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08 17:43:41
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型，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进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律师文化作为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因为律师制度的产生、推广、应用必然会产生一系列文化效应、文化价值观念和文化价值取向，从而形成一种文化类别，而这种文化价值观念、文化价值取向正是律师文化的核心，它决定着律师文化的构成，支配着律师制度的运行和发展。因此，要搞好律师文化建设，首先必须研究律师价值观念，建立律师价值观念文化体系。本文试图从哲学的角度对律师价值观念文化作以初步探索，以期有所裨益。
一、律师价值观念文化的涵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人类活动是有目的的，其目的就是创造和获取能够满足自身或社会需要的具有价值的物质财富和观念财富，人类活动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人类对客观事物进行价值判断的过程，其判断在于从价值的角度对客体进行评价，从而形成自己的价值观。所谓价值就是客体与主体需要之间的一种肯定或否定的特定关系，价值观就是人们对价值问题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所以，价值观是人类文化的核心，决定着文化的本质，律师价值观同样是律师文化的核心，决定着律师文化的发展方式。wWw.133229.cOM因此，研究律师价值观念文化，科学界定律师价值观念文化的涵义，是推动律师文化建设工作的理论基础。
关于律师价值观念文化的涵义，是目前理论界讨论的热点，但至今没有达成共识。笔者通过对多种观点研究后认为，从哲学意义讲，律师价值观念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既包括低层次的社会心理，如传统、习惯、作风等，又包括高层次的社会意识形态即理想、信念、宗旨、哲学、思维方式等。基于这一认识，笔者认为，律师价值观念文化是以心理、观念和理论形态为存在形式，其涵义应定义为：律师价值观念文化是由诸多因素组成的一个综合体、复合体，它是在长期律师业务活动和律师管理实践中，由律师群体共同创造而形成的传统、习惯、作风、理想、宗旨、信念、道德、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等因素的总和。
二、律师价值观念文化的特性
律师价值观念是律师文化的核心，决定着律师文化的本质，律师价值观念文化的特性直接决定了律师文化的主要特性。通过上述对律师价值观念文化涵义的界定，笔者认为，律师价值观念文化具有下列特性：
（一)律师价值观念文化是一种特殊的创造性活动。与一般文化一样，律师价值观念文化虽然也是对律师业务活动与律师管理实践中己有的文化特质进行不断总结和再创造的活动，但是，律师价值观念文化却是一种特殊的创造性活动，其特殊性在于它是为培养律师群体共同意识而进行的一种具有律师文化特质的创造性活动。
（二）律师价值观念文化是法制社会形态下的价值产物。马克思理论认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在特定的社会形态下产生，律师价值观念文化建设同样离不开经济基础以及在此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一定社会形式。律师是法制的产物，它是以法制社会形态为基础，可以说没有法制就没有律师，所以，律师价值观念是随着法制社会的产生、发展而逐步形成的，这也是律师价值文化观念区别于一般文化的根本标志。 （三）律师价值观念文化是一种具有商品属性的价值观。律师虽然是法制社会的产物，但是其与检察官、法官、警察的性质不同，它参与法律活动并不是直接依据国家的法律，而是基于当事人的委托，其与当事人之间是一种有偿的服务关系。这种有偿的服务性质决定了律师价值观念文化从一产生就具有商品属性，这也就是律师文化区别于检察官文化、法官文化、警察文化的根本标志。
三、律师价值观念文化的内容
律师制度，是指国家法律规定有关律师的性质、任务、组织、和活动原则，以及律师如何向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是国家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律师业的发展水映了一个国家法制文明的程度的高低。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发展以及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国家民主法制建设的不断发展和司法制度改革的深入，对律师提供的法律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无论是律师队伍、律师的素质、律师的执业水平、律师执业机构等都需要有更大的发展。律师业发展的实践证明，律师业的发展同时代的发展和要求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什么时候律师业向社会提供了高质量的法律服务，满足了国家的需要、时代的需要、法制的需要和人民的需要，什么时候律师业就会获得更大的发展。中国已经加入WTO，同世界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同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方略实施的不断深入，新世纪的律师业再次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来，我国律师业的发展速度很快，律师在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与民主与法制建设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律师队伍已经发展成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培育健康发达的律师业对于建立完善的国家司法体系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律师制度法治完善对策
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发展以及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国家民主法制建设的不断发展和司法制度改革的深入，对律师提供的法律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无论是律师队伍、律师的素质、律师的执业水平、律师执业机构等都需要有更大的发展。律师业发展的实践证明，律师业的发展同时代的发展和要求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什么时候律师业向社会提供了高质量的法律服务，满足了国家的需要、时代的需要、法制的需要和人民的需要，什么时候律师业就会获得更大的发展。中国已经加入WTO，同世界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同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方略实施的不断深入，新世纪的律师业再次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
一、律师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
一般而言，律师通过帮助解决民事、刑事等案件中参与到诉讼中，律师通过辩论与法官交流等方式参与诉讼，有利于案件的解决。我国《律师法》第二十五条明确规定了律师为社会提供发律服务的内容和范围：（一）担任法律顾问；（二）担任诉讼人：（三）担任刑事辩护人：（四）担任非诉讼，参与调解和仲裁；（五）解答法律咨询，法律文书等，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
根椐我国《律师法》规定，我国律师的任务具体表现为：
（一）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在我国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具有明确的规定，即法律规定和保护的当事人应当享有的权利和利益，对于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权利，律师应当坚决维护，对于某些法律没有明确的权利，只要不是法律禁止和限制的，律师也要尽力维护。而且当事人合法权益一旦受到侵害，维护的方式与途径也多种多样，既可以通过协商解决，或第三人调解解决，也可以通过国家公共救济的方式解决。但必须注意的是，维护的首先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不是非法权益，即使是实施了非法行为的人的合法权益，律师也应当予以维护；其次维护的合法权益必须是当事人或与当事人有直接或间接利害关系的合法权益，如与当事人无关，则不是律师应尽的责任范围。
（二）维护民权，制约国家权力与政府权力
律师是其客户的代言人，代表民众的利益，因而是与公共权利相“对抗”的，尤其表现在刑事诉讼中。因为国家与政府权力的膨胀与滥用导致对其限制成了一个重大课题，国家权力滥用可能比个人的危害更大，这就是为什么在刑诉中控制国家权力，如刑诉中的排除合理怀疑以证明标准与无理由地拒绝陪审团人员的制度，证据排除规则等，这体现了对政府权力制约和对个人权力尊重的价值观念。当然这种制度也不是完美无缺的。
（三）、维护法治统一
但是，应该看到，法治也是有其缺陷的，明显的例子，就是法治社会建立在依照法律有良好的可预期性基础上，即使过去存在的规则统治将来的生活，这样可能产生法律跟不上社会发展的情形；而如果法律频频修改的话，又往往会减弱法律的权威性，因为权威恰恰是建立在不变的基础上。这些就出现了法律的稳定与社会的日新月异的变化间的矛盾，而正是这一矛盾表明了一个社会是法制社会。我思考了一下我国古代社会的“法治”，其最大问题是法治不统一，包括空间维度和时间为维度上的不统一，充满了个别主义，每个案有每个案的判决方式。因而法律的确定性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是不存在的，一个人的利益受保护程度与其个人身份实力有关，恶霸横行成了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正式的法律不足以平等地恒定地保护人民的权益。另一方面，法治的统一性取决于司法过程中的制约，使法官不能随心所欲的判决。这背后蕴藏着知识的制约，法官受到律师的制约。我国的法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律师有义务促进和维护法治的统一。
（四）增进“法律共同体”的团结
我们知道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采取各种方式促进法律共同体的团结，如统一的法律教育与训练背景，而我国的法学教育层次繁多，甚至法官的任命不需要法学教育，我认为最大的根源是选任上的的混乱。另外，国外的三种法律职业都需要需过统一的考试，且有研修过程使大家都经历和体会三种职业，这样三种职业的团结强化了。美国和香港等地一般做法法官是做律师的顶峰，有利于法官拒贿，制约律师耍花招。有效的在知识上引导诉讼，且法官更理解这个制度和律师的行为，这也有利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团结。
二、律师履行上述使命的现实障碍
（一）律师缺乏历史资源的支持。
一个社会有其文化传统，现在社会仍受其影响。我发现中国古代社会逻辑学不发达，与西方相比缺乏层层论证。如东西方都出现的对话题文章，孔子的话很简练，缺乏明确界定，例如何为“仁”；而柏拉图则特别长，对概念的界定很清晰，层层跑析，例如何为“正义”。不讲逻辑是中国法律史和思想史的最大缺陷，这便导致了社会对律师以“敌意”，如儒家学派对邓析的攻击，律师这一职业在中国历史上未出现，而讼师讼棍与律师想差甚远。现在人们对律师的看法仍有不同，并没有把它作为令人尊重和高尚的职业，甚至还对律师做一些不合理的限制。因而，律师这一职业并未得到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支持。
（二）、官民隔阂带来的律师地位难以提高。
我们都知道，法官的职业从本质上是反等级的，以为司法独立说到底是法官独立，是排斥等级的，可是，我国的司法改革中也涉及法官的等级制度问题。官本位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导致了对律师的不尊重，律师在公共生活中不能享有崇高的地位，因而社会中出现李有些律师借助“行政职位”来提高自己地位的现象。则当然不是一种好的现象，因为律师应该有自己的知识荣耀和逻辑。
（三）律师选用标准还不够高
现在律师资格考试受到了关注，并且有严格的趋势。但在参加律师资格考试的标准方面，我国恐怕是最低的，在国外一般需要有四年的法学本科学习。当然，我们所要求的参加律师资格考试的标准有历史原因，有其一定合理性。但现在随着对法学教育的反思，参加考试的资格标准会有所提高，以便形成一个高水准的律师共同体，以保证我们的产品质量。所以律师要获得自己的尊荣必须提高自己的标准，法官、检察官也是这样。
（四）律师过浓的商业气息会损害律师履行自己的使命[1]
律师是法律职业者，有正义于改进社会现状的利益在里面，它不仅仅是个“饭碗”，还应是一种抱负，否则会成为社会中不受欢迎的人，甚至会成为社会的敌人。
（五）律师职业的伦理规范缺乏广泛的社会认知
律师有其独特的职业伦理规则，它不同与其它职业，甚至不同与法律中的法
官职业，例如律师为其客户保密的义务。这些职业伦理规范不仅仅要在律师界达成共识，更要让社会了解律师职业的特点，理解和尊重律师职业。
三、我国律师与法治建设的关系
（一）律师是法律尊严的坚决维护者，是完善法治实现法治的重要力量
律师制度是国家法律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我国，有人形象比喻律师同法院、检察机关、公安机关为法治的四个轮子，缺一不可。律师在我国法治建设中的作用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律师的职业活动有助于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律师制度为国家法律所确立，体现的是现代司法制度和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律师制度以建立与国家司法制度建立的宗旨完全一致，就是要维护法律的尊严，促进法律的正确实施，实现司法公正。律师在执业过程中一方面作为当事人的人，帮助当事人实现其合法的利益，同时律师作为法律专业人员，在执业的过程中要对法律负责，对国家负责，律师如果不能有效的把维护国家法律的正确实施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机的结合起来，律师的职业就会偏离正确的方向。在诉讼领域和非诉讼领域，律师执业的这一过程都表现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与促进国家法律在现实生活中有效实施的有机统一。
2、律师通过提供法律服务，在帮助公民、法人、单位正确行使法律权利，保护其合法权益的同时，有助于在全社会形成权利观念、法制观念。法律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体，但其终极价值在于追求权利观念的实现。律师在案件过程中，通过提供法律服务，维护和促进了法律的实施，使得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能够充分体现并得到有效的保护，这对于提高公民的权利意识，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培育法律现代化发达的土壤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3、律师的执业过程实际上也是对国家司法的监督和制约的过程，有助于减少司法腐败，促进司法公正[2]。律师独立于国家司法机关的体系之外，律师执业的权利更多体现的是私法上权利，这种私法权利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要通过对国家司法机关的共权的制约来实现。由于现行司法制度的客观的制约作用，这种制约只要在具体操作过程不被扭曲的情况下，其作用的发挥是显而易见的。
此外律师在完善国家法治，促进国家立法的权威性、科学性、统一性、可操作性方面也可以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律师是法律的最忠实的实践家，对于法律本身存在的缺陷于不足具有发言权，对法律的社会底蕴体悟也最深，因此律师是国家法治完善的重要力量。这在西方国家体现的比较充分的认识，更没有被有效的挖掘和利用。
(二)进一步发挥我国律师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作用的对策
1、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律师制度。
我国法律律师制度的建设是从八十年代初《律师暂行条例》开始的，一九九六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律师法》，标志着我国律师法律制度建设的进一步完善。但是《律师法》毕竟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随着律师实践的发展和新的要求，《律师法》的有些规范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如律师的规范、律师惩戒等需要根据新的情况、新的形势进一步完善。
2、进一步提高律师的自身素质。
由于法律服务本身专业性较强，同时法律活动本身同公民、法人组织国家的利益密切相关，这就要求律师要具备较高的素质。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律师制度的历史很短，参加律师考试的条件、内容、科目都不断发生变化和调整，被考核授予律师资格，加入到律师队伍中的人员参差不齐，因此我国律师的素质总体上还不尽人意，这不仅仅表现在法律素质方面，还表现在律师的道德方面、政治素质方面。由于律师自身素质的问题，直接影响了律师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的作用的发挥。
3、进一步改善律师的执业环境。
改善律师执业环境，包括执法环境的改善、司法人员对律师执业的尊重、司法制度的健全、律师权益的有效维护、法律服务市场的有序竞争等。目前突出的问题是律师在执业过程中的合法权益特别是人身权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另一个突出问题是法律服务市场的净化问题。由于法律服务具有盈利性的一面，因此在法律服务市场上除了律师之外，还有其他非律师人员参与提供法律服务，还有基层法律服务人员，还有所谓专打关系案的“黑律师”，规范的法律服务市场的秩序远未建立起来。所有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律师的正常执业，影响了律师社会功能的充分发挥。
四、对我国律师业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对策
律师业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是制约我国律师职业化进程的重要因素，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律师业发展相对落后的局面如果不仅快扭转也很难适应在西部开发中法律服务的需求。因此，无论是从加快我国律师职业化的进程的角度，还是国家西部大开发的发展战略的角度，对律师业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都应该引起高度的重视。律师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直接影响了我国律师职业化的总体进程。因此，要推进我国律师职业化的进程，就必须高度重视律师业发展地区不平衡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观键，就是要采取分类指导，政策扶持等措施来缩小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
（一）、是要对西部律师业的发展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3]。
如律师税收上的优惠政策，鼓励西部律师与东部律师联合办所，促进西部律师事务所上规模、上层次等，制定优惠政策鼓励高层次法律人才向西部流动。
（二）、是对西部律师业要加大改革力度，推进当地律师职业化进程。
西部律师业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西部一些地区律师职业化程度较低，如国有所改革的步伐太慢，律师职业的积极性没有充分调动起来，没有在律师事务所内部建立起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
（三）、是要采取措施，加大教育培训的力度，着力提高西部律师的素质。
为适应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吸引外部人才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还是要立足本地人才的培养和素质的提高。要着力通过培训教育等手段提高西部律师素质。
（四）、要积极培育西部法律服务市场，为律师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执业环
律师管理部门要加强同其他部门的联合，在西部一些大型项目上要求律师
提供法律服务。同时要加强对西部法律服务市场进行整顿和规范管理，为西部法律市场的培育和律师的执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五、关于在我国建立和实施法律援助制度的必要性
目前，在世界上有一百四十多个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将法律援助确认为保障公民权利，实现司法公正的基本原则，并建立了相应的制度。但是作为制度化、系统化的法律援助的出现是在九十年代，以新《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为标志，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有了基本的法律依据。法律援助作为国家的一项制度，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是我国社会文明进步的必然趋势。
（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客观上要求建立法律援助制度。
由于新旧体制转变和改革的深入带来了利益格局的调整，从而不可避免的在社会发展中出现贫富差距。因此切实保障经济状况较差的公民的基本的生存权，是他们平等的享受法律规定的权利，以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同样是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而法律援助制度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力得到切实的实现。
（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公民权利意识不断提高是我国法律援助制度产生的政治社会基础。
国家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的开展了大规模的普及法律教育，广大人民群众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自觉性大大提高，这在客观上为法律援助制度的产生奠定了政治社会基础。
（三）国家法律顾问体系不断完善是我国法律援助制度产生的法制基础。
《律师法》则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要求以专章的形式规定了律师法律援助的内容，法律援助作为国家的一项制度得到了法律的确认，这样，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就有了法制的基础和法律的保障。
（四）律师队伍的不断壮大，律师队伍的超速发展为建立和实施法律援助制度提供了队伍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近几年，为适应国家民主法制建设的需要，国家加快了律师工作的改革与发展步伐，律师队伍迅速扩大，律师素质明显提高。从而律师承办一定的法律援助的案件不仅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是非常必须的。
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律师制度的发展也有一个不断探索和不断完善的过程。毕竟我国的律师制度恢复重建只有短短的二十年，律师职业还是年轻的职业，有许多规律需要认真的探索和总结，国外有律师业发展的经验还需要认真的汲取，实践当中还会不断出现一些新的问题需要解决，建立有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律师制度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我相信，在新的世纪，随着我国律师业的健康发展和律师制度的不断完善，我国的广大律师将对于国家的民族法制建设，对于推动司法改革、促进司法公正作出更大的贡献。
注释：
1、二00二年赵晓海〈〈中国法律法规大全〉〉第208页
2、二00五年第四期孙国栋《律师文摘》第21页
3、二00五年八月杨立鹃〈〈走进中国大律师〉〉第315页
参考文献
1《中国律师业发展问题研究》李本森吉林人民出版社
2〈〈公正与律师制度〉〉谢右平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3〈〈北大法律网苑〉〉二00二年第一期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关键词：律师；风险；胜诉酬金；完善
近日，某法院审理了一起新鲜的官司，甲律师将他的当事人a公司告上法庭，其具体案情如下：a公司委托甲律师所在的律师事务所，通过诉讼办理向b公司追讨工程款事宜，该律师事务所委托甲律师担任诉讼人。事务所与a公司签订《协商收费协议》时约定：若经努力该案的终审判决书或调解书中的被告应付款总额达到100万元以上，则a公司得100万元，100万元以外的超出部分作为费归方。此案经法院审理，判定b公司支付a公司工程款1025895.5元，并承担该款自2000年8月10日起至判决生效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利息的20%.之后，a公司不愿支付费用，甲律师向法院递上诉状，而这次他告的是a公司。他认为，其为a公司诉讼，经努力争取到应得款项100万元的胜诉结果，按协议应得费。
此案涉及的问题是律师风险制度。律师风险是指当事人不必事先支付服务费用，律师事务所即为其开展全面诉讼或非诉业务，待事务成功后，当事人从所得财物或利益中提取协议所规定的比例支付酬金，如果败诉则无需支付律师酬金，这种律师收费方式在国外称为胜诉酬金或附条件收费。律师风险制度是目前国际上比较流行的律师收费方式，在我国的法律服务市场中，也屡屡为当事人和律师所采用。但是，这种极具生命力的律师收费方式却没有得到现行法律和律师职业道德的认可和调整，处于“违法”的尴尬境地，造成实践中的混乱和无序。对此，理论界也是众说纷纭，见仁见智，笔者也想就此问题作一个粗浅的探讨。
一、国外的律师风险制度风险制度起源于美国并迅速流行起来，但是由于各国法律文化传统、政治、经济等发展的不同，各国对律师风险制度所持的态度也不同。
美国《律师职业行为示范规则》就胜诉酬金问题作有详细的规定，该规则第一章第五条指出：律师收费可以是根据提供的法律服务的结果来收取胜诉费。胜诉费协议应以书面形式，载明确定收费数额的方法，其中应包括：收费比例，或者应在处理事务、初审或者上诉审、诉讼中自然增长的收费比例，需从追偿到的财产中扣除的比例及其他费用，以及是在收取胜诉费之前还是之后扣除这些费用。实行收取胜诉费时，律师应当用书面形式向当事人告知结案情况，若获得追偿，应当将追偿到的财产数额及确定的方法告知当事人。但考虑到胜诉酬金在一些特殊的案件中也是违反法律和公共政策的，以及考虑到基于胜诉的可能性而去提高胜诉所得费用中的律师费比例将会鼓励投机，有可能破坏律师独立的顾问和有效辩护人的功能，因此，对下列案件中的费用律师不应将其纳入收取胜诉费的协议中：（1）在家庭关系案件中的任何费目，如生活费，保障离婚后的生活费，赡养费或者财产等。（2）在刑事案件中，被告的律师不得收取胜诉费.另外，法律严禁用胜诉费的方式去雇请检察官业余办案；禁止律师作为说客或政府合同的介绍人而收取比例费。在酬金比例上，其幅度比例一般在20%~60%之间，纽约、新泽西等州对律师的胜诉费实行最高不得超过50%的限额。可见，美国对胜诉酬金采取有条件承认的原则。
日本是采取肯定律师风险制度的作法并对其进行了详尽的规定。根据1975年4月1日起施行的日本律师联合会章程第二十号——《报酬等标准规程》（以下简称《报酬规程》），日本也确立了类似美国“胜诉费”的胜诉酬金制度，该《报酬规程》第2条认为：“酬金，是在诉讼案件等具有争讼性的案件中，达到了委托目的时，委托人支付的报酬。这种报酬，称为成功报酬”.日本律师的收费标准介于欧美与东方国家之间，涉及财产的诉讼案件、非诉讼案件、行政审判事件，律师受案先收取手续费，胜诉时收取胜诉费；败诉不再另行收费。值得注意的是，在刑事案件中，刑事辩护除按规定收取手续费外，还按照对被告量刑情况不同收受不同的胜诉费。如地方裁判所和高等、最高裁判所审理的案件，手续费30万日元，胜诉费分为无罪判决40万日元，有期徒刑缓刑30万日元，判决刑期低于检察官的刑期，酌情付酬.另外，《报酬等标准规程》对于调停案件与审判外和解案件、假扣押案件、假处分案件的胜诉酬金收取都作了具体的规定。
英国对胜诉酬金采取全面否定的态度。《1974年律师法》第59条规定，律师可以与当事人订立书面协议，规定其办理诉讼事务的酬金，但该条同时规定，律师不得将这一规定以及本法第60-63条规定作为从事下列行为或者订立下列协议的法律依据：在受当事人委托为他提起或其他法律程序时，通过协议与当事人约定，只在胜诉时才向当事人收取酬金。
二、律师风险制度的性质和特征我国没有任何法律规定了律师风险制度，根据国外对于风险制度的规定，我们可以分析该项制度的性质和特征。
（一）律师风险合同的性质问题律师风险合同是一种合同无疑，但是它属于什么性质的合同，理论界见仁见智。一种观点认为风险是一种承揽合同，即当事人一方（律师）按照他方（委托方）的要求完成一定的工作，并将工作成果（胜诉的结果）交付给他方，他方（委托方）按照约定接受工作成果（胜诉的结果）并给付报酬（胜诉酬金）的合同。另有人认为风险合同实际上是一种悬赏广告，是当事人向律师发出的一种“广告”：谁能帮我打赢官司，我就付给他多少钱。当然，同典型的悬赏广告比较又有不同之处：在一般悬赏广告中是当事人的信息强于拾借者，而在风险中似乎是当事人的信息弱于律师。仔细分析风险合同的内容我们就可以发现，风险合同更符合委托合同的性质，即合同双方的一方将自己的事务交给另一方（律师）处理，另一方（律师）以委托人的名义办理事务，并且最后的处理结果（胜诉的结果）归结于委托人的协议，可见，律师风险合同不仅是一种委托合同，而且是一种典型的委托合同。
（二）律师风险合同的特征1、律师风险是建立在委托人与律师的相互信任基础上的。
律师风险的委托人是将自己的法律事务委托给律师办理，他是因为信任律师才将法律事务委托给律师的。而律师尽管依委托人的意思办理法律事务，但必须依自己的意志来决定具体的意见。律师风险要求取得胜诉结果的目的决定了它只能发生在双方相互信任的特定人之间。所以，律师必须亲自处理受托的事务，不经委托人同意，除法律或合同有特别规定者外，不能转托他人处理委托事务，否则构成违约。
2、律师风险是一种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
律师风险的律师最终能否获取报酬，由为委托人处理的案件是否胜诉决定。胜诉了就获得报酬；败诉了，则为无偿，律师不仅不能取得任何报酬，甚至可能损失相当数额的前期投入。所以，与一般比较，风险就是把律师的报酬与案件结果联系在一起。
3、风险合同的标的是处理委托事务的行为。
风险合同的标的是处理委托事务的行为，而且具有特定性，即律师的行为的目的就是要达到胜诉的结果。但该委托合同不适用于那些必须由当事人亲自履行的身份行为和需要利用他人特定技能完成的行为。
4、律师风险在收费方式上呈多样性。
三、律师风险制度的价值评析律师收费制度涉及到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律师在社会中的角色形象、律师及律师职业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等重大课题。不仅如此，律师收费制度的科学、合理与否，还关系到公民合法权益的维护水平问题，关系到整个诉讼、司法制度的功能能否有效发挥的问题，关系到社会正义与法律秩序的维护问题。因此，西方各国对律师收费制度极为重视，从整个法律制度有效运行的高度出发，采用最能体现律师行业特点的合理的律师收费制度。
我国1997年颁布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未对胜诉费作出规定，只规定了计件收费和按比例收费两种收费方式，对胜诉收费持否定态度。然而，风险在实际中却大量存在着，很多案件中，胜诉收费成了当事人和律师的共同选择，而律师主管部门对这种方式也采取了默许的态度，这就为这种方式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使之近年来呈上升趋势，成为我国律师收费方式的一项重要内容。
针对我国法律服务市场的风险的收费方式，理论界对此褒贬不一，有人针对律师风险制度存在有多种疑虑，主要包括以下观点：1、胜诉收费会导致律师无事生非，当事人无理缠讼，导致滥讼，加大法院的工作量，有违效率原则。2、一方面是当事人应当得到的利益受损，另一方面又让律师获得较多的、不适当的利益，实际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3、在诉讼理由和证据处于劣势的一方，如果和律师签订了风险协议，该律师要通过合法、正当的途径获得胜诉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是与司法人员接触，通过不正当手段，甚至贿赂司法人员而获得胜诉。这样会导致司法腐败，干扰司法公正。4、律师为获得当事人的聘请，收取当事人的费而轻易做出胜诉承诺，有包揽诉讼的嫌疑，违背律师的职业道德，不利于树立律师的诚信形象。5、胜诉酬金不能公平体现律师的社会价值。律师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过程，需要运用律师各方面的知识、技巧、经验和能力，这是一个综合的法律服务过程，不能用作为结果简单的胜诉或者败诉来衡量律师的服务。6、胜诉案件再审该判败诉时，律师所收费是否该退还、退还比例如何确定。一个案件终审胜诉后，有可能因审判监督程序的改判而败诉，由于风险中律师的收费比例较高，一旦发生此种情况，将会引发当事人和人之间的风险纠纷。7、法院处理风险案件的纠纷没有相关的法律依据，会导致风险司法纠纷处理结果的矛盾和无所适从。
我们应当承认，每一种制度产生后会不可避免地与其他制度产生冲突，但它的产生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的一面，律师风险制度也不例外，而且也有它存在和发展的空间。
1、胜诉酬金制度的激励机制将大大增强律师工作的积极性和责任心。1996年《律师法》将律师定位为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律师行业被正式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列，律师通过自己的知识、技能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当事人则通过给付金钱的方式向律师支付酬金，律师和当事人之间达成的这种双向合意的社会契约行为实质上是一种商业行为，它是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一个人包括律师和当事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他们都要以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为目的，在这种意识支配下，当事人支付给律师的胜诉酬金能最大程度体现律师法律服务的商品价值。由于律师报酬的取得与案件的诉讼结果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甚至律师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案件的“当事人”，律师在诉讼过程中必然会极尽自己的智慧、能力，认真谨慎对待案件，从而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2、从当事人的角度来看，胜诉酬金制度为其合法权益的维护提供了有效的法律保障。一方面，胜诉酬金制度大大提高了律师的责任心、积极性，使其愿意为当事人的利益（其中包含着他自身的利益）提供最充分、最优质的法律服务，从而在客观上为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法律保护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另一方面，对我国很多人来说，律师服务费是一个高额的投资，因为付不起律师费而放弃诉讼的情况屡见不鲜，这种现象的存在对我国法治社会的建设造成了诸多消极影响，所以，目前确立一个合理的律师收费制度对于我国需要法律服务而付不起律师费的人来说是非常必要的。胜诉酬金制度对一些存在胜诉可能但又暂时无力支付律师费的当事人提供了获得优质法律服务的机会，从而使其合法权益能获得必要及时的法律保护，在增强公民的权利意识的同时，也有利于维护社会正义和法律秩序。
3、律师风险制度的产生有利于增强我国律师的国际竞争力。我国加入WTO后，法律服务市场将逐步开放，我国对外国律师业务的限制将逐步消除。为了与国外律师平等竞争，使我国律师在国际法律服务市场立于不败之地，律师制度改革势在必行。这种改革应该是多方面的，凡是影响律师服务质量提高的一切软、硬环境都应当加以完善。合理的律师收费制度是平衡和解决律师法律服务商业价值与当事人要求服务内容及其经济支付能力冲突的原则和标准。胜诉酬金制度的出现，在更好地满足当事人对法律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强律师事务所及律师自身的责任感，有利于增强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在国内外法律服务市场中的竞争力。
4、律师风险制度有利于实现社会正义。首先，从法院的角度来看，在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下，法院要实现公正和效率这两大价值目标，就必须依赖诉讼双方在诉讼过程中的积极作为，诉讼的进程主要由双方当事人的律师来推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日本学者谷口安平认为：“诉讼从其本来的性质上就是律师的程序过程”.因此，司法功能的充分发挥有赖于律师的积极配合，而胜诉酬金制度则为律师的积极配合提供了制度支持。其次，对于处于弱势地位的当事人而言，虽然我国已经有了法律援助制度，但由于多种原因其实施的效果不尽如人意，风险正好可以作为这一制度的必要补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政府的压力，避免了由于风险的影响而不敢或不愿的无奈窘况，引导大量难以通过非诉方式解决的民事纠纷进入司法诉讼程序，这对于增强人民的法律意识和加快我国社会法法治化进程无疑具有一很大的促进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社会正义。
四、规范和完善我国的律师风险制度根据1997年3月国家计委和司法部联合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律师收费主要有计件收费和按标的比例收费两种方式，协议收费的范围仅限于“担任法律顾问”、“提供非诉讼法律服务”和“提供法律咨询、代书”等几类法律服务。该《办法》并不能解决我国律师收费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律师服务市场的混乱和无序状态依然存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律师的收入与付出存在有较大差异。律师付出同样的劳动，收入差别却很大，导致律师对某些法律业务趋之若骛，对某些法律业务却避而远之。显然，这是违反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的，导致法律服务市场的无序与混乱。
其次，统一的定价收费标准，将不同能力律师的收费限制在同一水平上，限制了竞争，无法体现公平、效率原则，从长远看，也不利于律师业的健康发展。
再次，收费形式比较单一，除了按件计酬、按比例计酬外，尽管存在计时收费、协商收费等收费形式，但其适用范围非常狭窄，排斥了国际上通行的收费形式。
最后，收费标准偏低。国外律师收费标准都是比较高的，这与法律服务的特殊性和律师职业的专业性是紧密联系的。较高的收入是吸引优秀人才向律师业流动的主要原因，这也是律师业得以发展的重要前提。而我国的律师收费标准却不能体现律师业的特殊性，更限制了律师业的发展。
总之，现行律师收费制度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和司法改革的现实需要，不能体现律师业的特殊性和发展规律，导致实践中各种“违法”收费形式的泛滥，造成法律服务市场的混乱，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必须对其进行改革。胜诉酬金制度作为国际上比较流行的一种律师收费方式，体现了法律服务的商品性，体现了市场经济的公平、效率原则，符合司法改革目标模式的要求，有利于解决我国目前在律师收费制度上存在的问题。考虑到我国的特殊国情，在确立这种收费方式时，既要充分发挥这种收费方式的优势，又要尽量避免其弊端的发生，所以，在进行制度设计时需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律师风险合同的效力确定律师风险的效力应从主体资格是否适合、意思表示是否真实以及合同的内容是否合法等方面来判断。从目前来看，没有一部全国性的法律对律师风险作禁止性规定。从理论上讲，法律没有禁止的都不构成违法。因此，只要风险合同的主体适格（即双方当事人是否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双方是在自愿的基础上订立）和合同的形式及内容合法，就可以认定风险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应当受法律保护，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双方应当履行，一方不履行，属违约，另一方可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
（二）律师风险的适用范围律师在办理法律事务时按有关事务涉及的财产金额收取一定比例酬金是合法的，但对一些可能影响到社会公益的案件不可以实行风险，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刑事案件的辩护不能采取律师风险。因为这种案件不会取得大额财产支付收费，同时，这种收费会诱使律师采取非法或非道德的方法获得无罪、罪轻、减轻的处罚。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被告均可以采取律师风险。（2）禁止律师对涉及人身关系的案件收取任何胜诉费。诸如离婚案件及追索赡养费、扶养费的案件。
（三）律师风险的收费标准律师风险作为一种新型的收费方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律师收费的必然趋势。但应对胜诉酬金的比例加以限制，因为胜诉酬金的比例过高不利风险业务的正常发展。其一，从当事人的角度看，之所以选择风险主要是因为此项业务与一般相比，无须为诉讼或非诉讼业务事先支付费用且有一定的胜诉保证，若胜诉酬金比例过高，即使赢了官司，当事人最后仍须为此支付高额的费，得不偿失，显然不利于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其二，如不限定胜诉酬金比例，则可能导致律师事务所的盲目攀比，形成不正当竞争。因此，对胜诉酬金比例应加以限制，高于普通，但不宜过高，可限定在30％－50％。这样，既可以维护当人的合法权益，也可以防止其过于投机性而有违社会公平观念。
（四）律师风险收费时应注意维护其权益为防止客户与他方私下达成协议，人有权为费用申请留置权，或就费办理转让书，人还应留意法庭是否保留否决风险合同的权利，如美国许多司法区，规定律师可以使用留置权来迫使委托人支付律师费，同样也适用于胜诉费的收费方式。律师可以扣押因业务关系而到律师手中的文件、存款或当事人的其他财产。
（五）律师风险要接受监管对于风险应当规定，凡属于协商确定的收费项目，可由各律师事务所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收费标准，报省物价局和司法厅备案，以便于加强监管。
（六）建立一套完善的律师收费争议处理程序因律师风险引起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对胜诉酬金的争议，我国并没有专门受理律师费用争议的机构，对因律师收费引起争议的解决主要是通过诉讼方式，这是不公平的，律师在法庭上忙完别人的事务以后又要为自己的律师费和自己的当事人打官司，不仅会损害当事人与律师事务所建立的诚信关系，而且还加大了律师事务所的风险，不利于律师行业的发展。香港地区规定任何人不能通过提讼的方式来解决律师收费问题，他们建立了专门的“讼费评定官”，通过讼费评定程序来解决这一问题。国外对律师费用争议也不通过诉讼的方式加以解决，美国律师可以通过诉讼来解决，但更多的是鼓励当事人通过仲裁的方式解决诉讼费争议。而英国规定如果收费协议涉及的是诉讼事务，那么在律师收取酬金前收费协议必须经过法院“讼费评定官”审查批准，收费协议不能通过诉讼形式强制履行，但协议中与酬金无关的规定则可以通过诉讼形式强制履行对收费协议的审查主要由法院讼费评定官进行。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因诉讼费引起的争议主要是通过诉讼途径来解决是不合理的，可以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方法加以改革，方案有二：一是从长远的合理目标看，应当在法院建立专门的类似“讼费评定官”职能的法官来解决诉讼费争议；二是考虑到目前我国现有的纠纷解决方式，律师和当事人对律师费用争议的解决应当以和解或者调解的方式进行，如果不能达成和解或者调解协议，应当鼓励当事人选择仲裁。
当然，在建立律师风险制度时也可以进行必要的试点，以便总结经验找准这一制度与我国本土法律服务市场的切入口，使其有效地为我国律师业的规模化、国际化服务。
注释：
1.[美]彼得。伦斯特洛姆（贺卫方等）。美国法律词典。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235.2.青锋：《美国律师制度》，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146页。
3.（日）河合弘之著，康树华译：《律师职业》，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162页。
论文摘要我国《刑事诉讼法》自1996年3月17日修改、1997年1月1日实施后，律师提前介入刑事诉讼，这是对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一项重大修改，是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一大进步，也是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里程碑，其意义深远，它不但体现了充分保障人权的观念，而且也体现了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正在与国际接轨，此项修改获得了海内外的一致好评。但是，从修改后的实施情况看，律师们普遍感到提前介入流于形式，律师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还受到很大限制，尤其是在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遇到的困难更多，公、检、法各有自己的《规定》、《规则》、《解释》，在执行中律师们无所适从，办理刑事案件难是律师们的共同感受。消除这些障碍、解决律师会见的问题势在必行，要彻底解决律师会见难的问题，就必须对现行的法律和规定加以完善，以立法的形式建立健全律师会见权实现的保障机制. 保证律师的会见权，对于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实现依法治国具有重要意义。认真学习贯彻当的十六大和十六界四中全会的精神，全面、正确的保障律师的会见权，必将使得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走向新的辉煌。关键词律师会见权 刑事司法制度 限制 保障机制 意义一、律师会见权的概念、特征及内容（一）、律师会见权的概念律师会见权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律师依法所享有的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律师会见权是律师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权利。律师的这项权利源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基于委托关系而产生的授权，二是基于律师的法律地位而享有的权利。前者以委托人的权利授权为前提，目的是弥补被追诉人在被限制人身自由时辩护能力之不足。后者是基于律师的法律地位而由法律赋予的权利。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是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和进行辩护必须进行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律师参与刑事诉讼，行使辩护权的重要内容。通过会见，律师了解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涉嫌的罪名及有关案件情况，听取了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对指控罪名的意见和辩解理由，从而能更好的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更好地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二）、律师会见权的特征 律师会见权具有以下特征：1、律师会见权是律师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实现其他诉讼权利的前提。律师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具有很多权利，如在刑事诉讼案件的侦查阶段接受犯罪嫌疑人委托，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在刑事诉讼的审查起诉阶段接受犯罪嫌疑人委托或者在审判阶段接受被告人委托为其进行辩护等均享有广泛的诉讼权利。在这些诉讼权利中，律师会见权是一项最基本的权利，是律师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实现法律赋予律师所享有的其他诉讼权利的前提和基础。2、律师会见权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的实现具有密切的联系。法律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一定的诉讼权利，如辩护权、控告权、申诉权等，但由于他们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一直处于被动地位，特别是那些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处于被羁押、被限制人身自由状态的人，他们在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时必然受到一定的限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律师与其会见，了解其愿望，为其提供法律帮助，是其实现诉讼权利的最好途径。3、律师会见权是形式与实质的统一。律师会见从形式上来看是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但它不仅仅反映了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这一形式，而是有着实质的内容的；即通过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会见，律师了解了案情，了解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被指控罪名的认罪与否和罪轻罪重的态度，甚至可以获得有关的证据线索，为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更好的履行职责创造了条件。（三）、律师会见权的内容律师会见权在不同的诉讼阶段有着不同的内容：1、侦查阶段的律师会见权。该阶段因犯罪嫌疑人是否被采取强制措施和采取强制措施的种类不同而分为不同情况：一是会见未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这种情况无需经侦查机关批准，受托律师有权直接会见犯罪嫌疑人。二是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在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被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托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时，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对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三是会见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受托律师应当经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批准，因为《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会见他人。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 时，有权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涉嫌的罪名，了解有关案件情况，了解侦查机关对其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及期限，了解侦查人员有无刑讯逼供或以威胁、引诱、欺骗的方法向其收集证据等违法行为。律师根据会见时了解的情况，有权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如涉嫌罪名的实体问题、犯罪嫌疑人在侦查过程中的权利义务问题等；有权代理其提出的申诉、控告；如果受托律师认为不应对其进行刑事追究，可以代理申诉，请求侦查机关撤销案件；如果发现侦查人员有侵犯公民诉讼权利和人身侮辱的行为，可以代理犯罪嫌疑人提出控告；有权代为申请取保候审；有权代为申请解除或变更强制措施。2、审查起诉阶段的律师会见权。在审查起诉阶段，律师开始以辩护人的身份出现，《刑事诉讼法》对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未作限制性规定（被监视居住的人除外），只要有辩护律师身份就有权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不需要检察机关批准，会见时检察机关也不派员在场。在此阶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有权询问案件事实，听取犯罪嫌疑人的陈述和辩解；有权核对有关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无罪、罪轻、罪重的材料，询问犯罪嫌疑人有无新的人证、物证及证据线索；有权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案件情况，如羁押期限、有无受到刑讯逼供、有无随案被扣押、冻结的财产等。辩护律师根据会见了解的内容，有权向人民检察院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辩护意见。对于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的，建议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若随案有扣押、冻结财产的，在作出不起诉决定后，有权要求人民检察院予以解除。若羁押期超过法定期限的，有权要求解除或变更强制措施，若办案人员有刑讯逼供等违法行为的，有权代为控告。3、审判阶段的律师会见权在审判阶段除被监视居住的被告人外，辩护律师会见被告人不应受到任何限制，无需由人民法院开具证明，人民法院和看守所也不应派员在场。律师会见被告人有权询问被告人是否同意做他的辩护人，进一步确定委托关系；有权听取被告人的自行辩护意见，并将律师辩护意见告知被告人；有权询问被告人有无证明自己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证据及证据线索；有权告知其审判程序、享有的权利等等。律师根据了解的情况，可以依法进行调查，收集相关证据，参与刑事审判，依法为被告人进行辩护，从而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二、律师会见权实现的法律保障目前，我国关于律师会见权的法律规定主要体现在《刑事诉讼法》、《律师法》及公、检、法、司和人大法工委的有关规定中，这些规定为律师实现其会见权创造了条件，提供了保障。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律师实现会见权的法律保障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侦察阶段会见不涉及国家秘密案件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律师在侦查阶段提出会见不涉及国家秘密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的， 律师提出会见请求侦查机关应当安排，而不是批准。律师提出会见请求是法律赋予律师的权利，作为律师行使这项权利的相对应人的侦查机关，在接到律师请求会见的函件后安排律师会见，是其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不存在律师会见必须经过侦查机关批准，更不存在是否批准律师会见是侦查机关的权利。律师提出会见请求后，侦查机关应当及时安排。根据六部委的规定，律师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侦查机关应当在48小时内安排会见，对于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及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或者走私犯罪、毒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等重大复杂的两人以上的共同犯罪案件，律师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侦查机关应当在5日内安排会见。（二）、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时侦察机关是否可派员在场：律师在侦查阶段提出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有关部门不应派员在场。（三）、侦察阶段律师可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案情的权利：侦察阶段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可以向其了解案情，包括侦查机关指控其涉嫌的罪名、案件的主要事实和情节，以及犯罪嫌疑人无罪、罪轻的辩解等，对于律师的这种做法，侦查机关不得干涉，更不能以案件尚在侦查期间为由阻止律师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案情 。（四）、有关部门不能限制律师的会见时间和次数：律师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有关部门有义务为律师的会见提供方便，包括简化会见手续，安排会见场所，不应限制律师的会见时间和次数等。三、当前律师会见权实现的障碍及存在的问题尽管律师会见权有 了上述法律保障，但由于法律规定过于笼统，缺乏可操作行，律师会见中还存在一些障碍和问题，主要是：（一）、会见需经过侦查部门批准：实践中，经侦查部门批准律师才能与犯罪嫌疑人会见。律师会见由“安排”变成“批准”，批准制由例外变成通例，这样往往导致了律师会见的拖延，使会见难上加难。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也就是说，在侦查阶段只有对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才需要经侦查部门批准。如果不是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是无须经侦查机关批准的。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是指案件本身的性质属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但是，公安部《关于律师在侦查阶段参与刑事诉讼活动的规定》：“已经接受聘请的律师要求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时，公安机关发现案件涉及国家秘密，不批准会见的，应向律师说明理由。”这里“案件涉及国家秘密”和“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是从案件本身的性质来划分的，而“案件涉及国家秘密”则包含了一切案件，因为案件在未侦破之前都属于国家秘密。这样就把律师在侦查阶段可以会见犯罪嫌疑人排除在外。在实践中，侦查机关要求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论属与何种案件必须经其同意或批准，就是这个《规定》造成的恶果，它严重侵犯了律师与犯罪嫌疑人的会见权。另外在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律师会见也要由公诉机关、审判机关出具准予会见通知才允许会见，这也是严重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行为。 （二）、会见时谈话受到监听：会见时，关于侦查机关派员在场问题。律师会见时侦查机关由“可以”派员在场，变成了“必须”派员在场，因为“派员在场”的决定权在侦查机关，决定的依据是“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但是，“派员在场”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进行监督还是为了实行戒护？我国《刑事诉讼法》和有关部门的司法解释并未予以明确，造成实践中，侦查机关往往不分案件具体情况和是否需要，均派员在场，有的还监听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谈话。这种侦查人员就坐在旁边听其谈话的会见，使犯罪嫌疑人顾虑重重，不敢给律师讲案件的真实情况，律师会见的真正目的也不能达到，使会见形同虚设，变得毫无意义，更有甚者，在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也有要派员在场的情况出现。（三）、对律师会见限制多：对律师会见限制过多，尤其是对会见的时间和次数限制过严，有的规定会见次数限制在一至二次，会见时间不得超过30分钟甚至更短。根据公安部《关于律师在侦查阶段参与刑事诉讼活动的规定》第11条关于“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日期、地点，由公安机关确定”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则》第132条关于“侦查期间，受托的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日期、时间、地点和次数由人民检察院根据情况予以确定”的规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在侦查机关手中掌握着，这实际上是对律师会见权的限制，是违背《刑事诉讼法》关于律师提前介入刑事诉讼的立法精神的，因而不宜对律师的会见权做上述限制。其理由是：首先，刑事案件的情况复杂多样，若将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次数限制在一、二次，时间限制在30分钟，将使律师很难了解案情，无法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其次，刑事案件的期限很长，最长可达八个月零七天，如果在侦查期间只允许律师会见一、二次，将使律师在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最容易受到侵害的阶段，无力为其提供法律帮助，也无法实现对非法侦查行为的制约。再次，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相对于国家机器来说是弱者，他们是最需要法律帮助的，如果在他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因为侦查机关不让会见或者会见时不准谈案情等等，使律师会见达不到真正的目的，从而影响了律师辩护的效果，影响了被告人充分行使辩护权，那么也就失去了律师存在的意义。（四）、安排会见时间受限制：不及时安排律师会见，不在法定时限内安排律师会见。律师要求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时，侦查机关在安排会见时间时往往随其办案情况而定，不能给予及时安排，借口不是需要等待领导批准就是案情重大尚未查清，或者推来推去，而这时犯罪嫌疑人是最需要法律帮助的时候，因侦查机关的不及时安排会见，使律师不能为犯罪嫌 疑人提供及时有效的法律服务。 （五）、侦察机关对律师会见有抵触情绪：个别律师在会见时有违规行为，使侦查机关担心犯罪嫌疑人会因律师的介入而使口供发生变化，致使破案工作受阻，因而侦查机关往往对律师会见持抵触情绪。四、完善律师会见权的对策与建议针对上述影响律师会见权实现的种种现象，要彻底解决律师会见难的问题，就必须对现行的法律和规定加以完善，以立法的形式建立健全律师会见权实现的保障机制。（一）、明确各部门职责：立法要明确有关部门的职责，不允许以与法律相抵触的内部规定制约律师。公、检、法各部门均负有保障律师会见权实现的法定责任，必须履行法定的保障义务。各部门必须明确自己的职责，并使之制度化。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公、检、法各承担着不同的责任，履行着不同的职责。为保证其自身职责的实现，需要制定一些具有内部约束力的规章制度，要求其内部人员遵照执行。但各部门制定的内部规定只能约束其内部人员，而不能针对外部人员，更不能以此来限制律师。如前述律师会见需要“批准”问题、不准律师了解案情等，其本身就不合法，就更不能成为律师行使法律所赋予的权利的制约因素。再如侦查机关派员在场问题，侦查机关派员的职责是什么？目的是什么？派员在场的方式是什么？都应有明文规定。这种规定应与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和《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相一致。《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8条规定：“遭逮捕、拘留或监禁所有的人应有充分机会、时间和便利条件，毫无迟延地、在不被窃听、不经检查和完全保密情况下接受来访和与律师联系协商。这种协商可以在执法人员能看得见但听不见的范围内进行。”《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93条规定：“警察或监所官员对于囚犯和律师间的会谈，可用目光监视，但不得在可以听见谈话的距离以内”。建议权威机构对各单位的内部规定进行一次清理，去除其中与我国现行法律和国际通行做法相抵触的内容，建立起合法、有效和与国际接轨的，切实保障律师会见权实现的规章制度。（二）、立法要明确监督机关，建立律师会见权的救济机制：限制律师行使会见权是侵犯律师刑事诉讼权利的违法行为，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在群众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有的人就说，律师连自己的权益都保护不了，如何谈得上维护他人的权益。要改变这种状况，关键是出现了这种违法行为要有部门负责制止和查处，建立律师会见权的救济机制。我国现行法律和有关规定在律师会见权受到侵犯如何救助这个方面还是空白。近年来，不断有律师因为有关部门拖延安排律师会见而愤然提起诉讼，将有关单位推向被告席的事情发生。如在2009年6月，广东两名律师就将公安部门告上了法庭，法庭却以该案由《刑诉法》调整，不属于行政诉讼为由，驳回了律师的起诉。尽管有的取得了胜诉，但由于漫长的诉讼期间，虽得到了人民法院的一纸判决，而律师在刑事诉讼某一阶段的职能已无法履行，会见既没有可能，也没有任何意义。显然，这里明显欠缺监督机制，包括监督机关、监督办法和对违法行为的查处机制。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由全国人大法工委或国家几个部门联合做出规定，对侵犯律师诉讼权利的行为，律师可以通过哪个部门、用何种方式进行投诉，受理投诉的部门应在多长时间内予以答复和解决，这样一来，不仅使律师对侵犯自己诉讼权利的行为有了投诉之门，而且有利于律师及时排除其权力行使的障碍，实现法律赋予的诉讼权利，确保律师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充分发挥其作用。另外，在建立的监督机制中还可以将对律师的监督规定几条，如律师违反规定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有关部门通过什么途径、由哪个部门进行处罚，这样能有效防止律师违规行为的发生。（三）、立法要明确实现律师会见权的程序和方式：目前我国还没有实现律师会见权的程序规定，各地区、各部门关于律师会见的规定五花八门，内容不一，有的甚至同一地区，同一部门所制定的规章制度也不一样，如对于律师会见时应持什么手续，有的要求会见审判阶段的被告人，不仅要持起诉书，还要有法院的准予会见函，而有的只要有起诉书即可。由于律师不仅仅只在本地办案，有时还要去外地，这种规定的不一致，使去外地办案的律师遇到了很多困难，尤其是在律师们风尘仆仆到外地看守所会见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时，由于规定的不一致，使律师们因缺少一纸准予会见函而被拒之门外，这样不仅浪费了人力、财力和时间，而且给律师们心理上造成了很大压力，使他们工作起来无所适从，阻碍了律师权利的行使。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就律师会见的程序和方式全 国统一做出规定，使会见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如在会见时所持文书上可以规定律师凭律师证和律师事务所会见函，再根据诉讼阶段的不同携带不同的文书，如侦查阶段，根据案件是否涉及国家秘密分为两种文书，一种批准会见文书，一种安排律师几日内可以会见的文书；在审查起诉阶段，携带起诉意见书，以证明侦查阶段终结的文书；在审判阶段，携带起诉书；在上诉阶段，携带一审判决书等即可到看守所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上诉人。这种统一规定，使公、检、法的执法人员和律师们共同遵守，不允许各行其是，自定规章，执行起来就能规范起来，避免了现在的混乱状况。（四）、不限制会见时间和次数：立法要明确律师可以会见在押同案犯和其他知情人并不受时间和次数的限制。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赋予了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但却没有规定律师可否会见在押的同案其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他知情人的问题。由于我国刑事审判制度已由纠问式改为控辩式，即公诉人以其掌握的证据指控犯罪，辩护人依据法律和证据对指控进行反驳和辩解，这就要求为被告人辩护必须掌握一定的、能够达到反驳和辩解目的的证据，否则必然面临败诉的结局。在押同案犯及其他知情人对该案事实的陈述，是律师辩护证据的主要来源，由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律师能否会见在押同案犯及其他知情人和会见的时间、次数没有作出规定，实践中有关部门又以法律没有规定为由拒绝律师会见这些人，限制律师会见的时间、次数，使律师根本无法获得这些人对案件的陈述，无法全面了解案情，律师辩护时总是处于被动地位，形成了控辩双方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并不平等的局面，因而有必要对这一问题加以解决，使律师有一个完整的会见权，能够充分、完全的行使自己的职责。（五）、改革看守所的隶属体制：由于我国一直实行的是侦押一体化体制，看守所隶属于公安机关管理，因而看守所对于侦查部门的工作配合支持多，监督限制少，而对律师的会见工作是监督限制多，配合支持少，这是可以理解的。看守所的性质是监所机关，应当隶属于管理监所的司法行政部门。这样不仅理顺了体制，而且业务管理上归了口，能够确保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不被侵犯，有效避免刑讯逼供等现象发生。同时由于看守所的隶属体制发生了变化，对于律师会见将会产生大的改观。主要参考资料：公安部《关于律师在侦查阶段参与刑事诉讼活动的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人最高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 王以真主编，《外国刑事诉讼法学参考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1月，第26、95页。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律师参加诉讼的几项具体规定的联合通知》
关键词：律师文化 律师文化的效用 诚信执业
一、律师文化及其重要性
文化，通常是指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称。律师文化通俗地讲就是律师行业文化，是指律师行业在依法执业及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的职业精神、职业理念、职业价值观等群体意识形态的总称。
律师文化作为法律文化的一部分，植根于社会文化，却又独树一帜，展现出截然不同的风采。从律师的制度基础角度看，由于存在着政治体制、经济制度、历史渊源、文化环境、风土人情、行为理念等方面的差异，中西方律师文化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发展路径，并体现出不同的特性。西方的律师行业从萌芽、发育到成熟经历了上百年的时间，其职业信仰与理念、价值观、管理制度、行为准则等日趋完善，由于政府干预少，更多地体现了行业自治，所以律师文化的发展带有明显的自发、自觉的性质。而在我国，由于律师制度恢复发展的时间较短，而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律师资源供不应求，巨大的市场缺口使律师队伍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太多的功利性、太短的时间积淀，以至于目前尚未形成内涵统一的律师文化。
而律师文化对于律师行业而言，作用极其重要，打个比方：有了律师文化的律师行业，就象有着蓬勃生机的森林，可以给作为个体的律师提供水、氧气及养份，可以净化社会文化中的有毒、有害成份；而欠缺了律师文化的律师行业，将逐渐由森林转为荒漠。在实践中例子不胜枚举：个别律师在执业过程中不讲职业操守，不讲诚信，不能遵从“法律至上和当事人中心”的行为准则，而是一切向“钱”看，为了钱可以丧失做人的基本道德，可以知法犯法；一些律师事务所则乐于开作坊、卖摊位，实行所谓“四位一体”（即一个律师随身携带所函、介绍信、发票、委托合同接案）的管理模式，与律师管理的法律法规等要求格格不入。而正是由于律师文化的缺失，导致律师这一本应倍受尊敬的职业群体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声望等受到影响，甚至产生误解。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推进律师文化建设，强调积极主动地研究与推动、自觉地凝结与提炼律师文化的内涵和精髓便是当务之急。
二、律师文化的效用
文化属于意识形态的领域，它根植于赖以生存的物质环境，同时又反作用于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先进的文化能够推动社会的发展，落后的文化会阻碍社会的进步。律师文化建设也是如此，先进的律师文化可以推进律师职业的快速健康发展，腐朽的律师文化必然阻碍其发展进程。因此，我国当前的律师文化建设应在追寻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和继承先进文化基因的基础上，有效运用行政手段、行业内力等自主、自觉地推进律师文化的凝结与演进，尤其要遵循“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来加强律师文化建设，从而提升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凝结了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基因的、反映时代要求的、适应律师业发展的主流律师文化——社会主义律师文化。
司法部赵大程副部长在全国律师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律师文化建设是这样定位的：律师行业在解决了行业队伍问题、组织架构问题之后，这个行业队伍靠什么精神支撑起来，这个组织架构靠什么理念去指导运作，就迫切需要形成一种符合党和人民要求、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以及律师行业特征的职业精神，也就是社会主义律师文化。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律师文化是我国律师行业的主流文化，在此主流文化的框架下充分发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充分展示律师文化建设的区域特色、集体特色、个体特色。如职业精神、职业理念、职业信仰、行为准则、形象风采等的多元化展示。
开展社会主义律师文化建设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效用：
（一）构建功能。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全新的制度发展阶段，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相比，以公有制为基础、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在制度性质上显得更加先进和优越。先进的社会制度必须有先进的文化作为精神支撑，所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任务就是在总结归纳人类已有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取其精华，舍其糟粕，创造与构建适应其制度要求的全新文化体系。律师文化建设也是如此，更多地体现为破旧立新，重在对律师文化体系的构建。尤其是我国的律师业起步较晚，发展时间较短，经验不成熟，发展的路径仍然处于探索之中，对律师文化的构建性就显得更加迫切。从律师文化建设的层次上看，重点应对律师群体（行业）文化、集体（律所）文化和个体（律师）文化这三个层面上的要素、功能、任务等进行构建；从律师文化建设的内容方面看，既包括对律师职业精神、核心价值观、职业道德操守，管理体制与制度构架、行为准则、形象展示、社会评价体系等静态模型的构建，也包括对客户服务流程与规范、社会活动要求、服务礼仪标准等动态模型的构建，还包括律师群体内部对各种具有文化凝聚功能的系列活动模型的构建；从律师文化建设的实现途径方面看，既包括思想与心灵上的塑造，还包括运行机制规范、重点难点攻关、宣传推广渠道选择等方面的构建。通过对律师文化建设模型的构建，旨在确立律师主流文化——社会主义律师文化的应然状态，为开展律师文化建设提供指南。
（二）整合功能。“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每一个人对文化的理解和实践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律师作为一个职业群体，虽然有人类公认的“自由、正义、平等、秩序”等道德规范的约束，也有“法律至上”等法律人所应具备的内心确信予以支撑。但当法律文化展现在不同的群体或个体身上时往往呈现出非常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各执一端，因而形成不同的文化流派和学说，不同的流派往往以不同的理论作支撑，有的反应了社会主义主流律师文化的本质属性，有的则不尽然。为了避免支流律师文化对主流律师文化的冲击，律师文化建设的任务就应当对现存的律师文化学说和流派观点进行整理、归纳、提炼、权衡、扬弃，把各种学说和流派中的合理内核提炼出来，整合成为一个时代背景下符合社会发展要求和律师业健康发展的主流律师文化。有人认为：过分强调律师文化的主流性和上层建筑性会抹杀律师文化的多样性，这是搞“一言论堂”，不利于律师文化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开展律师文化建设是一项有组织、有目的、长期性的推进活动，它以研究、丰富与发展主流律师文化为己任，而不是为培植支流文化而存在的，从这一点上讲，开展律师文化建设就应以研究和实践主流文化为宗旨。至于支流律师文化的发展，所能给予的是言论与实践上的空间而不是与主流文化的发展争夺阵地。
（三）服务功能。一项制度的建立总是为一定对象服务的，如果没有特定的服务对象，就会丧失存在的基础，律师文化建设也是如此。律师文化建设主要服务于三个对象：一是服务于上层建筑，即律师文化建设应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服务，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为国家长治久安的大局服务。二是服务于社会，即律师文化建设应有利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三是服务于律师事业，即律师文化建设应促进律师队伍健康、稳定的发展，促进律师执业氛围的优化。
（四）阵地功能。加强社会主义律师文化建设，就是要用社会主义先进的思想文化去占领律师队伍的思想阵地，确保这一与上层建筑密切相关的职业阶层免受不良文化的污染和侵蚀。律师文化建设重点要占领三个阵地。一是要用先进的律师文化去占领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宣传阵地。律师群体靠运用法律为当事人服务，与百姓水融，律师能听到群众的真实呼声，了解百姓甘苦，解百姓难解之题，办百姓难办之事，是收集民情的情报站。因而，应通过加强律师文化建设，从强化职业理念、树立正确的职业观等入手增强广大律师牺牲奉献的自觉性，将收集民情与传达政策变为自觉、自发的行动，确保律师这一与党和政府联系紧密的职业群体能成为党和政府重大方针、政策的传声筒，成为阐释政策法令的消化器，成为解民怨、恤民情的桥头堡。二是要用坚实的行动去占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实践阵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离不开律师职业群体的有力推动。律师文化建设的作用在于引导律师以什么样的理念，什么样的态度去看待法律？以什么样的行为去适用法律？以什么样的价值观去平衡社会效益、当事人利益和律师个人利益的关系？如此等等。总之，律师站在以法治国的第一线，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担负着重要的职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律师文化建设必须紧跟这一形势，用先进律师文化的力量不断影响律师群体的行为、确保广大律师在建设法治国家这一大环境中有为有位。三是要用先进的律师文化去占领优秀律师人才的教化阵地。优秀律师除了是一名精通法律、经济、管理、外语、现代信息技术等专业技能的法律人外，还应当是一位政治清醒、思想纯洁、作风正派、勤勉尽责、热爱公益事业、社会声望较高的社会人，具备这种素质的优秀律师人才没有先进的律师文化去熏陶与教化是不可能结成正果的。因而，律师文化建设应占领这一阵地，为打造优秀律师人才服务。
（五）传承功能。一个时代先进的文化成果应当被提炼出来、传播开来、继承下去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传承先进的律师文化是律师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之一，通过传承先进的律师文化，促进律师文化建设档次的不断提高。传承律师文化要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一是要处理好律师文化建设的整体性与时代性的关系，既要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确定一个稳定的文化内核作导向，防止律师文化变成了宣传口号，朝令夕改；又要确保律师文化建设与时俱进，不断在历史演进中丰富和发展律师文化内涵，赋予律师文化以时代气息，从而增强律师文化的适应性。二是要处理好主流律师文化的传承与保持律师文化多样性的关系，力求在弘扬与传承主流律师文化的同时密切关注支流律师文化中的合理基因，及时将其吸收、整合，为打造更具普遍指导意义的强势主流律师文化提供基础素材。三是要处理好继承中国传统法律（律师）文化与吸收借鉴国外先进律师文化的关系，在构建社会主义律师文化的同时应以开放的姿态吸收优秀的人类文明成果，借鉴西方律师文化的合理基因，确保社会主义主流律师文化更具生命力。 三、律师文化的建设核心
律师文化建设包含的内容极其丰富,但作为一个以向社会提供专业的法律服务为生存之本的行业或职业来说，最根本亦是最所需要的，就是诚信。
（一）诚信，为律师职业的法律服务本质所决定。
律师是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专门职业人员，律师与其他从事司法工作的法官、检察官的最显著的区别，就是其职业的服务性。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公务人员与其对象之间的管理与被管理的不平等的“公务”关系，而是基于委托合同而形成的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委托合同建立的基础就是当事人对律师的人品、职业道德、专业能力等的信任，因而律师的服务角色是否能够形成，首先就取决与在当事人眼中，律师是否诚信。双方无论在缔结委托合同前，缔约时，还是履约中，都应当恪守诚信这一民事活动应当遵循的最高原则。
（二）诚信，为律师行业的公共伦理所要求。
每一行业都有由社会分工所决定的专业定位和共同的职业操守。律师行业之所以能够存在，没有被取代，除了其具有其他行业所没有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外，在长期发展中所形成的诚信服务的共同伦理无疑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不论对每一个律师个体还是整个行业来说，遵守行业所必需的职业道德是其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试想，如果没有勤勉尽责、谨言守信这些职业操守，谁还会将其事关名誉、人身、财产、自由、生命的重要事项托付之？也正因为具有诚信这一行业伦理优势，几乎每一种司法制度都赋予律师优于其他种类的人、辩护人的特殊权利。
（三）诚信，为律师制度成熟完善所必需。
律师制度以确认律师地位、规定律师性质、强化律师管理、规范律师执业、协调律师关系、促进律师业发展为内容和目标，其每一方面都与律师的个人品行密切关联，都以每一律师个体诚信做人、诚信执业为基础。因为一切制度都必须通过每一个律师的具体行动来实现。可以说诚信建设，既是律师各项建设的基础，也是各项建设的归宿和落脚点。
那么，怎样才能加强律师的诚信建设呢，笔者以为以下几方面不可或缺：
（一）强化依法执业。律师工作区别与其他服务的特点最重要的就在于其法律性，不论是民事行政、刑事辩护、还是非诉讼业务，律师的每项业务都以法律服务为内容，法律具有明确的是非界限和行为标准，因而依法执业是律师之本。 强化依法执业，首先应当加强律师的法律业务学习和培训，使律师及时准确了解法律的规定，把握法律精神。其次，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开展业务，不允许故意曲解法律，更不允许知法违法。
（二）强化规范执业。依法执业只是律师执业的最低要求，律师协会及律师事务所还应当根据不同律师业务的特点制定相应的执业规范，业务指引，引导律师向当事人提供规范化的服务，这既可提高律师服务的水平，体现律师服务的专业特色，也必定会促进律师诚信服务建设。目前全国律协已经制定《律师办理刑事规范》、《律师办理公司股权收购业务指引》等执业规范，但从现实需要来看，还远远不够，许多需要规范的业务领域还没有相应的指导规范。在这方面地方律协也要发挥作用，积极组织本地具有较高法律素养和丰富执业经验的律师适时编写，以便为当地律师规范服务提供指导。各事务所也可根据其实际，制定更为具体和便于操作的某些办案规范，以提高本所规范执业，促进诚信执业，创建各具特色的服务风格。
（三）推行律师执业公示。将律师的有关个人情况（如执业执业证号），律师事务所的简况（如人员结构、投诉电话等），律师收费标准、收案收费制度等予以公示，便于当事人知情、选择、监督、投诉。
（四）避免利益冲突。要建立并严格推行利益冲突和回避制度，禁止双方，避免为已案件的当事人有利益冲突的另一方当事人与其案件有关联的案件。
（五）建立律师诚信档案。律协、司法行政机关、各律师事务所都应建立律师诚信档案，详细记载律师执业诚信情况，以次此作为执业年审，评定职称，评选先进，向社会推介优秀律师，律师执业操守评价的依据。
（六）公平竞争。规范律师执业推广及服务广告，禁止利用不正当手段竟揽业务，排挤竞争对手。提倡同行互敬，取长补短，共同提高。维护行业整体形象和利益。
（七）尽职服务，谨慎言行。律师应当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敢于仗义执言，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禁止在执业中虚假承诺。
四、管理机关在社会主义律师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纵观中外，管理机关在律师文化建设中的作用都是极为重要的。作为有形干预法律服务市场的手，无疑起着承托律师文化的作用，律师的职业道德、执业纪律、收费标准及程序、案件流程等方方面面、时时处处都明白地体现。在西方，由于行业管理机制的成熟，对于律师的管理基本交由律师公会，律师公会取得了政府部分职能的授权，地位近于准行政机关，全力维护律师利益，倾心推进行业治理，为律师执业、律师文化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而具体到国内，现状却不甚乐观。俗语说有娘的孩子有人疼，但律师行业虽然有司法部主管，却也疼不起来。律师正当的执业权益得不到维护，律师地位的提高得不到政府的强力支持，而同是被司法部主管的法律服务所却在机制的保护下得以混水摸鱼、与律师行业争夺服务市场，再加上法院、检察院离退休人员不受任何管制即进入法律服务市场、司法机关的反腐机制不力，律师的现实状况堪忧。
没有了有效的市场竞争机制与市场调节机制，法律服务市场变成了原始的、自发的无序竞争状态，严重危及到每个律师的生存权益。“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节”，连基本的生存权益都无法保障，又如何能顾及律师文化的建设？
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因采纳“无讼”和“讼则凶”的观念，因此使律师制度难以产生和发展。据学者考证，中国最早的律师为春秋战国时期的邓析子，此人因教人诉讼，并收取费用，被子产指责为“不法先王、不事礼义，而好冶怪说”（《荀子，非十二子》），竟因此而惨遭杀害，尽管周礼为尊重贵族，规定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而由其下属代为出庭（参见《周礼，小司寇》），但此种规定在历代的律例中并未记载。即使对职官犯法，历代律例中也没有就是否可以由他人代理的问题作出规定，因此一般平民百姓，自然不能请他人代为出庭辩护.不过，自秦以后，在一些典籍中曾出现过有关律师的称渭。如后汉时，曾有人建议聘请散居的“三公”做朝廷的法律顾问，以备“朝有疑议及其刑狱大事”时进行咨访“。至明帝时，大夫卫凯提出设置”律博士“主张，明帝曾采纳了这一建议不过，自唐代以后，律例有不少禁抑讼师，严惩讼棍滋讼行为的规定。如唐律例有禁止”为人作辞碟加状“，及”教令人告事虚“的两条律文。明、清律并设有严禁”教唆辞讼“条文。明清律都规定：为他人写诉状，状内稍有夸张不实，以致所控罪名有所出入，写状之人就犯了诬告反坐之罪.《大清律例》更是严格禁止为他人代写诉状时夸张不实。其中规定：”代人捏写本状，教唆或扛帮赴京及赴督抚并按察司官处，各奏告强盗、人命重罪不实，并全诬十人以上者，俱问发近边充军。“”讼师教唆词讼为害扰民，该地方官不能查拿禁缉者，如只系失于觉察，照例严处。若明知不报，经上司访拿，将该地方官照歼棍不行拿例，交部议处。“供讼师所参考而可能助长诉讼的书籍也一概严禁，代人屡写诉状，即使无不法情事，也应受罚。请代曾设立过官厅许可代书制度，由官府组织讼师代写诉状，但这一制度也在以后被禁止。 讼师之所以受到官府的严厉查禁或监视，一方面是因为我国传统文化始终认为“讼则凶”，而应息讼、终讼并导致无讼。而讼师的行为常常导致兴讼，陷人心于不古，因此应予查禁。另一方面，这一制度也与我国古代的司法制度具有密切联系。张伟仁先生指出：“因为我国社会以家庭为单元，许多制度都以家庭为模式，司法制度也是如此。法官审案就像父母处理子女间的纠纷，（事实上诉讼当事人都称地方官为‘父母官’，自称为‘子民’。）在一般的情形，只要子女将事实陈述清楚，父母就可作为妥当的处理。子女如果诉说不休，固然已无必要；假如又请了外人来帮助辩论，则更大为荒唐。这样的不肖子女固然要严加教训，而那些离间骨肉、拨弄是非的外人更该从重惩斥，否则父母的威严荡然，亲子间勃溪迭起，不仅家将不家，整个社会都将崩析瓦解了.”还应看到，请代的讼师虽粗识或熟识法律，但不少人利用老百姓不懂诉讼或负气争讼等，而巧言挑唆，多方包揽，从中渔利，一些人心术阴诈，常对当事人大施敲诈，因此其既为官府痛恨，也不受民间欢迎。所以，民间将讼师称为“讼棍”或“恶讼师”，也不无道理。 然而对讼师的厌恶及官府的查禁，无疑阻碍了中国传统法律向现代化方向发展的进程。一方面，查禁讼师导致了法和权利观念难以滋生和发育。日本学者滋贺秀三认为这种排斥律师参与的“父母官型诉讼”很难使当事人及一般民众产生权利观念，法治难以找到发育的空间，此种观念是不无道理。宣统二年两广总督袁树勋上奏时所指出的：“各国法庭皆设律师为两造代理一切质问诘驳等事，诚以恒人遭遇诉讼对薄公庭，外怵于官吏之尊严，内迫于一身利害关系，往往言语失措理虽直而情不伸。有律师则据法律以为辩护，不独保卫人民正当之利益，且足防法官之专横而剂其手，用能民无隐情，案成信谳，法至美也”.由此也说明了设立律师制度的必要性。另一方面，查禁讼师也导致诉讼程序制度不发达，程序公正很难实现。宣统三年徐谦等人考察各国司法制度后作成报告书，其中声称：“律师制度欧美虽法派不同，要使两造各有律师，无力用律师者法庭得助以国家之律师。盖世界法理日精，诉讼法之手续尤繁，段非常人所能周知。故以律师辩护而后司法官不能以法律欺两造之无知。或谓我国律师刁健，法律所禁，不知律师受教育与司法官同毕业于法律。其申辩时凡业经证明事实即不准委为娇辩，是有律师则一切狡供及妇女废疾之紊乱法庭秩序，在我国视为难处者彼皆无之，因律师之辩护而司法官非有学术及行公平之裁判，不足以资折服，是固有利无弊者也.尤其应看到，缺乏律师制度也导致法律学不发达，一般人不懂法律。正如沈家本所说：”举凡法学言，非名隶秋曹者，无人问津。名公巨卿，方且以为无足轻重之书，屏弃勿录，甚至有目为不详之物，远而避之者，大可怪也“。”自来势要寡识之人，大抵不知法学为何事，欲其守法，或反破坏之，此法之所以难行，而 学之所以哀也“。 光绪32年（1906年），修律大臣沈家本等人编定了《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其中完全吸收了西方律师制度的经验，对律师的资格、申请手续、宣誓手续、原被告律师的责任等都作出了规定。沈家本在奏请朝廷试行该法案时，曾在其奏文中提到需采用律师制度，培养律师人才，然后加以考试，给予文凭使其执业，可以防止“贿纵曲庇，任情判断”，作到“裁判悉秉公理，轻重胥协舆评”，是“挽回法权最重要之端”。奏文中还写到：当事人在“公庭惶悚之下，言辞每多失措”如能由律师代理诉讼事宜，就能杜绝案件的“枉纵深故”。（《大清光绪新法令》第十九册），然而各省督抚却表示该法不符合中国现实，不便执行，致使该法被搁置，律师制度也未能形成。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后成立南京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曾命令法制局审核复呈《律师法》（草案）。1912年，北洋政府颁布了《律师暂行章程》，共38条，对律师制度作了具体规定。这是我国第一部律师法，并标志着我国律师制度的建立。自1917年以后，该章程曾多次修改，1927年，国民党政府沿袭北洋政府的律师制度，公布《律师章程》废除了《律师暂行章程》1935年，正式开始起草《律师法》，该法于194年正式公布实行。同年，国民党政府颁布了《律师登录规定》和《律师惩戒规定》，1945年又颁布《律师检核办法》等，使律师制度逐渐规范化[12].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废除国民党政府的伪法统的基础上，律师制度也开始逐渐建立。1950年7月，政务院公布实施的《人民法庭组织通则》中规定：“县（市）人民法庭及其分庭审判案件时，应当保障被告人有权辩护及请人辩护的权利。”同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部发出了《关于取缔黑律师及讼棍事件的通报》，旨在摧毁旧的律师制度及取缔讼棍的非法活动。1957年7月司法部在《关于试验法院组织制度中几个问题的通知》中指定北京、上海、天津等地试办律师工作[13].1954年9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亦规定：“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外，还可以委托律师为他辩护，可以由人民团体介绍的或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公民为他辩护，可以由被告人的近亲属、监护人为他辩护”。1956年国务院正式批准了司法部《关于建立律师工作的请示报告》。开始广泛推行律师制度。尽管在这个时期，律师的作用主要限于担任辩护人，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但在维护法律的实施及保障权利方面，仍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因此，至1957年，全国已有19个省、市、自治区成立了律师协会，并有专业律师2572人，兼职律师350人[14]. 1957年反右斗争的扩大使第一代新中国的律师蒙受了深重的灾难。大多数律师仅仅因为曾担任被告人的辩护人而以为“丧失阶级立场”、“为坏人说话”为由而被错划为右派。从这个时候开始，新中国的律师制度实际上已名存实亡。至文化大革命时期，公、检、法均被彻底砸烂，律师制度更是荡然无存。以至于无数的所谓“群众组织”可以随意抓人、抄家、审讯、拷打，冤狱遍于全国，屠夫弹冠相庆，人民蒙受了巨大的苦难。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民主法制开始真正进入一个创建和发展时期。1979年《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七个重要法律问世，为我国律师制度的重建提供了法律根据。其中《刑事诉讼法》对辩护列出专章规定，肯定了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基本作用，从而恢复了被告人的辩护人和律师制度。1980年，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要发展律师队伍，从而对促进律师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同年，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律师暂行条例》，该条例共分4章21条，其中对律师的任务、权利、资格、工作机构等作出了详尽的规定，并为规范我国律师的迅速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律师暂行条例》颁布以后，律师队伍迅速壮大，律师业务范围也大大拓宽，与此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新问题，为了适应律师事业发展的需要，加强对律师的管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司法部开始起草，《律师法》，该法于1996年5月15日经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正式通过。《律师法》共53条，对律师的执业条件、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的业务和权利义务、律师协会、法律援助、法律责任等均作了规定。该法的颁布是我国律师法律制度逐渐完善的一个重要标志。 > 自70年代末以来，我国律师业的发展也极为迅速，截止1997年4月底，全国律师已达10多万人，截止1996年11月底，北京共有3105名律师，律师事务所257家。上海市有律师4800余名，律师事务所261家，他们受聘担任了2万余家企事业单位的法律顾问，千余家外商企业的法律顾问，一年内办理各类法律事务涉及的财产标的超过一百亿元[15]. 中国律师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是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律师队伍作为一个职业法律阶层的出现，标志着立法不断发展，法律作用的加强以及法律程序逐渐公正。英国学者科特威尔指出：“辩护人的最后出现，并不是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情，因为随着法律程序本身以一种高级形式加以阐释时，那种通晓司法过程并能向普通的人们说明这些程序的顾问和专家的发展就成为必不可少的事情[16]”。尽管我国律师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问题，但毫无疑问，我国律师在保障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方面已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律师事业的发展与壮大使我们对中国的民主和法制建设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注释] 参见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第282页。《吕氏春秋》、《左传》都曾记载子产杀邓析子之事。虽然说法不一，但邓析子之死确与其教民讼狱有关。列子批评邓“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吕氏春秋》记载邓析子“以非为是，以是为非”。 参见张伟仁：《传统观念与现行法制》，载《台大法学论丛》第17卷第1期，第46页。 参见任允正主编：《司法制度比较研究》第209页，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版。 《明律》册五，第1727页。 张晋藩，前揭书，第283页。 张伟仁，前揭书，第47页。 滋贺秀三：“中国法文化的考察”，载日本法哲学会编《东西法文化》第37-54页，1986年版。 文海出版社印行：《政治官报》第31卷第103页。 文海出版社印行：《政治官报》第31卷第103条。 《寄移文存》卷六，《法学会杂志序》 《寄移文存》卷三《法学盛衰说》。 [12] 参见茅彭年：《中国律师制度研究》第36页，第40页，法律，1992年版 [13] 在此期间，上海等地的法院已设了“公设律师室”，帮助刑事被告人进行辩护，也为离婚妇女提供法律帮助。参见茅彭年，同上书，第39页。 [14] 参见茅彭年：《中国律师制度研究》第36页，第40页，法律，1992年版 [15] 杜钢建、李轩：《中国律师的当代命运》第45、46页，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 [16] （英）科特威尔：《法律社会学导论》华厦出版社，1989年版，第99页。
当前，如何改善投资软环境成为我国招商引资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律师在改善投资环境中的作用也日益突出，现将这一问题论述如下： 一、某地区律师业的整体发展水平是该地区法制文明程度的高低的标志。 肖杨同志在其为《中国律师业发展问题研究》一书所作的序言中指出：“律师制度是国家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律师业的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法制文明的程度的高低。”肖杨是从国家这一层面来论述这一问题的。同样，对于一个地区来说，区域内律师整体发展水平也代表着该地区的法制文明水平。 近些年来，不论是外商还是发达地区的投资者，在进行投资考察时，对法制环境考察的重视程度逐渐提高。一些成熟的投资者将法制环境因素当作投资考察的重要因素之一。这其中，对被投资企业或项目负责人的法制意识以及该项目或企业有无律师，律师的水平被当作投资人考察的因素。因此，律师在实践中已经被当作投资软环境的一项考查指标。这充分证实了律师业的整体发展水平象征着法制文明程度的高低。 二、合格的律师通过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服务提高企业法律风险的防御能力与竞争能力，从而改善投资环境。 我国传统的法律顾问工作范围主要包括合同把关，人员培训，债权债务的清理，提供法律咨询，代为谈判等等。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特别是在我国加入WTO之后，这一传统的服务范围及方式已无法满足顾问单位的需要。顾问单位要健康有序的发展，就需要律师提供包括企业资产运营与整合，企业规章制度与企业文化建设中法律框架的设计，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体系的建立，企业专项法律事务的法律风险分析，相关法律法规的提供与分析，甚至企业投资人之间、投资人与管理层之间的法律框架设计等等更高层次的、更全面的法律服务。通过律师为企业提供全方位法律顾问服务，增强了企业的竞争能力，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有利于整个行业法制环境的改善。 三、优秀的法律顾问在我国法律空白领域起到创造规则，维护规则实施的良好作用，为我国法制建设起到有益的补充作用，从而改善了投资环境。 由于我国特殊的法制发展道路与现阶段政治经济体制转轨的现状，使得我国法制体系还不够完善，存在大量法律、法规滞后的现象。对于市场机制中的许多生产关系，我国现行法律存在法律空白或矛盾，这种状况在新兴行业或先进的企业管理运作模式中更为明显。这一问题严重的制约了投资环境的改善，如不能妥善处理，会造成投资人有资金无法投入，引资人需要资金也无法引进。在这种情况下，优秀的法律顾问可以在我国现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通过投资人与引资人法律关系的设计，法律文件的签署起到在合法范围内创造规则的作用。使投资人与引资人即各取所需，又符合法律规定，更重要的是保证了双方的合法权益。当然，再好的法律框架也难免违反规则行为的出现。此时，律师可以起到维护规则的作用，保障投资秩序。因此，一个优秀的法律顾问可以通过创造规则，维护规则来改善托资软环境。 四、优秀的律师有助于改善投资软环境，良好的投资软环境也有助于培养优秀的律师，二者是相互促进的关系。 通过律师的法律顾问服务，使顾问单位有了法律的保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优秀的法律顾问可以通过为企业设计良好的法律框架来提高企业引资的吸引力，增加企业投资者的信心，从而改善投资环境。同时，在律师与企业合作的过程中，良好的环境也促进了律师的成长，使相当一部分律师成长为合格的、优秀的律师。因此，律师与投资软环境的改善是相互促进的关系，正确处理这一问题，必将使投资软环境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结论：师业的整体发展水平是法制文明程度的高低的标志。律师通过为企业提供全方 位的法律服务提高企业法律风险的防御能力与竞争能力，从而改善投资环境。律师还可以通过在我国法律空白领域中发挥创造规则，维护规则作用改善投资环境。同时，优秀的律师有助于改善投资软环境，良好的投资软环境也有助于培养优秀的律师，二者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因此，我们要看到律师担任法律顾问对投资软环境的重要作用，看到律师与托资软环境的相互促进关系，重视优秀律师的培养，增强企业法律意识，从而改善我省的投资软环境，最终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关键词：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改进措施
美国安然事件、中国“银广夏”、“郑百文”事件等一系列震惊整个注册会计师行业乃至全世界的案件发生后,使人们对会计工作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产生了更为深重的疑虑,从而引发公众对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公允性的合理怀疑,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已成为一个倍受全社会关注的议题。制定注册会计师执业法律责任是为了发挥注册会计师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鉴证作用,严肃注册会计师职业行为规范。
一、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内涵及相关规定
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是指注册会计师在承办业务过程中未能履行合同条款,或未能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或处于故意不作充分披露,出具不实报告,致使审计报告的使用者遭受损失,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注册会计师或会计师事务所应承担的责任。根据《注册会计师法》规定,绝对保证是要求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所反映的内容与被审计单位的实际情况相符合,若不相符合,则注册会计师就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而合理保证是只要注册会计师在执业中严格遵循职业道德和有关标准的要求,即使其出具的审计报告反映的内容与实际情况不一致,注册会计师也不一定要承担法律责任,只要求注册会计师对自己的过失行为承担责任。合理的保证会计报表使用人确信已审计会计报表的可靠程度,而不对会计报表的正确性和完整性提供百分之百的保证。
二、我国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成因
1.被审计单位方面的原因
(1)被审单位的错误、舞弊和违法行为。一些被审计单位可能存在某些严重错误和舞弊的行为而注册会计师未能查出,一旦给他人造成损失,注册会计师往往会遭到控告。但是不能苛求注册会计师发现被审计单位所有的错误、舞弊和违法行为,关键是要看未能发现的错误、舞弊和违法行为是否重大。我国《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8号一错误与舞弊》对错误与舞弊的概念进行了专门定义。错误,是指会计报表中存在的非故意的错报或漏报,即被审计单位由于疏忽、误解等原因,在注册会计师所审计的会计报表中产生了错报或漏报。舞弊,是指导致会计报表产生不实反映的故意行为,即被审计单位故意在注册会计师所审计的会计报表中造成错报或漏报。
(2)被审计单位经营失败。经营失败是指由于巨额亏损、资不抵债等原因而无力持续经营的情形。反映经营风险的极端情况就是经营失败。审计失败则是指审计人员未按照审计规范的要求执行审计业务而签发了不恰当的审计意见,通常表现为在企业会计报表存在重大错漏报的情况下,注册会计师发表了无保留审计意见。出现经营失败时,审计失败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
2.会计师事务所和审计人员的因素
我国绝大多数事务所都采取了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几十万元的注册资本承担的却是涉及几个亿、数十亿金额的业务。在这种情况下,事务所的败德成本很低,潜在收益却很高,难以保持独立性。一方面,被审计单位为了取得对自身有利的审计结果,事先已与受托的事务所有了某种默契。另一方面,事务所以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为目标,为争取客户,往往降低审计质量,出具虚假报告。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低下导致审计欺诈的存在,专业胜任能力不足对所审计交易事项缺乏应有的职业怀疑态度,对客户舞弊的研究与重视不够,收集的审计证据明显不足。
3.法律环境不够完善
在西方,审计准则是判定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重要依据。在我国,审计准则的地位在法律上却没有得到确认。目前我国关于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的裁定和执行权归属于人民法院。《独立审计准则》被许多法官视为纯粹的行业标准,不足以作为注册会计师的辩护依据。而且涉及注册会计师行业的诉讼案件往往专业性很强、技术复杂程度很高,法院难以独立对案件作出合理界定。
4.社会经济环境因素
社会公众对注册会计师的高期望值是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产生的社会因素。各方使用者都希望注册会计师能发现被审计单位报表中的所有错弊,不断要求注册会计师对委托单位的会计记录差错、管理舞弊等都应承担检查和报告责任,混淆了会计责任和审计责任的区别。事实上,由于审计时限、方法和抽样技术的制约,加之成本的限制,要求注册会计师发现所有舞弊是不现实的。
三、解决我国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存在问题的思路
1.优化注册会计师的职业环境
(1)完善相关法律规范。财政部应当就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问题积极与有关司法部门进行协调,以保护注册会计行业的合法权益。与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最为密切相关的法律是《注册会计师法》,由于该法颁布较早,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如对民事责任的规定相对薄弱,缺少关键的过错和因果关系要件;对法律责任的界定模糊等,补充完善《注册会计师法》等有关法规,在相关法律中增加保护注册会计师权益的条款,在法律责任对象、责任范围和责任程度等方面给予明确规定。从而保证注册会计师免受无谓诉讼的干扰。(2)进一步发挥注协的管理功能。注协应强有力地发挥对注册会计师的管理功能,通过一系列审计诉讼案例法律问题的实证研究,积极参与审计相关法律条款的制定并提供建议,适度地确定审计相关法律责任,以保证注册会计师的合法权益。(3)成立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专业鉴定委员会。随着市场经济向法制化方向的发展,民事责任及刑事责任将成为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重要方式,而法院无疑将成为最终的裁判机构。但当涉及的诉讼案件专业性很强、技术复杂程度很高时,法院将难以独立对案件做出合理界定。因此,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应成立专家鉴定委员会,作为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界定的权威机构,成为庭审的有力证据。(4)确立独立审计准则在司法实践中的地位。独立审计准则是规范注册会计师审计服务的质量标准,是判断注册会计师执业行为是否存在过失的唯一技术依据,特别是对公允性、合理保证等概念的阐述。如果注册会计师严格遵循了独立审计准则,仅仅因为审计结论在客观上与实际不符,就需承担法律责任的话,显然是不合理的。因此,独立审计准则应成为我国司法界判定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最重要依据,否则根本不能起到保护注册会计师的作用。(5)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监管。财政部、证监会、注协及其相关部门应密切关注证券市场,发现违规造假的上市公司和注册会计师,要严惩不贷,一定要使造假成本高于造假收益。超级秘书网
2.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应采取的对策
(1)完善会计师事务所的体制,积极发展合伙制事务所。合伙制事务所承担无限责任合伙人个人利益与事务所业绩和命运紧密相连,更有压力和动力增强责任意识和品牌意识,自然也就更有压力和动力抵御来自上市公司的不当意愿。(2)坚持独立性,始终保持谨慎的职业怀疑态度。独立性是注册会计师的灵魂。注册会计师与被审计单位之间必须实实在在地毫无利害关系,其承担的是对整个社会公众的责任,这就决定了注册会计师必须与委托单位和外部组织之间保持超然的独立关系,同时始终保持谨慎的职业怀疑态度,严格按照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的要求执业,并保持良好的职业道德,那么其所承担法律责任的可能性将大大降低。(3)完善会计师事务所质量控制制度。对于会计师事务所而言,其“产品”就是出具的报告,若一个会计师事务所质量管理不严,很有可能给事务所带来巨大的打击。随着业务的复杂化和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审计业务更为复杂,事务所必须建立健全一套严格、科学的内部控制制度,并认真推行,才能保证整个事务所的业务质量。(4)深入了解客户,审慎选择客户。很多案件中,注册会计师之所以未能发现错报,其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不了解被审计单位所在行业情况及被审计单位的业务。我们审计的对象不只是财务报表上的数据,还要了解被审计单位的经营管理活动,只有对企业做全面的了解,才有助于注册会计师发现报表中隐藏的问题。因此,在了解客户情况的基础上慎重选择客户,是防止不必要诉讼事件发生的第一道防线。(5)办理职业责任保险或提取风险基金。严格地说,投保责任险,并不是避免审计诉讼的对策,而是注册会计师的一个自我保护措施。但这一措施能帮助注册会计师转嫁风险,避免遭受毁灭性的损失。(6)聘请专业的律师担任法律顾问。无论是对处理审计过程中所遇到的棘手问题,还是对应付已发生的或可能发生的诉讼事项,寻求有经验律师的帮助都是注册会计师的明智之举。
参考文献:
关键词:律师文化 律师文化目的 律师责任感 律师管理
挪威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易卜生说：“每个人对于属于他所属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端他也有一份。”应该到了建设一个负责任的社会的时候了。
生活在一个负责任的社会该是多么的美好。我们看到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一个负责任的国家,一个负责任的行业,一个负有责任的公民。一个负责任地社会是一个从上到下,从下到上,相互之间的负责任的社会。而我们当前的社会似乎还没有建立里起普遍的责任体系，甚至是，不负责的事比比皆是，我们经常不负责任。当前律师文化建设应当是使律师有一种责任观：对职业负责、对法律负责、对行业负责、对社会负责。
一、重塑法律职业理念—对职业负责
德国法学家莱因斯坦精辟地论述到：“法的形成和适用是一种艺术，表现为何种样式，取决于艺术家。wwW.133229.COm”
纵观西方法治社会的发展和完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法律程序（制度因素）与法律职业（人的因素）这两个方面对西方走上法治社会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法律程序与法律职业两方面的改制也正是我国司法改革的突破口，也是我国法治社会建设的基础和起点。
当今我们律师事业理念出现严重的缺失，不能不与我们没有认真、正确对待“职业”理念相关。在中国的法律制度运行中，不仅法律职业人员尚未形成，甚至并不清楚法律职业的内涵。
所谓法律职业，是指因在法律事务中具有某些特殊功能而在维护秩序方面具有特定职责的人，一般包括法官、律师、法律顾问、法学教师和学者等。美国法学家昂格尔把“法律职业”定义为一个由活动特权和训练所确定的特殊集团，这个集团操纵规则，充实法律机构及参加法律争讼实践。韦伯则认为，“法律职业”是指受过专门训练的从事司法活动和学说阐述法律的职业法律工作者。王利明教授认为：法律职业是一群精通法律专门知识并实际操作和运用的法律人。
律师职业本质特质包括：一是熟练掌握承载着法律知识、技术和精神，并使法律人本身获取无穷权力和利益的职业语言；二是熟知包括法规则和复杂理论在内的职业知识；三是娴熟于繁杂而为外人所无法掌握、不可言说程度较高的职业技术；四是在法律人特有的思维模式中思考法律问题，处理法律事务；五是遵循一套使其合乎职业身份，并在大众道德和职业利益之间保持良性张力的职业伦理；六是在多元化的哲学取向和宗教信仰基础上，信奉法治和法律。这六项内在的素养因素——简称之，即为职业语言、职业技术、职业知识、职业思维、职业伦理和职业信仰，前四项构成也可合称为职业技能——也即我们平常所说的“法律人的职业素养”，后两项为职业理念。
《律师法》及行业规范的实施，必须从信仰法律职业开始。一但丧失对法律职业的信仰，往往是对整个法律信仰的丧失。法律职业信仰，首先是法律职业的从业者信仰自己的职业，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作好本职工作，创造其他主体信仰的先决条件。作为律师，作为“法律之师，文明之师，正义之师，律己之师”的律师职业，作为维护司法公正，促进依法治国，执政为民，防止司法腐败的律师职业，若没有对律师职业的敬畏，若不视其为天职，若不视其为生命信仰，就会损害律师职业形象，损害律师事业的事件，就会造成职业道德缺失，就会使维护正义的信念和服务诚信的意识逐渐淡薄，就会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就会无视职业的神圣性和责任感，就会走向反叛，就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二、塑造律师的职业责任——对法律负责
胡锦涛总书记早在2004年1月份就进一步加强律师队伍建设中指出：“加强律师队伍建设是维护司法公正、促进依法治国的重要举措，使坚持执法为民、防止司法腐败的必要保证。”作为法治社会中的律师更应该对法治具有职业性的认识，并组成自己行动理念的组成部分。法治是一种理性的普遍的办事原则，法治是一种法律的内在精神或者说是一种法治理念，现代法治理念包括法律至上、权利本位、程序正当、权力制约等一系列观念、原则和精神。
由于律师是法律职业共同体中一员，承载着法治社会的特殊使命，律师的观念和行为的法治社会性和影响力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不可推卸的责任。而缺乏相应的职业荣誉感和使命感，不仅失去职业者对正义的维护，而且容易走向反面。
法治社会的建立，需要法律人的人格和品德，法治社会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将“静止”的法律转化成“动态”的法律来实现功能的。从法律语言来讲，法律的内涵有三个方面：一是观念和意识中的法律，例如：我们要建成一个法治社会，一个公平、正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社会；二是文条中的法律，例如：我们又颁布了什么法律规章，哪部法律又进行了修改；三是法官口中说的话，或曰法院判决书。法律是通过职业人员实现其功能的。律师事业从某种意义上讲，属于法律解释学范畴，肩负着宣传、解释和适用法律的职责；同时，律师又是法律的翻译工作者，负责将社会关系翻译特有的法律关系，使感性上升为理性，使社会任意行为转化为规范行为，使矛盾冲动进入秩序状态。因此，律师事业和职业本身就是法治社会主掌者。
律师职业本质属性要求具有特殊的责任观：即对职业负责，对法律负责，对行业负责，对社会负责。
三、树立正确职业利益观——对行业负责
由于客观等诸多方面的因素，中国律师制度的改革一度将律师推向市场，并定位于中介机构，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律师业的价值取向偏离了律师职业的本质。某地在评优秀中介机构时，站在领奖台上的有律师协会与婚姻介绍所、房屋中介服务和洗浴中心等。其次，律师行业中出现的律师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成员之间“拉关系”，请客吃饭，办“关系案”“金钱案”，“法钱交易”，以及违背职业纪律，损害当事人利益，甚至违法犯罪的行为，无不与律师的价值定位错位密切联系。其三，由于价值观的错位，我们认为律师行业现在还处于“原始积累阶段”，故中国律师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为“分金钱、排座次、图发展”。将律师业发展定位于“原始积累”的导向性所带来的危害就是“拜金主义”思想根源，“分金钱”既不应律师业追求，“排座次”也不是律师业“水浒传”。
有人说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逻辑就是走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道理。中国律师业是否也必然如此呢？ 罗伯特·g·西蒙斯在他著的《律师的责任》一书中论道：“一个人若投身于法律这一职业，其宗旨就必须是先主持正义而后考虑生计。”律师行业是信仰法律和自觉遵守规则为基础和前提条件的，律师行业是通过捍卫法律和规则而实现服务价值的，其价值最终将产生社会利益（实行法律功能和效益）和经济利益（律师的收入）。如果医院追求的目的是金钱，人们的生命就会受到践踏；如果法律职业人追求的结果是金钱，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就会倒塌。
律师作为法律职业人，其利益的获得应是通过法律服务实现的副产品，其追求的是法律职业人的职责，而不是金钱。诠释和维护法律规则才能带来财富。
“五月花号”的著名故事也许让法律职业人深省，能更好的诠释财富与规则的关系：公元1620年9月，不堪忍受迫害的102名清教徒乘着“五月花号”货轮，尝尽流亡生活的种种苦难，从英国驶向了大西洋彼岸，去寻求实现宗教理想的净土。当他们发现大陆就在眼前时，他们不是马上登陆原始积累，再分座次和发展，而是他们将船停了下来，他们以“公约”的形式确定了上岸后的行为规则和建立社会的宗旨。这公约即是有名的《五月花号公约》，这种宗教信仰般的约定，孕育了一个伟大的法治国家和民族，创造出了丰富的社会财富和罕见的繁荣。
事实已充分证明，有了规则意识和信仰，才能保障财富的丰富和积累，而没有规则的财富，只能是将社会引入贫穷和混乱。
四、树立正确的事业发展观—对社会负责人
任何一个生活在社会中的人都是一个社会的人，其任何行为都会产生社会影响力和社会后果。有的是积极的，有的是消极的，有的甚至是破坏性的。做律师和从事律师更是如此。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但这一代人所做的事既对前一代人事业的继承，又是下一代人事业的基础。做为承上启下的这代律师应当确立什么样的事业观，又应当负起什么样的责任呢。
律师的事业观是由其价值观决定的，从事律师的目的和价值是什么？这个问题是一个基本问题，但要回答这一问题在当下却是非常不容易：一个是由体制方面的原因将律师定位于中介结构，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在某种程度上，将律师推向了以经济利益为中心。二是律师生存没有基本保障，完全推向以金钱为导向“自负盈亏”的个人物质利益奋斗，从而导致律师必然要走一条“ 先分金钱，再排座次 ”的恶性循环状态，三是作为行业建设没有建立起针对性的对青年律师培训机制，特别是在解决青年律师创业初共有的必要的发展基金，以及老律师的老有所养的后顾之忧的问题。
律师的社会责任还在于公益性。要在社会活动中，充分发挥特有地位和作用，起到化解矛盾、正确引导问题解决的方式，将复杂而又敏感的问题通过规范和理性的法律渠道来处理。
中国律师业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应该走“谁污染谁治理”的道路。我们没有理由和资格由于我们这一代“污染”的环境让下一代来治理，下一代也同样如此。我们应该建立起负责任的体制和行业意识，共同构筑一个坚实的律师事业大厦。
文化作为事业的主要因素已是举世公认了，早在40年代和50年代，曾有不少学者重视文化因素，从文化的角度理解各种社会，分析它们之间的差别，解释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法律。进入九十年代，社会科学界越来越多的学者把目光转向文化因素，用它解释各国的现代化、政治民主化和各种群体的行为。如果单从主观角度界定文化，其含义是指一个社会中的价值观、态度、信念、取向以及人民普遍持有的见解。人们已经坚信文化强大力量的存在并左右着人类社会发展。正如曹世潮先生所言：文化的发现，无异于人类发现了一个内在的世界，其意义不亚于人类对自然和宇宙的发现，不亚于人类对科学体系的发现。一个由文化主导的世界正在向我们走来。
中国律师文化的建设，其意义重大而深远：律师文化是法治理念的落脚点，也是律师职业化发展的基点。它是律师主流文化的着眼点，同时是法律职业人信用危机的转折点。中国律师文化建设无论是从宏观，还是从中观，还是从微观都将起着积极的力量。像文化共性的功能一样，首先具有行业的定位和导航功能，其次是价值导向功能，三是行业团队凝集功能，四是激励潜能的功能，五是心灵的自我约束功能。因此大力推动律师文化建设势在必行。
塑造一支负责任的法律职业队伍，应该是律师文化建设的核心，确立“对职业负责、对法律负责、对行业负责、对社会负责”的职业责任感和使命感是律师文化的焦点，也是归宿点。只要我们能持之以恒、有效地坚持下去，相信中国律师业将不辱使命、将更加强大。
参考书目和资料：
1、《文化的重要作用》 （美）塞缪尔·亨廷顿 新华出版社
2、《律师事业与文化管理》 王玉亮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3、《法律人之治》孙笑侠等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4、《律师文化》文集 吉林律师协会
论文关键词：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归责原则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所做的统计，在1998年1月1日—2002年6月30日期间，注册会计师受处罚的情况为:行政处罚687人，承担民事责任1人，刑事责任22人，在审案件中被采取强制措施的47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和采取强制措施的比例具有上升的趋势;会计师事务所受处罚的情况为:行政处罚约1073家，其中321家被暂停执业，95家被吊销许可证，195家被撤销，承担民事责任的28家，行业自律性处罚386家。在这其中，由于上市公司所提供的信息质量不高，尤其是财务会计信息常常存在着误导、虚假和重大遗漏的情况，而使注册会计师及会计师事务所遭受“牵连”、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案例占到相当大的比重。
一、注册会计师法律资任的表现
1.注册会计师面临的法律责任不断增加
进人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改革开放的纵深发展，市场经济建设的不断推进，注册会计师因验资业务纠纷而被推上法庭的事件越来越多，并逐渐蔓延到审计、评估、盈利预测等一系列注册会计师参与的业务之中。深圳原野公司、北京长城公司和海南中水集团公司三大审计案件发生后，注册会计师行业开始进人了法律风险急剧膨胀的阶段。之后，由于法院与注册会计师界在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问题上的认识分歧、会计信息质量日益受到重视以及政府对注册会计师行业监管的日趋严格等各种原因，注册会计师行业面临的法律责任压力不断增加。到银广厦事件发生时，不仅执业的注册会计师受到了严厉的刑事处罚，整个注册会计师行业也陷人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中，并且由此掀起了新一轮的诉讼和稽查风暴。
2.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规范不明
为了明确中国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国家先后出台了《刑法》、《注册会计师法》、《证券法》、《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但由于外部环境的改变，立法顺序的先后不同，使得这些现行法律中涉及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条文存在不少矛盾之处。比如《注册会计师法》、《公司法》、《证券法》等对会计师事务所处罚数额是违法所得的1-2倍罚款，而《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则没有具体罚款范围，只规定根据不同情况单处或并处罚款；同一违法行为，如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或有重大遗漏的报告”，《公司法》只规定对会计师事务所的行政处罚，而《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不仅规定了对事务所，而且规定了对注册会计师的行政处罚。而且，相关法律用语不具体，缺乏操作性。常见的是“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等等，究竟怎样才算情节严重?怎样才构成犯罪?等等，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
3．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与其他中介机构的法律责任界定模糊
在证券市场中，一个公司从招股到发行、上市以及定期信息披露过程中，需要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聘请多类中介机构(主要包括券商、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为其提供必要且胜任的专业服务。然而目前的情况是，券商、会计师、律师的工作并没有很好的定位，会计师与律师的业务界线原本分别是财务与法律问题，但现在他们却“开拓性”地承接既有财务性又具法律特征的“综合”业务，券商的工作是建立在会计师、律师基础之上还是兼而有之，也并不明确。正是由于对中介机构之间的业务范围和法律责任划分并不确切，且对其彼此间的工作是否以其他方的工作为依据或将作为其他方的工作依据缺乏制度上的说明，致使一旦上市公司捅了“篓子”，中介机构之间就开始互相推卸责任、寻找规避法律责任的空子。
二、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成因
1．会计信息的经济后果性增强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会计信息的经济后果及影响范围是相当有限的，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证券市场的存在使得委托方与受托方的关系变得不确定，双方的关系是否建立与解除，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会计信息的反映内容。因此，会计信息的决策作用变得非常重要。一项小小的错误会计信息，可能会导致整个社会资金几万、几十万，甚至几个亿的错误流向。正是由于会计信息的经济后果性日益突出，一旦产生不应出现的经济后果性，或者鉴定会计信息与使用会计信息的双方对这种经济后果性产生不同看法时，必将带来法律上的冲突。因此，会计信息经济后果性的增大，也会引起相关的审计法律责任的加大。
2．市场运行机制不合理
首先，公司治理结构存在严重缺陷。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畸形，国有股东缺位，“内部人控制”现象十分严重。经营者集决策权、管理权、监督权于一身，由被审计人变成了审计委托人。注册会计师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迁就上市公司，默许上市公司造假，几乎成了一种“理性选择”。其次，制度改革存在舞弊。我国的上市公司大多是从国有企业转化而来。根本不具备上市条件的国有企业在短期内摇身一变成为上市公司，为了上市“解困”，只能靠作假账。最后，地方政府的不当干预。目前，我国仍然存在着地方保护主义盛行的弊病。为解决地方上的就业、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问题，为了取得更多的财政收入，地方政府往往极力支持和包庇上市公司的造假行为。这样的环境无疑又加大了注册会计师承担法律责任的风险。
3．市场经济主体的平等性增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已成为调节个人与社会、秩序与自由、权威与服从三大矛盾的准则。法律地位的平等表明了受托方与委托方具有相同的经济权利。当对会计信息的理解发生冲突时，双方不再依据行政权利与级别，而更多的是依据原先制定的“游戏规则”——法律条文来处理有关的争议。由于权利的保障及法制的完善，使得各方都有了依法自卫的勇气与能力。运用法律手段来调节会计信息处理与理解的冲突，逐渐成为了市场经济环境中最为常见的手段之一。因此，当被审计单位出现财务危机或破产情况后，不论是信息使用者还是法官，都倾向于借助法律手段从有支付能力的注册会计师身上获得赔偿。
4．注册会计师行业的职业建设不完善
一方面，会计师事务所体制不健全，我国目前绝大多数事务所都采取了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几十万元的注册资本承担的却是涉及几个亿、数十亿数额的业务。在这种情况下，事务所的败德成本很低，潜在收益却很高。因此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轻者想方设法“压缩”审计成本，无视质量控制政策与程序的建设，重者则与被审计单位串谋铤而走险、以身试法。有限责任制成了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逃避法律责任的“防火线”。一部行业发展史告诉我们，会计师事务所采取无限责任制的组织形式，注册会计师对上市公司会计报表的真实、完整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构成了审计质量提高的强大压力和保障。另一方面，执业的注册会计师的素质不高，不仅缺乏必要的专业胜任能力，对新业务、新法规、新制度置若罔闻，没有及时拓展专业知识面以适应业务的发展需要；还缺乏应有的职业谨慎性和职业道德，敬业精神不强，审计程序应付了事，甚至利用内幕信息谋取私利。这些来源于行业内部的原因成为注册会计师被追究法律责任的“致命因素”。
三、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适用的责任定位与归责原则
由于会计师事务所与投资者等其他利害关系人没有合同关系，会计师事务所对其他利害关系人承担法律责任应当是基于侵权责任。侵权行为归责原则主要有无过错原则、过错推定原则以及过错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是指损害发生不以行为人的主观过错为责任要件的归责标准。过错推定原则，是指若原告能证明其所受的损害由被告所致，而被告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则应推定被告有过错并应负民事责任。过错推定的法律特征是：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办法，免除了原告就被告的过错举证的责任。
目前，大部分法律界人士认为，由于注册会计师职业的专业技术性太强，对其行为的过错认定比较困难，且依照一般过错原则设置的举证责任给原告带来了难以完成的证明责任，原告几乎不可能以确凿的证据证明注册会计师有过错，因此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归责原则更适用的是一般过错责任原则引申出来的过错推定原则。此外，对注册会计师及会计师事务所而言，还应当区分是否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如果其出于故意，且与上市公司构成共同侵权，则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如果没有形成恶意通谋，应当承担补充责任。如果是轻微的过失，不应当承担责任。
(四)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实现与完善
关键字：律师文化建设问题
律师，作为一支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与国家和其他社会力量一起，肩负着推进社会民主与法治、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使命，承担着使人的生存价值得以充分尊重、使社会正义得以依法伸张的重任，承载着全社会成员的期待。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到来，时值我国加入WTO，经济、法治进程的不断深入，中国的律师，将以怎样的理念、品位、素质与精神风貌去接受这新的机遇与挑战，去实践律师的社会功能，这是当前全社会都非常关注的命题。其中，“律师文化”的构建无疑对这一命题挑战有着实际的意义。本文拟从律师产生的社会背景、时代背景、职业背景的区别以及中西方律师制度的区别和影响出发，谈一谈律师文化建设中应当关心和注意的一些问题，为律师文化的建设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供从事律师文化建设的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参考。
一、律师的经济背景对律师文化建设的影响。
律师职业是一个商业性较强的职业，法律服务作为律师的劳动成果，具有商品特征，可以在市场上自由流通和自由交换，律师主要凭借在市场上交换自已的智慧，进行作各种有形无形的竞争，取得收入报酬，来养家糊口，求得生存和发展。律师正是因为需要在市场上交换自已的“产品”才需要律师事务所，正是因为需要在市场上竞争才会集成律师团队，也正是因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市场规律，调节着整个律师行业的供需，才使整个律师产业基本保持着动态平衡，有时还出现明显的供不应求和供大于求的局部震荡。笔者认为这是我国律师行业最重大也是最重要的社会背景，是我们研究律师和律师文化一切工作的前提。我们建设律师文化必须要充分尊重这一社会背景，才能保证所建设的律师文化适应律师行业的需要，适应律师制度的需要并不断取得进步和发展。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全国律师处在比较欠缺的状态，从业律师执业地位高，执业环境好，律师和律师事务所普遍处在比较优越的认识水平上，律师的精神状态和精神文化也普遍处于积极向上的一面。此时全国出现了考律师的热潮，使得执业律师的数量迅速增加。近年来，随着律师数量的增长，很多地方的律师处于基本饱和的状态，律师业务竞争激烈，不正当竞争、不正当从业的现象，时有发生，律师的形象受到很大的影响，律师的口碑在社会上受到非议，律师文化中负面的东西增多。此外，由于我国加入了WTO，由于国际律师市场的竞争，我国的律师市场即将开放，国外律师文化的进入对我国律师文化必将产生重大影响，同时，国外律师的进入，对我国律师市场的供需关系也将产生重大的影响，对我国律师文化的建设任务、进程、手段、方式均将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因此，我们研究律师文化的建设，必须首先要用市场经济的方式和眼光来进行，必须要在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下，研究律师市场规律和现阶段律师市场状况。可见，律师文化首先体现出来的是市场的文化和竞争的文化。
二、律师的时代背景对律师文化建设的影响
律师在不同的时代，其身份、作用、地位也不同，因此所产生的律师文化中物质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等各方面均不同。在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形成律师制度，但是个别能言善辩的人为他人提供了一些辩解，逐步成为讼师。但这些人在当时的社会中是非常少见的，没有形成人群和团体，也没有固定的办事场所，所以不但没有形成讼师制度也没有形成讼师文化。封建王朝以后，中华民国法律确立了我国的律师制度，律师正式以人的身份成为社会的一员，但是由于中华民国一直处在战乱纷飞的状态，法制被极少部分人把持和操纵，加之生活所逼迫和社会大环境的影响，除出现过大律师施洋、史良等具有铁血骨气的律师之外，律师大多数被人们称为“讼棍”，不为民众所尊重。此时根本谈不上律师文化，即使存在，也都是一些依附权贵、左右逢缘的负面文化。解放初期，一直是进行无产阶级、军管或者打击残余势力，几乎没有律师业务的开展，也没有律师文化的建设。开始后，砸烂公、检、法，群众盛行，当然律师业也一样无一幸免。直到1980年8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律师制度得以恢复和发展。但当时的律师是国家法律工作者，国家核发编制，象现在的公务员一样，是国家公职人员，具有强烈的优越感。此时的律师文化表现出来的是国家公职文化，有案件不想做，不愿做，律师文化层次、素质水平参差不齐，没有竞争文化，也没有诚信文化，却成为律师文化的组成部分。1986年，司法部开始组织律师资格统一考试，2001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系列的《法官法》、《检察官法》、修订了《律师法》，确立了统一的国家司法考试制度。律师的准入制度逐渐走向规范并与世界接轨。律师队伍的素质明显提高，越来越年轻化、专业化、律师文化建设的内涵越来越丰富、基础越来越稳固，并逐步形成了当代律师文化的主流形态。但是由于律师业处于自由竞争阶段，加之部分地区竞争已经非常激烈，一些不道德、不诚信的风气也夹在其中，律师文化正遭受着不良风气的侵袭
从西方律师发展历史来看，律师文化也在从无到有的情况下逐步发展起来，并形成了西方现代律师文化的主流。但是由于西方律师制度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历程，受到西方民主与法制制度的熏陶，律师文化的内涵非常的丰富。有的律师事务所从业律师多达3000多人，年业务收入达到上百亿美元，全体律师均在同一律师事务所的文化氛围中开展法律服务工作，每一名律师自身文化与律师事务所的文化凝聚、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且这些文化正在影响着中国律师文化的走向。因此，中国律师文化建设不仅要研究当前中国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现状，还要研究将来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制度的走向，中国法律制度建设的方向和律师制度的发展趋势，使律师文化充分体现时代的需求和呼声。
三、律师的职业背景对律师文化建设的影响
在国家法律体系中，律师职业具有相当的特殊性。因为，在一国的法律体系中，从事法律工作的职业通常情况下有四种：其一是法官职业，其二是检察官职业，其三是警官职业，其四是律师职业。前三种职业，均是国家的公共职业，均由国家的财政作为这些职业的物质保障，唯有律师被推向市场，由律师自已通过劳动取得报酬，养活自已，直接面对残酷竞争。同时，前三种职业均是“官”，法官、警官、检察官，唯有律师不是“官”，称为律师而不叫“律官”。从四种职业所服务的对象来看，前三种职业均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贯彻国家意志为已任，直接为国家利益服务，唯有律师不是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为已任。由于律师职业与法官、警官、检察官的职业具有上述明显的区别，因此，律师文化与法官、警官、检察官的文化必然存在明显的区别。律师文化的价值取向应以维护当事人的利益为中心，而法官、警官、检察官文化的价值应以维护国家的正常治理、统治为中心。法官、警官、检察官的文化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以及以保障国家法律的实施为核心，是很好理解的，但是律师文化是否应当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以及以保障国家法律的实施为核心却是值得商量的。国家的法律就象一张网，律师究竟是直接参与织网的人，还是帮助网内的鱼外逃，使参与织网的人发现网上的漏洞继续织网？美国前总统卡特在1978年曾说：“世界上，我们的律师高度密集，每500人中就有1名律师，比英国多3倍，比西德多4倍，比日本多21倍。美国就是诉讼多，但我们没有把握说我们的正义就多！”。可见，即使在美国，律师多并不代表正义多，律师也不代表正义，律师更没有以正义作为宗旨。但是我们能说美国的律师文化很差吗？美国的律师没有文化吗？相反，美国的律师制度却是全球比较完善的，也是社会制度中最最重要的一项制度，其律师文化建设也在很多方面有其优秀的一面。因此，法官、警官、检察官是社会游戏规则中的裁判员和监督员，律师文化建设不能简单地按法官、警官、检察官文化要求去建设，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是法官、警官、检察官的事，是法官、警官、检察官的价值取向。而律师是社会游戏规则中的运动员，律师文化应以勇于竞争、敢于抗争、诚信经营、热情服务为核心价值。否则，律师文化的建设就会出现“耕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已的田”，而且会使律师文化建立在虚无主义的基础之上，最终使律师文化建设成为虚无主义、形式主义。
四、教师、医师、会计师等社会职业文化对律师文化的影响。
教师、医师、会计师，甚至是牧师与律师一样均是具有专项文化知识，并以该专项知识为谋生手段的社会职业，其职业中均有一个“师”字。以上每一个职业均有各自的文化和价值取向。教师以教书育人为已任，并以桃李满天下为自豪，他们以诲人不倦、任劳任怨的精神文化在社会上建立了尊师重教的文化氛围。每一名律师均在教师的教育下成人成才，教师的文化每时每刻影响律师的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但是律师在执业后，与教师又形成了明显的区别。教师以学校为执业场所，学校以公办为主，从业人员多，需要全体教师的相互协作才能完成教学任务，教师通常不需为自已的报酬担心，不直接面对竞争，除向学生传授知识外，最主要的是传输道德和仁爱文化；但律师则不同，律师以律师事务所为执业场所，律师事务所以私立为主，从业人员有限，律师主要靠个体完成法律服务，要每天面对竞争。因此，律师文化与教师文化有很大的区别，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律师文化是一种竞争文化，而教师文化则是一种仁爱文化。律师文化从教师文化中汲取最多的是做人的文化。医师以救死扶伤，实行人道主义为已任。即使最没有人性、最没有道德的人生病，医师均有义务为其救治。一般情况下医师也会救治这样的病人。但是律师则不同，律师如果发现其服务的当事人为这样的人，律师有权拒绝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当然这样的人如可能被判处死刑，又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在人民法院指定下，律师则无权拒绝。比较医师与律师文化，医师文化与教师文化具有相似性，医师与律师文化差别则较大，医师文化以人道主义为核心，律师文化则不以人道主义为核心。其他的如会计师等社会职业与教师、医师的职业相近，文化也相近，与律师文化差别明显。律师文化与上述各职业的文化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区别，均因律师文化的本质是竞争文化，且律师文化中缺少人文精神和仁爱精神文化。
鉴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律师文化建设要根据律师文化特点和缺点有目的的开展。一方面要继续以市场经济为指针，发扬律师文化中竞争文化的优势，同时不断丰富人文精神和仁爱精神文化内涵；另一方面，要抑制因市场引起的不正当竞争文化的负面影响。努力打造政治坚定，业务过硬，品质优秀的律师群体，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添砖加瓦，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谱写和谐的音符。
参考文献：
我国第一部有关医师的法律规范是1929年民国政府颁布的《医师暂行条例》，其后修改为《医师法》，该法目前经修改仍在我国台湾地区适用。新中国成立后于1951年颁布了《医师暂行条例》和《中医师暂行条例》，在一个法治社会仅有两个条例显然不能满足社会的要求，及时颁布《医师法》成为一件十分重要的议提，因此立法机关历时近十年时间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终于于1997年拿出了较为成熟的《医师法》(草案)，该草案经多次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终于在1998年6月26日在九届人大常委第三次会议上通过。
一、《医师法》的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是新中国卫生法制史上第一部从法律层面上规定医师制度的法律，从这个方面讲把《医师法》的颁布称为新中国卫生法制史的标志性事件并不为过。《医师法》的重大意义在于：
1、规定了医师的职责性质是神圣的；
2、规定了全社会应当尊重医师；
3、规定了医师可以依法参加和组织医师协会；
4、规定了医师的准入制度为考试制度并规定了报考资格；
5、规定医师的注册及执业规则；
6、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上述规定明确了医师的社会地位、规范了社会成员进入医师队伍的法律途径，《医师法》对医师执业规则的规定也使广大医师在执业活动中有法可依，因此我们说医师法的颁布意义重大。
二、《医师法》的实施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的实施情况至今没有立法者的调研报告，中国医师协会成立后先后进行了两次大的调研，相应的调研情况已有了正式的报告。
从我们了解情况看我国目前的医师准入基本上能够贯彻《执业医师法》第二章的要求。
从医师的角度看，广大医师对第三章的执行和理解也比较到位，如医师的执业行为无论从诊疗、继续教育、保护患者、完成病历、紧急救治、知情同意、突发事件的灾害防治等都完成的比较好。
《医师法》实施有待改进之处是行政处理力不从心，使《医师法》规定的考核流于形式。
《医师法》实施最不好之处是“全社会应当尊重医师，医师依法履行职责，受法律保护。”在现实生活中医师被打、被骂、被杀并不鲜见；且极个别媒体公然污蔑医师的人格却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和制裁，让人感到痛心。
三、完善《医师法》的思考
1、“全社会应当尊重医师”不应做为空的口号，如何体现并具体化应在实施细则或司法解释中有所规范。
2、“医师依法履行职责，受法律保护”应当具体化，如公安机关在医疗机构的求助下应当怎么做，要有具体要求。
3、医师协会的定位应更加明确化。
4、目前人事部卫生部联合出台的《指导性意见》允许医师兼职兼薪与《医师法》第十四条有冲突，兼职兼薪应在法律层面被肯定。
5、个体行医的规范应当明确，并应有执业保障。
6、医师权益保护应加强。
7、违法行为的处罚应加强。
四、医师协会
目前我国已加入世贸组织，这既是我国发展的动力也有一定的压力。关于入世有这么一句话最恰当不过的话“我国加入世贸组织，首先政府应当入世”，也就是说入世后我国现有的一些规范难以与国际接轨，转变职能将成为行政机关不得不面临的一个问题。入世后一个很快就摆在卫生行政管理者面前的一个问题是：医院产权多元化、医师身份多样化、医师资源流动化的问题，如何解决？
我国政府在入世一年报告中明确要求卫生行政机关转变职能，要求卫生行政机关在管理中“资格审查要严、定好制度、严格执法”，在严格执法中要求卫生行政机关“经济、法律、道德约束一块上”，对于道德的约束行政机关显然难以做到，此时行业组织的职能就显明非常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