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11 06:27:1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民族文学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各民族有各民族之文化，不同民族文化间在保持其相对独立性的同时亦具有相对开放性，呈现出一种“多元文化格局”与“一体化格局”相互交织，不断生长的态势。可以说，正是这种兼容并包的文化格局决定民族文化在保持本民族文化特点的前提下不是孤立自足，只是交流互通的程度因地制宜有所不同罢了。一般说来，在中华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结构下，聚居程度越高，“本民族文化色彩较浓”，“交错区越大，杂居程度越高”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互渗互通概率也就越高，距离主体民族地区越近，所受主体民族文化或主体民族文化受其他民族文化之影响越大。民族文化之间相对独立与相互交流的特点启示我们，在民族地区高校民族班古代文学授课过程中，为便于民族学生理解与接受，不妨采用比较文学的视角，立足于两种不同文化的共性，正如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为了要解释一种作者所不了解的外来的文化现象，必须借助自己文化固有的事物，把两个本来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附会在一起，用后者来解释前者，以保证其读者能心领神会”，从而实现对话与沟通的目的。作为旁证，世界文学与民族文学关系还告诉我们，“民族的”即是“世界的”，“世界的”也是“民族的”，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如此紧密恰恰在于，面对相同的问题，相同或相近的生存环境等，有着大致相近的心理与情感，故也有着大致相同或相近的思考与追问，从而使文学表现出大致相同或相近的主题，或亦如鲁迅所说:“尝闻天竺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国艺文，往往蒙受其影响。”(《集外集》、《〈痴华鬘〉题记》)世界文学与民族文学之间如此，中华民族大家庭之间的各民族文学更是如此。比如诞生在东汉末期素有文学史第一长诗之称的《孔雀东南飞》，其所叙刘兰芝与焦仲卿爱情悲剧故事在民族文学中即不乏类似者，如哈萨克叙事长诗《恩里克美人与克别克情郎》，学者考证，二者颇相仿佛，并进而指出，“这两部长诗，有着相近的社会背景，它们在故事情节和主题思想上有着共同追求，各自有着特殊的文学价值。”更“值得注意的是，‘五四’运动之后，《孔雀东南飞》首次以戏剧的形式亮相于舞台。而《恩里克美人与克别克情郎》叙事长诗在1917年作为哈萨克作家穆赫塔尔•阿吾兹耶夫的戏剧代表作也走上舞台，成为哈萨克戏剧史上的开山之作。”由此可见，即便民族学生不一定读懂《孔雀东南飞》，但若能凭借后者找到二者之间相互对应的关系，消除文化差异所带来的理解障碍，也就不难引发民族学生的深入思考。又如中国上古神话，同样可以借助“自己文化固有的事物”，由此及彼达到理解与接受的目的，比如创世神话，著名者如《太平御览》卷二引徐整《三五历纪》“开天地”，《淮南子•览冥训》“女娲补天”、“造人”等故事。无独有偶，类似故事不仅见于西方神话，事实上，中华民族内部也并不鲜见，如鄂温克族，据汪立珍《鄂温克族神话研究》一书记载:“鄂温克族的祖先被雷击成三段，上半身上了天，变成了白发巡天神(即神仙)，中身留在地上，当了普洒水神(即人类生灵)，下身变成了九柱地神(即恶灵鬼魂)。”与开天故事如出一辙;关于人类起源，鄂温克神话则云:“很久以前，天神用地面上的泥土，捏成一个一个人和生灵万物的模样，从此，世间才有了人类和万物。”整则故事几乎就是女娲抟黄土造人的翻版。至于由民族文化交流所引发的民族文学之间的影响更是不胜枚举，比如《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东周列国志》、《红楼梦》等古典名著，大多都有诸如维吾尔文、哈萨克文、蒙古文、锡伯文等多种民族语言版本。影响之下，甚至较为著名但成就一般的作品也不乏民族文学改编，如广泛流传于广西三江、湖南通道侗族地区的叙事琵琶歌《白玉霜》，其内容即取材于清代英雄传奇小说《粉妆楼》第十五回至第十九回、第三十四回至第三十七回、第四十三回至第四十六回、第五十九回至第六十五回以及第七十八回至第八十回等相关回目。民族班特定的民族构成注定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不是单纯的“传道授业解惑”，其背后特定的文化背景使得每一次教学都是一次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沟通。某种程度上，文化上的默契即预示着古代文学教学的成功，所以，当我们走进教室，走向课堂，面对着渴求知识的民族班不同民族学生，作为教师，心理上应当作好“联类不穷”(《文心雕龙•物色》)，触类旁通，寻找文化沟通津梁的心理准备，只有如此，才能引起民族学生的共鸣，进入教师所营造的教学环境，顺利实现教学预设的教学效果。
二、立足实际，由易而难，调整必要的章节适应民族学生的理解与接受能力
中国文学演进经历了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随着语言文字的发展，中国文学由简趋繁，对于某一文体乃至整个文学状况而言，时间越近文学创作也就愈显成熟。但是，作为接受者，中国文学演进时间与接受者理解与接受的难易程度休戚相关，大体上讲，文学创作愈加成熟，距离当代时间越近，理解与接受也就相对容易一些。反之，时间越靠前，语言文字相对滞后，文体不分，思想驳杂，接受者理解与接受的程度也就相对困难一些。换言之，接受者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理解与接受与文学发展演进的过程呈“逆推式”。对于长期接受主体民族文化、中原文化的学生来说，一方面由于不存在文化差异故虽有一定难度，但通过教师指导、广泛阅读等渠道不难解决;另一方面，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在当下教育体制下并不孤立，除此，还有许多其他相应的配套课程与之呼应，比如高等教育汉语言文学专业，古代文学史之外，相关课程还有中国古文学批评史、古代汉语、中国古代文化概论、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等。也就是说，汉语言文学专业，如以中国古代文学史为轴心，在其周边环绕着诸多与之相关的学科。更何况，早在初、高中阶段，通过较为系统地学习，不少学生业已打下相当坚实的基础。民族地区高校民族班学生则不具备或很难具备如此良好的前期铺垫，虽然目下在一些地方已明确将双语教学作为中小学教育的主要内容，为不同民族文化间交流与沟通提供了保障。事实证明，该举措效果很好，值得全面推广，但与此同时，也还须注意到，当下主体民族语言与古代书面语之间有着语体与文言之分，学习普通话，可以用汉语交流并不一定意味着对以汉语为载体的文学有着多么深刻的了解，更不用说以文言为载体书写的古代文学作品了。这就要求我们，民族地区高校民族班古代文学教学不应按部就班，一如汉族班学生那样，按照教材设置，以时代为序，从先秦文学一直讲到近代。根据笔者多年在民族班教学经验，这种整齐划一，不加区分的教学思路，最终带来的结果则是:由于先秦文学，一则时代久远，文化背景相对生疏，加之如前所述，文学作品如《尚书》“佶屈聱牙”，古奥艰涩，对于民族学生来说，实在不易理解，更谈不上接受了;二则，由于不易理解，很难接受，长此以往，也就逐渐失去兴趣，进而形成一种误解，以为时间越近，随着文学创作的日益成熟，篇幅的增长，难度也就越大，从而形成一种畏惧心理，导致厌学情绪与日俱增，半途而废，或对课堂教学厌倦等不良现象大大增多。在这样一种接受情绪的支配下，古代文学教学很难进行下去。因此，基于民族学生理解与接受实际，必须打破常规，遵照人类学习与接受规律，根据古代文学难易程度制定教学计划，组织教学。以时代而言，应当以明清为首，依此类推，以先秦文学为终结;从文体难易程度看，应当突破时代，以通俗文学开篇，注重对小说戏曲的讲解，依次则是较为浅显的叙事散文(包括历史散文)、说理散文、抒情散文、叙事诗、抒情诗、最后是骚与赋等。众所周知，“兴趣与爱好是最好的老师。”而兴趣与爱好往往是以理解与接受为基础的，循此规律组织古代文学教学，其结果与常规正好相反，由于容易理解，故亦易于吸引民族班学生，由易而难，完全可以经过长期的教学与有序的训练提高民族学生对古文的阅读与理解能力，为进一步学习打下基础，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阅读与理解过程中，由于诸多障碍的不断克服，能力的逐步提高，反过来也促使其更有信心坚持下去。退而言之，由于古代文学难度大多集中于先秦两汉，即便后期出现厌学情绪，也因所授课程已过大半，不至于有太大损失，倘若教师教学方法得当，加之其他辅助手段的应用，也不是没有将教学顺利进行下去的可能。权衡利弊，其效果远甚于前者。所以，我们认为，民族地区高校民族班古代文学教学不能拘于一格，能否突破常规，大胆进行课堂设计将直接关系到整个教学环节的成功与否。
三、充分利用当代媒介手段，将书面知识与直观呈现结合起来，深化民族学生对古代文学知识的感知能力
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中国教育也进入到一个现代而多元化时代，所谓教育手段、教育理念也已超越传统意义所涵盖的范畴，不再局限于简单地教与学等低级层面，还应当包括由科技带来的物质层面，以及由物质层面所引发的技术、技法等更高层面的革新。近几年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凡对中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现代教育装备的介入大大改变了传统教育的面貌，教育教学如虎添翼，焕然一新。民族地区由于诸多原因在教学现代化方面可能有些滞后，但随着国家政策的倾斜与支持力度的增加，以多媒体为核心的现代化教学平台也已基本形成。“好风凭借力，扶其(按，原作“送我”，今化用)上青云。”(《红楼梦》第七十回)民族班古代文学教学，除通过上述两种手段或途径提高民族学生理解与接受能力外，还可以借助教育现代化带来的“好风”，通过多媒体等搭建的教学平台，“将抽象的授课内容形象化，通过视频、音频等多种教学手段传达教学信息，全方位的刺激学生的感知器官、听觉、视觉”，在生动有趣的教学环境中“加深学生的记忆，增加学生的兴趣”，从而达到可以理解及至接受的目的。具体操作如下:
其一，涉及作家生平时，不妨遴选一些相关的影视资料。
如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只须实名输入，依靠当代强大的网络资源，其生平视频资料不难获得。当然，囿于课堂时间、民族学生的理解与接受程度，资料的选择应适可而止，不宜太长，太深，应以将司马迁生平故事化、情节化的短片为佳，至如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王立群讲《史记》所涉资料，某种程度上可能适合汉族及接受主体民族文化较深的民族学生，对一般民族学生来说，则因穿插文献较多恐就不易理解。其他作家生平亦然。
其二，古代文学作品部分，诚如上述，同样可以“效仿”。
比如诗歌，由于中国古代诗词重在抒情，言意立象，“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之于民族学生，其难度不言而喻。百集大型电视片《中华古诗词》所选古代诗词基本涵盖了中华诗词的典范之作，所摄风景、人物与诗词内容浑然一体，诗(词)画相映，不仅给人以美的享受，而且于享受之中可以切身体会到诗词的内在意蕴。又如《诗经》，由于集中诗歌大都可以合乐歌唱，故其中不少诗篇重被谱曲，再布人口，比如《周南》开篇《关雎》即曾作为主题曲出现在电视连续剧《战国》之首，慷慨激昂，深情浑厚，与荡气回肠的历史画面相结合，令人动容，颇具感染力。他如“三十六计”与《孙子兵法》;“楚汉之争”与《史记》故事等等，都可以找到相应的视频资料。如能适当适时与民族班古代文学教学结合起来，即便文化有所不同，对古代文学语言比较生疏，相信借助生动的画面、愉悦的吟诵也能产生比较直观的印象，化难为易，进而破解文学密码，由抽象转为形象。
其三，结合具体作品可以适时适当引入一些具有民族风情、地域色彩的景物、习俗等图片或影像。
中国古代自上古时期始，以黄河、长江流域为中心的中原文明与西域文明之间的交流从未中断，历代官修史书皆有记载。因此，作为文化的产物，文学不可避免地也就具有了一定的民族色彩或其背后多少“烙有”民族文化交流的“底片”。比如汉代文学《悲愁歌》，又名《黄鹄歌》，据说即出自远嫁乌孙的细君公主之手，中有句云:“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颇具西域风情，教学过程中，完全可以插入哈萨克毡房以及民族饮食图像。又如北朝民歌《敕勒川》，该诗原本出自敕勒人之手，用鲜卑语写成，后来虽被译成汉文，但其中所写景物、生活却带有鲜明的民族色彩、民族痕迹，如“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等游牧生活在中原地区是绝对看不到的，这样的生活方式以及景物迄今见之于北方一些民族地区，课堂教学同样可以大胆利用。这种将文学作品与民族风情、地域色彩较为浓厚的直观资料结合起来的教学方式，不仅使学生于教学过程中便于理解，而且，尤为难得的是，这一方式还可因取材于周边而为其熟悉从而给人以亲切之感，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激发理解与接受的欲望。
四、结语
关键词：游牧文化；乌桓；鲜卑；研究索引
中图分类号：K2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8-0273-03
一、论著类（含博士、硕士毕业论文）
成永娜，《乌桓民族关系探析》，烟台大学硕士生论文，2009年。
郭鹏，《十六国时期慕容燕集团文化述论》，西北师大硕士毕业论文，2009年。
闵海霞，《匈奴发展史研究》，兰州大学博士生论文，2010年。
吴松岩，《早期鲜卑墓葬研究》，吉林大学博士生论文，2010年。
蒋东明，《慕容鲜卑兴衰原因探析》，内蒙古大学硕士生论文，2012年。
李莎，《论乌桓、鲜卑的南迁及其对汉匈关系的影响》，渤海大学硕士生论文，2012年。
陶丽根，《拓跋鲜卑早期史地综考》，内蒙古大学硕士生论文，2013年。
郝燕妮，《慕容鲜卑对“中国”认同问题研究》，吉林大学硕士生论文，2013年。
刘洋，《东汉王朝东北地区治理政策研究――以东汉王朝与鲜卑的关系为重心》，广西师范大学硕士生论文，2013年。
梁云，《拓跋鲜卑早期历史若干问题研究》，内蒙古大学博士生论文，2013年。
周刘备，《唐代诗人眼中的汉代边疆问题》，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生论文，2014年。
李洪波，《两汉时期的马政与边疆安全》，东北师范大学硕士生论文，2014年。
李焕清，《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名号与崇山习俗考论》，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生论文，2014年。
李路《汉代东北边疆民族文化与汉文化交流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生论文2014年6月
张婷婷，《鲜卑族民间美术造型》，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生论文，2014年。
高建国，《鲜卑族裔府州折氏研究》，内蒙古大学博士生论文，2014年。
二、论文类
理论研究综述
傅新民，《融合、消亡、新生――北魏拓跋鲜卑文化改革沉思》，《网络财富》2009年01期。
闫祥云、马成军，《拓跋鲜卑史学自觉与北朝史学编纂》，《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02期。
姚胜，《甘英出使大秦原因考》，《塔里木大学学报》2009年03期。
李焕清、王彦辉，《匈奴“瓯脱”考辩》，《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04期。
王平、陈文，《简述东汉前期对北匈奴的政策》，《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04期。
薛海波，《试论汉魏之际东北各民族的政治发展形态――以部落酋豪为中心》，《东北史地》2009年08期。
闵海霞、崔明德，《试析南匈奴未能实现统一的原因》，《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10期。
李治亭，《论边疆问题与历代王朝的盛衰》，《东北史地》2009年11期。
陈得芝，《秦汉时期的北疆》，《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2009年12期。
焦应达，《古代北方民族法律起源探析》，《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05期。
程尼娜，《汉代东北亚封贡体制初探》，《学习与探索》2010年05期。
梁云，《内蒙古地区鲜卑历史的研究意义》，《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10年06期。
秦树才、梁初阳，《〈后汉书〉中国民族史史料概说》，《西南古籍研究》2011年06期。
杨春奋，《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男子发式微探》，《鸡西大学学报》2011年07期。
梁云，《早期拓跋鲜卑研究回顾》，《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01期。
王冉，《论早期鲜卑和东胡的渊源》，《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2年02期。
付开镜，《魏晋南北朝鲜卑民族性观念的儒家化》，《史林》2012年06期。
周丽莎，《魏晋时期鲜卑之崛起及其被打压》，《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12年12期。
尹波涛，《略论马长寿先生的北魏史研究――以〈乌桓与鲜卑〉为中心》，《西北民族论丛》2013年08期。
李晓标，《区域旅游开发中的文脉分析研究――以拓跋鲜卑民族文化园为例》，《现代营销（学苑版）》2013年10期。
李昆、李建凤，《知网所见鲜卑族族源研究综述》，《青春岁月》2014年01期。
高然，《民族历程与慕容改姓》，《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4年07期。
戴光宇，《试论鲜卑语、契丹语和满语的关系》，《满语研究》2014年12期。
赵红梅，《汉代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比较研究――以度辽将军、护羌校尉、使匈奴中郎将为中心》，《黑龙江社会科学》2014年09期。
起源与发展史
李海叶，《北魏时期的慕容与鲜卑》，《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03期。
黄河，《3-4世纪昌黎鲜卑胡姓群体初探》，《东北史地》2010年01期。
赵学政，《诗歌（词）中的北疆游牧史考――以匈奴、鲜卑为例》，《前沿》2010年01期。
殷宪，《拓跋代与平城》，《学习与探索》2010年03期。
李书吉，《拓跋魏代北史实拾遗》，《学习与探索》2010年05期。
曹永年，《关于拓跋鲜卑的发祥地问题――与李志敏先生商榷》，《中国史研究》2010年08期。
潘玲，《西汉时期乌桓历史辨析》，《史学集刊》2011年01期。
刘军，《论鲜卑拓跋氏族群结构的演变》，《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1年01期。
赵红梅，《慕容鲜卑早期历史谈论――关于慕容氏的起源及其对华夏文化的认同问题》，《学习与探索》2011年05期。
梁云，《拓跋鲜卑西迁大泽、匈奴故地原因探析》，《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1年07期。
杨军，《乌桓山与鲜卑山新考》，《欧亚学刊（国际版）》2011年10期。
倪瑞安，《拓跋南迁匈奴故地研究述评》，《东北史地》2012年01期。
穆臣，《慕容鲜卑民族共同体形成考论》，《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07期。
温玉成，《论拓跋部源自索离》，《新疆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11期。
丁柏峰，《简论吐谷浑西迁之后与慕容鲜卑的历史分野》，《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01期。
崔向东，《论慕容在慕容鲜卑崛起中的作用》，《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02期。
王鹏，《鲜卑人觊觎中原慕容世家的“皇帝梦”》，《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02期。
刘宗铭，《简述鲜卑族的起源及发展演变史》，《学理论》2013年03期。
王天蛟，《嫩江流域是鲜卑入主中原的必由之路》，《理论观察》2013年04期。
魏俊杰，《论鲜卑段部的源流和兴衰》，《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06期。
高然，《慕容鲜卑早期历史考论》，《地方文化研究》2014年08期。
文化、社会生活与习俗
高恒天、赵金国，《秦汉时代鲜卑族的道德生活及影响》，《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02期。
徐海晶，《从北朝上层女子看鲜卑族的贞洁观》，《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04期。
孙险峰，《北魏鲜卑人的宇宙观――从鲜卑人的祭天礼制看宇宙观的变迁》，《自然辩证法研究》2010年11期。
庄鸿雁，《鲜卑萨满文化三论》，《学术交流》2012年09期。
王永平，《北魏后期迁洛鲜卑皇族集团之雅化――以其学术文化积累的提升为中心》，《河北学刊》2012年11期。
陈鹏，《拓跋鲜卑七分国人时间异说形成考》，《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12年12期。
吕净植，《鲜卑非瑞兽辨》，《北方文物》2013年02期。
艾荫范，《尾音节为“隗”的古鲜卑人名音读和意涵初判》，《北方文物》2013年04期。
王春红，《北魏鲜卑八姓之嵇、奚辨》，《许昌学院学报》2014年04期。
赵和平，《于阗尉迟氏源出鲜卑考――中古尉迟氏研究之二》，《敦煌研究》2014年06期。
肖永明，《青海魏晋十六国墓葬的鲜卑文化因素》，《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05期。
曾顺岗、张宏斌，《鲜卑政治、文化背景下的儒士命运――对北魏崔浩被诛的深层解读》，《天府新论》2014年05期。
孙楠，《鲜卑族口传文学的史料价值》，《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09期。
陆刚，《东汉鲜卑立体造型艺术发展脉络研究》，《雕塑》2014年09期。
宋丙玲，《从文本和考古材料探析早期鲜卑服饰反映的汉人意象》，《中国美术研究》2014年09期。
陆刚，《鲜卑立体造型艺术作品构成形式解析》，《美术教育研究》2014年10期。
政治、制度与军事
薛宗正，《关于慕容氏集成制度的探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03期。
李俊方、魏舶，《汉晋护乌桓校尉职官性质演变探析》，《北方文物》2009年11期。
李大龙，《简论曹魏王朝的鲜卑政策――以王雄刺杀轲比能为中心》，《黑龙江民族丛刊》2010年10期。
李瑾明，《游牧社会领导者的作用考――以鲜卑君主的地位为中心》，《宋史研究论丛》2010年12期。
金洪培，《淝水之战与慕容垂复燕》，《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04期。
林永强，《汉朝针对降附乌桓的军政管理措施考论》，《黑龙江民族丛刊》2012年04期。
曹晋，《克里孟古城：檀石槐鲜卑军事大联盟的指挥中心》，《集宁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06期。
毋有江，《拓跋鲜卑政治发展的地理空间》，《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12年12期。
赵红梅，《鲜卑朝贡制度构建的历史轨迹――1―4世纪鲜卑朝贡中原王朝特征述略》，《学习与探索》2014年04期。
程尼娜，《汉魏晋时期东部鲜卑朝贡制度研究》，《学习与探索》2014年04期。
民族交往与融合
王华权，《汉语亲属称谓前缀“阿”成因再探――兼说鲜卑等北方少数民族语对中古汉语的影响》，《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04期。
崔明德、成永娜，《乌桓调整与周边民族关系的原因及其影响》，《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07期。
周惠泉，《宇文虚中新探》，《文学评论》2009年09期。
孙玉景，《古代浑河地区民族族系嬗变及其文化特征》，《民族论坛》2010年03期。
汪锡鹏，《由太和五铢到北周三品――从钱币上看北朝鲜卑统治者的汉化进程》，《中国城市金融》2010年03期。
羊瑜，《从六镇鲜卑看拓跋鲜卑的汉化过程》，《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06期。
赵秀文、金锋、包福存，《鲜卑族汉化与诺曼底贵族盎格鲁化比较》，《牡丹江大学学报》2010年08期。
庄金秋，《略论段部鲜卑与两晋的关系》，《东北史地》2010年09期。
束霞平，《刍议鲜卑族服饰对南北朝戎服的影响》，《丝绸》2010年10期。
沈波，《对鲜卑族种属的多角度探析》，《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11期。
金洪培，《叛服不常――略论慕容鲜卑与西晋的关系》，《黑龙江民族丛刊》2010年12期。
高然，《鲜卑豆卢氏世系补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12期。
赵红梅，《乌桓朝贡东汉王朝探微》，《社会科学辑刊》2011年11期。
胡玉春，《铁弗匈奴与拓跋鲜卑关系考略》，《黑龙江史志》2012年01期。
王荔，《慕容鲜卑汉化过程浅析》，《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2年03期。
李春梅，《匈奴与乌桓的关系考述》，《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2年03期。
李莎，《论两汉时期乌桓、鲜卑南迁的原因及对汉匈奴关系的影响》，《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05期。
管芙蓉，《鲜卑族入主中原的意义》，《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06期。
潘慧，《浅析拓跋鲜卑和中原文化的融合与冲突》，《丝绸之路》2012年08期。
赵红梅，《政治中心的移徙与民族文化的交融――慕容鲜卑传统教育渊源解析》，《学习与探索》2013年02期。
孙泓，《慕容鲜卑迁入朝鲜半岛及其影响》，《朝鲜、韩国历史研究》2013年03期。
郑亮，《试论东汉与鲜卑的和战关系》，《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3年09期。
刘彦坤，《浅析鲜卑文化在南北朝时期对民族大融合推动作用》，《商》2014年04期。
孙颢，《高句丽与慕容鲜卑关系解读――以陶器为视角》，《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06期。
崔向东，《乌桓、鲜卑南迁西进与北方民族关系演变》，《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4年07期。
杨懿，《华裔理殊：永嘉之乱前的慕容鲜卑及其改革动因》，《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07期。
苗霖霖，《党项鲜卑关系再探讨》，《黑龙江民族丛刊》2014年08期。
考古研究
吴松岩，《早期鲜卑考古学主要发现与研究述评》，《东北史地》2009年01期。
韦正，《鲜卑墓葬研究》，《考古学报》2009年07期。
倪瑞安，《拓跋―北魏墓葬研究的学科背景与核心问题》，《内蒙古文物考古》2010年01期。
吉平、刘海文、马婧，《内蒙古南宝力皋吐鲜卑墓地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0年06期。
陈孔坛，《“北周三品”钱币是鲜卑宇文部汉化的物证》，《东方收藏》2010年11期。
李怀顺，《河西魏晋墓壁画少数民族形象初探》，《华夏考古》2010年12期。
潘玲，《东汉至魏晋早期鲜卑墓葬的特征与演变分析―以性别和年龄差异为例》，《草原文物》2012年03期。
范恩实，《论西岔沟古墓群的族属――兼及乌桓、鲜卑考古文化的探索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04期。
吴荭、王策毛、瑞林，《河西墓葬中的鲜卑因素》，《考古与文物》2012年04期。
潘玲，《长城地带早期鲜卑遗存文化因素来源分析》，《边疆考古研究》2012年08期。
吴松岩，《拓跋鲜卑一种特殊的合葬类型―二次叠葬墓》，《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2年09期。
谢洪波，《北朝镇墓兽造型与鲜卑族汉化的关系解析》，《贵州民族研究》2013年04期。
林林、冯雷、郭松雪，《慕容鲜卑早期落脚点“棘城之北”考》，《草原文物》2013年09期。
范兆飞，《北魏鲜卑丧葬习俗考论》，《学术月刊》2013年09期。
张景明，《鲜卑金银器与草原丝绸之路》，《边疆考古研究》2013年12期。
［摘要］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为信息源，统计了广西各高校图书馆发表的论文3 197篇，确定≥5被引频次的高被引论文
>> 职业技术教育核心期刊高被引论文统计与分析 我国高等教育核心期刊高被引论文统计与分析 中国法学核心期刊高被引论文统计与分析 新世纪10年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高被引论文述要 2007―2016年北华大学高等教育领域发表高被引论文的统计分析 公共图书馆公益讲座研究论文统计与分析 图书馆利用统计与分析 广西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现状网上调查与分析 广西高校图书馆特色资源建设调查与分析 广西高校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资源整合研究 高校图书馆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论文计量分析 基于调查统计的广西公共图书馆从业人员现状分析与研究 图书馆信息能力研究引论 基于数据统计的高校图书馆零借阅率分析与启示 编辑学高被引论文陕西作者群载文情况分析 基于民族声乐的高被引论文学术影响力分析 基于网络计量学的《电化教育研究》高被引论文分析 档案学高被引论文引用情感类型分析 《中华急诊医学杂志》2001―2012年高被引论文分析 1993―2014年《应用生态学报》十大高被引论文分析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检索项为“作者单位”，以广西各高校图书馆名称作为检索词，包括21所本科院校、40所高职高专、8所独立院校、4所分校办学点。为了使统计数据更加准确全面，各高校图书馆的检索数据包括其更名前的数据，如：广西民族大学图书馆的数据包括广西民族学院图书馆的检索数据，玉林师院图书馆的数据包括玉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玉林师专图书馆的统计数据等。另外，两名以上不同广西高校图书馆从业人员合作完成的论文只统计1次，算在第一作者单位。论文检索时间为2012年7月12―14日。
（2）高被引论文的确定。本文借鉴确定核心作者的方法，运用普赖斯定律（N =0.749×nmax）确定高被引论文。公式中，N为高被引论文被引频次的最小值，nmax为被引频次最高论文的被引频次［3］。被引频次最高的论文为广西民族学院图书馆（现为广西民族大学图书馆）龚月新的《论高校图书馆的和谐管理》，被引48次，即nmax=48，那么N=5.189≈5。因此，确定被引频次≥5的论文为高被引论文。
（3）统计指标选择。本文选用的统计分析指标主要包括高被引论文的期刊分布、年代分布、作者分布、机构分布和主题分布等。
（4 ）统计方法。检索的论文按被引频次由高到低降序排列，每页显示50条，逐页复制到Excel工作表，用Excel 2003进行数据计算与分析。
【摘 要】本文将从多元文化理论的角度探讨少数民族预科班与大学本部英语教学的文化衔接策略。少数民族预科班与大学本部的学习
>> 论少数民族预科班英语教学模式的针对性 新疆少数民族预科班学生英语听力策略研究 少数民族预科班级文化建设与班主任工作创新 对民族预科班英语教学的几点认识 高职民族预科班人文式英语教学模式的探索 高校少数民族预科班学生的教育管理工作管窥 略谈少数民族预科班主任工作的“六心” 少数民族预科英语教学与本土文化的结合 浅谈职业院校少数民族预科班《flas制作》课程校本教材的改革思路 我国部分高校少数民族预科班体育师资状况调查 少数民族预科班计算机基础教育初探 刍议民族预科班的管理 提高大学少数民族预科英语教学水平的思考 有关内地新疆预科班英语教学方法的探讨 少数民族预科大学语文与中学语文衔接教学探索 浅谈少数民族预科英语教学中的评述性思维培养 少数民族预科英语教学中小组合作学习的反思 小组合作学习在少数民族预科英语教学中的实施 移动学习在少数民族预科英语教学中的实践研究 新疆预科班语文教学目标策略初探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2001.
作者简介：
杨鸿雁（1968-），女，湖北松滋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王秀银（1963-），男，湖北荆州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本论文为湖北省教学研究项目“民族预科英语教学与大学英语衔接研究”（201224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本论文也是三峡大学教务处2013年教研项目“用多元智能理论缓解大学英语应试教育的问题”（54）的阶段性成果。
潜移默化的学术训练
我是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1978届的本科生，1983届的古典文学与文献整理专业硕士生。当时我们硕士研究生指导小组以汤炳正和屈守元领衔的6位教授都是国内名师，每届研究生毕业都请北京的王利器先生和南京大学的汴孝教授等著名学者主持答辩，还给我们作专题报告，这对开阔我们的视野和胸襟都很重要。
1986年，我考取了中国社本文由收集整理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首届明清小说专业的博士生，1989年底毕业并去了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我觉得自己在法国能够继续怀有浓厚的兴趣在人文学科的诸多领域深入学习，与我先前在国内的读博与工作经历有着直接的关联，所以想先谈一下这段经历。
我在国内读博期间受到2个重要影响，一是来自我的导师陈毓罴教授，二是来自我的不同专业的博士生同学。
陈毓罴教授20世纪50年代初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既后考取留苏研究生，在莫斯科大学学习4年，师从苏联著名文艺理论权威专家，毕业归国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工作，以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特别是《红楼梦》著称。陈教授在国内外所接受的学术训练使他在研究方面显示出与同行不一样的开阔视野，对我不乏潜移默化的影响。
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组建研究生院，刚开始只招收硕士研究生，1983年开始招收博士生，专业覆盖文史哲、经济学、法学、语言学、民族学等各个领域。记得我就读的1986届所接触的上下3届各学科各领域的博士生导师都是国内各学科的一流学者，可以举出一长串在社会学科领域为人熟知的名字。那时社科院研究生院学生不多，可以一同在食堂饭桌上吃饭，这也正是不同学科的同学交流的最好机会。这种交流使我的视野和关注已不局限于自己的古典小说专业，对社会学科领域的不同专业都有了一些了解和兴趣。
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工作也是一段影响我日后在法国对艺术产生兴趣的重要经历。当时中国艺术研究院位于北京柳荫街恭王府内，是中国艺术门类的最高殿堂，在戏曲、美术、音乐、文艺理论、话剧、电影、曲艺等学科都汇集了各领域的的著名老学者与中青年佼佼者。我在那儿工作的时间虽仅4年（工作关系保留至1997年），但也颇有收获。在工作及与同事的交往中，我受到了艺术学科与文化的濡染和影响，其间，我曾应邀到香港中文大学英文系做访问学者。
负笈海外：
漫长而艰辛的求索之路
1994年初我接受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的邀请去了巴黎，在东方研究小组参与完成1项包括中国古典小说在内的东方研究计划。从北京到巴黎，我经历了一个新的转折。
在巴黎工作期间，我与法国汉学家多有接触，法国丰富的文化艺术也吸引着我，因此工作结束之后我决定留在巴黎继续学点东西。我先是在巴黎第七大学东亚系读东亚文明研究博士生，到第三年时，我决定转而从头学一些中国需要的西方学科，将来归国才能发挥作用。那时正值我丈夫要去法国东部名城斯特拉斯堡工作，因此我也去了斯特拉斯堡继续修读。
斯特拉斯堡第二大学马克·布洛克大学（2008年与该市另2所大学合并为斯特拉斯堡大学）以人文学科驰名，上世纪30年代以来一直是法国历史学与社会学的重镇。进入该大学以后，我先是集中修读了艺术史、社会学、人类学等专业的硕士课程。学习中我的兴趣与目的都集中在对将来归国服务有用的领域，如在艺术史专业中我侧重博物馆学、考古学以及西方现代绘画流派；在社会学专业中，我注重都市社会学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问题，并撰写了学位论文《中国民本思想之根源及其在中国现代社会的影响》，用社会学理论和观点梳理中国从古到今的民本思想传统；人类学专业使我的目光投向了非洲大陆、中南美洲以及太平洋诸岛的原始民族，我注重了解原始艺术、原始宗教与原始民族的社会组织形式。通过对这几门学科硕士课程的修读，我感觉自己一方面学到了西方现代人文学科领域的一些专业知识，同时也对西方社会与西方文化有了真正的接触和更深刻的了解。
进入21世纪，我在法国感觉到世界在飞跃发展，中国也在飞跃。我因此想更进一步从全球范围来探索人类历史以及人类文明的演进历程，同时我也获悉国内一些大学正在开设或准备开设人类学专业，于是，我决定去巴黎第十大学的博士学院修读人类学博士学位。
巴黎第十大学博士学院集中了法国在考古学、民族学和人类学领域的诸多著名学者。我师从人类学教授b.贝桂菊（b.baptandier）夫人，她同时也是汉学家。选博士论文研究专题时，正值法国著名汉学家a.列维（andré lévi）翻译的《聊斋志异》法文版全集出版，《聊斋志异》是在西方国家广受欢迎的中国文言优秀传统小说。
20世纪90年代的法国文学人类学研究兴起，一些古典名著被应用于人类学研究。因此我决定用人类学的视野和观点去尝试对中国文言小说的研究，以《聊斋志异》为突破口。但在论文资料的搜集与撰写中，我深感在专业素养的学术训练中，自已还需要了解更多的人类学理论和观点，因此博士第三年我转学到斯特拉斯堡马克·布洛克大学人类学系d.莫纳尔（d.monoris）教授门下继续做我的博士论文《聊斋志异人类学研究——中国17世纪》。
论文的撰写非常艰苦，d.莫纳尔教授从论点到资料的使用都给予我悉心指导。最后我的论文答辩获得博士论文优秀等级，并于2009年由法国博士文库出版。
感悟中西方人文学科的差异
既后，我又用半年时间在工作之余修读了宗教学课程，我感觉要了解西方文化，根源是西方宗教。
在上述专业的研读与论文写作中，我对中国人文学科和法国人文学科有一些个人感悟。法国的人文学科在欧洲国家具有代表性，法国在大革命前是贵族分封社会，与中国周朝的分封制度类似。但法国的传统社会是政教合一，它的传统文化就是宗教文化。法国在大革命后的200多年间，发展民主共和制度，同时也是科技发展与工业化、都市化时代，这个社会变革是巨大的，对人类生活与心灵的冲击也是巨大的。面对与宗教文化传统相背离的新制度、新时代所出现的新的社会问题需要解决，因此西方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出现了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以及考古学等新型人文学科，每一门学科又有不同的学派，大家都在面对新时代新问题探索寻找解决的办法，所以不同的学科与学派才如此活跃。
要真正认识中国与西方社会的区别，需要抓住西方是宗教文化传统，中国是儒家世俗文化传统这个关键的分野。西方的现代人文学科都是从宗教文化传统面对现代社会发展，直至产生现代化生发出来的。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世俗的儒家文化，以仁治与民本为核心价值，因此能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现代社会变革与现代科技并不产生于中国社会的内部，而是来自西方的影响，现代人文学科也是传自西方。我认为，一个有志于服务祖国的学习人文学科的海外留学生，既要学习如何运用西方现代人文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观照中国的现代社会，同时也要注意中国文化传统自身的特点。
对西方社会的认识不能仅仅停留在书本和都市社会，要真正了解西方国家，还应该了解地域文化与乡村社会。我曾经有2个假期在法国各地乡村漫游，这对于了解法国的区域社会与乡村经济大有好处。因为专业的原因，我在法国比较注意接触和了解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不同政党所代表的社会阶层利益及政党之间的博弈。我感觉不同派别除了所代表的利益阶层不同以外，总体上也都强调公民义务。民主社会除了个人自由、个人权力，公民随时都准备承担对国家的义务。深层的文化是建构民族精神的东西，在法国就是宗教与现代社会的民主制度。今天法国传统的宗教文化与民主并不互相排斥，它们在法国人的生活中相辅相成。
高中语文教学改革、制订新的教学大纲的指导思想是：
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面向全体高中学生；使学生具有适应21世纪社会生活的语文基础知识、基本能力和智力，具有较高的语文素质；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创造能力，发展个性；提高教学质量，为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服务。
据此，应确立如下基本原则：
（一）确立适应21世纪社会生活的语文教育目的任务和教学内容，加强基础知识的教学和基本能力的训练，加强语文应用的实践，发展智力，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创造能力。
（二）在读写听说的语文教学中，进行思想品质教育，使学生热爱祖国的语言文字，热爱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培养学生的高尚的道德情操、爱国主义精神和热爱社会主义的思想感情。
（三）加强语文素质教学，适应多样的需要，发展学生的个性。优化课程结构，必修课保证高中毕业生的基本要求，选修课和活动课适应分流学生的分流要求。
（四）构建现代化、民族化的语文学科高中阶段的教学体系。要吸收现代先进的教学内容和方法，要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继承汉语文教学的优良传统。
（五）与九年义务教育初中语文教学大纲相衔接，力求比较明确体现高中阶段的提高要求。
立足现实，面向21世纪现代化社会，高中语文教学的任务可以作如下规定：
高中阶段的语文教学，要在初中语文教学的基础上，指导学生进一步学好语文知识，进行严格的语言训练，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使他们具有适应实际需要的较强的现代文阅读、写作能力和口语交际能力，具有较强的语感，具有一定的文学鉴赏能力，具有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具有独立自学语文的能力，养成学习和运用语文的良好习惯。在教学过程中，开拓学生的视野，发展学生的智力，激发学生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热爱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感情，培养联系实际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健康高尚的审美观念和一定的审美能力，培养社会主义思想品质和爱国主义精神。
根据高中语文教学的任务，对高中生提出基本要求和分流要求。
基本要求，即各类高中毕业生应达到的共同要求：
养成学习和运用语言文字的良好习惯，热爱祖国的语言文字；具有比较熟练的阅读一般现代实用文的能力、鉴赏文学作品的初步能力和借助工具书阅读浅易文言文的初步能力，具有写作一般现代实用文的能力，具有适应一般交际的听说能力；具有一定的民族文化素质。
分流要求，即不同流向的高中毕业生的导向要求：
A.准备升入文科高等院校的毕业生：在达到基本要求的基础上，具有语言、文学的较高修养，掌握写作实用文的规律和较高的写作能力，具有基本的民族文化素质。
B.准备升入理工科高等院校的毕业生：在达到基本要求的基础上，具有阅读一般科技著作的能力和写作科技小论文的能力。
C.准备就业的毕业生：在达到基本要求的基础上，具有较高的口语交际能力和写作一般职业应用文的能力。
二立足现实，面向21世纪社会
1978年以来，中学语文教学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为当前高中语文教学改革和制订新教学大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前，全国实施的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主要有两个，一个是1992年制订的《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一个是1990年《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修订本），后一个大纲初中、高中的内容合在一起。
1992年初中语文教学大纲是个新大纲。新大纲规定初中语文的教学目的是：
在小学语文教学的基础上，指导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使他们具有基本的阅读、写作、听话、说话的能力，养成学习语文的良好习惯。在教学过程中，开拓学生的视野，发展学生的智力，激发学生热爱祖国语文的情感，培养健康高尚的审美情趣，培养社会主义思想品质和爱国主义精神。
新大纲以上述教学目的为基础，以读写听说、基础知识的教学要求和课文、48项能力训练、20项基础知识的教学内容为框架，来构建初中语文教学体系。这个初中语文教学的新体系分列读、写、听、说的教学要求，分解读、写、听、说的训练点（能力和技能），有科学性和创造性。
然而，新大纲还是一个“试用”大纲，有待修改、完善。例如，加强语文素质教学，发展学生的健康个性；知识分类分点，能力分类分层；教学要求同能力训练、基础知识的教学内容相协调；课程结构同教学目的相配合等，这些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1990年的初中、高中合册的语文教学大纲，是1986年《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的修订本；1986年本又是1978年《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的修订本。而1978年本又是以1963年的《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为蓝本的。这四个大纲之间的关系是继承多于创造，共性强于个性。
1963年教学大纲规定：“中学语文教学的目的，是教学生能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使他们具有现代语文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具有初步阅读文言文的能力。”1978年教学大纲拨乱反正，规定的教育目的同1963年的基本相同，也是提高使用语言文字和三种能力（读、写能力和初步阅读文言文的能力）。1986年教学大纲，增加了听说能力，“发展学生的智力”，高中增加“初步具有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1990年教学大纲修订的原则是“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降低难度、减轻负担”，其中引人注目的是降低写作教学要求，改为：初中“能写简单的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和一般的应用文”，高中“能写一般的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和常用的应用文”；初中文言文教学只提“能顺畅的朗读文言课文，理解基本内容”。此外，1986年和1990年大纲都列出“各年级语文基本能力和基础知识教学要求”与“基本课文篇目”。可见，以上四个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从1963年到1990年）都以听说读写四种能力和相关的部分基础知识为框架，来构建中学语文教学体系。看来，共同存在的问题是：1.中学语文教学的核心任务不突出，2.语文知识和能力的分类分层不清楚，3.语文素质的内容不完整，4.高中和初中的教学内容大量重复，初中、高中的教学要求特别是高中的“提高”要求不具体，5.课程结构不合理。这些问题，制约了中学语文教学质量的提高。
必须看到，现代社会对语文学科提出了新的要求。现代信息社会，要求人们具有语言交际能力，具有语言知识及其运用能力。现代社会开放态势要求快速而又准确的听说读写能力，具有语文的实用能力。现代社会文化交流要求具有民族文化素质，具有文学欣赏的能力，以利于吸收外国优秀文化的营养，发展民族文化。而现代语言学、文学等的发展，又对语文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高中语文教学改革，制订新教学大纲，就要面向21世纪现代化社会，为培养适应21世纪现代化社会的人才服务。
三建立现代化和民族化相结合的语文教学体系
语文不是一般的工具，而是人们交流思想感情、独自思考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也是文化载体，饱含民族文化。
民族的根是民族文化素质，民族文化素质的根是语文素质，所以语文素质理应是“民族的根之根”。
语文学科要构建现代化和民族化相结合的中学语文教学体系，要以“语言知识和能力—听说读写能力—语文素质”为框架，构成既综合而又分析、既自足而又开放的教学体系。中学语文教学体系框架三要素具体内容如下。
（一）语言知识和能力——核心任务自1963年以来的历次中学语文教学大纲，都提出“使学生能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的教学任务，但是地位不突出，知识和能力的系列不完整。
在语文教学中，传授语言知识、培养语言能力，是核心任务，是语文的“牛鼻子”。中学语文教学中的语言教学，一是语言本身的知识和能力教学，包括语音、汉字、语汇、语法、修辞以及相关的语言文化，要精要、好懂、有用。二是在文章、文学等教学中的语言教学。可以专门开设“语言应用”或“语言表达”课，来完成语言教学任务——培养语言能力和科学地认识母语。
（二）听说读写能力——主要任务培养听说读写能力是语文教学的主要任务，也是语文学科实用价值之所在。当然，语言教学也培养听说读写能力，这是一条途径；另一条更重要的途径是通过文章和文学作品教学，来培养听说读写能力。可以专门开设“现代文读写”“文学欣赏”“听说训练”课，来完成语文的主要任务。
（三）语文素质——基础任务语文素质，除了理所当然包括语言、现代文读写、文学欣赏等知识和能力外，这里主要指同语文相关的民族文化素质：民族当代文化的素质，民族文化传统的素质，民族审美情趣的素质，民族精神的素质。语文是民族性最强的学科，不加强民族文化素质教学，语文就失去了文化基础，失去了“民族的根之根”的特性。可以开设“中国文学名著选读”“中国文化名著选读”“中国文化史话”课，来完成语文的基础任务。
中学语文教学体系框架“语言知识和能力—听说读写能力—语文素质”三要素，决定了语文的“一语四文”的教学内容。
语言：要具有适应实际需要的理解和使用语言文字的知识能力，具有较强的语感，具有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强烈感情，对母语有初步的科学认识。
文章：要具有较强的阅读和写作现代文的知识和能力。听话、阅读要准确、快速，说话、写作要通畅、得体。
文言文：要背诵一定数量的诗文的段或篇，掌握一定数量的常用实词、虚词和句式，要具有初步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
文学欣赏：要具有一定的形象思维的知识能力，能够分析、理解艺术形象和语言艺术，具有一定的审美观念和审美能力。
文化修养：要了解和热爱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要了解和热爱中华民族的精神，要了解东西方文化的一般情况。
四课程结构有利于学生分流和发展个性
要优化课程结构，使课程有利于学生发展个性，适应不同流向、不同程度、不同办学模式的学生和学校。
语文学科课程结构如下：
必修课──各类高中毕业生的基本要求
│学科课程┤必选课—文科选先修
│││
语文学科┤选修课──┤理工科生选修
│││
│任选课──┤
││
│就业生选修
│
│校内课外活动课——专题讲座、课外阅读、课外口语
││交际等
活动课程┤
社会实践活动课—社会语文实践调查和服务等
必修课，确保各类高中毕业生的基本要求，确保高中生的基本文化素质。
选修课和活动课确保分流学生的分流要求，发展个性。
必修课、选修课、活动课都分成若干科目，供学生分年级分层次必修和选修。选修课分必选课和任选课。
必修课科目可以开设（各类学生必须学习）：
高一：“语言运用”“文章读写”（写作行为、章法训练）
高二：“文学鉴赏”“文章读写”（实用文体训练）；
高三：“中外文学名著鉴赏”“文章读写”（综合训练）
必选课科目可以开设（文科学生必选二三种）：
“语言表达”“实用语法修辞”“文学评论”“文言文选读”
“中国文学简史”“中外文学名著选读”
任选课可以开设（各类学生任意选学）：
“口语交际”“应用文写作”“文秘初步”“实用美学”
摘要：高校本科毕业论文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总体质量欠佳。造成这一现状的既有毕业生本身的原因，也有社会的原因，更有高校教
>> 高校本科毕业论文质量问题及对策 地方高校本科毕业论文现状及质量提高策略 省属高校本科毕业论文（设计）选题现状及对策分析 基于提高高校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的若干思考 民族地区地方高校本科毕业论文质量提高初探 衡量高校本科毕业论文（设计）质量标准的研究 高校本科毕业论文设计的教学现状与对策研究 高校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教学管理系统的开发及应用 工科院校本科毕业论文存在问题及对策浅析 工科院校本科毕业论文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讨 体育院校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管理的研究 地方院校本科毕业论文质量问题探讨 提高农业类院校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的探讨 提高应用型高校工科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的思考 本科毕业论文的现状分析及对策 刍议如何提高本科毕业论文的质量 如何提高本科毕业论文质量 浅议如何提高本科毕业论文质量 如何提高园艺本科毕业论文质量 提高本科毕业论文（设计）质量的思考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4][5][10]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6]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EB/OL].（2004-07-13）.[2013-04-08].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9]历年考研报考人数与录取人数统计[EB/OL].（2012-05-27）.[2013-04-15].中国教育在线考研频道.http：///kaoyan_news_3989/20090111/t20090111_354041.shtml.
作者简介：王琪（1963-），男，文学硕士，四川内江人，内江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和英语教学。
（1）流行音乐。流行音乐有多种定义。威廉斯认为流行音乐“1）意味着为多数人所喜闻乐见的。2）处在高级文化与通俗文化的比较之中。3）用于描述一种人们自身自定的文化。4）意味着大众媒介通过商业利益对人们的强力”。《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认为流行音乐的形式在于“通俗易懂、轻松活泼、易于流传、拥有广大听众”，“有别于严肃音乐、古典音乐和传统的民间音乐”。综合以上界定，我们认为流行音乐，专指那些在我们当今生活中广泛流传、内容通俗、贴近生活，主要为青年人所喜欢，且伴有较强商业目的的音乐作品。（2）具有古典美的流行音乐歌词。具有古典美的流行音乐歌词指的是吸收、借鉴和利用了古典文学、古典文化元素，具有意境美、语言美特点，高雅含蓄的流行音乐歌词。
2新时期具有古典美的流行音乐歌词
（1）具有古典美的流行音乐歌词的产生与发展。古典美歌词是伴随着流行歌曲的发展而不断完善的，经过了长期的积累和沉淀。新时期出现了大量的优秀音乐作品，较早的有20世纪80年代邓丽君的个人专辑《淡淡幽情》（1983），收录的12首歌曲的歌词全部选自中国古典文学唐诗宋词里的名作。此外，还有香港的词作家黄霑的作品《沧海一声笑》和《梁祝》等。20世纪90年代有陈小奇的《涛声依旧》《白云深处》《巴山夜雨》和黄安作的词作《新鸳鸯蝴蝶梦》等。随着流行音乐的不断发展，21世纪的词作家方文山、陶喆、王力宏等新一代音乐人也创作了大量的具有古典美的歌词，如《千里之外》《东风破》《青花瓷》等。最近又出现了霍尊的《卷珠帘》，被刘欢誉为“具备大家闺秀风范的中国风”。（2）具有古典美的流行音乐歌词的特点。具有古典美的流行音乐歌词，汲取了古典文化的长处，语言考究化、意象精致化、意境整体化、人文精神大众化，给人带来独特的美感享受。与很多流行音乐的歌词毫无意义，创作低俗、浮躁、无病、没有逻辑、无聊烦琐，意义表达模糊、感情表达直白低下，缺乏意境美形成鲜明对比。（3）流行音乐歌词与古典文学、古典文化元素的融合形式。在流行音乐歌词的创作中，不少词作者尝试着将古典文学、古典文化运用于歌词的创作中，不仅提高了歌曲的艺术欣赏价值，也从侧面间接地传播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流行音乐歌词与古典文学、古典文化元素的融合有以下三种形式：1）直接运用古典文学诗词。这类形式以邓丽君为代表，如《但愿人长久》的歌词出自苏轼的《水调歌头》，《独上西楼》的歌词出自《相见欢》等。在这之后，又陆陆续续出现了很多这样的歌曲，如根据白居易的《长恨歌》、李清照的《一剪梅》等诗词谱写的歌曲。这些具有古典美的流行音乐歌词，散发着浓厚的古典文学的清雅意境，最终成为经典歌曲而广为流传。2）化用古典文学诗句。作词家在创作中，将古典文学中的美词妙句穿插其中，使得歌曲意境优美，更符合时代特点。例如，陈小奇的《涛声依旧》，借用了唐代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黄安的《新鸳鸯蝴蝶梦》化用了李白的《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3）采用古典文学的形式或意境。词作家直接采用古典文学的形式意境进行创作，把中国文学含蓄、委婉的特点，巧妙地用于现代的白话文中，增加了歌曲的意境美。例如，由黄霑作词的《沧海一声笑》《上海滩》等，都模仿了古典文学的形式与意境；此外如以方文山为代表的“中国风”歌词，《发如雪》《千里之外》《台》《青花瓷》《东风破》等。这类歌词通过词中的意境或情境，体现了流行音乐歌词与古典文学的关联所在。
3具有古典美的流行音乐歌词研究现状
根据掌握的文献，具有古典美的流行音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邓丽君的歌曲和以方文山为代表的“中国风”歌曲上。由于研究点处于文学和音乐的交叉领域，研究者们有从音乐学角度出发，有从文学角度出发，还有从文化学或社会学角度出发来研究的。而对于具有古典美的流行音乐歌词的研究，研究者们大多从文学角度来加以研究。对从中国知网和万方数据库检索到的文章分类后，可以得到关于具有古典美的流行音乐歌曲的研究现状。对于邓丽君歌曲的研究，大致分为两类：一是音乐方面的研究，如杨艳丽《从城市民族音乐学视角看“邓丽君现象”——关于邓丽君歌曲在大陆、台湾和日本的流行原因研究》，黄金蝉、揭冰《邓丽君音乐形象的建构与塑造探析——以古典专辑<淡淡幽情>为例》、陈奕虹《邓丽君音乐中的美学研究》、彭英姿的硕士论文《邓丽君音乐对中国内地流行乐坛的影响研究》等。二是文学方面的研究，如陈湘辉《淡淡幽情声律兼美——邓丽君与张晓农古典诗词歌曲专辑演唱风格之比较研究》、庄宏道《一缕芬芳，几丝情愁——聆听<邓丽君歌曲精选80首>的随想》等。具有古典美的“中国风”歌曲的研究性论文，有以下几类：（1）音乐学研究。例如，潘存奎《“中国风”——传统音乐与流行音乐的相遇》和李娜娜《“流行歌坛中国风”歌曲的民族化研究》。（2）文学研究。例如，宋秋敏《试论周杰伦专辑中歌词意象的古典化倾向》、赵澜涛《日月潭洗青瓷——浅析周杰伦歌词对古典诗歌的传承》、罗涵的《从文学与语言的角度分析周杰伦成功的原因》、段丽的《方文山“中国风”歌词的艺术质感》等文章从古典诗词出发，阐释中国古典诗词对以“中国风”为代表的现代流行音乐歌词创作的影响，以及“中国风”歌词如何继承古典诗词和在此基础上的创新。（3）文化学研究。例如，黄彩萍《返回古典与文化乡愁——方文山歌词的文化阐释》、曹军英《论方文山歌词中的文化意蕴》等论文认为方文山创作“中国风”歌曲是一种文化上的“寻根”。（4）社会学研究。例如，马珺的《“中国风”流行歌曲的文化研究》、赵[专业提供写作论文和 论文写作服务，欢迎您的光临dylw.net]朴的《从“西北风”到“中国风”——社会文化环境对流行音乐影响刍议》等论文，主要从社会文化经济和文化环境、传媒、明星影响力、听众的审美趣味、创作者的观念以及音乐方面分析“中国风”产生和流行的原因。
综合以上，从文学角度对具有古典美的流行音乐歌词的研究文献还很缺乏，尚存在较多的研究空间。参考文献：
雷蒙·威廉斯.文化社会的词汇山.刘建基，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356.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仁.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
蔡音颖.略论流行音乐歌词创作中的古典文学元素.艺术评论，2007（7）.
晨枫.中国当代歌词史.桂林：漓江出版社，2002.
刘芳智.方文山“中国风”歌词研究.湘潭大学，2011.
[关键词] 艾尔肯・阿热孜先生；语文研究；维吾尔语文
一、语文的研究在维吾尔学者中的历史地位
语文的研究在维吾尔学者比欧洲学者早于一千多年。早在11世纪《突厥语大词典》编著者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研究中古突厥语的语音、语法、词汇、文学和文化诸多方面的丰富而生动的材料、而且保存了当时有关突厥各部落的社会与历史的大量的语文材料，因而是一部重要的文献。主要是进行比较和从历史角度来研究语文学。研究的兴趣是在突厥语族诸语文之间的关系。以及重新来勾画在历史上这些语文之间的关系。这个研究只有在了解古代各突厥语文之间的联系的基础之上才能进行。
二、艾尔肯・阿热孜在在语文研究中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艾尔肯・阿热孜先生从事维吾尔语文研究，其学术思想明显受到中国学术传统的影响，根源主要在于中国学术界历来对中国语文有精深的研究。维吾尔语由于存在着汉语借词而不同于其他突厥语。这是由于维族汉族人民之间有长久的历史联系所造成的。但是在大量维吾尔语论著中，对这个问题竞很少专门的研究。在中央民族大学进行了长期实际工作，精通语的艾尔肯・阿热孜先生第一次进行了语相互作用问题的深刻的科学研究工作，阐述了翻译理论，翻译技巧和翻译实践等问题。在维吾尔语教学工作中也有实用价值。艾尔肯・阿热孜学术著作的意义还在于他开辟了翻译学中相当重要的一项研究活动。
1、艾尔肯・阿热孜先生在中央民族大学接受了这种学术之风。他在《裕固族与〈格萨尔传说〉》论文中指出：“《格萨尔传说》的文化学术风格，以及由此表现出的文化变异特征，这部繁博宏富的著作多元文化风格的重视。对裕固民族自身文化却缺乏系统地阐释，忽略了裕固族自身文化对《格萨尔传说》的产生所起的最重要最直接的影响作用。《格萨尔传说》不是裕固文化史上突如其来的文化舶来品，而是裕固民族文化发展积淀的必然结果。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植根于其民族文化的土壤，任何民族文化的成果都是其民族文化意识映射。因此，描述孕育《格萨尔传说》的裕固文化学术思想背景，体味《格萨尔传说》凸现的裕固人的文化忧思，对于理解《格萨尔传说》具有重要的价值。《格萨尔传说》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文化现象，它是裕固文化发展到成熟阶段的必然结果。集中而具体地体现了裕固文化学术思想，因而确立了它在裕固文化史上不可憾动的地位。
艾尔肯・阿热孜先生探讨《我国摩尼教与它的渊源研究》论文中关于产生摩尼教的文化背景，摩尼教虽然将置于世界佛教文化和中国佛教文化的总进程之中，但却无意间淡漠了它所流溢着的强烈的维吾尔摩尼教文化意识，忽略了它的维吾尔摩尼教文化流变积淀的过程，使人感觉维吾尔摩尼教仿佛横空出世，仿佛无根之树。所以，只有把摩尼教放在维吾尔佛教文化历史进程中去考察，才可以充分展示其在维吾尔佛教文化历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价值。
2、艾尔肯・阿热孜先生维吾尔文字史的问题框架，并不仅仅只是提供了一条重构“中国维吾尔文字史”的新线索，他对维吾尔的历史和现状，具有较为丰富的知识和认识，对于摩尼教、佛教，特别是伊斯兰教对维吾尔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有独到的见解。这不仅开阔了他的研究视野，丰富了他的研究内容，也提高了他的研究水平。他已经发表的《历代维吾尔文字史研究》《维吾尔族茶文化》《我国摩尼教与它的渊源研究》《世界裕固族研究总论》《鄂尔浑石碑的现代维吾尔翻译与我国的研究状况》等10多篇论文，很好地体现了他对维吾尔文化和文学的认识水平和研究能力。他的论文，材料丰富翔实，立论新颖独到，论证严谨科学，文笔清新流畅，受到中国突厥学研究学者的关注，是一位很有发展前途的年轻学者。目前，他正在撰写《〈西部裕固语〉研究》专著，这是他多年来系统研究裕固族渊源文化的结晶。
三、总结艾尔肯・阿热孜先生对语文研究的意义影响
总起来看，艾尔肯・阿热孜先生语文研究相关学术思想的发展脉络是清晰可辨，特点明显的，并呈现如下的规律：首先，他在继承了中国民族语文学的基础上，受中国学术界传统的影响，进入中国民族语文领域从事语文研究。其次，他从研究维吾尔语文关系入手，进而强调土耳其，突厥诸族维吾尔语文的内部之间的语文交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以维吾尔语文的特点。
最后，艾尔肯・阿热孜先生在语文交流的实践研究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认识到语文交流的重要性，与此同时艾尔肯・阿热孜先生深入研究维吾尔语文的同时又指出与土耳其语文学，古希腊文化思想之间所形成的同与异，由此推断21世纪是维吾尔语文重新发扬光大的重要时期。
关键字：章太炎 鲁迅 情感指标
新世纪文艺情感沟通活动的新态势之一，就是人们在感情的表达和接受上，不能再遵循真实、诚挚、高尚、纯净和静观体验的原则了，在大众消费、影像合成和网络虚拟的怂恿下，当代文本中的情感表现变得修辞化、无机化乃至虚拟化了。这种新情感方式的崛起，在近十年来的各类当代文本及其接受中显得尤为突出。比如，近几年借助电视台、盗版VCD和DVD市场颇受到大学生欢迎的《大话西游》，其中对人事情感的幻想、反讽、荒谬、夸张、顽童化、时空错位和经典戏拟，完全消解了主流文艺中的情感原则。在文本中，作先锋状的文化颠覆、无厘头的市井趣味和一丝丝传统的感伤主义杂合在一起，混乱矛盾，但很受大学生们的欢迎。不仅如此，诸如“I服了YOU”，“打雷了，下雨收衣服”之类的“大话”一经产生后，大量仿作不断涌现，它们穿行纸面文本和网络话语之间，所向披靡，甚至连90年代在作品中一贯对纯情不以为然的“王朔话语”也相形见绌。另如电影《英雄》，有学者解读是为迎合票房需要以致造成思想内容的大幅度弱智化，其实问题主要在于作品着意于唯美的声画而严重忽略、消解和漠视了情感。笔者以为，对当代文本中新生的情感消费化、虚拟化、通俗化、无机化倾向恐怕不能或一味欢呼或愤然弃绝，简单看待，而不妨循英国学者威廉斯文化三分“残余”、“主流”和“新生”的方法，在梳理当前文艺主流中的“情感”指标如何形成的基础上，理解当代生活中残余的、主流的和新生的三种情感方式的现实性和历史性，或许可以由此理解主流情感方式的历史性，使人们研究和理解新生情感方式有一个兼蓄容错的平台。
通过对审美情感的强调，20世纪逐渐形成了看重感性个体的感受、情感和体验的现代文学正统，这一正统体现了现代国人力图以“情感”指标重新勘定文艺世界的强烈愿望。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汇里，人的心理从来被看做是一个整体，性、心、意、志既不相同又互渗相交，而不像西方那样把人的主体心理进行几何式划分，把知、情、意分得清清楚楚。文艺也是如此，不会完全分配给情感的领域、想象的空间和虚构的世界，并以此标榜，情感如何独独成为文艺重要或根本指标的呢？传统文论大体有古文派主张“文以载道”，文选派主张声韵情采，朴学派主张“书契记事”、实事求是，何时又涌现出审美情感路线，而且冲决传统文论藩篱，裹挟文艺走向现代的呢？这里试建现代文艺之情感审美指标起源的叙事。故事该从20世纪初讲起，留日青年鲁迅周作人跟从章太炎先生学习，在讨论界说文学时鲁迅与章太炎之间据说发生过面对面的争论。当时与周氏兄弟同去参加在东京举办的“国学讲习会”的许寿裳，在其《亡友鲁迅印象记》中回忆道：“……有一次，因为章先生问及文学的定义如何，鲁迅答道：‘文学和学说不同，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先生听了说：这样分法虽较胜于前人，然仍有不当，郭璞的《江赋》、木华的《海赋》，何尝能动人哀乐呢。鲁迅默默不服，退而和我说：先生诠释文学，范围过于宽泛，把有句读无句读的悉数归入文学。其实，文字与文学固当有分别的，《江赋》、《海赋》之类，辞虽奥博，而其文学价值就很难说。这可见鲁迅治学‘爱吾师尤爱真理’的态度！”周氏兄弟一生与乃师之间关系复杂微妙，而青年时期的他们与老师在文学界说上的分歧，其实具有某种含混而独特的象征意义，我们不妨由此解释和反思“情感”指标起源的现代意蕴。
让我们把目光集中到师弟间争议的焦点，即：文学的本质能否用情感加以界说？羁日期间的章太炎撰《文学论略》（1906）认定：“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榷论文学，以文字为准”，文字是确定文学的最基本的指标。既然以文字为准，章太炎认为感情则不能成为文学的根本指标，也不同意当时悬小说为一切文学之样板的西化做法。他坚决反对以杂文小说之“能事”来概括所有的文学文辞：“专尚激发感情，惟杂文小说耳。……彼专以杂文小说之能事，概一切文辞者，是真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吾今为语曰：一切文辞（兼学说在内），体裁各异。以激发感情为要者，箴铭哀诔诗赋词曲杂文小说之类是也；以发思想为要者，学说是也；……。其体各异，故其工拙亦因之，其为文辞则一也。”同时，章氏又从人类精神活动知性与感性的互渗共通入手，正确而精到地分析了区分学说与文辞、“摒学说于文学之外”之不当：“又学说者，非一往不可感人。凡感于文言者，在其得我心。是故饮食移味，居处温愉者，闻劳人之歌，心犹泊然。大愚不灵，无所愤悱者，睹眇论则以为恒言也。身有疾痛，闻幼眇之音，则感慨随之矣。心有疑滞，睹辨析之论，则悦怿随之矣。故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凡好学者皆然，非独仲尼也。以文辞、学说为分者，得其大齐，审察之则不当。”（《国故论衡·文学总略》，1910，该文由《文学论略》改成）文章作品是否感人动心，关键在于是否“得我心”，其根本在于主体精神状态与客体对象之间相契性。饱暖之人无法体会劳苦人的歌声，“心犹泊然”；顽愚之人也无法理解智者的高论，“以为恒言”。反之，一旦主体的精神状态与客体对象能够契合，则不仅文辞能够让人“感慨随之”，而且学说文章也会让人感动兴奋愉悦。同一体裁的作品，也并非绝对的感人或不感人，而同一作品，由于每个人的精神状态不同，不仅感受也会大不一样，而且动情与否也未可知。也就是说，动情可以作为文学的特征之一，但是不能成为文学的惟一特征。章氏的这种文学观和文学界说，至“五四”前仍为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1918）所采用，影响很大。鲁迅如果后来看老师章氏这些文字，恐怕反应也只能还是“默默”。但是，鲁迅到底是“不服”。
在当时中国文化从古典走向现代的困境中，前后的周氏兄弟（至少在文学思想上）已经代表着从西方而来的新潮。当时周氏兄弟不仅师从羁日讲学的章太炎先生，有着较深的传统学术功底，而且大量阅读西方现代文学，接纳西方文艺审美观念，并且从事文学实验。这在1908年《河南》杂志上集中发表的鲁迅的《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和周作人的《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今论文之失》、《哀弦篇》等文章中都得到集中而微妙的体现。他们对西方近现代文学和思想的理解水平完全超过了同时代人的水准，并且基于世界史意识，展开了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对西方式现代性的反思。与老师坚持文化相对主义、以汉文化传统逻辑界说文学的做法相反，周氏兄弟思路的突出之处在于借引西来文论，强调文学的情感特性，由此主张情感至上、文学独立和审美自治。在二人合译《红星佚史》的《序》（1907）中，明确以情感作为“文”的根本指标。他们声言：“然世之现为文辞者，实不外学与文二事，学以益智，文以移情，能移人情，文责以尽，他有所益，客而已，而说部者，文之属也。”兄弟二人竭力阐明益智之“学”与移情之“文”的区别，由此把小说纳入文学之中。这种思路是针对老师章太炎的。他们改以小说作为样板文类，认定小说和诗歌才是真正的文学，是“纯文学”。鲁迅循西学现代文化分化的常则，将文学归为美术之一部。《摩罗诗力说》（1908）云：“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文学作为美术之一部，其具有不涉功利性（“实利离尽”）、不涉概念性（“究理弗存”），而最大本质在于创造了使读者和观众为之兴感怡悦的东西，即“诗力”。在青年鲁迅看来，“摩罗诗力”说到底是一种具有奇妙魔力的伟大的感情。《拟播布美术意见书》（1913）又进一步阐述：“顾实则美术诚谛，固在发扬真美，以娱人情”，因此，美术活动的精义在于作为艺术再现对象的“天物”、作为主体艺术创造活动的“思理”，以及作为艺术品特性和功能的“美化”。周作人试图在西方文学指标的基础上建构新的文学界说。《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今论文之失》（1908）译述美国人宏德（Hunt）的文学理论：“文章者，人生思想之形现，出自意象、感情、风味（taste），笔为文书，脱离学术，遍布都凡，皆得领解（intelligible），又生兴趣（interesting）者也。”强调文学的文字性（必得“笔为文书”），兼容了老师的观点。但他更强调西方的文学指标：文学要像小说一样或者以小说为代表，具备大众性（“脱离学术”，“表扬真美，普及凡众”）、情感性（以“能感”为上）和形象性（“思想之形现”，“出自意象、感情、风味”）和感染功能（“得领解”、“生兴趣”），强调文学的本质是意象、感情和风味三事“合为一质”的思想形象，借助思想形象这一“中尘”（即中介），文学寄寓人格个性、伟大灵思和民族心声。文学的情感，及其深刻内蕴，是“文学”至纯至真得以成立的根本所在。周作人强调，如果以文字为中心来定义文学，势必把文章学说包括进来，如“特泛指学业，则肤泛而不切情实”，可能形成对文章内在精神和灵思的遗忘，所以，最重要的是通过文字表现的玄崇伟妙的、灵思所寄的“内在精神”。文章不是一般的物件，而是伟大心灵的具象。
作为20世纪初年轻的现代思想家，与老一代“有学问的革命家”的争议没有形成共识，争议本身极具深层的现代意蕴和各类观念竞争角逐的张力，极具象征意义。在对古代传统的一面，他们强调伟大情感的独立性，这使他们与传统文学教化观和梁启超们“以古目观新制”的文学救国论形成对立；他们强调情感的伟大和激越，这使他们与以刘师培为代表的文选派所强调的“凡为文者，在声为宫商，在色为翰藻”的观点相区别，显现出突出的现代张力。在对当代西方的一面，他们强调情感的民族性和反叛性，使他们摆脱了徘徊于“可信”与“可爱”间的王国维以直觉静观为核心、以忧生而厌世为底色的美学观和游戏慰藉说区别开来。就师弟间而言，他们都是基于现代焦虑和文化困境，在现代思想的极限处一同挣扎、战斗，有着卓绝的经历和深刻的体验，在对中国传统和西方近代文明的批判与超越中开拓现代性思路。对民族远古文明的追慕，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批判，“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文化偏至论》）的文化复兴思路，使师弟间精神距离非常贴近和契合，也与太炎先生在羁居日本的艰难困苦中提出的“张扬国粹”和“文学复古”思路形成内在呼应。但在回眸与前瞻之间，老师着意于“分理明察”基础上的“持论议礼”的文章，发挥现实的战斗力，对民族的希望系之于实事求是和科学理性的精神，而这一切都落实于文学的“文字”，因为文字是文学的基础；而年轻一辈则寄厚望于“摩罗诗力”和“血书悲哀”的小说和诗歌，强调情感的独到性和“摩罗诗力”，企图以此张扬天才“神思”和民族“心声”，“掊物质而张灵明”、“尊个人而张精神”（《文化偏至论》），“扬真美”“娱人情”，动人哀乐，兼得“表见文化”、“辅翼道德”和“救援经济”之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与老师基于民族文化的立场，鼓吹“以文字为准”、强调文章的内容性和思想性的思路不同，学生一辈相信西方式现代文化的分化，立志把自己的使命落实于文学的“情感”，这突出地表明“所谓艺术和文学的‘纯粹’独立的观念，只能是在思考人的存在时视‘精神’为绝对内在性的西方思想带来的观念”（参见木山英雄：《“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载《学人》第10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清末民初时期周氏兄弟的文学思路，可算是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情感指标的起源。虽然在当时非常孤独寂寥，也受到非常尊敬的伟大老师的思想的挤压也“默默不服”，但周氏兄弟仍在西学资源的启发下，在感受和反思社会急剧变迁的现代性体会中，以自己近乎喑哑的呐喊和沉潜的努力，独立自主地开拓着一桩力图突破中国传统和超越西方近代传统的审美现代性路线，其核心在于标举本土民众和战士情思的心声，张扬现代情感。在这逐渐生长着的审美现代性思路中，情感审美指标不仅成为从传统文化世界中独立出来并获得文学自治权的合法依据，而且扩展为一种人的真正的存在方式，即，独有文艺或以情感、或以直觉的方式获得观照整个世界和日常生活的制高点，独有文艺能够超越现代社会理性化的囚笼，成为制约、批判和反思古典文化与现代文化最可信赖的方式和武器。百年之后看来，这是一条突出的审美现代性思路。这种审美现代性思路，在五四时期得以全面显彰，年轻一代的文学思想逐渐占据上风，并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中国文艺和文论由此从古典走向现代，从上层走向民众，从儒家之附庸走向独立自足。
由此可见，“情感”指标的起源其实也蕴含着自身深刻的张力。百年以来，随着时代的变迁，从古代的性、心、意、志不分治，到周氏兄弟青春激情及其抑制，到情感独占文学、文艺以情感审美为重要或根本指标，情感和情感的内涵都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长期以来，在一种近乎激进而革命的心态中，现代文学试图追求绝对的、个体的和独一无二的“真情实感”，应该说，这种思路和追求在历史上一度占统治地位，对现代文化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这种要求和欲望，并不能解决章太炎式对“知”“情”判然二分的悬疑，也不能确保文本中的情感内容和表现方式不随时展而变化，更不能保证文艺能永远追求这种“真情实感”的惟一性和纯洁性。显而易见的是，在当代这样一步步走向消费化商品化的社会，20世纪初所想象的人格个性、伟大灵思和民族心声，在经过一世纪的书写后已略显疲惫和身姿僵硬，并且在众声喧哗逐渐潜隐。新的思维方法和情感方式已在涌现。也就是说，“情感”指标作为文艺现代性的重要维度，有其深刻的历史的具体的内涵，它在21世纪的发展、丰富和变迁，都是值得进一步在历史的辩证法中深入研究的。
论文摘 要:当前古代文学研究的培养重心在于研究生人才的培养,该专业的研究生人才应该具备崭新的文学观念,将方法、主体、客体三者加以最佳整合的能力以及大胆可贵的开放式创新意识。与此相适应,古代文学研究生的培养工作也应做出相应调整。
从本质上而言,古代文学是一门特殊的历史科学。它通过研究具有相对独立审美价值的各种现象和符号,探索以审美心理为主的古代人类心灵运动轨迹,又通过古人的心灵感悟了解各时代社会的全貌。它与探索古代人类认识发展的哲学史一起,构成了一部有层次的人类精神史,进而与主要研究古代人类物质活动的一般历史科学一起,构成了整个古代社会的立体透明复原图象。然而,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一门带有深厚历史积淀而又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的学科,其发展的空间经受了种种极其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唯有不断更新和改进古代文学学科教学和科研的内容和方法,挑战和考验才会转变成进一步发展的机遇和现实。而要实现这一转变,关键在于后备力量的培养,准确而言,在于研究生人才的培养塑造。这里所说的“研究生人才”,具体是指学历在本科层次以上的硕士、博士乃至于博士后。当前学界对古代文学专业的本科层次教育―通识教育探讨甚多,而对该专业研究生层次教育-精英教育甚少涉及。《中国大学教育》2006年第12期刊登了南开大学文学院宁稼雨教授的《古代文学研究生教学要培养精英素质》一文,该文从学习重点的差异、科研能力的培养以及学术研究过程的艰难三方面对怎样培养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精英素质这一重要议题进行了探讨。宁教授所论皆为凿凿之见,然笔者读后颇有意犹未尽之感,故作此文以论述之,聊作宁教授文章的一点补充。
当今学界,新的科研成果不断涌现,年轻学者已露头角,学术刊物不断增多,人文社会科学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就古典文学研究领域而言,老一辈学者渐次凋零殆尽,而以新时期培养的博士为主体的学者全面占据了学术舞台。整体而言,学术的传承完成了顺利的交接。然而,正如一些学者所担心的:“我们对古典文学的命运却有一丝隐忧,担心在当今学术体制的制约下古典文学的内在精神逐渐消亡,担心未来古典文学界的话语霸权被毫无古典情结的学科带头人所占据,担心未来的新进博士最终以现代学科建设的名义‘革’掉古典文学的‘命’”[1],这种忧虑绝非空穴来风,当前学界的古代文学研究确有沦为其他现代学科附庸的倾向。笔者认为:要想在当今多元化的语境下保持古代文学内在精神的纯一性,要想让古代文学不至于消失在其他学科的侵袭之中,根本环节还在于对从事该门学科研究事业的研究生人才培养,这是一个极具现实性和紧迫性的课题,也是古代文学学科能否发扬光大的命门所在。
一、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内在品格
外在行动发生于内在品格,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应该具有区别于其他学科的内在品格。
首先必须具备崭新的文学观念,摒弃将古代文学作为历史附庸、技巧渊擞的狭隘理念,树立将古代文学视为一部与当代相通、对社会有重大影响的民族心灵史的文学观,具有宏观的大文学意识。古代文学学界倡导宏观研究已有数十年,也取得了可喜成绩,但似乎存在一种误解,以为题目大才是宏观,于是有了许多大而无当的东西。其实,倡导者的本意并非如此。著名学者陈伯海说:“于是我联系唐诗的发展,晚唐诗坛的分派,乃至由唐诗向宋诗、宋词转变的轨迹,来探讨李商隐诗歌的历史地位,写出《宏观世界话玉溪》的文章……此后,由作家研究进入唐诗总体研究,由唐诗进人中国文学史总体研究,甚而涉足于文化史研究。”[2]陈先生阐释了他本人治学的轨迹,即由宏观步入微观,再由微观回归宏观。由此可见,没有宏观意识的宏观研究实为微观研究的大杂烩,却失了微观研究的严谨扎实,正是一种空疏无用的学风。形成大文学意识观的客观依据是:一切文学作品都是作家以审美心理为主的整个心灵世界感受客观现实作用而外化形成的特殊物质形态;作家的心灵也就是民族心灵的浓缩和积淀,他寄寓在作品中的心灵也就是民族的心灵,体现了民族心灵发展的历史。因此,就本质而言,文学是人类心灵的科学,古代文学本质上也就是人类心灵史的科学。此外,不能满足于从丰富的文学作品中寻绎出古代民族心理的特征及其拓展脉络,还要探明那些消极民族心理的形成原因,用以指导现实,人为消除某些心理环境,从而避免消极民族心理的不良影响。这里的大文学意识并不意味着取消学科界限和专业分工,而是强调在当前信息爆炸的时代,从事人文科学研究必须具有尽可能宽广的理论视野和尽可能渊博的知识储备。就古代文学专业而言具体体现为四方面,一是打通文学史与文学理论;二是打通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三是打通古代文学内部各分支学科的联系;四是打通研究与创作的关联。
其次,应该具备将方法、主体、客体三者加以最佳整合的能力。
方法是从实践和理论上把握客观世界,为解决具体课题而采取的途径和手段的总和,也是联系主体和客体的中介。古往今来学者的优秀研究成果,总是与其完善的研究方法紧密相关。任何科学的方法都具有实用性,但任何方法都不是万能的。方法有其适用的对象,但它没有事先设定用它进行的研究所能达到的层次,出神入化地运用某种方法,自可取得成功。方法、研究主体、研究客体都有自身规定性,要入化境,除首先要把握三者各自的规定性外,还要寻求三者的最佳整合。李泽厚认为:“人们的性格、气质、背景、基础、兴趣、潜力才能因人而异。。。例如有人适合于搞精确考证;有人更长于提出理论问题;有的长于分析;有的喜欢概括;有的更偏于冷静的客观描述;有的则不免主观情感倾向的注入。”[3]他主张在多样的方法中,寻求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法。研究客体的规定性只有靠苦读积累才能把握,在这一基础上,我们似可采取“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就用什么方法”的策略[4],以方法为手段,舍筏登岸,决不可为方法而方法。因此,三者的有机整合是不易的,既有客观的限制,又需主观的努力和识力。也许正因如此,当前古代文学学界我们看到的运用“新方法”的典范性成果还不多。
再次,应该具有大胆可贵的开放式创新意识。
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建设能够拥有今日之辉煌,靠的就是历代具有创新精神的有识之士所组成的这支中间力量的开创性探索,假使没有魏晋以来大胆主张文学脱离史、哲而另立门户的有识之士,我国漫长封建社会的文学研究或许长期只是游离于文、史、哲研究之间的“四不像”,假使没有进行纵横贯穿、探索规律的开放式研究的有识之士,古代文学研究也只会停留在诗话、词话式的小本经营;假使没有建国以来大胆主张古代文学研究应不拘于单一社会学模式的有识之士,今日的古代文学研究又岂能呈现出千姿百态、丰富多彩的局面?然而,相当部分学者认为:古代文学并非与现实联系紧密的前沿学科,在当今市场经济大发展的新形势下,已难以像具有实用价值的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等时髦学科一样,有着施展创新才能的广阔天地。这种偏见促使一些古代文学研究者在业务上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更遑论去进行创新和开拓了。殊不知古代文学作为一门科学,其创新与开拓的余地将永远是难有穷期的,正如人的认识能力不断前进而难有穷期一样。从问题的多端性,可以产生大量新的假设;从问题的伸缩性,可以改变思维;从问题的新颖性,可以去探索不同于传统方式的解决方法。因此,创新意识的培养对古代文学研究生人才而言至关重要。
上述三种品格,即为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必备的人文素养。与该素养相适应,研究生人才还应该具备扎实的美学、心理学、语言文字学的基本理论和学说史知识,对伦理学、民俗学、民族学、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和学说史知识也应有基本了解。总之,应最大程度地掌握关于人的学说,尤其是有关汉民族学说的知识。
二、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培养措施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历经的各种转变,以及这一转变对于学术的推进,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与学术界其它领域一样,上世纪80年代初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拨乱反正仅仅是一场序幕。本世纪初,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掀起的“新方法”热及“宏观研究”热,其意并不是某种方法或研究模式的单纯倡导,实质上是借助当时思想界和文艺理论界的新的话语方式,旨在清理长期盘踞于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旧的政治一元论霸权,扬弃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式,使古典文学研究由单一的政治批评转变为多元的文化、美学、文学批评,同时又不致于影响古代文学的学科地位.,要想实现这一目的的话,新型研究人才的培养对古代文学研究系统的更新转变具有战略性的价值意义。而哪些人更有可能成为新型研究人才呢?我们认为:老年学者和大部分中年学者的知识结构以及研究方法基本已经定型,能够使文学观和研究方法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只能是青年古代文学研究者,其范围主要包括在高校从事古代文学教研任务的人员,在社会科学研究部门从事古代文学科研的人员,在校学习深造的研究生,大学生以及部分青年业余文学研究者。他们中的部分人有可能通过广泛接触各门人文学科及其前沿动态,并广泛接触新科学方法论知识而转变成新型人才。而在这些人员中,研究生群体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如何才能实现研究生向新型研究人才的转变?首要条件是研究生本人基于当前学术界发展状况而对古代文学现状产生的不满情绪和改革需求,这是转变的内在动因。此外,必要条件是研究生培养工作中的有关制度和观念的相应改革,具体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是改革传统的单纯传授知识的教育模式,建构以传授知识为基础,以培养创造力为主导的新型教育模式。这种新型模式可以避免将古代文学研究塑造成泥古不化,矜夸多识而盲于现实,无益新知的“掉书袋”,而有利于使其在接受知识的基础上,充分开动智力去鉴别,评价所学知识,积极运用所学知识,并由此出发去发掘创造新知识。导师可以要求研究生独立查阅文献,要求他们针对相关问题写综论或述评,并争取在有关的学术刊物上正式发表。这是一个比较高的要求,是对研究生的阅读能力、理解能力、归纳与分析能力、汉语的写作能力的综合训练。在指导研究生的过程中,导师还应从多个角度了解研究生的情况,从入学直至论文撰写阶段,要不断发现学生在科研基本功训练上、知识面上的薄弱环节,并及时指出,使之加以充实改进。也要了解学生的为人,并与其及时交流。同时,导师也要主动让学生了解自己。只有这样才能及时捕捉研究生思维活动的闪光点,才能有利于开发研究生的创新力和创造力,塑造其创新人格。
其次,与教育模式的改革相适应,要调整古代文学研究生的课程设置,并改变教学方式。除了教育部规定的专业课程和基础课程外,要适当根据学科的相关性以及研究的兴趣和要求,广泛开设人文科学各学科的选修课,对于一些相关性密切且研究生兴趣浓厚而本院校却不能开设的课程,应允许并积极支持研究生跨校选修。所有选修课程都应该采用多提示、低课时的(包括提示学科重点、主要书籍文献和解疑)的教学方式,而不必进行规定性考试,研究生在学习中确有所得者,可作自选题论文呈教师批阅。只有做到广泛开设选修课与讲授方法的改变相统一,才能使古代文学研究生既不致因课程繁多、考试频仍而被动听讲、死记硬背,从而泯灭了想象力和创造力,又能够多、快、好、省地获得形成创造力所必须的广厚知识基础,这一知识基础也是形成全新文学观和宏观研究气魄所必需的。
再次,要改变古代文学研究生信息相对闭塞的现状,充分保障其信息来源。不仅保障其一般信息来源,如各类古籍文献和前人研究著作以及本学科的各种刊物杂志,而且要重点保障那些传达相关学科前沿动态以及新技术革命和新科学方法论最新成果的信息来源。不仅要保障其静态信息来源,积极主动地提供各类书刊和网络资源,而且也不能忽视动态信息来源的摄取,允许、支持并积极组织古代文学研究生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指导教师不要以自己习惯的传统治学方法限制研究生的学习和思维,不要将研究生所具有的新文学观念及其所运用的新方法视为旁门左道,也不要以研究生在科研中的失误和偏差来否定其研究,而应该在责任中加入对其勇于创新的理解和支持。如果各有关方面都能对古代文学研究生采取宽容谅解乃至支持的态度,那就必然会促使大批研究生迅速转变为新型研究人才。
注释:
[1]周裕锴:《原文阅读与经典模拟》,中国大学教学,2006年,第12期。
[2]陈伯海:《中途小识—谈谈我对文学史模式的探求》,文史知识,1993年,第4期。
[3]李泽厚 :《在多样的方法中找到最适和自己的方法》,《文史专家谈治学》,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22页。
[4]董乃斌:《古典文学研究的当代性和新方法》,《文史专家谈治学》,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44页。
参考文献:
[1]周远清.深化文科教育改革的几点思考[j].北京:中国高等教育,19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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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宁稼雨. 古代文学研究生教学要培养精英素质[j].中国大学教学,2006,(12).
[5]李素娟.大学文科教学改革之我见[j].江苏高教,2004,(6).
〔作者简介〕刘明华，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 400715。
朱安女博士源自对本民族历史和文化的热爱，结合自己的优势：白族、云南大理人、古代文学的长期训练和大学教师的经历等，完成了文化视野下的白族古代碑刻研究一书（《白族古代金石文献的文化阐释》，巴蜀书社，2012年），对中华民族多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中的丰富多彩的文学文化现象及民族之间文学与文化的互动关系，做出了实实在在的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细读全书，感到有几大不易：资料的解读，结构的处理，白族历史文化及其与汉文化关系的阐释。作者较好地处理了这些问题，也形成了全书的亮点。
在目前的传世文献中，碑刻文字应是诸多载体留下的文献中较难阅读和研究的资料之一。此书的选题限定了全书的重要资料和讨论对象均为白族或与之相关的碑刻文字。当然，书中的材料并不是初次出土或作者初次发现的碑刻文献，而是有效利用了近人整理相对完备的白族碑刻资料，且是目前为止，可见的白族碑刻的全貌。但因为无人深入和系统讨论碑刻内容，故文献多呈“原生态”，解读无复依傍。众多阅读不易的碑文包括那些断碑残刻，对任何研究者的文献阅读和理解能力都是严峻挑战。作者不能回避也回避不了这一个最基础的问题。通览全书，见得出作者是花了大力气的。 不回避生僻难解的资料，在古典文献的研究中，应是一个学者最基本的态度。安女态度诚实，勇气可嘉。可以想见，论文写作的过程，也是其文献功底增长的过程。
论文有六章， 按其内容，可分为三类，大体看，一是文学与美学阐释，如白族女性题材故事经典碑刻研究，白族碑刻的体式与语言方面的特点分析。二是民俗、历史还原与政治学研究，如探讨白族古代碑刻的发展与墓葬制度之间的关系，不同时期帝王碑所蕴含治世思想及内在理路。三是文化精神阐释，如从民间碑刻的角度，阐述白族民间对儒释道文化的受容，讨论白族乐观豁达的生命观和乐生文化精神及“苍洱境”理想家园的民族特性等。但每章旨意并不单一。碑刻的发展与墓葬制度一章，作者不但梳理了白族古代墓葬制度从土葬、棺葬、火葬，再到棺葬四个阶段的演变，还横向对照每个时段白族古代碑刻的发展，总结出了白族古代碑刻的总体风貌和嬗变特点。见出作者面对碑刻，时时丈量着一把文学尺度。
让我欣慰的是，全书时时有思想火花迸发，一些论断也颇有见地。如“无碑时代白族墓葬的器物细节的变化，体现了人们对生命死亡从简单粗糙到严肃庄重相待的意识转变，透露出白族先民对个体生命进行标识日趋强烈的愿望”，“明清时期神话述祖和追忆民族历史成为白族古代碑刻的书写风尚，是白族族群意识觉醒的表象”，“明清时期的碑刻形成了追忆南诏国、大理国历史的风尚，体现了这一时期人们对南诏国和大理国浓厚的历史情结”。在“预立寿藏：超越生死”一节，作者对白族生死观进行了细致的讨论，认为这类碑刻中，“死亡是被假设的前提，生者面对的是自己的死亡，在假设‘我’将向生活的世界作别之际，借预立寿藏的种种碑刻，记载‘我’对人生的总结”。对《词记山花咏苍洱境》碑则议论风生：“杨黼的‘苍洱境’ 理想国中，不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也不是‘小国寡民’的自然状态，而是白族文化中孕生的独特的民族理想国。杨黼对‘苍洱境’山水和谐家园的构想，源于平淡清远秀美的苍洱自然环境，作者提出的‘以空赞空’的禅悦精神又与大理长期以来深厚的佛教文化底蕴相契合，包含了其对‘苍洱境’山水家园的空灵之美的体悟和对人性修养实现空明之境的关照。在他看来，无论是儒家思想或是佛家文化，均是实现个体内心世界的空明与苍洱自然环境真正和谐统一的途径。作者怀揣一颗澄明纯净的心，倡导以佛修心、儒释兼容的个人修养为现实社会和‘苍洱境’理想国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使得‘苍洱境’的家园之梦并不是那么遥不可及。”等等议论，均让人在并不轻松的碑刻文献研究的阅读中，发出会心的微笑，并引人思索。不同民族的生活理想，其差异性究竟何在，还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近如白族，远如不丹，都是我们值得认真思考的。
作者时时着眼于中华民族融合的历史。这对于一个白族学者来说，是一件重要的事。多民族的中华民族，是怎样一步步融合的？白族的历史进程，可以说明原因之一。民族间的融合，或政治，或经济，或文化，或战争，或自然，或地理……但总有一个契机。形形，林林总总，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演变一定是各不相同的。而一个强势民族对一个弱势民族的影响，总有思想文化经济军事多种因素或先或后或同时发生作用。白族于汉族，其强弱之势，向来分明。清朝政府对白族的思想文化的影响，用心良苦。书中有一处文字，让我对以前所读之书有豁然开朗之感，这就是乾隆皇帝于公元1780年在大理树立《钦命刊立雍正训饬士子文卧碑》一事。从康熙、雍正到乾隆皇帝，个个都在整饬士风。雍正向士子提出了《训饬士子文》之“八条目”。这八条规范，在乾隆皇帝那里得到重申，《卧碑》全文书中有录，此不赘。这八条目，主要是正面导向，要生员读书明理，做忠臣、清官、良吏，但多是不准。正面导向是大方向，这不准，那不准，却说得很具体——其中就有不准反映百姓疾苦等等禁令，这明显是提倡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核心是不准生员关心政治，关心国计民生。清朝此时的官方意识形态，与儒家传统之先忧后乐，与方回提倡的“有仁心者，必为世道计，故不能自默于斯焉”的精神相去何远。这分明是要在白族复制一个清朝统治者认可的士统或学统，让清朝帝王所倡导的思想，根植在白族的土地上。更重要的是，要白族人民和士人，听命于君，不得不臣。
看到这通碑刻，让我想到以前读张之洞督学四川时所写《猷轩语》一书。以前读时的印象，是张之洞“在学言学”的“专业精神”，一个督学，对当地考生的指导是如此全面，是“语文语学语行”的全方位的指导和教育。他不只是应考的指点(语文篇讨论做时文应付程式)，治学的提倡(推荐四部增进学问)，更是做人的要求和期待。语行篇列出十七条士人的行为准则道德规范，条条细列具体内容，如第一条“德行谨厚”，就有若干“不准”，如心术慈良不险刻，言行诚实不巧诈，不为家庭事兴讼，不谋人良田美产，住书院者不结党妄为，等等。读安女这部分文字，顿有豁然开朗之感。此时张之洞的主张，正是清朝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四川督学笔下的自然呈现。从中亦可见清朝君臣喜欢用条文的形式明确士人行止以推行其德化和文治。条目虽然琐碎，操作性却很强。
全书涉及碑刻中表现的民间文化、信仰、美学意味，政治思想等方面的内容，如何将这些内容在书中形成内在联系，作者颇费心思。由于全书涉及到几大块各自独立的内容，其“散点式”的结构，显得内在逻辑不是十分紧密。而六章的关系，在文化视野的统摄下，总体能见出其内在理路，即归结到白族古代碑刻的文学价值与文化意味。苦心经营，殊为不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