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2-17 11:14:4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英国本科毕业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科研实践 创新人才 本科生培养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3）09-0088-02
一、研究的意义
据最新数据统计，我国2012年普通高校毕业生680万人，与2009年相比增加了69万人。在国际金融危机给经济带来的创伤久久不愈的情况下，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本科生涌入社会，但由于他们中的大多数在本科阶段所具备的素质和能力与社会实际应用存在很大的差距，难以适应工作的需要。本科毕业生就业举步维艰的同时，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需求又存在大量的岗位缺口，急需具有一定实践能力的高层次复合型大学生尽快承担起相应的工作的责任。
因此，如何在大学期间以培养高层次应用创新型专门人才为发展目标，使学生既能够学习专业领域内相关科学知识和理论，又能以科研实践为推动力促进学生们将所学习的专业知识与实践相结合，从而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理论研究联系工程实践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迫在眉睫。
综观美、英、德国的大学教育体系，与我国高等院校现阶段的培养模式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美国和英国的学位（包括学士、硕士、博士）教育均分类很细，目的性强，根据不同的教育类别提出不同的教学要求和培养目标。在美国，其宗旨有三：教学、研究和服务。这里提到的教学和研究很容易理解，而服务这一宗旨则是美国高层次学位教育所独有的。即要求学生毕业后能够从事应用性和实践性较强的工作，为企业、公司和社会服务。英国在学位教育分类细的基础上更加强调教育的专门化程度，即将大力培养专业的研究人员作为其教育的重中之重。要求学位的获得者成为某一科学领域的权威，有能力去开辟新的研究论题，并运用所掌握的技术得出新的研究成果。
德国大学对学生的培养强调独立的工作能力和开创精神，一些大学明确规定学生必须能在学士论文中证明自己具有独立进行科学技术工作的才能和清晰准确描述自己的科研成果的能力，能提供新的、独立的贡献。其高等教育追求的目标：一是科学探索，培养大学和研究机构工作的教学科研人员，提高高等教育学术水平；二是为社会提供智力服务，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可以看出目标兼具理论性或基础性与应用性或功利性，旨在着重培养能够从事教学和科研的工作者。
同时，我们已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到我国大学教育发展历程中的不足与缺憾，目前国家教育部正在研究并调整本科教育的价值目标取向，逐步向培养具有开拓精神、创新意识的技术型和应用型高层次人才的目标转变，随着大学本科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特别要形成着力培养以应用创新型为主体的新兴学科人才的新格局。
因此，持续发展和不断完善我国目前的教育体制和培养模式，是学校建设研究型大学、培养应用创新型复合人才的内在需求，也是增强我国大学人才培养和提高人才的社会适应能力的迫切需要。
一些国外知名大学，如麻省理工学院、加州伯克利大学、剑桥大学等，其大学理念和使命中都渗透了加强实践教育的思想，并通过多种途径提高学生能力的培养[1]，学生参加科研实践被纳入教学计划之中。本科生科研实践以工作内容分为两种：一是学生参与以教师为主的研究小组，担任研究助理；二是学生自己提出项目方案，包括研究性项目、创造性设计工作及公众服务性项目等。
例如，美国本科生可以通过参与科研取得1/6以上的学分，本科生科研计划始于1969年，有接近80%的学生在学习期间至各大学均设立专项资金对本科生科研进行资助， 许多教师也把指导本科生科研当作自己最重要的责任。
德国最著名的工科高校亚琛工大与德国企业界有着联系密切，进行课题研究时，常采取“博士+硕士+工程师”的团队工作方式；从事科研开发时， 强调“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的研究方式。本科生的教育也同样注重科研实践，教授将生产实践中遇到的部分问题与解决方案有针对性的编入专业课与学生进行交流和探讨，亚琛工大加强科研实践能力的培养是世界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一个共同趋势[2]。大学传统人才培养模式被教学与工业创新的相结合，特别是与企业界合作的理念彻底打破。
显然，让本科生提早、更多的参与到科研实践当中无疑成为改变培养模式和完善教育体制的不二法门。伟大的思想家，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兼革命导师马克思也曾指出，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此可见实践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性。可是相比之下，“高分低能”是困扰我国本科生教育的一大难题，学生知识结构书本化， 毕业后适应社会的周期长，实际工作能力差。为了打破这一现状，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加强本科生尤其是工科学生的科研实践能力， 我国也多方面进行着努力。
从1998 年开始，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高校相继实行大学生科研训练教育。在全国高校范围内开展的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数学建模竞赛、机械设计竞赛、结构设计竞赛、大学生挑战杯赛等， 目的是以竞赛为载体， 把创新能力、协作精神、动手能力、针对实际问题进行设计制作的能力的培养作为具体目标。这些学科竞赛在全国高校大学生中已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较大影响， 对于培养我国本科生的科研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起到了积极作用[3]。
虽然我们通过努力逐步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我国高校在培养本科生科研实践和创新能力方面与国外仍存在较大差距，科研创新活动很多时候是研究人员的自发。处在自发状态 ，一方面缺乏足够的鼓励性政策和足够的科研硬件支持，学科重点实验室很少向学生开放； 另一方面缺乏管理体制上的保障， 缺乏专门的组织机构制定管理措施对大学生科研活动的引导扶持， 很少向大学生提供科研活动的经费、场所和必要条件， 没有把大学生科研活动列入教育发展计划。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与市场接轨进而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也存在很多困难与障碍。
二、项目研究的主要内容
根据传统的、以往的培养模式，针对其不足和带来的弊端，如何使本科生的科研创新意识由自发状态转变为有意识的、有步骤的、有目标的创新行为，是我们制定和完成项目研究工作的主要指导思想，我们试图将课余的学科竞赛转化成长期的、持久的，有计划、有步骤的教学实践。在政策和规定允许的情况下，尽量为本科生提供科研硬件支持，并帮助学生尽快的把创新研究转化成创新成果。
本研究旨在围绕大学生本科培养阶段的里程碑节点，在不同的培养阶段制定不同的培养目标、施行不同的培养方法，并以此开展不同层次的科研实践活动，循序渐进的进行培养，形成有效的实践框架和经验。
我们把研究的主要内容分为如下几个部分：
1.结合学生培养里程碑节点，建立本科生应用创新科研实践体系与指导方案；
2.深入指导学生创新实践活动，树立本科生科学严谨的科研态度；
3.深化理论联系实际的实践目标，形成以培养学生勤思、善学、创新为主导思想的有效的科研实践框架。
学生培养的里程碑节点是本研究根据不同年级本科生接受程度、理解能力不同而大胆提出的采用不同培养方案的构想。即，针对本科入学新生而言，大学一年级是他们在大学时期崭新生活的开始，通过发现并引导学生以兴趣出发参与“轻量级”科研实践活动，首先树立并形成学生的科研实践的兴趣源动力；增强其创新意识，启发其创新思维。
大学二、三年级学生的基础理论日渐深厚，急需我们帮助他们把所掌握的理论知识转化为科技实践生产力以加深其对科研的兴趣及自身科研能力的肯定，即培训学生参与科研实践“世界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在培养过程中，除了对基础理论的讲解，我们也积极引导本科生明确科学研究的基本要求， 掌握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提高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这一阶段拟通过基础理论课程实验环节选拔具有一定创新潜力的人才在一定程度上投入到科研项目的实践活动中，促进其提高科研实践动手开发能力；
经过上述阶段培养，在大学四年级即本科毕业实践环节中培养学生参与到实际科研项目的研发过程中，全面进行理论与实践的升华，同时，使本科生更加深刻领会到精诚合作对于科研工作的重要性。
三、 采取的方法与具体措施
根据预定的研究目标，在本科生的教学实践中，我们做了相应的工作。
1.基础性培养
在基础性培养方面我们要求大学生具备本学科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 并要不断拓宽知识面。不能局限于对现有书本知识的学习， 或只满足于记忆和重复。旨通过这一过程能够对本科生科研素质的培养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教学是基础，是传授知识；科研是创造知识，是教学的延伸和发展[4]。我们需要亲自参加科研工作才能更好地了解实际和社会的需求，掌握社会对所教学科的需要，从而使教学更紧密地联系生产实际与社会实践，把课本内容与科研内容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及时给本科生以引导。将自己在科研活动中获得的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新成果随时引入到教学中以不断充实教学内容，让学生有机会了解专业前沿动态和知识，开拓学生的视野，给学生以启迪。
我们的教学是“在教师指导下以探究为基础，而不是以传递信息为基础的教学，把学生作为知识的探究者”[5]，于是，我们将在科研中培养的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创造精神和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应用于教学，充分挖掘学生的创新潜力和聪明才智，提高他们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最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激发学生的创造热情。
同时，项目负责人更着手于通过科研训练帮助本科生树立远大理想， 强化广泛的创新兴趣， 克服从众、倦怠等心理障碍， 使学生形成健全的创新性格。
2.提升性培养
毕业设计是本科生教学过程中的最后一个重要环节。这个过程可以培养学生综合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有助于培养学生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严谨的科研作风和勇于探索的开拓精神。
项目负责人将科研项目和本领域的研究热点问题设计了相应的毕业设计的研究内容，让学生真正参与科研。在自己擅长研究的领域对学生进行有的放矢地深入指导，提高学生毕业论文的水平，而且使学生所学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锻炼了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动手能力，从而有助于培养学生走向社会后独立创造或应用科研成果的能力。
然而，在指导过程中，我们并不急于尽快地得到某一些技术成果， 而是循序渐进地引导，使本科生熟悉科学研究过程， 从而真正形成科研创新的思维框架。多给学生自己思考问题的时间， 让学生在实践中锻炼自我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样才能使学生在今后的工作中面对各种难题应对自如。
科研实践当中，我们因材施教、鼓励个性发挥，同时更着重于学生团队精神的培养。
例如结合学校承担的某科研项目，选拔一定数量的学生结合所学习过的自控原理、微机原理、单片机技术等专业知识，参加到仪表信号模拟、基于单片机的信号采集与处理、数字信号滤波等实践工作中，提高其科学思考、理论创新和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
相信上述相应的经验，不仅是我们研究目标是否能够顺利实现的基本要求，也必将成为我们研究理念得以推广的利器。
四、结论
在项目研究的整个过程中，教师将科研成果及时、不断的融入课堂，将学科相关领域最前沿的学术成果不断地充实到自己的课程体系当中，使教学内容更加新颖，事例更加具体，丰富了课堂教学，提高了课堂教学质量。在不断创造性地从事科学研究的过程中促进本科教学水平提高的同时，也大大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和对科学实践的兴趣，教学效果好，学生反馈好。
把科研创新工作作为毕业实践与毕业论文的基础，使得学生对毕业设计理解更加深入、具体。项目负责人指导的参与课题研究的本科生撰写学术论文并投稿国内核心期刊，现已发表；并撰写国家技术发明专利。
项目负责人的教育理念与教育实践使得在本科阶段参与科研实践的学生不仅打下了良好的理论基础、树立了明确的创新理念，更培养了其优秀的科研品质。多名学生直接参与到学校的科研任务中，承担软件模块开发与调试工作，这些学生不仅在学习期间多次获奖，由于其较强的动手能力和不断钻研的科学精神在就业中显得更加“抢手”，有的学生一人收到多家知名研究所、国企的offer。
从项目的整个过程我们看到针对不同年级学生给出的不同的培养方案和在培养过程中我们使用的培养方法均是可行有效的，也是具有推广价值的。当然，这个培养过程需要一个相对长的时期，在把握目标不变的前提下，也要不断调整方法，遇到瓶颈时更要多鼓励学生坚持，培养其坚韧的科研精神。
参考文献
[1] 陈超， 赵可. 国外大学实践教育的理念与实践[ J] . 外国教育研究， 2005， 32（11）：33-38.
[2] 尹喜云， 南. 科研训练： 提高大学生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J] . 湖北教育学院学报， 2007， 24（6）：99-100.
[3] 任成龙. 论科研实践与大学生创新能力的提高[J]. 南京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10）：48-51.
有无中国哲学,这一问题在近代西方学术东渐中凸显。在西方强势背景下,有的人怀疑、否认中国哲学的存在。判断中国有无哲学,就看哲学如何定义和确定哲学的标准是什么。中西哲学各有自己的侧重点,不可因为不能完全对应、符合,而否认中国哲学的客观存在和独特价值。牟宗三认为:“中国学术思想既鲜与西方相合,自不能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来定取舍。若以逻辑与知识论的观点看中国哲学,那么中国哲学根本没有这些,至少可以说贫乏极了。若以此断定中国没有哲学,那是自己太狭陋。中国有没有哲学,这问题甚易澄清。什么是哲学?凡是对人性的活动所及,以理智及观念加以反省说明的,便是哲学。”
西方著名学者承认中国哲学的存在,对其独特价值进行了赞扬和研究,他们认为中国哲学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是人类文明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英国的著名哲学家罗素、美国的中国文化研究专家史华慈和安乐哲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罗素的《西方哲学史》、《西方之智慧》就暗含了对东方中国哲学的肯定。史华慈认为中国的哲学智慧价值很大,“中国儒家、道家和墨家兴起,都有‘一种高瞻远瞩的倾向’,‘一种追问和反思’,‘以及出现了新的积极的视野和通见’”。史华慈在他的《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一书中说:“和古希腊的思想一样,中国古代思想并没有对古代文明所提出的问题提供单一的回答……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有可能出现某种普世性的属于整个人类的论域。”安乐哲作为研究中国哲学的大家,他的《自我的圆成:中西互镜下的古典儒学与道家》强调中国哲学的独特性和对世界哲学的贡献,在接受记者访问时他谈到:“儒学对于人类经验有其独立的视野,儒学最重要的贡献是提供了西方伦理学传统之外的另一选择。西方绝大部分伦理学是建立在个人主义的基础之上,而儒学中的‘个人’是处于关系中的‘个人’,强调人的关系性、共生性。这个理念非常健康,它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图景”。
当代美国学者承认中国哲学并出版了大批研究著作,例如顾立雅的《孔子与中国之道》、孟旦的《早期中国“人”的观念》、郝大维和安乐哲的《通过孔子而思》、牟复礼的《中国思想之渊源》、芬格莱特的《孔子:即凡而圣》、列文森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安乐哲的《和而不同:比较哲学与中西会通》、狄百瑞的儒家的困境境》等,积极推动了中国哲学在西方的传播。如果中国人不承认有中国哲学,是奴性和败类的表现。由于中国近代长期作为殖民地,西方哲学有霸道的话语权,使一些人产生了自卑和崇洋心理,丧失了文化自信、自觉、自强,甚至自甘堕落,失去了学术和人格上的独立和尊严。牟宗三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时至今日,东西方都应互相尊重平视,藉以调整、充实、并滋润其文化生命……中国人少数不肖之徒,若再抵死糟蹋自己,不自爱重,那只可说是其买办之奴性已成,自甘卑贱,这只是中国之败类。”
二、中西哲学的差异
中国哲学的学术(学问)有自己关注的话题、重点、体系、内在标准、研究方法,有自身的特殊性,不能按照西方哲学的模式来衡量。中西哲学的文化背景、服务对象差别很大。西方哲学是在古希腊上层贵族大雅之堂的“形而上学”,中国哲学家则面向社会大众,试图“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造福芸芸众生;西方哲学强调严格的形式逻辑和数理逻辑,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不可能掌握和领悟,中国哲学则强调日常生活,关注世俗层面的接人待物、“洒扫应对”的感悟和智慧运用,认为“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语)、“满街都是圣人”(朱熹、王阳明、王艮都有此说法)。例如,惠能从舂米、种菜、扫地等打杂事务中脱颖而出成为禅宗六祖,就是典型代表。在谈到中西哲学的差异时,梁启超说得好:“所谓西洋哲学,那才真是贵族的、少数人爱智娱乐的工具。研究宇宙来源,上帝存否,惟有少数贵族,才能领悟得到。晚近虽力求普遍,渐变平常,但是终未做到。儒家道术,因为笼罩力大,一般民众的心理风俗习惯,无不受其影响。所以研究儒家道术,不单看大学者的著述及其理论,并且要看政治上社会上所受他的影响。”[5]18中西哲学研究的内容侧重点差异明显。西方哲学讲究知识论、逻辑学、真理观,中国哲学强调人生观、为人之道、处世哲学。中国哲学面向人生和社会,希望能够指点迷津、安心立命,西方主流哲学则在逻辑上十分讲究,强调纯粹知识的推演,不甚干预世俗的生活。梁启超考察西洋文化,对此有深刻认识:“西洋哲学由宇宙论或本体论趋重到论理学,更趋重到认识论。彻头彻尾都是为‘求知’起见。所以他们这派学问称为‘爱智学’,诚属恰当。中国学问不然。与其说是知识的学问,毋宁说是行为的学问。”[5]4对中西哲学的差别,不同角度的概括一直持续,各有千秋。
李艳辉认为:“西方人讲‘用脑’,中国人讲‘用心’;西方人的思维方式重理性和逻辑,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重直观和体悟;西方人讲天人二分,中国人讲天人合一;等等。”[6]中国哲学的三大派别儒释道都关注生命之学,成为中西哲学差异的又一个方面。中国哲学历来一直主张“生民为本”,《周易》强调“生生之为大德”。儒家提倡君子之道在于利于苍生,墨家主张兼爱之道在于利天下,道家探讨自然之道希望人生自在、浪漫、逍遥,都着眼于生生不息。牟宗三认为:“中国哲学以‘生命’为中心。儒道两家是中国所固有的。后来加上佛教,亦还是如此。儒释道三教是讲中国哲学所必须首先注意与了解的。二千多年来的发展,中国文化生命的最高层心灵,都是集中在这里表现。对于这方面没有兴趣,便不必讲中国哲学。对于‘生命’为中心的学问没有相应的心灵,当然亦不会了解中国哲学,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来在中国哲学里选择合乎西方哲学的题材与问题,那将是很失望的,亦是莫大的愚蠢与最大的不敬。”[1]3中西哲学研究的内容不同点甚多。梁启超和傅斯年认为将西方的philosophy翻译为“哲学”,并且移植、界定“中国哲学”,是简单地将西方学问搬到中国,缺乏对应的内容,实在不妥,值得反思。傅斯年1928年所作《战国子家叙论》略云:“‘斐洛苏非(philosophy)’,译言爱智之义……像苏格拉底那样的爱智论,诸子以及宋明理学是有的;像柏拉图所举的问题,中土至多不过有一部分,或不及半;像亚里斯多德那样竟全没有……拿诸子名家理学各题目与希腊和西洋近代哲学各题目比,不相干者如此之多,相干者如此之少,则知汉土思想中原无严格意的斐洛苏非一科,‘中国哲学’一个名词本是日本人的贱制品。”[7]中西哲学的文化背景、侧重点等差异,要求我们注重中国哲学的特殊性,采取独特的原则和方法进行研究,用中国语言,突出中国风格,讲究中国习惯。例如,中国古代的书信、游记、对话、会谈等,具有很强的学术性,现在看来仍然属于珍贵的学术成果,起码是重要的学术线索,按照今天西方严格的学术论文、著作规范要求,它们肯定被排除在学术领域之外。现在学术论文的写作格式往往固定化、“八股化”,例如:论文要求有“引论———正文———结论”,排除了“文无定法”的独特的、多样化风格;哲学硕士论文一般要求在2万字以上,即使言之无物也要拼凑达标。
仅以字数标准,古代孔子的《论语》、老子的《道德经》,仅仅五千言,现在很难符合本科毕业论文字数要求,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样的做法,似乎是严格遵循学术规范,但却忽视、取消了学术生态的多样化,更奢谈中国特色了。假如小说、电视剧等文艺作品也严格按照这样的统一规范衡量对待,更无所谓“百花齐放”,也许就没有读者和观众了。目前学术刊物的发行危机和读者的流失,不能说与此无关。中国哲学的独特性告诉人们,不应该与西方哲学简单比附或者生搬硬套,更不应该唯西方哲学和学术规范为尊。石峻认为,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要有独特的研究方法,他评论黄子通的《儒道两家哲学系统》一书,指出中国哲学“研究基本概念或基本名词的时候,切不可用外国的概念或者外国的名词来比附……用西洋的套子去套,或者把中西绝对不同的名词,活剥生吞地等同起来,于是乎对于中国哲学生了许多误解”[8]。
余纪元认为:“通常当我们说不要把西方的哲学概念强加于中国的古典思想时,其实是指不要把西方的某种哲学概念(一般是指占统治地位的分析哲学)做框架。……中国哲学的自身理性虽然与西方主流哲学传统相悖,却与后现代诸多流派的视角相吻合。”[9]34-35其实,西方学者承认、尊重中国文化的独特性,越来越强调“中国式”了,他们进行中国哲学研究,开始尊重中国的语言和文化背景了。例如,美国的“君子”一词的翻译就有10多种,争论不休,常见的gentleman的翻译以西方“绅士”为参照,方便了理解,但这是以西方来解读中国,有不少不恰当的地方,例如孔子心目中的“君子”纯粹是以道德情操作为衡量标准的,不是以“绅士”的地位、爵位衡量的;中国传统的男尊女卑,“君子”讲究男女有别,不像西方“绅士”那样要为女士献殷勤、做奴仆。为还原中国哲学并进行地道的表达,避免歧义,现在流行的一种翻译,就是按照“君子”一词的汉语发音翻译成junzi或者Chun-tsze。近年来,西方“汉学”到“中国学”的概念演变,也表明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研究方法的转变,尊重文化的独特性,平等地进行研究和交流。柯文认为,“西方中心论”实质上是一种“种族中心主义”,而“种族中心主义”必然导致对儒学的歪曲,应该从“西方中心论”转变到“中国中心论”,这样一方面是尊重,另一方面的确是研究主题、对象与方法的需要。他说:“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研究西方冲击之后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最严重的问题一直是由于种族中心主义造成的歪曲。”[10]53针对这种弊端,他提出了一种有别于上述三种儒学观的“中国中心观”。对于这种新的研究模式,柯文指出应该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中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柯文解释道:“我使用‘中国中心’一词时绝对无意用它来标志一种无视外界因素,把中国孤立于世界之外的探讨这段历史的取向;当然我也无意恢复古老的‘中国中心主义’,即含有世界以中国为中心的意思。我是想用‘中国中心’一词来描绘一种研究中国近世史的取向,这种取向力图摆脱从外国输入的衡量历史重要性的准绳,并从这一角度来理解这段历史中发生的事件。”
三、中西哲学的共性
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应该也必须交流与对话,从而才能推进中西哲学的互动和人类文明的发展。中国哲学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要让世界了解中国哲学与文化,这是中国哲学研究者应该承担的责任。承认差异,同时寻找共同点,是东西哲学沟通的需要。我们不能因为学术上存在差异和学术生态的多样性,而放弃比较研究和相互沟通、交流。不同的学术生态的呈现是正常现象的反映,显示了不同国家对人类的独特贡献和魅力。近代西方的学科分门别类,强调分析,是人类文明的进步,也是中国文化世界化的大趋势。即用近代学科观念来看待中国经学、史学及诸子学,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近代的阐释:“是故《书》为历史学,《春秋》为政治学,《礼》为伦理学,《乐》为美术学,《诗》亦美术学。而兴观群怨,事父事君,以至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则赅心理、伦理及理学,皆道学专科也。《易》如今之纯正哲学,则通科也。”[11]应该将中西哲学的共性和个性加以分别,进行综合、贯通研究,避免过分极端、自说自话、各自为政的做法。在全球文化融合的大背景、大趋势下,如果过于强调中国哲学的独特性,不主动与西方哲学交流,就容易孤芳自赏,中西哲学对话就可能出现障碍,西方主流分析哲学就会更有理由不把中国哲学当作真正的哲学看待。德国的中国学家罗哲海指出,中国哲学具有重要价值,需要在现代西方进行整合,加以思想的中西贯通、重建和利用,这样才能有利于中国和世界。“中国哲学具有一种不仅对于中国本身、而且对西方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无论对中国人或西方人而言,古代中国的伦理学并非只是文献学上的课题,而是一个与伦理学本身关系重大的议题。这样一种议题需要一种特殊的方法论———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可以称做‘重构’”[12]。对待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中西学者殊途同归,已经成为共识。学界大多数人主张应该一方面切实地按照中国文献的经典进行诠释,认真对待原始文本,另一方面需要站在当代的理论高度进行审视,挖掘、发现其现实价值和问题,加以合理运用。刘笑敢在《诠释与定向: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之探究》一书中指出,关于中国哲学诠释传统和中国哲学研究方法的研究,是注释、诠释,还是创构?是“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是“以中释中”还是“以西释中”?值得深入反思[13]。依据经典进行认真研究,挖掘其价值,是应有的正确路径。
美国学者郝大维和安乐哲在《通过孔子而思》中指出,客观地再现孔子哲学的真实情况,才能发现儒家的重要价值,促进世界哲学研究的活跃:“我们希望,通过展现孔子思想最具活力的那些层面,我们的工作会推动某种思想过程的形成,该过程不仅对于孔子思想来说是真实的;而且,对于重新体认哲学活动本质与功能这两个层面的价值也将会有所贡献”[14]。中西哲学的互动,其路径可以由西到东,也可以由东到西。即是说,可以从西方哲学的角度来分析儒家思想,或用中国哲学的范畴来分析西方思想,从而发现两者的相似、相同之处。例如,分析哲学家赫尔伯特•芬格莱特的《孔子:即凡而圣》可谓其中的代表,他用西方哲学来解读孔子;而用东方儒家思想来反思西方哲学,从而发现两者的差异的著名汉学家郝大维和安乐哲的《通过孔子而思》,就是这一方法的典范。他们的目的,都是在中西哲学之间架通桥梁。仅仅从单一的、固定的西方维度看待中国哲学,是片面的和危险的。在西方哲学强势的情况下,中国哲学目前在世界上显得弱势,但是中国哲学作为浓缩的中国精神对复兴中华文化有独特的意义,应该得到比较多的关照,特别是方法上应该更新,尤其是打破“西方主宰论”。刘笑敢认为机械地照搬西方哲学体系和方法,甚至全盘西化来研究中国哲学,是生搬硬套,会带来很多问题,即“借用现成的西方哲学概念来定义和解释中国传统思想之术语所难以避免的枘凿不合的现象”[15]。中国文化背景和文本,需要还原其真实的场景才能再现鲜活的内涵,儒的含义理解就应该这样。美国学者齐思敏在其《物质道德:古代中国的伦理和身体》一书中指出,要认识中国哲学思想,文本应该回到中国场景,运用中国语言,才能真正明白。例如,就“儒”来说,用“Ru”来指称先秦的儒,比用“Confucian”更加准确。在他看来,先秦时期“儒”指的是一群以使用古代礼仪文化知识为生的人,孔子虽然是这群人的最杰出代表,但是这些人并不一定就是孔子的直接追随者,不同的儒生有着不同的礼仪传统,所以才有“君子儒”和“小人儒”之分[16]。中西文化需要认识差别、、加强对话沟通。作为哲学,中西都有共性,强调宇宙观、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探讨认识论、真理论、方法论,引导人类精神,追求价值理想。“形上学的途径,也就是哲学的途径”[17]。方东美指出:“中国哲人乃自辟畦径,独创典型,孕育出别具一格之形上学体系。”[18]西方哲学传统在于二分法,强调主体与客体、人与我的两极对立,进行分析、细化、解剖,不适合中国哲学的境界。“中国哲学一向不用二分法以形成对立矛盾,却总要透视一切境界,求里面广大的纵之而通、横之而通,藉《周易》的名词,就是要造成一个‘旁通的系统’”[19]。这样的见解,不仅仅适合于我们认识中外哲学的差异,而且也是我们寻求中外哲学联通的妙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