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2-23 13:25:4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文学文化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考查目标与考点说明
《江苏高考语文考试说明》在关于论述类文本阅读部分的内容表述三年之间大致没有变化，关于文体范围的理解表述为：“论述类文本阅读。论述类文本包括论文、杂文、评论等。”后面相关解说可总结为“两种能力（理解、分析综合），六个考点（理解文中重要概念的含义；理解文中重要句子的含意；筛选并整合文中的信息；分析文章结构，把握文章思路；归纳内容要点，概括中心意思；分析概括作者在文中的观点态度）”①，考查目标与考点内容还是明确清晰的。
二、近三年考查和命题的具体变化
1.分值和题型的变化
仅从题型看，2009年和2010年相同，均为三题15分，第一题为一道3分的选择题，所不同的是2009年以选做题形式并给出了实用文本，考生有不选做论述类文本的自由，而2010―2011年则在命题上就为学生选定论述类文本。最重要的变化是2011年本题分值上升为18分，题型也变为三道简答题，比起前面的文学类文本阅读总分值只少2分，而题目却少一道，单小题平均达6分（3题分值分别是4分、8分和6分），超过文学文本阅读。可以说，此题的分量陡增了，而三道简答题的题量也是对考生的一个挑战。
2.选文的特征及变化分析
为了便于说明选文特征，下面列出2009年、2010年、2011年三年江苏高考论述类文本材料的相关来源如下：
2009年为《说“异”》，原刊2008年11月上海《文汇报》，长5000余字，经删改约800字。作者詹克明，物理学家，科普散文作家；2010年《谈静》，选自现代美学家朱光潜《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的第三封,写于上世纪20年代作者旅欧期间，原文1800多字，删改为872字；2011年《捧与挖》，选自《鲁迅全集・华盖集》中的《这个与那个》一文的第二部分“捧与挖”，写于1925年，文本略有删改，如原文“民元革命时候，我在S城，来了一个都督。”改为：“民元革命时候，S城来了一个都督。”第三节删去“火神瘟神不待言，连财神也是蛇呀刺猬呀似的骇人的畜类”②一句，表意无大变化，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在行文上更流畅或语言上更近于当代的习惯，便于考生阅读。
作为文学大家，鲁迅的杂文首次进入高考阅读材料，这个变化似乎更加强调了论述类文本考查的文化内涵文学倾向，三年以来，自从剔除了科技说明文之后，论述类文本以论述为主的特征愈加明显，一方面它不回避科技论文，另一方面与以论述说理为主的文学类文本则相互渗透。其实《谈静》就作为文学文本在2008年湖南高考试题中考查过，另外2006年江苏卷《波兹曼的诅咒》、2008年山东卷的《歌德之勺》，当时作为文学文本考过，同样也可以看作论述类文本。由此可见，渗透文学文本特征的论述类文本在高考中是很受命题者关注的。
这类文本内容主要涉及文艺评论、杂感及社会自然科学论文等。选材的共同特点是：（1）学术性强，有专业性、系统性，信息量大，语言也比较规范；（2）文化底蕴厚。近年所选的论述论文，其作者多为一流学者或作家，文本表现见解独到，体现作者鲜明的个性风格，而且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3）主题明确突出。所论述的多为某一领域的重要问题，思想深刻，经命题删改后主题更加明确集中，为读者提供了良好的思考体验机会。
3.文后命题的变化分析
从科技论文到美学论文再到杂文，这并不体现出一个选文的变化方向，只是实践和验证了考试说明中关于命题范围包括“论文、杂文、评论”的这个解说，可以想象后面的高考选文将再出现优秀的科技论文等。事实上，更该引起关注的应当是文本后的考查题变化。
（1）变中不变――论证思路和作者的观点态度
试看2011年与2010年两题的比较。2011年的第15题对应2010年的第16题，都是考查文本的议论写作思路的，2011年的第17题对应年的17题，都是以考查作者的观点态度为中心，需要注意的是，2009年第16题也同样考了“作者认为应该持什么态度？”③，这足以说明，论述文本的议论思路与作者的观点态度在命题人心中是相当有分量的。这当引起以后备考的足够重视。
（2）新增题――更鲜明体现议论文考查的本质特征
考题删去选择题变为简答，这不单是个形式上的变化。在分别对应了两道题之后，余下这道由客观题变化来的8分题（第16题）考了什么？原题是：“文中的例证分别揭示了‘捧’的什么后果？例证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递进关系？（8分）”④这道题已经非常像平时教师在课堂上讲授议论文的分析提问了，问题具体细致，涉及内容理解的点也较小，可以说，新增的这道题，再加上前面的论证思路及作者的观点两题，更加鲜明地体现了重视对议论文本质特征的细致考查。
三、应试思考
1.重视议论文本特征的阅读把握与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锻炼
高考对论述类文章阅读考查侧重于逻辑思维能力，主要让考生借助语文学习的方法和规律，正确理解、捕捉、筛选、判断与转述论证信息，鉴于三年的考查的重点和方向变化，要为学生认真扎实地进行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锻炼，确立把握议论文基本特征的阅读与训练方向，主要包括概括和提炼作者的观点态度，分析论证结构、把握议论思路，发现材料和观点之间的逻辑联系，等等。
在平时的学习和复习训练中要注重向学生进行议论文本质特征的分析引导，如理论上的“建构”性，说理的结构和条理性（逻辑性），等等，不妨把一些经典的课内议论文再与学生一起做温习，诸如《拿来主义》、《师说》等，在阅读中，尤其要注意引导多进行一些深入文本具体论证内容的理解和训练，掌握分析结构、把握思路的基本方法。比如抓文中具有提示、总括、过渡、照应作用的标志性语句；把握语句衔接的特点，明确句群所表达的重点；强化文本结构意识，引导学生运用层次分析把握行文思路，进而明确作者的态度观点；学会按文体特征分析，如议论文常按引论、本论、结论组织文章结构，等等。
2.注重学生的文化素养和良好答题心态的养成
阅读训练中要多接触文学性强的文本，对文化名人文化现象及文学风格等多有涉猎，对学术知识，文学艺术作品形成对路的理解，有了较强的文化底气，才能从容应对高考的论述类文本。
另外，学生往往缺乏对文章逐段逐层阅读理解的耐心，喜欢作跳跃性阅读，对应题目寻章摘句，如此就容易出现概括片面、肤浅、作答不准确的问题。因此要力避畏惧、浮躁的不良心态，通读全文，立足于整体感知和把握作好细部的分析，运用恰当的方法，如思路分析法进行解读。
注释：
①相关内容引自2011江苏高考语文考试说明.
神话，产生于古老的年代，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表现着浓郁的民族性，为文学家、史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民俗学家等所重视。做为一个学科，中国神话学肇始于20世纪初。在近百年的时间里经过了大开拓、大发掘、大探讨三大阶段:(一)鲁迅、周作人、茅盾等一些学者最早把西方神话学介绍到中国来，并对中国神话进行了研究，以顾颇刚为代表的历史学家则提出了著名的累层的历史观和民族的神话观。茅盾出版的《中国神话研究ABC》(102。)、《神话杂论》(1929)、《北欧神话ABC》(1930)，是中国神话学开拓和奠基的重要之作。(二)后，我国的民族学者、民俗学者进行了持久的大规模的民族调查和民间文学的挖掘工作，取得了极为丰富的主要流传在各族人民口头上活的神话材料，相继出版了大批神话传说故事集。(三)中国神话资源的开发，改革开放政策对海内外学者的交流和探讨，为中国神话学者提供了广阔的研究天地，使中国神话学进入了一个空前活跃和成果辉煌的新时期。西方学者在二三十年代认为“中国神话贫乏”，中国神话学家则坚信和深知中国神话是很丰富的，钟敬文在1933年6月10日给德裔美国学者爱哈伯特的信中就曾指出:“中国的过去，因为种种的关系，在比较古老的一些文献上，仅保存了若干片断的、简略的神话和传说。一些欧洲的和东方的学者，由此便形成了一个共同的见解，认为中国文化史上没有厂生过像古代希腊、罗马或北欧等那种比较有体系的或情节完整的神话和传说。这种见解的正确性，我觉得是颇可怀疑的。中国比较古老的文献上所保存的神话和传说，有着过于缺略或破碎之嫌，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但因此断定中华民族的文化史上，必不会产生比较有体系的或情节完整的神话和传说，那光就论理上讲，也不是很通顺的吧。”“中国的古代文献……保存着神话和传说资料的文籍，委实不在少数。”而“现在还泼刺地存活在民间的农夫、樵子、渔妇们的口碑中的神话和传说等，真可说是相当充实的、闪光的宝库!”现在，在当今世界各国极为少见的丰富多彩的中国各民族的神话蕴藏逐渐被发掘以后，使外国学者们感到惊愕。各种神话学学术研讨会在各地不断举行，中国神话学研究呈现出一个空前繁荣兴旺的大好局面。
这一发展的过程，理应进行一次认真的回顾和总结，以便把中国神话学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更新的水平。但此项工作难度很大，时间长，材料分散不易寻找。中国社学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马昌仪研究员，不畏辛苦，经过多年的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她正在从事《中国神话学史》专著的撰写;已经摆在我们面前的《中国神话学文论选萃》是与该书相辅相成的一本具体研究史料的颇有份量的学术著作。
首先，“从某种意义上卜说，《选萃》是对一个学科的重构。”编者在《选萃》“序言”中说:“它把淹没在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烟尘中，散落在各门学科的大海中的中国神话科学文论著作搜集起来，加以取舍、整理，放到中国文化史的背景上，重构出中国神话学史的发展轨迹和历史风貌。”这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
其次，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因此《选萃》所收论文较为全面地反映了近百年来中国神话学研究的真实情况。全书上下两册，上册收解放前论文50篇，下册收解放后论文48篇，共80多位作者，100多万字。“入选的作者及其论文，一般说来，希望是或能代表某一学派，或能反映某种思潮，或能展示某种倾向，或提出了新的问题，或开辟了新的领域，或引进了新的方法。”鲁迅、周作人、茅盾等的人类学派，顾领刚、杨宽、吕思勉、童书业等的“古史辨”派，朱光潜的心理学派，苏雪林的泛巴比伦学说等等神话学论文，尽收于内。从过去数十年纷繁的书报刊中去查检搜索，与海内外学者广泛联系，以个人之力进行了如此大规模的采撷筛选梳理，表现出了一个中国学者执着奋进的追求精神。成果是极其可观的，呈献在我们面前的是两本厚厚的中国神话学界神话学论文的大荟萃，使人们对中国神话学发展的历史有一个较为全面而具体的认识，钟敬文为该书写的《序言》中评介说:“从马昌仪同志这本《中国神话学文论选萃》中，是可以大体上看出本世纪开始以来我国神话学的发展历程的。尽管收在这里的文章，有许多发表于数十年前，方法、观点或已不免陈旧，某些结论也已近于明日黄花。即使是那那些新人近作，也不是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他们各自产生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下，具有着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历史价值，却是无可怀疑的。我们的神话学需要前进，需要突破，但前进和突破不应该是从零开始，需要有一个出发的基地。我想，她的这本《文论选萃》，不但是对以往神话学研究历程的一次回顾与检阅，在某种程度上，正不妨作为来日前进的基地。”这话是说得不错的，是有远见卓识的。
第三，《选萃》在文章之后附有作者的简历、学术成就和评介等，如说鲁迅、茅盾为“中国神话学的开创者之一”，梁启超“以进化论的观点，探讨中国神话在文化史的位置”，顾领刚为“中国神话学‘古史辨派’的创始者”，黄石“从性民俗的角度解释某些神话现象和信仰”，苏雪林“主张神话的世界同源理论，是泛巴比伦学说的代表人物”，朱光潜“较早把弗洛依德的心理学说引迸我国的神话、原始诗歌研究之中”，杨宽为“‘古史辨’神话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凌纯声“所开创的环太平洋文化圈系列理论，对中国的神话研究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袁坷“数十年来从事中国神话整理、校勘、编撰和研究工作，著述甚丰”，张振犁“自1983年起，长期从事河南地区中原神话传说的考察和研究工作”等等，以及书后马昌仪、蔡大成、钟宗宪编的《中国神话学文论要目》收录“1。。2一1949年中国神话学论文”和“台港及海外中国神话学论文”，是对读者了解中国神话学研究发展历史的全过程的一种极好的补充。
中国神话学的重构、反映近百年来中国神话学发展的全貌和适当的辅助资料，是《中国神话学文论选萃》三个突出的优势和特点。那么，《选萃》有无不足之处呢!有的。这是由于种种原因所致，笔者在与主编者的接触中深深感到了这一点。在该书的《后记》中编者也说:“或由于版权上的原因，或由于未能取得联系，或由于发稿时间的紧迫，致使好几位对中国神话学作出过一定贡献的台湾、香港和海外的学者(如文崇
一、杜而未、陈炳良诸先生)的论文没有能够选入本书，使我深感遗憾。”我们希望将来该书能够再版，并弥补其不足，使它更加充实丰满。
2008年1月11日至15日，由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中国明代文学学会(筹)、武汉大学文学院、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武汉大学出版社联合主办的“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隆重召开。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台湾地区及日本、韩国、加拿大、美国等海内外近80所高校200余位学者与会，大会收到会议论文共计170余篇。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教授、日本神奈川大学校长辅佐(助理)铃木阳一教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冯天瑜教授、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黄霖教授等应邀出席开幕式并发表致辞。研讨会开幕式由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文新先生主持。
会议先后共安排了两次大会发言和15场分组讨论，均是采用先主题发言后评议的方式进行。会议包括八个主要议题：明代诗词、散文、小说、戏曲等个体文学研究；明代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研究；明代作家生平、交游研究；明代地域文学研究；明代中外文化交流与文学关系研究；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之关系研究；科举文化视野下的明人别集整理与研究；文学视角下的明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200余位与会学者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会议涌现出了大量新的研究成果，不仅全面反映了正在进行的科举文献整理和科举文化研究的新进展，也集中展现了明代文学研究的新风貌。因研究成果数量较大，择要综述如下。
一、科举文化研究
科举文献的整理与科举文化的研究是会议讨论的重心。武汉大学陈文新教授介绍了其主持的大型出版项目“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的编纂和出版情况，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关注。“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的内容重点包括两个方面：反映科举制度沿革、影响及历代登科情形的文献；与历代考试文体相关的教材、试卷、程文及论著。第一批将要出版的书目包括《历代制举史料汇编》、《历代律赋校注》、《唐代试策试律校注》、《八股文总论八种》、《七史选举志校注》、《四书大全校注》、《游戏八股文集成》、《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明代状元史料汇编》、《钦定四书文校注》、《翰林掌故五种》、《贡举志五种》《<游艺塾文规>正、续编》、《钦定学政全书》、《<清实录>科举史料汇编》、《梁章钜科举文献二种校注》、《二十世纪科举研究论文选编》等17种，共计约3000余万言，预计2009年上半年开始出版。陈教授将《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总序》作为会议论文提交，他在发言中对这一重大文化工程的重要意义进行了阐述，他认为，整理出版历代科举文献。“一方面是为了传承文化，让这份丰厚的遗产充分发挥塑造民族精神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古为今用，让它成为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智力资源”。参与“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编纂工作的有关学者罗积勇教授(武汉大学)、王同舟博士(中南民族大学)、王炜博士(华中师范大学)、余来明博士(武汉大学)等也分别在发言中陈述了相关文献整理工作情况和科举文化研究的新发现。
科举文化研究不乏热点，如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胡小伟研究员的论文《关公：明清科举神》首次指出，三国时代的历史人物关公在晚明和清代曾被奉为科举考试神。南京大学周群教授的论文《<四书大全>与明代科举》认为永乐十三年编成的《四书大全》“章一代教学之功，启百世儒林之绪”，对明代科举、教育等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科举与文学的关系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中国艺术研究院赵伯陶先生的论文《明清八股取士与文学及士人心态》以“难以化解的矛盾”来总结士人对八股文的复杂心态：相信命数，却又不甘心听天由命，总希望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去突破命运的羁绊，实现理想。南京师范大学陈书录教授的论文《崇祯辛未进士科与吴伟业的负恩愧悔心态及其雅俗文学创作》认为明崇祯辛未进士科造成了吴伟业的报恩、负恩及愧悔的心态，并可见于其传奇与杂剧创作的实践。台湾嘉义大学徐志平教授的论文《科举考试对明遗民杜濬及其诗之影响》则以明末清初诗人杜濬为个案，分析了科举对身处明清易代之际的诗人杜漕及其诗作、诗风及诗论的影响。厦门大学刘海峰教授《科举文学与“科举学”》界定了科举文学的范围，即以科举考试为目的的文章和以科举为题材的文艺作品。扬州大学黄强教授的《(游艺塾文规)正续编的文学理论价值》、哈尔滨师范大学关四平教授的《唐代科举题材小说文化意蕴探微》、浙江工业大学万晴川教授的《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与科举制度》、中央民族大学曹立波教授的《明代科举对徐霞客游记成就的影响》、江西师范大学李舜臣副教授的《博学鸿儒科与康熙诗坛》等成果也对相关热点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二、明代文学研究
关于明清小说戏曲研究方面的成果相当丰富。香港中文大学周建渝教授的论文《解构批评：论(三国志通俗演义>文本意义之不确定性》以解构批评的视野来解读小说中的曹操、刘备、魏延等人物，发现“奸雄”、“仁义”、“天生有反骨”等固有结论并不具有确定性。中央民族大学傅承洲教授的论文《天许斋小考》通过相关文献证实，晚明时期著名书坊天许斋斋主就是冯梦龙。浙江大学周明初教授的论文《如何正确理解“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探讨纪德君教授关于徐朔方先生“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的学术质疑，认为徐先生更重视考察这个漫长的动态的累积过程本身，而纪教授更关注这个动态过程的最后定点，两者结合才能有更全面更科学的认识。程国赋教授的论文《论明代书坊对通俗小说体制发展的贡献》指出，明代书坊及书坊主促进了演义体小说的演进和定型，加快了演义体小说通俗化的进程。武汉大学吴光正教授的《<金瓶梅词话>的宗教描写与作者的艺术构思》认为《金瓶梅》中的宗教描写是作者的精心设计，是作家用来表达创作意图的重要手段，借此可以对作品更好地进行还原解读。此外，台湾彰化师范大学许丽芳教授的《章回小说叙事之内在展现：以百回本及百二十回本(水浒传)的韵文运用为中心之考察》、东南大学徐子方教授的《朱权及其“二谱”》、北京外国语大学罗小东教授的《论“三言”“二拍”的时间操作艺术》、台湾中正大学毛文芳教授的《黄向坚“万里寻亲”纪程与图绘探析》、湖北大学宋克夫教授的《的正视与人生的警戒》、暨南大学王进驹教授的《论明代戏曲创作的“自况”现象》、上海财经大学许建平教授的《<临清州志>与<金瓶梅>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江苏教育学院冯保善教授的《论凌潆初的<乔合衫襟记>传奇》、北京外国语大学魏崇新教授的《<金瓶梅词话>的欲望叙述》、香港岭南大学刘燕萍副教授的《遗憾、补偿与恶势力》、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周艳博士的《欲望与诗：明代中篇传奇的题诗唱和与性别表现》等著也多有新见。
日本学者多从文献角度梳理小说故事情节或人物的发展演变历史，显示出一定的特色。日本宫崎大学上原德子的《关于刘东山的故事》将《初刻拍案惊奇》第3卷中的刘东山故事与其它多个版本的刘东山故事进行了比较，早稻田大学松浦智子的《“杨家将”故事形成史资料考》以山西杨忠武祠的文物资料为线索，考察了“杨家将”故事在杨氏家族内部的传承，揭示了杨家将故事的“世代累积型”发展、体系化的过程。早稻田大学岩田和子的《杨忠愍蚺蛇胆表忠记考》以“蚺蛇胆”为中心，探讨了王世贞与杨继盛的关系、人物形象以及作者丁耀亢创作此故事的背景等问题。
诗文研究方面也不乏新论。复旦大学郑利华教授的《屠隆与明代复古派后期诗学观念的承传与变迁》以屠隆生平论诗主张为重点，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复古派后期诗学观念的发展趋向。台湾中正大学许东海教授的《明代许黉及其<华山赋>之一考察》将《华山赋》所描写的人文风景和深层文化意蕴结合进行考察，说明其所承传赓续的西岳文化传统以及明代中期士臣的论述轨范。复旦大学黄仁生教授的《明代嘉万之际的文学演变与嘉定派的酝酿过程考论》结合嘉万之际文学的演变来考察嘉定派的酝酿过程，对相关史实进行了澄清。郑州大学李圣华教授的《论嘉定文派》、湘潭大学雷磊教授的《明初初唐派论略》、集美大学苏涵教授的《袁宏道<徐文长传>的文学批评意义》、集美大学王人恩教授的《<题渊明小像>的作者及其相关问题》、香港教育学院中文学系郭伟廷博士《明代黄文焕<陶诗析义>考论》等也多有新意。
明代作家研究也受到不少学者关注。首都师范大学左东岭教授的《玉山雅会与元明之际文人生命方式及诗学意义》从多个方面揭示了玉山雅会所体现的文人生存方式，并以此获得把握元明之际诗歌的实际特征与内涵之途径。山东师范大学石玲教授的《袁宏道、袁枚比较论》认为晚明公安派代表人物袁宏道与清中叶袁枚之间，在价值观念、创作个性、思想内涵方面有无法割裂的承递关系。五邑大学孟祥荣教授的《公安三袁合谱》对“三袁”生平交游、事迹及著述等问题进行了补充完善。漳州师范学院胡金望教授的《从<和箫集>看阮大铖早年的诗歌创作和文学交游》、台湾岭东科技大学李栩钰博士《马湘兰相关问题探讨》、台湾中正大学翁燕珍博士《从<戎旅赋>到<无闷篇>》等也对作家生平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关键词]论文写作 选题方向 可行性
一、引言
毕业论文写作是大学英语专业教学计划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和实践性环节。撰写毕业论文不仅具有一般写作的意义,而且有其特殊的作用:即培养科研创新意识,锻炼思维组织能力,训练语言运用能力,激活知识的输出与输入等。而选题是毕业论文写作至关重要的一部分。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论文选题多年来一直是学生和指导老师最为头痛的问题。使学生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少走弯路,提高论文质量,从而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这是本论文的研究意义即价值。
二、论文写作选题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学生受其自身知识的局限,选题存在多种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题目范围过大。比如,有的同学选这样的论题:“The Comparison Between Chinese Culture and English Culture”,“Translation of English Proverbs”。其二:题目不够新颖,缺乏创造性。笔者发现,如果选题是文学方面的,题目大都集中在《红字》、《苔丝》、《简爱》、《了不起的盖茨比》、《傲慢与偏见》、《飘》等少数几部文学作品上。其三,学生思路太窄,部分题目存在某种雷同现象。以此为根据,笔者提出相关的解决办法。
三、论文写作中选题的方向
论文选题应该符合英语专业的培养方向,具有一定的现实价值与理论意义。要有新颖性,有一定的学术性,选题原则上要反映社会、经济、文化中的实际问题、热点问题。一般来说,英语专业的论文可以从以下几个方向进行选题:
1.文学、文化方向
对文学的研究指的是对不同时期,不同作家,不同形式的英国文学、美国文学及其他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的文学作品进行评论以及对作品中的人物、主题、产生的背景、作家的风格、派别等进行分析和评论。学生可以阅读一本或几本英语文学作品,对其进行个案或对比研究,或对一个或两个英美作家进行个案研究或对比研究,包括作家的出身,所受教育,经历,爱情,家庭,所受其他作家思潮,哲学流派的影响等。也可以以文体分类的形式对文学作品进行研究,包括小说诗歌戏剧传记散文等。
2.翻译方向
口、笔译在外语教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毕业论文的选题中也占有相当的比例。口、笔译方面毕业论文的选题大致有以下范畴:中外翻译史;翻译理论;翻译理论评介;译文评价;翻译与文化特殊用途语言翻译(如外贸、体育、旅游等专门行业汉英翻译);翻译与文体、修辞;翻译实践等。
3.英语语言学方向
语言学与语法有相关、相连和包容的关系。语言学和语法选题大致包括:语音学,音位学,理论与实践,教学与方言;语法学,词法,句法,功能,转换,对比等;词汇学;构词法;社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语言对比;外来词语等。
4.英语教学法研究
目前,国内外流行的外语教学法;传统教学法与新式教学法比较;各种教学法比较:优势和不足,相辅与互补;分层次教学,优势与弊端,可改进之处;充分利用现有条件,利用先进教学辅助设备和手段进行外语教学等。
四、论文写作中选题方向的可行性
关于选题是否有研究的可行性,Creswell 建议可以先提出以下问题:首先,就时间、资源、语料收集而言,该题目研究是否可行? 其次,研究者个人是否对该题目感兴趣,以保证在整个研究过程中给与足够的重视? 另外,该研究是否在有关文献的基础上建立新的观点?换句话说,应遵守论文选题的三原则:价值原则,能力原则,兴趣原则。毕业论文要有新颖性,有一定的学术性,选题原则上要反映社会、经济、文化中的实际问题、热点问题。其次,应在自己能力范围内选题,选择自己能够找到充足材料的题目。论文要表现出一定的深度和远见,应该发人深思,使人受益且获得新东西。
根据论文选题的可行性原则,结合学生选题的方向及常见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建议:(1)文学文化方向选题。这方面的选题资源很多,也是大部分学生感兴趣的话题,但是学生很难跳出一个思维定式,经典名著流传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该说的已经都说了,怎么创新呢?能够有所突破很难。不过,为了避免学生选一些老掉牙的题目,可以选择新的突破口。比如,选题“像鲁滨逊一样在逆境中创造精彩”;“《鲁滨逊漂流记》看人的性格对命运的决定作用”;“从《哈利波特》看儿童的成长”等,笔者认为,这是比较好的题目,写起来可以结合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有意思也不乏味。还有,学生可以从所学课本取材,《高级英语》的课文大都来自原著,从这方面着手,既挖掘了课本,又开拓了知识,还完成了论文,不失为一个好方法。比如,有的同学就有这样的选题:“On the Culture Conflict of”Everyday Use“ by Alice Walker”。再者,也可以从影视文学选题。(2)翻译方向的选题。学生在这一方向选题思路很窄,容易集中,有可能选题部分或全部重复。诸如选题“Culture Difference in Advertisement and Its Translation”“Culture Difference in Proverb and Its Translation”“Culture Difference in Color Word and Its Translation”这些题目看似不同,其实写起来可以换汤不换药,可套用相同的写作风格,相同的提纲。避免这方面的问题,学生可以扩大视角,比如,“关于对外交流翻译中不足的反思”是一个较好的题目。可以从电影名的误译,旅游翻译的误译等多方面入手。(3)英语语言学方向的选题。这方面的选题令一般作者望而却步,因为涉及到抽象的理论知识,不是自己能把握的或感兴趣的。但不容易与别的同学重复,也容易创新。比如,“网络发展中的英语进化”就是个不错的话题。(4)英语教学法方向的选题。此选题能查阅的文献很多,也能激发作者的兴趣,只是不太容易把握,涉及到实验操作,数据的处理等。比如,选题“英语课堂的合作学习策略研究”,需要做相应的实验。
综上所述,学生要尽可能多地查阅书刊文献资料,通过文献阅读,了解某一课题的研究历史与现状。每个方向的选题都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有能力的学生也可有选择地把文学、语言学、翻译学、文化学等结合起来,进行交叉研究,或对上述学科进行某种类型的比较,寻找一个突破口,建立自己独特的课题,以便能够产生“人云亦云我不云,老生常谈我不谈”的突破性效果,能够形成“弃暗投明”、不落俗套乃至别开生面的选题风格。
五、结语
撰写毕业论文前应当重视选题,深思论文的选题是否有新意、有创见性,是否具有可行性、是否与本专业有关系、选题范围是否过大。而且应当特别考虑论文题目是否符合英语表达习惯、题目是否简洁、大小写是否符合规范等几个环节,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题目都不可晦涩难懂。
参考文献:
[1]田贵森,段晓英.英语专业毕业论文写作教程[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14.
[2]Creswell J W. Research Design :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M] . London : Sage Publications, 1994
山西大学对国学如此感兴趣，并不是追逐时下的“复古风”，而是因为山西大学有着悠久的国学研究传统和厚实的学术基础。原来国学大师章太炎的两大弟子黄侃、李亮工（时称“北李南黄”）都曾在山西大学执教。章太炎所招收的唯一一届研究生7人中的两人柏逸荪与姚奠中也曾同时执教于此。特别是姚奠中，为章太炎的关门弟子，在此执教达半个世纪之久。姚奠中曾任山西大学中文系主任，他的弟子刘毓庆也曾任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国学研究院成立后，又兼任院长。他的再传弟子郭万金则为现任文学院院长。
章门晋脉，薪火相传。正是他们几代人的坚持不懈，使章太炎的学术思想和文化精神在山右（指太行山以西，特指山西）得到了承传、发扬与光大。
国学大师章太炎以及“北李南黄”
余杭章太炎继承了顾炎武“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的精神与理想，在国势倾颓之下高呼“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扛起了“复壮”华夏文化学统的使命，即使于狱中也仍不忘继任学统，反而精神意志更加坚定，“上天以国粹付余，自炳麟之初生……至于支那闳硕壮美之学，而遂斩其统绪，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之罪也”。章太炎曾先后在日本、北京、上海、苏州等地讲学，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延续发展尽其毕生之力，把这种文化使命和社会责任扛在了自己的肩膀上。
章太炎学术上要求严格、实事求是。他强调自己的治学思想是“朴国学以《说文》《尔雅》为根柢”，即以小学为基础，又强调读经，“今日读经之要，又过往昔”，读经史之效在于“巩固国本”。并说，小学是管钥，诸子是堂奥，要以诸子为归，在传道授业解惑之时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治学方法上讲究“审名实”“重佐证”“戒妄牵”“守凡例”“断情感”“汰华词”6条规则，他认为，只有“精研训诂”“博考事实”才能“每一下义，泰山不移”。其《国故论衡》为近代学术史上有数之巨制，开辟了汉语言文字学、经学、文学及哲学心理学的现代化研究的先河。
他的弟子承其治学思路，各成大家。比如黄侃、钱玄同、沈兼士等在语言文字音韵方面成了大家，刘文典在治诸子方面成了大家，朱希祖在历史学研究方面成了大家，真正继承章太炎革命精神的则是鲁迅。可见章太炎教泽之博，门庑之大。其中有4人曾先后执教于山西大学，解放前主要是黄侃、李亮工，解放后主要是柏逸荪、姚奠中。
湖北的黄侃留学日本时，在东京师事章太炎，受小学、经学，为章氏门下大弟子，也曾在山西大学任教，讲授《说文》。黄侃在经学、文学、哲学各个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尤其在传统“小学”的音韵、文字、训诂方面更有卓越成就。他主张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研究应以《说文》和《广韵》两书为基础，重视系统和条理，强调从形、音、义三者的关系中研究中国语言文字学，以音韵贯穿文字和训诂。
李亮工，山西运城河津人。他对章太炎十分钦佩，不离左右，谦虚而真诚地向大师请教，与黄侃同时成为章太炎的入室弟子后，学问大有长进，名声大振，时称“北李南黄”。李亮工曾任山西大学校长，他虽与阎锡山同为赴日留学生，但对阎在山西的作为有诸多不满。不久愤然辞去山大校长职务，回家乡筹资办学。由于山西大学师生恳切敦请，李亮工重返山西大学，后来兼任国文系主任，潜心讲授《说文》《尔雅》《音韵学》等，深居简出，再不过问校政。平时，他只与山大校长王猷丞、文科院长张贯三、教授张静山、冯次经等少数友人来往，课余惟闭户研读。李亮工博闻强识，精于文字声韵训诂之学，坚持“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朴学”原则，直接章门薪传。其著作甚丰、作风朴实，对后世影响比较深远。
柏逸荪曾在贵阳师范学院任副教授，后又转任山西大学副教授。
章太炎的弟子中山西籍的还有景梅九、景耀月、刘景新、郑云飞、刘一化等，他们对国学的承传都有一定的影响。
姚奠中―刘毓庆―郭万金
姚奠中是章太炎的关门弟子，今年已98岁，为山西稷山人。姚奠中学问博大精深，融通文史，不拘一隅，诗书画印，无一不精，是我国著名的学者、诗人、书法家、画家、篆刻家、教育家。
姚奠中继承了章太炎的“救世”精神与理想，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并且全面继承了章太炎的学术思想，他强调：以小学为基础，以经史为根柢，以诸子为归宿。认为诸子是要解决现实问题，因此要以它为归结点。
姚奠中先在“无锡国学专修班”学习，后因仰慕章太炎的学行，遂转入“章太炎国学讲习班”，接着考取了章太炎招收的唯一一次研究生，在7名被录取者中，姚奠中排名第4，年方22岁。章太炎在1936年去世后，姚奠中便开始了教书生涯。时值，他不得不辗转于安徽、贵州、云南等地。在颠沛流离中，教育救国的理念一直伴随着他。
1951年，姚奠中从贵阳回到太原，任职于山西大学。除担任教授、系主任等职务外，还参加多重政治、社会团体的活动。从20世纪80年代起，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元好问学会会长等职，还在山西省文联、作协担任着会长、理事等，是全省和全国优秀教师，是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被收入英国和美国的国际名人传。
姚奠中执教半个多世纪，转教南北，弟子遍天下。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刘毓庆。
刘毓庆，山西洪洞县人，是姚奠中第一批研究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位，现在为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1978年后第一次招研究生，考生年龄上限规定在40岁，而刘毓庆当时大学刚毕业，只有24岁。他以第二名的成绩被录取。同班11人，平均年龄是37岁。因为有年龄优势，姚奠中指导他与其他研究生不同，要求先打基础，从小学入手，而后读经史著作。
1981年，刘毓庆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1986年，刘毓庆以扎实的学术功底初露锋芒，被破格评为副教授，当时仅32岁，是山西省最年轻的副教授。河北大学教授、著名学者魏际昌在他申请职称的论文评阅书上就毫不讳言地说：“此人应径以教授聘任之。”1996年刘毓庆晋升教授，同年考入北京大学师从褚斌杰攻读博士，1999年毕业，获博士学位，返回山西大学执教，任中国古代文学所所长。2001年，任山西大学文学院院长。
我国现代的文学作为和传统的文学作品相比，真的是大相径庭，很大程度上都有了改变。主要表现在现代文学在经典上的匮乏性，这里的匮乏并不是指现代没有优秀的作品出现，而是指没有形成统一的科学评价标准，其实在现代的文学作品中存在着许多的优秀作品，堪称经典。这些经典的作品之所以没有在现代的社会中流传开来是由于当今的人们没有形成统一的科学评价标准，这就导致研究者不能够清晰的对这些文本的思想和美学特点进行总结和剖析，没有及时确立他们的位置，最终导致一些优秀的作品随泼逐流，由于作品的随波逐流而造成一些文学家的社会地位被忽视或是不被受到重视。就以鲁迅为例，鲁迅被尊为现代文学的经典作家，但是鲁迅成为经典作家的理由和贡献却往往被遮蔽在幕后，有很多鲜为人知的细节之处。在当代一提起鲁迅大家都知道他的作品和文章写的好，但是究竟哪里好，几乎没有几个人能够说出来，从本质上来讲，中学教师和中学生都不愿意去学习鲁迅的文学，愿意有二，一是因为鲁迅的文章一般都不通俗易懂，二是由于教师在对鲁迅的文章进行讲授的时候由于学生不易接收所以教师在内心里对鲁迅的文章产生排斥的态度。
二、我国文学文本研究需要侧重的方面
1、建立文学的独立标准，确立新文学的真正经典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当代文学之所以显示出衰退的一面是因为没有将文本规范建立在正确的位置方面。文本规范之所以未能很好的建立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政治和文化的研究、政治和文化标准代替侵占了文学的阵营。要想从根本上使得文学研究能够发扬光大，一定要重新认识文学的标准的是文学，并不是政治和经济，也不是文化。文学不是某一物质也不是某一产品，文学是一种精神上的产品，文学可以从内心深处为人们带来精神上的满足。对于文学他有着自身的韵味和内涵。为了在现代建立新文学的独立标准，建立新文学的真正经典，仅有从文学本身出发才可以对文学有一个明确的定位标准，才能够确立具有持久性的文学标准和文学经典。
2、新的视野和研究方法
在传统的文学作品要求当中，很多文学评论和文学标准都是一些较为陈旧的，不具有代表性，它们的内在渊源是比较单一的苏俄文学和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这些文化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这种局限性和片面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很多人对文学的评论，也影响着文本研究的深度和准确度。所以文本研究在今天看来是需要有创新意识的，不能够永远的将自己的视野范围停留在传统的文学文本研究当中，对于一些“中心思想”“语言风格“”结构方式”等简单的结构分析要学会适当的改革和创新，要站在更高的角度和层次上观望和考察文本艺术，并探索其理论和实践。
3、文本细读与现当代文学的整体研究
提起文本细读，似乎大多数人都感觉到了疏远的感觉，因为文本阅读已经被人们渐渐的遗忘，其主要原因是学术界的一些人们对文本细读保持着冷漠的态度。面对于这种不被重视的学术研究，很少有人愿意去刊登和品位细读型论文，现代是一个对文学有着偏见的社会，好的作品未必会得到大众的欢迎，而恰恰相反，对于一些没有文化水平和内涵的作品可能会被炒作起来。有一些研究生会做一些文本细读方面的论文，但是很多情况都由于选题范围过小而被否决。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更希望细读式的文本研究可以在未来占据一席之地，我国现代面临的文学问题是一项老问题，也是一个认为造成的问题，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得到良好的解决。
三、结束语
本文结合欧洲近代化启动时期的历史背景,分析了欧洲近代化启动时期的文化根基:哲学 文化、宗教文化、自然科学、文学、马克思文化,以此探讨了欧洲近代化启动时期的文化根基对西方文化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欧洲近代化 哲学文化 科学文化
一、欧洲近代化启动时期的文化根基
(一)宗教文化
中世纪的西欧,天主教会是最有势力的封建主集团,也是封建主阶级进行精神统治的有力工具。因此,西欧早期资产阶级的反封建斗争,往往采取反对天主教神学的兴盛。15、16世纪,天主教会成了西欧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天主教会拥有天主教世界地产的三分之一,英语论文并在领地上享受政治、经济特权。它采取各种手段搜刮钱财,如征收什一税、特赦税等。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它宣扬天主教神学,给封建制度披上了神圣的外衣。中世纪的西方各国,几乎人人都是天主教徒,因此人们从生到死都和天主交互发生密切的关系,他们的思想和行动都受到天主教会的严密控制。
在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学术著述中，李遇春的《权力・主体・话语――20世纪40-7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该书脱稿于他的博士论文，2002年获武汉大学首届优秀博士论文奖。作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文学理论批评建设丛书”之一，2007年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43万余字，分量颇重。统贯全书的，不但有指导作者整个文学批评活动的福柯的话语理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以及其他西方文艺理论，显示出其人良好的学理素养，而且有大量的实证材料。通过对卷帙巨大、数量众多的文学作品的阅读，对与作家和作品创作有关的众多文字材料的梳理和分析，论著展现出一位青年学者敏锐的文学洞见和勤谨务实的钻研精神。在对当代文学史写作的批评之声回响不绝的今天，这部著作无论是在学术观点上，还是在研究方法上，对于认识和批评20世纪40-70年代的中国文学都有着积极的学理意义。
一
《权力・主体・话语――20世纪40-7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一书，有清晰的思想主线和严密的结构体系。全书在导语、结论外，共分六个章节，分别是“现代中国文学的话语转型”、“红色文学话语秩序的建构”、“话语屈从立场：对自我的逃避”、“话语反抗立场：对自我的坚守”、“话语忏悔立场：在屈从与反抗之间”、“话语疏离立场：对自我的寻找”。从章节目录看，李遇春是将红色文学秩序中的“延安文学”、“十七年文学”和“文学”视为一个相对独立而且完整的话语系统，这避免了许多当代文学研究中容易出现的条块分割式断裂的毛病。用作者的话说，他借鉴了美国社会文化派精神分析学家霍尔奈论及不同人际人系所带来的心理防御策略的三种类型（屈从、反抗和疏离）[1] 32，来论述这三十年文学史中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内部的政治性冲突，以及体现于作品中的作家个人的内在心理冲突。具体说来，就是通过对这三个阶段的作品和有关创作活动的分析，探讨置身于该话语系统中的中国作家的话语状况，尤其是话语困境问题，揭示出其根植的心理人格困境，并进而展示出这种心理人格困境所根源的文化困境[1]1。
研读全书，研究的重心所在乃是第三章至第六章，分别论述在高度组织化和集体化的社会政治文化秩序中，作家作品所呈现出的几种心理冲突状况。在第三章，作者选择这一时期的红色经典为主要证据，尤其是结合作家的创作谈和对作品的阅读阐释，分析人物形象的再创造和作家对文本的修改，从创作的表层状貌研究许多作品所普遍存在的“革命英雄情结”、“文化恋父情结”、“完美主义社会性格”，以及这些因素在创作中的具体呈现方式，论证40-70年代的多数作家在面对来自权威文化（文学）规范的外在压抑，承受了不同程度的心理焦虑后，有意无意地采用了一种向红色文化规范表示认同的心理策略[1] 134。
第四章则通过分析作家们“被压抑的启蒙英雄情结”、作品中的“反抗者的心理画像”，以及“文化审父”内容，来论述处于红色文学话语边缘地带的少数创作主体的“话语反抗立场”。作者指出，话语反抗立场是通过抵御异己的符号性文化秩序的入侵，阻碍或延缓创作主体的集体化的理想化自我的顺利成形，积极地促成创作主体的个体化的理想化自我的潜在形成[1] 240。该章有别于当代文学史对“十七年”和时期的一般认知，通过分析在红色文化规范中的尽管被压抑但也一直活泼不息的文心，强调创作主体对真实自我的坚守或者某种留恋。
第五章是李遇春在霍尔奈的心理防御策略三种类型之外，根据40-70年代作家创作的实际情况而单列出来的。这也显示出作者不囿于理论而灵活运用的思维特性。这一章主要论述作家们在将自己的作品处理为试图谋求政治救赎的“自白书”或“忏悔录”的同时，也通过有限的、曲折或变形的话语策略进行反抗；在屈从于革命文学话语的政治忏悔情结之外，出现人道主义忏悔立场的回归；呈现处于革命秩序边缘地位的作家们表现出的自卑或自尊的心理反射。
在第六章中，作者将认识对象分为两类：一是与权威文化有意识保持距离的另类作家，二是主流作家。他认为前者主要通过日常性人伦情感空间的构筑和审美性的自然（风俗）空间的营造，表达对权威文化秩序的话语反抗；后者则主要是在作品中展现出文化恋母情结，以真实的自我疏离于权威文化秩序。
总的说来，该论著并不在意是否突显这段时间文学史的阶段性和异质性，而是根据建国后红色文学话语秩序建构过程中出现的多次、连续的作品修改的背景，以一种在场感和将心比心的情感体验，站在创作主体的话语立场建构与文本解读的结合点上，不但分析外在文化场与文学场的相互渗透，也着眼于不同文学作品的内部，将其分别视为一个个发展的、动态的、开放的对象进行研究。作者深厚的文学积累、文学史积淀，以及非凡的文学审美感受能力，为最终结论的得出提供了大量的实证材料。这些材料既具有理性的审视，也保有感性的同情，这为全书能成一家之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该书作者李遇春多次强调：当代文学批评中，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实证，并将他的实证研究具体分为三种类型或方式：史证、心证、形证。其史证，强调从文学创作的外部环境来解释文学作品或者作家的意义和价值；心证，一般倾向于挖掘文学作品或者作家的个人性或私人性的材料，并通过心理分析来取证；形证，是指从文学形式的角度切入文学文本或文学现象进行批评[2]。在该著作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李遇春在充分贯彻他的研究思路时，将这些方法灵活运用，并让实证材料在书中穿插出入，呈现出摇曳多姿的色彩。
以第一章为例，在论述“现代中国文学的话语转型”时，作者在理论阐释以外，其材料主要来自于“五四”以来的知名文艺理论家如周作人、梁实秋、鲁迅、钱杏，以及等人的描述，让读者对现代中国文学启蒙文学话语范型转换至革命文学话语范型，有整体而深刻的印象。第二章中，当论述“文学话语的设置”以及“文学话语等级的构筑”时，则侧重于以大量史实材料来说明问题，包括文学的外在政策环境、作家的创作，以及他们所受到的带有强烈政治意味的批判等。此外，还有大量材料偏向于作家自身及其作品内部的分析。最典型的如第六章，针对以茹志鹃、孙犁、曾卓、流沙河、食指、芒克、顾城为代表的作家们的“话语疏离立场”，更是以个人性材料和对作家作品进行的文本分析，从作品的内外角度进行论证。作者“心证”所需的材料来源广泛。用李遇春的话来说，这些实证材料包括日记、传记、书信、创作谈，以及行为性的疾病、癖好、恋爱、婚姻、仕途、交游等特定履历资料，并对它们进行心理分析的结果[2]。
关键词：文学接受；超文本；文学；图像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0-0173-02
对于文学体裁的分类，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争议。但无论哪种分法，都是基于语言上考虑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已经成为学界的一种共识。然而，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网络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着人们的生活。而随着网络与多媒体技术的发展，产生了一种不同于传统印刷文本的文本，即用超链接的方法，将各种不同空间的文字信息组织在一起的超文本。超文本与传统印刷文本一个显著的不同点在于，超文本不仅包含了文字信息，它还可以通过图像、声音、动画等方式传达信息，“当代文化正在变为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1]156贝尔的话虽然有些言过其实，但网络给当代文化与文本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美国当代文艺学家M.H.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一书中，提出文学活动由世界、作者、作品与读者四个要素构成。对于文学接受来说，读者无疑是最重要的参与者。由作者创造的“第一文本”只有经过读者的阅读这一环节，才能完成向“第二文本”的转变，整个文学创作过程才算真正的结束。麦克卢汉说，“媒体会改变一切，不管你是否愿意，它会消灭一种，引进另一种文化。”[2]248对于电子传媒时代产生的超文本这种新型的文本形式，给文学接受环节及读者带来了怎样的变化呢？
一、世界、作者、作品、读者的关系更紧密
在传统的印刷文本中，由于作者、作品及世界的固定，读者的接受过程就显得被动。作者是固定的，由作者创作的文本是固定的，在文本中由文字呈现的世界也是固定的，但是由于接受者的不固定使得每个读者脑中呈现出的世界都不尽相同，或多或少都会发生一些“异变”。每个人阅读出的效果都是神态各异的，但原型却是相同。因此，“不论文本有着怎样的‘空白’，由于特定文字系列组合的限制，这种异变又是有着相应阈限的。即在正常情况下，不论如何异变，总会含有‘第一文本’潜在意义的某些因素而不会全然无中生有。”[3]344
在网络文学中，读者的地位显著地提高，获得了空前的自主选择权。读者可以根据自身的兴趣选择自己喜爱的文本与阅读方式，如美国小说家乔伊思的超文本小说《下午，一则故事》中，每一页的底部都有连接按钮，按下之后便会出现多重路径选择，读者可以选择在任意路径开始阅读，也可以选择随时终止阅读，而在不同路径的阅读中会导向不同意蕴的文本意义。不仅如此，读者还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来自由地加入作品的创作中自由地评论作品，网络文学注重作者与读者的交流与互动，使作者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获悉读者的心理期待，也可以在与读者的交流中获得新的创作灵感。这一交流过程给文学创作与文学评论带来了新的活力。读者甚至还可以直接参与作品的写作，成为作者中的一员，集创作者与接受者于一身，如接龙小说。读者的参与成为网络文本最终完成的不可或缺的因素。作品既然是对世界的反映，而作品又是读者参与创作的，那世界就又成为读者脑中的世界。
当然，这种文学形式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由于每个人的生活环境与生活境遇不同，对文本路径的选择不同，这会造成读者与作者间的交流出现断层。另外由于观念、笔调、语言运用方面都有很大差异，这会造成接龙小说作品支离破碎的局面。它不能呈现出一个完整的世界，没有完整的情节，人物形象也是破碎的。过于注重读者因素，使这种网络文本的小说大多呈现一种消遣性的特征。很多时候，它是将生活平铺在文本中，内容量十分庞大，但没有设置过多的深度，缺少传统文学文本的那种“以小见大”的品质。这使得这类文本的接受上，回味的东西变少。
二、网络时代文学接受的改变
从历史上看，图像才是人类语言与思想的最初载体，而文字的出现则是图像叙事之后的事，但是文字诞生后，很快就动摇了“图像言说”的地位。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尽管文字取代图像的霸权地位，图像在文学史上并没有销声匿迹，例如我们今天仍可看到与许多古诗文相映生辉的“诗意画”、“题画诗”及连环画、小说戏剧插图等，他们也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现今文字的霸权地位又受到了冲击。相比于过去，现今的人们对于文字文本的阅读似乎有让位于影视、游戏等图像文化的趋势。正如海德格尔所说：“从本质上看来，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根本上世界成为图像，这样一回事情标志着现代之本质。”[4]899文化载体的改变必然会导致文学创作、文化传播及文学接受的改变。
1.审美方式上，韵味式体验变为感官式体验
随着多媒体技术的发展，超文本文学已经不仅是单一的文字语言文本，它是一种集文字、图像、声音、动画等要素为一身的文学文本形式，这种图文并茂的文本要比文字文本更加形象生动，从而更易于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给人更多感官上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文字言不尽意的问题。
摘要: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水文化研究至今，学术界已取得了丰硕成果。为了准确掌握我国水文化研究的新动态、新形态、新业态，本文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NKI)为检索对象，采用高级检索方式，对检索出来的关于“水文化”的论文，从学科分类、发表年度、文献来源、关键词、研究机构及论文影响力诸方面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以期为构建“水文化+”研究范式提供理论基础，推动水文化研究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水文化;研究态势;分析
1988年10月25日，在淮河流域四省治淮宣传工作会议上，李宗新先生首次提出应大力开展水文化研究。①历经近30年的发展，在水文化理论、水文化建设、水文化教育、水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本文运用计量分析和统计学知识，对检索到的水文化论文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
一、水文化研究的学科分类与发展轨迹
我国高等学校教育专业设置按“学科门类”“学科大类(一级学科)”“专业”(二级学科)三个层次来设置。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中，设有13个学科门类，110个学科大类。水文化归属哪一个学科?经检索发现，文学、工学、经济学等学科门类文献比较集中，教育学、理学、法学、历史学居中分布，管理学、艺术学、哲学分布的较少，农学、医学、军事学没有相关文献，文化及水电工程是关注最多学科。在上述学科门类中，排本学科门类首位的是:文学是中国文学33篇，工学是水利水电工程239篇，经济学是工业经济119篇，教育学是高等教育19篇，理学是环境科学与资源利用25篇，法学是民族学13篇，历史学是考古10篇，管理学是行政学及国家行政管理10篇，艺术学是美术书法雕塑与摄影8篇，哲学是中国哲学6篇。除上述研究领域文献较多外，还鲜见于作物学、农业资源与环境、植物保护、林学、中药学、医学技术、军事思想及军事历史、战略学、战役学、战术学等学科。由此可知，水文化研究内容广泛，不仅有文史哲人文学科内容，而且还有理工类自然学科，同时还有经管法等社会学科的内容，属于新兴的文理交叉学科。我国水文化研究历经开展宣传研究(1989—2003年)、服务水利实践(2004—2006年)、政府倡导推动(2007—2010年)和规划专项建设(2011—2014年)阶段，基本上与年度发表文章数量趋势相吻合(见表1)。特别是2011年水利部《水文化建设规划纲要(2011—2020年)》以来，《基于人水和谐理念的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体系研究》和《中国水文化发展前沿问题研究》两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点)课题相继立项，国内学者的水文化研究主要聚集在水文化理论、水文化遗产、水文化资源、水工程文化、地域水文化、水文化教育传播等方面。从表1可知，1989—2001年，水文化研究的论文较少，年均不足6篇，低于年均篇数的年度为1989年、1992年、1998年、1999年、2000年，尤其是1993年和2001年分别为0篇，这说明水文化研究处于萌芽阶段。2002—2006年，论文数量呈平稳缓慢增长态势，平均每年约20篇，这说明我国水文化研究正处于稳步发展阶段。进入2007年后，论文数量呈快速增长趋势，到2008年、2010年达高峰期，随后呈现下降趋势，这说明我国水文化研究正趋向稳定和成熟。从2011年开始，论文数量呈现直线上升趋势，年均为86篇。2011—2016年篇数占所有论文的53．4%，说明此阶段是我国水文化研究领域的探索和快速发展阶段。与此同时，1989—2003年，没有研究生以水文化选题作为学位论文。2004—2016年，学位论文共39篇(博士学位论文2篇，硕士学位论文37篇)，学位论文数占所有论文的4．06%，说明我国水文化研究在基础理论方面相对比较薄弱。在学位论文中，最早的博士学位论文是2004年艾菊红的《傣族水文化研究》②，最早的硕士学位论文是2005年刘虹弦的《水脉相连气韵横生———水文化在现代城市形象中浸润和延续》。在水文化文献中，主要来自《治淮》《河南水利与南水北调》《水利发展研究》《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中国水利》《江苏水利》《水利天地》《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学报》《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等涉水行业主管部门、高校、科研院所主办的期刊。在水文化研究中，涉水行业高等院校期刊如《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学报》《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南昌工程学院学报》等成为主要学术交流阵地。尤其是《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自1985年创刊就设有“水文化研究”专栏，成为全国期刊界历史最长、影响最大、声誉最高的特色栏目。此外，《北京水务》《中国三峡建设》《山西水利》和《城乡建设》这四种期刊数量也位居前列，说明水文化研究与水利建设也紧密相连。
二、水文化研究的热点、焦点与团队分布
文献分析表明，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期刊中还没有刊发与水文化相关的哲学、社会学、政治、法律、文化、教育、历史类文章，中文核心期刊刊发水文化研究文章更少。在水文化研究论文中，被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期刊论文较少，《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和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或收录论文屈指可数。这说明，水文化研究期刊层次和期刊学术影响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通过对关键词出现的频率进行分析，可以很好地体现一门学科的研究领域和研究热点、焦点。水文化研究出现频率极高且排在前列的关键词有“水文化”“水”“文化”“水文化遗产”“人水和谐”和“水文化建设”。这说明，以上述词语为关键词的文献相对比较集中，是水文化研究关注的重点和焦点之一。同时，频率在4次以上的关键词主要有“建设”“水利风景区”“保护”“内涵”“水文化教育”“水景观/开发/保护利用”“教育/水资源/水利院校/城市发展/发展”“水利/可持续发展/研究”“传承/生态文明/水文化传播/和谐/水利工程/水环境”和“水利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等，由此可见，水文化研究的范围和领域更加广泛，如水生态文明、水文化传承创新、水教育传播、人水和谐等成为水文化研究新态势。通过分析研究机构，可以了解我国水文化研究团队和研究基地分布格局。水文化研究发文排在前3位的全部来自高等院校，分别是河海大学、南昌工程学院和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其中，河海大学38篇，发表文献最多，占总数的3．94%;南昌工程学院和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发文章分别占总数的2．07%、1．87%，这与河海大学水文化研究所、南昌工程学院水文化研究中心和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水文化研究中心都是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密不可分。上述研究基地已经成为水文化研究、水文化教育和人才培养的高地。
三、水文化研究的成绩、不足与未来展望
与此同时，发文数量较多的高等院校还有华北水利水电学院、三峡大学、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石家庄经济学院、安徽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等，水文化研究阵地主要为涉水行业的高校。另外，部分科研院所和政府机构，如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中国水利博物馆、中国水利文协、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淮河水利委员会、河南省水利厅、江苏省水利厅、山东省水利厅等，也取得诸多研究成果。已发表的论文影响力主要体现在引用文献和下载频次两个方面。在检索文献中，引用30次以上的文献有6篇，其中引用50次以上文献有2篇，分别是《水利建设中的景观和水文化》(73次)③、《试论水文化与城市规划的关系》(67次)，说明水景观规划建设是水文化研究的载体之一。引用15—30次文献有17篇，其中，引用25次以上的有3篇，分别是《傣族的水文化与可持续发展》(27次)、《傣族水文化研究》④(27次)和《简述水文化的界定》(26次)，说明少数民族水文化、水文化理论是比较关注的研究领域。但是，在检索到964篇文献中，有168篇文献被引用1次，占总数的17．42%;有484篇文献被引用0次，占总数的50．21%，这说明，我国水文化研究还处于相对分散状态，学术交流不畅，研究梯队薄弱，研究者之间相互关注度不高，易出现重复性、堆砌性和低水平研究成果。下载频次也是论文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指标，从侧面反映了水文化研究的热点。水文化研究中少数民族水文化、水文化内涵与外延、工程水文化、城市水文化等文献下载均超过1000次以上，《近代中国水文化的历史考察》⑤(4720次)，位于同类文献下载首位，其次是《傣族水文化研究》(2772次)。水文化研究前20名高频次被下载文献中，水文学、水文化教育、体育水文化等文献也是学界关注的研究领域。近30年水文化研究表明:学术界对水文化研究呈现出多学科、多领域、多层次研究格局，初步形成相对稳定的研究团队、研究机构和研究方向，取得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如在水文化理论方面，研究成果涉及水文化内涵、水文学、水工程文化、少民族水文化、生态水文化等。但毋庸置疑，当前我国水文化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研究队伍单一且相对比较分散，水文化研究人员和机构主要是与水利密切相关的行业主管部门、高校、科研院所，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综合性高校和科研院所参与水文化研究的相对较少。尤其是全国性综合性中文核心期刊、中国高校精品科技期刊、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期刊、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名栏建设期刊更是关注不足。与此同时，水文化研究既往的成果还仅仅限于微观研究，对于原创性与基础性理论研究略显不足，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略显陈旧。⑥今后，我国水文化研究应当紧紧围绕新时期治水思想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不断提升研究理念，拓宽研究方法，抓准研究方向，创新研究成果，推进水文化研究的持续发展。
作者:贾兵强 单位: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院
关 键 词：美术教师 教学理念 科研能力 和谐关系
美术教育处于艺术和教育的交缘领域，既有艺术属性，又有科学的内涵。既是一门课程，又是一门学科，所以作为现代美术教师，在搞好教育教学的前提下，必须具备拓展科研的能力。
美术教师要体现科研能力，形式是多样的，可以从艺术创作和科研论文撰写上体现，也可以是艺术实践，或体现在所教学生的艺术成就上。
一、拓展科研能力
在现代教育的运转机制中，教学和科研是两项密不可分的基本任务。在教学活动中，美术教师的科研范畴主要有绘画艺术、论文撰写和美术教育等领域。
①绘画艺术：绘画作品的创作过程是作者的一种活跃的、丰富的、深刻的内心活动，它伴随着强烈的情感情绪，是作者对于生活的感受、观察和思考。而最后产生的绘画作品是作者借助一定的物质材料和艺术媒介，运用艺术技巧和艺术手法，将自己的艺术构思物态化。美术教师经常进行这样的艺术活动，这样可以真正体现他的专业水平，而我们应提倡美术教师结合自己的艺术实践进行科研。将自己对艺术创作，或艺术实践中的感性体验和艺术创造上升到理性分析层面上进行思考，从而挖掘出有艺术价值的新论点、新课题。构建起从感性体验到理性分析，从形象思维到逻辑思维的完整思维运转网络。
②科研论文：当今社会对美术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和美术教学一样，科研也是教师个人的主体行为。要充分发挥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力求有所创见，论文是一种主要表达方式，所以美术教师应倡导提高论文撰写水平，运用论文这种理论性的文章，在一定的篇幅中，集中探讨某一美术创作或美术教育方面的新问题。
当然，科研论文的创新是以继承为前提的，离不开人类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过程。因此，美术教师要撰写出高水平的科研论文，需要博览美术乃至整个文化教育方面的学术信息。要善于学习和借鉴他人的成果，也包括国内外各学科方面的成果。当代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就是如此，他喜爱音乐，精通文学，除了大量阅读文学作品外，还经常拉小提琴和弹钢琴，他特别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和贝多芬的音乐作品，爱因斯坦本人曾讲过，在科学领域和艺术领域里对真、善、美的不断追求，照亮了他的生活道路，对艺术的爱好，丰富和培育了他的感知力、想象力和创造力。
由此可见，端正科研态度，全面提高艺术、文化和科研等方面的综合素质，是当前美术教师值得倡导的观念和学风。
二、构建先进的教学理念
教师不仅是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授者，也是塑造新一代的灵魂工程师，教师随时随地都以自身的“身教”和“言传”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现代美术教师必需努力学习、钻研，不断探索和积累，构建先进的教学理念。
首先，作为美术教师要有总的整体的艺术观念，掌握正确的绘画技法，形成正确的艺术观念，尽可能多地了解各种风格的作品。其次，要有良好的视觉感官，美术教学是通过视觉来进行的，教师评判学生的作业也是靠视觉感官去把关的，美术教师借助敏锐和有经验的视觉去准确指导学生创作中的构思构图、色感色调、表达方式、材料表现及技能技巧等，及时对学生的作品创作作出调整指导。运用有效的训练手段解决学生可能遇到的众多难题，更重要的是美术教师必须具有全面的文化基础修养和相关的科学知识，能使科研与美术教学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从人类文化史来看，艺术与科学之间早有联系，早在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就提出了“美是和谐”的思想，毕达哥拉斯学派把教与和谐的原则当作宇宙间万事万物的根源，提出了“黄金分割”的理论，并将这些原则运用到建筑、雕刻、绘画、音乐等各门艺术中去。科学与艺术之间的这种密切关系，自古希腊开始以来，在文艺复兴时期达到了高峰。例如，达·芬奇既是艺术家，又是科学家和工程师，他在解剖学、植物学、光学、力学、工程机械等科学领域都有巨大成就。达·芬奇把几何学、透视学的原理运用到绘画艺术中。这些例子充分表明，现代美术教师，除了将自然科学的成果直接运用到艺术教学领域之外，更重要的是用科学的思维方法来促进艺术文化改变先进的教学理念，推动艺术教学的发展。
三、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
传统教育中的师生关系有两个突出特征：即信息传递方式的单向性和人格的不平等性，长期以来，知识一直是由教师传授给学生的，从而形成了严格的教师关系。同时，中国文化一直传颂“师道尊严”“一朝为师，终生为父”的古训，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把教育者看成是施教的主体，而教育对象则被看作是被动的客体。这种传统的知识灌输型的教育方式不仅扼杀了学生的创造性，也扭曲了他们的人格，根本谈不上学生的个性自由，而学美术者恰恰需要的是创造性能力。所以在教学中应尊重学生，承认他们是有思想、有情感、有个人意识的与教师同等的个体，没有高低、强弱之分。教师和学生都是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学生是学的主体。威廉姆·多尔（W.DOLL）对教师的界定是“平等首席”，是教育活动的组织者和指导者。而学生作为独立主体，是教学活动的参与者、实践者、思考者、创造者。健康和谐的师生关系意味着教师的职能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多的是创造、建构民主、平等的师生交往和生生交往，使学生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体验到平等、自由、尊严、信任、理解、宽容、友情。同时受到激励、鞭策、鼓舞、感化、指导和建议，形成积极丰富的人生态度和情感体验。
所以，美术教师在工作之余，不仅要拓展科研，还要进行大量的艺术实践活动。从中培养自己的审美素质和创作精神。更重要的是在教学中要构建新的教学理念、和谐的师生关系并利用当代社会高度的信息化使美术教育在完善个性、培养创造力、增强学生独立性等方面有所作为。这些都是现代美术教师所必备的基本素质。
参考文献：
[1]陆有铨.躁动的百年——20世纪的教学过程.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
论文摘 要: 古代文学作品中蕴含着深厚的人文精神,在古代文学的教学过程对其进行有意识的发掘与弘扬,有益于陶冶学生性情与塑造其价值信仰。在具体教学实践中教师需要以文本为中心,使学生打好学识基础,引入性情领会,进而贯通历史蕴含与当下情怀,由此解读出古代经典文学作品的人文价值。
就面向过去的古代文学而言,其教与学的过程就是对历史维度的文学作品、文学作家、文学现象,以及内在规律进行全方位的探索与认知。而在这一历程中所面临的文本对象及其承载的文化精神内涵可以说是一种历史传承下来的深湛智慧精华。对于后来者来说,它不仅仅是一种知识,更可以在其中寻找一个精神的栖居之地,进行个人心灵、道德、价值观、人生观的洗礼与重塑。而这也就是悠久传统孕育的古代文学的人文精神的价值体现之一。
但是,即使一个蕴含丰富的矿藏也需要开采者得其矿脉而入才能真正发掘到其中的精髓,所以在古代文学人文精神教学传递的路途上,如何进行是需要在教学实践中慎重思虑和实施的。面对古代文学文本,教学的环境与一般的读者阅读有所不同,它不仅仅是个人化的阅读与随想式的感悟,更要在一种公共的语言环境中对文本进行品读、分析,其所面临的不单是一个个体对于文本的阐释问题,还需要在课堂的对话条件下对古代文学的人文精神进行适度和妥帖的传达,才能使其对学生主体自身的思想与情感产生一定的辐射影响,从而发挥出古代文学所蕴含的人文精神的价值。
一、以文为本
人文教育,因为其对于学生主体的道德完善与人格成长的重要意义而备受青睐。而对“人”的完善与培养,一直是其所追崇的目标。但是所谓“人”的塑造实现不是理论的空谈,它是要在具体的教学中凭依着“文本”所开拓生发的环境而衍生的。在教师、学生、文本三者构成的教学环境中,无论是作为导引者的教师,还是作为接受者的学生,他们二者对于人文精神的传达与领悟都离不开以“文”为本的立场。
在古代文学教学的进程中要解读历代作家的信念理想、人文情怀与艺术精神,就需要直接地接触作品,浸入文本思路,与文本共同思想进而体会领悟。从这个意义上说,教学活动便是围绕着一定的文本,以一种师生对于文本的解读与阐释贯穿始终。所谓“论从史出”,一切的阐释都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应以文本语义为基础,以忠实于文本原意为基本原则。而古代文学作品作为一种经典文本,它对学生来说,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其与当下语言与文化存在一定时空落差,尤其所呈现的语言文字的古老性,有时候会成为学生理解文本语义的一重障碍。
就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中最古老的一部诗集——《诗经》而言,如果不首先跨越文字的意义障碍,真正地解读似乎是很难继续深入的。就《诗经·豳风·七月》而言,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学生在大多数情况下会首先被古老的文字语义与陌生的文化背景阻隔了深入的学习思维,文字的障碍就凸显出来。文字的困难性会让学生产生一定的挫折感,这在许多时候显然成为了学生学习进程中的一个问题。而更关键的是,在作品阅读中,如果文字意义的辩定与解析不明就会使得接下来文意疏通、诗意理解和精神升华等一系列的教学导向发生偏差与误读。譬如《诗经·豳风·七月》第二章有“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一句,从前句可辩,文意说的是春季女子采桑之事,但是暖暖的春日中,女子之伤悲与担心忧惧又作何解呢?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中注释曰:“采桑女心里伤悲,害怕被公子们掳去。”显然这里是把“公子”理解为一种富贵人家的子弟的普遍意义。而学生往往会从自己习惯语言意识中判定:“公子”专指男性,再与“掳”字联系往往在脑海中解读成了一种强抢民女的意味。这时就需要在教学过程中结合相关文献进行深入的文字辨析:“公子,乃女公子也。此采桑之女,在豳公之宫,将随为公子嫁为媵,故治蚕以备衣裳之用,而于采桑时忽然悲伤,以其将及公子同归也。”[1]而“归”字之意也不是“回归”而是“女子出嫁”。由此,进一步引申出“古代贵族嫁女必以侄娣从之”的媵婚制习俗。而在此语义与文化的背景上,再发掘“女心伤悲”的情感蕴含就会从直接的“社会冲突意义”进而向女子“恐远父母兄弟”,以及“伤春悲己”的情感角度继续发掘。
上述所言的教学过程与思路作为一个例证突出的是对文本的解释与依赖,也许从某种程度上有些趋于传统的知识性的辨析,但是它并不完全等同于主张僵硬的知识灌输,而是着意表明一种“打好基础”的教学立场。毕竟中国古代文学文本相对于其他文本来说具有历史意义的特殊性,而无论从教师还是学生的角度讲,文本识别与语义辨析不是教学的终点站,而是我们搭建的必要的脚下的桥梁,有了它的沟通,教与学才能自然实现理解的目的。
二、引入性情
文学始终都是人的文学,历代的经典作品中往往蕴含着深厚的人生情感与深刻的生命感悟。而通过文学作品接触与领悟凝结于其中的个人与民族的信仰情操精髓,对于陶冶接受者的精神品位与人文素养,是有着显而易见的效应的。而要达成这个目标效果,显然仅仅依靠古代文学教学中对作品文本的语义和文献的考证讲析和概念传达是不够的,真挚地深入文学作品解读其人文情感,还需在文学课堂上引入性情来体验与主导。这也就意味着,教师不仅要掌握传统的方法解读文本,将学生带入古典语境,而且应在教学中“发扬真美,以娱人情”,[2]引导学生通过可感的形象,自然地感受文学的生命力。
经典的文学作品往往具有鲜明的意象、深远的意境与不羁的想象,对于它的解读,理性的拆解与分析有时候往往会有损其情境的浑融和圆满,直接的结论宣导也无益于对作品真正的理解。而性情化的解读方式有时会对作品情志的传达起到一种直接的作用。
所谓性情化的作品解读实质上是一种倾向于领悟式的体验阅读与理解,它重在实践一种获得结论的过程,从而使学生在富有情感的环境感召下,激发自身对作品情感体验的认同。引入性情主导的文本教学,有时可以通过对经典原著文本的熟读,先获得文本语感,然后在反复吟咏体味中,感知古文意象,领会情境,积累情感,从而深入到对文本的深层体会中。当然这首先要建立在语义畅通、文化熟悉的基础之上。以《诗经·周南·芣苡》为例,这是一首古老的歌谣。文学史中多称其是“一首描写妇女们采摘芣苡的劳动之歌,全诗洋溢着欢愉之情”。但是这一主题概要显然需要具体的阅读体会才能真正被消化。而对这首十分简短的作品,许多理性分析与探究似乎并不利于帮助学生理解其审美之妙境。譬如从《诗序》说“妇人乐有子矣”出发考量“芣苡”的“治愈不孕”药用之途,由此来发掘先民对生殖的崇拜和狂热的诗歌主题。这显然是一条深入发掘诗歌内涵的有益思路,但是却似乎忽略了诗中蕴含的情感与情绪的直接传达。《芣苡》全诗十二句,只换了六个动词,形成了一种轻快的节奏,此时富有情感的诵读可以说是体会诗歌欢乐情绪的一种直接方式。而要体会整体的诗境,也不妨在理性解读与知识消化之后,以一种真实的心灵和想象来领悟《芣苡》的完整情境:“读者试平心静气,涵咏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3]这种心旷神怡的陶冶,也是涵养性情与品格的重要方式。
教学中性情引入的主张,可以说是一种基于以“情”体“情”的思维,它虽然倾向于体悟性情感阅读,但却是应以一定的知识作为基础的。它追求的应是一种有知有情的既朴实又富有性灵的教学过程。
三、当下重塑
古代作品蕴含深厚的人文精神,但其要在教学中充分发挥效力,则需要跨越历史与当下的距离来形成最终的共鸣,从而能够走进当下,进入学生人格成长与培养的发展历程,彰显古代文学人文蕴含之于现实与人生的价值。
一般普遍认为,作品的意义和精神可以从很多层次上来理解,即作品创作时的原意、文本被作者完成之后流传中的阐释与当下对文本意义生成的理解。那么在古代文学的教学中,显然需要面对这重重意义解读。首先必须考虑的是作品酝酿与诞生时的本意,它虽不一定是解读作品的唯一准则,但确是不能忽视的生成起点。而在其完成之后于历史变迁中不同文化视野下的解读,作为曾经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与作品共生传播了。那么处于当下环境的教学,明显在时间与文化空间上与其所面对的文本存在距离,于是作为诠释者的教师则需要沟通“彼”与“此”,将历史语境中的文本移于当下文化语境中,让学生形成与文本的沟通。
于是,古代文学教学的课堂中便似乎面临着两个方向的发掘与引导。既要引领学生走入过去,重新体验文学之作本身所指人文境界,又要走出来立足当下,让学生自身的人文精神感受融入文本所传达的人文意义境界。毕竟“解释传统的根本要义就在于指向现在,射向当前”。[4]而古代文学教学对于人文精神的发掘的意义也恰在于这种传统生命精神对现代生存的启迪。在教学过程中以当下意识阐释经典文本新的价值内涵与精神意义时,可以说既是对于它的重塑又是一种有生命力的传承。但是含蓄蕴藉的古代文学本身,以及历代文论的繁复和时代的远离,使得当下教学环境中对古代文学文本的意义与精神的理解趋于复杂。那些文学之作中既有一种于历史流变中凝固的价值核心,又具有随文化环境不停变化的丰富的意义和当下的多重阐释可能。于是在教学这个公共语言环境中,面对着当下多元的阐释与趋向过度的解释,古代文学作品中新的精神价值的重塑在注重其走进当下进程、体现当下关怀的同时,还需在慎重选择中以一种适度性的立场来贯通古今。
参考文献:
[1]姚际恒.诗经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1958.
[2]鲁迅.鲁迅全集(八)[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