后经济学首要解决的问题。但根据目前的体系理论发展形势看，虽然宏观经济金融模型架构的程度较为乐观，但依旧存在以下几方面的内在缺陷。一是大多数的研究都将银行机构的建模作为主要研究方向，却忽视了金融市场与银行机构之间的联络关系，影响了模型的实际解释。二是某些重要的金融变量在模型中的部门之间没有较为明确的传送制度及有效方式，因而无法依托于模型的评估机制上，做出全面客观性的分析。三是大部分模型依旧被看做成单纯性的线性关系，使许多突发事件对经济以及金融系统所带来的潜在性的危机得到科学合理的有效评估。四是家庭与企业各部门之间的财产债务信息统计表均未纳入到当前的模型中，但从实际情况分析，家庭与企业的财产债务统计表不均衡，甚至经常与金融部门较大杠杆性相适应，这表明纳入家庭与企业部门的财产债务，能够有利于对宏观经济发展动态信息的理解。五是财务部门的工作行为及稳定性能经常不属于当前模型范畴中，但欧洲债务危机却明确的表示出，财务部门的稳定性会根据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加大政府债务风险，进而对金融体系以及实体经济体带来较为严重的不良影响。对此，强加国家资产债务统计表的分析，能够更加精确的表示公共机构的失衡情况以及其有体系的风险。最后，针对金融体系与宏观经济间具有不确定性的动态联动机制，宏观经济制度在面对失衡的分析不应只是单纯的结合金融的稳定性，更重要的是了解并掌握金融系统的内部发生扭曲会最终造成整个系统以外的全部失衡，以及对宏观经济带来的巨大影响的原因。
2宏观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论构建
2.1完善金融学理论体系
金融学的理论要取得突破性的革命进展。在西方国家传统的体系类别划分下，金融学通常是将经济体资产所定价格与企业金融作为代表，这是较为常见的微观经济学典型，而含有货币、信贷等方面的信息则会被分到宏观经济学研究范畴，一般情况下仅仅是在形式上体现出作用却不对实质性的事物造成影响。但在现实情况下，含有货币、信贷以及利率等所有这些主流宏观经济学的金融变化要素，却是极其重要的，不仅有着显著的区别于其他经济变化要素的运行轨迹，同时还会对实际经济体造成不容小觑的重要影响。
2.2提高对金融规律认知
宏观经济学应全面提高自身对于金融学规律的认知，必须要将其上升到全新的层面。虽然在建立完善的金融学基础理论体系中，会遇到金融要素与经济实体之间的联系方面的问题，但宏观经济学想要真正完成全新的构建，就应在其基础上不断向前迈进，在更高的角度上去构建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相互统一的基础性理论框架。针对宏观经济学以往发展过程中所堆积下来的诸多短板问题，首要任务就是应重新构建其金融支柱。主要指的是系统性将金融体系视为单独存在的完整个体，进而基于内生性的角度，对框架中的核心构成部分展开研究，而不是单纯性的只分析货币与信贷。并基于此，对宏观经济学的整个框架分析并依据结构对其重新构建。基于相对较高的角度上去建构一个有着内生性逻辑，又含有金融、实体经济以及政策间彼此作用的综合性理论框架。框架既要有依托于家庭、企业、金融部门以及政府相關行为方式的微观基本性要素，也要充分结合微观基础到宏观展现的传输机制与有效途径，从而产生较为完整的宏微观连接明确的统一性研究框架。
参考文献：
[1]陈雨露.重建宏观经济学的“金融支柱”[J].国际金融研究，2015，（06）：3-11.
当人文科学和文学意义处于僵化意识形态和日常生活伦理遮蔽之中时，人们开始重新询问艺术本体存在的意义，而要抵达艺术本体意义的深层，则必须具有全新的方法。新的科学方法论不仅可以通过科学的名义使僵化意识和保守心态无可责难，而且可以追踪世界最新的思维方法--尽管是自然科学方法。这样，中国学术史上就前所未有地出现了用自然科学方法全面而整体性地进入人文研究领域的现象，并持续了相当的时间。这一学术史的新现象值得学界认真审理。
一新方法论的引入与人文科学视野拓展
80年代"主体性"问题成为一个歧义迭出的文化热点，无论是哲学界的"主体性"还是文论界关于"主体论"的阐释和启蒙思想的重新塑造，关于人自身理想化和乌托邦的反思，以及对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主体精神的超级想象，都使主体性问题获得了空前凸显。美学界李泽厚的"积淀说"，文论界刘再复的"人物性格二重组合论"，文艺界的"对人性的呼唤"，对主体精神觉醒的痛苦记忆以及自我心灵苏生的张扬，均使主体性问题引起整个社会的空前关注。当然，由于理论准备的不足，也出现了前现代与现代之间的某种理论的杂糅性。
80年代第一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哲学史讨论会特刊《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讨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对中国学界思想解放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新思想出现的信号，即对新方法论的要求成为打开人文社会科学新思维和新角度的重要尺度。人们越来越明晰地意识到，方法论与本体论具有价值同一性。本体是方法的本源，方法是通达本体的中介。一定的本体论或世界观原则在认识实践过程中的运用表现为方法。方法论是有关这些方法的理论。没有和本体论相脱离、相分裂的孤立的方法论；也没有不具备方法论意义的纯粹的世界观或本体论。于是，方法论作为本体论研究的前奏出现在中国人文科学界。其后，几部重要的科学方法论的著作的陆续出版，对中国学界思想解放运动有重要的借鉴和提升作用。这些著作有：《哲学研究》编辑部编《科学方法论》，（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陶文楼著《辩证逻辑的思维方法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陈衡编著《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魏宏森著《系统科学方法论导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赵壁如主编《现代心理学的方法论和历史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心理学中的哲学问题译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张岱年著《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北京：中华书局，1983）。尤其是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更是在学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85年被称为方法论年，这一年由"旧三论"即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到达"新三论"即协同论、耗散结构论等，进一步从自然科学的方法向人文科学的方法延展。但是，以科学方法论作为人文科学方法论的弊端很多，其有效性被人们一再质疑--尽管也有在鲁迅《阿Q正传》研究方面用系统论比较成功的例子。在我看来，科学方法论在对艺术本质的思考产生强大冲击力的同时，人们所用一套科学图解式的范畴大谈文学艺术：信息、反馈、系统、耗散等仍然显得力不从心，甚至望文生义地误读科学方法论亦不在少数。当科学方法论热潮消退之后，人文理性、艺术本质、文学史的本源是什么的问题仍坚若磐石。当然，这不能怪科学方法论的无能，实在是它因越界而无法解答。科学并非万能，它也有自身不可超越的界限，正是这界限揭示出科学不是艺术，艺术世界既不想又不能变成科学世界。科学方法论可以在某些局部打开一个文艺分析新的角度，但它的触角无法伸进文艺本体之中，艺术必须找到自己独特的思的源头和存在方式。
于是，西方的现代人文科学方法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荣格神话原型法，现象学方法，解释学方法，西方方法，女权主义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等都共时态地涌进了学界。人们在最初接受译著译文后，很快做出了思想性反应，并诞生了一批较有厚度的研究著作。这些著作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对文艺理论产生了积极的启蒙思路的作用。尤其是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的三部方法论的著作，在学界引起了重要的反响。如：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文学研究新方法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外国现代文艺批评方法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文艺研究新方法论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同时，张卓民、康荣平编著《系统方法》，（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编选《美学文艺学方法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选编《新方法论与文学探索》，（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5），也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人文研究者运用这些新方法，分析解剖作品的内在要素，揭示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呈现文学作品的深层无意识，挖掘意识形态的权力运作模式，新阐释层面和新研究角度出现了，"思维空间"获得新的高度，"价值维度"得到重新观照，"主体精神"亦有了相当的发展。
1986年以降，心理学、人类学、符号学方法渗入文艺研究方法中，在文艺时究领域出现了诸如整体、要素、层次、结构、功能、叙事、范式等新概念和新范畴。艺术方法论也从摹仿论、功用论、表现论向形式论转化。文学研究方法告别了作为实现反映目的的方式和狭窄的专业领域，在新世纪中唤醒了新的方法论意识，开始以一种更清醒更自觉的姿态寻找方法系统的建立。理论批评家争先恐后创造新概念使用新方法，扩大文学研究的话语领域，从而诞生了一个个新的批评流派，跨入了文艺研究方法变革的时代。这时期，出版了多种关于文艺理论和其他学科方法论的著作：(英)拉卡托斯(Lakatos,I.)著《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傅修延，夏汉宁编著《文学批评方法论基础》，（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潘宇鹏著《辩证逻辑与科学方法论》，（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7），王春元、钱中文主编《文学理论方法论研究》，（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编选《美学文艺学方法论·续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赵吉惠著《历史学方法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陶承德主编《现代科学方法论》，（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编《文艺学方法论讲演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张余金编《科学方法论》，（北京：劳动人事出版社，1988），刘蔚华主编《方法论辞典》，（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法)迪尔凯姆(E.Durkheim)著《社会学研究方法论》，胡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美)威尔逊(Wilson,E.B.)著《科学研究方法论》，石大中等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8），孙小礼著《科学方法论史纲》，（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孙世雄著《科学方法论的理论和历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89），王鸿钧、孙宏安著《中国古代数学思想方法》，（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曾玉书等主编《社会科学方法论》，（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法)戈德曼(Goldman,L.)著《文学社会学方法论》，段毅、牛宏宝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9）。可以见到，当代文论研究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领域对艺术进行了多层次多维度的研究，借用现代哲学方法、心理学方法、原型方法、语言学方法、人类学方法、符号学方法研究文论和文学史现象，学界出现了新观念层出不穷，不断翻新的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透过方法翻新的表层，其深层正表露出这样的意向性：人们渴望通过新方法，去对不确定的生命过程加以意义界定，从而展示出人的现实处境和可能性。僵化的意识形态和保守的文化心态使真实的生命意义被遮蔽，人们只能通过新方法抵达反思的源头，通过语言的重新解释与已退隐的东西照面--通过新方法使得那一度消隐不彰的意义多元化地呈现出来。
进入90年代，方法论研究已经失去了80年代那种夺人的气势，而成为一种学理研究在不同学科中稳步地进行着。出版有：徐本顺、殷启正著《数学中的美学方法》，（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陈嘉明著《当代西方哲学方法论与社会科学》，（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法)杜夫海纳主编《美学文艺学方法论》，朱立元、程介未编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王锺陵著《文学史新方法论》，（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3），何国瑞著《文艺学方法论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黄修己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法论集》，）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胡经之、王岳川主编《现代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盛钧平著《最新思维方法论》，（武汉：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1994），李春泰著《文化方法论导论》，（武汉：武汉出版社，1996），周思源著《红楼梦创作方法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冯毓云著《文艺学与方法论》，（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陈保亚著《20世纪中国语言学方法论：1898-1998》，（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郭晓川著《中西美术史方法论比较》，（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0），刘明今著《方法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等。不难看到，这些著作在各自层面上推进了方法论的研究，有不少在整体构架和思路上远远高于80年代的著作。这些著作在整个文化艺术话语转型时期，运用新方法去分析作品结构、人物心态、语码符号、意义增殖等问题，具有研究"范式转换"的重要意义。但是我要说，话语转型时期的文艺方法研究，的确对门类繁多的文学现象加以多元多维的分析，然而作为一种崛起的当代文艺方法论思潮，再也没有80年代那种振聋发聩的力量了。
二当代中国文论方法论学术史的意义问题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80年代的科学新方法仅仅具有敞开言路、推进新学的意义，而人文科学新方法尤其是与文艺本体关系密切的新批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解释学、接受美学的精神，促使文艺方法论超越了科学方法论维度，开始重视西学人文科学方法论，进而使文学批评的思维方式发生了转型--以现代批评方法取代传统批评方法。现代批评方法本质上是对文学生产、作品结构、读者接受这一总体过程各环节的思维活动的评判。其思维方式构成了批评方法的内在结构，而四种连续的思维程度构成完整的辩证分析方法模式。第一个思维程序是准备，选择一个基本出发点，确定分析的原则，并在客观背景上考察对象的总体图景。第二个思维程序是近观和环视，即在中距离和近距离观察对象，细细剖析，以揭示其外部联系、含义和意义。第三个思维程序是潜沉到作品之中，分解其内部结构要素，把握各部分、各结构、各要素组合的意义。第四个思维程序是领会本质，会通前三个程序而达到对作品的完整认识。这种新的综合，在螺旋式认识过程的更高一圈上使研究者返回作品。
这意味着文艺学美学方法论是一个具有不同层面的结构。现代文艺研究方法不同于传统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在于，批评方法不再是单一的、零碎的，而成为吸收融合各门人文科学（乃至自然科学）方法的一个有机方法论体系。这一体系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即哲学一逻辑方法、一般批评模式、特殊研究方法：其一，"哲学一逻辑方法"，吸收当代哲学的精神资源，面对种种文艺现象，广泛采用归纳、演绎和分析综合等逻辑方法加以评论。其二，一般批评模式，即在作者、作品、读者和社会这四维关系中对其中某一维度进行研究，而形成了一种具体的批评方法。如侧重作家心理和创作经验的研究，则产生文学社会研究、传记研究、精神分析法、原型理论等；强调作品本体研究，则产生符号学方法、形式研究法、新批评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等；侧重读者接受研究，则有文艺现象学研究方法、文艺解释学方法、接受美学方法；而注重社会文化研究，则有文学解构主义方法、西方文艺批评方法、新历史主义方法，乃至后现代后殖民主义文学批评法等。其三，特殊研究方法。如书信日记"考辨法"--发现作家创作心态、创作规律、构思过程以及作家身世与主人公的"投射"关系等；细读法--通过细读发现作品字句背后的"微言大义"；"评点法"--以只言片语对文中的关键点加以印象式的批评，或随点随评，使文中之意醒豁；"比较法"--通过作品与同代作品比较，作品与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作品比较看出作品的独特价值所在；"社会统计法"--通过计算机计算定性定量分析，研究相关著作用词频律、关键字出现的次数和文字风格等；"文化场"--对文学背后的权力运作进行考察，揭示被遮蔽误读文化现象；"症候研究法"--通过文化症候分析比较值计算等精确方法，来规定、解释或描述某些文学现象。
在我看来，哲学一逻辑方法更具有形而上学的气质，能在总体把握中具有高屋建瓴的气势，但是容易空通话而脱离文艺的具体时间，出现作品阐释的失效。一般批评模式能够产生"片面的深刻"的效果，发现对象的独特性和另类型，但是逃不脱"深刻的片面"的窠臼；特殊研究法是微观研究法，其当代运用能体现文学研究不同侧重点、不同维度的批评个性。应该说，文学研究方法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演变的有机体，是探索文学艺术奥秘的中介形式，只有文艺本体论真正出场，才代表了当代中国文艺研究精神的自觉。
关键词：管理学方法论；管理专业研究生；研究能力；培养
Analysis of Management graduate research methodology and management ability
Li Xiangyu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School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Abstract: To improve the management of postgraduate research capacity of university management professional teachers urgent need to address the problem. Management methodology as the research methods behind the theory of knowledge and ontological position and point of view, it is designed to answer "why" questions. And the "why" questions the ability of analysis is precisely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post-graduate research capacity and innovation leader. Therefore, graduate research training management capabilities, management must focus on methodological knowledge.
Keywords: management methodology; graduate management; research capacity; training
如何提高管理专业研究生研究能力是高校管理专业研究生培养面临的一个非常普遍而又非常重要的问题。从研究能力上看，管理专业研究生与本科生的最重要的区别之一就在于研究生已基本形成独立的研究能力。但研究生形成这种独立的研究能力是不容易的，它需要在培养研究生独立的研究能力方面有一套迥异于本科生的方法或途径。从国外管理专业研究生研究能力培养的情况看，他们在管理专业研究生研究能力培养上很重要的途径就是通过开设管理学方法论课程来实现的。事实上，在西方国家管理学院（商学院）的研究生课程中，大都开设有一门叫做Businiss Research Methodology的课程，翻译为“经营研究方法论”，也可称之为管理学研究方法论，或者就叫做管理学方法论。通过管理学方法论这样一门课程的开设，他们的目的就是借此途径来提高管理专业研究生的研究能力。相比之下，国内由于管理学这门学科在大学的设立比较晚，而且刚开始时管理学还依附于经济学自身并不独立，而管理专业研究生的招收则要晚几年，因此，国内高校对管理学方法论这门课程的开设一方面由于缺乏合适的教材或参考文献而难以开设；另一方面也因为师资匮乏而无法开设。因此，管理学方法论这门课程在国内高校的开设是参差不齐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管理专业研究生研究能力的培养和提高。近几年，国内一些高校或科研院所像西南财经大学、河北经贸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在管理专业研究生的教学上陆陆续续开设了管理学方法论这门课。这几年，我也在我校行政管理专业研究生中开设了管理学方法论这门课，经过几年的教学研究和探索，我认为提高管理专业研究生研究能力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加强管理专业研究生在方法论方面知识的传授和研究。
一、学习管理学方法论的重要性
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里的器，指的就是方法。对于方法的重要性，同志曾指出：“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1]（P125）法国天文学家拉普拉斯则说：“认识一位天才的研究方法，对于科学的进步……并不比发现本身更少用处。科学研究的方法经常是极富兴趣的部分。”[2]（P445）以上说明方法对于科学而言是至关重要的。方法对于科学研究之所以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那是因为科学与方法之间具有统一性。用英国著名学者皮尔逊的话说就是：“科学的统一仅仅在于它的方法，而不在于它的材料”。[3]（P15）这说明科学即方法，或者说科学与科学方法具有合一性。易言之，科学方法和科学本身是合二而一的、不可分割的，科学即科学方法――在用科学方法研究的过程以及所得的最终结果都是科学意义上的；或者用通俗化一点的语言来讲即科学方法是科学的精髓和真谛，是形成科学知识和科学理论、乃至统一科学的决定性因素。不仅如此，科学方法之所以重要，还因为科学方法是对科研过程规律性的总结，学习科学方法，能使研究者通晓科学技术研究过程的一般规律，掌握科研中的各个基本过程和环节以及科研中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使研究者提高自己的科研水平，使科研工作少走弯路，获得成功。一门学科之所以称之为科学，是由于应用了科学方法，科学的成功是由于科学方法的成功。在此意义上，著名学者巴甫洛夫说：“科学是随着研究方法所获得的成就而进步的。研究法每前进一步，我们就要提高一步，随之我们面前就开拓了一个充满种种新鲜事物的、更辽阔的远景。因此，我们的头等重要的任务乃是制定研究法。”[4]（P49）以上名人或学者的话得到了科学技术发展史的确证，一些著名的科学家之所以能在科技发展上做出重大成绩，除了其他条件之外，确与他们善于运用正确的科学方法有关。例如，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经过数十年对天象的观察，积累了大量的行星运行资料，但是由于他不能正确运用数学方法，因而不能从这些资料中得出天体运行的规律性的认识。而开普勒正是在第谷・布拉赫的大量观察资料的基础上，运用数学方法，发现了行星运行三定律。欧几里得成功地运用演绎方法，在两千多年以前就演绎出几何学的宏伟体系；伽利略巧妙地将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结合起来，发现了自由落体定律和惯性定律；爱因斯坦创造性地使用理想实验方法，创立了相对论等等，都是这方面比较成功的例子。可见，掌握正确的科学方法，对于科研上获得成功是十分重要的。[5]尽管以上所说的大多是科学或者自然科学，但对于作为社会科学的管理学而言依然是适用的，毕竟社会科学也是科学。而“社会科学……之本质特征是它的方法，而正是通过拥有某种方法，其作为一门科学的主张才必须得到试验”，[6]管理学发展的历程证实了布赖斯的上述看法。从科学管理时代的泰罗、法约尔、马克斯・韦伯到科学管理时代与社会人时代两个时代之间桥梁的玛丽・帕克・福莱特和切斯特・巴纳德，再到社会人时代的梅奥、勒温、马斯洛、赫伯特・西蒙，直到现代的孔茨、德鲁克等等，其管理理论创立的背后，无不隐含着方法论上的变革，可以说，一部西方管理学发展的历史，在很大意义上说就是一部管理学方法论发展演变的历史。
当然，以上讲的大多是方法的重要性，但这丝毫没有表明方法论的重要性有逊于此。问题是，方法的重要性往往会掩盖了方法论的重要性。因此，以往对西方管理学方法论的研究和教学，大都停留在对方法的研究和教学而不是对方法论的研究和教学上。方法论指的是整个研究方法背后的知识论和本体论立场与观点，而方法只是指我们收集资料的方式和技巧。这说明方法具有可操作性、可判别性、目的性、创造性与经济性等基本特征。方法有利于人们根据不同的对象、不同的研究目的，而找寻到最为有效、简便和经济的研究方法。然而，任何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也都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缺陷。最主要的问题就在于：“方法”并不能自身说明自己，它无法确定在何种情形下应当使用哪种方法，也不能预示在某项具体的研究中，这种方法的采用是否适当。同时，对于研究活动来说，最重要和最基本的，还要求指明科学研究所遵循的纲领或规范：究竟用什么眼光看待世界，体现出什么样的传统和风格？因此，方法本身并不一定就能保证认识主体能够获得预期的结果，这就产生了必需对方法进行科学说明、解释的必要，从而，方法论的研究也就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故此，进行管理学方法论教学就不能简单地以管理学方法的教学来代替。
二、影响管理专业研究生研究能力的因素分析
美国是管理学的发源地，管理作为一种专业以及管理专业研究生的培养最早就在美国。在美国，管理硕士研究生获得的学位是职业性学位。职业性学位有两大本质特征：学术性和职业性，两者缺一不可。因此，职业学位要求有独特的知识领域，较高的专业技术层次，严格的入门标准和鲜明的实践性。毕业研究生只有获得这种学位才能进入某一行业或领域从业，即学位是从事职业的必备条件。显然，研究生尤其是管理专业的研究生在获得学位前必须要参与社会(企业)实践，接触整理大量管理案例，了解行业特点，拥有从业的实践经验，在校学习与研究交叉并行，走上工作岗位前就能够建立与企业和政府，社会非营利组织密切的联系。可见，培养人才的质量是本，学位的获取是末。[7]
在我国，管理专业研究生的招收和培养要比美国晚得多。1998年前，我国的管理专业是寄宿在经济学学科之下的，尽管1990年清华大学等9所大学就被批准试办MBA，但自1991年起，我国才首次设立MBA学位。1998年之后，随着管理学学科从经济学学科中独立出来，工商管理专业才正式列入教育部本科专业目录。由此看来，管理专业研究生在我国招收和培养时间并不长。从管理专业研究生的培养类别上看，它分为学术型和专业型两种。从管理专业研究生的培养目标上看，它服从于我国高校人才培养体系的目标。2006年，我国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发展目标。而中国能否建成创新型国家，则取决于是否拥有具有创新能力的人力资源，而研究能力的最核心部分则是创新能力。由此看来，高校培养出的研究生理应是未来国家创新体系中重要的执行主体，是国家创新制度的有力推进者。因此，培养研究生研究能力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然而，随着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提高研究生的教育质量，培养高素质高技术人才，提高研究生的就业水平成为了最重要的问题。有调查表明：在对100位高校硕士研究生的调查显示：45%的研究生认为自己的研究水平没有显著提高，有85%的学生认为不知道自己怎样提高研究水平。[8]究其原因，一部分原因在于一部分高校管理专业研究生在研究能力的培养上常常只关注知识的传授，即大都限于是什么的知识的传授，而对于为什么的知识则相对传授得较少。问题在于：“是什么的知识”是比较容易传授的，对于学生来说也比较容易接受以及记忆。而对于“为什么的知识”即方法论的知识而言确实是比较难传授的但又是非常有用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常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缘由。从教育角度讲，传授给学生既有的知识，不如传授给学生学习知识的方法。方法比知识更重要。诚如英国剑桥大学动物病理学教授威廉・贝弗里奇所指出：“人们普遍认为：多数人的创造能力很早就开始衰退。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姑且假定他迟早会懂得怎样最好地进行研究工作，但如果完全靠自己摸索，到他学会这种方法时，他最富有创造力的年华或许已经逝去。因此，如果在实践中有可能通过研究方法的指导来缩短科学工作者不出成果的学习阶段。那么，不仅可以节省训练的时间，而且科学家做出的成果也会比一个用较慢方法培养出的科学家所能做的多。这只是一种推测，但其可能具有的重要意义是值得考虑的”。[9]由于方法论与研究能力或创新能力密切相关。因此，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管理学院（商学院）的研究生课程中，大都开设有一门叫做Businiss Research Methodology的课程，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管理专业研究生研究能力的提高。相比而言，我国在管理学方法论方面的教学则要比他们晚得多。这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了管理专业研究生研究能力的提高。因此，在培养管理专业研究生的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时，进行方法论的学习和训练是十分重要的。如果忽视管理学方法论知识的传授，必然会扼制管理专业研究生研究能力提高。
三、提升管理专业研究生研究能力的途径
如上所说，管理学方法论在提升管理专业研究生研究能力上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必须大力加强管理学方法论这门课程的教学。
从国外的情况来看，很多高校都十分注重管理学方法论知识的传授与管理专业研究生研究能力的培养。首先，要进行管理学方法论知识的传授，其前提就是对管理学方法论进行研究。从国外的研究和教学状况来看，国外不少知名学者都参与到管理学方法论的研究和教学上来。如美国华盛顿大学福斯特商学院组织管理系的陈晓萍教授、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凯里商学院摩托罗拉国际管理讲座教授徐淑英主编了《组织与管理研究的实证方法》；美国现代管理学大师德鲁克写了《21世纪的管理挑战》的专著，英国管理学家保罗・格里斯利写了《管理学方法论批判:管理理论效用与真实性的哲学探讨》、Gibon Burrell and Gareth Morgon写了《Sociological Paradims and Organizational Analysis》以及加拿大约克大学舒立克商学院的谭劲松教授等，他们在管理学方法论的研究上造诣很深。研究论域涉及管理学与经济学的区别、管理学与经济学研究范围界定、中国管理学研究的定位、管理学的研究方法、管理学研究中的测量统计方法、管理学论文研究发表的旅程、管理的新范式、什么是管理学、管理研究范式的类型、管理研究方法论的组成成分等。其次，从管理专业研究生的研究能力的培养上看，美国的陈晓萍教授、徐淑英教授、Gareth Morgon教授、英国的保罗・格里斯利教授等，他们都非常注重管理专业研究生的研究能力的培养。他们认为，检验管理专业研究生的研究能力的关键就是看他们能否在一流期刊发表管理学研究论文。而要在一流期刊发表文章，必须讲究规范。现代方法论是规范性的和反思性的，因此，要达到上述目的，必须加强管理学方法论的教学。不仅如此，徐淑英教授还十分热衷于传播管理学方法论知识，几年来，徐淑英教授不仅在国内出版了《组织与管理研究的实证方法》这本著作，而且还在全国许多地方举办管理学方法论的学术会议，这对于提高国内高校管理专业教师的管理学方法论研究和教学水平起了重要的作用。
从国内的管理学方法论的研究和教学状况来看，在这方面研究成果最突出的当推西南财经大学的罗珉教授。罗珉教授不仅写了《管理学范式理论研究》等与管理学方法论有关的学术专著，而且还发表了《管理学：科学主义还是人本主义》等一系列管理学方法论方面的文章。其次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黄速建研究员和黄群慧教授，他们不仅合著了《管理科学化与管理学方法论》这本国内第一本以管理学方法论命名的著作，而且还撰写了《企业管理科学化及其方法论问题研究》等论文。其他在管理学方法论上有突出贡献的还有西安交通大学的李怀祖教授，河北经贸大学的崔援民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的唐伟教授，浙江大学的马庆国教授，苏州大学的魏文斌教授，山西财经大学的孙国强教授、南京师范大学的张新平教授，苏州大学的尹卫东博士等，他们在管理学方法论的研究上均有比较深的造诣。从管理学方法论的教学上看，西南财经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高校和科研院所开设了管理学方法论这门课程。
从我校的情况来看，我校对管理学方法论的教学和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但令人欣喜的是：我校在管理学方法论的研究和教学上已取得一些成果。其中，就我本人而言，继2005年我以《管理学方法论新论》为题获得学校博士基金课题立项以来，我所申报的《多元学科方法论影响下的西方管理学方法论流变研究》获得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立项。而我以《西方管理学方法论百年发展史及其启示研究》为题所申报的课题亦获得了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立项。其中，黄启慧同学就是因为听了我的管理学方法论课程而在《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第10期发表了《简析实用主义方法论与科学管理理论》这篇文章而成为我的课题组成员之一。而教育科学学院的七位研究生因为从管理学的逻辑起点的视角来探讨管理学方法论而发表了七篇文章，其中有两篇是中文核心期刊。可见，管理学方法论的教学在管理专业研究生研究能力的培养上是多么的重要，这也说明了在管理专业研究生中进行管理学方法论教学是十分必要的。
注释：
[1].选集（合订一卷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8.
[2][法]拉普拉斯.宇宙体系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
[3][英]卡尔•皮尔逊.科学的规范[M].李醒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4][俄]巴甫洛夫.巴甫洛夫选集[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
[5]赵建方.科学方法论及其学习意义，。
[6][英]詹姆斯•布赖斯.法学的方法，杨贝译，省略.
[7]王鲁捷，王锐兰，许凤芝，张玉玲.工商管理专业研究生教育的改革目标与方法研究[J].中国高教研究2004（2）.
[8]李藜.关于提高研究生研究能力的几个方法的思考[J].科教文汇（中旬刊）2009（5）.
[9][英] W・I・B贝弗里奇.科学研究的艺术[J].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
作者简介：
李翔宇，男，汉族，生于1970年2月，广西桂林人，现为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法学在站博士后，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管理学方法论。
[关键词]物理教学科学方法教育
物理教学中的科学方法教育是指在物理教学过程中，教师有目的有组织有意识地渗透和传授物理学研究方法，使学生在逐步掌握科学方法的同时增强科学素养的活动。在当前大力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新形式下，物理教学中科学方法教育的重要作用日益突出。然而，“为什么要在物理教学中进行科学方法教育和物理教学中科学方法教育应如何教”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本文将对此进行讨论。
一、物理教学中进行科学方法教育的意义
物理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不仅形成了严密的科学知识体系，同时也建立了一套科学方法体系，这些方法不仅对物理学本身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对其他学科，甚至对哲学都产生深远的影响。在物理教学中实施科学方法教育意义深远。
1.1 科学方法是物理教学的基本内容之一。科学方法是物理教学的基本内容之一，这是因为科学方法在学生学习物理中的作用主要有三方面：（1）科学方法是学生学习物理知识的重要手段，学生掌握了科学方法，就能透彻地理解物理知识。（2）科学方法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蕴含着极大的智力价值，学生一旦将科学方法内化为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就能获得智力的发展。（3）科学方法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才能。
1.2 科学方法比科学知识更有价值。知识是宝贵的，但知识只有通过具体的方法加以应用才能体现出知识的价值，所以那些获得到知识的方法就显得比知识本身更重要。只有将方法掌握了，将来才可能利用这些方法去创新。我们的学生将来不一定都要成为物理学家，他们在学校获得的知识也不一定在实际工作中都能直接应用，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学校获得的“完整的知识体系”也会变得支离破碎。为此，从长远观点看，掌握获得知识的方法比知识更重要。
1.3 科学方法教育能培养学生科学的世界观。物理学知识本身的以及物理学知识获得的过程充满了丰富的方法论和辩证法唯物主义思想。物理科学方法必然与世界观密切相关。物理科学方法教育有助于学生更好地学习，理解和应用唯物论和辩证法，促进科学世界观的建立[1]。
二、物理教学中进行科学方法教育的现状
当前新一轮高中新课改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根据《课程标准》中“课程目标”的总体要求，确定了三维教学目标，其中的“过程与方法”强调“需要让学生经历科学探究的过程，动手实践，学习科学方法，体会科学思想，形成自主学习的能力”，这促使科学方法教育有了一些发展，但仍存在一定的问题。
第一，多数教师只注重科学知识的传授，不关心（甚至自已都不知道）概念、规律的形成过程和所用的科学方法，科学方法教育的理论还不十分明确，以致没有自觉地把科学方法作为中学物理教学的重要内容。
第二，科学方法的教育功能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科学方法的能力价值没有在中学物理教学中得到很好的体现，中学物理教材没有充分体现出研究物理规律时运用的科学方法，没有对物理概念规律的形成进行提示性的剖析，对某些前人曾有的谬误也只字不提。
第三，在教学层面上，科学方法教育的可操作性还较差，如在学校实验课堂中，所做的实验就是去证实那些业已摆到面前的、且早知如此的实验。
第四，在教学评价上，科学方法的评价无法在平时的考试和高考试题中体现出来。
这些情况表明，在物理教学中加强科学方法教育的研究依然非常必要。所以我们有必要寻找如何在课堂教学中进行科学方法教育的对策，以求在教学中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增进科学素质，树立正确的科学态度。
三、物理教学中进行科学方法教育的对策
3.1教师自身要提高认识，加强学习。教师要不断地进行学习，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社会处于不断的发展之中，当今科学技术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教师只有不断的学习，才能跟得上科学前进的脚步。物理教师一定要在有限的时间内挤出时间进修培训、自学、或进行课题研究，更新自身知识和方法的学习，拓宽知识面，提高科学知识的融会贯通能力，同时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把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贯彻到实际教学活动中去。
3.2积极挖掘教材中进行科学方法教育的素材。科学方法教育的具体内容，往往是以隐型的方式出现在教材中的，它是隐藏在知识背后的，这就要求教师在备课过程中要积极地进行挖掘教材中的科学方法论的素材。物理学在发生、发展的过程中孕藏着丰富的科学方法，从伽利略的斜槽落球的理想实验到牛顿的“天地间力学规律”的统一；从力的合成到串并联电路总电阻的等效思想；从奥斯特的“电生磁”到法拉第对电磁感应现象猜想与探究；从原子结构的发现到量子力学的建立等等，无不包含着极其深刻的物理学方法。
只要教师在进行知识教学的准备过程中，注意挖掘物理学发展过程中，科学家是如何进行研究和发现的，是如何从困境中通过其思苦想实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历史过程，学生就能在学习知识的同时，体会到物理学的研究方法。
3.3按照科学方法的逻辑来设计教学的程序。我们目前的教学，往往是从传授知识的角度来设计教学的程序，虽然也能使学生从中学到一些科学方法，但学生对科学方法的理解往往是表面的、肤浅的并且是零星的、不连续的。由于科学方法并不直接由学科的知识内容来表达，它往往隐藏在知识的背后，而且有它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所以科学方法既不易学习，又不易掌握。如果按照科学方法所展示的路子去组织教材，安排教学进程，即把方法教育作为教学活动的核心，则情况就大不一样。
例如，可以这样设计高中“牛顿第二定律”的教学：如何研究问题（实验法）如何实验（控制变量法）如何分析实验数据（图象法）如何得出定律的表达式（经验公式法）。这样来进行教学，把科学方法体现在知识的认知过程中，按照学生的认知模式进行教学，使学生清楚地了解到教学的过程，进而引导学生去经历这一过程，从而使学生真正领略到科学方法和物理知识的内涵，并得到能力的提高。
3.4 尝试原始问题教学，进行科学方法教育。在物理教学中进行科学方法教育，必须结合实际问题进行。教师可以尝试寻找一种使学生与物理现象相接触的恰当教育方式，进行科学方法教育的创新，使学生“对科学方法的了解是切中要害”的。实际上,这就是原始物理问题教学。
有这样一个报道，一架美国战斗机在威克夫区上空与一只秃鹰相撞，飞机坠毁。试估算秃鹰对飞机的冲撞力。设秃鹰身长20cm，美国战斗机以500m/s的速度飞行，假设碰撞后，秃鹰尸体与飞机具有相同的速度，而原来秃鹰相对地面的飞行速度甚小，可忽略不计。这就是一个原始物理问题，为了得出结论，首先需要运用模型化的方法忽略了一些次要的因素和物理量，然后建立飞机与秃鹰发生完全非弹性碰撞的过程模型。
通过一定数量的原始物理问题教学，当学生在解决实际物理问题时，各种各样解决问题的策略就能够迅速地检索对照做过的题型，才有可能在处理前一个步骤时就能在大脑中预感下一个步骤（如下图所示）。即使学生在进行创造性活动时，也能凭直觉而非经验去探索到正确的解决途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原始物理问题教学不仅能使学生学到物理知识，而且也能很好地进行科学方法教育。
3.5组织一些专题讲座，介绍物理大师们的科学方法论。教师在上完每一单元或每一章的复习课上就有必要对本单元或本章进行方法总结，科学方法及时显性化；对物理学上的重要人物的科学方法论也一定要花一些时间做一些专题讲座，让学生充分体会方法的威力。牛顿、爱因斯坦等这些物理大师们的方法论是高中物理教师必须要传授给学生的，也是培养学生学习物理兴趣的措施之一。
3.6 常规考试中要加大科学方法的考查力度。教学过程中形成性的纸笔测验一定要编制科学方法方法的考查内容，可以从研究性学习、探究学习、社会实践活动中选题编拟出新颖题目，既考查科学方法的掌握情况，也积极引导学生自觉地运用科学方法指导学习。例如，2006年上海物理试题的第7题，第20题（辨析题），2006年全国卷的第23题等。这些题目的解决不仅需要拥有物理知识，而且需要运用科学方法。
总之，为了使学生掌握科学方法，教师在物理教学中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如知识教学、物理实验、剖析物理学史案例、解决实际问题、专题讲座、课题研究等渗透科学方法教育，引导学生沿着科学的思路与方法去探求，从而在不知不觉之中掌握其中所运用的科学方法。
参考文献
[1]包静,林榕,宋阳.新课程背景下物理学的科学方法教育
【关键词】会计学；研究；方法论
对于科学方法论的演进，随时展的会计学方法也作为其中一部分发挥作用。方法论的研究就是在从事科学工作过程中形成和积累的一种方法研究模式。会计学在每次进步的同时其研究方法也会有一定的发展。研究方法的发展使人们能更清楚地研究和认识会计学。并且会计学发展体系就是在其新旧交替和演进中形成实现的。会计学的研究方法论经历一定的发展过程和阶段，其方法论的研究和探讨对会计学的实践和应用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 会计学方法论研究现状
（一）研究的发展历程
从远至近，会计学的研究方法和指导思想经历了重大的变化和演进并有了质上的提高。世界各国在研究方法和认识手段方面已经形成了多种不同的流派。纵观其发展历程，我们又可以看到，其研究方法是建立在一定的科学方法和指导思想上的。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指导思想是非常重要的，在其正确的指导下及时调整目标方位对象才能使会计学的研究更上一层楼。
（二）研究的新特点
如今，学派纷争对于会计学来说已经告一段落。会计学研究在准则方面有了更深层次的进展，而对会计信息的研究有了更为同一的结论，会计学行为的研究更看重环境方面变化和影响的探究，一些会计问题的实证性研究大多都在开展，然而一些重大问题的创造和创新研究还有一定的困难，需要更有效的技术和方法。为了最终的目标，也就是弄清什么样的会计学是当前社会需要的和会计的最真实的实质，会计学在多层次多角度采用多种方法进行研究。当前被大家广为重视和认可的实证分析的方法，虽说其研究某些具体问题来说是有效的，但其不能完全代替整体分析的方法。整体分析在会计学研究中的地位仍然不可忽视，其在研究中需要反复研究方法，也就是以整体为基础，理解和分析、验证各相关部分直接联系和关系。在会计工作研究中，归纳和演绎方法也是很重要的，但对待个体或者整体的研究也要注意一些相关的，个体的研究是有一定的特殊性的，有时候一般的规律不可以直接推论出个体的特点和特征，而一般规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分析个体以及具体的问题，而某些问题的研究仍然会用到整体分析的研究技术方法。
（三）研究的新现状
就发展的现状了来看，会计学在中国的研究发展已经取得了比较大的进步，但还有一个现实就是我国从事会计学这方面的人才还是比较缺乏，而且其研究的方法技术也有些单一和单调。我国在会计学创造和创新的研究方面比较缺乏，而重复研究较多；新的方法缺乏，传统的方法较多；超前的研究缺乏，滞后的研究较多；对国外那些方法借鉴的很少，而介绍的会多一点；学术性研究少的这个缺点还是存在；所以说我们要把握现实社会的趋势抓取正确实用的研究方案。
二、会计学新方法论的研究和发展
（一）会计学的科学研究体系
科学的研究工作都是在一定的科学指导思想下进行的，当然会计学的研究也不例外，科学的研究会对我们在研究过程中所要用到的技术、目的和对象等多方面的进行指导和指引。科学的研究方法告诉我们，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最终是会成为有层次的体系的，也就是说会计学的方法论也已经达成了一个体系，而这样的体系最少要由三个部分组成：会计学研究的哲学方法论，会计学研究的具体方法和技术手段以及其研究的一般科学方法论。
会计研究有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培训也需要形成一般的科学方法的研究。解决这个问题要看科学发展的水平，并受到研究人员的约束的内部和外部条件。之后微观阶段的研究核算后，也就是研究分析之后，宏观趋势的研究中出现的阶段，即全面的研究。一般方法将训练除了研究的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的影响力，同时也应注意的是，使用耗散结构，协同论和突变理论为指导的理论。所有这些理论都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尽管这些理论不是来自会计，但具有深远会计的研究意义。因为会计学中各学派和很多不同的意见，况且，即使需要使用系统理论来描述和解释，有会计系统研究的目标的想法。
（二）研究方法的特点
就如今的会计学来说，其会计学的研究具有全面的全领域的特点，而对于不同领域里面的会计学其又有各自不同的研究方法和技术。例子有很多，比如，会计问题的方法方面，上市公司企业和一般企业就不一样；研究方法方面，管理和财务就有很到差异。而具体的研究方法与一定的问题是相关的。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问题，在不同领域里面的会计研究对大多数的科学研究方法都有运用，比如统计学，心理学，逻辑学和物理学等等。而其中的各种方法都有自己的缺点和优势，所以说在进行研究工作的时候我们要善于利用。
【关键词】 物理思想 科学方法 科学美 科学精神
【中图分类号】 G63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992-7711（2014）02-005-02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我国中学教育有一种不良的现象，那就是――教师为升学而教、学生为考试而学，正是由于受这种舍本求末的思想影响，我们的教育工作偏离了“素质教育”的方向。一些教师为了“突出重点、突破难点”，把概念教学课变成了“概念练习”课，把规律教学课变成了“数学应用题”式的知识传授课。这样的课堂教学只能使学生觉得味同嚼蜡，久而久之，学生就会对本来就较难学的物理课“畏而远之”，最终会放弃对物理的学习。因此，在物理教学中应该把“物理思想”的教育放到工作的重要位置上。
二、“物理思想”的四个内容
所谓“物理思想”，就是指导人们学习物理知识和对物理世界进行认识改造的思想体系，是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和认识论在物理学中的具体体现，因此它是物理学的灵魂。“物理思想”包括了如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1. 物理学的系统性和联系性
物理学作为一门自然科学，其结构是明确的，而且其各个分支的联系是严密的。例如电学里的“电阻”、“电流”、“电压”、“电功”、“电功率”这几个物理量的任意两个都存在联系，五个物理量之间形成了一个密切的关系网。又如，中学阶段学习的热、力、电、磁等方面的内容都是由“力”的概念贯串始终，各重、难点内容都是因“力”而发。如果说知识就是力量，那么系统的知识就是创造力，在教学中引导学生从整体去认识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可以使学生做到举一反三、推此及彼，从而提高学习能力。
2. 物理学的方法
科学方法论是物理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全人类所拥有的最宝贵的财富。物理学的方法主要包括了观察和实验、数学方法、归纳和演绎法、模拟法、类比法、比较和分类等方法。科学方法的教学要依附于知识的教学，两者同时进行，因为科学方法并不是一种孤立的知识。
3. 物理学的科学美
爱恩斯坦说过：“科学与艺术是硬币的两个方面。”这说明物理学也有其艺术性的一面，无数科学家之所以能把毕生精力致力于物理学研究，就是被这种“科学美”深深地吸引。
物理学的“美”主要表现在其科学的对称性、统一性和简洁性。如物理学里的正负电荷、物质与反物质、负电子与正电子、磁体的南北极等都表现出对称美；还有各种各样的五彩缤纷的物理实验现象，也带给人们美的享受。在物理教学中，对学生进行科学美的熏陶，使学生产生愉悦的感受，激发他们对物理学的兴趣，并自觉投身于审美、创造美的实践中去。
4. 物理学所蕴含的科学精神与科学态度
科学精神是指敢于怀疑、勇于求真、大胆创新和实践的精神；科学态度是指从事科学研究所具备的严谨、实事求是的态度。科学家前辈们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知识宝藏，这除了他们所创建的物理大厦和科学方法之外，还包括了他们从事科学研究所体现出来的科学精神与态度。
总的说来，在中学阶段进行物理思想的教育，就是在传授知识的同时，用科学美来陶冶学生，用科学方法教导学生，使他们树立科学态度，弘扬科学精神。
三、“物理思想”教育的开展
“物理思想”既是教学内容，又是一种新的教学观念。在中学阶段进行“物理思想”的教育，应做到如下几点：
1. 制订合理的教学目标，把“以知识为中心”转变为“以物理思想为目的”
教学目标有三个层次：一是掌握知识，这是最低层次的目标；二是在掌握知识的基础上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这比前者进了一步；三是在掌握知识、提高能力的基础上，掌握一定的科学方法，养成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这是最高层次的教学目标。不同的教学目标决定了不同的教学效果。
2. 挖掘教材的非智力因素，树立“大物理”、“大课堂”的教学枧
所谓“大物理”教学观，是指物理教学内容不只限于教材中的若干知识点，而应适当增加一些与课本内容有关的科学发展前沿动态、现代先进的科学技术、科学家的探索历程等内容。
3. “物理思想”的教育应遵循以渗透为主、集中教学为辅的原则
方法的掌握，思想的形成都是以掌握一定的知识为前提的，而思想认识的提高又反过来促进了人们对知识的掌握。离开了知识教学大谈科学方法与科学思想只能是建造空中楼阁；而只传授知识不进行思想、方法的教育，却相当于只给学生一堆零配件。因此对学生进行物理思想的教育只能是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以“渗透”的方式进行，寓物理思想于知识中，使学生在领会知识的同时，不知不觉地受到科学方法与思想意识的熏陶。
4. 适时对所学知识进行总结归纳，形成知识体系
知识的系统性是物理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物理理论的“和谐美”的具体体现。对所学过的知识进行纵向、横向联系并建立知识体系是重要的学习方法。例如，为了帮助学生巩固力学内容，在复习时我特别注意知识点之间的联系，形成知识网络。
实践告诉我们，如果教师引导学生让他们自己建立这种知识结构，效果会更好。
关键词：非中心化；非中心化方法；中心的重建
一
随着“‘非中心化’思潮”越走越远，它们对中心的完全消解直至虚无，日益受到其他学者的批判。有学者指出，反本质主义的最大问题，是把现实的一切问题都归到了话语的层面，而没有触及这些话语得以产生的现实；而反基础主义面临的困难是，知识如果没有基础，就没有真假，就仅仅是通过对话达成的共识。“缺乏共同评价标准，这样的对话将把人们引向哪里？没有共同评价标准意味着，对话不仅没有意义，而且实际上也不可能。”[1]德里达也常常被人们指责为相对主义或虚无主义，尽管他强调解构不是完全消极的，甚至对人们认为他的解构就是摧毁一切感到很恼火，而一再申辩。[2]尽管有其他后现代主义者同德里达一样，力图对极端的完全消解做些矫正，但依着学术惯性，他们注定无法从洪流中脱身。当人们的思想不得不回到常识中来时，从皮亚杰提出认识客观化的“非中心化方法”到陈其荣、曹志平提出“认识的‘非中心化’方法论”这条路线就显得弥足珍贵。
二
皮亚杰认为，在人类或社会的研究中，人们有一种“自发性”思想或者倾向：“认为自己处于世纪的中心，处于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的中心”“把自己的行为规则甚至习惯确立为普遍的规范”。[3]（P10）这种认识的自发性中心化，是影响人类认识客观化、具体化、系统化、社会化的重要因素。
陈其荣、曹志平在《科学基础方法论》中谈到，科学思维方式是在实际的科学领域，针对特定对象和具体科学问题而运作和展开的。这就要求我们要划定问题范围，从问题与事实出发，而不是仅仅从自己的主观出发。“这种‘科学化’的基本方式，就是我们讲的认识的‘非中心化’。……科学认识发生的首要条件或步骤，是认识的非中心化。”[4]（P144-145）并从解释学的视角对皮亚杰认识的“非中心化”做出新的理解，指出“人类认识的‘非中心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哲学问题。它不仅仅是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问题，而且也关涉到对人类科学活动的本体论理解。”[4]（P148）他们进而认为，“科学认识是分化的产物。要建立一门真正的科学，必须进行‘非中心化’，即‘列出问题，限定问题的范围，确定方法，改进方法’。”[5]（P10）“在实践的基础上，认识主体、认识手段、认识方法的‘非中心化’相互联结，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知识的客观系统化。这同时也是认识‘非中心化’的实质。”[4]（P147）当然，他们是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比较研究中探讨人类科学“认识的‘非中心化’方法论”的，所以既强调“非中心化”作为科学基础方法的一般性，又清楚地讨论了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各自面临“非中心化”方法时的特殊性，并特别指出：“和社会科学相比，人们对人文科学‘非中心化’的看法还存在较大差距。人文科学的‘非中心化’不仅是一个复杂的有待于在实践中解决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探讨的深刻的理论问题。”[4]（P171）
显然，他们所主张的“认识的‘非中心化’方法论”与后现代主义的“‘非中心化’思潮”有着根本的不同：“‘非中心化’思潮”的学术惯性是对中心直至彻底的消解，而“认识的‘非中心化’方法论”则在另一条路线上表现出对“价值关联”与“价值无涉”的回归。他们也因此慎重“声明”：“非中心化”起点的客观化与主观性、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逻辑形式与历史进程等二重性，根源于人类社会实践的二重性，它们之间矛盾的解决最终还是要靠社会实践。认识的“非中心化”，就是要在社会实践中打破人类自发的主观中心化，推进客观的“非中心化”，最后实现科学思维方式的中心化。[4] （P153）
参考文献：
[1][英]尼格尔·多德.社会理论与现代性[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2][法]德里达.德里达中国讲演录[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3][瑞士]让·皮亚杰.人文科学认识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心理学的研究是否科学，方法是否可靠？这直接与科学观有关。科学观的核心问题是科学分界，就是在科学与非科学间做出区分并且规定划界标准。[4]科学分界的理论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各阶段对于心理学是科学抑或非科学这一问题，都有不同答案。
（一）逻辑主义的绝对标准
在逻辑实证主义那里，心理学要想获得科学的认定，就不得不截短、毁伤历史以使其屈就于自然科学的概念和方法，这使心理学好像被撕成碎片；在逻辑证伪主义那里，科学发展的动态过程观点对心理学获得“科学”的名义创造了一点条件，但他们把经验看作可以不需要再检验的绝对观点却把心理学的人文科学特点抹杀了。狄尔泰认为“所有的科学都是经验的，但所有的经验都必须与产生它的语境和条件———也就是我们全部的本性———相联系”，[6]这表明在波谱尔那里无需检验的经验并非坚不可摧。所以，心理学在逻辑主义那里获得的地位就必然是非科学、软科学。
（二）历史主义的相对标准
这类标准代表人物库恩和拉卡托斯。库恩反对简单的超越历史的分界标准，认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一定的科学共同体认为合理的东西就是科学的；[7]（P99-104）而拉卡托斯反对库恩的过于强调科学家个人的心理特点，认为过于强调科学共同体的社会特点是一种非理性主义倾向，从而把划界问题软化为“评估”问题，提出了用“研究纲领”来评估是否是科学的问题。库恩认为，心理学至今仍然没有学科共同体都接受的“科学范式”，也就是说心理学还没达到“规范科学”阶段，正处于流派纷争、组织分裂的“前规范科学”阶段。[8]（P106-109）在拉卡托斯所说的研究纲领中，目前的心理学更是难以企及。所以，心理学在相对主义那里获得了前规范科学地位，较之逻辑主义划界时期已是不易，有一定积极意义，这可能正是心理学界对库恩的范式论比较关注的原因。
（三）无政府主义及后现代哲学的“怎么都行”标准
代表人物费耶阿本德根本不承认科学与非科学间有明确分界线，完全取消了分界问题，抛出“怎么都行”标准。[9]他提出只要不阻碍科学进步，怎么都行。显然，在“怎么都行”标准下，心理学不但得不到被确认所谓“科学”的东西，反而失去了追求的目标。但是，这种分界标准起码给了心理学一个希望，那就是：传统所谓的“科学”的标定是值得怀疑的，心理学已经有可能成为或被标定为一门科学。（四）新的实在论重建“多元”标准[10]M.邦格（M.Bunge）认为，消解科学分界问题不利于文化的健康。“伪科学和反科学是任何科学哲学加以检验的典型问题，科学分界仍有意义，只是抛弃简单的一元霸权的逻辑主义的传统标准才是我们真正的需要。”我们相信，新的实在论重建的多元标准将更接近科学的本质，将有更大包容性和建设性。依据任何一个尚处于争论之中的科学分界标准，武断心理学是或不是科学都是毫无道理的，现存划界标准无法解释心理学学科科学性的问题，争论仍将继续下去。
二、一般科学方法论分析的科学整合
一般科学方法论是具体学科研究方法和哲学之间的中介和桥梁，是现代科学的普适方法论，属横断科学范畴。[11]（P6-7）一般科学方法论也叫系统科学，研究广义复杂系统组成和发展规律。系统论的创立者贝塔朗菲认为，“无论系统的种类和性质有何不同，存在着适用于各种系统的一般性原则”[12]在系统科学的视野里，任何现象都可以看作不同复杂程度的系统，简单和复杂系统的区别在于构成要素的关系的复杂程度，人的心理系统无疑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巨型系统。本文就是运用“适用于各种系统的一般性原则”，对心理学学科问题进行探讨。系统科学研究证明：探索世界“构成”和“生成”是科学发展的两条道路，关于这两条道路的学说分别被称为构成论和生成论。[13]构成论前提是“精神和自然的二分法”，而生成论前提为“过程”。生成论认为系统诞生和整体重建可以与系统的物质无关。这意味系统科学开始由传统构成论走向生成论。人的心理不服从线形决定论，心理学处于构成维度和生成维度、纵跨微观和宏观维度两个区域。这更符合心理现象的本质属性———心理系统既与大脑系统的物质构成有关，又与心理系统的诞生和发展有关。新的构成论的观点可能更加有利于心理学学科问题的解决。目前，传统一般科学方法论体系正在向新的一般科学方法论转化，系统科学的旧三论———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正在走向系统自组织理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论和突变论（也被称为新三论），着重研究系统从无序到统一有序的发展规律。这一方法论的确立将无疑有利于心理学科体系及科学性等问题的解决。克拉威克论断，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心理学领域的研究将还是重点经常转移，观点、方法和理论非常繁复”。[14]
三、哲学方法论分析的发展对心理学理论的影响
哲学方法论是最高层次的普适方法论，是各个心理学派的哲学基础。[15]心理学派别林立从根本上是哲学基础对立的具体表现：
（一）传统本体论对心理学学科科学性的消极性影响
根据哲学方法论基础，冯特之后的心理学可以分为两大阵营：一是实证主义阵营，包括内容心理学、构造主义、机能主义、行为主义、日内瓦学派和认知心理学；二是现象主义阵营，包括意动心理学、完形心理学、精神分析、人本主义、存在主义心理学和超个人心理学等。[16]不难看出，心理学的发展史上，一直存在实证主义的、量性的科学主义的研究取向和现象主义的质性的人文主义研究取向这两大阵营的对峙。艾森克在反对精神分析时说：“科学自产生之日起，就同骗术有着剧烈的争斗。心理学中也有科学与骗术之战，非科学的一方是存在主义、人本主义、心理学中的释义学方法，特别是精神分析”。而另一阵营却指责实证主义把心理撕成碎片进行研究，结果只是冷冰冰的可笑结果。时至今日，两大阵营的对峙并没有消失。构造主义和机能主义盛行时，精神分析茁壮成长；行为主义兴起，格式塔心理学继续发展；认知心理学兴起，后现代主义又登台。[17]追溯两大阵营的分歧来自于两种思想渊源———“说明”和“理解”，对应于两种哲学本体论———自然本体论和精神本体论。德罗依森首次将“理解”和“说明”加以区分，之后，狄尔泰在他的解释学名作《人文科学导论》中说“自然需要说明，历史需要理解”[18，19]把“说明”与“理解”分别指向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的二分方法论。本体论是关于存在的学说，自然与精神的对立存在是二分思想的主要观点，“说明”与“理解”二分方法论的本质是传统实体本体论关于自然本体和精神本体的二元思想。实证主义运用“量”的严格控制的方法追求客观地“说明”主体外的客体，认为这才是真正科学，归属于自然本体论哲学范畴；现象主义运用“质”的方法主观地“理解”现象本身，归属精神本体论的哲学范畴。心理学学科科学性问题和体系难以统一，问题的根本是心理现象存在本身同时具有自然和精神两种属性，并不遵从自然与精神对立的二分观点。在一种分裂的哲学思想的指导下，实证主义与现象主义围绕着一个共同的问题———科学性进行较量，这种较量一方面导致两大派别的心理学茁壮成长。另一方面，思想的对立导致组织的分裂，心理学的科学性难以确定，学科体系难以统一。因此，传统哲学本体论影响了心理的科学性与体系的统一。
（二）实践本体论使心理学学科科学化更具真实性
辨正唯物主义哲学揭示了世界存在的一般本质———实践本体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提出“对象化”的思想，“人是靠了对象而存在的，人的对象对人来说才是对象”。[20]（P79-82）认为社会存在从本质上看是实践的。这肯定了自然存在的真实性，以及精神世界在自然物质世界基础上的派生而存在的真实性，而且肯定了社会存在的真实性———自然和精神这两种真实存在统一于社会实践之中。实践本体论超越了传统自然本体论和精神本体论，为建立统一的心理学体系提供了哲学基础上的可能性，然而，这并不能代替和跨越具体科学本身。实证主义框架下的心理学支离破碎，缺乏整体意义上的统一性；现象主义框架下的心理学过于主观，缺乏分析意义上的确定性。笔者认为，目前的心理学研究已经注意到两种派别的不可分割性，但大部分研究只是笼统地作一些所谓“交叉”或“结合”的文章。这实际上是黑格尔所说的那种外在生硬的“结合”，虽冠辩证之名，难逃折中之嫌。心理学的统一要首先依靠心理学本身的长期的研究实践和理论探索，统一的大心理学观的建立仍要依靠心理学科本身的长足发展。
四、心理学学科问题的再思考
（一）心理学学科问题的理论与现实的回答
心理学是科学吗？学科体系能否统一？狄尔泰回答是：研究对象方面，如果我们不能获得某个东西一定程度的客观性，这个东西就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主题。研究方法方面，有人认为，如果某个东西不能量化，就不适合于科学研究。还有一些观点认为运用任何可能的手段“说明”世界有什么就是科学。从科学发展的角度看，对事物本体进行最小实物粒子或最小功能粒子化的实物本体论的观点，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对心理现象涉及的生理成分、心理成分以及心理功能单元的不断分析和剥离，必然有助于探索心理系统的组成成分以及成分间稳定的静态关系。实践的回答是：如果世界有一些有意义的东西，它们不是实物粒子，不能量化或客观化，它必然落入解释学的领域。那么，否定其客观实在性才是真正的不科学。心理系统，在很大程度上，必然是一个动态的自生成、自组织的复杂系统，这决定了人的心理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相对独立的特殊性。从这个意义上说，遵循虚体本体方法论的指导，必然有助于心理学应用领域的研究。现实的考虑是：人类社会实践的极度复杂性，决定了人的心理系统的极度复杂性的事实，最终决定心理学的研究将极其多样繁复。短时期内渴望心理学学科体系统一、学科性质确定是不现实的。然而，当我们可以理解和接受实证主义的零碎、刻板和严谨，现象主义的模糊、丰富和想象力的时候，才可以看到立体的动态的活生生的人的心理。
（二）心理学学科的方法论问题的讨论
以实践本体论为基础的一般哲学方法论，为心理学的学科提供坚实可靠的实践原则。实践本体论的观点坚持从“人”与“物”的矛盾实践关系中把握心理的本质，我们只有在不断揭示“人”与“物”的矛盾实践关系，才能最终达到对心理现象的科学认识。提出任何心理学假设都必须具备人类实践的原型，验证假设的范式必须是现实心理实践的简化模型等等，一个没有现实原型的心理学假设更多只是毫无意义的玄想。因而，在心理学研究中，强调现实现象和具有实践意义的课题研究，可能是一条防止迷失于主观建模的玄幻的科学研究境地。本体论层次上的分歧并不必然导致心理学学科科研实践的矛盾。实践本体论认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必然经历三个阶段：感性认识、研究探索、理性认识。实在本体论的科学哲学家———卡尔•雷蒙德•波普尔爵士也提出三个世界的观点：第一世界———物质世界；第二世界———精神世界；第三世界———知识世界。而在实在本体论思想的影响下，罗姆•哈瑞（HarréRom）借用生物学“环境”这个术语把物质世界分为感知世界、仪器世界和想象世界。较之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的划分，罗姆•哈瑞的划分由于紧扣“人”与“环境”的关系，更加接近了“人”与“物”实践关系的本质。心理学研究能够紧扣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可能不脱离其研究的本质。以生成论为基础的动态系统生成方法，把握了形式逻辑与发展逻辑的统一性，为研究“人”的心理提供了坚实可靠的一般系统方法论基础。马克思有关于任何事物都是历史的存在的伟大论断。波普尔也认为三个世界相互作用；罗姆•哈瑞承认他所认为的三个世界的边界是历史的、可变的。总之，只有在发展中，只有在三个世界的相互作用中，才能真正把握“人”的动态生成心理系统的本质。只有以多元代替一元的具体方法体系，质性研究与量性研究相结合，各种方法在各自体系内充分发展，才能正确把握了感性、科学研究和理性之间，物质世界、精神世界和知识世界之间，感知世界、仪器世界和想象世界之间的通达关系。而哈瑞在《认知科学哲学导论》中主张的科学研究方法：描述分类方法和模型解释方法，至少对于心理学研究的实证主义阵营而言，不失为一种科学的方法。
进入新世纪,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理论体系的研究也开始向学理化和现代化方向发展。万美容教授所着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发展研究》一书中,提出了用系统科学方法来建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的基本想法。目前,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体系结构有以下观点:两层次说。这种观点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研究教育对象,获取教育信息的方法。它包括信息获取、信息分析、信息决策等。另一类是对实施思想政治教育有直接指导意义的方法,即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方法,是教育者有计划、有目的地改造教育对象的实践性的教育方法。三层次说。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有三个层次: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和具体的科学方法,这三个层次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四层次说。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按适用范围分为四个层次: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方法、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方法、思想政治教育的操作方法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运用艺术和技巧,这四个层次,有各自的作用、特点、适用范围,各个层次之间相互密切联系,并且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构建应遵循的原则
(一)科学性原则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的建构不仅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者自觉养成科学的精神气质与运用科学的方法,而且更重要的必须在科学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下,遵守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发展的客观规律,用学科中思想与行为的发展规律来判断和裁决,究竟哪些方法应该弘扬,哪些方法应该舍弃,哪些方法应该发展更新,有效地进行体系的构建。要体现科学的精神与运用科学的方法,合理准确具有严密科学性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不仅有利于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与价值,而且还会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实效性。
(二)整体性原则准确把握整体与部分关系问题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建构的重要前提。整体是部分及部分之间关系的总和,离开整体不能认识部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的研究视角不能专注局限于具体方法及步骤的研究上,还必须从宏观上把握整个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的建构应遵循整体性的原则,体现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是由各种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基于某种目的而按一定的程序组成的一个综合体,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组成、结构、性质、功能以及多样性的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
(三)逻辑性原则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的建构必须重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结构,按方法论学科体系的内在逻辑关系来建构,用科学的逻辑力量切实增强其方法体系的整体效应。一方面从纵向考虑,构建从古到今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历史发展的体系;另一方面要从横向入手,即研究同时代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从而形成一个整体的现代方法体系。这样必然能推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的学科化。
(四)联系性原则事物是普遍联系,任何事物内部的各个部分、要素、环节是相互联系的,整个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有机整体,没有任何一个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是孤立存在的。同时人类社会的发展史证明,继承和发扬是人类文明得以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基础和条件。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是不断发展的,现在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是在长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通过对以往方法的不断辩证否定、去粗取精而发展来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在其发展过程中也不能脱离自己的传统根基,科学合理的体系结构是方法论体系整体功能最大化的根本性前提。
(五)系统性原则所谓系统性,是指科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知识体系,它不是单一陈述的堆积,尽管堆积中的每个陈述都很正确。系统性是一门科学所具有的最一般特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要成为一门科学,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就必须具备系统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的建构要呈现出某一确定整齐的结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除了有一般、特殊和个别的层次结构之外,还有各种方法之间纵向和横向的内在联系问题,即方法论的体系结构问题,主要包括纵向发展结构和横向体系结构。这就是说,方法论系统的各要素都呈现出有规律的运动状态,既要体现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整体运动方式及规律的发展,又要体现出某一时刻方法发展的状态及效果。
(六)实用性原则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的建构要坚持实用性原则,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任何时候和条件下都要运用的基本方法、一般情况下运用的通用方法、特殊情况下运用的特殊方法和复杂情况下运用的综合方法。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的建构不仅要有助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运用规律的研究,而且能够直接帮助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掌握和运用各种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视角寻求和确立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有效方法,并在这一过程中揭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发展的规律性,从而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遵循原则构建的意义
(一)有助于正确把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发展规律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的建构,我们可以看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发展的基本路径,即继承发展、借鉴发展、理论转化发展、实践探索发展等。一个思想政治工作者工作能力、工作实效如何,关键在于其自身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发展规律的掌握与理解程度。思想政治工作者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及其未来发展规律的把握和预测,决定其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科学性,决定其工作质量的好坏,也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着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实现程度。在新时期增强对思想政治教育实效的方法研究,既可以起到继承和发扬思想政治教育优良传统的作用,也可以在新的时代下理性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规律和趋势,与时俱进,从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创新。
(二)有助于准确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运用规律思想政治工作者要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专家,仅有高深渊博的理论知识是不行的,还必须把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运用规律,这样才能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真正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继承与借鉴中进行方法创新,有利于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体现鲜明的时代气息和前瞻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发展总是始于问题,当原有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不能解决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所提出的新课题时,方法的创新与发展就被提上了日程。思想政治工作者要与时俱进,实事求是,从现代人思想道德发展的客观规律与精神活动入手,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载体途径等方面进行创新研究,这样才能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不断推陈出新,永葆青春活力,魅力四射。总之,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的科学构建会使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形成、变化以及发展规律清晰化,从逻辑上表明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表明它们的顺序性和层次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的建构需要不断完善,使其日益系统化和理论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