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15 03:54:10
关键词：全球化趋势，“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安全
一、全球化趋势下文化安全问题的重要性
（一）马克思主义文化观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出，人类的社会生产是全面的生产,既包括生活资料的生产,又包括精神文化的生产,还包括人自身的生产。经济与文化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割不断的联系,人类在进行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同时,总是会进行着精神文化的生产，文化是一定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的思想灵魂[1]。它不仅仅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而且还对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起着巨大的影响作用。文化建设要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要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继承和发扬民族优良的思想文化传统，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建立具有民族核心价值体系的新文化。因此，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面临着世界多元文化的互动和发展,文化建设应具有全球性视野,要把全球化作为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契机和推动力。区域一体化是世界各国应对全球化所普遍采取的合作模式, 所谓区域一体化, 就是按照地缘关系、经济内在联系、民族文化传统以及社会发展需要, 而形成的区域联合体[2]。论文发表，全球化趋势。区域一体化集团往往拥有促进共同经贸利益实现的独特优势, 如天时(资源禀赋、市场自然联系) 、地利(地缘相近、周边关系) 与人和(人文优势、文化习俗相近) 等有利条件, 使区域内各国可以利用区域地缘优势, 打破国界限制共享资源、资本、市场, 共同促进区域内经济发展。在此之中, 文化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全球大大小小的各种经济圈总体上均以相应的文化认同作为合作的基础。区域化的成功, 一方面会加强区域内的文化认同, 另一方面文化上的相互认同会更有力地促进经济的合作与交流。
（二）文化安全问题的重要性
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社会长期历史实践中所形成的，是深入人心并指导、影响人们行为的思想、意识、价值、习惯和行为方式，也是一个民族和社会长期共同尊奉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所谓文化安全是指针对异质文化的渗透、入侵和控制，通过反渗透、反入侵、反控制来保护人们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完整性、独立性和延续性[3]。论文发表，全球化趋势。在全球化背景下，最初是以经济为主导的，经济发达国家的文化就成为强势文化，而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或者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就会受到更多的损害。文化安全是针对在当前国际关系中，文化霸权损害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主权的事实而提出来的，其目的在于对文化主权的保护。
中国与东盟国家同属于发展中国家, 建立“中国－东盟”合作机制区域性联合体，实现频繁政治对话, 加深相互信任，增强经贸关系, 提升合作水平，深入安全对话, 拓展全面合作，谋求共同发展, 是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共识。在中国与东盟加强文化合作与交流方面, 无论在官方层面、学者层面, 还是在民间, 此类活动日益频繁。双方文化部的部长级官员都已实现互访, 双方的文化艺术团体也常有交流, 大学之间的学术研讨会、各种类型各种形式的文化艺术节更是不断举行。通过这些不同层次的沟通交流, 双方在文化上的共识越来越多。论文发表，全球化趋势。但是在全球化趋势大环境下，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等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挑战和威胁，在相互融合、沟通交流、依存互动的进程中怎样维护文化安全成为当今全球化文化发展的重大课题。作为亚洲地区和第三世界中极具影响力的“中国－东盟”合作机制，同样面临着全球化趋势下文化安全危机问题。论文发表，全球化趋势。
二、全球化趋势下“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安全存在的问题分析
全球化条件下，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不可避免。这种碰撞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文化入侵或文化渗透，它以一种不平等的、蛮横无理的态度对待其它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另一种碰撞是合理的交流。不同的文化，具有自己产生的不同的环境，带有自己民族的特点，打着自己民族的烙印，在相互沟通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困难是不可避免的。
（一）西方文化价值观念对“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安全的严重威胁
全球化削弱了国家控制力，西方运用文化的意识形态作为其有效的控制手段,力图使西方的文化意识形态具有权威性，通过价值观、信仰体系等精神力量让人产生心理与行为上的服从，用价值认同、心理服从达到西方资本主义用“软刀子”统治世界的目的。事实上，一些“有远见”的西方政治家提出,要着眼于“在亚洲培养一批有实力的中间阶层”、“社会精英”,并力图以西方价值观、政治观、民主观乃至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影响、征服和控制他们。利用文化合作交流优势,鼓励拥有高技术专长的人进行“技术移民”，并且通过跨国公司,在亚洲网罗高技术人才,培养和形成西方价值标准的所谓“白领文化”,并使其逐渐融入相当一批亚洲青年的生活方式,成为一种时尚文化，培植西方价值观念的利益代理人[4]。一旦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念渗透到“中国－东盟”合作机制中，那么可能颠覆的就是中国和东盟努力建立起来的“亚洲－世界文化共同繁荣”价值观念体系。
（二）文化帝国主义对“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安全的严重威胁
文化帝国主义又称“后殖民主义”或“文化殖民主义”,是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其掌握的强大的文化传媒,对第三世界国家所实施的隐形文化侵略和精神洗脑,它以一种“友好的”、“温情脉脉”的文化殖民主义侵略方法使“落后的”东方在西方文明的抚慰下俯首就范[5]。通常以经济全球化框架中的经济上的优势为主要依托进行，利用对外文化交流项目或项目援助进行文化渗透。目前，以发达国家为首的各区域组织同“中国－东盟”合作机制通过精神文化产品的输出,进行文化产业形态的殖民入侵,从主宰人们生活的消费观念与消费模式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价值观。论文发表，全球化趋势。
（三）非传统安全问题和变化多端的国际局势对“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安全的严重威胁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而出现的,譬如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而为各国所重视的金融安全问题,随着信息化的发展而出现的信息安全问题,随着美国一“超”独霸国际格局的加速形成和对西方特别是美国不满情绪的滋长而出现的恐怖主义问题,以及SARS和禽流感等疫情的传播等等都会对文化安全造成“链接式”波及。此外,变化多端的国际局势大大增加了“中国－东盟”合作机制实现文化合作一体化目标的难度,而且严重影响了东盟内部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合作,延缓了东盟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从东盟在维护东南亚地区安全方面所做出的种种努力来看,其一直所致力的以东盟地区论坛为基础的多边安全合作在通过与区域外大国对话以减少外来威胁、增加自身的安全感方面的确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在协调外部安全关系、特别是在进行东盟与世界组织及各大区域组织之间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安排方面却做得不够,协调能力还十分有限,因此,文化合作由此而产生防范心理，文化安全受到威胁。
三、全球化趋势下维护“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安全的对策
“中国-东盟”关系走过了从消除疑虑、开展对话、增进互信到最终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不平凡历程。双方政治互信不断增强，经济融合日趋加深，在重点领域的合作全面展开，在应对公共安全问题上相互支持，在维护地区稳定和促进区域合作上紧密配合[7]。我们为此必须在全球化趋势之下，努力维护“中国－东盟”合作机制的文化安全，让其成为亚洲地区国家间友好交往与合作的典范，为各国人民创造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促进亚洲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贡献。
（一）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核心体系和“忧患意识”
要在对当前“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合作在世界文化交流中所处弱势地位及其原因的正确分析的基础上, 树立全球观念,增强危机意识，创建新的文化安全观。这种新的文化安全观的首先必须符合“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发展情况，反映“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利益的文化安全观,而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文化安全观；其次还要符合充分利用全球化资源、市场的积极发展文化安全观,而不是疏离于现代世界体系之外的、消极的、孤立主义的文化安全政策[8]。论文发表，全球化趋势。
（二）用辩证的方法处理好内因与外因、继承与创新、文化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
大力推进有“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建设,借鉴国际上加强和维护文化安全的经验；继承优秀民族文化传统,合理吸收外来文化精华,大力进行文化创新；将主流意识形态融入民族文化之中,积蓄文化势能；抵制西方不良文化观念的侵蚀和影响,坚决反对全盘西化；大力弘扬爱国主义传统,加强对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
（三）大力发展“中国－东盟”合作机制的文化事业和产业，建立“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产业合作区
应当说文化的发展繁荣与文化的安全是互为条件、相互促进的。一方面，文化的发展繁荣为文化安全提供抵御风险的内在基础和战胜威胁的强大力量;另一方面,文化安全为文化的发展繁荣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发展文化产业，要实行国家和政府联合为主导，确立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紧密结合的运作目标，把文化产业的发展置于国家利益的基础之上，保证“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建设发展不受制于任何外国文化利益集团。
（四）将文化安全危机管理纳入“中国－东盟”合作机制危机管理系统之中,建立综合性区域文化安全危机管理系统
文化安全管理机制,是一个国家按照本国的文化利益、国家利益和国家战略需求,建立起来的对国家文化安全状态进行预警、应对和恢复的组织体系和制度形态[8]。我们要建立“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安全预警系统，就要通过各个国家的内部整理和外部监测来实现,对区域文化安全进行合作机制、控制机制、督导机制、反馈机制以及抗干扰机制测评。
参考文献
[1]俞可平著.全球化:西方化还是中国化[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P126
[2]张骥、刘中民等著.文化与当代国际政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P280
[3]马纬野主编.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安全[M].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P290,292
[4]楚树龙.国际关系基本理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
[5]鲁毅、顾关福.新时期国际关系理论研究[C].北京:时事出版社, 1999
[6]李毅夫等著.世界各国民族与宗教概览[M].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
[7]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纪念峰会上
关键词：西方文化渗透;意识形态安全;影响;对策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将每一个国家都置于全球性空间之中，在全球化过程中，不仅是经济全球化，随之而来的信息全球化、传媒全球化，甚至在政治、文化领域的趋同趋势更加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伴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西方国家更加热衷于文化渗透这一温和手段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侵略与迫害。文化渗透在本质上是一个没有终结的过程，它只是不断地在形式上有所变化，在程度上有所加深，在范围上有所拓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入全面加速阶段，从经济领域开始并日益渗透到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极大地影响和改变着人类社会生活和历史进程。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强大的经济、政治、科技和军事实力，不仅从整体上统治着全球的经济政治“新秩序”，而且在思想文化上同样从整体上统治着全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民族、宗教、人权为借口，以“西化”、“分化”为目的，以“社会主义失败论”、“趋同论”、“文明冲突论”、“人权高于论”、“中国”等为依据，对我国横加指责和干涉，试图在意识形态上遏制我国，推行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和民主模式。全球化带来了不同文化的交流和融合，由于文化的多元发展态势会导致人们思想混乱和信仰危机，对社会主义倡导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形成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发展迅速，尤其是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给一些西方国家带来巨大压力，从近年来在西方世界普遍流行的“中国”、“中国崛起”等词汇便可见一斑。在经济等硬实力飞速发展的同时，我国对于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却缺少相应的重视，面对这种情形，西方国家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文化渗透的步伐愈演愈烈，企图通过“和平演变”的温和手段来建立其“文化帝国主义”，妄图在全世界推行其所谓的“普世价值”，实现其世界霸权。西方国家将文化渗透作为一种强有力的、且阻力最小的手段与工具来实现其西化与分化的目的，这已经对我军的意识形态领域产生重要影响和带来严重威胁。
一、西方文化渗透的主要方式和手段
一是鼓吹“普世价值”来实现其“西化”与“分化”的目的。近些年来，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凭借其强势的话语霸权不断向社会主义国家鼓吹、兜售“普世价值”。西方国家所宣扬的普世价值带有明显的西方文化烙印，主要包括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公正、博爱等西方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打着践行“普世价值”的幌子，堂而皇之地干涉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外交，主张实现“普遍”意义上的真正民主，即多党执政与全民参与;抨击中国的民主制度，渲染社会不公，宣传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的旋风席卷了我国政治界、学术界以及民众社会等各个领域，营造出一种全世界共同进步、自由发展的氛围;而这种“普世价值”带有鲜明的西方意识形态倾向，以分化为手段，西化为目的，将中国纳入到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政治、文化体系中，企图以“润物细无声”的温和方式来改变社会主义国家主流意识形态，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与社会制度。
二是以经济交往为载体进行隐性文化渗透。政治、经济、文化领域总是结构性的相互影响。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在经济发展领域的优势主导地位，借助经济全球化、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等一系列契机加强与中国的经济交往与合作，以经济活动为载体来进行隐性的文化渗透。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中国进一步参与到世界经济发展中，与世界其他各国的联系更加紧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西方国家一方面将先进的科技与经济发展模式输入到我国，通过技术合作、建立外资企业来实现双赢，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与广阔市场;另一方面，力图将中国置于西方主导的世界市场之中，迫使中国按照“全球规范”进行经济活动，制定不公平的、不利于我国优势产业发展的贸易条例，打压我国经济迅猛发展的势头。任何经济活动、科学技术都会暗含一定的价值观念与文化要素，西方国家利用中国对其发达技术的依赖来进行价值观念渗透，植入西方意识形态。
三是利用现代媒介手段进行文化渗透。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网络应用的广泛普及，大众传媒的影响日渐深远。西方国家以互联网为主要工具，同时广泛利用电视、广播等媒介来宣传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以此来动摇我国传统文化根基、冲击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民众信仰缺失甚至产生信仰危机。近年来，美国利用其在互联网方面的优势，使其成为了文化渗透的主要平台与工具。通过互联网各种新闻、信息向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宣扬其自由、民主价值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其文化产品（如电影、电视剧、书籍、广告等）的输出对社会主义国家公开的或者隐蔽的推销其政治制度、价值理念、意识形态、生活方式等。美国对全球电影、电视、录像业的控制甚至超过了它对飞机制造业的控制。发展中国家的民众、尤其是青年一代受其影响颇深，许多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向度等在悄然发生变化，原有的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受到了冲击，严重影响了民众的民族认同感。欧美大片充斥着各国的各大影院，并且受到了强烈的追捧，好莱坞、迪斯尼、梦工厂的各大影片吸引着人们的眼球，在给人们带来视听享受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将西方的价值理念、意识形态、生活方式渗透给国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消费主义等各种价值理念在广大民众之中传播开来，这种文化渗透影响到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此外，伊斯兰教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冲突、民族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猖獗、信息网络攻击、难民与环境问题、社会动乱、非法移民等等其他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大量存在，[1]这也使得维护军队意识形态安全的任务愈加艰巨。
二、当前军队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是西方意识形态联合行动的压力。早在19世纪上半叶，为了对共产主义“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2]“冷战”时期，为了对抗社会主义，英国前外交大臣贝文就主张西方“民主国家”建立一种以实力、金钱和果敢的行动来支撑的理解，“一种西方的精神联盟”。这与美国主张制造“精神压力”促进“和平演变”的办法是一致的。剧变证明，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比军事战争和经济封锁更有效。可以说，“和平演变”是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既定战略，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是“和平演变”的主要手段，剧变后西方敌对势力把“和平演变”的矛头主要对准了中国。[3]西方国家和私人垄断资本财团不惜重金，打造自己的学者、智库和网站，培育自己的思想理论精英，以学者和思想家的面目传递政府和大财团的声音，掌控社会思潮的话语霸权。各种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赞美资本主义的思潮花样翻新，通过图书、杂志、报纸、网络、会议、电影等等，大量输入中国，与马克思主义争夺对中国思想文化的指导权和支配地位。在哲学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主张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而“后现代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则否定本质和规律的存在。在历史发展问题上，马克思主义揭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客观规律，“历史终结论”则狂言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才是规律，资本主义是人类文明的最高形态。这些都是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甚至别有用心地宣扬中国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已经资本主义化了。在意识形态问题上，马克思主义揭露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和意识形态的欺骗性与虚伪性，“普世价值论”则竭力美化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宣称其是值得人类普遍遵循的最终价值。在社会主义道路选择问题上，马克思主义批判民主社会主义，指出它不过是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它仅仅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种道德需要，否认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而民主社会主义则攻击科学社会主义是“乌托邦”，主张维护或复辟资本主义制度，实行所谓“价值社会主义”。目前美国一些议员和智库正在推进渗透理论研究，希望利用中国处于社会矛盾迸发的转型时期搞乱中国，而我们很多人政治警惕性相对不足。意识形态领域历来是敌对势力同我们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如果这个阵地出了问题，就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甚至丧失政权。敌对势力要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往往总是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突破口，先从搞乱人们思想下手。[4]
二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马克思指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资料的生产。”[5]当前，资本主义虽然遭遇了严重危机，但仍然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力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也必将在较长时间内对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构成压力。西方国家试图通过继续巩固和扩大已在世界经济中获得的支配地位，并逐步将这种“经济强势”转化成为“政治强势”地位，促使作为其意识形态核心的价值观在更广泛的地区得到认可，进而建立起确保这种价值体系的政治制度系统，实质上构成了“新霸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6]《2011年中国互联网网络安全态势报告》指出：2011年美国以9500多个IP地址控制中国境内885万台主机，有3300多个IP控制境内3400多家网站。目的就是传播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以实现对受众国“不战而胜”、政治重构的战略意图。随着经济全球化内部风险的持续释放、西方国家转嫁危机和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我军的意识形态安全可能面临更加严峻的形势。
三是西方议会民主制度在全球的扩展带来的挑战。他们鼓吹超越阶级的代议制民主，其实质是以两党或多党之间的斗争来掩盖阶级剥削的本质。资产阶级各党派之间的争论和博弈是在不损害资产阶级根本利益前提下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解决方式，其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非拉地区许多国家获得了民族独立，打起了社会主义旗号，但在20世纪后半期又纷纷放弃原来的旗帜。西方意识形态代言人之一的萨缪尔・亨廷顿美其名曰“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柏林墙的倒塌，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剧变，更令西方世界欣喜若狂，认为资本主义的“民主化浪潮”也是将中国最终纳入资本主义轨道的重要途径。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精英总是通过欢呼多党制、指导思想多元化，攻击和诋毁马克思主义，鼓吹人类意识形态将终结于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
四是西方观念国内化规模扩大、速度加快，对意识形态安全已经产生负面影响。在改革开放、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西方观念国内化规模和速度都空前加大了。比如，新自由主义创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中国的影响则主要是改革开放以后。新自由主义“强调以市场为导向，是一个包含一系列有关全球秩序和主张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私有化观点的理论和思想体系”，[7]深刻影响了中国经济界、政界和学界。在经济理论方面，新自由主义主张经济上“自由放任”，反对政府对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干预，主张中国经济体制全面私有化、彻底市场化。一些领导干部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把“借鉴”当作照搬，用“新自由主义”理论指导经济体制改革，主张市场化的最终归宿就是在中国搞私有化。学界也有人主张用现代西方经济理论来“驾驭”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强调和坚持“三个否定”，即否定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和否定国家干预。在价值观念上，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提倡个人利益最大化，导致了中国、、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封建迷信等消极现象抬头，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导向力削弱。
总之，维护军队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外部和内部两大方面的问题。在外部挑战中，有客观经济发展趋势带来的，但更多的是西方敌对势力的主观故意。在内部挑战中，既有本土因素产生的思潮，也有外部思潮的国内化。因此，维护军队意识形态安全工作需要引起全党和全军的高度重视。
三、维护当前军队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途径
一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是我军永不变的军魂，对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保证社会主义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要切实落实在行动上，以行动来检验。要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权威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挥。当前敌对势力极力鼓吹“军队非党化”、“军队非政治化”、“军队国家化”，其根本目的就是要使我军脱离党的领导。无论军队建设内外环境如何变化、军队组织形态怎样调整，都必须始终坚持不渝。守不住这个根本的问题，军队就会变质，战斗力就不可能生成。
二要大力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这是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基础工程和铸魂工程。当今社会价值观呈现多样化的趋势，敌对势力加紧了对我军内部的思想文化渗透，我们要有的放矢地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始终保持政治坚定和思想道德纯洁，增强政治免疫力。当前一些人出现的问题都是由于信仰缺失和精神迷茫造成的。要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大力发展先进军事文化，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培养军人不怕牺牲、英勇善战的大无畏精神。
三要注重培养战斗精神。军队想要能打仗、打胜仗，光靠硬件设施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强大的战斗精神。要加大战斗精神的培育，教育引导官兵继承和发扬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时刻准备为祖国和人民去战斗。目前我军的战略战术、体制机制、武器装备等条件已经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但是战斗精神的培育关系到一支军队的士气。曾说过：“战斗精神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一准确而生动的概括体现了战斗精神的本质。
制约意识形态安全的因素尽管很多，但是维护意识形态安全首先要在意识形态领域解决问题，决不能放弃对意识形态主战场、主阵地的占领。必须确立意识形态安全的国家战略。党中央几代领导集体都有关于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考量，在实践中也有大量的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机构和平台，这为明确制定维护军队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意识形态安全战略是社会主义国家安全战略之魂。制定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有利于形成维护军队意识形态安全的综合配套的一体化战略格局。在军队内部要进行意识形态安全的整体战略布局和战略安排，培育一支宏大的高水平的军官队伍和理论队伍，发展维护军队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策略文化智库，打造维护军队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策略平台，提升维护军队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战术，对军队意识形态危机进行战略管控，构建军队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策略体系等等。在军队意识形态主战场主阵地着力进行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顶层设计、顶层竞争的同时，一刻也不能忽视为主流意识形态构筑强大的基础性工作，要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切实把军队意识形态安全建立在社会主义社会大发展的基础之上。
综上所述，在世界范围内意识形态斗争和思想文化竞争更加激烈和频繁的背景下，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在军队意识形态安全中的“生命线”作用日益凸显。军队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有机组成部分和灵魂。维护好军队的意识形态安全，对于促进国家稳定和发展进步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注释]
[1]陆忠伟主编：《非传统安全论》，第2页，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0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3]田改伟：《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挑战》，《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2期。
[4]：《在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50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关键词：全球化趋势，“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安全
一、全球化趋势下文化安全问题的重要性
（一）马克思主义文化观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出，人类的社会生产是全面的生产,既包括生活资料的生产,又包括精神文化的生产,还包括人自身的生产。经济与文化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割不断的联系,人类在进行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同时,总是会进行着精神文化的生产，文化是一定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的思想灵魂[1]。它不仅仅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而且还对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起着巨大的影响作用。文化建设要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要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继承和发扬民族优良的思想文化传统，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建立具有民族核心价值体系的新文化。因此，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面临着世界多元文化的互动和发展,文化建设应具有全球性视野,要把全球化作为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契机和推动力。区域一体化是世界各国应对全球化所普遍采取的合作模式, 所谓区域一体化, 就是按照地缘关系、经济内在联系、民族文化传统以及社会发展需要, 而形成的区域联合体[2]。，全球化趋势。区域一体化集团往往拥有促进共同经贸利益实现的独特优势, 如天时(资源禀赋、市场自然联系) 、地利(地缘相近、周边关系) 与人和(人文优势、文化习俗相近) 等有利条件, 使区域内各国可以利用区域地缘优势, 打破国界限制共享资源、资本、市场, 共同促进区域内经济发展。在此之中, 文化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全球大大小小的各种经济圈总体上均以相应的文化认同作为合作的基础。区域化的成功, 一方面会加强区域内的文化认同, 另一方面文化上的相互认同会更有力地促进经济的合作与交流。
（二）文化安全问题的重要性
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社会长期历史实践中所形成的，是深入人心并指导、影响人们行为的思想、意识、价值、习惯和行为方式，也是一个民族和社会长期共同尊奉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所谓文化安全是指针对异质文化的渗透、入侵和控制，通过反渗透、反入侵、反控制来保护人们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完整性、独立性和延续性[3]。，全球化趋势。在全球化背景下，最初是以经济为主导的，经济发达国家的文化就成为强势文化，而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或者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就会受到更多的损害。文化安全是针对在当前国际关系中，文化霸权损害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主权的事实而提出来的，其目的在于对文化主权的保护。
中国与东盟国家同属于发展中国家, 建立“中国－东盟”合作机制区域性联合体，实现频繁政治对话, 加深相互信任，增强经贸关系, 提升合作水平，深入安全对话, 拓展全面合作，谋求共同发展, 是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共识。在中国与东盟加强文化合作与交流方面, 无论在官方层面、学者层面, 还是在民间, 此类活动日益频繁。双方文化部的部长级官员都已实现互访, 双方的文化艺术团体也常有交流, 大学之间的学术研讨会、各种类型各种形式的文化艺术节更是不断举行。通过这些不同层次的沟通交流, 双方在文化上的共识越来越多。，全球化趋势。但是在全球化趋势大环境下，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等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挑战和威胁，在相互融合、沟通交流、依存互动的进程中怎样维护文化安全成为当今全球化文化发展的重大课题。作为亚洲地区和第三世界中极具影响力的“中国－东盟”合作机制，同样面临着全球化趋势下文化安全危机问题。，全球化趋势。
二、全球化趋势下“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安全存在的问题分析
全球化条件下，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不可避免。这种碰撞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文化入侵或文化渗透，它以一种不平等的、蛮横无理的态度对待其它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另一种碰撞是合理的交流。不同的文化，具有自己产生的不同的环境，带有自己民族的特点，打着自己民族的烙印，在相互沟通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困难是不可避免的。
（一）西方文化价值观念对“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安全的严重威胁
全球化削弱了国家控制力，西方运用文化的意识形态作为其有效的控制手段,力图使西方的文化意识形态具有权威性，通过价值观、信仰体系等精神力量让人产生心理与行为上的服从，用价值认同、心理服从达到西方资本主义用“软刀子”统治世界的目的。事实上，一些“有远见”的西方政治家提出,要着眼于“在亚洲培养一批有实力的中间阶层”、“社会精英”,并力图以西方价值观、政治观、民主观乃至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影响、征服和控制他们。利用文化合作交流优势,鼓励拥有高技术专长的人进行“技术移民”，并且通过跨国公司,在亚洲网罗高技术人才,培养和形成西方价值标准的所谓“白领文化”,并使其逐渐融入相当一批亚洲青年的生活方式,成为一种时尚文化，培植西方价值观念的利益代理人[4]。一旦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念渗透到“中国－东盟”合作机制中，那么可能颠覆的就是中国和东盟努力建立起来的“亚洲－世界文化共同繁荣”价值观念体系。
（二）文化帝国主义对“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安全的严重威胁
文化帝国主义又称“后殖民主义”或“文化殖民主义”,是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其掌握的强大的文化传媒,对第三世界国家所实施的隐形文化侵略和精神洗脑,它以一种“友好的”、“温情脉脉”的文化殖民主义侵略方法使“落后的”东方在西方文明的抚慰下俯首就范[5]。通常以经济全球化框架中的经济上的优势为主要依托进行，利用对外文化交流项目或项目援助进行文化渗透。目前，以发达国家为首的各区域组织同“中国－东盟”合作机制通过精神文化产品的输出,进行文化产业形态的殖民入侵,从主宰人们生活的消费观念与消费模式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全球化趋势。
（三）非传统安全问题和变化多端的国际局势对“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安全的严重威胁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而出现的,譬如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而为各国所重视的金融安全问题,随着信息化的发展而出现的信息安全问题,随着美国一“超”独霸国际格局的加速形成和对西方特别是美国不满情绪的滋长而出现的恐怖主义问题,以及SARS和禽流感等疫情的传播等等都会对文化安全造成“链接式”波及。此外,变化多端的国际局势大大增加了“中国－东盟”合作机制实现文化合作一体化目标的难度,而且严重影响了东盟内部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合作,延缓了东盟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从东盟在维护东南亚地区安全方面所做出的种种努力来看,其一直所致力的以东盟地区论坛为基础的多边安全合作在通过与区域外大国对话以减少外来威胁、增加自身的安全感方面的确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在协调外部安全关系、特别是在进行东盟与世界组织及各大区域组织之间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安排方面却做得不够,协调能力还十分有限,因此,文化合作由此而产生防范心理，文化安全受到威胁。
三、全球化趋势下维护“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安全的对策
“中国-东盟”关系走过了从消除疑虑、开展对话、增进互信到最终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不平凡历程。双方政治互信不断增强，经济融合日趋加深，在重点领域的合作全面展开，在应对公共安全问题上相互支持，在维护地区稳定和促进区域合作上紧密配合[7]。我们为此必须在全球化趋势之下，努力维护“中国－东盟”合作机制的文化安全，让其成为亚洲地区国家间友好交往与合作的典范，为各国人民创造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促进亚洲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贡献。
（一）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核心体系和“忧患意识”
要在对当前“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合作在世界文化交流中所处弱势地位及其原因的正确分析的基础上, 树立全球观念,增强危机意识，创建新的文化安全观。这种新的文化安全观的首先必须符合“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发展情况，反映“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利益的文化安全观,而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文化安全观；其次还要符合充分利用全球化资源、市场的积极发展文化安全观,而不是疏离于现代世界体系之外的、消极的、孤立主义的文化安全政策[8]。，全球化趋势。
（二）用辩证的方法处理好内因与外因、继承与创新、文化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
大力推进有“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建设,借鉴国际上加强和维护文化安全的经验；继承优秀民族文化传统,合理吸收外来文化精华,大力进行文化创新；将主流意识形态融入民族文化之中,积蓄文化势能；抵制西方不良文化观念的侵蚀和影响,坚决反对全盘西化；大力弘扬爱国主义传统,加强对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
（三）大力发展“中国－东盟”合作机制的文化事业和产业，建立“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产业合作区
应当说文化的发展繁荣与文化的安全是互为条件、相互促进的。一方面，文化的发展繁荣为文化安全提供抵御风险的内在基础和战胜威胁的强大力量;另一方面,文化安全为文化的发展繁荣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发展文化产业，要实行国家和政府联合为主导，确立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紧密结合的运作目标，把文化产业的发展置于国家利益的基础之上，保证“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建设发展不受制于任何外国文化利益集团。
（四）将文化安全危机管理纳入“中国－东盟”合作机制危机管理系统之中,建立综合性区域文化安全危机管理系统
文化安全管理机制,是一个国家按照本国的文化利益、国家利益和国家战略需求,建立起来的对国家文化安全状态进行预警、应对和恢复的组织体系和制度形态[8]。我们要建立“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安全预警系统，就要通过各个国家的内部整理和外部监测来实现,对区域文化安全进行合作机制、控制机制、督导机制、反馈机制以及抗干扰机制测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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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毅夫等著.世界各国民族与宗教概览[M].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
[7]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纪念峰会上
关键词 网络媒体 公信力 政府监管 传统媒体
当前，网络媒体日益呈现全球化、全民化、移动化、社会化的发展趋势，已经成为人类有史以来发展势头最强劲的媒体形态。网络媒体极大拓宽了社会联系渠道，社会公众表达、建议、批评、监督的方式日益多样，网络问政、微博微信反腐成为热点，党和政府也主动运用网络媒体，纷纷通过开设微博、微信等，积极推行网络政务公开，提高服务社会能力。同时，网络媒体带来了崭新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平台，给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方便，并不断催生出新的网络文化。2013年5月15日，新华社发布新媒体产业报告《崛起的中国新兴媒体—中国新兴媒体发展报告（2012－2013）》。报告显示，2013年中国互联网普及率已超过42%，中国手机用户已突破11亿，平均每10人拥有8部手机，中国已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网络媒体用户第一大国。
然而，由于信息发布门槛降低，网民社会责任意识不强、网络防范虚假信息手段能力不足等原因，网络媒体中，虚假信息混淆了人们的视线，甚至误导大众，干扰正常网络信息传播秩序，严重影响网络媒体公信力,进而影响网络媒体整体形象。因此，如何把握网络媒体的舆论传播趋势和引导规律，增强网络舆论引导力，大力提升网络媒体公信力，是摆在全社会面前的重要课题。
发挥政府监管作用，构建网络媒体公信力
安全性是构建网络媒体公信力的基石。既然网络是现实社会的延伸，那么现实社会的安全体系必也将在网络媒体中得以体现，否则一个充斥谎言、色情、暴力、毒品的空间将永远无法与现实社会接轨，甚至对现实社会的发展产生反作用。而建立安全的网络空间环境，则需要从加强国家立法、政府监管、技术防护等多个方面入手，达到正本清源的目的。
1、加快国家立法
网络空间是继海、陆、空之后，一个国家主权的象征，互联网主权是一种新的国家主权形式。事实上，网络安全是全世界都在做的事情。美、英、法、德、俄等主要国家都制定了网络空间安全战略，澳、加、荷、捷等国家相继跟进，旨在增强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目前，已有50多个国家发布网络安全战略，40多个国家组建了网络安全组织。美国早在1987年就制定了《电脑犯罪法》，2011年又颁布《网络空间国际战略》和《网络空间行动战略》，从国家战略层面统一部署网络安全，全面提升在网络空间的行动力和控制力。2013年2月，欧盟颁布《网络安全战略：公开、安全和可靠的网络空间》提出五项战略重点。可以看到，加强战略部署，维护网络安全，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和惯例。目前，我国政府虽然针对网络安全制订了一系列法律文件和行政法规、规章，但在预测、反应、防范和恢复能力方面仍存在许多薄弱环节。个人隐私保护、数据库保护、数字媒体、数字签名认证等信息空间正常运作所需要的配套法规尚不健全。2010年6月，《中国互联网状况》白皮书指出：互联网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中国境内的互联网属于中国主权管辖范围。国家相关部门应该尽快完善信息网络立法，尽快制定信息安全的法律法规，明确国家各部门以及社会各方面在信息安全保障上的职责，调动社会各方力量，排除国内外敌对势力和不法分子的干扰、破坏和攻击，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网络舆论环境。
2、加强政府监管
互联网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有效管理。政府作为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总代表,有义务也有权力对网络舆论的主基调进行有效监管。政府要做网络舆论空间的守护者。网络时代，网民对于国际环境，国内形势，社会风习，或其他与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都有着自己的见解和认识。面对近6亿的上网群体，如果政府不能正确的对网民群体过激行为进行合理的疏通和引导，不构建更多、更宽的平台来吸引意见的集中讨论和怨气的有效释放，而只采取“堵、藏、捂、掖”的单边行动，或者对网民的表达权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持否定甚至是高压打击的态度，将有悖于信息时代的发展规律，也不利于整个社会文明的发展。其次，政府要做网络舆论规则的制定者。网络时代是全民麦克风时代。政府必须依法制定清晰而明确的网络舆论表达规则，让网民在充分享受自由表达个人观点见解的同时，遵守法律与道德的底线。政府要做网络舆论方向的引导者。网络媒体行业自律组织，不论是促进互联网发展，净化网络环境，还是保障网络的安全运行，都能够发挥很重要的作用。政府一方面要充分发挥中国互联网协会各级组织的作用，进一步强化行业自律，协助互联网络协会制定并实施行业自律措施，以促进网络舆论健康发展。另一方面，政府要组织宣传部门利用网络热点事件，第一时间主动设置网络舆论议题，正确引导由热点事件、敏感事件而引发的网络舆论。
3、注重软件防护
以技术手段保障网络空间安全，是目前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也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在这方面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要加大技术创新投入，加强高端核心路由器、服务器、操作系统、数据库等核心技术与产品的研发支持能力，采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与设备，在基础技术与关键产品上做到安全可控，提高我国网络空间国际竞争能力。同时，加大对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下一代互联网等新兴技术的投入，提高我国对新兴技术的掌控能力，形成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安全产业链条。二是加强核心技术研究。要加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和新兴技术的安全保障，特别是要加强对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的漏洞分析研究工作，建立信息技术的安全检测与审核制度，对进口技术、产品和服务的安全性进行风险评估。进一步完善等级保护制度和标准，继续做好等级保护定级工作。加快网络防护、入侵检测、实名上网等信息安全关键技术研发，并与新兴技术结合起来，提高新兴技术在应用过程的安全防护能力。建立新兴技术的信息安全预警机制，成立专门的机构对新兴技术的信息安全隐患进行分析和研究。三是加强网络安全部队的建设。建设网络强国，必须有高素质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队伍。要把人才资源汇聚起来，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好的强大队伍。
借助传统媒体优势，打造网络媒体公信力
根据2013年4月27日“首届中国传媒公信力论坛”发布的中国传媒公信力数据。在绝对公信力上面，报纸与电视居于前两位，在相对公信力上，电视、报纸、网络居于前三位。出现这样的结果，得益于传统媒体的人才、技术、品牌等优势。事实上,我国国内众多传统媒体或媒体集团创办的新媒体,包括网站、微博、微信等，无不是借助和发挥所属传统媒体的人才、技术和品牌优势才得以发展壮大，其公信力也较其它社会性的网络媒体强得多。因此，网络媒体在提升自身公信力的征程中，必须学习和借助传统媒体的经验和优势。
1、借助传统媒体内容优势
内容是传媒业的灵魂，没有内容，媒体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以渠道起家的网络媒体，只有以内容为基础，以渠道为平台，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才能加快自身的发展。从现实来看，传统媒体有着网络媒体暂时还无法比拟的内容优势，这种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传统媒体如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拥有从政治层面获得重要新闻信息的优先。另一方面，传统媒体在提供调查性新闻报道、解释性新闻报道等方面具有网络媒体难以企及的优势。因此，网络媒体的建设和发展，必须借助于传统媒体的内容优势，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移植和嫁接传统媒体内容为我所用，以提高网络媒体的公信力和影响力。美国多所大学的研究也表明：即便是最好的新媒体，其生产内容的能力也是有限的，还依赖于传统媒体。
2、学习传统媒体的把关优势
网络媒体的泛众化、多元化，导致了网络中信息数量的爆炸式增长，而且这些无数的信息中又夹杂着大量的垃圾信息，这使得许多受众难以承受这样的信息重负。实际上，当传统媒体传播的信息量不足和不及时时，人们才对网络传播的大量信息抱以兴趣和希望；而当网络传播的信息量大大超过需求时，人们真正感兴趣的，只是那些能满足自己需要的实用信息。这就对网络媒体的信息采编和把关提出了高要求。从现实情况来看，传统媒体所具备的把关能力和舆论整合功能是目前许多网络媒体所不具备的。换一句话说，网络媒体发布信息的准确度和可信度是网络媒体的弱项。也正因为如此，网络媒体可信度和公信力不如传统媒体，而且一些色情信息、暴力信息、虚假广告、谣言等无时无刻不夹杂在网络之中，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网络形象。另外，网络媒介信息传播主体的多元化、信息内容的碎片化，分散了舆论的整合性，使舆论引导功能受到严重的挑战，媒体的社会责任感变得越来越弱化。因此，网络媒体在发展过程中，必须充分学习和吸收传统媒体新闻采编把关办法，能够整合社会良性舆论、荡涤社会有害信息，从而形成社会主流舆论、充分发挥网络媒体的引导功能。
3、借助传统媒体的人才优势
提升网络媒体舆论公信力,关键在于从业人员的基本素质。因此，打造一支专业化人才队伍，是网络媒体公信力建设的必然要求。经过长期的发展，国内传统媒体，尤其是以党报党刊为龙头的主流媒体，都培养和积聚了一大批优秀的传媒人才，他们普遍受过正规教育和专业训练，基本素质和业务能力较高，具有较高的新闻宣传理念和丰富的新闻传播经验，在长期的职业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新闻采访、调查技巧和敏锐的洞察力，能够根据需要，娴熟的生产出富有智慧、击中时弊、引领社会的新闻产品。在新闻采编、策划报道、媒体管理上的制作、运营经验老道，尤其具有对新闻舆论影响力的把控能力，能够通过娴熟的编排技巧使新闻横有宽度、纵有深度。因此，网络媒体要寻求突破，最便捷的办法就是借助传统媒体人才队伍的成熟经验和成功模式。近年来，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媒体越来越认识到建设具有专业水准的新闻采编队伍的重要性，频频向传统媒体的采编、策划、管理人才伸出橄榄枝，以提高自身的软实力。这种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之间的人才流动，既给予传统媒体巨大的冲击，也给网络媒体的发展带来勃勃生机。当然，新旧媒体之间人才流动的内在动力，还源自两种媒体形态的各自特点，网络媒体需要传统媒体的人才和经验，传统媒体也将借助网络媒体的传播手段。正因为如此，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融合发展理论，已经开始被业界普遍所接受。
维护网络舆论高格调，提升网络媒体公信力
网络媒体的“正能量”，是其公信力的源泉。健康良性的网络生态舆论环境，有利于构建健康文明的社会。网络媒体的宣传和引导，是公民意识培养和网络公民道德风尚形成的重要推动力。因此，为构建和谐政府、和谐社会提供良好网络舆论环境，是网络媒体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网络媒体提高自身公信力的根本所在。
1、坚持网络舆论高格调
网络媒体在社会公民人格构建中所处的地位、所扮演的角色十分重要，积极构建“为民、法治、安全、文明、诚信、创新”的网络空间刻不容缓。一方面，网络媒体营造积极向上、和谐文明的网上舆论氛围，加强对网络信息的管理，为用户提供高品位、高格调、高质量的信息和服务，引导受众选择健康有益的网上信息；坚持自我约束，建立、健全网站内部管理制度，规范信息制作、发布流程，强化内部监管，增强网站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社会公德以及社会责任感；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另一方面,网络高格调归根结底是网民受众的高格调，所以网络高格调有待于网民素质的提高。因此,每个网民受众都需要从我做起, 提高自身修养和辨别是非的能力, 自觉抵制不良信息的侵扰和不良影响，同时, 绝不向互联网发布虚假有害信息，特别是不在网站社区、论坛、BBS、聊天室、博客中发表、转载违法的、格调低下的言论、图片、音频、视频信息，自觉维护广大网民受众的合法权益，积极维护网络正能量，规范网上信息传播秩序，培育文明理性的网络环境。
2、探索网络传播新路径
网络媒体要建立适应新媒体传播形态的新机制、新规则，积极探索新媒体传播规律，完善新闻传播管理机制，努力打造一支一流的、职业化现代传播队伍。坚持走新闻专业化道路，逐步形成以专业记者、专业编辑、专栏作家、知名评论员等高级专业化人才队伍为主，多层次人才聚集的格局。鼓励新闻从业人员充分利用自媒体，把握信息网络化时代的特点，及时掌握网民的思想动态、心理变化与利益诉求，同时对受众参与地域范围、受众间的交互性和受众与媒体间的交互性，以及网络媒体可掌控程度进行研究，保证舆论在网络形态的传播中始终保持道德风尚的正能量，充分发挥增强官民间沟通、缓解社会矛盾、提升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形象的积极作用。
3、推进网络队伍职业化
网络媒体从业人员与传统媒体的从业人员一样,都担负着传播先进文化，弘扬民族文化，维护国家利益，促进经济发展，以及推动人类文明的社会责任，这就要求网络媒体从业人员遵守职业准则和职业道德。特别是在互联网自身即时、海量、开放的特点下，网络媒体的工作人员需要更高的职业操守来抵制利益的诱惑，坚持以客观真实、专业规范的理念报道新闻。从目前情况看，网络媒体从业人员专业来源比较广泛，在职业入门时又没有经过基本的职业教育和职业门槛的考试检验，这些从业人员在工作中遇到某些情况，特别是在一些外界压力诱惑面前，难免会不知怎么应对，甚至做出有违职业伦理和专业要求的错误行为。因此，必须把好从业门槛关，并且通过加强监管和从业门槛的制度建设来规范网络媒队伍建设，推进网络媒体工作者职业化、规范化。同时，要加强新闻职业道德教育，制定和完善网络媒体的职业道德规范。网络媒体从业人员应该结合职业特点，不断提升自身的伦理道德修养，并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内容，约束和修正自己的行为，从而具备高尚的品格和崇高的人生价值观，自觉地避免不良传播行为，为网民提供真实客观、积极健康的信息，从而提升网络媒体的影响力和公信力。
【本文系安徽省社科联2013年课题】
关键词：中国新安全观；相互安全；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
中图分类号：D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4）01-0009-08
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内容的中国新安全观是对冷战思维为特征的传统安全观关于安全问题狭隘理解的重大突破，是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研究结合的与时俱进和发展创新的重要体现。它在否定传统安全观思维模式的同时，继承和发展了世界新安全观研究的最新成果，融合了中国在国家安全上的传统追求，在保持与世界大国新安全观研究的同一性基础上，对实现安全的重要保障、有效途径、最终目标等方面做了创新性的诠释和阐发，从而使中国的新安全观具有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和合作安全的非凡特质和独特鲜明的理论意涵。
一、相互安全：安全政策实施的必要前提
相互安全从根本上说就是相关国家为追求自身安全利益的思维模式不应受到现实主义“安全困境”的束缚，是在双边或多边基础上相互确保安全的体现。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美苏关系由对抗趋向缓和的特定时代背景下，两国政治学者把相互安全共同视为共同安全和合作安全，这与中国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中国政府认为，相互安全是共同安全和合作安全实现的基础和必要前提，相互安全的获得不是建立在彼此结盟基础上的。全球化的发展使国家间的相互依存进一步加深，国家间彼此安全利益的获得与维持是一种“非零和”的博弈模式。采取一方安全利益的实现以牺牲他方安全利益为代价的传统模式，不仅给他国安全带来严重危害，自身的安全最终也无法真正保障。中国政府强调，相互安全的关键是实现双边安全，尤其与周边邻国之间的双边安全更是相互安全关注的重点。要通过对话增加彼此信任以确保相互安全，即使国家间发生冲突，也坚决反对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要通过和平方式加强经常性的沟通与交流，相互协调关系，找到双方的利益交汇点，实现安全利益上的合作。为此，中国政府提出了改善和发展与周边国家关系的“睦邻、富邻、安邻”政策，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双边关系形成了积极的互动势头，从而使周边国家萌发的“中国”逐渐被“中国机遇论”所代替，为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创造了积极有利的安全环境。另外，相互安全的实现不能离开相对和平的国际安全环境。这有赖于国际社会的共同协作，尤其要转变固有的安全思维定势。强调：“维护国际安全必须彻底摒弃冷战思维，努力把国际社会的持久和平建立在促进各国相互信任和共同利益的新安全观基础上。应通过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首先确立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有利于各国和平发展的安全机制，任何国家都不能把自己的所谓安全建立在损害他国安全利益的基础上。”[1]这充分表明了中国为营造国际和平与安全环境正在进行不懈的努力，而中国新安全观也正是对这种国际多边安全和整体安全环境追求的反映。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中期作为国际安全环境新机制的“上海五国”协商机制的确立就是确保相互安全的一个典型例证，为地区国家之间确保相互安全以及为国际和平与安全环境的创造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二、综合安全：安全内涵的重要特征
在内涵上，中国新安全观是在继承亚欧国家综合安全思想基础上而形成和完善的一种综合安全观。综合安全把作为传统安全意义上的军事安全和经济、文化、信息、环境等非传统意义上的安全问题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从这一概念可以看出，安全的行为主体由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扩展到更大的层面。综合安全的内涵不仅包括传统安全，也容纳了非传统安全的内容，是对国际政治关于“高阶政治”和“低阶政治”简单分野的重大突破。因此，它可以被视为国际安全理念的一种创新思维方式。综合安全的战略思想现已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和应用，其思想蕴涵的动态性和包容性使这种安全理念和战略思想在实践中不断补充和完善，或者说使很多安全理论都能在综合安全中找到踪迹。因此，这也可以被视为综合安全的生命力价值之所在。
中国倡导的新安全观是在吸收日本、西方和东盟国家综合安全观思想及其实践认识的积极成果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传统追求和安全实践而对综合安全观的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中国新安全观极大地规避了日本和东盟国家综合安全理念的种种不足，把综合安全思想的内涵进一步扩展，几乎涉及了所有的安全领域，是国际安全理论研究革新的重要成果，符合国际安全形势发展的客观要求。中国新安全观除了继续重视传统的军事安全与政治安全之外，还特别强调应把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社会安全等多领域安全融入到新安全观的重要性。冷战结束后，在经济全球化和科技信息化的推动下，国际安全形势及其各国面临的安全环境发生了转折性的深刻变化。人类社会面临的安全威胁除了传统的安全威胁外，非传统安全的威胁在不断上升。因此，必须运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多元化解决的途径和手段，综合应对人类日益增长的各种威胁，才能实现国家安全利益，更好地促进地区和世界范围内的安全。具体来说，中国新安全观作为一种综合安全观，其突出特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依然强调军事安全等传统安全问题在国家安全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
冷战后，和平与发展两大时代主题仍未改变，但国际安全环境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非传统安全问题日渐凸显，与传统安全问题日益交织，相互转化，互为因果。冷战后的国家安全维护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只强调传统安全观或非传统安全观都无法应对现实安全的种种困境。因此，中国的新安全观在高度重视以经济安全为核心的综合安全重要性的同时，也特别强调传统意义上的安全、领土安全、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重要地位，认为国家安全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伟业的成功仍离不开中国强大的国防和军事实力这个坚强后盾。实现国家的军事安全就是要加强其军事实力、国防实力和战备实力建设。很多西方学者都把军事实力作为衡量大国的一个重要方面。约翰・米尔斯海默在界定大国概念时就充分考虑了军事实力的要素。他认为：“大国主要由其相对军事实力来衡量。一国要具备大国资格，它必须拥有充足的军事资源，以承受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打一场全面的常规战。”[2]（p.2）中国正处在由大国向强国发展的进程中，军事实力和国防实力在国家意志实施、外交政策施行和政局稳定维护等诸方面的作用发挥是其他手段所无法代替的。强调：“国防现代化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巩固的国防是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基本保障。”[3]由此，在全面考量国家安全的现实威胁基础上，确定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从战略高度强调国防现代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全局中的重要性，并努力使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相互促进，从而形成一种长期有效的彼此促进机制。同时，还对现实的国际和地区安全形势以及中国的国情和军情进行了新的审视，不仅规划了我国军事和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还强调了改革创新在军队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除此之外，他对国家、领土安全和政治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重要地位也进行了着重分析。“要坚决维护我国的、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努力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在涉及国家、安全和根本利益，涉及发展中国家权益、涉及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涉及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坚持原则，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和必要的斗争。”[4]
（二）确立经济安全作为国家综合安全的战略核心地位
经济安全领域的问题对国家安全产生间接的影响。对于布赞而言，“当一种实实在在的威胁由一个重大经济问题引发的时候，人们更多地考虑的是它对其他领域的影响，而不是严格意义上对经济的影响”[5]（p.97）。简单意义上的经济安全就是一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免受威胁或破坏以及利用各种有效手段保护重大经济利益免受损失和潜在威胁的一种状态。冷战后，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使国家间经济相互依存趋势日渐加强，经济安全问题日益突显。因此，实现国家经济安全已成为国家实现综合安全的一项战略核心任务。认为：“经济优先已经成为世界潮流，这是时代进步和历史发展的必然。当前对每个国家来说，悠悠万事，唯经济发展为大。发展不但关乎各国国计民生、国家长治久安，也关系到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经济的确越来越成为当今国际关系中最首要的、关键的因素。”[6]（p.314）“各国经济相互依赖已经发展到了必须将保护国家的经济安全列为最迫切的问题的阶段”[7]。中国国家安全政策的调整与20世纪90年代世界各国国家安全的重心从传统的军事安全、政治安全向经济安全的转变是一致的。中国的新安全观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符合时代特色和中国自我安全定位的安全观。充分强调了涵盖金融安全在内的经济安全是综合安全的基础，是国家安全程度的重要标志，在国家安全中处于战略核心地位。只有实现经济安全，国家的持久安全才有保障。一再告诫，经济是社会的基础，中国所有问题的解决都取决于经济的发展。为增强我国的经济安全，必须把金融安全置于经济安全的核心地位。同时，一国即使在经济和科技等方面存在优势，也要为别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创造有利条件。
（三）强化科技安全、文化安全、生态安全等在新国家安全中的作用
在新的安全观思想中对科技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和生态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也给予了高度重视。
全球化的发展使科技安全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也使科技安全成为了国家安全总体态势的一个决定性要素之一。从国际安全角度讲，科技安全主要不是强调狭义的科学技术系统的安全性理解，而是侧重广义上的内涵，即“在一定的社会环境条件下，特别是国际大环境中以国家价值准则为依据的对科技系统与相关系统相互作用所决定的国家安全态势的一种动态描述”[8]。各国综合国力的较量已成为国际竞争的重点，而构成综合国力的两大中心要素除了经济外，另一个就是科技。随着科技在军事、经济等领域作用的增强，科技的“双刃剑”特性也充分显现出来。科技不仅已成为经济发展和现代军事需求的重要手段，而且也经常被国内外各种反动势力或极端势力利用，给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造成了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这种科技的双刃性可以概括为“科技的安全困境”。可见，科技安全在国家安全的维护中已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立足中国国情，对科技在国家安全中的作用进行了很多有价值的创新性思考。他认为，科技的不断进步与创新是经济和军事实力增强的关键。同时，一国的科技创新成果要以和平利用为目的，以促进人类的安全为宗旨。
文化安全是一国的基本价值和文化特性不受威胁的一种状态。文化安全是国家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要素，在国家安全的多层次内涵中是最稳定的部分，因此，它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最容易被忽略。文化的影响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过程，短期内很难造成对国家安全利益威胁的直接后果，但文化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影响是深远的，事关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状态和发展前途。冷战后，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日渐深入以及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我国的思想文化领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威胁和挑战。西方国家借助各种途径强行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推行“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民主和平”论等文化殖民主义论调欲达到对其“和平演变”的目的。正如尼克松所指出的，“进入21世纪，采用武力侵略的代价将会更加高昂，而经济力量和意识形态的号召力将会成为决定性的因素”[9]（p.110）。社会主义由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而出现的重大挫折以及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对坚持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理论方向产生极大的冲击。同时伴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一些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各种西方价值观念和社会思潮的不断涌入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为此，以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文化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战略重要性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认为，只有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阵地的指导，自觉抵制西方腐朽文化的侵蚀，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才能有力地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
在非传统安全问题中，信息网络安全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它是国家整体安全的重要基础，是综合安全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共十六大首次将信息安全与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一起作为今后我国安全维护的四大重点。信息安全是指“维持国家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文化、社会生活等系统不受内外环境威胁、干扰、破坏而正常运行的状态”[10]（p.157）。20世纪90年代人类社会进入信息化时代以来，信息安全的保障问题已成为各国政府普遍关注的国家安全问题。信息安全不再是一个信息化本身、业务工作和技术问题，而是上升为与国家军事、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安全密切相关的一个实质内容和核心要素。网络安全是与信息相关的另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它意味着政府应承担和加强对信息网络基础设施的重点保护使其免受威胁的一种状态。近几年，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信息安全问题在中国也变得尤为突出，日益成为挑战中国安全环境的主要因素之一。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充分利用“信息威慑”和“信息霸权”对发展中国家实施限制性的信息控制与输出，意在达到比冷战时期核威慑更有效的目的，从而对发展中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稳定产生不利影响。约瑟夫・奈认为，信息技术很可能会变成威胁国家安全的重要软权力资源，在信息时代条件下，谁能拥有信息权力的优势，谁就会对未来的世界格局占有支配地位[11]。实际上，处于信息网络时代的每一个国家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信息安全的威胁，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更应把保护自己虚拟的信息边界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新的重心和目标。以为核心的中国第三代领导集体对信息网络给国家安全带来的新威胁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对其防范措施进行了积极探讨。强调，信息网络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绝不容忽视，为此，要特别注重加强信息网络复合型人才队伍的培养和建设，充分运用法律手段来加强对信息网络的管理。同时，为主动迎接信息网络化的严峻挑战和争取获得更大的信息生存空间，还要进一步加强国际信息网络的交流与合作，借鉴美国等西方国家信息网络安全维护的经验，以尽快实现中国信息安全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任务。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和世界人口的快速增长，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日益严重，对人类和国家的生存与发展构成了极大威胁。生态危机所致的安全威胁与传统安全模式差异明显，运用传统的军事等手段解决只能加速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因此，必须突破传统安全观的有限视野，探索新的防范和应对手段以解决生态危机问题。生态安全又称环境安全或终极安全，相比较而言，环境安全是国际社会普遍使用的词汇[12]（p.345）。环境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比较丰富和广阔，除了包括生态安全外，还包括军事环境安全、经济环境安全、政治环境安全等多种安全内容。如果仅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状态来讲，生态安全的表述更直接一些，就像布赞等学者所强调的“生态问题是最纯粹的环境事务领域”[13]（p.130）。所谓生态安全就是指人类和国家依赖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处于一种免受污染和破坏的良好状态，具有跨国性、紧迫性和代际性。生态安全问题是人类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不断深化理解的基础上形成的。从一定程度上讲，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向大自然无节制索取而缺乏采取有效治理的历史，由此导致了在开发利用自然界取得成果的同时也给自然界带来了严重的破坏。人与自然对立的结果必然是遭到自然的无情惩罚，如全球普遍出现的大气污染、气候异常、土地荒漠化、水资源匮乏等问题给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了严重挑战。这种失衡的生态环境可能会导致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全面动荡，威胁人的安全和国家安全。因此，实现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是经济、政治、文化等全面协调发展的坚实基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对国家和整个人类安全的未来具有重要的意义。
非常重视生态环境问题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他强调：“有些环境问题，如臭氧层破坏、气候变化等，已跨越国界，成为地区性甚至全球性的问题。”[14]（p.760）“要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使人们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工作和生活。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改善生态环境和美化生活环境。”[15]（p.295）为保障生态安全，中国政府不断强调要在坚持科学发展的基础上，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正确理念。加大生态立法和执法力度，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和实施新型工业化道路，并积极拓展国际生态环境合作，从而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争取更有利的国际空间做出应有的贡献。
三、共同安全：安全追求的最终目标
中国的新安全观不仅要维护中国自身的安全，也要对他国的正当安全保持适度关切，其实质就是促进人类的共同安全。1985年联合国发表《安全概念》的研究报告对共同安全的概念做了如下理解：在相互依存的时代，国家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的、共有的安全关系，任何国家自身利益的获得不应以损害他国利益为前提。因此，共同安全倡导裁军、削减核弹头以增加国家间的互信，建立更稳定的国际秩序，使人类的生活质量在增加国家以及国际的资源再分配中得到根本的改善。应当说，共同安全的提出对于转变传统的冷战思维产生了积极作用，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的美苏关系的缓和、军控谈判等世界安全形势的变化都是在这一安全理念的推动下展开的。虽然共同安全思想最初是为了摆脱冷战的困扰而提出的一种解决途径，但它符合国家和整个人类长远发展的共同利益，因此，在冷战终结后仍然受到世界的追捧。
中国的新安全观把追求共同安全作为最终目标，要求各国也应追求共同安全，从而实现个人、非国家行为体、国家和国际社会共享的安全局面。中国新安全观认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扩展和日益加深，安全问题越来越具有综合性，尤其是跨国性特征日渐突出，一国的安全利益的获得与维持与这个国家所在的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安全形势是相互影响、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关系。各国的安全有其独立性的一面，但不具排他性，要受到世界安全系统的制约。国家间的“零和”安全诉求既危及他国安全和国际社会系统安全，也危及国家自身的安全，追求这种安全模式将使自身失去安全。因此，“零和”安全诉求不能给国家自身和地区带来持久的安全环境。集体安全机制是一种传统的多边安全机制，实质上就是“所有人反对一个人”，即大家共同反对威胁集体安全的国家。这一安全机制深受有军事同盟关系的国家的支持。一战后建立的国联就是通过发展军事联盟及增加军备来维护国际安全，最终由于缺乏制止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能力而被迫解散。二战结束后建立的联合国作为一种全球性安全机制发展至今，其生命力在于通过世界各国的合作来保障国际安全。但是在当今世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了新的发展态势，南北差距继续加大，非传统安全等问题困扰着人类。因此，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必须寻求一种新的安全机制，以应对当今世界的安全现实。
中国在探索新的安全机制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指出：“营造共同安全是防止冲突和战争的可靠前提。”[16]“要努力把国际社会的持久和平建立在促进各国相互信任和共同利益的新安全观的基础上，应该通过对话增加信任，通过合作谋求安全。”[17]为此，中国政府反复重申实现共同合作的立场，即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摒弃冷战思维，坚持国家之间的平等；反对把自己的安全利益置身于他国安全利益之上，既要努力实现获得国家自身安全利益，也要积极为他国安全利益的获得创造条件；反对将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分离，坚持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的有机结合；反对国家间的冲突与对抗，坚持国家间的对话与合作。反对以损害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来维护本国的利益，坚持共同安全的获得是以维护共同利益为重要基础。中国的新安全观认为，共同的安全利益、彼此间的相互信任和经济利益的相互依附是构成共同安全的三个基本条件[18]。
共同安全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它把“普遍和全面的裁军”视为最终目标，这与一个国家为了实现自身的生存与安全而发展防务力量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共同安全容易成为一个口号，很难成为一个内容明确的政治纲领。在冷战终结后，各国主要从安全的实现途径上探索，即把探索合作安全作为实现国家共同安全总目标的主要路径，由此，“合作安全”成为了实现国家安全和地区安全的又一重要安全模式。
四、合作安全：安全实现的有效途径
中国合作安全的构想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积极参与亚太地区安全事务及其逐步加深而构建的一种新的安全理念。“合作安全”是由加拿大前外长克拉克于1990年提出的一个具有开创性的安全理念，即在合作中实现安全。他认为，冷战后亚太地区安全的新情况使各国在互信基础上开展多边合作以取代均势抗衡的冷战格局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为了发挥合作安全模式的安全效应，克拉克首先发起了“北太平洋合作安全对话”的倡议。在倡议中，他建议中国、美国、苏联、日本、韩国、加拿大和朝鲜七个环太平洋国家进行史无前例的安全对话，对国家间存在的问题进行对话与磋商，从而实现北太平洋安全共同体，加强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进一步促进地区安全和世界安全。与此同时，为了保障地区安全，澳大利亚前外长埃文斯也适时提出了召开“亚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重要倡议。他指出，合作安全可以概括为“用磋商而非对抗，用友好而非威慑，用透明而非秘密，用预防而非纠正，用相互依存而非单边主义”[19]。从此，合作安全理念逐渐成为了被亚太地区乃至被整个世界公认的具有主导性的国家安全合作与对话的安全模式。
中国新安全观就是以合作促安全的一种合作安全观，关注的基点是亚太地区的安全获得与维持，具有较浓的亚太色彩。但中国的合作安全思想又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和合”哲学精髓，即以“和”制“合”，实现和谐相济、合而有序、协调平衡。因此，中国的合作安全理念还具有较强的自身特色。中国的合作安全观的目的就是实现亚太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安全合作，具体说，应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一）共同的利益追求是实现安全合作的首要条件
国家间安全合作是对国家利益和共同利益追求的结合。对于参与安全合作的各方而言，对国家自身安全利益的追求是驱使其参加安全合作的动力所在。如果自身利益未得到应有的尊重，各方没有形成以共同安全利益为物质前提的“共赢思维”，而是以所谓的一国实力优势为条件，形成以牺牲弱小国家利益为代价的“零和思维”，合作安全只是无法实现的一句空话。由此可见，国家间实力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但各方只要有共同的利益追求，就会最终摆脱国家安全合作的困境，进而实现安全合作的理想追求。“历史证明，冷战时期以军事联盟为基础、以增加军备为手段的安全观念和体制不能营造和平。在新形势下，扩大军事集团、加强军事同盟更有悖时代潮流。安全不能依靠增加军备，也不能依靠军事同盟。安全应当依靠相互之间的信任和共同利益的联系。通过对话增进信任，通过合作谋求安全。”[20]
（二）不断加深的相互依赖是确保安全合作的政治基石
国家间不断加深的经济与政治等方面的相互依赖是确保安全合作的根本动力和政治基础。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将进一步促进双方多领域的合作。相互依赖条件下存在竞争性的零和与合作性的正和两种可能性的状态，但在一定的国际机制约束下，相互依赖必然会加强国家间的互信，形成持久与稳定的安全合作。因为这种相互依赖能消除弱小国家对大国实力的种种猜忌和恐惧，而把大国的发展和影响视为一种机遇，不断增强自身竞争力以应对国际政治经济新变化。同时，大国在国家间相互依赖中也会更好地维护自身的政治价值观，这为大国树立和平的形象和发挥应有的责任提供了舞台和途径。中国与东盟的相互依赖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战略与安全上的相互依赖到冷战结束后向经济、政治、安全等领域的逐步拓展使双方充分认识到彼此相互依赖对自身安全利益和安全合作的重要性。“当前的东亚，包括中国、东南亚和东北亚，已经进入一个相互依存的时代，这种相互依赖不是单纯一国对另一国的相互依赖，而且也不是某个经济或者安全领域的相互依赖，而是一种复合相互依赖。在复合相互依赖的条件下，诉诸武力来解决矛盾与冲突的成本太大，使得哪一个国家都不敢随便运用武力……任何一个国家称霸该地区都是不自量力的，而且是注定要失败的。”[21]
（三）有效的多边安全机制是实现安全合作的制度保证
有效的多边安全机制是保障合作安全的基础。合作安全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约束机制，也只能是以一种共同参与的模式体现出来。合作安全的获得与维持应以不断发展完善的多边机制作为重要路径。合作安全既要重视传统安全结构，又要凸显多边主义发展过程的广泛性、灵活性与非正式性，以努力构建一种以制度化多边机制为保障的安全环境。这种安全结构能够对中小国家产生吸引力，为其积极参与多边安全合作提供重要的平台，因为他们可以在多边主义机制下，发挥自身特有的优势，维护其国家利益和确保国家安全。另外，多边安全机制不仅仅是一种预防机制，而且应把危机治理机制的建立作为追求目标，以提高对区域内的不安全问题的有效预防和处理能力。
总之，冷战终结后，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内容的中国的新安全观在吸收相互安全、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等国际社会流行的各种新安全观中的精华基础上，兼收并蓄，进一步形成和发展起来。虽然这几个安全概念对安全的理解各有侧重，但它们也有很多相似之处。首先，国家安全是一个动态的定义，具有多元性的内涵。同时，一国在安全感上的认知和需求甚至可能要比一些具体的安全措施重要。其次，在国家安全面临种种新的威胁下，依靠实力优势、军事联盟或增加军备等手段已不是国家和地区获得持久和平与稳定的主要路径。再次，国家安全只有建立在“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基础上，安全的获得与维持才能长远持久，安全共赢才能最终实现。最后，国家安全应与区域安全、国际安全实现良性互动，通过各方采取共荣共存原则和全面参与、开放合作等途径探求种种安全挑战的解决之道，安全威胁问题才能迎刃而解。可以说，对以上几个安全概念思想精髓的合理运用并进行的创新阐释正是中国新安全观的理论意涵之所在。中国新安全观是与时俱进的国际安全理论的重大创新，对于维护亚太地区和国际社会持久安全、进一步推动国家间新型关系的确立以及致力于加快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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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有柱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南京 210032
【文章摘要】
在新形势下，高职院校加强国防教育的途径探索和开拓，不仅可以全面推进学生素质教育，同时它还能为国家防务培养后备力量。本文通过对新形势下高职院校加强国防教育的重要性的分析，引出了新形势下加强高职学生国防教育的五个途径。
【关键词】
新形势；高职学生；国防教育
所谓国防教育，是指国家为增强公民的国防观念和国家安全意识，在全体公民中进行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有关国防和军队有关思想、知识、技能的普及性教育。高职院校承担着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历史使命，高职学生作为国家未来的建设者和主力军，必须在学好一定专业技能的基础上，具备强烈的国防意识、知识和技能，为国家长期和平稳定的发展贡献力量。
1 新形势下高职学生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分析
1.1 国防教育关系到国家的存亡
中外历史发展证明，国防教育对国家的兴衰存亡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注重国防教育和国防建设，国家就强盛；忽视国防教育，放松武备，国家就会遭受战乱。虽然和平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但是，长期的和平环境容易使人们产生苟安心理， 淡化国防观念。当今的国际形势又复杂多变，外部敌对势力从来没有停止对我国的和平演变和颠覆的图谋，周边的安全形势日益严峻，因此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性。开展全民国防教育，尤其是要针对像高等职业院校的学生，这些“准社会公民”，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培养学生国防忧患的意识，巩固国防基础知识，提升学生军事技能，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打好基础。
1.2 国防教育关系到社会的稳定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国无防不立，民无兵不安”。目前，我国正处在发展的重要机遇期，国家安全形势总体保持稳定，但随着国际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等三股势力活动的日益猖獗，近年来我国国内也发生一些暴力恐怖事件， 给人民群众安全造成了重大损失，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社会恐慌。如何面对和分析这些事件，如何向学生解释这些事件，就要求我们通过国防教育的形式做好宣传和教育工作，从而帮助学生明辨是非，提高自身防范意识，最大程度的形成对暴力恐怖事件的围堵和打击氛围，维护社会稳定。
1.3 国防教育关系到高职学生的综合素质
国防教育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国防思想、国防知识等方面的教育，通过全面深入的宣传教育，可以唤起学生的爱国情感，树立强烈的国防观念；通过紧张有序的军事训练，可以锻炼学生的体能，增强体质，磨炼意志，还能促进学生形成令行禁止的组织观念和团结友爱的集体主义精神。当前的高职院校的学生，由于存在着生源等内部因素和网络舆情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使得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政治理论水平方面存在参差不齐的现象，尤其是部分学生思想意识有些淡薄，自律能力比较散漫，缺乏社会责任感，以及从不关心国家的生死存亡。因此，必须对高职学生开展国防教育，提高学生思想道德修养，进而提高学生民族精神，激发爱国热情和团结意识。
2 新形势下加强高职学生国防教育的途径分析
2.1 加强组织领导，重视新生军训
新生军事技能训练是高职院校国防教育的必修课之一，学生通过2-3 周的军事技能训练，能够近距离体会军事训练的氛围，增强组织纪律观念，学会部分军事技能。因此，高职院校的领导和教师应该深刻意识到新生军训对于学校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性，要形成强有力的工作机构，全面保障和服务新生军训工作顺利开展。要创造性地丰富新生军事训练的内容和形式，提高学生参与军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2 加强军事课程建设，提高理论水平
军事课程是普通高校本、专科学生的一门必修课程。高职院校必须坚持以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胡锦涛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习近平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为指导，适应我国人才培养的战略目标和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的需要，提高学生军事理论水平，为培养高素质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保卫者服务。
2.3 加强国防宣传，形成国防教育氛围
对于国防政策的宣传，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校园里的宣传板、校报、广播、横幅、警示牌以及格言等形式。高等职业院校要定期结合国防时事热点，开展广播宣讲和专题解读，不断提高学生接受国防教育的意识，要定期举办以纪念“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等活动为主题的文艺汇演、征文大赛、理论讲座或是演讲比赛等活动，增强学生关心国防、参与国防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使得学生对国防教育的认识从被动转向主动，从自发转变为自觉的行动。
2.4 加强国防教育基地建设，完善工作机制
目前在高职院校中，国防教育主要有两方面内容，分别为理论教育和技能教育。这些教育与教学，必须要有一个完善的工作机制和场地来支撑，而建立国防教育基地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途径。国防教育基地的建立，主要针对的就是军事技能教育，最显著的两个特点就是现实感强和冲击力大，是国防教育实施的重要场所。高职院校要定期组织学生一起参观烈士陵园，博物馆，科技馆，文化馆或是纪念馆等，丰富国防教育的氛围，提高国防教育的效果。
2.5 加强网络国防教育，贴近学生生活
当今社会，网络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和学习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青年学生生活和学习都离不开网络媒体。这就提醒我们，在开展国防教育的同时，要加强在网络领域同步推进。我们在国防教育课上的课件可以放在网络空间，供同学课余时间下载；我们也可以将国防法规和政策通过网站形式加以宣传，让学生足不出户就可以了解自己所关心的国防事件。同时， 我们还可以在网上进行国防知识竞赛和网上征文活动，对学生进行不同方面的国防教育的灌输和传递，提高国防教育在高职学生心中的重要性。因此，网络阵地是高职院校在进行国防教育时必须占领的制高点。
3 总结
国防教育是国家必不可少的基础教育，在新形势下，加强高职学生的国防教育是国家战略的选择，也是高等职业院校开展素质教育一项重要内容。提高国防教育的效果，提升国防教育的吸引力是当前众多高职院校领导和老师关心和研究的问题。本文通过对新形势下高职学生加强国防教育的重要性的分析，提出了新形势下加强高职学生国防教育的五个途径。希望这些尝试可以为高职院校国防教育的开展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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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三大发明预告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到来。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每一次科技的进步，都带动着不同国家的意识形态建设的发展。[1]21世纪，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并不单单代表一个纯粹的技术统治，而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价值观在内的全方位的历史进程。一方面，大数据不仅带来了各个国家文化的相互碰撞和激荡，深刻地改变着世界的分配格局和政治秩序；另一方面，信息时代影响着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人们的价值判断和社会发展的选择。正如列宁所说：“思想一经群众所掌握，就会变为力量。”现在，我们有7亿网民，互联网给人们提供了获取信息和交流工作的新渠道和新空间，但也使面临意识形态安全领域的严峻挑战。因此，我们必须研究探索大数据时代下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路径，拓宽其传播途径和宣传方式，积极有效抵制西方反华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
一、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安全
1842年，马克思担任《莱茵报》的主编，他观察到经济因素和社会关系二者的辨证关系，批判了普鲁士书报检查令和虚伪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本质，确立了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在1844年的《德法年鉴》中，从宗教批判转向了对德国的现实制度和反动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政治批判转向了对经济批判，并通过《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大体上建立了科学的意识形态理论体系，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第一卷）著作中对这一体系进行了检验和再系统化，在经典著作《哥达纲领批判》和《反杜林论》及恩格斯晚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中，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意识形态理论体系，而且揭示出了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原理和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意识形态建设的过渡性问题。这些理论都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学说。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两部著作中集中论述了意识形态的概念。1846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指出，社会意识是一定阶级或集团的思想价值体系。它是指在一定的阶级社会中，建立在一定的法律、哲学、道德、艺术、宗教基础之上的观念的上层建筑。1858年，马克思在《序言》一书中，批判了商品拜物教，揭露了资产阶级的剥削本质和与其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理论体系。因此，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必须掌握意识形态安全领域客观存在的规律，在此基础上，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长期以来学者们普遍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一个国家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国家形象不受任何外来异质威胁的相对稳定的状态。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特指中国共产党执政下，采取各种方式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国家思想体系和思想路线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挥了重要的智力支持和精神支柱作用。
21世纪，在思想多元化的意识形态兴起的背景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改革开放深化的过程中和社会的转型中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对此，我们应根据现实趋势和时代变化，主动更新观念，及时调整策略，重视并积极探索信息技术。在一个以大数据倒逼的时代下，占领网络阵地的至高点，是坚定“三个自信”，把握“四个全面”，落实“五大理念”，实现“中国梦”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严峻而紧迫的政治任务和思想任务。
二、大数据时代意识形态安全的新特点
2012年以来，大数据（big data）一词被人们越来越多地提及，大数据是由网络科技和各种科学设备等多种数据源生成的大规模数据集。21世纪，大数据通过 Volume（大量）、 Velocity（高速）、 Variety（多样）、 Value（价值）四个特点，全面渗透到人们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给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思维方式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在网络和新媒体的推动下，各种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传播力也越来越广，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大数据的预测、分析功能不仅给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构建提供了巨大的契机，也为其带来了严峻的挑战。由此，意识形态安全已成为我国当前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迎接挑战，深入研究，抓住机遇，开创意识形态建设的新局面。在大数据时代，意识形态安全呈现出三个新特点：
（一）意识形态安全的“多维性”
信息技术的兴起和迅速发展，使意识形态安全研究的内涵和外延涉及的范围和层面已经超越了国家和军事层面，其安全的着眼点由“维护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单一性为主的安全价值基点，横向延伸直至全球、纵向承载体拓展深入国内直至公民个体。在网络的虚拟空间下，意识形态安全的“复合”范围拓展到了经济、政治、文化、信仰、价值观安全等领域的多维度安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不仅关涉主权国家，更是需要全世界共同关心的问题。对此，我们需要树立新的意识形态安全观，建构意识形态安全机制，并为其他安全提供理论引导、精神引领和价值支撑。
（二）意识形态安全的“外源性”
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着先进的技术优势，转移作战方式和作战空间，全方位发展网络的“移动化”的软实力渗透传播；扩张新媒体主导的意识形态霸权和文化霸权；开发研制突破中国的网络监控技术，通过网络传播方式和传播途径，着力推行西方的“分化”和“西化”策略，妄图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即西方一些反华势力妄图通过网络传播所谓的“普世价值”、历史虚无主义等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消解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甚至不惜编造谎言，加强对中国的丑化和妖魔化宣传。因此，排斥其他意识形态的干扰，刻不容缓。
2. 创新网络话语体系增强宣传实效。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历史和实践表明，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理论创新更是其他一切创新的前提和先导。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发展的理论，就需要将我国的国情和其自身不断融合，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继承中创新自身特色的意识形态，不断增强其吸引力和说服力。其一，要创新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方式，将理性政治和感性表达相结合，运用数字、图画等艺术表现形式，拉近与大众的心理距离。把握宣传的广度，拿捏宣传的力度，注重宣传实效。其二，要积极吸收借鉴人类世界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借助传统文化和道德的力量充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道德力量和体系。其三，要了解现代传媒的传播规律，对传统优秀文化中的资源进行创新性转化，传播、强化、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中国思想和中国风格。
3. 培养一支专业的网络人才队伍。我们要积极主动地适应网络发展的新形势，加强战略阵地建设，努力培养一批具有一定理论专业水平的思想政治队伍建设者，主动掌握信息网络通信的发展趋势，加强网络红色阵地的社会主义方针、理论、政策的宣传，在信息领域思想政治工作中，一方面，使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影响范围，体现国家意志；另一方面，传播到西方社会的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也可以削弱互联网的负面影响，保障了主流思想的贯彻和落实。使互联网成为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渠道，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深入人心，使更多干部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科学性的认识，并转化为改造实践的物质力量。
（二）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胡锦涛在十四届六中全会上讲话指出：“意识形态领域是敌对势力同我们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如果这个阵地出了问题，就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甚至丧失政权。敌对势力要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总是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缺口，先从搞乱人们的意识下手。”历史经验表明，意识形态的主阵地，如果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各种反动思潮就必然会去占领。目前，互联网的信息传播的交互性已然成为各种舆论的阵地。正如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在《权力的转移》一书中所指出的：“世界已经离开了暴力与金钱控制的时代，而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拥有信息强权的人的手里，他们会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利用英语这种强大的文化语言优势，达到暴力、金钱无法征服的目的。”[8]因此，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也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和传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引领整合各种思潮增强主流意识话语权。网络等新媒体中各种思潮的滋长蔓延，其目的都是与马克思主义争夺思想的主导权。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攻坚期，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渗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需要不断增强体系话语权。习近平同志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如何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社会思潮的关系，这就要弄清楚各种社会思潮背后的历史背景，利益诉求，目的趋向。一方面，要尊重差异，引领整合兼容各种思想意识；另一方面，要旗帜鲜明地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亮出底线，强调划界批驳，凝聚共识，齐心协力。
2. 将“利益诉求”与“感性表达”相结合。人的信仰总是与需要、利益、诉求相关联的， “关怀”到什么程度，就会“唤起了”多少“热情”。“思想”一旦离开“利益”，[9]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一种意识形态，如果它不符合人们的利益和经验，就决不会成为这些人的意识形态。”[10]因此，大数据时代下，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不能仅停留在政治层面，我们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分析日常生活中群众的心理期待和利益诉求，处理好网络政治主义生态和政治逻辑语言，给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关注民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才能从根本上形成广泛的道德文化感染力和认同力。
3. 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为了实现我国两个“一百年”的目标，我们要学会通过网络网上网下走群众路线，要形成社会大家庭的同心圆，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和“整合”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兴国之魂，安国之器，回答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用什么样的精神旗帜带领全体人民开拓前进。我们必须坚持用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来鼓舞人民的斗志，巩固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思想基础的，网络文化控制力和引导力，牢牢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和创造性，共同在网络信息时代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继续前进。
（三）从被动接受到积极自觉
通过网络渠道获得信息，面对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行为和思维方式以及价值体系，而且对国家、社会、工作也产生新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更多的是呈现出了自发性和非理性的特点。但经过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历史进程，人们逐渐由原先不自觉的“自在”状态转变为今天有意识的“自为”状态。
1. 主动增强网络宣传工作的渗透力。当下，我们在网络虚拟空间下不仅要巩固和发展党报杂志在内的传统媒体，而且要积极抢占包括互联网和移动设备在内的各大新兴媒体，加快建立一批特色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宣传的网络红色主流网站，并积极鼓励国内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工作者创建个人主页，主动宣传国家重大思想并建立统一的网络舆情监控和反馈机制，及时了解并跟踪不同社会群体的思想状态及其价值取向，做好引导工作，防止“信息暴动”式消极思想蔓延。
2. 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引导民众认同。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华夏文明，悠久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对维护我国的安定团结有着重大意义。但凡出现违背传统文化的事件，无论是普通的网民，还是官方的媒体都要一致对外，积极维护国家的尊严和民族的气节。因此，我们要借助传播媒介，唱响传统文化主旋律，用更符合民众易于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协调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让人们感受、理解传统文化的实践性和生动性，努力建设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
3. 积极发挥大数据应用和分析专家的作用。信息化时代大数据在意识形态舆情监测方面发挥了重大的实践作用。大数据应用和分析专家的技术监控和数据分析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弘扬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智库”专家们往往起着“领头羊”的作用。专家们通过海量的数据预测和分析解读国家的大政方针，使党的决策被人民理解和接受，明确了意识形态安全是“为什么人”， 增强了认同感和合法性，弘扬了民主和科学的精神。
（四）从网络立法到净化网络空间
2016年4月19日，在京召开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总书记强调要加快网络立法，完善网络监管，化解网络中存在的风险。立法是净化网络空间的必经之路，网络世界也要受法律约束。如何在尊重各种多元意识形态传播的规律下，化解网络风险，成为当下面临的重要课题。许多不法分子利用网络监管缺失和民众法律意识淡泊，盗窃或出售对一些涉及国家重大安全和有关的数据，实施一些违反党纪国法的网络犯罪和网络诈骗行为，对执法部门的传统执法方式和执法思路都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依法加大对互联网的数据管理，加强对互联网的监管力度，提升网上执法力，构建网络空间意识形态的新秩序就显得更为急迫。
1. 加强科技的投入，提高网络技术。面对网络时代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态势，我们要采取硬件和软件双管齐下的战略。优化网络的数据化的方向、宽带化的方向和智能化的方向，研制高端核心技术，研发各种抵制反动、有害信息的技术软件，努力提高集思想性与娱乐性为一体的中文信息软件比率，打破西方网络文化垄断网络世界的神话。
2. 加强互联网领域的立法，规范网络行为。网络的舆情监管需要法律法规，由于信息技术刚兴起时，没有与之相关的法律法规，使得消极的意识形态传播泛滥。近年来，我国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规范了网络信息传播机制，构建了网络信息管理的基本架构，健全了网络审查制度及网络管理的法律体系，净化了网络空间。在网络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和网民自由言论的基础上，为控制意识形态的传播提供了法律依据，强化了网络法制宣传教育，提升了民众自觉自愿遵守信息网络法律意识，真正做到了信息网络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唐家璇
大家晚上好！
“今夜良宴会，欢乐难具陈”。看到这么多熟悉和新鲜的面孔来到北京，出席第四届世界和平论坛，我倍感亲切和欣慰。借此机会，我代表清华大学世界和平论坛组委会，对各位嘉宾的光临表示热烈欢迎！对大家给予本届论坛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对清华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为本届论坛所做的辛勤工作和准备致以诚挚的谢意！
四年前，在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先生的关心和支持下，清华大学举办了首届世界和平论坛。短短四年间，论坛从无到有，规模不断扩大，影响不断提升，为各国有识之士研讨国际安全形势、探讨安全难题应对之策提供了重要平台，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积极努力。
四年来，国际形势发生了复杂深刻的变化。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国与国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日益紧密，世界各国越来越成为利益交融、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与此同时，这个世界并不太平。世界经济增长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地缘政治冲突和局部动荡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粮食安全、网络安全、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维护世界和平发展面临难得的机遇，也面临不少严峻的挑战。
四年来，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影响不断加深。面对国际形势的新变化新挑战，中国与世界各国不断增强政治互信，加强安全合作。中国倡导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秉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提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努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多边维和行动，向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安全产品，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了负责任大国的建设性作用。
四年来，世界和平论坛聚焦国际安全问题，秉持开放包容态度，欢迎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与会嘉宾深入交流对话，既反映大国关切，也更表达中小国家诉求。论坛以探讨现实安全问题为己任，议题涵盖广泛，既涉及“亚太地区新安全架构”、“非洲集体安全机制建设”等区域安全机制建设，也探讨阿富汗重建、救灾和海上安全等具体问题，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建言献策。论坛依托清华大学这所知名学府，得到了国内外众多高校、智库、研究机构等的支持，得到了世界各国专家、学者的关注，日益成为国际安全领域高水平、高层次的交流平台之一。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和联合国成立70周年，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在这个铭记历史、鉴往知来的重要年份，本届论坛以“同舟共济：理解、协商、互助”为主题，契合了国际形势发展需要。在新的形势下，我们要以发展繁荣夯实和平事业的基础。只有各国都发展繁荣，加深利益融合，才能实现共同和可持续的安全。要以平等互信营造和平事业的氛围。各国之间要平等相待，讲求信义，促进安全对话与协商，为持久和平提供良好的前提。要以共同目标引导和平事业的方向。我们要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新安全理念，不断探寻人类和平发展的途径。
在座各位都是资深政治家、战略家和国际关系领域的知名学者，希望各位在世界和平论坛这个平台上畅所欲言，为促进人类和平发展事业、应对全球性安全挑战贡献各自的智慧和力量。最后，祝愿世界和平论坛蒸蒸日上，越办越好！
谢谢大家！
关键词：新疆 高校大学生 文化安全意识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5）09-207-03
文化安全本质上是意识形态安全。近年来西方文化和境内外“”的渗透，使新疆高校文化安全面临挑战。新疆周边的政治环境复杂，如何正确应对挑战、确保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基本内容的意识形态安全，提高新疆大学生文化安全意识，已成为当前我们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培养新疆高校大学生文化安全意识的现实意义
1.有利于维护我国国家安全。自20世纪70年代国际政治领域非传统安全概念的提出以及文明冲突、民主和平、软权力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出台，我国逐步认识到在文化安全方面的威胁和危机。文化安全是指国家防止异质文化对本民族文化生活渗透和侵蚀时，保护本国人民的价值观、行为方式、社会制度不被重塑和同化的安全;文化安全是相对于文化渗透、文化控制而言，是一种相应的反渗透、反控制、反同化的文化战略{1}。文化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是深层次的、全方位的、潜移默化的，也是最深刻的。当今的西方大国往往通过文化渗透来控制和颠覆他国政府，美国前总统布什在《美国复兴日程》中指出：我们的政治和经济的联系由于美国文化对全球世界的吸引力而得到补充， 这是一种新的我们可以利用的软力量{2}。作为文化交锋的前沿阵地，西方某些国家凭借经济技术实力，通过各种方式、采用各种手段向新疆高校大学生传递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企图瓦解青年学生的意识形态防线，让他们抛弃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文化，进而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只有强化新疆高校大学生的文化安全意识，才能抵御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侵犯，确保我国的文化安全。
2.有利于维护新疆社会稳定。高校是社会的一部分，如果高校发生涉及国家安全的事件，必然会对社会秩序造成冲击，影响社会稳定。近几年来，民族分裂势力将其分裂思想渗透的目标集中在学生身上，各种敌对势力以民族、宗教、人权为借口，支持新疆境内外民族分裂分子在新疆制造分裂活动，在新疆的少数民族青年学生中培植民族分裂力量。新疆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从小生活在浓厚的宗教氛围中，生活、学习和思想观念都受到宗教深刻影响，容易被境内外“”渗透和利用，部分少数民族大学生还参与非法宗教活动，严重影响到新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因此，加强对大学生的文化安全意识培养，构建大学生文化安全教育体系，抵御“”利用宗教对新疆高校进行文化渗透，实现新疆高校文化的和谐发展，促进多民族之间团结进步、文化融合及社会经济文化跨越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3.有利于培育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高校是培育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与接班人的摇篮。随着经济全球化文化互动的加深，西方国家不断向我国进行文化扩张和意识形态的渗透，严重危及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指导地位以及民族文化的安全。新疆高校作为理论研究、思想传播、科技发展和人才培育的文化高地，自然成为民族分裂势力和敌对势力进行渗透和侵袭的重要对象。西方国家利用语言、网络、消费文化等方式对我国大学生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大学生本身民族文化底蕴不深，成熟的政治价值观体系尚未形成，如果不用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去教育他们、引导他们，占领他们的思想阵地，那么西方价值观就会乘虚而入。近年来，境内外敌对势力通过电台、互联网、书籍、报刊和音像制品等大肆散布民族分裂主义舆论，尤其是在少数民族大学生中散布宗教极端思想、煽动宗教狂热{3}。因此，强化新疆高校大学生的文化安全意识，是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定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培育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重要环节。
二、新疆高校大学生文化安全意识状况调查
2014年4月，笔者在新疆塔里木大学针对大学生的文化安全意识问题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对象主要有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回族大学生。发放调查问卷100份，收回有效问卷93份，有效率为93%。通过统计分析，笔者认为新疆高校大学生文化安全意识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热衷西方文化。一些新疆高校大学生热衷于西方文化，对本民族传统文化不自信。有44.68%的汉族学生（包括一位土家族大学生）明确表示自己过圣诞节;维吾尔族由于有伊斯兰教的信仰，仅有5.7%的大学生表示自己过圣诞节。65.38%的汉族大学生以及84.32%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包括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回族）认为：西方的“情人节”比中国传统的“七夕节”更受新疆大学生的青睐。在汉族班的调查中，包括民考汉的土家族、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回族大学生，有62%的大学生认为“本民族传统节日比过去更冷清”;出于对本民族的维护，民族班只有11.63%的学生认为“本民族传统节日越来越冷清了”。74.47%的汉族大学生以及41.3%的少数民族大学生认为“美国的好莱坞电影是最好的电影”。信息化技术的发展使文化安全的潜在威胁更为突出，汉族班44%、民族班34.88%的大学生表示“上网时会浏览外文网页，在使用网络语言时会在母语中夹杂英文”。以上调查表明，西方文化、生活方式已渗透到新疆高校各个领域，对各民族大学生的价值观产生了深远影响，传统民族文化在新疆高校大学生中的传承有断裂迹象。
2.价值观念多元化。目前新疆高校大学生价值观念呈多元态势，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在部分大学生中蔓延。下课黑板没人愿意擦，在教室里乱扔垃圾，在课桌上乱写乱画的现象比较普遍。当问到是否会在校园里的公共场合大声喧哗时，竟然会有27.78%的汉族大学生和20%的维吾尔族大学生给予笔者肯定的回答。校园里学生经商、打工的不乏其人，但具有奉献精神的人却不多。一些新疆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缺乏，认为自己活在世上，就要活的舒服，不管是物质还是精神都要享受巨大的“尊荣”，别人的事情可以“高高挂起”，眼睛里只有自己和所谓的“享受”{4}。28.3%的汉族大学生和44.68%的少数民族大学生明确表示“不会向校园里的募捐箱捐款”。由于市场经济利益导向的负面影响，新疆大学校园也出现了诚信缺失的问题。逃课、作业抄袭，，考试作弊手，拖欠学费、毕业后不还助学贷款，就业中的违约等现象，使大学生的信任危机扩大到了整个社会。对于大学里抄作业、抄论文现象，很多学生表现得十分“宽容”，37.25%的汉族大学生和57.45%少数民族大学生对考试舞弊行为的态度选择的是“无所谓”。以上调查表明，传统文化在西方价值的影响下，受到了极大的侵蚀，部分大学生道德意识淡薄，行为失范，严重影响了新疆高校的文化安全。
3.主流意识形态出现偏差。一些新疆高校大学生对西方文化和敌对势力的渗透缺乏必要的警惕，对文化安全威胁的认识不足。由于西方文化和境内外“”的渗透，目前新疆高校部分大学生对我国马克思主义信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出现了困惑和动摇。对于中国在未来改革中要坚持的发展方向，59.57%的汉族大学生和42.55%的少数民族大学生选择“社会主义”，10.64%的汉族和6.38%的少数民族大学生选择“欧美式资本主义”，27.66%的汉族和23.41%的少数民族大学生选择“经济上资本主义化、政治上社会主义化”;2.13%的汉族大学生和25.53%的少数民族大学生选择“说不清楚”。对关于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的“西化”“分化”图谋的看法，调查结果如表1：
由表1可以看出，汉族大学生和少数民族大学生对“关于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的西化、分化图谋的看法”分歧比较大，65.96%的汉族大学生对于“西方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图谋”还是有着清醒的认识，而94.29%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对警惕“西方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图谋”持反对或模糊态度。总的来说，从以上调查可以看出，部分新疆大学生对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图谋缺乏警惕，对西方文化的价值观有所认同，而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却面临挑战。
三、提高新疆高校大学生文化安全意识的对策
1.弘扬民族文化。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提高新疆高校大学生文化安全意识的重要措施之一。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播，有利于增强大学生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新疆高校要开展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文化教育，首先，举办阅读《论语》、《诗经》等经典的读书会，邀请国学大师做相关的专题讲座;其次，开设中华文化传承方面的公共课，并在语文、历史、政治等相关基础课程中强化民族文化教育内容;第三，成立关于民族传统文化的社团组织、举办民族传统文化论坛，为热爱民族传统文化的大学生提高良好的交流平台;第四，在校园里举办民族传统节日的文化活动，传统节日在满足人们物质生活需要的同时也赋予了精神文化内涵，积极传承本民族传统节日，增进对本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对中华民族精神培育和弘扬具有重要的价值;第五，增强各民族大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新疆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民族多元的民族文化认同，必须坚持中华文化认同的这一核心。总之，新疆高校教育应弘扬民族文化传统，，加深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传统文化内涵的理解，提高民族文化认同，提升民族文化的自信心，才不会轻易地对西方文化产生盲从。
2.提高新疆高校大学生的文化鉴别力。随着经济和文化全球化以及现代信息传媒技术的发展，文化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态势。外来文化的一些消极因素对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从而滋生了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以及极端个人主义的错误思想和观念。当代大学生辨别西方文化的能力不足，大学生具备了文化鉴别能力，才能树立文化危机意识{5}。在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学校的教育也应起到引领作用，让大学生学会用思辨和批判的眼光去看待所接触的异文化。新疆高校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人文教育与道德教育有机结合起来，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活化“两课”教学，采取案例分析、社会实践、专题讲座等多种形式，充分发挥相关思想政治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利用学校社团、勤工俭学、党团日、扶贫助困等活动载体，提升大学生诚信道德意识，形成良好的诚信行为习惯{5}，避免抄袭作业、实验数据以及考试舞弊等不良现象出现，逐渐形成动手动脑的良好习惯。随着近年来高校集体主义教育的逐渐淡化，部分大学生过于张扬个性，一切以个人为中心，思想与行为过于自我、功利化。培养新疆大学生的集体主义、吃苦耐劳和奉献精神，摆脱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以及享乐主义，提升大学生文化鉴别能力，是增强大学生文化安全意识的关键所在。
3.加强新疆高校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意识形态对大学生的价值体系和目标起着指导作用，如果忽视意识形态的教育，就会缺乏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从而陷入信仰危机。境内外敌对势力和“”渗透与破坏使少部分新疆大学生的思想产生了混乱，目前，新疆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还有待加强。在问卷调查中，当问到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了解程度，46.81%的汉族大学生和47.83%的少数民族大学生认为自己“一般了解”，23.4%的汉族大学生和30.43%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回答“知道一点”，10.64%的汉族大学生4.35%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回答“不了解”，2.12%的汉族大学生和6.52%的少数民族大学生选择“不愿回答”;对于目前高校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调查结果如表2：
由表2可以看出，大部分汉族大学生和少数民族大学生认为“目前高校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还可以，但新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还需加强。因此，新疆高校要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与系列讲话为指导，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深入持久地开展反渗透斗争教育，努力营造大学生健康成长的良好育人环境。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主渠道程，加大大学生马克思主义科学无神论教育，增强对祖国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文化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同等“四个认同”意识，逐步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祖国观、民族观、宗教观、历史观和文化观等“五观”，引导各族大学生自觉地抵制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和一切敌对势力的渗透。
4.建立和完善新疆高校文化安全教育工作体制。增强新疆高校大学生的文化安全意识，还要建立和完善学校文化安全教育的工作体制。首先，教师的思想和观念都会直接影响到学生，有的教师自身的政治素质不高，立场不坚定;有的教师政治态度暧昧，利用讲台散布民族分裂的言论;西方一些学术团体或个人，打着科研和学术之名，行文化渗透之实。因此，要完善和规范教师教案、讲稿和学术报告会、各类讲座以及学报、校刊的审查制度。对于在新疆高校兜售、传播的宣传民族分裂、极端宗教思想的书籍、传单、音像制品要严厉打击和没收焚毁;同时加强对西方文化产品进入校园的管理。其次，针对西方文化利用互联网进行渗透和境内外“”利用互联网进行民族分裂宣传，新疆高校要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采用宏观导向和微观监管并举，优化网络环境，用先进文化占领网络阵地，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大量地宣传正确的健康的内容，用它们来占领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阵地，帮助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7}。第三，新疆高校要建立舆情预警机制，定期分析和及时准确地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尽早发现和掌握带有苗头性的预警性信息。对于思想认识方面的问题，要及时加以引导和教育，把问题消解在初起阶段，减少不必要的矛盾冲突，并为新疆高校制定政策提供前瞻性和导向性的建议{8}。
[基金项目：塔里木大学非传统安全与边疆民族发展研究中心重点项目“新疆高校文化安全建设研究”（090113B02）]
注释：
{1}张守富.经济全球化与中国三大安全.党政干部论坛，2000（12）：9
{2}蔺玄晋，陶劲松.当代大学生文化安全意识浅析.当代经济，2007（1）：57
{3}孙磊.新疆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与对策研究，山东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硕士学位论文，2012：1-2
{4}阮红新.新疆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缺乏的成因探析.新西部，2012（5）：45
{5}李岩.大学生文化安全意识的现状及对策.社科纵横，2012（12）：244
{6}朱军.新疆大学生诚信问题研究.党政干部论坛，2000（12）：9
{7}周亦乔.全球化背景下的高校文化安全教育.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6）：70
{8}刘玉琼.关于建立新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预警机制的几点思考.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4（2）.56
（作者单位：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思政部 浙江绍兴 312000）
【关键词】 战争 和平 反法西斯 【中图分类号】D513 【文献标识码】A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硝烟已经吹散了70年，吹散的是战场上的金戈铁马、刀光剑影，吹不散的是对战争的回忆、对和平的向往和对当今世界安全形势的观察、分析和预警。
和平发展是时代主题，也是时代问题
当今世界风云变幻，正在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但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的主题。1985年3月，邓小平同志深刻洞察世界形势发展的总趋势，敏锐地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这一重大判断，对于中国制定正确外交和国际战略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根据时展潮流和自身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选择。
但是，和平发展是主题，并不意味着天下太平。邓小平同志1992年在南方讲话中明确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仍在阻碍世界的和平发展进程。一些西方国家凭借其霸权和强权，四处插手别国内政，强力推销其政治经济制度和价值观念，甚至公然违背国际公约，发动战争干涉他国内政，并利用领土、民族、宗教等方面的冲突制造局部战争，使当今世界并不安宁，各种全球性威胁和挑战层出不穷，局部战争此起彼伏。
当今世界的“虚拟战争”
当今世界的战争既有真刀真枪、血雨腥风的实体战争，也有看不见硝烟的“虚拟战争”。虚拟战争的战场主要在意识形态和互联网上。
意识形态是指一个阶级或阶级集团的社会意识，主流意识形态是指统治阶级的社会意识体系。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和平发展逐渐成为时代主题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在这样的大趋势下，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三大新变化。一是意识形态的文化化趋势。文化要素越来越成为意识形态的主要组成部分，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吸引力逐步由主要通过政治方式，向以文化为主要表现力的综合方式转变。作为意识形态内核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纲领日益与文化结缘，更多地借助文化和道德力量获得更加广泛而卓有成效的传播，逐步内化到人们的生活世界之中。二是意识形态的学术化趋势。当前意识形态作为政治标签的刚性特征正在逐渐被学术研究的理性话语所替代，意识形态日益渗透到学术研究之中，通过学术思潮、学术话语等加以表达，通过学科建设和国民教育体系扎根，二者日益融合。三是意识形态的日常生活化趋势。各种意识形态以其特殊的文化理念和价值符号，以长期潜移默化的功能作用于人们的现实生活中。总之，在意识形态的文化化、学术化和日常生活化的背景下，意识形态表面看起来似乎被淡化了，但实际上，意识形态已经渗透到生活和学术中被不断泛化和强化，对社会政治生活发挥着持续的影响力。
意识形态由于其鲜明的阶级性、党派性和集体性话语，成为争夺话语权的主要战场。有学者指出，通过话语霸权和网络技术“于无声处”推广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是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新特点。美国学者在《国家间的政治》一书中说：“意识形态同一切观念一样都是武器，既能提高国民士气以增强一国实力，与此同时又能削弱敌国斗志。”既然是战争，就需要武器，意识形态领域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意识形态、文化价值领域成为大国竞争新高地。过去，大国竞争往往局限于传统领域，比如军事、政治、外交等，近年来，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如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也开始抢占政策制定权和话语把控权，其中，文化价值成为大国竞争的新高地。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从美国战略转型、权力转移的角度出发，1990年在《外交政策》杂志上提出“软实力”的概念；2004年，他认为软实力的主要资源是制度、价值观、文化和政策；2011年，他又进一步指出，富有吸引力的文化、内外一致的政治价值观和有道义的外交政策是构成软实力资源的三个基础。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因其隐蔽性、交互性、平等性、技术性、智能化、快速化等特点，已融入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约瑟夫・奈最近对互联网安全提出警告，2015年5月15日，他在《联合早报》上发表《International Norms in Cyberspace》一文提出：互联网类似核武器，网络安全已经处于临界点。网络和信息安全牵涉到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我们面临的新的综合性挑战。同志指出：“当今世界，互联网发展对国家、安全、发展利益提出了新的挑战，必须认真应对。”
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互联网络，无论是软实力还是巧实力，战争与和平的经验告诉我们，硬实力才是硬道理。
中国人民对战争带来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对和平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中国人民怕的就是动荡，求的就是稳定，盼的就是天下太平。但要想太平，就必须自己先硬起来，发展起来，必须毫不动摇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安全、发展利益和民族尊严绝不允许任何势力侵犯，同时任何力量也不能动摇中国人民坚持和平发展的信念。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同时，也一直在呼吁各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为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而不懈努力。
实现世界的和平就要维护战后秩序
纪念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就是珍视战后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发展，就是要维护国际公认的战后秩序。战后，世界各国都在反思历史、反省战争，尤其是德国，对二战能够认真反省，坦诚谢罪。而另一个战败国日本，却军国主义阴魂不散，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年即将到来之际，依然在矢口否认日军侵略的野蛮罪行，依然在发表美化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的言论，依然在藐视历史事实和国际正义，依然在挑战人类良知。日本一直想改变战后的和平发展秩序，不断挑衅底线，不断挑起事端。近日，日本政府召开临时内阁会议，通过了允许日本可随时根据需要向海外派兵并向其他国家军队提供支援的新法案《国际和平支援法案》和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和平安全法制整备法案》。5月15日，上述两个法案正式提交国会讨论，并计划于七八月份在本届国会获得通过。这种公然违背和挑战战后秩序的做法，尽管打着“和平支援”“和平安全”的旗号，但实质上拉响了战争的警笛，让战争的阴云笼罩在世界和平的蓝天上。
谁践踏和平，谁就会成为人民公敌。
列夫・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写到：“假使每个人只为他自己的信念去打仗，就没有战争了。”世界人民共同的信念就是：和平！
（作者为北京语言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参考文献】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②钟君、郑承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污名化”现象剖析》，《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③沈湘平：《全球化的意识形态陷阱》，《现代哲学》，1999年第2期。
关键词：网络；意识形态；安全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5-0061-02
一、网络环境下新疆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严峻形势现状分析
（一）西方敌对势力对我“西化”、“分化”战略的实施对新疆意识形态领域构成的现实威胁
利用互联网现代科技手段对新疆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是其显著特点之一，长期以来，西方从未停止过对中国“西化”“分化”的活动。敌对势力想用“互联网崩裂中国的长城”。从20世纪90代后半期开始，西方国家各大媒体开设中文网站，扩大西方国家对华传播的范围，延伸并扩展其“西化”、“分化”中国的阴谋。西方国家把中国政府对网络的依法管理污蔑为侵犯了“互联网”自由，宣称中国的信息网络管理限制了信息的自由流通和言论自由，他们积极培植境内外“”组织，给予经费支持，充分利用网络从事对新疆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和制造各类暴力恐怖活动等，严重地影响了新疆社会稳定。
（二）境内外“”的分裂活动对新疆意识形态领域构成新的挑战
近年来，境内外“”利用网络组织策划对我国领土完整的分裂活动和暴力恐怖袭击等刑事犯罪活动，境外分裂分子利用互联网点多、互动、覆盖力强等特点，以此为平台对新疆进行思想文化渗透，有不断扩大之势。如埃及“伊斯兰之声”网站在网上举办“有奖知识竞赛”，鼓动新疆境内网民参赛；散布“伊斯兰知识的”的“世界伊斯兰网”公开在新疆地区发展会员，向会员在网上传播宣传品；新疆区内一些地下讲经点，则直接从网上下载境外网上信息，进行“网上教经”。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已发现建立于美国、德国、土耳其等国家、专门针对于新疆的反动网站、网页达50多个,这些网站与国内的“维吾尔之声”、“和田玉”、“伊斯兰之声”、“真主唯一”等维吾尔语网站“友情链接”，交互渗透，影响恶劣，如近期查获的《要么独立，要么死亡》、《悲惨与奋斗中度过的人生》两张光碟，均从网上下载。新疆境内打掉的一些暴力恐怖团伙和“伊吉拉特”组织大都是通过互联网与境外恐怖组织取得联系寻求支持，或者是利用互联网发展成员、接受和行动指令。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就是典型的以为首的“世维会”通过“维吾尔在线国际”等网站大肆煽动宣传、传播谣言，境内“”通过QQ群、论坛、个人空间大量发帖组织实施的一起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2010年阿克苏“8.19事件”也是“”利用互联网传播宗教极端思想和制爆技术，煽动宗教狂热所导致的，是典型的自发式暴力犯罪活动，犯罪分子就是受极端思想的影响，通过网上受教，自己制造炸弹，实施的暴力犯罪活动。总之，网上联络、网上指挥、网上培训、网上进行民族分裂思想渗透、网上传播暴力恐怖知识和技能、网上发展组织已经成为境内外“”渗透的主要渠道之一，对我防控布控打击工作带来新的挑战。
（三）加大向大中院校青少年进行思想渗透
目前，境内外的“东突”暴力恐怖势力通过网络向大中专院校的少数民族男女青年进行渗透，企图从根本上与我争夺青少年，为他们分裂活动培养后备人才。他们通过网络发表文章，把在新疆推行的“双语”教学上升到“民族文化灭绝”上来,极具蛊惑性，同时，利用民族不满情绪排汉、反汉；利用民族毕业生就业困难等积极地向大中专向大中专院校渗透，争夺教育阵地和青少年。因此，面对网络时代给高校带来的挑战，就必须充分发挥信息网络技术的优势，建立一支精通网络技术和网络管理的工作队伍，负责对校园网的总体监控和管理，创造一个良好的网络教育环境，以确保新疆高校意识形态安全。
（四）近年来兴起的网络民族主义
网络民族主义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而形成的一种民族主义表达途径，借助于网络平台，民族意识在网络时代获得了全新的表达方式，出现了“网络民族主义”的现象。我国的“”、“”等民族分离主义也利用互联网上来进行分裂活动。1996年在德国慕尼黑成立的“东突厥斯坦新闻信息中心”，该恐怖组织长期利用互联网进行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裂主义的宣传、煽动以暴力手段进行的“圣战”，通过爆炸、投毒等手段制造恐怖事件，危害极大。
二、确保网络时代新疆意识形态安全的对策建议
（一）健全网络安全监管队伍，形成完善的监管网络
由于公安系统对网络监管有一定的经验网络监管工作可以由公安系统从整体上进行，负责主要的网络安全监管工作。下面以2011年库车县公安局网安工作为例，做一阐述。
1、网络管理监察工作。（1）目前，库车县有7家网站备案（龟兹新闻网、库车在线、库车县人民政府网等），并定期进行网上监督巡检工作，发现问题及时处置；（2）目前库车县共有网吧44家，网吧档案资料均在网安大队进行备案，所有的网吧按照网安部门的要求安装视频监控系统，每年年初组织全县网吧业主签订网吧安全责任书，定期召开全县网吧业主管理会议；（3）互联网上网用户基础数据备案工作，目前网安大队已经与库车各电信运营商进行沟通，将电信运营商备案的全县上网用户信息必须无条件的到网安部门备案，目前累计备案上网用户信息8000余条；（4）2011年5月11日在国际互联网上开设我局“网安警务平台”网站平台，拉近了网安民警与网民的距离。真正实现了把网安工作搬到互联网上开展，目前网站点击率达到300余次，运行效果良好；（5）通过网上巡查监控建立了库车县分类专用qq群，并收到良好的效果，获得有害信息200余条，反动网站100余条，行政处罚6人，批评教育4人。
2、互联网信息监控。一年来，我局网安大队民警在互联网开展对境内、境外以及涉及本地互联网信息监控，截止目前累计发现网上有害信息1825条，互联网信息996条，被公安局采取的信息45条，被地区国保支队采用的32条，省采信息2条。
3、涉网案件侦办。一年来，库车县公安局网安大队民警共计协助上级部门协查办理案件16起，网上落地抓获犯罪16人，上报涉网案件基本信息28篇，协查落地库车县网民通过破网工具浏览境外敌对网站24人，抓获在逃人员3人。
（二）加大主流新闻网站和政府网站的建设，构建舆论的主体力量
1、建设新疆本土特色的重点网站。例如，自2001年12月18日成立以来，天山网始终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充分发挥重点新闻网站在网络舆论引导中的重要作用，通过近几年的努力，已搭建了天山网、移动手机报、新疆数字报刊三个平台；拥有汉文（简、繁体）、维文、英文、俄文四个语种的五个版面，维文版实现了阿拉伯文字、斯拉夫文字和拉丁文字的三种维吾尔文字网上自动转换功能，其吸引力、影响力、公信力显著增强，正全力打造新疆网络的强势品牌。
2、加强政府网站建设，强化政府网站的媒体功能，将有效提高政府的舆论引导力，有助于将政府议程转化为媒体议程和公众议程，更好的接受监督。但不容乐观的是，自治区的政府网站仍处于起步阶段，功能的发挥有限，需要进一步加大建设力度，充分发挥政府网站引导主流舆论的特殊功能。
3、以“天山网”为依托，加大维吾尔文、哈萨克文等少数民族语种和英文、俄罗斯文网站建设，努力满足国内少数民族干部群众上网学习、娱乐的需求，满足国外网民的信息需求，政府则要加大对区内各级政府网站和重点网站的扶持力度，尤其是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信息资源的开发与应用，培养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信息系统开发和服务人才，增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网站的影响力，使其成为传播党和政府声音、应答群众诉求、驳斥敌对势力网站的反动宣传、引领网上舆论的主要阵地。
（三）加强媒体网站的舆论引导，解答网民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
1、特别是重大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后，社会各界群众均有震撼，公众对权威信息的需求量急剧增长，各种谣言随之而起，群众心理恐慌、愤怒情绪剧增。各大媒体及时公开事实真相，对事态进行了滚动式报到并积极进行引导，才逐步将群众的心态平复。在“7.5事件”的报道中，天山网于7月6日迅速推出“乌鲁木齐‘7.5’烧暴力犯罪事件”专题，设置了现场目击、新闻报道、权威、各界声音、救援纪实等14个栏目，转载稿件1049篇，原创新闻99篇，视频30个、图片200多幅，集中力量全方位公开报道“7.5事件”，起到了安稳民心、教育民众的积极作用。
2、搭建广泛的网络评论员队伍。可在政法系统、理论宣传部门（例如社会科学院、党校、报社等）建立政治坚定、业务过硬的网络评论员队伍，密切关注舆论动向，积极跟帖，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通过开通网上论坛的方式，对网民提出的敏感问题进行及时的引导和梳理，唱响网上理论宣传的主旋律。
（四）加强网络安全的技术研制以及法律应对
关键词:地缘政治;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
一、地缘政治因素是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的理论基础
地缘政治因素来源于地缘政治理论,它强调地理环境对国家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意义,认为国家的政治、军事活动受制于地理环境的影响。地缘政治因素是国家制定政治、军事、外交政策的主要依据。国家安全战略是国家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地缘政治因素是国家安全战略制定的理论依据。地缘政治强调地理环境因素对于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及其在国际政治中的意义。由此可见,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战略也离不开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一个国家的地理环境决定了该国的政治制度、精神特征以及对外政策。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一些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要求重新瓜分世界,达尔文主义为国家间竞争提供了理论基础。德国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希·拉采尔创立了政治地理学,他把人类国家和世界当作有机体来研究,认为国家在政治上的力量取决于该国领土的大小,国家之间不断进行着争夺生存空间的斗争。因此,他认为国界也应是经常变动的,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安全必须确立生存圈。地缘政治理论确立后,经过马汉的“海权理论”、金麦德的“陆权理论”、皮克曼的“边缘地区理论”的发展,逐步形成了近代资本主义扩张和争夺世界领导权的理论依据。
历史上俄罗斯国家安全就与其独特的地缘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地理位置成为俄罗斯民族保障国家安全的独特力量和手段。从最初寻求生存的领土安全,到扩大势力范围的帝国主义扩张战略,再到确保其独特欧亚大国的安全战略,地缘政治因素已经渗透到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中。
在探讨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的内在影响因素时,如下因素必不可少:历史上俄罗斯民族的大规模迁徙浪潮开辟了俄罗斯国家扩张的道路,经济利益是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中恒久不变的因素。大俄罗斯主义成为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中坚定不移的信仰,沙皇制度是俄罗斯国家不断扩张的重要因素,而更为恒久的则是地缘战略因素对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因为地缘战略因素不仅赋予了俄罗斯国家对外扩张的内在需求,同时也为俄罗斯提供了对外扩张的客观条件[1]。
二、地缘政治因素对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
(一)地理扩张时期地缘政治因素对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
从地缘角度看,自基辅罗斯到伊凡三世统一俄罗斯的整个历史时期,由于俄罗斯位居欧亚大陆腹地,周围没有利于防御的天然屏障,易受攻击。从公元11世纪到14世纪,南方的波罗维茨人、东方的蒙古人、西方的立陶宛人和波兰人都曾袭扰过古罗斯,加之内部的混乱和彼此征战,不安全思想一直影响着俄罗斯,并积淀到俄罗斯的政治文化和思想中。因此,进行领土扩张和控制周边地区成为俄罗斯国家安全思想的核心内容。
在彼得大帝统治时期,俄罗斯的不安全感被人为地加重了。1713年彼得大帝下令把首都从莫斯科迁到他征服的第一块波罗的海海岸上的城市彼得堡,把俄罗斯置于一个不能保证安全,甚至不能保证不受屈辱的位置,极大地刺激了俄罗斯民族对外扩张的野心。
在俄罗斯主义思想体系中,基于地缘考虑进行的地理扩张被认为是防御的,是自卫性的,随之而来的是与西方意识形态对抗,进一步强化了俄罗斯国家通过地理扩张来实现国家安全战略的理由。
辽阔的东欧大平原几乎没有任何天然屏障,所以不断对外扩张领土往往被看做是确保俄国自身安全所必需的行动。从彼得一世到叶卡捷琳娜二世,一直到尼古拉二世,沙皇俄国的地缘战略目标主要是:通过联盟来掌控边缘地带,以向南部、西部扩张寻求暖洋出海口为手段,实现对整个欧亚大陆的控制。十月革命后,苏联地缘战略空间一度收缩,面对严峻的形势,苏联被迫提出了“空间换时间”战略。经过二战后的短暂恢复,苏联很快确定了把美国势力逐出欧亚大陆,在实现对欧亚大陆掌控的基础上,与美国进行全球争夺的地缘战略。
在总结俄罗斯历史时,俄罗斯地缘政治学者阿尔巴托夫指出:“俄—苏帝国在许多方面不同于19世纪的欧洲帝国。欧洲帝国是典型的经济帝国,而俄—苏帝国是军事政治帝国。俄罗斯大国地位是建立在不可分割的四大支柱上,国家控制用于保障巨大军事威力的集中经济,旨在控制这种经济和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依托的严格等级极权政体和救世主思想,建立帝国及无止境的领土和政治扩张,对抗以及为对抗体制找理由。” [2]
(二)冷战后地缘政治因素对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
苏联解体后,两极格局终结,美国成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而俄罗斯在世界上的影响力逐步下降。苏联解体使得俄罗斯陷入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之中,俄罗斯处于两难境地,这使得地缘战略思想在俄罗斯再度复兴。俄罗斯国家周边环境严重恶化,失去西线和南线战略屏障,对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构成了现实的挑战。同时俄罗斯国内经济、政治、军事处于转轨时期,各国内部及国家之间因领土、民族、宗教等问题引发的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对俄造成潜在的或现实的外部威胁,直接或间接影响着俄罗斯国家的安全和稳定。同时北约积极东扩,将东欧地区逐步纳入北约战略防御空间。这一系列内部和外部威胁使得俄罗斯地缘战略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影响逐步加强。
从横跨欧亚大陆的独特地理位置出发,冷战结束以来俄罗斯形成了很多具有欧亚主义倾向的地缘政治思想流派。这些地缘政治思想体现了欧亚主义关于俄罗斯文明独特性和地缘政治正面临挑战的典型特征,主张俄周边国家和国内民族及种族的融合、边界稳定、对西方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欧亚主义地缘政治思想对俄国家安全战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俄罗斯的潜在势力,尤其是雄踞欧亚大陆的特殊地缘政治优势,使得俄把构建一个有利于自身长远利益的周边地缘政治结构作为一个特定国家安全战略目标加以追求和完善。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地缘战略环境大大恶化,这不可避免地促使地缘政治安全思想在俄罗斯再度复兴。在地缘战略思想的指导下,独联体国家在俄联邦国家安全战略中占据着独特的位置。俄罗斯把在地缘政治、经济、安全、文化、历史传统与俄有着密不可分联系的独联体视为稳定周边、抗衡北约东扩、重新树立世界大国地位的重要依托,把推动独联体范围内的全面合作和一体化进程作为俄对外政策的优先任务,把建立稳定的独立国家联合组织、使其在经济和政治上实现一体化,并且有能力在国际社会中占据应有的地位作为俄对独联体国家安全政策的战略目标。俄把自己与近邻国家之间的边界称为“内部边界”,其特点是不设防,并在海关、居民出入境等方面执行较宽松的制度,而把近邻国家与近邻以外的国家间边界称为“外部边界”,由俄罗斯与近邻国家共同防御。“外部边界”实际上就是俄罗斯的战略边界,因此,实施集体防御是确保俄罗斯大国地位的战略选择[3]。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地缘战略环境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面临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冷战后新的历史时期俄联邦国家安全战略目标是,对内复兴俄罗斯,巩固俄罗斯的国家制度,维护现有的地缘政治疆界和领 土的完整,保证公民和社会的安全与发展,对外创造有利于俄罗斯国内发展的外部条件,确立俄罗斯在多极化世界中的主要力量中心之一的地位。
1997年《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构想》的颁布标志着俄罗斯欧亚大国安全战略的最终确立。鉴于亚太地区在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中的重要作用,俄罗斯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合作,借此发展和稳定远东,确立俄在亚太地区的地位,维护亚太地区战略平衡。
身处欧亚大陆的地理位置使得俄罗斯拥有成功运用东西方平衡、突出俄罗斯地缘上欧亚中心位置的优势的可能性,但在借助自身实力的同时,集体安全和地区稳定也是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中的重要内容。冷战结束后,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取代世界战争成为国际社会不稳定的根源,俄罗斯主张在扩大经济、军事、科学技术合作的基础上建立未来的集体安全体系,以全面的集体安全为核心构筑地区和国际安全机制。
三、地缘政治因素对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启示
地缘政治因素既是理论因素又是现实因素,它本身具有双重属性。杰弗里·帕克在《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未来》中认为地缘政治因素是从空间或地理的视角所作的国际关系研究。地缘政治的本质就是政治行为体通过对地理环境的控制和利用来实现以权力、利益、安全为核心的特定权利,并借助地理环境展开相互竞争与协作的过程及其形成的空间关系。
国家的地理位置制约着其政治行为,或者说,地理位置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家对外政策的方向。在地理状态上,中国的海陆邻国众多,其历史一直为地理因素所支配,因此中国在对外战略中运作的精力应放在亚太及周边地区。地缘政治的存在有着明显的边际效应,近邻国家比相距较远的国家对本国的影响力会大得多。因此,对周边国家和本地区的关注是地缘政治的必然要求和自然机理,从战略全局来看,亚太及周边地区潜在的危机可能成为中国安全的直接威胁。
亚太地区是中国对外战略必须首先予以考虑的区域大环境。立足亚太是指作为亚太国家的一员,中国的国家利益主要集中在亚太地区,中国的对外战略决策和实践主要领域范围也是亚太地区。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应以亚太地区为核心,应通过对外战略活动促进亚太地区的稳定与繁荣,把自身的安全与亚太地区的稳定有机地结合起来。
亚太和周边地区的稳定是中国作为亚太大国所必然拥有的地缘政治战略。在客观层面,中国面临的亚太和周边态势的基本情况是,潜伏着诸多不安定因素且缺乏相应的安全机制。在这种情况下,亚太和周边的动荡将会直接影响到中国国内社会政治的稳定和经济发展。从这个角度说,中国立足亚太和稳定周边的对外战略的优先考虑,就是进一步在亚太地区积极筹谋各种双边或多边安全机制,推动亚太地区整体局势的稳定。
随着冷战后国际关系中经济因素作用的上升,地缘经济考虑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凸显出来。地缘经济是指国家间、地区间或民族间从地理位置出发的联合、经济对立、设置壁垒等。冷战结束后,各国都把发展经济置于首要地位,从而提高了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度并以此改善国家间政治和安全关系。在亚太及中国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的新兴局面使各种层级的地缘及国际活动异常活跃。中国在亚太与周边地区开展的互惠性双边或多边地缘经济活动将会极大地推动和提升中国的对外战略能力。
参考文献:
[1]亨利·赫坦巴哈,等俄罗斯帝国主义:从伊凡大帝到革命前[M].上海:三联书店,1978: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