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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论文

时间:2022-02-15 21:22:5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文化产业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文化产业论文

第1篇

1.基于价值链的视角。

迈克尔•波特于1985年首先提出价值链的概念:价值链就是互相联系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价值的动态过程。文化产业与制造业可以通过重组融合将原有产业的价值链进行分解,打破原有价值链各环节形成一种混沌状态的价值网,之后再将原产业链的核心环节提取出来,通过建立新的价值通道,重新整合为一条新的价值链。融合过程主要分为两个阶段:

(1)价值链分解。

文化产业和制造业同时将在技术上和经济上可分离的价值活动逐一分解,形成混沌状态下的价值网。在分离的过程中还要注意竞争优势的影响,即要将能使企业获得相对成本优势和差异性的价值活动分解出来。

(2)价值链整合。

进过上一步的分解后,需要根据未来潜在的市场需求和现有产业特征,截取原有价值链中需要的核心增值价值活动,进行排序重新整合,形成一条新的价值链。在新价值链中,不仅包含了制造业价值链的核心价值活动,还增加了原有制造业所没有的文化核心能力和创意体系,从而构建出一个能够比原有价值链创造更大价值的链条,而这种变化可能发生在基本活动中,也可能发生在辅助活动中。

2.基于产业集聚视角。

产业集聚是指一些相关互补的产业在某个特定地理区域高度集中,这些产业中的企业通过不断投入共享要素在这个空间范围内不断汇聚的现象。这种融合过程一般需要政府的促进和规划,通过鼓励文化类企业与制造业企业在文化创意园区内入驻,形成集聚效应以便利用公共基础设施、专业化服务和劳动力,来降低生产本和交易成本;同时产业集聚区的创新因子从文化产业中溢出并不断扩散,制造业企业通过不断积累“学习效应”克服其在创新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获得内在创新动力。在融合过程中,制造业企业把原由企业自身提供的研发、设计、营销、咨询等环节外包给集群内以专业化形式存在的文化企业,制造企业由此提高了资源的全要素生产率,而文化类企业获得了规模经济的好处。由于这种好处,集群外一定辐射半径内的其他企业也会纷纷加入进来,进一步增强区内企业创新能力和专业化水平。

3.基于共生理论视角。

共生理论最早出现在生物学领域,“共生”概念由德国真菌学家德贝里于1879年提出,他将其定义为不同种属生活在一起的现象。经济学中产业共生是指彼此具有联系的业务模块的不同或相似的产业之间基于分工细化而呈现融合、互动和协调的关系。产业共生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种自发现象,它与产业融合关注点都是价值增值和产业创新过程中的业务连接关系。这种融合过程遵循以下三个阶段:

(1)融合阶段。

文化产业与制造业在最初意义上是一对具有业务融合性质的两类产业,前者的业务融合在后者的价值创造或价值实现过程中,而后者的价值总量又融合了前者的贡献[5]。此时文化产业以寄生的方式依附于制造业上,其价值的实现是融合在制造业的价值活动之中的。例如,在电子信息产业出现时,并不需要文化产业,但当数字内容产业出现后,它就不可能离开文化产业而独立存在。

(2)互动阶段。

文化产业与制造业间的互动实际上就是在融合过程中为维持共生关系而进行的价值创造过程。当文化产业独立为制造业提供创意思想和技术支持时,制造业不仅可以获得来自外部的专业化资源,而且可以将自身资源专用于生产环节提升效率;于此同时,文化产业也可以享受到制造业规模化生产的益处,形成双赢互动。

(3)协调阶段。

文化产业与制造业间的协调实际上就是在互动过程中找到一个数量和质量最优的平衡点。数量的协调通常可以通过产业间投入产出的关系制定出各个产业间应该完成的数值目标。而质量的协调更强调协调效率,这就要考察在产业互动过程中,哪种协调手段最能推动产业技术进步以激发其发展潜力,找出最优共生手段是共生质量高低的关键因素。

4.基于专业化分工视角。

专业化分工是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的精髓,他在《国富论》一书中开篇就指出“分工是国民财富增进的源泉”。由于文化产业具有与制造业相同的工业属性,所以文化产业归根结底是制造业企业将原先由内部提供的服务转而向外部市场购买而产生的。具体来说,制造业企业出于竞争优势的考虑,逐步将自身资源集中化,纷纷将原企业内部的研发设计、营销服务、管理咨询等职能转移出来,交给内部独立运作的职能部门或专业化服务企业执行。制造企业的交易成本随着专业服务由外部市场提供而降低,从而不仅推进了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又促进了文化服务企业增强自身专业化水平以提高效率,从而进一步推动分工的深化。由此分工专业化和交易成本降低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二、结语

第2篇

一、世界动画文化产业体制的变革的特点

本土品牌跨国生产、跨国经营、跨国销售,国际间资本、技术和人才的流动加速,动画产业呈现出越来越强的国际化趋势。动画产品是最没有国界的文化产品,在经济全球化、文化产业化的新的环境下,全球动画业出现了新的契机。日本、美国动画产业近年来将大量动画制作外包给中国和韩国,而本土卡通业“空壳化”,同时取材来源也日益国际化。如花木兰替父从军是典型的中国故事,美国迪斯尼以此为素材拍摄了动画影片《花木兰》,获得了成功。影片制作中,集合了世界范围内的技术人才,到中国的天坛、故宫采景,描绘图样,再利用电脑技术完成影片合成,是一个动画制作国际化的典型例子。还有像阿拉丁等故事素材都取自于阿拉伯国家。

二、中国动画文化产业尴尬处境的实质在于体制困境

中国动画文化产业尴尬处境的实质在于体制困境。而体制困境源于动画的产业化问题,而所谓产业化问题中的矛盾实质是体制和创作之间的矛盾。商业动画不只是一个商品,它首先是一个作品,产业化应该对创作起促进作用,如果只强调动画业的商业价值,只注重产业化甚至产业化反而对创作起阻碍作用,那么所谓产业化就是盲目的产业化,作品本身没有质量,盲目的产业化结果只能病态发展出一个扭曲的空壳产业。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所有的动画作品都要投入市场成为商品,不进入市场的流通渠道就没有可支持整个动画制作与发行所需的资金链,那么,再好的作品也无法生产出来,获得受众的认可。首先,体制困境表现在动画审批体制限制动画创作内容。体制限制就是对作品题材的限制,什么样的作品能通过审批?很多人总强调中国盗版问题对文化产业的阻碍,而事实上我认为体制上对创作者的阻碍才是最严重的阻碍,由于这种阻碍创作者甚至根本连面临盗版问题的机会都没有,简单的说就是体制直接阻碍创作,没有创作就没有作品,连作品都没有何来盗版?创作者不是为通过审批才作动画的,我们是因为热爱动画,为表达自己的想法才作动画的。其次,体制困境表现在动画产业管理体制严重与市场经济环境脱节。中国动画制作有两大基地,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和中央电视台,这些依靠政府资金支持的动画制作方,往往有着一副官方代言人的高高在上的姿态,完全按计划经济运行模式进行操作。再次,体制困境表现在动画营销体制与市场链条的脱节。在中国,长期以来,动画仅仅充当对儿童进行教育的工具,讲究的是社会效益,很少顾及经济效益,它的“媒介功能”与“产业功能”被视作同一概念。概念的错位必将导致实践的混乱。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动画业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困扰,从制作到管理均受到很大的束缚。制作方面,需要经过艰难复杂的层层申报、审批,数量、名额、资金等也有种种限制;管理上方面,制定规章、实施管理的部门与接受管理的动画生产企业没有脱钩,造成不充分竞争,市场资源配置机制发挥不了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动画的产业功能得以凸显。勿庸讳言,动画作为一门艺术,一种精神文化产品,确实负有宣扬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的功能。但它的投入产出、制作播映也是一个产业过程。动画片的制作成本高昂,一分钟的动画节目直接投入资金约为1万一1.5万元。一部动画电影或连续电视短片,投资动辄几百万,甚至数亿。而同样长度的电视剧只需要一半的投入。这笔资金由谁来出,从过去来看,资金来源主要是国家拨款。投资渠道的单一制约了国产动画的发展。

恰恰在这个可以给投资者带来巨大回报的领域却用力太少,几成空白。投人高,回报慢,且投资渠道单一,故无法制作精良的产品,打造成功的动画形象;进而开发相关产品,培育良好的市场。没有良好的市场机制作基础,难以产出需求量相当的好作品。如此恶性循环,对中国动画产业化进程是极为不利的。HUNDREDSCHO0LSINARTS口总而言之,中国动画产业体制还未真正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缺乏整体运作规划。正常的市场状态应该是,前期宣传寻求资助,制片人制作动画片,商销售,影视系统播放,企业购买动画形象并开发衍生产品,商家销售产品。对动画制作单位的管理,只注重它的事业性质,忽视了经济实体性质,因此,动画制作单位的任务仅是制作动画片,至于能不能收回制作成本能不能赚钱等无需考虑。这种管理方式,不但使制作机构丧失了活力,使动画制作经费极其依赖上级拨款,更使动画事业陷入只投入不产出的恶性循环中。制作机构在动画产业化运营中居于主体地位,激发制作机构的活力对动画产业化至关重要。国有制作机构有多年的制作经验,制作水平较高,但市场化程度较低,所以要着重对国有制作机构进行企业化改造,提高动画机构的制作活力,树立效益意识,以市场为导向,逐步改变国产动画依赖拨款的现状,使其重视市场、面向市场、适应市场,在竞争中提高制作水平,增强经营能力。

三、中国动画文化产业体制改革的机遇

中国动画文化产业的体制困境制约了产业的健康发展,并且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然而,危机即是危险也是机遇。近l0年来,社会经济生活逐渐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变革,特别是文化产业逐步规范发展,中国的动画产业体制改革的条件也在逐渐成熟。随着我国经济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消费需求增加,对文化产品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为我国的动画产业创造了巨大的市场空间。市场需求是发展的动力。目前,随着我国经济增长的加快,广大群众对精神文化产品的消费需求也进入了快速增长期,这为发展文化产业提供了巨大的内需市场和发展机遇。国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新战略,为推动影视动画产业的理论、观念、体制机制创新,解放文化生产力指明了方向,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政府多次指出,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途径,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文化产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得到了充分肯定,为我们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破除一切束缚发展的思想障碍、体制障碍和政策障碍,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我国影视动画产业应当成为文化创新的重要力量和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柱。综上所述,在当前世界动画产业体制积极调整的局面下和市场经济的环境中,中国动画产业面临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体制问题。产业体制的困境大大限制了动画产业的健康发展。

作者:唐艺 单位:南京理工大学 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第3篇

一、产业融合背景下发展农村文化产业的对策选择

1.提升产业融合的责任意识以实现农村文化产业的大发展

发展经济是各地政府的职责之所在系,也是本区域之中所有人应负的责任,因此,政府和本区域之中所有人均应树立高度的责任感,全力积极维护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进而推动文化上的传承。这样一来,发展农村文化产业,实现本地文化的保护以及传承,这是各级政府所应承担的重要责任之一。对于诸多农村地区来说,其区域之内特色文化产业往往积淀相当深厚,文化产业传承的任务极为艰巨。要相积极传承特色化文化,不仅要注重于保护,而且还应当对特色文化产业资源实施更为合理的开发与利用。依赖于市场化的运作与文化产业经营管理,积极做大与做强我国的农村文化产业。如此才能为文化产业之发展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有鉴于此,各地方政府均应在保护与传承文化产业经济责任意识的带动下,全力支持与引导我国农村文化产业经济取得新的发展。

2.出台农村文化产业发展规划以提升文化产业经济发展的积极性

农村文化产业所具备的独特竞争优势就在于特色化。在文化产业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应当致力于发挥特色,展现出优势,这就无法离开政府的积极指导与规划。政府所提供的政策性支持能创设出一流的农村文化产业经济发展情境,从而营造出肥沃土壤,落实文化产业经济今后发展的趋向,提升文化产业所具有的凝聚力。各级地方政府在当地农村文化产业经济发展中应当着力体现出规划、引导以及管理等各项职能。要在实施充分调查与科学研判的基础上,全面掌握我国农村特色文化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条件,依据我国目前的产业政策,依据本区域的特点以及优势,健全完善符合当地农村实际的农村文化产发展规划,积极推动特色化文化产业的发展。在规划中要做到以绿色文化产业观为主导,积极推动农村文化产业经济实现进一步发展。

3.推动产品和经营模式创新以提升农村文化产业的活力

持续创新是我国文化产业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就当然的情况来看,我国农村文化产业经济所提供的各类农业产品具备了质量不高、服务层次较低等问题,由此而导致农村文化产业经营模式的发展欠缺活力。文化产业经济能够为现代人直接提供的主要是精神上的消费品,所以,要求文化产品以及服务应当扎扎实实地立足于内容和形式上进行的创新性开掘,以目前已有的农村文化资源为前提,积极开展文化再造,满足持续变化的精神层面上的需求。要按照消费需求所出现的新变化,运用产品创新以实现产品与服务具有适应性、超前性以及高质性。适应性主要是指应当观察市场的变化,让产品能符合广大客户的切身需求。超前性主要是指具备战略的眼光,所生产的产品不仅要具有区域文化的特色,而且还能引领当前的时代潮流。高质化主要是指要合理地融入现代新元素以及新技术手段,持续提升产品与服务的质量,做到以质取胜。在农业文化产业经济的发展模式之中,还应当适时从政府主导往市场运作进行转换,从而真正落实文化产业经济所具有的市场主体地位。同时,还应进一步强化农业文化产业投资主体的多元化、融资方式的多样化,全面鼓励各种不同的经济成分共同来经营我国的农村文化产业经济,并且积极鼓励广大农民群众进入到文化产业经济市场之中。

二、结语

总的来说,以农业为主导实施多种产业的相互融合,能够更好地发挥农村文化产业所具有的服务性以及辅等功能。立足于彼此交叉、融合和渗透,能够产生新的产业形态,让现代农业与农村文化产业实现共同发展,进而促进农村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在产业融合程度持续深化的背景下,积极促成农村文化产业与别的产业之间的相互融合,就能推动农村经济取得不断发展,从而逐渐形成多种产业的集聚区,进而发展成为动力极大、基础设施设备健全、人才资源丰富、资金力量雄厚的产业链。

作者:唐坚 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

第4篇

一、释放生活压力,团结人民群众

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的生活压力也越来越大。在快节奏的生活状态之下,人们迫切需要通过某种社会组织活进行一定的社会娱乐和交际活动,以释放长期淤积的生活压力和负面情绪。现代人们生活的重要方面就是以群众文化为基础的文化生活,而群众文化的基本社会功能就是娱乐和交流功能,其对艺术形式的要求不高,所以各种工作和各个阶层的人都能够参与,让他们在充分体会了文化权益的同时也丰富了文化生活,派遣了内心烦扰。所以,在满足了物质生活的基本需要之后,我们还应积极开展人们喜闻乐见、积极向上的群众文化活动,让群众在活动中获得情操的陶冶和审美享受,提升自身的文化艺术修养和境界,实现自我教育。另一方面,社会科技发展的不断深化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多地通过线上方式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直面沟通越来越少,这使得感情逐渐变淡,从某种程度上讲加速了人的分化。群众文化属于一种群体性的娱乐活动,它能够将兴趣爱好相同的人们主动聚在一起,而节日聚会、婚姻典礼、宗教仪式、民俗活动等都属于群众文化活动的一部分,更体现了其老少咸宜的特点,因而能够很好地起到凝聚社会成员的强大作用,这是其他活动所无法比拟的。可见,强化群众文化工作不但可以使人们真正体会到快乐和幸福,还能增强社会团结的力量,维护社会的稳定。

二、繁荣文化产业,塑造文化名片

文化产业作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我国经济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进程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由于文化市场是文化产业生产活动的主向标,所以文化产业的生产深受社会群众文化消费趋势的影响,而积极有效的群众文化工作不仅有助于提高大众的文化修养和文化素质,还能够进一步刺激文化消费水平。要想提高社会文化建设水平,仅仅依靠一些高雅文化的发展是远远不够的,在一些偏远的农村地区,群众文化由于使用范围广泛以及表现内容更加贴近人们的生活,得到了大众的喜欢,成为了主要的文化力量。因此,要促进大众文化和群众文化的发展。所以我们要高度重视群众文化的发展,积极开展群众文化工作,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开辟新天地,进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与发展。另外,随着人们生活情趣的逐渐提高,不同民族、不同城市都加强了对自身文化形象的塑造。塑造出文化形象成为了城市、民族的“名片”或“符号”,甚至成为这个城市、民族的象征。而大部分的群体文化都有符合自身文化特点的符号作为群体文化在社会文化中的象征,群众文化在塑造本地、本民族文化形象中发挥了强大的作用。因而某个地区如果想要在社会中塑造一定的积极印象,首先就应该要提高对群众文化重视程度,促进传统群众文化与现代群众文化相结合,在沿袭传统群众文化的基础上组织新的文化形式、开展新的文化活动,从而开发和创建新的优质文化,以群众文化的构建来强化群众文化在社会文化的功能性,以文化来带领地区发展,塑造文化名片。

三、结语

群众文化以及通俗易懂的内容和喜闻乐见的形式而在人民群众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我们大可利用这种影响力来宣传主流思想和科学精神,并为人们降压、丰富精神世界提供途径,从而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和谐,为国家文化产业的发展和繁荣做贡献。

作者:康敏贞 单位:吉林省通化县文化馆

第5篇

一、四川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

我国在进入21世纪以后逐渐意识到文化产业发展不仅提高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值,先后出台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等一系列有关文化产业的重要规划、文件支持文化产业发展,提高文化软实力,推进文化产业发展逐步成为国家战略。我国不少省份都以发展文化产业作为本省产业升级的重要措施予以重点发展。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四川,文化产业正异军突起。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5年至2011年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法人单位增加值现价的年平均增速为23%,高于同期GDP现价增速6.6个百分点。依据《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2)》新标准进行测算,2012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法人单位实现增加值18071亿元,占当年GDP的3.48%。2012年,四川省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936.44亿元,占GDP比重3.92%,居全国第七位、中西部首位。

四川文化产业整体实力不断壮大,成为全省经济增长新亮点的重要源头是创新,四川省文化产业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丰富的文化资源是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产业发展格局方面,政府的积极引导四川初步形成“一核四带”的区域布局和“5+2”产业格局。民营资本等非公有资本积极参与文化产业发展,初步形成了以国有文化企业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资本格局,逐渐文化市场主体不算壮大。但距离美国等发达国家10%的水平差距还很大,发展潜力巨大,还存在区域发展不均衡、发展方式依托传统文化资源的比重较高、投融资渠道狭窄、文化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缺乏,有影响力的精品力作还不够等问题,面临着资源环境约束、观念、体制、区域竞争、人才和资金等严峻挑战。四川各市州的文化产业水平、文化资源状况、科技发展水平、人口素质状况、体制系统、文化观念等空间差距水平较大,因此需要选取适合本地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状况的发展方式,发展本地区的特色文化产业经济。

二、对策建议

四川省文化产业在适应国内传统复杂的文化大背景下,必须要结合国家和地方主体功能区的界定,明确区域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向、合理选择发展方式。四川文化产业创新发展需要形成相互配合,在一定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上,结合相关创新理念,组成创新驱动发展的综合文化产业系统。从四川及内部不同主体功能区、不同市州和县域的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系统模型来看,充分结合区域的要素禀赋、文化历史基础、资源特点、创新能力等方面,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坚持把区域文化产业发展与创新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双驱动,切实促进文化产业升级。结合四川文化特色,经济资源特色,坚持区域优势结合发展四川文化创新型产业。

市场创新。市场消费拉动整个文化产业的经济增长,这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原动力。增加文化消费总量,提高文化消费水平,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完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完善文化产品市场,拓展网络文化。心门出版,广播影视等新兴市场。拓展大众文化消费市场,完善公务服务类市场,培育文化资本、人才、信息、技术等要素市场。促进文化要素优化配置。形成一种集品牌化、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时尚化为一体的文化市场。促进市场需求创新,适应居民消费需求结构,扩大文化消费,促进文化市场的竞争,从而激发文化企业创新热情,提高创新质量。科技创新。在加快文化产业的发展的道路上,其核心的主体是靠科技创新的力量,坚持发展自主创新能力。科技创新能力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文化经济发展,坚持科教兴国,增强文化势力,完善文化产业基础性设施建设。运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提升企业的科技含量,提高文化原创能力,发展电子商务、数字出版、网络游戏、移动电视、无线音乐、手机移动报刊等新兴文化产业,形成新的文化产业链。

制度理念创新。文化产业创新升级离不开制度的改革创新。政府和企业制度的创新。一方面关于政府:第一、完善政府部门管理机制,要转变政府职能,调整文化产业结构,鼓励加大文化交流,努力推动四川文化产业跨越式的发展;第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企业管理方面,需要把握适度原则,坚持多意见少文件,建立符合现代文化产业的新型政企关系。另一方面关于企业:第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结合当前文化产业实情,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制定企业发展战略,招商引资,改善经营管理模式,提高企业的竞争实力,实现文化企业持续发展;第二、运用高新技术,发展数字化先进管理模式,建立文化企业自己的特色文化理念。

资金流动创新。资金是整个文化产业发展的血液,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创新提供新鲜氧气。拓宽文化市场投融资渠道,创新资本运作手段,利用银行贷款、上市融资等方式,整合业务资源,从而提高文化企业的经营能力,形成一个完善的文化产业融资链,扩大企业知名度,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人才培养。作为一种“创意产业”,文化产业发展的灵魂是“人”。建立文化产业经营人才库,完善文化人才激励保障机制。形成一个良好的文化人才聚集效应氛围,更高效的推动整个文化产业发展。

作者:郭义盟刘柯君单位:成都理工大学商学院

第6篇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当代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场深刻的革命,一次全面的国家体系创新。它不仅将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过程和未来走向,制约着中国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而且,也是更重要的,它正成为当代中国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一种新的存在性依据,成为当下中国行为的一种文化生态,影响和推动着中国全面的制度创新、路径改革和价值重建。胡惠林教授(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认为,在这样一种宏大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的文化产业被赋予了新的责任:参与入世后的中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所必须的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整体进程,接受改革成果和成本的转移,协调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满足国家的战略需求,推进国家文化与文化产业创新系统建设。张晓明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指出,“入世”后的中国面对的是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对中国文化产业具有“不对称优势”。因此,入世后在我国文化产业领域发生的竞争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不对称竞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国际性产业发展格局的不对称:以夕阳产业换我朝阳产业;(2)国内外文化产业发展的不对称:以产业实力搏我资源潜力;(3)已承诺开放领域竞争的不对称性:以产业高端对我产业低端。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将由有限范围和有限领域内的开放,转变为WTO规则框架下的宽范围和多领域开放;由以试点为特征的政策性开放,转变为法律框架下的按中国政府承诺的时间表开放;由单方面为主的自我开放,转变为中国与世贸组织成员之间双向的相互开放。张晓明认为,鉴于国际性文化产业发展出现了手段和内容的矛盾,在产业发展阶段上具有一种“后来居上”和“逆向整合”的趋势,中国在制订文化产业发展战略时应以实现可持续的、跨越式的发展为基本指导方针,并遵循这样的原则:以文化艺术的原创带动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以文化产业带动信息产业,以产业政策引导企业整合,以制度创新应对制度竞争。

发展文化产业需建立与之互补的文化艺术保护方式

新的文化产业的发展必须将文化艺术分为经营性(以盈利为目标)和非经营性(以非盈利的文化艺术建设为目标)两大部类,在建立市场性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同时,还必须建立与之相匹配的对位性互补的文化艺术的保护方式。二者相辅相成,形成当代文化发展的合理架构。金元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认为,我国当前的文化遗产保护必须首先理顺下面几个关系:(1)文化遗产“救亡图存”与复兴光大的关系;(2)大规模经济建设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3)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遗产当代利用的关系;(4)文化遗产保护宏观整体规划与分档次、分阶段、分地区的具体策略实施的关系。金元浦认为,结合国情,我国文化艺术的保护方式应采取政府保护、法律保护、市场保护与社会支持等多重因素综合运作的方式。(1)加快政府保护方式的改革。改革和完善政府保护方式是文化艺术保护制度改革的关键环节。这种保护首先是逐步建立文化艺术的宏观调控机制,主要运用政策的倾斜来实施文化保护,并协助立法机关建立和完善文化保护的法律、法令和法规。其次是逐步加大国家文化资金的实际投入与监督实施,保证文化艺术在国家投资预算中的实际增长。其三,政府保护方式还应包含对民族传统文化和濒危艺术的特殊支持、对高雅艺术的大力资助,以及重点文化设施的建设、扩充与维修。(2)尽快建立完善的法律保护方式。当代艺术保护中依靠法律形式进行保护成为各国注意的焦点,法律方式保证了当代艺术保护的法律地位与运作程序,也保证了艺术保护的公众意识与社会责任。其根本意义是通过减免税收鼓励企业和个人捐资,以达到文化艺术总投入的实际增长。(3)迅速建立市场保护体制。文化艺术的市场保护包含两大方面;其一,为努力发展上规模上档次的一批大型文化产业,依靠市场方式,通过文化产业自身的扩大与积累来改变我国过去文化保护中单一的输血模式,形成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其二,对于那些不能以产业形式发展的文化艺术则必须通过市场寻求企业资助的道路。从企业赞助保护方式来说,要想使其发展起来,必须保证企业投资能获得相应的回报。(4)争取广泛的社会支持与全民保护。当代艺术保护中的社会支持和全民保护具有最广泛最强大的力量。当代社会通过多种途径特别是现代传媒营造保护文化艺术的社会氛围与社会舆论,培育了一代代懂得艺术的文化大众,这是保护艺术的最深厚的社会基础与心理根源。

发展文化产业亟需改革文化体制

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必须抓紧制定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对国有文化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以下简称国有文化部门)进行战略性的改组。因为国有文化部门占有了我国文化资源,包括文化人力资源的绝大部分,是我国发展文化产业的主导力量。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搞好国有文化部门的改组、改制和改造,实现国有文化存量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文化产品生产机制的转变,是加快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步伐的关键所在。齐勇锋研究员(国务院体改办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指出,国有文化部门在进行战略性改组过程中应坚持“6个有利于”原则:(1)有利于建立科学合理、灵活高效的文化宏观管理体制和文化产品生产经营机制,保障国家的文化和信息安全;(2)有利于国有文化部门建立新型的投融资体制和国有资本的管理、监督与运营体制,使国有资本在保值增值的同时,布局更加合理,结构进一步优化;(3)有利于国有和国有控股的企、事业文化单位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形成科学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4)有利于促进国有和国有控股的企、事业文化单位转换经营机制,调动经营者和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激发其生机与活力;(5)有利于在国有文化部门改革中,调动各方利益主体的积极性,确保出资人、债权人的权益不受侵害;(6)有利于国有文化部门改组、改制的平稳过渡和社会稳定。

具体到传媒体制,孟建教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传播系)通过对美国文化体制的介绍给人以很大启发。他说,1996年2月8日美国总统克林顿签署《1996年电信法》,彻底打通电信业、传媒业、娱乐业等行业壁垒,大大放宽了媒体经营范围,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媒体业和其他行业之间石破天惊的变革:并购、联合、重组。经过近5年的实践,这种变革的巨大成功已让全世界为之瞩目,在机构重组、产业关联、资金融合、技术平台等方面形成了新兴的实力巨大的娱乐传讯业,并很快跃居美国出口榜首。美国的一系列政策大有可借鉴之处,如我国至今还将电视业与电信业割裂开来的做法,就根本无法实现战略上的大整合。尹鸿教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也指出,中国传媒业的改革,不是建立形式上的集团,而是建立现代的企业制度,因此,中国传媒改革的根本不是改革规模,而是改革体制,拆除纵向与横向的行政垄断的篱笆,分离政府管理职能和企业自主经营权力,将传媒的行政管理体系转化为与市场体系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体系,逐步建立公平规范、竞争有序、优胜劣汰,充满活力的市场运作机制。

发展文化产业需实现理论创新

现今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文化不仅仅是饭后茶余的调料、愉悦人生的奢侈品,它更是综合国力的组成部分。缪其浩研究员(上海图书馆)认为,文化要成为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主角,必须实现“3个破壁”:(1)文化精神破壁。文化创意是生产力的源泉,是发展的原动力。源于人的创造力的创新才是附加值最高的。因此在以知识为基础的新经济中,文化产业和其它行业中的创意部分将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2)文化产业破壁。文化产业不仅自身要做大做强,还要与其他产业形成共栖、融合和衍生的良性互动关系。但是由于我国行政管理上条块的分隔,以及某些政策的限制,这种良性互动的实际发展还远远落后于人们的预期,正在成为一个严重阻碍文化产业成长的瓶颈。(3)文化队伍破壁。目前承担21世纪文化产业发展重任的文化队伍出现严重的知识偏门和缺失。必须以更宽容的姿态重新定义文化人,在更宽广的视野里召集文化人,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拥有一支适应新世纪使命的文化队伍。就文化产业的人力资源开发,陈少锋教授(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所)有自己的见解。他指出,管理知识的匮乏以及与管理相关的商业意识、商业伦理、职业化管理、人力资源配置等等,是思考文化产业人力资源所面对的主要问题。目前我国文化产业人力资源的突出问题是,专业艺术类、行政类出身而非管理类出身的人员所占比重过大,整体人群文化知识层次较低,专业化力量有余、经营管理能力不足等等。陈少锋认为,对其他产业的经理人实施有关文化产业的培训,或者对现有文化产业领域从业人员进行商业管理的教育,是文化产业人力资源开发中一项重大的工程。李康化博士(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则从发展文化产业的全局出发提出了“5个创新”:(1)理论制度创新。突破在文化产业制度改革上的路径依赖和政策瓶颈,以放松管制和透明化的政策供给启动新一轮文化产业发展,以制度创新启动新一轮文化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防止和克服由于文化产业结构性矛盾和体制而可能导致的政策性衰退。(2)要素市场创新。进一步完善文化产业投融资政策,放宽民营文化企业和民间金融资本市场准入的尺度,消除在这一领域内的歧视性政策,使民营民间文化产业和资本享有充分的国民待遇。(3)产业链条创新。进一步完善国家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整体配套,特别是加强文化产业的“上游”基础和“下游”通道。(4)产业结构创新。形成新的信息产业与文化产业联动发展机制。信息产业与文化产业已经构成现代社会互为依存、以高技术和高文化为共同特征的支柱产业群,信息产业的发展极大改变了文化产业的技术基础,带动了其产业结构的提升,但其下一阶段的发展必定是以文化产业为前提和发展动力。(5)社会结构创新。构建各类社会中介机构,建立健全文化行业制度,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协同发展的新体制。

文化产业应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可持续发展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历史必由之路。沈殿忠研究员(辽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指出,任何一种文化产业的发展都有两条线索,即横向线索与纵向线索。横向线索反映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之间文化产业发展的关系;纵向线索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阶段文化产业发展的关系。中国文化产业的横向发展线索与纵向发展线索都有两种不同的状态:一种是公平的状态;一种是不公平的状态。讲文化资源开发或文化产业发展的公平,主要讲规则的公平。中国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完整含义,不单纯是实现横向公平或纵向公平,而是要实现两种公平的统一。实现横向公平与纵向公平的统一,关键在于把握一种分寸。这个分寸不仅是一个质的规定,同时也有量的规定。在这个规定的范围内,可以把对不同地区和不同时代人们利益的损害降到可以接受的降低程度,或把利益的满足提升到可以实现的最高的程度。

如果说可持续发展战略强调的是一种生态伦理,那么文化发展战略强调的就是一种全球社会伦理。可持续发展注重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文化发展战略则更注重人与人之间、身与心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毛少莹(深圳特区文化研究中心)认为,文化发展战略应有以下基本特征:(1)重视公平超过重视效率,控制贫富分化,寻求均衡发展。(2)全面注重不同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以精神性的可再生能源替代物质性的不可再生能源;以“文化资本”替代“经济资本”;以精神消费填补物质消费无法满足的精神需求。(3)以慢节奏的“休闲娱乐型(精神消费型)社会”替代快节奏“工作消费型(物质浪费型)社会”。(4)确立更合理的发展指标,将社会文化发展纳入社会水平的衡量之中;将人类对幸福、快乐的追求——而非仅是对物质财富的病态拥有——恢复到自然健康的人性基础上;致力于保护精神健康,以价值理性管理人类社会,走人与自然、身与心的和谐发展之路。

文化产业应走高新技术之路

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由于确定了知识资本、技术资本、人力资本及相关的文化、技术等因素在经济运行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这使得愈来愈从尖端部门走向日常生活的高新技术成为经济发展的巨大驱动力。黄健教授(浙江大学人文学院)认为,引导高新技术进入文化产业,在提升文化产业的品质、产品的品质方面,在市场融资方面,都将产生重大的效应,获得较好的效果。同时,人们也将看到文化产业的运作理念与其它产业运作理念的不同。因为随着科技与文化大发展时代的来临,人们对产品的技术要求、文化要求、审美要求也将愈来愈高标准。文化产业作为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新兴产业,作为以满足人类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为主要目标而生产、服务的新兴产业,其运作理念不能只是停留在一般的生产、服务上,而是必须要实现产业的管理重心由常规的生产管理向技术创新和信息化的知识管理方向转变,整个产业的经营目标必须实现由以往的追求成本的最小化向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方向转变,以保持整个产业发展的创新性与发展活力。柳士发(文化部文化市场司)指出,以数字化、网络化和多媒体化为代表的当代信息革命,给社会带来了崭新的文化形态——数字文化和网络文化。这些新兴文化的特点在于,利用网络特性拓展传播内容,不满意于简单复制传统媒体,而是走上了自主发展的新路。文化产业一旦与信息数字化、现代通讯技术等高科技结合起来,势必如虎添翼。对于我国来说,虽然在文化上网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不过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存在巨大的数字文化鸿沟。据统计,在整个互联网的信息输入和输出流量中,我国所占比例不到1%。因此,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全面铺开的同时,我们要将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作为我国信息化建设的首要任务。中国数字文化工程既要着力于公共文化建设,又要促进文化产业发展,逐步建立起照顾职能管理、社会公益服务和文化市场运营三位一体协调发展的国家文化信息服务体系。

传媒产业需实施“走出去”战略

文化产业发展不仅要有内需的拉动,而且也要有外需的拉动。然而,中国存在着巨大的文化贸易逆差。根据国家版权局2001年的不完全统计,我国版权贸易的输入输出比为10:1,在文化电子产品贸易中,由于缺乏自主知识产权,我国至今尚未拥有自己的核心标准和主打产品。而在一些西方主要国家中,以版权贸易为核心的国际文化贸易,已经成为支柱产业。实现文化产业发展从引进来向走出去的战略转变,不仅是推进我国文化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的迫切要求,而且也是克服贸易逆差的迫切需要。作为文化产业的排头兵,传媒产业如何利用本土资源,保持中国传媒的国内主体地位和提高国际影响力?尹鸿认为,对于目前的中国传媒介来说,走向国际市场至少具有4个有利条件:(1)从经济上看,媒介的低成本使中国传媒具有一定的市场竞争的价格优势;(2)从文化上看,全球化环境下的东方文化提供了一种参照性的“还乡”意义而逐渐被西方人关注,中国传媒因而具有一定的文化优势;(3)从地域和文化的传统上看,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澳门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华语地区,日本、韩国等亚洲其他大中华文化地区,以及世界各国的华人群落等构成了一个具有共同性的接受中国传媒的文化交流空间,中国传媒具有市场潜力的优势;(4)从西方传媒来看,近年来由于片面地走上数字虚拟化、大制作、单纯追求商业价值最大化的道路,传媒的人文地位和社会公益品质都明显下降,为其他国家传媒文化的乘虚而入带来了契机。面对这些显在的和潜在的优势,中国传媒目前需要作5方面的努力,来开拓中国传媒的国际空间:(1)组建经过所有制改造的具有国际营销实力的国际性的传媒制作发行机构,形成规模适当的符合现代企业发展规律的专业化、流水线化的国际性传媒企业;(2)积极从国外和国内一流大学以及其他企业吸收一批能够从事跨国经营的具有专业素质的传媒经营管理人才;(3)从资金和政策上支持生产一批按照国际市场需要制作的媒介产品,创造“中国制造”的媒介品牌;(4)要求国产的传媒产品在制作技术和艺术标准上而不是制作规模上与国际传媒产品接轨;(5)积极推进传媒的横向整合,开发多种媒体的媒介产品,实现整合营销。

中国广告业增量空间巨大

与会代表不仅从宏观上对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进行把脉,而且对具体行业的发展前景做了预测。黄升民教授(北京广播学院广告学系)指出,在新的世纪,中国广告业有着不同寻常的表现:两极分化、业务分流、竞争激化、资本参与、创意衰退、政策多歧、媒介滑坡。据国家工商总局的统计数字,2001年全国广告经营额为794亿元,增长率为11.4%。值得注意的是,4大媒体之中,报纸、电视和杂志的广告增长率都低于平均水平。但对于中国广告业的前景,专家们还是充满信心。喻国明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指出,从1981年1.81亿元的经营额起步,到2001年达到了794.9亿元,年均增速40.2%,经历了21年增长的内地广告市场,它的“饱和”时代还远未到来,它的经营额还有3倍左右的增量空间。他预测,今后8年,中国内地广告业的发展速度至少不低于12%,到2003年,市场经营额有望突破1000亿大关,到2007-2008年,可能超过2000亿,到2010年估计达到2609亿元,3倍于2001年的水平。在未来的巨大增量空间里,报刊广告的增势将超过目前处在强势的电视广告。尽管在1983-2001年,电视广告经营额的增速在同行中最为迅猛,年平均增长率达到51.7%,但近年来,电视广告经营额的增速明显放慢,1997-2001年的年平均增长率降至14.8%,低于报纸广告的15.6%、杂志广告的17.2%和广播广告的16.6%。专家们预测,报刊广告的年平均增长率在2010年前将保持在13-14%左右。到2010年,报刊广告经营额总量将从2001年的182.6亿元达到587亿元,其中报纸广告经营额约547亿元,杂志广告经营额约40亿元。喻国明还指出中国报刊广告业未来发展的机会点:(1)从时间上看,9月、12月、4月和8月是报刊广告投放最多的月份;(2)从地区上看,中南、华东以及华北地区是报刊广告投放量最为密集的地区;(3)从城市看,北京是报刊广告投放最多的城市,占整个报刊广告投放总量的1/4,广州、上海、深圳也是报刊广告投放量最为集中的城市,上述4个城市的报刊广告经营额占全国报刊广告经营额的“半壁江山”(51%)。从增长率上看,深圳、大连、南京、广州、青岛以及哈尔滨是报刊广告增量幅度最大的“明日之星”城市;(4)从行业上看,房地产、医药、计算机广告是报刊广告的三大支柱型行业,这3大行业广告的投放量占报刊广告总额的36.7%。从未来发展的潜质上看,金融保险、机动车、房地产则具有最大的增量空间。

发展文化产业促进西部大开发

第7篇

1文化产业生态化发展的必要性

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包容性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是创意和创新的培育土壤。大量案例证明,尊重生物多样性,并与文化多样性相结合,才能引导大量新兴产业的人才、资本、技术等要素的集聚,形成生态文化产业园区甚至生态城市,优化生态和文化环境,最终实现文化多样、环境优美、创新活跃、居民幸福等目标。中国“天人合一”的生态文化传统、广阔多样的地理资源,成为将文化与生态结合发展的助推力。美国学者理查德•佛罗里达对美国创意经济最活跃的城市做了统计排名,结果发现科技发达、文化多元、休闲时尚、舒适性高的城市是最能吸引创意人才的家园。新一代创意人士所钟情的舒适性与前几代人不同,他们更喜欢划船、攀岩、现场音乐会、有机超市、户外餐等与良好生态环境结合的参与性休闲活动[2]。生态文化产业是以生态为基础,视生态环保为最高理念,以文化为内涵,以科技为支撑,以灵活多样的产业形态为表现特征,以生产经营和市场运作为手段,向消费者传递或传播生态的、环保的、健康的、文明的信息与意识,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生态文化力量的产业。生态文化产业既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经济形态,更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产业[3]。在宏观上以生态战略为指导,调整文化产业结构;在微观上给文化企业规定严格的有法律约束力的生态标准,从生产工艺和技术上实现清洁生产,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环境污染,实现资源的永续利用[4],综合生态、文化、经济、社会各因素进行合理布局,发展生态文化产业新模式。

2生态文化产业园区建设对策

现代生态文化产业园区,是具有创意文化内涵和现代服务经济的新型园区模式。生态文化产业园区建设能否成功,关键在于它的创新活力和产业支撑,否则只是一个徒有外表的空壳。生态文化产业园区的“现代性”主要表现在知识经济基础上的综合创新能力和产业转化能力,它需要发达的文化产业作为支撑,形成宜居和宜业的环境,吸引大量的知识型劳动者,推动全球化背景下绿色经济要素与知识型产品的集聚和流动。这是生态文化产业获得成功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之一。它是一种对文化产业发展模式的综合改革,是对文化产业结构、消费模式、文化活力等要素的综合升级。结合中外文化产业园区发展现有态势,生态文化产业园区建设应包括以下几个要素:首先是生态型的经济模式,保持生态环境的平衡,把打造环境友好型的工业、农业和服务业作为优先发展的目标;其次是提高资源的循环利用效率,最大限度避免资源浪费;再次是立足文化消费和生态体验,打造绿色服务经济;最后是积极开发多元化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引导消费者从文化消费中获得高品质的享受。

2.1树立“生态消费”观念鲍德里亚认为,消费社会中,把企业对利润的无限追逐和消费者的极度应享性看成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实际需求,而是满足因不断追求而产生的刺激与欲望。这种观念在逻辑上会导致资源的过度开发等一系列生态问题,使人类行为丧失价值维度。生态消费是人们在决定是否买某种商品以满足自己的生产、生活需要时,越来越多地考虑环境要素,坚持购买和消耗符合环境标准的商品[5]。生态消费关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崇尚简朴和健康的生活,倡导消费“绿色产品”。消费者的生态消费心理会对文化生产形成压力和制约,引导其在生产中引入“生态”理念。国家“十二五”文化发展规划指出,要创新文化产业商业模式,开发特色文化消费,拓展大众文化消费市场,提供个性化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新的文化消费增长点。生态消费作为新型低碳特色文化消费,是拉动生态文化产业发展的动力。

2.2健全文化产业的生态链随着文化产品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对接度提高,文化产品“走出去”步伐加快,文化产业结构调整和文化产业发展方式转变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文化产业生态化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生态链作为文化产业链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实现文化产品向资本转化的必要路径。建构文化产业生态链需要发展新兴的静脉产业,完善和健全废物处理、回收、再利用系统,形成“自然文化资源—文化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链条。如前文提到的数字文化产品即将进入大量更新淘汰期,应尽快建立起完善而有效的回收再利用系统,以节约资源,减少污染。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通过完善的生态链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和产业结构优化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2.3加强创意环节的开发当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大都依托传统历史资源和文化资源,因其不可再生性,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新问题和桎梏。而创意产业的兴起和发展为生态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新契机。创意是人们有目的的创造性思维活动,具有原创性、创新性的特点。创意提供的是富有人文气息、满足消费者精神需求的产品或服务,生态产业提供的是有利于环境保护和消费者身心健康的生态产品与服务。创意和生态相结合便真正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文化产业发展由传统的资源竞争转为内容创意竞争,文化经济增长方式也因此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发展转变。创意是对传统历史文化资源的重新开发和利用,依托但不依赖于传统历史文化资源,不仅对其实现了保护,同时培养和提升了国人的创造力与创新能力,可以解决现阶段文化产业发展出现的生态问题。同时,文化产业发展可积极开发体现生态主题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不仅有利于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而且有利于提升文化软实力。生态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开发反过来可以刺激和引导绿色经济的市场需求。从世界范围看,全球领先的文化产业项目,越来越多地表现出“一体两翼”的运作特点,即以创意为龙头,以金融服务和科技开发为两翼,形成联动效应,提升竞争力。这为中国生态文化产业园区的建设拓展了新视野,可开发更多绿色生态型、节能减排型的文化创意产业基地和园区。上海花园坊节能环保产业园便是生态文化产业园区的典范,该园区利用太阳能、风能、地热、地冷等自然能源节能降耗,建立遮阳系统、室内新风系统、雨雪水等中水回收系统、节能门窗等数十项节能技术,成为一个综合节能环境方案解决中心。花园坊园区内,每幢建筑物都是节能环保技术的体现,如地源热泵中央空调系统、水源热泵中央空调系统、太阳能光伏发电、太阳能集中热水供应系统、外墙外保温、双层中空玻璃、遮阳门窗、楼宇自然新风系统、雨水回收系统、节能照明系统和智能化控制系统等。更重要的是花园坊园区通过对节能环保产业的“展示、交易、集聚、服务”四大主体功能的打造,形成三级产业集聚,全方位、多功能、共享性的节能环保综合服务平台和集成商务平台,打造出生态节能与文化产业相结合的新型复合型产业园区模式。

3结语

理想的生态文化产业发展和生态文化产业园区建设应是以科学发展观指导长期发展,以建立内生增长模型获得竞争优势,全面地联系社会现状实现园区的根本性目标,促进自然环境、历史文化以及自然、文化、人和社会在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发展。

作者:郭锴单位:辽宁大学广播影视学院

第8篇

一、客家人精彩的青瓷与青花瓷史话

陶瓷有青瓷与青花瓷等形式。青瓷与青花瓷是有区别的。青瓷是中国著名传统瓷器的一种,最早出现在商周时期,浙瓷是中国瓷器发源地。她是在坯体上施以青釉(以铁为着色剂的青绿色釉),在还原焰中烧制而成,其色调的形成,主要是胎釉中含有一定量的氧化铁,青瓷以瓷质细腻,线条明快流畅、造型端庄浑朴、色泽纯洁,追求釉色之美,曾几何时,认为任何的雕琢和装饰都是对器形和釉色整体自然美的破坏,就连陶瓷中常见的书法艺术都没有与青瓷结缘。而青花瓷是用含氧化钴的钴矿为原料,在陶瓷坯体上描绘纹饰,再罩上一层透明釉,经高温还原焰一次烧成,呈白地蓝花的釉下彩瓷。青花瓷最早在景德镇出现,她看似色泽单一,但浓抹淡施、粗细有致,且发色鲜艳,纹饰永不退色,具有中国水墨画的艺术魅力。

客家人的陶瓷历史中有着精彩的青瓷与青花瓷史话。客家的历史是苦难的迁徒史。客家先民从中原南迁,南迁的移民带来有先进的生产技术,包括有很多陶瓷工匠带来的陶瓷技艺。他们在梅江岸边,建立起一座有一座的瓷窑,创造着客家人的制陶神话。客家先民不仅创造了古梅州的制瓷先进手工业——梅县水车窑青瓷,烧制出美轮美奂的青瓷。梅县水车窑是唐代烧造青瓷的古窑。据现有考古资料记载,其窑址约有七处,主要分布在今梅县水车镇的瓦坑口、罗屋坑以及南口镇崇芳山等地,中心窑场在瓦坑口一带。水车窑于南北朝后期至唐代初期创烧,盛于中晚唐,宋代已少有生产。梅县水车窑所产青瓷,以其独特的装饰特点表现和张扬了自己的个性。主要表现在:一是善用动物肢体饰附瓷品。如马蹄足砚,马蹄足炉,兽足罐,鱼形壶,瓜棱罐、壶等,这一表现形式打破了釉色单一造成的呆板格局,整个瓷品平添许多生机活力,这是水车窑的拿手活。二是善用裂纹代以纹饰其釉色青翠亮丽,工艺精美,造型丰富,无纹无饰,具自然、简约、圆润、韵律、文质、拙朴、片纹之美等特点,给人一种玉的青翠之觉。水车窑瓷品有开片纹和不开片两种,而以开片纹的为多,片纹有单层裂纹和双层以上裂纹者。开单层片纹是自然形成之象,开双重裂纹则是人工所为,也是水车窑最具特色所在。陶瓷釉上的开片,坯胎与釉间的膨胀系数,施釉次数不同,和古物的年代太久所致,出窑后急速遇冷,也足以造成此种效果。历代青瓷专家都认为开片技术最珍贵而又最受推崇的当数哥窑器神话般的片纹,被称之“美丽的缺陷”。梅县水车窑所产青瓷中的精品有四系罐、八兽足砚、双鱼罐,而被中央电视台《寻宝》活动评定为“梅州民间国宝”的是四系罐。它反映出唐代水车窑青瓷独具的拙朴美。水车窑玻璃釉多有开片裂纹,在20倍放大镜下观察,釉面如一块块不规则的碎石块堆砌一般,周围自然散布着露珠般的气泡。水车窑上品者犹如玛瑙般透脱明亮,又如翡翠般珠光内蕴。同样,在历史上梅州的大埔远在夏商时代就已经有了陶器的制作,日常用的水缸、水钵、饭钵、米缸、糖罐等简易、朴素的日用陶瓷都是自己生产,有过“白玉城”美称,也曾有过“南国瓷乡”的美称,如今,大埔陶瓷获得了“中国青花瓷之乡”的称号,陶瓷产业也成为大埔工业的龙头。早期的客家就拥有如此精彩的青瓷与青花瓷史话,其制作技艺折射出客家先民的聪明才智,体现了客家人四海为家、勤劳刻苦和坚韧不拔的精神。

二、客乡青瓷结合客家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思考

(一)深度挖掘青瓷装饰中客家题材,拓展青瓷艺术与客家文化相协调的美丽空间。客家文化是汉文化中颇具特色的文化群,内涵丰富,表现形式多样,具有多元性、民族性、世界性。从某个意义来说,客家文化研究的系列成果,是陶瓷艺术装饰的智慧宝库和学术支撑及产业强大的内在动力。面对我们的客家文化和青瓷优势,要准确地把握城市的文化特质,可用青瓷艺术去表现它、颂扬它,利用青瓷艺术的艺术特质,挖掘和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去诠释城市文化的内涵。2010年台湾大翔集团客家文化创意产业研发中心在梅州成立,他用文化提升传统产品及产业的价值。尤其是其所打造的客家产业展厅及客家服饰室使人品位原滋原味的客家文化气息。我们的青瓷形象值得借鉴这种以“文化产业化、产业文化化”为诉求,使青瓷形象具有一定的客家文化内涵。

(二)立足区域,成立青瓷文化研究机构。文化是创意产业的灵魂。随着时代的进步,一些粗陶缸、盆、坛、罐似乎已完成了历史使命,那些普通的画面已经很难引起年轻人的兴趣,品位高雅的群体也不再愿选择这种造型简单类型的工艺品作为纪念,人们往往关注的更多的是文化内涵。立足区域,积极创造条件成立青瓷文化研究机构,建设青瓷工艺研究及创作展示窗口,开辟大师精品走廊,创意产品展示平台和收藏之窗,高档陶瓷展示销售中心等,形成独具地方魅力的青瓷产品特色和产业特色。

(三)整合多元创意研发作为一项有特色的产业,在汲取客家文化精髓的同时,也应吸收、消化更多的青瓷造型观念,真正发挥出这些历史文化资源的价值,整合多元创意研发,运用资源整合、项目捆绑、资本运营等手段,加快文化产业项目的引进和开发,带动文化产业实现突破。近几年,已有收藏界人士注册了“客都民间国宝”、“畲坑窑”、“客乡青瓷”“水车窑”等多个国家驰名商标,并复制出多件仿唐宋水车窑青瓷。陶都宜兴和瓷都景德镇同属两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有着共同的产业优势与生态优势。宜兴在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中,将陶文化、茶文化多元化融合。同样,我们可蒋青瓷、茶、酒文化进行一定的整合,这种整合的创意可依靠学院、企业的资源,依靠学术型专家,利用文化人的智慧,借助于原有的客家文化优势,再将它们运用于青瓷之上。获得国家专利的工艺品客家茶壶、茶叶罐(方楼)以巧妙的构思、夸张的手法把客家围龙屋及大埔著名泰安楼、花萼楼景区特征与风貌艺术创造性表现出来,并赋予他们不同的设计构思。将地方特色茶·客家建筑·青瓷三元素于一身,彰显特色,赋予作品新的价值,透过青瓷釉面清纯、极少纹饰的朴素、古拙、实用之风可清晰的看见闪烁其间的客家文化的神奇,感悟客家人历史文化精神。

水车窑编织、述说着客家人的青瓷梦,值得我们更多的思考的是如何挖掘水车窑青瓷的源头及旺盛的生命力所在,尤其是青瓷传承如何实现与客家文化产业创意的结合,推陈出新,以现代的思维创意设计与制造,用文化特色提升青瓷产品的价值,在文化产业开发中前行。

作者:熊青珍 罗志强 单位:广东财经大学艺术学院

第9篇

一、民族文化产业集群形成的要素条件

(一)文化市场要素民族地区的市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也使该地区成为了潜在需求巨大的待开发市场。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积累,现代社会的工作转变为人们的自我冲突———即他们的工作和文化间的综合物。也就是说,“现代社会的压力并非集中反映在某一个阶级身上,而是反映在工作中的每一个成员身上,特别是都市群体,每一个人的生活都笼罩在现代性的巨大阴影之下。”这必然使得社会中的人们产生一种暂时性解脱或逃避社会工作的的愿望———“休闲”的欲望和需要———这也成了现代社会再生产的一种必要的“资本”投入或“消费”。旅游于是成了现代人休闲的必然选择。远离都市的喧嚣,到乡村去旅游成为一种时尚。而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也必然促进社会生产与商品交换关系的发展,现代社会的社会关系“就是通过对‘事物’(things)的生产,并在此基础上的消费、交易活动表现出来”,而现代的社会生产几乎把所有文化都烙上了商品的标志和痕迹,于是,“事物”成为了“商品”,且任何事物都可以处在一种“商品的情境”(commoditycontext)之中。这样,民族地区的任何事物都可以处在“商品的候选状态(com-moditycandidacy)”,只要企业家抓住机会,使商品从候选状态变成现实状态,就可把旅游者的潜在需求变成现实的需求,就可开发出一片新的市场。丽江演艺文化产业集群的形成就是在市场有效需求的巨大推力下形成的。具有经营头脑的宣科在1990年成立了第一家纳西古乐会馆,让无处可去的游客有了别开生面的娱乐节目,游客对纳西古乐这种文化产品的巨大需求,导致纳西古乐一票难求,形成了供不应求的市场状况。据粗略统计,国内外有50多万人听过纳西古乐,古乐会也被邀请在十多个国家做访问演出,只有30多人的古乐会年收入突破1000万元,同时拉动了上千万元的音像、图书等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为丽江演艺文化产业集群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文化环境要素文化环境是一种效应环境,它不是僵化的、枯死的,而是变化的、鲜活的,和人发生互动作用的效应场。民族文化产业集群的形成正是当地民族传统、宗教、风俗、语言等文化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一般而言,一个鼓励文化参与的社会文化环境,能促使文化不断创新,有利于提高民族文化产业化的能力。因此,对文化环境的要素构成的分析就显得尤为重要,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来看,任何社会的文化环境都呈现出“一个中心、两方延伸”的结构,“一个中心”即本土现实文化,“两方延伸”即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考察文化环境对文化产业集群形成的影响,可以发现,除了上述因素外,还需要从宏观、中观和微观文化环境三个层面加以分析,才能全面的把握文化因素如何影响民族文化产业集群形成的内在关系以及各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如图1所示。宏观文化环境主要指国家文化及国家文化政策对文化产业发展的影响。二十一世纪以来,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主要体现为文化软实力的竞争,文化发展战略已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因此,国家的宏观文化政策对促进本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美国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危机后崛起的好莱坞影视产业、日本动漫产业的发展、韩国电视剧产业的风靡等即是很好的例子。中观文化环境主要指一个地区或城市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制度、规定和采取的激励措施等的总和。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丽江就已经开始了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文化产业的探索,到2005年底,丽江文化体制改革结束,体制基本消除,之后,丽江不断出台政策和措施,推动文化产业快速发展。2006年,丽江提出了构建文化旅游名市的目标和文化立市的战略,在此背景下,先后出台了《丽江市文化产业“十一五”发展规划》等文件,提出了开发三种民族文化资源、培育壮大四大文化产业、建设五大基地的思路,落实了鼓励文化产业发展的一系列政策,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和舆论氛围。微观文化环境主要指形成文化产业集群的制度背景和文化基础,特指一个具体民族的文化在外来文化影响下的发展趋势以及在其发展变化的过程中促使该民族文化产业化、集群化发展的文化要素。如丽江文化的主体是纳西文化,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整合外来文化的过程。从历史上看,纳西文化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原生文化,主要是一些自然崇拜为主体的图腾崇拜,二是融合了藏族苯教、藏传佛教为主体的外来文化后形成的东巴文化,三是东巴文化与汉文化融合后形成的近代纳西新文化。在与其他文化尤其是汉文化的交融中,经济交往是主要内容,再加上丽江茶马古道枢纽地位的独特地理位置,孕育了纳西族独特的商业文化,为现代民族文化产业集群在丽江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历史文化基础。如图1所示,三个层面的文化环境对丽江民族文化产业集群形成的影响力由外而内逐层传递,在微观文化环境的直接作用下促成了文化产业集群的形成。而在构成微观文化环境的当地民族传统文化、现实文化和外来文化三个维度中,对民族文化产业集群形成的影响作用也各不相同。传统文化是当地民族文化的灵魂和根本,它通过现实文化直接吸引众多的民族文化企业集聚当地,同时也间接的影响民族文化企业的形成,如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开发也形成了部分文化企业;外来文化是民族现实文化的营养之源,民族文化的发展历程就是不断吸收和借鉴其他文化的有益成分的过程,随着民族地区文化旅游产业的不断发展,其必然成为当地民族现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宏观文化环境、中观文化环境是民族文化产业集群形成的充分条件,微观文化环境是其形成的必要条件。

(三)社会资本要素1961年雅各布斯(Jacobs)在《美国大城市的存亡》一书中正式提出社会资本这一概念,他认为城市社区的人际网络就是城市不可替代的社会资本。20世纪90年代末,国内外学者开始将社会资本与产业集群的研究相结合,贝尔(Bell,1999)第一次对产业集群内的社会资本进行了定义,认为所谓社会资本是指存在于集群内部,通过促使行为主体进行互动而产生的资源。卡特.安能(KurtAnnen,2001)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网络中基于合作的参与者的声誉,是建立在个人层次上的产业集群中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互相信任、友好、尊敬和相互谅解的关系。国内学者的研究认为,企业间的合作是建立在家族、邻里关系等社会网络基础之上的,社会关系网络可以促进企业间信任和集群创新,有利于企业间长期合作,构建稳定的产业网络,提高集群整体竞争力。民族文化产业集群作为产业集群发展的一种新的形式,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社会资本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由于民族认同或族群意识的存在,每一个民族的社会成员对自己的民族归属有着强烈认知和感情依附,对本民族的语言、文化、宗教、习俗充分认同,且充满了优越感,对外群体成员则表现出一定的排斥性和抗拒性。这种族群内部以家族、邻里关系等纽带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网络相对比较稳定、社会信任度较高,为民族地区文化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集群文化基础。丽江纳西族历史上是一个迁徙的民族,其古代氏族社会的基本组织称为“尔”,即古代氏族的血缘集团单位,也是早期的政治组织,“尔”之下又分裂出血缘亲属集团“斯日”,在这种共同体中,“其成员不强调自己的个性,把共同体的利益置于优先考虑的位置,以这一利益标准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取舍”,正是这种群体的价值取向使纳西族在历史变迁中,一直保持着较强的内聚力,形成了纳西族团结合作的共同体精神和共同体利益优先的文化传统,广泛的影响着纳西族的社会经济生活。如“不娶外族”的民族内婚制和不同不熟悉的人做生意的传统。这种文化传统在20世纪40年代俄国人顾彼得在丽江领导的工业合作运动中得到进一步体现,转化为一种企业发展初期熟人之间的互助合作精神。根据顾彼得《被遗忘的王国》中的描述,“纳西人家族观念很重,从来不能和他们不熟悉的人一起工作,一个成功的合作社只能由生活在同一个村子或同一条街道上的人组成。”可见,纳西族的这种合作关系主要是由邻居、家族等强关系建立起来的。

(四)民族文化产业人才要素以韦伯为代表的传统区位理论学派认为,劳动力的数量、质量(熟练程度)的地理分布和劳动力成本的高低是影响产业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企业选择和确定产业区位往往倾向于在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区。而文化产业对创意的依赖性特征决定了劳动力要具有较高的创新、创意能力。这也表明劳动力作为文化产业生产要素的实质是劳动力的高素质。也就是说,能否拥有高素质的人才是文化产业能否有很大的发展,能否提供高水准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关键所在。然而,民族文化产业作为文化产业的一种特殊形式,其对人才的需求既要符合文化产业的一般要求,也具有其特殊性———即通晓或熟悉民族文化、能有效开发和利用民族文化资源。随着民族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民族文化产业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但人才的总量、结构、素质和层次还不能适应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需要,也影响着西部民族地区文化企业的区位选择和民族文化产业集群的形成。民族文化产业人才一般包括民族民间文化传人、民族文化创意人才、民族文化产业经营管理人才。这三类人才的多少直接影响着民族地区文化产业集群的形成。民族民间文化传人是民族地区发展文化产业集群形成的重要根基。由于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承方式多为口传身授,一旦民族民间文化传人后继乏人,这种传统文化必将面临消失的危险。如果这种状况不能得到有效改善,将会严重削弱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据云南省民族工作部门统计,云南无文字民族的优秀民间艺人现仅存500多人,再过10年,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将过世,而他们的传承人至今尚无着落。如当年翻译整理东巴文化典籍的10多位东巴大师,如今已全部撒手人寰了,如果不能尽快培养传承人,老艺人的故去将带走这个民族曾经灿烂的篇章。民族文化创意人才是民族文化产品化、市场化的核心人才资源。随着社会对文化体验消费需求的不断增长,西部民族地区丰富的文化资源促进了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也为民族文化产业集群化发展创造了条件,而由于这些行业的支柱人物———创意人才的供不应求,制约了民族文化产业集群的形成。就丽江而言,由于历史条件、地理环境以及经济发展相对来说还比较落后等原因,从民族文化产业的创意、策划,到文化产品的生产、包装等环节长期以来都缺乏相应的人才,仅靠经验和自己摸索的现象较为普遍。如丽江宣科纳西古乐文化有限公司长期以来依靠古老的音乐、古老的乐器以及年逾古稀的演奏者这些独特的卖点吸引游客,但多年来一成不变的依靠出售门票和光碟的运作模式,虽然一直赢利,但文化产品的附加值极低,投入与产出远不成正比。究其原因,一方面是靠“怪才”宣科个人的经验和影响力使其长盛不衰;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宣科的光环掩盖了其创意人才缺乏的现实,试想,后宣科时代的纳西古乐还会如此迷人吗?只有构建创意人才不断涌现的体制机制,纳西古乐才能永葆青春。民族文化产业经营管理人才是提升民族文化产业集群竞争力,实现文化产品与市场需求有机结合的关键人才资源。民族文化产业是民族文化资本、经济资本与市场紧密结合的产业,文化生产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文化产品的销售又存在不确定性因素,一般经营者很难把握。因此,高素质的经营管理、策划、营销等人才就成了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比较而言,西部民族地区文化产业经营管理水平相对偏低,文化市场的拓展、营销等各个环节人才尤为匮乏。丽江玉龙县纳西源民族文化产业有限责任公司就是典型案例,该公司成立于2011年,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主要以纳西歌舞表演为主,对外宣传为“纳西•印象”。公司所在地丽江玉龙县白沙乡是纳西白沙细乐的发源地,文化资源极为丰富,投资者和演出人员均为当地村民。尽管他们满腔热情希望把纳西族的原生态歌舞展现给游客,但由于缺乏擅长经营管理的人才,开业后,一直举步维艰,一天的收入“有时候有几百块钱,有时候有千把块钱”,能容纳240名观众的演出大厅多半空置。人才瓶颈严重的制约着文化资源的产品化、市场化和产业化,也制约着西部地区民族文化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

二、民族文化产业集群形成的空间条件

如果说,要素条件是构成民族文化产业集群的基本组成部分,那么,空间条件则是把这些基本组成部分进行有机组合形成集群合力的重要环节。民族文化产业集群形成的空间条件包括地理空间、经济空间和社会文化空间三个维度。

(一)地理空间地理空间并非民族文化产业集群独有的条件,企业的地理空间集聚是产业集群的基本形态,无论哪一种类型的产业集群都一样,民族文化产业集群也不例外。但与一般产业集群包括文化产业集群相比,民族文化产业集群对地理空间的要求更高。前者企业集聚的地方或是靠近资源产地、或是交通便利(尽管没有靠近资源产地,但便捷的交通可以降低运输成本)、或是市场发育程度高等,因此,企业聚集的地理空间选址相对灵活。但在我国的民族地区,由于文化资源的地域性特征,使得文化企业只能在当地创办,民族文化资源的产品化只能在当本地进行。民族地区文化产业集群的形成实际上是该地区的创业者在区位锁定条件下产业选择趋同的结果。因为,在区位资源既定的条件下,民族地区的初始创业者只需以较少的投入将文化资源通过各种形式展示给消费者(旅游者),或者继承本地历史传统积淀下来的工艺技术重操旧业或从事相似的产业即可获得利润,因此,作为初始创业者的理性选择,只会选择在本地发展文化产业。这就使得民族文化产业集群地理空间的确定既要考虑民族文化资源的在地性、不可移动性等特征,又要遵循一般产业集群地理空间选择的规律。这些因素决定了企业聚集地的选择不仅要交通便利、还要有一定的市场基础,更重要的是要位于民族文化资源富集地,三者缺一不可。

(二)经济空间经济空间是指存在于经济元素之间的各种抽象的经济关系,是无形的。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FrancoisPerroux)佩鲁将经济空间分为三种基本类型:(1)由计划界定的经济空间,即由各个单位的计划所形成的关系结构;(2)作为力场的经济空间,即由产生各种离心力和向心力的若干中心或极群构成的相互作用体系;(3)作为匀质整体的经济空间,即为同类型的经济行为主体所面临的相同或相似的市场环境和价格体系。[22]众多的企业之所以要聚集到一定的地理空间,主要是为了获得单个企业在分离状态下孤立发展难以获得的经济利益。在追逐经济利益的过程中,企业往往会根据自身产品生产的特点建构自己的经济空间,包括计划空间、力场空间和匀质整体空间。由于经济空间是由各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构成的事实,在一定的地理空间内集聚的企业之间就形成了纵横交错的经济关系网络,这也意味着产业集群的初步形成。当然,由于不同类型企业(如钢铁企业、农产品生产企业、文化企业等)生产过程的不同决定了其形成产业集群的差异性,从而导致不同产业集群经济空间的构成是不相同的。下面从计划空间、力场空间和匀质整体空间三个方面来考察民族文化产业集群的经济空间结构。文化企业在特定的民族地区聚集后,各企业通常会确定自己的发展计划,形成计划空间,即本企业与其生产要素(如原材料、动力、资本、劳动力等)供应商和产品(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购买者之间形成的购销计划关系集合。这些关系(企业与企业、企业与消费者以及企业与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之间都存在可以用产品价格和生产成本来度量的经济距离。而产品价格和生产成本不仅取决于本企业的计划结构和安排,也依赖于与之相关的其他企业和组织的计划结构和安排,综合考虑这些因素之后,企业计划空间得以确定。如丽江玉龙雪山印象旅游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围绕该公司打造的《印象丽江.雪山篇》大型歌舞演艺节目就形成了服装、道具、马匹、演员等的供应者和演艺节目的经销者(旅行社)、消费者(游客)之间的购销关系和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产品价格安排。作为力场的经济空间是指民族文化产业集群内通常会形成许多中心或极,即文化企业。每一个文化企业都会产生并形成一定的离心力(辐射力)和向心力(聚集力),形成它自己的力场,同时它又处于其他文化企业的力场中。各个文化企业产生的辐射力和聚集力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在集群内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力场空间。处于力场空间中的文化企业(即能产生离心力和向心力的中心)通过利益诱导等形式将人、财、物等资源集聚在它的周围,同时,通过向其他文化企业输出产品和劳务以及人才、资金和技术等重要生产要素,既构建了自己的计划空间,又形成受其支配和影响的经济区。如丽江玉龙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其辐射力和聚集力形成了包括旅游索道及其相关配套设施3家、酒店业务1家、文艺演出1家、旅游项目投资及管理2家、餐饮零食销售及旅游服务1家、旅游配套项目开发经营1家、旅游车服务1家、入境旅游业务和国内旅游业务1家、其它3家共14家控股、参股公司的旅游文化产业集聚区。民族文化产业集群内还有一个作为匀质整体的经济空间。这种匀质性是相对于各个文化企业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而言的。集聚在同一个地理空间的文化企业,面对相同的市场环境和相同的顾客,即使它们的生产、销售条件或经营成本不完全相同,也必然会制定大致相同的价格。集群内企业面对的这种相同的市场环境和统一的市场价格体系就是一个匀质整体空间。

(三)社会文化空间社会文化空间实质上就是产业集群网络,是在一定的地理空间范围内,产业集群中的各类主体(包括企业、大学、研究机构、地方政府等组织及个人)在各种经济关系的基础上,基于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共同的信任基础上结成的各种相对稳定的、能够促进产业集群协调稳定发展的各种关系网络。集群社会文化空间结构的完善程度一定意义上代表着产业集群的发达程度和竞争力的强弱。在民族文化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社会文化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民族地区的社会成员对自己的民族归属有着强烈认知和感情依附,在民族地区往往形成以地缘(邻里关系)、血缘(家族)、族缘(同一民族)、友缘(朋友关系)等纽带为基础的社会文化空间,空间内的人们崇尚与熟人做生意,熟人之间的信任度极高,而信任被普遍认为是基本的网络机制。当这种信任关系高度的聚集在一个地理空间和经济空间重叠的区域时,空间内的各种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交织在一起产生的空间集聚作用,具有更加强大的效力。这种效力体现为空间中的行动主体通过与社会的联系并通过这种联系摄取稀缺资源———民族地区富集的文化资源相对于其他地区而言则是稀缺资源,这些掌控了稀缺资源的各类主体之间因为利益关系又会在集群内构建起联系更加紧密的社会关系网络,形成信息、知识的共和转移机制,从而对集群的经济空间产生重要的影响,并进一步强化各利益主体之间的经济联系,促进集群整体的不断创新。三个维度的空间在民族文化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地理空间是民族文化产业集群产生的现实条件,只有具备了区位优势或良好的地理条件,才能吸引众多文化企业的聚集。企业集聚的目的必然是要追逐自身利润的最大化———即靠单个企业无法获得的利润,因此文化企业在制定自身发展计划、与其他文化企业发生经济往来的过程中,自然形成文化企业的经济空间,各个文化企业经济空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就形成了一个文化企业之间相互联系紧密的共同的经济空间,这就是产业集群。同时,同一地理空间内的文化企业必然受到当地民族文化的影响,民族地区的各种社会关系必然嵌入到企业之间的经济关系中,从而形成社会文化空间。承载着信任、信息、情感、规范等的社会文化空间与承载着商品、资本等的经济空间在同一地理空间的重叠互动,形成相互制约、互为增强、共同演进的动态过程。这就意味着民族文化产业集群在当地的真正形成。

作者:晏雄单位:云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第10篇

(一)我国文化产业融资模式

(1)政府财政拨款:

文化产业在我国的发展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还处于初级阶段,早期文化产业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的“充血”。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文化产业市场化水平有了显著提高,文化产业的融资偏向信贷和股票风险市场融资,政府在文化产业的直接融资虽有减弱趋势,但实际规模也在不断增大。据《文化部2013年文化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3年,中央财政通过实施美术馆、图书馆、遗产保护等中国中央补助地方文化项目,共落实中央补助地方专项资金46.19亿元,比上年增长11.2%。其中以政府对文化事业单位的事业费和发展经费投入支出最多。据财政部提供的数据显示,2013年文化事业费530.49亿元,比上年增加50.39亿元,人均文化事业费38.99亿元,比上年增加3.53元,增长10.0%。

(2)金融机构信贷:

从我国企业的融资结构来看,信贷融资所占的比例平均为80%,是企业最重要的融资途径之一。2013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2013年文化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3年末文化产业中长期本外币信贷余额1574亿元,同比增长近40%。2009年3月,文化部与中国进出口银行签署了《关于扶持培育文化出口重点企业、重点项目的合作协议》,开创了文化系统部行合作的先河。随后文化部与国内主要金融机构相继开展合作,建立健全了部行合作机制,带动了覆盖全国的政银合作机制的建立,发挥了政府的组织协调优势和银行机构的融资融智功能,为文化企业搭建了便捷的融资渠道。

(3)股票融资:

我国文化产业企业股票融资主要分为直接上市和借壳上市两种类型。第一,直接上市,即通常所说的IPO(InitialPub-licOffering)上市,指公司通过相关部门核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交易所挂牌交易实现公司上市。国内通常的企业上市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但是IPO上市过程繁琐,审核程序复杂,排队企业繁多,对企业的财务状况、企业结构等要求很高,在主板市场上市企业必须要满足连续三年盈利等苛刻条件,因此,通过直接上市来募集资金的主要是自身财会体系完善,具有相对资金规模的文化企业。我国A股市场文化类企业上市公司有电广传媒、歌华有线、中视传媒、华谊兄弟、时代出版等少数规模企业。第二,借壳上市(BackdoorListing),它指借助已经上市的壳公司(目标公司),将非上市的企业(认购方)的资产置入,并彻底改变上市壳公司(目标公司)的主营业务、实际控制人乃至名称,从而实现非上市企业(认购方)的上市。借壳上市与通常的直接上市相比,上市审核较为宽松,并且也没有强制性的连续三年盈利的要求,因此,比较适合在IPO市场受限企业的上市。从2011年的《上海华源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可以得知,2010年长江传媒通过司法拍卖等途径,成功交易中国华源集团有限公司和上海华源投资发展集团共持有的华源发展约1.9亿股,占华源发展总股份的35%,借助竞拍的股份和注入资金取得上市。

(4)债券融资:

相对于传统的金融机构信贷,债券融资的直接优势在于为文化企业节省融资成本。据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统计,文化企业债券融资平均发行利率为6.17%,低于同期的银行贷款利率。同时,发行债券与发行股票相比,债券不用抵押,成本较低、风险较小并且可控。但是,债券融资在文化企业自主融资渠道中还属于新兴的融资模式。调查显示,中国债券资本市场融资规模占社会融资结构的比例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但增长速度迅猛,潜力巨大,未来文化产业债券融资规模也会进一步扩大。例如,扬州工艺美术品集团和大贺文化传媒集团采取联合信用互补增级的方式,进行联合资产捆绑,发行1.5亿元中小企业集合债券。

(二)我国文化产业融资模式的有效性

从我国现有的四个主要文化产业融资模式来看,政府拨款和金融机构信贷在其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从2004—2011年我国文化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情况可以清晰地看出,除了地方财政、各主管部门和企业事业单位的自筹资金以外,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中,国家预算内资金和国内贷款所占比例最大,虽然增长率在逐渐放缓,但规模仍然巨大。同时,由于我国在文化产业领域的政策限制,政府在外资进入国内文化产业方面做了种种规定,因此外商投资的规模与国家预算内资金和国内贷款相比,明显较小,但可喜的是其增长率在逐渐提高。同时,将我国文化产业现有的融资模式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融资模式相比,也可以看出我国文化产业在资金利用方面的差距。通常来说,一个国家某个产业的增加值如果占到GDP比重的5%以上,即可成为该国的支柱性产业。美国的文化产业增加值在2011年就占到GDP总量的25%左右,日本也占到15%,英国也占大约8%。反观我国,2012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仅为3.48%,跟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较大差距。在融资模式方面,与我国依赖政府拨款和金融机构信贷、缺乏资本市场融资的模式相比,欧美发达国家在政府干预层面倾向于设立文化产业专项资金,而不是直接财政拨款,这种模式有助于发挥政府的行业引导作用,而又不至于打乱文化资本市场的自我配给功能;由于银行信贷平均利率一般高于同期的债券利率,金融机构信贷在美日英法文化产业融资占比也极小;美日英法文化产业都注重融资模式的创新,重视国际市场融资,因此风险融资在完善的资本市场下占有绝对比重;同时,外资的引进盘活了资本市场,使得文化产业能充分吸收到各国的资本。反观我国单一的文化产业融资现状,不难得出我国现有的融资模式有效性不足,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的结论。我国政府在对文化产业的投入上仍然是一种事业型融资方式,而非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市场化融资方式。而这种融资方式产生的根源,来自于我国文化产业面临的五大融资约束。

二、我国文化产业面临的融资约束

现阶段我国经济仍处于高速发展阶段,文化产业面临着众多发展机会。但是,作为一个新兴的产业,文化产业具有发展时间短,产业体系不健全,资金需求量大,投资回收期长,投资风险大和人力资源投资比重大等融资劣势。总的来说,我国文化产业在融资中面临着这样几大约束:

(一)文化产业中无形资产的估值困难

从我国情况来看,文化产业包含众多门类,尤其是核心层、层中的无形资产,比如商誉、频道资源、栏目品牌、节目形式和内容等在估值上面存在着众多约束。首先,我国无形资产的评估方法不完善,比如市场价值法在评估中由于无形资产市场价格的不确定,导致确定价格时的偏差。国内著作权及版权的评估、登记、交易流转的保护机制尚不健全,资产评估机构对版权、商标权等无形资产的评估缺乏科学统一的评估标准。其次,无形资产评估也没有较为完善的文化产业知识产权评估体系,评估中的监管不足,因此,金融机构和风险投资者在投资时的阻力增加。

(二)文化产业的投融资结构不合理,系统性融资能力不足

从现阶段的文化发展投融资现状来看,投融资主体主要是政府和大型国有和非国有企业,金融机构和居民代表的民间资本在文化发展中虽有投入,但比重较小,不是主要的投融资主体。同时,我国政府在对文化产业的投入上仍然是一种事业型融资方式,而非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市场化融资方式。政府对单一文化行业的政策支持会干扰文化市场的运转,有时会导致融资市场无法合理配置资源。从投融资客体上来看,现阶段我国的文化企业大都属于小微企业,缺乏信用评级,而现有融资渠道主要适用于信用评级较高的大型文化企业和国有文化企业,小微文化企业参与度小,这是当前我国文化产业融资中的一个显著问题。在政府财政拨款方面,大型文化企业和国有文化企业也占用了相当多的份额,从而导致中小文化企业的资金供给不足,甚至资金链断裂从而使得中小文化企业的发展障碍重重。

(三)融资渠道狭窄甚至不畅,资本的投入机制不成熟,信贷配给不足

一方面,我国现有的文化产业融资方式最主要的方面还是依赖于国家政策的支持,国有的文化产业还是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缺乏在资本市场上的直接和间接融资。同时有限的财政资金面对日益增长的文化企业融资需求,产生巨大的文化企业资金缺口。另一方面,我国文化企业自身的融资财会体系也不健全,在融资方面缺乏必要的信用,这导致其在资本市场上没有话语权。大多数文化企业都是依靠有限的自有资金进行发展,社会其他资金进入文化产业的积极性不高,融资渠道狭窄,限制了企业的融资方式和规模。

(四)文化与金融合作的基础配套体系不完善

首先,文化产业法律体系不完善,文化与金融合作摩擦显著,影响了融资的积极性。其次,产权交易平台在文化产业融资中难以发挥其融资中介的作用,上交所深交所的产权市场功能尚未发挥,还存在诸多问题。再次,我国主板市场门槛很高,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为国有和大规模的文化企业融资所服务的,一般规模的文化企业根本难以达到。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通过我国主板上市的企业,注册资本金不得低于5000万元,同时净资产在总资产中的占比要大于30%,并且成立时间要在3年以上,连续3年盈利等。针对中小文化企业的创业板也对净资产和营业收入年增长率有明确的要求,大多数中小文化企业望而却步。

(五)文化金融创新程度仍旧不足

面对我国文化产业融资规模的大幅度增加,我国也产生了诸如版权质押融资、版权信托融资等新兴融资模式,融资对象也呈现多样化趋势,第三方乃至第四方的参与和担保也使得文化企业的融资变得逐渐容易。但是,相对于欧美传统文化产业强国,我国文化产业融资模式仍然呈现较为单一的劣势。在资本市场和外资利用方面,我国仍然有较大差距。

三、发展文化金融解决文化产业的融资约束

总的来说,现阶段政府财政拨款仍然是不可或缺的融资模式,政府导向也在一定程度上调控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向。银行信贷作为一种传统的融资模式,基于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状况,其规模也会不断扩大。风险融资和债券融资由于受我国资本市场不健全的限制,现阶段对我国文化产业融资的影响相对较小。为此,结合2014年文化部、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联合印发的《关于深入推进文化金融合作的意见》,解决文化产业融资约束问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拓宽文化产业融资渠道,积极鼓励文化企业通过上市等其他融资模式筹措资金

现阶段我国文化产业以政府为导向的模式在初期对文化企业弥补资金短缺、管理资金头寸等方面产生了积极效果,但随着文化产业市场化进程加快,我国文化产业也急需建立一套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部门联合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平台,向文化企业提供专业的金融服务,拓宽文化产业的融资渠道。为此,要积极开展文化产业交流博览会,为有发展潜力的文化产品开辟融资途径,吸引天使投资人的目光;在中小文化企业融资方面,要在债券市场推行文化产业私募债券和中小企业集合债券的普及和推广,充分发挥债券融资的灵活性,为中小文化企业融资开辟捷径;适当降低文化企业的上市门槛,给予文化企业上市融资的便利条件;鼓励我国文化企业走出去,通过价优质高的文化产品吸引外商投资;同时,政府调控文化企业不一定要降低预算内资金的额度,而可以将预算内资金不直接投向文化企业,转而设立完善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和贷款风险补偿基金等文化创业基金,相应地对不同类型的文化企业采取不同额度的财政支持。文化产业基金作为融资主客体之间的纽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融资主体信息的不透明和融资客体的信息不充分之间的矛盾。中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是唯一的一支国家级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由财政部、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及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有限公司联合发起,总规模达200亿元。但现阶段基金累计投资金额仅为20亿元,虽然对解决文化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其作为国家级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投资领域还较为狭窄,规模还较小。为此,文化产业投资基金需要增加其专业性,扩展投资的视野,向二级市场等商业项目多的领域进行投资。

(二)建立文化产业高效的评估机制和专业的文化金融合作体系,保证文化产业资金链通畅

政府层面上,对各个文化产业类型的文化产品进行分类,对现阶段濒临消亡且文化意味深厚的文化产品应以专项财政扶持资金、担保贴息等方式以政府行政手段支持保护;对还处在萌芽时期并且未来发展潜力巨大的文化产品,应该给予政府拨款等直接引导,确保生产该文化产品的企业发展逐渐步入正轨;对已经具备完善的财会体系和有一定规模的优势文化企业,应鼓励其充分利用资本风险市场进行上市融资或发行债券融资。同时,制定差别化税收政策,适当减少文化企业的赋税或直接补贴文化企业、文化产品,对处在萌芽期、发展期或成熟期的文化企业区别看待。金融机构层面上,对文化产业的贷款利率可以依据其营业状况、未来发展前景或负债率等相应降低;对文化企业的信贷评估应从“物权控制”转向“未来现金流”的控制,创新新型知识产权、收益权质押融资工具,扩大对文化产业的信贷范围;健全无形资产评估、登记、流转等中介服务机构,开展并完善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应收账款或收益权融资等信贷创新业务,培育规范并且高效的无形资产流转市场;完善文化产业保险职能,增加文化产业保险品种,在试点险种和试点公司的反馈和建议下推出更具有特色和更加专业的险种。

(三)加强文化与金融合作创新,在现有的经验上开发新型文化产业融资模式

第11篇

一、发展乡镇文化产业是重庆乡镇经济绿色崛起的内在要求

重庆乡镇经济实现绿色崛起需要以文化产业为支撑。乡镇是连接农村与城市的重要纽带,是推动农村发展进步的重要着力点和支撑点。对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大山区和民族地区于一体的重庆而言,要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率先在西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乡镇的绿色崛起是关键。乡镇经济的绿色崛起离不开绿色产业的支撑。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认为,一个地区应选择扩散效应最大的产业或产业群作为主导产业,重点扶持,加速发展,从而带动其他产业发展和社会进步。由于自然条件、地形地貌及资源禀赋的限制,重庆绝大多数乡镇不适合以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为支撑,这已经为半个世纪以来重庆工业化发展历程所证明。文化产业具有污染小、能耗低、效益高的特点,不仅高度契合生态文明价值理念,而且其发展繁荣能够带动乡镇的旅游观光、休闲度假、餐饮娱乐等新的经济增长点,甚至为下一个新兴产业搭建新的平台。文化产业对镇域经济具有良好的带动效应,符合扩散效应的经济带动原理。加之重庆历史文化底蕴丰厚,大足石刻、綦江版画、秀山花灯、铜梁火龙等民间艺术盛行,乡镇经济非常适合发展文化产业。在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和高度重视生态文明的当下,文化产业应该成为重庆镇域经济绿色崛起的支撑产业。发展乡镇文化产业是重庆乡镇落实生态文明战略的内在要求。2013年9月,重庆市委四届三次全会将渝东北11个区县定位为生态涵养发展区,将渝东南6个区县定位为生态保护发展区,明确提出“建设绿色经济发展高地、重要生态屏障、生态民俗文化旅游带……”[3]对于重庆各乡镇,尤其是渝东南、渝东北各乡镇来说,在力争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同时又要避免高能耗、高污染等问题,为三千万重庆人民留下一片蓝天白云、青山绿水,关键是要依靠以文化产业为代表的绿色产业来落实生态文明战略。为此,重庆市政府设立了历史文化名镇基础设施建设配套费,出台了有利于名镇保护与利用的具体政策和措施,每年支持每个区县2500万元,用于名镇的历史文化保护与开发。文化是推动经济繁荣发展的思想基础,是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内在精神力量。以保护和开发特色文化资源为抓手,推动一大批特色文化乡镇的形成,是重庆统筹城乡发展、实施生态文明战略的重要使命。

二、乡镇文化产业发展现状

近年来,重庆文化产业总体发展迅猛。据蔡灵、薛胜文、沈哲彦等统计,2005—2012年,重庆市文化产业增加值从66.66亿元增长到约420亿元,年均增长近30%,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2%提高到4%左右,重庆文化产业正向支柱性产业迅速迈进。据文创网披露,2013年,重庆市文化产业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上半年实现电影票房收入3.45亿元,居西部第二、全国第九,同比增长31.23%;广播电视收入12.2亿元,同比增长11.97%,其中广电集团总收入11.7亿元,同比增长14.91%;直属院团公益演出218场,商业演出281场,其中演艺集团总收入3264万元,同比增长8.5%。与迅猛发展的城市文化产业相比,重庆乡镇文化产业发展还比较缓慢。由于乡镇文化产业、甚至整个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尚未纳入有关部门统计范畴,目前无法用详细、准确的数据对其进行描述。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对重庆乡镇文化产业的现状做个基本判识:一是从发展基础看,重庆乡镇文化产业已有一定基础,但底子薄、基础差,发展速度慢。受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制约,重庆农村包括乡镇居民文化消费需求不高,消费支出偏小,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重庆城市居民文化娱乐消费支出是农村居民的5.98倍,文化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基本集中在大中城市,乡镇得益非常有限,全市3.64万文化人才主要集中在市级宣传文化单位,乡镇文化站专门工作人员则严重流失[5]。二是从区域布局看,重庆乡镇文化产业发展极不平衡。总体而言,经济社会发展较好、交通相对便利的渝西地区乡镇文化产业发展要好于渝东南和渝东北“两翼”地区;具有丰富历史文化底蕴、良好民间艺术基础或者拥有得天独厚自然资源的乡镇,其文化产业发展较快,而没有上述条件的乡镇文化产业发展举步维艰。三是从发展模式看,重庆乡镇文化产业目前主要是依托现有文化、艺术资源或者旅游资源,就地取材,“看米下锅”,缺乏“无中生有”“借船出海”的胆量和气魄,当然就更谈不上产业资本运作了。

三、发展乡镇文化产业的路径建议

综观国内外文化产业发展路径,结合重庆实际,笔者以为,乡镇文化产业走“打造品牌—引智创新—产业集聚”的发展路径是可行的。依托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打造本地文化旅游品牌是乡镇文化产业发展路径的起点。重庆民间文化、民族文化丰富,许多乡镇具有非常独特的旅游资源、历史文化资源、民间文艺资源。綦江版画、铜梁火龙、秀山花灯、酉阳摆手舞、九龙楹联、梁平三绝(梁山灯戏、梁平年画、梁平竹帘)、接龙吹打、木洞山歌,是重庆的特色民间艺术。此外,重庆的民歌民谣、民间舞蹈如木叶情歌、喝茶歌、秧锣鼓、竹筒舞、铜铃舞等风格别致;“过赶年”“三月三”“赶秋节”等民族节日精彩纷呈;石板街、封火墙、印子屋、四合院、吊脚楼等民间建筑风格独异;媷油粑粑、酿豆腐、乌江鱼、油茶场等民间饮食别具特色……这些民间文化加上底蕴丰厚的历史文化、风光独特的自然环境,形成了强大的文化旅游基础。若政府能够牵头搭台,调动社会各方力量,那么,打造独特的乡镇文化旅游品牌是切实可行的。武隆县依托仙女山镇“天生三硚”等独特奇异的自然风光,聘请张艺谋等文化传媒专家对川江号子、哭嫁歌等民俗文化进行深度挖掘,精心打造了印象系列情景剧之印象•武隆。该剧公演后,3个月内就成功演出近百场,门票收入突破2000万元。同期,武隆县接待游客346.15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16.44亿元,同比增长19.08%和20.53%,带动仙女山镇和武隆县经济大幅增长。

乡镇文化产业要由小做大,还必须在此基础上积极引智创新。引智创新,就是乡镇在缺乏人才的情况下借用外部智慧对文化产业进行培育和打造,形成自己独特的品牌。对严重缺乏文化产业专业人才的重庆各乡镇而言,引智创新至少有四种方式可作参考。一是借用外部智慧对文化旅游资源进行包装打造,形成独特的文化旅游品牌。印象•武隆即是借用张艺谋、王潮歌、樊跃等外部智慧打造文化旅游品牌的成功典型。风光秀美、旅游资源丰富的渝东南、渝东北各乡镇宜将此种方式作为首选。二是借用外部智慧将本地文化资源如特殊的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家族文化、耕稼文化、饮食文化等等,与本乡镇地形地貌紧密结合起来进行开发,打造具有浓郁乡土文化气息的特色小镇。文化是特色小镇之魂。当前一些“古镇”盲目仿古、冒古、造古,终究沦为“四不像”,关键就是没有抓住特色文化这个“魂”。历史悠久、民俗文化丰富的渝西各乡镇可考虑此种模式。如永川松溉古镇,滨临长江,交通便利,自明清以来多次作为县衙治所,其古街、衙门、城隍庙等建筑保存完好,又有诸葛亮神树传说,民间饮食“九大碗”享誉重庆……若能聘请文化传媒专家将这些文化要素进行综合打造,凝练出松溉古镇的特色文化并使其得以彰显,则该镇的文化旅游产业将迅速实现突飞猛进。三是借用外部智慧将本地特殊的文化资源制作成为电影、动漫、网络小说或者游戏作品等等。重庆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历史典故题材丰富,据段庸生、张雪梅等考证,重庆地区民间广为流传的这类文化题材多达250余个,诸如巫山神女、涂山禹迹、金鹰降螺、白帝托孤、蛇吞象等经典故事,都是值得影视业和动漫业深度挖掘并打造的好素材。四是借用外部智慧牵线搭桥或者“无中生有”,利用本地自然资源或者文化资源与文化传媒企业合作打造影视拍摄基地。拥有独特外景拍摄条件的乡镇,如南川、奉节、云阳、巫山等区县的一些乡镇可以借鉴龙兴镇两江国际影视城的做法。该影视城以“民国历史”“巴蜀特色”为主要外景拍摄主题,兼具“影视拍摄、影片观看、产品展示、高端论坛、特色旅游”五大功能,规划面积5平方公里,建成后将实现每年拍摄5部经典影视作品、年均游客500万人、年服务业产值逾500亿元的发展目标。目前虽尚未完全建成,但“民国街”已初具规模,游“民国街”、逛龙兴古镇成为重庆一日游的理想选择之一。

乡镇文化产业发展的落脚点是实现文化产业的集聚。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的工业区理论本质上是一种产业要素集聚理论,该理论认为,同一产业越多的企业聚集于一个空间,就越有利于企业所需生产要素的聚集,而空间内生产要素聚集越多,就越容易降低该产业的平均生产成本,而且随着各生产要素专业化的加深,生产将更加有效率,该空间企业也将更具有竞争力。重庆乡镇文化产业经过若干年的品牌打造、引智创新,积累起一定的产业基础之后,必然走向产业集聚。产业集聚的初始阶段是生产要素的集聚。就某一乡镇而言,文化产业生产要素的集聚主要是指该乡镇文化旅游品牌或者文化产业主导项目所需的劳动力、资金、能源、运输以及其它专业化要素源源不断的集聚。这些要素的集聚一方面不断降低该文化产业品牌或主导项目的生产成本、提升其竞争力,另一方面还促进与本品牌或主导项目相关的其他产业的集聚。这些文化企业之间主要是互补关系而非竞争关系,他们之间的良性互动可以促进彼此更好地发展。就某一区县而言,文化产业的集聚应该是一种大文化产业即产业群的思路,其域内文化企业之间、各乡镇之间应该形成品牌的差异和互补。武隆县的产业集群发展思路可资借鉴:该县以文化旅游品牌为核心,吸引一大批文化旅游产业、文化生态产业、文化装饰产业、文化创意产业落户县城及周边各镇,推进文化旅游产品、营销、服务国际化进程,做优生态农业,做活现代服务业,拟用5~20年时间把近3000平方公里的县域全境打造成为一个宜居、宜游、宜业的大公园。重庆乡镇文化产业要成功走出“资源开发—引智创新—产业集聚”的发展路径,须具备三个方面的条件。首先是县级及以上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由于经济欠发达,重庆大多数乡镇,尤其是渝东南、渝东北的乡镇严重缺乏发展文化产业所必须的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物流等诸多要素。

要发展乡镇文化产业,必须依靠县级及以上政府统筹整合资源,集中力量才能“办大事”,才能实现文化产业之间、各乡镇之间的差异化、互补化发展。在武隆县乡镇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县委县政府统一思想、协调各方、集中力量抓旅游文化产业的发展思路至关重要。其次是培育和引进文化产业人才。在文化产业人才的培育方面,乡镇及以上政府应加大投入力度,主动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多渠道培养文化产业人才;乡镇政府可选拔优秀人才到文化产业发达的省市挂职锻炼。在人才引进方面,县级及以上政府应制定优惠政策,帮助乡镇灵活引进文化产业相关人才,重点引进一批具有创新思维、较高媒体素养和懂市场运作的文化创意人才和管理人才。最后,要调动民间资本参与乡镇文化产业发展的积极性。政府的财力有限而民间财力无限,如能运用有限的财政力量调动民间资本参与乡镇文化产业发展的积极性,必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作者:李顺 单位:重庆工商大学

第12篇

高等教育质量观,也是就对高等教育质量的认识和观点,具体来说就是高等教育的目的是什么?高等教育应该秉承什么样的价值?什么样的高等教育才是应该得到肯定的?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呈现出了不同的高等教育质量观。如社会本位论、个人本位论和知识本位论等。在当前知识经济和高等教育普及化、大众化的状况下,特别是针对“文化产业”这一应用性较强、学科融合度高的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相比较而言,“过程主导”这一高等教育质量观,比较适合文化产业创新人才的培养。过程主导有两层含义:其一,教育质量应体现在教育过程本身。换言之,教育质量在教育活动过程之中,考察教育质量,需要注重教育活动过程本身的品质,而不能只看结果。其二,教育过程的品质决定教育质量。因此,对教育过程的注重和把控对于高等教育质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具体到文化产业专业的“教育过程”中,如何设计系统和有效的“教育过程”?设计什么样的内容?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实现什么样的文化产业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需要专门的研究和探讨。

二、制定文化产业创新人才“教育过程”的依据

1.生源素质。

制定研制科学的“教育过程”,“因材施教”是基础。通过对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2010~2013级四个年级的硕士研究生的比较分析,概括出文化产业专业硕士研究生生源的三个特点:第一,本科学科专业背景多种多样。研究生入学考试中,报考和考试阶段对本科专业没有具体的要求,学生往往依据自身的专业特长、兴趣爱好、考试难度以及就业情况等多方面原因进行专业和方向的选择,研究生考试也成为学生第二次选择专业的契机。文化产业研究生的本科学科背景多种多样,这对于后期学习来说,有优势也有劣势。优势在于文化产业本身交叉性较强,在实践发展中与其他产业的融合性也较强,其他学科背景的学生在文化产业的多方面应用上有一定的优势,但对文化产业基础知识的理解和学习与文化产业相关的专业学术有一定的差距。第二,学习能力较强,但基础研究能力较弱。经历了研究生的全国统一考试,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较本科阶段有了一个飞跃。第三,综合素质可塑性较强。当前的硕士研究生从本科直接考上研究生的比例较大,有工作经验的学生较少。整体来看社会经验不足,对当前社会的认知不够成熟,但是可塑性较强,一般经过半年的相关学习和训练,凭借较强的领悟力和学习力,综合素质往往能够得到较大的提高。

2.培养目标。

文化产业人才的培养目标,是制定系统科学的“教育过程”的前提。2009年以来,随着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政府、企业对文化产业专业人才的要求日益提高。笔者认为,文化产业的人才培养,应着重培养综合素质高,实践能力强的文化产业创新人才,即“活跃于文化产业学术界、产业界和行政单位等领域的创新型高端专业职业人”。有以下几个具体的要求:第一,文化产业基础理论扎实,掌握文化产业发展规律,并擅于了解国内外文化产业前沿理论及行业最新动态;第二,实践能力较强,具有一定的文化市场观察能力、开拓能力和预测能力,具备敏感的文化产业政策领悟力,并具备有效的沟通协调能力;第三,在至少一个文化产业门类上有专业特长。

3.文化产业创新人才“教育过程”的制定原则。

①以“系统知识建构”为核心,文化产业的系统知识应包括:文化、经济、管理领域的基础理论;社会学、人文学研究方法;统计学基本技能;基于最新科技发展的相关研究方法;文化产业相关行业门类的基础知识;文学、艺术等素养类知识等。②注重跨学科和应用型人才培养,文化产业人才培养与文化产业发展实践紧密相关,同时文化产业还具备较强的产业融合能力,因此,跨学科和应用性强成为文化产业专业的两大特点。③倡导行动学习“,行动学习”,包括通过科研行动提高基础知识的运用能力和研究能力,也包括通过专业实践,提高文化产业的实践操作能力。

三、文化产业创新人才培养的“教育过程”设计

在文化产业创新人才培养目标的统领下,依据“教育过程”设计的原则,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进行具体的“教育过程”设计:

1.板块化教学。

第一,课堂的课程教学板块。包括文化产业基础理论类课程,如《文化产业导论》、《公共经济学》、《文化发展战略与文化政策》、《文化市场营销》、《文化产业管理》等;方法类课程,如《文化产业研究方法》,《文化市场调查与分析》等;行业类课程,包括《广播影视产业研究》、《演艺产业研究》、《艺术产业研究》等;专题类课程,如《文化产业园区研究》、《国际文化产业研究》等。课程教学板块主要讲授文化产业基础理论、研究方法、行业基础知识以及前沿专题研究等。第二,前沿学术活动板块。为了弥补不同学生来源知识体系的不同,同时将文化产业最新最前沿的专题研究成果向学生进行介绍和讨论,也为了给学生创造更多的机会与国内外文化产业的专家、学者以及企业家进行交流,拓宽眼界、拓展人脉,定期的学术活动是必要环节,并应纳入学分管理体系。第三,实践训练板块。实践训练是文化创新人才培养过程的重要环节,并应无形地贯穿于整个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学程。方式方法多种多样,较为有效的举措有:第一,导师工作室制度。以导师为核心建立工作室,将导师指导与科研、课题研究、项目运作密切结合,将日常学习与工作室工作有机统一。第二,行业导师制度。聘请有丰富实践经验且在文化产业领域有一定行业影响的业界专家担任行业导师,与专业导师合作,对学生的实践、实习、就业进行指导和帮助。第三,研究与实践基地建设。与产业界进行紧密合作,选择有一定实力的企事业单位共建文化产业研究与实践基地,通过联合培养、项目合作、工作室合作、学生实习等方式,对学生进行专业实践的训练。

2.阶段化考核。

打破学期的界限和学时的固定要求,依据培养周期划分阶段对学生的课程学习、导师指导、学术活动、实践训练等环节设置指标和明确的考核体系。对任课教师、导师指导、学生学习、教学管理设立各自的阶段考核标准,将“教育过程”的质量进行全面、系统、科学的监控和分析,同时纳入“责任到人”的考核体系。

3.组建多样的学术共同体。

为了满足学生不同的兴趣爱好,丰富学生的学习和实践内容,培养单位还应将教学组织和科研组织打通并进行重新组合,通过大型课题、大型学术或行业实践活动,组建多种多样的“学术共同体”。任课老师或导师可通过调研课题、研究性课题或实践项目的策划,将对某个问题感兴趣的同学进行组合,组建各种学术共同体进行专题的学术实践活动。

四、文化产业创新人才培养的政策体系优化与创新举措探索

文化创新人才的培养是一项系统工程,随着文化产业的不断发展,对人才培养的要求也在与时俱进地变化,这就需要对“教育过程”进行创新,以提高教育质量。同时,也需要相关政策的支持和创新,突破常规,将“教育过程”设计得更加科学、高效。

1.建立畅通的师资资源流通机制。

文化产业的一大特点是“跨学科”,这就需要在校内和校外高校之间进行任课教师、讲座专家或导师的交叉聘请。在教学实践中,聘请的程序、酬金的标准和发放条件往往过于刻板,造成因为制度的原因使一些教学活动无法开展,对整体教育质量带来损害。因此,建立合理、畅通的师资资源流通机制是紧迫而必要的。

2.放宽行业导师的聘任条件,提高行业导师待遇。

行业导师的聘任,是文化产业教育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关乎学生实践训练的整体水平。但是在现实教学中,对兼职导师学历、职称或成果的要求过于注重学历、职称等非实践成果因素,使得一些在文化产业实践中有丰富经验的业界精英因为条件不具备而无法被聘任。同时,行业导师的待遇问题也一直缺乏更为灵活的政策支持,是难以解决的问题,这需要更加宽松的政策和经费保障。

3.探索硕博连读的高端复合人才培养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