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01 11:57:44
接着此概念在后马克思理论的旗号下被理解为破除了明确的“经典”马克思主义(例如第二和第三国际)的核心理论，并在其他观点上又与马克思主义的方案保持着联合的一个概念。可能就是用这个办法，可以区分开前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
关于与马克思主义的决裂，大多后马克思主义显示出以下一般特征：
——对马克思主义还原论(或更确切地说是本质主义)及其游戏形式的批评：经济决定论和阶级还原论。
——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概念的批评。
——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概念的批评。
比如最后一点就曾遭到JokobRogozinski的解建构主义观点的攻击。解建构理论必然要拒绝激进的决裂的原目的论的表象，一定得将该表象的存在合理性从这样的决裂的不可能性中直接抽出来。由此观点革命也是一个西方形而上学概念，它不应在现实的政治里被掩盖。
NiCOSP．Mouze“s在《后马克思主义者的抉择》里曾系统地批评了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的游戏方式。Mouze“s在他的研究中区分了还原论的两个典型，这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里发现的。他按唯意志论的还原论对其理论进行分类，在这些理论中分为个别集团／阶级或者甚至个别人，所谓的“大牌演员”(中世纪君主)，要么规范着其他集团(大概是政治的集团)
的行动要么规范整个结构(政治制度)。照Mouzelis的看法，在唯意志论的还原论里经济和政治机构也被个别集团或活动家们的确定的行动、策略和实践所决定。Mouzelis认为还原论的形式当然是自阿尔图塞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来已经不时兴了并己为结构主义的还原论所替代。这里决定论的主管部门不再形成集团，而是形成体系概念，大约是要形成对保障再生产的；机能需求。Mouzelis接着说，千涉他国的国家一定程度上是基础且此种国家要建构成一种形态，使它会被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再生产需求所耙平。Mouzelis从所有马克思主义的还原主义里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尽管有着关于相对的自律或者说‘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特殊性的程式陈述，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提供能有所帮助的概念，以帮助斟酌特殊动力以及历史的而非经济的方面。或者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和非还原论者都没有给出政治和文化的理论。”(Mouzelist990，174)
撇开反还原论的批评不谈，与占典马克思主义不同，后马克思主义将其领域从政治经济学的和“社会”概念转到“政治的”和话语的概念之上。这个改变在方法上合乎对后结构主义的接受，这是一个运动，它叫做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与索绪尔；(Saussure)关于社会民主的论战K路。后马克思主义从这条道路获悉了拉康、德里达和福柯对这个主题的大部分看法。
拉刻劳和穆佛的：口在此时以一种更专业的观点作出了示范。他们的还原论批判以及话语概念是从拉康、德里达和福柯的理论里得到的，这些理论被转用到了马克思主义和政治哲学的领域。为拉刻劳和穆佛所力主的对马克思主义社会概念的解建构(Dekonstruktion)以一
种双重的方式进行。解构(Destruktion)：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和决定论的想法遭到批评。建构(Konstruktion)：社会和政治作为话语被重新概念化并被解释为霸权的接合(Artikulation)。拉刻劳和穆佛用他们为其计划选择的名称强调了这种双重性，：“然而一当我们理智的计划在这本书里是后马克思主义的(post-marxis“sch)，那么明显同样地也是后马克思i义的(post—marxitisch)了。”(拉刻劳／穆佛，1991，37)这两种立场把后马克思主义和前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它类似于NiCOSP．Mouzelis的最终的观点，这观点保留在“后马克思主义者的抉择”里，即马克思肯定没死，而肯定还保持着生命力。
拉刻劳和穆佛在《霸权和社会主义的策略》的政治和历史的部分里从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立场批评了整体性要求、阶级还原论、革命论以及历史和经济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第二和第三国际。一切都服从于还原论概念并与后结构主义的范式相反对，因为它们每一个同一性和完整性都归于一个中心。马克思主义还要求，整体性可以解释社会现象，由此马克思主义把这些现象归结到经济过程(经济决定论)并记之为一种历史目的论(“历史规律”)，在其中某一确定阶级(阶级还原主义)注定将会通过革命把人类从剥削里解放出来。那个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主义，即拉刻劳和穆佛最渴望解构掉的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来说经济曾是统治一切的主管部门。在强版本里“上层建筑现象”——因此政治也——被解释为依据在生产过程中行为者的地位、对经济利益的纯粹反映。拉刻劳和穆佛把这种还原论的形式称为附带现象(epiphenomenalismus)。在弱版本即阿尔图塞(LouisAlthusser)理论的现代版本里，只有当经济将支配权能指派给一个确定的也许是非经济的主管部门时，它才是决定的。虽然阿尔图塞的理论是作为对古典经济主义的批判以及黑格力；式的表现的因果性的打击而登场的，但是它在打击表现的因果性时放弃了决定论的这个转变且还没有完全地放弃还原论的表象。
现在拉刻劳和穆佛通过把经济归结为一个多数话语(Diskursen)的交点，解建构了经济在马克思主义里的特权地位：预测话语、信息话语、权威话语、技术话语。这些话语开启了政治的因而是霸权的接合。这对拉刻劳和穆佛来说并不意味着，在一个特定的经济发展趋势下政治并非事实上可以由经济确定卜来，只是根据拉刻劳和穆佛的看法它不是关于社会的一般理论的或者政治的主题，而是一个具体的经济发展趋势的具体研究主题。这更关系到拉刻劳和穆佛——就象Mouzelis一样——的本质的理解，在最后的主管部门里的决定就处于社会的或历史的“本性”之中。
在他们书的第二即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tisch)的部分中拉刻劳和穆佛为了他们的方案拯救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上的概念，尤其是霸权概念。拉刻劳和穆佛追随着葛兰西(Gramsci)的俄罗斯社会民主霸权概念并对之作了改进。他们用作为政治的逻辑的霸权把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的支配地位转变为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领域的支配地位，这领域现在包括着全部文明社会和经济的区域。所有关系由此而被打开为一个可能的话语霸权的接合——相反地在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亡作为整体的社会并不存在。
拉刻劳和穆佛的后马克思主义表明它不仅对政治理论并且对国家理论也有其重要性。当同一性不能完满地建立起来，如后结构主义所断言的那样，当社会没有本质，当社会以一个基本的非对称性被建构起来并且基厂所有这些理由社会不能再有一个分析的前提，那么国家的补充概念就会成为疑问。这一步曾被Bobjessop和他的学生CitimiRovirosaMadrazo的国家理论所贯彻。在拉刻劳和穆佛的社会不可能性的假设那里的间接结合中他们为国家设置这个问题，即是否也必须由此——比如由社会——说它没有本质、并不自在地表达完整的整体性、因此不可由建构而使其“存在”。
后结构主义和话语理论在英美人的语言地区尤其是在文学和文化的研究中也被拿来与马克思主义的引子相结合。斯图尔特•霍尔(StuartHall)和所谓的伯明翰学派受到包括它们被葛兰西所激发的文化研究在内的影响并在合众国中尤其是被JohnFiske所接受。GayatriChakravortySpivak以其解建构的马克思主义——她与MichaelRyan共同承担的一个工程——越出文学批评和女性主义的领域而最先为人熟知。他们通过超越出经济的本质主义表象而坚持了文本性(Textualitat)。如果经济被结构得如同一个文本，那么同一个解建构的处理方式也就适用于它，如同适用于每个其他文本——虽然Spivak承认了经济文本的特殊性。刘易斯(TomLewis)提供了将混沌理论与阿力；图塞的马克思主义的相结合的一个引子。刘易斯提议，要把历史理解为非线性体系并由此考虑到其不可预计性[原文为Unverhersagbarkeit，与后文不副，疑误，照后文改。可虽然非线性体系的发展是不可预计的，它还是在已被还原的意义上决定了，因为它以其最初的条件为基础。多元决定(Uberdetermination)在这里意味着，历史作为混沌动力体系——比如天气——是同时被决定和不可决定的。最近德里达也以一本预告了很长时间的关于马克思的书出了名。德里达在那本：书里追溯了马克思的精神和幽灵的纠缠(就象在共产党宣言里写的那样：“一个幽灵在欧洲徘徊”)并支持这样的看法，即宣告马克思主义的死亡是这样一种企图，如果总是追溯着马克思的精神就会在我们身上祛除它。
(原文出自：W．Malachov，u．a(Hrsg．)：RussischesLexikonzurwestlichenPhilosoph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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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理论面临着当代社会主义实践的压力和西方社会思潮的挑战，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主体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必须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能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即“文本解读”与“时代解读”相结合，真正做到“回归马克思”与“发展马克思”的统一。
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优秀理论品质，这种理论品质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并非提供一劳永逸的答案，而是给人们提供进一步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共产党宣言》问世150多年以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从正反两个方面，生动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在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发挥了强大威力，根据实践的需要不断进行理论上的创新，同时，创新了的理论又推动了实践的发展。1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时代呼唤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理论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其历史价值表现在是社会变革与发展的先导，能够引发思想或观念上的变革；在量上丰富了人类的理论宝库；在质上使人类的理论水平实现跃迁三个方面。其现实价值表现在现代化建设、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全面创新的基础三个方面。2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理论创新。党的十六大强调指出：“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前进，永不自满，永不懈怠，这是我们要长期坚持的治党治国之道。”3曾强调，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告诉我们，一个民族要
兴旺发达，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能没有创新的理论思维。
二、作为创新主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理论创新从根本上取决于人民群众在物质领域、精神领域的伟大实践。有学者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三大条件归结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思想条件；社会制度、文化和意识形态管理是社会条件；理论家队伍是主体条件，应努力培养一批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4同志在多次讲话中，都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建设的重要性。
（一）加强文本研究，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
关于如何衡量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某一理论或思想是否属于重大创新，杨凤城教授提出了几条标准，其中一条是其“异端”(龚育之先生语)特征，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讲过至少没有明确讲过，或者依据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解读不可能顺理成章地推导出来甚至可能被视为大逆不道。5
要明确了解一种理论或思想是否具有“异端”特征，必须要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进行深入研究和阐释，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否则，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化”和“批判”就是很难站得住脚的。例如，关于劳动价值论和要素价值论的讨论，这是一个争论了几个世纪之久的话题，如果认真看看这些东西，也许不难发现，他们关于要素价值论的种种议论，没有一点是新的，要否定劳动价值论，决非易事。6
（二）认真总结理论创新的规律
德国哲学家谢林提出,正如无意识的、必然的自然界中存在着意识和自由一样,在有意识的、自由的社会历史的创造性活动中,也存在着无意识的、必然的东西，尽管它和自然界的必然性不同。
理论工作者的责任在于总结理论创新的规律，并在社会实践和理论工作中予以遵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有以下几条基本规律：首先，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其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时代精神的有机互动；再次，领袖和人民群众的互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全球普适性与中国国情特征性的和谐匹配。7
（三）不断改进研究方法
对理论工作者来说，要实现理论创新，必须坚持与时俱进。按这是从一般指导思想层次说的，具体到操作层次，必须做到以下几点：首先，勇于追求真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真正饯行马克思最欣赏的名言—“怀疑一切”；其次，用丰富的社会主义实践研究作为底色，不能用理论来剪裁生活，常青的永远是生活，而不是理论，即所谓的理论联系实际；第三，要改进研究方法，重视定量研究，借助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如社会调查、社会实验、事理分析、系统分析、数学模型、回归分析等。8
（四）推动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把马克思主义与大众生活联系起来，不是降低了马克思主义的品位或者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而是真正把马克思主义落到实处的客观要求，是使人民大众真信、真学、真用的前提。列宁说过：“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
要写好一本深受欢迎的马克思主义普及读物是非常不易的，要和人民群众的生活紧密相关，用群众熟悉的语言，谈群众关心的问题，把深刻的道理用浅显生动的语言讲出来。使马克思主义与民众生活发生联系，那么，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才会越来越牢固。9
三、促进理论创新的现实路径
加强理论工作者队伍建设，就是要按照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要求，造就一批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学贯中西的思想家和理论家，造就一批理论功底扎实、勇于开拓创新的学科带头人。
（一）理论联系实际
正如曾经指出的，一个人如果只熟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但是完全不能应用，这也不能算是理论家。理论应用的意义还在于，只有在理论应用中，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10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必须在对文本解读的基础上对时代进行解读，深入到群众生产和生活实践中进行调查研究，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
（二）跨学科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也是一座挖不完的理论宝藏。加强跨学科的研究，鼓励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加强合作与交流，从不同角度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有助于促进理论创新。
（三）建立鼓励理论创新的评价机制
理论创新是一个系统性的活动，评价机制是理论创新的匡正引导因素。11一支高素质的理论工作者队伍建设，需要在社会范围内建立理论创新评价机制，营造创新氛围，强化对理论工作者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对于博士研究生这个群体而言，尤为如此，因为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将从事理论研究工作，在强化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能力的基础上，更要提倡理论创新。
注释：
1杨海英：《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3年第6期。
2胡海波、杨宝忠：《论理论创新的社会价值》，《吉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3：《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单行本）》
4梁树发：《论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三个条件--纪念马克思逝世120周年》，《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5杨凤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理论创新的标准与重大创新成果》，《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4期。
6王建民：《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科学看待》
7周光讯，徐献军：《试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基本规律》，《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8孔寒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理论学刊》，2007年第7期。
9张博颖，“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
一、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界定
对马克思社会批判思想进行研究，自然离不开对它的涵义的理解。涵义理解的不同，必然导致理论本身的差异。因此，涵义理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综合学界对此问题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要理解马克思的社会批判思想，首先要把握社会的自我意识。而社会的自我意识，又分为社会的自我肯定意识和社会的自我否定意识。社会自我意识的肯定方面要解决的是如何维持现状的问题，而作为社会自我意识的否定方面则要解决如何超越现状的问题。马克思的社会批判思想属于社会的自我否定意识，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批判，实现对资本主义存在合理性的追问。
一种观点认为，社会批判理论是反思性的历史认识、评价活动。哲学的反思以间接性为特点，但它是对理论性间接反思的二重否定，它不仅通过事物的内部矛盾使事物的本质显现出来，而且抓住了事物的本质。社会批判理论就是从哲学的角度来反思社会的，是对社会进行的最一般、最抽象的哲学批判活动。因此社会批判的首要条件应当是社会必须处于将自己最丰富的具体展现出来的时期，即社会的成熟时期。
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的社会批判思想就是从两个批判性假设前提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这两个前提是：1.人类趋向于变革自己的生存条件，以实现自己的进一步发展；2.人类社会生活趋向于普遍的丰富性、多样化。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就是以这两个理论假设为依托，建立在对社会现实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的，对某一具体事物向人类普遍进步方向发展的现实可能性进行揭示。具体地说，就是指从某一事物本身发展的特殊规律出发，考察并揭示这一事物在以上两个批判性假设前提意义方面纳入事物一般运作规律的可能性。就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批判来说，就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运行规律——剩余价值规律——出发，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在以上两个批判性假设前提意义方面被纳入到人类社会历史运行规律——即生产关系适应于生产力的规律——一般的现实可能性。
我认为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不是针对某一时期某一领域的理论，而是统摄全局的一个思想主旨。批判不只是单纯的否定，而是肯定与否定的辩证统一；不是指社会的单方面发展，而是指社会发展与理论发展的统一。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目的就在于通过理论与现实的相互监督、相互批判，在动态发展过程中实现社会的发展、理论的完善，在互动中实现双赢。因此，对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界定应坚持全面、辩证、发展的原则，把对社会的批判和对理论自身的批判结合起来，揭示贯穿于马克思理论总体中的批判精神。
二、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内容
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博大精深，如何从卷帙浩繁的著作中勾勒出社会批判理论的框架与内容，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角度，因而也必然有不同的观点与看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认为马克思的社会批判思想就其内容而言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过程的自我批判，即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包含着对其否定的理解，把任何一个特定的阶段当作过程去理解；二是理论上的自我批判，从认识论角度探讨马克思是如何超越同时代人的思想，其本身如何实现自我超越、自我否定、自我发展的过程；三是从主体角度对资本主义特定社会的批判。
第二，认为可以把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归纳为“四阶段五假设批判模式”。首先是社会批判理论前提的确立(即A阶段)。在这一阶段上，有一个基本的理论假设：物质存在决定精神意识(a)。其次是唯物主义分析方法的锻造阶段(即B阶段)。在马克思那里是一个从基始性唯物主义到方法论唯物主义的思想发展过程。这里有两个基本的理论假设，事物处于不断生成与灭亡的过程中(b)；事物处于系统联系之中(c)。这两个理论假设是方法论唯物主义作为分析方法得以成立的一般性理论假设，它们分别是“历史的”与“具体的”这两个规定性的理论依据。再次是具体的现实性分析阶段(即C阶段)。这同时包括对事物本身特殊规律和对事物所属的一般过程的规律性分析。最后是批判阶段(即D阶段)，这一阶段是哲学批判的历时性、暂时性完成。它也隐含有两个理论假设：人类趋向于变革自己的生存条件，以实现自己的进一步发展(d)和人类社会生活趋向于普遍的丰富性、多样化(e)。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四个阶段五个假设是最少思辨、又最接近现实的，这正是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魅力之所在。
第三，认为革命思想或批判意识是马克思学说的灵魂。回顾马克思毕生的理论活动或浏览一下他的全部著作，可以看出，他的全部思想都是在批判中展开的。例如：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对物化和异化的批判、对蒲鲁东的批判、对拉萨尔的批判、对哥达纲领的批判、对形形的非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潮的批判、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批判、对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批判等等。可以断言，马克思通过毕生的批判活动完全实践了他早年为自己规定的历史使命：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
第四，认为马克思通过对其早期文本思想的批判与超越，完成了一系列内在的逻辑转换，进而建构起了科学的社会批判学说。具体表现在：在哲学上，马克思扬弃了人本学的异化逻辑，从黑格尔关于社会关系矛盾分析的历史辩证法中，生发出现实的批判张力；在经济学上，马克思批判了古典经济学的非历史性思维方式，引出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社会历史分析方法，并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分析与批判。成熟时期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是融科学实证分析与价值理想追求于一体的社会历史学说，是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科学理论。
马克思的全部思想都是在批判中展开的，革命思想或批判意识构成了他的学说的灵魂。正如他本人指出的那样：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事物，按其本性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批判理论构成马克思思想的核心，对于这一点来说，学界是无疑义的。问题的分歧在于探讨社会批判理论的方法，从哪个角度更能恰如其分地概括马克思的思想，理清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脉络。我认为问题的切入点还应以“实践”为基础，以“批判”为灵魂，对社会进行全方位的解剖，实现对社会的全面把握。马克思的学说是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正是在“批判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革命进程中，在对理论自身不断批判、不断完善的发展历程中，马克思的学说不断走向成熟。社会与理论的互动构成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形成的全过程，批判精神贯穿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始终。因此，在实践中把握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是我们把握马克思思想真谛的现实途径。三、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特征
以怀疑与反思为本质特征的批判精神是马克思理论所独具的思想魅力。然而囿于马克思著作之丰，内容之巨，人们对其社会批判理论特征的把握众说纷纭。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社会批判活动基本上经历着两步回溯或还原过程：第一，从表面现象向深层本质的回溯或还原。马克思习惯于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中区分出现象与本质、表层存在与深层存在、上层建筑与基础等等，然后从本质、深层存在和基础出发去对现象、表层存在或上层建筑作出价值学判断，说明后者存在的理由和根据，揭示其局限性和消极方面，指出其被超越与扬弃的历史必然性。第二，由一般本质向人的活动的回溯或还原。他在做了第一步回溯或还原之后，没有停留于此，没有把这些深层的和本质的存在或基础当作给定的和终极的实在，而是进一步揭示这些存在或基础背后更深层的原因，从而把它们回溯或还原到人的基本活动，即劳动或实践的层面上。从人的劳动或实践活动出发，扬弃各种社会历史存在的给定性和自在性，这是马克思全部批判意识的基点。
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社会批判思想有两个主要特点：1.科学与价值的统一。所谓科学批判，是指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是科学的批判；所谓价值批判，是指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以实证事实为根据，揭示资本家对工人剥削的不合理性。科学批判与价值批判是有机统一的。2.批判与发展的统一。马克思不是为批判而批判，而是要从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得出其否定性的理解。从社会发展角度分析，就是揭示事物自身内在矛盾的发展，从对现存事物的内在矛盾中找到自我否定的力量。所以，这种发展本身也是一种自我超越，因而也是一种批判。马克思是批判中包含着自我发展，发展中又体现着批判，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总之，马克思的社会批判思想既是科学的，又是彻底的。
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批判性论辩的特点在方法论上为我们的这一研究提供了重要启迪。这些特点有：1.坚持实践是理论产生与发展的基础与源泉；2.坚持哲学前提和现实前提双重批判辩证统一的原则；3.坚持多学科批判辩证统一的原则；4.坚持不断扬弃和反复批判辩证统一的原则。总之，批判性视角是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的一个重要视角。
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不同于其他非理论、非专门化的批判活动，这些批判往往具有自发性、随意性，而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则具有系统性和结构性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又是建立在实践性、科学性和真理性的基础之上。正是这些特点构筑了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础，使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独具特色。
四、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与其他批判理论的区别
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是他对社会的一种深刻反思，是他探索人类命运的一种不懈尝试。但西方学者在赞同马克思这一理论的同时，对其进行了片面的阐发，使马克思哲学中固有的丰富性与完整性日益走向片面与狭隘。因此，他们的社会批判理论与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有着根本的不同，这主要表现在：
以霍克海默为代表的早期社会批判理论把“批判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代名词，认为只有抓住马克思的批判方法，才能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批判”不仅意味着对现存学说在理论上的变革，而且还要批判地分析现存社会以导致社会的变革。但是这种理论不是把自己置身于社会专门化劳动过程之中，而是置身于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之外。它的目的不是要维护现存社会的秩序，而是要破坏一切既定的东西，以证明它的不合理性和不真实性。而且这种社会批判理论把人看作全部历史生活的生产者，所运用的方法仍然是主体性原则和抽象的人道主义。
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与新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区别在于：1.两种批判理论由于对社会动力结构的不同认识，使批判的侧重点各不相同。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不是通过分析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来说明社会的发展，而是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归结为日益发展的文化、科学技术对人的本性的压抑。因此他们以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大众文化批判等来取代马克思哲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2.两种批判理论选择了不同的革命主体。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批判家们认为科学技术是现有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这改变了马克思所处时代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关系，从而使革命的主体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他们认为，革命的主体不是马克思所认为的工人阶级，而是知识分子。3.这两种批判理论采取了不同的革命策略。马克思在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下，主要采取了暴力夺取政权的措施，而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发达的工业社会时期，则采取了文化心理革命的方式。
持批判精神学说的还有“日常生活批判”理论。这种学派的代表人物是法国学者列斐弗尔，他力图把马克思的学说改造成一种以现代人的异化为出发点的日常生活批判。在他看来，日常生活批判就是向人们揭示：控制消费的官僚机器已经广泛地渗透到每个人的经验深处，消除异化的设想必须从自我改造入手，使人们克服社会制度的网络影响，去掉国家机器的物化和神秘性的外罩，认识到国家机器作为人类行为方式的真正起源，以此削弱现代官僚生活的普遍性和合理性。日常生活批判就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去分析它，就是要揭穿日常生活的虚假性，撩开异化现实的面纱。
乍看起来，西方的社会批判理论似乎弘扬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精神，但实际上它们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与批判精神割裂开来，片面地弘扬了批判的一面，而失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本性。它们以对个人的重视压倒了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以主体性的研究取代科学的思维方式，从而使它们把对现存社会的批判变成了一种不加区别的总体性价值人本学批判，最终无法逃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窠臼。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片面的曲解并不能切中当代资本主义的要害，从而使它们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离马克思主义的真实内涵越来越远，而成为一种从根本上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
五、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现实性
对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进行研究，不仅对于进一步了解马克思思想发展进程，揭示蕴涵在马克思思想中的深刻内涵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于我们今天更深刻地了解资本主义，认识处于科技困境之中的西方工业社会，并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铺路搭桥，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但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在何种意义上服务于现代社会，学界有如下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现实性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人类传统的思维方式是在人的活动之外寻找终极的和绝对的实体来作为人类赖以安身立命的根据，如自然、逻各斯、上帝、理性、技术、绝对理念等等。而在近现代的历史演进中，人们赖以安身立命的上帝、理性、技术等支柱相继坍塌或动摇。因此，以怀疑和反思为本质特征的批判意识必然增强。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巨大提高在为人类带来巨大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创造出日益膨胀的政治机构、失控和自律发展的技术等异化的社会力量。处在深刻变化危机中的人类不得不对自己的行为后果和行为本身进行批判性的检讨和反思。在这种文化背景下，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现代意义在于：它克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做的“唯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片面解读，实现了对实证科学与人本主义的内在整合与超越，并在新的基点上实现了科学认识方法与价值认识方法的辩证统一，这一新的基点就是社会实践。这种从社会生活中生发出的社会批判力是其他学者所不能达到的，而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所在。
一种观点认为，批判意识的发扬无论是对20世纪人类所面临的新危机，还是对处在文化转型时期的中国均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哲学既应有超然于尘世的冷静，又要有立足于生活的现实；用批判的眼光，指出现实的弊端，刺痛时下一些日渐麻木、沉溺于物质追求与感官享乐的神经，使人们不致在吵吵嚷嚷的日常生活中迷失方向，使人们的心灵得到安顿；为促进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帮助人们去实现公正、合理、人道的社会，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具有重大意义。
蕴涵在马克思思想中的那种深刻的批判精神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思想资源。正如凯尔纳所强调的：马克思主义包含着发展现时代的一种批判理论的源泉。深刻挖掘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思想根源，发现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精神实质，对于我们今天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重新理解马克思，用马克思思想的精神来回应全球化的挑战，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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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溯源归位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与时俱进”的，任何的教条主义都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则。从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解放纲领《共产党宣言》诞生，到同志“三个代表”理论[1]的问世，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革命历程。同志“三个代表”理论思想的析出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归位。历史溯源是最好的举证。
一、《共产党宣言》的历史溯源
我们说，《共产党宣言》是工人阶级斗争实践的一个光辉起点。1848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在英国伦敦发表了《共产党宣言》，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诞生。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一切社会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以历史唯物主义考察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论述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最终发展为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阐明了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和未来社会创造者所担负的历史使命。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斯大林，从到邓小平、，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中代代相承。这一理论深刻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并在实践中不断地注入新的活力。[2]在《共产党宣言》的指导下，无产阶级经历了“巴梨公社”、“十月革命”战与火的洗礼，一天天成长壮大起来。1921年7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高高举起了马克思主义旗帜，从此，中国革命有了科学理论的指引，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按马克思《共产党宣言》所述“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3]在实践中发展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一贯作风。针对《宣言》，两位伟人曾说过“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某些地方本来可以作一些修改。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如果是在今天，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了。”[4]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是用发展的态度来认证自己的理论，溯源到《共产党宣言》这里，我们会明白一个至高无上的道理，即从马克思主义真理的诞生，到理论实践中的偏差与修正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归位。
二、重新认识普列汉诺夫和列宁
理论实践中的偏差与修正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归位，这就是说，我们要重新认识普列汉诺夫和列宁。普列汉诺夫是第一个系统地将马克思主义介绍给俄国的“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至少要以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为前提：（一）生产力（所谓技术）高度发展；（二）国内劳动居民具有极高的觉悟水平。在不具备这两个必要条件的地方，根本谈不上组织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5]他担心即使依靠强权实现了社会主义“将导致一种像古代中国或秘鲁帝国一样的专制怪胎，即导致一种以共产主义做装饰的更新了的沙皇专制制度”。[6]按普列汉诺夫的观点，社会主义制度发展是不能跨越马克思的历史不能跳跃其必要发展阶段的。根据经典著作，社会主义是消灭了商品货币关系的计划经济，必须在资本主义充分发育乃至衰亡之后才能建立。[7]列宁是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主义革命与经济建设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和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早在革命前，列宁就完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在“开放”与“创新”方面给予了发展与修正。列宁曾说过“如果社会主义经济上尚未成熟，任何起义也创造不出社会主义来。”[8]后来，根据时局的变化，他进一步修正说“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9]实践证明，结合实际国情，允许私人资本发展，保持商品经济生产，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另一条道路，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一国革命成功理论重新认识的结果。
三、布哈林、斯大林理论与实践给历史的证明
我们没有办法重演历史，但我们有能力恢复历史的记忆，在不带有任何感彩的理性分析中，去求证事实的谬误。对于哈布林，我们不能否认他作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和革命家的正确地位，但他只能算是个不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主要表现在他对经典理论教条化的态度上。十月革命后，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经济学》影响了很大一批人，并带动起一股取消政治经济学的思潮。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需要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因为政治经济学是针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针对商品经济的。在“战时共产主义”这个问题上，力主彻底消灭生产关系中的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残余，用最坚决的社会化来组织生产，取消商品货币关系。事实证明，“战时共产主义”加剧了国家的经济困难与社会动荡。后来在列宁逝世前，布哈林重新审视了自己的理论观点，从狭隘的教条主义中挣脱出来，同列宁一道走上了“创新”之路，成为“新经济政策”的捍卫者。这一时期，布哈林的“创新”主要表现在对社会主义市场与计划相结合观点这一重大理论突破之上。[10]
斯大林一直徘徊在“创新”与“教条”之间。在整个三十年代，苏联一直完全处在帝国主义包围之中，要在短期内改变大锤式的工业和木犁式的农业生产局面，没有“创新”，没有“赶超战略”，苏联是难以跑步进入发达的机器大工业社会的。完整的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斯大林模式”就是在这种非常的历史背景之下形成的。列宁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创始人，而斯大林的“创新”则在于1936年宣布开始讲授与系统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而一举突破了以论证经济政策为主的方法论，使得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与探讨工作能循着正确的轨道向前发展。当然，斯大林的“创新”也有其历史的局限性，由于他一方面看到了年青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具体国情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又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寻找答案，这就使他常常处于一种矛盾之中。如，他既肯定价值规律的作用，又认为它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是对立的、相互排斥的；既承认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的存在，又将这种商品生产限定在了个人消费品这个狭小的范围内。[11]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斯大林一直没有能摆脱商品经济属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属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计划经济是对立、格格不入的这种观念的束缚。从而在方法论上陷入形而上学的牢笼。斯大林的“创新”与“教条”，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是巨大的，它既使苏联经济走上了兴盛，又使“斯大林模式”最终走向了衰亡。[12]四、、邓小平和：特色理论与社会主义的重生
马克思讲过：“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13]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此。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理论思想得以丰富与发展，他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如何进行，中国并没有经验，只能学习苏联经验和办法，好的经验是有益的，但不好的经验只能起反面影响作用，必须反对教条主义，要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建设道路。[14]这样，就为他的继承者们后来的大胆进取与“创新”开辟了更广泛的道路。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他的关于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思想对经济理论“创新”的贡献，使中国有了后来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和邓小平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定。[15]到邓小平这里，可以说是产生了一次飞跃。照辩证法办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邓小平经济理论思想方法的真实写照。[16]所以说，从改革开放，到南巡讲话，邓小平的理论与实践无一不体现出其伟大的“创新”之处。[17]是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领袖第三代领导人的杰出代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充分体现了他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发扬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精神。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丰富和发展是“三个代表”思想绵延不断的生命之源，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确定。
结束语综上所述，“三个代表”理论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背景渊远，这并非为同志一人所凭空杜撰，而是几代马克思主义者的集体经验教训与智慧的结晶。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倡导的思想，这种思想被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普遍接受并给以丰富和发展。而只是在这里才被归纳总结，被升华。所以说“三个代表”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归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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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异化理论；异化劳动；人的异化
中图分类号：B-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4-0086-02
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介绍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者对于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研究：一是关于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思想渊源，二是关于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概念，三是关于马克思异化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关于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思想渊源
近代最早使用异化概念的是霍布斯。其次是卢梭、爱尔维修。异化概念真正被纳入唯心主义轨道，则始于德国古典哲学。费希特使用在先，黑格尔紧随其后并把异化概念变成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他从客观唯心主义的角度出发，把自然界看作是“绝对精神”的异化。他使用异化概念构造了他的自然和社会的生成和发展图式，建立了他的精神异化理论。费尔巴哈则完全把黑格尔的理论颠覆了。他从人本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并不是上帝（绝对理念）异化为人，相反而是人异化为上帝，上帝的本质是对象化了的人的本质，这就赋予了异化概念以唯物主义哲学的性质。因此，马克思以异化劳动概念为核心的异化理论究竟是更多的来源于黑格尔还是来源于费尔巴哈引起了学术界的争论[1]，大部分学者强调费尔巴哈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影响，因为作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之哲学基础的人本主义是来源于费尔巴哈。也有论者如王若水[2]认为，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对巴黎手稿的影响也很大。因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所包含的否定性辩证法是从黑格尔那里来的。我国学者杨适[3]却独树一帜地认为马克思的思想演变没有经历过费尔巴哈时期，他的异化理论是直接从黑格尔的劳动生成人并为人的本质的思想而来。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作出的贡献，其秘密就在于他们认为对象的本质并非在自身而是在于人，在于作为主体的人的本质活动这一方面。因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成为使人从这些异己对象的奴役下争得解放的理论。
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既吸收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也将黑格尔的否定辩证法有机地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而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又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因此马克思在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时，会有机地将两者中有益的思想结合起来。笔者认为杨适的说法非常具有独创性，不同于他人的观点，这种认为马克思的思想演变没有经历过费尔巴哈时期的想法在学术界中独树一帜。
二、关于马克思对异化范畴的创造性发展
（一）关于马克思对异化范畴的界定及与前人的异同
马克思认为，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性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即生产劳动。劳动是人的“类生活”，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异化了。多数学者大致都承认异化劳动概念不同于旧哲学的基本特点，这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以经济事实为根据的现实性，二是代表劳动阶级的利益的阶级性，三是通过扬弃私有制来扬弃异化的革命性。
1.异化劳动概念的现实性
关于异化劳动概念的现实性，郭国勋和魏中军在《对马克思异化思想的考察——、和的内在联系》中的观点是具有代表性的[4]，他们认为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概念不同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异化概念者有三：
（1）马克思是以物质生产也就是实践作为理论的来源。黑格尔则是以绝对精神的自我创造性为前提。费尔巴哈则是从人本主义的角度出发。
（2）马克思的异化主体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工人和资本家。黑格尔的异化主体则是“绝对精神”。费尔巴哈的异化主体则是“从神异化而来的”人。
（3）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不仅揭示了人同人所创造的事物之间的对抗，而且指出这种对抗的实质在于劳动和资本的对抗，它既反映出物对人的现实的统治，又表明人对人统治的社会关系。黑格尔的异化概念则是讲精神异化，并把异化和对象化混为一谈。费尔巴哈的异化概念虽然包含物同人相对抗的含义，但这种异化其实只有在宗教中才能产生和出现，没有对现实形成对抗作用。
2.异化劳动概念的阶级性和革命性
关于异化劳动概念的阶级性和革命性，汝信在《青年黑格尔关于劳动和异化的思想》[5]中有着代表性的看法。他认为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概念虽同青年黑格尔的劳动和异化概念相似，但有着本质的不同。马克思谈劳动的异化，目的在于批判私有制，正是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才使人产生了自我的异化。在于说明若要真正的实现共产主义革命和扬弃异化，方法只有彻底地消灭私有制；黑格尔则认为只有靠自我意识的发展才能克服异化。马克思从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自我异化的事实，得出了无产阶级要靠自己的力量来解放自己，这就在历史上第一次阐明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和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掘墓人的历史作用，而黑格尔则认为工人注定是受压迫要遭受痛苦的。
（二）关于异化范畴前提问题的争论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是这样规定人的本质的：“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对这一规定学者们主要争论的焦点在：“人”是现实的人还是抽象的人；是原始未异化的人还是原始已经异化的人。多数论者认为异化劳动概念的前提是人。然而，是什么样的人呢？有些论者认为是具有抽象的“类本质”的人。马克思以高度完善化的人作为人的原型，以理想的社会状态作为未来社会的模式，异化是从这种原型和模式开始，异化的扬弃则是人向其原型和社会向其模式的复归。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只是以人的社会共同性替换了费尔巴哈的人的自然共同性，所以他的人不是现实的人，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概念也只是以经济事实为对象，这并不等于以经济事实为前提，而它的前提还是抽象的人。
三、关于马克思异化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笔者所找到的文章中，专家学者们对异化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或发展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之一观点基本不存在分歧。马克思对政治经济的系统的、深入的研究始于巴黎手稿，完成于《资本论》。在这一过程中，异化概念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大，异化概念的内涵逐渐丰富，这也使异化概念不但具有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内容，而且具有更加深刻的哲学方面的含义。异化理论对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产生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创立了完整形态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之后，异化理论就成为他们的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马克思的哲学人本主义和马克思的哲学、政治经济学以及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有着历史发展和逻辑发展的一致性，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整个思想体系中的一个相对独立而又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
俞吾金在《再论异化理论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6]中指出异化理论的三方面作用：第一，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首先表现在，马克思把这一理论运用于对经济生活尤其是劳动的分析中，从而提出了“异化劳动”这一新观念。第二，异化理论的作用也表现在他与马克思提出的理想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内在关系上。第三，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揭示了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基础性的、普遍的表现形式——“物化”（或“商品拜物教”）现象。正是通过对这一现象的揭露，马克思不仅坚持了异化理论，而且对这一理论做出了创造性的推进。
对这一问题的看法，笔者的观点是：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分析和研究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暂时性，论证了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还从异化理论出发批判地研究了各种空想社会主义的学说，论述了共产主义的基本思想，共产主义的核心是异化的扬弃。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实现了自然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同一。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试图超越人本主义异化史观，探寻对历史的现实理解，认识到了私有制度下的劳动异化问题，指出只有工业实践才是人的真正本质力量。总之，异化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充分地理解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才能更加清楚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前后脉络，才能更深入地理解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学说和否定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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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资本理论;市场经济
一、马克思经济学中的资本理论
以《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批判地继承斯密、李嘉图等古典学派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1867年《资本论》第1卷问世,马克思在《资本论》开篇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1]自然,作为社会关系代表的“资本”,也就成为马克思揭露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性质与矛盾最基本的分析工具。
1.预付货币资本的内涵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问题的研究始终遵循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线索,而从资本理论的核心也就是要通过资本范畴来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所以,马克思研究的“资本”总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资本作为特定的研究对象。在《资本论》中,资本范畴一般都界定为“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这是马克思对资本特征的简化抽象。事实上,这种抽象的资本规定正是来自马克思基于资本主义货币经济关系的预付货币资本内涵。
马克思的《资本论》从讨论商品和货币开始,进而考察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以此说明劳动过程中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获取收益(货币增殖)能力的基础。马克思指出,商品的使用价值是生来具有的自然形态,但其价值形式只有通过迂回道路、在和别种商品的交换中才能获得,即商品的交换价值。通过简单价值形式扩大的价值形式一般的价值形式货币形式的历史发展过程,马克思论证了货币的产生。货币一旦形成,商品的交换过程就体现为商品流通公式“W—G—W”,即简单的商品经济形式。但是,当出现了雇佣劳动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即当资本家用一笔货币雇用劳动和购买生产资料时,他所支付的不是劳动的价值而是劳动力的价值,目的是要获取剩余价值(货币的增殖),这使得商品交换公式转化为“G—W—G′”的流通公式。这样,作为生产的目的,使用价值的质的转化就为交换价值的量的扩大所代替。所以,只有当资本家能够从中得到一笔数目更大的货币时,他才有理由投资于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这个增加的货币、即G与G′的差额,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其货币表现即为利润,它为资本家提供“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同时,也正是因为货币增殖的出现(G′>G),使得这个形态中的货币不再是单纯的货币,而成为资本形态的货币,即货币资本。这样,货币的增殖,即利润的获得就成为资本流通的推动力,这也是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得以持续运转的动力。当然,也正是在这种由货币到货币资本的转化过程中,马克思引出了他继承于古典传统并赋之于货币内涵的预付资本概念。就像马克思描述的,“预付资本——一个既定的价值额,它在它的自由形式上,在它的价值形式上,是由一定的货币额构成的——在转化为生产资本之后,包含着生产的潜力。”[2]
也就是说,马克思经济学中的“资本”不是物、而是一种预付,而且这种“预付的资本”不是生产资料和工人的消费品,而是一笔货币,同时资本家所要获得的利润也是一笔货币价值。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当资本家在不断追求利润的过程中持续采用雇佣劳动的生产形式时,资本就不再是一种普通的生产要素,而是支配劳动的手段,它恰恰表现为对货币工资的预付。所以,当资本家最初使用货币购买资本品或生产资料时,也是对生产资本品的劳动和以前劳动的工资所进行的预付,其目的是为了获取这种以货币价值表示的利润;即这种生产要素市场的交换并不是按照劳动的价值、而是按照劳动力的价值,其价值小于劳动时间。当然,这些都是由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生产目的决定的,而不是使用价值。而且,这种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货币本身也要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进行预付。由此,这个预付资本不仅要在价值上得到补偿,还要得到利润,至少要得到与自己的量成比例的一份利润。因而,这里的资本作为一种“社会权力”,使得每个独立资本都要求按照它在社会资本中所占的份额来分享这份权力,而权利背后所代表的正是社会关系。就像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曼德尔指出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利润(剩余价值、价值的增殖)可能源于生产领域之外,那时它实质上代表了价值的转移(即所谓原始资本积累);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已经渗透到了生产领域的各个方面并起着主导作用,雇佣劳动随时随刻都在生产着剩余价值,它代表的就是货币价值的不断增殖,体现的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关系。”[3]
实际上,当采用预付货币资本概念的时候,价值和分配也就是由资本与劳动相对立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所决定的,而与后来新古典理论所描述的基于生产函数的技术关系无关。同时,现实中的资源配置也不只是由技术关系决定,而是取决于资本家的利润和利润率。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曾批评古典学者李嘉图把劳动价值论联系到劳动生产率的做法,表明了价值只是取决于人与人之间利益冲突的社会关系。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独立确定了一个表明总量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一般利润率,它来自于资本家按照预付的资本价值在各个部门获取的统一的利润率,同时也决定着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各行业间的资源配置关系。而且,这种按货币价值计量的总量关系正是在于预付货币资本的性质、即资本是对劳动的支配,而这里的资本又是由货币价值表示的。这样,如果假设存在一种由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决定的统一利润率,那么这个利润率也就是一种货币利息率、即总量上货币增殖的比率,而不会是新古典理论建立在实物生产要素上的资本的边际生产率。这正是预付货币资本内涵的必然要求。
2.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资本本质
预付资本概念的存在,使得资本范畴与剩余劳动创造的利润紧密联系在一起。当然,这种资本与利润的关系也就突出了拥有生产方式所有权、进而拥有货币资本的资本家与不拥有任何生产资料而只有劳动力可以出卖的雇佣工人之间的特殊交换关系,它与基于生产函数技术关系的新古典学派通过边际生产力所决定的资本要素与作为要素贡献的利息之间的报酬关系是完全不同的。显然,这也正是马克思剖析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范畴所具有的特殊本质,即资本概念背后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
毋庸置疑,人类社会是由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构成的,人们在其中生存、并从事着再生产。如果具体到特定社会关系下的再生产、比如资本主义再生产,它就不仅需要人的再生产和人们赖以生存的物的再生产,而且需要围绕着人与物之间、人与人之间、特别是资本家与劳动工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实际上,任何特定的社会物体、诸如一件工具,都能进入许多不同组合的社会关系中。就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的,在资本家的工厂里,不仅纺织机,而且连货币、棉纱、甚至劳动力,都成为所有者的资本的特殊化身,从各个方面为他服务。显然,这正是因为资本主义工厂里的资本并不是物,而是一定组合的社会关系。这也就是马克思的经典定义:“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的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资本不是物质的和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的总和。资本是已经转化为资本的生产资料,这种生产资料本身不是资本,就像金和银本身不是货币一样。”[4]
在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由资本所体现的雇佣劳动者与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之间的对立关系,是占统治地位和具有决定性的资本主义关系,即“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决定着这种生产方式的全部性质”。[5]所以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首先明确了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将集中于历史上的资本主义阶段。就像英国学者霍奇森所说,“《资本论》并不是离开社会关系和历史的阶段去研究抽象的‘经济’,而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及其固有的社会关系。”[6]这样,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作为基本框架,马克思从资本运作的表面现象深入到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精辟地揭示了资本增殖的秘密,即“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进而,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流通过程和再生产总过程的剖析,马克思也揭示了资本家总体是如何分配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从而第一次明确指出了资本是以物为媒介的经济关系。
不论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角度,还是从产业革命背景下层层推进的社会化大生产角度,资本都是一个历史范畴。尽管古典学者对资本概念也有所发展,但他们最终还是不能超越商品拜物教式的实体性理解。就像马克思批评的,“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7]相反,马克思总是历史地、具体地和现实地分析经济范畴,从而把资本理解为具体到一定时代的社会关系的表现。如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历史的角度客观评价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认为它既是代表资本家剥削工人阶级关系的生产方式,同时也是代表人类社会进步到社会化大生产阶段的先进组织形式。“自从蒸汽机和新的工具把旧的工场手工业变成大工业以后,在资产阶级领导下造成的生产力,就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前所未闻的规模发展起来。”[8]“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9]其实,早在《资本论》出版之前,马克思在对古典理论有关资本问题的研究中,就已感觉到了资本所具有的社会关系本质。他认为,古典学派把资本等同于生产资料和利润视为资本产物的观点都是不正确的,因为这样一来就把资本神秘化了。通过研究,马克思认为资本在本质上正是一种社会关系。在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和《雇佣劳动与资本》里,他明确指出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有作为剥削活劳动的手段使价值增值的才成为资本。这不仅指出了资本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而且指出了资本是怎样一种社会关系——即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同时,他还说明了资本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产生的,“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之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10]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又从分析货币的颠倒本质入手过渡到作为资本的货币。他认为,并非每一笔货币都是资本,只有在资产阶级的历史条件下货币才变成资本;而货币转化为资本有一个特定的过程,这又是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到了1867年正式出版的《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进一步系统揭示了资本的本质是获取剩余价值;并在《资本论》第2卷中通过对资本循环和周转及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分析,揭示了资本的特征是在不断地连续运动中为其所有者带来剩余价值。这样,商品生产也就意味着是一种体现为物与物之间的交换,但真正表明的却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交换。
3.资本主义积累与竞争的资本性质
根据马克思《资本论》三卷的描述,可以看到,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定理也就是马克思所表述的剩余价值或利润来源于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
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是为了利润,资本主义积累的长期特征也就在于这个不断追逐利润的生产目的。就像罗宾逊夫人所说,“每个资本家如果不愿让他的对手压倒并终于被消灭的话,他就必须不断扩大他的财产权利。因此,这个制度的唯一目的就是积累,这就是它的动力。”[11]那么,如何实现这种长期资本主义积累呢?马克思把它归之于资本主义竞争。他认为,资本家只有不断进行资本积累才能在竞争中不被淘汰,这一点来自于资本的性质,即资本作为一种抵押可以支配劳动,更多资本就意味着在竞争中可以支配更多劳动或资源而取得优势。如果说简单交换经济中的货币是方便交易的媒介,那么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货币就成为一个价值符号、一种财富累积的象征,它直接联系到生产动机与决策。这样,假定存在着资本家的积累,当资本家雇用劳动工人为其提供服务时,不仅需要劳动者消费掉一部分剩余产品,而且还要为资本家挣取一笔利润;否则,利润实现不了,也就使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难以维系。显然,这里的关键是马克思强调的资本家阶级之间以追逐利润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竞争。
当考虑到资本积累和社会再生产时,可以采用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的一个抽象假设,即资本家不消费而把全部利润用于资本积累或储蓄。当然,如果资本家不消费,全部产品将由工人消费,资本家得到的是利润和积累的资本;而且,这种利润和积累的资本将永远不用于消费,只是作为一种符号或标志用于表明资本家的成功和社会地位。就像美国学者斯威齐所说,“取得成功和提高社会地位的途径,在于通过积累;拒不参加这种竞争的人,则有破产的危险。”[12]这样,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下,资本积累的事实也就是,这里存在着一个永远不被消费的积累的资本。换句话说,现实中人们使用的资本并不是简单的生产要素,而是一种货币资本,它表明资本家投资生产的目的始终是要用预付资本得到增殖利润,并不断地、无休止地进行资本积累。剩余价值与利润一方面来自于工人的剩余劳动,另一方面又是资本积累的来源;它最终会形成在整个经济的各个厂商、各个行业之间都达到统一利润率的均衡状态,从而保证所有可赢利的投资机会都会实现。这样,资源配置也就成为竞争的一个功能,只不过其中的配置须要考虑时间跨度和不同的社会阶级,而不是在某个时点和一般人之间的配置。在马克思剖析的资本主义社会,整个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可以说都是依靠资本积累推动的,从而利润率的变动和经济增长率的变动,都不过是资本积累动态的反映。
那么,这种表明资本积累长期性质的资本主义竞争关系将如何表述呢?按照马克思的剖析,现实中的利润来源离不开资本主义竞争,但这种竞争并不是新古典理论抽象掉利益对立关系的“完全竞争”,而是古典传统基于人们的利益冲突而表述的现实关系的残酷竞争。在现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必须服从于预付资本的要求,作为一种支配劳动的手段来为资本家带来剩余价值。当然,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才有“历史的价值”,即“他狂热地追求价值的增值,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创造现实基础”。[13]
二、马克思资本理论对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借鉴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资本范畴也越来越多的应用到市场经济建设的各个领域。现阶段,正确借鉴马克思经济学对资本理论的研究,并用于指导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与现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我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仍然是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就要求我们在运用资本范畴的过程中,必须根据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不断在实践中完善它。社会主义制度虽然根除了资本所代表的剥削关系与阶级关系,确立了平等劳动下的价值创造与分配关系,但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劳动的过程中仍将存在着资本运动,存在着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内的资本对劳动的组织形式,这也正是与现有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一种表现。同时,非公有制经济也是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客观上也必然存在着公有资本与非公有资本两种不同类型的资本。其中,公有资本又分为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而非公有资本又分为个体资本、私营资本、外资资本等。这些不同类型的资本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然存在的资本形式,是我们社会主义实践的产物,对这些不同资本类型进行深入研究,也是我们对马克思资本理论在实践中的丰富与发展。
第二,必然代表着一定的社会关系。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告诉我们,应当从统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资本范畴;因而,当前资本问题的探讨也必须依据特定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使得劳动者在创造的总价值中提供给社会的剩余劳动价值,最终仍然属于劳动者“为自己的劳动”。这样,社会主义资本就已消除了“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关系”,而代之以不同劳动者之间互利互助、协作劳动的经济关系,它是全体劳动者通过联合劳动创造价值剩余、实现共同富裕的一种手段。当然,要使这一经济关系在资本运作机制中得以确立,就需要有一系列的具体制度和规则的保证,这本身又要以客观存在的经济关系为依据。如商品二重性中包含的劳动二重性,商品所有权的排他性质,经济主体相互独体的个体关系,等量劳动相交换的法权关系,市场竞争导致的一定程度的贫富差异等现象,在当前都是存在的,如果把所有这些商品经济的一般性质看作纯粹劳动过程自然是不可能的。同样,我们也不能把包含公有资本与私有资本在内的资本一般范畴,看作是生产关系之外的经济范畴;这正是因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种经济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国内许多学者都作了相关表述,除了其中商品经济的共同特征外,首要性质就是资本是以剩余价值为目的的价值运动过程。也就是说,资本之所以在运动中实现价值的自我增殖,总是与劳动力商品的买卖、以及这种商品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特殊性质相关联。显然,在这一运动过程的背后,生产的物质资料所有者的权利与利益,与生产的人身条件的所有者的权利与利益之间的相互分离和相互对立、以及资本对劳动的外在强制关系都是存在的。这正是马克思经济学关于资本范畴社会关系本质的讨论在今天的应用,而且还将继续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公有资本关系。
第三,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某些特点。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下,资本始终是体现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这一对立阶级关系的经典定义,因而是历史的范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的社会属性已有了根本变化,比如其中的资本经营活动并不体现阶级之间的对立关系,从而属于一般和自然的资本定义。不过,资本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概念本身却是无法回避的,因而仍然可能会引出谁取得了价值剩余的问题。例如马克思曾指出,“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是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14]联系到当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必须要考虑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实行结合的特殊方式。很多西方学者认为市场经济天生无法与公有制相结合,而我们的市场经济改革所做的,正是按照马克思的基本原理、并借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先进部分,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不可否认,我国现阶段确实有一些私营企业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存在剥削行为,但总体上说并不是所有私人资本都具有这种特征。
总之,资本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有效运行需要经济关系的相应调整与变革,这既是实践中提出的新课题,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理论所要研究的重大问题。如果把资本概念置于我们身处其中的现实社会中,自然可以感受到马克思剖析的资本范畴所具有的增殖性、社会性、价值性、竞争性和权力性等重要特征,这正是市场经济关系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以后,劳动者成为“自己的资本家”,自然经济关系也就发生了变化;因而,如何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本所有者自身的要求出发,提高资本运作效率,利用资本机制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推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就成为我们当前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因此,科学地借鉴马克思经济学的资本理论,并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这一理论,正是当前指导和建设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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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霍奇森.资本主义、价值和剥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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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6、363.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实质与命运的反思
关于马克思主义实质的问题，尽管德国学者的具体观点有所不同，但基本上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反意识形态”(Antiideologie)、“现实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他们认为，尽管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体系内部存在某些分歧，但“多元的马克思主义”、“复数的马克思主义”(Marxismen)概念应予以抛弃。豪克(WolfgangFritzHaug)断言，宣称第一原理过时，“在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是不能容忍的”。根据霍尔茨(HansHeinzHolz)的看法，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不能抛弃的第一原理或范畴是：生产关系是决定性的社会关系；阶级矛盾是所有制关系的产物；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唯物主义思想总体性。米勒(EvaMiiller)断定，马克思主义理论“迄今仍具有很大的现实性”。在捍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他们也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批判性反思，并强调，只有对当今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才能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例如，迈特舍尔(ThomasMetscher)指出，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个没有矛盾的理论体系，而是未完成的、不成熟的。“无疑，语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亏空领域……这对美学领域来说同样也是适用的。”
在马克思主义命运问题上，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没有未来，因为没有科学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的关联，就不会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于是，特雅登(KarlHermannTjaden)主张把马克思的劳动生产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枝节，而把恩格斯的文明形成理论、生产方式必然相互继承理论、资本主义经济学批判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立足点。另一种观点认为，未来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体化的马克思主义”(intergrafiverMarxismus)，应包括六个维度，即(作为辩证过程的历史)本体论维度，(作为自然本性的人与社会关系总体的)人类学维度，(统一理智概念的)认识论维度，(生产关系的)形态史维度，(世界形成、美学的)文化史维度，(反对压迫的表达、人权的)伦理与政治一实践维度。
那么，作为进步的实践哲学，马克思主义如何在社会建设过程中重新获得影响力?泽普曼(WemerSepp-mann)指出，应该重构马克思思想的基础，放弃理论化世界观，并从实践哲学角度使之“再政治化”(Repoliti-Sierung)。贝伦特(ManfredBrent)强调，只有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它才能获得足够的活动空间和推动人类发展的强大力量。因而，应该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一切已经或正在被证明为正确的地方。
二、比较视野中的马克思经济学理论
在德国，一些学者试图通过对卢森堡与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和再生产理论的比较，发现新的洞见。例如，施默尔(Hans-JorgSchimmel)指出，依卢森堡之见，马克思并没有就资本积累机制给出令人满意的描述。于是，在《资本积累》中，她对资本积累机制进行了重新阐释：在扩大再生产周期结束后，每个资本家所获得的剩余价值最初都以剩余产品的形式存在；但由于所有的人都想卖出自己的产品，而不想购买别人的产品，这样就不可能把产品转化为实际的剩余价值，因而必须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外寻找购买方。如此说来，仅仅从资本关系角度就根本无法阐释资本积累过程。实际上，只有当这些领域中的价值量被资本逐步吞并后，资本扩大积累过程的实现才具备了必要条件。施默尔断言，“从卢森堡与马克思对资本积累的不同描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两者关于再生产过程问题的观点差异”。他认为，卢森堡经济学的出发点就是以资本主义生产论证资本积累的内在逻辑，而核心观点在于，“资本主义的生存与进一步发展需要把非资本主义生产形式作为自己的环境……需要使非资本主义社会成为其剩余价值的替代市场”。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还对凯恩斯与马克思作了比较，并强调两者互补的必要性。例如，莱比格尔(JurgenLeibiger)认为，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没有研究经济结构，以及不同民族经济环境的国际化问题，忽视了金融市场的影响、对劳动供给的必要干预以及生态问题。在他看来，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基础是由三部分构成的：劳动价值论、剥削理论是其出发点；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分权的决策机构、平等交换与竞争、劳资交换特殊性、占有关系与分配关系为结构性要素；货币作为资本，通过G-W-G''''的运动形式实现其使用价值，则是体系的内驱力。他认为，尽管马克思奠定了雇佣劳动理论和危机理论的基础，但危机的原因不是需求匮乏或消费不足，而是在G-W-G’运动中的高积累超过了需求。马克思认为工资增长能够导致危机，连续失业是不可避免的，但事实上并未出现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激化，危机也没有导致资本主义的崩溃。0概而言之，马克思与凯恩斯的相似之处，就在于提出了共同的财政、货币政策，但在权力、所有制、财富等观点上存在差异。就经济政策是否符合工人利益而言，马克思的理论是完善的，但只有与凯恩斯理论相结合，才能有效地克服近十年来经济政策转变导致的经济危机。但是，关键在于，“欧洲凯恩斯主义”(Eurokeynesi-amsmus)能否解决欧洲经济问题?莱比格尔断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剖析是描绘资本主义社会选择构想的基础，但他却很少主动谈及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的可能性；相反，凯恩斯将宏观经济和社会维度再次引入经济政策中，对于经济政策选择具有重要启示作用，但他无法就现代反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的具体内容提出更有利的理论支持。因此，在当今经济政策选择中应借鉴凯恩斯与(或)马克思的理论，而不是简单地套用。戈尔德堡(JorgGoldberg)指出，“就资本主义经济政策分析而言，两人最终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但并未进行详细论述：马克思的危机分析被视为空间膨胀的需求政策，凯恩斯关于资本主义的描述被视为对这一生产方式未来能力的批判。由此可见，就上述问题而言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矛盾：然而在我看来，两位‘经典作家’的理论只是被动地成为大众失业条件下的选择”。
尽管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左派政治的现实价值”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他们都试图借助凯恩斯主义论证“另外的经济是可能的”。不过，过高估计凯恩斯主义的作用，显然是有害的，在当代社会中，左派还必须寻找超越凯恩斯主义的途径。
三、布莱希特、阿本德罗特、容克与马克思主义
在布莱希特逝世五十周年之际，学者们从三个方面讨论了其戏剧理论与实践：一是反对将布莱希特肢解为早期“抒情诗人”与后期“政治剧作家”．而要求完整地理解其戏剧理论与实践，并以资本主义批判视角深入分析其戏剧作品。就布莱希特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而言，他本人将自己视为马克思主义鉴赏家，但今天在德国，“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才允许上演布莱希特”。二是对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理论与布尔迪厄的影视理论进行比较。“间离效果”(Verfremdungseffekt)作为布莱希特戏剧理论与实践的概念，是指观众在描述过程中采取了研究、批评的态度。在这个语境中，两者显然是对立的：对前者来说，批评意味着改变，戏剧是阶级斗争一部分；对后者来说，批评意味着理解，戏剧被抬高为阶级社会中高雅文化的表达。但“如果人们将社会学的‘行为’范畴与美学的‘姿态’范畴进行比较，那么，两者的批评与间离理论的相似性是明显的”。三是分析了布莱希特与布洛赫的关系。“当布莱希特坚持资本主义分析并排除艺术时，布洛赫却开始把乡愁的目光转向生活改革的亚文化，以及世纪之交的社会主义与青春艺术风格的统一”。“前者作为道德主义者，坚持防守、思考后面的事情；后者作为乌托邦主义者，期望拯救、思考最后的事情。”为纪念阿本德罗特诞辰一百周年，德国召开了三次学术讨论会，并给予高度评价。哈贝马斯指出，阿本德罗特对于民主法权国家基本法的解释是令人信服的，因为即使在今天，人们也普遍认为福利国家是民主法权国家的合法性条件之一。当然，阿本德罗特力图在宪法眶架内进行社会主义变革的理论已经过时。德佩(FrankDeppe)强调，“阿本德罗特的法权概念以及对宪法的解释，同时引导我们把政治科学理解为政治社会学”；作为马克思主者，阿本德罗特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将经济、政治、社会视为—个整体，承认政治法律关系、权力结构的自主性；并将经验研究的精确性置于意识形态批判之上，坚持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国家的变化过程进行重新分析。在德佩看来，阿本德罗特政治理论的核心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权力的不平衡，决定了资产阶级国家功能和危机周期。不过，尽管阿本德罗特意识到了非极权主义暴力所伴生的“去民主化”(Entdernokratisierung)的危险性，但却忽视了新自由主义在经济、政治、社会关系中引起的根本变化，如“去国家化”(Eatstaaflichung)倾向。
为纪念《马克思主义创新杂志》创办人容克逝世十周年，该杂吉重新刊发他的《马克思主义左派：瓦解与新生》(1989-1990)—文。在该文中，容克主张对马克思主义采取开放、创新的态度。难能可贵的是，他并没有因为剧变后马克思主义的现状而悲观，反而坚信“如果马克思主义者能够成功地将‘旧的’阶级问题与新的社会、文化、全球问题结合起来，并创造新的政治、社会表达形式；并且，如果能够为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民主运动、社会主义运动与当时第三世界解放运动之间的世界范围的进步联盟做出贡献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治思潮在德国社会中就能发挥中期作用”。
四、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生命力
在德国社会学中，阶级理论研究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甚至像德佩所说，出现了“阶级分析理论的亏空”。不过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阶级矛盾和冲突的加剧，出现了以马克思阶级理论为基础的阶级分析趋势。关于无产者回归与无产阶级状况、阶级结构与阶级意识、阶级与性别关系等问题成为左派的讨论主题。例如，2006年9月“德国阶级研究”项目组第六次工作会议的任务就是，讨论在电子工业革命后工人阶级内部发生的变化对阶级理论研究产生的影响，以及阶级与阶级意识的形成问题。泽普曼强调，阶级理论研究的核心在于讨论工人阶级是不是“不断变化的主体”。他指出，社会结构转型使工薪阶层不断分化，从而导致“再无产阶级化”和“去身份化”。不过，如果将“蓝领工人”视为工人阶级的标志，那么德国工人在数量和比重上就急剧下降。所以，索恩(ManfredSohn)断言，对于大多数从业者来说，“无产阶级”、“工人阶级”概念是过时的东西，但如果把工人阶级重新定义为“工作的雇佣阶级”，将会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尽管明德尔(RenateMtinder)重提的“工人贵族阶层”概念并未受到左翼政党的重视，但它却能够解释工人贵族阶层的独立化趋势。
由于德国社会的两极分化日益明显，已经形成了新的无产阶级，即“下层阶级”。因此，阶级分析必须研究政治意识与政治行为的结构及其矛盾形式，揭示政治斗争统治方式及斗争形式的重要变化，特别是“对现实权力形式与依赖性进行分析，对社会不平等原因及其特权动力学进行阐释，对统治阵营与霸权关系掩饰下的社会关系进行揭露”。正如利贝拉姆(EkkehardLieberam)所说，如果不触及统治阶级内部的转变，就无法研究工人阶级自身的状况，因此，阶级理论不应仅仅从结构理论，更应从政治学角度分析阶级形成的原因。也就是说，尽管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在今天仍具有现实性，但必须与社会结构分析、社会不平等以及女性问题等相关研究结合起来，才具有生命力。
五、新自由主义、新帝国主义批判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随着全球化批判运动和社会抗议运动的爆发，在德国像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新自由主义方案陷入了承诺危机，并出现了不可克服的内部矛盾。尽管德国社会已具有新自由主义倾向，但这一意识形态并未被所有人接受。因为竞争、资本积累、对个人资本的剥夺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而“剥夺财产经济学”(EnteigungsOkonomie)则体现了新自由主义的强盗本质。所以，德国学者相信，存在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其他选择。当然，他们清楚，在当前，反新自由主义的广泛社会运动并不存在。因为，尽管新自由主义带来的社会不公正受到了批判，但其经济学原理却被认为是正确的。实际上，在今天，现代权力统治不再是由社会阶级而是由市场、全球金融资本等隐性力量来行使。这样，“当代社会意识由于彻底的取向缺失就与迄今为止的所有工人意识或阶级意识区分开来了”。
德国学者不仅批判了新自由主义，而且对新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关系、意识形态需求与生产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他们认为，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语境中，对新帝国主义的讨论必须关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与帝国主义政治之间的关系。例如，哈恩(ErichHahn)在《帝国主义、政治与意识形态》一文中认为，就阶级本质而言，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就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区别在于，前者为私有制辩护，后者则反映了经济关系、经济结构和经济利益。因而，不能排除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与经济、政治的原初关系。德佩指出，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趋势，就在于不断远离政治自由主义、启蒙理性主义的基本立场。所谓“帝国主义意识形态”，首先是指进攻性的殖民主义与扩张，然后是指暴力兼并异族的恐怖主义、军事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但与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冲突限制了帝国主义行动。当然，可以区分不同类型的帝国主义政治目标，关键在于，它是借助直接的殖民恐怖手段还是“游戏规则”来实现控制。就这一阶段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而言，应将帝国主义视为统治关系。
六、大的政策选择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佛学、辩证唯物论、唯心论
一、前言：问题的提出
马克思主义传入后，中国的思想文化方向和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一切传统的思想文化都必不可免地要面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由于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革命性和批判性，它自然要对包括佛教在内的传统文化发动批判，由此而引起了思想文化界的深入而持久的变革。对于这一历史变革，学者们从多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有一个方面似乎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佛学的关系问题（1）。研究这一问题可以使我们对20世纪的中国学术史、思想史、宗教史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对中国佛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发展也是很有意义的。从整体上说，20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倾向于对佛教进行批判，他们以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为主要武器，着重于揭示佛教的阶级属性、反动的社会政治作用和佛教哲学的唯心主义性质，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佛教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在僧侣和居士方面，情况比较复杂。民国时期的佛教思想家们，对马克思主义既有肯定，也有批评，有人曾试图融合马克思主义与佛教思想。1949年以后，佛教界普遍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和精神生活中的统治地位。在此前提下，一些僧侣和居士们倾向于论证佛教教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致性，为佛教争取生存地位。本文着眼于不同思想主体的立场分野，对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中国佛学的关系做了一个整体的叙述，期望能由此给我们发展21世纪的中国思想文化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
二、马克思主义者的佛教观
此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包括两类人，一类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如瞿秋白、等；另一类是持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佛教学者，如候外庐、任继愈、方立天、范文澜、郭鹏、严北溟等。
在中共早期领导人中，陈独秀等人对佛教持严厉批判的态度，不过陈独秀对佛教的批判并不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位中共领导人瞿秋白受到佛学很深的影响，他之踏上革命的道路，与佛教菩萨行思想的熏习有关，他说：“菩萨行的人生观，无常的社会观渐渐指导我一光明的路。”（2）佛教的出世主义与诸行无常的世界观，与对现有政治社会的否定或批判结合起来，促使瞿秋白走向“俄乡”寻求新的政治社会理想。不过严格的说，佛学对瞿秋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深层次的情感方式和人生态度上，在其哲学著作中很难看到佛教思想的痕迹。
作为一代政治领袖的，同时也是一位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的佛教观，包括三方面内容，即佛教文化论、优良传统论、与社会主义协调论（3），这“三论”中尽管有一些对佛教的特殊理解，但实际上是至今为止的官方佛教政策的指导思想。佛教文化论把佛教视为历史文化遗产，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优良传统论进一步概括了佛教的本质和作用。主张“发扬佛教优良传统”，其意义在于区分佛教的精华和糟粕，使精华部分服务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与社会主义协调论则旨在使佛教融入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体制。的一些具体论述很有意思，如说释迦牟尼是“从被压迫民族中产生的人”（4），“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出家创立佛教”。他认为“六祖的佛经《法宝坛经》就是劳动人民的”（5），高度评价六祖对主观能动性的发扬。他说：主张一切皆空，这是彻底的唯心论，但他突出了主观能动性，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慧能敢于否定一切。有人问他：死后是否一定升天？他说不一定，都升西天，西方的人怎么办？他是唐太宗时的人，他的学说盛行于武则天时期，唐朝末年乱世，人民无所寄托，大为流行。（6）又如：信佛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7）我们再把眼光放大，要把中国、把世界搞好，佛教教义就有这个思想。（8）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佛学，主要是1949年以后的事情。此处所谓马克思主义当然是三十年代以后在中国哲学界日渐占据主流地位的苏联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据此研究中国佛学，以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和任继愈的《汉唐佛教思想史论》、《中国佛教史》等为代表。其主要特点是有三：第一、重视历史上的佛教和佛学思想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用阶级分析方法分析具体佛学思想的阶级属性和社会功能；第二、根据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二分法，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揭露佛教哲学的唯心主义实质；第三、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佛教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侯外庐等人的佛学研究体现的是其一贯的思想史研究特点。在研究僧肇时，侯外庐等人认为：僧肇揭示了运动矛盾，但他并不理解这种矛盾之本身正是思维与思维对象之间的矛盾的辩证法。在揭示运动与不迁的矛盾时，他透露了辩证法，但由此而反对运动肯定物不迁时，他却是否定矛盾，用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否定了辩证法，形而上学的认为运动就是运动，不迁就是不迁，二者不能统一。（9）在研究三论宗时，他们的结论是：吉藏的二谛论在世界观上由相对主义走入虚无主义，在方法论上由相对主义达到单纯的否定；但在相对主义的形态上，又反过来不得不肯定他最终所认为虚幻的一切事物，从而为贫困的现世祝福，替封建的社会结构辩护。
当这一出入宫廷“高僧”驰骋于超脱尘世的概念世界时，他的两眼却紧紧盯住统治阶级的粗鄙的俗世利益。这种二重性是以“中道”观掩饰起来，并且以极端繁琐的推理赋予自身以思辨的形态。
（10）在研究唯识论时，他们认为：尽管把因果谈得天花乱坠，但他们所谓的因果实质上只是属于主体的一种规定，妄想把客观存在的因果关系的全部内容抽空，而归结出独立于客观世界之上的、不因物质发展而自由转变的一种意识上的因果关系。当他们把因果关系提到意识的领域内来加以探讨时，他们的因果论就完全排斥着反映客观物质世界的发展，而只成为抽象形式的烦琐哲学的思辨。（11）
唯识宗的这一主观唯心主义的理论，表面看来，只是一种与俗性无关的抽象、超然的形而上学，但在实质上，它不仅是荒谬的，而且是反动的。（12）
这些论点自然是极为偏激的。但这些论点只是当时的一般思想史研究范式的必然结论，不但在佛学思想研究中如此，在儒家、道家等思想的研究中也是如此。
不过，使用这一模式研究佛学最为得心应手的应首推任继愈先生。他撰写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是这一研究模式的代表作，曾获得的很高评价，称之为“凤毛麟角”。任继愈的研究首先总是着眼于分析佛教思想的阶级属性。在任继愈看来，无论是小乘佛教还是大乘佛教，都是在印度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他说：它是印度的上层建筑，为印度的奴隶主阶级和印度的封建地主阶级服务的。他们的一切有部毗昙学和般若空宗的理论是用来麻痹印度广大人民，消灭他们的反抗意志的思想武器。（13）又说：佛教在中国的危害性，主要在于它实际上起了模糊阶级界限，和削弱被压迫阶级反抗意志的作用。（14）在评价般若学时，他认为佛教的般若学说是以“慈悲”众生的姿态向一切企图正视现实的人展开思想攻势；在评价涅?佛性学说时，他认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一消极平等的宗教口号，是对于一切被压迫阶层的人们的鸦片烟，其反动性远远超过了它文字上的涵义，是具有实际反动的政治作用的。任继愈认为，佛教是唯心主义的宗教体系，是通过唯心主义的理论论证以达到信仰的目的。他肯定佛教的逻辑分析和丰富的辩证法观点，认为佛教作为思想资料的仓库，大有可以发掘之处。比如佛教一开始，就用分析感觉、概念、物质属性来论证他的宗教唯心主义体系，它的论证的方法也很精致。但佛教的辩证法观点与唯心主义的体系是不相容的，因为唯心主义终归要破坏辩证法。所以佛教在哲学史上的作用，就是一个“反面教员”的作用，即“通过对佛教唯心主义的批判，促进了中国唯物主义的深化”。
与侯外庐和任继愈比较起来，范文澜对佛教的态度更为激进，可以说是一个近代反佛的极端的典型。在对佛教的总的看法上，范文澜认为，佛教及其经典、教义，都是谎话连篇，不可认真对待。他说：
各宗教中说谎话技术最高胆最大的无过于佛教。（15）佛经里谎话连篇，任何一部佛经决不可用认真的态度对待它，只能当作一种戏论加以唾弃。如果堕入大骗局，主观上想做个虔诚守戒律的佛教徒，客观上却是宣扬戏论蠹国殃民的大害虫（16）
对佛教中的各宗派，范文澜也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如认为“净土宗是成佛最容易的一个法门，也是骗人最多害人最重的一个宗派”，“唯识宗更为琐碎，更是一种不值得认真对待的戏论”，“自从佛教演变出密教，佛教堕落成为以妖法惑世欺世的巫术，佛教走入绝境了”，认为华严宗“不论是偏是圆，总无非是脑里空想，口上空谈，毫无实际意义，根本是为统治阶级忠实服务的一套骗人把戏”等等。范文澜的佛教批判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他认为，佛教对被压迫阶级说来，确实是莫大的祸害。因为“佛教强调因果报应，用以解释阶级的不平等、富贵贫贱相差悬殊的原因，对统治阶级非常有利，因而获得统治者的保护和推广。加以谎话连篇，无处不是谎话大话，胁人以地狱无穷尽之苦，诱人以富贵千万倍之报，被压迫人民不免受骗，而特别有贪心的人，更不免堕入术中，受骗至死而不能自拔，成为虔诚的不是存心骗人而实际是骗子的佛教徒。”（17）很难说这类激进的批判言辞在多大程度上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和佛教的历史实际。就曾认为“佛教为被压迫的人讲话”。在我看来，有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佛教，也有代表普通人民利益的佛教，并不存在只对地主阶级服务的佛教。即使在地主阶级内部，也始终存在对佛教的不同态度。而从佛教教义来说，如果只是为特定阶级利益服务，它也就失去了“普度众生”的价值了。藏传佛教是自上而下的佛教，慧能禅宗则是平民化的佛教。范文澜无视历史的复杂性，其对佛教的彻底否定可说是思想史上的一个特例。林镇国先生指出，“大体而言，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佛教遗产的整理与诠释完全根据历史唯物论的原则，认为宗教与哲学是反映经济与政治结构的上层产物，而在历史上，不论中国或印度，佛教的宗教与哲学都是为封建地主阶级服务。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佛教批判纲领，主导1949年后出现的中国哲学史和佛教史的编写观点，可说是无一例外。”“马克思主义的佛教批判是其整体意识形态批判之一环。对他们来说，佛教在中国历史上充当统治阶级的辩护者，主要在于提出一套唯心主义本体论，‘力图通过思辨的形式来论证一个潜伏于客观世界背后而作为客观世界的所谓本体，从而把存在的真实性虚幻化，甚至把它规定为自我意识的外化或思维的倒影。’此‘本体’在中国佛学中被称为‘真谛’、‘心’、‘识’、‘法性’等。如何证悟本体，并与本体冥合，便成为中国佛教的宗教实践目的。此实践即是主体对自己的本源（本体）的复归，因而在佛教唯心主义的本体论中，主体与本体被视为原是一体的。”（18）80年代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佛学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极端的简单化的阶级分析渐渐失宠，更多的学者从人类认识发展史的角度总结佛教哲学的理论得失，唯物唯心的二元对立模式虽然仍在使用，但历史和思想的复杂性也得到了承认；另一方面，也有人开始吸收佛教中的某些因素，以之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资粮。以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和哲学家冯契为例。作为一个哲学史家，冯契在《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中，仍然使用了唯物与唯心的模式，如认为隋唐佛学各宗派分别对“心”的各个侧面作了细致考察，以论证唯心主义，认为法相宗的“一切唯识”论与华严宗的“法界缘起”论的对立是经验论的唯心主义与唯理论的唯心主义的对立等等。作为一个哲学家，冯契的“转识成智”说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吸收中国传统哲学的某些因素，建构了一个系统的智慧学说，从中明显可以看出禅宗和唯识宗的影响。这说明了佛学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所具有的价值。我认为冯契先生提出了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三、佛教居士与马克思主义
在20世纪中国佛学史上，有一批非常活跃的居士。居士们既是佛教的信仰者，又处身时代思潮的急流中，因缘聚会，多关注于时代思潮与佛教思想的比较融通。马克思主义作为20世纪中国的主要思想形态，不能影响到居士们的生活和信仰。尤其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后，随着中国革命的进展，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也日益扩大至一批佛教居士，调和马克思主义和佛教信仰的关系就成了居士们的当务之急。以王小徐、尤智表、温光熹、苏渊雷、陈铭枢等为代表的一批居士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总的倾向是认为佛法和马克思主义没有根本的矛盾，是可以相通的甚至统一起来的。在佛法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上，居士们大致表现出三种不同的认识：第一，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不及佛法，王小徐、汤瑛等持有这种观点；第二，对马克思主义与佛学等量齐观，尤智表、苏渊雷等持有这种观点；第三，融合马克思主义与佛教思想，创立新的佛学理论体系，以温光熹、陈铭枢等为代表；第四，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佛学进行批判的继承和发展。以下分别予以叙述。
首先，科学融通佛法的著名居士王小徐，非常关心科学的进展，同时也非常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一方面，王小徐认为，佛教的基本问题即是当时社会科学界最有影响的科学方法――辩证法。佛教的世界观可以“诸行无常，是生灭法”半偈总结，这和黑格尔、马克思的辩证法及普烈汉诺夫所说“辩证法是在发生、发展、消灭上观察现象的方法”相符。另方面，黑格尔和马克思虽然是辩证法的祖宗，但他们的辩证法仍不彻底，反之，三千年前的佛教却是彻底的辩证法。黑格尔的辩证法不但着眼于知识对象的变迁，而且着眼于知识本身的变迁。马克思把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改造成唯物的，应用来研究社会科学上的人，揭示了一切从前的社会科学认为不变的政治原理、经济原理、法理等也是随着人类的生活条件而变化的。但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不彻底的，因为马克思不能把他的原则贯彻到底。马克思主张的辩证法是“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之中，包含着它的必然没落的理解”，这“对于资产阶级及他们的空论的代言人”是“一种苦恼、一种恐怖”。马克思不能把这一原则应用于无产阶级和他的理想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而且他还不惜以全世界的长期战祸为代价，来博取他的理想的辩证法的唯一例外――共产主义。
在王小徐看来，只有佛教才是彻底的辩证法。依据辩证法没有抽象的真理。然而，所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都企图从研究对象中求出种种定律，这些定律都是抽象的，不能不违反辩证法。不但一般的哲学、科学如此，辩证法本身也不能不和它自己矛盾。这就是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哲学家、科学家不能避免其辩证法不彻底的缘故。彻底的辩证法决不能用语言文字描述，决不能用意识思维，这就是佛教的“无分别智”。无分别智虽不能用语言文字描写，不能用意识思维，却决不是一个空名，是可以通过无数法门的实践而获得的。只有无分别智才能把握具体的实相。
汤瑛《与某居士论其所撰六祖唯物辩证法》中说：“佛法赅世出世间法，唯物辩证法亦世间善法之一，其法有助于‘现象论’之思维，却未能尽‘本体论’之极致，不然八地以上境界，试辨取看？五取蕴空，既无能证之心，亦无所证之法，与么时，且道矛盾统一定律，量质转变定律，否定之否定定律，正反合等，向甚处安排？”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辩证法是自然、人类社会及思维的一般法则，或发展法则的科学，……辩证法的思维，乃在运动之流上――发生、存在、发展、消灭，――去把握事物，而非事物之静止状态中；乃在一切存在物，错综广泛的连系中观察现象，而非把现象作各各孤立的，彼此不相干的，固定的去观察。”汤瑛对此说：“观这一段，则恩氏对事物之见地，与佛氏生住异灭的见地并无不同。发生不是‘生’么？存在不是‘住’么？发展不是‘异’么？消灭不是‘灭’么？恩氏所谓‘从连系中观察现象’，‘非把现象当作各各孤立的’，‘非彼此不相关的’，‘非固定的’，与佛氏‘诸法因缘生’‘法不孤起’‘诸法相即’‘诸行无常’的见地，亦无不同。”“所异者，恩氏只盘旋于见分相分之间‘去把握事物’，佛氏则更否定见相二分，去进求自证分，证自证分，直契本体，然后由体起用，立德立言，广度群有，或乘愿再来，现哲学家身，现科学家身，显共产党身而为说法，佛氏以本分潜德济人，功成固不必显我也。然则佛氏恩氏，由于造诣有别，其成就自有本末、大小、隐显、真幻之殊，昭然若揭日月而行。”（19）
第二，尤智表、苏渊雷等人以唯物辩证法和佛教辩证法互相发明。尤智表在《佛法中之辩证法》中说，哲学家中只懂得玄学和机械唯物论，而不懂得辩证法唯物史观的，便不能了解佛法。惟有懂得相对论和辩证法的才能真正了解佛法的。因为佛法中的般若，相当于科学中的相对论和哲学中的辩证法，乃是解释宇宙人生活泼泼的动态的最好方法。懂得辩证法，才懂得一切主义学说，都不过是某一时代在某种环境中反映出来的意识形态，并不是定法。尤智表说：“依照现代科学中的相对论，物质并没有绝对的真常不变的实体。再依照现代哲学中最进步的辩证唯物史观来说，一切思想学说，都不过某一时代经济环境中反映出来的一种意识形态，那里有固定不变的学说？所以我说佛的教理并不和现代进步的科学哲学冲突。现代进步的科学和哲学正在替佛法做透彻的注解。真能懂得相对论和辩证法的，读起《金刚经》来，一定能深切的体味这无上甚深微妙法。”（20）所以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和国家工具，都是佛法中所谓对治悉檀，并不是脱离了现实的对象而订立的玄学理论。
苏渊雷在《大乘佛法与新唯物论》（21）一文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佛学做了系统的比较。他认为，佛以一大事因缘而出世；马恩哲学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在救世度人的弘愿，观变历物的方法，牺牲奋斗的精神上，二者可说有最大的一致。平等、自由、解放、幸福，一切都以大众利益为归趋，而以自我批评为手段，法法相望，事理无碍，所以二者相助相成，相容相摄，都是时代所必需的。他从世界观、社会观、人生观三方法，说明佛法与马恩哲学的相通性与一致点：
就世界观而言，马恩哲学的世界观，有根本二义：一是辩证法，一是唯物论，合成辩证的唯物论。在方法论上，马恩哲学采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而去除了其神秘的外衣，对于世界本质的理解，则采取费尔巴哈的唯物论而更尽一层。概言之，辩证法是在事物的“关联”、“过程”、“变化”及“矛盾发展”中发现其规律，所以能破除“孤立”、“片段”、“固定”及“单调循环”的弊病。这与佛法所阐明的“依他”、“缘起”、“四相”、“八不”旨义并无区别。事不孤立，法无单起，无明之与矛盾，生灭之与变化，无尽缘起之与矛盾发展，也是同样的意思。唯物论主张“客观世界可认识”，“主观反映有抉择”，“见之实践为真理”，这些与大乘佛法的不否认客观存在，而仅以主观执着为虚妄的见解，可谓是殊途同归。苏渊雷说：观念为物质的反映而非其根源，思想是物质运动之最高的形态，故龟毛兔角，初非实有，镜花水月，终成虚幻。佛法主张一切法因缘生，唯识所现，故转依发展，非主客一致、能所相应不为功。俗有非有，真空不空，此正与现象与本质、感觉与理性辨证的发展，马恩哲学所谓从现象中求本质，由相对真理到绝对真理，与佛法所标从有为法到无为法，从如幻证真相，深为契合。（22）就社会观而言，马克思主义以打破阶级，消灭人剥削人制度为职志，所以主张“服务大众”、“劳动创造”，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与佛的“阶级平等观”，“众生一子想”，以及“一日不劳作，一日不得食”的严格的僧伽制度，在精神上没有不同。世俗之人每每非难佛家不事生产，这其实不过是末流之弊，真正的佛法，并不妨碍生产活动。如百丈禅师的不劳不食，慧能六祖的舂米，黄打铁的过炉边生活，均不妨碍其为第一流的思想家。苏渊雷提出，如何使僧徒参加生产，建立清规，不致贻人口实，实在是当务之急。
就人生观而言，马克思主义重视理论建设，以获取精神批判的武器，所谓“无革命的理论，即无革命的行动”；又主张从工作中检讨，向大众学习，严守纪律，服从组织，牺牲奋斗，以冀建筑地上的乐园。这与佛家的悲智为学、摧邪显正、勇猛精进、大雄无畏的精神，亲近大众、不离众生、舍身说教、入狱度人的作风，堪相比美。在苏渊雷看来，共产主义者人格的高尚，愿力的宏大，显示出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气度，真是大乘的根器。
第三，温光熹、陈铭枢等人尝试把马克思主义和佛法相结合，建立新佛学体系。温光熹在《做什么》和《社会主义的社会还要不要佛法》、《怎样搞通我们的思想问题》、《世界文化大势与佛学前途》等文中曾系统地表述过他的“新佛法”。所谓新佛法，就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的佛法，是发扬农禅精神配合社会生产的佛法，是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科学的、大众的、民族的佛法。温光熹认为，佛法也是建立在社会经济基础上的意识形态之一。随着社会的发展，佛法必然从旧佛法过渡到新佛法。而新佛法能否成立的关键就是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温光熹从三个方面说明了这一点。（一）新佛法与唯物哲学。温光熹认为，佛法不但不是西洋式的唯心论，而且具有现代辩证唯物论的精神。佛法“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心”、“识”，并不是西洋唯心论所谈的心、意志、观念等等，而是总括了心与物的一个代名词。西洋的唯心论只是当得唯识论的第六意识（至多到第七识的见分），而唯物论是前五识，佛法上的心是第八阿赖耶识，包藏一切有情世间器世间，乃前七识之根源；转识成智之后便是圆满妙心。而且佛法也承认“心本无生因境有”，实际上是既不偏于物，也不偏于心。（二）新佛法与阶级斗争。新佛法也讲阶级，而且是站在大多数被压迫阶级的立场向少数的暴力斗争。但是佛法站在阶级立场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是方便契机的说法。佛法的理想终归是消灭阶级而走向人类社会的统一。（三）新佛法与社会。新佛法是实践的佛法，它不但合于现代新文化的思想体系，而且要深入群众、把握活生生的现实。“向社会广大的人民群众底生活改善和改革去做”。佛法是依存于大众的，服务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佛法要摆在山门外、社会内，要以广大的、贫苦的人民大众为对象；而不可以作为有闲阶级的享受品、消遣品，甚至阻碍历史进化的辩证唯物的旧范畴的宗教东西。”（《做什么》）
一代名将陈铭枢，也是一位有深刻独到见地的佛学家。他在五十年代初，连续发表《佛学底基本要义和研究它的方法与实践它的规律》、《我的禅观》、《用唯物辩证法来分析佛学理论体系》、《论佛家实践底两种绝对意义》等文章。
陈铭枢自称“是以辩证唯物论――新哲学的方法论去研究佛学的倡导者”。（陈铭枢《法喜集》，《现代佛学》第一卷第三期）他一方面极力论证佛学之非唯心论，一方面吸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论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实践佛学。其要义有三：（一）佛学是从实践中来的，是说明人生从“感性”而“理性”而进而达到“觉性”的实践的理论。用唯物辩证法来分析，佛学的基本理论体系是：有心与无心底统一、有我与无我底统一、心与我底统一、相对与绝对底统一、烦恼与菩提底统一、由无本体和对立统一说到同一。（二）佛法实践的最伟大最彻底的表现就是“菩萨行”。菩萨行完全忘我（无我）为人，视群众的生命就是自己的生命，所以站在菩萨行立场来作一个马列主义战士，是很自然的。凡是一个正知正见的佛教徒，同时绝无条件的是个百分之百的马列主义者。这完全是从自觉的认识和实践，而适应世间的真理底立场来说的话。（三）佛法在世间，坏世间相、离开现实便非佛法。佛法只是说教，为解决人的生死问题，没有详细地为改造现实世界而创立社会经济政治法制等发展的理论而解决人生活问题。但前者既不能离开后者，（离开便非佛法）并且佛法更要积极的极端的适应（随顺）后者。对后者的理论和规律的说明在近代实际上只有马克思主义。“唯有马列主义才能彻底解决全人类康乐平等的真正生活。”陈枢铭同时指出，马列主义具有改造世界为真善美的权威，却不应据为独有之教，因为真理只是一，是普遍性，是发到无终的永恒性，是汇合一切的真理性。
四、佛教僧侣与马克思主义
缁众佛学同样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就整个20世纪而言，僧侣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回应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20年代到1949年。此一阶段，僧侣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思考尚未受到意识形态的控制，既有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一面，也有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相比而言，后一方面更多一些。这一方面的代表人物是太虚大师。20年代，与国际上的佛教社会主义运动（23）相呼应，随着社会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在国内的传播，佛学界也受到影响。思想敏锐的太虚是佛门中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做出反应的人。作于1920年的《唐代禅宗与社会思潮》即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太虚在文中以“反信教的学术精神”，“反玄学的实证精神”，“反因袭的创化精神”等，说明禅宗与学术思潮；以“虚无主义的精神”，“布尔塞维克主义的精神”、“德谟克拉西主义的精神”，说明禅宗与社会思潮。其中所谓“布尔塞维克主义的精神”指的是“马克司之国家的社会集产主义，而又特重劳工神圣主义”，百丈禅师所开创的丛林清规体现了这种精神。
太虚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包括对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批评。关于唯物辩证法，太虚认为与佛法有相通之处。唯物论以物质为客观的实在，以意识为物质头脑的产物，认为离开物质而独立的意识是不存在的。“此虽与唯识论的理论相反，而与佛法中明因缘生灭或缘生性空之理论不一定冲突，以并非执最后之极微或原子等为唯物，而但以现变实事为唯物故。”（24）辩证法的三大规律中，对立统一规律的意义与佛法中的众缘所生无实自性的意思是相似的；质量互变规律也与佛法对因、缘的说明相合，太虚曰：“所谓由质到量，因立则缘从也；所谓由量到质者，缘强则因变也。”（25）太虚以为，“这种辩证法的世界观，要算西洋哲学中最能说明现变实事的了”（26），但“辩证法在演变的世界中发挥其矛盾对立的冲突性，主张争斗”（27），故只是病理性的。
比较起来，太虚对唯物史观批评更多。他认为唯物史观仅根据经济原因解释社会历史，是“不知事物之完全之底细”，因为依佛法来讲，一切事物都是众缘所成，社会的变化不可能仅由经济因素决定。马克思虽然将辩证法引入社会理论，却从物质经济上将社会分成对立阶级，通过无产阶级对资本家的斗争，最终达到无私产社会，其起点和终点都不是辩证法的。只有依佛法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观点，来分析人生社会，才能真正解决社会人生中的诸种矛盾和问题。
除太虚以外，也有佛门中人通过发掘佛法中的社会主义思想，来融摄马克思主义。岭东佛学院的寄尘著文指出，佛陀创教，就是反对不平等的种姓制度，并建立和合的僧团。佛陀教导慈悲对治残忍，正见对治邪说，无畏纠正妥洽，利和调和经济，并要僧伽以和合为义，等等，这就是佛陀的社会主义。因此，马克思后来提倡的社会主义，并非马克思独创，在佛法中早已有之。
第二阶段，是五十年代。此一阶段，佛门中人也积极投入到学习马列主义的运动中去。各地纷纷举办僧尼学习班。《现代佛学》第一卷第三期上载有《北京市佛教徒学习会僧尼学习班的学结》和《长沙市佛教徒学习会学习计划》。北京市佛教徒学习会的目的有三：一、学习马列主义及思想。二、实行佛教“济世无我”的积极精神，建立劳动观点，服务人民。三、肃清封建迷信的思想，争取佛教的光明，辅助社会进化，完成人间乐土。这显然是中国佛教协会的指导思想。巨赞法师在《更好地发扬优良文化传统》一文中说：
我希望佛教徒以及其他宗教徒徒努力学习科学和马列主义，以便把保存在宗教里面的宝贵资料发掘出来，并把发现的问题加以解决，贡献于全人类，使它也成为推动人类文化进步的一种力量。同时希望马克思主义者尊重这样的努力，并在必要的时候予以支持与协助。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宗教问题。（28）他还号召四众弟子认真学习的《实践论》，视之为对过去思想斗战的宝论，视之为降魔的慧剑。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论分析佛教的唯心论，主张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巨赞的观点既有迫于当时政治压力、维护佛教生存的一面，也有主动适应社会生活新变化的一面。随着左倾思潮的发展，佛教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与适应的历史进程最终终止了。第三阶段是八十年代以后。此一阶段，佛教和佛学研究逐步恢复了生机，马克思主义在佛学研究中的影响反而越来越薄弱。佛教界对马克思主义少有回应者。笔者所见，只有兰州的多识活佛对马克思主义有所回应。多识认为，“佛教的哲学观点不全是唯心主义”。他坚决反对“宗教是一种颠倒了世界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哲学唯心主义也是颠倒了的世界观，认为精神是第一性的，物质是第二性的，这同宗教唯心主义世界观是一致的”，“哲学唯心主义以抽象的理论体系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一般的则是以盲目信仰超自然力量的非理性感情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观念的”等等说法。多识活佛指出，佛教哲学共分分别派、经论派、唯识派、中观派等四大派别。分别、经论二派属于小乘哲学，唯识、中观属于大乘哲学。根据物质和精神哪个是第一性这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主要划分标准，在佛教哲学中除唯识论的世界观属于主观唯心主义外，其余各派的认识论、世界观都属于唯物主义，而中观论属于辩证唯物主义。除了唯识派以外的其他各派，无一例外地承认“识生于境，无境便无识”（《菩提心经》）。意思是说，主观意识是客观事物引起的，若无客观事物，便无主观认识。……小乘分别派和经论派都认为，主观认识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认识如“镜子”，反映客观事物，佛的圆镜智由此而来。在反映的方式上，分别派和经论派各有不同的看法，前者认为心识对客观对象直接接触，后者认为直接认识的对象是五官识中形成的形象。佛家哲学都认为，认识的形成，必具三因，一是外因（认识对象）；二是先前识（意识是一种连续不断的意识续流，不能中断，一中断，现时意识就无法产生，故认识必须有先前识）；三是主官识（如形色的主官识是眼识，声音的主官识是听识等等）。“无境识不生”这句话说明两个问题：首先，主观意识的来源是客观事物；其次，意识的存在表现在对客观事物的反映上，无反映就无法确认有识。
一、新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两个问题的时代背景
（一）新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始终站在时代前列。新的知识经济时代，信息化大爆炸，一定的网络舆论表现出特定利益的反应，当前舆情传播进入“麦克风时代”，即在互联网络中任何一个群体都可以在网络上大胆地获取自身利益，成为舆情表达主体。在当今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相对集中，价值信息时代的特征日益明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建立必须在符合国家社会发展的要求的同时，积极站在时代前沿，站在社会核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前沿，树立为社会服务的理念，不断引领社会发展，不断更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加深入突出强调对真善美的探索，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注入社会公民对社会文明传承和社会建设的重要责任。新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改变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要保持与时展同步、与社会进步的要求同步、与社会公民的健康发展同步。
（二）新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培育需要正确的、科学的、先进的理念来统筹和引导。新时代背景下，群众广泛的参与性和互动性将给社会公民群体的教育带来新的挑战和压力。在此背景下，社会公民群体将接受各种各样现实生活中可能看不见、摸不着、感受不到的社会转型期的不良影响和反映，容易迷失方向，失去正确的价值判断。因此，通过正确的、科学的、先进的理念来引导社会公民是十分关键和必要的，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转变的核心和关键。因此，新时代背景下，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两个问题，要运用正确的手段，树立素质化、国际化、个性化的先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培养目标，积极应对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保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教育沿着健康可持续进步的方向发展。
二、新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两个问题的实现路径
（一）要在科学、合理、健康的路径下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健康发展。当前社会出现很多怪现象，如果这些不健康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继续在社会公民群体中传播，将十分不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成和发展。这种世俗化的价值体系一旦在社会公民中形成固定的关系观念，在日后的工作学习生活中，社会公民群体的个体发展将寄托在一种错误的方向引导上，对国家、社会和个人都十分不利。同时，这个问题将会引起许多连锁反应，导致社会公民群体向着错误方向迈进。在此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培育需要跟现实生活相衔接，需要更有驾驭性和实效性，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两个问题朝着正确的、健康的、科学的方向发展。
（二）要在具有时代感、特色感和自由平等的空间中提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两个问题的意识。新时代背景下，社会公民的各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潜在的意识容易被虚拟的环境所误导，导致一些公民的道德意识和责任感明显减弱，丧失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判断。这不仅对社会公民群体的思想教育产生了影响，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进一步确立带来巨大影响。因此，要在客观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改造和再认识，要通过不断发展完善，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立在一个富有时代特色的、成熟的氛围之中。新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点和内容应十分鲜明和丰富，建立的方式方法和手段也应是多层次、多角度、多形式的。
（三）要在追求真善美的价值尺度下引导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价值取向。社会公民作为社会群体中的一员，作为人类社会未来健康发展的推进者，他们的发展与国家社会和人类的明天息息相关。在新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培育应该融入人类未来的发展、国家社会的未来发展过程，注重提高人们的知识技能，不断培养人们的正确价值观和对真善美的追求，培养人们对人类未来最高尚的追求，使人们增强全球意识，提升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向着正确的价值取向努力，为未来社会发展、人类进步贡献力量。因此，新时代背景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建立关乎社会公民的长远健康和全面发展，关乎社会公民群体的价值判断，也是武装和提升社会公民的必要途径，是未来整个社会发展、整个国家和民族未来发展的关键所在。
（四）要通过发挥思想政治教育阵地作用，凸现新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新时代背景下的世界虚拟和现实并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两个问题的形成必须依靠思想政治教育主阵地作用的充分发挥，积极引导人们在内心深处拥有正确的价值判断和自控能力。要彻底根除社会公民群体在网络世界中受到的不良影响，就需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让人们接纳传统文化精华，吸收时代主体精神，同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转化为自己的实际行动和价值判断，形成一个积极向上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在新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成需要打破矛盾，形成一个开放、民主、透明的符合社会公民特点和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形成的平台。而这个平台需要社会力量、教育力量、家庭力量等多方面积极参与，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衔接，实现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衔接，实现与人类未来发展价值取向的衔接。综上所述，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国家加快改革步伐、破解发展瓶颈的强大动力。在新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改变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要不断与时俱进。随着时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应该随之改变，保持时代感和创新性，这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理解提出了挑战和改革方向。新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包含了对各种美与丑的表现、是与否的决策、重要与次要条件等的价值判断，表达了社会公民对生活和发展的理想和期望。新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建立在一个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判断体系中，是多元的，也是完整健全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新时代背景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是与时俱进的、先进的、科学的、进步的、现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体系。
作者：张爱梅
【英文摘要】ThefurtherexpansionanddeepeningofthestudyofMarxistphilosophyarehindereddirectlybytheintellectualthinkingmodeofbinaryantinomywhichisusedtounderstandMarx''''sphilosophyandeventuallytoformtheabstracttheoreticaldogmas.ThisarticleemphaticallyreviewsandanalyzesthetwodogmaswhichhaveimportantinfluencesinMarxistphilosophy,namelythebinaryantinomydogmasof“mature”and“immature”,aswellasthatof“explainingtheworld”and“transformingtheworld”.Thefactisalsopointedoutthattherearenosufflcientfoundationsofscientificprinciplesbetweenthetwodogmasandtheyviolatethenatureofexistenceanddevelopmentofphilosophyaswell.Therefore,overcomingthisabstracttheoreticaldogmaisanimportantprerequisiteofpromotingMarxistphilosophyanddevelopitinahealthyway.
【关键词】二元对立/“成熟”与“不成熟”/“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binaryantinomy/“mature”and“immature”/“explainingtheworld”and“transformingtheworld”
【正文】
我们的生活捉摸不定，世界变化无常，我们需要赋予世界以意义。为此，人们最常使用的心智策略就是“二分法”，通过把事物和世界区分为昼与夜、黑与白、现象与本质、恶与善、真与假等二元对立关系，使复杂的世界呈现出“秩序”，显现出易为人所把握的“意义”。然而，“二分化”实质上是一种“知性方法”，把本来是“整全”的事物“一分为二”，所导致的必然后果便是“事物本身”具体、丰富的内容的遗漏和丧失。在马克思哲学的研究中，我们运用这种“二分化”，形成了一系列的知性对立关系，并由此逐渐演化为种种理论教条。我们认为，马克思哲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亟需超越这些由二极对立思维方式所形成的理论教条。本文仅通过对两个教条的分析，来引发人们对此问题的关注。
一、“成熟”与“不成熟”二元对立的教条及其超越
在马克思哲学研究中，影响最大的一对二元对立关系无疑是所谓“不成熟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的对立。它认为，在“早期马克思”与“晚期马克思”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断裂，“早期马克思”是“不成熟的马克思”，只有“晚期马克思”才是“成熟的马克思”，因此今天理解马克思，最重要的阐发“成熟马克思”的思想并自觉地与“不成熟的马克思”划清界线并对之采取批判态度。这种观念在马克思哲学研究中长期以来具有重大影响，甚至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理论教条而被接受下来。
需要予以反思的是，把马克思思想区分为“成熟的马克思”与“不成熟的马克思”，我们所赖以依靠的根据或标准是什么?这种根据或标准是否具有充分的合法性?
综合以往种种观点，人们主要提出了如下三种有代表性的“标准”。
第一，以“成熟的马克思”为标准。以“成熟的马克思”为参照，来区分“成熟”与“不成熟”，这是人们通常采取的一种做法。它假定，马克思的思想以时间为次序，遵循着不断抛弃不成熟的旧哲学，尤其是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痕迹，越来越走向成熟的过程，因此，以“成熟的马克思”为坐标，即可十分清楚地确定“成熟”与“不成熟”的分野，从而达到清除“不成熟”的成分并保留“成熟”成果的目的。
然而，以“成熟马克思”作为区分标准，这种确立标准的方式实质上是把衡量的对象用作了衡量的标准，因而内在地包含着一种逻辑上的“自我循环”。按照基本的逻辑要求，要找到区分“成熟”与“不成熟”的标准，合理的途径是在“成熟”与“不成熟”之外找到一个“第三者”，这“第三者”能提供一种尺度，来衡量和确定孰为“成熟”、孰为“不成熟”、孰为“在成熟与不成熟之间”等等，而不能用本来属于衡量对象的“成熟”来规定同样作为衡量对象的“不成熟”，这道理就如同要确定何者为长、何者为短、何者为高、何者为低，必须找到一把超出衡量对象的公共的尺子一样。“成熟”与“不成熟”是一种互相循环、互为对方的关系，要知道何为“成熟”，必然先知道何为“不成熟”，而要确定何为“不成熟”，又必须先定义何为“成熟”，因此，以“成熟”来界定“不成熟”，不过是在作无意义的同语反复。可见，以“成熟马克思”作为标准，而不能在“成熟”与“不成熟”之外找到某种第三者作为衡量尺度，这样来界定“不成熟的马克思”，等于陷入了一种语义的自我缠绕和自我循环，不能为问题本身的解决增添任何新的有效知识。
其二，以马克思思想演化的时间先后次序为标准。这与上述密切相关，它假定，马克思的思想越到后期，就越成熟，越符合马克思哲学的“本质”，而越是早期，越是开始阶段，其思想就越幼稚，就离马克思哲学的“本质”越远。很清楚，以此为标准，马克思的早期即是“不成熟”的代名词，而到晚期，马克思的思想达到了成熟的巅峰。
然而，以“时间”为标准，所选定的乃是一个物理学意义的自然尺度。物理时间可以标明早晚先后，但无法处理和规定“成熟”与“不成熟”、“幼稚”与“深刻”等包含丰富思想内涵和容量的课题。在思想史上，晚来的思想不一定比古典的思想深刻，今人的思想未必较古人成熟，晚期的思想未必比早期的思想高明，这是一个稍有思想史常识的人皆明白的道理。因此，纯粹以物理时间为标准来给“不成熟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划界，很显然缺乏充分的说服力。
其三，以某种权威论述作为标准，即试图以某个思想家在阐释马克思时所持的观点作为依据，来确定“成熟”与“不成熟”。比较典型的，如以前苏联教科书所认定和阐发的“成熟马克思”为依据，以阿尔都塞关于“认识论的断裂”的论述为依据，以第二国际理论家所理解的“真正的马克思”为依据，以普列汉诺夫等人对马克思的理解为依据等等。
问题是，无论哪位思想家的论述，所表现的都不过是他从某一特定视角所作出的理解，其中内在地蕴含着他个人的思想偏好和理论倾向，并必然深受其理论素养、思想视野以及所处时代的限制，因此这种理解可能十分精辟和深刻，但仍不足以作为规定其它思想家理论性质的终极判据。对于“早期柏拉图”与“晚期柏拉图”，哲学史上留下了许许多多思想家的阐发和评判，但今天难以绝对地判定晚期柏拉图必定比早期柏拉图更“成熟”，对“维特根斯坦Ⅰ”和“维特根斯坦Ⅱ”，对于“海德格尔Ⅰ”和“海德格尔Ⅱ”也同样作如是观。比较合理的说法只能是，思想家们的思想虽然在不同阶段存在某种差别和变化，但无论“早期”还是“晚期”，都有其独立的价值，因而很难以“成熟”和“不成熟”这种二分的框架来简单地予以裁割。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当人们试图把马克思二分为“成熟”与“不成熟”之时，它所凭借的标准其实是经不起仔细盘查和反思的。
那么，是否在上述三种标准之外，还有可能找到其它的“合适”的划分标准呢?我们认为，这同样十分困难。这是因为，上述标准之所以难以成立，并非单纯标准自身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种设定标准的观念和方式在根本上就是不恰当的，就实质而言，这种设定标准的观念和方式具有鲜明的“先验主义”性质，它企图找到某种超越时空的原则，对经典作家的思想划分“成熟”与“不成熟”，试图把“不成熟”部分剔除而保留“成熟”部分，这种阐释方式违背了人文学科最基本的诠释学原理，遗忘了人文思想存在、流传和演化的特殊规律。根据现代哲学诠释学所提供的洞见，精神科学的思想理论一旦产生，就进入了历史性的时间之流中，交付给了后人的阅读和理解，并在与后人的对话中不断延续和增殖其意义，只要人类的理解活动不终止，这种意义的增殖过程也就永远不会终结。一种理论正是在此生生不息的过程中，生成为所谓“传统”。具体而言，思想理论的流传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1)开放性。它总是面向未来并对未来有所期待，理论文本的意义不是封闭的，而是敞开的，“一段文本或一件艺术品的真正意义的发现永远不会结束：事实上它是一个无限的过程”；(2)与理解主体内在的相关性。理论文本的意义不是由原作品单方面地决定的，而是生成于读者与作者创造性的对话中，通过这种对话，理解者和原作的历史间距才真正得以克服；(3)理论传统的自我超越性。“传统”不是一种静止凝滞的“实体”，相反，“生成流变”和“自我超越”是“传统”成为可能的基本条件，或者说，传统根本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时刻保持创造态势的“动词”。
可见，哲学解释学所提供的是一种与“先验主义”有着根本差别的“历史性”立场。坚持这种立场来看马克思的著作和思想，那么，无论是“早期”，“中期”，还是“晚期”，其各自的意义和价值如何，就不能靠某种原则和标准来先天地予以决定，而只能通过后人带着特有的生活旨趣，在与其不断地对话和阐释中来历史性地显示和生成，在某种特定诠释学处境中，也许马克思早期思想会凸显出来，进入人们的理解视域，显现出其特殊的意义，而在另外某种诠释学处境，马克思的中期或晚期思想则可能会受到特殊的重视，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所有这些，都不能以某种先验的“成熟”和“不成熟”的二分法来匡定，而只能用“效果历史”和“理解的辩证法”来予以阐明。
如果承认这一点，那么就不难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演化过程中一个耐人寻味的历史事实，那就是，在判决为“不成熟”之处，却有时恰恰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与时俱进、取得重大理论成果的思想源泉，而被认定为“成熟”的地方，在不少情况下却恰恰陷入了僵化和教条。众所周知，“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当论景观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在当代思想界占有重要一席。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中不少人主要所发掘和阐发的正是被视为“不成熟”的青年马克思的思想资源，如马尔库塞、弗洛姆、萨特、柯西克、沙夫以及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学者们等等，他们充分利用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有关思想，来批判性地考察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寻求克服现代人生存困境的可能出路，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理论成果；在中国思想界，学者们也曾通过对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开掘，有力地冲击了僵化教条的哲学观念，尤其是它所凸显的人文向度和人文激情，使得马克思哲学在中国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批判活力，无论在社会思想启蒙的层面上，还是学术观念变革的层面上，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之所以出现上述状况，只能由当代人的生活旨趣和特殊的诠释学处境来解释，如果固守“成熟”与“不成熟”的二分法教条，必然会无视他们所取得的理论成果并对之采取简单粗暴的排斥态度。
把马克思思想非得分割为“成熟”与“不成熟”不可，然后把“不成熟”部分作为“非马克思主义”的成分剔除出去，这种对待思想家的方式在思想史上并不多见。我们把柏拉图、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等人区分为前期和后期，但没有人认为他们的前期或后期思想是“非柏拉图”、“非维特根斯坦”或“非海德格尔”的，我们都能同意，他们之所以成为杰出的思想家，是因为他们思想的全部历史，至于早期高明，还是晚期深刻，完全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马克思享受这一特殊“待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某种非学术的因素或抽象的原则所致。由此所产生的后果就是，本身可以通过当代人的阐释焕发强大生命力的思想财富，被人为划定的“成熟”与“不成熟”的先验界线窒息了。
因此，抛弃“成熟”与“不成熟”二分的先验主义教条，实质上就是要抛弃以一种人为的尺度来限制马克思思想创生力的做法，一方面让当代人在与马克思思想的相遇中，获得充分的自由空间，另一方面解除马克思身上的人为束缚，让他的全部思想，在充分的敞开中，不断地生成新的思想道路。这无论对于当代人，还是对于马克思，都无疑将是一件幸事。
二、“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二元对立的教条及其超越
与“成熟”与“不成熟”的二分法同样根深蒂固、影响甚广的另一教条是“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的二分法。这种二分法坚持，马克思哲学与其它哲学的根本区别在于，马克思哲学是“改造世界”的哲学，因而是“革命的哲学”，而其它哲学是“解释世界”的哲学，因而属于“保守的哲学”。因此，对待马克思哲学，最重要的是坚持其“改造世界”的精神，如果试图在马克思哲学的名义下，对哲学和哲学问题进行一种纯学术化的阐发，就会使马克思哲学丧失其真实本性，沦为与马克思哲学精神相违背的某种与旧哲学类似的东西。
马克思是以“改造世界”为旨趣的哲学，这一点恐怕无人反对，但问题是，“改造世界”的哲学是否必然与“解释世界”的哲学相对立?没有“解释世界”的哲学作为前提和依据，“改造世界”是否可能?坚持“解释世界”的哲学，是否必然与马克思哲学的精神相悖?“解释世界”的哲学向度，是否可以在“改造世界”的主张下被剔除出去?
只要对“改造世界的哲学”这一用语进行语义分析，就可以发现其中实际上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方面它意味着，这种哲学的根本目的是要“改造世界”，也就是说，要让思想在实践上变为一种现实力量，在现实世界中实现这种哲学；另一方面，它表明的是，这仍然是一种哲学，一种“理论学说”，而既然是一种“理论学说”，按照奎因的“本体论承诺”的观点，任何一种理论，都内在地包含着关于“何物存在”的指向，也就是说，只要用语言逻辑的方式表达一种学说，就必然对于“世界为何”作出一种承诺，因而不可避免地对“何物存在”已或隐或显地作出一种解释，否则它就不可能以语言系统、以理论学说的形式存在。因此，在“改造世界的哲学”这一用语里，实际上已蕴含了“解释世界”的内容和向度。
“解释世界”的哲学与“改造世界”的哲学的二分法承诺着，世界上存在两种截然有别的哲学类型，一种是旨在“解释世界”的哲学，另一种是旨在“改造世界”的哲学。然而综观全部哲学史，我们找不到任何一种哲学可以完全归结于其中的任何一类，既没有单纯“解释世界”的哲学，也没有单纯“改造世界”的哲学。
首先，单纯“解释世界”的哲学是不存在的。按照上述二分法，古希腊哲学可以说算得上典型的“解释世界”的哲学了，那些最早的哲学家认为感官所见世界是不真实的，它认为哲学家的工作就是要用真正的话语和逻辑，来寻求世界的“原理”和“原因”，来揭示和表明事物区别于显相的本相。然而，深入考察就可以发现，哲学寻求对世界的“解释”，寻求区别于表象世界的“真理”，实质上已蕴含着批判和否定现存世界、要求按照“真理”来“改造”现存世界的意向和冲动，就如马尔库塞所指出的，“按照真理来思考就是答应要按照真理去生存”……‘是’蕴含着‘应当’”，“寻求正确的定义，寻求善、正义、忠孝和知识的‘概念’，于是就变成一项颠覆性的事业，因为所要寻求的概念意指一种新的城邦”，可见，即使在以“解释世界”著称的哲学里，实际上已内在地蕴含着“改造世界”的强烈冲动。
这一点所反映的正是哲学与科学的重大区别。科学的理论抱负在于“如实”地揭示“事实”，对它而言，“价值”和“应该”的问题属于非理性的领域因而应被科学所放逐；与此不同，哲学关于“是”的陈述从来就不是无价值预设的中性框架和判断，而是内在地与“应该”、与“价值”问题不可分割地关联在一起。因此，哲学的“解释世界”并不是要像科学一样提供“客观知识”，而是内在地表达着哲学家的人生态度、价值理想和社会政治关怀。在此意义上，从来就没有什么纯粹“解释世界”的哲学，在“解释世界”的哲学中，总是内在地包含着“改造世界”的情怀。这一点，苏格拉底如此(只要听听他“雅典的牛虻”的自喻就可清楚看出)，柏拉图如此(其“解释世界”的“理念论”最终落实为“改造”现存世界的“理想国”)、黑格尔也无不如此(正如马尔库塞所深入论证的，黑格尔的“理性”概念所意味着的是宣布“不合理”的现存状态应该灭亡的革命精神)。
同样，也从来不存在单纯的“改造世界”的哲学。因为哲学的改变世界，与工程师、技工不同，它没有别的工具，所直接凭借的只能是思想的力量。思想要有力量，需要的是理性的分析和理论的论证，借用德鲁兹的话来说，需要的是“制造概念”，通过概念来描述和展开一个“世界”。因此，从逻辑上讲，一种哲学首先必须是“解释世界”的理论，然后才谈得上是“改造世界”的哲学。就马克思来说，他首先提供的是一整套关于世界、关于社会历史“是什么”的学说，他认为这种关于“是什么”的学说，揭露了世界的社会历史的“本来面目”，然后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世界、人类社会“应该如何”，“应如何改造”的纲领和主张。前者为后者提供了“本体性”的前提和根据，后者是前者在行动和实践层面上的自然引伸和体现，前者与后者的关系，借用康德的语言来表述，就是“解释世界”若无“改造世界”来落实，则“空”，而“改造世界”若无“解释世界”来范导，则“盲”。
可见，“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双重意向，其实是包括马克思哲学在内的任何一种哲学都具有的特点。深入解剖即可发现，这一点所表现的正是哲学的本性。在哲学所追求的目标和价值中，“真”具有首要的地位(虽然哲学家们关于真的理解很不相同)，没有一种哲学不声称自己的哲学所要寻求的是“真理”，黑格尔甚至把真理称为“上帝”，但哲学追求的真理，总是与“善”和“美”不可分离的，哲学求“真”，是为了实现“善”，是为了趋于“美”，正因为此，我们常说，真善美的统一，是哲学自古以来就追求的最高目标(至于哲学的这种追求，是否合理，是否可能，追求这种统一可能导致何种后果，在此不作专门评论，而只限于指出这一事实)。在此意义上，对于哲学来说，“解释世界”的“真”与通过“改造世界”而达成“善”和“美”，乃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的事情，人为地把它们分离开来，制造出所谓“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知性对立，所表明的正是对哲学本性的误解。
从哲学史上看，马克思哲学是追求“真”“善”“美”三者统一的最为典型的哲学之一。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所追求的就是“真”，即要让社会历史发展的法则和规律给出自己的系统“解释”。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哲学无可否认的是一种“解释世界”的哲学，有人用中国古代哲学家张载的“为天地立心”来概括马克思哲学这方面的功能，可谓十分恰切。马克思通过“解释世界”，发现了现存世界的“非理性”和“非人性”，确认根据历史发展的规律，必须改变现状，以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这时，马克思所强调的是通过革命实践，来实现“善”与“美”的价值，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哲学又是一种“改造世界”的哲学，正如人们所形象地比喻的那样，此时他追求的是“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真善美，“是”与“应该”、“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完全不可分割地联结在一起，构成马克思哲学一体中的两面。
毫无疑问，马克思自觉地确立了“实践”的观点，这是马克思与他以前的哲学的一个重大不同。但实践观点之成为是一种“观点”，表明它仍然是一种理解现实、解释历史的“理论原则”和“思维方式”(perspective)，例如，马克思说道：“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P58)，这就清楚地表明，马克思是把“实践”作为理解“对象”和“现实”的一种“理论”。就此而言，马克思的“实践”观点确实具有解释世界、澄明“存在”的“本体论”意义。
因此，无论从哲学的本性，还是从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构成而言，“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二分的教条都是难以成立的。片面强调“改造世界”而忽视其“解释世界”的维度，体现的是一种过于“实用理性”的倾向，这对于马克思哲学的基础理论建设是不利的。正确的做法是分清层次，自觉地认识到，马克思哲学既有“解释世界”的理论识见，同时又有“改造世界”的强烈追求，从而让二者既相关联，同时又各得其所。这将既保证马克思哲学不失其“改造世界”的信念，同时又切实地为哲学的基础理论探索敞开一个宽阔的空间.
【参考文献】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关键词】分配/劳动力价值/工资
【正文】
劳动力价值理论是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和利润率理论的组成部分。国外某些学者为了否定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对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提出了种种非难。本文现以罗宾逊、大卫·P·莱文等人的观点为代表进行评析，旨在说明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论是一致的，不存在国外某些学者所说的相互矛盾。
一、劳动力价值的三个定义完全是一个虚构
罗宾逊在《资本主义、冲突和通货膨胀》一书的第七章《马克思的工资理论》中说，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中存在着三个不一致的劳动力价值的定义。第一个定义是《资本论》第1卷中所说的劳动力价值由劳动力的生产成本来决定，即“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来决定的”[1](P146)。第二个定义是劳动力的价值由传统的生活水平来决定。罗宾逊认为，马克思的劳动力价值包含着历史和道德的因素，就是指劳动力价值还取决于每个国家的传统生活水平。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中存在的劳动力价值的第三个定义是：“至于谈到劳动价值的界限，那末，这种界限的实际确定总是依供给和需求为转移。我所说的是资本方面对劳动的需求和工人方面对劳动的供给。在殖民地国家里，供求规律有利于工人。因此，美国的工资水平是比较高的。在那里，资本用尽一切方法，也不能制止劳动市场往往因雇佣工人经常转化为独立自耕农而陷入空虚的情况。”[1](P146)罗宾逊认为：“这段话提出，劳动力的价值是诱使人们在资本主义生产部门寻找工作或留下来工作最少需要的工资。这样一个工资，必须保障生活标准起码等于非资本主义生产部门或别的什么地方的水平。”罗宾逊认为马克思关于劳动力价值的三个定义不仅内容不一致，而且量也不同。[2](P242-244)其实，这种观点并不能成立。
1.所谓马克思劳动力价值存在的三个定义完全是一种虚构。
罗宾逊等人所说的马克思的三个劳动力价值的定义，实际上是对马克思分析劳动力价值构成要素的论述的割裂。马克思对劳动力价值定义的论述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不存在三个相互矛盾的定义。马克思认为：“劳动力的价值由两种要素构成：一种是纯生理的要素；一种是历史的或社会的要素。劳动力价值的最低界限由生理的要素来决定。……除了这种纯粹生理的要素以外，劳动的价值还取决于每一国家的传统生活水平。这种生活不仅包括满足生理上的需要，而且包括满足由人们赖以生息教养的那些社会条件所产生的一定需要。”[1](P165)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罗宾逊等人所说的劳动力价值的第一个定义，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构成劳动力价值的生理要素。第二个定义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构成劳动力价值的历史的或社会的要素。第三个定义是根本不存在的，从罗宾逊所引用的马克思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只是在举例说明构成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或社会要素的表现形式，并不是在给劳动力价值下定义。
2.所谓马克思的劳动力价值理论存在不一致的说法也是不能成立的。
马克思认为，劳动力价值是由生理要素与历史或社会要素共同决定，二者不存在任何不一致的地方。劳动力价值的生理要素，决定劳动力价值必须由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来决定。因此，劳动力价值的生理要素决定了劳动力价值的最低限，即资本主义的工资不能低于这个水平，否则，劳动力的再生产就无法正常进行，就不能为资本主义生产提供所需要的劳动力。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或社会要素，决定了劳动力的价值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代的差别。生理要素是构成劳动力价值的基础，历史或社会要素则构成劳动力价值的社会和时代的内容。与此相联系，劳动力价值的变化也取决于这两种要素的变化。从生理要素来看，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时代，由于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差别不大，因此，劳动力价值的变化主要取决于技术的进步和劳动生产力的变化。从历史或社会要素来看，劳动力的价值可以在生活资料价值不变的条件下，因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劳动力价值中包含的历史或社会要素具有弹性，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可能扩大，也可能缩小，甚至完全消失，以至除了生理上的界限以外什么也不会剩下。”[1](P165)
3.所谓三个劳动力价值定义反映的量上不一致的矛盾是不存在的。
劳动力价值的生理要素与历史或社会要素并不是相互独立的两个劳动力价值的定义，在决定劳动力价值量上，是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的。劳动力价值的生理要素决定劳动力价值的物质内容，没有劳动力价值的生理要素，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或社会要素就没有赖以体现的物质基础。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或社会要素，决定着生活资料的范围，没有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或社会要素，劳动力价值的生理要素就会成为超越历史时代和社会背景的物质产品的堆砌。因此，不存在罗宾逊所说的第一个劳动力价值的定义在量上小于第二个劳动力价值定义的问题。
二、劳动力价值是决定工资的基础的观点与“积累是自变量，工资是因变量”并不矛盾
大卫·P·莱文把马克思在资本有机构成不变条件下，因资本积累对工资的影响的特定条件下所作的分析，无条件地一般化，并从中得出资本积累对工资的影响与劳动力价值决定工资相矛盾的结论。大卫·P·莱文认为，马克思在分析资本积累对工资的影响时，指出“资本积累通过对工资产生向上压力而让劳动力获得益处，使工人‘自己的享受范围’扩大”，“在这个意义上工资就起着调节机制的作用。‘积累由于劳动价格的提高而削弱，因为利润的刺激变得迟钝了’”。在这种情况下，“劳动的价格重新降到适合于资本增殖的需要的水平，而不管这个水平现在是低于、高于还是等于工资提高前的正常水平”。在概括上述资本积累对工资的影响时，马克思还指出：“积累是自变量，工资是因变量，而不是相反。”[3](P680)但马克思又认为工资是劳动力价值的表现形式，是由劳动力价值决定的。据此，大卫·P·莱文断言：“通过这些分析，马克思实际上放弃了生存工资和劳动力价值的思想，而把收入分配的决定看成了产出、价格和投资理论的一部分。”[4](P53)这是以“两种形式出现，首先一种是通过确定独立于产品、价格和投资的劳动力价值，来解决分配问题；第二种则与此相反，它根据不断发展中的资本积累需求来确定工资”[4](P53)。
所谓劳动力价值决定工资与资本积累决定工资的矛盾并不存在。
1.劳动力价值决定工资与资本积累决定工资的适用历史阶段不同。
马克思关于积累是自变量，工资是因变量的论述，是就资本积累在资本有机构成不变的情况下，积累对工资的影响而言的，不是指决定工资运动的全部原因。马克思指出：“以上我们只是考察了这个过程的一个特殊阶段，即在资本有机构成不变的情况下资本增长的阶段。但是过程会越出这一阶段。”并且这个阶段仅仅是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时期的阶段，马克思指出：“一旦资本主义的一般基础奠定下来，但积累过程中就一定会出现一个时刻，那时社会生产率的发展成为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杠杆。”[3](P682)资本积累决定工资是就特定的历史阶段和特定条件下而言的，而劳动力价值决定工资量是就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工资运动的基础而言的，不能把马克思在特定条件下关于工资运动的论述，无条件地升为一般意义上的结论。
2.劳动力价值决定工资与积累量决定工资是就不同角度而言的。
前者是指劳动力价值是工资运动的基础，工资是围绕劳动力价值来波动的。后者是指资本积累通过影响劳动力的需求而引起的工资运动，是工资运动的直接原因。所以劳动力价值决定工资是就工资运动的基础而言的，而积累是自变量，工资是因变量，是就工资变动的原因而言的。
3.劳动力价值决定工资与资本积累决定工资的范围不同。
前者决定工资是指工资变化的界限，劳动力价值的生理要素决定的生活资料量的价值是工资变化的最低限度，否则资本主义生产就会因缺乏劳动力而无法进行，同时，劳动力价值也决定了工资运动的最高限度，即工资的上升不能长期超出劳动力价值，造成剩余劳动减少到损害资本主义制度赖以生存的程度。马克思指出：“劳动价值的提高被限制在这样的界限内，这个界限不仅使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不受侵犯，而且还保证资本主义的规模扩大再生产。”[3](P381)所以，资本积累是在劳动力价值确定的范围内，通过资本积累量的变化，引起对劳动力需求的变化，导致工资的变化。在劳动力供给一定，资本有机构成不变的情况下，资本积累最初会引起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导致工资的上升。但这种变化到了一定程度，工资的上升就会远远超出劳动力价值的范围，导致利润率的下降，积累减少，反过来造成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使工资水平下降，“重新降到适合资本增殖需要的水平”。[3](P680)因此，在上述特定条件下，马克思在论述“积累是自变量，工资是因变量”时，不存在放弃劳动力价值决定工资的问题。
三、马克思工资理论与利润率下降规律理论是一致的
罗宾逊与大卫·P·莱文认为马克思的工资理论与利润率下降理论是矛盾的。罗宾逊认为，实际工资的上升和利润率的下降同时发生，如果实际工资真的不变，则利润率就不可能下降。[2](P228)大卫·P·莱文则认为：“为了更好地分析利润率，马克思倾向于假定在不断下降的单位劳动成本和不断上升的资本强度情况下，劳动力价值保持不变。这就可能意味着利润率的下降是由于实际工资增加，同时也是由于资本强度的上升。”[4](P70)罗宾逊和大卫·P·莱文虚构的马克思工资理论与利润下降理论的矛盾是不存在的。
1.马克思没有认为实际工资的上升和利润率的下降是同时发生的。
马克思多次论述过工资与利润的对立运动。他指出：“工资一般降低的结果，是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率的一般提高，并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还有利润率的一般提高。”[5](P226)但是，如果考虑其他因素的变化，马克思认为：“工资和利润率可以不按相反方向变化，而按相同方向变化，二者可以一同提高，或一同降低。”[5](P982)显然，所谓马克思认为实际工资的上升与利润率的下降是同时发生的断言，是不能成立的。
2.所谓“实际工资不变，利润率就不会下降”的论断也是不能成立的。
引起利润率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在技术进步的条件下，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资本积累导致可变资本在总资本中的比重下降，从而造成由可变资本带来的剩余价值总量在增加的情况下，社会总资本的比率在下降。因此，实际工资的变化，不是引起利润率下降的根本原因。就是在实际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利润率也照样可能下降。马克思在分析利润率下降规律时指出：“不管这是由于工作日的延长或强化，还是由于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而引起的工资价值的下降，那末，剩余价值量，绝对利润量，就必然会增加，尽管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是相对减少了。”[5](P245)在劳动力价值下降的条件下，实际工资的提高也不会导致利润率的下降。马克思认为：“如果工资因劳动力价值的下降（这种现象甚至可以和劳动的实际价值提高结合在一起）而降低了”[5](P131-132)，那么，这就可以提高剩余价值率，从而提高利润率。
3.在劳动力价值不变的条件下，实际工资的提高不会引起利润率的下降。
在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力提高的情况下，劳动力价值不变。虽然工人所获得的生活资料的数量得到了增加，但并没有改变原有的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划分比例，即剩余价值率没有变。资本积累的增加，由技术进步引起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同样会使可变资本的比例相对下降，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减少，从而导致利润率的下降。因此，在劳动力价值不变时，实际工资的增加，改变的只是劳动者的生活资料量，不会降低利润率。
四、劳动力价值构成的社会要素与工资以劳动力价值为基础是一致的
大卫·P·莱文认为，马克思关于工资争议的分析过程，“使得劳动力的价值决定于工人要求和维持货币工资率水平的能力。如果我们不再深究工资争议发生的更详细内容，那么劳动力的价值和利润就将取决于外部既定的环境”。[4](P61)同时，他还认为，马克思关于“工资的一般变动仅仅是由同工业周期各个时期的更替相适应的产业后备军的膨胀和收缩来调节”的论述，可能意味着工资会随着偶然历史环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4](P69)在这里，大卫·P·莱文从两个方面对马克思分配理论提出了非难。一是劳动力价值取决于工人争取提高工资的能力与工资是由劳动力价值决定相矛盾。二是工资的一般变动仅仅取决于工业周期的变动。其实，上述责难难是不能成立的。
1.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或社会要素说明劳动力价值的确定取决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工人阶级可以通过斗争扩大原有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劳动力价值的范围。
马克思指出：“劳动的价值本身不是一个常数，而是一个变数，它甚至在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仍旧不变的条件下也是一个变数。”[1](P165)马克思认为，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或社会的要素是可以改变的，而决定这种改变的因素，取决于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斗争力量的对比”。[1](P161-166)这种改变是通过工人阶级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来实现的，但这不等于劳动力的价值仅仅决定于工人要求和维持货币工资率的能力，它还要取决于资产阶级的力量和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
2.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或社会要素总是由一定时代和一定国家的具体社会条件所决定。
它在特定国家的特定时期是一定的。因此，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或社会要素的变化，是就劳动力价值的长期变化而言的。工人阶级通过长期的历史斗争，能扩大劳动力价值的范围。但这不等于工资完全脱离了劳动力的价值，在一个特定时期内，工人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只能引起工资的变动，而不会改变劳动力价值的范围。在特定时期内劳动力价值如果没有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它只能是一个常数，而不是一个变数。从特定的时期来看，由于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或社会要素是既定的，劳动力价值和利润的变化就取决于劳动力价值生理要素所决定的生活资料价值的变化。从长期来看，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或社会要素也会发生变化，但这种变化主要取决于社会环境的改变，因此不能简单地说劳动力价值和利润取决于外在的既定环境。
3.工资的一般变动由工业周期相适应的产业后备军的膨胀和收缩来调节，不等于工资由偶然因素来决定。
工资是由劳动力价值决定的，工资的变动以劳动力价值为基础。但劳动力价值并不决定工资变动的具体方向，工资变动的具体方向是由劳动力的需求与供给来决定的。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周期性，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产业后备军的膨胀和收缩，就成了影响劳动力供求的决定性因素，从而引起工资的变动。但这种变动仍然只是劳动力价格层面上的变动，工资的涨落仍然围绕劳动力价值上下波动。收稿日期：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
[2]朱钟棣．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一
用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经验和命题，新一届中央领导人在此基础上提出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的新要求、新命题，是立足我们党面临的新的历史方位所作出的必然选择。
其一，是履行马克思主义政党历史责任的必然选择。历史每前进一步，理论创新就推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跟进一步，这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一条基本经验，是我们党始终保持先进性，不断推进事业发展的一个决定因素，并且在长期的实践中，党的每一代领导集体都将此视为党的历史责任。
其二，是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新特征的必然选择。新时期新阶段，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若干阶段性新特征，如经济从快速增长转向均衡增长，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向集约型增长方式；城乡关系从“重城轻乡”转向“以城带乡”；分配关系从“一部分人或一部分地区先富”转向“共同富裕”即“共享成果”；民生问题从解决温饱转向注重公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建立转向完善；改革的重心从企业的改革转向政府自身的改革；人们的文化思想活动从统一性、封闭性、稳定性转向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如此等等。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将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所发生的变化概括为“四个深刻”即：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新的实践和变化了的实际正是催生党的最新理论成果肥沃而深厚的土壤。
其三，是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必然选择。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最高权威是她理论上的权威，执政党最首要的能力是她的理论思维、理论创新的能力。如果党的理论创新能力衰败了，理论创新活动停止了，那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前苏联的解体，其的轨迹就是先亡党后亡国，先亡党的思想和理论，后亡党的组织和队伍，其原因是“四化”即“理论僵化、干部老化、作风腐化、威信弱化”。
二
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这一要求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
其一，“不丢老祖宗又超越老祖宗”,也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既要继承又要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这一命题应包含有三层指意：一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这是我们党的立身之本，是“起家”的法宝，尤其在今天这样一个纷繁复杂，风云多变的世界背景下，我们党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二是必须坚持中国化，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国情、党情、社情、民情融为一体；三是必须坚持最新理论成果。所谓最新理论成果重点是指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根据同志在学习《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可以把党的十六大以来的最新成果概括为八个方面，即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和谐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农观”；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创新观”；坚持“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能力观”；推进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先进观”；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和平发展的外交观”。其二，坚持基本原理又探索新的理论体系。也就是既坚持已被实践证明了的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正确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又勇于面对新形势，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形成新思路，探索新体系，开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境界，体现出理论创新的阶段性特征来。比如同样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通过创立和平发展的时代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改革开放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理论、“一国两制”论等，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新体系。而通过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以及“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战略等，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其三，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必须从两个方面去把握：一方面是“最新成果”对以往成果的继承，十六大以来的“最新成果”首先是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都是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以发展为主线，以改革为动力，以党的建设为关键，以实事求是为灵魂，以执政为民为目的。另一方面，也必须充分肯定“最新成果”是对以往成果的丰富和发展，甚至是突破性的发展。十六大以来所提出的“最新成果”无疑是我们党坚持与时俱进的产物。比如在发展理论方面，首次提出“五个统筹”、又好又快、清洁安全节约发展的思想；在创新理论方面，首次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以及“四个支撑”、三种创新能力；在解决“三农”问题方面，首次提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的20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方针；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方面，首次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形成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现代化建设格局。等等，这些足以表明“最新成果”是与时俱进的成果。
三
要把理论的最新成果，转化为实践的最新成果，是一个更为艰巨的任务。
其一，必须保持关注理论发展大局的政治理论敏锐性。全党同志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关注党的理论发展大局，不断增强自身的政治理论敏锐性。
其二，必须提高学习最新理论成果的自觉性。要积极响应中央的号召，落实干部教育培训条例，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作为全党理论学习、干部培训的中心内容，加大理论武装力度，引导广大干部全面准确地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