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与经济论文

时间：2022-03-16 06:19:34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金融与经济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金融与经济论文

第1篇

1.1制度变迁模式的影响因素

制度变迁模式主要包括强制性与诱致性变迁制度。前者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制度模式，农村金融与经济的不协调很大程度是政府强制供给的结果。这种制度模式下信息具有滞后性，是创新率以及有效性低的表现，受到外部因素环境影响时，很容易造成农村经济瘫痪的情况，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系模式下经这种制度模式被广为使用。另外一种诱致性制度一般指企业或个人自行组织和实行，经过国家确认的制度模式，制度的弹性有效率比较高，创新成本比较低。改革开放以后，诱致性制度模式开始用于城乡企业之中，促进了经济的飞速发展。金融体系的不完善抑制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主要原因在于农村金融制度以政府行为为主导，农村经济主体缺乏自主性，如农业发展银行的成立、农村信用社的改革等。因此在金融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经济的发展也受到很大影响。

1.2制度创新环境的影响

制度的不断完善以制度的创新环境为前提，创新环境中最有效的制度便是创新激励制，农村金融体制与经济制度创新不协调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农村金融制度中缺乏激励机制。现阶段国家的金融管制一直比较严格，尤其对民间金融不认可，因为它没有法律地位，所以经常以打击的手段将其抹杀，导致整个农村金融市场缺乏竞争性。另外对农村金融制度的创新需要太多的成本，新制度体系代替旧制度过程中，会影响到很多政府部门以及金融组织的利益，所以在没有健全的制度保障下，制度的创新改革很难得到支持。同时农户的创新能力也没有得到重视，没有完善的制度体系来保障农民的实际话语权，所以在金融制度完善过程中很难发挥作用。

2农村经济与农村金融不协调发展的制度分析

2.1信用制度分析

制约金融发展的因素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信用，但农村经济中，金融信用体系一直不够完善，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现阶段农村的企业信用体系与个人信用体系不健全，导致金融机构很难对企业及个人的经济活动做出信用的评估。另外农村获取消息的渠道过于狭窄，经济信息开放的程度很低，企业及个人在信息量掌握方面都很欠缺。同时金融机构也无法合理地分析农村企业及个人的经济活动。

2.2法律制度的分析

从一定程度上分析，我国农村金融主体在法律法规体系中缺乏制度保障，如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等。金融债券方面很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使农村金融机构得不到有效的法律保障，严重阻碍了金融机构的发展。

2.3监管制度的分析

农村的金融监管缺乏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很多金融监管的法律法规是为内部利益以及监管权利服务的，忽视了农村金融需求主体的利益，另外现阶段的正规监管机构以及非正规的金融监管机构都缺乏健全的规范体系，大多以无序化的方式进行管理，导致监管不能真正落到实处，农村金融方面问题日趋增多。

2.4中介制度的分析

当前农村金融业务主要体现在企业和个人的贷款方面，很多个体企业中存在做假账、虚假报税等现象，导致金融机构很难了解企业的实际情况，对个人贷款用方面也难把握，加之中介机构的虚假审计信息频频出现等，使农村金融制度的完善受到很大阻碍。

3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不协调发展的措施

3.1建立健全信用体系

农村金融体制的完善需要加强企业与个人的信息统计，并利用计算机进行信息储存与传递，保证金融机构与金融需求者的信息沟通。此外必须要采取责任制与奖惩制，使每个部门严格执法，减少金融生活中的失信现象。

3.2创造农村金融法律环境

现阶段农村企业及个人必须摆脱计划经济的束缚，将自身融入新的经济体制模式下。法律法规体系需要不断完善，明确企业和个人的权利、义务及利益。同时农村信贷金融机构也需要不断健全法律法规，为农村金融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

3.3完善农村金融监管制度与中介制度

农村金融监管方式需要逐步调整，根据农村实际情况，以现代化方式和理念进行金融管理，主动采取风险控制与防范的措施，将监管工作做到透明化，使监管制度更加完善。此外对于农村金融的中介机构，需要逐渐转变意识，使整个行业向市场化以及竞争化方向迈进，以相关的政策规范引导中介机构提高服务水平。同时要多引进发达国家的金融管理经验及组织形式，完善农村金融中介制度。

4结论

第2篇

有关国民经济论文范文一：经济信息管理与国民经济建设的关联性

摘要：总之，根据国民经济建设的实际情况，注重经济信息的有效管理，并实现各部门、各机构的信息共享和流通，才能真正满足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各种需求，最终保障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经济信息管理;国民经济建设

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不断加剧，对经济信息的利用情况和管理水平有比较全面的了解，才能更好的满足各种类型的客户的需求，以在充分利用各种先进信息技术和设备的基础上，促进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升。

一、经济信息管理与国民经济建设的关联性

根据经济信息的相关特点和国民经济的建设情况来看，经济信息的使用对象主要有团体用户和个体用户两种，在与经济建设相关联的情况下，必须对经济信息的个体使用者有比较全面的了解，才能严格按照相关标准对经济信息的对象进行划分。例如：将职业作为划分标准，经济信息的使用对象主要包括专家、经济学学者等，在充分发挥团体部门各种职能作用的情况下，将国家经济建设作为重要支持，以在推动经济建设的刚从恒指，促进经济信息管理水平不断提升，最终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经济信息种类比较多、管理手段多种多样，在不断推进经济建设的情况下，管理机构和管理模式的选用也需要相对应的类型，才能更好的推动国民经济不断发展。在实践过程中，上述机构主要可以分为公共信息服务部门、商业性经济信息机构两种，而商业性经济信息机构比较看重盈利，公共信息服务部门主要是在于公众服务，如图书馆、档案馆等。因此，根据相关学者和研究人员的研究资料可知，在某些情况下，商业性经济信息机构也可以看作是公共信息服务部门。通常情况下，上述两种类型的机构可以比较广泛的搜集和储存各种信息，并通过编目、分类、机读目录和题录等形式来管理经济信息，以满足各行业的发展需求。由此可见，上述两种机构是非常重要的经济信息传播媒介，可以对各种信息进行整理、收集、传递等，从而发挥经济信息在经济建设中的推动作用。

二、提升经济管理水平和加强国民经济建设的措施

1.注重全民信息意识的不断增强

在国民经济建设中，民众的经济信息意识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国民经济实力、文化素质等不断提升的重要保障，因此，注重全面信息意识的不断增强，有效提升全民文化素质，并真正落实全民信息意识教育工作，才能真正实现经济信息有限管理。与此同时，在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注重信息服务行业相关工作人员的信息意识教育，不断增强他们的服务意识和责任意识，才能在充分利用报纸、电视等新兴媒介的情况下，充分展示出经济信息的重要性，最终帮助民众合理运用各种经济信息，从而达到增强全面经济信息意识的目的。

2.注重法律机制的有效完善

在不断加强经济信息管理的过程中，注重法律机制的有效完善，是解决信息立法问题的重要保障，以推动经济信息产业可持续发展，真正优化经济信息产业的发展环境。因此，在经济不断发展的现代化建设中，法律机制的不断完善，可以在充分利用现有信息产业法的情况下，实现全国信息产业机构的统筹规划，并推动法律机制的规范化、统一化发展，从而有效解决信息垄断、信息封锁等方面的问题，以真正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经济信息管理有序化发展。

3.不断推进行政界线集中化管理

在我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各种经济信息的有效分配和共享，是经济信息管理水平不断提升的重要保障，在推动国民经济建设上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国民经济建设的真正实现，与经济信息管理有着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在有效实施各种经济信息管理制度的基础上，是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在实践过程中，打破行政界线采取集中化管理模式，通过各种机构收集、整理和加工信息，才能真正实现各种经济信息的分类和职能划分，最终促进各部门联系不断增强。与此同时，在同一个机构、同一个部门实现经济信息的有效共享，并促进各部门的协调和联系，增强不同机制之间的信任和互动，才能真正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最终提高国民的生活质量和国民经济服务水平。

三、结束语

总之，根据国民经济建设的实际情况，注重经济信息的有效管理，并实现各部门、各机构的信息共享和流通，才能真正满足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各种需求，最终保障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因此，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提升经济管理水平，加强国民经济建设，才能真正实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推动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目的。

参考文献

1、中国经济国民投资率的福利经济学分析李稻葵;徐欣;江红平;经济研究2012-09-20

2、农民工低工资率与国民福利损失的经济学分析对经典劳动供给理论的拓展聂丹;财经研究2007-10-03

有关国民经济论文范文二：互联网金融对国民经济的影响

摘要：综上，借助互联网经济带来的契机，我国经济的发展必须重点依托互联网技术，努力推动产业结构转型、深入释放市场活力、全面提高企业生产经营能力，实现中国经济的再次腾飞。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国民经济

一、互联网金融的出现对国民经济的主要影响

(一)衍生出依托互联网的新经济形态

由于互联网自身具备的高效便捷的通信能力和快速准确的运算能力，产生了一批依托互联网庞大的消费群体而形成的全新的经济形态，这一类经济形态被称为互联网经济。狭义的互联网经济主要由搜索引擎、电子商务、即时通讯、网络游戏四大核心产业构成。其中以电子商务产业中的阿里巴巴集团发展态势最为迅猛，其创立初时资产总规模仅为1亿元人民币，此后依靠电子商务迅速扩张，2014年在美国上市时净资产总额估值已超2300亿美元。

(二)传统产业的营销模式得到了革新

美国著名学者波拉特早在1977年就准确的预见传统产业在遭遇互联网经济所产生的变革，并创造性的将社会产业部门划分为第一信息部门和第二信息部门。果不其然，当下互联网的广泛普及使得信息服务业迅速与其他传统产业实现融合和渗透，传统的第一、第二、第三产业间的边界已变得越来越模糊，这也是互联网经济另一个重要特征信息高度渗透性。以汽车电子产业、光学电子产业为例，两大产业充分融合了信息服务和基础制造，实难再以单一的产业结构学说来进行清晰划分。

二、国民经济立足于互联网金融下的发展前景

创新不仅是技术成长的动力，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过去，为了提高国家的技术水平，我们采取的是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但效果并不理想。所以，当前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没有自主创新为支撑，即使用市场也换不到核心技术，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也难提高。须知，单纯地依靠技术引进、技术模仿和技术移植绝不会成长为一个有强大竞争力的国家。所以，借助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态势推动国民经济增长，共同促进创新型国家的建设和发展。

(一)将重点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互联网经济带领我国走进以网络信息技术为先导、以农业为基础、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为重点的全面产业格局。在此环境下，国民经济发展不仅要坚持市场调节和政府引导相结合，比如，积极改造传统产业，对信息程度大、财务状况良好的企业予以政策扶植和资金鼓励，对于产能相对落后的僵尸企业提供兼并和信息化改造指导。加快推进第三代移动通讯和下一代互联网技术的研究和运用，充分发挥互联网技术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市场竞争水平上的重要作用，为政府政策制定提供科学的依据;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比如新型工业化与工业化、信息化的融合，充分运用互联网技术带动工业化，运用工业化提升互联网技术水平，推动传统工业走上科技含量高、资源耗费少、环境污染小的道路。

(二)将直线提高企业生产经营能力

伴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我国产品的出口能力正逐步被削弱。经济学家认为，提升经济增长速度的第三驾马车就是净出口，因此，依托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成为了提高国内企业生产经营能力的突破口之一。由此，企业可利用自动化设计和生产系统(CAD、CAM)来提高企业劳动生存率和产品质量;或借助管理信息系统(MIS)来综合分析经营管理水平，为管理者提供科学的决策建议;或采取业务处理系统(TPS、EDP)来提高员工工作效率和产品质量;又或是运用经理信息系统(EIS)向企业所有者及最高层管理者提供全面的企业管理信息，集合多元信息技术合力共同推进国民经济的蓬勃发展。

(三)将加快市场经济活动释放速度

互联网经济下的社会消费需求被直观的反映到了网络之中，但民间投资和国外投资却仍然没有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这正是市场活力被压抑的结果。可见，政府仍需继续深化行政体制的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力度。比如，逐步试行取消行政审批流程，下放行政审批权力，稳步推进工商登记制度改革;重点修订政府核准投资项目目录，积极扩大营改增试点，为民间创业和企业发展松绑;放宽存贷款利率管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民间融资机构和中小企业股份转让试点，为企业发展增添动力;进一步加快各自贸区金融自由化改革步伐，深入探索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努力提高国内投资吸引力。

三、结语

综上，借助互联网经济带来的契机，我国经济的发展必须重点依托互联网技术，努力推动产业结构转型、深入释放市场活力、全面提高企业生产经营能力，实现中国经济的再次腾飞。在新的发展阶段和重要的战略转型期，我们必须对未来的经济发展方向有所思考，不断提高认识，有效应对未来面临的重大挑战。

参考文献

第3篇

参加工作的二十多年，由于各级组织的培养教育，领导和同志们的提携帮助，加之个人不懈努力虚心学习，我的政治觉悟、思想品德、工作能力、业务水平有了不断的提高，综合素质也有了长足的进步。按照总公司、省公司评聘经济专业技术职务的国寿发(2002)33号文件规定，比照相关条件，符合申报高级经济师专业职务的标准，现将相关情况总结如下：

一、从事经济工作的基本情况

我于1982年雁北商校财会毕业后参加工作以来，一直从事经济工作，曾任山西省阳高县政府办公室干事、县财委副主任、县外贸局长兼县外贸集团公司总经理。1997年调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市分公司后，历任办公室调研员、浑源县公司经理、市公司工会主任。经济专业出身，本人又热爱经济，1997年全国首次经济师专业考试踊跃参加，取得了金融经济职称，并被市分公司聘任。由于具备了相应的业务技术水平，使其组织管理能力得到很好发挥，不仅圆满完成了组织交给的各项工作任务，而且本人或所负责的单位也多次受到上级的表彰或奖励。(见资格审查表内的部分填写)

二、从事经济工作的学习情况

多年来，自己始终重视不断提高政治素质、业务素质，特别是经济管理的学习。原初始学历是中专，靠自学以优异成绩先后获得山西财经学院商业经济大专文凭，山西大学行政管理本科毕业证。近年来，更是多次参加学习培训、理论研讨，其中省级以上部门组织的就有：1996年7月山西省经委企业干部任职资格培训班;1997年9月中央党校十五大精神培训班;1998年5月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第18期县支公司经理培训班;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山西省公司省市县三级公司经理培训班;1989年4月山西省经济学年会;1996年5月中国金融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等，1997年6月山西省经济发展促进会理事会聘为理事。

三、在经济岗位上的理论成果

多年来，自己边工作，边学习，边实践，边总结，注意把学习思考所得结集出版，并有社科成果获奖。1999年编撰《人身保险投保指南》，促进了当地寿险业务;2000年结集《国寿保险实践的思考》13万字，赠送省内外同行参考，受到好评;2001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改革岁月建言集》30万字，新华书店发行。《山西财贸经济》撰稿人之一，《全国优秀经济论文选》等多部文集有文章收编。《人民日报》、《支部建设》等报刊发表过大量论文。其中《基层寿险公司面临的主要困惑及其对策》经中国改革实践与社会经济形势社科委员会审议鉴定，被评为1999年度中国改革实践与社会经济形势社科优秀成果。超级秘书网

四、在经济岗位上建言献策

我把学到的经济知识不仅运用在自己的具体工作中，而且还就宏观经济工作、寿险公司行业发展提出自己的见解，并得到相关部门和领导的表扬或肯定。1990年山西省人民政府群众建议征集部门授予重大建议奖并颁发奖金，1991年原雁北行署记一等功。近年来，我均就人寿保险发展向总公司提出自己的工作建议，副总经理苗复春回信予以鼓励。迎接wto挑战，国有寿险公司应树立全新的人才观等建言，总公司在内部刊物和网上发表;对2002年工作的建议，总公司摘要在《中国人寿》2002年第1期予以刊发。

此外，1997年我还情系下岗职工，编撰《下岗职工自谋职业七十二行》一书，自费印刷3000册无偿送给市下岗再就业服务中心、市妇联、工会、浑源县妇联等单位分发部分下岗职工或做培训参考资料。不仅受到方方面面的称赞，而且不少读者、下岗职工来信来电求教商讨或表示致谢。

第4篇

良好，但不容忽视严峻的一面，做好经济工作要把握和处理好几个带有全局和战略意义

的关系，同时要抓住重点，加大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力度。

「关键词经济形势经济环境实施宏观调控改革和发展

2000年是全面完成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的最后一年，是改革、发展、

稳定的关键一年，是世纪交替之年。这一年经济工作做得如何，对全局影响重大。最近

中央召开了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形势，提出了奋斗目标，部署了2000年经济工

作的主要任务，需要我们认真把握，狠抓落实，继续奋发努力，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

健康发展，为新世纪的经济腾飞创造良好的开端。

一、当前经济形势的总体判断

（一）当前经济形势总体上是好的

1999年以来，在中央采取扩大内需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的作用下，国民经济继续保持

较快增长的态势，头9个月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4%.1～10月，工业增加值增长9.1%，增

长速度比较平稳；农业收成稳定，粮食总产量大体接近上年的水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平缓，全国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城乡集体和个体投资）增长7%，其

中基本建设投资增长6.6%，更新改造投资增长下降0.9%，房地产投资增长17.4%；随着

居民收入增加和消费领域的扩大，10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8.2%，增幅比上月提

高1.6个百分点；外贸出口出现回升态势，9月份出口增长20.2%，10月份出口增长23.8%.

财政收入增长较快，1～10月比去年同期增长19.4%，增收1300多亿元，财政收入占国

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进一步提高。金融形势比较平稳，到10月末，M1、M2分别增长15.1%、

14.5%，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国家外汇储备已超过1500亿美元。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

加，生活水平继续提高，10月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59270亿元，同比增长13.4%.

从前三个季度的经济运行情况来看，经济形势总体上是好的，预计全年经济增长可望达

到7%甚至略高一些。这样的增长速度在世界上也是相当高的。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经济形势出现了一些好转迹象：（1）工业经济效益水平提高。

1～9月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比去年同期提高7个百分点，其中成本费用利润率

提高1个百分点，总资产社会经济发展贡献率提高0.2个百分点，产品销售率提高0.8

个百分点，资产负债率下降1.7个百分点。1～9月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总额

1200多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71%，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

480多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5倍。（2）外贸出口进一步回升。随着亚洲周边国家

的经济复苏、需求增加，我国对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国的出口增长加快

；同时国家加大了出口退税力度，有力地促进了出口的增长。从7月份开始，出口增长

开始回升。7月、8月、9月、10月出口增长分别为7.5%、17.8%、20.2%、23.8%.预

计全年出口增长可达5%左右。（3）物价下降出现减缓的迹象。8月份，受季节性因素

和肉禽价格进一步回升的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月上涨1%，比去年同月下

降1.7%；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比上月上涨0.6%，比去年同月下降2.6%.9月份，因部分地

区调整学杂费、房租、水电费价格以及部分食品价格上涨，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

上月上涨2%，比去年同月下降0.8%；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比上月上涨0.7%，比去年同月

下降2.8%.10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比去年同月下降0.6%，商品零售价格下降2.6%，降幅均

比上月缩小0.2个百分点。此外，随着工业生产稳步增长，工业品市场回暖，工业品价

格降势也在趋缓。7月、8月、9月，工业品出厂价格分别下降2.5%、2.3%、2.1%，工

业品原材料购进价格分别下降3.4%、3.3%、1.8%.

（二）经济环境日趋严峻的一面不容忽视

以上三种迹象表明，经济增长出现一些好转的迹象，但还没有形成好转的趋势，目

前还不能作出经济增长出现止跌回升、走出谷底的判断。对今后面临的国内外经济环境

是逐步好转还是比较严峻？还有待观察。

从国际经济环境来看，美国经济可望保持一定的增长，但由于美国股市出现一定的

泡沫成分，美元对欧元、日元出现一定的贬值趋势，不排除出现股市动荡、外资抽逃、

消费萎缩、使经济增长发生逆转的可能性。日本经济开始缓慢复苏，但由于日本内需市

场容量有限，日元升值不利于增加出口，所以日本经济复苏的基础还不稳固。美、日GDP

占世界GDP的40%，美、日经济走向如何，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比较大。欧盟经济正在稳

步增长，但由于欧元的实施，欧元区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加强。亚洲周边国家和地

区的经济开始复苏，即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出现好转，对我外贸出口和利用外资也

将形成一种竞争关系。综合以上一些情况，2000年世界经济增长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

即使经济增长快于1999年，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也不是很多，相反，对我国

经济形成竞争的不利因素在增加。从总体上看，2000年我国外需压力还是很大，外贸顺

差有可能进一步减少，利用外资也有可能会下降，外贸外资的减少，需要通过进一步扩

大内需来弥补。

从国内经济环境来看，2000年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仍很突出。目前市场需求依然疲

软，大多数工农业产品生产过剩，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居民消费意愿不强，民间投资不

振，银行贷款行为趋于谨慎，资金供应趋紧，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加，社会就业压力加

大，等等。当前经济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通货紧缩趋势仍在发展和蔓延。到1999年

9月份为止，全国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连续24个月负增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连续18

个月负增长，生产资料价格指数连续42个月负增长。按照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的定义，

一国消费品价格连续两年负增长，就可视为通货紧缩。我国实际上已经达到这一标准。

造成通货紧缩的原因，从短期因素看，是有效需求不足；从中长期因素看，多年来的重

报告总结工作计划

工作总结个人总结述职报告实习报告

实践报告工作汇报辞职报告调研报告党政报告

演讲致辞公众演讲竞聘演讲

就职演说安全生产爱国演讲英语演讲开幕闭幕庆典致辞

贺电慰问领导讲话

党政相关入党申请入团申请

转正申请思想汇报党性分析事迹材料申报材料行风建设

公文范例

主持词

求职应聘个人简历英语简历自我鉴定自我介绍

自荐信求职信会议发言婚丧嫁娶祝福祝贺广播稿

心得体会经验交流公务员法政治学习读后感

学习心得创业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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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

关键词：银行业国际化国际化效应

一、我国银行业国际化现状

(一)我国商业银行的战略现状

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为支持国民经济快速增长，银行业成了推动国民经济的一个最大的投资来源，这为银行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银行业的体制改革步伐一直落后于国民经济大局，产权结构不合理，管理体制落后、僵化，从而导致资产质量低下，盈利能力差。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利率的不断降低，银行获利的绝对主要来源存贷利差越来越小，进一步限制了银行的获利能力，国内效益较好的中国银行2000年的净资产收益率仅为4.19%，大大低于发达国家金融业的收益水平。与此同时，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非银行金融资产不断增长，而经营非传统银行金融资产的收益要比传统业务高许多，许多银行业开始尝试办理以代收代付为主的中间业务，但这类业务的收益较低，再加上国内银行的无序竞争，使得来自这类业务的收益也非常有限，对于一些高收益的非传统业务如投资银行业务、保险业务、个人金融业务和咨询服务等业务，也由于政策的原因和人员素质的因素而不能开办或开办得很少。

(二)国内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化和国民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

近年来，中国的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的发展为居民的剩余资金提供了新的出路，刚起步的证券市场由于存在获取高额收益的可能性吸引了大批居民个人资金和其他机构剩余资金，机构和个人的剩余资金不再仅仅存放在银行，而是根据收益的比较确定投资方式。除了证券市场外，各类型的保险，特别是分红性的保险业吸引了大量的资金。正处于起步阶段但发展迅猛的基金业也对传统的银行的资金来源造成很大的冲击。这些都造成了国内金融资产结构的根本变化，非银行金融资产的发展速度和规模将远远超过银行金融资产。据统计，目前我国居民个人拥有的金融资产超过10万亿元人民币，而其中各种债券、股票的价值超过了1万亿元人民币，外币储蓄近800亿美元，两项合计占近17%。所以银行若固守传统业务范围，其市场份额必将越来越小，获利的空间也越来越小。

(三)国内市场竞争的国际化

与国内银行单一的经营模式和方式形成鲜明对照，近年来大举进入我国的外国银行大多是全能型的跨国银行，其全球性的经营战略和全能型的经营方式在目前仅对其开放部分业务的情况下就已经显示出明显的优势。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显示，2001年9月底外资银行在华总资产达到440亿美元，存款65亿美元，贷款186亿美元。在国内银行业的主要国际业务出口结算这一业务领域，外资银行的市场份额已达到40%以上，外资银行的资产质量也远比国内银行好，据估计不良贷款仅为12%，而国内银行最保守也为25%。在资本市场领域，目前对外资的开放程度有限，外资金融机构在国内资本市场的业务范围仅限于咨询服务类，即使如此，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企业的海外融资方面仍占据了主要地位。

(四)中国商业银行的国际化现状

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满足客户对国际业务的需求，中国银行业纷纷开始国际化进程，除在国内设立办理国际业务的机构外，还采取在国外开设分行、代表处的形式增加在国际市场的存在，并大量采取与国外银行建立关系等措施建立基本覆盖全球服务网络。但由于中国银行业服务于本国贸易的考虑是设立分支机构的首要因素，而服务于本土化客户的战略考虑几乎被忽略了。所以尽管拥有几乎遍及全球的网络，但由于行的业务范围非常有限，且行在与当地客户打交道时，首先考虑的是自身的利益，委托行的利益往往受到损害。这些都大大削弱了这种国际化方式的战略效果。

为摆脱国内政策对银行开展全能业务的限制，国内一些银行也开始了深入国际市场的尝试，一种是通过与国外资本，特别是与外国银行建立合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以利用其国际网络发展国际业务，目前我国已建立7家合资银行，但由于这些合资银行规模小、业务范围狭窄，无论对投资方还是对中方的战略意义都不大。另一种尝试，也是最具战略意义的抉择是在境外一些金融业发达的国家和地区，通过并购和重组建立独资的控股的金融子公司，然后这些子公司在国内和国际市场同时开展业务运作，其意义远远超过其他形式的国际存在。目前我国银行在国外设立的子公司主要由中国银行的中国(香港)有限公司和中银国际，中国工商银行的工银亚洲等，这些银行甚至已经或者正准备上市。这些公司的运作极大提高了母公司的国际形象。

银行业国际化成为一种不可回避的现实，这种现实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规律。通过以上对我国银行业的国际化现状的分析可知:中国银行业走国际化道路是其必然的选择，但在中国目前并不允许混业经营的政策前提下，国际化的目的和效应应该是在以下的几个方面。

二、中国银行业国际化的效应分析

(一)内部化效应内部化

效应主要体现在降低成本上。国际化的这种效应在无论是否希望实现全能化的情况下都很重要，银行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或与国外银行建立关系，都将使银行在开展涉及国外的业务时，利用其自身的分支机构和事先已约定好的处理程序，减少业务处理的时间和成本。最重要的是，这些分支机构(不含机构)其最终利益往往和总部是一致的。内部化效应的另一个重要效应就是共享客户资源，从而极大地降低了进入一国和国际市场的成本，也大大缩短了建立客户和机构网络的时间。中国的银行目前在大多数国家或地区金融中心设立了分支机构，是因为这些银行的客户大多在这些国家或地区有专业往来，或者银行为从该地区获取管理经验。

(二)学习曲线效应

学习曲线效应是指一个市场的后来者往往用较短的时间就能赶上甚至超过市场的先入者，这是因为后来者可以借鉴先入者在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并吸收先入者在发展过程中的教训，针对实际情况进行不断的创新，而先入者由于长期的发展形成的管理体制和企业文化，可能会陷入经验主义而不能随实际情况进行必要的创新。中国银行业走出国门的最初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学习国外银行管理水平和改善经营管理体制。

(三)体制效应

体制效应是指通过参与国际化改善银行的股权结构、治理机制，进而改革银行的经营体制。这种效应对处于转型中的中国银行业非常重要，中国的银行业大多是国家独资银行，这种单一的股权结构使得银行的公司治理机制非常不科学，银行的经营战略往往在执行过程中受到扭曲，致使银行业向商业化银行转变进展缓慢。通过国际化，特别是通过在国外并购和设立合资分支机构，在股权上参与国际金融市场，并最终使国际资本以股权形式参与中国的银行业，将改善中国的银行的股权结构，完善银行业的公司治理机制。

(四)财富效应

财富效应是通过并购实现的，并购可以很快扩大银行的赢利规模，并购还可以提高银行在投资者心目中的形象，以股权交换形式实施的并购可以使所有者获得额外的被并购银行的股票，而这些都会提高银行在股票市场的股价，进而使原所有者持有的股票价值上升，股东财富增加。由于中国大多数银行为国有独资银行，所以评价这些银行往往使用资本规模、资产规模或利润总额这些绝对指标，而按现代财务理论的原理，这些指标不能体现一个公司的真正价值。因此，中国的银行的价值很难判断。单一的资本结构也使国际上对中国银行业的商业化水平感到疑惑，从而也影响到中国的银行业在国际上的拓展。为此，中国的银行业可以向一些中国的大公司一样，通过境外上市谋求股权的国际化。当前最可行的是在海外，特别是在一些国际金融中心选择一些有一定知名度、规模不一定很大或暂时处于困难的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进行并购，成立一家子公司，这家子公司就成为总部进军国际市场的桥头堡。通过总部的支持，子公司的价值会不断上升，这时，总部的价值也随着增加。

(五)全能化效应

全能化效应就是指通过国际化实现银行业由分业经营向多功能的混业经营转化。由于中国目前实施的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而传统商业银行业务市场已经饱和，由于竞争的日益激烈，赢利的空间越来越小，经营风险也越来越大，商业银行无法通过混业经营去分散和化解风险。目前，新兴的资本市场的迅猛发展，也对银行形成了资金上的压力。同时居民(包括自然人和机构)资产的多样化也需要一个能够提供全面服务的金融机构为其理财。在这种情况下，监管当局出于稳定金融发展局势，降低金融风险和便于监管的需要，仍然坚持在近期不会开放国内银行的混业经营。而中国法律对银行在国外开设分支机构的类型没有明确的限制，这为中国的银行业通过国际化实现多元经营留下了政策空间。

中国银行业国际化的全能化效应，可通过以下两个方面来实现的:一是，通过在国外新设或购买一家或几家经营不同类型业务的金融机构，或者是并购一家从事全能经营的银行金融机构，通过这类国外子公司在国际市场从事全能化的经营，以达到在国际范围内的全能化经营；二是，中国的银行作为控股的母公司，控制设在国外的几家从事不同类型的金融业务的子公司，这些公司在以外资金融机构的名义进入中国国内从事经营业务，从而达到在国内市场实现多元化经营。我认为第二种形式的全能化战略更具现实意义，它可以抓住中国蓬勃发展的巨大商机。而从长远看，第一种形式的国际化才是国际化的最终表现形式，在当前由于管理和人才的不足，很难较快实现这一目标。

参考文献：

[1]李惠忠、许卫全，国际服务贸易动因及开放市场影响的经济学分析，世界经济文汇2001年第2期。

[2]陈炳才、纬恩，国际金融兼并的非理性色彩及中国银行业的选择，金融与保险，2000年第4期。

第6篇

关键词民间金融温州合会合理利用

作者叶瑜,温州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浙江温州:325035)

长期以来,温州流行一种称之为合会的民间金融互助组织形式,其存在对温州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经济崛起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这种民间金融为家庭工业、专业市场提供了有效保障,造就了全国闻名的“温州模式”。其间,在温州模式发源地——乐清曾发生轰动一时的抬会倒会事件,给民间金融蒙上了阴影。许多专家学者因此将合会甚至民间金融全盘否定,不少法律法规也给民间金融发展制定了诸多限制性的条文,使民间金融无法以其独特的天然优势服务于创业发展。笔者拟以80年代乐清抬会事件为案例,剖析民间金融的内在机理,(经济论文)阐述民间金融的利与弊,在此基础上提出合理有效引导民间金融的政策性建议。

温州恰会与乐清拾会

(一)温州合会的演变

第一阶段:互合会。早期的合会是一种传统的在亲情、乡情等血缘、地缘关系基础上,带有合作、互质的小规模中短期借贷组织。以消费合作为主,会款多用于婚丧嫁娶、年成歉收和建屋造房等非生产性用途,只有少数用于经商、买地和买牛等生产性项目。参会者以亲友和乡邻为主,具有明显的血缘性和地缘性。会款利率低,兼具互和非盈利性。20世纪80年代中期,温州农村的家庭手工业迅速发展,民间直接借贷不能满足发展需要,温州开始出现互质的合会。合会由发起人邀请亲朋好友参加,约定一段时间举会一次。每次由会员各缴一定数量的会款,轮流交由一人使用,借以互助。第二阶段:互合会向营利性合会演化。随着合会的发展,其性质也开始发生变化,呈现半公开化特征。合会逐渐发展成为一种间接的民间信用手段.失去了互助的性质,变成了营利性的私人金融组织。虽然起源于“救助济急”的合作互助,但合会机制中的“营谋生息”却拓宽了合会的市场,先得会“更早获得资金”与后得会“取得更多会息”,成为人会者决策博弈的目标。第三阶段:营利性合会向诈骗性合会蜕变。越来越多的人出于获得高息的目的而参加合会,使得许多合会逐渐脱离原来以实体经济为主的发展轨迹,蜕变为纯粹的金融投机组织;同时,社会信用基础进一步瓦解,传统的道德约束减少甚至不存在。有些会首开始以组会谋利,进行投机诈骗。他们以高息为诱饵,盲目扩大合会的数量,并以此来维持合会的运转。诈骗性合会最典型的形式是“抬会”。

可见,合会从互合会演化为营利性合会,最后蜕变为诈骗性合会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即使是西方成熟、发达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类似性质的“麦道夫骗局”,这时必须引入法律和理性的力量作为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然而,许多监管部门可能更多地考虑到法律的效用而忽视了合会参与者的理性能力,从而没有对合会可能引发的经济损失和社会灾难在制度设计时做最充分的估量。事实上,由于合会参与者也是市场逐利者,他们对可能出现的损失和灾难有着一定的理性分析和判断,监管部门如果在合会滑向抬会的沼泽前做适当的预警,就能引起他们足够的重视,从而阻止营利性合会向诈骗性合会发展。

(二)乐清“抬会”简介

1.1985—1986年乐清灾难性“抬会”风潮概况

由于越来越多的人出于获得高息的目的而参加合会,使得许多合会逐渐脱离原来以实体经济为主的发展轨迹,从互合会演化为营利性合会,最后蜕变成为纯粹的金融投机形式——抬会,抬会,顾名思义,就是参与各方为了谋取短期高额回报而不断地抬高利息的一种非法集资形式。温州“抬会”最早在乐清县柳市镇出现。从1985年8、9月间到1986年初,“抬会”在乐清全县迅速蔓延扩散,形成了12个抬会,总发生额约10亿元,实际投入资金22亿多元.10万元以上的大中小会主达1589人。1986年2、3月形成,3月倒会,历时半年左右。据调查,参与“抬会”活动的群众有5万多户,约占全县总人口的23%。据海屿、万岙、盐盘和柳市镇等13个乡(镇)调查,落会群众达18.82万人.4.18万户,分别占总人口、总户数的71.8%和72.14%。口1

2.乐清抬会运行机理分析

我们暂且撇开乐清抬会的巨大破坏性不谈。乐清的抬会之所以形成如此之快、之大,在于其内部组织的运行机制。抬会是一个民间借贷形式,它的组织结构颇像金字塔状的立体几何图形,在塔尖的人是大会主,塔的中层是中会主、小会主,塔的底层则是会脚,人数最多。在这个组织中,每一层又可进一步发展为会脚和会主,钱从最底层的会脚流向会主。从外在形式上看,抬会好像关系复杂,实际上这里面真正重要的是发生在会主和会脚之间的事,大会主与中小会主之间实际上也是会主与会脚的关系,而中小会主只不过在充当更低一层的会主时,又成为高一层的会脚。大会主可以直接拥有不再扩展组织的会脚。

1985—1986年乐清“抬会”的运行机制是:一个会员加入抬会时,先交会主11600元,次月开始,会主每月付给会员9000元,连续付12个月,计10.8万元。从第13个月起,会员每月付给会主3000元,连续付88个月,计264万元。两者相加整100个月,两个人之间的金钱游戏需要8年多才能结束。就会脚而言,年本金获利率为月息77.58%,年息931%,可以说达到了暴利的程度,但这仅是问题的一方面。更为荒诞的是会主的获利。会主在连付12个月后,自第13个月开始每月收取3000元,连续88个月,计26.4万元。

这里已无法从金融的有偿角度来考虑获利了.整个过程变成一场纯粹的金钱游戏,脱离了融资的范畴。对于这场游戏,会主和会脚抱有不同心态。就会员而言,诱人的是第一年,仅仅1.16万元钱就可化为10.8万元.这种获利程度是任何金融家和企业家都无法办到的。而正是这第一年,却隐含着巨大的金融陷阱,即:会主要使用魔法把1.16万元变成10.8万元.而除了游戏以外的任何道路都不可能有如此魔力,只能从游戏本身来解决这个问题,即会主为了解决第一年付出的巨大款项,只能用滚雪球的办法来发展新会员,把新会员的钱付给老会员,会员抬会主,新会员抬老会员,逐渐发展到一个会抬另一个会,这个会套那个会,互相交叉。第一个人会的会脚的利息在第二个月,已达到1.8万元(连同第一个月),即使以本偿还,尚欠6400元,吸收新会员则是唯一的解决办法,且必须在支付第一个会脚利息的第一个月开始吸收第二批会员。数目还必须超过2名,因为到第二个,会主首先支付第一会脚的第二个9000元,在扣除9000元后,余下2600元(11600-9000),尚短缺6400元。而第二批会员也面临着收息,因此第二批会员费必须超过1.8万元,扣去154万元(18000-2600),则必须有三名新会脚。以此类推,第三批会员至少有7名会脚才能维持一个会的存在。据测算,这样的抬会要维持下去,到第6个月,必须扩大到22个会脚,到第12个月,要发展到691名会员,到第18个月,要发展到20883个会员,按几何级数扩大的新会脚,必须不断地发展下去,才能支撑这个空中楼阁。然而,抬会这个金字塔形组织要运转下去,必须有两个前提:一是社会要有无数的新会脚,且个个腰包鼓鼓;二是每个人诚实可信,信守按时照协议支付利息,到期付款;稍有偏差,那么这个庞大的组织会在瞬间倒塌下来。而事实是,倒塌只是时间长短而已,有无数的新会脚本身就是不现实的。因此,抬会的结果无法逃脱崩溃的命运。

3.乐清抬会特点与形成原因

贪婪和恐惧是市场经济的双胞胎,作为市场经济发育最早和相对成熟的乐清,人们在市场逐利中的表现同样脱离不了这两种心理,抬会前后的民众心理变化表明市场经济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作为以民间“合会”面目出现的金融投机活动,乐清抬会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会主本身无自有资金,均属“皮包商”,利用会脚资金达到“发财”目的。二是以超高利率为诱饵,资金投向完全脱离生产和流通。三是“抬会”以连锁累进形式发展会脚,不断扩大规模,靠以会养会、以会保会维持局面。“抬会”从借贷关系上看来是存贷交替,本息混合,但会主从会脚收入的会款与会主后10个月(或后12个月)应付会脚的本息永远是不可能平衡的,只能以发展会脚扩大规模来应付“逆差”。四是会主与会脚组合,单线联系,并以妇女为主体。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与发展,趋利动机必将驱逐合会的互助初衷,也就是说,在法律和理性缺失的状态中,合会的善之花会结出抬会的恶之果。其实.1985—1986年乐清抬会在大规模倒会发生之前存在着很多的征兆。比如当地的合会利率越来越高,新会会期越来越短,甚至发生了天天会,一些单个合会出现倒会或者临时性支付危机。这些其实都是可以采取对策及时化解的,至少可以把风险控制到最低程度。从温州民间融资的总体历史进程看,发生过抬会倒会之后的地区,类似的金融诈骗再也没有重演,这表明了投资者的理性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换言之,市场经济的逐利性除了资源配置高度灵活外,其诈骗行为也必将滋生。除了法律相应的震慑外,普及金融知识,提高甄别能力,最大限度地发挥投资者的理性能力,是化解抬会的最有效方式。

不过,尽管抬会的恶之果让许多人受害,但从合会的初始形式、组织结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合会将自由竟标过程与程序、竞争性利率决定、自愿性合作、大众参与、信任等因素实现了有机结合,是一种很有效率、活力与竞争力的非正式金融制度安排。合会具有以关系型信用为基础的特点,较好地利用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信息资源,使民间金融具有一套内在的、“天然”的保护机制,使温州人之间的生意往来注重信用和共同致富,也成为块状经济崛起的内在动力以及当前温州炒房团、炒煤团的内在合力。另外,融进资金的会主普遍记得使用对方资金所欠下的“人情债”,也就是说,民间金融具有隐性利息,这也致使温州人之间格外注重人情关系。从经济发展逻辑看,合会及其衍生的民间金融,满足了小企业或是微小企业的资金需求。从金融发展的角度看.无论民间金融还是官方、半官方金融,其供给都需要面向需求,作为合会形式的金融供给越贴近小企业、微小企业,其信息对称性就越高,信息优势和成本优势就越大。可以说,以合会为案例的中国民间金融组织在对分散的农户提供金融服务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只要合理加以规范和引导,使其良性运转,其解决小企业和微小企业的贷款难问题起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长期以来,民间金融在中国一直作为金融领域的灰色地带而存在。它之所以被归人灰色,除了没有正规金融的规范和透明外,也和中国的计划经济意识有关。在道义上矮化民间金融后,贷款难问题将大量小型民营企业扼杀于萌芽,导致市场经济中最为宝贵的创业精神遭到了打击。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开始,外贸这匹马车的失足使政府开始意识到拉动内需是抗御风险的最佳方式。内需启动的前提是民众收入的增加,而单靠全球产业链中的低端制造加工显然已不能使民众真正富裕。民众收入增加的最有效办法就是提高民众的创业意识,促进民众的创业能力。从2008年开始,各国有银行配合国家拉动内需的政策号召,纷纷设立中小企业的服务部门,但注重抵押而非信用的风险控制机制无法满足量大面广、缺少资产的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中小企业融资难其实也是个国际性难题,被称为“麦克米伦缺口”,这个缺口只有靠民间金融来填补。国际金融公司对北京、成都和温州等600多家私营企业的调查表明,民间金融市场是中小企业外源融资的最大来源。在温州等经济发达地区,几乎所有的中小企业在创立阶段都是通过民间借贷来解决资金缺口问题的。

第7篇

【摘要】基于国家所有的独特的产权制度安排是我国银行业“强垄断”结构与“弱竞争”行为的根本原因。产权的国家所有不仅导致了国有商业银行在银行业体系中的“强垄断”地位，也抑制了体制外因素对其形成的竞争压力的释放，从而使我国银行业有效竞争的机制难以形成，最终保护了国有商业银行低效率的市场行为论文，导致了国家保护下的制度性垄断无效率或低效率。因而破除“父爱主义”的产权制度，以使体制外竞争机制得以形成也就成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逻辑前提与关键所在。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至今，仍然步履蹒跚。从最初设立股份制和城市商业银行等体制外因素以压迫体制内因素的措施到设立资产管理公司以剥离其不良资产，从设立资产管理公司到股份制改制，再从改制到上市设想，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历程可谓曲折。理论争论也因之而沸沸扬扬。特别是针对国有商业银行产权改革与银行业市场结构优化之间的关系的辩论一直未有定论，或言产权是根本，或言竞争性产业结构是核心。无疑，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正沿着这两个方面曲折地进行经济论文，但是在此过程中我们却一直未能正确处理好二者的关系。这显然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并应进行重新审视。

一、产权还是竞争?——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逻辑起点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改革中存在着产权与超产权的理论之争。前者认为当一国银行业存在规模报酬递增时，利用产业组织理论的S—C—P分析范式会得出一个矛盾的结论，并且，由于现代银行是产品多样化的服务机构，因此很难判断每一银行的利润率是否由集中率直接造成。从各国金融体系构成看，银行业产业组织结构及其绩效并不能以此为标准进行简单化的判断。因此，S—C—P范式并不适用于对我国银行业的研究。他们认为，我国银行业的主要问题是国有商业银行产权结构单一，而不是产业集中的问题。国有商业银行存在的问题是系统性的，但核心问题是产权结构。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在运行机制及其效率上的种种缺陷，也是由单一的国有产权结构决定的。因此，我国银行业改革要以产权改革为突破口，产权结构的调整比产业组织结构的调整更为重要。

而超产权论者则认为，市场竞争才是决定产业运行绩效的决定性因素，利用竞争机制可以改善产业结构，规范产业行为，提升产业或企业绩效。持该观点的学者利用S—C—P范式研究了我国银行业的产业组织情况，并得出了我国银行业的垄断结构效率不佳的结论，由此他们认为，在我国银行业市场结构中引入竞争因素以优化银行业产业结构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首要选择。

但笔者认为，产权论与超产权论都忽略了我国银行业特有的基本特征，因此得出的结论有失偏颇。

首先，产权论者没有看到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并不存在规模经济利益的事实而片面地否定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实证结果表明，国有商业银行普遍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是规模不当。由于国有商业银行规模相对其现有的技术条件和管理水平而言显得过大，并且不良贷款比例过高，因此，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存在严重的规模不经济。而隐藏在相对规模过大和高不良贷款比例的背后则是国有商业银行独特的产权制度安排所造成的各种缺陷。其次，尽管各国的银行业具有不同于一般非金融产业的特点，但作为一个产业而言，竞争适度的市场结构、理性的企业行为和不低于普通产业的平均利润率等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仍应存在，这一点对转轨的中国银行业也不例外。但在运用此分析框架研究我国银行业时，我们应看到S—C—P与超产权理论所隐含的既定的制度背景，即，它是以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基础的，而我国却缺乏这一制度背景。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存在独特的产权制度安排，即产权本质上的国家所有。这样，超产权论在分析我国银行业时就难免捉襟见肘了。最后，产权所有制性质是决定企业绩效的关键因素。“任何关于产权绩效的研究，都必须放在相应的市场结构框架内，否则势必会导致与产权理论假设不同的难以解释的结果。同样，任何关于市场绩效的研究，离开了产权这一重要因素，则会产生与一般市场结构理论相背离的很大误差。至少，在中国经济的研究领域内，这两者是密不可分和互不可缺的”如前所述，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特有的产权制度安排是国有商业银行规模不经济与绩效低下的主要因素。

因此，在利用S—C—P范式分析我国银行业问题时，国有商业银行独特的产权制度安排是极具重要意义的。正是这种产权制度安排才使得国有商业银行呈现出独特的制度变迁、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等特征。而为了保护这种独特的产权结构，我国的金融改革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不是从产权结构开始的，而是开始于体制外竞争因素的引入。

二、隙缝经济的产生、发展与国有商业银行的体制外竞争压力

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之初，决策部门并没有采取大张旗鼓的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进行一步到位的“大爆炸”式的产权改革的方法，而是在旧体制的旁边发展出一种新体制。而后利用这种从体制外产生的“隙缝经济”(nicheeconomy)来强化体制内经济的竞争或利用它们对体制内经济产生竞争压力，从而使我国银行业出现了较长时期的“体制双轨”局面，最后再渐进地完成银行业体制的转轨改革。

(一)体制外股份制商业银行与其他非国有商业银行的产生与发展

自1949年建国至1979年改革开放30年间，我国实行的是一个典型的、由国家完全垄断的中央集权的计划金融制度，其最基本的特征是单一的国有商业银行制度。其后，以1979-1984年的金融体系重组为特征，四大国有专业银行相继从中央银行独立出来或建立起来并行使商业银行的职能，这使我国“从金融机构的一元化转向多元化”，“出现了以产业分工为主要特征的专业银行机构”。在此时期，四大国有专业银行占据了主导的地位。随后的1985—1992年期间，四大专业商业银行逐渐企业化，各股份制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开始设立并进行了股份制改革或是发行上市。以1986年7月交通银行成立为标志，中国银行业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才开始。由于这些新生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大都采取了股份制形式，或十分迅速地进行了股份制改革或已上市挂牌交易，因此，他们经营机制十分灵活，发展迅猛。从1993年开始的金融业整顿初步确立了金融业分业经营体制。其后，城市商业银行作为另一种体制外竞争因素开始产生并迅速增长。从1995年第一家城市商业银行在深圳成立以来，截止2001年底，我国城市商业银行已发展到109家。另外，从1979年以来，我国外资商业银行也急剧膨胀。尤其是1996年后，我国允许部分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本币业务，使外资商业银行的竞争触角开始伸入到长期以来一直为中资商业银行所垄断的业务范围。于是体制外另一种力量也参与到国有商业银行竞争之中，它们与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一起，推动了我国金融体制渐进式改革的进程，同时也初步构建了我国银行业体系市场竞争的不同主体。

(二)强制性制度变迁中的体制外因素带来的竞争压力及其退化

在我国金融体制的变迁过程中，以股份制商业银行为主的非国有商业银行机构逐渐从体制的夹缝中产生并生存下来。经过10余年的发展，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及其他非国有商业银行机构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展开了竞争，他们不断克服因制度歧视所带来的不利因素，打破了国有商业银行完全垄断的市场格局，初步形成了寡头垄断竞争的局面。

因此，值得肯定的是，我国所采取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式的金融业改革取得了一定的基本成效。体制外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以及外资商业银行的引入打破了国有商业银行一统天下的局面，并且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竞争能力也在逐步增强。正如于良春、鞠源(1999)所指出的，“中国银行业自1978年以来所进行的改革迄今已取得了阶段性成功，主要表现在垄断的打破、从业家数增多、竞争程度上升、银行服务质量与经营效率提高以及较为完善的现代化多元银行业组织体系逐步建立等方面。”而在这种金融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我国国有金融产权在金融资源配置方面的低效性逐步凸现，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市场竞争中却表现出相对的竞争优势。

但是，体制外因素的引入并未从根本上动摇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地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企业化改革并没有取得完全成效，其制度的路径依赖仍然较强。尽管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产生和迅速发展逐渐形成了一种“鲶鱼效应”，带来了我国银行业的竞争的强化，但股份制商业银行竞争力远未达到给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造成现实威胁的水平。原因在于，国有商业银行以其雄厚的基础资源和竞争力资产，仍保持着具有绝对市场支配地位的竞争力。其中，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存贷款市场份额、服务网络、技术储备和国家信誉是其最有力的竞争资产，这些“资产”所形成的市场支配力之强大仍是新兴股份制商业银行所难以抗衡的。因此，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地位并未从根本上动摇，国有商业银行仍保持着绝对大的市场份额。但是，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体制优势的边际产出则呈递减趋势，近年来更有“体制回归”的迹象，即“工农中建”化趋势。

三、产权国家所有下的“强垄断”和“弱竞争”与制度性垄断无效率

在体制外因素的竞争冲击下，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地位有所削弱。这种削弱则是其市场竞争行为不力或“弱竞争”行为的结果“，而其市场竞争行为不力的主要原因则应归结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独特的产权制度安排所形成的政府保护。这种产权保护下的弱竞争行为最终体现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市场绩效的不断削弱，因为“竞争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必须面对的生存法则，而竞争致胜的全部基础在于经营绩效的提高”。

(一)“强垄断”、“弱竞争”与国家所有制

从我国银行业的资产、存款和贷款集中度指标看，我们发现，即使在1993年以后，我国银行业体系的集中与垄断程度仍然非常高。1993—2001年期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资产、存款和贷款市场份额上至少都各占据了60%以上的份额。因此，产业结构中的垄断因素十分强大。但随着我国银行业改革进程的推进和体制外非国有商业银行的出现，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份额正不断的下降，其资产份额由1993年的69.1%下降至2001年的60.5%，下降了近9个百分点，存款和贷款市场份额也分别下降了近9%和18%。而同期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各项指标的市场份额则不断的增长，前者三项市场份额分别增加了6.53%、6.19%和6.66%，后者各项指标都增加了近4%。因此，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正不断地向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让出市场，但尽管如此，我国银行业产业结构中的竞争因素仍然十分薄弱。

然而，问题并不仅止于此。目前我国已经形成的“强垄断”与“弱竞争”并存的银行业市场结构中尽管存在独资和股份制等多种产权形式，但是如果我们把包括由我国直接控股的股份制银行计算在内，那么我国银行业中大约有80%以上的股权归国家所有。这种所有制形式使国家实际上承担了无限责任，而在这种国家保护政策与倾斜政策及歧视性的制度安排下所形成的高度垄断中，又使竞争性质的产业结构具有浓厚的制度特征。在这种情况下，我国银行业市场结构中的垄断因素并不是由市场竞争自发形成的，而是由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国家所有这一产权制度安排所导致的。因此，我国银行业这种“强垄断”和“弱竞争”的格局实质上就是国家所有制的垄断对市场化竞争行为的抑制，它主要表现为国家所有制对银行资产和市场的绝对控制。这样，处于国家保护之下的国有商业银行就可以免受市场竞争机制的威胁。

因此，正是基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特殊的产权结构安排才使得我国银行业市场结构中存在独特的制度性特征，我国银行业垄断的市场结构也主要是由这种单一产权安排所引起的。我们承认产权问题，但我们的主张是，市场结构单一是产权结构单一的直接结果。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银行业垄断的市场结构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政府对银行业体制进行行政性分权形成的，而非银行间竞争和追求绩效的“市场化”结果；从改革历程看，政府通过制定各种配套体制如压低利率、行政性审批等手段人为地提高了银行业的市场进入壁垒，导致了市场主体间的不平等竞争和目前“弱竞争”的状况。

(二)国有商业银行粗放型扩张行为与银行业绩效

1984午以后，以四家专业银行为主体的市场竞争格局初步形成。其后8年间(1984-1992)，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乃至整个银行业的竞争都主要是通过机构竞争，即通过机构和人员的迅速扩张来实现的。在该时期，国有商业银行的机构总数由1986年的67626个增加到1993年的近14万个。同时，“在大量机构网点的支撑下，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迅速膨胀。1985年至1997年间，资产增长了11倍，其中贷款增长了11倍，存款增长了16.3倍。”

随后，1992年底开始的金融业整顿引发了第二轮的金融机构竞争浪潮，即以金融工具创新为主的竞争。但第二轮竞争浪潮仍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善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其原因除了特有的制度性垄断因素外，还包括以下因素：

首先，第二轮竞争浪潮中的金融创新吸纳性居多，而原创性创新很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创新的金融工具达70余种，但其中85%左右是“舶来品”。其次，创新主要表现为数量的扩张，内涵较低。该时期已有的金融创新主要在易于掌握、便于操作、科技含量小的外资形式的建设上，而与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相适应的经营机制方面的创新明显不足。再次，创新主要靠外部力量推动，创新主体内部驱动力不足。中央银行管理制度、管理手段的改革与创新一直是我国金融机构微观创新的主要外部动力，而国有商业银行出于外部竞争压力而进行的自发性创新严重不足。其四，“如同规模竞争一样，工具创新的直接动机仍然是争夺储蓄资源，以支持资产扩张，缓解流动性压力，其公司治理机制没有改善，风险控制水平也没有明显增强。”

因此，产权国家所有下的国有商业银行依赖机构扩张与模拟性工具创新的竞争行为并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善或提高其运作绩效。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四家国有商业银行资产利润率的不断削弱，四家银行的平均资产利润率从1985年的1.39%几乎直线下降到2003年的0.06%，尽管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地位在近年来随着股份制和城市商业银行的发展而有所下降，但长期的垄断地位以及以提供金融补贴为主要任务的运营方式，不仅使国有商业银行形成了效率低下的现状，而且还形成了国有商业银行对政府补贴的刚性依赖。因此，在行政保护下所形成的寡头垄断地位不仅使得国有商业银行缺乏内在的动力去改善绩效，而且还会产生竞争不力的市场行为，如大力扩充分支机构、过分追求存款和贷款等。正是这种粗放式的增长和扩张路径一直主导着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乃至整个银行业的发展过程，那么合乎逻辑的结果只能是国有商业银行绩效的低下。

四、结论

我们重申，S—C—P分析范式并非不适合于我国的银行业，只不过我们在应用这种标准时应该将既定的制度因素纳入其中。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乃至银行业改革的关键并不仅仅是通过在体制外引入竞争因素就能实现既定目标的，独特的产权制度安排不但导致了强垄断的产业结构，也抑制了体制外因素对国有商业银行的竞争压力，体制外的竞争并未彻底改变我国银行业“强垄断”的事实。

第8篇

关键词：温州中小企业担保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04-210-04

一、引言

中小企业融资难，是导致浙江乃至中国中小企业在经济危机背景下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如何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是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就业重大现实问题，而导致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根源是在信息不对称和风险较高的情况下，融资缺乏有效的分散贷款风险的机制。对于该问题中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斯蒂格利茨和韦斯（1981）早先从信息不对称理论、道德风险角度解释了信贷配给存在的原因，说明了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存在的长期性。然而由于我国经济在转轨过程中，金融体系的制度缺陷、所有制歧视、信用环境不健全等因素的存在，加重了中小企业融资难程度，刘曼红（2003）指出，信用担保是一种信誉证明和资产责任结合在一起的金融中介行为，可以排除中小企业向金融机构融资时担保品不足的障碍，提高融资能力。

影响中小企业贷款最关键的因素，便是对于企业贷款风险的考量，本文从担保机构自身内部控制及社会外部完善体系两个方面，来论证风险规避机制的可操作性及创新效益。

二、温州中小企业融资背景分析

温州作为“中小企业之都”，是浙江乃至全国民营企业发展模式的典型代表，2009年全市共有规模以下企业30万余家，贡献了81%的经济总量。庞大的中小企业呈现相似的运营特征：规模小，以自有资金或民间借贷资金起家。微利以劳动密集型加工生产为主。资金周转周期短、流动性大、额度小。在这种情况下，中小企业适时选择“短、平、快”的民间融资方式，包括向亲朋好友借贷，以及向小额贷款公司等非金融机构借贷，虽然这种方式直接便捷，但毕竟借贷利率较高造成融资成本提高，又由于其缺乏足够的金融监管而存在较大潜在融资风险，故企业融资仍以银行贷款为主。但中小企业普遍存在规模小、财务状况不透明、固定资产抵押品不足等情况，国有银行为规避风险采取“拒贷”、“惜贷”的态度，借贷矛盾因此产生。而这一矛盾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更加凸显，原材料能源价格上涨导致成本上涨，外贸出口受阻导致资金回笼困难，同时宏观调控银根紧缩，使得银行贷款资金不易，从而最终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当地近20％的企业处于停工、半停工或倒闭状态，全市工业总产值增幅同比回落7.2个百分点，处于全省末位。然而此时，担保公司等担保机构适应市场需求快速发展起来，由2006年的45家猛增到2008年的246家，信用担保机制体现出其在解决抵押品不足、信息不对称及风险集聚等问题时的优势，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企业的融资困难。

三、温州信用担保发展概况及特点

（一）发展概况

2001年，温州市财政局出资300万元引导建立全市首家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公司，继而当地民营企业和个人投资者纷纷看好担保业市场前景，相继成立担保公司。2005年，全市注册各类担保机构29家，总注册资本4.25亿元，累计已为3680户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担保，担保额23.2亿元，有效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同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据不完全统计，受担保企业新增职工人数33581人，新增销售总额51.24亿元，新增利税总额4亿多元，呈现出“多渠道筹措担保资金、多模式发展担保机构、多形式开展银保协作、多举措拓展担保业务、多方面扶持担保行业”的态势。

基于温州地区民间资本较为充裕的特点，其担保机构的也凸显出明显的民营性质。2009年，温州市审计局对5家中小企业担保机构进行了抽样审核，审计结果显示：其中有3家民营企业和2家国有企业；5家企业注册资本共计11800万元，其中，国有控股企业出资3700万元，政府出资300万元，民营企业出资800万元，自然人出资7000万元，财政扶持资金490万元。5家担保机构出资比例如图1所示。

（二）特点

1.担保业务呈现熟人社会道德约束机制下的地域性特征。温州人群体意识非常强烈，民间常以血缘、亲缘或者道义等为纽带组成“兄弟班”、“同乡会”等小团体，每个人都处在大大小小的道德圈中，这些圈是每个人赖以生存的群体，圈内各人之间往往有着财务、事务方面的密切联系。而担保公司在选择业务时，也是从这些道德圈入手，通过熟人关系脉络核实申请担保企业的财务状况、资产情况以及业主品德等方面真实信息，规避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同时，担保公司负责人往往与圈内人有着密切的熟人关系，当其为受保企业进行担保时，受保企业的行为将受到整个道德圈的约束，一旦发生违约情况，其不良声誉将在整个圈内迅速传播，于是也便失去利益最密切的关系群中包括资金在内的资源支持，故担保公司就利用该道德约束机制来控制其代偿风险。而这种约束机制效果良好，在温州市经贸委备案的40余家信用担保机构，平均代偿率为3.3%，低于全国4.4%的平均水平，而其平均损失率明显低于全国2.2%的平均水平。

2.担保业务市场化程度高，与中小企业资金需求相匹配。中小企业贷款呈现“短、平、快”的特点，其贷款资金常因资金周转而需，额度较小但要求办理手续快捷、所需时间短，并对利率敏感性较弱，能承受较高的利率水平。于此相应，担保公司以提供小额贷款担保为主。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全市担保额在100万元以下的笔数为2.2万笔，占担保总笔数的94%，担保额占总担保额的63％以上；2009年担保额在100万元以下的笔数占担保总笔数的92％，担保额占总担保额的56.4％。近两年的数据反映出九成以上的担保业务为小额担保业务，符合市场需求的担保资金分配比例提高了担保资金的使用率，为更多的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支持。同时，担保公司简化担保手续、缩短申保时间，并接受银行不愿接受的完整度相对较低再抵押资产证明等，如一家企业购买一块地皮后，由于土地使用证办理程序较多审批时间长，而企业又急需资金借贷，此时担保公司便灵活应对，接受未过户土地证抵押证明为其提供担保，于此同时提高担保费率与相应风险相匹配，而企业也乐意接受。担保公司以灵活的市场化运作形式，以提供银行等机构无法提供或不愿提供的金融服务作为差异化竞争力，来获取丰厚回报。

3.担保机构呈现“抱团式”“集团化”发展趋势。由于温州担保公司以民营性质为主，多以有限的自有资金或个体企业资金注资，资本金规模较小，故单个担保公司所获得的银行授信额度有限、担保业务量受限，所以越来越多的担保机构集聚抱团，形成担保中心或担保集团，而这一方式不但有利于个公司业务收益，还进一步降低单个担保公司的贷款担保风险。以温州联盟信用担保中心有限公司为例，这家集团性质的担保公司于2009年8月成立，由全市9家注册资本3000万以上，从事担保3年以上，信用评级BBB+以上，并在主管部门有双证备案的担保公司组建，温州银行统一向其授信达30亿元，是向其他单个担保公司授信额度的15倍，而其仅4个月就为30多家中小企业提供1亿多的融资担保额。同时，集团内每家担保机构共同为担保中心提供担保，形成双重担保，使其通过各家担保机构共担风险。与此相似，同年12月，浙江省首家担保集团――浙江中安担保集团也在温州成功组建，其总注册资本金2亿多元，全年集团融资担保额达3.1亿元。

四、信用担保机制的作用机理

（一）理论论证

信用担保，是指企业在向银行融通资金过程中，根据合同约定，由依法设立的担保机构以保证的方式为债务人提供担保，在债务人不能依约履行债务时，由担保机构承担合同约定的偿还责任，从而保障银行债权实现的一种金融支持方式。由于不同主体之间存在着信用差，这便产生了对信用担保的需求，一般认为，之所以需要第三方担保是由于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因为第三方提供而指出的成本要小于债权人自己了解或证明的成本，专业担保不但可以起到信用判断、证明的作用，更重要的是通过第三方担保提升债务人一方的信用等级，并承担保障债权实现的义务和责任，只要信用差异存在，就会有信息不对称出现，这就必然导致对信用担保的需求。

具体到对中小企业担保实践中，专业机构的信用担保排除了其向金融机构融资时担保品不足的障碍，缓解了银企信息不对称问题，通过提升信用评级来提高贷款能力，并减少其融资交易费用、节约信息成本。同时，信用担保改变资本供求双方的利率流和声誉控制权配置结构，分散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融资风险，促进融资交易的发生，进而优化金融结构。

（二）实证分析

对乐清市2000年至2009年规模以下中小企业的产值（y）与对其的融资担保余额（x），建立一元回归模型，如下图显示：

y=25.3+3.78x

(3.25)(5.4) R2=0.78, s.e.=13.2

从eviews软件做回归模型中得，R2=0.78，表明回归方程的拟合程度较高，融资担保额对中小企业产值有较强的解释力，而且回归系数显著，显示出融资担保额每增加1亿元人民币，中小企业将增加约3.78亿元，说明对中小企业提供的融资担保额促进中小企业的生产发展。

五、温州担保行业运营缺陷

（一）担保机构运营不规范

担保行业作为新兴行业，近年在温州地区迅速发展，担保公司数量骤增，但由于相关法律的滞后和对行业定义的模糊，在缺少政策扶持又面临公司发展困难的情势下，许多担保公司铤而走险进行违规运营，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风险控制不严。中小型担保公司内部机构常设置不完善，职责划分不明确，缺乏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风险控制存在疏漏，使个别担保公司连续发生代偿问题。第二，不按规定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和风险准备金。依据规定担保费收入的50%提取作为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可完全遵照此规定的为数不多，部分担保公司将保费收入的大部分作为红利分给了股东，这样一旦发生损偿就难以及时保证补偿金来源。第三，个别担保机构业务偏离主业，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业务减少，转而做更高利润的企业垫资短期资金周转业务。

（二）担保机构追偿无保障

担保机构在依法开展各种业务活动中，实施抵押、质押等反担保措施需要到房管、土地、工商、海事、税务等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办理登记、备案或咨询、公证等，由于担保公司缺少部分资质不能等同于银行，在办理相关权责时不能确认其抵押权人合法地位。当债务人不按期履行债务之后，银行会根据和担保公司之间的担保协议，从担保金中扣款，而当担保公司向债务人提起追偿债务诉讼时，由于法院不能确认担保公司有抵押权，故无法享有抵押物折价、拍卖或者变卖优先受偿权，若债务人还有其他债务存在时，担保公司就难以实现追偿。

（三）风险控制机制未完善

担保体系由担保机构、银行、政府三方共同组成，合理的风险分担机制是保证担保活动有效进行的基础。然而风险规避型的银行趋向于将信贷风险完全转嫁给担保机构。同时，政府零风险的意愿造成其在担保整个体系中的介入不足，缺乏足够的财政拨款、政策制度等支持。以乐清市华方担保股份有限公司为例，作为乐清目前规模最大、运作最为稳定的民营担保公司，其公司注册资金5000万，专为中小企业提供小额贷款担保业务，乐清建设银行2009年度向其授信担2.5亿担保额。2007年公司业务收入1059万元，利润总额767万元；2008年业务收入654万元，利润总额407万元；2009年，业务收入331万元，利润总额207万元。根据中国建设银行温州分行的数据，担保公司的收入利润如图4所示。

表中数据显示，公司的担保放大倍数为6.25倍（总放大倍数=杠杆系数*放大系数=6.25），即1亿元的的担保资本金最多可以担保6.25亿元的银行贷款，没有超过国家规定的10倍的放大倍数，属正常经营范围内。

根据表2的数据显示，担保公司虽然有2.5亿的担保额，但一年的利润总额也只有400万元左右，仅相当于一笔担保业务的担保额，意味着任何一笔担保的代偿对担保公司来说都将是致命的，风险与收益存在着严重的不对等。同时，由于担保机构的介入，为中小企业带来了11663万元的利润，使政府获得2916万元可观的所得税税收，而这两者恰恰是风险分担的缺失方。承担风险与所得收益之间存在的矛盾，将不利于处在发展初期的担保行业的进一步壮大和完善，政府、银行应该进一步体现各自的风险承担功能，建立科学有效的风险机制和担保体系。

六、温州中小企业担保风控机制构建

担保从本质上来说是降低风险的一种方式，银行希望通过第三方担保方的参与来规避贷款风险，而担保机构正是从交易风险偏好差中获取溢价利得，对高风险进行定价，以担保的形式销售给不同的需求企业。而担保机构对风险的控制是除成本控制等常规因素外影响利润的关键点，故形成操作性强的内外风险控制机制非常重要，不仅要完善担保机构自身内部的可控机制，还要建立健全全社会科学系统的风险可控体系。

（一）风险的来源

1.道德风险。依据信用经济学理论，在经济运行的具体交易中，信息不对称会引起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当担保机构为企业提供担保后，企业即使做出了错误的经营决策并引起了损失，它也不必承担完全责任，还有可能得到补偿，这便促使其倾向于作出风险更大的决策以获得更大的收益。或者在取得贷款以后，改变贷款合同与担保合同规定的贷款使用方向，使贷款风险增大，进而使得担保风险增大。担保过程中信息的不对称性，增加了信用担保机构的内在风险威胁。

2.经营风险。信用担保机构自身由于经营管理水平、操作规程、从业人员道德及业务素质等方面的不完善性引起的软风险。担保行为有较强的人际关系性，不规范随意性强的操作流程及运作方式，在担保前、担保中、担保后会因审查不严、盲目承保、疏于监督而增加代偿比率。

3.市场风险。中国信贷市场的信用体系仍不健全，中小企业等经济主体信用观念粗浅，还款意愿较低，部分企业通过各种途径逃避转嫁债务，而其信用行为缺乏严格的监督机制和惩罚措施，如此的市场信用环境，给担保行业带来潜在风险。

（二）风险控制机制

1.内部控制。

内部控制制度是担保机构为保证担保业务经营目标制定并实施的一系列举措，除了加强反担保即企业资产抵押、质押等传统风险分散方式外，还可以探索新的风控方式，多维度构建风控渠道。

（1）保险公司承保。担保公司可以为某一担保行为投保，向保险公司缴纳一定的保费，当担保机构担保的企业贷款违约，担保公司承担面向银行的代偿责任时，根据合同约定可以向保险公司获取一定的赔付金。相比较普通险种，以较大概率发生事件计算从而适当提高保费费率，使得至少一家不发生赔付而均衡其他赔付所亏。

（2）集团（行业）互保基金。中小企业可以以会员制的方式抱团参保，每年缴纳一定的风险金成为集团互保基金，互的连坐担保方式使其成为单个担保公司再担保企业。同时整合上下游资源、客户数据库，方便审核客户情况缓解信息不对称。除此之外集团基金也可用作放大担保比例，收益均摊，风险分散。

（3）自身操作规范：标准化操作流程，将科学评审机制与熟人打听传统方式相结合。包括将员工操作、申请审查、过程控制等各个方面制度化规范化，在打听等方式的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定量标准化风险及收益等。业务产品多样化，完善利率差异化定价机制。首先，担保额度多样化，要根据申保企业资信状况及担保贷款风险度大小、数额和性质具体分析后确定其担保金额：以贷款金额大小划定担保额度，以申保企业信用等级为依据确定担保额度，以担保金额与风险保证金的倍数为依据确定担保额度，按担保贷款种类确定担保额度。其次，担保利率定价差异化，确定担保额度后，可根据信用等信息构建担保费率定价工具：，Pd为担保费率。C为担保直接成本，G为担保额，r为项目风险，Cr企业信用价值，ε为风险乘数。担保直接成本是指担保公司在提供担保前对企业进行调查、评定、审核等信息甄选工作的成本；项目风险产生于企业贷款流向项目的盈利能力情况；信用价值包括了受保企业的信用评级价值、信用资产未尝等级及违约回收率量值，以及债券重估现值带来的价差。对信用价值、项目风险的考察后，通过调整担保额度，来调节担保费率。当受保企业信用价值较高、项目风险较低时，可适度放大担保额度来降低担保费率；当受保企业信用价值较低、项目风险较高时，减少担保额度，提高担保费率以弥补信息搜集等成本。同时，通过可升可降的差异化担保费率来覆盖各个风险点的利润收入。

2.外部控制。外部控制，是指由政府部门介入，通过财政资金、政策倾斜、机构设置等形式，构建有层次梯度针对全社会担保体系的创新控制机制。

日本，作为中小企业立法最为完善、政府扶持手段最多的国家，有着完善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参照其体系框架，构建温州信用担保体系如下：

该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主要有两个相互关联的子系统：信用担保协会、财政信用保险公库，共同承担着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信用担保的职责。

这两个子系统构成严密的两级信用保证体系。信用担保协会的基金由政府投入、金融机构捐助、公共资金导入（即向国家和地方行政机关借入资金）等形成，下属若干担保公司。财政信用保险公库由政府全额出资，并且逐年增加。

中小企业担保事业有限公司信用担保业务的资金来源主要有四个渠道：其一，由一般会计和特别会计提供的资本金；其二，政府投资的保险准备金；其三,年中保险费收入；其四，信用保证协会回收债务时缴纳的款项，其中政府投入占到一半以上。而其资金运用分为两大类别：一是保险业务，即对担保中小企业债务的信用保证提供其担保债务的保险。保证协会代中小企业偿还债务时，可从本公库得到偿还额50%～60%的准备金；二是贷款业务，即对信用保证协会融通其业务所需资金。

由于这种提供的担保服务具有公共品的特性，政府在整个担保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担保机构在税收、后续资金注入、信息传递等方面给予相当大且必要的扶持政策，对于政府职能的履行是个重大的考验。而政府调整政策可以设立特别公司债保险，将投资者的资金引入担保体系，不但活跃了担保市场，也分散了其资金、风险压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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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唐灵杰.论中小企业融资难破局.经济师，2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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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10.孙启.信用担保与担保机制的风险管理.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

第9篇

关键词：资本成本债务成本市场交易成本所有权成本

一、对资本与成本范畴的厘定

要理解和定义资本成本，先要理解和定义好“资本”与“成本”。

按照马克思的定义，资本是能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基于经济学中“资本”与“资产”不分，我认为，会计学中“资产”的定义——资产是指过去的交易、事项形成并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资源，该资源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就是资本的定义。一个佐证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教授对资本的定义。他认为：资产是可用的经济资源；资产必须有主，才可能被善用，但清楚界定产权，从来也不意味着“自己的资产只能自己用”；资产须经交易而转手（资产转让），才能提高有主资产的利用效率；资产的自用权利一旦可以有偿放弃和让渡，资产所有者就拥有一个未来的收入来源；这时，资产就转变为资本；所以，资本是构成独立的未来收入流的资产，即可以独立提供与本人劳动无关的权利租金的资产（1）。

会计学中的“资本”一般是指“资产（资金）的来源”，按会计恒等式“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来解释，“资本”即指“负债+所有者权益”。我认为，在公司财务理论中，资本成本中的“资本”应作会计学上的解释。

张五常（2000）认为，“成本是所放弃的价值最高的选择”。可见，经济学家是把成本定义为“机会成本”的。汪丁丁（1996）进一步认为，机会成本的两个要素是：（1）任何成本都是选择的成本；（2）任何成本都是对于某一个人的主观价值判断而言的成本。因此，成本概念是建立在人们依据主观价值标准作出选择的基础之上的。不存在选择，便不存在成本；也不存在独立于人们行为选择的“客观价值”基础上的成本。据此，在经济学家看来，沉没成本、历史成本不是成本。在公司财务理论中，经济学的成本概念应是可取的。还要注意的是，选择是面向未来的，所以成本也是未来成本，而且必须弄清楚谁将承担成本。公司财务中的筹资、投资等财务决策正是面向未来的，作为财务决策标准的“资本成本”自然要能面向未来，所以用面向未来的“机会成本”来理解“资本成本”是合理可行的。

二、资本成本的定义与计量

（一）资本成本的定义及相关问题

在公司财务中，资本成本的一般定义为：公司筹集和使用资本所付出的代价。根据上面的分析，这个“代价”应以“机会成本”作衡量，而且承担资本成本的主体是特定的公司。因此，资本成本是特定企业筹集和使用资本应承担的机会成本。

根据上述定义，资本成本由两部分构成：（1）筹资费用，指在筹资过程中所发生的费用，即获取资本之前所发生的费用，如手续费、谈判费、发行费等，属于市场交易成本；（2）用资费用，指在使用资本过程中所发生的费用，即获取资本之后所发生的费用。具体表现为：①以利息（利率）形式支付给债权人的报酬；②以发红或股利（股息）（投资报酬率）形式支付给所有者的报酬。进一步，资本成本的静态（不考虑时间价值）表现形式有：（1）绝对数，即“资本成本额=筹资费用+用资费用”；（2）相对数，即“资本成本率（k）=年平均资本成本额/筹资总额”。实务中则常用“资本成本率=年平均用资费用/（筹资总额-筹资费用）”。通常，用到“资本成本”时，即指“资本成本率”。

资本成本有四层含义：（1）个别资本成本，指单独使用一种筹资方式下的资本成本。（2）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综合资本成本或总资本成本），即对同时使用多种筹资方式的资本成本以加权平均方法的综合计量。（3）个别边际资本成本（MCC），指单独使用一种筹资方式去新筹资本的资本成本。它有三种定义方法：①数学上的定义。若y=f（x）[y：个别资本成本；x：筹资量]，则MCC=dy/dx.②经济学上的定义。x=1时的y（因增加一个单位的资本而增加的资本成本），即为MCC.③财务管理实务上的定义。企业新筹资本的个别资本成本，即为MCC.这个定义的误差大，但实用。（4）加权平均边际资本成本，它是对同时使用多种筹资方式去新筹资本的资本成本以加权平均方法的综合计量。

在公司财务理论中，资本成本一般是指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或加权平均边际资本成本，而且并不严格区分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与加权平均边际资本成本，笼统用“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二）资本成本概念在财务管理中的重要地位

1、资本成本是比较筹资方式、选择追加筹资方案的依据。个别资本成本是比较各种筹资方式优劣的一个尺度（但不是选择筹资方式的唯一依据）；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是企业进行资本结构决策的基本依据；个别、加权平均边际资本成本是比较选择追加筹资方案的重要依据。

2、资本成本是评价投资项目、比较投资方案和追加投资决策的主要经济（财务）标准。人们通常将资本成本视为投资项目的“最低收益率”（Aminimumreturnrate），即视为投资项目的“取舍率”（Acut-offrate），还作为比较选择投资方案的主要标准。

3、资本成本作为资本化率，是运用贴现的现金流量方法进行价值评估（财务估价）的关键因素（变量）。

4、资本成本还可作为衡量整个企业的经营业绩的基准。近年来，在对公司的绩效进行财务衡量时，人们越来越喜欢用剩余利润（剩余收益）、经济增加值（EVA）或调整的经济增加值等指标。这时，“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便成为上述指标中不可或缺的解释变量之一。

（三）资本成本的计量

要发挥好“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对公司的财务决策与绩效解释的功能，如何准确计量（也许用“预测”更恰当，因为要计量面向未来的“机会成本”可能是徒劳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便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1、所罗门的“现代公式”（2）。所罗门于1963年出版的《财务管理理论》认为，“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就是“促使企业预期未来现金流量的资本化价值与企业当前价值相等的折现率”。据此，所罗门建立了一个被学术界称为“现代公式”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K）”计量模型：K=[（x-kD）（1-t）/V]（S/V）+[k（l-t）D/V]/（DV）

式中，x为企业预期未来净营业收入；k为债务资本成本D为债务的市场价值，S为（所有者）权益价值；V为企业价值（V=S+）；t为企业所得税的边际率。

阿迪提（1973）认为，“现代公式”所隐含的下列假设以成立：①预计企业将有永续固定的盈利（为了运用永续年金值公式）；②企业盈利等于预期未来净营业入。

我认为，“现代公式”还有两个致命缺陷：一是推导的问题。所罗门的推导起点是“K=x（1-t）/V”，然后将“x=（-kD）（S/V）+kD（D/V）”代人“K=x（l-t）/V”，即得“现公式”。问题是，x≠（x-kD）（S/V）+kD（D/V）。理由如下：x=xkD+kD=[（x-kD）+kD]（V/V）=[（x-kD）+kD][（S+D）/V]（x-kD）（S/V）+kD（D/V）+（x-kD）（D/V）+kD（S/V），而（x-k）（D/V）+kD（S/V）≠0，所以x≠（x-kD）（S/V）+kD（D/V）二是本末倒置。在财务估价中，人们本来是要利用“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来估计（预测）适当的折现率，以便评估企业价值。而“代公式”不过是这一过程的逆运算（有“循环论证”之嫌），试问：“企业价值”又如何确定？用折现现金流量之外的方法确定的“企业价值”代人“现代公式”，反求“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是能保证与折现现金流量方法匹配（即能否保持逻辑上的一致性）？这恐怕是“现代公式”无法回答的。

2、MM的“平均资本成本方法”。MM在1966年出了另一种计量“行业平均资本成本（C）”的公式：

C=f（K，dD/dA）=K[1-T（d/dA）]

式中，K为企业权益资本成本；T为企业所得税税率；D/dA为企业负债比率。其中，K=1/■，■由下列模型回归而得：

（V-TD）/A=■+■/A+■+■（A/A）+U/A

式中，V为企业当前市场总价值；D为企业负债的市场价值；A为企业总资产的账面价值；A为资产的变动量；X为企业预期息税前收益；U为随机干扰项；■为常数项；■为规模系数；■为预期收益系；■为增长系数。

笔者发，这一方法可能存在如下问题：①MM方法不是对个别企业资本成本的计量，虽然它对个别企业的财务决策有参考作用，毕竟应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②难以从MM方法发展出个别企业资本成本的计量公式；③C=f（K，dD/dA），而与负债资本成本本无关，在理论上难以令人信服；④MM方法放弃了“加权平均”思想，未必可行；⑤“X（1-T）”的做法与实践（税法）不符，改“（X-I）（I-T）”才对（I表示因负债而发生的利息费用），与因变量“（V-TD）”相匹配；⑥1/■是企业资产收益率，用来作为K替代，显得很牵强；⑦寻找V的替代变量（计量方法）成为成功运MM方法的关键，而对V的计量本来不易；⑧就算MM方法正确，也只能求得历史（过去）的资本成本，但这与资本成本的定义相。未来不是过去的简单的、线性的延伸，因此经验估计的结果对来的指导作用要大打折扣。

国内，沈艺峰（1999）、王宁（2002）运用MM方法检验了“股权成本高债务成本”理论的正确性。裴平（2001）用自己构建的模型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成本进行了计量，但与前两位的结论相反，少安（2001）的研究结果支持裴平的结论。他们的相互矛盾的结果难以解释。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MM方法存在缺陷。

3、财教科书方法。几乎在所有财务管理教科书中，多是先求出个别本成本，再以财务结构（各种资本占总资本的比重）作为权数，用统计学上的加权平均方法，最后算出公司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笔者把这种方法叫做“财务教科书方法”。胡玉明的博士论文《资本成本会计》，就是用的这种方法。既然大量财务管理教科书财务学者采用上述方法，笔者认为必有一定道理。

纵观个资本成本的计量方法，无不是利用未来现金流量折现而求的。这说明资本成本是面向未来的机会成本，在理论上是站得住的。“财务教科书方法”还有一大优势是，它能求出个别公司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从而可直接用于财务决策。正如胡玉明博士所：“如果世界上存在一种简单易行且不必涉及任何主观判断就准确的计量出普通股资本成本的方法，那将是一件非常美好的情。不幸的是，至今，我们仍然没有找到这种方法（作者注：也永远也找不到）。这就要求公司必须根据其自身所面临的各种经环境，对各种计量方法的实用价值进行判断，从而，选择出在现有的情况下相对合理的计量方法。”（1997）笔者以为这种概括深“机会成本”概念的真谛。据此，可以预见，资本成本的计量方法构建与选择不能偏离“机会成本”概念，否则，都将难免犯错误。

三、对“资本成本”的分拆及可能的创新

将“资成本”理解为“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时，才有可能对其进行分拆。一种最简单的办法是“还原”，将“加权平均资本成本”还为债务成本和（所有者）权益成本。进一步，将债务成本分拆为短期借款成本、短期债券成本、长期借款成本、长期债券成本等，将权益成本分拆为普通股成本、优先股成本、留存收益成本等。在笔者看来，这种分拆没有什么理论价值，因为财务决策需要的是“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在此，我们试图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有关知识，将“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分拆为“债务成本”、“市场交易成本”、“所有权成本”等成本概念（魏明海，2003），以开拓现代财务理论的创新空间。

1、债务成本。公司因债务而导致的未来现金流出一般是预定的，不存在太大的预测难题，所以债务成本的计量相对容易做到。不过，因公司一般有多种债务，所以债务成本也应是一个加权平均概念。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是，增加债务可以增加税盾（TaxShield）效应，降低成本（信号传递效应），但债务成本本身却会因此增加（债权人将要求更多的风险报酬，破产成本也会增加），那么债务成本与成本之间究竟存在一种什么样的此消彼长关系？这种关系对资本结构、公司治理结构有何影响？此外，金融市场是如何影响债务成本的？在公司重组（如债务重组）时，降低财务杠杆，随之降低债务成本，是如何影响企业绩效（效率），资本市场又作什么反应？

2、市场交易成本。在新制度经济学那里，“交易成本”并不是一个十分清晰的概念。再加之学者们的注释与发挥，更使人坠入云里雾里。为此，我们尝试作一粗浅的梳理。

张五常（2000）认为：“必须把‘交易成本’定义为所有在鲁宾逊。克鲁索经济中不存在的成本。”汪丁丁（1996）提出了批评：“这个定义显然不是构建性的。因为它只能说明哪些成本不是交易成本，而不能说明哪些成本是交易成本。”新制度学派把交易成本按照发生的时间分成两类：（1）事前费用，发生于契约签订之前，包括生产信息、交换信息，讨价还价等等的费用；（2）事后费用，发生于契约签订之后的执行契约的成本，包括监督、惩罚、奖励、怠工等等行为造成的费用（汪丁丁，1996）。于是，交易成本即指人的契约成本（尤金。法马，1990）。

在迈克尔。詹森和威廉。梅克林（1976）那里，交易成本即指成本，它包括：（1）委托人的监督支出；（2）人的保证支出；（3）剩余损失。

张五常曾经提出，“交易成本应该称为‘制度成本’，这一点科斯也完全同意。”汪丁丁同意这个观点，并给出了如下定义：制度成本是选择制度的机会成本，这个机会成本是那些没有得到实现但经由参与博弈者的影响可能实现的博弈均衡中具有最高价值的均衡价值。他还分析了这样的定义无法回避的四个困难：（1）交易成本是在一群利益不一致的人们中间组织分工所花费的机会成本。然而这群人可以通过许多种方式来组织分工并协调利益。有些方式如宗教的、权威和意识形态的、自我约束和社会道德规范的，等等，其“成本”是无法定义的。（2）交易成本往往不能从生产的“技术成本”（Transformationcost）分离出来。（3）交易成本存在的前提，是存在着不确定性。于是，当事人不可能确定他的每一个选择的机会成本是多少。（4）任何交易成本必定涉及两个以上人的行动，所以必定是博弈行为。改变交易成本就意味着博弈的人“选择”从一个均衡跳到另一个均衡。但是，这种跳跃到底是怎样实现的，就连博弈学家也还没有找到答案。他的分析表明，计量交易成本是困难的。

至于交易成本的影响因素，威廉姆森（Williamson）认为影响交易成本水平和特征的三个因素（交易维度）是：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而亨利。汉斯曼（HenryHansmann）在《企业所有权论》中则认为下列因素对交易成本产生影响：单纯的市场支配力、置后的市场支配力（锁定，Lockin）、长期合作的交易风险、信息不对称、策略性的讨价还价、客户偏好的信息传递、客户的不同偏好的妥协和协调、异化（Alienation）。谁来承担由此产生的交易成本？他回答道，企业所有人、企业客户、其他生产要素的供应方将分担这些成本，最后究竟落在谁的头上是由企业涉足的其他市场的性质来决定。无论这些成本由谁来承担，总是存在着一种动力或利益驱动推动企业以重组的方式采用一种更有效率的所有权形式，以尽可能降低这些交易成本。可见，要对象化交易成本并不容易。

将“交易成本”概念引入公司财务理论中，笔者以为至少还要解决如下问题：（1）可操作的交易成本定义及其构成；（2）交易成本与成本、契约成本之间的关系；（3）不应将交易成本等价于制度成本；（4）如何分清楚各种交易成本的承担者；（5）哪些具体的交易成本才可以进入公司财务理论视野，即将宏观意义上的“交易成本”微观化（深入公司层次）；（6）公司资本成本中，哪些属于交易成本。

想搞清楚上述问题难度很大，交易成本经济学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目前，可行的选择是进行简化处理：将公司资本成本中的交易成本分为显性的交易成本和隐性的交易成本。显性的交易成本即前述“筹资费用”，即企业获取资本之前所发生的费用，如手续费、谈判费、发行费等。至于隐性的交易成本，由于计量的困难，我们暂时不作考虑，有待经济学和会计学研究的新成果来解决。但在决策时，我们必须定性地考虑诸如隐性的成本、破产成本、寻租成本等的影响。

经过简化处理后，还必须明确一点：计算债务成本和所有权成本时，就不要重复计算显性的交易成本——“筹资费用”了，必须将交易成本从原来的债务成本和所有权权益成本中分离出来，以便单独考虑。单独考虑市场交易成本的意义在于，将促使公司财务管理关注其外部市场环境，从而更加重视对理财环境的研究，以便在筹资时大大降低市场交易成本。

3、所有权成本。相对于经济学而言，“所有权”概念在法律上比较明确。按照钱颖一（1989）的理解，经济学中的“所有权”有三种常见的含义：（1）对财产资本回收的权利，这是“产权学派”的定义；（2）对实物财产的控制权利，这是格罗斯曼（Grossman）和哈特（Hart）的定义；（3）资本回收和控制权利。现在，一般取第三种含义，并表述为：对企业决策的控制权和收益的索取权，而且收益权（而非控制权）是所有权的本质（李笠农，2001；殷召良，2001）。这时，企业所有权事实上被不同的要素所有者分享着。由于一些要素所有者只享有固定的控制权和收益权，企业所有权被严格定义为：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谢德仁，2001）。亨利。汉斯曼在《企业所有权论》（中译本）中写道，企业的“所有人”指分享以下两项名义权利的人：对企业的控制权和对企业利润或剩余收益的索取权。由此可见，企业所有权不是企业的所有权，而是指企业所有者对企业的所有权。

亨利。汉斯曼进一步提出了“所有权成本”概念：企业所有权的两项核心权能——控制权和剩余收益索取权本身都有其固有的成本，这些成本可大致分为三种：管理人员的监督成本、集体决策成本和风险承担的成本。前两种是与所有权的剩余控制权这一权能相关的，第三种则是直接与剩余收益的索取相关。具体而言：（1）管理人员的监督成本其实就是成本。它包括企业所有者对管理层进行有效监督的成本（企业所有者为对管理层进行有效的监督而付出的获取有关企业运营信息的成本、所有者之间交换意见和作出决策而沟通信息的成本、敦促管理层执行决策的成本）和监督不力而导致的管理人员机会主义行为的成本。（2）集体决策成本是指当多个人共同分享一个企业的所有权时，企业所有者的利益可能会不一致甚至会发生冲突，他们要作出决策就必须采用某种形式的集体选择机制（如表决）。当所有者之间出现利益上的分歧时，这种机制本身也会制造成本，即“集体决策的成本”，包括因决策无效率产生的成本和决策过程本身制造的成本。（3）所有权的第二种权能——剩余收益索取权也涉及很多成本问题，其中最显而易见的就是与企业经营的重大风险相关的风险承担成本。因为这些风险通常都直接反映在企业的剩余收益中。

笔者认为，所有权成本是企业所有者获取和维护所有权而付出的代价，这种“代价”同样用“机会成本”计量，而且由企业所有者承担。不过，这种所有权成本最终将在企业得到补偿——企业支付给所有者的报酬（除非企业失败）。因此，转换一下，可以认为，所有权成本即财务管理中的“（所有者）权益资本成本”，从而使所有权成本回归“资本成本”的逻辑体系。“（所有者）权益资本成本”可定义为企业支付给权益资本所有者的投资报酬，投资报酬又可分解为无风险报酬和风险报酬。这里，大致可以这样理解：管理人员的监督成本和集体决策成本对应“无风险报酬”，风险承担的成本则正好对应“风险报酬”。在财务理论中，“风险报酬”、“无风险报酬”均可以单独计量，只是要将“无风险报酬”分解为管理人员的监督成本和集体决策成本，并进一步分解成管理人员的监督成本和集体决策成本的具体成本项目，这个计量就困难了。

将“（所有者）权益资本成本”分解为“管理人员的监督成本、集体决策成本和风险承担的成本”，是一种理论上的创新分类，将有助于改进财务决策理论，使决策分析深入“分子”层次，考虑问题将更周全，并提高决策效率。为了区别传统的（所有者）权益资本成本的分类（如分为普通股成本、优先股成本、留存收益成本等），将“管理人员的监督成本、集体决策成本和风险承担的成本”总称为“所有权成本”不失为一个不错的定义。

“所有权成本”概念还将企业与其所有者联结在一起，必将拓宽公司财务理论的研究视野。公司财务管理应该为降低所有权成本作出贡献。同时“所有权成本”概念为论证“所有者（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目标提供了支持，或者说，公司价值最大化也是为了“所有者（股东）财富最大化”。为了改善公司绩效，我们必须重视股权结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财务治理结构、公司控制权市场对所有权成本的影响，理论上值得对他们之间的关系进行认真研究。

参考文献：

1、亨利。汉斯曼（HenryHansmann）：《企业所有权论》（于静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路易斯。普特曼（LouisPutterman）、兰德尔。克罗茨纳（RandallS.Kroszner）：《企业的经济性质》（孙经伟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沈艺峰、田静：《中国上市公司资本成本的定量研究》，载于《中国资本市场前沿理论研究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4、谢德仁：《企业剩余索取权：分享安排与剩余计量》，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陈晓、单鑫：《债务融资是否会增加上市企业的融资成本？》，载于《中国资本市场前沿理论研究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6、R.H.科斯：《社会成本问题》，载于《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7、A.A.阿尔钦H.登姆塞茨：《生产、信息费用与经济组织》，载于《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8、迈克尔。詹森威廉。梅克林（1976）：《企业理论：管理行为、成本与所有权结构》，载于陈郁编《所有权、控制权与激励——经济学文选》，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9、尤金。法马（1990）：《契约成本与融资决策》，载于陈郁编《所有权、控制权与激励——经济学文选》，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0、陈郁：《企业制度与市场组织——交易费用经济学文选》，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1、汪丁丁：《在经济学与哲学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12、钱颖一：《企业理论》，载汤敏、茅于轼主编《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第一集）》，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

13、张五常：《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选》（易宪容等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14、王宁：《企业融资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5、裴平：《中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6、胡玉明：《论资本成本会计》，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

17、李笠农：《探寻新的模式——从所有权到国有资本经营体制的创新》，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8、殷召良：《公司控制权法律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19、刘芍佳、从树海：《创值论及其对企业绩效的评估》，《经济研究》2002年第7期。

20、孙铮、吴茜：《经济增加值：盛誉下的思考》，《会计研究》2003年第3期。

21、魏明海：《公司财务理论研究的新视角》，《会计研究》200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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