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03 00:53:0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法律思想史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课题名称： 儒家孝道与现代家庭养老
学生姓名：
系 别： 政治与法律
专 业： 思想政治教育
指导教师：
一、综述国内外对本课题的研究动态，说明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研究动态：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养老问题成为一个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各国学者开始对这个古老的研究领域给予新的重视，寻求各种解决方法，以面对老龄化社会的挑战。目前国内外的研究主要有二个方向，一是以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多数学者选择的希望通过发展社会养老即建立高福利的社会保障体系来解决老龄人口的养老问题，一是希望健全现有的家庭养老体系，辅助以社会养老体系，中国目前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这，主要希望发扬中国传统的尊老、敬老的思想来促进家庭养老的健康、和谐发展，这方面较为突出的论文有有萧振禹主编的《养老，你指望谁——中国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困惑》等，张怀承主编的《中国的家庭与伦理》等。他们提倡目前中国应继续以家庭养老作为主要的发展方向、通过对儒家传统的孝道思想的继承和发扬来达到家庭养老的健康发展。
选题的依据
孝道思想是儒家及儒家思想核心之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这种孝道思想的影响，中华民族才形成了尊老爱幼，孝敬老人，赡养老人的传统美德。据有关资料统计，2000年底，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已达1.3亿，占总人口的11%，根据科学预测，到2025年底老年人口将达2.8亿，约占总人口的20%。显然，我国正以惊人的速度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且，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与发达国家不同，是在经济相对落后的情况下进入的，时间短，速度快，指望在短期内用社会保障和敬老院来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医。老有所终不太现实。家庭养老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仍是我国养老的主要途径。在这种背景下，探讨儒家的孝道思想尤其是其中的敬老原则与现代家庭养老的关系，对于现代社会的进步发展，解决老龄化社会中的一系列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深刻的现实意义。
选题的意义
a 从理论上看，丰富和深化了儒家“孝道”思想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健康的养老体系
b 从实践上看，对于加强家庭道德建设，推进家庭文明以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的基本内容，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基本内容
儒家“孝道”思想与现代家庭养老
1儒家“孝道”的基本内容
2儒家“孝道”原则的糟粕和精华
3现代中国的家庭养老
4儒家孝道的现代转承
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1、重点：在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儒家“孝道”的转承
2、难点：理论分析，实证分析儒家“孝道”的糟粕和精华
三、研究的步骤、方法、措施及进度安排：
步骤：
1、收集资料
2、归纳整理资料
3、编写写作提纲
4、写作论文
5、修改文章
6、完善定稿
方法：
1、文献研究法;
2、历史分析法;
3、演绎归纳法;
4、分析综合法。
措施：
1、充分收集资料
2、对资料进行阅读，分析和综合
3、制定写作计划表
4、主动多与指导老师交流
进度安排：
1、2005年12月20日前确定选题
2、2006年1月16日前提交开题报告
3、2006年4月10日前提交论文初稿交指导老师审阅后进行修改。
4、2006年5月20日前交定稿
四、主要参考文献：
[1] 李宗桂：《中国文化概论》，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2] 刘泽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
[3] 刘翔：《中国传统价值观诠释学》，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
[4] 刘再复、林岗：《传统与中国人》，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5] 辜鸿铭著，黄兴涛、宋小庆译：《中国人的精神》，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年
[6] 杜汉生：《中国精神》，长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7] 萧振禹主编：《养老，你指望谁——中国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困惑》，改革出版社1998年版
[8] 武寅、石竣主编：《家庭伦理与人格教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9] 吕平主编：《孝经》，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6年版
[10]《中国人口报》，1999年2月5日1版
[11] 张怀承主编：《中国的家庭与伦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12] 高成鸢主编：《中国的尊老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3]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4] 杂志：《中国哲学史》、《哲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哲学》等有关中国哲学、儒学网站
五、指导教师意见：
签名：
六、教研室意见：
签名：
注：此表由学生本人填写，一式三份，一份留系里存档，指导教师和学生本人各保存一份。
1 英国出版史研究：英国的兴盛与中国的薄弱
在西方学术界，书籍史、出版史的研究是一个学术热点，英国出版史的研究也是如此。总体而言，英国出版史的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向，既重视传统文献学方面的研究，如图书形制、版本目录等，也强调出版史的社会史和文化史方面的研究。谷腾堡改进印刷术以后，欧洲出版业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出版文化的飞跃式发展当时并不是只在英国发生，它与启蒙思想的支持和传播有着紧密的联系，出版业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整个欧洲启蒙运动共有特征”[2]。可为什么世界上第一批现代出版商会诞生在英国？这成为许多有志于英国出版史研究者热衷的话题，也正契合了现在英国出版史研究的“商业史”（Business history）研究取向。
关于英国出版史尤其是出版商的研究，从乔治时代出版商的图书目录学分析，如William Strahan and his ledgers [3]等；到出版机构、出版人物的研究，如对18世纪晚期的著名出版商约瑟夫・约翰逊（Joseph Johnson）、诺贝尔兄弟（The Noble brothers）、约翰・纽伯瑞（John Newbery）的研究，柯克兰（James Aikman Cochrane）、泰森（Gerald Tyson）、莱斯利・查德（Leslie Chard）等都投入其中，产生了诸多研究成果。根据于文博士在其论著之后的“附录：乔治时代主要英国出版商研究索引”所统计，针对包括朗文家族、尼科尔斯家族等在乔治时代的14大出版商的相关研究多达37条[4]。纵观西方学术界产生的这些成果，可谓是研究基础扎实、视角广泛，对于我们了解英国史的诸多方面提供了资鉴。令人遗憾的是除了《启蒙与出版：苏格兰作家和18世纪英国、爱尔兰、美国的出版商》等寥寥数本尚有中文译本之外，其余几乎未曾出现在中国图书馆数据库系统中，更难以进入中国学者研究的视野之中了。
此外除了对外国学者的相关论著引进过少之外，对外国出版史的重视程度亦远不及中国出版史研究，仅有几本外国出版史的教科书和为数不多的译作。大力引进或翻译外国出版史的相关论著，或许是推进出版史研究的有效途径。可喜的是，现在国内出现了诸如张志强、何朝晖、何道宽、于文等学者正在大力提倡并力促此事，假以时日，或许外国出版史的研究会出现更多的中文译著，拓我国出版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2 西方书史理论影响下的出版史书写
不可否认，在现今学术语境中，中外的出版史的研究范式是有所区别的[5]。西方书籍史研究注重问题意识，存在心态史、阅读史的研究取向、重视读者观照的研究等。事实上，作者于文博士发表了数篇关于西方书籍史方面的研究论文，如《“书籍史”的孕育与诞生》[6]、《西方书籍史研究中的社会史转向》[7]等，可见其深谙西方书籍史的研究范式与写作模式。
《出版商的诞生》一书显示出作者深受西方书籍史研究影响，论著中的问题意识非常明显，运用了大量原始的史料，通过深度叙述等手段，对图书出版成本、融资与利润等问题展开讨论，这也是西方书籍史和出版史研究的常用范式。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个主题：现代英国出版商。现代出版商的诞生是近代西方文化产业的一件大事，因为“现代出版业是最早一批现代文化产业的产业门类”[8] 。18世纪英国的出版业发展迅猛，诞生了数个出版家族，为什么会在18世纪的英国产生数量众多的现代出版商，有学者指出这“既不能被概括成作者创造力的突然大爆发（如同研究思想史的学者们经常臆测的），也不是书商致力于生产和传播有利要图的商品的商业大发展（如同研究出版史的学者们有时暗示的）。在18世纪的后半叶，新书的出版几乎总是作者和出版者联合或者协作而成的产物”[9]。因此，围绕着现代出版商的形成这一主题，作者将其分解成三个命题“现代出版业为什么需要一个独立形成的出版商？”“什么原因导致了英国现代出版商是18世纪的末期出现，而不是其他时间？”“出版商的形成具有哪些标志性特征？”[10]这些问题又可再细分为若干个问题。这些问题的层递出现，涉及出版业的形态演进、学科特殊性等专业性话题，而这些问题最终被释疑，“现代出版商诞生”的主题就显得非常清晰。
就叙述策略而言，鉴于西方书籍史研究过程中的概念相对宽泛，作者有意识地对自己的研究进行了相关的界定，这既有利于主题的突显，也有利于对自设命题的精准回答。首先是对研究范围包括研究时间和空间范围进行界定，在研究时间方面，为展开论述的需要，将研究时间细分为二：一是“现代出版商的形成时间”，二是“本书论述需涉及的时间范围”[11]。在研究的空间范围上，确定为“英国现代的出版商”，将其研究“出版”的范围确定在“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性出版活动，不包括政府、机构或个人等出资进行的出版传播活动”[12]。如此，便呼应了论著中一再强调的作为“文化产业”门类之一的“出版业”及之后论述的“新书出版的特殊风险”等相关思想。其次是对论著中涉及的几个核心概念进行界定，如“出版商”（publisher）、“印刷商”（printer）、“书商”（bookseller）以及“不确定性”和“文化中间人”等相关的概念。如前所述，现今在学术界出版的关于英国出版史的论著已然众多，但其中涉及的概念并不完全统一，概念的界定就显得尤为必要，既能呼应主题，又便于论述的展开。
两个主线：不确定性和文化中间人。“不确定性”和“文化中间人”是研究文化与产业相关问题时经常使用的两种理论假设和分析框架，《出版商的诞生》将这两个命题作为论述的主线，一方面避免了全书成为一个单纯的“英国现代出版商”史实描述，达到史论结合的效果；另一方面更将两个主线的论述与出版产业的形态演进串联起来，对“不确定性与出版业的演进规律、现代出版商与现代出版业的本质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
根据现有研究，“需求的不确定性”被广泛运用于经济学、统计学等学科领域，而且现代意义上的所有行业基本上都存在这个问题。“不确定性”在《出版商的诞生》中更多地指“需求的不确定性”，且作者更突出了“新书出版中的需求不确定性”，这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作为集物质与精神属性合一的“图书”在生产过程中可能面对的问题，也是作为现代出版商必须面对的问题。由此，现代出版商必须将“现代作者”和“现代读者”的“人为的活动”联系起来，妥善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建立恰当的选题制度，巧妙设计好书籍印数，确定好经营模式等，妥善解决好一系列现代出版业存在的问题，而这一系列的问题所解释的历史，正是现代出版商制度诞生的的历史。
“文化中间人”（Cultural intermediaries）是运用于文化领域的一个学术概念。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J为“文化中间人”是指“现代文化生产中的中介参与者所构成的社会阶层，包括评论家、制片人、出版人、广告人与作家型记者等”[13]。后理查德・彼得林（Richard Peterson）、刘易斯・科塞（Lewis Coser）等学者都曾对此理论进行了丰富和完善。中国文化界的学者曾有类似的定义，如上海编辑学会会长贺圣遂就曾说“出版的文化中间人往往首先重视自己工作的事业意义，又是善于经营、有企业头脑的人”[14]。作者将“文化中间人”的概念运用于现代出版商的诞生，可以较好地说明出版业主体的形态的多样性，并对其功能及其历史演进作系统的梳理与研究。因为“作为个体的文化中间商最集中地体现了文化生产的组织者自身的复杂性与矛盾性，而个人的行为方式与思想观念的转变也更适于通过历史分析来研究发现”[15]。
三个核心层面。18世纪英国的图书读写传播、18世纪英国图书出版产业形态的变迁、18世纪英国现代出版商的诞生这三个核心层面的展开，让论述的主题和主线得到更好的表达，形成纵横交错的论述模式，让论著更具科学性和合理性。
18世纪的英国“从相对稳定的前工业社会向日益扩张的工业社会过渡的时期，也是社会结构发生分化和整合的时期”[16]。由于此时英国社会内部结构的变化，包括图书在内的社会交往方式和信息传播模式也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就图书领域而言，无论是图书的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表现为现代作者出现并大量增加，各行各业的成功者、女性作者和专业型作家等使作者构成渐趋多样化；图书的内容也渐显时代性的特点，在文学领域出现了小说等新式的书籍，包括自然科学知识在内的科学知识得到了更好的传播；读者则随着不同知识的需求，呈现出总数扩大、多元化的趋势。《出版商的诞生》巧妙地运用17―18世纪私人藏书记录以及英国的阅读数据库等史料，证明了18世纪的英国的“出版业基本市场环境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17]。
由于18世纪英国的作者与读者的变化，对于图书生产而言，图书出版业的产业形态也必须跟着变化，但对于这种新式的市场，此时的书商仍旧在手稿、文法教材、工具书等领域徘徊，新式图书并未在一时间出现“井喷”的现象。究其原因，是因为新书的需求存在不确定性，从而使新书的出版成为一种高风险的行为。作者从“内容的唯一性”“图书价值的不稳定性”“盗版因素”等方面进行了论述，证明了不确定性使得18世纪末的英国书商们面临一个“现代出版商的市场环境”。
现代出版商的诞生，首先是基于旧式书商，《出版商的诞生》认识到这一问题，作者对旧式书商包括“在确定的世界中出版”“联合出版制度”等的传统经营模式进行了具体分析。从1774年起，联合出版制度走向衰落，书商的发展战略发生了巨大转变，从联合垄断走向独立竞争。为了应对图书生产的不确定性，出版者通过“选题”和“选稿”，与作者结盟，走向专业化的出版，直至资本的联合和书商的大分化，最终诞生了现代出版商。由此体现出英国现代出版商的形成是一种多元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过程涉及“图书的文化特性、社会与传播系统变迁、出版生产的场域结构、资本循环、成本构成与利润机制等各层面的问题”[18]。
3 白璧微瑕：《出版商的诞生》值得深化与拓宽之处
《出版商的诞生》是作者运用了大量原始史料，通过预设的“不确定性”和“文化中间人”两个理论假设构架而成。全书一方面探讨了世界上第一批现代意义的书商在英国诞生的过程；一方面透视了“不确定性”在18世纪的英国图书生产和消费中的表现，“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不确定性理论与出版理论的全面结合” [19]。通读全书，理论丰富，构架也较为完善，但亦有一些地方值得深化和拓宽。
首先，对于18世纪英国现代出版商诞生的因素分析及其特色略显单一。一般而言，任何新阶层的诞生，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现代出版业如此，现代出版商亦如此。英国出版史学者理查德B.谢尔（Richard B.Sher）认为包括英国在内的“启蒙时期的出版业是在经济、技术、法律和智力背景下发生的共同协商、共同合作、时常伴有竞争性质的活动”[20]。《出版商的诞生》认为对于现代出版商的出现“归因于一些直接原因，对事件与现象背后的社会因素、经济利益等更加根本的原因缺乏必要的研究”[21]。作者在其研究起始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但相关的论述或许是受到“不确定性”的影响，而仅对“风险性”原因进行了探讨，对其他诸如对不同出版物的不确定性未进行分析，对政治环境与经济因素也未进行分析。对现代出版商诞生之后的相关特色和影响，如现代出版商诞生后，出版家与作者、读者等群体的关系，文中论述亦显不足。
此外，作者过于强调对现实的启示也让著作的史学存史功能略受影响。作为史论结合的学术著作，存史和资鉴应是其主要功能之一。《出版商的诞生》以18世纪图书生产的研究视角探讨现代英国出版商的诞生过程，也保存了大量史料，提供了大量可供现今出版业借鉴的理论。但笔者以为，在文后结语部分，过分强调资鉴，有喧宾夺主之嫌，如用“附录”等形式，效果或将更佳。
总而言之，《出版商的诞生》运用西方书籍史的研究策略，以“不确定性”和“文化中间人”两大理论假设，对英国现代出版商的诞生进行了较为完整的论述，资料详实，理论丰富，大大拓展和深化了我国的外国出版史尤其是英国出版史的研究。
注 释
[1][19]肖东发.出版商的诞生：不确定性与18世纪英国图书生产.序言[C].于文.出版商的诞生：不确定性与18世纪英国图书生产[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2，2
[2][9][20][美]理查德・B.谢尔（Richard B.Sher）著；启蒙编译所译.启蒙与出版：苏格兰作家和18世o英国、爱尔兰、美国的出版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4，7，7
[3]Richard Arthur Austen-Leigh. William Strahan and his ledgers[M].London School of Prtg. and Kindred Trades，1923
[4][8][10][11][12][15][17][18][21]于文.出版商的诞生：不确定性与18世纪英国图书生产[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221-226，8，9-10，11，14，8，87，175，27
[5]郭平兴.不一样的书籍观：中西方书籍史的差异[J].出版科学，2015（4）
[6]于文.“书籍史”的孕育与诞生[J].图书情报知识，2009（6）
[7]于文.西方书籍史研究中的社会史转向[J].国外社会科学，2008（4）
[13]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M]. London：Routledge &Kegan Pau，1984
[14]贺圣遂.出版需要具有服务精神的文化中间人[J].编辑学刊，2014（3）
[16]舒小昀.分化与整合：1688―1783年英国社会结构分析[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