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09 05:05:5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贫富差距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我国贫富差距的现状
一个国家的经济健康发展除了有快速健康的经济增长还应有合理的贫富差距。贫富差距所导致的两极化在一定程度上会给社会进步带来诸多负面因素。2010年统计局公布的基尼系数为0.61，2012年的基尼系数为0.474。相比较日本和韩国的0.26，美国的0.4，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接近0.5，并且以每年0.01的速度增长。我国的贫富差距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大。
根据2006年—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相关网站资料整理可以了解，2008年到2012年五年间，我国城镇和农村的人均收入比值一致保持在3.1倍以上。在1995年国际劳工标准处理有关劳工问题的联合国专门机构的统计的城乡收入比值中超过2的三个国家中就有中国。然而，2007年这个比值已经到了3.33。经济条件相同会增大农村居民生活压力。
2.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纵观2008到2012年的数据，东部和中部城镇居民的可以支配收入比值在1.46左右，东部和西部的城镇可支配收入在1.47上下波动；东部与中部农村可支配收入比值在1.48左右，东部与西部的农村可支配收入比值偏高在1.85左右；2012年中部，西部地区的城镇居民收入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平均值分别是东部地区的69%，67%，而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农村居民个人可支配收入分别是东部地区的63%，51.4%；从对比数据可以看出中部西部与东部区域人均可支配收入存在差距，并且区域间的差距没有下降的趋势。
二、个人所得税的现状
个人能所得税作为我国主要的财政收入，通过无偿支出功能起到调节和安全控制的作用，调节贫富不均和缓解收入差距。我国现行的征税模式是分类征收制，分类征收制是将纳税人不同来源，性质所得项目分别规定不同的征收率。但是我国个人所得税的现行的缴纳模式，无法全面衡量纳税者的综合纳税能力，同国外相对比，我国的个人所得税纳税模式还比较欠缺人性化，不能较好的而实现公平税负，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因此也非常的而有限，而且还容易造成税收的流失。不能起到调节贫富差距，没能当好调节器与安全阀。根据统计数据可以知道，税收实际征收额是征收流失额的1/5到1/2，进一步的拉大了贫富差距。面对对贫富分配不均的社会现状，个人所得税作为我国的主体税种也需要进行改革更好的起到调节器与安全阀的作用。
三、优化个人所得税以缩小贫富差距的研究
（一）针对起征点应该详细的分别征订
从2011年9月1日起，起征点调整后由原来的2000调整到3500，尽管起征点调整了，但是贫富差距的问题没能得到缓和。不同地区的起征点一致提高反而会扩大居民人居收入的差距。相关数据分析，2014年的数据得知北京、上海、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超过了4万，但是甘肃，西藏，新疆，青海这些城市还未达到平均值。因此应该适当的根据不同的地区设置不同的纳税起征点，具体的根据不同地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确定该地区的起征点。对于上海，北京，广东，福建等这些东部高收入城市来试试，应该适当的调低他们的个税征税的起征点；相对于甘肃、新疆、西藏，湖北，河南，湖南等中部与西部收入偏低的城市来说应该根据自身的经济收入情况适当的调高个税起征点，提高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缓解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对缩小区域间的贫富差距起到可观的效果。
城镇与农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较大，为减少农村人民的负担，缩减农村与城镇间的贫富差距，应调节城镇与农村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不同地区的个人所得税的征税起征点应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情况各有不同，根据表一来看农村的纯收入明显低于城镇的个人可支配收入，起征点相同并不能够缩减农村与城镇居民的贫富差距。因此我认为针对农村和城镇的个人所得税征税的起征点应该根据实际的情况不同的地方在各地区起征点不同的前提下，农村的起征点应该低于城镇的个税起征点。
（二）针对个人所得税的纳税模式的有关建议
分类所得税制模式在在征收管理方面十分的简便，但是随着人们的收入逐步的提高，人民收入趋于多样化的发展，分类征收模式难以体现纳说人的真实纳税能力，完全涵盖纳税范围，充分的发挥调节分配的作用，缩减贫富差距；地区间的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居民纳税的能力有所差异，目前的扣费标准没有体现差异，全国统一的扣费标准缺乏科学性易导致税收的流失。因此应该有范围的有控制的扩大个人所得税的界限，灵活的规划费用扣除，杜绝流失。应合理科学的确定扣除项目和扣除额度，维持居民正常住行的费用应该据实扣除，一个家庭抚养未成年人成年以前的教育费应根据相关比例扣除；对于用于基本医疗的应确定扣除额度，针对不同地区的扣除额度应该有所不同。
关键词：贫富差距；公平；市场经济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在人人们整体收入水平显著提高的同时，也出现了收入差距拉大地现象。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字，我国的基尼系数在改革开放前为0.16，2003年已经至0.458，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到达危险的边缘。2004年我国基尼系数已超过0.465，并将在2006年逼近0.47。
我国现阶段的发展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对于什么是市场经济？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人能给出准确的回答，但可以肯定的是要立市场经济就必须承认以下两点：（1）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是必然的，因为市场经济的一个核心名词就是竞争，而由于人们的能力各不相同，这就必然导致收入差距。（2）市场经济必须是建立在公平的基础之上，当然我并不是说平均主义的公平，而是一种是机会平等的公平。
引起贫富差距是多方面的因素，但关键是在这种因素存在是否违公平的原则，这才是最主要的。一个人市场经济下一个人收入的多少，归根结底取决于本人的可替代性的大小。一个人的可替代性越高，收入越低，反之则越高。例如，靠脑力吃饭的微软总裁盖茨无人可替代，收入必然会很高。同理，靠体力吃饭的科比・不莱恩特，也是无人可替代，收入也是很高。他们收入高，大家也是认为公平的，所以他们所到之处才会受到英雄般的欢迎。人们对他们并没有产生仇富心态。
我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别：一是区域差距，主要表现沿海地区与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二是城乡差距，也就是城市地区与周边农村地区的人均收入差距；三是处于同一发展水平的地区（如同一省区、同一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的 差距。对与前两种类别，其主要是由于某种固态资源有关，如气候、地理环境、自然资源、或后生自然资源交通等。对于第三种类别，其主要由以下三种因素所引起的，第一，占有资产等要素多少不同，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资产等要素带来的非劳动收入可能还会有所增加，这就使可以取得非劳动收入的群体与贫困群体收入差距出现继续扩大的趋势。第二，人力资本投资多少不同。人力资本投资的差别表现为工资收入的差别是世界各国普遍出现的一个经济社会现象。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发育，人力资本投资差距造成的收入差别越来越明显。这种差别表现在能不能找到工作以及工资收入多少。第三，体制等原因造成的收入差距。
对于前两种类别以及第三种类别的前两种因素所形成的收入差距并不是人们经常谈论的，因为由于地理环境或由于资产要素、人的能力等因素所造成的收入差距，大家没话好说，这也是市场经济所提倡的。而现实生活当中人们不能容忍的是体制上的不公平、不公正所引起的贫富差距。这也是这片论文所要讨论的主题，从我国现阶段来看，体制上的不公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我国现行的政治经济体制给予一些当权者的行政资源造成了大量的权力寻租和权钱交易的现象。例如，在维护农地集体所有的名义下，中国的农地不准自由买卖，只能由地方政府低价垄断收购。在这种情况下，为推进城市化和工业化出台的有关征用农地的改革措施，使一些享有特权的地方官员和享有金融垄断的开发商，可以作权贵之间的交易。农民作为土地的真正主人，则没有得到公正补偿。农地集体所有本来说是保护穷苦农民，结果已经造成四五千万因失地而致贫的农民。这部分为数众多的失地农民，本来应该凭借土地产权，分享至少2万亿元的土地增值，作为重新创业的启动资本，并会因此大大改善中国城乡收入的基尼系数值。可是，在土地集体所有制下，巨额的土地增值往往落入一些地方政府手中，并造就了一批富得冒油的开发商。这种例子还有很多，如小煤窑的开采，一些地方官员凭借一些行政资源（如开采许可证颁发等）进而入股或得到一笔不小数目的钱。这些人并不是由于他们有多大的能力，而是由于他们掌握一些行政资源。
第二：我国一些垄断企业凭借其在市场中的垄断地位而获得高额的利润。我国目前的国有大型垄断企业主要在电信部门、石油部门、电力部门、医疗部门、教育部门、金融部门等，有数据显示，这些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他们并不是由于他们的体力或脑力的不可替代性，而是凭着他们所在的企业掌握垄断性的权力和垄断性的地位，进而可以获取高额的垄断利润。
第三：我国现阶段应行的一些体制还有一些不合理的现象，比如税收制度，有的专家指出，税收本身是一种再分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收入分配差距。但是我国的税收常常是一种反向的调节。比如个人所得税，工薪阶层在城市分配中的收入约占1/3，但其所承担的个人收入所得税在45%到75%之间。这说明，工薪阶层和富人的收入差距，由于税收的调节不是在缩小，而是有所扩大 。还比如我国的再分配制度也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如国家财政每年花大量的投入大量的钱，而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并不完善。
那么对于上述体制上的不公平现象，我们应该怎样去处理这个公众最为痛恨的成因？
首先，我认为要更进一步推进市场经济改革，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的收入差距扩大，不是由于过度市场化，而恰恰相反，是我们的市场化不足，很多交易并不是在自由竞争、公开透明的市场上完成，而是由一些官员暗箱操作，权钱交易。所以说我们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其次，加强法制建设，整治非法收入。要加强市场监督和管理，严厉打击走私贩私、假冒伪劣等违规、违法经营行为，要强化对权力的约束，增加执行公务的透明度，制止各种乱收费、乱摊派现象，要严惩、整治非法收入。要通过立法规定公务员个人财产申报制度，增强公务人员办事过程的公开性、透明性和程序性，完善权力的制约机制，完善税法，加强征管，逐步消除非法收入形成的条件与环境。以《行政许可法》的实施为契机，加快政府改革，减少审批项目，不断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降低因“寻租”和“共谋”等滥用权力的行为而使“权力精英”和“经济精英”获得不当利益而引发的贫富差距。
最后，加强对垄断行业的监管。当前，政府对垄断行业高收入的调节，只限于个人所得税，这既不会取消大大高于平均利润的垄断利润，也不会对职工的高收入发生较大的影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借鉴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以法律和规则的形式，对政府垄断的范围和垄断价格等等加以限制。按照国际惯例提高一些垄断行业的市场准入程度，引入竞争机制，缩小国家垄断性行业的范围，减小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对少数必须由国家垄断经营的行业，要加强对其收入分配的控制和管理，防止该行业与其他行业收入差距过大。
参考文献：
［1］ 于金富，中国特色的分配制度是按要素分配［J］.经济学家，2005.6.
［2］ 权衡，政府权力、收入流动性与收入分配［J］.社会科学，2005.5.
［3］ 世界银行，2006 年世界发展报告：公平与发展［R］.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重庆晚报讯 “我知道，我的语言不时尚，但我保证诚恳；内容有些沉重，但我保证真实。”9日，在重庆大学本科新生开学典礼上，该校校长林建华以写信的方式，和上万名新生一起谈诚信。
林建华希望大学新生第一个是要学会自立。进入大学，不再有家长呵护，要学会在跌倒的地方自己站起来；受委屈找不到亲人倾诉，要学会去寻觅可以一生信赖的朋友；面对社会发展不平衡和贫富差距，要学会勇敢地面对人生，担负责任；面对生活道路上众多选择的迷茫，要学会遵从内心的召唤，而不是受世俗干扰，随波逐流。在饱受矛盾冲突困惑的时刻，把共赢作为出发点，把公平作为交往的底线，心存同情和感恩，在学会用脑思考的同时，千万别忘了用心做人。
林建华要求学生坚守诚信。林建华说，在成才的路上，无论是学习知识还是创造知识，他都希望大家牢记诚信是大学办学的根基，也是做人的立身之本，要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诚信。
什么是诚信呢？林建华认为，诚信表现在每个课堂上，表现在每一次作业上，表现在每篇论文上。对于一些为了眼前的利益而抄袭论文、成果者，林建华认为这些行为实际上是亵渎了学校，亵渎了知识，更浪费了自己的生命。
在给新生们的信中，林建华 5086 提醒说，在物质生活丰富、不再为衣食着落发愁的今天，我们不仅要鄙视为炫耀而挥金如土的行为，还要关注因资源和能源的过度消耗对人类生存和文明延续的威胁。这需要每一个人都站出来，在学习中珍惜实验资源、教学资源，在生活中节约能源消耗、热爱和保护环境。
林建华鼓励大家要养成良好的品德，他说，大学岁月，不仅会给你知识，更应该塑造品德。知识可以过时，但品德却永不过时，品德将是一生所有机缘与成就的基础。
重庆晚报记者 罗静
一、仅凭经济增长不可能自动缓解贫富两极分化。
1955年，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在论文《经济发展与收入不平等》中绘制的关于收入分配状况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曲线，后来被人称为库兹涅茨曲线。
倒U曲线假说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由于传统农业部门的人口比重较大，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收入分配处于不平等状态；在经济发展的较高阶段，由于农业人口比重较小，收入差别呈缩小态势，收入分配处于平等状态。整个过程呈现出倒U形状。库兹涅茨倒U曲线假说是否适合中国？大体有两类看法：
陈宗胜认为总体适合，我国收入差别也将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但要做相应的调整。我国的收入差别曲线呈跳跃式的“阶梯形”“。阶梯形”收入差别变动理论将收入差别的变动归结为经济发展和体制变革两大因素，而不是单纯的经济因素。[1]
李实、李婷则通过实证分析证明：他们的分析结果“没有对库茨涅兹的‘倒U型假说’给予足够的支持”。[2]库兹涅茨倒U曲线假说不适用于中国，除了经济发展影响收入差别之外，还有经济体制转型因素和政策因素。
陈宗胜与李实、李婷的观点似乎相悖，一方认为库兹涅茨倒U曲线假说适用于中国，另一方则认为不适用。其实不然，两派观点本质上是一致的。陈宗胜承认倒U曲线设定的大致趋势是对的，而具体表现则有所不同。李实等则认为经济发展影响收入差别的假设不对，除了经济发展因素，还有制度因素。二者的分歧主要在于对库兹涅茨倒U曲线假说的理解不同。前者将之理解为经济变量加上其它变量共同影响收入差别，后者则将其理解为只有经济变量。二者都承认经济发展不是收入差别的唯一变量，制度变量也是一不可忽视的方面。由此可见，陈氏和李氏都没有承认倒U曲线假说完全适用于中国。
不容否认，倒U曲线假说把经济发展作为影响收入分配差异的主导因素，而制度等其它因素则是次要因素。无怪乎中国有的学者据此推断中国的贫富差距走向为先扩大后缩小，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贫富差距甚至是两极分化问题自然而然就解决了。这一观点缺乏有力的证据，说服力也不强。即便是支持库兹涅茨倒U曲线假说的陈宗胜也否认这一观点的可信性。
①经济发展至多是一个背景因素，而制度因素则是改善收入差距不可或缺的因素。
之所以经济增长不可能自动缓解贫富两极分化，是因为倒U曲线假说不一定成立，至今尚未得到完全证实。库兹涅茨的假说是建立在有限数据基础上得出的结论，猜测成分多于科学成分，统计分析本身也有较大的局限性。
②目前尚有大量的反例证伪这一假说。作为发达国家的典型代表美国即是一个反例。美国并没有因为经济的发达而自动消除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它是两极分化比较严重的发达国家之一。
倒U曲线假说即使成立，也未必完全适用于中国，因为这一假说是基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的轨迹作出的推测。库兹涅茨主要依据英国、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与收入水平的变化而绘制的倒U曲线。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轨迹与发达国家的发展轨迹并非完全一致。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采用的是剥夺落后国家资源的原始积累方式，在经济发展高级阶段，也没有放弃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控制。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完全重复发达国家的发展轨迹。退一步说，倒U曲线即便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也未必适用于中国。中国虽然也属于市场经济国家，但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体地位，政府对经济、社会的干预仍然比较强。政府对收入差别的影响远远超过市场对收入差别的自发调节。
经济增长只是为缓解贫富两极分化创设了客观物质条件，能否最终缓解两极分化主要取决于政府的收入分配政策和相关制度。
③而能否制定出缓解贫富两极分化的制度又取决于政府的治理模式能否从市场式政府转向参与式治理。参与式治理与市场式政府相比，前者更注重低层的力量和公平的价值，因而能从根本上消解贫富两极分化。
二、参与式治理重视低层。
当前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是市场式政府与传统官僚制政府的混合模式，其中，市场式政府是政府治理模式改革的方向，传统官僚制只是计划经济的痕迹。
工业社会的官僚制是以政府为核心的治理模式，它是基于政治与行政二分的理念建立的。政治的价值取向是民主，而行政的价值取向则相反，它倡导集权。行政被看作是行政人员的职责，与公众无关，因为公众缺乏相关的专业知识，对政策的制定毫无裨益。于是，公众完全被排除在行政决策之外，他们只有接受政策的权利。
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官僚科层制已不再适应新的社会形态。政府管理方式亟需创新。治理随之应运而生。科层制是以政府为中心的，而治理是多中心、高参与的公共管理方式。美国行政学家B·盖伊·彼得斯将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分为市场式政府、参与式政府、弹性化政府和解制式政府四类。
[3][P23]
其中，市场式政府和参与式政府是对立的。市场式政府和参与式政府的主要区别在于“：市场方法注意公共组织中较高的管理阶层，这些人一向被看作是政府的原始企业家。而参与方法则是关注较低阶层的员工和组织的服务对象。”
[4][P60]
市场式政府是大多数国家行政改革的主要目标，因为他们相信市场能够治愈政府失灵这一世界难题。事实并非如此，市场也有失灵的时刻和无法发挥作用的领域。在经济危机发生的时候，市场无法阻止危机的蔓延。在公共利益的保障方面，市场也是无能为力。况且，市场运行至一定阶段，垄断就会自然形成，垄断的马太效应助推整个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形成。完全依赖市场手段解决管理问题的市场式政府，不仅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两极分化问题，甚至还可能激化这一问题，因为市场本意就是鼓励精英的优先发展，忽略草根的不利处境。正如彼得斯所说，垄断是市场式政府的主要障碍。
[5][P60]
参与式治理则不同，它注重的是低层的力量，当然也不排斥高层的力量。政府在制定制度的过程中，如果只有组织的高层和精英参与，制度的利益导向必然是保障高层和精英的利益。不排除他们中有的人也可能在制定制度时考量下层民众的利益，但这样的人所占比例较小，在决策时影响也极为有限。如果低层民众也能参与与他们自身利益相关的制度的制定过程，情形就完全不同。
既然低层民众参与决策，决策的结果或多或少会反映他们的想法。一项完全不反映低层民众看法的制度在他们亲自参与的前提下出台，只能说明他们的参与是形式上的参与，不是实质性的参与。
④根据什么标准来区分形式的参与与实质的参与呢？
低层民众与执政者是否分享决策权是区分二者的标准。
参与的实质是使低层民众影响决策，他们的影响力越高，参与的效果越佳。如果没有任何影响，这样的参与除了给执政者增添亲民的光环外，对低层参与者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低层民众甚至会产生受骗上当的感觉。真正的参与促使低层民众想方设法影响决策，以使出台的制度体现他们的利益。
低层民众参与决策是不是将影响高层的利益呢？影响肯定有。在没有低层民众参与决策的时候，单独由高层制定的制度往往倾向于完全体现高层的利益。高层决策者也是经济人，经济人总是依据自身利益作出决断。
所以，在没有低层民众的参与下制定的制度必定反映高层的利益，更容易催生贫富两极分化。而在低层民众参与决策之后，高层再也不可能独享利益，他们不得不与低层民众共享利益。如此，高层分享的利益不及以往丰厚，但决策时通过民众参与赢得民众发自内心的支持，同时也避免由于制度不公而导致的贫富两极分化的出现。
中国当前许多制度的制定并没有征求民众的意见，即使征求了民意，也没有在制度中得到体现。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制度颁布之后无法得到有效贯彻实施的重要原因。尽管中国政府开始意识到民意的重要性，也尝试通过诸如听证制度⑤等形式吸收民众参与决策，但政府缺乏与民众分享决策权的诚意，民众参与仅仅流于形式。由于担心屡次被政府假参与，民众参与热情不高。这一状况倘若不能彻底改变，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将进一步加剧，因为制度只反映高层决策者的利益，而不反映低层民众的利益。高层和精英拥有较强的能力，在社会竞争中得来的利益本来就丰厚，再加上制度的偏袒，他们获取的利益越来越多，与民众的距离也就越拉越远。
令人欣慰的是，在浙江温岭市的新河镇和泽国镇政府通过“民主恳谈”的形式，吸收低层民众参与公共预算的制定过程，取得较好的效果。通过公众参与财政预算，政府既赢得民众的信任，民众的利益也得到有效维护，贫富两极分化因而得到很大程度的缓解。财政预算不再只是为高层和精英所控制。这一模式若能在全国推广普及，全国的贫富两极分化问题将逐步被消解。虽然温岭模式还不够成熟，但它对探寻缓解贫富两极分化的路径也是有所启示的。
三、参与式治理注重公平。
参与式治理不仅通过鼓励低层民众参与决策以缓解贫富两极分化，而且通过对公平的诉求最终实现缓解贫富两极分化的目标。
市场式政府治理的理念是“相信市场作为分配社会资源的机制的效率”
[6][P27]
。市场确实是高效率的，私人组织比公共组织更有效率，他们为消费者提供的物品或服务既优又快速。私人组织的高效率源自于对利润的无限追求。在利润的驱动下，私人组织将尽最大可能在最短时间之内以最小的成本满足顾客需求。而公共组织的低效率正是缺乏利润的驱动。公众的利益无法推动公共组织的快速回应与作为。只有公共组织自身的利益才能驱动他们的作为。市场式政府试图将公共服务的供给转包给私人组织，以期提高供给效率。
市场式政府由于偏爱效率，制定的制度也是以效率为其价值取向。对于优者，在制度上给予他更优越的条件，让他更强；对于劣者，在制度上剥夺他已拥有的一切，让他永远处于劣势。从短期来说，国家建设将加速，实力也将大大提升。从长期来说，国家建设将后继乏人，无法持续长久，因为大多数人的潜力没有被充分挖掘出来。
市场式模式通过拉大优者与劣者的距离而使贫富差距拉大，直到出现两极分化。
参与式治理则不同，它与市场式政府在观念形态上是对立的。参与式治理是反市场的，它“致力于寻求一个政治性更强、更民主、更集体性的机制来向政府传达信号”。
[7][P59]
如果说市场式政府追求的是效率，那么，参与式治理追求的则是公平。
通过吸收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决策的方式，参与式治理避免了由于决策者单方面作出决策或者由民众单方面作出决策所导致的不公平现象。由决策者也就是执政者单独制定制度，民众的利益不可避免地受到损害。当前中国政府的制度制定方式就是如此。而完全由民众自己制定制度，不仅缺乏组织和有序，而且执政者的利益也可能无法保障。最公平的治理方式就是由执政者组织，由利益相关人都参与制定相关的制度。如此制定出的制度是各方（包括执政者、利益相关者）博弈的结果。尽管民众在与执政者博弈初期处于劣势，但他们的利益至少能引起执政者的注意。执政者不再视利益相关者如同无物。
贫富两极分化是由制度缺陷引起的，不公平的制度制定方式是制度缺陷的根源。中国政府出台的各项制度大都是由各部门闭门造车制定出来的，没有或很少征集利益相关者的意见或建议。造成这一现象的诱因一方面是中国政府的官僚习气，政府不屑于向民众收集意见，认为民众根本就不懂得相关专业知识；另一方面，中国民众历来习惯于被管理，缺乏权利意识，不懂得如何通过政治途径维护自身权益。
参与式治理从改变政府制定制度的方式入手，从根本上扭转制度的利益导向，以此缓解中国的贫富两极分化。在这一治理模式下，政府、私人组织和其它利益相关者平等地享有制度决定权，共同参与制度的制定，同时，共同承担维护制度的职责。仅靠政府的力量难以从根本上缓解贫富两极分化，因为政府不可能完全掌握基层的情况，也不可能完全了解民众的意愿。加之利己之心作祟，政府很难控制为己谋利的冲动。只有在私人组织和利益相关者共同的直接的监视之下，政府为己谋利之心才能收敛。同样地，只有在政府与私人组织和利益相关者的相互交流中，政府才能确切掌握他们的真实意愿。
在政府、私人组织和利益相关者的合作下制定的制度不会偏袒任何一方，各方的利益都将得到适当的考量。当然，各方利益不可能平均分配。富者不会因为掌握丰富的经济资源而拥有更多获取经济资源的机会，一次的成功不等于永远的成功。他要不断地与其他人平等竞争机会，以争取下一次的成功。贫者也不会因为手中缺乏经济资源而被剥夺获取经济资源的权利与机会，一次的失败不等于永远的失败。政府不仅不剥夺贫者致富的权利和机会，反而帮助贫者创设更多脱贫致富的机会。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贫富两极分化必定被缓解，直至被完全消解。
综上所述，参与式治理之所以能够缓解贫富两极分化，主要是因为它能通过改变制度的制定方式来改变制度的利益导向。政府在制定制度时与低层民众、私人组织和利益相关者共同分享决策权将改变制度的利益导向，从根本上改变当前中国“贫者更贫，富者更富”的不良倾向。
注释：
①陈宗胜。关于收入差别倒U曲线及两极分化研究中的几个方法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2（5） :78-83.“进一步说，如果只研究收入水平与收入差别‘倒U曲线’的关系还容易导致另一误解，即一旦这一回归关系成立，许多人会认为政策调节是多余的，只要耐心等到‘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收入差别即会自动地’下降〔）这又是对库兹涅英倒U理论的误读造成的〔）”
②详见纪玉山。库兹涅英倒U理论质疑。社会科学战线，1997（3） :67-74.纪玉山对库兹涅英曲线提出质疑，周晨和谢福生也发文对倒U曲线提出疑问，见周晨，谢福生。
论西蒙·库兹涅英“倒U型曲线”假说理论的实质。辽宁大学学报，2010, （11） :158-160.
③纪玉山。库兹涅英倒U理论质疑。社会科学战线，1997（3） :67-74.“收入差距是否持续扩大，关健在于政府执行的宏观收、分配政策及制度安排的完善程度〔）即使是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只要政府部门制定出较为完善的宏观收入调节政策和具体的实施制度，居民收入分配的格局也未必一定会呈现出持续恶化的趋势rnstein,SherrvR把公民参与分为8个层次，分别是：操纵、医疗、告知、咨询、安抚、合作伙伴、权和民众控制，其中操纵、医疗属于不是参与的”参与“，告知、咨询、安抚属于象征主义的”参与“，合作伙伴、权、民众控制属于民众行使权加勺参与（Arnstein,SherryR.公民参与的阶梯。见贾西津主编。中国公民参与案例与模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249）：）我国公民参与至多是第二个层级象征主义的‘渗与”，有的地方连这一层级都未达至IJ〔）⑤听证制度是从西方引进过来的，目的是为保障公民的公共利益不受损〔）中国政府曾经就春运火车票票价、水价、电价等问题召开过听证会，但效果不如人意，主要是政府缺乏听取民众意见的诚心。
参考文献：
[1]陈宗胜。倒U曲残的“阶梯形”变异[J].经济研究，1994（5）：55-60.
【关键词】社会稳定 思想政治工作 必要性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多元化价值观逐渐对我国人民造成了深远影响。加之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各省市之间的贫富差距逐渐加大以及“三农”问题的难以解决使得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设想还需要很长的实现时间。这些问题的存在已经严重地影响到当前社会的稳定，为此，应该尽快找到有效的解决措施。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党重要的思想武器，成功解决了众多历史问题，在当前社会亦成为解决社会稳定问题的重要手段。
社会稳定视角下思想政治工作的必要性
近年来，尽管我国经济发展整体良好，但是，仍存在一定的不稳定因素对社会稳定造成潜在的威胁。例如，就业问题、贫富差距问题以及养老问题等。这些问题与群众的根本利益息息相关，很容易引发社会群体的不满情绪。问题十分复杂，需要一个长期的解决过程。因此，有必要借助思想政治工作缩减问题的解决周期。由此可见，思想政治工作对于促进社会稳定是非常必要的。
贫富差距问题解决中思想政治工作的必要性。在贫富差距问题的解决上，多数学者都认为“大力推动生产力发展”是最根本的途径，因为，只有社会财富积累到一定高度，才能确保人民的生活质量显著提高。但是，发展生产力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其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发展过程。①因此，从这方面入手，总是有些“远水解不了近渴”。其实，之所以贫富差距会引发社会的稳定问题，就是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弱势群体的根本需求尚未能得到满足。而未得到满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常的思想政治工作不到位，以至于谈判机制缺失。弱势群体的诉求渠道不畅通，其无法将自身的需求有效地表达出来。如果思想政治工作者能够对社会各类心理失衡问题给予高度关注，并及时做好预防和疏导工作，将群众的诉求合理地反映出来，并有效缓解因贫富差距带来的精神层面问题，便可以更好地推动社会稳定。
劳资纠纷解决中思想政治工作的必要性。近年来，随着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企业职工的诉求亦是变得多样化。这为企业带来了众多的新问题。实践证明，改革越发深入，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越发突显。因为，任何成功的改革都势必会牵扯到不同团体的利益冲突，而思想政治工作是协调利益矛盾的重要途径。在国企改革中，必须对各方利益诉求进行全面考虑，尤其是要将职工的权益放到首位，切勿将职工的权益边缘化。但是，目前来看，在国企改革过程中，职工的利益表达并不顺畅，他们的诉求受到长期的压抑，以至于使其产生一定的负面情绪。这很容易在某一时刻爆发出来，并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发展。因此，要将思想政治工作始终贯穿于企业的安全生产过程，真正地将职工的诉求有效地表达出来，并及时进行疏导。
拆迁问题解决中思想政治工作的必要性。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征地拆迁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不良因素。思想政治工作在拆迁过程中的有效推行，对确保社会稳定，并顺利完成拆迁任务非常必要。目前，大多数的群众诉求都是合理的，并且，各级政府只要努力就可以完成。但是，在某些地区，有关政府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并没有真正地对群众的合理诉求给予高度重视，以至于解决起来效率过低。这只能更大地激起群众的不满情绪。因此，在实际的征地拆迁工作过程中，务必要结合群众的实际需求，在坚持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借助灵活的思想政治工作手段，做好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使其能够对国家的拆迁政策透彻理解，并放弃一些守旧的传统思想，实现国家与拆迁户的“双赢”，进而达到“内化于心，外化于形”的理想效果。
腐败问题解决中思想政治工作的必要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的缺失已经导致部分党员出现了理想、目标以及宗旨的偏离。甚至部分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价值观以及是非观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扭曲，进而造成了腐败问题的日益严重。在反腐问题上，相对于体制建设，思想道德教育显得更为重要。因为，腐败问题的产生主要是因为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及道德修养等方面出现了问题。制度建设只能“补漏洞”，却未能从根本上将腐败问题彻底消灭。历史唯物主义指明：社会意识能够反作用于物质，强大的思想政治教育武器才是抑制腐败的根本方法。通过一系列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仅能够让工作人员认识到“腐败”的严重后果，更是能够让其在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之后，真正地成为腐败行为的对抗者。因此，不断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是解决腐败问题的根本选择。
维护社会稳定的思想政治工作创新
转变理念，维护社会稳定。经济转型期，社会矛盾凸显，为了更好地维护社会稳定，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结合社会发展变化，转变思想，准确定位，真正发挥出社会稳定功效。
明确工作定位，实现多元化发展。在当前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党的思想政治工作重心已经发生了本质变化，由单一的政治任务向多元化任务转变。但是，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无论是工作思路还是工作重点都未能做到彻底转变。在社会转型期，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应该定位于解决社会热点问题，为群众解释国家出台的各项政策措施，使群众对自身的利益获取进一步理解，以便更好地理顺不满情绪，达到心理平衡，从而为社会的和谐构建贡献力量。②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工作的定位过程中，要尽可能实现多元化发展，充分考虑各层面的物质以及精神需求。在城市的社区建设中，要在各种社区活动中融入思想政治工作，以便于引导社区居民更好地提升自身的精神境界，更好地维护社区稳定。
做到“以人为本”，强调“三贴近”。目前，我国政府正在着力打造“服务型政府”，其服务对象自然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因此，在思想政治工作中，亦是要真正地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实现“服务需求，引领发展”③。将工作对象的需求满足作为工作重点，不仅要学会倾听，还要学会引导，并将思想主流作为引导的终点，以便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前提下，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目标。④同时，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时刻强调“三贴近”原则，即“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贴近实际”。因为，只有真正地深入到群众当中，才能够与群众以及时代产生共振，才能够真正解决群众的实际利益问题，才能够让群众更好地向党靠拢，进而更好地响应党的号召，自觉地维护社会稳定。⑤
加强核心价值体系构建。随着社会的不断变迁，社会思想的多样化逐渐形成。这就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路径也应该不断拓宽。构建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价值体系，一直都是政治家治理国家的重要经验。党的十亦是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先进文化构建的“灵魂”，其决定了社会的未来发展方向。⑥目前，我国正处于多种文化相互冲击与交融的关键时期，各种文化质量参差不齐，如果不能够对其进行有效地协调，很容易造成人们群众思想上的混乱，进而导致社会危机爆发。因此，思想政治工作者要积极地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将其作为和谐文化的建设根本，并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加强核心价值的宣传工作，使群众对其逐步理解并认同，进而有效推动良好社会人际关系的形成，并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团结。⑦
对思想政治工作方法进行创新，实现方式、方法转变。第一，从应对型向实效型转变。这个转变是思想政治工作生命线作用的再现。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已经使得各国的生存与发展模式发生了巨大改变，甚至对社会伦理道德产生了双重影响。如果继续采用应对型工作模式，便会造成方式僵化，从而影响到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因此，要大力推动实效型工作方式，了解“上情下况”，确保思想政治工作有机、有效。第二，转变工作的主客体关系。传统的“单向说教”很容易引起希望展现主体地位的群众的抵触情绪。这不利于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以及效果的实现。因此，应积极运用“双向互动式”工作模式，即：在实施单向灌输的同时，为受教育者提供必要的自我教育与引导的空间，构建平等、民主的主体关系，充分调动教育对象的主体能动性，引导其在自我教育过程中形成正确的自我意识，从而自觉地融入到社会的主流思想，进而维护社会稳定。第三，从“平面型”向“立体型”转变。这一转变就是要将传统单一、静态的思想政治工作方式向动态、多样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转变。其优势在于：能够实现结构动态平衡，并对多方面力量进行整合，从而调动群众参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进而形成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整体合力。第四，“机械化”向“电子化”转变。目前，在网络技术的推动下，“无纸化”作业已经大面积推广。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亦是要与时俱进，彻底实现思想政治工作的“电子化”。这样，不仅能够更好地掌握群众的诉求，还能够大幅度地提高工作的数量以及质量，从而消除更多的不满情绪，维护社会稳定。第五，从“显型”模式向“显隐结合”模式转变。“直接说教”这种显型工作方式缺乏对受教育者的个性需求考虑，很难有效提高教育的实效性。而隐型工作方式通过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受教育者逐步对教育内容表示认同。但是，却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基于两者的优缺点，将二者有机融合便可以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
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思想政治工作实效性的有效实现，就是要在“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指导下，实现“实”、“活”和“新”。具体来讲，“实”就是指：将工作的出发点放到群众的思想上，摒弃各种形式主义。“活”就是指：在紧密联系实际的工作中，要将工作本身的生动性充分体现，借助形式多样的工作方法，真正做到“因人施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新”主要是指：结合社会发展，不断创新，探索新规律，找寻新载体。例如，将健康的娱乐活动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载体，使得人们在快乐中感受主流思想，并逐步认同该理念，从而对党和国家产生信任感，进而自觉促进社会稳定。
实现功能扩展，维护社会稳定，发挥“减压”功能。经济转型期，我国的内部矛盾不断加剧，并已经成为了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思想政治工作要充分发挥自身的“减压”功效，及时做到“未雨绸缪”，降低社会风险的发生率。在推行重大改革措施前，要对可能出现的矛盾进行全面预测，并制定出必要的预防措施以及应对措施。这些工作主要包括：政策内容的宣传与讲解工作；推行后政策可能引发的不良情绪的疏导工作等。
增加“播种机”功能。反面的社会舆论会对社会稳定产生巨大的影响。当政府就某一发表的信息存在一定的纰漏时，社会的公信力就会受到不小的冲击，进而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团结。而且，如果不能及时地消除影响，很容易引发某些人的过激行为。这种情况下，就要充分借助思想政治工作的“播种机”功能，有效控制人们的思想动向，抵制群众的各种非理性冲动，进而将人们的思想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例如，政府在第一时间将事件的真实情况公布于众，使得谣言不攻自破。⑧
对工作机制进行完善，构建利益协调与表达机制。发挥思想政治工作作用，建立通畅的利益表达机制，是党和政府更好发挥利益整合功能，协调利益关系，化解利益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健全利益表达机制，除进一步完善传统的制度外，还应该充分发挥人大、政协、各类社团、社会组织的利益表达和综合功能，使之成为各利益主体进行利益表达的主渠道。同时，要建立和规范各级公示公开制度、听证制度、论证制度、领导接待制度、日常沟通制度、舆论反馈制度，搭建政府与社会各阶层民众之间的“心桥”，真正使百姓利益得以表达、情绪得以释放、聚集效应得以消除。
物质、精神双驱动机制。在实际的思想政治工作过程中，要对人们的精神状态以及层次给予高度重视，借助其自身的能动作用，加强思想文化建设，有效提高人们的思想政治觉悟，从而实现物质与精神状态的完美统一。其中，在精神层面的驱动上，要将正确的理想与信念树立作为工作重点，为群众答疑解惑，帮助其理顺心理情绪，进而得到精神层面的满足。在物质驱动方面，主要是紧密结合群众的实际需求问题，借助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为其排忧解难，从而使其真正地认识到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进而增加其对思想政治工作的依赖感，自觉地对教育者的教育理念表示认同。
社会矛盾化解机制。在思想政治工作的路径选择上要选择能够促进社情“上通下达”的有效途径；在实现手段上，要有效借助各类行政、经济以及法律手段，更好地发挥出工作效能；在工作部门上，对各类基础资源进行优化整合，最大程度地发挥出部门的思想调节功能；在工作主体上，要正确认识到群众的主体地位，将群众工作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工作。⑨
结语
思想政治工作一直都是我党维护国家安定团结，促进经济建设与发展的重要武器。在经济发展的转型期，存在很多复杂多样的社会内外部矛盾。这些矛盾如果继续被激化，势必会影响到和谐社会的构建，甚至对社会的稳定发展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因此，我国政府应该继续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促进作用，有效缩减社会稳定问题的解决周期，以便早日实现和谐社会，进而更好地推动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作者单位：南宁学院学工处）
【注释】
①杨小冬，贺善侃：“实现共同富裕的探索历程与路径选择”，《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②饶武元，程样国：“社会稳定视野下的思想政治工作管理创新”，《教育学术》，2012年第3期。
③刘占军：《论以人为本思想的哲学新视野及其当代价值》，西北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
④陈世益：《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思想与马克思的人学理论》，湖南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
⑤李鹤翔：《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探析》，广西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
⑥吕治国，朱喜坤：“试论党的十的历史贡献”，《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3年第1期。
⑦郜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当代青年生活价值观研究》，河南理工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
⑧杨娟：《利用网络传媒推进大众化研究》，四川农业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
关键词：拉萨市；幸福；社会保障；关系
“CCTV经济生活大调查”持续五年关注中国民生的幸福感受，其中四年（2006、2008、2009、2010）拉萨位居全国榜首。“CCTV经济生活大调查”是中央电视合国家统计局、中国邮政集团公司自2006年起推动的年度调查活动，每年面向全国10万余家家庭发放问卷明信片，是国内覆盖最全面的民间调查。
幸福是心里欲望得到满足时的状态。一种持续时间较长的对生活的满足和感到生活有巨大乐趣并自然而然地希望持续久远的愉快心情。①专家在解读幸福密码时发现，生产总值、社会开放度、社会诚信度、政府包容度、人际依赖度、贫富差距、失业率、心理预期比较都是幸福指数高的共性。②拉萨的生产总值没有位居榜首，从反面来分析，是什么在“阻碍”发达地区如上海、深圳、北京等居民感受幸福？较大的贫富差距造成心理的巨大反差间接地转为心里压力，从而使人情绪低落无法感受拥有的幸福；再者弱势群体没有满意的生活保障。无论社会多么发达，一个省、一个市、一个县乃至乡村都会残疾人、失业人、未成年人、老人等的弱势群体，他们或曾经为社会做过贡献或将来要为社会做贡献，如果社会无法包容的对待他们，如歧视或排挤，这类居民都内心自卑且感到痛苦。笔者认为是拉萨跨越式发展的社会保障合理的拉近了贫富差距、弱势群体生活有了医疗、教育和失业保障，社会逐步靠近公平，促成了拉萨市居民很高的幸福指数。
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是指国家和社会在通过立法对国民收入进行分配和再分配，对社会成员特别是生活有特殊困难的人们的基本生活权利给予保障的社会安全制度。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符合拉萨的拉萨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使拉萨的社会保障有了跨越式的发展：
一、农牧民安居工程建设。2006年至2011年，拉萨市共完成45510户农牧民安居工程建设任务，累计完成投资29.61亿元，使27.88万农牧民群众住上了安全适用的新房。2012年，拉萨市实施7750户的安居工程建设。③二、城乡低保。自2010年大力实施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将保障对象分为重点保障对象、特殊保障对象、一般保障对象三类进行救助，在2010年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每月人均330元，做到应保尽保，对五保供养范围的老人先后多次提高供养标准，现为每人每年2000元。三、养老保险。拉萨市在养老保险上并非单一体制，他在做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工作的基础上，以开展好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居民养老保险和寺庙僧尼养老保险为重点，截止到2012年，全市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19580人，其中退休人口将近占18.9%；我市新农村养老保险实际参保率将近94.2%，其中60周岁以上参保率为94.16%；我市城镇居民实际参保率将近57.5%，其中全市60周岁以上参保率为57.53%；全市182个寺庙实际参保率将近95.5%，其中60岁以上僧尼参保率为95.48%。④四、做好义务教育。自普九工作开展以后九年义务教育普及到了个县各乡，农牧民让子女受教育的意识日益增长。其后学生包吃、包住、包学习费用的“三包”经费标准等各项激励政策出台后，老百姓更是抢着让子女上学。五、病有所医。农牧区免费医疗制度、城镇基本医疗等社会保险。2012年截至6月底，全市有2.3万人参加了生育保险（其中女职工1万人），征缴生育保险基金200万元，基金支付187万元，生育及计划生育医疗费基金平均支付率达到94%。⑤
社会保障是市场经济国家能够保持社会公平的一项重要手段，从以上的“业绩”我们可以看出，拉萨市的社会保障虽不能说完全达到了“福利社会”的目标，但是它正向着福利社会的目标前进：第一，侧重农牧民安居工程，并且落实到物质生活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农牧民，对他们来说房子就是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就相当于人们有了好的归属，心里有了家。第二，花巨资在医疗保险上，包括农牧区免费医疗制度、合作医疗保险、陈镇居民医疗保险等。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在拉萨乃至全，免费医疗制度相当普及，一个县你都可以看到较高端设备和交通工具，在人才引流方面也做得相当的细致，基本满足了农牧区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需要。为人们参与市场中公平竞争、就业问题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这就相当于财富的再分配，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贫富差距。如此，各阶层的居民怎能不感受到“福利”和“幸福”。
解放前的政教合一政治制度和全民信仰佛教影响的藏族价值观使拉萨的社会保障有了自己的特定的社会环境，如在拉萨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老人都会爬神山、转寺庙填满日常生活；人们趋于价值观会同情残疾人而非歧视，因此他们在社会找到属于自己的角色；在拉萨，妇女在家庭一般都负责财务官管理和担当决策者，其社会地位也无需政府来“特定的保护”；一般而言，拉萨的县里除了农牧民一般只有公务员和小商人，职业分类简单且大家的收入都是相当的，到了市区你才会有一定的收入差距，由于拉萨总的生产价值有限，居民间的收入差距也有限，再者由于拉萨城乡一体的特点，市区低收入人群一到县里又变得中高收入人群，因此收入差距在很多时候对人们不会造成较大的内心压力。
并不是拉萨的社会保障制度有多么的完整。与最初的“济贫”和“防济”相比较，拉萨的社会保障制度显然已经超出了单纯的济贫。但国际劳工组织于1942年提出社会保障的内涵：其是通过一定组织对这个组织的成员所面临的某种风险提供保障，为公民提供保险金，预防或治疗疾病，失业时资助并帮助他重新找到工作。⑥从国外的福利的角度来讲，拉萨的社会保障只是基本满足了人们生活的基本需求。
横观西方社会福利业的发展，社会发展总是先从满足社会成员基本生活保障入手同时提升老年、残疾等特殊人群待遇，最后对促进就业、社会公平、国家财富再分配等进行落实。拉萨的社会保障做到了与其生产总值和人们需求相适应。拉萨市的生产总值是有限，政府能够分配的财富是有限，但社会保障水平并非越高越好，而要“适度”。“适度”意味着最优，对社会保障而言，所谓“适度”意味着财务上的可持续。⑦拉萨的居民切身地感受到了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都在使用医疗保险、享受义务教育、养老金，不但如此，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基本满足了人们最低生活保障，我觉得这就是拉萨成为最幸福城市的原因，因为很多人有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因为拉萨市社会保障体系关乎到了拉萨市民最基本的需求。
了解了拉萨社会保障的覆盖面，目前情况和各项制度，同时粗略分析了拉萨特有的文化背景、社会背景、制度背景、价值观等后我们可以看出拉萨相对于内地城市而言不算是发达的地区，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出大量的财力在民生、医疗、教育等基础事业上，是符合其发展的步伐。又拉萨社会保障制度是完全的融合在其社会内，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奠基的作用。也进一步证实了社会保障和社会的发展相辅相成，社会发展了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再一次巩固了社会发展的基础的论点。（作者单位：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注解
① http：///view/8334.htm
② 日报（汉）2011年，解读拉萨的幸福密码，马新民
③ 中广网拉萨2012年9月25日消息（记者索朗达杰，罗布次仁）
④ 拉萨市政府网站
⑤ http：///getCommonContent.do contentId=394706
论文摘要:伊斯兰文明中所蕴涵的一些关于公平正义、人道主义、利他主义等宗教道德原则与社会工作价值观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尤其有些伊斯兰特色社会福利思想对于当前的社会工作价值观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社会工作作为一种助人自助的实践活动，它的价值体系中主要包括:社会公平正义、人道主义、利他主义三种思想。而伊斯兰的教民们在谋求基本生存条件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的实践中，以《古兰经》、《圣训》为依据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公平正义、人道主义和利他主义的道德规范体系。这些规范体系有效地调整了伊斯兰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个人与自然等一系列复杂的关系，为实现伊斯兰社会的和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其中“天课”制度、禁止高利贷等具有伊斯兰特色的社会福利思想对于当前社会工作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伊斯兰教中公平正义的道德原则
1.公平秤称货物和禁止重利。伊斯兰教坚决反对称量不公，反对克扣，反对高利贷，“你们一定用充足的升斗，不要克扣。"伊斯兰教对于公平在商业经济中的重视，为阿拉伯民族从事商业经济提供了信仰基础，使人们在经商过程中严格遵守真主的教诲，为伊斯兰社会的发展形成了和谐的商业关系。
2.正义思想。与公平紧密相连的是正义。“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维护公道，当为真主而作证，即使不利于你们自身，和父母和至亲。无论被证的人，是富足的，还是贫穷的，你们都应当秉公作证;真主是最宜于关切富翁和贫民的。"坚持正义，就必须克服私欲。
社会工作价值体系中的社会的公平正义是社会工作者的核心价值要求，要求每个社会工作者都要把促进社会公平和社会公正作为自己的核心义务来实现。
二、伊斯兰教中的人道主义道德原则
作为社会工作价值观的一大原则人道主义，起源于欧洲巧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它的最初形态是“人文主义”，是以人为中心、为本位的哲学价值理念，它主要针对的是当时欧洲宗教压制时期的神权对于人权的侵犯，神道对于人道的压制，主张恢复人权、人性和人道，因此，社会工作人道主义观主要强调的是重视人的生命、平等、自由、民主、和平、尊严等。
伊斯兰教中的人道主义体现在重视生命、自由、平等、人权等。
1.重视生命的原则。爱护自己的生命，反对自杀，这是伊斯兰生命原则的首要要求。《古兰经》中说:“你们不要自杀，真主确是怜恤你们的。警告那些胆敢犯这种自杀的卑劣罪行的人们";穆圣说:“跳崖自杀者将在火狱中永久地跳崖，服毒自杀者将在火狱中永久地服毒”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伊斯兰教主张人们洁身自好，禁忌吃各种对人身心有害的动物和饮一些对人体有害的液体。
反对他杀和滥杀，这是伊斯兰重视生命原则的重要体现。针对一些父母因为贫穷而杀害自己的子女和掩埋女婴的现象，《古兰经》尖锐地指出:“你们不要因为怕贫穷而杀害自己的儿女，我供给他们和你们。杀害他们确是大罪。"在伊斯兰教看来，人们不能歧视女性，因为孩子的性别已经被真主前定，人无法改变，在真主面前男女是平等的，谁如果歧视女性，那么谁就违背了真主的旨意。
这些重视生命的原则有效地维护了人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又与社会工作系统论中强调生命第一的原则有着完全一致的意义。
2.重视人的平等、自由和民主权利的原则。伊斯兰教所讲的平等包括:信仰、人格和性别上的平等。
伊斯兰教规定，信仰面前没有地位高低、尊卑之分，凡是念清真言的、悔罪自新的、感念真主的人、行善的人等，无论是那个民族都是真主的信徒，任何人都不能因为这些人以前信仰的宗教就歧视他们，而要求一视同仁，信仰真主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信道者，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拜星教徒，凡信真主和末日，并且行善的，将来在主那里必得享受自己的报酬，他们将来没有恐惧，也不忧愁。"
在伊斯兰教看来，每个人在生理上是平等的，都是真主的创造物，是阿丹和哈娃的后裔，通过父母的抚育而成长起来，在真主面前都是平等的。
伊斯兰教强调男女在各方面的平等。《古兰经》云:“众人啊!我确已从一男一女创造你们，我使你们成为许多民族和宗教，以便你们互相认识。"又强调，平等不是绝对的等同，因为男女在性别、生理等方面有一定的区别，造成他们不可能绝对的平等，“男人将因你们的行为而受报酬，妇女将因为她们的行为而受报酬”“男人是维护妇女的，因为真主使他们比她们更优越，又因为他们所费的财产。"
从伊斯兰教的人道主义可以明显看到对于人的生命、自由、平等、民主、和平、尊严等的重视，特别是这些道德因素被明确写在其核心经典和圣训当中，它要求穆斯林以一种宗教的虔诚去践行这些道德原则，这些思想与社会工作专业伦理要求中的个别化、接纳、差别平等等原则完全一致。
三、伊斯兰教中的利他主义道德原则
巴特利特认为，普遍为社会工作所接受的价值是:个人应受到社会的关怀;个人与社会是互相依赖的;个人对他人负有社会责任;人们有共同的人类需求，但是，每个则是独特而异于他人的个体;民主社会的实质表现于使每一个人的潜能得以充分发挥，以及通过社会参与来尽到社会职责;一个理想的社会应有其职责与能力，向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提供充分的机会来解决困难、预防问题，以及促进自我能力的发挥。
伊斯兰文明的利他主义道德原则的具体体现为: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和帮助、亲近近邻、远邻和伴侣、主张与他人和睦相处、对待他人要宽容。
(一)对于弱势群体的关怀和帮助
1.怜恤孤儿。《古兰经》中说:“你们不要接近孤儿的财产，除非依照最优良的方式，直到他成年，"(17:34)在保护儿童财产的基础上，还要求对孤儿关怀、爱护、抚养教育，要让他们得到人间的温暖、精神上的安抚、生活上的照顾。
2.贩济贫民。伊斯兰教反对贫富悬殊的社会，倡导和鼓励穆斯林对于那些贫困无力者，量自己的能力，予以周济、同情和资助;积极救助贫困者，提高贫民生活水准，尽量缩小贫富差距。对贫民的救济，既提倡公开进行，更提倡暗中进行。《古兰经》中讲到:“如果你们公开地施舍，这是很好的;如果你们秘密地施济贫民，这对于你们是更好的。这能消除你们的一部分罪恶。而且伊斯兰教所讲的施舍不能要求被施舍者回报。
为了形成一种日常的社会救济制度，伊斯兰教创造了“天课”制度，而且规定为每个穆斯林必须履行的五大功课之一，这种社会制度有助于削富济贫、缩小贫富差距，而且起到一种社会福利制度的作用。
在伊斯兰教看来，娠济贫民，可以遏制富人贪婪成性自私自利的剥削行为;可以使人们履行道德义务，养成至大至公至慈博爱的美德;可以遏制社会的贫富悬殊，达到共生共存的和谐社会。
3.对于残疾人、乞丐等的特殊照顾。《古兰经》多处提到，对于贫民、孤儿、乞丐、残疾人等应一视同仁，“至于孤儿，你不要压迫他;至于乞丐，你不要呵斥他，"(93:9-10)还特别强调:“瞎子无罪，跋子无罪，病人无罪。"(48:17)体现了对弱者的人文关怀和人格的尊重。
4.善待父母和老人。父母爱护子女，子女也必须孝敬父母。《古兰经》指出，对人们恩德最大的，第一是真主，第二便是父母，多处提示人们要记住父母的恩德，如:“我曾命人孝敬父母，他的母亲弱上加弱的怀着他，他的断乳是在两年之中。
这些价值观念与社会工作助人自助，帮助弱势群体恢复社会工作的价值观非常一致，而且对于从事穆斯林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等实务社会工作者和伊斯兰社会发展社会工作事业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主张与他人和睦相处
阿拉伯著名哲学家安萨里说:和睦是美德的果实，分裂是恶行的产物。因为美德引发互爱、和谐、融洽，恶行滋生互恨、互妒、对立。
(三)对待他人要宽容
关键词:差异度;TOPSIS法;城乡统筹;指标系统
统筹城乡发展是推进城乡一体化，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趋势，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从“十六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议中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的思想以来，对于城乡统筹的研究已经成为国内研究的一个热点领域。大量专家学者在理论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研究，但是针对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城乡之间差异度的研究还比较少见，并且在评价指标复权上要么采取主观复权，要么采用AHP法，致使评价结果很容易受到人为主观因素的影响，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本文在指标体系的构建上充分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在评价方法上采用改进的TOPSIS法规避人为主观因素的影响，希望能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城乡差异度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一)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
1、科学性原则。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必须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客观真实地反映城乡之间在城乡经济发展、城乡居民、城乡社会发展水平方面的差距，通过差距的计算以求真实、客观、准确地反映城乡发展中的差异性。
2、系统性原则。城乡统筹发展中城乡差异度指标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体现一定的层次性，各个指标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构成一个有机整体。本指标体系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为总目标层，即城乡发展差异度;第二层为子目标层，即城乡经济发展差异、城乡社会发展差异、城乡居民之间的差异;第三层是在第二层基础上的进一步细化;第四层是具体指标层。(表1)
3、可操作性原则。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必须充分考虑相关资料数据的可获得性及便捷程度，使所有数据具有方便可靠的数据来源，对于难以获取的用相关的指标代替或者尽量舍弃。
(二)评价指标的量化方法。城乡统筹发展城乡差异度评价指标体系中具体指标层指标值的确定:首先计算城乡之间相应指标的差异系数，然后转化为具体指标层的相对应指标的指标数值。其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Xi代表城乡之间i指标的发展差异值，ai代表农村的i指标值，bi代表城市的i指标值，ai/bi(或者bi/ai)代表城乡之间的差异系数，所以Xi值越大代表针对i指标的城乡之间的差异越小，反之，则城乡之间的差距越大。
二、TOPSIS法的基本原理及步骤
(一)TOPSIS法的基本原理。TOPSIS法是一种距离综合评价法，通过测度各指标评价值向量与评价的理想解和负理想解的相对距离对评价对象进行评价排序。它的的优点在于利用标准化后的原始数据矩阵，找出评价对象的理想解和负理想解，并且测度与理想解和负理想解的相对距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要实现完全意义上的城乡统筹协调发展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我们可以假定这个理想解，即以2020年城乡统筹发展的目标作为理想解，通过测度各年份指标值与理想解的距离，从而确定与完全意义上的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距离。
(二)TOPSIS法的基本步骤。假设有N个评价对象，每个评价对象有P个评价指标，P个评价指标对应的权重向量W=(w1，w2，…，wp)，Xij表示第i个评价对象的第j个评价指标值。
STEP1:列出对N个评价对象的P个指标的数据矩阵A:
STEP2:指标数据的规范化处理。本文涉及的指标都属于效益化指标，即指标的数值越大，越靠近理想解，城乡差异越小。对A矩阵中数据进行规范化:
三、改进的TOPSIS法在重庆市城乡差异度评价中的应用
(一)子系统差异度的计算。城乡统筹发展的最理想的状况不是消灭农村，而是实现城乡一体化，本文以重庆市1999～2007年的数据资料为研究对象，以2020年城乡发展需要达到的目标为理想目标值，即引入指标评价的最理想解Z+=(0.9，0.995，0.95，…，0.99)。应用TOPSIS分别求取城乡经济差异、居民差异、社会差异三个子系统的各年份差异度，(各子系统的指标权重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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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经济)=(0.681，0.691，0.699，
0.742，0.722，0.557，0.655，0.676，0.619)
Di+(社会)=(0.417，0.428，0.568，
0.531，0.483，0.489，0.574，0.633，0.673)
Di+(居民)=(0.768，0.782，0.789，
0.815，0.842，0.848，0.845，0.859，0.878)
(二)城乡总体差异度计算。在城乡经济差异、居民差异、社会差异三个子系统的差异度基础上，差异度的最理想解为:(0，0，0)，应用TOPSIS法计算城乡总体差异度:
Di+=(0.591，0.602，0.660，0.666，
0.600，0.648，0.663，0.698，0.705)
(三)数据结果分析
1、重庆城乡总体差异度比较大，并且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在重庆市确立为城乡改革试验区之后，上升的趋势明显减缓，这与重庆市大城市带动大农村的背景条件下进行改革是相吻合。在2004年差异度出现了一个低谷，主要原因是由图1所示的经济差异度和社会发展差异度的降低造成的。同时，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恩格尔系数以及收入差距的减小也验证了这一点。(图1)
2、重庆市城乡居民的差异度总体一直处于较高水平，并且处于上升趋势。重庆市城镇居民尤其是主城区居民与农村居民在生活水平、贫富差距、人口素质等发面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如果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城乡居民之间的综合差异度会一直处于较高的水平，进而促使城乡综合差异度处于较高水平。
3、重庆市城乡经济差异度处于较高水平，但是总体上处于下降趋势。随着经济的不断向前发展，城市带动农村，工业反哺农业，以及城乡三次产业之间的合理转化，这种较高的差距水平将会逐渐减小。
4、城乡的社会发展水平在波动中上升，总体差异度仍然较高。虽然社会保障、养老、医疗等保险向农村发展，但是相对于城市的发展速度还是相当缓慢。
(作者单位:重庆大学建设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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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许多亚洲青年人来说，他们眼里经济增长模式只有两种，即快速和更快速，但对那些靠经济快速增长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则不甚了解。最近，亚洲商务委员会(Asia Business Council)联合新加坡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举办了一场亚洲2020年面临何种挑战的论文比赛，获奖作品明确地指出最大的挑战就是财富分配存在着巨大的不公平，亚洲国家若要持续发展，就必须克服这一难题。
贫富差距拉大
毋庸置疑，亚洲绝大多数国家将持续发展，但发展成果如何进行分配并不确定。
亚洲国家，从富裕的新加坡街头、韩国首尔的地铁站到印度孟买机场边的小木屋里都蜷缩着一无所有的穷人，与富有的商务旅行者形成鲜明对照。亚洲贫困人口的数量与日俱增，下个十年亚洲政策制定者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使穷人脱贫，必须为所有亚洲人提供全面的发展，因为贫富差距现状令人十分担忧。衡量收入的基尼系数，在上个世纪90年代，绝大多数亚洲国家都在恶化，已到了必须改善的时刻了。
以印度为例，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制定的一种计量标准――多项贫困指数最近表明“印度8个邦的穷人数目比非洲26个最穷国家的穷人都多。”这确实令那些住着豪宅、吃着美食、认为印度经济正在崛起的国际人士感到吃惊。在印度，有名车的人士最好要适应路口停车瞬间有大批乞丐蜂拥而来的情况。确切的数字表明，印度占人口总数10％的富人占有国家收入的31％，而最穷的10％只占有国家收入的3.6％。印度的经济在快速发展，2010年增幅仍达8.5％，是全球仅次于中国的快速发展的大经济体。但经济迅速发展带来的效益分布极不公平，大多集中在南部几个富裕的邦里。全印28个邦形成了一个混杂的图像，富邦颇像一个工业化的富裕国家景象，而穷邦则极端贫困。这种状况多年未发生变化，据世界银行2010年一份报告称，2000年时印度富邦人均收入是穷邦的4.5倍，这种差距至2008年几乎没有丝毫改变。这种情况已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批评，荣获诺贝尔奖经济学家玛蒂亚・森称，政府一味追求两位数的增长而不去解决数以亿计营养不良印度人的生活问题是非常“愚蠢”的。
引发问题众多
早在2007年世界银行报告就证实，亚洲许多国家出现的诸多问题都与日益增长的财富分配不公有关。
一是社会不安。财富分配不公使穷人蒙受巨大损失，陷入了一个无法逃脱的旋涡之中。他们得不到贷款，受不到应有的教育，缺少适当的从业机会，担负巨大的社会压力。大量的穷人及被边缘化的人们还会成帮结伙形成有较大影响的团体，并且会被打着平民主义口号的政治派别所利用。加之现代通信技术十分发达，以前难以联系的地区现在也很容易通达，当穷人们看到自己同胞及亚洲其他国家人们的财富猛增时就很容易患上渴求、妒忌乃至仇富的心理，甚至进一步激发潜在的怒火，从而影响社会安定。
二是会加剧人类自身的其他一些问题。高度的社会经济不公平与人的寿命预期短、发病率高、行凶杀人、婴儿死亡率高、肥胖症、情绪低落乃至犯罪人数增多等都有密切关系。同时，它也使得在应对道德及宗教冲突、人口增长压力(穷人增多意味着不按计划生育的人也就越多)、自然灾害(穷人越多，居住在边沿设施条件下的人也越多，应对食物、火灾、风暴灾、地震等灾害的能力也更加脆弱)将变得相当困难。
解决出路何在
解决财富分配不公平问题，第一个极好的措施就是亚洲各国政府要为人们提供平等机会。这虽然不会根除不公平状况，但却是阻止不公平进一步发展的重要一步，它还不会连累驱动各国经济向前发展的市场力量。但创造平等机会需要在一些领域如农村发展方面制定出坚定的政策。
第二是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在此方面，墨西哥的做法对亚洲各国计划人员颇有指导性。在过去10年里，该国农村贫困人员的下降率为GDP增幅贡献甚大，使这个发展中国家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极大地缩小了分配不公的差距。据世界银行一份报告称：墨西哥“由于农村经济发展，2000年至2004年间，全国极贫人口率下降了7％，而农村极贫困率下降更大，从42.4％下降到27.9％。”导致这种下降的因素还包括：“宏观经济稳定以及农村收入的多样化，如旅游及服务等非农事活动。”
关键词：城乡金融发展；城乡收入差距；二步系统GMM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一、研究问题及背景
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因其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特别重要意义，使得相关研究广泛而深刻。然而纵观有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的研究，不难发现城乡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研究，一直被隐含在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之中，鲜有直接实证城乡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文献，城乡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自然地被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所取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出日益扩大的趋势。1978—2010年间，农民实际收入只增加了4.8倍，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从209.8扩大到13 190元，由20世纪80年代初的1.8：1，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2.2：1，扩大到2010年的3.23：1；如果考虑农民收入中的实物部分，实际收入差距可能为5：1—6：1①。
在已有的理论文献中，城乡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可以在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方面的研究中得到部分证实。国外学者Greenwood and Jovanovic（1990）对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问题进行研究，他们通过建立经济增长、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模型（简称GJ模型），认为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差距之间呈现出“倒U型”关系[1]；Aghion and Bolton（1997）、Matsuyama（2002）等通过对资本市场和信贷市场“涓流效应”（Trickle — Down Effects）的分析，得出了与Greenwood and Jovanovic（1990）相同的结论[2—3]；通过对GJ模型的动态化改造，Townsend and Ueda（2006）证实了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倒U型”关系[4]。当然也有相当多的学者并不赞同上述学者的观点。比如Jalilian and Kirkpatrick（2005）、Jeanneney and Kopdar （ 2005）、Dollar and Kraay（2006）、Beck，Demirguc—Kunt and Levine（2007）、Honohan & Yoder（2010）等，并不认为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而是存在一种单向的关系，即金融发展要么扩大收入差距，要么缩小收入差距[5—9]。
与国外学者一样，国内学者对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的研究也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比如章奇等（2004）运用银行信贷占GDP 比例衡量金融发展水平，分析中国各省的银行信贷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认为“库兹涅茨效应在中国金融发展中并不成立”[10]。乔海曙和陈力（2009）、胡宗义和刘亦文（2010）认为在金融发展的初期阶段，金融深度与城乡收入差距呈正相关关系；在金融发展的中期阶段，金融深度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关关系不显著；在金融发展的高级阶段，两者表现出负相关关系，显然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倒U型”关系成立[11—12]。叶志强等（2011）的研究表明金融发展显著地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不相关[13]。此外，王修华和邱兆祥（2011）、田杰和陶建平（2011）、张鹏和梁辉（2011），分别从农村金融发展规模与效率、农村金融排除、城乡金融资源非均衡化分布等角度研究了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14—16]，这些研究虽然没有直接实证城乡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但其结果很显然地隐含着城乡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间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确证的推论。
当前中国城乡金融发展状况如何，城乡金融发展状况与城乡收入差距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关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关注社会公平和正义，以及对经济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拟在全面剖析城乡金融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机理的基础上，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以我国31个省级单位1992—2010年的数据资料为例，实证城乡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旨在为寻求破解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对策提供参考。
二、城乡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
纵观国内外的文献，鲜有直接研究城乡金融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文献，但是关于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差距方面的文献资料则较为丰富，可以从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差距方面的文献着手，通过借鉴金融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理论，分析城乡金融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机理。
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翻过“高收入之墙”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研究”课题组
刘世锦 张军扩 侯永志 刘培林
“陷阱还是高墙：中国经济面临的真实挑战与战略选择”
《比较》2011年第3期 总第54辑
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人均收入水平依然处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根据国际经验，在此阶段国家有可能面临经济增长趋缓、社会矛盾加剧等一系列挑战，有些国家因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另一项摆在中国面前的挑战是“高收入之墙”，指与跨入高收入行列对应的人均收入门槛水平，并意指要越过这个门槛，必须具备一系列的制度条件。
从其他拉美等国的经验看，工业化基本架构存在重大缺陷，以致工业化进程无法持续，特别是高速增长过程无法顺利完成，是导致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
而后发优势基本释放殆尽，以能源重化工产品大规模生产和消耗、社会生产主要满足居民基本消费需求为特征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大体结束，则是出现“高收入之墙”现象的原因。
综合分析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和发展前景，并与长期僵化地实施进口替展战略的拉美，长期实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东欧及前苏联相比较，中国有可能较为顺利地跨过拉美和前苏联东殴国家曾经遭遇过的那种含义上的“中等收入陷阱”，但是在翻越“高墙”进入高收入社会时将面临严峻挑战。
通过参考成功翻越“高收入之墙”的发达国家经验，我们认为中国需要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为社会成员提供尽可能多的公平就业机会；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使社会成员有更多的人力资本积累机会；建立健全鼓励创业和创新的制度，为社会成员提供尽可能多的创业和创新机会；完善法治环境，加强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的保护等等。
制度
收入不平等源于制度不公平
北京大学发展研究院 徐建国 冯时
“不公，不平，与经济增长”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讨论稿 No.C2011009
2009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7，城乡收入比高达3.3。与其他国家包括新兴经济体相比，中国收入差距的现状及扩大趋势都相当严重。
收入不平等与未来经济增长存在着负相关关系。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缩小收入不平等对于促进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然而，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控制了产权保护与法治水平这两个因素后，收入差距便不再影响到经济增长。
这个发现说明，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因素不是表面上的收入不平等，而是导致收入不平等的社会制度不公正。良好的产权保护机制和法治水平会减少国内寻租行为，减轻因此造成的收入差距增大。
政府在致力于缩小贫富差距时，不能把着眼点仅放在增加低收入者收入上，而应该反躬自省，努力建立一个公正的制度，杜绝凌驾于法律的特权，为每个公民创造更多公平的机会。
观点
商业民主与政治民主或互为推动
卫斯理女子学院经济系 Eric Hilt、
Jacqueline Valentine
“民主的红利：股权，财富与纽约政治”
NBER工作论文17147号
18世纪晚期，美国的公司数量稀少。1791年，纽约只有两家公司。到了1826年，纽约的公司数量已逾百家。
除了公司数量的大幅增加，更值得注意的是持股结构。1791年，仅6％的纽约普通居民是公司股东，绝大部分股票都在当地的贵族精英及商人手中，这些人往往也是政府官员。35年后，精英持股比例下降到89％，部分地区甚至降至65％。越来越多不那么富有、没有贵族地位的民众开始拥有股权，开办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