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3-08 18:05:3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马克思经济学，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作者简介]林建红，韩山师范学院政法系副教授，广东 潮州 521041
[中图分类号]F091.91；17091.3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8)12-0045-04
马克思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都以制度为研究对象，它们之间存在着某些相似之处，但也存在着许多根本性的区别。研究两种理论的异同，在坚持马克思经济学的同时，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合理因素，对于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理论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理论体系比较
(一)逻辑起点和起始范畴
任何经济学理论体系都有其逻辑起点和相应的起始范畴或概念。
1 《资本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资本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是商品理论，其起始范畴既不是资本，也不是产权，而是“商品”。当然，这个“商品”是资本主义的商品，不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过的商品。马克思认为，“商品”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一般的形式，“商品”范畴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一般的范畴，在其中包含了能够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矛盾的各种矛盾或矛盾的萌芽。
这一逻辑起点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演变顺序一致的。商品既是马克思资本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也是资本关系发展、演变的现实起点。资本并非一开始就表现为资本，它经过劳动力的购买并实现了货币的增殖，才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也是由商品所有权规律演变而来的。所以，商品关系是资本关系的历史演变的现实起点。
马克思分析了商品的二重性和决定商品二重性的劳动二重性，揭示了蕴涵在商品中的矛盾：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矛盾、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从而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而资本的一切矛盾，也在商品分析中得到初步的揭示。这些矛盾正是资本内在矛盾的胚芽，是资本矛盾最抽象和最一般的形式。
2 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是对企业性质和存在原因的分析，“企业”是其起始范畴。
“企业”是一种组织，是市场经济中的主要的微观主体或经济细胞。正统微观经济学对企业的研究构成了其厂商理论，但它把企业视为一个既定的主体，一个既定的存在，一个与其他个体一样的追求利益最大化者来看待，它所分析的是企业如何运行以达到利润最大化。至于企业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如何?正统经济学没有回答。科斯的理论构建，则从探讨企业的本质及产生原因开始。
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是交易费用理论，“交易”是其对经济活动分析的基本单元，又是现实经济活动中最普遍、最一般的活动。科斯从企业分析开始切入，对企业本质、产生及规模变动原因的逻辑追问，直接引出了“交易费用”的存在，从而修正或否定了正统经济学的“零交易费用假设”，也开始了交易费用理论的构建。“交易费用”理论是整个制度经济学的基础，后面的分析都是围绕着各种各样的交易及其成本展开的。科斯认为，市场交易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优的或最有效的。因为市场交易本身是有代价的，即存在交易费用。然而，为什么不能把所有交易都纳入企业内部呢?因为企业内部交易也是有成本的。于是，在二者之间就有选择的必要，企业规模与市场交易就有一个边际均衡点。这样就进入了交易方式或交易规则的选择问题，也就是制度选择问题了。
科斯在分析“企业本质”、“企业存在及规模变动原因”等问题时，已经将“交易费用理论”的基本框架建立起来了，后继的其他产权经济学家无非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要么补充和完善交易费用理论，要么是将这一理论作为分析工具，运用到其他具体领域。
(二)核心范畴
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资本”与“剩余价值”。它们本质上是一个范畴。因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剩余价值体现的关系就是资本关系。而对“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分析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即对资本产权制度的分析。
产权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交易”与“交易费用”。不过，与“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关系不一样，“交易费用”并非是“交易”的本质，“交易”是人们从事的活动，“交易费用”是人们在活动中消耗的资源或代价。“交易费用”只是揭示了“交易”中有成本这一事实而已。
(三)理论主线
所谓理论主线是指贯穿一个理论体系的逻辑主线，它将各个理论构件或组成部分串成一个整体。
《资本论》的逻辑主线是对剩余价值或资本增殖的分析，剩余价值理论是贯穿整个体系的主线。整个《资本论》，从头到尾，都以剩余价值的分析为核心。从总体框架看，《资本论》第一卷研究资本如何增殖或剩余价值如何产生；第二卷研究剩余价值如何通过流通，使其增殖部分得以实现；第三卷研究剩余价值如何在不同的资本家阶层之间分配；第四卷研究剩余价值理论的发展史。其不同卷、篇、章、节中的具体理论，也都贯穿这一主线。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主线是产权的交易费用分析，交易费用理论贯穿在其理论体系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
两条主线各自在其理论体系中发生作用的方式或把理论构件联系起来的方式是有差异的。
剩余价值理论是作为马克思经济学一切理论构件的内核而存在的，它是任何一个理论组成部分的实质。例如，劳动价值论是为剩余价值理论奠基的，揭示商品价值的源泉，其真正目的和作用在于揭示剩余价值的源泉；对资本生产过程的考察，实际上是研究剩余价值生产的理论；对资本循环、周转，对资本再生产的分析，是为了研究剩余价值实现的规律；对利息、利润、地租等的分析，是研究剩余价值在资本家阶层分享的转化形式。
“交易费用”并非每个理论构件的实际内容，而是其中的方法或工具。用它分析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构建企业产权理论；分析制度变迁，构建制度变迁理论，等等。
(四)主要理论组成部分
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组成有两种划分意见：一是按《资本论》四卷的逻辑顺序，分成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剩余价值流通或实现理论、剩余价值分配或分割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史；另一种则超越四卷的先后顺序，将其划分为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再生产理论、资本积累理论、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理论、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理论等。两种划分都能成立，而且不矛盾。
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构件是松散的。“交易费用理论”是其核心部分。以交易费用理论作为工具分析的理论，包括：(1)企业性质理论；(2)企业产权结构理论；(3)制度变迁理论；(4)法律经济学等。
二、方法论比较
从整体上看，两种理论范式建立在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基础上，有着不同的分析方法、概念和理论逻辑。
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含义和内容一般概括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变化都是由客观规律决定的，具有必然性，最终的决定因素是生产力，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生产力发展状况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分配、交换关系的规律也不同。这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和整体主义的分析方法。
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哲学基础是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三者合一，本质是自由地追求个人功利。它遵循的是古典主义的个体分析方法。这种方法认为，一切社会现象都应追索到它们的个人行为基础，都必须从个人的角度来分析阐发；个人的目的或偏好是经济学分析的出发点和基石，必须把个人的有目的性放在首位。因为，个人根据他们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动，个人的有目的性乃是一切社会行为的起因。
三、产权理论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与新制度经济学定义的产权有许多共同之处。(1)它们都认为产权是财产权，不是单一的权利，而是一系列权利的组合体；(2)它们都认为产权可以分解；(3)它们都认为产权是一种法权。
尽管如此，通过比较，我们还会发现二者有许多不同之处。
(一)产权的本质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的归属是所有制的本质规定，财产权利是所有制的法律形式，经济上的所有制关系决定法律上的财产权利。而诺斯则认为“产权的本质是一种排他性的权利”，是一种私有权。产权是其制度理论的核心范畴，并认为法权(产权)关系决定经济关系。
(二)产权的形成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所有制及所有权(产权)的形成与发展同社会生产力水平及变化相联系。而诺斯则认为“产权的出现是国家统治者的欲望与交换当事人努力降低交易费用的企图彼此合作的结果”。
(三)产权的功能
马克思经济学强调所有制对社会制度的性质以及社会公平的影响。而新制度经济学则强调产权的激励功能与效率功能。
四、制度变迁理论比较
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仍然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1)经济人是制度变迁理论的基点，只有个人才进行选择和行动，集体是无法选择和行动的；(2)与经济人相联系的成本一收益法是“标准经济学方法”，也是制度变迁理论的核心分析方法；(3)制度变迁取决于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平衡，是制度非均衡走向均衡的过程，是经济人在成本约束下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趋利过程；(4)国家拥有利用暴力“规定和强制实施所有权的地位”，它以提供“保护”和“公正”的服务换取统治者的收益，一旦制度创新会使统治者私人收益超过私人成本，制度调整就势必发生；(5)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它有利于克服搭便车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资源的非市场配置及降低社会经济运转的费用。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1)人类的生产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因此，人类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变迁，主要应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迁来解释；(2)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与激化，从而引起社会经济制度乃至社会经济形态的变革与革命；(3)人类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在社会经济关系中，主要体现在不同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或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决定了不同社会制度变革的性质、方式和程度；(4)制度变迁的主体是代表生产力的社会集团或阶级，阶级斗争在制度变迁中起着杠杆作用；(5)制度变迁的动力源泉在于现有的各种法权关系或社会制度不能适应潜在生产力的实现和发展，致使掌握新的生产力的社会集团为获取自己所能控制的、潜在的、新的收益而推动制度的变革；(6)由于社会基本矛盾和不同社会利益集团矛盾的性质不同，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式是不同的；(7)尽管国家、社会意识形态对制度变迁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并且不同的民族文化差异会影响到制度变迁的模式与方式，但起决定性作用的仍是社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的差异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差别与制度变迁模式差别的客观根据与决定因素。
五、几点结论
1 马克思经济学从人类社会历史变迁的宽广角度，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发展与灭亡的规律，着重分析资本与雇佣劳动、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对立，指明社会制度变迁的方向，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提供思想武器；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是在肯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研究如何修补、完善私有产权制度，以减少制度的磨擦，提高经济绩效。前者是宏观的、整体的、深刻的，对人类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变迁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后者是微观的、个体的、精细的，对调整企业、个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提高经济效益，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 马克思经济学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引入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范畴，分析了人们在历史形成的生产方式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分析了由这种关系所决定的不同的利益集团或阶级，揭示这些集团和阶级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相互关系的变化，从而较好地解释了人类历史上重大社会制度的变动。
但由于它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矛盾、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上，而对资本家之间、资本家的企业与企业之间以及像个人的心理活动、行为选择等微观个体的行动特征的揭示，没有列入自己的分析框架内，或者没有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因而，它对基本经济制度相对稳定条件下的、日常的、微观的企业制度变迁缺少针对性较强的分析。
3 新制度经济学以个体主义的分析方法来解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释制度变迁的原因与机制，强调个人理性与个人选择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把制度变迁归结为个人之间相互博弈与相互交易的结果；但它没有分析决定个人理性与个人选择的社会经济条件，以为个人可以随意地进行选择，这就难免陷入唯心主义泥坑，无法解释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因与实现条件。
不过，新制度经济学对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心理、行为特征及其对制度选择和制度变迁的影响的分析，对于在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相对稳定情况下的企业制度和产权结构的微调，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生态经济思想；比较研究对于“生态问题”，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均作出了较为详尽的阐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生态经济思想。马克思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结合社会发展现实，将生态问题内生化，研究了生态问题的起源、本质和解决途径，并得出了科学的结论。西方经济学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将生态问题外生化，从生产和消费角度分析了生态问题产生的原因及解决途径。在剖析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生态经济思想的基础上，比较分析二者的时代背景、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基本内容和结论的异同，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这两种生态经济思想。
一、马克思经济学的生态经济思想
生态经济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经济学认为，马克思经济学较少关注生态环境问题，而将研究重心更多地放在了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结构的分析上，忽视了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复杂性，缺乏可持续发腱的理念。这显然是一种误解。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枢纽，马克思将其生态思想渗透在对劳动与劳动过程的分析之中。
(一)劳动与劳动过程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生态经济思想的基石
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是人类的物质资料生产。马克思认为，“劳动或实践是人的本质”，“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在一定社会关系下进行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劳动是调整人与自然界之间物质变换的途径，“劳动过程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是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一边是人及其劳动，另一边是自然及其物质。”劳动与自然之间的联系不仅体现了物质与人的关系，同时也体现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的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
(二)劳动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
马克思以劳动是人类有目的的、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为起点来考察劳动，认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是劳动的本质，它是所有社会形态所具有的普遍关系，而这种普遍关系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它不以社会形态为转移。马克思明确指出，“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他将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称为“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此外，马克思认为，人通过创造性劳动占有外部世界，通过社会劳动感知并支配自然，所以“劳动的本质就是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在马克思看来，当人通过社会劳动与自然发生物质变换关系并改变外部世界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所以，社会劳动使自然界人化或人的存在对象化。劳动使人成为社会化的人，使改变自然界的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变成社会化的活动，从而使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成为社会中普遍的生态关系。
(三)劳动过程既是物质交换过程也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劳动过程既体现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也体现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指出：“劳动过程首先要撇开各种特定的社会形式来加以考察。”劳动过程是人们从对自身有用性角度出发有目的且有意识地利用自然物质的活动过程，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的实质。在考察商品的基本属性时，马克思指出，商品体现了使用价值和价值的辩证统一关系：使用价值是商品的自然属性，反映了商品生产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反映了商品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在阐述劳动二重性理论时，马克思指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辩证统一于商品之中：具体劳动生产商品的使用价值，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抽象劳动生产商品的价值，反映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时，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体现了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辩证统一关系：劳动过程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价值增殖过程体现了剥削性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不仅加快了人类攫取自然界物质和能量的速度、深度和广度，还决定着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发展的全部过程，决定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灭亡。马克思把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纳入了社会关系中进行研究，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被资本雇用意味着连接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转换方式被资本所雇用，因此，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求促使资本家支配更多的生产要素。资本主义经济的飞速发展是依靠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手段在它的两端产生了不同的后果而换来的：在人与自然的一端，表现为资源耗竭与环境退化等生态环境问题；在人与人的一端，表现为贫富差距扩大、生产生存环境恶化以及社会矛盾激化等问题。而一切问题的根源都来自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求。
(四)生产经济关系是生态关系与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
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在这段论述中，马克思不仅揭示了生产过程中应当包含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而且还指明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体现了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人类自身的生产活动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二者是辩证统一的。显然，马克思将人类社会系统和自然生产系统纳入了自然——人——社会所构成的大系统中，因此，生态关系与经济关系也是内存统一的，它们构成了生产经济关系。
二、西方经济学的生态经济思想
(一)古典经济学的生态经济思想
经济学研究从其起源开始，就将经济活动与自然资源之间的关系纳入了研究范畴之内。如果
从重农学派算起，两方经济学迄今已有250多年的历史，大体经历了古典、新古典和当代西方经济学三个阶段。从英国古典经济学奠基人威廉·配第开始，经济学家们就已经认识到自然条件会约束劳动创造财富的能力。配第将劳动和土地看作是价值的两个同等重要的源泉，并提出了“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及其能动要素为财富之父”的论断。尽管后来的西方经济学将研究重点从价值论转向社会经济方面，劳动和资本逐渐成为研究的焦点问题，但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问题仍然没有脱离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从马尔萨斯开始，西方经济学逐渐意识到资源承载力和环境容量将会约束经济增长。在《人口原理》和《政治经济学原理》中，马尔萨斯认为，由于人口和收入是以幂指数形式增长的，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也将呈幂指数增长，但自然资源的供给是有限的或是以线性形式增长的，以幂指数形式增长的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会超过固定的或线性增长的自然资源的供给。因此，资源的稀缺不会因为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而有所改观，而将是一种绝对稀缺。李嘉图将其生态思想建立在萨伊定律、土地收益递减规律以及马尔萨斯人口法则的基础之上。他也看到了人口增长给生活资料带来的压力，并认为自然资源的空间分布是不均匀的，自然资源之所以稀缺是生产率较高的自然资源的相对稀缺。对此，他提出了自然资源的“相对稀缺论”。在解决自然资源相对稀缺的问题上，李嘉图主张技术进步的作用，认为优质资源的相对稀缺不会成为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鸿沟。穆勒将稀缺概念引入广义的环境分析中，提出并建立了“静态经济”的概念。在他看来，自然资源、环境、人口和社会财富应保持在一个相对静止的稳态，为了防止出现食物短缺和自然环境的退化，该稳态要远离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供给极限。在穆勒看来，劳动、资本和自然资源构成了生产的三个要素。他认为，依据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是无限的，所以劳动不会成为生产增长的限制因素，而资本的增加取决于储蓄率的大小，其总额限制了生产的发展。此外，土地作为一个重要的生产要素，由于存在边际收益递减效应，所以土地也会制约生产的发展。
(二)新古典经济学的生态经济思想
在新古典时期，人口增长、资源稀缺等问题遭到了压制，但他们并没有从西方经济学研究中消失。霍特林提出了非再生资源的最优开采率，确信价格在替代资源开发、经济持续增长中的作用，认为可以仅由资源的效用来衡量社会福利最优，而无须政府的干预。庞巴维克认为，土地和资本应该与耐用消费品处于同一集合，土地地租和矿藏地税应该等同。索利首次根据边际效用原则探讨了采掘业的价值问题，他推进了穆勒的矿业生产中存在现在与未来矛盾观念的分析，认为次级矿藏不能无限地持续下去，而次级土地是可以的，所以李嘉图的农业地租理论不适用于矿业；自然资源最终的耗竭证明，即使最坏的矿藏，一旦涉及价格，矿产地税就是正当的，而最坏的农业用地则不可以缴租。马歇尔首次引入了外部性概念，认为商人们没有支付市场的外部成本，而是分享了那些利益。布坎南和斯塔布尔宾认为，外部效应打破了经济学中资源最适宜配置的条件，然而彻底消除外部性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当的，因此，马歇尔的原理可以作为辨明社会最可接受的副作用标准。新古典经济学始终认为，市场价格是由供给和需求的均衡所决定的，一所以生态环境问题也可以通过价格和产权来调节。
(三)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生态经济思想
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经济学开始了凯恩斯主义革命。此时，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并存，而西方经济学的生态经济思想也沿着这两条道路不断发展。庇古是干预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他认为，自由市场经济不可能总是有效地运行，因此，在推进经济福利目标上需要政府干预。“人们自然而然地倾向于将其过多的资源用于现在的服务，而将过少的资源用于未来的服务，鉴于这样的‘自然’趋势，除非政府在分配方面进行利益补偿，否则，政府进行任何人工于预以支持这种趋势，必将减少经济福利。”关于资源破坏问题，庇古认为，“市场力量常常无助于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资本的创造或者保存”，“从性质上看，政府既是未来人，也是当代人的受托人，如果必要的话，需要依据法律监督和行动，以保卫本国可耗竭资源免受过早或者不顾一切的开发”。关于可耗竭资源的理性使用、环境质量的保护、限制过度消费、推进节制等，庇古提出了国家补贴、税收和立法等解决方案。凯恩斯虽然没有围绕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展开广泛论述，但他对人口增长、自然资源富足抱有乐观态度，他认为，“从现在起，我们不需要期盼如此大的人口增长。进入黄金时代的节奏，将部分地依赖我们控制人口的能力，这个我们能够做得到。”尽管国家干预主义学派的目标是促进资源有效配置，但在政府干预中却出现了“政府失灵”，因此，市场又成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另一条道路，并逐渐形成了基于所有权的经济自由主义流派的生态经济思想。科斯从所有权角度指出，在交易费用为零的前提下，只要自然资源的产权已明确界定并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那么交易的任何一方拥有产权都能带来同样的最优配置结果，这可以通过双方之间的谈判自然实现，产权赋予不同的人只会带来收入分配结果的不同。然而实践证明，科斯的理论依旧具有很大局限性。此后，戴尔斯和蒙哥马利又提出了颁布市场污染许可证等措施来控制污染的思想。
(四)西方经济学生态经济思想的新发展
由于当代西方经济学将其研究重点放在了究竟依靠政府还是市场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方面，而对支持人类经济系统的生态环境缺乏系统研究，因此受到了自然科学家的抨击。在20世纪60～70年代，以埃里奇的《人炸》和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考察了人口对土地、水资源、空气、自然资源采掘和生产部门的压力。尽管当时的主流经济学家以技术进步对日益严重的环境与资源问题的缓解作出了解释，但是这种论战引发了更多的关于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关系问题的思考。以肯尼思·博尔丁的《飞船地球》和赫尔曼·戴利的《稳定的经济》等为开端，西方经济学家对传统的无节制增长的观点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生态经济学随之迅速发展起来。
三、两种生态经济思想的比较
两种生态经济思想的相通之处主要体现在：第一，两者都以事物的普遍联系为出发点，将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纳入制度、文化和自然界的大系统之中。第二，两者都要求人与自然必须保持和喈统一。两者都认为人类与自然具有统一性，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破坏自然就是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第三，两者在生态问题上都表现出了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精神。两者都要求人们在利用和改造资源环境的同时，必须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发展的能力构成危害。
尽管两种生态经济思想之间存在一些相通之处，但是两者的差异性却是根本的。具体表现
在：第一，两者的研究方法存在差异。马克思经济学生态经济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是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研究方法是描述、演绎、归纳与推理等方法。两方经济学对生态问题的阐释更多地出现在当代西方经济学之后，研究的时代背景已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研究假设是理性人假设，研究方法以实证分析为主，同时也存在规范分析。第二，二者的研究进程和逻辑不同。马克思经济学以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基点，运用历史唯物论考察经济现象，以劳动既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又是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为出发点，不仅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方式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内在矛盾关系，而且还将其运用到商品生产与交换过程的考察中，通过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追求剩余价值对自然和人的属性的破坏性后果，指出了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同一生产过程的辩证统一，从而将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将生态问题纳入了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之中。西方经济学以人口增长同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为研究起点，借助萨伊定理、有效需求理论、外部性等理论，对生态问题进行自然科学角度甚至是量化的诠释，他们将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归结为生产和消赀问题。可见，二者最大的不同在于，马克思经济学认为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内生的，而西方经济学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是外生的。第三，两者对生态问题解决方法存在差异。马克思经济学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在考察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得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由绛济危机转向生态危机的结论。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类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组成部分不能同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马克思认为，彻底解决生态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消亡，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消亡只能依靠其自身矛盾运动的积累。而西方经济学内部对于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出现了较大分歧。国家干预主义主张依靠政府即“看得见的手”干预市场，在国家补贴、税收和立法的协助下解决生态问题；基于产权理论的经济自由主义流派主张依靠市场即“看小见的手”，在产权明晰的前提下，通过市场来解决生态问题。南此可见，西方经济学的生态经济思想是一种对现实生态环境问题的危机呼吁，而马克思经济学是站在辩证唯物和历史唯物高度对生态问题的宏观考量。
关键词：绝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短期生产；长期生产；相融性
生产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绝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和短期生产、长期生产概念是两大经济学体系中生产理论的基本概念。这两组概念虽然在内涵表达和论证方式上有明显区别，但这两组概念所描述的生产形式在实现过程中则表现出明显的相融性。
一、马克思经济学关于生产剩余价值的相关论述
（一）生产剩余价值的两种方法
马克思说：“我把通过延长工作日而生产的剩余价值，叫做绝对剩余价值；相反，我把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应地改变工作日的两个组成部分的量的比例而生产的剩余价值，叫做相对剩余价值。”
（二）生产剩余价值的影响因素
1.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影响因素
关于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主要取决于工人工作日的界限。工人的工作日长度一定在必要劳动时间以上，否则就不能生产剩余价值。马克思认为，必要劳动时间只能是工人的工作日的一个组成部分，工人的工作日不会缩短到必要劳动时间这个最低限度。同时，工人的工作日也不能无限延长。其最高界限取决于如下两点：一是工人劳动力的生理界限。工人的劳动日不能排挤恢复其劳动力的必要的休息时间。此外，工人工作日的增加还存在社会道德界限。工人必须有足够的时间满足其精神生活需要和社会生活需要。这些需要的数量和范围由一般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状况所决定。因此，工人的工作日是在生理界限和社会界限之内变动的。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第八章《劳动日》的第二至第七个问题中，马克思论述了英国的工厂主对剩余劳动的贪欲、无法律限制的对劳动进行榨取的英国各个产业、日间和夜间的轮班制度，以及英国工人阶级为争取标准劳动日而进行的斗争。
2.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影响因素
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要依靠与劳动力自身生产和再生产相关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的普遍提高实现。各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的普遍提高，是通过单个资本家追逐超额剩余价值实现的。超额剩余价值，即是单个企业产品的个别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差额。这一差额的大小，取决于单个企业在生产工艺、技术装备、管理效率等方面领先于社会平均水平的程度。某企业在以上这些方面越是领先于社会的平均水平，其产品的个别价值越是低于社会价值，该企业所获得的超额剩余价值就越多。随着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当新的生产方式被普遍采用，因而比较便宜地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个别价值和它的社会价值之间的差额消失的时候，这个超额剩余价值也就消失”，“因此只有当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扩展到同生产必要生活资料有关的生产部门，以致使属于必要生活资料范围、从而构成劳动力价值要素的商品便宜时，一般剩余价值率才会最终受到这一整个过程的影响”。所以，劳动生产率的发展和相对剩余价值的增加成正比，和商品价值的降低成反比。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篇的第十一到第十三章，马克思从协作、分工和工场手工业、机器和大工业三个时期，随着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具体形式的演变过程。
（三）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之间的关系
关于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说，生产绝对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般基础，同时是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起点。就生产相对剩余价值讲，工作日起初就分为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这两个部分。为延长剩余劳动，就要以较少的时间生产出工资的等价物，从而缩短必要劳动。生产绝对剩余价值只同工作日的长度有关；生产相对剩余价值使劳动的社会组织和技术过程发生根本变革。
二、西方经济学关于短期生产和长期生产的相关论述
（一）短期生产和长期生产的含义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其著作《经济学》第二编《微观经济学：供给、需求和产品市场》第六章《生产和企业组织》中，对短期和长期做了如下的定义：“考虑到时间在生产和成本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区分两种不同的时期。我们定义短期（shortrun）为这样一个时期，在该时期里，企业能够通过改变可变要素，如原料和劳动，但不能改变固定要素（如资本）来调整生产。长期（longrun）定义为一个足够长的时期，以至于包括资本在内的所有生产要素都可以得到调整。”
（二）短期生产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短期内，固定投入要素不变，随着可变要素投入量的增加，会出现产出的边际收益递减现象。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表明，当其他要素投入固定时，伴随某一要素投入量的持续增加，新增加的产出越来越少。或者说，在其他要素投入固定时，伴随某一要素投入量持续的增加，其每一单位要素投入的边际产量将减少。同时，萨缪尔森也承认，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是一条可以被广泛遵守的经验性规律，而不是一种普遍真理。在论述短期生产时，萨缪尔森以日本的钢铁生产对于需求变动做出反应的可能方式为例，说明了短期生产的具体形式。譬如说“日本钢铁公司只利用了其高炉生产能力的70%。现在，由于日本或加利福尼亚的地震导致钢材的需求量突然增大。为适应钢材的高需求，该公司当然可以延长工作时间，雇佣更多的工人，发掘工厂和设备的最大潜力。凡在短期内能够得到调整的要素都称为可变要素”。
（三）长期生产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长期内，当各类投入要素的数量增加时，会引起生产的规模报酬问题。所谓规模报酬问题，即是“投入规模的增加对产出量的影响”问题。萨缪尔森把长期生产的规模报酬问题区分为三种情况：1.规模报酬不变，所有投入的增加导致产出以同样的比例增加；2.规模报酬递增，所有要素投入的增加导致产出水平以更高的比例增加；3.规模报酬递减，全部要素投入的同比例增加导致总产出以较低的比例增加。萨缪尔森分析了在长期生产中，引起规模经济的重要因素——技术变革。萨缪尔森说：“自20世纪初以来，经济史所记录的美国的总产量的增长幅度超过了10倍。这其中一部分归功于投入的增加，例如劳动和机器。但是产量增长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技术变革”。技术变革是指生产劳务与物品的过程的改良，原有产品的革新，或者新产品的推广。技术变革可以分为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两种形式。前者是指对原有产品采用改良的或新的生产技术，后者是指新产品或改良产品被推广。并且，萨缪尔森认为，“产品创新比工艺创新要难以量化得多，但从长期来看，它是提高生活水平更为重要的因素”。在《经济学》中，萨缪尔森同样以日本的钢铁生产对需求的長期增加做出的反应为例，分析了长期生产的实现方式。在长期中，日本钢铁公司可能采用更加有效的生产技术，铺设轨道联接，安装计算机控制的系统，或者建造一个新的钢铁厂。当所有的要素均可以调整时，钢的产量就可以大大增加，效率水平也会得到提升。最后，萨缪尔森概括了生产率、规模经济和技术变革之间的关系：“生产率由于规模经济和技术变革得以增长。规模经济和大规模生产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成为促进生产率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
三、绝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与短期生产、长期生产的相融性
马克思经济学中的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问题，与西方经济学中的短期生产和长期生产问题，从不同的角度概括和描述了社会生产的两种不同要素使用方式。生产绝对剩余价值与短期生产之间、生产相对剩余价值与长期生产之间，在要素使用方式和各自的影响因素上，具有明显的一致性。
（一）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与短期生产的相融性探析
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在要素投入方式上主要表现为，在其他要素投入（主要是固定要素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劳动要素的投入量。在实际生产中，这种生产方式是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增加雇佣工人的数量等实现的。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早期，主要是16至18世纪中期，这种生产方式是资本家提高产品数量，增加企业利润的主要方式，也是企业间开展竞争的主要方式。由于资本家提高单个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增加其劳动强度会受到生理和社会因素的限制，所以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的持续增加更主要依靠增加雇佣工人的数量。企业所雇佣的工人人数，往往也成为衡量企业盈利能力和竞争地位的主要依据。在那些能够很容易吸纳劳动投入的行业，比如采掘业、资本主义的大农场等领域，这一影响表现得最为明显。西方经济学中的短期生产理论，以与马克思经济学不同的话语体系再现了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萨缪尔森在其著作中直接以“延长劳动时间、雇佣更多的工人”为短期生产的最典型方式。所以，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短期生产的相融性表现在，它们都是在固定要素投入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增加可变要素（主要是劳动要素）的投入而进行的生产。
（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与长期生产的相融性探析
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微观基础是单个企业对超额剩余价值的追逐。超额剩余价值的实现，来源与企业产品的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差额。这一差额的大小，究其实质来源于企业的个别劳动生产率领先于部门劳动生产率的程度。单个企业个别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往往与企业规模的扩大同时发生。这就意味着，单个企业对超额剩余价值的追逐，从而整个社会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是以企业规模的扩大，即包括固定要素和可变要素投入的全要素投入增长为起点的。从18世纪中后期开始，随着第一次产业革命的发生和扩展，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固定要素投入规模的扩大，越来越依赖于采用先进的、效率更高的机器设备，越来越依赖于提高生产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随着各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普遍的、持续的提高，与劳动者的再生产相关的生活资料生产部门，其产品的社会价值逐渐降低。在这样的背景下，劳动者为自己生产所需的必要劳动时间减少，剩余劳动时间相应延长，从而全社会的一般剩余价值率提高，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得以实现和增长。事实上，西方经济学的长期生产理论，不过是以不同的话语体系再现了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方式。在长期生产中，为了满足市场需求的长期、持续的增长，企业会通过调整各类生产要素的投入量进行生产，以此获得最大的利润。长期生产的过程，既表现为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也表现为企业在生产中所使用的技术水平的提高和产品、工艺的创新。萨缪尔森在其著作中例举了日本钢铁公司通过“增加新的、更加有效的生产工艺，铺设轨道联接或安装计算机控制的系统，或者在墨西哥建造一个新的钢铁厂”来满足市场对钢铁需求的持续增长的实例。这一实例既体现了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也反映了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这一实例既是企业长期生产的实现过程，也是企业通过提高自身劳动生产率获得超额剩余价值，推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过程。
可见，生产相对剩余价值和长期生产，都需要在较长时期内实现，都需要通过调整企业全要素的投入数量实现，都需要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在生产中的有效应用实现，都需要通过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和创新实现。这就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和长期生产的相融性。
四、研究启示：实现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技术和具体方法层面的融合发展，是马克思经济学创新研究的有益探索
诚然，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上存在着明显差异。就研究对象而言，马克思经济学把生产关系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作为研究对象。西方经济学把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作为其研究对象。不过，在经济学所涉及的研究范围中，总会有一些共同的概念、范畴、原理，两大经济学体系在研究这些概念、范畴和原理时，必然会使用一些共性的研究思路和分析方法。事实上，部分国内学者已经注意到了两大经济学体系在具体的论证方法上的相通之处。辽宁大学杨玉生教授指出，在经济科学中，经常存在一些相同的范畴，处理这些相同的范畴，就应该采用相同的分析方法。杨玉生教授特别强调，就价格、利润、工资等数量关系来讲，马克思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同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没有根本的区别。
所以，从基本概念和理论，进而从具体的研究技术与方法上探索和论证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相融性，并非本文所独创。这种相融性已经在国内一部分知名学者中形成了共识。如果我们能够以客观的态度和开放的胸襟看待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两大理论体系之间进行概念、范畴和具体研究方法的比较和转化，就能够在明确两大经济学体系在阶级属性上的根本区别的同时，对二者的科学性有更全面的认识。在这种认识的指引下，以马克思经济学为主体，全面探索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共性的、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技术，从而开拓和推动马克思经济学的创新研究。
参考文献：
[1]马克思（德）.马克思《资本论》节选本[M].人民出版社，2008.
[2]保罗·萨缪尔森（美），威廉·诺德豪斯 （美），萧琛 主译.经济学（第17版）[M].人民邮电出版社，2007.
一、自然之物与劳动、资本的通约——寻找不变的价值尺度
分工和交换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起点,是经济学最基础的分析层面。马克思经济学和以正统自居的新古典经济学都是从这里着手开始经济理论体系的搭建。两者都遇到了同样的技术性间题:为使交换成为现实,必须构造出相互交换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体系。除去两者所被赋予的不同意识形态,其实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对同一问题的回答。其根本的区别在于,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决定财富的生产要素是土地、劳动、资本的三位一体;马克思经济学认为资本从逻辑上讲只能是自然和劳动的产物,所以在这些要素中,只有土地和劳动才是有关财富形成的终极要素。
认为价值是由土地和劳动共同创造的第一人是配第。配第在考虑价值量的决定时企图把土地和劳动通约,他用土地的面积、自然年生产力和劳动者的谷物工资及劳动时间来进行劳动和土地之间的换算。川但是他受到了重农学派的影响,没有解释作为土地之外的自然之物与劳动之间的通约。为克服这一间题,斯拉法也作了解答。假定商品是用商品生产出来的,即A商品的价格由生产A的劳动以及为生产A所耗用的B,C,D……Z商品来决定,这样就得到一个方程;同理B商品的价格又由生产B的劳动以及为生产B所耗用的A,C,D……Z商品来决定。依次推理,C,D……Z商品都可以作出如上分解,从而构成一个庞大的物质生产的投人一产出方程组。加上劳动变量,消去一元,求解该方程,就得到了一种相对价格体系,川也就是李嘉图苦苦追求的“不变的价值尺度”。这个理论完美地实现了劳动与物质的通约。斯拉法通过“标准生产体系”,用数学证明了利润与工资分割经济剩余的比例不会对价格体系产生影响。也就是说,通约后的价格体系可以换算成以劳动时间计量的单位,并且不再受资本构成的干扰。这就提高了劳动价值理论的纯洁度,解决了李嘉图面临的难题。但是斯拉法的生产体系是线性的,意味着这种价格体系只是在固定不变的技术条件下才能够成立。在一个动态的技术可以变化的社会里,价值尺度将会受到影响。
斯密面对这一难题,干脆抛弃了自然之物。而马克思非常重视自然之物与价值之间的关系。他批驳了财富是由人类劳动唯一生产出来的观点,认为自然之物构成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马克思通过定义明确区分了财富与价值,排除了自然之物的原始价格对劳动形成的价值量的影响。但是这样就产生了一些问题,财富归根到底都可以分解为自然与劳动,而不可能分解为单一的劳动。那么这个“终极之物”是如何定价的呢?
人类社会之初,假设自然资源是充沛并可自由支取的,如阳光与空气,必定没有价值和价格,因为它们不是交换的对象。一旦出现了稀缺,就会有先占权或暴力创制的种种产权。马克思写道:“只有一个人事先就以所有者的身份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看作隶属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这些产权的取得,显然是来自于先于生产和交换的非生产的制度因素,它赋予自然资源以垄断价格,使“不具价格的东西也获得了价格”。简化掉开采成本的影响,它是权力对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再分配,它的量的决定是权力斗争的结果,即维持资源产权的资本化费用参与剩余价值分配从而获得地租的过程。所以诺思称赞马克思所强调的所有权在经济组织中的重要作用是重大贡献。
自然资源的资本定价理论是由当代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索罗较早提出的。他试图深究三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他把资源视为资本,扣除开采成本和供求的影响后,当预期的资源市场价格上涨幅度高于利率时,业主就倾向于较早开采,反之亦然。这样根据利润最大化的假设所达到的均衡,按照现实的开采量和利率,就可以倒求出现存资源的价值,完成自然资源与资本的通约。然而资源存量的勘察开采和转换替代取决于不确定的技术条件。一般来说,资源存量是未知量,而存量的多寡将直接影响价格体系和对未来价格的预期,使得情况更加错综复杂。
用现金流资本化的方法把资源与资本通约存在同样的问题,不仅要假设利率不变,还必须假定现金流是永续和稳定的。自然资源所带来的垄断利润和租金在长期中不可能保持稳定。不确定的技术和自然资源存量的变化将对现金流产生直接的影响。
两大经济学范式都试图把自然之物通约掉,使用的方法不同,是为了服务于不同的目的。新古典经济学把一切能够带来稳定的现金流的东西统统资本化,是为了论证给这种现金流带来保障的制度的合理性;而马克思要揭示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断增殖的社会过程中的矛盾,所以必须把规模报酬递增内生化。报酬递增的规律只有在价值的世界里才能找到,自然世界受物质和能量守恒原理制约,不可能产生报酬递增,所以马克思要抽象掉使用价值对价值的影响。无论如何,把自然之物通约掉,可以使我们集中讨论劳动和资本这个更为核心的问题。
二、不同劳动之间的通约—实践尺度与理论尺度的背离
劳动价值论必须解决不同种类的具体劳动之间的计量及可加性的通约问题。马克思用劳动时间来计量同质的抽象劳动,但对不同的具体劳动之间的换算通约却没有过多涉及。
马克思排除了劳动者的察赋差异,认为人类抽象的劳动是同质的。斯密也是这样。他认为:“人们天赋资质的差异实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人们到了壮年,分别选择不同的职业,好象是由于不同的天资,但在多数场合,天资的差异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然而在现实中,“由于总体工人的各种职能有的比较简单,有的比较复杂,有的比较低级,有的比较高级,因此他们的器官,即各个劳动力需要极不同的教育程度,从而具有不同的价值。因此工厂手工业发展了劳动力的等级制度。与此相适应的是工资制度”。
马克思用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换算来说明不同等级的具体劳动之间的通约,“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起了自乘的劳动的作用,或者说,在同样的时间内,它所创造的价值比同种社会平均劳动要多”。至于这种换算所必须的自乘系数又是什么决定的,马克思认为,“各种劳动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但是马克思没有详细论证这种“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从而留下了广阔的探讨空间。
庞巴维克对此进行质疑:“依照什么比例复杂劳动产品的价值可以转化为
简单劳动,这是不确定的,不可能预先根据复杂劳动所固有的任何性质加以确定。它只是实际交换关系所决定的实际结果。”这个批评可以说是切中要害。要把现实中不断生成变化的“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在理论上用简单倍乘系数固定地表达出来,无疑是极其困难的。对此,希法亭辩护说,庞巴维克把揭示价值规律的“固有性质”的“理论尺度”同作为“实际结果”的“实践尺度”混同起来了。在希法亭看来,理论尺度似乎没有必要和实践尺度相吻合。希法亭为马克思的辩护,如同麦克库洛赫为李嘉图的辩护,并没有为劳动价值理论增添有分量的理论价值。这种价值尺度的两分法实际上等于承认了两种尺度之间的背离。要想取得理论上的进步,我们必须找到新的理论尺度,使之与实践尺度相符合。 对于不同劳动之间的通约,新古典经济学用供求理论来解释,认为劳动力等级和工资体系,都是在劳动力市场上讨价还价的均衡的结果。但是结构上的均衡无法解释总体上的非均衡—失业。虽然凯恩斯极力反对劳动价值论,他却站在西方经济学立场上第一个从总量的角度上思考劳动就业量的决定的问题,用失业的现实反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力的供求理论,从而与马克思有了相通的地方。
凯恩斯写道:“所以在讨论就业理论时,我只想用两种数量即币值量及就业量。前者是绝对齐次性,后者可变为齐次性。因为只要各种劳工以及助理员之间之相对报酬相当稳定,则为计算就业量起见,我们可以取一小时普通劳工就业为单位,而一小时特种劳工之就业,则依其报酬之大小加权。在凯恩斯看来,构成总量的不同劳动之间是可以通约的,这个通约有两层含义:一是用具有代表性的“普通劳工”的劳动时间来作为劳动就业的基本计量单位;二是利用市场上形成的报酬体系作为加权来换算不同种类的劳动。以“新剑桥左派”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发展了凯恩斯的第一层含义,认为“工资率决定物价水平”,市场上的讨价还价只是使得工资率围绕一个基准上下波动,而工资率的决定力量只能在“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中寻找,从而把目光转向习俗、历史、法律等长期社会因素,以及劳资双方阶级力量的对比。他们不自觉地涉及了价值的“绝对尺度”,猛烈抨击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虽然他们并不赞成劳动价值论,但是沿着这些观点可以找到两大经济学范式之间关于价值理论的融通的线索。
而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囿于市场理念和均衡思想,把目光集中在第二层含义上,就连以研究劳动价值论着称的米克也写道:“(各种不同的劳动)在理论上必须换算,在实际上换算不是根据准确的尺度,而是根据在市场上的讨价还价。米克认识到了不同劳动之间通约的理论困难,却又试图用理论和实践两种尺度进行调和。这个做法不过是对希法亭的回应。
三、劳动与资本的通约—价值尺度的两维刻度
资本与劳动是两大经济学范式的基本概念,而越是基本的概念越是深奥复杂。资本在不同语义里歧义颇多,没有统一的解释。本文认为,资本定义要满足下列条件:第一,完全抽象掉具体物质的内容,我们已讨论过对“终极之物”的通约问题。第二,包含有时间因素,否则就无法解释利息的时间性质。第三,包含有生产力的技术性因素。这是资本的传统语义里的基本内容。
最传统的观点就是认为资本是实物资本,是机器设备、原材料、生产工具或是过去积累的物化的劳动。这显然不满足上述条件一。认为资本是生产条件和环境的总和等观点,虽侧重历史的演化,但是内涵过于宽泛,无法做时间上的分析,不能说明利息的产生,不满足条件二。西尼耳的“节欲论”是纯心理的概念,节欲一年与一个月显然是不一样的,它包含了时间因素,并且排除了物质因素。但是单纯的“节欲”什么也创造不出来,储蓄不能够自动地转化为投资。所以,他的观点不满足条件三。庞巴维克的“迁回生产”是最接近满意程度的资本概念。他的迁回生产过程又是和时差利息论密切相关,迁回生产在经历一个较长的时间后能够带来更大的生产力,所以满足上述三个条件。按照他的定义,资本是一种迁回的生产手段,所有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可以按照等级排序,处于迁回生产顶端的是高级资本。
虽然庞巴维克极力反对劳动价值理论,但是“迁回生产”与马克思的资本定义也有相通的地方。马克思认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是“处于运动过程中的价值,从自身出发并以加大的量回到自身”。资本在形式上表现为可变与不变资本,其实质功能却是通过不断的再生产的循环来实现自身不断增殖的终极目的。马克思和庞巴维克都继承了欧陆哲学的思维传统,在资本定义中彻底排除了实物概念,重视时间和技术的因素,强调再生产循环的社会过程,认为资本是流量而不是存量,是面向未来的不确定的更大产量或价值,而不是对已知的过去的盘点。
于是,迁回生产和复杂劳动也就有了融通的地方。劳动过程不是简单的物质能量的转换,最鳖脚的建筑师也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人类使用实物资本的生产过程是有意识的能动的复杂劳动,也是迁回生产的开始。复杂劳动与经验、技能、知识、资本等因素密切相关。掌握的知识越多,操纵的资本越高级,劳动的复杂程度越高。斯密最早对此有所认识,他把“社会上一切人民学到的有用才能”也算做与实物等同的资本;而舒而茨发展的人力资本理论更加贴近了复杂劳动的概念。它们的形成都需要“教育培训”和经验积累;其目的都是为了递增的报酬或增殖的剩余价值。>
随着时间推移和社会进步,生产过程越来越“迁回”,社会的人力资本存量越来越大,“整体工人”的劳动程度也越来越趋于复杂,社会生产力也越来越大。马克思认为在劳动中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是紧密结合的,“自然物本身就成为他的活动器官……延长了他的自然的肢体”。这种延长了的肢体,或者说,由人类所掌握的经验、技能和知识外在地转化的能够操纵的实物资本,就成为社会平均的复杂劳动程度的标志。不仅如此,个别劳动越是复杂,所能够操纵的实物资本也越高级。这里的操纵不是直接的操作,它指的是复杂程度较高的劳动处于迁回生产过程中的较高地位,掌控着所有下游的低级实物资本,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它在再生产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一方面生产出更多的产量和使用价值,另一方面还担负着进一步技术创新的任务,使得迁回生产的链条继续延伸。因此,复杂劳动通约为简单劳动,应该按照它们在迁回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进行系数折算。
至于系数折算的具体方法,本文只能作出粗浅的尝试。如果按照复杂劳动所掌控的实物资本量进行折算,存在着上文讨论过的实物资本的加总悖论,使得这个方法并不可行。我们可以尝试按照复杂劳动在下一个生产周期所带来的产量和使用价值进行折算。产量和使用价值可以用货币量加总,同时在技术上也可以预期。通过技术上的统计,就能为实际折算提供现实资料。当然这只是近似地换算,是价值决定因素中的实践尺度。这并不意味着使用价值量决定价值量,归根到底,这个系数是在迁回生产的过程中复杂劳动的特性所决定的。诚然,产量和使用价值并不是再生产的唯一目标,理论尺度与实践尺度仍然有偏离;但是通过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价值实践尺度,比在市场中形成的尺度较少地受到偶然因素的干扰,能够最大程度地接近理论尺度。
有人用复杂劳动所耗费的时间和培训、教育等费用为基数来进行系数折算。这些时间和物质耗费是一种沉没成本,只能说明过去而不能面向未来。只有通过对复杂劳动在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的衡量,才能够揭示动态的“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因为人类的学习、技术的进步是加速度的变迁过程,复杂劳动的折算不仅仅是简单的倍乘,而是非线性累积的指数乘积。也只有在扩大再生产的循环中,依据未来的产量和使用价
值,才能够反映这种系数的指数特征。 复杂劳动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在劳动价值论中占据关键地位。在迁回的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不同等级的复杂劳动,是劳动的一般形态,反映了资本(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相结合的特性和劳动对资本(生产资料)的利用程度,是劳动与资本通约的桥梁。所以,价值量是对复杂劳动的计量。对于同等程度的复杂劳动,可以用劳动时间计量;对于不同程度的复杂劳动,必须先折算它们的换算系数。从以上论述可知,这个系数必然也包含了技术的因素。所以说,时间与技术是价值尺度的两维刻度。
四、通约的量纲——一种新的理论尺度
由此可见,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通约矛盾不能依靠单纯的时间标准来解决。如果以劳动时间为单位,则人寿期百年,所有人创造的价值就大致等同,这与现实显然不一致。马克思认为价值量是由劳动时间决定,并且不受技术变动的影响,但是这样就不能进行不同复杂程度的劳动之间的通约。如果要进行不同复杂程度的劳动之间的通约,就要折算它们之间的技术含量,承认技术对价值的影响。为了解决这个两难问题,利用综合时间和技术的复合单位来定义价值是惟一的出路。正如牛顿在自然哲学里对质量的定义表述为每单位加速度的力,价值的量纲应该表述为时间与技术的复合单位。
让我们再次回顾一下庞巴维克的话:“马克思从古代的亚里士多德那里发现了一种思想,即没有等同性就不能交换,没有可通约性就不能等同..…在交换的场合,事情是以商品所有权的变化为结束。这宁可表明存在某种导致变化的不均等和优势。当某些复合体彼此密切接触时,就会产生某种新的化学组合..…事实上,在现代政治经济学家看来,古代经院学者关于被交换商品中存在某种等同的理论是不能成立的。庞巴维克的原义是批评马克思逻辑“三大步”的第一步,即相互交换的商品中包含有等量的质。他的意思是说,商品的交换,就像是能量的流转,总是由“不均等和优势”肇始,并且终结于这种“不均等和优势”的消洱。这个说法是有启发的。不同的分工造成了不同的技术和察赋差异,从而具有了李嘉图式的“相对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不仅可以解释国际贸易,同样可以解释国内的一般性的商品交换。价值的流通,正是基于这种相对优势,从而使得买卖双方有利可图。
这样,价值的复合单位在现实生活中就能够找到根据。在交换中,出于对相对优势的衡量和比较,人们一方面需要计算由劳动时间来计量的实际成本,另一方面也需要对相互之间的生产技术条件和机会成本进行估算对比。马克思写道:“不同部门的生产力水平不能直接比较。我们不能因为生产一盎司金与生产一吨铁需要同量劳动时间,就说金的生产力低于铁。可见,时间与技术因素必须综合地考虑在一起才能在交换中进行相对优势的比较。当金与铁交换时,生产铁的工人会计算在自己现有掌握的技术下生产一盎司金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同样生产金的工人也会计算由自己来生产一吨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当各自都估算出自己的比较优势时,交换就发生了。估算中依据的时间和技术,就产生了新的“价值的理论尺度”。
新的“价值的理论尺度”会受到各种偶然因素的影响,比如供求的数量、讨价还价的势力等等。但是它的决定性的因素,是能够保证再生产的顺利进行。所以恩格斯说:“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价值首先是用来解决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的问题,即这种物的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用的问题。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才谈得上运用价值来进行交换的问题。而生产费用,在不同的技术条件下显然是不同的。只有把劳动时间和技术条件结合考虑,才能判断出一宗交换“值不值得”,判断出该商品的价值能否保证它的再生产。
马克思定义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构造一种标准的社会平均技术条件。对于生产同一种商品的不同生产者来说,这是合理的,而对于资本构成不同的众多品种商品的生产者来说,就不太现实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斯拉法的“标准生产体系”一样,排除了技术变动的可能性,不能够反映动态的社会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新的“价值的理论尺度”也需要综合考虑时间和技术。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利益；法哲学；抽象力
【中图分类号】F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6)06-0025－02
利益问题是当前经济改革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时代的发展已经迫切要求我们加强对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纷繁复杂的利益关系的研究。任何研究任务的顺利完成必须以某种方法论为前提，不同的方法论将导致不同的研究思路和结果，用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指导利益问题的研究是理清我国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纷繁复杂的利益关系的前提。
一、利益的出场路径
理论界历来对“利益”多从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的角度进行考察，当然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常常从经济的角度、从物质利益的角度去使用这个概念。但是，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熟知非真知，恰恰是对这个人们看起来都十分熟悉，从而运思不多的问题需要进行深入地反思。现实说明，这一反思正是通向正确理解马克思经济学的桥梁，只有从马克思经济学角度出发，才能真正把握利益概念。
在马克思的文本中，利益是出现频率较多的概念。但由于马克思并未在自己的经济学体系中明确界定这一概念，因此“利益”历来未受到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者的重视。其实，从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看，对利益的正确理解才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真正出发点。起初，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的，他早期的学术兴趣主要集中在法和法哲学上。众所周知，法哲学的核心问题是人与物(占有物)和人与人的关系。马克思从法哲学的视野开始探索人的问题。早在1837年11月给父亲的信中，马克思已提到自己正编纂一个涉及一切法的领域的法哲学体系：“我在前面叙述了若干形而上学的原理作为导言，并且把这部倒霉的作品写到了公法部分，约有三百印张。”正是通过对法哲学尤其是黑格尔法哲学思想的深入研究，马克思的注意力转向市民社会，并得出结论：“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当然，我们也不能停留在单纯的观念分析的层面上，还必须考察马克思对现实生活的思考。事实上，马克思自己已对我们做了如下的提示：“我作为莱因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因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分析的讨论。”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当马克思回顾自己在《莱因报》工作期间对有关物质利益的争议感到困惑时，这样写道：“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这段重要的论述表明，正是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研究，马克思告诉我们：要解开利益之谜，就要对市民生活进行解剖，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当诉诸政治经济学。可见，利益只有与政治经济学结合在一起，才可以真正揭示其内涵。
二、利益的研究方法
首先，马克思坚持理论研究的真正出发点是现实的人。他指出：“这种观察方法并不是没有前提的。他的前提是人，但不是某种处在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的人。”这种关系本身也是每一个“现实中的个人”从自身利益出发相互间结成的关系，并且这些“现实中的个人”在这种关系中进行自主选择活动来实现自身利益目标。依据这一原则，以现实的、处在现阶段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中的个人作为观察和研究现阶段利益问题的出发点就是题中之义了。
其次，马克思认为，理论研究特别是经济学的研究，“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两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按照马克思的看法，这种“抽象力”是辩证的。他在谈到商品之间互为价值的镜子时写道：“在某种意义上，人很像商品。因为人来到世间，既没带着镜子，也不像费希特派的哲学家那样，说什么我就是我，所以人起初是以别人来反映自己的。名叫彼得的人把自己当作人，只是由于它把名叫保罗的人看作是和自己相同的。因此，对彼得说来，这整个保罗以他的肉体成为人这个物种的表现形式。”也就是说，“抽象力”的运用是达到把握研究对象内在结构及其活动规律的前提。当前利益主体纷繁各异，利益分配错综复杂。但是，这种表象又不是毫无规律可言的，包含着一定的逻辑。现实生活的逻辑，必须用“抽象力”来加以把握。我们完全可以借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利益关系的具体剖析方法和他对未来社会利益关系考察的视角，运用“抽象力”对我国当前利益关系进行逻辑分析，从而为现实生活展开思路。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 马克思经济学 市场经济基础理论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我要在本书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决定了马克思经济学必然要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运行基础――市场经济进行研究，从而与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经验总结的西方经济学有着某种相通之处。但由于二者在立场、观点、方法上存在着分歧，它们的区别则是根本的。
一、两者在市场一般层面存在相通之处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关于生产一般和生产特殊的论述同样适用于市场经济。依据《导言》的思想，市场一般反映的是市场经济的共同特点、共同规定，是在思维层面上反映出来的、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体制性特征；市场特殊是指抽象的市场经济与一定生产关系的结合，反映了市场经济的制度性特征。在市场一般的层面上，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市场经济基础理论存在相通之处。
（一）两者对市场机制的总体描述相似
西方经济学中微观经济学的核心是沦证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原理，而这一原理正是对市场机制的一种描述：每个个人，“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每个人在追求他自私自利的目标的同时，却自然而然地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利益。微观经济学即是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原理的合乎逻辑的表达形式。在微观经济学中，市场中的每个参与者都以利己为动机从事经济活动，也即理性的经济人：消费者追求的是效用最大化，厂商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通过分析消费者和厂商的行为，证明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能够最有效地配置资源。
宏观经济学虽然承认“市场失灵”，承认市场机制未必能使全部资源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但却认为通过宏观调控或宏观经济政策的执行可以弥补这一缺陷，从而得出市场机制仍然可以最有效地配置资源的结论。
马克思经济学也从资本的利己本性出发来描述市场机制。资本的本性就是像吸血鬼一样尽可能地吸取剩余价值，“剩余价值以从无生有的全部魅力引诱着资本家”，促使资本家采用新技术、提高本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从而缩减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使自己获得超额剩余价值。但这只是暂时现象，在追逐超额剩余价值的竞争中，资本家会竞相采用新技术。一旦新技术被普遍采用，整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会得到提高，原来先进的生产条件就成为一般的生产条件，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的差额消失，超额剩余价值也就不复存在。
（二）两者对某些具体市场机制的描述相似
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经济学都同意市场机制发挥作用都是通过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等的综合作用来实现的。如，在西方经济学中，市场的均衡价格表现为市场需求和供给这两种相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当市场出现供求不一致的非均衡状态时，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的综合作用会使这种非均衡状态逐步消失，实际市场价格将回到均衡价格水平。
在马克思经济学中，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是价值规律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表现形式。供过于求或供不应求从而价格与价值的偏离虽然经常发生，但由于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的综合作用，这种偏离不会长时间持续下去。在这里，“价值表现为价格运动的规律”，使得市场价格在动态中趋于平衡。可见，无论是马克思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认为市场运行是有规律的，平衡即意味着规律的存在。
二、两者在市场特殊层面存在根本区别
（一）二者对研究对象的认识不同
不论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市场经济理论，事实上都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研究对象，但二者对研究对象的认识有着根本的不同。
西方经济学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作永恒的、自然的生产方式，因此，尽管它事实上研究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却将其视为一般的市场经济。
关键词：马克思企业理论；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交易；契约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8)06―0002―05
马克思和新制度经济学都把对企业制度的研究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也都有各自独立的企业理论。比较这两种企业理论，可以对企业的起源和性质、企业制度的变迁以及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等有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一、马克思和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的差异
马克思经济学与以新古典为内核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内核和保护带上存在着较大差异，新制度经济学的内核仍然是新古典的，其企业理论自然与马克思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存在一定差异，这种差异体现在对企业起源、企业性质和企业规模等方面。
在企业起源的问题上，自科斯开创性地提出企业只是市场的替代这一观点以来，新制度经济学家一直沿着科斯开创的从交易角度来认识企业的起源，张五常、威廉姆森、阿尔钦、德姆塞茨、杨小凯、黄有光、哈特、詹森等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对企业的认识。他们普遍认为，企业是一个有效率的契约组织，是各种生产要素所有者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形成的一个契约关系，企业的职能、效率与风险等问题均可通过对一组契约的研究而得到揭示。起源问题关涉的是企业从无到有的问题，而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并没有真正解释清楚企业的起源问题。新制度经济学对企业起源的研究实际上是建立在“企业和市场已经存在”这一假设基础上的。正如霍奇逊在批评威廉姆森的“市场先验地存在”这一观点时指出的那样，“新制度经济学回避了规则的起源问题，没有源初规则，也就没有博弈的展开，更没有博弈的结果。”
马克思是从历史演进的角度看待企业起源问题的，他并未凭空设想出已经存在“两种替代”，而是通过对社会经济系统演化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协作、分工与交换关系的发展考察企业的起源。“资本主义生产实际上是在同一资本同时雇佣人数较多的工人，因而劳动过程扩大了自己的规模并提供了较大量的产品的时候才开始的。人数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概念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劳动力成为商品和最低限额的单个资本则成为企业产生的现实起点：“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通过对手工作坊到工场手工业的考察，马克思详述了伴随着社会形态的演进，自由雇佣工人和最低限额单个资本是如何产生和变化的，正是封建社会后期经济商品生产者的两极分化和原始积累，造就了劳与资的雇佣关系，造就了最初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由此产生了资本主义企业。
在企业的性质问题上，两种理论也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定位。马克思经济学从生产的角度来界定企业的性质。企业作为一个经济组织存在，首先是由于生产的需要，因为生产的进行需要各种生产要素的结合，企业就是实现这一结合的一种组织。企业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它能够利用社会分工和协作产生新的社会生产力。而市场是价格机制发挥作用配置资源的场所，它的主要功能在于要素和商品、买者和卖者的交易。因此，企业与市场是有区别的，但企业和市场又是相互依存和相互促进的，同时，马克思也注意到了企业的交易属性，主要体现在他对资本循环和流通费用的分析当中。但是，交易属性是生产的延伸，是服务于生产活动的。
新制度经济学对于企业性质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科斯认为企业的性质是“企业是价格机制的替代物”，即企业是取代市场对资源进行配置的一种经济组织，是选择市场还是选择企业方式，就取决于哪种方式更能节约交易费用。威廉姆森对企业性质的认识基本相同，他也认为企业本质是市场的替代物，但是这种替代是以内部交易来取代外部交易。张五常认为企业和市场都是一种契约，只是形式和机制不同。阿尔钦和德姆塞茨认为企业的本质是团队生产。其他经济学家则基本上都把企业的本质看作是一种契约。与马克思强调企业的物质资料生产功能不同的是，新制度经济学主要考虑的是企业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注重的是商品交易的功能。
对于资本主义企业规模变动的原因，两种企业理论也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不同的解释。马克思从资本主义企业运行的实际出发，动态地、历史地考察了企业规模问题。宏观层面上，企业规模的变化表现为企业制度的变迁，即企业由萌芽形态――简单协作，到简单形态――工场手工业，到典型形态――工厂制，再到高级形态――公司制。微观层面上，即企业在上述每一个发展阶段，其规模也是不断变化的，是资本家对利润的追逐、生产的技术条件、市场需求和竞争等诸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马克思在分析简单协作这个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时，就细致地考察了企业规模扩大的功效。他认为“即使劳动方式不变，同时使用人数较多的工人，也会在劳动过程的物质条件上引起革命”。马克思也分析了对于规模扩大所产生的效果，“只有在大工业中，人才学会让自己过去的、已经对象化的劳动的产品大规模地、像自然力那样无偿地发生作用”……“生产的规模越是随着预付资本量一同扩大，生产的全部发条也就运作得越是有力”。
新制度经济学对企业规模变动的影响因素的认识并不统一。科斯认为，影响企业规模变动的唯一因素是交易费用，其他因素如技术因素，都通过影响交易费用来间接地影响企业的规模变动。如果企业组织交易的费用低于市场，那企业的规模就扩大，反之就缩小。在两种交易费用相等的点上企业取得最优规模。其他新制度经济学家对企业规模的论述主要集中于横向一体化和纵向一体化问题，涉及的是企业内部的契约和产权结构的安排。但总体而言，边际分析和交易费用是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的核心所在。科斯认为“企业规模的边界在企业的边际交易费用等于企业的边际管理费用或行政协调费用的这一点上”的观点在新制度经济学中仍是主导性的。这是一种静态的逻辑推演，缺乏历史与现实因素的分析。
二、两种企业理论观点差异的成因分析
(一)分析方法不同
马克思采用的是历史一逻辑一实证的动态经济分析方法。“历史与逻辑辩证统一的研究方法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使用的基本逻辑方法。《资本论》绝不限于抽象的理论的演绎，而是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把逻辑的分析与历史的分析辩证地结合起来，提供了大量的极有价值的历史材料和统计材料，而这些历史的材料有机地结合在《资本论》的整个逻辑结构之中的。”马克思根本论点
是生产力决定社会制度的选择。所以，他在论述企业的起源和成长时，是以不同形态的协作所对应的自然力水平为主线进行讨论的。马克思是将企业置于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背景下的，所以，他并没有直接采用企业这个词眼，而是用单个资本代替企业。马克思着重论证资本主义总体关系发展变化的历史必然，企业仅仅是它的具体表现形式而已，众多企业的有机结合体才构成了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新制度经济学采用的是假设―演绎―实证的静态分析方法。他们研究市场经济中个体如何利用生产和交易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进行的仅仅是局部均衡分析。局限于对个体的分析，就必然会忽略历史逻辑的分析，即忽略了企业产生及发展的历程。新制度经济学家分析企业是从“企业的显著特征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的假设开始的，他们并没有说明和论证其假设条件是不是合理的。新制度经济学家们也用企业史为自己辩护。钱德勒的《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就是一部研究现代西方企业史的巨著。他考察了从19世纪末开始产生的现代企业的历史，发现“当管理上的协调比市场机制的协调能带来更大的生产力、较低的成本和较高的利润时，现代多单元的工商企业就会取代传统的小公司”，“商企业只有当管理上的协调比市场的协调更有效率和更有利可图时，才首次在历史出现。”他们把“现代公司”的起源和发展等同于企业的起源和成长，否定了企业的前期发展历史。
(二)研究出发点不同
马克思主张从现实生产关系出发研究人，把人的本质概括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经济行为不完全由个人的意志支配，马克思经济分析中“现实的、历史的人”因“各自所拥有的‘社会关系总和’不同而具有现实性和差异性。”在马克思的经济分析中，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马克思强调只有按从“一定的社会经济时期”或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出发的原则来研究人，研究社会历史的运动，才能揭示社会的内部结构和发展规律，因此，马克思从“现实的、历史的人”出发，对不同发展阶段的资本主义企业进行详细而深入地研究，从而揭示了深藏在“自由平等”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人们物质利益的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以具有有限理性的“新经济人”、不确定性及人的机会主义倾向为研究的出发点。“新经济人”实际上还是停留在对人理解的“抽象”层面上，这样的人具有“普遍性、共性特征”。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把企业制度看作是“新经济人”理性选择的产物；抽象掉社会生产关系来分析企业的经济性质。他们把企业视为无数个体之间长期契约的集合；把企业存在的原因仅仅归结为“新经济人”假设下的交易费用的节约。同时，他们只是从企业表层关系上强调契约的平等、自由和个人的理性选择能力；不同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仅仅被视为实际结果和目标函数间的不一致。
(三)历史背景不同
马克思经济理论所考察的正是19世纪以“机械化”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所引发的社会大分工下的英国、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状况。从萌芽走向确立，显示出比以往社会高得多的社会生产力，企业内部的协作关系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广、复杂，企业的生产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马克思正是从这一历史变革的趋势中把握住企业的本质特征的。企业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是生产社会化条件下以分工和专业化为技术基础的生产组织。当时企业的主要功能在于生产商品以满足海外殖民地和国内市场的需求，资本家重点关注的是如何管理协调，改进生产技术水平，而商品的销售和生产资料的购买等交易活动是非常顺利和简单的。因此，马克思虽然认识到了交易的重要性，但是他并没有着重强调。另外，当时资本家对雇佣劳动者的剥削相当严重和，这两大阶级的矛盾很突出，所以资本支配和剥削劳动是马克思企业理论重点强调的。
新制度经济学所研究的是20世纪初、中叶，以“电气化”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和以“信息化”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问题。因此，他们所分析的企业是指西方国家现代的资本主义企业，即已经存在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分工、各方彼此通过市场进行协调，市场协调成本很高。先进的生产技术以及巨大的资本联合使得企业的生产一蹴而就，而如何销售产品和采购生产资料，如何管理企业成为了关键问题。也就是说这些交易活动制约着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同时，这些现代公司确实是通过横向联合和纵向一体化而产生和发展的，是原来作为不同市场主体的企业同化到一个更大的企业之中，因此，看上去是对市场交易方式的取代，自然地，新制度经济学家关注于企业的交易功能，而忽略了它的生产本质。
三、两种企业理论的共性与互补性
(一)两种企业理论中的“交易”
马克思认为，企业除了完成最主要的生产功能之外，也要进行市场交易。一方面，作为企业家的资本家要在市场上购买分散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另一方面，企业生产的商品必须在市场中顺利进行交易才能实现其价值和剩余价值。马克思在分析市场交易的过程中重点关注的问题是：揭示资本雇佣劳动是资本家巨额财富的唯一来源。如果仅停留在交换领域，我们无法理解企业究竟是什么。马克思也对市场交易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并涉及到了交易费用，只不过马克思将交易费用称为“流通费用”。马克思把发生在资本流通过程中的费用称为流通费用，它具体包括买卖所费的时间、簿记费用、货币磨损费用、运输费用、保管费用、政府税收等。
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对企业的分析是以交易费用为核心的。科斯认为，交易费用包括“所有发现相对价格的工作”、“每一笔交易的谈判和签约的费用也必须考虑在内”、“督促契约条约的严格履行”。威廉姆森在科斯的基础上对交易费用进行了扩展和细化，他认为交易费用包括搜寻交易对象的费用、与交易对象谈判的费用、交易双方签订合同的费用、执行合同的费用、交易物运输的费用、与交易相关的政府税收等。对照和比较马克思的流通费用和科斯等的交易费用，可以看出科斯等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并没有超越马克思流通费用所覆盖的范围。“因此可以说，交易费用即流通费用。流通费用即交易费用。”流通费用和交易费用是“一种费用，两种说法”、“一个过程，两个侧面”的关系这种认识上的一致性也表明，在研究企业的过程中，市场和企业运行的费用都是客观存在且不容忽视的。
(二)两种企业理论中的“契约”
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最核心的范畴无非是契约与交易费用，这两者构成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的基石。契约本身也是引发交易费用的主要原因之一，契约这一概念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马克思也清楚地认识到契约的含义。但是，马克思在理解这种契约时，首先基于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对称而产生的阶级差异之上，是一种对整个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本质的体现，是资本雇佣劳动这一特殊历史的社会宏观契约。他的确没有像新制度经济学家那样，以微观企业为解剖对象来分析契约，马克思更为看重的是这种契约产生的历史背景以及这种契约内在的紧张关系，资本家既不能只停留在流通领域，也不能离开流通领域，契约是他联结各生产要素所有者的纽带。在流通领域，“资本家和工人，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最后结果”。在生产领域，他执行契约，“着手消费他购买的商品、劳动力；就是说，让劳动力的承担者，工人，通过自己的劳动来消费生产资料”，将资本生产出来和再生产出来。马克思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认识到，企业虽然是以契约为纽带组织起来的，但一旦离开了流通领域进入生产领域，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平等”的契约关系就变成了一个科层等级结构。为了使劳动的分工、协作顺利进行，生产的过程需要一定的权威协调，只能采取科层等级结构这样的形式。但对于这种科层等级结构的运作规律分析，马克思显然弱于新制度经济学。在这一点上，两者无疑具有明显的互补性。
尽管马克思的“契约”与新制度经济学家的“契约”是两个不同层次和不同目的的契约，但并非完全对立的。它们都客观存在，其辩证关系也在现实中得到了体现。在马克思之后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国家总是试图缓解紧张的资本雇用劳动的关系，这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契约，它说明基于阶级的契约紧张关系是客观存在的。但从新制度经济学的契约效率上考察，高效率的企业与有效的契约缔结与契约执行有着密切的关系，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表明。可以通过构建有效的制度结构来理顺生产过程中各个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矛盾，为企业运营建立有效的利益激励机制。企业本身绩效的改善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雇佣劳动这一紧张的社会契约，但却可以为缓解这一契约的矛盾提供物质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被雇用方的赤贫地位，“大股东话事”的决策方式意味着不对等依然存在。
(三)两种企业理论中的“企业类别演化”
马克思分析了商业资本与借贷资本从产业资本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行使职能的资本的原因和过程：虽然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都是资本，它们又有各自的特性。“由于现代经济学，直接把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混为一谈，实际上完全看不到商业资本的特性，我们就更有必要这样做了。”从产业资本循环公式：C-W…P/(A，Pm)…w'-G'出发，马克思指出，当“处于流通过程中的资本的职能独立起来，成为一种特殊资本的特殊职能，并且固定下来，成为一种由分工给予特殊种类资本家的职能，商品资本就成为商品经营资本或商业资本。”这样，“商业资本职能已经不是生产者的附带活动，而是一类特殊资本家即商品经营者的专门活动，它已经作为一种特殊投资的业务而独立起来。”商业资本从产业资本中独立出来之后，“它有助于流通时间的缩短，它就能间接地有助于产业资本家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增加……它的职能就会提高产业资本的生产效率和促进产业资本的积累。”商业资本中处于流通过程的资本不生产剩余价值，但是作为一种职能资本，它必然要求得到相应的利润。这个过程是产业资本与商业资本按照某种均衡的平均利润率来分享产业资本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剩余价值。在分析完商业资本之后，马克思还研究了借贷资本问题。
相比之下，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所分析的企业没有类别之分，只是一般意义的企业，但是其交易费用分析工具可以帮助分析马克思所说的三类企业间“剩余价值的分割”。转换一个视角，我们就知道马克思的分析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了企业交易费用的节约问题，产业资本家把商品资本的职能和货币资本的职能分离给商业资本家和借贷资本家的目的就是要减少交易费用，从而实现更多的剩余价值。借贷资本与产业资本以及借贷资本与商业资本之间的利润分割也是如此。因此，在这一点上，两种企业理论是可以互补的。
【关键词】生产过剩 信用 政治经济学
一、生产过剩
次贷危机以来，经济学界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危机根源的反思，主要的观点有“制度说”、“政策说”、“市场说”，虽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此次危机的原因，但主流的反思和解释不得要领，没有制度和经济根源上深刻剖析此次危机。
其实，两百多年前，马克思就对经济危机的根源做出了明确和系统化的解释和思考，即生产过剩理论。生产过剩理论不仅可以解释古典经济危机，也可以比较系统和全面的剖析和解释现代经济危机的根源，次贷危机自然也不例外。
在马克思看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到来，大工业生产方式开始跳跃式扩展（恶性增值）。一方面，生产能力几何倍数的增长速度使资本家和资本在追逐利润（剩余价值）的经济本能下不断膨胀；另一方面，因生产资料私有和分配的不公，广大无产阶级相对贫困，消费能力的增长无法跟上生产增长，社会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的差距和非均衡矛盾不断加剧，并体现为市场供求矛盾，经济萧条和工人失业。概括起来，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的基本逻辑框架就是：（1）经济危机的本质是生产过剩；（2）生产过剩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3）“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是群众的购买力不足；（4）群众购买力不足的原因是资本和劳动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5）两极分化的原因是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占有制度。
现在来比较一下理论和次贷现实。第一，生产恶性增长和生产能力过度膨胀。的确，次贷危机前全球处于一种普遍的“繁荣”（经济过热）中，从一百四十美元的油价和火爆的房地产市场就可见一斑。第二，广大无产阶级相对贫困。就拿美国来说，华尔街的金融精英的年薪动辄千万甚至上亿，而且增长令人咂舌（02年到03年华尔街平均年薪就翻了一倍）。而广大美国民众则远未享受到这种增长。同样是03年，美国年度工资的增长水平为2.7%，远低于华尔街的精英，而且增速在不断放缓。事实上，在这次危机中，一开始那些“买不起房”的次级贷款者，正是相对贫困者（在美国一部分申请次贷的人其实已经有了一套房，他们是想再购买一套投资性质的房产）中的一员。
二、生产过剩下的信用
自此，生产过剩解释的已经很清楚，那信用在这次危机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对于此，马克思只是笼统地说，服务于市场交换的资本主义的货币制度、银行制度、汇兑制度、信用制度等，为市场交换领域矛盾的激化、潜在危机的现实化提供了制度结构条件，并未详细分析。或者说，分析这些资本主义内部的制度构架，对于解决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根本没有意义，如黄达，就评价货币制度是“无法对资本主义带来破坏性作用”的范畴。
不过，对于解释次贷危机的演进过程来说，这种分析依旧是有意义的。
首先，在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下，生产跳跃式增长，而无产阶级（广大民众）的收入水平以及主要有收入水平决定的消费水平却增长缓慢，出现了相对贫困。此时，从宏观经济学家们的统计图表上来看，总需求下降，经济增长放缓，似乎有衰退的迹象。
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危机有一套系统的解释框架，即凯恩斯开创并被西方经济学家不断发展的“需求管理”。具体说，分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总的政策方向是拉动总需求跟上总供给的增长水平，缓解供求矛盾。拉动总需求的切入点有三个：消费、投资和净出口。而拉动的工具，都离不开信用。比如财政政策，政府通过财政赤字，增发国债，增加支出来刺激经济；再如货币政策，央行降低利率，鼓励货币的借贷来刺激经济。本质上，都是利用信用，花明天的钱在今天消费或投资，来缓和生产与消费，或者说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
再看次贷，其实也是通过信用来刺激需求（包括房产投资和消费）的一个具体体现。本来买不起房的相对贫困者，突然被告知可以借入条件异常优惠的次级贷款消费，自然需求大增，于是房地产市场又走向了“繁荣”。
整个宏观经济大致如此，只是实现的具体手段各异，总之，在以信用为主要工具的需求管理（广义上包括了金融业自发的信用供应）之下，经济似乎又恢复了繁荣景象，图表上增长的量和速度都十分喜人，于是宏观经济学家和财政部与美联储的官员们弹冠相庆，并预期，经济将继续增长，持续繁荣，“经济周期被打败了”。
可是，这之中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花明天的钱在今天消费或投资，那到了明天，花什么钱呢？
答案是没有钱。于是大量次级贷款人无法还款，cdo和cds市场崩溃，华尔街金融市场大海啸，危机还不断向实体经济和其他领域蔓延……
总之，在生产与消费矛盾激化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试图利用信用为工具预支将来的财富来刺激需求，解决总供需矛盾，但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只是延缓和压抑了危机，并不能阻止危机的爆发。
三、建议和结论
1.次贷危机的经济和制度根源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导致的生产过剩，信用只是一种长期中必然失败的延缓生产过剩矛盾的手段，只能暂时压抑矛盾，而无法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危机在给社会经济带来巨大动荡的同时，也重新腾出大量生存空间，危机产生的需求大幅度下降客观上促使生产跟着萎缩，进而建立新的供求平衡。在经济危机中，我们应该保持冷静和理性，保持信心，积极等待经济的复苏。
2.从根本上，次贷危机以及它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难以在资本主义制度逻辑内部解决的，须寻求制度外的根本性解决措施。不过，我们虽不能避免经济危机，却可以预防和预测经济危机，在一定程度上要预防这种金融危机（本质是信用危机），最重要的是建立和完善针对信用增殖的合理的制衡机制。
当然，要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恐怕就像马克思所说，是不可能的。消除经济波动和危机在一定时期内是可以的，但是要想从根源上根除经济危机，还需要寻求制度范围外的因素。
参考文献：
[1]黄达.金融学[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关键词：近代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马克思制度分析框架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6)03―0005―08
从广义上讲，马克思采用了制度分析，是较早把制度纳入经济分析中的理论家。但是马克思在理论基础、分析工具方面既不同于早期的制度经济学家，也不同于后来的新制度经济学家，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有其独特的视野。国内外不少学者认为马克思理论就是制度经济学理论，这种判断准确吗?马克思的制度分析与新旧制度经济学的分析到底存在什么区别?构建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制度分析框架，确立马克思在制度分析中的重要地位是本文要探讨的一个中心问题。
一、文献综述
近些年来，制度分析已经成为经济学甚至社会科学中的一种流行方法。国内外关于马克思理论与制度经济学关系的文献越来越多。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1．马克思就是制度经济学家。日本学者繁人都重认为“在凡勃伦之后，制度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呈现出了多元化的趋势，出现了缪尔达尔、加尔布雷斯等制度经济学家。我把马克思也看成是一位制度经济学家或许走得太远了。但是根据我以社会经济制度和技术进步相互影响大小的界定，马克思在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问题上是最成功的，这十分令人钦佩。这也算是我所界定的制度经济学的一个特点吧。”[1]123这种观点把马克思理论划入了制度分析体系中。但在国外理论家中认为马克思是制度经济学家的人并不多，反而在国内，我国不少学者认为马克思是真正的制度经济学家。对于制度主义如何定义理论界并没有公认的看法，宽泛地讲，我们可以把注重制度分析的经济学家都可称作为制度经济学家。但是严格地讲，我们还是应该以美国近代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作为讨论的参照点。
2．马克思理论中的一些概念能为制度分析所用。法国的亨利・勒帕日在其《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一书中指出，新制度经济学从一些纯粹的马克思概念(例如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联系)出发，反而可以发展一种解释历史的非的经济分析。马克思关于制度分析的一些概念和原理对制度经济学家产生过重要影响，有的甚至借用马克思所使用过的一些概念。但由于这些学者在价值观及理论基础等方面的差异，在借用马克思的制度分析概念时得出非的经济分析是可以理解的。这也表明马克思的制度分析与西方制度经济学家的分析是有差异的。
3．马克思的制度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分析框架。诺思说：“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2]23。从诺思的这段话来看，制度变迁可以分为长期的制度变迁和短期的制度变迁。马克思的制度分析适用于长期的制度变迁分析，而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则适应短期的制度变迁分析。这种分类从表面上看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种“二元状态”是不利于把制度分析作为一种分析范式发展的。我们需要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构建一个一般的制度分析范式。
二、马克思制度分析与制度经济学家的异同
重视对制度的研究，既是马克思理论的特点，也是新旧制度经济学派的共同点，这是共同的切入点，但在理论基础或参照系上有较大差异：马克思的理论基础是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科斯定理，近代制度经济学是反理论的；在分析工具或框架上，新制度经济学是新古典经济学的，马克思是历史唯物主义，旧制度学派是描述式的。
(一)马克思的制度分析与近代制度经济学的异同点
近代制度主义在奠定了制度规范和习惯的重要地位后，低估了花大力气描述经济政治制度的性质和功能这种工作的意义，制度主义者变成了出类拔萃的资料收集者。这种错误主要是方法上和认识上的，并且除了凡勃伦和少数其他人外，许多制度主义者都犯了这种错误。这种错误主要体现在他们企图通过越来越细地描绘具体的经济制度的图景来展示“现实”。近代制度学派没有理论框架。没有理论框架，科学就不可能进步，并且没有任何对现实的观察是独立于理论或概念的。近代制度学派一直执行着双重职能：一方面提供对主流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学批判；另一方面，提出关于经济的以及进行经济研究分析的一个可供替换的概念体系。
近代制度学派思想的主要特点是整体主义和进化主义。制度经济学的更深层次的主要问题包括以下六个方面：(1)一种关于社会变化的理论。(2)一种关于社会控制和集体选择的理沦。(3)一种关于政府经济职能的理论。(4)一种关于技术的理论。(5)基本的原理是：资源配置的真正决定因素不是市场，而是社会的组织――制度、权力――结构。(6)侧重价值概念超出价格的方面，侧重由社会生活的风俗习惯所代表和实现的价值，侧重潜伏在法律的运行准则中并由其实现的推定价值[3]932。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制度分析与近代制度经济学有许多共性的东西：都强调整体主义和进化主义；都把技术(或生产力)作为解释社会经济变化的决定性因素；都认为资源配置的真正决定因素不是市场，而是社会的组织――制度、权力――结构等。
从马克思的制度分析与近代制度学派的关系来看，凡勃伦的社会演化思想的形成过程受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但是，他不同意马克思的结论，凡勃伦虽然对马克思非常推崇，但是他并不赞成马克思关于制度演化有明确目的性的结论。在凡勃伦的社会经济系统演化框架中，他认为该系统演化的动力是人口、知识和技能的改变(主要是技术)，这些条件的变化，会引起人们对经济和福利预期的变化，人们出于生计和改善自身禀赋的动机，从而推动社会的变迁。他认为，人类社会经济制度演化的过程是渐进的，制度的演化过程也是新旧制度之间的竞争过程，新旧制度及其与它们所代表的习惯、方式之间的冲突推动了社会演化。从凡勃伦的人类社会经济系统演化框架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其技术与社会习惯两个层次的冲突与互动分析理念。他认为，技术对制度安排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而社会惯例和既得利益会阻碍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在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的关系上，凡勃伦与马克思一样，是技术决定论者。
实际上，与近代制度主义的主要差别是在理论观点而非方法论方面。奥哈诺认为，凡勃伦真正地遵循了马克思的道路，但他试图使现代化。马克思和凡勃伦对理解制度和构成制度基础的社会财富提供了深刻的见解，把他们对立起来是轻率的和错误的。因此，奥哈诺把马克思与凡勃伦视作制度与演化政治经济学的两位奠基者，并广泛探讨了这两大传统在当展的内在联系。霍
奇逊指出，老制度主义虽有其优点，但它过去并没有马克思那种提供理论体系的能力[4]。老制度学派有零碎的观点，但是缺乏一个对制度问题进行有效解释的理沦体系。
(二)马克思的制度分析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异同点
马克思的制度分析与近代制度经济学的共同点要比马克思的制度分析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共同点要多得多。如前所述，与近代制度主义的主要差别是在理论观点而非方法论方面。但马克思的制度分析与新制度经济学分析的差异，既表现在理论观点方面，也表现在方法论方面。
从基本信念来看，马克思的制度分析与新制度经济学家的基本信念是有较大差异的。马克思在制度分析方面更多地偏向于制度的平等性或公平性方面，而新制度经济学家则更多地偏向于制度对经济绩效方面；马克思制度分析更强调整体分析和进化论(与旧制度学派相似)，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更多地使用个体主义方法论。马克思制度分析是技术决定论，而新制度经济学家则更多的是制度决定论(诺思)等等。
新制度经济学最有用的研究框架是由威廉姆森提出来的(Williamson，2000)。威廉姆森的框架区分了社会或制度分析的四个相互关联的层次。我们可以在威廉姆森提出的这个研究框架中探讨马克思的制度分析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异同点。威廉姆森框架的四个层次为：
第一层次：嵌入制度或者社会和文化的基础。这是制度层级的最高层次，包括非正式制度、习俗、传统、道德和社会规范、宗教以及语言和认知的一些方面。
第二层次：基本的制度环境。这个层级的制度包括基本的制度环境，威廉姆森称之为“博弈的正式规则”。这个层级的制度包括：详细制定的宪法、政治体制和基本的人权；产权及其分配；使政治权利和产权、货币、基本的金融制度，以及政府的征税权力等得以实施的法律、法规以及相关的制度；有关移民、贸易和外国投资规则的制度；推动基本制度环境变迁的政治、法律和经济机制。
第三层次的制度是治理机制。这一层级制度包括被威廉姆森称之为的“博弈的玩法”。这个层次的制度包括：其基本结构的性质得到详细说明的、个人交易商品、服务和劳动的制度(如竞争性的市场)；制约和影响合约及交易关系的结构、商业企业的垂直和水平的结构以及内部调节的交易和市场调节的交易之间的边界的制度；公司治理以及支持私人投资和信用的金融制度等。
第四层次是指短期资源分配制度(新古典经济学)。在以上三个层级的制度给定的情况下，这一层次的制度实际上指的是经济的日常运行[5]。
马克思的制度分析主要是在第一、二层级的制度问题。实际上威廉姆森在这四个层级中所涉及的核心问题是制度如何兴起和演化的问题。大多数从事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人关心的只是两个核心但又不同的问题：(1)制度如何影响经济增长；(2)制度如何兴起[6]2。制度如何兴起与演化以及制度对经济绩效的作用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威廉姆森在上述四个层级所提出的问题可以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中得到解释。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框架具有解释制度如何兴起(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制度对经济绩效的作用(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特性。这也是我们提出建立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制度分析范式的主要理由。
从理论上讲，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制度分析已经得到西方一些学者的承认。新制度经济学在对制度问题的分析中发现，马克思对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有人认为，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实际上是在马克思的分析框架内引入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抽象掉生产关系与制度的演变来分析经济的运行，这是西方正统经济学的问题所在。新制度经济学要找回的就是被正统经济学家忽略掉了的制度问题、产权问题、国家问题甚至意识形态问题。在短期的分析中可以抽象掉制度，但是在长期的社会经济发展分析中制度是至关重要的。诺思认为，马克思的分析力量恰恰在于强调了结构变迁和社会生产潜力与产权结构之间的矛盾。这实际上就是指马克思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原理。此外，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意识形态理论等对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形成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于人类社会不同社会形态的转型及其相应的制度变迁规律，我们只能用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制度分析框架来解释。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互动，以及生产关系的变革来解释历史，就是用制度变迁来解释历史。在这方面，新制度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的传统，以致道格拉斯・诺斯对西方历史的解释，至少在前现代部分都与马恩的解释极为相仿。[7]
制度经济学现在还缺乏一种用于解释人类社会制度变迁规律的一般理论范式。当前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发展中一个突出问题是如何对其理论体系进行梳理和整合研究。如美国经济学家阿兰・斯密德所说，制度经济学的问题不是没有理论，而是拥有太多彼此孤立的理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当代西方经济学界的制度研究有三大流派，(1)以交易费用为分析工具的“新制度经济学派”。(2)以Kenneth Ar―row、Frank Hahnt及George Akerlof等一批当代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为代表，他们使用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引进交易费用研究制度的作用和选择。(3)以博弈论，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发展起来的演化博弈论为工具的制度分析，主要代表人物有KenBinmore、H・peyonYoung、RobertSugden及AvnerGreif等[8]4。但是这些研究存在两个无法解决的问题，第一，上述研究成果分别从不同切入点研究了新制度经济学的体系及其构成，但没有把“拥有太多彼此孤立的理论”的新制度经济学系统化，缺乏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理论体系。第二，上述研究成果的一个共同问题是没有揭示新制度经济学有关的演进分析和制度变迁规律。
三、确立马克思在制度分析中的重要地位
关于制度分析的宏大的理论框架是以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总体性解释框架――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在历史唯物主义总体框架的基础上，可以构建完整的制度理论框架。因此，制度分析理论在本质上是一种宏观动态的整体制度分析理论。从制度分析的构成出发，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结构(制度)的总体框架可具体化为关于制度分析的七个基本问题。
1．马克思制度分析的基本方法
马克思制度经济学基本研究方法是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这一方法被许多经济学家归结为制度整体主义。但是我们认为，马克思的制度分析又与制度整体主义是有区别的。根据这种制度整体主义的分析方法，社会不是个人的简单加总，相反，由特殊的社会结构决定的社会整体决定个人的属性，决定个人的生存和行动空间。这样，一定的社会制度是体现不同阶级或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系统结构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的产物。不是理性的个人的自由选择导致经济制度的变迁，相反，是社会结构和制度的变迁决定着个人的行为方式和选择空间。
制度整体主义比制度个人主义更接近于对于现实的人的分析。个人主义方法论是新占典经济学研究经济问题的方法，它往往把制度作为既定的前提或把制度抽象掉。但是在研究制度问题时个人主义方法论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例如，从“规则遵循者”与理性最大化者的关系来看，前者建立习惯和常规，更重要的是采纳社会规范和惯例；后者则根据其环境和机会的变化调整其行为，以使他的净收益最大化。规则遵循者更多地体现了制度整体主义的思路，而理性最大化者则体现了个人主义方法沦。
2．马克思的制度概念及其特征
马克思明确地将生产关系总和定义为经济基础或社会经济基础，并将立足于其上的法律的、政治的及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视为真正的社会制度。因此，制度范畴在经济学说中包含着作为经济制度的生产关系和作为上层建筑的与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制度体系两个层面。前者可以看作是一种仅限于经济关系领域内的狭义的制度，后者则可以被视为一种广义的制度。经济制度本身因此构成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和目的，并形成了一个宏大的制度分析的理论体系。[9]31与制度经济学家关于制度的定义相比，马克思对制度的定义更好地揭示了制度的实质。
马克思注重制度分析并把制度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内生变量。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制度因素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内生变量，而不是独立于社会经济发展之外的。马克思揭示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规律能够有效地解释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变迁过程。在马克思看来，任何社会的生产都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及其制度条件下进行的，并且不同的制度其效率也是不同的，例如资本主义制度比封建制度、奴隶制度更有效率。新制度经济学在这个基础上把成本―效益分析引入了制度效率分析之中。
马克思的制度分析具有历史性。社会的变迁不是骤然发生的，而是许多因素长期累积的结果。要理解现在，展望未来，就要重新认识过去。研究长期的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必须将其放在历史的长河中考察。无论新制度经济学如何深入发展，从历史的长河中寻求制度变迁的规律是其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在对社会制度的认识上，在其最内在的本质上是历史的观点，而人的社会实践就成为制度分析的理论视角。事实上，也只有从这一视角出发，才可能使研究接近社会历史发展的现实过程。[9]32
马克思的制度分析还具有演进性和动态性。马克思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曾指出，达尔文进化论构成了他们学说的自然历史之基础。但马克思的制度变迁大纲拒绝达尔文的“渐进”观点，强调了社会制度以革命形式表现的突变，这与达尔文的思想有异，但却与现代生物学关于“突变”和“渐变”是进化形式的框架相一致。与马克思同时代的许多经济学家，都将制度作为经济分析的外生变量而不加以考虑。而马克思明确指出，古典经济理论的错误就在于“把资本主义制度不看作是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10]16。马克思认为制度是可变的，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下，人类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等都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
3．马克思关于制度性质的分析
马克思制度分析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其对于制度性质的分析，这也是马克思不同于制度经济学的重要之点。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制度(包括之前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是人剥削人的制度、不公正的制度，而新制度经济学却并没有分析制度的性质，只是分析了制度的功能，并以所谓的效率替代了其他标准。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看来，有效率的制度就是好制度。什么是最好的制度?阿兰・斯密德提出了四条标准：(1)效率，(2)自由，(3)民主与全体一致性，(4)交易成本最小化。有人认为交易成本是制度存在的惟一原因，如果交易成本为零，制度就没有必要存在。[11]113-116
马克思关于制度性质的分析是马克思不同于西方制度经济学的重要地方，选择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制度是的追求。马克思关于人的“异化”问题的分析也可以用来分析资本主义制度问题。马克思的分析也表明，资本主义制度是有效率的制度，但它是一个剥削、不公正、不公平的制度。关于制度分析的宏大的理论框架是以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总体性解释框架――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的。这就不同于以新占典经济学为基础的新制度经济学。也就是讲，在制度性质的分析上，马克思的制度分析更全面、更客观、更科学。仅仅从效率(或绩效)方面去研究制度是不全面的。
4．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及基本观点
马克思的制度理论强调所有制、所有权在社会制度及其变迁中的基础地位。马克思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化是社会经济形态更替的基础与体现。
经济学强调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水平决定所有制的结构和演变，而西方产权经济学则强调交易费用、相对价格水平和人口因素对产权结构及其演变的影响。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从宏观的、动态的、历史的角度探讨了生产力及其发展水平与所有制之间的关系，揭示了所有制演变的一般规律。这种分析框架受到了新经济史学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诺思的高度赞扬：“马克思的分析力量恰恰在于强调了结构变迁和社会生产潜力与产权结构间的矛盾”。[2]207
总的来看，马克思所有制理论与西方产权理论在对社会财产关系的分析层次上并不一样，它们之间具有较大的差异是必然的。西方产权理论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是可以用来分析我国经济中的问题的，但是我们不能用西方产权理论代替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因为在一些深层次问题的探讨上马克思所有制理沦仍然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如马克思关于所有制与社会性质关系的分析，所有制与分配关系的研究，所有制与公平关系的研究等都是西方产权理论无法比拟的。
5．马克思关于制度变迁分析的框架
认为，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上，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由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两个基本原理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结构的统一的理论模型，即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其实质是对社会结构及其一般运行机制问题的理解与回答。马克思系统地分析了社会关系即经济制度的变革。这――分析用数学函数关系可表示为：I＝f(Q，P，T)，式中I为经济制度，Q为社会生产力，P为政治上层建筑，T为意识上层建筑。由此可知，马克思是把社会生产力的变化发展视为制度变革的根本原因。
从制度分析的角度来看，上述模型同时也是解释全部制度现象的产生、结构，以及演变机制和规律的统一的理论模型。第一，它相当直观地表现了整个制度现象产生的根源、机制和结构；第二，它具有适应制度分析所需要的宏大的分析结构、长期的动态特性的研究特征。因此，它在成为整个制度(包括经
济制度、非经济制度及一般制度)分析的逻辑基础的同时，也成为了分析的逻辑起点。[9]31
6．马克思关于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矛盾的方法
阶级斗争反映了经济制度的演进与生产技术进步之间的不断“冲突”。尽管马克思强调了生产力的变化(技术变迁)与生产关系的变化(制度变迁)之间的辩旺关系，但他相信前者提供了社会组织变迁的更为动态的力量。诺思也认为，马克思企图将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结合起来。马克思最早阐述的生产力(它常常被马克思用来指技术状态)与生产关系(常意指人类组织和具体的产权方面)的相互关系，是将技术限制与制约同人类组织的局限性结合起来所作的先驱性努力[12]177。但是诺思不赞成马克思关于制度变迁中的阶级分析法。
如何评价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我们认为，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是其制度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制度分析不同于其他制度分析的地方。第一，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是建立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冲突的过程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有相互适应的时候，也有相互不适应的时候。马克思认为制度(生产关系)变革的根本原因是技术(生产力)的发展变化，使原有的制度与新技术的潜在生产力之间产生了不适应，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13]83
第二，马克思的阶级分析也根源其产权理论。马克思经济理论根据人们在社会经济关系中对于生产资料的不同占有，分为不问的阶级，即不同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构成了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主要矛盾，而这些矛盾运动的结果就是整个社会生活经济制度的不断变化，其最高形式是革命式的激变。
第三，马克思的阶级分析也是社会利益关系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也是解释人类历史上制度起源和演进的重要方法。在马克思看来，人们在社会生产中形成的生产关系(制度)决定着人们的利益关系，当这种生产关系或制度进行调整和变革，必然改变人们的利益关系。在马克思的制度理论中，利益冲突被认为是制度变革的直接动因，进行制度变革必须通过阶级斗争来实现。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从制度变迁的“利益冲突论”出发，认为当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达到一定程度时，就将爆发革命式的激进的制度变迁。从而，在马克思看来，制度变迁总的轨迹是突发和激进的[14]。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沦及关于利益集团理论的分析在许多方面与马克思的阶级和利益关系的分析有许多相似之处。坐克思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它关注人与人之间利益冲突的一面，它认为后来形成的制度是解决冲突的结果。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仅仅用新古典经济学渐进的观点去解释人类社会制度的起源，是不全面的，也存在局限性。
7．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及意识形态理论
马克思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在他的制度理沦中，国家及其演变被视为一个完全可以用阶级理论和生产力理论加以说明的现象，强调国家这种上层建筑是根植于经济基础之上的。国家作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乃至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和消极的二重作用。
诺思早期的制度变迁珲论模型局限于新古典范式，通过假定外在的获利机会，当事人则按照成本收益法设计对自己最有利的制度安排。但在解释经济史的过程中，诺思逐渐意识到人的认知模式对制度变迁路径的影响，开始考虑意识形态对制度的作用，尽管这一点在马克思那儿早就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不过，诺思并没有停留在意识形态的社会特征上，而是从新古典的个人选择精神出发，力求在个人认知模式上解释制度的社会性。诺思在其制度理论中，把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作为其制度分析的“基石”。
四、结 语
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的制度分析框架可以用来解释人类社会制度变迁的规律及其基本趋势，这是一种长期的、历史的、动态的制度变迁观。而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上的新制度经济学在解释各种具体制度的选择及变迁上，有其独到之处。建立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一般制度分析框架的主要内容和思路如下：(1)从制度的角度来整理和构建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制度分析框架。(2)采用威廉姆森(Williamson，2000)的四个层级的制度分析划分法来整合新制度经济学，并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来统领这四个层次。(3)引入演化经济学、博弈论及行为经济学等最新理论和方法，在行为经济学中广泛使用的实验方法有助于扩展可得到的数据，以检验关于不同类型制度的形成及结果的假说。(4)对于当代西方者所做的研究成果要借鉴，要吸收。在此基础上，构建一般制度分析范式。
参考文献：
[1]繁人都重．制度经济学的回顾与反思[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2]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3]约翰・伊特韦尔等．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
[4]贾根良．演化经济学的发展脉络[J]．学术月刊，2002，(12)．
[5]Paul L Joskow．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A Report Card[J／OL] ．June 2，2004 http：／／www．isnie．org／old_conferences．html．
[6](美)约翰・N・德勒巴克等，新制度经济学前沿[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7]盛洪．美现代制度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8]安德鲁・肖特．社会制度的经济理论[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9]李省龙，张贵孝．论制度分析的一般结构[J]．当代经济研究，2002，(12)．
[10]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杜，1975．
[11]阿兰・斯密德．制度与行为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2]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关键词:劳动使用价值论;快乐经济学;基础理论
在当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立论的根据。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任务是，重新建立一个能够指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并与原政治经济学在价值观上一脉相承的新经济学。在新时代，新经济学就应该是研究快乐的快乐经济学。
一、劳动使用价值论的提出及其内容
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时，他是最先从商品的分析入手的，他揭示了商品的两重性，即价值和使用价值。
在分析劳动使用价值论基本内容前，我们必须概括一下马克思对使用价值的有关论述。
1.有人认为，马克思不重视使用价值，对此，马克思是坚决反对的。他说:“这位瓦格纳还把我列在那些主张‘使用价值’应该完全从‘科学’中‘抛开’的人中间。”“这一切都是‘胡说’”。马克思把使用价值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他说:“这不过是已经在单个商品上表现出来的同一规律，也就是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它的交换价值的前提，从而也是它的价值的前提。”
2.从商品两重性也可看出，马克思是非常重视使用价值的，他把使用价值列为商品的两重性之一。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两重性是由使用价值与价值共同构成的，商品两重性是由劳动力的两重性决定的，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商品的价值。
3.在马克思看来，一般商品的使用价值就是表现为商品具有的某种效用，这是实现交换价值的前提，“物品要成为商品，从而成为交换价值的承担者，一定要满足某种社会需要，因而一定要有某种有用属性。”
4.马克思认为，使用价值是商品的自然属性，但同时也认为使用价值具有社会性。“要生产商品，他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为别人生产使用价值，即生产社会的使用价值”，“商品的使用价值，不是对他本人即卖者的使用价值，而是对第三者即买者的使用价值。”
5.马克思看到一种商品在不同角度、不同环境、不同阶段所具有的不同使用价值。“至于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的商品的使用价值，情况则不同。按照劳动过程的性质，生产资料首先分为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或者更进一步地加以规定，它一方面是原料，另一方面是工具，辅助材料等等。”
6.马克思认为，一定的使用价值只是资本增值的手段，“……资本对采取任何特定的使用价值形式作为自己一视同仁的化身加以采用或抛弃。”
7.马克思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使用价值，一方面他把使用价值看成是现实的具体物的属性，即“作为使用价值的使用价值”;另一方面他把使用价值看成是抽象的、类的存在，即作为政治经济学中的范畴，“作为使用价值的使用价值，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只有当使用价值本身是形式规定的时候，它才属于后者的研究范围。”
8.马克思看到了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所特有使用价值的作用，也正是主要由于这一点，马克思才把使用价值引入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之内。“……剩余价值本身是从劳动力特有的‘特殊的’使用价值中产生的……所以在我看来，使用价值起着一种与以往的政治经济学中完全不同的作用。”
9.马克思认为，“货币的使用价值就是:货币创造交换价值，创造比他本身所包含的更大的交换价值。”在这里货币的使用价值实际上作为资本来让渡，它的使用价值就是获得利润。
10.马克思认为，“对于提供这些服务的生产者来说，服务就是商品。服务有一定的使用价值(想象的或现实的)和一定的交换价值。但是对买者来说，这些服务只是使用价值，只是他借以消费自己收入的对象。”他还认为，“服务只是劳动的特殊使用价值的表现，因为服务不是作为物而有用，而是作为活动而有用。”
11.马克思看到了使用价值在总供给与总需求平稳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尤其应该强调的是，马克思认为，从总体而言使用价值对社会资源的分配起决定作用。“如果说个别商品的使用价值取决于该商品是否满足一种需要，那么，社会产品总量的使用价值就取决于这个总量是否适合于社会对每种特殊产品的特定数量的需要，从而劳动是否根据这种特定数量的社会需要按比例分配在不同的生产领域(我们在论述资本在不同的生产领域分配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在这里，社会需要，即社会规模的使用价值，对于社会总劳动时间分别用在这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来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以上我们简略地概述了一下马克思有关使用价值的论述，尽管上述的介绍存在着许多不周全之处，但本人认为，这基本上反映了马克思对使用价值的主要观点。下面本人就根据马克思有关使用价值的主要观点，对劳动使用价值理论的基本内容，做一下初步的概括和总结:(1)使用价值与价值共同构成商品的两重性。(2)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和价值的前提，劳动的直接目的是创造使用价值。(3)使用价值除了代表商品的自然属性外，它本身也具有社会性。(4)从整体而言，对使用价值的重视使资源的配置趋于合理化。
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一样，的使用价值论也必然是劳动使用价值论，这是价值取向的根本要求。正如无产阶级革命先驱所说:“从前的经济学，是以资本为本位，以资本家为本位。以后的经济学，要以劳动为本位，以劳动者为本位了。”[7]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经济学，当然也要以劳动和劳动者为本位。
二、确立劳动使用价值论的现实意义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马克思并不是忽视或不看重使用价值的，只是出于革命性的需要，他在构筑其理论体系时，必然选择最能证明其革命性的那部分概念和内容，作为其论述的主线。尽管如此，由于使用价值的特殊重要地位，马克思还是大量地论及了使用价值。从他的大量论述中，我们可以概括出马克思对使用价值的基本观点，这些基本观点现在看来仍闪烁着真理的光芒。
1.使用价值与价值共同构成商品的两重性。这说明，从商品两重性构成角度看使用价值与价值是同等重要的。因此商品两重性的论述必然是劳动价值论的重要内容，同样也应是劳动使用价值论的重要内容。我们明确这一点，其最根本的现实意义在于，通过对价值的研究，得出的劳动价值论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基石;那么我们通过对使用价值的研究，即可得出新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基石——劳动使用价值论。
2.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和价值的前提，劳动的直接目的是创造使用价值。这说明，从价值实现角度看，使用价值已经成为交换价值和价值的核心，离开了使用价值，也就无所谓交换价值和价值，因此，劳动的直接目的当然是创造使用价值。这一点对我们的启示是，作为企业必须首先注意新产品的开发，不断创造具有新的使用价值的商品，只有这样才能最终获得交换价值。使用价值的创造当然也包括产品质量的不断提高，而且这是使用价值创造的重要内容之一。3.使用价值除了代表商品的自然属性外，它本身也具有社会性。我们的国家和企业必须明确，为谁创造使用价值，为谁创造价值?可以说，这一条标明了劳动使用价值论在价值观上的根本取向，从而也证明了劳动使用价值论，能够成为指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石和逻辑起点。
4.从整体而言，对使用价值的重视使资源配置趋于合理化。可以说，这一条是政府和企业重视使用价值的必然结果。政府重视使用价值，就必须重视产业结构调整问题，哪些是需要的，哪些是不需要的或过剩的产品，政府都应该在宏观上有所把握，政策的制定就应该以此为据。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即创造使用价值过程中，就应该对市场进行调查和预测，然后才能决定创造哪些使用价值以及创造商品的数量。
三、劳动使用价值论与快乐经济学
一般认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价值理论包括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狭义价值理论即指劳动价值论。根据前文的研究，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应该包括: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和劳动使用价值论。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最终要解决财富的公平、公正分配问题;劳动使用价值论最终要解决生产过程的合目的性问题。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核心和灵魂就是“以人为本”，即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
新经济学——快乐经济学，应该研究三大方面问题:一是生产领域的公正问题;二是分配领域的公正问题;三是消费领域的合理化问题。生产领域的公正问题要解决生产什么和为谁生产的问题。如生产粮食还是生产，建楼堂馆所、豪华别墅还是修希望小学等等。分配领域的公正问题要解决利益分配的广泛化，避免利益向少数人集中。如子女上学、医疗保障、社会保险等问题。消费领域的合理化问题要解决如何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科学、文明消费。如封建迷信、铺张浪费、跟风消费等等。
快乐经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就应该从生产领域开始。我们还是借鉴马克思的分析方式，即从分析“商品”入手。马克思已经发现了商品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这两重性。通过对价值分析得出劳动价值论，并以此建立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在当代，我们就要通过对使用价值的分析，确立马克思的劳动使用价值论。并以劳动使用价值论为逻辑起点，建立新经济学——快乐经济学。
现实在变化，社会在发展，随着现实的变革，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的也应该大发展。我们要善于在理论体系内部寻求新的生长点，使理论更好地为现实服务。。
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08-716.
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54-7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正文】
哲学的经济学和经济学的哲学概括，是马克思中极其重要的，体现出丰富的方法论思想。认真清理和这些思想，无论对于我们建构当代经济哲学还是分析现实经济，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一、客观性与主体性的统一
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既非单纯经济学也非纯粹哲学，而是在融合两者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质。这种“新质”，就在于它打破了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考察经济问题的方法：或者从主观概念、理性原则出发剪裁、套用客观经济现实，否认后者是前者的基础；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观经济现象的表层，否认作为主体的人的认识、实践的能动创造性。前者是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后者是机械唯物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
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经济哲学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经济哲学研究成果《哲学的贫困》中就有着充分的体现。他批评蒲鲁东从普遍理性出发建构经济学的哲学体系，把经济范畴视作“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生”的思想，不过是一种先验的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而他关于经济学要能够真正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本质和，就必须跳出哲学的圈子研究经济现象的思想，则蕴含着从经济现实、物质生产出发的唯物主义经济哲学思想。同时，对庸俗经济学思想的反思，使马克思意识到，经济哲学要走出“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对“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的误区，就必须突破以往的理论，在面对现实的同时发挥主体能动性，冲破思想障碍，敢于进行理论创新。
集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之大成的《资本论》，既与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现实，从现象分析中揭开资本主义结构、关系、运行机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谜底”有关，又与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当时的经济学、哲学思维成果基础上，善于走出哲学和经济学各自的理论藩篱，在综合两者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不无联系。正因如此，马克思才最终实现了其哲学与经济学成果——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论的有机统一。
纵观马克思一生的经济哲学研究，他不是躲进书斋给自己设定纯抽象思辨的命题，在主观玄想中构造体系，而是立足经济现实，捕捉提出的重大问题；不囿于“现存”和既有的方法、结论，而是让“思想的闪电”在划破理论的迷雾中，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真谛。
今天，虽然时代的巨变使经济哲学研究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与马克思那个时代有了极大差异，但马克思当年从客观性与主体性相统一的角度研究经济哲学的思路和方法，仍能为我们从事当代经济哲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启迪。在此，不妨借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经济哲学要想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就必须“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同时，要充分发挥主体特有的能动性，破除陈旧的传统观念，解放思想，敢于创新，与时俱进。
二、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科学性与人文性，分别从物与人的角度，体现了人类对世界的两种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前者强调客观性和事实评价，后者强调主体性和人文关怀。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的对象，无疑是“现实的人”。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既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又是能动的、有价值、理想追求的主体。因此，经济哲学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应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辩证统一。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这种辩证统一，体现得尤为彻底。
马克思既反对从所谓“纯粹的客观性”或单纯的技术理性、经济模式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撇开主体的人和缺乏对人的价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体现、愿望的人文关怀的理论，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单纯“经济人”；同时，又反对从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义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抛弃客观的物和缺乏对客体分析的“人文关怀”，只能使人成为虚假的主体和片面的“道德人”。与资产阶级经济学或哲学不同，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质时，把它们视为以人的生产实践为基础和中介的合规律的过程，强调无产阶级解放之路的寻求，首先必须深入到客观的经济底层，同时，又关注现实的人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地位、处境、命运和出路，认为自己的理论就是为“倍受压迫”的那个阶级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因此，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对“人”的探讨既以对客观事实的科学研究为基础，又以对人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要求为目的；对“物”的探讨既以人的价值取向为参照，又注重从物的基础、本源角度探究人文关怀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今天，借鉴马克思科学性与人文性辩证统一的方法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有助于我们关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增长、转型、变化、发展的现状、历史和未来趋势，立足科学的实证经济学，从人化了的客观世界中认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基质及其本质规律，为理解和满足人的价值需求、人生的现实性、时代的变易性、社会生活的真伪性，以及准确定位与之相应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观依据；同时，也关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体现自身价值、发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运用科学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人的价值要求的客观范围和内在层次，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质世界中看到自己的价值，体现生存的意义，感到人生的温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具体言之，经济哲学要研究宏观的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社会进步三者间的关系，研究微观的诸如经济发展、转型引发的利益与价值、公平与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与经济、与经济、与经济乃至社会心理与经济等等之间的关系问题。
三、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
决定性与选择性则侧重于从实践角度表述主客关系。决定性即承认人类及其运动是有自身可循的历史过程；选择性即承认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又是历史主体的人有目的的活动过程。前者肯定客观世界和其规律的必然性及其对人的制约性，后者肯定主体的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认为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一身兼任“剧中人物”和“剧作者”双重身份。因此，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运动的规律，是通过现实的人的有选择的能动性活动而得以实现的。人的实践是联接两者的中介，正是在实践基础上，两者达到了辩证的统一。经济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过对经济现实的理性考察，为发挥人的自主能动性提供根据，因此它应当从决定与选择的统一角度，研究作为客体的世界与作为主体的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这种统一在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中，同样得到了体现。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陷入纯实证经济论和蒲鲁东陷入纯思辨的经济论，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离开历史的主客体关系来考察经济，没有看到客观经济规律既是人的能动实践的结果，因而人在它面前并非束手无策；但经济事实作为既定产物又具有客观必然性和制约性，因而人在它面前不能随心所欲。由于不能正确认识经济活动中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关系，导致他们或者陷于机械决定论，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永恒之手”，完全制约着人的活动；或者陷于唯心能动论，视个体理性、“社会天才”的自由意志为解决经济矛盾的灵丹妙药。与他们不同，马克思一方面认为社会的、历史的物质活动是人类生产实践、经济生活的根本，生产力是在人类从事生产的经济活动的历史过程中积累、创造的物质力量，而不是自身无前提的先验假设；同时又认为人类生产实践是主体的人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生产力是人的实践能力的物化，生产关系是人为适应生产力而创造的结果。这样，马克思通过物质生产实践作为历史的主体与客体的基础和中介，地预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活动，是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的统一。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考察当代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和制订新世纪化战略决策，有助于我们走出“超越论”和“循序论”的两极，既立足于“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研究诸如中国与世界体系的联系与交往中，经济的调整、重组、改革、开放等关系；又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创造性，在历史的决定性与选择性的交错点上“抓住机遇”，切实把我们的事情做好。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研究生态和可持续等问题，有助于我们走出“人类中心论”或“生态决定论”的两极，进而深入研究诸如经济增长与自然成本和生产效率、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社会发展中的物质生产、人口生产与精神生产，自然发展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与自然可再生性发展等等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
四、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
共时性与历时性，是分别从静态与动态、横向与纵向的维度考察社会结构及其形态的视角。前者侧重于以特定社会经济运动的系统以及系统中要素间相互关系为基础，把握社会结构；后者侧重于以社会经济运动的过程以及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基础，把握社会形态。运动通过静止表现出来，相对静止中有永恒的运动。因此，共时性与历时性两者有着辩证统一的关系。
上述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哲学中，具体体现为他的“有中介的社会生产体系”观：社会就其静态存在看，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就其动态展开看，是生产力发展改变生产关系及其一切社会关系。生产方式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中介，既为生产力所决定又决定生产关系，既具生产力功能又具生产关系价值，是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人类社会特定结构及其整个历史运动，既是一个以生产方式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为基础的系统，又是一个由生产方式运动推动的过程。因此，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统一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生产方式。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观点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助于我们既从历史的、现实的国情出发，又把它置于“世界历史”、“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中；既从我国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又联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总趋势，从而既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因其中介性，可以共存于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并互通互补，生产的技术层面构成生产方式的基础，经济体系以它为坐标系，经济形态的依次演进从根本上决定所有制形态的一般发展，因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不可超越，中国必须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市场经济；又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的中介性必然与一定的经济关系、社会制度结合，生产关系的社会层面决定社会的基本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形态可以反映相同的经济形态。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中国实行的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应该而且必然是社会主义的。
五、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
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是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中又一基本的方法论思想。它体现为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不仅从经济现实出发，在研究经济现实中进行哲理的推论，并从中引出世界观、方法论的结论，而不是止步于实证归纳；而且在对经济现象进行哲理的分析与揭示中，融入经济的实证使之有根有据，而不致流于哲理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绎。
还在马克思创立经济哲学之初，他就批判地审视了当时的经济理论，既反对蒲鲁东用先验原则、抽象哲学理念投射经济现实，认为这只能导致“可笑的哲学”；[9]又批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停留于纯粹经济事实的肤浅表述和实证归纳，认为其不从经济关系的社会历史性考察、深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导致了他们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固定永恒的规律的唯心史观结论。而马克思《资本论》中贯串始终的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分析与综合、演绎与归纳的方法，则是他融合经济学实证性与哲学思辨性的结晶。虽然这部研究资本主义的巨著侧重于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但这种分析却既因哲学唯物史观的运用而使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超越了纯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强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实证而使哲学的逻辑推演，超越了纯思辨的抽象论证而具有透彻的经验说服力，从而使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任何单纯的经济学著作或单纯的哲学著作。纵观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其哲学与经济学在相互交融基础上达到了辩证统一。如同劳动、分工、生产力、生产关系既是经济学又是哲学的基本范畴一样，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既是社会的、历史的、哲学的经济学，又是经济的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哲学理性思考和经济学实证分析统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必须做到：一方面，在探讨诸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等具体问题时，必须运用世界历史理论、社会形态论加以理性抽象而不能止于经济范式、技术模式、操作手段等经济学的表层。另一方面，在深化诸如的社会结构论、形态论、本质论、动力论等基本理论时，必须结合和依据世界、中国的社会经济变化现状和趋势，以及新革命、信息革命等问题加以经验证明，而不囿于抽象的概念框架和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要在融合两者特征的基础上，创建出既不因满足于繁荣表象而对自身功能产生幻化、又不因囿于空洞思辨而对自身功能产生怀疑的，既适合又能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的经济哲学理论。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40，149.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21，466-46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
一、客观性与主体性的统一
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既非单纯经济学也非纯粹哲学，而是在融合两者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质科学。这种“新质”，就在于它打破了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考察经济问题的方法：或者从主观概念、理性原则出发剪裁、套用客观经济现实，否认后者是前者的基础；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观经济现象的表层，否认作为主体的人的认识、实践的能动创造性。前者是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后者是机械唯物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
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经济哲学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经济哲学研究成果《哲学的贫困》中就有着充分的体现。他批评蒲鲁东从普遍理性出发建构经济学的哲学体系，把经济范畴视作“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生”的思想，不过是一种先验的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而他关于经济学要能够真正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本质和规律，就必须跳出哲学的圈子研究经济现象的思想，则蕴含着从经济现实、物质生产出发的唯物主义经济哲学思想。同时，对庸俗经济学思想的反思，使马克思意识到，经济哲学要走出“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对“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的误区，就必须突破以往的理论，在面对现实的同时发挥主体能动性，冲破思想障碍，敢于进行理论创新。
集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之大成的《资本论》，既与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现实，从现象分析中揭开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关系、运行机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谜底”有关，又与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当时的经济学、哲学思维成果基础上，善于走出哲学和经济学各自的理论藩篱，在综合两者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不无联系。正因如此，马克思才最终实现了其哲学与经济学成果——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论的有机统一。
纵观马克思一生的经济哲学研究，他不是躲进书斋给自己设定纯抽象思辨的命题，在主观玄想中构造体系，而是立足经济现实，捕捉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不囿于“现存”和既有的方法、结论，而是让“思想的闪电”在划破理论的迷雾中，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真谛。
今天，虽然时代的巨变使经济哲学研究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与马克思那个时代有了极大差异，但马克思当年从客观性与主体性相统一的角度研究经济哲学的思路和方法，仍能为我们从事当代经济哲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启迪。在此，不妨借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经济哲学要想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就必须“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同时，要充分发挥主体特有的能动性，破除陈旧的传统观念，解放思想，敢于创新，与时俱进。
二、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科学性与人文性，分别从物与人的角度，体现了人类对世界的两种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前者强调客观性和事实评价，后者强调主体性和人文关怀。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的对象，无疑是“现实的人”。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既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又是能动的、有价值、理想追求的主体。因此，经济哲学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应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辩证统一。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这种辩证统一，体现得尤为彻底。
马克思既反对从所谓“纯粹的客观性”或单纯的技术理性、经济模式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撇开主体的人和缺乏对人的价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体现、发展愿望的人文关怀的理论，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单纯“经济人”；同时，又反对从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义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抛弃客观的物和缺乏对客体分析的“人文关怀”，只能使人成为虚假的主体和片面的“道德人”。与资产阶级经济学或哲学不同，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质时，把它们视为以人的生产实践为基础和中介的合规律的过程，强调无产阶级解放之路的寻求，首先必须深入到客观的经济底层，同时，又关注现实的人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地位、处境、命运和出路，认为自己的理论就是为“倍受压迫”的那个阶级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因此，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对“人”的探讨既以对客观事实的科学研究为基础，又以对人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要求为目的；对“物”的探讨既以人的价值取向为参照，又注重从物的基础、本源角度探究人文关怀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今天，借鉴马克思科学性与人文性辩证统一的方法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有助于我们关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增长、转型、变化、发展的现状、历史和未来趋势，立足科学的实证经济学，从人化了的客观世界中认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基质及其本质规律，为理解和满足人的价值需求、人生的现实性、时代的变易性、社会生活的真伪性，以及准确定位与之相应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观依据；同时，也关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体现自身价值、发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运用科学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人的价值要求的客观范围和内在层次，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质世界中看到自己的价值，体现生存的意义，感到人生的温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具体言之，经济哲学要研究宏观的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社会进步三者间的关系，研究微观的诸如经济发展、转型引发的利益与价值、公平与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与经济、政治与经济、法律与经济乃至社会心理与经济等等之间的关系问题。三、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
决定性与选择性则侧重于从实践角度表述主客关系。决定性即承认人类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是有自身规律可循的自然历史过程；选择性即承认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又是历史主体的人有目的的活动过程。前者肯定客观世界和其规律的必然性及其对人的制约性，后者肯定主体的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认为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一身兼任“剧中人物”和“剧作者”双重身份。因此，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运动的规律，是通过现实的人的有选择的能动性活动而得以实现的。人的实践是联接两者的中介，正是在实践基础上，两者达到了辩证的统一。经济哲学研究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过对经济现实的理性考察，为发挥人的自主能动性提供理论根据，因此它应当从决定与选择的统一角度，研究作为客体的世界与作为主体的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这种统一在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中，同样得到了体现。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陷入纯实证经济论和蒲鲁东陷入纯思辨的经济论，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离开历史的主客体关系来考察经济问题，没有看到客观经济规律既是人的能动实践的结果，因而人在它面前并非束手无策；但经济事实作为既定产物又具有客观必然性和制约性，因而人在它面前不能随心所欲。由于不能正确认识经济活动中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关系，导致他们或者陷于机械决定论，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永恒之手”，完全制约着人的活动；或者陷于唯心能动论，视个体理性、“社会天才”的自由意志为解决经济矛盾的灵丹妙药。与他们不同，马克思一方面认为社会的、历史的物质活动是人类生产实践、经济生活的根本内容，生产力是在人类从事生产的经济活动的历史过程中积累、创造的物质力量，而不是自身无前提的先验假设；同时又认为人类生产实践是主体的人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生产力是人的实践能力的物化，生产关系是人为适应生产力而创造的结果。这样，马克思通过物质生产实践作为历史的主体与客体的基础和中介，科学地预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活动，是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的统一。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考察当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和制订新世纪现代化战略决策，有助于我们走出“超越论”和“循序论”的两极，既立足于“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研究诸如中国与世界体系的联系与交往中，经济的调整、重组、改革、开放等关系；又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创造性，在历史的决定性与选择性的交错点上“抓住机遇”，切实把我们的事情做好。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研究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有助于我们走出“人类中心论”或“生态决定论”的两极，进而深入研究诸如经济增长与自然成本和生产效率、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社会发展中的物质生产、人口生产与精神生产，自然发展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与自然可再生性发展等等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
四、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
共时性与历时性，是分别从静态与动态、横向与纵向的维度考察社会结构及其形态的视角。前者侧重于以特定社会经济运动的系统以及系统中要素间相互关系为基础，把握社会结构；后者侧重于以社会经济运动的过程以及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基础，把握社会形态。运动通过静止表现出来，相对静止中有永恒的运动。因此，共时性与历时性两者有着辩证统一的关系。
上述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哲学中，具体体现为他的“有中介的社会生产体系”观：社会就其静态存在看，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就其动态展开看，是生产力发展改变生产关系及其一切社会关系。生产方式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中介，既为生产力所决定又决定生产关系，既具生产力功能又具生产关系价值，是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人类社会特定结构及其整个历史运动，既是一个以生产方式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为基础的系统，又是一个由生产方式运动推动的过程。因此，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统一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生产方式。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观点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助于我们既从历史的、现实的国情出发，又把它置于“世界历史”、“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中；既从我国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又联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总趋势，从而既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因其中介性，可以共存于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并互通互补，生产的技术层面构成生产方式的基础，经济体系以它为坐标系，经济形态的依次演进从根本上决定所有制形态的一般发展，因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不可超越，中国必须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市场经济；又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的中介性必然与一定的经济关系、社会制度结合，生产关系的社会层面决定社会的基本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形态可以反映相同的经济形态。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中国实行的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应该而且必然是社会主义的。
五、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
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是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中又一基本的方法论思想。它体现为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不仅从经济现实出发，在研究经济现实中进行哲理的分析推论，并从中引出世界观、方法论的结论，而不是止步于实证归纳；而且在对经济现象进行哲理的分析与揭示中，融入经济的实证使之有根有据，而不致流于哲理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绎。
还在马克思创立经济哲学之初，他就批判地审视了当时的经济理论，既反对蒲鲁东用先验原则、抽象哲学理念投射经济现实，认为这只能导致“可笑的哲学”；[9]又批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停留于纯粹经济事实的肤浅表述和实证归纳，认为其不从经济关系的社会历史性考察、深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导致了他们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固定永恒的规律的唯心史观结论。而马克思《资本论》中贯串始终的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分析与综合、演绎与归纳的方法，则是他融合经济学实证性与哲学思辨性的结晶。虽然这部研究资本主义的巨著侧重于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但这种分析却既因哲学唯物史观的运用而使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超越了纯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强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实证而使哲学的逻辑推演，超越了纯思辨的抽象论证而具有透彻的经验说服力，从而使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任何单纯的经济学著作或单纯的哲学著作。纵观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其哲学与经济学在相互交融基础上达到了辩证统一。如同劳动、分工、生产力、生产关系既是经济学又是哲学的基本范畴一样，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既是社会的、历史的、哲学的经济学，又是经济的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哲学理性思考和经济学实证分析统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必须做到：一方面，在探讨诸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等具体问题时，必须运用世界历史理论、社会形态论加以理性抽象而不能止于经济范式、技术模式、操作手段等经济学的表层。另一方面，在深化诸如的社会结构论、形态论、本质论、动力论等基本理论时，必须结合和依据世界、中国的社会经济变化现状和趋势，以及新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等问题加以经验证明，而不囿于抽象的概念框架和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要在融合两者特征的基础上，创建出既不因满足于繁荣表象而对自身功能产生幻化、又不因囿于空洞思辨而对自身功能产生怀疑的，既适合又能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的经济哲学理论。
【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40，149.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21，466-46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