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16 12:42:0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 从经济人假设角度看村民自治 从“经济人”到“道德人” 从经济人假设角度对企业内宣工作的行为分析 从经济人视角看城管执法中的“先罚后返” 从可持续发展视角对“经济人假定”的修正与拓展 从“经济人”假定出发建立公平的竞争机制 从循环经济角度看我国清洁生产制度的完善 从经济人范式到制度人假说的演进:一个理论述评 从“经济人”假设到“会计人”假设 经济人与制度设计 我们都是经济人 我是小小经济人 对“经济人”假设的反思 寻求公平的经济人 论“经济人”的道德情操 经济人的“知识骚乱” 理性经济人的思考指南 论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关系 论“经济人”与“道德人”的价值整合 “经济人”利他行为的经济分析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3]蒋明倬. 养老保险新规11月出 基础养老月缴标准上调10%[EB/OL] . http：///domestic/shiyong/2005/11/19/2368400.shtml.
[4]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 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M] . 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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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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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training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capital. The main purpose is to study how to improve human capital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and its significance for China's econom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关键词： 农民工；培训；人力资本
Key words： rural migrant worker；training；human capital
中图分类号：G7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20-0298-03
0 引言
培训是获取技术与技能最普遍和最主要的途径，已为现代人力资本理论和实践所证实。农民工培训问题已经引起社会各界较大的关注。2003年9月，农业部、劳动保障部、教育部、科技部、建设部、财政部六部门共同了《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这是第一次专门针对农民工培训问题出台的权威性规划，显示出农民工培训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农民工培训问题长期以来受到各学者的广泛关注。我国学者对农民工培训问题做了很多研究，国务院研究室做的《中国农民工调查报告》中对农民工培训问题已有所涉及，东北师范大学的于伟开展了《农民工教育培训状况及对策研究》，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的李湘萍做了《关于农民工培训提供机制的案例研究》，安徽财经大学的王华柯著有《我国农民工培训研究综述》，也有其他学者对农民工的安全教育，就业培训等都做了一定的调查研究，但这些研究基本都从农民工目前培训现状进行展开分析，本文着力研究如何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问题及对于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长远的战略性意义。
1 人力资本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1.1 人力资本的定义 经济学中人力资本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首先提出来的。他指出“人力资本是由人们通过对自身的投资所获得的有用的能力所组成的”，他还说“我们之所以称这种资本为人力的，是由于它已经成为人的一个部分，又因为它可以带来未来的满足或收入，所以称其为资本”。总结起来，人力资本是指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及其表现出来的其他能力[1]。劳动者知识、技能水平、劳动技能的高低不同，决定了人力资本对经济的生产性作用的大小不同。这种能力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是具有经济价值的一种非物质形式资本。
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是资本的两种形式，人力资本是一种非物质形态的资本，只有对人进行后天投资才能形成知识和技能，从而形成人力资本。若从个体角度分析，是指存在于个体人之中，后天获得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能、能力和健康等质量因素之和；若从群体角度分析，是指存在于一个国家或者地区人口群体的每一个体人之中，后天获得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能、能力和健康等质量因素的综合[2]。农民工人力资本的形成同样要靠对其不断的投资积累而成。
1.2 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意义 《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规定：“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他们户籍仍在农村，主要从事非农产业，有的在农闲季节外出务工、亦工亦农，流动性强，有的长期在城市就业，已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据媒体报道，从2004年起，我国珠三角遭遇了“民工荒”，尤其是技能型人才严重不足。很多企业招不到适合自己需要的农民工。但另一方面，又出现了大量正在寻找就业机会的农民工。这表明，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对农民工的需求不再是简单的体力劳动者，而是能够从事更高层次职业的劳动者。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不仅有着重大的经济意义，而且有着重大的社会意义。
1.2.1 可以缓解结构性失衡 从目前的就业层面上看，加强农民工培训是减少结构性失业的重中之重：近年来我国农民工问题表现两个方面：一个是部分地区企业“用工荒”，另一个是农民工就业难，结构性失业问题较突出。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量农民工缺乏职业技能，造成有些就业岗位无工可用，有些农民工却无业可就。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民工培训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进一步做好农民工技能培训工作，就是力图解决这一矛盾，培养社会需要的有“一技之长”的新型农民工。
1.2.2 是推进我国城镇化的必然要求 我国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少、水平低，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7年。据劳动社会保障部调研显示，中国全部进城农民工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83%，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者仅占5%；未接受过任何形式的技能培训者占70%以上[3]。目前我国正在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加快城镇化建设的步伐，而我国的城镇化水平远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要想快速提高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仅依靠城市人口的不断增长不太现实，而不断涌入城市的农民工自然地充当了这一历史性的角色。所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的推进从根本上讲需要农民综合素质的提高。
1.2.3 有利于提升农民工社会地位、实现社会和谐发展 农民工综合素质较低，致使他们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他们在城市里从事最艰苦的工作，迫切希望获得更高层次的职业。通常情况下，与声望较低的职业相比，劳动者总是倾向于选择声望较高的职业。这种职业流动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是社会良性运行的重要协调机制。而对于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而言，这种职业向上流动的主要途径就是通过不断提升自己人力资本水平，获得社会声望更高的职业。
1.2.4 有助于提升城市的竞争力 农民工作为城市的一支主要劳动群体，并且这一群体数量还在不断地扩大，因此，作为数量日渐上升的群体的人力资本等综合素质逐渐提升最终有利于提升所在城市的综合竞争力
2 影响农民工人力资本提升的因素
2.1 企业对农民工培训投资动力不足 农民工流动性强，职业更换频繁，是就业中最不稳定的阶层，这导致企业担心无法实现投资的回收而不愿意对农民工进行培训投资。笔者与某一私营企业业主的访谈中了解到，他的最大忧虑是这些培训好的熟练技术工羽翼丰满后飞走。他说，城市竞争的空间很大，尽管我已尽量满足他们所提的工资待遇，但最终还是离开了。在某种程度上，我是在为其他企业做了嫁衣裳。
由于人力资本自然属于个人的特征决定了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之间的不可分割性，使得企业对农民工进行在职培训投资所形成的人力资本无法由投资机构或个人像买卖商品那样自由让渡并收回全部投资。在无法事先用契约来规定收益分配或达成的契约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将会影响企业对农民工进行在职培训投资的积极性[4]。
2.2 农民工本身对培训的意识较弱 由于农民工文化水平有限，难以对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就业形式做出科学分析，对自身的职业与发展缺少合理的规划，缺乏竞争意识以及人力资本意识，因而缺少自我投资意识，使得农民工仅仅关注眼前的工作与收益，而不会主动投入时间和经费去接受培训。另外，农民工收入较低和超时间、高强度的工作量使得农民工缺乏个人培训的资本。据相关调研报告（劳动社会保障部调研组）显示，农民工的收入普遍较低，大约在每月1000至2000元左右，他们在城市生活的消费支出高于农村，农民工的低收入工资无法支撑他们的培训开支。同时调查发现，对于农民工群体，超时间、超强度的劳动现象非常普遍，农民工日工作时间11个小时，每月工作时间超过26天，76%的农民工在节假日加班未领取加班工资。由于农民工白天工作已经很疲劳了，他们也不愿意抽出空闲时间参加职业技能培训，他们的空闲时间基本上是用于休息和娱乐。
由于农民工的低工资收入和无法保证的培训时间，使得他们选择了放弃培训，以保证正常的生存节奏。
2.3 现有的培训资源没有得到有效的整合 为了大力开展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增强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创业能力，安徽省主要开展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计划”、“阳光工程”和“雨露计划”等重点培训项目，其中，阳光工程是从2003年起，在粮食主产区、劳动力主要输出地区、贫困地区和革命老区开展的就业前的职业技能培训项目；雨露计划是从2005年起，针对贫困地区的青壮年农民、复员退伍士兵、村干部和致富骨干，开展的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引导性培训、职业技能培训、创业培训和农业实用技术培训；另外，科技主管部门、妇联和共青团等单位也根据自身优势开展了星火培训、女性农民工和青年农民工培训。虽然有很多部门以不同方式组织农民工培训，但缺乏一个统筹协调的部门，培训资源得不到有效的整合和利用，造成重复培训、为培训而培训的情况，还没有真正形成合力。在培训项目设计上盲目性很大，有时还存在跟风现象，真正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培训项目往往收费很高，农民工难以承受。如何整合现有培训资源是接下来农民工培训工作中最为重要工作。
3 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的对策
3.1 鼓励企业开展农民工技能提升培训 农民工所在的企业负有培训本单位所用农民工的责任，政府也应采取一定的激励措施。企业开展农民工培训所需经费从职工培训经费中列支，职工培训经费按职工工资总额1.5%比例提取，计入成本在税前列支。这样可以抵减企业所上缴的税款。同时，为了保护企业和劳动者的权益，企业应与农民工签订明确的劳动用工合同，并且通过签订培训协议，以合同的形式要求农民工在接受培训后必须为企业服务一定的期限。这样就以法律形式来约束企业和劳动者双方。
企业通过对劳动者培训后，还可以向当地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财政部申请一定的培训补贴。这进一步促进了企业开展农民工技能提升培训的意愿。另外，农民工素质的提高，技能的增强使所在企业直接受益，因此，培训应以企业为主体，企业应增加对农民工培训的投入。
3.2 切实加强农民工的培训意识 针对目前部分农民工参与培训意识较弱，可进一步加大技能培训的舆论宣传引导力度，政府的有关部门要通过各种媒介将职业技能培训的重要性、当前企业的专业技术需求状况、培训单位的培训内容、时间、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生的供不应求状况等相关信息进行及时广泛的舆论宣传。如可以通过电视以公益广告的形式进行广泛宣传，也可以在农民工集中的打工地等贴公告等，使尽可能多的农民工了解培训、参与培训并从中受益[5]。
鉴于农民工的工作特点，可以采取灵活多样的培训模式。培训模式不能单纯地依靠学校教育中传统的现场讲授模式，可以采取夜校、函授和广播电视教育等多种学习模式，还可以在农民工实际工作地进行现场指导和讲授，培训期限也可以根据培训项目的不同灵活确定。这样，可以进一步促进农民工的学习意识。
对于农民工工资收入较低，无法支撑起培训费用的，可以参考学校的助学贷款形式，先贷款学习，等有了一定的经济条件时再还款的方式鼓励农民工去参与培训。
3.3 整合现有培训资源，提高培训效率 加大职业技能培训资源整合力度，提高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的培训能力。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开展就业技能培训、岗位技能提升培训和创业培训等，实现培训资源的有效整合。对于这种培训资源分散、培训效率不高的状况，需要政府劳动力转移培训组织进行统筹协调，整合教育培训资源，合并相同教育培训项目，统一培训管理职能，从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农民工培训成本。
要针对农村劳动力资源现状，做好劳动力市场需求预测，动态的调整培训方向。根据国家职业标准和不同行业、不同工种、不同岗位对从业人员基本技能和技术操作规程的要求，安排培训内容，设置培训课程。同时，要注意区分层次，对农民工中文化水平较低没有专业技能和稳定收入的农民工，主要以实用技术培训为主；对于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农民工，要实行岗位培训，使其掌握一定深度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6]。
3.4 强化培训过程监督，确保培训质量和效果 成立专门的监管部门，坚持培训过程中检查，采取各种手段如抽查、学员问卷调查、电话访谈等方式了解培训效果、培训对象满意程度。培训机构要高度重视培训质量，选派具有丰富培训经验的教师担任授课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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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金融危机，农民工返乡，对策
一、金融危机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
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中国经济同样不可避免地遭受冲击，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和挑战。农民工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城中的劳动大军，是我国城市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不可或缺的力量，作为我国社会的弱势群体，因此也遭受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和考验。
2007年4月美国爆发次贷危机，紧接着由次贷危机引发金融危机，已经波及实体经济和生活，并向世界扩散，对全球经济产生深远影响。这一次贷问题已经全面升级为“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中国社科院的2009年《社会蓝皮书》指出，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农民工歇业、失业和返乡现象比较突出。据农业部统计，截止2008年底，中国的农民工人数已达2.26亿，只要有1/10的农民工就业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绝对值就将达到2260万，不容小视。中国国家统计局于2008年底表示，返乡的农民工已超过7000万人。大批农民工返乡，是近十几年来罕见的经济现象。
因此，有必要在金融危机的新背景下关注农民工的就业问题，以保障我国现代化进程稳步地向前推进。妥善解决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农民工失业问题既有现实意义也有理论价值。
二、文献回顾
金融危机下的农民工返乡属于劳动力转移范畴。阿瑟·刘易斯(1954)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经济理论，他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分为两大部门：一是农村经济，二是工业经济。并认为农村经济中存在大量的劳动力剩余，劳动边际生产率很低，基本为零，加之人口增长较快，所以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其次，他认为在具有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的社会里，经济发展的动力来自资本工业部门，因为传统农业部门存在大量收入固定在糊口水平的劳动力，工业部门可以获得廉价的、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资源，其所获超额利润，被用于再投资，创造新的资本扩张，更多的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农业剩余劳动力消失。而农业部门逐渐摆脱剩余劳动力的负担，开始真正的增长，二元结构的经济转换为一元的现代经济。可以说，利用农业隐性失业的劳动力转移，支持现代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是刘易斯二元结构下就业转换理论的核心。人们对这一理论，虽然指出不少缺陷，但大都肯定它在两方面的意义：（1）它描述了农业国工业化的过程和动力，提出了部门发展的不平衡和利用现代部门的扩展带动经济发展。（2）提出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现状的二元结构框架，为从经济结构演进、就业转换角度探索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规律奠定了基础。哈里斯-托达罗（1970）则在二元经济结构的研究上，将侧重点放在了城市部门的失业上，劳动力发生转移的前提条件是把农村工资和城市期望工资做比较，当农村工资低于城市期望工资，将发生劳动力转移；当两者持平，则处于均衡状态。他强调了城乡预期收入的差异，并指出了城乡人口的盲目流动会加重城市已有的失业现象，所以解决城市就业问题仅在城市创造机会是不够的，还要重视农村的发展，缩小城乡不平衡。这些理论在国内外得以广泛应用。我国学者王玉西等人（2000）在刘易斯理论的认识上指出严格地将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划分开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用于分析“民工潮”现象的范例也过于简单。“双二元性”的经济特征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很明显，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的二元性同时也伴随着各自内部经济成份的二元性。他们认为，中国已经逐步形成一种特殊的二元结构，或称为“双二元结构”，实际上是一种“三元结构”。农业劳动力转移与改革的进展，也就与这种“特殊二元结构”的逐步变迁过程密切相关；并提出解决问题的重点在于政府在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跨区流动中应扮演什么角色，发挥怎样的作用。李晓春和马轶群（2004）则用哈里斯-托达罗的劳动转移机制对我国二元户籍制度下的劳动力转移进行了定性研究，认为二元户籍制度一直了劳动力转移的市场收益，应尽快废除。张明林（2009）则提出在金融危机和产业转移的背景下应该大力推动农民工返乡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
近几年，农村劳动力就业一直是研究的热点。周其仁在其《就业机会与能力》中指出，“我国农村劳动力就业最大的特点是城乡就业矛盾汇合。一方面是乡村内部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进展缓慢，以至劳动力就业发生逆转。另一方面，城市一批企业人员下岗，一些地区、城市，为安排下岗人员再就业，实行在不少行业、工种限制或禁止使用农民工的办法；或是盲目提出指标，压缩外来劳动力数量；或是提高对农民工的收费标准。这些办法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其实除却以上两方面，近几年来我国为了降低过大的贸易顺差、抑制外汇储备的过快增长，通过降低某些行业、产业的出口退税率等手段，对出口过快增长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有选择的抑制。同时，国家推动经济结构由外向出口型向扩大内需型转变的政策也客观地加大了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用工压力。而在现今，农村劳动力就业更面临新的状况。因为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需求下降，导致我国出口迅速回落，再加上在人民币升值等因素的作用下，沿海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外向型企业出现经营困难，一些企业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甚至破产倒闭，由此造成大量务工人员失去工作。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长三角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兴起，使大批农村劳动力向这些地区转移，形成年复一年、有规律性的农民工流动现象。而今，受次贷危机影响，外需下降，出口下滑，首当其冲的就是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企业，农民工不可避免地成为承受危机直接冲击的群体。那么农民何去何从，是选择继续留守城市还是返乡就业，就成了每一位农民工不得不权衡的问题。如何对待城乡就业的矛盾，成了当前一个突出的问题。
三、金融危机下促进农民工就业与发展的对策及思考
在短短几个月内，中国由“民工荒”转变为农民工大量失业，即所谓的“农民工失业潮”。一方面大量农民工返乡，另一方面部分农民工选择继续留在城市寻找新的机会。调查显示，农民工外出务工收入已占到家庭总收入的65%左右，超过耕种收入，成为农户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一旦主要来源被掐断，其所面临的困境可想而知。面对新形势，我们应该有新思路和新举措，努力把就业压力转化为新的工作和发展契机。
1、结合发展高效农业，发展城镇企业，实现农民“离土不离乡”就业。随着2008年以来的经济危机导致城市的用工量急剧减少，这使得农民进城打工的机会减少。但是危机既是挑战也是机遇，金融危机下，各大产业面临着调整和升级。以前他们在自己的乡镇里，就业机会少之又少，他们不得不走出家乡寻找工作，但是这种艰辛打工的背后承载了巨大的心理成本。所以，发展城镇企业，可以让农民不离乡就解决生计。所谓高效农业，简单的说就是同样一亩地，可以赚更多的钱。结合高效农业来发展城镇企业，企业的经营是对农业产品进行制造、加工或者设计，形成新的升值体系。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高效发展并不是盲目发展，切不可只因一时利益，破坏了土地和环境，严重浪费了资源。
2、鼓励农民工回乡创业。因为农民工在外打工，眼界和思考方式更为开阔，所以他们返乡之后多数不再从事传统的农业，而更侧重于养殖、食品加工、粮食加工、建筑业、乡镇工业等。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这一方面有利于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另一方面也吸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在积极提倡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同时，各地政府也应适时推出优惠措施帮助农民工走好创业第一步。对于回乡创业的农民，给予相应的土地、税收、信贷等优惠政策，调动农民工创业的积极性，靠创业带动就业。
3、加强农民工就业能力培训。调查发现：返乡农民工中，无技术等级的占47.8%，高级工仅占8.0%。由此可见，金融风暴淘汰的大部分是低技能农民工，高技能农民工返乡的相对较少。同时，据国务院2006年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我国农村劳动力中未接受过职业培训的占3/4以上，只有1/5接受过各种不同形式的短期培训，接受过初、中级职业培训的农村劳动力人口不到5%。自身素质不高成为当前农民工返乡的重要主观因素，因此，要促进返乡农民工的再就业，完善与农民工就业相关的培训服务工作势在必行。“一技之长”是农民工就业的本钱。
4、依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目前，我国第三产业发展迅速，但在国际上仍然比较落后，所以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有利于优化生产结构，缓解就业压力，从而促进整个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减少，出口生产企业订单减少，企业遭遇困难，不得不裁剪员工，直接影响的是大部分农民工。农民工失去了传统就业领域的大量机会，失业风险不断升级。此时，可以借机引导农民工由生产加工类企业往家政等服务行业转移，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加快产业升级步伐。
四、小结
影响既已形成，我们无从选择，但将影响削减到最小，却不是不可能的。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是我国由二元经济结构转向一元经济结构的必然过程，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政府必须制定长期的发展规划和相应的政策措施引导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当然，单纯依靠农民工自身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更多的是要靠农民工、政府、企业这三个主体之间的共同努力和密切配合。设想一下，如果没有政府引导，农村劳动力只是因为对城市就业收入的预期盲目转移，将会给城市和农村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金融危机依然没有停歇，农民工的返乡潮还在续演，道路依旧漫长，正所谓“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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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民工；教育培训；劳动技能
农民工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具有农民户籍而又长期在城市打工的人。从20世纪80年代初少数农民离开土地到城市谋生，逐渐发展到后来轰轰烈烈的“民工潮”以及最近两年出现的“民工荒”，足见“农民工”已经成为一个存在于中国社会的不可忽视的庞大群体。有关统计显示，我国第二产业就业人员中,农民工占57.6%，其中加工制造业占68%,建筑占80%；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农民工占52%。这组数据佐证了2004年中央1号文件的判断：“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是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看来，农民工的知识水平、技术能力如何，不仅关系到他们自己的生存质量，也关系到“三农问题”的解决，关系到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因此，加强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是摆在我们教育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本文将从微观的角度进行探讨。
一、深刻认识农民工
提起农民工，我们就会想起电视连续剧《民工》中鞠广大父子，他们是我国一亿多农民工的典型。从身份看，他们是农民，户籍在农村，拥有承包土地，农忙时回乡参加农业劳动，从土地上可以获得一部分收入。从职业看，他们大部分时间在城市的第二第三产业打工，通过劳动获得一定的报酬，对于许多农民工而言，这份报酬正是他们的主要经济收入。我国社会尚属城乡二元结构，而农民工恰恰处于“两栖”的尴尬境地，以城市生活为主，而又居无定所，工作不稳定，因而生活在城市的最底层。但是农民工的付出却凝成了现代城市巨大的物质财富，许多创新思想是通过农民工的手才变成了现实的。透过农民工在城市打工的表象，我们看到了他们精神品格。
农民工出身于“农民世家”，以农为业，祖辈如此。到城市谋生，置身于另一种相对文明发达的环境会遇到诸多问题：干活苦脏累，工资待遇低，权益无保障，饱受城市人的歧视。这一切并没有把农民工击倒。他们一代又一代，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奔向城市，做那些文化人不愿做也不能做的事，顽强地走出了一条“产业工人重要组成部分”的希望之路。农民工以自己的行动锻打出属于农民工特有的自强不息的精神和吃苦耐劳的品格，这是享受生活、讲究快乐的城市人无法比拟的！
当然，农民工自身的弱点也是极为显著的。
一是文化水平低。从2002年的统计数据来看，平均每百个劳动力中不识字的占7.59%，小学文化的占到30.63%，初中文化程度的占到49.33%，高中文化程度的占2.09%，而大专及以上的仅占0.56%，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6.7年，另据对全国7个省市247名农民工的随机抽样调查显示，具有高中学历的65人,占26.3%；具有初中学历的163人，占65.9%;小学学历19人，占7.8%。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73.7％，显然，当代农民工的文化水平偏低。
二是缺乏劳动技能。据调查，从接受职业技术培训情况来看,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短期职业培训的占20％，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培训或教育的占3.4％，接受过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占0.13％，而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高达76.4％。抽样调查显示，农村劳动力科技素质较文化素质更差，在抽样调查的46076个劳动力中，接受实用技术和一技之长的培训人数仅占总数的16.4%，而无一技之长或缺乏实用技术的人数高达83.6%，有专业技术职称的只占调查总数的2.2%，获各种技术等级证书的只占5.2%。
三是观念落后，思维定势。农民工长期生活在农村这样一个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小农经济社会里，他们的人生从最初社会化开始，接受的就是农业经济观念，自由，闲适，目光短浅，没有志向，没有追求。他们进城打工为的是挣几个钱，养家糊口，从来没有想什么“产业工人”，“市民”，更不会去考虑市民化、城市化、现代化等问题。在许多农民工眼里，挣钱的“挣”变成了“糊”，在“糊”的观念作用下，往往可以做好的事情，也未心甘情愿做好。显然，这样的农民工与现代产业工人相距甚远。他们对先进文化很多时候是不屑一顾的。农民工落后的观念和意识导致他们的思维定势，固步自封，顽固保守，已经严重影响了自身的发展，影响了工业产品的竞争力。作为城市产业工人一部分的农民工，要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必须加强学习，苦练内功，提高素质，使自己成为本质意义上的产业工人。
二、教育培训农民工
教育培训农民工最直接的目的是为城市塑造新型的产业工人队伍。农民工是教育培训的主体，脱离农民工的实际和需要而高谈阔论教育培训农民工是难以取得实效的。农民工的需要是生存需要，我们必须紧紧围绕这个实际来讨论教育培训的内容、形式和效果诸问题。
1．以职业能力训练为核心。农民工的需要有二：一是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二是新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前者属于职业能力范畴，是显性的，农民工自知其需要；后者属于职业素质范畴，是隐性的，农民工未必知道自己需要。前者是实后者是虚。农民的见识决定了农民工就实避虚。因此，教育培训农民工，要顺势而为，把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训练放在核心地位，让他们学了就能用，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只传授基础知识，训练基本技能，不谈思想观念的更新，思维方式的改变是达不到培训目的的。针对农民工这一特定的对象，职业素质教育要尽可能渗透在职业能力培训过程中。职业素质教育的内容颇为广泛。诸如城市生活常识、环境意识，产业工人伦理道德、企业文化与企业制度，国家的法律法规，以及对农民工的价值观、人生观的引导等。职业能力的训练是教会做事的，而职业素质的教育是教会做人的。对农民工而言，要在做事中学做人，而不是先学做人再学做事，这一点有别于普通教育，也有别于一般的职业教育。
2．以多样化、灵活性为办学特征。农民工的知识水平低，没有技术基础，这是普遍现象。农民工年龄跨度在18岁至五十岁以上，从事的职业横跨第二、第三产业的几十种行业。无论哪行当，农民工每天工作大多超过八小时，据调查，农民工每天工作8至9小时之间的达到40.30％,9至10小时之间和10小时以上的分别占23.48％和22.50％。根据农民工的文化层次、技术水平、年龄结构、及行业特点，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方式上必须灵活多样，切忌套用全日制教学模式，如每班有固定人数，上课有固定时间等。不劳不得——长期以来形成的农民工工资制度决定了对他们的教育培训必须不拘形式。一人可以培训，十人八人亦可培训；业余时间可培训，上班时亦可培训；到社会上的学校、培训机构可培训，企业内部亦可培训。因此，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无论工学模式、校企合作模式、产教结合模式还是传统的师徒模式都应具备灵活多样性。
3．以免费、高效为立足点。农民工教育培训的一大难题是经费问题。据调查，要掌握一技之长，实现稳定就业，农民工需培训约3个月的时间，经费一般在800～1200元，这令农民工对教育培训望而却步。解决此问题的方法之一是实行免费培训。作为对农民工义务教育欠缺的一种补偿，培训费由国家财政支出。另一方面，教育培训的效果至关重要，学了就能用，用了就能挣钱，农民工愿意学。但如果学不到真本事，或者学了没用，农民工就不学，他们不想镀金更不想做表面文章。故立足农民工教育培训市场，免费、高效缺一不可。
三、农民工教育培训的有效途径
农民工的教育培训，有赖于政府和社会的支持。近年来，党和政府高度关注农民工问题，国务院及各个部门先后制定了《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等一列促进农民工培训的政策和行动计划，并在全国付诸实施。政策面的支持是做好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前提，但若没有用人单位、职业技工学校和农民工自身的配合，好事很难办好。因此，我们要帖近实际，从基层入手，做最基本的工作，以使农民工教育培训落到实处，收到实效。
1．重视企业自身的教育培训。在岗培训是教育培训农民工的有效办法。这一点前人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清末状元教育家、实业家张謇先生在家乡南通创办大生集团时，所用工人的基本素质不比当今的农民工强，他就是靠企业自身的培训来解决工人问题的，甚至技术人员也是自己教育培训的。在岗培训，即用先学，边做边学，易见成效。事实上，当今许多企业已经自觉承担了培训农民工的责任。笔者对江苏南通的企业进行个案调查也证明了这一点。南通银海材料技术有限公司采用以老带新的办法，以有技术的带无技术的，这样带两到三个月，农民工也掌握了最基本的操作方法和工作流程，成为一名熟练工。边劳动边学习，费时少，收效快，不仅培训免费，企业还发给工资满足农民工的生存需要。实践表明，企业自身培训员工是一种切实可行的办法。政界、学界应该肯定企业在农民工教育培训上作出的努力和发挥的作用；要倡导企业教育培训员工，并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在农民工教育培训上，充分调动企业经营者的积极性，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建立技术等级管理机制，激励农民工主动参与培训。农民工从农村来到城市，从农民变成工人，这一转化并不简单。农民工群体情况很复杂，年龄、文化水平、技术能力、进城的目的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此，对他们的管理也就不能简单化。将农民工按技术能力分为若干等级，比如初级、中级、高级，并且技术等级与劳动报酬挂钩。站在不同的技术平台上，收获的劳动报酬是不同的。从农民工到普通工人，从普通工人到技术工人，从技术工人到技师，让农民工清晰地看到铺设在自己面前的路。发展空间是引导农民工有目标，有追求的好办法，是激发农民工参加教育培训的有效措施。带有激励性质、有着较大发展空间的管理机制可以调动农民工参加教育培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一旦农民工完成了被动学习向主动学习的转变，那么，农民工距离产业工人也就不远了。
3．发挥职业学校的优势，切实提高教育培训质量。教育培训农民工成败的关键是能否取得实效。这个实效并不是培训人数所能体现的，而要看参加培训的农民工是否切实学到了技术，工作是否因此而得心应手；企业是否切实感到员工的职业技能与职业素质提高了，并且收到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可是目前远未达到理想效果。各类职业、技工学校及社会办学机构培训农民工，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专职教师队伍、满足教育培训用的设备以及长期积累的教育培训经验，使得职校、技校等办学机构比企业自身的培训系统、规范。所以，在企业自身培训的基础上，农民工可以选择这些机构进行提高培训。湖南省娄底职业技术学院的做法可资借鉴。娄底职业技术学院针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参加人员的特殊性，按照培训内容和时间列出不同的培训工种菜单，然后根据职业资格证的要求设计课程菜单，构成“模块式”教学体系。该院将培训课程分为公共基础模块——开设法律常识、职业道德等课程，教会学员怎样做人；通用技能模块——开设城市生活常识、普通话、计算机应用等课程，教会学员谋生的基本技巧；职业技能模块——按照不同工种、不同岗位开列不同的课程菜单，让学员选择自己爱好的专业和工种，考取上岗证、职业资格证，获取劳动准入资格。这就非常好地把职业技能培训与职业素质教育结合起来了，既教做事也教做人，相信这样的教育培训一定能把农民工修炼成健全的产业工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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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国务院研究室.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2006年04月16日09:25新华网．
关键词:农民工;医疗保障;困境;对策
中图分类号:F320.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7-0049-02
引言
农民工是改革开放以来一支新生的劳动大军,也是推动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变革的巨大力量。这一群体主要从事建筑业和制造业等高危险性行业,各地积极探索农民工医疗保障制度,但是效果并不明显,大部分农民工的医疗保障仍处于一个缺失的状态,农民工的医疗保障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在参阅了大量文献基础上,课题组在河北省秦皇岛、唐山、保定、石家庄进行了实地调研,与农民工进行了接触访谈,了解情况。自行研究设计了“农民工医疗保障调查问卷”,在全国范围内发放问卷427份,其中有效405份,有效率为94.8%,运用Excel软件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大量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完成此文。
一、农民工医疗保障现状
随着近年中国对于农民工问题的重视,农民工的医疗保障水平有了一定的改善,但是还存在问题。调查显示:参加人数最多的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达到64.6%,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针对农民工医疗保险的都为6.8%,8%的农民工参加了城镇居民医疗保险,13.8%的人口没有参加任何医疗保险。
首先,参加人数最多的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达到64.6%。这与新农合自身的特点与中国政府的大力推行是分不开的。新农合是一项以政府资助为主,针对农村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农民投入少,受益大。截至2008年,全国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县(市、区)数达到2 729个,已经覆盖全部有农业人口的县(市、区),参加新农合人口8.15亿,参合率为91.53%,当年基金支出662.3亿元,补偿支出受益人次5.85亿 [1]。新农合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民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在这种形势下,农民工参加人数多。然而,新农合以县为统筹区域,农民工医疗保险报销地与工作所在地距离远,新农合对于农民工最大的困难就是不能解决异地就医问题。
其次,8%参加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6.8%参加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而中国现有的城镇职工医疗保障只适用于与城镇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农民工,由用人单位代替农民工申报,并要提供劳动合同或形成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而调查显示:50.7%的农民工未与劳动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另外,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费用由用人单位和农民工共同缴纳,但是保险关系不能转移,退保只能退个人账户的部分,社会统筹部分则留在当地。
最后,各地虽然纷纷出台了针对农民工的医疗保障制度,然而在城市级别较低的地区,这项制度还不够完善。调研数据显示,各地的参保率普遍不高,而且随着城市级别的降低而降低。资料显示,农民工就业地分布在直辖市的务工人员仅占9.6%,省会城市占18.5%,而地级市以下的农民工占绝大部分,为71.9% [2]。通过以上数字,不难看出农民工参保率较低,各地针对农民工的医疗保障制度并没有切实解决问题,尤其是地级市以下地区的农民工。
通过以上对于农民工医疗保障的现状分析,我们将其总结为以下几方面:第一,大多数农民工参加了新型农村女合作医疗制度,这部分群体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异地报销;第二,参加城镇医疗保障的农民工主要是与城镇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农民工,而这部分群体面临的是保险关系的转移接续问题;第三,参加针对农民工医疗保障制度的比例低,尤其是地级市以下的农民工。
二、农民工医疗保障困境的原因分析
农民工医保困境的原因主要包括农民工自身特点以及政府和体制方面的原因。
1.农民工的低收入与医保高消费之间的矛盾。调查显示:农民工的教育程度在初中以下的比例达到92.4%。由于受教育程度低,缺乏必要的劳动技能,他们很难迈入高收入、高层次工作的门槛。农民工进城所从事的大多是一些非正式职业或边缘职业,如建筑业、服务业等,调查显示,年均收入15 000元左右,而这部分收入通常要维持家庭的正常开支,如子女教育、住房等,他们难以拿出多余的钱参加医保。
2.农民工的流动性决定其参保困难。农民工外出寻求工作具有较大的盲目性,一般从事技术含量低容易进入的行业,工作稳定性差。我们对农民工务工计划的调查中, 30%固定在原城市长期打工,70%几乎处在流动状态。这种状态一方面使得社会保障政策的调查、宣传、制定、管理等异常困难;另一方面,医疗保险是具有一定延续性的制度,由于不同流入地在经济发展水平和政策制定方面的巨大差异,使得农民工的高流动与社会保障地区的小统筹产生矛盾。
3.政府方面的原因。政府及体制方面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户籍制度是产生农民工医疗保障问题的根源。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将城乡严重分离,户籍制度将人民分为“城市人”和“农村人”,造成城乡严重不平等,农民工受到歧视,享受不到应与城镇职工相同待遇的医疗保障。第二,政府对于农民工的信息掌握不够,导致监管力度不够,造成用人单位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更拒绝为其缴纳医疗保险,以降低生产成本。第三,宣传力度不够。在对农民工关于各种医疗保障制度了解程度的调查中,71.2%的人表示不了解,在没有参加任何医疗保障的农民工中,有41.9%的人表示缺乏这方面的信息,不知道怎么办理。
三、农民工医疗保障的对策
根据农民工医疗保障现状和困境分析,我们提出了以下六点建议:
1.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根据农民工所从事的职业特点及流动程度不同,可将农民工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为职业稳定,有固定收入的农民工,也就是30%在原城市长期打工的农民工,这部分与城市居民差别不大;第二类为职业不稳定,也无固定收入的农民工,此类一般流动性较强。针对第一类,应该尽量降低户籍壁垒,将其纳入城镇医疗保障体系。
2.以新农合为基础构建中国农民工医疗保障体系。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行个人缴费、集体扶持和政府资助相结合的筹资机制,可以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一项筹资高,政府补助多,农民受益面大,为患大病的农民建立了保障,已深得民心,我们进一步的工作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可行性更高。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规定,“允许参加新农合的农民在统筹区域内自主选择定点医疗机构就医,简化到县域外就医的转诊手续。建立异地就医结算机制,探索异地安置的退休人员就地就医、就地结算办法。”目前新农合以县为统筹区域,由定点医疗机构组成医疗网络,在此基础上建立全国范围内的网络链接,以户籍所在地的账户作为报销账户。运行的过程中加强部门合作,做好监督工作,逐步形成以新农合为基础,全面覆盖农民工的医疗保障网络。
3.探索基本医疗关系跨制度、跨地区转移模式。基本医疗关系跨制度、跨地区转移是解决流动人口医疗保障问题的长远措施,也是中国未来基本医疗保障发展的必然趋势。
跨制度主要是指城乡医疗保障制度的衔接,而第一大障碍就是城乡居民在获得医疗保障质量与水平上的差距,政府应加大卫生资源在投入中向边远山区倾斜的力度,只有城乡差距缩小,医保的衔接才具有可行性。在此基础上,探索城乡医保衔接的有效模式。
跨地区则主要指医疗保险关系的转移接续。建立农民工可转移、可折算的永久性个人账户,当农民工流动时,个人账户随之转移到新的城市,按流入地的标准将缴费额和缴费年限折算后转入当地农民工医疗保险个人账户。
4.加强对于农民工基本信息的掌握。中国流动人口的“弱势”既来自于户籍制度,又源于流动人口的频率迁移。国外没有“户籍”的概念,流动人口问题大多源于跨国迁移,而跨国迁移人群存在“国籍”问题,与移民国本地居民的福利待遇可能存在差别,比如说,是否给外国人提供医疗保险,本国人可以获得免费服务的公立医院是否也对外开放等等。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前提都是对流动人口的基本信息有一个很好的掌握。
与中国目前的状况相比,农民工输入地政府并没有掌握足够信息,不能对其进行有效管理,对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险也不能进行有效管制,导致企业未能履行为农民工缴纳医疗保险的义务,这不利于农民工医疗保障的长期发展。因此,应该尽量掌握农民工的基本信息,尤其是在地级市以下的地区,掌握这些信息的部门应该与卫生部门、社会保障部门通力合作,推动农民工医疗保障制度的良好运行。
5.加大宣传力度 增强农民工参与医疗保障的积极性。农民工的观念相对滞后,医疗保障意识薄弱。农民工是医疗保障的责任主体,他们的认识关系到医疗保障的实施效果,必须让他们深刻认识到参加的重要性。但由于农民固有的传统观念,当务之急是政府应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农民工参与医疗保障的积极性。
6.同步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降低医疗费用。在农民工支付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必须探索降低门诊费用的有效方式。除了要通过大力发展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并以合理的价格将门诊疾病解决在基层社区医院,降低农民工医疗的支付费用,还要对定点医疗机构实行科学管理,推进医药分离,管办分离,逐步取消以药补医机制。通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降低医疗费用,使农民工能够获得高质量的医疗服务。这是一切医疗保障能够顺利推行的前提,只有医疗费用下来了,医保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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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农民工 就业 劳动力
一、农民工就业的现状及问题分析
（一）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有所提升，但仍然偏低
根据我省农民工监测调查资料显示，2014年我省农民工群体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14.01%，初中文化程度占64.23%，高中文化程度占15.46%，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6.3%。高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农民工所占比例比2013年提高了0.51个百分点。
但是，农民工的就业类别还没有改变，文化水平的整体提高对农民工仍然不利。农民工参与的就业仍旧以次级劳动力市场为主，如制造业和建筑业，主要以这两个行业为主，出现这一状况是因为整体教育水平的提升弱化了农民工教育水平提高的优势。所以，就整个社会而言，农民工群体的教育水平仍然偏低，提高农村教育水平是我们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二）农民工的就业培训有待加强
我省参加过就业技能培训的农民工比重仍然偏低，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由于当前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差距较为明显，乡村的经济发展较为落后， 农民通常对非学历教育认识不够清晰。他们教育观念、成才观念、工作观念较为传统；另外，通常情况一个农民工参加初级就业培训的费用也要在每月500-700元之间，如果参加三个月左右的学习，全部学费要在2000元以上，这个数据对于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民工群体来说，己经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三）农民工社会保障状况不容乐观
我国农民工整体投保比例上升了，但各地区差距明显，我们山西省处于中部地区，在农民工社会保障方面仍然有很多不足，农民工“五险一金”的参保率比较低。另外，由于现阶段，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统筹层次比较低，各地区的制度也存在较大差异，农民工较强的流动性给社会保障资金筹集、待遇支付等方面的管理等带来很大困难，这就造成了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关系难以在地区之间接续。
（四）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
农民工子女由于父母在外打工，在农村无人照顾，所以不得不跟着父母来到城镇，这便出现了农民工子女在城市的教育问题。我省农民工随迁子女到了流入地后，主要有三种就业形式：
1、在政府指定的公办学校就读，但前提是必须提供“四证”，即一年以上的计划生育合格证、暂住证和就业证，以及原户籍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门或学校的证明。由于办理一系列证明和证件手续较多、办起来也比较复杂，即便是最后进入了公立学校读书，也有可能会受到其他同学的歧视，因此也会影响农民工子弟的身心健康发展。
2、在不正规的打工子弟学校就读，这类学校入学很容易，学费也比较低，但是学校设施落后，教学环境差，教学水平较低，在这类学校就读的农民工子弟便输在了起跑线上，和其他同龄孩子拉大了差距。
二、农民工就业问题的对策探索
在就业机制上向较弱势群体倾斜，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问题的基本要求。
（一）加快户籍壁垒破冰进程。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是大势所趋。关键在于补贴在农民工身上的不公平的“隐户籍墙”制度的消除。户籍制度不彻底改革，农民工就不可能真正成为城市社会的一员，尤其是对地（市）以下的中小城市，可以考虑开放城市户籍，消除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界限，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中的制度性矛盾，从而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学难的问题。
（二）积极制定和完善权益保障制度。1、建立适合农民工的参保机制，按照“险种综合、费率统一、全国统筹”的原则，努力实现各保障项目，比如养老、医疗、工伤、失业和生育等的规范，另外在全国各个地方进行统筹，规范管理。
2、建立农民工工资增长和支付机制。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水平较低，也没有支付保障机制保障他们的收入。所以要政府应该制定相关政策规定，重点在于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在工作月结束后按时给农民工支付足额的工资，在合法权益受到威胁时，得到制度的保障。
（三）鼓励农民工创业。支持农民工创业的贷款服务，政府进行利息补贴，农民工创业也会带来一批就业岗位，从而解决一部分农民工的就业问题。组织开展创业培训，开展创业就业服务活动，针对当地农村学员特点，聘请农业专家帮助农民选择项目、传授技能。积极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示范县创建活动，有力推动城乡创业就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四）提供培训提升素质。对于农民工群体，应该加强对他们的培训，一方面加强对他们就业能力的培训，让他们根据自己情况和特点选择适合自己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加强对他们的就业技能和技术培训，不论他们所学的是何种技能，都要求精益求精。政府应该是农民工培训的主导者，起到统筹兼顾的作用，农业部门和教育部门应该具体负责，扩大农民工培训的规模，让农民工尽快适应工作岗位。
（五）构造农民工服务智能网络。形成跨城市跨地区的集中就业咨询、就业培训和保险及保障等一体化的公正、有序、平等的就业服务网络。通过把城市和农村就业服务管理系统联网，并将整个系统分为劳务信息、就业咨询、失业救济、培训管理、职业介绍、小额贷款、再就业补贴、失业保险、公共信息、公共服务、系统维护等各项小模块，实现就业服务等各种管理的网络化和信息化，为农民工实现就业和再就业及转移提供方便快捷的信息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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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
一、农民工及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
“农民工”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概念，是指户籍身份还是农民、有承包土地，但主要从事非农产业、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人员。[1]
农民工市民化则是指离农务工经商的农民工克服各种障碍最终逐渐转变为市民的过程和现象。具体而言．农民工市民化包括农民工从农村退出、城市进入以及城市融合三个环节。农民工市民化既是一种过程，又是一种结果。[2]农民工市民化应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生存职业的变化，即职业由非正规就业的农民工转变成正规就业的非农产业工人：二是社会身份的变化，身份的转变主要是户籍的转变，即由农村户口变为城市户口；三是自身素质的变化，自身素质不断提高；四是意识行为的变化。即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城市化。
二、北京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分析
（一）北京市农民工定居城市倾向指数[3]
按照“经济人”假设，农民工在做出留城还是返乡的决定时会对两种决定所带来的收益进行比较。农民工在做出进城务工的决定时实际上已经对进城务工的收入和留在农村的收入进行了比较，即当Iu×P＞Ir（Iu为农民工进城务工的月平均工资，P为农民工进城务工找到工作的机率，Ir为留在农村的月平均收入）时，农村剩余劳动力会选择进城务工；而当农民工在做出永久居留城市还是返乡的决定时，他们还需要考虑生活在城市与农村的成本。也就是说，当Iu×P-Cu＞Ir-Cr（Cu为农民工定居城市的生活成本；Cr为返乡的生活成本）时农民工会选择定居城市。值得注意的是，当农民工定居城市后，他们年收入中的P不再是进城找到工作的预期机率，而是一年当中能够获得工作的月数（以12个月计算）即P′。因此，农民工定居城市倾向指数PSD II可通过式（1）计算：
PSD II=（I′u×P′-C′u）/（I′r×12-C′r）（1）
式中：I′u为农民工定居城市后的预期月平均工资；C′u为农民工定居城市后的预期生活成本；I′r为农民工返回农村的月平均收入；C′r为农民工返乡生活的预期生活成本。
目前并没有农民工年均工作月份的数据，而农民工定居城市后，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将逐渐趋同于城市居民，因此使用了北京城市居民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来替代农民工定居城市后的预期年人均收入。而农民工定居城市后的预期生活成本也可以用当前北京城市居民的年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来替代。农民工返乡后的收入和生活成本可以分别用全国农村居民的年人均收入和年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来替代。因此，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9）》和《北京统计年鉴（2009）》相关统计数据计算，2000～2008年的PSD II（图1）除了在2001年与2002年之间下跌之后从2003年开始PSD II持续上升，截至2008年PSD II已经达到了10.53，这表明北京这座城市对农民工定居的吸引力在逐年增强。
（二）北京市PSD II的变动趋势预测
农民工进城务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城市工作的收入高于农村收入。中国农村由于人多地少的现实，农村劳动力剩余及隐性失业比较严重。在现有的农村人均耕地规模下，农村劳动力的边际劳动收入随着在农村劳动天数的增加趋近于零，即在既有的技术条件下，由于耕作土地规模的限制，农村劳动力从农业生产中所获得的收入的日增加值随着劳动力在农村劳动天数的增加达到一个峰值之后会逐渐趋近于0。通过进城务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边际劳动收入即成为他们的日工资水平。一旦农民工在城里找到一份工作，那么他们的日工资水平就是固定的，直到他们更换工作。在城市化初期，城市工作的平均日工资水平大幅度高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农村的边际劳动收入。这时作为“经济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会选择进城务工。随着城市化的逐步推进，更多的农民工进城，使得城市劳动力的供给逐渐满足需求，城市对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逐渐减弱。
图1 2000～2008年北京市农民工定居城市倾向指数PSD II
随着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移居城市，城市资源对人口的承载力将逐渐被消耗。在这个过程中，城市生活成本，尤其是居住成本会逐渐升高。逐步升高的城市生活成本会进一步减缓农民工定居城市预期收益的增长速度，从而使农民工定居城市倾向指数的峰值提早出现，并使得城市收益与农村收益提前平衡，进而使得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提前完成。
农民工定居城市倾向指数的拐点与刘易斯拐点有些类似，但是笔者认为北京市农民工定居城市倾向指数拐点将会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到目前，北京市对农民工的吸引力是不断增强的。
（三）北京农民工市民化现状的测度分析
农民工市民化既是一种过程，又是一种结果。在多数情况下，农民工从农村的退出以及城市进入、融合是交织在一起的。对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笔者采用意愿和能力相结合的概念，对其进行测度。农民工市民化，是由市民化进程的主体（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和市民化能力共同作用的一种结果。即那些既具有市民化意愿又具有市民化能力的农民工在城市定居融合的过程。[4]即：农民工市民化测度=〔农民工群体市民化意愿比例×（农民工在城市年均收入/城市居民年均收入）〕0.5[5]
表2 农民工分类表
注：按照市民化意愿和市民化能力我们可以把农民工划分为四类。即第1类是既有市民化意愿又有市民化能力的农民工。第Ⅱ类是具有市民化意愿但没有市民化能力的农民工，第Ⅲ类是虽有市民化能力但没有市民化意愿的农民工。第1V类是既没有市民化意愿也没有市民化能力的农民工。
农民工市民化，首先须具备的条件是市民化的主体（农民工）具有明确的市民化意愿。即表2中第1类和第Ⅱ类具有明确市民化意愿的农民工，才可能采取积极的行动，实现其市民化的目标。随着市民化进程的推进，农民工的心理状态会发生变化。根据不同时段的经济情况等因素。不同意愿的农民工都有可能调整自己的人生目标。[6]但从总体发展趋势看，后两种类型（Ⅲ、Ⅳ）会积极向前两种类型转变。笔者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方式对北京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进行调查，得知8.41%的农民工打算将来在务工地所在的城关镇定居，15.27%的农民工打算在务工地所在城市定居，12.17%的农民工打算回家乡的城市定居，4.87%的农民工打算回离家近的小城镇定居，31.86%的农民工打算回农村定居，27.43%的农民工还没想好是留在务工城市还是回家乡。综上可知：约24%的农民工打算将来在务工地定居，约49%的农民工打算将来回家乡定居。
农民工市民化，第二个须具备的条件是市民化的主体（农民工）具有市民化的能力。农民工的市民化能力涉及多方面的因素。如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等外部制度设计，也包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自身积累和培育等。农民工即便具有强烈的市民化意愿。但缺少市民化能力，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中屡屡受挫。很有可能使其丧失在城市生活的信心，失去市民化意愿；从而中途退出市民化进程。即只有既有市民化意愿又有市民化能力的农民工（第1类农民工），才可能实现其市民化。农民工在城市中生活，无论是衣食住行．还是参加培训、参加社会保障等都需要农民工有足够的资金。农民工的经济收入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了农民工在城市中适应能力。对此。用农民工与城镇居民收入之比来衡量农民工市民化的能力。根据测算，北京农民工的月均收人仅是城市居民月均收入的42.6%。表明了当前农民工生活困窘的现状，没有经济能力真正融入城市的生活，其市民化能力较弱。
注：农民工月收入为调研数据，北京职工月收入是通过北京统计局的数据计算而得。按照统计制度规定，年平均工资是由全部单位的工资总额除以同口径的年平均人数求得。职工包括单位的在岗职工和不在岗职工，不包括单位的离退休反聘人员和外籍人员等。
北京农民工市民化现状的测度值为37.7%（见表3），其测度值较低。显示出大多数农民工处于半市民化的状态。他们虽然能够进入城市，以打工为生，但是无法在城市中真正定居、融合下来。由于外部制度因素的制约，再加上农民工自身素质的欠缺，有一部分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随时处于变动和调整的“摇摆”状态。有27.4%的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不明确，处于回乡和市民化的矛盾状态之中。
三、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困境
至今，每逢春节或农忙季节来临之际仍可看到大量农民工返乡引起交通拥挤的现象。这表明农民工仍以农村为“基地”，进行一种“候鸟”式的流动，其市民化程度较低，面临诸多困境。[7]
（一）城乡分割的社会管理制度，制约农民工市民化
在我国特殊户籍制度下，完全实现就业和户籍同时转移的农民工比例还不高，一大批进城农民工虽然在城市里有固定职业和稳定收入来源，却并未在城市落户，非体制内单位就业的进城农民工在技能认定、职称评聘等方面也存在很多障碍。
（二）社会保障及服务缺位，延缓农民工市民化
调查中发现，93.29%的农民工没有参加养老保险，89.63%没有参加医疗保险，89.63%没有参加工伤保险，95.73%没有参加失业保险，96.95%没有住房公积金。政府规定的农民工应该享受的相关待遇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其中既有用工企业的原因，也有农民工自身及务工流动性特点等原因。以社会保障为例，虽然我国中央政府和一些地方政府都制定了农民工参加城镇社会保险的有关规定，但实际进入城镇社会保险体系的人员数量非常有限，包括农民工在内的灵活就业群体大多数人并未参加养老保险，参加医疗保险的人数就更少。这与政策层面的不完善，以及政府对用工企业的监管和引导不够有一定关系。一些城市的公共服务部门也尚未把农民工纳入进来。使他们不能像本地的市民那样以相对低廉的价格获得必要的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公共服务。对于尚未在城市定居的农民工，本身对于城市的生活方式还并不习惯．而又在很多方面不能享受到城市市民同等的待遇。因此很容易被边缘化。对市民化产生后顾之忧，并把返流农村作为在城市无法立足时的最后保障来看待，进而延缓了其市民化的进程。
（三）城市社会文化存在差异，影响农民工市民化
调查发现农民工在外出就业期间，有36.02%的农民工曾经受过委屈或被人欺负过。曾经受过委屈或被人欺负过的农民工中，有1.27%的农民工受到的委屈或欺负是来自老乡，有40.76%的农民工受到的委屈或欺负是来自其他外地人，有57.96%的委屈或欺负是来自北京本地人。受城乡户籍长期分割的影响，城市的社会文化中客观形成了对农村乃至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歧视，在城市就业机制和城市居民的包容性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城市社会文化对进城务工人员的排斥。
（四）自身技能与流动性过强，阻碍农民工市民化
调查分析中发现，25.63%农民工不到1年就换一次工作；21.34%的农民工可在每份工作上工作1-3年，15.53%的农民工3-5年换一次工作，10.48%的农民工5-7年换一次工作，11.87%的农民工7-10年换一次工作，10.73%的农民工10-15年换一次工作，3.54%的农民工15-20年换一次工作，0.88%的农民工能够在一份工作上工作20年。由于技能偏低、工作不稳定引起的强流动性，也客观制约了城市社会对进城务工人员各种保障与服务的落实。即使参加了城镇的社会养老保险，往往也难以持续。每年沿海城市都出现大量的农民工在春节前后办理退保手续。这种由流动性带来的障碍仍将长期继续存在。从经济因素的角度来看，较低的劳动报酬、并不稳定的就业状态，使相当部分的进城务工人员难以举家迁移到生活成本远高于农村的城市来定居。
注释：
①本次调研数据来源于纪韶教授与国务院研究中心农村部合作的《举家外出农民工融入城市与政策需求》的项目,2010.
参考文献：
[1]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M].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
[2][4][5]刘传江,徐建玲.中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8．
[3]省略
[6]黄祖辉,钱文荣,毛迎春.进程农民工在城市的稳定性及市民化意愿[J].中国人口科学,2004,2:68-73.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将是其必然趋势。农村富余劳动力大量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既是我国城市化的必然趋势，也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而在农村城镇化的过程中，必然涉及到农民市民化的问题，这也是中国城市化战略的应有之义。
农民市民化是指农民的生活方式由农村向城市发展、转变的过程。有学者把这一转变分成两个阶段：农民向农民工的转变；农民工向市民的转变。农民工的市民化是农民市民化进程的一个特殊的阶段。农民工的市民化不仅是地域、职业的转换，也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的转换。考察当代中国农民工群体，可以发现他们仅仅是实现了地域和职业的转换，但在身份认同、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的转换上处于严重滞后的状态，“农民工”这个称呼形象地展示了这一群体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中的尴尬现实。要实现农民工向市民的成功转化，除了制度安排、外部基础等因素外，农民工自身素质提高也是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因素。在“农民”与“市民”两个群体的属性差异上，科学文化素质的差异表现最为强烈，也是农民工市民化首先面临的挑战，只有当农民工的综合素质提高以后，才会逐步带来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改变，并不断适应市民化的内在要求。
所谓市民化能力是指农民工在城市生存和生活的能力，一般来说，农民工受教育的程度和在城市的收入水平直接决定了农民工的市民化能力。目前，我国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为6.5年，只相当于小学水平，接受过中等职业教育的仅占0.13％，接受过短期培训的为20％，其中接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只有9.1％。另外，还有大量的文盲存在，整体素质不容乐观。这样的劳动力必然在职业选择时存在极大的限制，大多数农民工只能在低端次级劳动力市场就业，很难依靠学历和知识获得高收益。因此，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关键在于教育，农民工教育在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本课题立足于城镇化过程中失地女性青年农民进入成都市务工的生存发展状况研究，因此，分析影响女性农民工融入城市、提高市民化能力及实现城镇化的重要因素之一的教育问题是研究的前提。
根据前述理论及目前对女青年农民工研究状况的现状出发，本文力图从女性教育角度出发，以对成都市服务行业女青年农民工的试卷调查和个人访谈所获取的资料作为基础，一方面,分析影响女性农民工受教育的因素；另一方面，力图从教育角度找到促使她们融入城市的途径。
在方法上，我们采用了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对成都市从事服务行业青年女性农民工抽取1500人进行了抽样问卷调查，主要涉及到成都市服务行业中的宾馆、餐饮、美容美发、家政等行业；我们还对其中的100人进行了深度访谈。结合问卷和访谈，还查阅了成都市的有关统计资料，并就其中的教育部分进行了纵横的研究，力图反映她们的教育状况和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成都市服务行业青年女性农民工的调查，我们发现她们在教育状况上从教育背景和教育需求两方面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1.受教育程度低
在接受调查的女性青年农民工中，反映出她们普遍受教育程度较低。我们发现，进城务工女性农民工中，95.82%具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56.59%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而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女性仅仅占了13.18%。同时，由于她们进城务工前的起点学历较低，因此尽管她们对未来有憧憬，但缺少明晰的规划。她们希望尽快融人城市，但由于长久积淀下来的小农意识和相对贫乏的教育基础，使得女性农民工这一群体在自我发展上缺少长远规划，她们一般比较注重短期利益。因此，在接受教育的问题上，也必然的出现了教育思想的滞后。
2.接受职前培训少，职业技能起点低
虽然各地政府开展了各种各样的农民工职前培训，但我们的调查却表明，只有50.52%的女性青年农民工在进城务工之前接受过教育培训，49.48%的人没有接受过任何教育培训。这些没有接受过，或者简单接受过低端的职业培训的女性青年农民工在进入务工单位工作后，也只有52.01%的人在问卷中表示，在工作单位接受过相关的职业培训。通过调查不难看出，只有一半的女性青年农民工接受过职前或者入职后培训。但是，即使接受过培训，这种职前培训通常也非常简单，其培训内容仍然与技能提高尤其是外出务工所需技能的相关性小。
3.对教育培训有需求，但机会相对较少
女性农民工由于其教育背景、身份背景的具体情况，导致她们所选择的工作普遍是工资较低、工作条件较差的服务性工作，有时甚至还会面临失去工作的危机。所以,要在城市呆下去，找到一个不错的工作，许多女性农民工都认识到要通过教育培训提高自己在求职方面的能力。因此，对教育培训也基本表现出需要的渴望。她们带有朴素的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多数愿意学习，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融入城市。我们的调查显示，93.53％的女性农民工都有培训的需求，许多人都希望能通过教育培训来提高个人素质，改变工作条件，从而获得相对较好的福利待遇。但实际上，她们能接受教育培训的机会并不多，其渴求不断接受技能学习的愿望在现实生活中大多不能实现。
4.劳动时间长，无暇接受培训
本次调查表明，参与调查的女性农民工工作时间较长，工作8～10小时的占到57.13%，工作10～12小时的占到23.52%，超过12小时的有4.06%，只有15.30%的人能按时上下班。
她们的工作强度大，工作时间长，可支配的自由时间很少。对她们来说，虽然主观意愿上愿意接受教育培训，但是实际上，她们用于“休息”的时间都很奢侈，就更谈不上用闲暇时间接受教育培训，提高自身素质了。
5.对教育培训内容的需要以职业准备性需求为主，带用一定的功利性和盲目性
在访谈中，当问及她们最需要哪方面的培训知识时，她们大多表示想接受和目前所从事工作关联性较高的职业准备性的教育培训内容。如从事美容美发的，希望学习美容美发技能；从事餐饮服务的，希望学习一些大堂管理的知识。她们中的大部分人认为接受教育培训主要是为了提高工资待遇或者是使自己在城市生活中拥有更有利的竞争条件，这种现实的学习目的就使得她们的学习需求带有相当的功利性。同时，由于她们自身思想文化的局限性，她们的培训选择又带有一定的盲目性，是属于跟风式的。看到社会上电脑人才、英语人才收入很高，自己也想去学电脑、英语等。但是，由于教育基础较差，比较高端的，专业性更强的学习培训对于她们而言，又变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参考文献：
农民工是没有城镇户口而在城镇工作的农民，作为一个庞大的就业群体，外出的农民工对城市的整洁、绿化、城市建设、交通运输、市民日常生活等都做出了巨大贡献。农民工作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其独特的经济需求和政治诉求应该得到充分的尊重。虽然农民工的“根”还在农村。但是他们已经脱胎换骨，日益成长为一个迫切需要社会认可的新兴阶层。
二、农民工已成为城市中的弱势群体
虽然二元体制的松动使农民获得了改变其职业身份的自由，但由于户籍制度等造成城乡分割的制度惯性依然存在，因此，农民并未获得改变其户籍身份的自由，这种状况引发了进入城市工作和生活的农民工的弱势问题。农民工的弱势状况具体表现在就业层面和收益分配中。
(一)就业层面的弱势：公平就业权利缺失
农民工公平就业权利的缺失是指城市政府基于农民工的户籍身份，对其进城后可以进入的职业和行业做出种种行政性的限定，使得农民工无法进入城市正式劳动力市场，获得正规就业机会，处于非正规就业状态。农民工主要集中在服务业、建筑业、零售业、餐饮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业等劳动密集、技术水平低的行业。农民工非正规化就业的原因在于原有的户籍制度和与户籍相连的就业制度，使农民工被排斥到了一个与城市居民不同的劳动力市场上，成为城市社会的底层。
(二)收益分配中的弱势：劳动报酬权利与社会保障权利缺失
农民工在收益分配中的弱势首先表现为其劳动报酬权利缺乏保障，劳动报酬普遍偏低。国务院研究室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指出，被调查农民工的月工资集中在500～800元之间。其中。每月收入在300元以下的占3.58％，300～500元的占29.26％，500～800元的占39.26％，800元以上的占27.90％。这种较低的工资水平与农民工较低的人力资本水平是直接相关的。
三、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提升有助于改变其弱势地位
(一)人力资本水平决定着农民工的就业状况
文化素质较高的劳动力易适应新的工作环境，掌握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在转移中可以担当技术重任。产生的绩效相对较高：而文化素质低的劳动力在转移中大多只能从事一些手工、体力工作和简单的再生产操作，就业面被限制在极小的范围内。因此，农民工进城务工的首选岗位必然是“脏、险、累”的体力活。今后，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产业技术含量的提高，农民工只有提高其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才能在日益激烈的就业竞争中取得一席之地，
(二)人力资本水平决定着农民工职业的稳定性
文化水平高低是影响职业稳定性的决定因素之一。劳动力的文化水平与其技术创新能力是成正比的。文化水平越高，技术创新能力越强，职业稳定性越强，完成职业或技术转换也更容易，文化素质较高或掌握一定劳动技能的农民工容易获得相对稳定的职业。
(三)人力资本水平决定着农民工的收入
收入是决定农民工在城市支付能力的决定因素，也是农民工获得经济地位的直接因素。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与劳动生产率具有较强的正相关性，相关系数达0.73。劳动力受教育程度高，在相同时间内生产率高，其收入自然也就高。
(四)人力资本水平影响着农民工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城市化
农民工城市化不仅表现为职业身份与居住地域的非农化，而且还表现为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由农村方式向城市方式转变。大量事实证明，文化素质较高的农民工不仅在工作上容易得到用人单位的认同，而且其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也容易融入城市社会。因此，农民工整体素质的提高是取得市民资格的重要条件。
(五)农民工的素质给城市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国内外劳动力转移的历史表明，一些社会问题的引发都与劳动力素质有关。近年来，农民工进城后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主要表现为那些文化水平低又无一技之长的农民工，长期在城市中找不到工作，流落街头，成为新的城市无业游民或贫民，给城市的治安、卫生、教育等管理工作带来严重问题。
四、以提升人力资本为目标的农民工培训
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是一个综合、系统的过程。要从思想意识、生产技能等方面人手，有步骤地加强对农民工的培训。更重要的是，要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设施的投人，从根本上注重农村人口素质的提高。
(一)注重对思想意识的培养
1 培养依法维权的自我保护意识。首先，要了解《劳动法》、《合同法》等法律知识，搞清合同要约条款，以免上当受骗；其次，遇到问题和纠纷要冷静处理，依法解决；再次，要知道一些应急常识，如消费投诉、报警等，自觉养成依法维权的自我保护意识。
2 培养现代城市环境的文明意识，对农民工的培训，要包括城市生活基本常识培训。政府应组织各种学习活动，加强农民工思想品德教育，提倡农民工树新风，讲礼貌，并提高农民工的环保意识，让他们自觉加入到保护城市环境的队伍中来。
3 培养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意识。农民工要在科技突飞猛进的城市创业，必须掌握现代化信息技术的应用技能，如计算机应用技术、互联网知识、网上发送邮件等数字信息传递技能，主动适应科学技术发展形势，用现代化科技知识不断充实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具有科技头脑的新农民，
(二)注重对生产技能的培训
由于农民工自身素质和收入的限制，靠农民工自己承担生产技能培训成本非常困难。因此，中央和地方政府要采取政府全部买单或承担大部分培训费用的形式，加强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
(三)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设施的投入
要提高农民工的素质，从长期角度讲，增加农村教育投资，缩小农村与城镇的经济差距是最主要的两个方面。正是由于农村教育投资与收益的不对称性，导致了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缓慢，从而给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增加了困难。
(四)农村劳动力输出地组织技能培训
对农民工的培训，不能局限于农村劳动力输入地，也要在输出地开展。以乡镇成人教育中心校为依托，以具有初中以上学历的农村青壮年等为培训重点，丰富培训内容，提高培训层次，强化创业意识和创业技能教育。外出打工“回流”人员由于已积累了一部分资金，掌握了一定的技术，学到了一些管理方法和市场知识，经过教育培训，能很快实施自主创业，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并吸收一定数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农民增收。
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现状入手，分析指出这已经越来越成为现阶段的重要问题，并对现阶段我国城乡社会的全面健康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经济发展；影响
一、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是主体。目前我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高达62.3%。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对全国31个省（区、市）7100个行政村6.8万个农村住户的抽样调查显示：农村剩余劳动力目前约为1.5亿，再加上每年新增劳动力600多万，农业部课题组运用劳动力合理负担耕地法测算出我国现阶段农业部门需要的合理劳动力数量约为1.96亿人，现阶段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高达2亿人左右。随着农业集约化经营程度的提高，如果按照发达国家的技术与管理水平从事农业生产，中国种植业只需4000万～5000万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将增加到3.5亿人。
目前这些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三个基本流向：即由农业流向非农业，由乡村流向城镇，由落后地区流向发达地区。根据《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2006），我国现在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3亿人左右；如果加上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农民工总数为2亿人，已超过农村人口的1/5，主要集中在部分城市人不愿意从事的危险性高的工作、脏活、累活、苦活。
纵观改革开放40年来，农村劳动力转移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离土不离乡”（1979-1996年），大批农村劳动力在乡镇企业就业，第二阶段“劳力东南飞”（1997-2000年），去东南沿海从事劳动密集型工业生产；第三阶段（2000年至今），随着城市化发展和房地产市场升温，“失地农民”强制性转移到城镇。
近年来，农村劳动力转移呈现出以下主要特征：是跨区域转移与省外就业比重明显提升；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向“内”转移，而相对落后地区持续向“外”转移；青壮年是外出务工的主力军；文化程度普遍都较低；明显的兼业性，农忙务农，农闲务工，亦工亦农；非农收入成为农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受经费、交通、通讯、农村劳动力市场化程度、求职务工的信息不通畅等因素的制约，还处在“亲帮亲”、“友帮友”的自发无序的流动状态；由于目前我国的劳动合同、保险制度的不健全和一些私营企业的风险道德问题，工资兑现、因工致伤，致残的医疗及保障方面等方面社会矛盾日益凸显。
二、对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
1.对农业的影响
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实践充分证明，“劳务经济”有利于脱贫致富，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
劳动力转移促进了农业土地的规模化经营，使另一部分农业劳动力相应得到较多的农业资源，土地的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加快，促进农业的产业结构和市场农业的发展。
劳动力转移使得农民对农业、非农业、技术、教育的投资加大，为农村发展注入了新的“活水”。更多的农民利用这些知识和技能更有效地从事农业劳动或非农业劳动，从而使收入渠道更加多样化，这样的转变促进了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使农村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增进了农村服务业的发展，也使未来农村城镇化进程得以顺利进行。
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失已影响到农业基础的稳固。农业发展后继无人，农村地区劳动力供给不足；耕地利用率下降，粗放经营；高效经济作物发展滞后，农业结构调整缓慢；农田水利设施毁坏殆尽，农业生产回到了靠天吃饭的阶段；“农业人才”短缺，科技缺少创新主体，新技术推广难度加大，科技兴农较难落实；大量化肥、农药、除草剂的使用造成的污染已经成为我国治理农业污染的难题之一。
2.农民群体的影响
农民进城务工增加收入的同时，提高了农村人口的素质。他们开阔了视野，接受城镇、工业社会新的意识、观念和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农业生产无形而巨大的生产能力；他们逐步完成了知识和资本积累，激发了更高的理想，他们或者定居城市，或者回乡在城镇创业。
但是目前转移发展的阶段中，由于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失，农村公共事务几近瘫痪，农村很难解决现有基础设施落后的局面。同时农村人口过疏化问题越来越严重，空心村正在迅速地大面积形成，部分农村有走向终结的趋势，这已经到了威胁农业生产甚至农村存在的地步。
更严重的是农村家庭问题。随着农村人口流动，越来越多的留守妇女、儿童、留守老人的问题出现。这部分人劳动力不足，信息沟通不便，经济意识薄弱，直接影响农业生产和农产品销售；留守儿童教育和综合素质下降使得农村劳动力出现结构型缺失。
3.对社会的影响
农业监管的难度不断加大。承包地是农民生活的最低保障，随着非农转移的加速发展，有偿、合理、灵活、有序的土地流转制度无法及时跟进，迫使外出人员城乡两栖兼业，“青壮去务工，种田童老姑”，更有甚者是近年来不断上演的弃田抛荒现象。更令人担忧的是随着年轻的、有文化、有一技之长的青壮年劳动力的转移，农业科技示范与推广在农村减弱，直接导致农业发展后劲不足，农业技术进步难以跟上，从而更进一步扩大了转移地区与发达地区的经济的对立与差距。
加重了城市人口承载负担。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与城市工业和服务业的接收吞吐能力、城市产业结构调整的矛盾日益紧张，与此同时，也给城市供给、环境压力、交通安全、社会治安、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计划生育等等方面的管理工作增加难度，带来诸多新的问题。当然，给城市就业带来的新的压力书不言而喻的。此外城市“边缘人”的存在，带来了计划生育等诸多问题。因为没有更好地被纳入现有的城市管理系统之内，这一切之中隐藏着巨大的社会问题。
三、结语
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是现代化过程的一种规律，不论是欧美国家还是亚洲韩、日等国以及中国的发展，都表现这一规律的不可逆性。要深刻认识到劳动力转移是一个系统工程，确保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的协调发展，必须制定长期的发展规划和相应的政策措施，合理有序地引导农村劳动力转移与转岗就业，稳妥地化解这一社会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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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夏莉艳.农村劳动力流失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对策[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9）
社会资本对社区治理、公民社会和国家福利、经济增长也具有重要意义[13]。学者们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的就业选择和经济收入有较为显着的影响[14,15]。有学者甚至认为,相较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的社会经济地位影响更大[16]。蒋乃华等学者[17]的量化研究更是支持了这一观点,他们发现社会资本投资工资性收益是人力资本投资工资性收益的2.5倍。钱文荣等学者[9,18,19]认为,农民工的社会资本促进农民工对城市的社会认同与归属感的形成,关系网络对农民工留城定居具有重要影响,经常与城市本地居民交往的农民工更倾向于留城定居。实际上,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具有相辅相成的作用,他们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20]。人力资本影响着农民工再构社会资本尤其是现代型社会资本的能力;反过来,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又影响其人力资本的提升能力[20,21]。但是,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存量比人力资本还少,这使其初始社会资本对收入几乎没有影响。但叶静怡等学者[22]发现,农民工新获得的异质性社会资本即新型社会资本对收入却有正面影响。
综上所述,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于提升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发展能力、形成农村劳动力转移长效机制、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的和谐稳定,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关于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重要性的研究较多。学术界更多的是将农民工人力资本和(或)社会资本作为自变量,研究对其就业、收入、流动、职业成长、身份认同、城市融合的影响;也有不少学者研究如何提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但将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和(或)社会资本作为因变量,采用实证方法研究农民工人力资本和(或)社会资本获得、存量增长的并不多。
培训教育是提升人力资本的主要途径,也是获得社会资本的重要途径。虽然国家高度重视农民工培训教育问题,但由于多种原因,目前进城农民工接受培训教育的机会仍然很少,很多培训教育效果也并不理想。建筑业是吸纳农民工的主要行业之一,建设工地民工学校是设立在建设工地,对参与工程建设的民工进行非学历教育培训、组织管理、公共服务的平台。杭州市建委从2003年开始,在全国率先推广建设工地民工学校,逐步探索出了“政府倡导、企业主办、工地建校、社会参与”的成熟办学模式。2007年起,中国建设部等五部委在全国推广建筑业民工学校。根据中国建筑业协会的报告,至2010年底,全国依托1.5万多所建筑业农民工业余学校,累计培训农民工400多万人次[23]。而杭州市8年累计通过民工学校培训建筑业农民工50多万人次,已经具备对办学成效进行评估的良好条件。因此,本文以杭州市建设工地民工学校为例,采用实证和量化分析方法,对其在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提升上发挥的作用进行研究。
1 相关概念及变量测量
1.1 人力资本
Shultz[1]、Laroche[24]、饶年华[25]、夏光[26]等学者将人力资本定义为一种生产要素而存在于人体内的、能为其投资者现在和未来带来经济收益的所有智力、知识、技能、体能(健康)、能力、经验等资源的总和。因此,以往研究中对人力资本的测量也就主要集中在对个人的教育水平、职业经历等因素的考察之上。也有学者认为人力资本与其载体——人密不可分,因此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特征可以一定程度上通过描述农民工的一般人口特征来反映,主要包括年龄、性别、教育程度、技能水平、健康状况等。王德劲[27]将人力资本的主要测算方法归纳为以下几种:基于成本、基于收入、基于教育指标、基于直接能力测算等方法。而预期收入法被认为是最合理的人力资本测算方法[28]。这些方法都是针对某一时点上个体人力资本的测量,而本研究关注的是个体人力资本的变化,因此并不能直接使用上述这些测量方法。考虑到本研究需要,我们对预期收入法进行了改进,通过测量个体对未来5年内收入变化幅度的预期来反映其人力资本的变化。这是因为,如果个体人力资本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发生了较大改变,其对自己未来收入的预期也会较为乐观,从而发生较大变化。这里我们将预期收入增长幅度分为1至5个等级:<20%,20%~40%,41%~60%;61%~80%,>80%。
1.2 社会资本
参考程民选[29]、周长城等[30]学者的意见,本文把社会资本定义为广泛存在于社会网络关系和社会组织中并能够为利用它的主体带来收益的社会资源。社会资本的度量一直是有争议的问题。关于个体社会资本的测量,研究者多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即对以个人为中心延伸出去的网络状况进行测量[29]。林南[31]认为个体层次社会资本的度量方法基本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对可以为个人所调用的资源总体的度量,二是个人在工具性行动之中所实际动用的社会资本情况。但是这种测量方法问卷都较为复杂,不太适用于文化素质水平普遍不高的农民工。因此,本文采用较为简单的量表测量方法。量表在Collins,Clark[32]的社会资本量表基础上做了改进,共8个题项,包括内外部人际关系的数量变化、内外部关系人接触次数的变化、内外部关系人亲密程度的变化以及内外部关系人持续时间的变化。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测量,要求被测者根据自己实际状况回答,“1”代表变化很少,依次“5”代表变化很大。
1.3 自变量和控制变量
自变量主要包括农民工参与农民工学校的学习情况,包括参学次数、学校硬件满意度、学校管理满意度、授课形式满意度、参学课程内容满意程度等。所有指标都量化为1至5个等级,“1”表示很少、很不满意,依次“5”表示很多、很满意。
考虑到农民工的性别、年龄、在建筑行业工作年限、学历水平都是其人力资本的重要构成部分,可能会对农民工在农民工学校学习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变化产生影响,本研究将这些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予以控制。性别做了虚拟变量处理,男性为“1”,女性为“0”。年龄分为18~25,26~30,31~35,36~40,41~45,46~50,>51岁7个等级。学历分为文盲、小学、初中、高中、职高/中专/大专及以上5个等级。在建筑行业工作年限分为0~2,3~5,6~10,11~15,16~20,21~30,>30年7个等级。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取问卷调查方式,调查对象为来自杭州市10个建筑工地不同岗位的外来农民工。因为农民工文化素质普遍不高,工作大多比较辛苦劳累,且研究涉及到让他们评价由政府倡导的组织,要得到真实、完整的数据并不容易,因此我们在问卷派发的过程中进行了控制,不仅对问卷发放人员进行了专门培训,而且采取一对一调查的方式,指导农民工现场完成问卷填写,以尽可能地保证数据的质量。最后共发放问卷400份,每个工地40份;回收385份,回收率96.25%,剔除缺失关键变量、填满率不足90%以及明显随意填写(量表题项都选“1”或“5”)的无效问卷后共得到321份有效问卷。被测中男性占89.8%,女性占10.2%,性别比例差异较大。但由于建筑行业的用工特殊性,这一比例基本符合建筑行业农民工总体性别比例状况。样本其他特征见表1。
本研究所有研究变量的数据都来自同一对象,严格按照Podsakoff等[33]推荐的方法进行处理,避免比较容易出现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首先,在问卷正式定稿之前,举行了3次农民工座谈会,每次邀请5~7名不同文化程度、年龄、行业工作年限的农民工参与座谈,让他们试填问卷并发表意见,然后对问卷内容和题项表述进行反复修改,以便正式调查时被测能较为容易、准确地理解每个题项。其次,采用匿名方式,并通过向被测派发礼品以及承诺保密提高其参与度,以降低无响应偏差。同时,对每个问答题和选项进行解释,防止因农民工文化水平低导致理解偏差和结果偏差。再次,为了更加切实地反映被测实际感受和行为特点,减少被测行为受社会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以尽可能少出现社会称许偏见效应(social-desirability bias effect),我们向被测者表示,问卷答案没有好坏优劣、正确错误之分,他们只需根据自己的真实感受和情况填写即可。通过这些措施,本研究有效控制了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 统计分析
3.1 效度与信度分析
关键词：农村剩余劳动力，非农产业，就业
一、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转化的主要问题和制约因素分析
（一）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绝对数量大，素质相对较低
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人口总数已经超过13亿，农民约为8亿。目前全国农村剩余劳动力1.5亿多，2010年将有可能超过两亿，[①]相当于一个大国的总人口数，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此外，我国农村教育薄弱，劳动力文化素质普遍偏低。2003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受教育年限仅为7.6年，比城镇低3年。农村的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在总人口中占75%。他们从事非农产业的职业技能非常缺乏，在劳动力市场上出于弱势地位，没有与用人单位讨价还价的资本，大多在脏、累、差的非技术性或技术要求低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从事简单、粗放的工作，就业渠道狭窄，很难有较高的收入且就业不稳定，影响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层次。
（二）以户籍制度为重要标志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使得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待遇普遍缺失
我国农村劳动力过剩是一个长期的历史问题，建国后我国走的是一条特殊的工业化道路，即摒弃市场机制，用严格的户籍制度将城乡人为分割，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片面追求工业增长尤其是重工业的增长，阻滞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改革开放以来，适应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我国户籍制度已作出了许多重要调整，户籍制度正在逐步放开，歧视性的地方就业政策也有所改善，但农民工子女上学难、农民工居住条件恶劣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由于现行的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安排，以及政府和企业的认识差距等因素，绝大多数农民工享受不到基本的社会保障。。据农业部2005年快速调查，目前农民工工伤保险的参保率仅为12.9%，许多农民工发生工伤事故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和经济赔偿，养老保险的参保率为15%左右。
（三）城镇失业比较严重，就业市场竞争激烈，就业形势严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城镇就业传统主渠道的国有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生产经营困难重重，大量释放富余人员，国有单位就业人数由1995年的11261万人减少到2005年6488万人，下降了42.4%，同一时期，城镇集体单位就业人数由3147万人减少到810万人，下降了71.5%。城市下岗职工再就业的主要方向是非国有经济，而农民进城就业的主要领域也是非国有经济，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必然会产生“冲撞”，形成 “僧多粥少”的局面。在未来比较长的时期内，我国都将面临严峻的就业形势，给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增加了困难。
（四）劳务市场不够规范，农民工的基本权益缺乏有效保障
劳务市场不够规范，政府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服务不到位，管理效率不高。农民外出务工主要依托以亲缘、地缘关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社会信息网络。据调查，88%的农民工是自发外出务工的，由组织外出的仅占12%。农民工流动在很大程度上处于盲目、无序的状态。有些城市为了解决本地人员的就业问题，在一些工种上制定歧视性的政策，不许农民工进入，有些还要求农民工办理名目繁多的各种证件作为进城务工条件，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受到阻滞。作为城市的弱势群体，农民工收入水平很低，与社会平均工资的差距不断扩大。据湖南、四川和河南三省的抽样调查，农民工月实际劳动小时超过城镇职工的50%，但月平均收入不到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的60%，实际劳动小时工资只相当于城镇职工的1/4，合法权益不能得到有效保障，据国家统计局2004年抽样调查，仍有10%的农民工人均被拖欠工资7个月。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统计，全国每年因工伤致残人员近70万，其中农民工占大多数。[②]
二、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转化问题的根本出路
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在非农产业的就业是解决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转化问题的根本出路。
（一）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在非农产业的就业，能够推动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
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我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工业等非农产业发展所提供的就业岗位，是农业人口城市化的基本前提。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在非农产业的就业，能够使他们逐步摆脱对农业的依赖，从事专业化分工水平较高或效率较高的非农产业，最终使他们真正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实现真正意义的转移转化，实现农业人口减少这一目标，从而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
（二）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在非农产业的就业，是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必然要求。
中国人口众多，农民绝对数量达，而传统的农业属于生产效率低下，附加值低的产业，产品不具有市场竞争力，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如果不改变这一现状，农村经济很难有大的发展，这也是提高中国经济整体发展水平的关键一环。因此，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强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成为解决“三农”问题、发展农村经济的的必然要求。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在非农产业的就业，不但能够实现减少农业人口这一目标，还能保证这一过程的平稳有序，能够为推进农业的规模化生产、产业化经营减少阻力，促进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和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促进农民增收。
（三）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在非农产业的就业，能够拓展农民的收入渠道，有利于增加农民的收入。
由于历史、自然、环境、政策等多方面的原因，我国农村发展滞后，农业成为国民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制约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更加突出。农民就业的不充分，影响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和农民收入的增加。。随着国家基本建设用地、城乡居民建房用地的不断增加，我国耕地面积减少的趋势不可逆转。从经济的长远发展看，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减少农民，而如果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找不到出路，农民的富裕、农村的全面小康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在非农产业的就业，是减少农民的最为有效、最为直接的途径，还能够实现稳定有序这一目标，拓展了农民的收入渠道，有利于增加农民的收入。
三、推进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在非农产业就业的对策措施
（一）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加强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
教育事业的发展意味着人力资本投资的加大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是强国富民的根本保障。我们要从战略高度出发，继续推进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财政投入，建立健全农村教育投入保障机制，保证农村教育的经费来源，确保广大农村适龄青少年尤其是贫困家庭的孩子顺利完成学业，从整体上提高农村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此外，还要根据农村劳动力的特点和就业需求，着力推行政府引导、面向市场、多元办学的机制，广泛利用社会力量办学，动员职业高中、技工学校以及社会投资设立的各种培训机构参与到农村劳动力职业培训中来，开展有较强针对性和实用性的职业教育和培训，扩大农村职业教育的办学规模，提升职业教育的办学层次，强化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综合素质和技术应用能力，建立比较完善的农村劳动力就业培训体系。
（二）产业政策向劳动密集型产业倾斜，实现从人力资源过剩向人力资源优势的转变。
国际经验表明，凡是人口众多、土地和资本相对稀缺的国家和地区，其产业结构都要经历由资源和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这一过程的演进，这既是产业结构发展演进的一般规律，也是东南亚国家和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成功经验。中国的就业压力是一个长期面临的基本问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转化和城镇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必须从这一基本国情出发，把就业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确立以就业为导向的产业发展战略，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要处理好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与采用先进适用技术之间的关系，重点发展技术含量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加快发展第三产业，拓宽就业渠道、增加就业岗位，走具有中国特色的产业化发展道路。
（三）发展农村合作组织，推进农业产业一体化，延长农业产业链，拓展农村非农产业就业渠道
创新和发展农村合作组织是当前发展农村经济的战略选择。在当前农村发展相对落后的形势下，农村合作组织是集中资源、提高效率、加快农村发展的有效形式之一，能够弥补小农分散经济在生产组织方面的不足，有利于形成一定的利益表达机制，有利于技术的推广（郭晓鸣等，2005），有利于农业产业一体化进程的推进。要以农村合作组织为依托，借助各种社会资本推进农业产业链的延长，重点培育特色鲜明，品牌效应、规模效益和产业集聚力明显的农业产业群，增加农产品附加值，逐步实行在专业化基础上的农、工、贸一体化经营，推动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拓展农村非农产业就业渠道，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实现从农业资源优势向农业经济竞争优势的转变，逐步实现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跨越。
（四）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打破城乡壁垒，逐步建立起城乡一体的劳动力市场
改革现有户籍制度，逐步使户籍与劳动者就业、子女入学、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脱钩，使户籍成为纯粹的登记制度，仅用于统计人口分布状况，为人口的合理流动创造基础性条件。逐步实行国际上通行的以身份证管理为核心的人口流动制度，以及以职业划分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户籍登记制度，使全体公民在户口身份上完全平等，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使城乡人口的流动健康有序。这也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持续、有效转移的重要保证和长远之计。政府相关部门应打破“城市保护主义”，统筹考虑城乡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建立和健全劳动力的社会调节机制；加强《劳动法》等相关法律的执行力度，进一步规范劳动力市场，保障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建立和完善劳动力市场中介组织，加强市场信息服务，特别是在农村劳动力输出的集中地区，要建立、健全企业用工信息网络，通过报纸、电台、电视、互联网等多种渠道公布劳动力市场需求信息，降低农民工的信息搜寻成本。。要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营造就业、居住和流动的良好环境，降低迁移成本，逐步消除因城乡户籍而割裂的劳动力市场。
（五）初步建立起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摆脱对农业的依赖
中国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长远目标模式应该是高度统一、社会化、法制化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但现阶段要以我国的财政收入和城乡实际差距为出发点，初步建立起适合当前国情的、过渡性的、能够使城乡社会保障有机衔接的、由“全民基本保障”、“单位补充保障”、“个人附加保障”组成的“三层次”社会保障模式，使农民工在子女就学、住房、医疗、养老、劳保等方面能够享有相应的社会保障。要把国家针对农民工子女教育的现有政策进一步落实，解决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阶段上学困难的问题。逐步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把农民工纳入城市“廉租房”与“经济适用房”保障范围。
参考文献：
[1]刘传岩．从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看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J]．价格月刊,2007,(2):32-35.
[2]刘泽民．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出路在于减少农民[J]．求是，2005,(7):50-52.
[3]孙祖芳．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拓展就业途径的战略思考[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6）:86-91.
[4]郭晓鸣，曾旭晖．农民合作组织发展与地方政府的角色[J]．中国农村经济，2005,(6):25-29.
[5]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4-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