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11 21:22:1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证券法，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现行《证券法》在法律责任的规定方面，比较明显的缺陷是在责任承担上以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为主，少有民事责任的规定
中国现行《证券法》于1999年7月1日施行，从制定背景来看，该法是在总结1990年至1998年期间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吸取当时国际上出现的金融危机的教训并体现当时中央关于金融工作的重大决策的产物。这一背景决定了现行《证券法》中的许多制度和内容都与国际证券市场的游戏规则相背离。因此，修改现行的《证券法》已经是迫不及待了，这已成为证券界和法学界的共识。近日《证券法》修改提上议事日程，接下来的问题应当是，我们应如何修改《证券法》？我们认为，基于证券市场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应当旗帜鲜明地从与国际接轨的高度来修改《证券法》，而不应过多地强调中国特色。从立法技术上看，应当剔除现行《证券法》中过时的制度、完善相关有缺陷的制度、引入新的有利于证券市场发展的制度。
大宗交易制度
所谓大宗交易，是指证券单笔买卖申报达到交易所规定的数额规模时，交易所采用的与通常交易方式不同的交易方式。目前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规则确立了该项制度。但这是与中国现行《证券法》的规定是相悖的。因为大宗交易的达成以协商一致为手段，但《证券法》第三十三条明文规定：“证券在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应当采用公开的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证券交易的集中竞价应当实行价格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
近年来，随着中国证券市场的快速发展，投资者结构逐步发生变化，机构投资者日益成为市场交易的主体，无论是从其投资组合还是从交易行为的具体需求，急需有与之相适应的新交易模式。此外，证券市场上兼并、收购等现象日益频繁，大额股权的过户需要市场为之提供安全快捷的通道。在市场不断变化的形势下，证券交易所现有的单一交易模式已无法满足市场发展的需要。因此，确立大宗交易制度有利于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
但现行《证券法》并没有给大宗交易制度预留相应的空间，这样，使得中国目前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推出的大宗交易制度不具有《证券法》的效力。因此，此次修改《证券法》应当确立大宗交易制度，赋予大宗交易合法的法律地位。
上市公司收购制度
现行《证券法》第四章规定了上市公司收购。但其缺陷是显而易见的：缺乏科学的上市公司收购定义和对收购方式的划分，体现在立法技巧上则是逻辑上的混乱和概念的不周延，导致的问题则是法律适用上的无所适从。逻辑混乱表现在：收购方式划分上标准的混乱。
首先，《证券法》没有对上市公司收购进行定义，这对于偏向于大陆法系的中国立法传统来说，不可避免将导致收购方式划分标准上的混乱。从《证券法》第四章通篇规定来看，它表述了三个收购概念：场内收购（《证券法》
表述为“通过证券交易所”的收购）、要约收购和协议收购，并相互混同使用，其弊端即是使《证券法》晦涩难懂且缺乏操作性。比如，根据《证券法》第八十一条的规定，“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投资者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的30%时，继续进行收购的，应当依法向该上市公司所有股东发出收购要约。但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免除发出要约的除外。”
这表明，要约收购只能是场内收购（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导致的，但实际上，即使协议收购（如实践中通过协议受让法人股方式）达到了该条规定的持股界限，也须启动要约收购程序。因此，此次修改《证券法》，需要对上市公司收购制度进行全方位的清理，从收购概念的界定、收购标准的划分、收购程序的设置到收购结束的法律效力等，都要重新定位。
此外，上市公司收购制度还存在其他问题，比如收购缺乏对“一致行动人”的规范、没有清晰地界定“收购行为完成”的标准、收购豁免的规定过于原则等，都需要此次《证券法》修改予以明确。
证券民事责任制度
(一)关于“金融法”的英文翻译与使用问题
金融法是一个集合概念,在世界各国法律体系中,并不存在一部法律叫“金融法”;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也不存在一部以“金融法”命名的法律或者法规,但它自成一类规范或“一个法群”(abodyoflaw),是我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从不同法律规范的调整对象来看,金融法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金融法专指银行法,因为银行是金融体系的核心,银行法是金融法的基本法;广义的金融法则除包括银行法外,还包括货币法、票据法、证券法、信托法、基金法、保险法等[1]。
在没有现成的英文法律词语与之对应下,应如何英译“金融法”这一概念?对此,我国金融法学界并没有达成一致。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将“金融法”翻译为FinanceLaw。如,朱崇实主编、法律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的《金融法教程》(第二版),将书名译为ACourseinFinanceLaw;强力著、法律出版社2004年8月出版的《金融法》,直接译为FinanceLaw;另一种翻译是Fi-nancialLaw。例如,朱大旗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出版的《金融法》,在英文目录中使用了FinancialLaw;刘次邦、郑曙光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9月联合出版的《金融法》,使用的也是FinancialLaw;在我国台湾地区,一般也用FinancialLaw。
笔者认为,应当遵循如下方法:
1.金融法是随着金融活动而产生的,从最初的习惯,到后来的银行法,到现代的金融法,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因此,传统上的金融法,就是指银行法,所以有时候用bankinglaw来指称金融法是恰当的。
2.当金融法是指包括银行法、票据法、证券法、保险法、信托法、基金法等在内的自成一类规范或“一个法群”(abodyoflaw)时,应使用finan-ciallaw的翻译方法。这可以从“金融(finance)”一词的中英文词源进行分析。
3.时至今日,在世界范围内银行仍是金融体系的核心,银行法是金融法的基本法,所以当“金融法”主要是指银行法时,可以翻译为bankinglaw;但当“金融法”作为广义的金融类法律使用时,必须使用FinancialLaw。
4.关于我国金融法规体系中几个部门法的翻译,基本上不存在分歧,分别是:银行法bankinglaw,证券法securitieslaw,保险法insurancelaw,信托法trustlaw,票据法negotiableinstrumentslaw,等等。
5.值得注意的是,在英美、欧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笼统使用“金融法”这个名词并不多见;而是在不同的场合分别直接使用bankinglaw,secur-itieslaw,insurancelaw等,或者从金融机构角度讲“银行与金融机构法”(bankingandfinancialinsti-tutionslaw)、金融监管(financialregulation),以及金融服务(贸易)法,即lawoftradeinfinancialservices或者financialservicesact等。
(二)关于英文finance的理解、应用与翻译finance是个多义词,在法律翻译实践中,在对其理解、使用与翻译常引起歧义。
1.现在各种工具书中都把“金融”与英语fi-nance对应,但作为经济范畴加以研究时,二者并不完全等同。以英文注解中文的金融,用fi-nance;以中文注解英文的finance,也用金融。
(1)“金融”在中国并非古已有之。古文字中有“金”,有“融”,但未见“金融”连在一起。《康熙字典》及其之前的工具书均无“金”“融”连用的词。中国最早列入“金融”条目的工具书是:1915年初版的《辞源》和1937年开始刊行的《辞海》。《辞源》金融条的释文是:“今谓金钱之融通状态曰金融,旧称银根。各种银行、票号、钱庄,曰金融机构……”。《辞海》1936年版金融条的释文是“谓资金融通之形态也,旧称银根”[2]。
(2)《企鹅经济学词典》对Finance的解释是:“Finance.Theprovisionofmoneywhenandwhererequired.Financemaybeshort-term(usuallyuptooneyear),medium-term(usuallyoveroneyearanduptofivetosevenyears)andlong-term.Fi-nancemayberequiredforconsumptionorforinvest-men.tForthelatterwhenprovideditbecomescap-ita.l”[3]
2.根据《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六版)》
对Finance的解释,我们认为,Finance作为名词包括以下三个义项:
(1)finance(forsth.):moneyusedtorunabusiness,anactivityoraprojec;t资金,经费。例如:Financeforeducationcomesfromtaxpayers.教育经费来自纳税人。
(2)finance:theactivityofmanagingmoney,especiallybyagovernmentorcommercialorganiza-tion;财政,金融,财务。例如:theMinisterofFi-nance财政部长;thefinancedirector/department财务主任/财务科;adiplomainbankingandfinance银行学与金融学文凭。
(3)finances:themoneyavailabletoaperson,anorganizationoracountry;thewaythismoneyismanaged;(个人、组织、国家的)财力,财源,财务管理。例如:government/public/personalfinances政府/公共/个人财力;It’sabouttimeyousortedoutyourfinances.现在是你整顿财务状况的时候了;Movinghouseputaseverestrainonourfi-nances.搬家使我们的经济十分紧张。
二、“金融集团”及相关法律术语的翻译和使用
在英文中,集团有两种表达方法,即group和conglomerate。但是,关于“金融集团”,既有用fi-nancialgroup的,又有用financialconglomerate的。到底哪个更好呢?
(一)权威工具书对group和conglomerate的解释
1.group的含义:《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关于的group的解释有3项,其中第2项解释是:group(business商),即anumberofcompaniesthatareownedbythesamepersonororganization集团。在有关的法律专业词典中,没有关于group作为集团含义的解释,或者干脆没有group这个词条;想来,也许是词典编撰者认为group作为集团的含义是清楚的、确定的,根本不需要另做解释。
2.conglomerate的含义:《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关于的conglomerate的解释有3项,其中第1项解释是:conglomerate(business商),即alargecompanyformedbyjoiningtogetherdifferentfirms联合大公司,企业集团[4]。最新版《布莱克法律辞典》将conglomerate解释为acorporationthatownsunrelatedenterprisesinawidevarietyofindus-tries[5];《元照英美法词典》对其解释是,“联合大企业;集团公司”,指跨行业、多元化经营的大公司,通常由一单一法人实体控制[6]。
(二)各国金融立法实践对group和conglom-erate的使用及分析
1.在法律实务和翻译实践中,有人倾向于使用group来指称金融集团,并建议用group来替代conglomerate。因为,在经济学中,conglomerate这个术语是与企业集团(industrialconglomerate)相关联的,给人的感觉是诸多并无实际联系的事物所形成的一种无组织的框架;而且,这一表述方式目前在德国也还不为人所知。
2.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若干重要国际组织特别是欧盟和联合论坛,在有法律关文件中更多地使用了conglomerate。如,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证券业监管者组织及国际保险业监管者组织三方组成的联合论坛,于1999年的关于金融企业集团监管的最终文件中,使用了con-glomerate。欧盟在其2001年4月26日的金融企业集团补充监管指令建议案中,使用的也是这个词。
3.根据上述分析,笔者认为,group和con-glomerate两个词并无本质上的区别,但从近几年的法律实践和习惯出发,应该使用conglomerate。而且,在一般地指金融集团时,我们仍然可以使用group;但是在正式的、规范的、书面的场合,以使用conglomerate为宜。
三、“证券法”及相关法律英语术语的翻译
(一)证券(securities)[7]股票(stocks)的比较分析
1.股票是证券的一种。一提起“证券(securi-ties)”,许多人首先想到的是“股票(stocks)”。股票当然属于证券,但它只是证券的一个品种。在美国,“股票”也被明确包含在其1933年《证券法》第2节(a)(1)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第3(10)条中对“证券”定义之中。我国2006年《证券法》规定,其所调整和规定的证券范围是资本证券(investmentsecurities),包括股票、债券和证券投资基金等[8]。而且,我国上海、深圳证交所依法上市交易品种,也主要是这三个证券品种。
2.证券交易所一般翻译为“股票交易所”。在世界范围内,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把“证券交易所”称为“stockexchange”,也就是“股票交易所”。比如,纽约证券交易所是NewYorkStockExchange,新加坡证券交易所是StockExchangeofSingapore。只有极少数国家或地区将证交所称为“securitiesexchange”,如南非的约翰内斯堡证交所英文名字是JSESecuritiesExchange。但是,在stockexchange中,买卖交易的不仅仅是stock,而是包括stock在内的各种securities;很多情况下,还包括股指期货、利率期货和外汇期货在内的金融期货(financialfutures),以及其他金融衍生产品(financialderivatives)的交易。
(二)证券(securities)、股份(share)与股票(stock)词义与用法辨析
1.关于securities一词,如前所述,其含义广泛,它是“证券,有价证券”,指代表对公司或政府的股东权或债权的股票、债券、票据、可转换债券、认股权证或其他文件[9]。因此,在范围上,securi-ties包括了share和stock。
2.关于share和stock,它们都有股份和股票的意思,只是前者主要是英国英语的用法,而后者主要是美国英语的用法。因此,在英国英语中,普通股和优先股分别是ordinaryshares和preferenceshares;而在美语中,普通股和优先股则分别是commonstock和preference(preferred)stock[10]。同时,美语stock还有“股本”即“企业的股份总额”的含义,所以有时用ashare(shares)ofstock来表达具体数量的股份、股票。比如,Thestockisin1000shares.全部股份分为一千股。
3.equity与equities的含义与用法。equity的一般含义是股权、所有者权益,其单数形式equi-ty,是指(公司的)股本、所有者权益、资产净值,即thevalueofacompany’sshares;thevalueofapropertyafterallchargesanddebtshavebeenpaid;而其复数形式equities,则有“(公司的)普通股”之义,即sharesinacompanywhichdonotpayafixedamountofinterest。其常用搭配有:(1)equitysecurities(shares,stock),意思都是“股本证券”,具体的翻译应该根据上下文语言环境进行分析、确定。(2)equityfi-nancing,即募股融资或股权融资,指企业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金的做法,相对于通过发行债券或借贷以筹集资金的“债务融资”(debtfinancing)。(3)stockholder’sequity,意指股东权益,股东产权,股东股本。其他词组还有equitycapital权益资本,equityearnings股权投资赢利,equityincome股本收入,equityinvestment股权投资,equitymort-gage股本抵押,equitynotes股本债券[11]。
(三)证券法与证券监管机构的英文翻译
1.世界各国的证券法,一般都称为securitieslaw或securitiesact。比如,我国的证券法,译成英文应该是TheSecuritiesLaw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在美国,既有证券法,又有证券交易法,分别是SecuritiesActof1933和SecuritiesExchangeActof1934。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情况都大致如此。
2.关于各国证券监管机构,虽在组织和名称上差异较大,但凡直接使用“证券”字眼的,都会使用securities。如,美国监管证券市场的政府机构是其“证券与交易委员会”,即SecuritiesandExchangeCommission,简称SEC;在我国,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依法统一监管全国证券市场,其正式英文名称是ChinaSecuritiesRegulatoryCommission,简称CSRC。
17岁的中学生张某对股票非常感兴趣,感觉炒股赚钱很快。2004年8月,他想亲自试一把,便偷偷将家中的存款提出8800元,在某证券交易所建立了股东账户。没想到几次交易后,张某不但分文未赚,反将8800元的本钱赔光。此事被其父母得知后,要求证券交易所赔偿。证券交易所表示,股票买卖,有赔有赚,不能赔偿。张某的父母遂向法院起诉。
分歧:第一种意见认为:证券交易所不应赔偿,应驳回起诉。
理由:张某所受损失,是股票交易的正常风险,且证券交易所并不清楚张某未成年,主观上也没有过错,不应赔偿张某的损失,应驳回起诉。
第二种意见认为:证券交易所应返还张某所受损失8800元。
理由:张某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与证券交易所建立的股票买卖关系无效,证券交易所虽没有过错,但应当返还张某所受损失8800元。
首先要说一句,不是证券交易所,是证券公司,因为个人不具备直接在证券交易所开立账户的权利,只能通过证券公司的交易席位进行交易。能为张某办理开户手续的,只能是证券公司,所以和这件案例相关的是证券公司,和证券交易所完全没有关系。其次,按照现在的证券法规,个人在证券公司开立证券账户进行交易,证券公司有义务核实个人资料,如果个人资料不符合条件,或是不完整的,证券公司不能为其开立账户。
在这个案例中,张某并未年满18岁,没有个人身份证,资料不符合条件,而证券公司为其开立账户,违反了证券法的规定,在这个案例中承担主要责任,但是否全额赔款,还必须视具体情况而定 p.s. :那位叫图灵的右手的,宪法管这个吗?这个例子只涉及证券法,没满18岁本身就没有正式身份证,你拿你参加中考的那个临时身份证去证券公司开个户试试?要是能开你告诉我是哪家营业部,我不相信那家会不顾合规调查给你开这个户。请不要想当然好不好,我就是券商的,就算你有1000万,现在为了冲股指期货资格,害怕证监会严查,绝对没有人会顶风作案的。
围绕上述问题，本文对现行的证券法规中的数量要求（主要是数字比率）进行了探索，发现在现行的证券法规中除有关关联交易的规范不同的规章之间有一些差异外，法规涉及到的数字比率的控制意义和《公司法》、《证券法》都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体现了在社会意识中人们对比率的基本观念以及对中国证券市场的一般认识。
一、研究方法
1、对数字比率的分类
百分数：假设监管对象的要素为一个100%的集合，控制的目标或者参数是达到某个数量的点，最常见的有5%、10%、20%、25%、30%、50%、70%、75%、80%、90%、95%.按照集合进行分割，上面的百分比可以分为互补的六组5%～95%、10%～90%、20%～80%、25%～75%、30%～70%、50%，每一组中只有一个独立的逻辑含义。
分数：用分数表示的比率，是以1作为分子，如四分之一、三分之一、二分之一、三分之二，转化成百分数，相当于百分比中的25%、30%、50%、70%.尽管在绝对的数值大小上不完全相同，但有基本相同的意义。
通过这样的分类，法规中比率就只有5%、10%、20%、30%、50%等5种，这一简化使分析方便易于得出一般的规律性结论。
2、分析和比较
在对数字比率分类的基础上，本文根据现行证券法规对有关数字比率作了以下归纳和比较：（1）现行法规中按照5%、10%、20%、30%、50%的顺序相邻的两个比率之间的控制意义的差别；（2）现行法规中相同的数字比率其代表的控制意义的差别；（3）相同的经济变量在不同的法规中控制比率的差别。
3、分析对象
包括《公司法》、《证券法》、《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条例》《企业会计制度》以及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等部门规章包括《审核备忘录》等在内涉及到现行证券发行制度的主要法规。
二、不同数字比率之间控制意义的差别
1、比率的控制意义
每个数字比率在不同法规中有大量的应用，但只有相邻的两个比率如5%和10%，其控制上的内涵才有可能产生混淆。本文经过分析归纳，列出其基本含义（见附表）。
2、比较分析
在上述比率的含义中，容易混淆的是以下几组：
5%和10%的差异。5%和10%在100%之中都为小数，在5%以下一般认为微不足道的小数，5%的含义是值得关注，而10%一般的含义是相当重要，标志着该部分组分已经成为100%的集合中一个独立的主体。
涉及股东权利，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具有提案权，而持股10%以上的股东则具有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权。在有关公开信息披露要求中涉及的持股5%以上股东的持股变化、对外股权担保等必须披露，体现了值得关注的基本思想。
涉及企业资产的变化一般以10%的净资产为关注的限度，如基金投资一家上市公司股票不能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10%、上市公司出售资产超过总资产10%以上必须披露等等。
在收益变化中，也有几处法规涉及到5%，如年报中期间数据变动幅度超过30%，或者占总资产5%，报告期利润总额的10%应说明情况以及变动原因。这里因为是变化幅度，所以更加严了；发生大额银行退票（占被退票人流动资金的5%以上）应予以披露（《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细则》），可能退票隐藏巨大风险所以特别关注。
25%与20%、30%的差异。20%的概念通常让人想到帕雷托分布，人们通常认为世界“80%的财富掌握在20%的人手中”，20%的含义是非常重要，但并没有达到质变的程度。因此在法规中用到20%的地方往往不具有定性判断的含意，一般是提醒管理者或者检查者关注起潜在的风险，另一种应用是为控制集合的性质，某些参数需要严格限制其在集合中的影响，在20%以下或者80%以上。
30%和70%在实质上是相对应的一组比率，大致等于1/3和2/3，但前者不足，后者有余。1/3的意义在于在平均分布的一个团体中有可能成为控制力量。30%在100%团体中的作用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具有实质性的影响”。这里的实质性影响指这些参数的变化，可能导致体系功能、性质等重大的变化。
介于20%和30%之间的25%尽管在数字大小上和前两者差距不大，但意义上却截然不同。如在确定涉及补价的交易是否为非货币易时，收到补价的企业应当按照收到的补价转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的比例等于或者低于25%确定。
30%和50%的差异。30%的控制意义是具有实质性影响，50%则是控制的实现。某一集合参数超过50%以后，在数量上就控制了局面，涉及到系统的性质则将发生质变。典型的例子是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的要求中来自经营管理层的董事不能超过董事会人数的50%，其目的显然是避免形成现代企业委托管理中“内部人控制”问题。因此，在一般会议表决过半数通过就认为是决议生效，但重要的决议则需要出席会议三分之二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其目的是要保持大部分股东意见一致，以便公司经营管理稳定。
三、同类比率代表的控制意义的差别
1、三分之一和30%的差异
一般而言，三分之一主要针对人员而言，在数量上应该相当于33%，但在证券法规中30%很常用，33%几乎没有（所得税），反映了政策制定者对于执行和使用中便于记忆、简化的考虑。但这种差异就30%、70%以上而言，其控制意义加强了，而30、70%以下其控制作用有所放松。例如对资产负债率不超过70%的要求，相对于三分之二是放松了，但上市公司增发新股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完工进度不低于70%的要求则有所加强。
35%和65%在法规中非常少见。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票发起人认购部分不少于股本总额的35%，体现了确保达到33%（三分之一）的意思。另外，在国有资产折股中有一个65%的下限，大致体现了政策制定者在促进国有资产的盘活、重组和国有资产流失压力之间的矛盾心态。
2、有关20%在法规中意义的细微差别
20%的基本意义是“非常重要”，有可能对体系的性质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在法规中有两种不同的应用：
非判定性质的应用。在非判定性的应用中，法规要求公众或者监管者（股东）关注某些重要的事项如持股超过20%的股东，投资占20%的股权，但并没有强制性规定不能超过这一界限，其意思为可能对公司造成较大的影响。另外在信息披露中，因为超过20%可能对公司经营造成重大影响，因此要求上市公司对某些经营的情况进行公开披露，如投资者持有公司可转换债券达到20%、发行人持股超过20%，等。
限定性质的应用。在限定性的规定中，低于20%或者高于80%一般把相关的资产、人员等组分限定在一定范围内。如非专利技术在股份公司中的出资、合格境外投资者所占的比例，可以成为重要的部分，但不能成为必不可少的组分，把风险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20%以上、80%以下则是强调其重要性，如要约收购中保证金，保证收购方的收购诚意。
四、同样的经济系统参量在不同法规中的控制尺度
在不同的证券法规中，一般很少有对同一参数作出不同规定的情况，但有关关联交易出现了一种例外。
[关键字]：间接持有/PRIMA规则/意思自治原则/最密切联系原则
[论文正文]：
一、引言
自从二十世纪以来，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证券的持有体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现在，绝大部分国家的证券持有体制已从传统的直接持有体制向间接持有体制发生了转变。在这些国家，证券都已经实现了无纸化交易，在此情形下，流通证券实行中央托管，无论是实物证券还是无纸化的虚拟证券，都不再保留在投资者手中，而是由托管机构代为存管，投资者对证券的权利通过在自己托管机构开立的证券账户体现出来。证券间接持有已成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证券持有制度的发展趋势。证券间接持有体制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交易效率，降低了交易风险，推动了证券市场国际化的发展。然而，它也带来了特有的风险传递，引发了大量的法律问题。如间接持有下的托管证券的权利性质问题以及与本国原有法律的冲突、跨境证券持有的国际法律冲突问题等。
面对这些问题，传统的冲突法理论如所谓的“透视理论”等大都对此无能为力[2]，2002年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第19次外交会议通过的《关于由中间人混合托管的证券若干权利的法律适用公约》[3]（以下简称《公约》）确立了一种新的证券物权法律规范，即“相关证券中间人所在地”和“有限意思自治”有机结合的规则，这一理论意义重大，正获得日益广泛的接受。
首先其利用其利用了为各发达国家普遍认可的“相关证券中间人所在地理论”，这可以说是对传统的直接持有证券依物之所在地规则适用法律理论和实践的新发展，因为作为正式通过的国际公约，《公约》第一次明确了在间接持有证券的情况下，以“相关证券中间人所在地”作为连结点来确定物之所在地法，虽然该连结点已经是在传统的物之所在地法规则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但有不同于传统的物权领域已适用的“物之所在地”的连结点。体现了对物之所在地法规则中连接点选择方法的创新，它对于解决证券跨国转让、抵押等交易的法律适用具有很强的实践价值。它在适用PRIMA原则的基础上引入了意思自治原则，把两者有机的结合起来，这实际上是把意思自治纳入了物权法的范畴，可有效地提高法律选择的灵活性、确定性和可预见性，笔者认为这一规则进一步反映了当前对连结点进行“软化处理”的国际发展趋势，必将对各国将来的立法产生深远影响，甚至可能成为专门用来解决涉及需账户记载的财产转让的系属公式，进而将会对无体动产无权乃至有体动产物权的法律适用规则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公约》中PRIMA原则及其与其他原则的关系探讨
（一）PRIMA原则的确立
《公约》率先以统一冲突法的形式明文规定，在中间人持有证券的物权关系法律适用方面，“证券所在地法”应让位于“相关中间人所在地法”。传统上各国都依证券所在地法作为准椐法来调整国际证券交易中涉及的证券物权关系。据此，证券上的权利一直都由交易时证券所在地的法律调整。[4]而《公约》认为：“证券所在地法原则”已远远不能适应现代跨国证券交易之需要，当具体案件所涉证券处于动态或位于不同所在地时，“证券所在地未必能确切地指向一个与案件有密切联系的法律。
根据《公约》第2条，该原则在适用上主要解决经由中间人持有证券的有关物权的法律适用问题，《公约》不直接调整各方当事人经由中间人持有证券享有的债权或契约性等类似的其他权利。其次，该原则限于由中间人持有的证券。《公约》第1条第1、3、4、5明确规定了对中间人的界定。该条第4款指出，位于间接持有证券系统顶端的中央证券托管功能的机构或公司（即CSD）也视为中间人。另外，该原则限于由中间人混合持有的证券。所谓“混合持有“是指投资者将证券置于中介结构后，其中介机构将该证券与其他投资者存入的同类证券混合在一起进行托管的方式。也就是说PRIMA原则只调整间接持有制度下的证券物权关系。
（二）PRIMA原则与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关系
《公约》虽然没有明文规定PRIMA原则与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关系，但是从以下方面可以看出《公约》并没有将最密切联系原则置之度外：
第一，依据“特征履行说”，在当事人没有选择法律的情况下，《公约》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合同准椐法，并以特征履行方法确定最密切联系地。合同准椐法应是承担特征履行义务的一方当事人的住所地或惯常居所地法；如果该当事人有营业所，则应是其营业所所在地法；根据《公约》第4条第2款，PRIMA原则的连结点??“相关中间人所在地”被确认为承担特征履行义务的一方当事人的营业所所在地。事实上，中间人的所在地通常是转交的证券的实际所在地或者从事中间业务的中间人的分支机构所在地。《公约》的这一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将法律选择限于那些通过分支机构与中间人有实际联系的国家的法律，保证了适用的准椐法与证券交易有着最真实密切的联系。
第二，根据《公约》第4条的规定，当事人选择法律时，有关中间人须有营业所在所选择的国家，且这些分支机构或者从事该条款a）项所列出的与中间持有业务有关的活动，或者通过银行户头等方式确定其证券持有活动的存在。这样就将法律选择限于那些通过分支机构与中间人有实际联系的国家的法律，保证了当事人所选法律与证券持有活动的实际关联性。上述连结点以及他们之间的渐次使用的关系，都是为了保证适用的准椐法与证券交易有着最真实密切的联系。
（三）PRIMA原则与意思自治原则的关系
《公约》第4条第1款规定：如果主合同（如借贷协议）中明确选择某国法为合同准据法，则该准据法也是用来调整《公约》第2条第1款所列的物权问题的准椐法；如果合同明确约定了另一法律调整第2条第1款所列事项，则从其约定，从而引入了意思自治原则，即《公约》采取了比较灵活的方法，允许双方当事人在一定的范围内选择法律。至于这二者之间的关系还得从《公约》早期文本谈起，在《公约》早期的文本中，都是采用PRIMA原则作为法律适用的主要规则，2002年5月的草案做了一些变更，在采纳PRIMA原则的基础上将有限制意思自治原则引入到证券交易的法律适用中来。其主要原因是PRIMA原则提出之后该规则在实践中被证明存在许多问题[5]，在其后召开的特别会议上，许多代表团和专家认为在间接持有体制下，如果证券的转让或抵押涉及多个中间人，则“中间人账户所在地”变得不易确定。因此，一些专家认为应该对PRIMA原则作一些改进以确保法律适用的明确性。为此，他们提出，涉及多个中间人的证券交易，应该适用受让人的中间人账户所在地，并把它称为“Super-PRIMA”方式。但是也有专家认为采用“Super-PRIMA”方式并不一定能简化法律的适用，相反，使得法律的适用更加复杂。例如，如果受让人为多个，则可能同时适用多个不同国家的法律。
任何一种法律选择都是有条件的。根据《公约》的规定，当事人当事人不得选择在该国既没有托管公司又没有分支机构的中间人所在地国的法律，必须在与中间业务有实际联系的国家法律中进行选择，《公约》第4条第2款中所列举的地点，如数据处理地点或办理业务的邮寄所都不能构成《公约》第4条第1款意义上的中间人分支机构。这一限制的目的在于避免对意思自治原则的滥用。这就是《公约》确立的有限意思自治原则。《公约》第5条规定，只有在当事人没有选择或者选择无效时才适用PRIMA原则。可见《公约》采用的是以主观连结点为主客观连结点为辅的法律选择方法。
三、我国证券间接持有的实践与规则完善
（一）现有实践
目前我国B股分为境外投资B股和境内居民投资B股。对于境内居民投资B股，同A股一样实行直接登记和直接持有制度；对于境外投资B股，则允许采用名义人登记，即允许间接持有。2007年5月根据中美第二次战略经济对话中方的承诺，我国证券业将会进一步对外开放。中国政府宣布了一系列金融业进一步开放举措，包括将QFII额度由100亿美元提高至300亿美元，以及在今年下半年取消对于外资券商进入中国市场的禁令，并恢复发放对包括合资券商在内的证券公司经营牌照；此外，中国还同意，在今年晚些时候举行的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之前，允许外资券商进一步扩大在中国的业务种类，包括经纪业务、自营业务以及基金管理。另一方面今年银监会宣布拓宽商业银行代客境外理财业务的投资范围，银行可以设计相应的理财产品，接受个人的认购要求，募集人民币资金，直接投资于海外股票市场，目前规定个人30万人民币起即可投资香港、纽约和伦敦等地的股市。从中可看出，中国证券市场正逐步对外开放，我国个人投资者将来可委托银行、基金和券商等专业机构投资于外国股市，外国个人投资者也可以委托专业机构投资于我国股市，这其中必然涉及到间接持有，将会引发一系列法律冲突问题，但目前我国对权益性质和法律适用等关键问题尚无规定，亟需完善。
（二）我国证券跨国交易法律适用制度的存在的问题
从我国已有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涉外证券交易法律适用规则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冲突法规则立法层次不高。已有的冲突法规则都是行政法规或规章的规定，而在《证券法》或其他法律中缺乏明确规定，不利于我国证券业的国际化发展。在这点上，1992年制定的《海商法》、1995年制定的《票据法》值得借鉴。这两部立法中有关涉外法律适用的规定堪称典范，既满足了现实的需要，又与国际相关立法保持了一致。
其次，已有的规范内容存在局限性，主要限于中国企业境外上市、在中国境内的股票发行、交易的法律适用问题，而对中国公民投资外国证券、外国公民在国外购买中国公司发行的证券以及存托凭证的交易等法律适用极少涉及。
再次，内容缺乏科学性、合理性。检索已有的冲突规则，立法几乎都是单边冲突规则，而且都指向中国法。如1994年8月4日颁布的《国务院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募集股份及上市的特别规定》第29条之规定，作为一条简单的单边冲突规范，把证券的发行、交易、章程规定的内容与公司其他业务有关事务的争议之法律适用均指向我国法律。该规定不仅因自身封闭性而与世界各国立法趋势相背离，而且有些争议即使指向适用中国法，但是因为我国没有《证券交易法》，《合同法》中又无证券合同一类，适用时仅能参照。而《民法通则》中关于合同的规定又过于笼统，更多情况下只能是徒具形式，不能解决典型的证券跨国交易法律冲突问题。
《中国国际私法示范法》对证券交易设计了一些法律适用规则。根据该示范法第83条规定，商业证券适用证券指定的法律，没有指定的，适用证券签发机构营业场所所在地法。另据《示范法》101条规定，债券的发行、出售或者转让合同，分别适用发行地法、出售地法或转让地法；交易所合同适用交易所所在地法。[6]显然，该法对通过中间人进行的证券跨国交易法律适用问题没有作出明确规定。
（三）规则完善
国际金融市场的边界超越了传统国界，证券发行人、投资人、托管人、中介机构、证券记录保存人可能处于不同法域，跨国证券持有、登记、托管和交易的法律关系演变得更加复杂。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间接持有证券，投资者通过在某一中介结构开立的账户持有证券。PRIMA规则已经实现了对传统的物权法则的重大突破。PRIMA在理论上已经比较成熟，并已在美国、欧盟等主要证券市场的立法实践中得到体现，被证明是间接持有制下证券权益相关事项较为可行的冲突法规则。《公约》除了引入了“中间人所在地”这一新的连结点以外。还采用了增加连结点数量和提供可选择性的方法，这一对连结点进行“软化处理”国际私法发展趋势值得我国立法借鉴。
注释
[1]吴志攀。证券间接持有跨境的法律问题。中国法学。2004年第1期
[2]苏颖霞，王葆莳。跨国证券混合托管体系下的法律适用问题研究。理论导刊。2004年第1期
[3]全称为ConventionontheLawApplicabletoCertainRightsinRespectofSecuritiesHeldwithanInter-mediary公约英文本．
[4]马丁。沃尔夫。国际私法。李浩培等译。法律出版社。1988。774。BGHZ108，
2003年4月22日经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第五届常务理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规范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的执业行为，保证服务质量，明确执业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和证券监管机构关于律师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的相关规定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本规范所称证券法律业务是指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委托，为有价证券的发行、上市或交易以及相关业务提供的法律服务，或者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有关部门的规定应当由律师承办的其他证券法律业务。
第三条、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从事证券法律业务，接受律师监管机构的指导和监督，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督和管理。
第四条、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从事证券法律业务，除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外，还应当遵守本规范。
第二章、基本规范
第五条、律师从事证券法律业务，应当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自觉遵守证券监管机构的有关规定，恪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诚实守信，审慎严谨，勤勉尽责。
第六条、律师从事证券法律业务，应当在受委托范围内依法履行职责，保护委托人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同时维护证券市场的正常秩序。
第七条、律师从事证券法律业务，应当具备为委托人提供相应服务的专业能力，包括必备的法律专业素质和公司运作、财务会计、金融证券等方面的基础知识。
第八条、律师事务所接受证券法律业务委托，不得指派不具备证券法律服务专业能力的人员办理。律师助理不得独立承办证券法律业务，但可以协助律师完成相关的辅助工作。
第九条、律师从事证券法律业务，应当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承办具体业务，以使法律服务质量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专业化要求和律师行业惯例。
第十条、律师从事证券法律业务，应当坚持其独立性，在受托范围内依法履行其职责，不受其他单位或个人的影响和干预。
第十一条、律师从事证券法律业务，应当始终坚持诚实守信原则，并应遵守以下要求：
1.不得建议或协助委托人从事违法活动或实施虚构事实的行为，但对于委托人要求解决的法律问题，可以协助委托人进行法律分析并提出合法的解决方案；
2.对于委托人要求提供违反法律法规以及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的服务，应当拒绝并向委托人说明情况；
3.不得协助或诱导委托人弄虚作假，伪造、变造文件资料，更不得为了委托人的利益或自身利益，自己弄虚作假，伪造或变造证明文件；
4.不得向证券监管机构、证券交易所或其他机构提供律师经合理谨慎判断怀疑是伪造或虚假的文件资料；
5.不得协助任何机构和人员实施与证券业务有关的违法行为。
第十二条、律师应当协助或督促委托人履行法定的信息披露义务，信息披露文件应当符合真实、准确、完整的要求，不得协助或支持委托人披露虚假信息或故意隐瞒、遗漏重要信息或作虚假陈述。
第十三条、除法律法规明确规定，证券监管机构或司法机关依法要求，或委托人同意之外，律师及其辅助人员对于在从事证券法律业务中知悉的商业秘密应当保密，并不得利用其为自己或他人谋取利益。
第十四条、律师从事证券法律业务，应当与保荐人、主承销商、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师等中介机构密切配合，通过专业分工协作和充分的业务沟通，共同保障受托证券法律业务的顺利进行。
第十五条、律师不得以与法律法规和律师执业规范相违背的方式对证券监管机构人员施加影响。
第十六条、律师事务所应当建立健全项目管理制度、法律文件制作内部审核制度，以及有关证券法律业务内部质量保障和风险控制的其他制度。
第十七条、律师从事证券法律业务，应当及时、准确、真实、完整地就工作过程中形成的工作记录、在工作中获取的相关文件、会议纪要、谈话记录等资料制作工作底稿。
第十八条、律师应当对其在从事证券法律业务过程中重要的往来电子邮件和电子版的法律文件进行保存和书面备份。
第十九条、律师事务所应当建立完善的证券法律业务档案保管制度，以确保证券法律业务档案的安全和完整。证券法律业务档案从项目完成之日起应当至少保存十年，律师事务所发生合并、分立、注销以及承办律师调离等情况时，正在办理的证券法律业务及已经办理完结的证券法律业务档案应当按照律师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作出妥善安排。
第二十条、如果证券法律业务涉及其他司法管辖区域的法律事务，律师事务所和承办律师可以建议委托人聘请符合以下条件的境外律师事务所和律师提供法律服务：
1.在该司法管辖区域具备相应资格；
2.在特定的业务领域具有相应的经验和能力。
第三章、接受委托
第二十一条、律师承办证券法律业务必须由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指派，由律师事务所统一接受委托。律师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或名义私自接受任何证券法律业务的委托。
第二十二条、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应当向委托人了解有关受托证券业务的情况并审查委托人提供的相关材料，经律师事务所负责人或授权代表同意后办理委托手续；接受委托后，如无正当理由，律师事务所不应中途解除委托。
第二十三条、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应当与委托人签订书面委托协议；委托协议应当由律师事务所和委托人双方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律师事务所和委托人的公章。
第二十四条、委托协议的内容由律师事务所和委托人约定，一般包括以下条款：协议双方的名称、住所、联系方式、委托事项的工作范围和工作方式、双方的权利义务、协议期限、律师费用、违约责任、合同的变更和解除、争议的解决。
第二十五条、律师事务所指派承办律师应当征得委托人的同意，委托人对承办律师有特别要求的，律师事务所应当尽可能满足委托人的要求。
接受证券法律业务委托后，律师事务所或承办律师发生变更时，应及时告知委托人和证券监管机构。
第二十六条、律师事务所向委托人收取的律师费应当合理，确定律师费数额时应当主要考虑以下因素：
1.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从事该证券法律业务所需要的时间、投入的精力和其他相应成本；
2.受托业务的创新性和复杂程度；
3.根据委托人的要求或实际情况确定的特殊时间限制；
4.律师事务所和律师的经验、声誉和能力；
5.律师的持续责任和风险；
6.律师事务所的实际成本支出；
7.律师费的支付方式；
8.其他因素。
第二十七条、同一证券法律业务可以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律师事务所受同一委托人的委托同时共同办理，相关责任、各自分工、各方权利义务以及律师费支付等事项应当通过签署书面协议确定。
第二十八条、出现以下情况之一，律师事务所可以拒绝或解除委托人对于证券法律业务的委托：
1.委托人要求律师为其提供服务的事项违反法律规定、违背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
2.委托人隐瞒重要事实；
3.委托人利用律师提供的法律服务从事违法活动；
4.其他合理理由。
出现上述情况，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应当及时通知委托人，并整理卷宗、文件，撰写项目总结报告后存档。
第四章、尽职调查
第二十九条、律师应当根据受托证券业务的具体情况，通过收集文件资料、与委托人管理层或业务人员面谈、与相关方核对事实、实地考察等方式，对证券法律业务项目涉及的相关法律事项进行核查验证。
第三十条、律师应当客观、全面、及时地进行尽职调查，坚持尽职调查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做到调查内容真实、准确。
第三十一条、律师应当按照受托证券法律业务的具体情况编制尽职调查法律文件清单，并明确要求委托人或其他当事人严格按照客观真实的原则提供清单所列明的法律文件。
第三十二条、律师从事证券法律业务，在收集文件资料时应当遵循以下要求：
1.要求委托人披露与受托证券法律业务有关的重要事实并提供相关法律文件，包括原件、传真件、复印件、副本和节录本等；
2.应当收集文件资料的原件，如果收集原件确有困难，可以复制或收集副本、节录本。对复制件、副本和节录本等应当由委托人或文件提供人在文件上签字、加盖公章或以其他方式加以确认，以证明与原件或正本相一致；
3.对于重要而又缺少相关资料支持的事实，应当取得委托人对该事实的书面确认，律师还应当在法律意见书中作出相应说明；
4.对于需要进行公证、见证的法律文件，应当及时通知委托人办理。
第三十三条、律师对尽职调查中收集到的资料，应当从资料的来源、颁发的时间、内容和形式、资料之间的内在联系及资料要证明的事实等方面进行审查。
第三十四条、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出具法律意见时，可以编制资料目录作为法律意见的附录备查；律师应当按照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提交有关文件资料。
律师向证券监管机构提交的文件资料应当是这些文件资料的复印件，但证券监管机构另有要求的除外；向证券监管机构提交文件资料原件的，律师应当提请证券监管机构的承办人员出具资料接收书面凭证。
第三十五条、律师应当对受托证券法律业务涉及的场地、设备等价值较大的实物资产进行必要的实地勘查，但这种勘查仅是确认该资产是否实际存在及相关权属关系，而该资产的价值以依法履行相关职责的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为依据。
第五章、证券法律文件的编制、审核及法律意见的出具
第三十六条、律师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委托人的要求编制或审核与受托证券法律业务有关的法律文件，并就受托证券法律业务所涉及的重要法律问题或法律事项出具法律意见。
第三十七条、律师在编制或审核有关证券法律文件及出具法律意见的过程中，应当始终明确证券法律文件和法律意见是：
1.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
2.委托人持续信息披露的基础；
3.有关机构进行行业监管和业务监管的重要依据。
第三十八条、律师编制或审核证券法律文件以及出具法律意见，应当以尽职调查的结果为依据，严格遵守国家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证券监管机构公布实施的办法、规定、准则和规则。
第三十九条、律师不应当就证券法律文件和法律意见书中应由委托人、主承销商和其他相关方负责的专业性内容发表意见，也不因此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四十条、对现有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的事项或者律师已经勤勉尽责仍不能对其法律性质或其合法性作出准确判断的事项，律师应当出具保留意见。
第四十一条、律师出具法律意见，应当尽力核实相关传真件、复印件、副本和节录本等是否与原件一致；如果经过合理努力仍不能核实的，应当明确予以说明。
第四十二条、证券监管机构就有关证券法律文件和法律意见的内容和格式有特别要求的，律师编制、审核相关证券法律文件或出具法律意见应当符合有关要求。
第四十三条、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或准备其他证券法律文件，应当简洁、准确、条理清晰。
第四十四条、法律意见书应当由承办律师签字，并加盖律师事务所公章，证券监管机构就有关法律意见书的签署有特别要求的，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应当根据相应的特别要求进行签署。
第四十五条、律师从事涉外证券法律业务，如果同时出具中文和外文文本，律师应当明确说明不同文本的效力及同等效力文本之间的表述发生冲突时的解决办法。
第六章、附则
第四十六条、对于违反本规范的律师、律师事务所，由律师协会依照律师行业管理规则给予处分，情节严重的，由司法行政机关予以处罚。
第四十七条、律师在办理涉及证券业务的诉讼案件时，应当按照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律师办理民事诉讼案件规范》办理。
论文摘要：我国证券法应根据实践需要，将证券私募关系和场外证券交易关系纳入其调整对象之内；同时可授权证券监管部门颁布规章，对私募证券发行及转让的具体规则作出规定；在证券法的附则中或者在证券法中列专章对场外证券交易的基本原则和规则作专门规定。
证券法的调整对象为特定的社会经济关系，即证券市场主体在证券活动中相互间发生的各种关系。根据我国《证券法》第二条规定，其调整对象仅为证券发行和交易中发生的关系，而未涵盖包括证券服务关系、证券监管关系在内的所有与证券相关活动所产生的证券关系。即使是证券发行关系和证券交易关系，其外延也不甚明了，常常使监管实践处于尴尬境地。
我国《证券法》的修改应根据实践需要，将两大关系纳入证券法调整对象。
一、证券发行关系应该包含证券私募关系
私募证券是指非公开发行证券，与公募证券相比，私募证券无疑有着“短、平、快”的明显优势。有较浓厚的“人合”性质，也正是基于此，国外证券市场往往对私募证券给予一定的监管豁免。
在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早期，由于私募证券主要是私募股票出现了较多的问题。带来了一些短期内难以解决的问题，监管上采取了禁止证券私募的办法，以消除市场上的混乱状态。这一监管思路不仅在立法上留下私募制度的空白，也使不少人产生了“证券法只调整公募证券”的惯性思维。我国私募证券最早出现在1992年，当年的《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中指出：“公司可以采取发起方式或募集方式设立。”“募集方式包括定向募集和社会募集两种。采取定向募集方式设立．公司发行的股份除由发起人认购外，其余股份不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但可以向其他法人发行部分股份。经批准也可以向本公司内部职工发行部分股份。”1993年7月国家体改委分别颁发了《定向募集股份有限公司内部职工持股管理规定》和《国家体改委关于清理定向募集股份有限公司内部职工持股不规范做法的通知》，要求对内部职工股发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一次全面清理。此后不到一年，国家体改委又发出了《国家体改委关于立即停止审批定向募集股份有限公司并重申停止审批和发行内部职工股的通知》，立即停止审批定向募集股份有限公司。随后成立的中国证监会在《关于股票发行工作若干规定的通知》中规定了内部职工股上市流通的条件。努力解决历史遗留问题。1998年证监会《关于停止发行公司职工股的通知》，则明确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票一律不再发行公司职工股。
由于私募较之公募存在明显的便利，仍然使不少企业乐于借助私募证券筹集资金。不仅一些不能满足发行条件的企业(主要是非国有大中型企业)为了公司设立或融资的需要而进行私募，而且一些公募设立的公司为了保证资金链的连续性和安全性，也会采取私募的方式发行企业债券。随着这个市场越来越大，私募也逐渐开始从地下走向地上，在证券市场中忽隐忽现。
私募证券往往被认为是“富翁的游戏”，主要依赖合同规范当事人之间关系，这就使得这种游戏的参加者难以合理预期游戏后果，个人信用及经营能力也决定了风险大小。在经济大环境不佳，私募证券的运作又出现较多问题时，就可能产生矛盾甚至激化。私募对象虽非公众，但仍有一定的涉及面，若缺乏对私募证券的基本规范和有效监管，则仍可能危及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
美国证券法对私募证券也不是一味放任。而是在规范其运作的前提下免受注册制监管。美国《证券法》4(2)节规定：“不涉及公开发行的发行人的交易豁免注册。”但适用豁免则严格限制，SECv．RalstonPurinaCo．一案提供了如下限制的原则：(1)适用豁免注册的规定，取决于有关人士是否需要证券法的保护，购买人的数量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而且发行所及的人数仅与他们是否与私募发行的发行人有必要的联系、是否了解发行人的问题有关。换句话说，豁免仅在证券的购买者不需要证券法注册制度保护的情况下适用。(2)在判断是否构成私募发行的时候，需要考虑要约发行的证券是否停留在最初的、消息灵通人士的手中，或购买者仅仅是证券再销售的渠道，而后者不管他们是否从事证券业，就是证券法意义上的承销商。
美国联邦证券委1982年颁布的《D条例》中的{506规则》进一步阐明了发行人是否获得私募发行注册豁免的标准。(5o6规则》规定发行人只有符合如下条件才能作为私募发行获得豁免：(1)来自发行人证券的购买人或发行人合理认为的购买人不得超过35人；(2)非“可资信赖投资者”自己，或与其购买人代表一起，在金融与商业事务上有评估未来投资价值与风险方面的知识，或发行人合理地认为，在作出任何销售之前，该购买人符合前述规定的要求；(3)在美国境外向外国人所作证券发行或销售的，如果该证券停留在国外，则该证券不需要注册。即使同时在美国境内向美国人发行或出售了证券，对于在国外销售之证券仍可以豁免注册；(4)发行人应当在出售证券之前的一个合理的时间内向购买者提供信息；(5)不管是发行人，还是发行人中的人均不得利用任何广告或招揽的形式发出要约或出售证券。禁止形式中也包括会议与研讨会；(6)依{506规则》获得之证券，应当有依4(2)节规定之交易中获得的证券地位，非依证券法注册或获得豁免，不得出售。(7)发行人发行或销售证券的，应在第一次出售之日起15日内，向证交会申报5份《D表格》形式的通知。1990年的《144A规则》又规定合格的机构投资者在依据4(2)节和《D条例》购买发行人私募发行的证券的时候，试图按照本规则转让该证券不会影响发行人依据4(2)节或《D条例》获得的注册豁免。而该规则同时认可了，如果交易商将新发行的证券出售给“合格的机构投资者”，其将不被认为是承销商，从而无需注册。
“私募证券规范化”应当列入我国《证券法》修改的议事日程中，证券法调整证券发行关系应该包含证券私募关系，借鉴美国的经验，建议作如下处理：一是在证券法中用“列举加概括”的方式列出私募证券的种类，严格限定私募范围，凡不属法定私募范围的证券就必须通过公募的方式发行；二是考虑到我国《证券法》主要是围绕公募证券设计规则的，因此《证券法》在明确其基本原则应当适用于私募证券的同时，可以授权证券监管部门颁布规章对私募证券发行及转让的具体规则作出规定，包括私募证券的豁免条款、私募证券的认定和备案、私募转公募的程序和要求、私募证券发行人和认购人的权利救济途径等，具体调整私募证券发行关系。
二、证券交易关系应该包含场外交易关系
证券业界和法学界对设立场外交易市场的呼声一直很高，而《证券法》对证券交易市场的理解局限于证券交易所，使证券市场被局限于一个很小的证券交易所范围，交易方式局限于单一的集中竞价方式，将证券交易关系仅限于场内交易关系。这一过于狭隘的做法，影响了证券法作用的发挥，也不利于市场的相互衔接和统一监管。
实践中我国也已存在场外市场，已处于监管中的有退市证券的柜台交易市场(代办股份转让交易系统)、公开征求受让人的协议转让市场、司法委托拍卖市场等，因不规范经营已被撤消的有部分地区的店头市场和网上市场，处于规范边缘的尚有非集中竞价交易的产权交易所、技术交易所等。对这些场外市场，证券法绝对不可充耳不闻、视而不见，放弃监管。一些未上市的公开发行公司和私募公司也有转让股份的需求，但苦于无相应市场，个别非金融机构甚至境内外不法分子乘虚而人，干起了非法中介买卖或私设转让市场的违法经营活动，从中谋取暴利。而买卖双方利益受到严重侵害，有的酿成民事纠纷或刑事案件，已影响到了一些地方的社会稳定。对此我国证券法更不能采取鸵鸟策略。
即使没有市场也能发生交易，如协议转让。我国证券法明确禁止上市证券在场外交易，但又未禁止协议转让，显得自相矛盾。实际上我国上市公司的大量非流通股都是在场外通过协议方式交易的。美国纽约证交所曾禁止其会员在场外交易上市证券，但1975年的美国《证券法》修正案则责令联邦证券委审查并修改证交所对会员场外交易的限制措施。我国台湾地区的“证券交易法”原有限制上市证券在场外交易的条款，但对政府债券买卖、私人间转让等允许例外，1988年修改中增列“其他符合主管机关所定事项者”的例外项，扩大了许可场外交易的范围。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完全放开上市证券场外交易尚不现实，但可参考台湾方式作较灵活的例外处理。
关键词：证券法；虚假陈述；因果关系
如今，资产证券化已经成为银行一种重要及有效的资产负债管理工具。在欧美，许多银行利用资产证券化来管理其风险及资金。此外，资产证券化还为银行提供了充足的贷款资金来源，成为解决银行流动性不足的一大对策。
在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中，银行运用一定的融资方式和手段，将其资产负债表中的各类资产进行重新配置和组合，然后转换成可以重新在资本市场向投资者出售的证券。这样一来，银行可以通过证券化把之前并不适销的资产变得适销对路起来，从而增加了银行资产的流动性。
此外，资产证券化为银行提供了有效的风险转移，使伴随资产的风险从发起银行里剥离开来。这样一来，既保护了发起银行免受资产风险的影响，又保护了投资者免受银行整体风险的影响。
一、银行资产证券化的动因
从欧美银行的实践中发现，银行进行资产证券化的动因相当复杂，但总体上具有以下普遍性。
（一）资产转移
从资产管理的方面来看，证券化是银行一个不错的策略选择。例如，银行通过资产证券化，将某些贷款打包并出售，提高了银行资产的流动性，同时也改善了银行的资产结构。因此，当银行发现由于某类贷款导致银行风险头寸过高时，可以将其全部或部分进行证券化转移，从而降低银行的风险头寸。
此外，银行还会不断开发新的金融产品及服务，使其业务更加多元化。在过去，银行是通过扩大资产负债表的规模来获取利润以达至此目标。但是现在，由于资金的限制和行业的竞争，此方法越来越缺乏可行性。与此同时，银行也意识到一些另类贷款（如可选择按揭贷款）的利差比其现有的表内贷款更高。因此，银行通过资产证券化将现有的贷款向表外转移出售，在不扩大其资产负债表规模的前提下，实现了总体贷款利差的增加。这样一来，资产证券化提高了资本的杠杆效应，银行能以较少的资本获取较大的利润。
（二）资本约束
随着《巴塞尔协议》对资本充足率的不断上调，商业银行的资本约束不断加强。一般情况下，如果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较低，可以通过增加资本或削减资产的方法来提高。然而，由于银行业竞争加剧等因素，资本成本不断增加，银行偏向于选择削减资产这一方法来提高资本充足率。而银行削减资产的一般做法就是将其部分表内资产进行证券化出售，从而释放资本，提高资本充足率。
然而，从许多欧美银行的经验中发现，部分银行在进行资产证券化的同时也偿还了股东资本。显然，这与上述两种动因有所违背。在这种情况下，银行进行资产证券化，其动因更多的是出于竞争的压力。由于欧美银行业竞争激烈，银行某些资产（如贷款）的利润率已经下降至非常低的水平，从另一角度来看，这意味着资产的收益率越来越不足以抵偿资本的必要报酬率，银行的表内资产缺乏盈利性。而资产证券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帮助银行改善资产的盈利性，减轻资本约束对银行的压力。
（三）融通资金
资产证券化有利于银行进行融资。首先，资产证券化丰富了银行的资金来源。由于资产抵押证券是以银行某种资产组合为基础，具有特定风险收益，往往成为专业投资者的目标对象，而他们通常却不会直接提供资金给银行本身。因此，资产证券化有利于银行拓宽融资渠道，挖掘新的资金来源。
其次，资产证券化可以降低银行的融资成本。由于资产抵押证券能够满足特定投资者的投资需求，减少银行开辟新融资渠道的资源投入。这样一来，银行的融资成本得以降低。此外，通过对不同资金来源的细分，资产证券化可以使银行筹集新资金的边际成本得以下降。这样，银行不必再通过提高存款利率来吸引资金，降低其融资成本。另外，银行通过资产证券化，将其部分资产从资产负债表中剥离出去，这也意味着银行不必持有过多的资本来满足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因此，银行的整体融资成本得以减少。由于资产证券化使银行的融资成本得到有效的控制，银行能以更具竞争性的贷款利率吸引客户贷款，尤其是优质客户的贷款，有利于银行维持与顾客之间的关系并实现规模的扩大，从而提升竞争力。
然而，银行融资成本的降低，还要取决于证券化后银行投资组合的风险水平。随着银行资产证券化的进行，资产的风险也会被转移。但是，如果银行对其低风险资产进行证券化，反而会使其投资组合的平均风险上升，导致银行的融资成本上升。因此，银行在进行资产证券化时，还要考虑证券化资产的选择。许多国外银行的实践表明，并非所有类型的资产都适宜证券化。只有选择合适的证券化品种，如长期按揭贷款等，使证券化后银行的资产结构更为多元化，才会达到资产组合风险的分散，从而降低银行的融资成本。
（四）费用收入
在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中，银行向SPV性质机构打包出售资产，并提供资产的管理等相关服务，从中赚取费用收入，从而减少银行收入对净息差的依赖性。由于银行在金融系统中扮演着金融中介的角色，银行在发起贷款方面具有特定优势。然而，银行却担心持有的贷款不断增多会导致其资产组合的风险增加。因此，银行可以充分利用其比较优势发起更多的贷款，然后通过资产证券化将其转移到表外。这样一来，银行不必再担心增持资产所带来的更高风险，同时也赚取了相关的费用收入。由于银行在不扩大其资产负债表规模的前提下实现了表外创收，资产证券化成为了当今许多银行竞争策略的一部分。
二、银行资产证券化的风险特征
银行通过资产证券化，实现了资产的信用风险由银行向SPV性质机构的转移。因此，资产证券化被视为银行风险管理的重要工具。然而，在资产证券化前后，发起银行与投资者之间可能存在信息的不对称，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问题，从而增加了银行的风险，降低了银行抗御风险的能力。
（一）逆向选择
【关键词】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有价证券；识别
一、有价证券之概念探析
（一）我国法律规定之有价证券
一般来说，有价证券是指一种记载有关权利的凭证，权利人或持有人可以根据凭证的记载实现自己的相关权利。
有价证券在我国的立法中并不多见，《证券法》中并没有使用“有价证券”这一名词，该法第2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股票、公司债券和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的发行和交易，适用本法。政府债券、证券投资基金份额的上市交易，适用本法。证券衍生品种发行、交易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依照本法的原则规定。”《公司法》仅有一处提及“有价证券”，其第154条规定，“本法所称公司债券，是指公司依照法定程序发行、约定在一定期限还本付息的有价证券。”《票据法》中亦没有提及“有价证券”，其只是在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票据，是指汇票、本票和支票。而《刑法》第178条则规定和第197条中将“有价证券”和“国库券”等概念并列使用。
上述枚举的法条中，无一对有价证券的内涵和外延作出了完整的界定。而《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39条则规定，“有价证券，适用有价证券权利实现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有价证券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而有价证券究竟包含哪些内容，《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表述亦不明确。在“有价证券”界定范围不祥的情况下，应用《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使用法》第39条即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
（二）有价证券之概念探析
有价证券，英文为valuable instruments，德文为Wertpapiere，法文为Valeurs。根据《现代汉语辞典》的界定，有价证券表示对货币、资本、商品或其他资产等有价物具有一定权利的凭证，如股票、公债券、各种票据、提货单、仓库营业者出具的存货栈单等。[1]一般而言，有价证券按其所表明的财产权利的不同性质，可分为三类：商品证券、货币证券及资本证券。商品证券包括提单、仓单、货运单等作为某种商品物权的凭证，货币证券主要是指票据法意义上的汇票、本票、支票，而资本证券则是证券法意义上的资金需求者为了筹措长期资金而向社会公众发放由社会公众购买且能对一定的收入拥有请求权的投资凭证[2]。台湾学者则认为，有价证券乃表彰具有财产价值之私权证券，其权利只发生、移转或行使，须全部或一部依据证券为之者也。申言之，其权利之发生须作成证券，权利之移转须交付证券，权利之行使须提示证券，亦即非作成证券，则其权利不能发生，非交付证券，则其权利不能移转，非提示证券，则其权利不能行使。[3]
笔者认为，有价证券本身属于物的一种，所有人可以对其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但同时，有价证券又与债权息息相关，其本身是债权的物权化。有价证券的发生、移转或行使也代表了债权的发生、移转或行使。因此，有价证券的法律适用是一个复杂的集合体，不仅因为其本身外延广泛，更是因为其兼具债权和物权双重性质。
二、我国有价证券法律适用规定识别之难
我国于2010年10月28日通过、2011年4月1日生效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中对于“有价证券”的规定仅有第39条。《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39条规定，有价证券，适用有价证券权利实现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有价证券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
尽管这项规定突出体现了《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的最密切联系原则，但是，对于“有价证券”这样一个外延广泛概念仅规定了一个连结点，即“有价证券权利实现地”，并辅之以最密切联系原则，这样的规定似乎太过简单，而与《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8条识别的规定也存在潜在的冲突。
识别，又称“定性”或“分类”，是指在适用冲突规范时，依照一定的法律观念，对有关事实和问题进行分析、定性，将其归入一定的法律范畴，并对有关冲突规范本身进行解释，以确定应适用哪一种冲突规范的过程。[4]法院地法说在现代有了新的发展，“新法院地法说”主张，法院在进行识别时，不仅应依据法院地的实体法，也应依据法院地的国际私法。其理由是：涉外案件与纯国内案件有所不同，涉外案件所涉事实往往具有国际性，只有国际司法才能兼顾这种国际性。[4]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8条规定，涉外民事关系的定性，适用法院地法律。这表明，就定性这一问题，我国采取绝对意义上的“法院地说”。然而，就“有价证券”而言，第8条绝对的“法院地主义”和第39条过于简单的连结点设置都给实践中有价证券的识别带来了诸多难题。
摘要]我国的现行法律对于证券当事人的法律责任做出了相关规定，同时也有很多方面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本文在对我国现有相关制度进行分析的同时，建议加强证券私法建设，建立和完善证券民事责任制度。
[关键词]证券法民事责任增强
1、证券民事责任的概念
证券民事责任是指证券法上明确规定的，在证券发行和交易过程中，证券发行人、投资者、政权交易所、证券交易服务机构、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因违反证券法的规定，侵犯其他主体的合法民事权益而应当承担的民事法律后果。虽然证券法中的法律责任有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三种，但只有证券法上民事责任是保护证券法律关系主体民事权利的重要措施。证券法上民事责任的实质是证券法对民事主体提出的一定行为要求，属于民事责任范围。证券法上民事责任所表现的是个人对他人和社会应当担负的民事法律后果。证券法上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分别丛私法和公法的角度，对证券法律关系进行了调整。三者各有所长，只有协调一致，才能更好的维护证券市场的秩序；刑事责任由国家负责追究，行政责任及处罚由主管机关追究。民事责任则由蒙受损害的投资大众根据本身的意愿从事追诉。民事责任即不能代替其他的法律责任形式，也不能由其他的法律责任形式所替代。
2、证券市场的发展亟需民事责任的确立和强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条定明了立法目的，“为了规范证券发行和交易行为，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制定本法。”第207条“违反本法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和交纳罚款、罚金，其财产不足以同时支付时，先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这些都强调了在证券市场对投资者进行保护的重要性。但由于《证券法》对民事责任认识不足和立法上的诸项缺陷，该宗旨没能很好的贯彻在全部证券法中，造成股民在郑百文虚假重组案、中科创业、红安科技股价操纵案、银广夏虚构利润案等若干侵害投资者权益的恶性证券欺诈案件中的救济权得不到实现，严重影响了股民的心理平衡，损害了对证券市场的投资信心，导致证券市场危机重重。
3、证券民事责任制度建立的必然性
通观《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全部条文可以发现，针对证券市场违反禁止而施加的法律责任中，绝大多数都是诸如吊销资格证书、责令停止或关闭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等行政责任，以及当违法行为构成犯罪时产生的刑事责任，而极少关于民事责任的规定。此种现象反映了多年来我国经济立法中长期存在的重行政、刑事责任而转民事责任的形式。
“无救济，无权利。”“任何制度只有以责任作为后盾，才具有法律上之力，权利人才可借此法律之力强制义务人履行其义务或为损害赔偿，以确保权利的实现。”尽管我国证券市场已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证券市场中各项制度的建设也处逐步完善之中，但由于证券法中民事责任制度并未真正建立和完善，致使许多因证券违法或违规行为而蒙受损害甚至倾家当产的投资者无法获得法律上的救济，违法违规行为也难于受到有效监控和遏止。我国目前证券市场中存在着诸多问题，确与民事责任制度的不完善有直接关系，长期以往，我国证券市场地发展前景的确令人担忧。尤其是当前中国已加入WTO。证券业将面临进一步的开放，此时建立与完善证券法中民事责任制度具有更为迫切与更为重要的意义。笔者认为，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证券民事责任制度的建立符合证券立法的根本宗旨，是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有力举措
《证券法》第1条即强调指出其立法宗旨之一便是“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证券市场是信心市场，对其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切实保护是其源泉之一。对投资者来说，证券市场的风险再大，也大不过上当受骗后告诉无门的风险。如果投资者在遭受损失时却被告之无法行使诉权时，保护投资者利益就是一句空话。
在证券交易这一复杂的民事活动中，中小投资者往往处于劣势地位，而且由于交易的特殊性、大众性和责任分析的高风险性，在发生侵权后中小投资者寻求赔偿往往无从下手，难以按一般的民法原则来运作。因此，只有在证券法律给予明确、具体的规定后，使他们在投资时能预见到如果发生侵权行为，其利益能受到的保护程度及追偿的可操作性，这样他们参与市场才会有安全感。由于我国证券法中缺乏民事责任的规定，因此在实践中，对有关的违法违规行为一般都采取行政处罚的办法解决，但对受害人却没有给予补偿，如琼民源虚假报告等等。这种忽视对受害者提供补救的制度，显然是不利于证券市场的长远发展，因为保护投资者是证券立法的首要目的。如果无视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则会使证券市场赖以存在的基础丧失，最终影响到他的发展。只有建立完整的证券民事责任制度，才会使可能的与现实的投资者增强信心和安全感，激起、保护公众参与投资的热情，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优化资金结构，发挥资金作用，真正实现社会经济的良性循环、发展和《证券法》的社会价值。
3．2、证券民事责任制度的建立是填补损害的重要补偿手段，对威慑和预防违法行为的发生起到了积极作用
填补损害的补偿功能是民事责任制度的住作用所在。损害赔偿是民事责任中最重要和最常见的责任形式，其实质是法律强制民事违法行为人向受害人支付一笔金钱，其目的在于祢补因违法行为所遭受的财产损失。损失赔偿的民事责任制度，其本质就在于填补损害，以求其结果如同损害事故未发生。因此，损害赔偿责任突出表现了民事责任填补损害的补偿功能和性质，系治患于已然。这一功能使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行政责任明显区别开来。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虽然都是为了维护证券市场的秩序，但只有民事责任具有救济受害人的功能，以恢复损害发生前的状态，维系投资大众对证券市场的信心。因为投资大众因为投资大众所关心的是能否获得投资利润，也既是仅从经济之观点着眼；今虽课违法者以刑事责任或行政责任，但此等效果对受害人而言，并无所增益，还会影响投资大众的投资意愿，阻碍资本的形成，进而影响证券市场的长久存在。正因为这样，在证券法律责任中，作为维护市场秩序的手段，民事责任制度往往以优先于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制度而适用。
通过民事责任机制的建立和运行，在实现填补损害功能的同时，还同时令潜在的违法行为者不敢轻举妄动，预防了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现象的发生，防范于未然。证券法上民事责任的重大性，能使招股说明书类文件的编造者或使用关系人采取违法行为时会三思而后行，这样有利于贯彻公开原则，积极的阻止和预防违法。
3．3、证券民事责任制度的建立是协助执行法律和管理市场的手段之一，完善了监管体系
【关键词】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完善
一、引言
证券市场作为我国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现国内市场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监管、上市公司、中介机构等方面的原因，中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正备受困扰，尤其是证券市场的监管频频陷人困境。因此，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监管法律制度，加强对证券市场的监管、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二、我国现行的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存在的缺陷
我国现行的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由《证券法》、《公司法》以及300多个相关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内容所构成，其中以现行《证券法》的12章214条内容为核心，我国现行的证券监管法律制度主要就是由这部《证券法》的相关条款所规定。以《证券法》为核心的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施行，对于规范证券发行和交易行为，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证券市场长期健康有序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其中也存在着不足。
首先，集中统一的监管体制不利于提高投资者参与监管的主动性。证券监管机构对违法者给予的行政处罚，只是惩罚违法者，对于具体受侵害的投资者权益，却未能给予救济和保护。《证券法》的民事责任制度存在严重的缺陷，没有可诉性，不能被投资者主动运用，不利于提高投资者参与监管的主动性，这种欠缺投资者主动参与的监管机制，不可能是持续有效的监管机制。
其次，以《证券法》为核心的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立法存在局限性。《证券法》未能规范国外证券法和实务中常见的我国外资股发行中已经涉及的概念和行为，如公募和私募、二次发行等。对已有的投资基金、国债回购等未加规定，对今后随着证券市场发展必然会产生的金融衍生工具、股指期权及资产的证券化等新的证券交易品种方面更未任何涉及，使得这部法律呈现出阶段性的局限。
第三，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对部分法律责任界定不明。《证券法》民事责任制度还存在不确定性，所以没有可诉性，不能被投资者主动运用。因为《证券法》的民事责任制度存在严重缺陷，将导致若干严重侵害投资者权益的恶性证券欺诈行为，虽然证券监管机构依法追究了违法者的法律责任，但受损害的投资者却并未能得到充分的法律救济。转
三、完善我国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建议
（一）监管者的法律完善
1.证监会地位的法律完善
我国《证券法》首先应重塑中国证监会的权威形象，用法律规定增强其独立性，明确界定中国证监会独立的监督管理权。政府应将维护证券市场发展的任务从证监会的工作目标中剥离出去，将证监会独立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行政执法委员会。同时我国《证券法》应明确界定证监会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实施监管权力的独立范围，并对地方政府对证监会的不合理的干预行为在法律上做出相应规制。
2.证券业自律组织监管权的法律完善
建议学习英美等发达国家的监管体制，制定一部与《证券法》相配套的《证券业自律组织法》，明确界定证券业自律组织在证券市场中的监管权范围，确定其辅助监管的地位以及独立的监管权力；在法律上规定政府和证监会对证券业自律组织的有限干预，并严格规定干预的程序；在法律上完善证券业自律组织的各项人事任免、自律规则等，使其摆脱政府对其监管权的干预，提高证券业自律组织的管理水平，真正走上规范化发展的道路。
3.监管者自我监管的法律完善
对证券市场中的监管者必须加强监督约束：我国相关法律要严格规定监管的程序，使其法制化，要求监管者依法行政；一方面改变我国证监会及其分支机构从事证券监管的管理者的终身雇佣制，建立监管机构同管理者的劳动用工解聘制度，采取惩罚和激励机制，另一方面落实量化定额的激励相容的考核制度；在法律上明确建立公开听证制度的相关内容，使相关利益主体参与其中，对监管者形成约束，增加监管的透明度。
（二）被监管者的法律完善
1.上市公司治理的法律完善
面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治理机制出现的问题，我们应当以完善上市公司的权力制衡为中心的法人治理结构为目标。一方面在产权明晰的基础上减少国有股的股份数额，改变国有股“一股独大”的不合理的股权结构；另一方面制定和完善能够使独立董事发挥作用的法律环境，并在其内部建立一种控制权、指挥权与监督权的合理制衡的机制，把充分发挥董事会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积极作用作为改革和完善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突破口和主攻方向。
2.有关投资者投资的法律完善
我国相关法律应确立培育理性投资者的制度：首先在法律上确立问责机制，将培育理性投资的工作纳入日常管理中，投资者投资出问题，谁应对此负责，法律应有明确答案。其次，实施长期的风险教育战略，向投资者进行“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的思想灌输。另外，还要建立股价波动与经济波动的分析体系，引导投资者理性预期。投资者对未来经济的预期是决定股价波动的重要因素，投资者应以过去的经济信念为条件对未来经济作出预期，从而确定自己的投资策略。
（三）监管手段的法律完善
1.证券监管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
我国证券监管法律法规体系无论从总体上还是细节部分都存在诸多漏洞和不足，应加快出台《证券法》的实施细则，以便细化法律条款，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并填补一些《证券法》无法监管的空白；制定与《证券法》相配套的监管证券的上市、发行、交易等环节的相关法律法规，如《证券交易法》、《证券信托法》、《证券信誉评价法》等等；进一步完善法律责任制度，使其在我国证券市场中发挥基础作用，弥补投资者所遭受的损害，保护投资者利益。
2.证券监管行政手段的法律完善
政府对证券市场的过度干预，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原理是相违背的，不利于证券市场的健康、快速发展。因此要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的监管手段，正确处理好证券监管同市场机制的关系，深化市场经济的观念，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涉。尽量以市场化的监管方式和经济、法律手段代替过去的政府指令和政策干预，在法律上明确界定行政干预的范围和程序等内容，使政府严格依法监管，并从法律上体现证券监管从“官本位”向“市场本位”转化的思想。
四、结语
证券市场的监管是证券市场存在和发展的基石。证券市场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从不规范到规范，从不完善到完善，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成熟的证券市场是以是否具备一个良好的监管运行模式和实施卓有成效的监管过程为首要标志的。要保证我国证券市场长期、稳定、健康发展，必须建立和完善适应我国证券市场特点的、完善的市场监管法律、法规体系。
参考文献
[1]卢克贞,宋新红.完善我国证券监管法律制度[N].证券之窗,2003(5):50-52.
[2]肖东华.浅析当前中国证券监管体系存在的问题与对策[N].金融与投资,2009(3):80-83.
论文关键词：证券监管 证券法 证券业
论文摘要：作为证券法律制度的设计，既应当照顾现实，又应当考虑证券市场的发展，并有利于提高我国空融机构的综合竞争能力。证券市场监管的价值取向应当定位于保证市场的套平与效率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称《证券法》)的颁布实施标志我国已初步建立起了证券监督管理的法律制度，这一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我国证券市场的监督管理。但是，这一法律制度所存在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而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需要一个完善的监督管理法律制度。
(一)我国证券监督管理法律制度的设计方面。《证券法》在总则中规定：我国实行集中统一监管与自律监管相结合的体制，并要求证券业和银行业、信托业、保险业分业经营，分业管理。但是，集中统一监管的模式要求监管机构的惟一性和权威性，而《证券法》还规定，债券的发行由国务院授权的部门审批。另外，作为一部法律，证券法律制度的设计，既应当照顾现实，又应当考虑证券市场的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银行业与证券业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体制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英、日首先放弃这一制度，美国也于1999年11月正式废弃了这一制度，而以德国为首的一些西欧金融强国一开始就没有分业经营、分业管理规定。我国现在正积极地争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面对即将进入我国的“全能型”金融机构，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制度将大大降低我国金融机构的综合竞争能力。
(二)根据《证券法》的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全国证券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监督管理，但是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却投有明确规定。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是证券监督管理的核心，必须由国家立法机关依法确定，因为它负有对全国证券市场的监督管理职责，如果它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其监督管理就缺乏权威性，也就不能有效地行使监督管理的权力。从目前的法律实践中看，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应当理解为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但是，按照国务院的“三定”方案，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被定位为国务院直属的事业单位。根据《证券法》167条的规定，该机构可以制定市场监管的规章制度。根据宪法的精神，只有行政机关才享有这项权力，作为事业单位显然不应当享有，这一点与我国的法律体系不调。另一方面，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使行政权力是行政授权还是立法规定?从三定方案上看属行政授权，而《证券法》上则显然是立法规定。如果是前者，在行政法上将存在一种无法解决的现实问题，即市场主体对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行政处罚不服时或请求行政赔偿时，则国务院将成为行政复议的被申请人，行政诉讼的被告人和行政赔偿的赔偿义务人。如果是法律授权，从我国的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上，立法机关应当将行政权力授予行政机关，而不应当将行政权力授予一个事业单位，同时没有行政权力的支持，一个事业单位无论如何也不能担负起如此的重任。另一方面，如果是立法授权，就应当接受立法机关的监督，但是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只是国务院的一个事业单位，其人事任免权在国务院，立法机关无法通过法律监督机制对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人事管理、执法情况以及执法规则的制定等进行有效的监督。
(三)在证券监督管理的法律制度中还规定了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根据需要可以设立派出机构。这一规定明显忽视了地方政府对证券市场监督管理的职能。这一规定可能受《人民银行法》的影响，该法之所以这样规定，主要是为了突出人民银行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时的独立性。中央银行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时，最好能最大限度地独立于地方政府和各级政府部门，这是中央银行和银行业的性质决定的。至于证券市场的监管，不仅没有必要排除地方政府的监管职能，而且也不可能完全摆脱地方政府的影响。证券业的监管主要是对市场主体和市场行为的监管。上市公司是证券市场的重要主体，对它行为的管理也是证券市场监管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上市公司在行政管理、人事管理和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上与地方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在目前体制下，上市公司的行为特别是对证券市场有重大影响的重组并购行为，多受地方政府的影响；另一方面，对限制投资的部门负责人及法定市场禁人者的甄别和确定、国有企业投资股市、地方金融机构进人股市都需要地方政府的监督。对地方证券经营机构的行为监管同样离不开地方政府，因其在营业执照管理、税务登记管理、人员管理等方面与地方政府也有关系。另外，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证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直接融资的规模会逐渐扩大，由于上市条件的限制和交易所容量的局限，会有越来越多的场外交易，开放场外交易市场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对场外交易市场的设立，交易行为、经营管理都将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如果离开地方政府的监管是不可想象的。
(四)在自律管理方面，《证券法》作了明确的规定。自律管理的机构有两个，一个是证券交易所，另一个是证券业协会。但是，交易所在体制的设计上就存在着忽视其自律功能的一面，从《证券法》的规定可以看出．证券交易所只不过是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一个附庸，从其机构本身的设立、人事管理到章程的制定等方面都没有给交易所充分的自主权，第99条规定，交易所设理事会，按照一般法人的规定，既然有理事会，它自然应当是法人的权力机关，其法定代表人自然是理事长，经理由理事会聘任。但是《证券法》规定，交易所设总经理一人，由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任免，这时就可能出现理事长和总经理的权力冲突，这样，交易所的自律管理中只能流于形式。
再看证券业协会的自律管理，设立同业协会是国际上的通行做法，尽管我国《证券法》作了这样的规定，但是协会在行使职权时仍会面临着许多障碍，一是协会的经费来源于会员，从财政上依赖会员，故在会员违纪方面，协会会或多或少地予以容忍。二是会员们仍认为协会只是教育、培训场所，对它的监管职责认识不足。三是每个证券商均为协会会员，故会员资格来源于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协会作为会员法人却无权开除其会员，故其监管的权威性十分低下。可见我国证券自律管理体制不顺，责权不一致，政府对自律管理的功能重视不够，自律组织的权力有限，所以它的作用未能充分发挥。
(五)完善的证券法律制度要有明确的价值取向，从我国证券发展的历史和现行《证券法》上考察，可以发现我国证券法律制度存在这方面的缺陷。开始，我国设立证券市场的目的主要在于解决国有企业融资的困难，故证券监管的价值取向是侧重于鼓励国企上市，甚至容忍一些根本达不到上市条件的国有企业包装上市，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上市就是圈钱”的观念挫伤了投资者投资股市的信心。之后政府为了改变这种局面，相继出台了一批保护投资者的规章制度，把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放在了首要位置，这些规定强调的是股市的稳定和安全。作为一个高风险的市场，安全固然重要，但是如果忽视证券市场的高风险性质，过分地强调安全则必然会影响证券市场的效率。作为一种经济行为，效率应当处于优先考虑的位置。如果为了市场的安全而通过行政手段，人为地干预市场，势必降低效率。另外，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不能仅仅停留在人为地稳定市场的层面上。作为投资者，他们应当明白证券市场的高风险性质。而政府的职责在于为他们提供一个公开、公平、公正的投资环境，保证证券市场的公平性和高效率。在这样一个市场中即使投资失败．投资者也不会认为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这才是证券市场安全性的要求。因此证券市场监管的价值取向应当定位于保证市场的公平和效率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