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04 03:58:3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中国的变化，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每当太阳升起，暖暖的阳光照在脸上，看着操场上飘扬的鲜艳的五星红旗的时候，一股作为中国人的骄傲油然而生。“中国红”代表着喜庆，代表着建国之初的鲜血和汗水，也代表华夏儿女拳拳爱国之心。
几十年前，在天安门广场，代表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在一片欢呼声中升起，在的宣读声中，“中国红”开始从东方站起。以前我们落后挨打，经济科技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经过改革开放的这些年，人民生活水平番了好几番，科技发展更是超越了亚洲的其他国家。中国红此时遍布全球，中国制造扬名海外。
建国几十年以来，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单从通讯上来看，智能手机普及全国，网络覆盖率远超其他国家，现在乡镇菜场、集市、卖场等都采用移动支付，大家出行也都是高铁、飞机，相比以前真的变化太大了。我遥想起小时候的泥巴路，一到下雨天脚沾着厚重的泥巴、鞋子里进水的场景，对比如今到处是柏油路、水泥路、高架天桥的现在，真的感叹中国的努力。
国庆的时候，在大阅兵的庆典上，我们看到了英姿飒爽的士兵们昂首挺胸的前进着，也看到我们国家研制的武器装备，也欣赏到了五十六个民族对祖国的献礼。花车、舞蹈、欢呼、掌声、挥动的小红旗以及朋友圈、微博不断刷屏的信息，让我们自豪祖国的强大与变化。几十年前我们还结束战乱，休养生息。那时候条件艰苦、人才缺乏、资金短缺，军事力量、经济能力、科研成果没有一个拿得出手。
庆幸的是，在党的领导下，在那些英雄的奋战下，我们的科技进步了，我们的经济提升了，我们不再是昔日贫穷落后的中国，雄起的东方红正在世界各地点亮我们的成果。基建规模世界第一、率先推出5G、高铁运营世界第一……相信未来，中国未来越来越好，人民越来越幸福，作为华夏儿女的一份子，我们为中华民族的美好的明天努力！
中国正式加入世界经济大家庭之时，采取的是双重汇率机制（1979年至1994年间），并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固定在1美元兑8.3元人民币。2005年7月，中国开始施行爬行钉住汇率制度（即缓慢升值），每日上下浮动的区间设定为0.3%。2007年5月，中国央行将波幅扩大至0.5%，2012年4月再度扩大到1%。我将这段时期的政策称之为“单向押注”。
2014年3月15日，中国央行将人民币交易区间扩大到2%。在一次令市场惊讶的行动中，中国似乎将结束爬行钉住制度，并且开始将人民币兑美元从6.04元大幅贬值至6.24元。2015年8月11～12日，在汇率稳定数月之后，中国再次采取了令市场惊讶的举动，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从6.20元贬值至6.39元。我将这段时期的政策称之为“双向押注”。
中国汇率政策从单向押注到双向押注的演变，反映出中国政府减缓投机资金流入、帮助保持经常账户与资本账户稳定的愿望。（在单向押注阶段，以人民币持有资产同时以美元支出的投资者不会亏损，因为较高的回报和资产的升值均有保障；在双向押注阶段，以人民币持有资产同时以美元支出的投资者可能会亏损，因为虽然较高的回报有保障，但如果人民币贬值，人民币资产的价值就可能下降）在小幅调整汇率期间（2005至2014年），为了维持名义汇率的稳定，中国外汇储备出现了剧烈波动（主要是增加）。2008年的动荡期间，由于外汇储备激增，导致1至6月间中国土地、住宅、非住宅建筑和初级商品价格急剧上涨；而在下半年，因为奥运会因素和暂停爬行钉住政策，这些价格又急剧下跌。（暂停爬行钉住政策曾导致俄罗斯、巴西和其它新兴市场产油国的国际储备急剧下降）
据信，除了减缓投机性资本流动外，2015年8月的贬值还旨在实现另外两个目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此次贬值表示欢迎，认为这是它所希望的几项政策改革中的第一步，要让人民币在使用上更加自由，中国就应该进行这几项改革。也就是说，IMF认为中国应该致力于在两到三年内实现有效的浮动汇率制度。其他分析人士、机构和政府认为，此次贬值旨在让中国商品在国际贸易中更具竞争力，因为在过去一年中，美元兑日元和欧元升值了逾20%，其它新兴市场货币则出现贬值。
政策变化的影响
过去一年人民币的走势反映出，中国央行的汇率政策已从单向押注转变为双向押注。在2014年3月贬值至6.26元之后，人民币于同年10月底从6.25元升值至6.11元。然后在2015年3月初，人民币再度从6.11元贬值至6.27元；3月中旬又升值至6.20元，之后维持在该位置附近，直至7月。8月份，中国央行将人民币从6.20元贬值至6.39元。
这些政策变化并不出人意料。2015年3月，中国外汇储备从2014年4月的4万亿美元下降到3.74万亿（这正是中国的目标）。中国外储的下降（连同俄罗斯外储的下降）―意味着美元供应的减少―导致美元对美联储主要货币指数升值近20%，随后导致以美元计价的初级商品价格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初级商品价格指数下跌35%，给全球经济带来通缩压力。汇率政策向双向押注转变也舒缓了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压力，令部分地区房价下跌，建筑活动放缓。2015年8月的贬值触发了美国股市逾5%的下跌，并导致包括原油在内的主要大宗商品价格进一步下降。
中国发展政策及其对汇率政策的影响
中国在过去20年间的总体政策目标，就是通过投资和生产率增长，来增加公民的人均收入。在本质上，这些发展政策以及汇率政策的实施是渐进式的，为政府操作留出了很大的空间，并将国家利益置于优先地位，混合采用政府指导和市场价格机制的手段来分配资源。这种所谓的“北京共识”不同于波兰等西方国家的发展政策（即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后者侧重于快速调整至由民间（而非政府）掌握资源的所有权，然后通过价格机制对这些资源进行市场化配置，并且国家优先事项要让位于国际规范，以求达到加入欧盟并最终加入欧元区的目标。
中国近年来的发展政策创新，在于逐渐摆脱快速工业化和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向一种更平衡的组合模式，即国内消费和服务业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相对工业生产和出口逐步提升。在快速工业化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政策阶段，“硬钉住”和随后的“爬行钉住”为中国提供了一个稳定的汇率环境，帮助加强了投资和出口的融资状况，付出的代价则是国际储备大量累积。
最终的结果是中国持有庞大的国际储备，从而落在了单向押注的错误一边。随着发展导向转移到消费和服务业比重的增加上，中国过去二十年来的快速投资开始减速。然而，中国的投资增速仍会超过美国和其它发达经济体贸易伙伴。虽然中国的生产力增速和潜在产出增速将放缓，但仍将快于美国和其它发达经济体。因此，其货币的实际升值速度将放缓，但不会逆转。中国实际汇率可能在三个方面相对美国走高：1.中国的名义汇率可能相对美国走高。2.中国的通胀可能以大幅高于美国的速度上升。3.美国的物价可能下降（通缩）。在整个2013年，中国的汇率政策呈现上述三点混合的特征。但向双向押注的转变可能给发达经济体带来通缩冲击，对美国而言尤其如此，如果人民币贬值的话将更是如此。
政策的影响
过去几年，中国的政策一直与国际经济政策的基本准则不一致（这些准则源自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以来的各类国际协议）。中国仍然在像固定汇率制度一样管理其汇率。由于中国积极致力于控制国内的通货膨胀，因此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汇率的小规模、不规则波动将无助于实现必要的实际汇率升值。
由于中国管理着人民币相对于美元的汇率，因此中国和美国共同承受着彼此货币政策行动的影响。国际政策的规范是，如果一国管理其汇率，那么双方应该保持同一水平的利率。中国和美国没有这样做，因为不同的周期性和长期经济成果注定了不同的利率政策。因此，由于中国的利率比美国高，资本往往会流入中国，因为中国的政策意味着它的实际汇率相对美国会升值。中国的双向押注汇率政策放缓了这一流动，至少相对所谓的短期投机现金流如此。
世界贸易的发展意味着同一件商品的生产和消费可能发生在不同的国家。由於大部分二氧化碳排放都在产品生产过程中释放，因此，贸易使得一个国家领土内排放的二氧化碳与这个国家实际消费的二氧化碳排放并不一致，由此，一些专家特别关心国际贸易影响对於气候变化公约的可能作用。他们关注从公约附录I国家向非附录I国家发生“碳泄漏”（Carbon Leakage）的可能性。“碳泄漏”实际上就是指《京都议定书》的附录I国家减排可能会引起非附录I国家排放量的增长，使得全球的减排努力失效。
为了防止“碳泄漏”，发达国家一边要求发展中国家尽快开始承担强制性的减排义务，一边抛出了单边的政策，通过“边界碳调整”（Border Car-bon Adjustment）保护本国产业的竞争力，并迫使发展中国家尽快承担减排义务。
“边界碳调整”是一项贸易措施，由欧盟、美国以及其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xation forEconomic Co-operation，简称OECD）国家最先提出，也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博弈的产物。这项贸易措施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对来自无实质性温室气体减排义务国家的产品加征进口关税或碳税（又称“边界税调整”）；二是要求这些产品的进口商从国际碳市场或区域性碳市场购买相应的碳排放信用。而这些贸易措施已经从谈判议题层面转向了实践层面。2009年6月底，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征收进口产品“边界调节税”的法案，从2020年起对进口的排放密集型产品征收特别关税。而2008年11月，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通过新法案，决定将国际航空业纳入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uropean Union EmissionsTrading Scheme）中。上述两项法案的本质是一致的，都是一种碳排放成本的边界调节措施，旨在保护本国产业竞争力的同时，又迫使其他国家尽快启动控制碳排放的制度约束。
尽管对碳税的边界调节及欧盟航空碳税合法性的质疑声不断，中国也提出了相应抵制措施，但不可否认的是，经济全球化为制度全球化带来了契机，而其相关尝试正在悄然进行。绿色经济时代，既有的世界规则正在被打破，新的世界规则正在试行。中国必须主动参与并适应这一趋势。
二、中国开征碳税的必然性
（一）缓解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减排压力
近年来，中国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呈现出一种爆发式的增长，给中国未来的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2009年，中国的碳排放总量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而人均碳排放也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国际社会对於中国碳排放急剧上升的忧惧已经转化成为对中国碳减排的现实压力。再加上发达国家单边“碳关税”政策以及“碳排放配额的进口要求”等政策的倒逼影响，中国已不得不采取相应的行动。而在国内开征碳税被认为是应对“碳关税”和“碳排放配额”限制的有效措施。因为根据避免国际双重征税的原则，对同一商品不能进行二次征税，因此一旦国内开征碳税，就可以避免相应的碳关税或边界调节税。而基於庇古税理论的碳税和基於科斯产权理论的碳交易机制是将外部成本内部化的两种手段，理论上是等价的，即二者都能消除外部性，因而具有可替代性。
（二）为参与绿色经济时代世界规则的重新制定积累制度经验
应对气候变化已经成为新的世界性议题，由於全球性以及对全球合作努力的要求，这一议题正挑战着世界原有的发展格局和发展秩序。不管是美国的边界调节税方案还是欧盟的航空碳税措施，实际上都在试探国际社会对绿色经济时代新的世界规则的接受程度。虽然当前很多研究都在讨论这些措施的合理或合法性问题，但我国目前的主流观点是认为其不合理，并呼吁我们要在国际气候谈判中争取自己的权利。诚然，这样的争取是必要的，但是也必须看到，在绿色经济时代，世界秩序重新界定，生产、流通和消费规则的重新制定已经启动，中国如果不能主动顺应这一趋势，将失去在未来世界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因为这种话语权不仅依赖於各国的经济实力，而且依赖各国的制度实力以及相关实践经验。事实上，由於欧盟率先启动了碳交易市场，其交易模式和经验为各国在不同程度上所效仿，因此这种制度的出口已经成为新的趋势。可以说，欧洲已经凭借其技术、机制的先发优势强化了其对全球未来绿色发展的话语权，并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绿色经济时代世界规则重新制定的节奏。
（三）以碳税为起点启动中国税制的绿色化改革
从长期来看，节能减排必须通过市场机制实现，必须使得资源的价格反映其稀缺性和环境成本，因此，通过税收调节，重构资源和环境价格体系，引导资源的合理利用，是必然的选择，也是相对根本的方式。事实上，优化国民税收结构或构建绿色税收体系，是国外发达国家常用的一种手段。绿税改革又称为环境税改革，其基本思想是将税收负担从传统向劳动力和资本征税逐步转移到向污染和自然资源的使用征税。从而使税收负担从社会所期望的“好东西”，如就业、收入和投资，转移到社会所不期望的“坏东西”，如污染、资源消耗和废弃物等。因此，环境税具有“双重红利”效应。具体来说，就是在增加环境税的同时降低其他税种税率，使环境税既实现了生态保护的目标，又矫正了劳动力与资本课税的扭曲，产生“双重红利”，并趋向於“税收中性”。
绿税改革代表了环境政策和公共财政改革的一项重要发展。从我国当前面临的环境问题的广度和深度来看，缺乏根本性的税收激励机制的干预，从源头上控制资源和环境的滥用，我国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只能是空中楼阁。从这一点上来看，我国税制的绿色化也是我国未来改革的重要方向。但是税收结构的绿化是一个漫长的、不断优化的过程，需要缓慢而审慎地推进，因此，其启动宜早不宜迟。以碳税的引人为切入点，逐步推进我国的税制的绿色化改革，将是一条可行的路径。而从世界其他国家碳税的实施经验来看，碳税的推进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给经济和社会主体一定的缓冲、调整和认可的时间，因此，有必要尽早启动相关实践。
（四）以碳税促进发展方式的转型
发展方式的转型在我国已讲了很多年，但至今未能实现。究其原因，是激励机制未能理顺，而财税体制是最为根本的激励机制。因此，启动以碳税为起点的中国税制的绿色化改革有助於促进我国的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发展的转型。
碳税作为环境税的一种，从其作用机理来看，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引导和调节经济行为。一是直接作用，即通过征税导致的价格上升，刺激经济活动中的节能行为、能源使用效率的提高、能源产品的替代以及生产与消费结构的变化，进而有效地调节经济行为主体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二是间接作用，用碳税收入对环境进行投资，引起投资与消费模式转变，进而增强直接作用，这样能形成两方面效应的良性互动。因此，碳税不仅有助於集约型发展，也有助於生产和消费结构转向环境友好的方向。而碳税带来的“双重红利”效应也更符合以人力资本替代自然资本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因此，对发展方式的转型具有重要助推作用。
三、发达国家的碳税发展经验
（一）国际环境税改革历程
最早的环境税费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虽然庇古很早就提出了利用税收政策来促进外部性内部化，但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环境公害事件频频爆发，“污染者付费”原则才开始受到重视。而早期的“污染者付费’’主要通过行政管制系统来推进，如使用者付费等制度，一方面难以预防未知的环境危害，另一方面管制的成本也居高不下。因而80年代起，欧盟国家的环境管理政策制定者开始转向基於市场的经济激励型政策。
与此同时，所得税的扭曲效应和20世纪八九十年代工商业不景气带来的失业使得人们逐渐对绿色税收可能带来的“双重红利”产生兴趣，并期望在从向劳动征税转而向污染和资源使用征税的过程中，不仅获得环境质量改善的“环境红利”，同时能够获得“就业红利”。
20世纪80年达国家开始实行减税政策，缓解税收扭曲作用。但为了保证公共支出水平稳定，在降低所得税的同时，开始引入环境税作为补充。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经济激励型的环境税费，到90年代绿色税收改革进程的加快，环境税费越来越成为绿色税收改革的主要内容。而环境税费的纳税范围包括能源、固体废物、污水、农药、化肥、S02、CO2等各个方面。
（二）发达国家碳税发展经验
碳税最先在北欧国家实施，芬兰是世界上第一个实施碳税的国家，於1990年开征碳税，此后，瑞典、挪威、丹麦、德国、荷兰、英国等国开始征碳税。
第一，从欧洲国家的经验来看，碳税往往不是独立征收的，而是与能源税乃至其他税种交织在一起，形成了能源一碳税系统。第二，碳税的税率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不断调整变化的。从各国的经验来看，大部分国家碳税税率的设定是随时间由低到高呈上升趋势，即在起步阶段，税率较低，以保证社会的接受度，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税收中性的保障，可以不断提高碳税的税率以提升碳税的引导和调节作用。第三，对於不同的征税对象，碳税的税率有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表现在三方面：对不同类型的燃料实行差别税率；对不同使用部门的差别化对待；对不同用途的燃料征收不同的税率。第四，为保持产业竞争力，存在大量的税收优惠情况。由於碳税对於工业、特别是能源碳密集型工业的冲击最大，因此，为了保障本国相关产业的竞争力，各国都规定了相应的减免税措施。第五，坚持税收中性。税收中性原则是欧盟国家普遍采用的碳税政策原则，由於碳税导致的价格上涨，经济主体不可避免会受到一些不利的影响。实施碳税的国家在新增碳税的同时，往往选择降低消费者收入税、企业社会保障税等与劳动相关的税收，在保障环境目标的同时促进就业。另一种保持税收中性的方式是直接将税收收入投入到替代能源、替代技术的开发项目或者对低收入家庭进行直接补贴。
总的来说，欧洲碳税的发展伴随着环境税的改革而生，并与能源税相互协调，其发展经历了一个相对漫长的不断调适的过程，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求。在这个过程中，以碳税为代表的环境税改革基本上保持了税收中性，减少了对劳动的征税。而从现有的研究结果来看，实施碳税的丹麦、德国、芬兰、瑞典等国家也出现了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普遍降低，实现了碳税的环境目标。
四、关於我国开征碳税的建议
（一）从我国税制绿色化改革的战略高度设计碳税
虽然碳税的征收有助於缓解我国面临的国际碳减排压力，但是开征碳税不能从被动应对国际压力的角度考察，而必须站在我国税制绿色化改革的战略高度来设计。这意味着碳税本身不是目的，理顺税收的激励机制才是问题的核心。因此，有必要梳理当前我国各类与环境相关的税费，并将其纳入碳税开征乃至绿税改革的整体框架，以避免激励机制的扭曲或冲突。另一方面，从国外的经验来看，能源一碳税的系统性和协同性也需要在整体的环境税框架内协调。
（二）渐进推进，兼顾原则性和灵活性
碳税的开征，税收的绿色化改革，是一个长期的利益协调过程，因此需要渐进推进。这一方面是为了有效协调各方利益，提高社会和公众对环境税的接受度，另一方面也是为企业的其他战略选择或转变，如寻找替代技术或能源，转变生产结构或产业重心的转移等等，提供足够的时间。
与此同时，碳税的开征需要兼顾原则性和灵活性。所谓原则性，体现在碳税在引导和激励技术和产业转型上的潜在价值。好的激励，潜在的激励。所谓灵活性则体现在差别税率、税收优惠、通过协议减免税等政策上，以保障其可操作性。更简单地说，就是原则上对於所有经济主体的能源碳排放消费行为征税，且排放越多，税负越重，从而体现碳税引导外部成本内部化的本质。但是这一点在现实中很难实现，因此需要灵活机制来协调，灵活机制则是在考虑征税成本、产业竞争力保护等因素的情况下，采取差别税率、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或者对於某些经济主体给予一段时间的税收豁免期等，以保障碳税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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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你认为冬天在来临吗？或者已经来临？
A：在潮流、时尚这一块，虽然我们不像5到10年前成长得那么快，但我们还是在成长。这个环境对新来者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环境，和之前快速发展存活不同。今天的竞争是非常强的，你不仅需要呈现给消费者一个完全不同的体验：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店铺、不同的产品设计、不同的品牌价值，更重要的是，你要知道如何将自己的变化告知消费者。所以我不认为我们所在的行业会进入一个冬季，这应该叫做春季大扫除。中国的女性只想买最好的，我们的竞争对手中，比较一般的就存活不了。我们必须要提供一个非常强、非常不同的产品。
我们的品牌差不多有100年的历史了，在中国也已经21年了。在我们的历史中，我们见证过许多次时装市场的变革。21年前我们进入中国的时候面对的是一个市场，而现在我们面对的又是另一个市场。我们希望能够提供一系列的变化来适应中国市场，这其中就包括我们在上海正大广场新开业的内衣店。
Etam其实最早是一家提供成衣的内衣品牌，所以我们希望通过将样板店面从欧洲带到中国的方式，让更多中国人了解Etam这个品牌。
我曾经碰到的所有中国女士，几乎都听说过Etam，并在某一个阶段是Etam的客户。Etam曾经是中国的第一名，但是中国市场在变化，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跟上这个变化，重新夺取我们第一名的市场份额。
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其实是一个法国品牌，但很多人以为是中国的品牌，所以我们希望通过加大投资力度、增加产品线以及对店铺设计进行改造，加速我们与中国客户重新对上话的过程。我们的目标客户并不只是年轻的女士，我们希望那些专业的、摩登的、可能已经经历了好几个工作的专业女性也能加入我们的客户群。
在2015年，我们做了很多市场调研，包括找到一些顾客进行专访，得到了一份研究报告。我们找到了中国的顾客喜欢什么，也在有组织地去进行内部的变化。我们有更好看、更漂亮的店铺――在百货大楼与Shopping Mall里面，我们更新了Etam店铺，我们的最终目的还是希望我们的客户群看到Etam的变化，然后最终重新爱上这个品牌。
我们今年在成衣线上也进行了产品升级，我们成衣这块分为三个品牌：ES是一个摩登、有趣的，为年轻的女孩们准备的系列;我们另外一个品牌Etam Weekend的目标客户则是25岁到30岁的专业女性，这个品牌受到韩国风格影响，比较浪漫、有很多蕾丝与印花设计;而Etam Paris则是一个更加摩登、更国际化设计的品牌，它是为差不多30岁左右的女性设计，非常国际化，这里面很多设计都是法国那边的团队做的。
Etam有两个设计团队，一个在上海――Etam在中国的总部，另一个则在法国。他们设计的产品如果觉得适合中国市场的话，那么两边的系列最后会合到一起，变成中国的产品系列。目前在中国大概有一半的产品是出自巴黎设计团队的手中。最有意思的事情是，在法国与中国，有时候人们的选择会不谋而合，这也说明法国女人和中国女人喜欢的东西是一样的。
Etam是欧洲第一大内衣品牌，在法国你可以看到不同年龄的女性都在穿我们的产品。但是在中国，我们希望先能获得25到35岁年龄的客户群。
对明清状况的看法，在西方过去的几百年中发生了几次大的变化。16世纪到18世纪末以前，西方对于当时中国的评价非常积极。伏尔泰、魁奈、亚当·斯密等，都把中国看作是经济非常发达的国家。18世纪末开始转变，马尔嘎尼说中国是“一艘老旧的头等战舰”。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黑格尔以来，就把中国看成是一个木乃伊式的国家，没有发生过变化，没有内在的动力。这样的看法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来费正清提出“冲击——回应”论，认为中国是有变化的；但它是在外力的下发生的。
中国史学界长期以来也认为明清是没落的封建末期。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中，论者认为中国明清时期经济不是靠西方冲击下才发生变化的，并且，按照它自身的轨迹下去，可以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在西方，与明清资本主义萌芽比较接近的是所谓近代中国的理论，这是越战以来出现的一个新理论。美国当时一批中年的史学家认为中国在明清时期不是没有变化，因此，明清中国经济是有活力的。这一看法在西方虽然逐渐得到了接受，但他们的主流看法还是中国是一个停滞的、没有外力冲击就不能发生变化的国家。
到了最近十几年，西方的看法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90年代国际经合组织发展中心的首席经济学家安古斯·麦迪森，运用实际购买力的，对中国从汉代以来的GDP作了计算，得出以下结论：1700年时，整个欧洲的GDP和中国的GDP差不多相等，此后，从1700年到1820年，中国四倍于欧洲的经济增长。中国的GDP在世界GDP中所占的比重从23.1％提高到了32.4％，年增长率达0.85％；而整个欧洲的GDP在世界GDP中所占的比重仅从23.3％提高到了26.6％，年增长率为0.21％。因此直到前不久，中国经济不仅在绝对规模上，而且在增长幅度上，都雄居世界各大经济地区之首。在他之前，美国有一位学家保罗·肯尼迪，就作过一个估计，乾隆十五年（1750）时，中国的产值是法国的8.2倍，是英国的17.3倍。在1830年的时候，中国的工业产值是英国的3倍，法国的5.7倍。一直到第二次，英国的工业产值才刚刚赶上中国，而法国仅为中国的40％。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更直接指出：直到1800年，中国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中心，中国在世界市场上具有异乎寻常的巨大的和不断增长的生产能力、技术、生产效率、竞争力和出口能力，这是世界其他地区都望尘莫及的，以致中国能够把世界生产的白银（当时的世界货币）的一半吸引了去。从他们这些看法来说，清代绝对不是一个停滞的，而且，清代经济的增长不是依靠外力，而是自己内部因素成长起来的。
虽然这些看法有待进一步验证，但是它们提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过去那种认为清代是一个经济停滞的时期的看法，是否符合的真实？如果不是，那么我们将不得不对清代中国经济进行重新评价。
西方对明清经济的看法为何会改变如此之大？我以为主要是由于视角的变化。19世纪和20世纪大部分时间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地位微不足道。按照安古斯·麦迪森的计算，在1820年以后的一个半世纪中，中国经济一直在衰落，而且是世界六大经济体（中国、欧洲、俄国、美国、印度、日本）中唯一出现人均GDP下降的地区。到1952～1978年，中国的GDP在全世界GDP中的比重仅为5％，人均GDP仅为全世界平均数的1／5到1／4。因此可以说中国是世界最大的贫穷国家。1979年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到了1995年，中国的GDP在全世界GDP中的比重，从1978年的5％，迅速上升到10.9％，已超过日本（8.4％）和前苏联地区（2.2％）而仅次于欧洲（23.8％）和美国（20.9％）。依照一些西方权威经济学家的预测，如果中国经济能够保持近20年来的增长率，那么在二三十年后，中国GDP将超过美国。也就是说，在可以见到的未来，中国又将恢复其两百多年前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在此背景下，者的心态也必然发生变化。
在国际史学界，近20年中对西方中心主义史观的批判也导致了中国经济史和世界经济史研究视角的变化。过去之所以轻视中国的地位，主要原因是中国没有像英国那样通过工业革命进入近代化时代。然而近年来世界经济史研究的新成果表明：即使是在欧洲，以英国经验为基础的发展模式也是非常特殊的。例如，“原始工业化”学派学者就认为欧洲的早期工业化（即原始工业化）并不能导致近代工业化。故此，因为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就否认近代早期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是不正确的。由于在西方中心主义支配下的中国研究逐渐走入绝境，到了1970年代，以柯恩为代表的年轻一代的学者对西方中心主义展开了猛烈抨击。到了1990年代末，国际史学界对中国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取得了重大进展。这种进展的一个特点，即认为应把中国作为世界的一个重要部分，客观地进行研究。同时，应把西方中心主义与源于西方的社会做出区分，因而可以使得我们在真正抛弃西方中心主义的同时，也能充分利用现代社会科学为我们提供的各种经过检验而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来帮助我们从新的视角出发，来实事求是地看待与研究中国在近代早期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这一切变化，导致了一种新视角的出现。对于在近代早期世界中的定位的变化，不过是这种新视角的一个体现。
许多年以前，当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时，中国人对西方学术的精通令我大为震撼。
当时，我还是牛津大学的法学研究者，专攻知识产权理论。在北京，我遇到了一位年轻的法律学生，并与他讨论了我的一位牛津同事刚刚出版的著作。他告诉我，该书在当时的北京只能找到一个版本，但他精深而广博的见解告诉我，他已经读过了这本书，并且提出了深刻而富于创见的评论。
当然，在某种程度上，在过去的30年间到访中国的每一位学者都会产生与我相似的感受。这些到访者的所有惊讶之情在一定程度上都来源于他们对中国学术状况的不了解和误解。当时，中国的学术活动并未与整个国际学术界有效融合。
显而易见，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政策为中国带来的发展，中国与国外学术界的接触和互动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不仅国外学者更大规模地访问中国，中国学者也更倾向于到国外访问或学习，当然也包括参与全球学术交流和研究。
尽管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学术交流最明显地体现于各科学领域，但近年来，致力于研究中国自身(包括其文化、社会和发展)的学术领域也在发生着引人注目的变化。这些变化推动了“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出现。与从前范围严格集中的汉学(Sinology)不同，“中国研究”基础更为广泛，既涉及当代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又涉及为理解这种发展而延伸至的更广阔学术领域。
从“汉学”到“中国研究”
无论是在中国国内还是国外，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研究领域。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建立了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各所大学也相继开设了中国语言文学系。很长一段时间内，中文系集中关注的问题一直是中国古典文学、古典哲学和古代历史的传统。
同样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欧洲和北美现代大学的发展，对古代中国的研究也推动了“汉学”研究的创立。例如，悉尼大学自一战末期以来，便一直设有“汉学”科，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也长期设立中国研究教职。
一种长期流传的误解认为，随着的爆发和清王朝的结束，上述院系也终止了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但需要指出的是，根据我个人在牛津大学的经历，这种说法是不合事实的，牛津大学的拉纳・米特教授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方面的首席历史学家之一。
较为古老的“汉学”研究要求研究者深入地沉浸于中国文化之中，而外国人也通常要长期学习古汉语，以达到精通的程度。在某种程度上，二战结束、以后，这种状况完全发生了改变。中国语言文字改革和现代标准汉语的确立导致了在北美、澳大利亚以及最终在英国和欧洲，许多大学都制定了新的汉语教学研究项目。
但实际上，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研究领域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中外互相交流的研究生正是导致这种变化产生的原因一这其中既包括到中国学习汉语和了解中国的外国学生，也包括到北美、欧洲和澳大利亚学习的中国学生。
这也致使中国研究不再仅仅局限于文学、哲学和艺术领域，而是将焦距对准了活生生的中国经验。研究既包括中国的文化问题，也包括社会科学视角下的中国问题。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向社会科学提出挑战
而无论是在中国国内还是国外，试图从社会科学视角出发，理解并解释中国经验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于：既存的知识体系在多大程度上足以胜任这项任务?
多数社会科学理论都来源于欧洲、北美和历史上由欧洲人统辖之地区。在诸如阶级、国家，甚至政治责任这样的核心概念上，与中国必然存在着文化差别。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向社会科学提出了一项学术上的挑战，即如何吸纳中国经验。要做到这一点，不能靠简单地否定或大幅修改当下的理论，而是要理解中国与西方的一致和不一致之处，并找到更好地理解社会科学理论的方法。
在中国，一大批学者已经站在了这一学术活动的最前列。最近，中国已经出现了专属于社会科学领域的中国研究，它不同于早期对汉语和中国文化的研究。目前。中国已经出版发行了大量中国研究期刊，“中国研究学会”也已处于草创阶段。
相较中国国内的中国研究，海外中国研究的驱动力与之相似，但并不完全相同。例如，自其强势地出现以来，海外中国研究便涉及所有学科。
在悉尼大学，现在有114名研究人员参与了新成立的“中国研究中心”。不同于汉学以及围绕中国古典传统而进行的早期研究，现在的中国研究不仅依靠中国自己的话语系统，也将其置于更广阔的学术领域中。研究不仅涉及社会科学，也涉及人文科学、医疗保健研究、商业研究和科学技术。比如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长项就在于考古学和古代史、医疗保健政策、社会和政治变化。
无论在中国国内还是国外，“中国研究”关注的领域都已不同于早期的汉学。“中国研究”聚焦于中国各个方面的鲜活经验，而不仅仅关注文学、哲学和历史的古典传统。这种新视角在本质上是“后工业时代”的，并将中国发展置于更广阔的全球学术语境之中。
着重理解中国的“地方多样性”
新出现的中国图景也像这个国家自身一样，充满了地方多样性。但不同于许多欧洲国家，中国政治文化的一个较为显著的特征是，“整体性”始终占据着特殊重要地位一中国的国家理念始终存在，也始终处于主导地位。
比如在中国，广东人和山西人在饮食、方言和生死嫁娶等习惯方面完全不同，但像中国其他地区一样，这两地的人也都声称自己属于本质的、真正的(往往是“传统的”)中国。
一、研究对象
（一）行业的选取
本文选取制造业为研究比较对象。首先，制造业是相对集中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其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在反映劳动力成本中比较有代表性。其次，按出口商品结构来看，中国出口商品中工业制成品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第三，数据的可获得性，制造业有关的数据比较容易从相关国际网站获得。
（二）比较国家的选取
为了对中国出口商品中劳动力价格的比较优势进行比较，本文选取了9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对比：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日本、韩国、墨西哥和台湾等。选取这些国家、地区作为比较对象原因在于，在数据可获得性的基础上，前面几个是典型的发达国家，后面几个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接受制造业跨国转移的主要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由于各数据网站公布数据的不完全性，不是所有的指标都能覆盖以上全部国家、地区，因此本文在选用能反映劳动力价格的指标进行比较时，可能选用其中部分国家或地区。
二、中国的劳动力比较优势现状与发展趋势
（一）劳动力绝对数量庞大，劳动力资源丰富
改革开放之初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低效率的农业生产部门转移到相对较高效率的乡镇企业和外商投资的加工业，决定了该时期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近年来，各行业就业人数都有稳定增长的趋势，就制造业而言，2003年-2005年的从业人数分别达到了2980.5、3050.8、3210.9万人，分别占当年总就业人数的27.17%、27.48%、28.16%（2003年以前行业分类方法不同，无法比较）。
从横向比较来看，中国制造业的从业人数是遥遥领先的。这也归因于中国的人口数众多。中国的制造业从业人数是其他国家的好几倍甚至几十倍。因此，以劳动力数量标准看，中国的实力是毋庸罢疑的。
（二）制造业工资水平
中国制造业工资水平从绝对数量来看，是最低的。低于发达国家是显然的，发达国家的雇员小时报酬都在十几美元左右或以上。而中国到2004年，每小时报酬还不足1美元，分别只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的3.5%、3.2%、2.8%、3.3%、2.5%和3.7%左右。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是比较低的。从我们选的几个国家或地区来看（中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韩国、美国、英国、台湾、墨西哥），中国制造业工人的报酬也是有竞争力的。但是从工资水平的增长率来看，中国雇员报酬的增长幅度要比大多数国家大。发达国家的报酬水平虽然高，但他们的增加幅度并不高，大部分低于10%。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地区中，中国都处于领先地位，几乎每年的增长率都在10%以上（只有西班牙偶尔高于中国）。因此，可以看出虽然中国劳动力价格有比较优势，但这种优势在不断缩小。
（三）单位劳动成本
1.以美元表示的单位劳动成本
单位劳动成本表示每单位产出所要支付的劳动成本。计算公式如下：
单位劳动成本=每小时的劳动成本／劳动生产率
王慧敏在其硕士毕业论文《对以单位劳动成本为基础的实际有效汇率的实证研究》中用这种方法计算了部分国家1980-2000年制造业的以本国货币表示的单位劳动成本。她在计算过程中用到的劳动报酬、制造业增加值和生产者价格指数来自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的《国际工业统计年鉴》。由于数据资料的有限性（很多国家缺少计算单位劳动成本所需的劳动成本和劳动生产率数据），本文中部分国家1980-2000的单位劳动成本数据就引用王慧敏论文的成果，再根据联合国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的各国的汇率，将这些数据折算为美元便于比较。然后根据美国劳动统计局（BLS）公布的单位劳动成本指数（以1992年为100），计算2001-2005年的数值。
由上表可以看出，英国和法国的单位劳动成本最高，多数年份都大于0.5，个别年份还达到1；意大利和德国紧跟其后，也都在0.5以上；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第三个层次，基本都在0.5以下；中国和日本的单位劳动成本最低，都没有超过0.1，比发达国家要低很多，而且中国的数字要明显高于日本，这与在工资水平上日本明显高于中国形成很大的反差。不考虑中间年份的波动情况，仅仅从1980年和2005年两个端点年份的数字比较看，只有中国的单位劳动成本降低了，其他国家以美元表示的单位劳动成本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特别是英国和澳大利亚，上升的趋势比较明显，并在2005年达到了最大值。其他美国、法国和德国等在近几年单位劳动力成本还是呈现下降趋势的。由此可见，中国的单位劳动力成本的优势仍然是十分明显的，而且不会马上消失（下文将继续分析）。
2.单位劳动成本年变化率
本文采用了年变化率来进一步比较各国单位劳动成本每年变化的情况。从已获得的数据来看，各国的单位劳动成本在过去的20多年里都有正向和负向的变动。有两个阶段大多数国家的单位劳动成本都有显著的降低，一个是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变动的幅度比较大，另一次是在90年代后期，几乎所有国家都有明显的降低。但进入21世纪以来，10个国家地区只有4个国家或地区地区（美国、日本、台湾和中国）这个指标是负值。从这4个国家或地区之间相互比较看，美国、日本和台湾降低的程度较小，而中国降低的程度相对比较大。因此，从单位劳动成本分析，可以得出，制造业每一单位产出所要支付的成本中国确实是低于其他国家的，而且这个差距暂时不会有减小的趋势。也就是说中国的单位劳动成本优势在近期是不会消失的。
综合工资水平和单位劳动成本的比较，发现两者得出的结论有所不同。从工资水平变化看，中国劳动力与其他国家报酬的差距将由于中国增长率比较大而渐渐减小，可得出在工资方面的竞争优势将缩小。从单位劳动成本变化看，中国的数值在减小而其他国家或是在增大或是减小程度不如中国明显，可得出中国在单位劳动成本上面的竞争优势在增强。这其中的原因可归于中国近年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的迅速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正在出现渐进式变化，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增长质量在提高。同时随着全世界技术进步速度加快、经济全球化和需求结构的变化，竞争迫使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得到迅速提高。虽然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与发达国家比仍处于较低水平，但是它的增长速度非常快，甚至超过了劳动力工资的增长幅度。根据世界货币基金组织2006年9月公布的《世界经济展望》，1980-2005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要超过其他亚洲国家（包括日本），特别是中国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遥遥领先。因此中国的单位劳动成本在下降。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日本的单位劳动成本比中国低，因为日本的劳动生产率比中国要高出很多，有些制造业领域甚至高于美国，它足以抵消工资水平的差距。
三、结论
按照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各国应致力于生产比较优势的产品。在我国的国际贸易中，就是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因为我国是一个具有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国家。但在国际贸易中我们经常说的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具有竞争优势到底是指什么呢？本文觉得不能只看劳动力的数量和工资。在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提出以后，即有里昂惕夫提出反问：美国身为劳动力资源相对短缺的国家却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国。对此强有力的解释是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很高，因此美国又是劳动力资源密集型的国家。因此，不能因为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丰富、工资水平低就认为中国具有劳动力比较优势。工资报酬水平可以直观地看出一个国家劳动力的价格情况，是可以衡量劳动力的价格优势，但是如果作为比较劳动力比较优势的指标，就没有考虑到劳动生产率的情况。所以相比较而言，用单位劳动成本来衡量劳动力比较优势更为合适。
从上文的分析来看，中国的单位劳动成本仍然是具有优势的，而且这个优势并没有在缩减。因此，如果继续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让它的增长速度超过工资报酬的增长速度，中国的单位劳动成本还将继续保持竞争优势。而且目前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仍然处于落后地位，增长的潜力将比较大，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
本文开头所引用的研究机构和清华大学教授的预测也是有事实支撑的，从工资水平看，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与世界各国的差距确实在缩小，而且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因为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以及再生产劳动力的价值有所提高，劳动力价格的提高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们不能把劳动力价格优势和劳动力比较优势混为一谈，劳动力比较优势不只在于价格优势，就算中国的劳动力价格越来越高，中国仍然可以保持产品价格中劳动力的比较优势。
四、对策与建议
伴随着中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令人刮目相看的表现，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也进一步提升，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而位居世界第二已无悬念。然而，这种抓人眼球的崛起势头也带来一些问题，“中国责任论”又起就是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在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一些发达国家要求中国担负同发达国家一样的责任；有些发展中国家要求中国加大对他们援助的力度，等等。
应对“中国责任论”早已是中国所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应对失当，会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崛起进程。按说，国际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对世界负有一份责任，因为地球是大家共有的，地球的资源是共享的，国际秩序是共建的，因此，大家都有责任来维护国际秩序，共同保护人类和地球的生存。当然，国家有大小、强弱、贫富之别，不同的国家能承担的国际责任肯定是有区别的。对像中国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大国来说，国际社会寄望她能多承担一点国际责任，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是情理之中的事，尽管有些西方大国在强调中国责任时，含有“忽悠”、“捧杀”中国的味道。如果逃避应承担的责任，肯定有损国际形象；但是，如果承担本不该承担的责任，又会使国家超载，进而影响国家的发展速度，损害国民利益，甚至影响社会政治稳定。
由此，应对“中国责任论”，最为重要的是科学把握中国的国际定位，然后来确定所应承担的国际责任。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有了质的飞跃，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总量连续超法、超英、超德并将超日，但是，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刚刚超过3000美元，按照联合国标准，还有1.5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不仅与美日德等发达国家的人均三四万美元有天壤之别，就是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相比，也相当逊色。就从这一点来说，中国是一个十足的发展中国家。这是中国的最大国情和最基本定位。
这个定位就决定了，发展是中国的第一要务，一切国际责任都要同这个要务相联系，凡是有利于促进发展的国际责任，中国都应当积极地去承担；凡是不利于促进发展的责任，中国就应当回避、抵制。让中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上承担与发达国家一样的减排责任，肯定会制约中国的发展，中国不能接受，而且还要理直气壮地反对。但是，中国又不能只顾自己发展，不顾全球气候变化正威胁全人类安全这一现实。所以，中国愿意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参加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并认真按这两个文件的要求履行义务。
中国虽然是发展中国家，但不是一般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之一，拥有13亿人口，经济位列世界前三甲。从这几项指标看，中国又是一个大国，而且是世界性的大国。这就决定，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构建和谐世界上负有不同于中小国家的特殊责任。在联合国等国际舞台上，中国总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言人，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在认定中国的责任时，还要考虑到，中国还是一个尚未完全实现国家统一的大国，这在当今世界大国中是独一无二的。这种状况决定了，中国必须将相当多的外交资源用于解决统一问题。而且统一问题在对外事务中很容易被其他大国用来作为制约中国的牌，甚至被一些小国当成向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此外，中国在发展和改革中面临着许多其他大国崛起过程中未曾遇到过的难题，有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在制约着中国的崛起。这也是影响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重要因素。
中国是一个亚洲国家，而且是最大的亚洲国家。中国的国际责任，更多地体现在维护亚洲的和平稳定和促进地区共同发展上。因此，对亚洲的事情，中国更为关注。对那些有可能影响亚洲和平稳定发展的问题，比如阿富汗战争、缅甸问题、朝鲜半岛核问题，中国在参与其中时就需要更为谨慎，而且也不可能采取同区外大国完全一致的立场。
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又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这两点又决定中国在承担国际责任时需要格外谨慎。正在崛起的大国在承担国家责任时，很容易被其他大国作负面的解读，“责任论”与“”往往相伴而生。社会主义大国的身份更容易遭到西方大国的敌视。在“中国崩溃论”和“中国”越来越失去影响力的时候，“责任论”已成为他们用来对付中国的主要武器。
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崛起，中国肯定要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但是，在当今世界，毕竟国家利益是第一位的，中国在承担国际责任时，不可能以牺牲自己的利益为代价。
关键词：中国；国家竞争力；总体分析；显示性分析
中图分类号：F124
全球化与全球金融危机加剧了国家间的竞争，世界主要国家均在积极谋求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十七届五中全会建议将“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抵御风险能力显著提高”作为“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的九个主要目标之一，研究与分析中国国家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国家竞争力是一国在发展和竞争中，与其他国家相比较，所具有的更多、更快、更有效、更可持续的创造财富的能力。根据这一定义，开发国际竞争力现实性分析框架：
国家竞争力＝F(经济规模，经济结构，经济效率，发展潜力，科技创新).
其中，经济规模用GDP总量表示，经济结构用第三产业比重表示，经济效率用人均GDP，发展潜力用GDP长期增长率表示，科技创新用万人专利申请数。以全球100个国家为样本，以1990-2008年为时间序列，本文利用世界银行发展指数的有关数据，对中国国家竞争力历史与现实表现进行分析。
一、国家竞争力：跨越提升举世瞩目，赶超强劲潜力无穷
从1990年到2008年这跨世纪的近20年间，中国的国家竞争力实现跨越式提升。1990 年，我国的国家竞争力在所选取的100个国家中排名仅列第73位，到了2008年，排名上升到了第17名。由于所选的100个国家代表性较强，因此，有理由说中国的国家竞争力排名上升到了世界的第17名。
从图1可以看到，1989年以后，全球主要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转型，中国克服不利国际因素，深入改革开放，加快自身发展，与世界主流文明逐步接轨，竞争力稳步上升。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释放出强大的生产力，中国进入近代以来发展最快的时期。虽然1994至1996年间国家竞争力有所下降，但之后强力反弹，进入21世纪后，中国国家竞争力在调整中上升，直至如今的世界前20名。中国的国家竞争力伴随着中国发展而盘旋上升，中国的努力与成就举世瞩目。
在国家竞争力上升的过程中，1996年至1998年，2005年至2008年是两个国家竞争力上升速度较快的发展阶段。这两个阶段同时也是中国发展面临的战略机遇期。这说明中国充分抓住世界给予的机会而发展了自己。18年来，中国国家竞争力迅速上升，可以证明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居功至伟。
在中国快速发展的同时，全球其他新兴经济体也不甘落后。1990、2000、2008三年，中国国家竞争力指数分别为：0.219、0.279、0.478。俄罗斯国家竞争力指数分别为：0.209、0.384、0.480，已超过中国，2008年居第16名。俄罗斯虽然在急剧转型中经历了极大的动荡和困难，但转型完成后的俄罗斯国家竞争力迅速提升，目前已领跑“金砖四国”。巴西国家竞争力指数分别为：0.326、0.372、0.404；印度为：0.267、0.279、0.359。“金砖四国”历史比较如图2所示。由此可见，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中国仍应保持清醒头脑，不骄不躁，继续努力发展。
二、规模竞争力：总量巨大位居前列，直逼前三增速放缓
规模竞争力用扣除二氧化碳和粉尘损害的国内生产总值来解释。1990年，中国虽然是世界上较大的经济体，排名在世界100个国家中位居第13名，但是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规模竞争力虽然有一部分得益于1978年至1990年的改革开放的成果，然而中国巨大的人口总量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潜力被一步步地激发出来，规模竞争力也随着经济发展、人民富裕而不断提升。
中国国家竞争力之规模竞争力排名变化（100国，1990-2008年）如图3所示，中国的规模竞争力从1990年至今保持着稳步提升的势头。从最初的排名第12位逐步上升至第4位。从第12名上升到第11名，用了2年时间；从第11名上升到第10名用了2年；从第10名上升到第9名用了1年时间；从第9名上升到第8名用了2年时间；从第8名上升到第7名用了3年时间；从第7名上升到第6名用了5年时间……从中可以看出，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10年间，中国的规模竞争力提升越来越缓慢。这虽然有基数效应的存在，但更多的是由于找不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粗放型的增长模式缺乏可持续性。因此，如果要继续提升自身的规模竞争力，不仅仅要扩大数量，还要从结构和效率上下功夫，加快经济转型。
2008年，中国扣除二氧化碳和粉尘损害的GDP规模达到4.21万亿美元，紧随美国、欧盟和日本。美国以14.12万亿美元高居第一。中国与美国的差距依然巨大。美国、欧盟、日本与“金砖四国”扣除二氧化碳和粉尘损害的GDP占全球100个主要国家GDP份额比例如图4所示。
三、效率竞争力：整体落后进步巨大，挑战严峻任重道远
效率竞争力反映了一国经济发展带给个体国民的福利程度，主要依据是一国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效率竞争力排名变化图显示，我国的效率竞争力在过去的19年中得到了稳步的提升和长足的发展。这对于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而言是极其不易的，再次证明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功绩。1990年，我国的效率竞争力排名仅位列所选取100个国家的第79名，在世界所有国家中也是排名相当靠后的。在短短的19年间，我国的效率竞争力提升了23名，在2008年上升至56名。
虽然中国提升了自身的经济效率，使经济发展在更多地福及广大民众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目前中国的整体效率竞争力还是处于世界中游偏下水平，这离在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仍然有着不小的差距，挑战依然严峻。如图6所示，“金砖四国”中，中国虽然不断进步，但与俄罗斯、巴西差距依然较大。因此，中国必须时刻保持积极进取的奋斗精神，脚踏实地，提高国民个体的经济福利，改善其他影响社会福利的因素，实现“富国”同时“裕民”，争取将我国的效率竞争力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让国民充分分享经济成果。
四、增长竞争力：长期领先优势稳定，稳定增长潜力巨大
增长竞争力反映了一国经济增长，指标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这一指标从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国的经济发展的速度和发展潜力。
增长竞争力排名变化图显示，中国真正的经济腾飞始于1992年。1990年和1991年两年，中国的增长竞争力排名分别位于世界的第13位和第6位，而到了1992年，中国的增长竞争力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在此后的10多年间，中国的增长竞争力始终没有跌出世界前5名，保持着强劲的增长态势。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生产力开始以井喷之势爆发出来，并长期保持稳定的速度，这对中国这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是一个巨大的优势。中国仍然存在很多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最终的手段就是加快发展自己，增长竞争力的长期领先是我国实现发展和解决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的最有利的形势，但也要关注增长的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
五、结构竞争力：低位徘徊形势严峻，提升乏力亟待调整
结构竞争力通过分析一国产业结构的分布和各个行业对国民经济贡献所占的比例，来评判其产业结构在世界各国中处于领先地位还是处于落后地位。第三产业是否占主导地位，是国际上衡量一个地区发展是否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评判结构竞争力高低主要依据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的高低。
结构竞争力排名变化如图9所示，中国的结构竞争力的排名长期在低位徘徊。1990年，我国在100个国家中排名第91位，而后虽有波动，但是波动幅度很小。最高排名仅在2003年达到所选100个国家的第83名，并在此后又下降到了第89名，并在附近徘徊，没有任何提升的趋势。
由此，可以看出，在增长竞争力排名和规模竞争力排名这两个光环的背后，隐藏着产业结构落后的潜在的严重问题。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结构面临与中国相似的问题，都存在服务业发展不足的现象。但转轨后的俄罗斯发展迅速，目前经济结构已得到明显改善。而在“金砖四国”，中国结构竞争力的改善也不容乐观，如图10所示。中国近20年长期的经济增长并非是靠产业结构升级换代来获得，而是靠消耗资源和扩大投资，尤其是房地产业的膨胀发展。这样的产业结构是缺乏竞争力的，必须立刻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着手，寻找提升结构竞争力的有效方式。
六、创新竞争力：先稳后升奋起直追，厚积薄发创新增强
创新竞争力反映了一国国民从事创新活动的积极程度，具体主要从一国每万人申请专利数反映出来。选择这一指标的原因在于，在知识产权制度完善的国家，创新活动要得到鼓励就必须受到保护，而保护的主要方式就是通过专利的授予。国民在专利制度的激励下，广泛地参与创新和专利申请，最终反映在统计资料上便是一国申请和批准的专利数量。
中欧军事技术合作将大大拓宽双边贸易
欧盟继续对中国维持已经长达15年之久的禁止对华军售决定，是当前中欧政治与经贸合作的一个“瓶颈”因素。虽然自90年代后期以来中欧关系获得了长足进步，双边贸易额在1999年突破了890亿美元；2002年，中国取代了日本，成为了欧盟在亚洲贸易额最大的国家，中欧双边贸易额超过了1100亿美元。维持对华军售制裁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中欧关系可能取得的更大发展。原因很简单，军售制裁不仅仅是禁止对中国出口武器系统，它还包括禁止对中国出口军事技术，在涉及有可能是军民两用的技术问题上也要采取禁止出口的严格出口管制措施。另外，由于这一条禁令的存在，中国作为欧盟的贸易对象国的类别，也是被视为是“另类”的，是欧盟的出口控制系统必须严厉“看管”的目标，以防止所谓“敏感技术”流入中国。维持对华军售制裁事实上对中欧关系的发展造成了广泛而又深刻的消极影响。受其打击，不仅中欧贸易额在短缺了军售和军事技术贸易后难以形成新的突破，双边的技术合作和技术转让也受到了严厉打击。欧盟继续将中国视为出口管制制度中“另类”国家的做法，更是把与中国经贸关系的政治定位下降到了同伊朗等国差不多的位置。这不仅同中国与欧洲关系发展的巨大潜力不符，更重要的是，客观上也抑制了目前双边在经贸、社会和文化关系发展方面彼此都具有的巨大热情。
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推动欧盟取消对中国的军售制裁，认为这样的制裁取消得越早，对中欧双边关系的好处就越大。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越来越愿意成为欧洲高技术的主要消费国之一，在双边贸易中大幅度增加技术转让与技术合作内容，而不只是简单地引进投资和增加制成品的交易量。欧盟从开拓对华市场以及密切贸易联系的角度出发，也意识到技术贸易以及高科技产品贸易是欧盟与中国互利的经贸合作发展的必由之路。为此，取消对华军售制裁是一个不得不去面对的问题。1999年，欧盟首脑会议第一次提出欧盟愿意重新评估其对华军售制裁政策。
国际形势的发展使欧盟取消对华军售的热情高涨
欧盟与中国在国际事务的看法上有相当多的共同点，彼此都认为，推动世界格局的多极化以及民主化发展进程，有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也有利于促进世界的民主化进程。伊拉克战争对冷战后的世界政治带来了重大影响，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以及忽视传统欧洲盟国的意见、完全按照美国的意志发动反恐战争的做法，给欧盟中的传统欧洲大国，例如法国和德国带来了很大的刺激和伤害。如果美国不加限制、继续依仗自己的超强实力、完全按照美国的利益来塑造地区秩序，其结果只能是除了美国之外，没有一个国家会真正觉得世界在反恐斗争中变得更加安全。伊拉克战争告一段落之后，一方面国际社会在伊拉克重建问题上不断走向新的妥协，以务实的方式重新挽回在伊拉克战争之前变得尖锐对立的主战与反战泾渭分明的世界政治；但另一方面，伊拉克战争也使得大国政治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法国和德国对提升与中国的关系更为积极，对中国在世界力量结构中新的发展有了更为建设性的看法。“欢迎”中国的强大，成为了传统欧洲大国在美国目前主导的一极体系下寻求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更为均衡发展的新战略。
2003年6月30日，法国国防部长玛里安访问中国，在加强中法军事合作与交流的同时明确提出，法国将努力呼吁欧盟国家取消对中国的军事制裁，恢复对中国的军事技术销售。2003年11月末，德国总理施罗德访华，也明确提出了德国愿意与法国一起行动，敦促欧盟国家取消对华军事制裁。法德两国的鲜明立场，反映了在是否取消对华军售制裁问题上欧盟的态度发生了新的明显变化。这一变化不单单局限于深化欧盟与中国经贸合作的需要，也不局限于单纯的双边关系，而是将世界事务中更为深远的战略层次的大国互动置于了取消对华军售考虑之中。这是目前欧盟取消对华军售制裁努力中新的生命力。
军售问题本来就是大国政治中非常敏感和具有战略性的问题，战略含义历来是决定一国对另外一国采取什么样的军售政策的基础。90年代欧盟之所以没有认真考虑取消对华军售制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在相当程度上主导了欧盟的对华战略考虑。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的批评以及对中国未来战略动向的疑虑让欧盟国家不愿意考虑做出取消的决定，欧盟也担心取消对华军售可能会改变地区军事力量平衡。这些政治与战略因素事实上一直决定了欧盟在军售问题上对中国的态度。当2003年欧盟开始重新考虑对中国的军售立场时，我们感到欣慰的是，欧盟大国对中国整体的战略考虑正在变得更加积极，对中国的世界角色的看法也在变得更加认真，对于中国目前“和平崛起”的世界含义，也在变得更加具有热情。在2003年9月欧盟公布的对华战略文件中，已经把与中国的关系定位为“战略伙伴关系”。从战略的高度欢迎中国的“和平崛起”以及愿意通过取消对华军售来表示欧洲对中国的新的战略姿态，这一看法的出现使得欧盟2003年12月重新审议对华军售问题的行动变得更加意味深长。尽管从重新审议到实际取消可能还有一段艰巨的路要走，但中欧关系的新变化让我们有理由保持乐观的期待。
取消对华军售还需要时间、甚至还将是挺长的时间
尽管有上述变化，但欧盟究竟何时将作出取消对华军售制裁的决定还需要时间、甚至依然是相当长的时间。原因可以说既复杂又不复杂。
首先，由于取消对华军售禁令是一项欧盟的共同政策，需要所有欧盟成员国“一致行动”，这就为实际上做出决定增加了巨大的技术难度。欧盟成员国的立场目前差异明显，北欧国家以中国的人权问题为借口，迄今对取消对华军售制裁方面采取了非常保守的立场。如何推动这些国家转变态度还需要进一步的努力。
其次，美国的影响力还依然不可小视，美国一直不愿意欧盟重新审视对华军事制裁问题，会利用美国的各种渠道来阻止欧盟最终做出取消对华军事制裁的决定。美国目前是实施对华出口管制、特别是军民两用技术出口管制最严厉的国家。美国这么做，一方面是着眼于中美之间的长远的保持和维护美国绝对竞争力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美国基于自身霸权地位不容挑战而必然做出的牵制中国崛起速度的需要。美欧之间的跨大西洋联盟关系虽然在伊拉克战争后出现了新的“漂移”，但事实是还远没有出现欧盟会摆脱美国的影响独立行动的程度。
第三，目前的在相当程度上也将影响到欧盟的中国政策。欧盟会加强与中国的关系，继续执行“一个中国”政策，但同样也会坚持反对武力变更。的紧张化，将会让欧盟在取消对华军事制裁问题上的“一致行动”变得更加困难。
然而，即便中欧关系还很难在短期内真正突破对华军售禁令的约束，但欧盟国家变得越来越积极的对华战略思考，将会不断地以务实和实效的方式实质性地推进中欧双边的技术合作进程。2003年11月，中国和欧洲宇航局签署了合作开发“加俐略”全球卫星导航定位系统的决议。美国曾多次出面想要阻止欧盟与中国的这项技术合作，认为中国可以利用“加俐略”系统改善中国导弹攻击的精确度，提高中国的军事能力。但欧洲宇航局并没有听从美国的“劝告”。德国总理施罗德在2003年的访华期间，同意向中国出售一个用于核能燃料处理和加工的工厂。目前，中法卫星销售合同还在谈判过程中。这一系列的高技术合作项目深刻地说明，在中欧深化技术合作和欧盟最终取消对华军事制裁的问题上，“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链接
欧盟对华武器禁运背景：
欧盟是在1989开始对华实行武器禁运的。当年巴黎统筹委员会决定取消进一步放宽对中国的出口控制。当时的决定实际上也只有一句话：“欧盟成员国中止与中国的军事合作和武器贸易。”
1996年，又有33个国家的代表在荷兰瓦森纳开会并签署《瓦森纳协定》(“瓦协”)，开出了新的控制清单。
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
关键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类型；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9)07-0004-07 收稿日期：2009-02-17
对外贸易和国际投资是一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方式。但长期以来，无论是同中国庞大的经济体还是与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相比，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都处于极不相称的状况。而且“走出去”的质量也不高。只是近年来尤其是“走出去”战略实施以后，中国的对外投资才开始出现迅速增长。
有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的研究不少，但是研究方法和选择变量的不同得出了不同甚至相反的结论。本文力图结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详细情况，在检视现有文献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主要动因类型，并指出与现有研究的不同。
一、文献简述
(一)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
对外直接投资(OFDI)理论与实证研究的一个主要方向是探讨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从理论上看，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减少贸易(替代)，也可能增加贸易(互补)。
Mundell(1957)根据H-O-S定理提出替代模型，认为如果两国的生产函数相同，则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之间是完全替代的；Belderbos等(1998)研究了日本在欧洲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其结论也支持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的替代效应：Helpman等(2004)用38个国家、52个产业的数据分析了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也发现了两者的替代关系。Lipsey等(1981)使用美国14个产业的截面数据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积极的出口效应，如果东道国为发展中国家，那么互补效应更为突出；Agarwal等人(1994)发现德国和日本1989-1992年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及进口正相关。Pfaffermayr(1996)使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了奥地利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发现这些变量之间存在互补和双向的因果关系；Blomstrom等(1998)使用美国和瑞典1978～1982年的数据做了类似的研究，发现用出口变化代替出口水平时，投资与贸易互补的效应更加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Eaton等(1996)使用美国和日本1985-1990年的数据，发现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与未来的出口相关关系更大，而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过去的出口相互关系更大，并且推测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是成本导向型的。而美国的是市场导向型的。
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蔡锐等(2004)的研究表明，中国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对进口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作用不大，与出口的关系则不显著；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累计直接投资(即存量)对进口没有显著影响，而对出口有一定影响。张如庆(2005)基于协整分析的研究认为。进出口是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原因，而对外直接投资不是进出口变化的原因，对贸易的替代或促进作用不明显。项本武(2005)基于引力模型研究的主要结论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对东道国的出口，但对从东道国的进口却具有替代效应。陈石清(2006)采用国际比较的方法，指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不显著，二者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且两者之间也不存在长期稳定关系。
不难发现，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大多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不显著。因此，有必要深入探讨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真实动因。
(二)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
不同企业在不同的跨国经营阶段，其投资动因是不同的。邓宁(1993)将其划分为资源导向、市场导向、效率导向和战略资产导向四种类型，并认为前两种类型是企业初始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后两种类型则是企业追加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其目的在于促进企业区域或全球战略的一体化。
王元龙(1996)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细分为追求高额利润、资源导向、市场导向、效率导向、分散风险、技术导向、追求优惠政策、环境污染转移和全球战略等九个类型。王跃生(2007)认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基础尚不明确，而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可以分为：(1)寻找低成本型，实际上遵从的是相对优势理论，但是这种类型的投资比重很小；(2)扩大市场型，是以绕开市场壁垒为目的的投资，但其结果不确定，因为出口优势未必转化成投资优势；(3)寻求资源型，此类投资较少考虑直接经济效益大小，是一种不具有普遍意义的对外投资行为；(4)利益驱动型，最符合一般意义上的跨国投资原理，是为了获得利润以及其他综合投资收益，关键因素是企业在海外经营的竞争力及垄断优势，但从目前情况看，许多这类投资效果都不佳。邱立成等(2008)研究了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和若干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国内的资源消费、制造业工资水平与对外直接投资呈正相关关系，而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则是相互替代的，即他们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以资源导向、成本导向和市场导向型为主的。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与特征分析
《200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显示，从流向上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批发和零售业的为66亿美元，占24.9％；商务服务业为56.1亿美元，占21.2％；交通运输仓储业为40.7亿美元，占15.4％；流入采矿业40.6亿美元，占15.3％：制造业为21.3亿美元，占8％，其中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占的比例比较高；金融业为16.7亿美元，占6.3％。这6个行业流向已经占去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91.1％。
从长期看，截至2007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已经达到1179.1亿美元，商务服务业、批发零售业、金融业和采矿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制造业一共占去了总存量的88.3％。其中，商务服务业占25.9％；批发和零售业占17.2％；金融业占14.2％；采矿业占12.7％；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占10.2％；制造业占8.1％。
对比王跃生总结的动因类型和投资公报上所显示数据，可以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的一些特点作进一步分析，我们将根据这些特点建立本文的实证模型。
其一，无论从当期流量还是存量的角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制造业的资金仅仅占了很小部分(8％)，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认为市场导向或寻求低成本型的对外投资所占比例很小。这一部分投资应是建立在成本和竞争力优势基础上的，因此我们推测，国内工业制成品的RCA指数对OFDI的影响可能
是显著的。
其二，采矿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在总存量中比例较大且流出速度在加快，从近几年中国的几大石油公司及其它矿业公司在国际上的一些大的收购案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对采矿业的投资具有明显的资源导向型的特点，反映在宏观经济变量上就是中国每年的资源类产品的需求水平。
其三，商业服务业在对外投资的总存量中占去了43.1％，比例相当大，而且还有加快的趋势。此类投资是为出(进)口贸易服务，对于促进中国的出口作用会非常大，因此可以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会比较显著，至少对出口是这样；反过来，出口的发展会是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动因。
其四，汇率变动直接影响投资和收益的价值量，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以美元为单位来计量的，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水平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因为这会直接反映在投资的成本当中。
其五，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对外的直接投资额也会越多，所以GDP对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会有正的影响。但投资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得利润以及其他综合投资收益，而能否实现目标，关键看企业是否具有在海外的竞争力及垄断优势。考虑到中国这类投资大都效果不佳，其优势寻求与国内补偿的效果也不明确，故GDP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也未必明确。
其六，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在规避贸易壁垒方面有所体现以及是否与中国的经济制度有联系，尚不能直接看出来，但在下面的实证中将进行检验分析。
以上的分析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两种类型是特别明显的，就是“贸易促进型”和“资源导向型”：而“扩大市场(绕过贸易壁垒)型”和“综合利益驱动型”的投资不能直接体现；“寻求低成本型”的对外投资占的比例很小，不应该是主要动因。
三、实证分析
(一)相关变量数据的选取
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实证方面，我们选择的经济变量有：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OFDI)、年平均汇率(exch)、中国的年出口总额(expo)、能源年需求总量(energy)、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出口制成品显性比较优势(RCA)指数。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开始较晚，根据数据可获得性将样本设定在1982～2007年间。其中，OFDI的数据来自于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网站，exch、expo和GDP的数据来自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energy的数据是从中经网经济统计数据库获取；RCA值是根据WTO网站相关数据整理计算得出。
此外，本文还要验证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存在规避贸易壁垒的倾向以及是否受到经济制度方面的因素影响，故又增加了以下经济变量：中国每年所遭遇的反倾销次数(antid)，数据来源于WTO网站；经济自由度指数(EFW)，数据来自于The FraserInstitute。由于数据统计的缺乏，这两个指标只有1995～2007年间的数据可用。
(二)实证模型一：exch、expo、energy、GDP和RCA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1 单位根检验。为便于分析，在检验的过程中对原序列取对数。不会改变原序列的性质和相互关系。
Inofdi、Inexpo、Inexch、Inenergy、lnGDP和RCA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接受非平稳性(即存在单位根)的假设，而一阶差分后的变量在l％的显著性水平上[只有d(InGDP)在5％显著水平上]都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假设，表明这6个变量是一阶差分平稳的，即一阶单整，因此可以进一步检验它们之间的协整关系。
2 协整检验。根据协整理论，如果几个序列满足单整阶数相同且它们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的话，那么这几个非平稳序列之间就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并可有效避免伪回归问题。本文采用Johansen(1988)协整检验方法，根据AIC和SC法则，选择的滞后阶数为1。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无论是迹检验还是最大特征根检验得出的结果都表明，上述几个时间序列之间存在4个协整关系，即Inofdi与Inenergy、Inexpo、Inexch、lnGDP和RCA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取其中的一组标准化的协整系数，可以设定协整方程为：
方程(1)中，Inenergy、Inexpo和Inexch的系数符号同我们前面讨论时预测的结果是一致的，而且它们都是显著的；InGDP和InRCA对Inofdi的影响为正且显著：同时也可以看出中国能源需求和出口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最大，这和我们分析投资公报数据时的观点也是一致的，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类型是“促进贸易型”和“资源获取型”。
3 误差修正模型(ECM)。协整方程反映的是变量间的长期稳定均衡关系，如果由于某种原因短期出现了偏离均衡的现象，则必然会通过对误差的修正使变量重返均衡状态，误差修正模型将短期的波动和长期均衡结合在一个模型中。
由协整检验可知，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则存在描述受出口等因素影响的对外直接投资由短期偏离向长期均衡调整的误差修正模型。考虑到被解释变量的短期波动除了受误差修正项的影响外，还受到解释变量短期波动以及各变量滞后变化的影响，所以模型中增加了一些滞后项。
其中ecm为误差修正项，a1为调整系数，a2等分别是各变量滞后变化的影响系数，c1为白噪声扰动项。若a1显著不为零，则说明存在短期偏差调整机制，各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对对外投资的短期变化有显著影响。
方程显示，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只有ecm和hlnexpo的系数是显著的。ecm的系数为负说明当变量之间长期稳定的关系出现短期偏离时，会自动趋向长期均衡调整的过程。
4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上面的协整分析以及误差修正已表明变量之间存在较高的依存度，但一个变量的滞后期是否对其它变量有影响，仍需再进一步做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由于检验结果对滞后期长度的变化比较敏感，即滞后期选择的不同可能会得到不一致的结果，所以在检验的过程中我们选取多个不同的滞后期，若检验的结果一致，则得出的结论较为可信。本文在检验的过程中选取了3个滞后期。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变动不是出口、能源需求、汇率以及GDP变化的Granger原因：汇率变动、GDP和中国制造业出口的显示性比较优势变动也不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Granger原因；而中国的出口额、能源需求水平的变动却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Granger原因；此外，中国OFDI的变化也是制造业RCA变化的Granger原因。
(三)实证模型二：中国经济制度和遭到的贸易壁垒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
为了寻找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其它影响因素，进一步考虑中国的经济制度和对外贸易中遭遇的贸易壁垒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首先，关于贸易壁垒与对外直接投资。现有的理
论分析认为，贸易壁垒的存在和增加使得本来出口的企业为躲避关税、非关税壁垒而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虽然，中国加入WTO后，出口遭遇的关税壁垒下降了，但是诸如技术贸易壁垒、反倾销等非关税壁垒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所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种可能动因是：企业为了规避非关税贸易壁垒带来的影响而选择到目标市场国或相邻地区进行投资生产。
对中国发起反倾销最多的国家和地区有美国、印度和欧盟等。从中国投资公报体现的数据可以知道，2007年中国对外投资流向的前24位国家(地区)中有3个属于前述地区的国家，分别是英国(第5)、德国(第13)和美国(第16)，总额也只有10亿美元(相当于流向香港地区1／13)，占的比重很小。从存量上分析，对外投资流向的前20位的国家和地区中，对我国反倾销最多的地区也只有36亿美元，仅相当于流向香港的对外直接投资的1／20；而且，这些投资的行业分布较分散，金融等服务类行业占了不小的比例，制造业的份额较小。中国对外投资存量中，流向欧洲的投资中制造业只有22.5％(2007年的流量中更是仅占6.5％)；而流向美国的制造业投资从2007年的流量上看相对比例大一点，占到53.3％，但是存量上就只有24.5％。这其中，流向制造业的投资也有相当的部分是为了获取先进技术，真正为了规避贸易壁垒的并不多。由此判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遭遇的贸易壁垒关系不大。
其次，关于制度质量与对外直接投资。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安排支配着公众及私人的行为，从而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导致经济绩效的差异。大量文献证明，制度质量较高的国家中私人投资率和资本产出更高，因为制度是资本市场运行的基础，稳定的制度框架是投资所需要的。我们采用反映制度质量标准的经济自由指数(EFW)来分析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是国企，不少大型国企对外投资目的是为了获取战略资源，较少考虑经济效益，由于有国家的支持，即使相当时间内在经济上无利可图仍然会进行投资，这和经济自由度提升所要求的是不一致的，因此中国经济自由度可能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不明显。
这里我们分别选取中国近年来每年所遭受到的反倾销次数(antid)和中国的经济自由度(EFW)作为中国企业在出口中遇到的贸易壁垒和中国的经济制度的变量，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仍然使用对数形式。
同实证模型一相似，我们也检验了antid和EFW的序列稳定性，结果为这两个变量也是差分稳定的，回归方程中采用差分形式，以d(*)表示相应变量的一阶差分。
由回归方程3可知，d(antid)和d(EFW)的系数都不显著，而且它们的联合F检验也不显著，可以认为，antid和EFW的变化不能引起lnofdi的变化。虽然数据不够充足，但我们也能从某方面来印证上述的推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并不是以绕开贸易壁垒为目的的，中国的经济自由度对扩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也没有起到明显的作用。
四、结论分析与建议
本文的分析结果表明：
第一，能源的需求上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显著，验证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资源导向型的特点，能源需求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中国经济的发展对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大，大量依靠进口。而要想获得稳定的资源进口源，中国有必要在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
第二，出口增加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关系显著为正，这和很多文献得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是替代型”的结论不同。前面的分析中也提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商业服务业占去了43.1％，而且还有速度加快的趋势。在当前形势下，中国的出口额越大，对这类对外投资的需求也就越大。
第三，出口、能源需求、人民币汇率、GDP、制造业RCA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即使短期内有所偏离但是长期来看还是会恢复到均衡状态。相对而言，汇率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小一些，而能源需求和出口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最大。
第四，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揭示。中国的出口额、能源需求水平的变动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Granger原因。也就是说，出口额、能源需求水平不仅同期变动而且滞后变动对中国对外投资的变化都会造成影响。
第五，从综合利益来考虑，中国GDP增长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是显著为正的，这类投资最符合一般意义上的跨国投资原理。虽然目前这类投资的效果都不佳，甚至亏损严重，但追求投资收益是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因素，中国此类直接投资将会继续增加。
第六。中国经济自由度和出口遇到的贸易壁垒对对外直接投资都没有明显的影响，这和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处于起步阶段、总体水平不高是有关系的，国内的企业真正做到跨国生产和销售的还很少。
针对中国对外投资的现状并依据上述结论，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其一，要想提高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就需要大力发展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这不仅是要利用其大市场规模经济的区位优势，更重要的是可以获取先进技术和绕开贸易壁垒，真正使我们的企业成为跨国公司。
其二，以资源获取为目的的对外投资继续扩大，需要慎重和妥善处理与当地的关系，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不能是掠夺式的开采资源，更重要的是互利共赢。中国投资的主要资源区域集中在中东、俄罗斯、东南亚等地，但是这些区域的很多采油行业都被一些发达国家的大能源集团巨头掌控，在选择直接投资和与它们进行合作的同时，一定要周全考虑对这些巨头的一些下属分公司实施的并购和股权收购。
其三，政策制定部门不能在制定了“走出去”的促进措施后就觉得万事大吉，要跟踪关注“走出去”的效果如何，从而及时地调整相关政策。目前从“走出去”的现状来看效果并不佳，以绕过贸易壁垒和实现跨国生产与销售为目的的对外投资所占比重很小，贸易类投资占的比例过大。
其四。对于国有企业的跨国并购和跨国生产行为一定要严格监控，要严防某些国企以实现个人利益为目的的对外投资。《中国对外投资公报》显示，2007年末对外直接的投资存量中，国有企业占的比例为71％，是绝对的主力军。国企改革的目标之一是要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大量的国企资金流向海外的行为就必须要处于有关当局的监控之下，并将进展情况公布于众。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的“大无畏”和民营企业“走出去”的谨小慎微形成的强烈对比，也应该能为我们提出这样的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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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15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随着现代公司社会责任运动（CSR）的发展，对于中国的评论更多是关于评论者自身，而不是关于中国。同时，伴随着中国在世界舆论中地位的变化，中国终于步出了“罗夏测验的时代”（意指被置疑的时代），而进入了“崛起的时代”。这种变化不仅对于中国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对于世界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西方人士对于中国的公司社会责任运动抱有一种复杂的心理。他们既希望中国的崛起能够帮助他们摆脱困境，同时又担心中国经济缺少一种公正且可以得到有效执行的规则。虽然这种看法是基于大量的证据而得出的，但是却反映了西方人对于中国正在发生的社会及经济方面的巨大变化缺少足够的认识。
中国对于可持续发展的态度最终将会决定中国经济如何成长。实际上，中国在这方面的态度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虽然任何关于中国的简单概括都注定是错误的，至少从某些方面来看，中国当前的发展状况是相当乐观的。
当前，中国在公司社会责任方面的做法结合了当地的实际情况及西方世界的做法。虽然西方消费者的看法仍然占有重要的位置，但是，当前的中国公司社会责任已经变得更加成熟，其所关注的已经不仅仅是西方的利益，而是更多地倾向于在中国的西方公司的看法、国内日益成长的企业、海外的中国企业以及中国消费者及政府官员的意见。
根据BSR在中国十几年的经验，我们认为，中国对于公司社会责任具有自己独特的做法，而且这种做法与国际标准之间的差距也在不断变小。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人们开始接受公司社会责任，并且直接或间接地从中得到好处。BSR曾经与数家电子企业、深圳市政府、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紧密合作，以帮助其供应商的满足与社会责任及环境相关的国际标准要求；在过去三年里，BSR通过中国培训计划（CTI）培训了1000多名管理人员。这些管理人员来自500多家企业，其员工总数达到100万人以上。更为重要的是，CTI注重当地企业的能力培养，从而使当地的机构能够持续地开发、提供培训课程，强化培训效果。
上述各项活动的发展速度远超从前，向我们揭示了如下的趋势：1、中国及西方的机构已经认识到，依靠“合规性”模式来推行CSR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开始强调能力培养。这种做法可以直接导致中国的供应商与顾客结成伙伴关系，从而提高他们在社会责任及环境方面的表现。2、在推进CSR方面，中国公共机构的参与度大大提高。这主要是归因于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这种做法提高了CSR的合法性。3、更加依赖合作模式，即公、私、社会团体之间的合作、行业组织间的合作、与学术机构的合作等。虽然在数量、模式上还不能与西方国家相比，但是从整体上看，合作已经是一种趋势。
这种趋势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虽然中国政府的参与并不能完全保证公司社会责任运动的成功，但是如果没有中国政府的参与，则是绝对不能成功的。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开始参与一些主要的国际行动，例如联合国的全球契约以及社会责任标准ISO26000。同时，我们还看到中国企业在去年提交了20份CSR报告。随着中国在国际论坛中参与程度的增加及主导地位的建立，中国将成为国际CSR运动中的主要成员，而这将有助于建立真正全球意义上的CSR组织。第二、通过自发建立企业行为标准，可以促进中国的法治建设。第三、很明显地，中国经济已经与除中国之外的50亿人口紧密相关，而这些人会要求中国企业遵守劳工标准，具有更高的透明度并且爱护环境。而关于中国海外投资（主要在非洲和南美洲）的评论，则会导致企业行为标准的产生，最终促进CSR的整合。
随着中国逐渐摆脱由外国强加的行为标准而采用国内的公司社会责任标准，我们第一次看到数百万的工人暴露在清晰的规则之前，越来越多的合作项目正在努力将承诺变成现实，同时越来越多的媒体及政府官员也在努力保证规则的实施。这个体系中仍然存在着很多漏洞，因此仍然需要大量的工作、创造性的想法及说服行动。虽然如此，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变化的种子已经开始生根发芽。
（作者系美国商业社会责任组织（BSR）公司总裁兼CE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