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17 11:40:21
【关键词】自由贸易 新常态 一带一路 战略 启示
【中图分类号】F75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当今，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浪潮的推进中，区域经济一体化呈现出多元发展、跨界发展、融合发展、纵深发展的新态势。尤其是“互联网+”时代产业转型思维的渗透和影响，国际贸易呈现出诸多新格局、新模式、新思路，从而构建新的“国际经济圈”，新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模式不断迭加出现。
“自由贸易”由最初的国家（或地区）的货物（或服务）“对外贸易”，逐步发展成为“自由贸易区”。而初级阶段的“自由贸易区”和新时期的“自由贸易区”又有很大的不同，有“质”和“量”的区别。相比较来看，传统“自由贸易”的理论、政策、规则、流程、技术、服务等方面，远不及新时期的“自由贸易区”在地缘政治、经济、文化、政策、顶层设计、战略思路、产能合作、资本移动、服务贸易等方面，发展得那么快速、那么广阔、那么纵深、那么新颖。
以“一带一路”战略发展为特征的跨国贸易“自由”形态新格局、新模式、新常态，可以看作一种新型的“自由贸易区”，是新时期“自由贸易区”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因而，传统“自由贸易”由国家之间（或地区）的货物贸易“点对点”，发展为“自由贸易区”的“片对片”，再延伸发展为“一带一路”战略的“面对面”、“区域对区域”，由“点”到“面”的跨越式、跨界式、迭加式发展，充分彰显出“一带一路”战略引领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最新潮流，也彰显出国际贸易“自由”形态已经创新发展到一个新时代。
一种模式更加独特、内涵更加丰富、合作更加广泛、融合更加深度的“自由贸易区”―“一带一路”自由贸易战略开启了。这不仅对传统国际贸易、“自由贸易”理论是一个重大突破，而且，对传统“自由贸易”实践发展，也是一个非常突破和品质提升；无疑是“自由贸易区”发展的更高阶段、更深层次，是国际间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等多元融合、深度推进、共赢发展的新阶段、新常态。可以说，“一带一路”战略将会构建更加前沿、更加新型的“自由贸易区”，一个全新的“自由贸易圈”。
“一带一路”战略，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总称，是中国发起、引领的，聚合沿线国家和地区政治互信、经贸合作、产业融合、金融投资、互联互通、文化交流等多个领域合作共赢、新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战略，从而构建21世纪世界最大规模的“亚洲自由贸易区”、“亚欧自由贸易区”、“亚非自贸区”。这三大新型的“自由贸易区”，是在“中国力量”的强力推动下，依托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既有的双边、多边区域合作机制，借鉴古代“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符号，弘扬古代“丝绸之路”的人文精神，共同缔造包括和平发展、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
古“丝绸之路”起源于中国，连接亚、非、欧，构筑一条古代最著名的陆海“国际贸易”路线图。中国古代的丝绸、瓷器等是主要代表货物，是一种独具东方文化特色的贸易载体。中国是东方文明古国，古“丝绸之路”精神在21世纪世界经济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仍然释放着文化生产力，支撑和构建21世纪“一带一路”战略和“亚洲自贸区”、“亚欧自贸区”、“亚非自贸区”的宏伟蓝图。
进入“互联网+”时代，传统产业都面临着“转型”，“互联网+国际贸易”，也是“自由贸易”的“转型”。“一带一路”战略，是一种新型的跨国贸易“自由”形态，无疑推动“自由贸易区”建设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种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自由贸易”新常态，是对国际贸易“旧常态”的一种创新和突破，是新型“自由贸易区”发展新阶段的“升级版”。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激荡之下，“自由贸易区”的发展是一种最具代表性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形式，各类形态的“自由贸易区”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一带一路”战略，涵盖了广义和狭义的“自由贸易区”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这种广义的“自由贸易”新常态与实质“协定”的“自由贸易区”协同发展，将具有多方面的重要启示，诸如：“中国力量”的启示、“政治互信”的启示、“顶层设计”的启示、“政府推动”的启示、市场“自由贸易”的启示、“战略带动”的启示等等。“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与实施，无论是“亚洲自贸区”、“亚欧自贸区”、“亚非自贸区”的构建，还是“中亚自贸区”“中欧自贸区”、“中非自贸区”的构建，或者更多区域性“自由贸易区”的发展，都具有不可估量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对构建21世纪新型“自由贸易区”，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和推动作用。
“自由贸易”新常态发展背景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近30年间，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推动“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动力之源；以“欧盟自由贸易区”、“北美自由贸易区”、“中日韩自由贸区”等三大自贸区为标志，带动和引领其他各种类型的“自由贸易区”蓬勃发展，如中国―东盟自贸区、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区域性“自由贸易区”、中国境内的“自由贸易区”、以及世界各国之间的小型“自由贸易区”等等，在“资源共享、合作共赢”的主导之下，共同跨入“自由贸易圈”新常态、新境界。
由此可见，“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和地区对外开放战略的首选；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国家与地区之间的经贸往来、产能合作、直接投资、扩大市场、品牌影响、文化交流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欧盟自贸区”和“北美自贸区”拥有20多年的发展经验和成功模式。“欧盟”是老牌“自贸区”，拥有28个成员国，多为欧洲经济发达国家。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主导的“北美自贸区”成立，成员国加拿大是次发达国家，墨西哥是发展中国家，开创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组建“自贸区”的先河，形成第二大区域经济共同体。“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历经艰难的探索和实践，逐步达成共识，战略雏形已定，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尤其是中韩“自贸协定”的实施，有力促进了该自贸区的进程，成功构建与整体推进尚待时日。“中日韩自贸区”将是世界第三大“自由贸易区”，其经济体量超过“欧盟”，类似“北美自贸区”，也是由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组成，其构建和发展模式也有很大的创新。
近年来，美国正在推动跨太平洋经济合作协定（TPP）谈判以及与欧盟的FTA谈判，加上“欧美自贸区”的实质性谈判，意在构建更大范围、合作范围更广、“自由贸易”更加活跃的“国际经济圈”，即新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发展态势。这种新型的“自由贸易”战略，无疑也是一种“自由贸易圈”的新格局、新模式、新常态；不仅对世界经济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格局产生非常态性的影响，也将对中国经济和对外开放战略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这种“自由贸易”新常态发展背景下，中国作为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这新一轮的“自由贸易”新常态发展进程中，不可能被欧美“国际经济圈”进行“边缘化”、“孤立化”。中国作为有实力、有责任、有担当的经济大国，在新的“国际经济圈”必须拥有“话语权”；中国有信心、有能力倡导、引领和构建新型“自由贸易”新常态，中国的对外开放已经成为“国家级”国际贸易战略，不仅促使中国经济发展实现结构性调整和升级，而且对“国际经济圈”背景下的“自由贸易”新常态也将释放更加强势的影响力和推动力。“一带一路”战略即是例证。事实上，按照“一带一路”战略愿景构想，“一带一路”已经趋向构建“亚洲自贸区”、“亚欧自贸区”、“亚非自贸区”，并延伸构建“中亚自贸区”、“中欧自贸区”、“中非自贸区”等，而且这些新型“自贸区”的构建与发展，将会有别于传统的区域“自贸区”以及三大“自贸区”，在理论创新、模式创新、战略创新等方面，更具有多元性、包容性、内涵性，因此，“一带一路”战略将在多个层面助推亚洲经济、亚欧经济、亚非经济的发展，让“一带一路”战略真正成为21世纪区域经济创新发展的“自由贸易”新常态。
“自由贸易”新常态理论创新与突破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加快，“自由贸易”逐步迈入“迭加式”的“新常态”，“自由贸易”的规律逐渐显现其功能与变革。这个过程，“自由贸易”理论是支撑和基石，其理论体系的形成、传承与创新，都是伴随着“自由贸易”形态的进步、变革而创新的。早期的“自由贸易”理论，无论是诸如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郝克歇尔、俄林、里昂惕夫等古典经济学论及国际分工、国际贸易，还是现代经济学家诸如维纳、邓宁以及小岛清等，以及关税同盟、大市场、跨国公司、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的完善，都是以“自由贸易”的“技术层面”解析“自由贸易”成长与进步的历程。“自由贸易”实践在变革，理论在丰富，更需要完善和创新。
21世纪“自由贸易区”飞速发展，尤其是在“欧盟、北美、中日韩、欧美、TPP、亚欧、亚洲、中亚、中欧、中非”等“自由贸易区”呈竞合形态发展中，“自由贸易”理论也在传承和变革中不断丰富、完善和创新。传统的“自由贸易”理论认为，“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只有发达国家成员才能组合、合作、共建、运营。但“北美自贸区”、“中日韩自贸区”以及后来的“一带一路”战略、“亚欧自贸区”、“亚洲自贸区”、“亚非自贸区”、“中亚自贸区”、“中欧自贸区”、“中非自贸区”“美欧自由贸易区”、TPP等等，已经突破和创新了“自由贸易区”理论体系。“点对点”的“自由贸易”理论时代已经过去，“集团对集团”、“区域对区域”的“自由贸易”新时代已经来临。因而，“一带一路”战略及其带动发展的新型“自由贸易圈”，需要从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产能合作、资本移动等多个层面进行“自由贸易”的理论建树，从而体现“一带一路”战略发展的理论主张和理论体系建设的前瞻性和创新性。
“自由贸易”新常态发展趋势
为什么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浪潮，需要区域经济一体化来驱动呢？为什么传统古典经济学背景下国家之间“点对点”的“自由贸易”，不适应当代科技飞速发展背景下的区域之间“集团化”的“自由贸易”发展趋势呢？这是因为，每个国家和地区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的差异性，导致各国和地区经济格局、经济形态的差异，“点对点”的“自由贸易”不能满足国家和地区的整体利益；因此，国家和地区需要对外“整合优质资源”、“优化配置资源”，国家和地区对外开放的利益需要“最大化”。
当今，以欧洲、欧美为核心的“国际经济圈”逐渐形成，而“亚洲经济圈”、“亚欧经济圈”、“亚非经济圈”等彰显“中国力量”的“国际经济圈”还没有形成强势，不足以与欧盟、欧美“国际经济圈”抗衡、对峙、博弈。因此，“一带一路”战略，高举世界经济和平发展的旗帜，倡导亚洲、亚欧、亚非区域经济一体化，顺应世界经济一体化和谐发展的潮流，构建新型“自由贸易”形态，创建新型的政治互信、经贸合作、产业投资、文化交流的“自由贸易区”。
这种“自由贸易”新常态，不仅是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发展趋势，也是亚洲、亚欧、亚非、中亚、中欧、中非经济合作共赢的发展趋势，无疑是世界经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一个独特创举。实际上，并没有哪些“自由贸易区”是固有的模式和形态；因此，开创先河、先行先试，“一带一路”战略占尽先机，其中，更多的商机将吸引更多的沿线国家和地区、甚至更多的相关国家参与，从中获得更多更大的“国家利益”。
“一带一路”战略的启示
“中国力量”的启示。世界经济一体化有个明显的标志，就是全球经济形成利益共同体，和平发展、和谐发展、均衡发展，不提倡发达国家和地区“呈强呈霸”。“自由贸易”进入新常态，倡导的是国家和地区对外开放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国际间的合作发展，带来各国的经济利益和人民的福祉。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自有大国的风度和担当。
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一方面，这体现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包括倡导“和平发展”的政治力量、经济力量、文化力量。中国倡导、主导、引导、担当、设计的“一带一路”战略，旨在引领沿线各国和地区及相关国家，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利益、命运、责任共同体。为此，中国倾注了“国家力量”。
另一方面，近年来，通过中国政府的引领，国内沿线省市区及相关城市、民间力量都纷纷“动”起来了；沿线国家和地区及相关国家也都“动”起来了，各自寻找“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商机，各种合作项目、交通能源建设等经贸往来、产业投资、文化交流活动越来越频繁，“自由贸易”形式空前活跃，如亚投行的创建即是例证。整体来看，“一带一路”战略，有效推动了亚洲、亚欧、亚非经济一体化和“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进程，“中国力量”是巨大的推动力。
“政治互信”的启示。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政治力量的推动。尤其是“自由贸易”新形态的环境下，政治力量不可忽视，而在“一带一路”战略发展进程中，“政治互信”显得尤为重要。各国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虽然有很大的差异，但不应当成为影响各国和地区对外开放利益的阻碍。“自由贸易”价值观的“共识”，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模式、文化形态不同，可以求同存异，相互包容；资源可以共享、产业可以融合、投资可以互通互联，文化可以交流，“自由贸易”发展所带来的国家和地区利益是有目共睹的。
关键是“政治互信”为前提。中国倡导发展的“一带一路”战略，主张“和平发展”、“和谐发展”，弘扬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丝绸之路”精神，这种以“政治互信”为前提的主张，引发了沿线国家和地区及相关国家的共识，大大激发了各国和地区参与“自由贸易”新常态建设的积极性。由此可见，构建“一带一路”战略，发展“自由贸易”新常态，“政治互信”是基础。
“顶层设计”的启示。从整体建设和发展方向来看，“一带一路”战略，包括战略带动发展的“亚洲自贸区”、“亚欧自贸区”、“亚非自贸区”、“中亚自贸区”、“中欧自贸区”、“中非自贸区”建设，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一个清晰明确的“顶层设计”。这就是“一带一路”战略的中远期发展思路和构想，整体上是一个宏观“自由贸易”新常态，中观、微观来看，即是“一带一路”战略愿景及相关系列“自由贸易区”组合而成。“顶层设计”主要包含三层意思：其一，“一带一路”战略由中国政府发起和主导的，中国政府有两个担当。一是担当“一带一路”战略及带动发展系列“自由贸易区”的宏观思路和设计蓝图，统筹协调“整体”与“局部”的发展关系；二是担当中国经济发展如何与“一带一路”战略及相关系列“自贸区”发展相接轨，也需要一个明确、务实的“顶层设计”，将战略和策略有机结合。其二，参与“一带一路”战略及相关“自贸区”建设的国家和地区，其经济发展需求不同，经济结构不同，产业模式不同，投资方式不同，因而，各国政府也要有一个确定的“顶层设计”。其三，政治互信、经贸往来、产业投资、文化交流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合作的层面和程度实现差异化，都需要一个清晰的发展战略和思路。
“政府推动”的启示。有了“政治互信”，有了“顶层设计”，“政府推动”就显得非常重要。例如，2015年3月，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指出，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潮流，促进改革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高度融合、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政府的召唤、政府的构想、政府的设计、政府的政策就是巨大的“生产力”和推动力。
沿海发达城市和地区在政府的组织和引导下，外向型企业和品牌集群，开始抱团参与，积极捕捉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机遇，交通信息先行，产能项目对接；内陆城市政府组织研讨、论证“一带一路”的商机，指导地方产业和品牌资源优势，进军“一带一路”。以河南为例，河南已发起国内沿线城市旅游品牌联盟，并向沿线国家和地区延伸；先期开通的郑欧班列，不仅在交通动脉上连接亚欧大陆桥，而且，在货物流通、交通运输、信息互通、产业合作等方面，都走在了前列，全面打开了亚欧大陆贸易通道，连接了亚欧经济圈。
市场“自由贸易”的启示。从区域经济大市场的视角来看，“一带一路”是一个带动亚洲、亚欧、亚非经贸市场的超大型“自由贸易”市场。所有参与国家和地区的局部市场融合起来，各种产业要素在这个大市场“自由”流动，诸如货物贸易、产业合作、金融投资、文化交流等。每个国家和地区的资源都是有限的，甚至是稀缺的，产业技术都有望提升，投资空间有望扩大，市场有待拓展，……如此等等，在“一带一路”这个大市场，资源可以共享和优化配置，产业可以深度合作和优化升级，资本可以相互投融，市场可以深化扩大。总之，“一带一路”战略，给各国和地区不仅带来更为丰富的多元利益，而且，带来更加“自由”的亚洲、亚欧、亚非经济协调发展、合作共赢的大市场。
“战略带动”的启示。“一带一路”，开辟了21世纪世界经济合作发展的新蓝图。一带一路”战略不仅是中国经济的“国家战略”，也是相关国家和地区经济共同发展的“国际战略”。“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与发展，已经显现了几个方面的战略带动作用：
一是“政治互信、经贸往来、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精神，得到了众多国家和地区的弘扬和共识。二是“一带一路”战略，直接打通亚洲、亚欧、亚非经济联合发展的通道，无论是沿线国家和地区还是相关参与国家，无论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还是发达国家，都有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意愿，都看中了“一带一路”大市场的丰富资源和超大市场，都看中了“一带一路”战略的巨大商机。尤其是资金规模达1000亿美元的亚洲投资银行，以及资金规模达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等等，对世界各国和地区利用外资刺激经济发展，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三是“一带一路”战略，强力提振“自由贸易区”建设，带动更多的“自由贸易区”创新发展形态，变革发展模式，尤其是带动亚洲经济圈和亚欧经济圈的融合发展，进一步激活了“自由贸易区”的核心竞争力；“一带一路”战略将融合更多“点对点”、“面对面”、“区域对区域”、互联互通、互补互助混合运行的“自由贸易”新常态。
结语
综上所述，“一带一路”战略发展，实质上构建了一个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亚欧经济圈”。“一带一路”不仅植根于陆地与海上古“丝绸之路”的深厚文化底蕴，而且，还彰显了21世纪“自由贸易”新格局、新模式、新常态、以及区域推进、跨界合作、创新发展的大趋势。
在这个大趋势的背景下，“一带一路”战略发展，必将形成一个新型而巨大的“自由贸易圈”，从而体现中国经济战略发展的“自由贸易”主张，即“中国力量”。这无疑是目前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和“自由贸易区”建设有史以来先行先试、开创先河的创举，必将对世界经济“自由贸易”发展产生更多的利好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新常态；贸易强国；评价体系；战略路径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283（2017）02-0037-06
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分工的深化推动了全球贸易的快速增长，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全球性垂直专业分工发展，推动形成了国际社会的全球价值链体系（裴长洪，2016）。但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济与贸易开始进入深度结构性调整的“新常态”（刘世锦，2014）。对于我国而言，过去数十年持续贸易增长形成规模扩张、低价竞争、外资主导与低技术附加值的特征化事实。这种长期以来所形成出口驱动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始终面临着“浮萍经济”和“低端锁定”的双重风险，在外部冲击下这种模式的弊端暴露无遗（盛斌，2011；张二震，2014）。作为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重要成分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有力驱动，对外贸易的提质保量与优化升级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面临的紧要任务。2012年商务部《对外贸易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将“巩固贸易大国地位，推动贸易强国进程”作为贸易发展的指导思想。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加快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培育竞争新优势”的“十三五”发展新目标。围绕这一发展理念，在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的基础上，抓住全球贸易新常态为我国外贸转型升级与提质增效所创造的战略机遇，实施贸易强国战略无疑具有重要现实指导意义。然而，贸易强国如何定义？当今哪些国家可以称作贸易强国？我国距离贸易强国存在哪些差距？强国战略路径如何选择？这些都是我们亟需解决的问题。因此，本文在系统梳理有关贸易强国战略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揭示贸易强国理论内涵，对贸易强国的特征、评判体系、历史经验和战略路径进行整理和评述，以期为中国实施贸易强国战略提供借鉴与启示。
一、贸易强国的内涵
贸易强国作为反映一国贸易实力的概念，与一般意义上的“贸易大国”存在“质”上的区别。传统的贸易理论和实践往往从贸易规模角度衡量一国的贸易竞争力和影响力，从而构成贸易大国的显著特征。然而，经济全球化与跨国公司兴起所形成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推动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贸易模式的形成条件和基础，贸易不再是一国要素的产物，而是多国要素的集合，贸易总规模不再是一国竞争力和国际经济地位的表现，而只是跨国公司进行全球布局的结果（张幼文，2015）。此时，贸易大国与贸易强国的内涵差异日益明显。同时，要素流动理论表明，现代的国际贸易竞争力是由本国要素收益的价值构成而非一国贸易收益规模所决定，遵循本国要素收益原则，贸易强国正是以要素收益结构作为评判指标和微观基础（张幼文，2016）。由此可见，“贸易强国”概念的出现是经济全球化推动的必然结果。
二、贸易强国评判的理论溯源
在不同历史时期关于贸易强国的判定标准存在差异。传统理论中对于贸易强国的判别可追溯到重农主义和重商主义。重农主义认为，农业是生产的基础，一国生产并出口的农产品越多，则所获贸易利得越多，农业大国等同于贸易强国。在这一阶段，贸易强国往往是以农产品出口量作为衡量标准。而重商主义推行“货币差额论”和“贸易差额论”，将货币和财富等价，以金银作为财富的唯一形态和衡量国家富裕程度的唯一尺度，主张奖出限入。此时，贸易强国是以出口量或金银货币的储备量为标准。
亚当・斯密从劳动生产率或生产成本的绝对差异的角度提出绝对优势理论，揭示国际分工与交换蕴含的贸易利得，贸易不再是国家利益间的零和博弈，自由贸易能够使贸易双方同时获益，基于绝对优势理论的分工和交换使资源实现合理配置。在此基础上，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理论，指出国际贸易流向及利益分配原则取决于相对优势而非绝对优势，一国只具有相对生产优势也可参与贸易并获利。该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绝对优势理论的局限性，对有悖绝对成本优势原则国家之间的贸易做出解释，使得劳动生产率或成本优势成为贸易强国的评判标准。
赫克歇尔和俄林的新古典贸易理论则将生产要素由单纯的劳动扩展到资本，从要素禀赋的角度进一步解释了各国间生产成本的差异。此时，贸易强国的评判标准从以劳动要素为基础的生产率水平逐步扩展到以资本为代表的高级要素的禀赋状况。然而，上述理论都片面强调外生静态比较优势而忽略动态比较优势的培育和演化对一国贸易地位和福利的影响。此后的新贸易理论则引入规模经济以及垄断竞争对动态比较优势进行深入扩展。贸易强国的评判开始从一国外生静态因素向内生动态竞争优势转变。
三、贸易强国的特征及评价标准
关于当代贸易强国的评判标准，国外文献主要从贸易开放度（Squalli and Kenneth，2011）、贸易结构与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阶位（Cattaneo et al.，2011；Feenstra and Wei，2010）、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Kudrle，2012）等角度对一国的贸易发展特征与所处贸易地位做出评价，但由于研究范式与理念的差异，鲜有关于贸易强国战略等具体政策导向性的概念提法。与之不同，我国加入WTO之后源于对外贸易飞速发展所带来的现实需要，国内学界普遍基于不同视角，对贸易强国的相关议题展开讨论。
一些文献基于定性分析，从外贸特征、贸易质量与效率、国际分工地位、话语权的优势以及外贸和经济的关系等方面对贸易强国的特征或概念加以界定。对贸易强国应具有的贸易特征，有学者参照世界主要经贸强国的标准进行总结概述：经济高度发达、收入水平高、贸易规模大、市场占有率高、影响力强、辐射面广、具有要素比较优势和技术竞争优势、高度开放等特征（何新华等，2000；余芳东等，2001）。但也有文献指出，贸易强国应具备以高级要素为基础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与利益分配上占据主导地位，在国际贸易体制以及相应的经济合作体制中拥有话语权和影响力（郑宝银，2011；盛斌，2014）。同时，在技术复杂度、质量与效率上应体现可持续发展和核心竞争力，拥有贸易定价权以及抵御风险冲击的安全体系（桑百川，2015）。具体到产品层面：出口产品的高级生产要素含量和附加值高，掌握高端制造业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和销售渠道，品牌化程度高，拥有国际核心竞争力和应对外部风险能力（陈飞翔等，2006；程筱宇，2015）。同时，贸易强国的服务贸易应尤为发达并存在较大的内外部市场需求，拥有一批能够整合全球资源和主导国际分工走向的跨国公司作为贸易主体，具备对外投资竞争优势（洪涛，2010；杨圣明，2011；赵培文，2013）。此外，有学者认为货物、服务和货币贸易共同构成全球贸易的总和（杨枝煌，2014），因而贸易强国除具有突出的制造能力和科技创新能力外，也应是金融与货币强国，拥有现达金融市场体系（柳思维，2011）。
部分文献建立了指数化的评价体系，围绕相关指标的选取和测算展开定量研究。一些文献从贸易规模、进出口结构、产品竞争力、市场势力、附加值以及国际分工地位等多角度对中国贸易现状作静态评析，从而得出中国为贸易大国而远非贸易强国的结论（刘宝荣等，2000；王冉冉，2005；毛群英，2008）。同时，一些文献基于国际贸易地位及其发展趋势的影响因素，构建形成包括经济规模、产业结构、贸易依存度、汇率水平、贸易主体、贸易条件、贸易差额、贸易品牌、贸易服务化、贸易多元化以及对外投资等更加系统全面的宏观贸易质量评价体系，还选取同期世界上主要贸易强国样本开展定性对比分析，从而指出中国与贸易强国所存在的差距（魏浩等，2005；张钰梅，2010）。其中，张钰梅（2010）利用10个一指标和26个二级指标，测算了美德日三国样本在各项指标值的算术平均作为贸易强国的标准阈值系数。此外，一些文献还从国际贸易数据统计口径的概念范畴和指标（贾怀勤，2014；杨枝煌，2014）、贸易政策取向与结构调整的线索回顾（尹翔硕，2003a；裴长洪，2009）、全球价值链分工视角下的贸易增速变化演变逻辑（戴翔和张二震，2015a；2016）等方面分别对中国外贸格局地位进行评析和论证并提出转变贸易发展方式，实施贸易强国战略的相关建议。
基于对研究方法的创新探索，有些文献引入计量回归模型，对贸易强国的评判展开经验研究。马淑琴等（2006）采用贸易水平升级因子分析法建立回归函数模型，从理性开放度、贸易条件水平、结构合理度以及市场分散度等因素视角，运用1990―2005年进出口贸易数据对中国的贸易升级问题展开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伴随中国贸易的发展，理性开放度与贸易结构合理度提高，但贸易条件日趋恶化，成为阻碍贸易升级的第一要素。类似的，张亚斌等（2007）基于全球生产网络，从贸易效益、贸易环境以及贸易结构等层面，利用因子分析法的综合得分进行聚类的实证分析并得出结论，中国居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其贸易效益、贸易环境与贸易结构亟待转变。郑甘澍等（2013）则根据生态位理论提出“国家贸易生态位”的概念，分析了中国与美英德日四个传统贸易强国之间的地位和竞争关系，并利用生态位扩充、分离和共生等理论，探析国家贸易生态位变化规律，提出中国实现贸易强国的路径。
四、世界贸易强国的历史经验
现有相关文献还对国际贸易发展史上主要贸易强国的历史经验进行回顾和整理，并结合贸易现实从不同时期的贸易战略国际比较（尹翔硕，2006）、对外贸易的政策变迁与演进（Robert Gilpin，2006a；2006b；田素华和尹翔硕，2006）、贸易强国的发展轨迹与经验方略（盛斌，2015）以及近代中国的海权思想与贸易机遇（柳思维，2010）等角度进行阐述。其中，柳思维（2010）以明代郑和下西洋史实为例，将其与开启欧洲诸国海上贸易霸权的哥伦布、麦哲伦等人的远航探险活动进行深层次对比，从目的与动机、文化背景、激励约束与主体组织制度设计等方面对近代中国错失海上贸易的机遇进行制度反思。田素华和尹翔硕（2006）梳理了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演进脉络，指出贸易政策是一国贸易优势和国家利益的有机统一，国家利益随着贸易竞争比较优势变化而变化，故而需在不同时期对贸易政策做出适时调整。。
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商品经济的繁荣推动了海上贸易的兴起。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和航海技术优势开辟贸易新航线，成为16世纪海上贸易的垄断者。与此同时，荷兰也日益崛起，其通过贸易公司制度的股份产权制度与金融制度的创新，将社会各阶层利益与海外贸易直接结合起来，极力推行海外贸易扩张，成为名副其实的“海上马车夫”。18世纪中后期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壮大导致新的世界贸易格局产生。英国凭借制度革新与技术创新迅速崛起，并积极实施海外扩张，利用众多海外殖民地的资源和市场及贸易垄断特权获得世界贸易霸主地位。早期采取重商主义的保护贸易策略而后转变为自由贸易政策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资本输出，“日不落帝国”盛极一时。然而，20世纪初的两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及随之兴起的贸易保护主义使得国际贸易的发展跌入谷底，昔日的贸易霸主英国开始迅速走向衰败。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德国完成统一并通过工业革命迅速崛起，对外推行自由贸易政策，积极参与世界贸易市场竞争。战后的数十年间，德国依靠强大的制造业基础，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在欧洲的一体化进程中日益壮大最终一跃成为世界贸易强国。同样的，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快速走上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建立起完善的国民经济体系并发动对外战争掠夺海外资源，快速成长为新兴的工业强国。战后，日本经济迅速恢复，得益于系统的产业政策指导以及进口保护以促进出口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激励，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然而，随着日本同美国贸易摩擦的加剧，《广场协定》导致日元短期大幅升值，随后经济泡沫的破灭使日本陷入长达数十年的经济停滞和衰退，贸易增长缓慢，全球份额持续下滑。
18世纪70年代，美国独立后实施以提高联邦政府财政收入与保护本国制造业为双重目的的进口贸易保护政策，保护和扶持了幼稚工业的发展。此后的南北战争加快了统一的商品和原材料市场的形成，西进运动、移民热潮与技术革命的兴起共同推动了美国的工业化进程，并逐步形成现代的民主政治制度和健全的自由竞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积极推行私有产权保护和专利法制度，激发技术创新的热潮，使美国成为全球技术研发和扩散中心。战后，美国建立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主导建立自由多边贸易体制，全球贸易开始进入“美国时代”。尽管经济危机以及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的崛起给美国经济带来冲击，但其凭借要素禀赋及市场优势，发达人力资本与产业技术研发优势，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全球商业网络与营销渠道优势以及制度与文化的创新不断稳固贸易强国地位。
五、我国贸易强国战略的实施路径
我国传统粗放型贸易增长方式日益受到环境资源和要素成本上升以及新兴国家竞争等影响，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积极推进外贸发展方式战略转变。2010年商务部《后危机时代中国外贸发展战略》，明确提出外贸“两个十年”由“大”转“强”的发展目标。2016年，商务部《商务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又一次明确提出“加快建设贸易强国”的指导思想。针对这一议题，国内相关文献对贸易强国战略的实施路径进行深入探讨。
张幼文（2003）结合当代经济强国优势的结构特征提出，经济全球化与知识经济为我国建设经济强国提供历史机遇，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事实、国际社会的积极评价以及经济地位的提升趋势都为实现经济强国目标战略提供了依据。同样的，一些学者基于对我国外贸的现实基本面的分析，提出贸易发展方式的转变应以贸易强国战略作为指导，以市场战略与资源配置为核心，实施科技兴贸战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在贸易增长方式上，更加注重贸易质量提升与结构性平衡，推动贸易产业支撑的基础制造业战略升级，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和全球化布局战略，从经贸方式与主体的不平衡向相对协调平衡转变（董晓麟，2011；程筱宇，2015）。在贸易结构上，应以提升进口贸易地位作为外贸发展方式战略转型的关键，从注重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到注重进口更加有效地利用国际资源，配合以内需为主要拉动力的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实施货物与服务贸易、进口与出口贸易、加工与一般贸易的多元平衡发展战略（裴长洪，2005；冯雷，2014；王备，2014）。在贸易规模扩大的同时，更加注重提升贸易的比较利益，促进贸易条件的改善，积极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在发展模式上，由对外贸易的“赶超”、“优先”、“超高速”、“外需拉动”模式向“巩固地位”、“适度优先”、“速度适中”、“ 稳定拉动”的发展模式转变（黄锦明，2007；李等，2010；）。
部分学者从贸易新常态与构建全方位开放型经济体系层面提出实施贸易强国的具体战略要求（裴长洪和郑文，2014；唐海燕2014；裴长洪，2015）。值得注意的是，面对全球经济变化和经贸格局调整，过去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利用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和鼓励大规模出口，实施低成本竞争的循环开放格局制约我国提升全球价值链位置与实现经济转型内在需求（张二震等，2014；戴翔等，2015）。应构建与扩大开放相适应，符合贸易新规则，具有战略纵深和全面空间布局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包括资本技术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优势。突出培育主体、创新发展方式，形成开放型经济竞争新优势（裴长洪，2016）。同时，把握战略机遇，围绕“十三五”中国改革目标与任务，实施“走出去”、“自贸区”以及“一带一路”等战略。依托供给侧改革继续推动生产要素和贸易出口转型升级。扩大贸易规模，优化贸易结构，提升贸易质量，提高外资利用效率。鼓励国内企业的OFDI，完善投资结构和渠道，积极构建跨国生产经营网络。另外，积极推动生产制造业的服务化（吴汉嵩，2009；张二震，2011；杨圣明，2011），在能源及其他战略性原料贸易领域获得定价权优势（贾怀勤，2014）。
一些文献则从制度创新层面思考加快中国经贸发展方式转变的深层次问题，指出贸易强国不仅不限于生产的成本优势和产业的技术优势，还取决于国家的战略优势和体制优势。多轨并进贸易政策相较全球多边贸易政策运作效率更高，而其前提是一国拥有较强市场势力（田素华和尹翔硕，2006）。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应通过实施贸易投资战略，与各国签署投资协议，开展双边至多边的区域合作。利用国际投资制度性的互惠互利市场开放消除贸易扭曲，将贸易开放战略上升到贸易强国战略（马涛，2016；张幼文，2016）。积极谋求建立现代贸易与投资新规则，加强政策规制的协调，推进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大融合。特别地，要妥善处理贸易摩擦或争端，进一步完善国内贸易救济法律体系，建立专门补贴管理与贸易援助制度（薛荣久，2007；盛斌，2014）。与此同时，在国内贸易制度改革中消除相关歧视待遇，健全外贸发展促进体系，注重制度顶层设计，形成市场化管理格局和研究智库体系。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与贸易便利化，优先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提高国际贸易规则制订和贸易谈判中的话语权（杨枝煌，2014；马相东等，2015）。制定粮食等农产品贸易战略与发展低碳经济的总体战略，倡导生态文明理念（郑宝银，2011）。
在贸易强国战略的微观层面，有学者指出贸易战略要受一国要素投入与市场规模等内部客观条件的制约。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升级的不同阶段，结合要素供给与市场需求多元化灵活调整贸易政策，由出口导向型向进出口均衡、内外需协调发展战略转变，以摆脱要素投入和市场规模两方面的约束，推动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尹翔硕，1992；2004）。打造贸易强国应以培育高级要素为基础而非直接激励出口能力，大力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引导对外贸易和国际分工走向是构建贸易强国的核心战略（裴长洪，2013；张幼文，2015）。利用要素引进阶段创造的条件及时向要素培育战略转型升级，有效规避要素合作陷阱或价值链低端陷阱（张幼文，2016）。
六、总结性述评
综上所述，贸易强国的评判标准往往与现实背景紧密联系，并因不同研究视角与主观价值判断而异，很难形成统一标准。现有文献的贡献在于构建一系列贸易指标评价体系对中国的贸易质量进行评价，并据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为贸易强国战略的研究提供了现实依据。但值得注意的是，现有定性研究在贸易强国的评价指标选取上相互援引大同小异，往往侧重于对贸易质量的主观评析，在理论逻辑上无实质区别。而定量研究则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统静态分析模式的缺陷，有效避免主观随机性评判所导致的谬误，为后续研究提供良好的思路和借鉴。尽管研究方法各异，但现有文献却大都得出一致结论：我国已成为贸易大国但远非贸易强国，贸易结构亟待转型升级。具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化与要素禀赋优势使中国成为贸易大国，但贸易质量与结构的失衡，国际竞争力薄弱，产业创新能力不足，缺乏国际贸易规则话语权的能力等种种迹象都表明中国并非贸易强国，因而加快构建和推进贸易强国战略迫在眉睫。
关于贸易强国评判的理论溯源，目前还鲜有文献对其进行系统全面的梳理，一方面归因于国际贸易发展的不同时期，“贸易大国”与“贸易强国”概念的模糊与混淆不清。从传统观念来看，贸易大国往往也是经贸强国，但不同历史阶段贸易理论的演进及变迁，难以达成共识。另一方面，经济一体化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形成，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贸易与投资推动了要素的跨国流动，传统的基于比较优势分工格局的贸易规模不再与贸易利益分配流向相一致，此时贸易大国在贸易规模上的优势只是资源在全球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结果，而非一国竞争力的完全体现。结合具体的时代背景，贸易强国相较贸易大国的内涵更加复杂深远，传统贸易理论的解释难以为继。更重要的是，由于国内外研究范式与理念的差异，国外学界鲜有关于贸易强国战略等具有政策导向性的概念提法，与之接近的是战略贸易理论。因此，目前学界尚未形成有关贸易强国评价标准的理论体系，也使得现有评价体系缺乏理论依据。
纵观近现代贸易史上贸易强国的兴衰起伏，我们也可以对其历史共性加以总结。首先，贸易强国的崛起与霸权均是以先进技术为保障。无论是新航路开辟、贸易权垄断还是近代工业革命都归功于技术研发创新与传播，生产性创新技术成为决定贸易优势的首要因素。当代贸易强国引领全球贸易的关键在于对高端制造业技术与创新服务的掌控。其次，贸易强国兴起均得益先进的制度体系。通过完善产权保护与商业规则体系，参与国际规则与惯例制定，为贸易与投资提供制度保障和话语权优势。第三，不同时期的资源约束与贸易政策取向往往相一致。早期贸易强国的崛起处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过渡阶段，主要面临土地资源约束，普遍实施对外扩张，以满足资源需求。对外采取贸易保护政策，扶持本国幼稚产业发展。军事与贸易战争往往是贸易强国间完成嗔Ω迭的重要手段。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策略有违当代所倡导的合作、开放、共赢的贸易理念。
在贸易强国战略的路径选择上，现有文献大都基于国家层面或产业层面加以阐述，涉及到微观企业层面则鲜有具体的指导性建议。同时，全球经济与中国对外贸易的新常态引发广泛关注，相关文献大都趋于中国的贸易动态特征及成因分析，对全球经济的“新常态”与中国贸易强国战略之间的联动机制研究则略显不足。另外，国内文献习惯于运用中国或世界数据进行经验研究，缺少对国际贸易基础理论的创新性探索与研究的横向互动。
随着贸易政策在指导经济转型升级、培育和打造国际竞争新优势中地位的日益显著以及学界对贸易强国战略研究的逐步深入，未来关于我国贸易强国战略评价体系构建与实施路径的研究，可以采用经验研究方法，围绕当前国际贸易组织制度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大背景，运用中国的微观层面贸易数据，分别从贸易总量、贸易结构（二元边际、出口质量、技术复杂度和成本加成）和市场势力等方面深入考察中国贸易发展现状。进一步地，基于当前所面临的贸易环境因素，揭示中国由“贸易大国”转向“贸易强国”的战略路径和作用机制渠道。毫无疑问，这对于指导中国贸易结构的转型升级和提升贸易质量的实践，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和资源的合理配置，为真正实现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支撑。
[参考文献]
[1] 陈飞翔，吴琅.由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的转换路径与对策[J].世界经济研究，2006（11）：4-10.
[2] 程筱宇.贸易强国应具备的“素质”――刍议中国与“贸易强国”的差距[J].金融经济，2015（7）：20-22.
[3] 戴翔，张二震.我国增长新阶段开放型经济的转型发展：目标、路径及战略[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5（5）：82-91.
[4] 戴翔，张二震.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与中国外贸失速之“谜”[J].经济学家，2016（1）：75-82.
[5] 冯雷.进口贸易是通向贸易强国的关键――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战略研究[J].国际贸易，2014（12）：51-56.
[6] 何新华，王玲.比拼经济实力――对外经济贸易强国主要特征与指标分析研究[J].国际贸易，2000（12）：14-18.
[7] 洪涛.由贸易大国向强国跨越[J].国际贸易，2010（12）：15-18.
[8] 黄锦明.中国迈向贸易强国的理论与对策研究[M].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172-176.
[9] 贾怀勤.从统计规则辨析中国2013年货物贸易总值是否超美――兼论中国建设贸易强国[J].国际贸易，2014（2）：10-15.
[10] 李钢等.后危机时代中国外贸发展战略之抉择[J].国际贸易，2010（1）：4-11.
[11] 刘宝荣，李健.从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未来10年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趋势分析[J].国际贸易，2000（11）：22-24.
[12] 柳思维.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的制度创新思考[J].湖南商学院学报，2010（6）：5-10.
[13] 罗伯特・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98-112.
[14] 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2-27.
[15] 马淑琴，戴晋.影响我国对外贸易水平升级的相关因子研究[J].财贸经济，2006（10）：64-68.
[16] 马涛.全球价值链背景下我国经贸强国战略研究[J].国际贸易，2016（1）：26-32.
[17] 马相东，王跃生.全球贸易新常态与中国外贸发展新策略[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5（6）：77-84.
[18] 毛群英.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基于我国外贸发展背景与现实的分析[J].价格月刊，2008（10）：36-41.
[19] 裴L洪.迈向贸易强国应先跨过几道坎儿：对我国由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的思考[N].中国经济导报，2005-01-22（1）.
[20] 裴长洪.中国贸易政策调整与出口结构变化分析：2006-2008[J].经济研究，2009（4）：4-16.
[21] 裴长洪.进口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规律与启示[J].经济研究，2013（7）：4-19.
[22] 裴长洪，郑文.中国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基本目标和主要特征[J].经济学动态，2014（4）：21-24.
[23] 裴长洪.经济新常态下中国扩大开放的绩效评价[J].经济研究，2015（4）：4-20.
[24] 裴长洪.“十三五”时期中国对外开放的新目标与新任务[J].南京社会科学，2016（1）：1-3.
[25] 盛斌.迎接国际贸易与投资新规则的机遇与挑战[J].国际贸易，2014（2）：18-21.
[26] 盛斌.建设国际经贸强国的经验与方略[J].国际贸易，2015（10）：4-14.
[27] 桑百川.从外贸大国迈向贸易强国[N].国际商报，2015-12-23（3）.
[28] 田素华，尹翔硕.论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对外贸易政策选择[J].上海经济研究，2006（4）：14-20.
[29] 张二震.战略机遇期与中国开放战略的调整[J].南京社会科学，2010（12）：1-5.
[30] 张二震，戴翔.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探讨[J].南京社会科学，2014（7）：6-12.
[31] 张幼文.经济强国――中国和平崛起的趋势与目标[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4-26.
[32] 张幼文.中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发展的道路[J].邓小平理论研究，2015（9）：5-12.
[33] 张幼文.目标升级与战略创新：贸易大国如何实现转型[J].探索与争鸣，2016（2）：83-88.
[34] 唐海燕.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究竟“新”在哪里[J].经济研究，2014（1）：15-20.
[35] 王备.中美贸易关系现状及其发展趋势探究[J].北方经贸，2014（7）：17-19.
[36] 王冉冉.我国离贸易强国还有多远――我国外贸国际竞争力现状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5（10）：9-14.
[37] 魏浩，马野青.我国与世界贸易强国的差距及对策[J].经济纵横，2005（2）：21-23.
[38] 吴汉嵩.论实现贸易强国的方略[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09（6）：51-57.
[39] 薛荣久.我国开放型经济体系构建的纲领与重大意义[J].国际商务，2007（11）：5-10.
[40] 杨圣明.“十二五”规划与贸易强国战略[J].时代经贸，2011（2）：13-16.
[41] 杨枝煌.关于中国成为第一贸易大国的战略思考[J].经济学家，2014（6）：25-33.
[42] 尹翔硕.试论贸易战略选择的客观基础[J].世界经济，1992（7）：11-12.
[43] 尹翔硕.中国对外贸易政策取向的变化及贸易格局的变动[J].世界经济，2004（3）：38-43.
[44] 尹翔硕.贸易战略的国际比较[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51-52.
[45] 余芳东，寇建明.我国与世界贸易强国差距有多大[J].中国国情国力，2001（6）：2-4.
[46] 张亚斌，李峰，曾铮.贸易强国的评判体系构建及其指标化――基于GPNS的实证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7（10）：3-8.
[47] 张钰梅.距离世界贸易强国，我们有多远[N].国际商报，2010-04-29（3）.
[48] 赵蓓文.实现中国对外贸易的战略升级：从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J].世界经济研究，2013（4）：3-9.
[49] 郑宝银.“走向贸易强国之路学术峰会”会议综述[J].国际贸易问题，2011（6）：174-176.
[50] 郑甘澍，蔡宏波，罗彩瑜.中国实现贸易强国的路径探析[J].国际贸易问题，2013（11）：3-13.
[51] Cattaneo， O.， Gary， G.， and Cornelia S.， Global Value Chains in a Post Crisis World： A Development Perspective[R].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10.
[52] Feenstra， Robert C.， and Shang-jin Wei.， China’s Growing Role in World Trade[R].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一 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中的巴统
不管学术界对冷战作何解释，一个不争的事实即美国的战略意图、冷战意志和综合国力始终处于冷战的主导地位。所以要想从根本上把握冷战，首先须从研究美国入手，须从研究战后美国的冷战战略入手。国家的对外经贸政策与国家的安全战略休戚相关，尤其是在冷战年代，美国的出口管制、进口限制和对外融资等政策均是以“国家安全保障上的需要”为名目进行的，所以要想把握冷战中的东西方经济遏制全局，也须从美国的冷战战略入手。崔丕教授以美国的冷战战略作为巴统史研究的切入点，可谓切中要害。该书以美国冷战战略的演变为经，将巴统、中国委员会的兴衰存废置于美国的冷战战略之下加以考察。作者依美国冷战战略的调整而划分东西方贸易管制史的阶段：美国的冷战战略被分为尖锐冷战期（1947-1962）、有限缓和、缓和期（1963-1979）和新冷战期（1979-1989）三阶段，呈现紧――松――紧的走势，所以东西方贸易管制相应地表现为“马鞍型”的发展态势。下表显示了该书的主要脉络：
作者“期待通过这项研究，阐明经济遏制政策在美国冷战战略中的地位及其与政治、军事遏制政策之间的互动作用；阐明美国冷战战略怎样左右巴统、中国委员会的东西方贸易管制政策的走向”（《巴统史》，第2页）。
冷战是东西方之间在政治对抗、经济遏制、军事对峙和意识形态对立的一场全方位斗争，所以冷战时代的东西方经济遏制不仅是单纯的经济现象，而是冷战在经济领域的展开。美国冷战战略是在西欧和远东为重要展开的。为在欧洲发动冷战，美国与西欧盟国筹组政治和军事战略同盟――北约（1949年4月成立）的行动与在经济领域筹组国际贸易管制组织――巴统（1950年1月正式成立）几乎同步进行，而巴统的17个正式成员国中除了日本和澳大利亚外全部是北约成员国，形成巴统与北约分别在经济和军事上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遏制政策的合力。新中国的成立和朝鲜战争的爆发使美国在亚洲开展冷战，1951年9月美国通过旧金山片面媾和建立了日美安保体制，次年7月就将日本拉入巴统，设立巴统在亚洲的分支机构――中国委员会，完善了对远东地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和禁运。从政治、军事和经济三位一体的角度去认识和理解冷战，将巴统、中国委员会分别置于冷战下的欧洲、冷战下的亚洲来研究，才能更清晰地理解冷战中的东西方经济关系。
虽然巴统在战略上将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加以遏制，但在政策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则在不同时期对各个社会主义国家采取相异的政策，或打压或拉拢，这充分反映了巴统贸易管制政策的复杂性。1948年苏南冲突发生后，美国立即实行“南斯拉夫差别”，以拉拢南斯拉夫；朝鲜战争爆发后，则对远东的社会主义国家施以“中国差别”政策，以严厉制裁为主，妄图以压促变；1956年波匈事件发生后，美国对波兰采用“波兰差别”政策；1964年给罗马尼亚以例外的优遇；1974年美国贸易改革法将东欧的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列入只给予发展中国家的“普遍优惠制”名单之中，以利用这两国与当时苏联的矛盾而达到分化集团的目的。中国在巴统贸易管制清单中的地位变化更是美国灵活运用巴统组织以追求国家战略的一个典型。
二 美国与盟国外交折冲中的巴统
在美国的冷战战略中，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遏制政策与对盟国的扶植政策是统一的，犹如一个核桃的两半边。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遏制需要西方盟国的一致行动，为了协调西方国家的行动，美国将西方盟国间的经济关系与东西方间的经济关系紧密地联系起来，其策略和方式也随冷战局势和美国、盟国自身实力的消长而经历了如下的变迁：战后初期，美国拥有世界半数的财富和生产能力，在遏制社会主义国家的同时，不遗余力地援助西欧和日本，实行援助与管制相挂钩的政策。任何违反了美国《相互防卫援助统制法》（又称《巴特尔法》）而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禁运物资的国家，美国将停止对其援助。在西欧，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提供了大约376亿美元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并促其自助和互助，极大地削弱了传统的东西欧经贸联系。在远东，从战后初期到60年代中期，美国对日本实行单方面贸易优惠政策，即单向开放美国市场而容忍日本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但以严格限制传统的日中贸易为条件，用“美、日关于对中国出口管制的秘密谅解备忘录”加以约束。进入60年代后期，随着西欧、日本经济力量的壮大，美国也调整了对盟国的政策，提出“与其援助，不如贸易”的方针：即美国对盟国的贸易政策转向公平贸易，不再推行美国单方面的优惠政策。在东西方贸易关系上，美国也积极行动并与盟国在对苏联东欧国家的贸易上展开竞争，“在整个50-60年代，美国几乎从不利用上述各种‘例外程序’向苏联集团各国出口禁运的战略物资。但在70年代，美国变成利用‘例外程序’最多的国家，在有些年份，甚至超出巴统其他成员国的总和。”（第398页）进入80年代，国际局势日渐缓和，美、日、欧间的经济竞争则更趋激烈，美国不再将东西方贸易与西方国家内部贸易截然分开，而维系东西方贸易管制的手法也变成了对违反巴统管制清单的盟国实行“进口制裁”或“进口抵制”，其典型是关于“东芝事件”的处理。美国借东芝事件不仅提高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出口管制水平，且将日本纳入了美国的高级军事技术研究计划当中，可谓一举两得。
诚然，巴统的建立使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管制的单边行为变为西方国家的集体行动。尽管在整个东西方贸易管制过程中是由美国一手策划、操纵的，但美国的盟国在东西方贸易管制中的地位和作用，盟国对美国冷战战略及贸易管制政策的影响也不可低估。所以巴统就成为美国与盟国展开外交折冲的场所，即巴统是美国与盟国互动下的巴统。本书对英国在冷战初期的作用给予了高度重视，指出东西方贸易管制的始作俑者当属英国，“在美国尚未提出对苏联、东欧国家贸易禁运政策以前，英国政府就已经对国内紧缺物资和军需物资实行出口管制”（第113页）。朝鲜战争爆发后首先对中国大陆实行贸易禁运的也是英国。盟国采取既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经济遏制又要与其开展贸易的所谓“鱼与熊掌兼得”的政策，所以美国与盟国在东西方贸易管制上的最大分歧莫过于贸易管制的广度和深度。美国趋于扩大管制范围，而盟国出于对传统东西方贸易关系的考虑而趋于精简管制清单。1950年英法联合提出的“共同管制清单”成功地抵制了美国强化贸易管制的政策，在有限缓和时代英国又率先要求缩减巴统管制清单。英国、日本在废除“中国差别”问题上的作用、德国等西欧盟国在缓和对国家的贸易管制方面的作用均有目共睹。美国的应对则是以某种让步如“例外程序”、“非阻止性管制”、“替代性管制”等手段有限地满足盟国的要求，以防整个贸易管制体系的崩溃。
东西方冷战虽是两大阵营的对峙，但夹在其间的中立国也不能置身事外，《巴统史》一书多处论及了东西方贸易管制中的中立国。美国对中立国的政策是威胁利诱，促使其脱离中立立场，转向西方。冷战初期美国对奉行在东西方之间“搭桥”战略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拉拢成功，50年代又与亚洲、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签署《共同防卫援助协定》，规定了受援国的出口管制责任，80年代美国与中立国建立了“类巴统管制”、“第三国合作”体系等，这些措施不断完善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经济遏制的全球体系。另一方面，中立国也绝非完全中立，而是以国家利益作为国策取向，时而偏向一方以寻求安全，时而偏向另一方以追逐利益。比如瑞典：50年代在东西方贸易管制问题上与西方国家保持合作，60年代则顶住美国的压力向苏联出口输油管道，80年代又加入了类巴统体制。虽然该书关于中立国的论述并不很深入，但对于冷战中的中立国地位之探讨，扩展了冷战史的研究领域。
三 遏制与反遏制下的巴统
巴统是西方世界控制东西方经贸联系的一道铁幕，组建巴统的目的就是以经济封锁为手段来阻碍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国防现代化，而实际上它也的确给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及社会生活各方面造成严重影响。经济遏制对苏联的直接影响是妨碍了其军事潜力的增长，“1986年，在20种重要军事技术中（计算机和软件技术作为一类），美国在13个领域中领先，在2个领域中与苏联平分秋色，不相上下，苏联仍然在5个领域中独占鳌头。然而，到苏联解体之前，美国已经在15个领域独领，在3个领域与苏联处在同一水平，苏联只在2个领域中仍然保持着领先地位”（第441页）。其他诸如对苏实施大口径管道禁运、粮食及大型企业设备禁运，也极大地影响了苏联的国民经济建设；而拒绝给予苏联最惠国待遇和限制对苏融资，无异于将苏联隔离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
对于国际学术界所忽视的关于东西方经济遏制对中国的影响，该书重点谈了巴统和中国委员会对中国经贸格局的形成及走向所起的作用。1952年7月巴统中国委员会的建立使西方对中国大陆的贸易管制制度化，中国的对外经贸关系也随之一边倒。“……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急剧减少，而与苏联、东欧国家的贸易迅速扩大，换言之，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这种局面强化了中国政府在政治、外交上与苏联、东欧国家的战略协调关系，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奉为圭臬”（第293-294页）。而1957年巴统“中国差别”的废除，使中国与西方市场的联系重新开启，“中国对外贸易关系开始从主要倚赖苏联、东欧向二者并重的趋势转化”（第359页）。1972年巴统将对华贸易管制与对苏贸易管理置于同一水平即Y组；1980年将中国从Y组提升为P组，取消了向中国出口具有双重用途物资和非军事装备的限制，并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1984年将中国从P组提升到V组。这些变化使得西方对中国经济遏制渐趋松弛，日本、美国和欧盟遂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对外经济联系的天平重新倾向西方，这也是中国在70年代末实施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外因。
当然，贸易管制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损害别国的同时也伤及本国。美国的NSC152号文件承认，贸易管制在短期和特定区域可以阻碍苏联战争潜力的增长，但从长远来看，并不能严重损害苏联集团经济的发展，反而给美国的盟国造成经济、财政和政治方面的困难。“多年‘国家安全管制’使美国每年经济损失47亿美元，‘出口管制’的经济损失每年则高达76亿美元。”黄素庵：《美国经济实力的衰落》，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136页。而美国遏制中国的代价是“美国政府不仅每年要付出4000-7500万美元的经济代价，美中对抗持续下去的结果更使美国为此付出了难以估量的政治代价”（第371页）。
遏制与反遏制是相辅相成的。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的经济管制无疑遭到了后者的报复。在巴统成立之初，国家针对西方的贸易管制，采取与西欧国家的贸易每年谈判和双边协议的方式，西欧从东欧的原料进口取决于其对后者的机械设备等的出口水平，以此打破其封锁。进入缓和时代，苏联积极扩大东西方经贸关系，其撒手锏是用能源换取西方的资金、技术和设备。1970年苏联开始向西德以低于美国的价格提供核燃料，而西德也投桃报李，于1973年帮助苏联建设核电站；苏联也利用美国与盟国间的矛盾，以诱入的利益吸引西方国家在对苏出口先进机械设备和商业贷款上展开竞争，不但坐收渔利，且以此迫使美国放松对苏经济管制。当西德屈从于美国的压力而对出口苏联的大口径输油管道实行禁运时，苏联则转向日本、瑞典，并借机开展日苏之间的大型成套设备贸易。当美国对苏实施粮食禁运后，苏联转向加拿大、阿根廷、澳大利亚和欧盟，使美国的粮食禁运以失败告终。
至于中国打破西方国家贸易管制的策略及做法，在该书中未予涉猎，未免美中不足。
四 关于《巴统史》的研究特色
一部优秀的史学著述除了具备新颖之论点外，还要有详实的史料、独到的研究视角和合乎逻辑的表述，《巴统史》一书在研究方法和史料方面极为成功。该书在研究视角上采用外交决策理论，通过对美国、英国、日本等国的外交文件的细致梳理以阐明美国冷战战略和巴统史的来龙去脉。全书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策过程为中心，详细论述了美国的冷战战略和经济遏制政策形成的全过程：战略思想的酝酿―决策的制定―政策的实施与调整。该书涉及的美国外交文件可分三类：美国国家安全基本战略的文件如SWNCC236系列文件、NSC68、NSC135、NSC141、NSC162、NSC5501、NSC5602、NSC5708；美国对亚洲政策的文件如NSC13、NSC48；美国的东西方经济遏制战略的文件如NSC104、NSC152等，作者对其形成过程均作了深入的考辨。就各项政策的形成而论，作者分别从白宫、国务院、国防部、国会、社会舆论与压力集团、盟国的掣肘及决策者如杜鲁门、乔治・凯南、罗斯托等个人因素诸方面加以考察。有时对文件的探微达到了词汇和语义分析的程度，如对NSC152系列文件中关于经济防卫咨询委员会的提议与国防部提议的细微差别――Clearly与Reasonably之分析，可见作者史料功底之扎实与分析见解之独到。
该书的另一个研究方法是定性与定量研究之结合。作者充分运用各种统计数据和图表，以精确的数据代替了以往史著中关于巴统史的一些模糊论断并澄清了一些错误看法。比如关于巴统的建立时间问题、《巴特尔法》的形成、“中国绿线”问题、巴统贸易管制清单的历次调整等都提出了新的见解。全书选用的各类图表共55幅（张），这些珍贵的原始数据极具史料价值。另外，作者精心选取了11幅原档文件作为该书的插图（插页），它不但增强了读者对原档的可信度，读者完全可以对那一页影印文件加以释读，而且也有意让读者熟悉美国外交政策文件的类型和格式（如NSC决策文件、NSC文件的进程报告、分类图、清单等），以期全面认识原档。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该书的封面即是《1972年2月14日国家安全决策备忘录150，关于国际经济政策决策备忘录》的影印件，其良苦用心可见一斑。
作为实证研究的著作，该书占有与选用的史料十分丰富，几乎全部采用第一手文献资料，这些原档包括美国的NSC文件、美国对外关系文件（简写为FRUS）、英国外交部档案、日本外交档案及中国的相关史料。大量运用原档不仅反映了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而且避免了那种多次引用二手、三手史料所造成的研究成果低水平重复乃至雷同现象，也杜绝了由于多次转引而造成的断章取义及以讹传讹。当然，过分倚重原档也影响了全书的结构，使该书显得“头重脚轻”：关于50-60年代的档案大部解密，使作者能对巴统的起源和初期情况（1-4章）详细阐述；而80-90年代的档案十分稀缺，使该书对巴统解体的论述显得十分简略（第7章）。另外，原档的大量采用也使全书有一种从文件到文件的沉重感，严谨有余而可读性不足。
总之，该书立论深远，建构宏伟。在史、论两方面阐述了经济遏制政策在美国冷战中的地位；美国冷战战略对东西方贸易政策的支配；盟国对美国的冷战战略及巴统的影响；巴统的兴衰与美国霸权的内在联系。该书还在冷战起源、冷战发展的阶段性及特点、冷战后果等方面深化了现有认识，为我国学术界深入理解时代主题的变换、科学认识国际政治格局提供了新视角。
吴仪在致辞中表示，中美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连续五年成为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中美经贸关系是互惠互利的，这一关系发展同两国政治、文化、科技等方面关系的发展密切相关、相辅相成，成为中美整体关系的坚实基础。
吴仪指出，对中美两国经贸关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双方要以建设性的态度通过对话和协商努力解决。要反对把经贸问题政治化，抵制贸易保护主义。希望美方能够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发展趋势，采取适当的经贸政策措施，确保中美两国人民能够从不断发展的中美经贸关系中获得更多利益。
吴仪强调，中方不追求贸易顺差，中国的国内消费和市场空间将进一步扩大。中国对包括美国产品在内的世界各国产品敞开大门，关键在美方的政策。希望美方把握住机遇，扩大对中国民用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增加美国对中国市场的占有率，使中美经贸关系逐渐趋于平衡。
吴仪表示，在中美两国元首的关注和指导下，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日趋成熟，中方期待本次对话为深化中美两国经贸合作、推进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保尔森在致辞中表示，美中战略经济对话已取得阶段性进展，两国经贸关系更为强大，合作领域进一步扩大，对话和交流渠道更富成效，双方信心在增强。
保尔森表示，美中经济依存度越来越深，各自的经济也都面临挑战。美国欢迎稳定繁荣的中国，也关注中国的汇率政策和资本市场开放。美国政府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支持自由竞争。美方希望美中战略经济对话取得成果，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平稳发展。
出席对话的中方代表团成员还有：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外交部部长杨洁篪、发展改革委主任马凯、农业部部长孙政才、卫生部部长陈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证监会主席尚福林、保监会主席吴定富、商务部副部长陈德铭、驻美大使周文重等。美方代表团主要成员还有美国驻华大使克拉克・雷德、美国商务部部长卡洛斯・古铁雷斯、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迈克尔・莱维特、美国贸易代表苏珊・施瓦布、美国环境保护署署长斯蒂芬・约翰逊等。
在此次对话中，双方围绕“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和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的主题，就强化贸易诚信、经济平衡发展、能源、环境和双边投资等五个议题进行了讨论。
对话期间，双方签署了《中美关于食品、饲料安全合作协议》、《中美药品、医疗器械安全合作备忘录》等多项协议，并就在金融服务业、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能源和环保、透明度、投资、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经济平衡增长等八个领域开展合作达成了31项共识。
12月13日上午，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闭幕。吴仪和保尔森共同主持闭幕式。
吴仪表示，在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期间，双方从战略高度对今后一段时间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进行了综合思考，这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中美经贸关系互利双赢的实质，妥善处理中美经贸关系不断发展扩大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化挑战为机遇，使中美经贸关系始终蓬勃发展。
吴仪表示，本次对话中，双方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讨论，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为中美经贸关系注入了新活力。双方在食品安全和产品质量、经济平衡发展、环境和能源以及投资等方面的讨论都取得了进展,签署了多项合作协议，达成一系列共识。本次对话具有战略意义，是一次互利双赢的会议，将对中美经贸关系未来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保尔森表示，这次对话很成功，显示了双方合作关系的日趋成熟，我们建立了一种信任的精神，能通过直接沟通，讨论困难的问题。通过战略对话，我们在众多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达成协议和共识。战略经济对话的成功，也推动了两国其他对话机制取得成果。战略经济对话主要讨论长期性、战略性议题，美方将继续同中方共同努力，不断推进对话，使两国经贸关系继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
双方商定，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将于2008年6月在华盛顿举行。
・・・・・・>>>
12月13日，国家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保尔森等美方代表团主要成员。
说，在新的一年里，中方愿与美方一道，坚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中美关系，进一步加强双方在双边领域和国际地区问题上的沟通与合作，尊重和照顾彼此重大关切，不断拓展双方的共同利益，使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新的进展。
希望双方共同努力，进一步完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等重要机制，以更好地服务于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发展的大局。
保尔森表示，美方赞赏两国在一些重要国际地区问题上的沟通与合作。
保尔森表示，布什总统和主席为美中战略经济对话确定了重要的原则。对话为双方加强合作、增加信任提供了重要平台，美方将继续致力于推进对话不断取得积极成果。
吴仪和中方代表团主要成员谢旭人、杨洁篪、马凯、孙政才、陈德铭、陈竺、周小川、李长江、周生贤、周文重等，以及美方代表团主要成员克拉克・雷德、卡洛斯・古铁雷斯、迈克尔・莱维特、苏珊・施瓦布、斯蒂芬・约翰逊等参加了会见。
当天，国务院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保尔森等美方代表团主要成员。
说，中美应携手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加强互利合作，实现共同发展，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
指出，中美经贸合作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分歧和摩擦，但这与两国经贸合作给双方带来的巨大利益相比是支流。双方应着眼大局和长远，坚持通过对话和协商，以建设性的方式，按照经济规律妥善解决。
表示，中方重视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为减少美国对华贸易逆差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我们也希望美方重视中方的关切，实行开放的贸易和投资政策，放宽对华出口管制，为中国企业赴美开展贸易投资活动提供公平环境，与中方共同努力，促进中美贸易平衡发展。
希望中美双方通过战略经济对话这一重要机制，不断增进战略互信，为中美经贸关系沿着互利共赢的正确方向发展做出努力。
保尔森介绍了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情况。他表示，美方认为，一个经济稳定发展的中国符合美国利益，中国经济如果停止增长，对中国没好处，对美国也没有好处。美方将同中方一起工作，努力建立长期稳定的美中经贸关系。
［关键词］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务实 中美自由贸易区 双赢
中国与美国到现在已经进行了两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这两次次对话主要议题气候变化、核不扩散、反恐、朝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等全球或地区性问题。不难发现，这两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的议题比较多。由于其经济对话是在国际金融危机仍在持续、世界经济前景尚不明朗的背景下举行的，所以主题为凝聚信心恢复经济增长，加强中美经济合作。由此可见，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为此次战略经济对话的主线，而推进中美双边贸易、中国在美投资资产安全等亦是战略经济对话的重要内容。这次的战略与经济对话有一些“务虚”的进展，增加了共识和彼此的进一步了解和信任，传递中美同舟共济、共克时艰的积极信号，对此，我们给以充分的肯定。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务实”的行动进展上具体的作为欠佳，有许多值得改进的地方。我们认为根据中美经济贸易发展的要求，2011年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可以考虑引入建立中美自由贸易区的议题。
一、中美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
所谓的中美自由贸易区就是指中美两国为取消中美之间的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实现中美相互之间的贸易自由化所进行的地区性自由贸易安排。
中美自由贸易区理论上的可行性。陈岩（2001）对两国自由贸易区的理论可行性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证。中美自由贸易区也是适用的。一般而言，自由贸易区的静态效应初步包括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两个方面。一般来说，当贸易创造效应大于贸易转移效应时，则建立自由贸易区是有利的。进一步地，自由贸易区除了可以带来静态福利效应外，还可获得动态效应。这些动态效应是由于竞争的加强、经济的规模化、投资的增大,以及经济资源的有效利用的动态增长效应。一般而言，建立自由贸易协定所产生的动态效应被认为比静态效应要大得多，而且更为重要，这成为建立自由贸易区的重要决定因素。陈岩（2001）对两国自由贸易区的理论的分析，包含且超越了一般的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的分析，这也适于中美自由贸易区。中国和美国许多经济学家都崇尚自由贸易的理念，中美自由贸易区是可以成为进一步体现这一理念的具体行动之一。
中美自由贸易区实践上的可行性。据中国商务部的数据，2008年中美双边贸易总额达3337.4亿美元，比2007年增长10.5%，比两国建交之初增长了130多倍。目前中美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是美国第三大出口市场，美国是中国第二大出口市场。中美两国之间的直接投资也在迅速增加。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截至 2006年底，美国在华直接投资超过460亿美元。在发展中国家中，中国是接受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三大国，仅次于墨西哥和巴西。中国政府已经是持有美国政府债券的第一大国。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最新统计，中国已持有美国国债逾八千亿美元。中美两国经贸关系互补性强，合作基础深厚，发展迅速，已形成相互依存、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格局，我们预测如果从2012年中美两国实行中美自由贸易区，那么中美之间的双边贸易额在2015年有望突破5000亿美元，在2020年有望突破10000亿美元。
二、推进中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
对于中美贸易关系，我们注意到一种观点认为近期美国自由贸易安排中国尚无条件成为其“候选”对象。从目前美国政府贸易谈判议程和自由贸易伙伴选择标准来看，中国还不可能成为美国谈判“候选”对象。首先，美国目前对中国工作重点是督促中国履行WTO承诺；其次，美国在政治方面对中国定位为竞争对手而非联盟。最后，美国自由贸易工具其政治利益优先经济要求，中国经济仍未被美视为绝对重量级选手，美国更看重与日本的合作。我们认为这种观点的不足之处在于，说美国目前对中国工作重点是督促中国履行WTO承诺及美国在政治方面对中国定位为竞争对手而非联盟，说中国经济仍未被美视为绝对重量级选手而美国更看重与日本的合作，这些是不充分的，这些没有注意到奥巴马成为美国总统后对中美关系合作、携手的强调，也没有注意到美国目前对中国工作重点不是督促中国履行WTO承诺，而是国债和贸易发展等问题。我们认为对于让中美之间的双边贸易额在2015年有望突破5000亿美元，在2020年有望突破10000亿美元的中美自由贸易区，才应该是美国的重要国家利益所在，况且两国经济学家和主要领导人都坚信自由贸易，因此，美国自由贸易安排有比较充分的条件和必要性选择中国成为其自由贸易的“候选”对象，而不是不可能。
从中美自由贸易区具有可行性来看，在现在的条件下推进中美自由贸易区是深化发展中美经贸合作，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促进中美贸易发展的重要选择之一。我们建议在2011年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可以考虑引入建立中美自由贸易区的议题。中美两国应构建为取消中美之间的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实现中美间自由贸易的自由贸易区。中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第一步要在关税上中美实现自由贸易区的要求，而后再逐步在非关税壁垒等方面实现自由贸易区的要求。中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中美是一个双赢的过程，将促进中美关系的健康、持续发展，同时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参考文献:
[关键词] 贸易保护 手段 原因 措施
经济学家们早已从理论上阐明,自由贸易能够最大限度地增加贸易各国的福利,比政府的任何干预措施都更有效率。但随着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近些年来,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思想不断升温。而在2006年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迅速成了气候。
一、美国对华贸易保护政策形成及手段
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美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日趋下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新贸易保护主义就开始兴起。与以往设置高关税为主的关税制度不同,新贸易保护主义是以非关税壁垒为主,以关税壁垒为辅的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手段。其最为普遍和基本的形式是直接数量限制, 主要有进口配额限制、自愿出口限制、关税配额、本地容量策划等。其第二种基本类型是财政性措施, 主要包括生产补贴、出口信贷补贴, 通过影响国际交换的模式和流量而直接限制贸易。其第三种形式是行政性和技术性的壁垒, 主要包括反倾销程序、反补贴行动、歧视性政府采购政策等。
二战之后,美国贸易逆差从无到有,并在20世纪80年代后呈几何倍数递增。而同期中国的经济迅速腾飞,使得中美贸易长期不平衡,因此中国一直是美国对外贸易制裁的焦点。当前,美国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侧重于使用反倾销这一国际通行手段, 为了其反倾销政策的顺利推行,美国在中国加入WTO的双边谈判中强行塞入一个“非市场经济”地位条款。2005年7月27日,美国众议院旨在对中国商品征收反补贴税的《美国贸易权利执行法案》获得通过。该法案突破了反补贴税只适应于发达国家的限制, 将美国现行反补贴法的适用范围扩大至中国这一发展中国家。
二、美国对华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原因
自由贸易模型已经从理论上论证了自由贸易比任何政府干预行为更有效率,贸易双方均可从贸易中增加社会总福利,促进经济增长。但是自由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都有比较严格的假设前提,如市场完全竞争,且充分就业等等,它并不适用于所有国家或某一国家经济发展的任何阶段。
1.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的经济衰退是最根本的原因
一国对外贸易政策通常是和本国经济发展和政治利益紧密相连,一般会根据本国经济发展阶段不断进行调整。在经济繁荣强势时,一国一般会大力推行贸易自由政策;在其经济地位受到威胁时,一国通常会适当实行政府干预,通过“战略性贸易政策”,扶持本国战略产业的成长,增强其世界市场的竞争能力。
21世纪以来,美国出现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的“双赤字”情况,次贷危机又使美国面临着失业率上升、经济衰退等压力。在这种背景下,自由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前提不能满足,势必会导致贸易保护抬头。从1995年起, 中国已经连续12年成为遭遇美国反倾销最多的国家。经济危机发生以后,关于贸易保护的话题再次成为热点,包括在美国总统选举过程中,中美贸易问题也成为一个热点。
2.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造成美国恐慌
中国自改革开放至今保持着以近10%的高速发展,这无疑会挑战和动摇美国经济的霸主地位。由于中美政治制度的差异,美国对中国的不信任感也日益增加,近些年来已经演变成为“中国”。所以美国政府更加会以贸易保护政策来维护美国的经济利益,进而助长了对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三、中国应对贸易保护的建议
当前,经济危机蔓延全球,在美国这一做法的带动下,其他各国可能会竞相采取保护本国产品的措施。中国出口占世界总量的8%左右,市场份额较大,且多为纺织、服装等低端劳动密集型产品,更容易受到冲击,中国实际上会成为最大的受害者。由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出口产品的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美国对华贸易保护主义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并有可能进一步升级。面对这样的国际贸易环境,中国也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以保证我国对外贸易的长期稳定发展。
首先,要深入全面的了解WTO贸易规则及主要出口国家的贸易法规。我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以法律规范自己行为的同时,要特别防止他国滥用国际和国内的贸易规则,学会使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其次,要加强政府、法律界、企业间的沟通、合作。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处理国际贸易争端方面还缺乏经验,要积极学习相关案例,提高解决争端的能力。同时政府相关部门应利用其信息优势,制定合理的产品标准,定期出口商品定价的预警信息,帮助、指导国内企业突破贸易保护主义障碍。
再次,改善对外贸易战略,尽量分散市场。由我国贸易实践证明,受到贸易保护主义打击越严重的地区,出口产品就越集中。所以我国要避免在短期内向某一国家或地区大量出口同类商品。当前,在面对西方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时,我国要加强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拓宽海外市场。
参考文献:
[1]张燕生 刘 旭 平新乔:中美贸易顺差结构分析与对策.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2]保罗・R・克鲁格曼 茅瑞斯・奥伯斯法尔德(美):国际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摘 要] 经济权力的战略运用是大国崛起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手段。随着19世纪90年代的经济崛起，美国逐渐以贸易、金融等经济工具或手段扩大在拉美地区、太平洋地区、乃至欧洲的影响.与欧洲大国进行经济与战略竞争。崛起过程中美国经济外交表明，贸易外交主要体现为双边互惠贸易协定、关税减让、最惠国待遇以及多边关税联盟倡议；金融外交主要体现为金本位的扩展及其美元的国际化、美元贷款及其金融咨询、多边货币联盟倡议。由此，中国应该注重与时俱进地提出多边贸易与金融安排的倡议，推进贸易、投资与金融外交，提升贸易者、银行家及其外交官的教育、培训与训练，在亚洲地区及其他地区战略性地运用经济权力。
[中图分类号]D8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5）03-0068-07
国家如何将经济权力或物质资源转化为政治影响、安全利益等问题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与全球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议题之一，也是中国和平发展大战略与新型对外关系建设的重大命题之一。由于中国经济崛起为中国对外战略提供了可供选择的经济资源与市场手段，那么贸易、金融、投资等领域以非对抗性、互惠互利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外交必将是中国新型对外关系建设、亚洲安全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1865年至1945年期间的美国崛起过程或许是中国和平发展可借鉴的案例，特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经济权力的战略运用。正如布赞（Barry Buzan）等所探讨的，研究者需要比较当今中国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美国，而不仅仅是当今美国。中美两国最显而易见的相似之处是，在地理、人口与经济方面中美在国际体系中都是相对强大的行为体。最有意思的是，中美两国“都维持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交往，关注自身经济发展，然而政治超脱、自我防御，而且不愿参与全球均势”。因而经济崛起阶段美国经济外交战略与政策更具参照与借鉴意义，那么中国学者需要阐明美国市场力量及其经济外交的安全意外战略调整研究”（项目号：12CGJ 002）的阶段性成果。感义与战略影响，充分探究经济外交如何使和平发展成为可能的议题。
尽管国内学者也注意到美国崛起的历史经验及其借鉴意义，但是并没有系统地论述崛起过程中美国如何借助经济工具或手段推进自身政治、经济、安全与战略利益。美国学者扎卡利亚曾经指出，“为了获得海外利益，崛起的经济实力已经开始指引两个领域――通常是无意识地……贸易和金融。”为此，笔者侧重考察崛起过程中美国贸易与金融领域的经济外交，对于理解美国经济权力使用的目标、手段与战略，对于丰富和完善我国经济外交重大战略思想与理论内涵，从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与对外关系具有不可或缺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一、美国贸易外交的兴起与沉寂
1865年内战结束以后，美国步人经济发展与工业化阶段，到19世纪90年代成为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在美国人看来，欧洲过于注重战争与和平而不太关注商业。因而美国试图摆脱欧洲以权力政治为主的旧外交，实施以商业关系为主的新外交，开启了外交变革、对外政策新范式。由此，美国积极借助其经济权力，开展以互惠贸易协定为主的贸易外交将美国的影响与声望扩展到加勒比与中美洲地区、乃至远东等地区。
（一）泛美关税联盟倡议
19世纪期间，美国贸易扩张论者以各种方式力推互惠协定，但是1898年之前仅两项措施持续了数年，即实施10年之久的1854年与加拿大签署的条约、1875年与夏威夷签署的条约。切斯特・阿瑟总统（1881 1885年）、国务卿弗里林海森（Frederick T.Frelinghuysen）试图扩展美国在加勒比地区的影响，与古巴、波多黎各、多米尼加共和国、英属西印度群岛、中美洲国家谈判互惠贸易条约，但是美国国会予以否决了。1883年美国与墨西哥曾经达成互惠条约，而且美国众议院批准了，但是美国参议院并未批准必要的实施立法。当1885年克利夫兰执政时，这项条约成为一纸空文。
尽管如此，美国仍广泛地讨论泛美关税联盟问题。到19世纪80年代末泛美主义者寻求由所有拉美共和国所组成的非正式政治联盟与商业联盟，试图将门罗主义付诸实施。1881年3月担任国务卿的詹姆斯・布莱恩试图使美国摆脱欧洲旧世界的影响，具有强烈的反英情绪，12月初提出了类似于泛美和平会议的观点。尽管1884年作为总统候选人时他特别强调关税保护，谴责克利夫兰总统关税改革计划，不再提及互惠问题，但是仍向贸易扩张论者建议一项有关西半球关税联盟的草拟计划，即所有参与国采用统一关税。
在1889 1890年泛美会议时，布莱恩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措施以促进政治与经济联合，如关税联盟、白银的共同铸造、国际银行、西半球铁路规划、国际争端仲裁。在西半球贸易的讨论中，阿根廷与美国代表相互指责彼此的贸易限制措施，因而在阿根廷与美国对抗的情况兑下关税联盟的设想显然胎死腹中。由于阿根廷的压力，拉美舆论普遍怀疑泛美会议，认为美国试图以此主导西半球。在泛美会议期间美国国会有关《麦金利关税法案》的争论强化了这种怀疑。泛美会议期间美国国会及其出版界的言论、《麦金利关税法案》的争论表明在对外贸易的价值、布莱恩的互惠措施方面的国内分歧。事实上，布莱恩所阐明的美国多边关税联盟等方案过于超前，并不成熟。相比于互惠贸协定，这项计划是个更难实现的目标，因为它相当于将加拿大与拉美纳入美国高关税的范围之内。泛美会议并没有产生实质性成果，但是显示了美国在西半球的声望与强大影响。
（二）互惠贸易协定的努力
在泛美会议上，布莱恩成功地获得了很大程度上挽回颜面的支持互惠条约的决议。由此泛美关税联盟多边经济外交的失败促使美国重视双边互惠协定的谈判。事实上瓦惠问题的争论涉及贸易保护、贸易自由之间的权衡。当无法避免与欧洲列强相竞争时，贸易自由便成为美国维护孤立主义传统与扩大国外市场的最佳手段。布莱恩指出，“美国已经走到了一个必须将扩大对外贸易作为自己最重要的任务之一的时刻……如果我们不努力使更年轻的城市商人非常适应贸易吞并的话，我认为我们将极不明智。”他特别善于运用互惠修正案实施其长期计划而扩展与拉美的贸易，形成根本上由美国所主导的西半球体系，从而取代欧洲竞争者。
美国参议院批准了没有包含任何互惠条款的《麦金利关税法案》，并于1890年10月1日生效，美国众议院同意了布莱恩起草的《麦金利关税法案》互惠修正案。该修正案赋予总统以谈判、达成互惠性商业协定的权力。尽管美国国会赋予行政部门的有限权威几乎没有为布莱恩提供多少余地，但是他仍为互惠协定积极努力。1891年1月31日美国与巴西签署了一项互惠协定，同年4月1日实施。为了换取糖与咖啡等免进口关税，巴西对美国机械与粮食的进口不再征收关税，对许多制成品减免关税25%。美国与西属古巴及波多黎各、多米尼加共和国、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以及英属西印度群岛签署了类似的协议。
由此布莱恩实现了阿瑟政府的梦想，以与古巴、波多黎各、多米尼加共和国、英属西印度群岛、中美洲国家的优惠贸易协定扩大了美国在加勒比地区的影响。美国虽然与德国、奥匈帝国达成了正式协定，与法国达成了非正式协定，但是互惠性条约的范围很大程度上并没有超过加勒比与中美洲国家。尽管美国坦然接受了与墨西哥、阿根廷、秘鲁、厄瓜多尔、丹属西印度群岛并未达成协定的事实，但是哈里森政府针对海地、哥伦比亚以及委内瑞拉实施了《麦金利关税法案》的报复性条款。
由于受到国内利益集团及其国会立法的阻挠，这些互惠贸易协定也仅仅持续到1892年总统选举中克利夫兰（1893 1897年）获胜之时。在最后一项互惠贸易协定签署不到2年半的时间，1894年8月13日当时由控制的美国国会批准了《威尔逊一戈尔曼关税法案》（ the Wilson-Gorman Tariff）单方面终止了所有互惠条约，废弃了互惠贸易体系。
（三）互惠贸易协定的沉寂
在强大关税与贸易保护的压力下，美国与美洲国家的互惠贸易协定陷入了沉寂状态，但这并没有阻碍美国政府对关税互惠的努力。1897年当共和党人麦金利重新执政（1897 1901年）时，美国国会再次提及关税，在《丁利关税法案》（theDingley bill）中增加了一项复杂的互惠条款，应用于一系列很大程度上奇异与并不重要的产品。由此，美国与英属西印度群岛、丹属圣克罗伊岛、多米尼加共和国、尼加拉瓜、厄瓜多尔等拉美国家签署了条约，但是这些条约都没有涉及太多的贸易。在美西战争之后，1902年美国与古巴签署了更具重要意义的互惠条约，为古巴与美国贸易奠定了基础。在1909年《佩恩一奥德里奇关税法案》（thePayne-Aldrich Tariff）、1913年《安德伍德关税法案》（ the Underwood Tariff）下，美国与巴西维系了多年的优惠关税协定。在20世纪30年代睦邻政策之前，这些是美国对拉美关税互惠所做的唯一努力。[3]（P88）直到富兰克林・罗斯福新政时期，互惠贸易协定才真正成为美国经济外交的关键。1934年，美国国会批准了《互惠贸易协定法案》，授权总统与拉美各国缔结贸易协定和关税互惠条约，使总统能够削减关税达50%，将其许多关税决策权威移交于国际主义者日剧影响的政策过程，从而确定了贸易政治的基本制度性框架。
二、金本位外交到美元外交
19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外交变革奠定了20世纪初金融外交的背景。布莱恩以协调性磋商构建互惠协定体系，向美元外交迈出了重要一步。金本位、美元国际化、美元贷款等政策与手段赋予美国影响加勒比与中美洲地区国家、关税征收、金融监管等的特殊权力，体现了金融权力与对外政策相结合的特点。
（一）美国金本位外交
1898年美西战争后美国获得了殖民地菲律宾与波多黎各，由此面临着设计有关银本位地区的货币政策的问题。麦金利政府与西奥多・罗斯福政府开始改变其对外金融政策，向美国新殖民地、保护国及其他战略地区扩展以美元为基础的金本位，从而将其纳入美国不断发展的贸易和投资体系中。随着1900年《金本位法案》的批准，负责殖民地管理的作战部岛屿事务局（the Bureau of Insular Affairs，BIA）特别强调将殖民地货币改为黄金，以在经济上与美国绑定在一起，创建一个金本位的国家集团。1900至1905年美国政府努力改革7个殖民地或国家的白银或复本位制货币体系。
美国决策者也将美元的海外使用视为美国权威与声望的重要象征，努力塑造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角色，即所谓的“美元化”外交。美元开始在一些中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广为流通。然而除了波多黎各之外，美国决策者仅仅要求与其所在国的货币一起使用，不像如今鼓励美元被视为唯一的货币。当1903年巴拿马从哥伦比亚独立而成为美国保护国时，鼓励美元在海外使用的行动再次浮现了。1915年美国推进美元国际化的兴趣达到了高潮。当时拉美国家的美国重要金融顾问、中国政府财政官员甘末尔（ EdwinKemmerer）在第二次泛美科学会议上提出了创建“泛美货币单位”的建议，甚至呼吁创建以美元为基础的货币联盟，包括所有美洲国家。
1900年之后，美国共和党政府设法解决将金本位扩展到波多黎各与菲律宾殖民地的技术问题。由此美国开始为外国政府提供金融事务的咨询，为金融顾问提供了实践训练。1903年至1905年，这些金融顾问试图改革中国、墨西哥、巴拿马、古巴、多米尼加共和国等银本位国家。特别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从国会获得了特别拨款，设立了三人组成的国际汇兑委员会（（_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Exchange），任命科南特、詹克斯（Jenks）、休・汉纳（Hugh Hanna）为委员，试图将金汇兑本位引入墨两哥与中国、稳定白银的价格。美国金融顾问成为扩展美国金融权力、实现其利益诉求的手段。
（二）美元外交
金本位外交很快扩大为以美元贷款为主的更为广泛的美元外交。美元外交始于西奥多・罗斯福政府1907年对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受控性贷款（ controllcd loans），后来成为塔夫脱总统对外政策的基石。伍德罗・威尔逊扩展了这项政策，成为20世纪20年代初一战后欧洲稳定的基本方法。加拿大、澳大利亚、大多数西欧国家、日本以及拉美相对富裕的国家等吸引了大量美国私人银行贷款，美元外交以贷款方式换取某种程度的金融监管，从而影响外国政府。
多米尼加共和国金融的接管是美国国际关系史上的重要步骤之一，显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新政策的起点。1905年至1907年期间美国对多米尼加共和国实施了金融控制，并未造成负担或对殖民主义的强烈抵制。西奥多・罗斯福关税接管的方式预示着20世纪中期的美国政策，即马歇尔计划、困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
塔夫脱总统（1909-1913年）制订了扩展美元外交的计划与过程，包括在战略性国家运用以黄金为基础的稳定货币、关税收纳改革，从而扩大了美国银行的贷款，以借贷者接受美国金融顾问为条件。从1909年至1912年，塔夫脱政府将金融监管的思想（如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做法）转化成其对外政策的基石，拓展多米尼加共和国模式。美元外交政策并不是以海军而是以银行家为扩大美国影响的方式，是以美元代替子弹为特点的。
尽管威尔逊（1913-1917年）最初讨伐塔夫脱的美元外交，但是全然接受其基本运作方式，即将贷款与监管联系在一起。威尔逊倡导美元外交以贷款换监管的方式，静悄悄地、稳步地扩展到海地、多米尼加共和国、尼加拉瓜以及利比里亚，控制着其税收、预算程序、开支、货币以及税收体系。威尔逊政府也关注对其具有重要经济与战略意义的墨西哥与中国，只是1919年并未成功地以私人银行贷款监管墨西哥与中国的金融。
1921-1922年期间，在杨格（Arthur N.Young）领导下，美国国务院经济顾问办公室与银行家一起为许多国家设计了稳定与监管计划，特别是拉美国家。在这些计划中，美国政府官员帮助安排私人银行所提供的受控性贷款。贷款合同具体规定，美国金融顾问们致力于确立金汇兑本位货币、中央化的银行体系、科学的关税与账目体系、对关税或预算的某种监管。在这个时期，萨尔瓦多与玻利维亚接受了受控性贷款。尽管美国国务院与银行家非常努力，但是最终没有在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哥伦比亚、秘鲁与智利实施受控性贷款。当然随着与大萧条相伴的投资资本的退却，金融咨询任务的扩展也缓慢了下来。在20世纪20年代末.将私人银行贷款与财政监管联系在一起的塔夫脱政府的对外政策最终结束了，直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性贷款才以不同方式得以呈现。
可见，西奥多・罗斯福探索着一种新战略，将美国对外政策目标与海外私人经济活动协调起来，从未在其对外政策中明确地区分经济与战略意图。¨美国美元化政策也受到更为广泛的政治与战略关切的影响。当时美元外交与更为广泛的欧洲大国竞争有关。加勒比与中美洲地区也是西奥多・罗斯福（1901-1909年）与威廉・塔夫脱（1909-1913年）总统美元外交的重要关切。美元化政策最初基本上意在使美国银行家重新安排加勒比与中美洲国家的债务，消除欧洲债券持有人的影响，从而实施罗斯福推论（theRooseveltCorollary）。美元外交是政府、银行家、军方以及已经融人美国体系的富有的当地买办精英之间的一种伙伴关系。美元外交从关注政治与公共公约转向对市场与私人企业的强调。美元外交仅仅是少量但政治意义重大的受控性贷款，但是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美国并没有发明受控性贷款，仅仅设计了与欧洲大国相类似的政策。 三、崛起过程中美国经济外交的启示 历史上美国决策者明确将经济与战略意图结合起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将经济治国方略视为美国对外政策议程的核心所在，将经济与市场力量视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关键。历史与现实昭示我们，中国理应进一步将自身经济权力作为衡量与发挥影响的基本手段。
（一）设计地区与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方案”
双边贸易与货币倡议、多边或区域性贸易与金融一体化倡议不仅涉及议事日程的确定，而且包括支配经济与战略关系的规则和规范，属于经济权力运用必不可少的方式。尽管泛美会议上关税同盟倡议、第二次泛美科学会议上“泛美货币单位”倡议并未成功落实，但是也彰显了美国日渐崛起的贸易与金融权力。2014年7月14日，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期间接受拉美四国媒体联合采访时提出，“我们将更加积极有为地参与国际事务，致力于推动完善国际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我们将更多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等先后提出并阐明了“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孟中印缅、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2013年10月2日）、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应急储备基金、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等倡议，需要更多的中国方案推进亚洲贸易、投资、金融与货币等领域的整合。
（二）推进贸易、投资与金融外交
贸易、投资、发展与金融等领域外交早已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议程。中国已与东盟、巴基斯坦、智利、新西兰、新加坡、秘鲁、哥斯达黎加、冰岛、瑞士签署贸易协定，正在谈判与海合会、澳大利亚、挪威、韩国、日韩、《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RCEP）的贸易协定，着手中国东盟白贸区升级版谈判、中国与湄公河流域国家经济伙伴关系建设。在金融领域，中国继续推进中外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扩大双边本币互换规模，积极在多边发展银行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特别是，中国正努力改变以往单纯战略与安全领域的战略伙伴关系，着力将贸易、投资、金融等经济问题与战略问题结合起来，推进中蒙、中哈、中缅、中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等。此外，中国注重以经贸合作的方式，以中长期的战略方式对贸易与货币等问题实施一揽子方案，如《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中蒙经贸合作中期发展纲要》等。2014年8月签署的《中蒙经贸合作中期发展纲要》确定到2020年双边贸易额达到l00亿美元的目标，将双边本币互换规模扩大至150亿元人民币。
【关键词】文化差异 国际贸易 制约 对策
一、国家间的文化差异
文化差异是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制约因素，近年来从前些年的主要是中西文化差异扩大到与东方国家的差异。1871年，英国文化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提出了狭义文化的概念，即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由此可见文化范围之广，因而，文化的差异也是多方面的。
中国与西方的文化差异主要体现在有无法律精神的差异。罗素比较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后，认为西方文化的优势在于法制，中国文化在于合理的生活观念。他又说“中国是一切规则的例外。”美国著名学者罗伯特・考特在著作中讲的这个故事颇能说明西方的法律精神的根深蒂固。
“你老了，”年轻人说，“你的颚骨脆弱得连比牛油硬点儿的东西都咬不动。然而你竟然吃完了那只鹅，连骨头带嘴都吃掉了。请问，这怎么可能？”“我年轻时喜欢法律，”父亲说，“和我妻子辩论每一个案子；这给我的颚骨以强健的肌肉，使我能安然度过我的余生。”但中国文化的本质却是“和”，“中庸之道”内化成了中国的文化特征和中国人的性格特征。因而，近年来可以经常看到西方国家动用世贸规则向世贸组织中国，却罕见中国同样做。
中国与东方国家的文化差异则因东方国家的情况不同，呈现多样化的特点，比如与阿拉伯国家的宗教文化差异，有的国家存在妄自尊大的自卑文化心理也与我国和为贵的文化形成了冲突。
二、文化差异对国际贸易的制约
文化的差异影响着国际贸易的诸多方面。“在国际贸易中，许多有实力的公司在国际营销中失利，其主要原因不在于资本和技术，而是缺乏对当地文化的理解，忽视了文化差异对贸易与交往的影响。”因而，与目的国开展国际贸易首先要了解两国间的文化差异。文化差异对国际贸易的制约概括起来说，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文化因素大于地缘因素，使邻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受限。一般来说，邻国之间由于具有距离优势，可以更便利地开展国际贸易。其最明显的好处就是省却了大量的运费，并且交易的速度也快。这种情况，从古至今都十分普遍。比如，在中国历史上繁荣的宋朝与周边的辽金夏的贸易；再比如，当今世界上北美自由贸易区，美、加、墨三国之见的贸易。但文化的差异却可以抵消这种优势，使国际贸易的开展受限。比如，中俄两国有辽阔的边界线，两国之间经济的互补性也比较强，但在2012年1-9月，中国对俄出口仅为325.8亿美元，进口仅为336.0亿美元，两国间的贸易总额不足700亿美元，尚不及中国与澳大利亚两国间的贸易额。因而，俄罗斯的文化是欧洲的文化，这种文化与东方文化有着本质的区别。同样，中国与日本一衣带水，分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地位，但由于两国间存在着不少的文化隔阂，因而两国间的贸易总额还不及中国和东盟间的贸易总额。2012年1-9月间中国对东盟出口1447.0亿美元，进口1441.7亿美元，而对日本出口1125.1亿美元，进口1362.5亿美元，并且这种差距还有扩大的趋势。
第二，文化差异在国际贸易中造成了不必要的消费拒绝。比如月饼在我国是大众喜爱的美食，特别是在中秋节时销量非常旺盛。但在蒙古国，则没有消费月饼的习惯。我国即使再好的月饼也不可能在蒙古国畅销。原因就在于蒙古人的文化，相传古代蒙古人与汉人作战时，汉人通过月饼传递军事情报，从此以后蒙古人世代不再吃月饼。美国是世界上的粮食生产大国和猪肉生产大国，阿拉伯国家是世界重要的肉类消费地区，但美国的猪肉根本无法进入阿拉伯地区，原因就是穆斯林教规规定穆斯林不能吃猪肉。还有一个熟悉的例子是，在早些年间中国的白猫洗衣粉出口到英国，结果翻译出来的名称是WHITE CAT，但这一用词在英语里有恶毒的女人的潜在意思，因而造成了销售不畅。更极端的例子是，美欧国家的奶粉外包装上印有孩子欢笑的脸庞，出口到非洲后，在一些地区人们认为这种奶粉是用小孩儿的头颅做的，不敢食用。
第三，文化差异引发规模空前的贸易摩擦和贸易战，大大地阻碍了国际贸易的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世纪贸易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国际贸易摩擦甚至贸易战频发。近十年来，不仅中美、中欧、中日存在贸易摩擦，日美欧等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也存在贸易战争。如2009年的贸易战，先是美国提出“限制（中国）美音像制品进口”，紧接着，美国、欧盟和墨西哥三方，就所谓“中国限制原材料出口”提出上诉，获WTO立案；中国也不甘示弱，对于美国对华产轮胎采取的“特保案”提出成立专家组调查。真可谓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景象惊心动魄。这些摩擦和战争已经不再是口味、喜好、风俗等浅层次的文化差异，而是更深层次的制度、理念的文化差异而带来的全局性的冲突。比如，在我国传统的文化中一向注重节俭，政府也要节约用度，忌讳寅吃卯粮。因而，在我国改革开放后，对外贸易长期处于出超的状态，靠出口换外汇进行经济建设。而美国则是典型的消费文化，长期以来通过大肆发行美元，靠一种无度的美元扩张来促进本国的对外贸易。美联储于2008年9月启动了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2010年11月再度实施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2012年9月实行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2012年12月，美联储宣布了第四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由此，引发了以货币战为表现形式的国际贸易战。在美的大肆滥发的情况下，人民币面临不断的升值压力。美国制度化、长期、隐性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不断延续，人民币也将呈制度化、长期、隐性的升值状态，对我国出口将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这逼迫着我国采取一定的反制措施。
三、对策分析
不同国家间的文化差异带来的国际贸易限制也并非不可打破，一个世界多种声音早已取得了广泛的共识。国际贸易战争永远解决不了文化差异带来的贸易纠纷，从根本上还是要求同存异，可以采取以下具体对策。
第一，增进理解，调和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文化是社会现象和历史现象，文化的差异不可能短时间内解决。国际贸易战争更不能解决文化差异的问题。从大的方面来说只有对世界多元文化进行调和才是根本出路。在文化调和的过程中，达到某些方面的融合。罗素在《中西方文化的比较》中说：“我到中国，原本是为了教学。但是，我在这里待的时间越长，在向中国教学方面就想得越少，而在向他们学习方面就想得越多。在那些久居中国的欧洲人中间，我发现这样的态度并不罕见”，“那些智慧和审美的人，或者那些只享受生活的人，却能够在中国找到智慧、美感和人生乐趣，并乐于居住在重视这些的国度中，因为中国在这些方面要胜过烦躁、纷乱的西方。”罗素来到中国的1920年正是中国饱受西方列强侵略的年代，在西方人的眼里中国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国家、中国的文化也已经没落了。但罗素由于到了中国之后，亲身感受了中国的文化，而被中国文化所折服，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而，不同的文化通过增进理解而达到调和，进而和谐相处是可能的。这在历史上也有很多成功的先例，比如满汉文化。
第二，提高国际贸易参与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要注意语言这种载体所反映的一个民族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心理状态、社会习俗、是非标准等文化因素，有意识地提高我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国际贸易的参与者不仅仅懂得外语，他也应该是文化的集大成者，懂得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任何一种语言都是一种文化符号，传递深厚的文化内容。国际贸易参与者自身要懂得语言的文化深意，并把这种文化深意正确地传递给外界。国际贸易参与者要懂得不同文化的历史，只有懂得了文化的历史，才能更彻底地理解文化和它的独特之处。
比如，在中日文化产品进出口中，宋代的绘画作品非常昂贵。这不仅仅是存世的作品比较少的原因，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日本人的文化观。日本认为崖山之后再无中华，也就是公元1279年元朝彻底消灭南宋残余力量后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不复存在，因而宋代的绘画作品在日本国内被一些人看成是最后的中国文化的代表，所以才会非常昂贵。在日本南宋画家李迪的《红白芙蓉图》、梁楷的《雪景山水图》、李生的《潇湘卧游图卷》都被日本政府确定为国宝。
第三，在一定的国际组织支持下开展国际贸易。由文化差异带来的单边间的国际贸易的不协调有时候难以协调，此时寻求国际组织的支持却可以取得较好的效果。建国之初的新中国由于意识形态等文化因素的差异长期受到西方国家的封锁，对外开展国际贸易受到很大的制约。在此情况下，我国积极寻求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打通了与东欧的贸易关系，成为我国长期以来的主要贸易对象。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关系也是如此。东南亚国家文化差异很大，既有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越南、新加坡、泰国，也有与中国文化差异的国家马来西亚、文莱，还有的国家长期歧视华人，在此情况下中国通过与地区组织东盟开展对话，实现了与各国很好的国家贸易关系。2012年1-9月间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总额达到2888.7亿美元，超过了与日本、俄罗斯、印度、巴西等国家的贸易额。
第四，开展转口贸易。在世界上，有很多地方是多种文化交汇、融合的地方。比如香港、澳门、新加坡、直布罗陀。在对有着较大文化差异的国家直接出口困难的情况下，通过转口贸易则可以间接地实现对目的国的出口。如香港，既跟祖国内地有着直接联系，同时也与西方有着良好的文化融合。因而，长期以来，香港是中国大陆重要的转口贸易基地。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的冷战时期，中国与西方的贸易主要就是通过香港中转实现的。如今，香港在这方面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011年1-12月，内地与香港贸易额为2835.2亿美元，同比上升23.0%，占内地对外贸易额的7.8%。其中，内地对香港出口为2680.3亿美元，同比上升22.8%。”另一个例子就是新加坡与东盟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新加坡每年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进口大量的商品，然后再出口到其他国家，充当了贸易中转站的角色。
总之，打破文化差异带来的国际贸易限制的方法是多样的，任何文化之间都不存在着完全的对立，有差异也会有共同点。只要存在问题，就存在解决问题的方法。今天的世界是一个互相依存的世界，文化差异对国际贸易限制是有限的，只要存在着经济互补的可能性，就必然要发生国际贸易。在此背景下，文化差异最多只是一个不和谐的小音符。国际贸易的主流还是求同存异、和谐共生，国家间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法和经济学[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51.
[2]吴秀兰.文化差异――国际贸易中跨文化交流的无形壁垒[J].商场现代化，2008（18）.
沈舒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400031）
[摘要]中国入世至今已有快4个年头了，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影响深远。伴随着中国作为现今自由贸易体制下的一员，对全球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的同时，应如何利用入世的契机，准确定位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从而真正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增强本国的国际竞争力，已经成为了我们不得不正视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本文将通过对以上问题的分析，提出作者自己的思维视角，引起更多的人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关键字]WTO的原则及其目标自由贸易对外贸易政策国家利益
一、WTO建立的背景及其价值目标
在全球贸易的大家庭中,每个国家都制定了自己的贸易政策,并且在与其他国家打交道时,心目中都有自己最佳的国家利益。这在过去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孤立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中是最明显的。当各国都仅仅为了他们自己的经济利益，而尽可能在经济和政治方面把自己与世界隔离开的时候，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和随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表明了采取这种贸易政策的后果。经济危机使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高关税将外国商品拒之门外。美国1930年通过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更是加重了这一趋势，从而加剧了经济萧条。为了对外转嫁国内危机，以日本和德国为首的法西斯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二战劫难的余波中，许多国家在反思了近代史后，都试图避免再犯过去的错误。国家领导人和政策制定者更注重从一个更加国际化的角度来看世界经济。从大萧条和二战的经济和工业崩溃中，诞生了一种更新的自由贸易信念和处理一般经济问题的国际新方法。各国都认识到，如果它们能够找到鼓励商品自由贸易的方法，通过颁布自由贸易规则将贸易从高关税和其他非关税壁垒中解放出来，那么双方的利益都能得到最好的体现。自由贸易规则和减少商品自由流动壁垒的全球性框架，在二战后不久由《关贸总协定》（GATT）建立起来，现代化的全球贸易制度就此诞生了。近50年来，关贸总协定履行其职责，制定国际贸易的规则，并为解决国际争议提供了一个论坛。1994年，一项新的世界贸易协议达成，称作《1994年关贸总协定》，它增强了国际法律在管理贸易时的作用，并创建了世界贸易组织（WTO）——一个以管理关贸总协定的世界贸易制度为职责的国际组织。
在美国的带动下，各个国家信奉了自由贸易和开放的市场政策，他们希望通过WTO继续降低关税，减少非关税贸易壁垒。根据各成员国的要求，WTO提出了一个有组织的全球性结构，为贸易、投资、和发展以改善经济的、政治的和法律
的环境。其主要目标就是，通过减少政府为保护本国利益而设置的壁垒和限制，从而实现公平的贸易。为增加透明度和保证成员国遵守WTO的规则和义务，贸易
作者简介：
沈舒（1980—），男，四川人，西南政法大学2003级经济法专业硕士研究生
政策审议机构定期审查各成员国的贸易政策和实施情况。成员国不但要承诺在WTO贸易分歧上相互商讨和尽力解决贸易纠纷，WTO还有四项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则：1、多边贸易谈判（国家之间应定期会面，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堡垒）；2、非歧视和无条件最惠国贸易（成员国不能对一个成员国比对另一个成员国提供更优惠的商品进口条件或待遇）；3、国民待遇；4、取消配额和其他非关税壁垒（国家首先要将非关税壁垒转化为关税，然后进行谈判以减低关税税率）。
通过以上叙述可以清楚的看到，WTO的终极价值目标在于追求国际贸易买卖的零关税以及无壁垒的状态，从而实现全球贸易市场的完全自由化以及最充分的资本自由流动。从哲学角度来看，这一目标显然只具有应然层面的意义，任何一个成员国的努力最终只能使全球贸易市场无限接近这一目标，却永远不能达到。因为作为支撑自由贸易制度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之一的帕累托最优效应假定，要实现真正的自由市场制度（无论国际还是国内），须具备的两个关键性前提，一是交易费用为零，二是市场充分竞争，没有任何政府阻碍。很显然，这种帕累托最优效应所预设的市场结构，就是在最发达的西方市场经济国家里，也从来没有实现过。在当今主要由国家构成的全球贸易体制当中，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家整体利益（其中的国家政治利益有时要远胜于国家的经济利益），因此要实现绝对的全球自由贸易，难上加难。并且，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科斯教授在他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关于产权问题的论述，提出了著名的“科斯定律”，也证明了现实世界不存在“零交易费用”，否则，研究制度便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了。但是WTO所设定的价值目标，作为每个愿意通过自由贸易来实现自己国家利益的成员国来说，仍是一个值得努力的目标，毕竟，全球贸易的一体化会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在经济上相互依赖，从而可以有效的遏制政治上的国家单边主义，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全球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在下面的部分，我将探讨作为全球贸易活动的三个主要参与者（也是在WTO规则制定中最具分量的三个方）是否自觉有效地履行WTO的原则，并且真正仅以促进全球自由贸易为己任。
二、美国、欧盟和日本的贸易实践及其浅析
在关贸总协定及其作为代替其职能的WTO建立以后，各个国家开始在“消除贸易壁垒，推动全球自由贸易”价值目标的指引下制定自己的国家贸易政策。美国作为世界上市场最开放、最少贸易壁垒的国家声称自己将全面履行WTO项下的各项义务，最终推动全球自由贸易体制的建立。但是，仔细分析美国近些年的国内贸易立法和国际贸易实践，我们很难将其奉为“捍卫WTO价值目标的楷模”。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农产品对外贸易大体上可划分为三个阶段：依附型农产品对外贸易、自主型农产品对外贸易和战略型农产品对外贸易〔1〕。当达国家基本上处于战略型农产品对外贸易阶段，其政策取向是农产品战略性贸易政策。 所谓“战略性贸易政策”（strategic trade policy），就是使一个国家从它的竞争对手那里夺走出口市场，从而获得垄断租金〔2〕。 具体表述是指一国政府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可以凭借生产、出口补贴或保护国内市场等政策手段，扶持本国战略性产业的成长，增强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谋取规模经济之类的额外收益，并借机劫掠他人的市场份额和利润〔3〕。有人把这一政策也称作“战略通商政策”（[日]富浦英一）。战略性贸易政策属于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性质，是新贸易保护主义发展的高级形式。对当今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讲，实行这种贸易政策即有理论上的支持，又有其实施的社会经济条件。
二、农产品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依据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基础为“新贸易理论”。它们采用的是着眼于外部性和固定成本的不完全竞争（主要是垄断竞争或多家垄断模式）。其要点是：（一）在规模经济体制下，由相互专业化而带来的利益，贸易前在毫无差别的国家之间也会发生贸易（产业内贸易）；（二）具有规模经济性质的产业集中在某一国家而产生的效率，并在不同国家形成不同的要素价格水平；（三）因国界对规模经济的限制，即使自由贸易，世界也难以恢复到被各国分割以前的最佳状态；（四）从动态上看，在以规模经济为前提的理论里，政府为超过外国而进行政府救助。在收益递增（即报酬递增）的积累过程中，其作为初始条件具有决定意义。一度因历史的偶然或政策干预而产生的变化，会变成长期稳定的活力〔4〕。
新贸易理论是由狄克西特（a.dixit）和诺曼（v.norman）、 兰开斯特（k.lancastes），克鲁格曼（p.krugman）、哈尔帕（e. helpman）和艾瑟尔（w.ethier）在一系列论文中提出的（[美]克鲁格曼）。战略性贸易政策最初是由加拿大布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布朗德和斯潘塞（james brander ＆ barbara spencer）首倡的（1981），其后有伊顿（earon）和格罗斯曼（grossman）（1986），还有程（cheng）（1988年）。他们认为，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之上，与之相反的自由贸易顺理成章成为最优政策。然而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却是大量普遍存在的现象，在许多产业领域，贸易由少数垄断企业所控制。他们借助于产业组织理论和博奕论的研究成果，创造性地探讨了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补贴政策对出口生产和贸易的影响，建立了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的基本框架。
众所周知，以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为基础的传统贸易理论对政府补贴之举不屑一顾。道理很简单：一国无论实行生产补贴还是出口补贴，该国的社会福利状况反而会恶化，唯一的受益者是可以买到更便宜进口品的外国消费者。但是，如果存在着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上述结论即告作废。即补贴会使该国社会经济福利水平提高。现引用下图及表进行论证（图表1）〔5〕。
图表1 在有和没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 争夺出口市场垄断的斗争：日本和欧盟面临的北美高清晰度电视机市场
收益(百万美元/年) 出口企业 政府 美国消费 世界
情况
1.避开(没有对这个市 0 0 0 0
场出口的出口商)
2.私营企业垄断地位(没 7500* 0 3750 11250*
有补贴,只是在a点的垄断)
3.有补贴的垄断地位( 14700* -8400 7350 13650*
一种补贴,在b点的垄断)
4.私营企业开展竞争(没 0* 0 15000 15000*
有补贴,企业在c点的垄断)
5.有补贴的企业展开竞争(双方的 0* -16800 29400 12600*
政府都进行补贴,企业在d点竞争)
＊表示有负的固定成本
图表1 说明了争夺北美高清晰度电视机的大量垄断租金的主要可能结果，与通常的双头垄断竞争一样，结果取决于谁先发制人，谁有外援，第二个竞争对手怎样做出反应。大体上讲这种垄断竞争有以下5 种情况：
1.避开，即两个竞争对手均未进入某一目标市场。
2.在a点的私营企业垄断地位， 即某一私营企业（如日本）首先占领了目标市场，形成垄断，则日本私营企业每年获利75亿美元，美国消费者每年获利37.5亿美元，世界总福利每年112.5亿美元。
3.在b点得到补贴的垄断地位（如欧洲私人企业得到每台400美元的政府补贴）后，假使该补贴使日本确信，在北美市场上他们竞争不过欧洲，欧洲企业大获全胜，不仅垄断了在北美的高清晰度电视机，而且还从政府那里得到了补贴。如表中的第三种情况，欧洲纳税人损失了付给这些企业的补贴，但整个欧洲在这种情况下显然获益（欧洲企业所代表的），整个世界也是如此。
4.私营企业在c点的竞争。 只是让自由市场在没有补贴的情况下自行运营，就会带来利益。但是如果只有少数几个可能的供应商（在这个实例中只有两个），那也会产生问题。点c 说明了得到利益和产生问题的方式。利益流向消费者，双方企业损失了进入北美市场的固定成本，一方或双方最终都可能破产。所以如果一个国家的企业打算在其它地方获得赚钱的出口市场，它们就得先发制人，并向潜在的竞争对手显示，后来进入同一市场是不能取胜的。
5.在d点有补贴的竞争。 如果日本政府和欧盟同时补贴他们的高清晰度电视机部门，以使他们在北美市场上竞争，那么，他们都会付出很高的代价，但整个世界会获益。这样一场竞赛会带来激烈的削价竞争。日本和欧洲的企业会发现，他们的实际边际成本仅为1600美元/台，在公开竞争中，他们会把价格削减到该水平。从美国消费者的观点来看，这是最合算的交易，他们获得的消费者剩余直落到点d。 其结果是对世界有好处的，因为竞争解决了人为地限制供给的老问题。
上述这种双头垄断竞争还可以用其它图示方法表示，如夏申先生引用的规模收益递增条件下的补贴效应〔6〕，美国学者克鲁格曼的以美国“波音”与欧洲“空中客车”的竞争为背景，对航空工业中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分析〔7〕。到此我们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作如下总结：
1.市场状态是不完全竞争市场；
2.存在规模经济；
3.垄断竞争双方而且是实力相当的竞争双方谁进入目标市场早，谁就有更大的竞争力；
4.政府补贴的强度是战略性贸易政策运用的一个重要条件。
5.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恰当运用会为一国带来更大的社会经济福利效应。
这一理论我们可以概括为：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政府行为创造贸易优势的福利经济学理论。
三、当达国家农产品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的社会经济条件
农产品国际贸易既是一种经济贸易，又是一种重要的关系国家安全、军事等问题的战略性贸易。因而，世界各国在经济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均采取了一系列周密的而又具有“战略”特征的贸易政策，尤其是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将农产品贸易作为政治、经济手段之一。而农产品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核心内容，是通过政府行为创造更多的农产品贸易优势和贸易利益。这也正是这一政策广泛运用的动力。同时当今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现实为其实施创造了优越的条件。
（一）发达国家农业发展所处的阶段是农产品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经济基础
从工农产业协调关系看，发达国家工农产业的利益流向属于以发达的高利润的工业反哺农业类型，具备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所需的政府补贴条件。
世界各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进出口农产品的名义保护率的关系是：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000美元以上时，出口农产品的名义保护率大于1；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700美元左右，进口农产品的名义保护率大于1〔8〕。当今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普遍超过这个水平。如1991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世界银行计算值）为：美国22240美元，加拿大20440美元，法国20380美元，英国17050美元〔9〕，因而，发达国家具备实行出口保护或战略性农产品贸易政策的经济基础。
（二）发达国家农业利益集团的处境及在议会中的作用是战略性农产品贸易政策的政治基础
发达国家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小，就业比重也小。如1990年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美国为2％，加拿大为4％，法国为3％，英国为2％。其就业比重美国为2.85％、加拿大为4.22％，法国为5.58％，英国为2.12％。农业人均收入相对低于非农业。如1991年农业雇员工资相当于非农业雇员工资的比重，英国为87.5％，澳大利亚为68.1％〔10〕。
在上述条件下，按西方国家各利益集团参与保护或自由贸易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可说明农业保护集团的政治力量。这种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如下：
保护主义者的平均净政治利益＝πp＝（bp/np）－cc
平常消费者捍卫自由贸易的净政治利益＝πc＝（bc/nc）－cc
其中：bp为生产者由于受到保护而获得的生产者剩余；
np为投票赞成保护的人数；
bp/np指每个典型的贸易保护主义者的平均生产者剩余；
cp为争取保护的成本；
bc为消费者剩余；
nc为投票赞成自由贸易的人数；
bc/nc为每个典型自由贸易者的平均消费者剩余；
cc为争取自由贸易的成本。
使πp＞πc由下列因素决定：首先是各利益集团的规模。利益集团的规模越小，成功之后每个成员所获得的平均收益就越大（其他情况都一样的话），即农业保护主义者获胜后每个人所获得利益大，因而为争取这种结果的动力就大。相反，消费者人数众多，获胜之后每个人所得利益较前者小，因而，为争取自由贸易的动力相对较小，从而导致前者获胜的机率大。其次，无票乘车问题给人数众多的消费者所带来的烦恼比农业保护主义者要大得多。某一集团无票乘车人数愈多，对该集团为争取成功的影响越大。显然，消费者集团的无票乘车者大于农业保护集团。另一方面无票乘车人数愈少，组织性愈强，对政府官员和政治侯选人的利益影响就大，从而又造成西方国家农业保护主义的优势。再次，农业利益集团往往会获胜，因为他们得到其他人的同情，即得到了如果政策有助于该利益集团，将不会因此而直接获益的那些人们的同情。当某个集团立即蒙受了巨大收入损失时，他们获得的政治上的同情往往是巨大的。而且多数人对少数人受到损失易于产生同情，也易于给予援助。发达国家的农业利益集团即是少数人的利益集团，而且也存在受自然灾害影响的偶然性收入损失，因而极易得到大多数人的保护。
（三）发达国家之间“农业保护的竞赛”，使农产品战略性贸易政策不断升级
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后，农业成为少数人组成的利益集团，收入相对较低，因而各国均给予不同的保护。美国具有农业生产的天然优势，加之给予一定程度的保护，使之垄断了世界农产品尤其是粮食市场。相对来说就挤占了欧盟等农业资源较少的发达国家的国外粮食市场，甚至部分国内市场，使得欧盟等国农业保护相对不足。
因而，从表面上看，美国与欧盟二者的农业均受到政府补贴，属于上述理论中的第五种情况，但实际上两国的保护程度不等，从而使这种情况转化为第三种情况，在b点得到补贴的垄断地位，即某一国（如美国）农业占领了世界农产品市场。这种情况必然导致对方国如欧盟农业的萎缩或农民收入的恶化。对此，失败者是不会袖手旁观的。
当年欧共体成立后，首先是对其农业加大保护力度，以与美国等国家相抗衡。此政策措施对欧共体农业的发展已起到了很大作用，不仅使欧共体农业得到发展，减少了进口，而且转变为净出口国。如欧共体自1975年以来小麦由净进口转变为净出口，糖和奶自1977年转变为净出口，奶酪自1973年转变为净出口，牛肉和小牛肉自1980年转变为净出口〔11〕。
欧共体这种农业保护政策深度的增大，使其与美国农业保护相当，甚至更多，从而达到有补贴的竞争状态。这种竞争状态因政府补贴的变动不断发生变化。如美国在1974年取消了农产品出口补贴，到了1983年因欧共体以价格补贴出口粮食，又恢复了农产品出口补贴措施。因而双方竞争的结果是双方企业损失了固定成本，政府也损失了补贴，而受益者是两国农产品进口国。
美国和欧盟这种农业支持已到了使政府财政难以承受的地步，因而，双方借“关贸总协定”谈判之机相互达成削减农产品补贴和关税计划，使二者结成了垄断同盟。但是由于这两个垄断同盟面很大，是难以长期协作和步调一致，因而农业保护的竞赛还将不断继续。
（四）食品作为“中心国”控制“国”的一种武器，导致食品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强化
当今能够大量出口粮食的国家，除了美国和加拿大还有欧盟（主要是法国）、澳大利亚和阿根廷。1988～1989年度，从这些国家出口的粮食，仅小麦就达8900万吨，如果加上粗粮（主要是玉米），这些国家出口的粮食就达1.65亿吨，占整个国际粮食贸易额（约2亿吨）的80％。就多数年份来看，美国粮食出口约占世界粮食贸易的40～50％。它控制着全球五大粮食跨国公司：卡吉尔公司、康迪南特公司、路易特雷呼斯公司、邦奇公司、安特烈公司。它们的子公司分布于全球的各个角落。
与此相反，在二战后40年间，世界人口增长了20亿，其中85％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数，因而严重缺粮。60个这样的发展中国家1970年进口粮食3000万吨，1980年进口9400万吨，10年粮食进口增长了2 倍多，导致这种现象产生的首要原因是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战略政策偏激，导致本国农业发展相对落后，为发达国家战略性农产品贸易政策提供了国际环境。其次是发达国家农业发展所处的阶段有能力趁机占领世界农产品贸易市场，从而控制发展中国家。
发展中国家在战后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这就是急于搞工业化，把有限的资金用于发展工业，农业不同程度地被忽视了。战后的“资本主义”拉丁美洲、非洲因工业化而忽视农业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前苏联实行的以牺牲农业的战略利益来发展城市大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政策必然削弱了国民经济的基础，从而导致其粮食贸易流向的大转换。曾是欧洲粮仓的前苏联在本世纪30年代可向西欧输出500吨粮食，而偏激的工业化战略使其80年代成了美国、加拿大、欧共体的粮食和畜产品的头号买主。1984～1988年，苏联共进口粮食1.84亿吨，高于1984年全国粮食的总产量。再如非洲国家，1991～1992年度谷物进口量为2005.1万吨，占世界总进口量的31.8％〔12〕。
最后，从经济理论上讲，自本世纪50年代以来，一批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学家分析了拉丁美洲与发达国家的生产和贸易的关系，从而提出了阿明的“依附论”、普雷维什的“初级产品贸易条件恶化论”，弗兰克的“不发达发展理论”等，从不同角度解释了“中心国”对“国”的经济剥削。这一系列论述对农产品生产贸易的大体结论为：农业生产为工业化服务，应走进口替代战略；农产品出口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应不断减少其出口，实行出口替代战略。这一系列理论主张，导致拉丁美洲和非洲在国内均实行以工业为中心的进口替代战略，对外实行以制成品替代初级产品的出口替代战略，从而从生产和贸易两方面削弱了农产品生产和出口，甚至大量进口粮食。这一结果为发达国家争夺发展中国家市场，实行战略性农产品贸易政策提供了市场。
前已述及，若发达国家因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而进行激烈的竞争，对如非洲、拉丁美洲、亚洲等粮食消费者是有利的，因为此种条件下的粮食贸易价格较低，但近年来发达国家借“关贸总协定”谈判之机，达成某种协议或默契，不断削弱农产品出口补贴，使世界农产品价格上升，从而对发展中国家构成了相当大的威胁。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农产品贸易战略上，应不断调整政策，确保从新的农产品国际贸易体系中获得相对大的利益。中国政府也应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以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又面向世界的农产品对外贸易政策。
注释：
〔1〕牛宝俊：《综论农产品对外贸易发展三阶段及其特征》， 《世界经济研究》1995年第6期。
〔2〕［美］彼得·h·林德特著，范国鹰等译：《国际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76页。
〔3〕〔6〕夏申：《评析战略性贸易政策》，《世界经济》1995年第10期，第13～20页。
〔4〕［日］富浦英一， 谷静波编译：《战略通商政策的经济学》，《国外社会科学快报》1993年第11期，第27～28页。
〔5〕同〔2〕，第277～278页。
〔7〕［美］克鲁格曼：《自由贸易过时了吗？》， 《经济展望季刊》1987年秋季号。
〔8〕同〔2〕，第362页。
〔9〕《国际经济和社会统计提要》（1993），中国统计出版社，第58页。
〔10〕根据〔9〕第208～209页、第233页和238页计算。
[论文关键词]国际贸易 国际金融 关系 [论文摘要]比较英国和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一段时间资本的流动状况，引入变量，来找出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之间的联系。 如果对贸易和金融的控制由于某个共同原因同涨同落，那么两者之间的联系则很难说清。分别在两个不同地域研究这两个作为研究案例的国家的贸易和金融之间的联系，也许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他们都在一战以前都对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采取显而易见的放任主义政策，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贸易摩擦增多。另一种解释是两国都正是地使用经济计量经济学工具，接下来的证明中我们也将采用这种方法。 作者首先研究英美与和其贸易更加密切的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流和资本流与其他贸易国家的不同。显然，密切的贸易伙伴之间贸易流和资本流都很大。如果与其它国家的资本流动一样，这是因为在计算中计入了发展水平、殖民地地位、货币政策、违约和社会制度。尽管以前的研究都没有建立贸易和金融模型，但是这些研究都表明这些因素在这两个国家对贸易和资本流的决定都起重要作用。 一、经验统计 作者又依据已存的一些理论假设，依靠公式模型的理论，可能会发现一些不同的理论和预期得到的贸易和金融在数据上的正相关的关系。下面列举了一些可能的理论： 1．金融相当于对贸易的输入。由于双方更强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导致了更少的交易成本和更小的风险，更大的国家间的资金流从而产生。但由于更便宜的交易信贷，金融的发展也使得贸易繁荣。 2．信息溢出。通过商业活动，产生了贸易联系；贸易联系加强了两个经济体之间的信息交流，但这也反过来刺激出更大的将金融资本的流动。相反的因果关系也是可以想象的：更强的财政的交互作用何能会导致更客观的信息交换，这也会刺激更多的贸易。信息在公共和私人之间也会泄露。 3．完全违约和贸易惩罚。贸易的所得可以被用作一旦违约时的惩罚手段。 4．名声的间接影响。持续的低风险，在商品合同中的诚信交易可以提升名声，进而提升长线交易的可持续性。 5．风险共享和产量划分。国家间的金融发展和合并推动了风险共享，这就可以根据各国的比较优势产生更加专门的产品模式，从而提高贸易量。 6．外国直接投资。由于有建立“出口平台”的愿望，外国直接投资是有动机的。它是由价格因素决定的。FDI随着贸易的变化而一起变化。当运输成本太高时，本地市场就需要更多的本地厂家，FDI就替代了贸易。 基于上面的理论和双边贸易、资金流等数据的可靠性，作者假设上面的项目存在一定的关系，这个关系可用于从某个策源国到几个目的国的资金流： ln(Financial Flow/GDP)it = a + b ln(Trade Flow/GDP)it + c Xit + uit 金融资本流动量由参与国的规模适当规划，X是其他影响国家间金融流量的变量的矢量，u是误差，使公式保持正常。 这里有些单元是在过去某时段的接收部分，它是整个时期的平均数据。典型的数据可以通过不同时段的几个接受部分的数据获得。这里所依赖的变量值用来衡量双边金融流入量。类似的，贸易值也可以衡量贸易。可控变量X包括人均收入、货币制度等。这些变量值对贸易量、金融流动量、或二者兼有影响。 （一）稳健性检测：其他控制变量 经过分析，得到一些变量，这些变量反映了其他可能补充对该国的资本流动的因素的贡献：劳动力增长（通过人口增长率和移民率反映），人们的资本积累水平（通过教育费用衡量），自然资源（通过代表出口资源反映）。这四个另外加上的变量没有对私人部门有很大影响但初级产品变量对公共投资造成了较大影响。 （二）稳健性检测；辅助变量估计： 作者再次运用工具变数校正贸易潜在内生性的方法进行基准分析，当用贸易的工具变数分析时，贸易对私人和公共投资的影响都要比在运用OLS分析时要大。从 结果中得出在该例中贸易金融关系对于由金融到贸易的相反原因引起的内生性保持稳定。 （三）稳健性测定：违约和制度 对图表的分析可以得出，体制质量对资金流动没有决定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体制质量对资金流动没有影响，因为该影响是间接的。讨论说明大英帝国继承了优良的体制，该体制和帝国与高的贸易流相联系，促进了更多的资金流。贸易和金融的关系，从表中得出的结论对默认值变量和体制变量并不敏感，事实上是固定的。 （四）模型检测：贸易帝国的交互作用和惩罚理论 最后，抛掉没有意义的体制系数，对战前例子中加入一个关于殖民的变量。关于殖民的系数可以说明贸易对资金流的影响相对独立国家是强还是弱。关于惩罚假说，表中没有提供支持。在殖民地贸易对金融的影响并不逊于独立国家。我们得出贸易和金融在殖民地和非殖民地的联系是一样强的，同时对惩罚理论造成了怀疑。 二、讨论 在美国情况就不同了，首先要指出的是在两次战争之间，美国的投资并没有像战前英国那样被贸易所引导向私人部门。因为人们公认在两次战争之间时期的贸易比战前贸易更为不安全而交易成本更高。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包括在战后持续的贸易锐减，金本位的崩溃，更严重的贸易壁垒以及增大的交易成本。有可能由于上述问题过于严重，从而使得连通私人部门间关系的渠道被削弱了。多年在世界金融领域处于领导地位，給战前英国足够的时间来展示这些累积的力量。然而在两次战争期间，在美国霸权建立的早些时候，美国没有显示出这种积累。这一在新金融霸权出现期间联系的削弱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基于因果累计，信息及信誉外溢理论的正确性。 我们接下来指出在两次战争之间所出现强烈的所得效益。这些所得效益对于私人投资和总投资说明了新的霸权是建立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上的。如果在两次战争之间，信用薄弱，持续时间很短且难以有效获得信息的话，美国的投资人将会寻找一个可选择的信号来帮助他们找出较好的债务人。这是人均收入可以被视为在该国能可靠经商投资的信号。这一因素在强烈的贸易-金融关系中尤为明显。 最后，要指出的是金本位制对于其他衰退的影响是十分轻微的。在研究中，贸易关系与殖民地地位比起前在投资目标国的货币体制更能吸引投资者。金本位制可以看作是贸易变量的一部分。另外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许多采取金本位制的国家都是英国的殖民地，把殖民地这一因素和金本位这一因素结合起来看的话，我们可以把金本位制视为殖民地因素的一部分。 三、结论 总体结论是贸易-金融之间关系在1870-1913和1920-1929确实存在并发挥作用。通过对于机制等变量的分析可以发现：增长的贸易将导致从两个霸权国家获得更多的投资，一战前的英国和战后的美国的银行家走向了世界。 那些研究信息与信用有贸易外溢到投资的理论可能会借助于我们分析中所发现的两个霸权国家之间的差异。由于英国商人和借款人有足够的时间来建立相互关系及信用，外溢现象在一战前更为显著，而由于美国是新兴的霸权国家，缺少在国际贸易和金融领域充当领袖的记录，这一关系在两次战争间的美国较为薄弱。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发现在两次战争间私人投资的贸易-金融参数较小。 最终作者对惩罚理论造成了怀疑，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基于因果累计，信息及信誉外溢理论的正确性。 有关贸易与金融之间的联系的解释说明应着眼于在各个时期都有效，并加入其他外生变量如政治，帝国，组织机构，运输成本及其它可以更好的说明这一理论的变量。
汪晖(1998)的文章着重讨论思想层面，经济方面的讨论当然不是重点，不过认为「中国社会在经济领域迅速地进入全球化的生产和贸易过程，是他论述中一个重要的对历史发展的认定，同时也显然是一问题与焦虑的来源。汪文不可能正面处理「进入全球化过程的优劣问题，但这问题之重要性极为明显，故本文将针对此问题进行探讨。
全球化至今已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日常用语，不过它到底是什么意涵，它是否是一无可抵挡的趋势，后进国家在参与全球化之后，是否会失去自主性，而担任其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命定的边缘位置？
关于对全球化影响的看法，在全世界占主导地位的是以主流经济学为代表的新自由学派(neo-liberalism)，也就是这三十年来在欧美领导风潮的新保守思潮。这派学者认为自由市场是解决经济问题、促进成长的最佳机制，依据比较利益理论，任何国家都可以在国际市场上找到适合其条件的分工位置，而分工必能提高效率，因此自由贸易能使所有参与者都获利，是最佳的体制。至于资本的流动，此派学者认为外人直接投资（对产业实质的生产性投资），必然会带来先进的技术，对当地影响必是有利的。不过金融资本的自由流动，资本帐的全面开放是否如自由贸易一般，带来双赢的结果，则即使在新自由派中也是有争议的1。
新自由派对于全球化趋势产生的原由，则多半采「中性的解释，如运输以及通讯技术的变革，使得流通成本大为降低，因而使各国之间的贸易与投资流动更为容易等，或是由于GATT/WTO的贸易谈判2，以及近年来美国主导的自由化的政策。既然自由贸易是最佳策略，美国政府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等组织，近二十多年来，持续施压要求众多后进国家开放市场进行自由化的作为，在新自由派眼中，当然是正义之举。
这个居主导地位的新自由派的看法，至今在国际上仍居领导地位，所受到的挑战基本上是来自广义被称为修正学派(the revisionist school)的阵营，而后者的批评比较是修正式的，而非全盘否定。近年来的争议主要包括关于东亚经济发展中国家以及产业政策的角色，关于前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进行经济改革的策略问题，关于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强迫落后国家采行自由市场策略的问题，关于全球金融自由化带来金融危机与国际金融不稳定的问题等（这些理论争议将在文后3.1节中再讨论）。
不过修正学派并不全然反对全球化，也不会主张落后国家不参与国际市场与世贸组织，主要是挑战自由市场理论，并对制度与政策提出不同的论述。
主张后进国不参与国际市场的，主要是在早期曾风行一时的依赖理论，不过此理论影响早已式微，即使在第三世界反帝国主义的阵营中也影响力大不如前。倒是先进国美国中一向主张保护主义的工会力量，以及其反全球化的盟友，有时会引用此理论来合理化其保护主义的立场，声称其保护主义不会伤害到第三世界的劳工3。
很多后进国已相当程度踏上全球化的路径，其中较成功发展的东亚等国，是全球化过程的得利者，而其它后进国虽未必得利多少，但在当前情势下，也只能希望在参与国际市场时得到较好的条件。只有如中国大陆这样开放较晚腹地广大的经济体，才有条件与余裕考虑是否加入世贸组织，并衡量加入的利弊。
本文所要作的是对全球化的现象以及其体制的变革作一简单的检视，主要将讨论近年来修正学派学者，关于全球化对后进国之影响所提出的看法。
2. 全球化的趋势
2.1 全球体制的变革
国际市场整合程度的持续上升，并不是一个全新的现象，在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五十年，就也曾见到如此的现象，不过两次大战之间的数十年，是相反的潮流当道之时，保护主义与管制盛行，当然还有强权之间争夺领域的战争。直到第二次大战结束，在美国重新稳固霸权之后，欧美先进国才又开启这战后的整合过程。
二次大战后世界经济秩序的蓝图，主要是依据凯恩斯学派的设计，1944年在美国Bretton Woods开会定下方案。相对于二次大战前的失败经验，新体制着重稳定的秩序与管制，先进国家以财政与货币政策强力调节国内经济，对外维持固定汇率与资本管制，同时决议成立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作为维持这体系秩序的制度安排。不过也相对应于战前保护主义下不成功的成长经验，先进国于1947年成立GATT，决议互相开放市场，逐步协议降低关税。
不过GATT刚成立时只有23个会员，这战后秩序与制度的建立当然是由欧美先进国所决定，开放市场所指涉的也是先进国之间的关系。二次战后众多殖民地先后在政治上独立，不过在那时，或许是后进国实力还是太微不足道，美国并没有像现在这样忙着逼迫后进国开放市场，同时对后进国的输出也比较开放，因此对后进国而言，在1980年代以前这段时间，它们不单可以保护自己的国内市场，同时先进国市场开放的程度也比较高。
一般认为「市场开放程度随着GATT贸易谈判的成功与日遽增的说法，其实只是从欧美的观点来看才是属实。譬如说，早期的贸易谈判主要是先进国之间互相在利益交换原则之下，谈判调降关税的幅度与范围，但先进国本身保护程度原本就不高，如1973到1979年的东京回合贸易谈判4，先进国的关税从平均7％降到4.7％。相较之下后进国关税原本就高，后其在压力下调降关税的幅度就很大5。
最重要的变化，当然是在于欧美政治与思潮的全面保守化。在1970年代之后，原先战后秩序的维续，在国际与欧美国内都遇到很大的阻碍，凯恩斯经济政策与社会民主福利模式的发展遇到瓶颈，失业、生产力停滞、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等难题并陈，已难再用原有政策工具解决。在此情况下新自由派全面抬头，在政治上以英国首相撒切尔以及美国总统里根的上台为代表，思潮上则是提倡自由市场的新古典经济理论成为主导性意识形态。
到了1980年代新自由派经济政策成为风尚，在撒切尔与里根领导推动下，私有化（在美国是去管制化deregulation）、自由化与全球化成了具高度正当性的目标。同时在先进国之间，固定汇率体系已经在1970年代初期解体，其后各先进国采取浮动汇率，并逐渐各自放宽资本管制，开启了日后金融市场走向整合的发展。另一方面，后进国在1980年代初期陷于国际债务危机之中，在美国推动下，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全面转向推动新自由派的政策，它们的新作法是在有困难的后进国中，提出紧缩方案(austerity program)，要求对方自由化开放市场、私有化、减少财政赤字并减少社会补贴等，实行这样的改革是得到援助的先决条件。至今这样的新自由派方案，已被称为华盛顿共识(The Washington consensus)6。
同时，美国从1970年代初期开始，生产力成长开始停滞，年成长率从原先的平均2.6％降到1％左右，经济问题层出不穷，到了1980年代美国经济霸主的地位居然开始受到日本的挑战，惊愕之余，甚至有人开始怀疑美国是否要步大英帝国之后尘而开始走上衰败之路。更重要的是从1980年代开始，美国贸易赤字日渐庞大，在短短几年中从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变为最大的债务国。
美国一些较老旧的工业，如纺织、汽车与钢铁，受到进口品很大的威胁，也开始向政府要求协助7。美国政府也开始用各种方法来提供协助，如要求日本等国「对出口自动设限，或自行对进口品征收反倾销税等。不过最重要的是开始积极推动自由化，积极逼迫日本以及东亚新兴工业国调升汇率并开放市场。1985年先进国间达成Plaza Accord，美国先迫使日圆升值，下一年就来逼东亚南韩与台湾的汇率升值，同时美国国会通过所谓的超级301法案，开始每年以此为武器以贸易制裁为要胁，要求个别国家开放特定的市场，让美国资本进入8。
在此同时，1986年到1993年进行了GATT第八回合的谈判，欧美先进国在新自由派思潮的主导下，推动了更进一步的自由化，并且第一次涉及工农业产品之外的服务业以及智能财产权的规范。最重要的决议是决定成立一常设机构─世界贸易组织，并设立协调仲裁贸易纠纷的机制，世贸组织于1995年成立，现已经有134个会员。
虽然在表面上平均关税至今已经大幅降低，非贸易障碍也逐步减少，不过这个架构离真正无障碍的自由贸易，还有非常大的距离。譬如说国家对研究发展进行补贴还是被允许的，因为美国不可能放弃对自己国防工业的补贴，欧洲国家则坚持保留对国内发展较落后的地区给予补贴的权力，而欧美当然还是规则设定的主导者。同时各国还是可以用反倾销措施来抵拒进口品，而反倾销手段用的最多的也就是美国与欧体9。
2.2全球化趋势之变化
以上是对现在全球贸易体制变革的简要描述，不过在这体制下，全球化的整合到底达到了何种程度？全球化的趋势确实存在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