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11 16:33:5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法律援助条例，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第一条为了保障经济困难或者符合法定条件的公民获得必要的法律服务，规范法律援助行为，促进法律援助事业发展，根据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适用于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服务机构和法律援助人员，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公民提供免费法律服务的活动。
本条例所称法律援助服务机构，包括律师事务所和经司法行政部门确认的其他法律服务机构。法律援助服务机构应当接受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安排人员办理法律援助。
本条例所称法律援助人员，包括接受法律援助机构指派或者安排办理法律援助的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和法律援助志愿者以及其他法律专业人员。
第三条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积极推动法律援助工作，将法律援助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法律援助经费应当专款专用，经费的使用应当接受财政、审计等部门的监督。
第四条市和区、县司法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法律援助的监督、管理和宣传工作。
市和区、县司法行政部门确定或者组建的法律援助机构具体负责受理、审查法律援助申请，指派或者安排人员为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和相关服务，并对法律援助人员办理法律援助的活动进行监督、指导。
第五条律师协会应当支持、配合法律援助工作，监督律师依法办理法律援助。
律师应当依照律师法和本条例的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为受援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依法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
第六条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可以利用自身资源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
工会、妇联、残联、共青团等社会团体可以结合各自特点开展与其工作领域相关的法律援助活动。
第七条鼓励组织和个人以捐赠的形式资助法律援助事业。捐赠财产可以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税收优惠。
依法设立的法律援助基金会可以接受组织和个人对法律援助事业的捐赠。法律援助基金会应当按照章程的规定使用捐赠资金，向社会公开基金的使用情况，并接受财政、审计等部门的监督。
第八条对在法律援助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由市和区、县人民政府或者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法律援助范围
第九条公民对下列需要的事项，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一）请求国家赔偿的；
（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三）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
（四）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
（五）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
（六）因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请求司法保护的；
（七）因交通事故、工伤事故、医疗事故、产品质量事故以及其他人身伤害事故造成人身伤害请求赔偿的；
（八）法律、法规及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法律援助事项。
第十条公民申请法律援助的经济困难条件，按照国家和本市低收入家庭认定标准执行。
第十一条农民工因请求支付劳动报酬或者工伤赔偿申请法律援助的，不受本条例规定的经济困难条件的限制。
第十二条公民因实施见义勇为行为致使自身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申请法律援助，不受本条例规定的经济困难条件的限制。
见义勇为行为的认定，依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刑事诉讼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一）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自被第一次讯问或者被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
（二）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之日起，犯罪嫌疑人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三）公诉案件自提起公诉之日起，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四）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
（五）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人，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
第十四条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
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无需对被告人进行经济状况的审查。
第三章法律援助申请和审查
第十五条公民申请法律援助的事项属于诉讼事项的，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属于侦查或者审查阶段刑事案件的，向办理案件的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
公民申请法律援助的事项属于非诉讼法律事务的，向有权处理机关所在地、申请人住所地或者事项发生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
按照第一款、第二款规定，两个以上法律援助机构都可以受理申请的，申请人应当向其中一个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申请人就同一事项向两个以上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的，由最先收到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受理。
第十六条申请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由其法定人、住所地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组织、人员代为申请法律援助。
第十七条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服刑人员申请法律援助的，可以通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或者监狱管理机关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或者监狱管理机关收到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服刑人员提出的法律援助申请后，应当在24小时内转交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
第十八条申请法律援助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并填写申请表。以书面形式提出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申请，由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或者代为转交申请的有关机构工作人员作出书面记录。
申请法律援助应当提供下列材料：
（一）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的身份证明，申请人还应当提交有权的证明；
（二）经济困难证明；
（三）与申请法律援助事项有关的案件材料。
经济困难证明由申请人住所地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出具。经济困难证明应当包括申请人家庭人口状况、就业状况、家庭人均收入等信息。
第十九条申请人能够证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律援助机构可以直接认定其经济困难，无需提供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经济困难证明：
（一）属于农村五保供养对象的；
（二）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或者生活困难补助金的；
（三）在社会福利机构由政府供养的；
（四）重度残疾或者患有重大疾病且无固定生活来源的；
（五）人民法院给予司法救助的。
第二十条法律援助机构收到法律援助申请后，应当进行审查。申请人提供的申请材料不齐全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一次性告知申请人作出补充或者说明，申请人未按照要求补正的，视为撤回申请；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有疑问的，可以向有关组织或者个人调查，有关组织或者个人应当协助，不得收取费用。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前款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受理法律援助申请。
第二十一条法律援助机构应当自受理法律援助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并作出是否提供法律援助的决定。
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作出提供法律援助的书面决定，指派法律援助服务机构安排法律援助人员办理法律援助，也可以安排本机构工作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与受援人签订法律援助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对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作出不提供法律援助的书面决定并说明理由。
第二十二条因下列情形之一不能提供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向申请人说明：
（一）申请事项不属于人民法院或者其他非诉讼事务处理机构受理范围的；
（二）申请相对人不明确的；
（三）法律援助事项已审结或者处理完毕，申请人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再次申请法律援助的；
（四）法律、法规规定不能提供法律援助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三条申请人可以撤回法律援助申请。申请人撤回申请后就同一事项再次申请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机构不予受理，但能够证明撤回申请违背申请人真实意思表示的除外。
第二十四条申请人对法律援助机构作出的不提供法律援助的决定有异议的，可以自收到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确定或者组建该法律援助机构的司法行政部门申请复查。
司法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复查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完成复查。经复查认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以书面形式责令法律援助机构及时提供法律援助，并通知申请人；认为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维持法律援助机构的决定，并将理由告知申请人。
第四章法律援助实施
第二十五条法律援助可以采取下列形式：
（一）解答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
（二）刑事辩护、刑事；
（三）民事、行政诉讼；
（四）行政复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和其他非诉讼法律事务；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法律援助形式。
第二十六条由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在开庭10日前将指定辩护通知书和书副本或者判决书副本送交其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及时将与案件有关的材料转交法律援助服务机构，并在人民法院开庭3日前，将确定的承办人员名单告知作出指定的人民法院。
第二十七条法律援助机构提供法律援助的诉讼案件，受援人向人民法院提讼的，人民法院应当缓收诉讼费。
人民法院判决受援人胜诉的，诉讼费应当由对方当事人负担；判决受援人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受援人的经济状况决定减收、免收诉讼费。
第二十八条法律援助人员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时，凭法律援助公函利用档案资料、调查取证，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等组织应当予以协助。
受援人在接受法律援助过程中所涉及的诉讼费、公证费、鉴定费以及法律援助人员在办案中查阅档案资料、从事调查取证活动所涉及的相关费用，按照国家规定予以免收、减收或者缓收。
第二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先行提供法律援助：
（一）不及时提供法律援助可能使当事人面临重大人身或者财产危险的；
（二）不及时提供法律援助可能会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
（三）有其他紧急或者特殊情形的。
法律援助机构发现先行提供法律援助的受援人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的法律援助条件，应当终止法律援助。因先行提供法律援助而发生的费用，由受援人承担。
第三十条发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法律援助人员应当向作出提供法律援助决定的法律援助机构报告，法律援助机构经审查核实，应当终止法律援助：
（一）以欺骗、隐瞒事实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得法律援助的；
（二）受援人的经济状况发生变化，不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
（三）案件终止审理或者已被撤销的；
（四）受援人另行委托律师或者其他人的；
（五）受援人要求终止法律援助的；
（六）受援人违反法律援助协议，使协议难以继续履行的。
第三十一条法律援助人员应当恪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依法实施法律援助，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并不得实施下列行为：
（一）无正当理由拒绝、拖延或者终止实施法律援助；
（二）向受援人收取财物或者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
（三）不及时向受援人通报法律援助进展情况；
（四）泄露当事人的隐私。
第三十二条法律援助人员办结法律援助案件后应当制作结案报告，并按照归档规范将法律援助过程中形成的法律文书、资料归档，提交法律援助机构。
法律援助机构收到前款规定的结案材料后，应当进行审查，经审查合格的，向法律援助人员支付办案补贴。
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的标准由市司法行政部门会同市财政部门，根据本市经济发展水平，参考法律援助机构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的平均成本等因素核定，并可以根据需要调整。
第三十三条受援人有权向法律援助机构或者法律援助人员了解为其提供法律援助的进展情况；有事实证明法律援助人员不依法履行职责的，受援人可以要求更换。
受援人应当如实陈述与法律援助案件有关的情况，及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协助、配合法律援助机构和法律援助人员开展法律援助工作。
第三十四条法律援助机构应当采取多种形式将法律援助的条件、程序、期限和申请材料目录、申请示范文本等向社会公示。
第三十五条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法律援助质量监督制度，制定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标准，开展法律援助服务质量检查和评估，并将检查和评估结果依法公开。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六条律师事务所拒绝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不安排律师办理法律援助的，由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1个月以上3个月以下停业整顿处罚。
第三十七条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由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1个月以上3个月以下停止执业处罚。
一、推动政府责任落实
1、加大法律援助办案力度。各乡、镇及中心的办案数应随着《省法律援助条例》的实施和法律援助经费的增长而相应增加，在确保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的前提下，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办案数量。加强公证、司法鉴定法律援助工作。
2、推动法律援助经费增长。抓住《省法律援助条例》贯彻实施的有力契机，贯彻落实李炳军副省长重要批示精神，不断增加法援经费的财政预算，力争今年我县同级法律援助经费投入不少于市下拨法律援助经费总投入的30%。
二、完善法律援助制度
3、开展公证、司法鉴定法律援助工作制度调研。《省法律援助条例》已将公证、司法鉴定列为法律援助的重要形式，各所、处及服务站要主动与法援中心沟通，研究工作如何衔接，收集沟通后的问题和意见，及时上报县局法援中心。
4、建立健全刑事法律援助工作制度。完善与公检法等部门的刑事法律援助联席会议制度；健全看守所法律援助工作衔接机制；继续采取措施，认真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律师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确保今年社会律师参与法律援助案件办理比例不少于35%，刑事法律援助案件办理比例不少于70%。
三、提升法律援助服务能力
5、充分发挥示范服务窗口平台的作用。扩大社会宣传面，提高法律服务质量和水平，完善有关工作制度，强化法援工作管理。把示范服务窗口真正成为服务于我县民生工程的便民、利民窗口。
6、启动法律援助工作站规范化建设。工作站是法律援助的一个重要窗口。各乡、镇分期分批用5年时间，全面完成法律援助工作站规范化建设，从人员、场地、经费、工作流程、工作职责等方面进行全面规范，发挥工作站便民、利民的独特区位优势。
7、加强法律援助联系点工作。重点在队伍方面做工作。积极开展法律援助明白人的培育工作，拟用3年时间，每个联系点建立一支3至6人的法律援助明白人队伍，不断强化基层法律援助工作队伍。
8、启动“远程法律援助进农家”工作。从今年开始，全县每年要选择1至2个有基础、有条件的工作站设立“远程法律援助进农家”互动平台，定期为基层群众提供法律援助宣传、咨询服务，满足群众的法律服务需求。
9、继续实施“法律援助公示牌进万村”工程。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力度，全面完成“法律援助公示牌进万村”工程，实现农村法律援助宣传工作“全覆盖”。
10、开通“12348”法律援助咨询专线,提升服务质量。加强“12348”专线管理，规范“12348”专线服务，创优“12348”专线服务民生品牌。进一步健全完善“12348”法律援助咨询专线舆情分析制度。
四、加强法律援助监督管理
11、加强法律援助队伍教育管理。完善法律援助队伍“层级”培训工作机制，围绕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能力，组织开展法律援助业务技能、管理技能和心理疏导技能培训，提高法律援助人员服务能力和水平。
12、加强法律援助经费监管。严格按照《省法律援助经费使用管理办法》要求，用好管好法律援助经费，坚决防止并严肃查处侵占、截留和挪用法律援助经费的行为，确保专款专用，确保资金使用安全。进一步规范办案补贴发放，逐步推行采取转账方式，将办案补贴发放到承办人。
13、强化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监管。健全完善旁听、回访等办案质量监督管理机制；不断完善考核评价机制，将案件质量与年度考核、评先评优和案件补贴挂钩，加大对法律援助工作中表现优秀人员的宣传表彰力度。依据《省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监管与评估办法》和《省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标准》，认真开展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查活动。
五、强化法律援助宣传
第一条为了保障经济困难的公民获得必要的法律服务，促进和规范法律援助工作，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公民，可以依照本条例获得法律咨询、、刑事辩护等无偿法律服务。
第三条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法律援助经费应当专款专用，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
第四条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监督管理全国的法律援助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监督管理本行政区域的法律援助工作。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和地方律师协会应当按照律师协会章程对依据本条例实施的法律援助工作予以协助。
第五条直辖市、设区的市或者县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根据需要确定本行政区域的法律援助机构。
法律援助机构负责受理、审查法律援助申请，指派或者安排人员为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
第六条律师应当依照律师法和本条例的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为受援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依法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接受律师协会和司法行政部门的监督。
第七条国家鼓励社会对法律援助活动提供捐助。
第八条国家支持和鼓励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利用自身资源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
第九条对在法律援助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有关的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应当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法律援助范围
第十条公民对下列需要的事项，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一）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
（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三）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
（四）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
（五）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
（六）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对前款规定以外的法律援助事项做出补充规定。
公民可以就本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事项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咨询。
第十一条刑事诉讼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一）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
（二）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
（三）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
第十二条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
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无须对被告人进行经济状况的审查。
第十三条本条例所称公民经济困难的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和法律援助事业的需要规定。
申请人住所地的经济困难标准与受理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所在地的经济困难标准不一致的，按照受理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所在地的经济困难标准执行。
第三章法律援助申请和审查
第十四条公民就本条例第十条所列事项申请法律援助，应当按照下列规定提出：
（一）请求国家赔偿的，向赔偿义务机关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向提供社会保险待遇、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义务机关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三）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向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义务人住所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四）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向支付劳动报酬的义务人住所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五）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向被请求人住所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第十五条本条例第十一条所列人员申请法律援助的，应当向审理案件的人民法院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的申请由看守所在24小时内转交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所需提交的有关证件、证明材料由看守所通知申请人的法定人或者近亲属协助提供。
第十六条请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由其法定人代为提出申请。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与其法定人之间发生诉讼或者因其他利益纠纷需要法律援助的，由与该争议事项无利害关系的其他法定人代为提出申请。
第十七条公民申请、刑事辩护的法律援助应当提交下列证件、证明材料：
（一）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的身份证明，申请人还应当提交有权的证明；
（二）经济困难的证明；
（三）与所申请法律援助事项有关的案件材料。
申请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填写申请表；以书面形式提出申请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申请，由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或者代为转交申请的有关机构工作人员作书面记录。
第十八条法律援助机构收到法律援助申请后，应当进行审查；认为申请人提交的证件、证明材料不齐全的，可以要求申请人做出必要的补充或者说明，申请人未按要求做出补充或者说明的，视为撤销申请；认为申请人提交的证件、证明材料需要查证的，由法律援助机构向有关机关、单位查证。
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及时决定提供法律援助；对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人理由。
第十九条申请人对法律援助机构做出的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通知有异议的，可以向确定该法律援助机构的司法行政部门提出，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在收到异议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经审查认为申请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以书面形式责令法律援助机构及时对该申请人提供法律援助。
第四章法律援助实施
第二十条由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案件，人民法院在开庭10日前将指定辩护通知书和书副本或者判决书副本送交其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人民法院不在其所在地审判的，可以将指定辩护通知书和书副本或者判决书副本送交审判地的法律援助机构。
第二十一条法律援助机构可以指派律师事务所安排律师或者安排本机构的工作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也可以根据其他社会组织的要求，安排其所属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对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案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在开庭3日前将确定的承办人员名单回复做出指定的人民法院。
第二十二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人员，应当遵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提供法律援助不得收取任何财物。
第二十三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人员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向法律援助机构报告，法律援助机构经审查核实的，应当终止该项法律援助：
（一）受援人的经济收入状况发生变化，不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
（二）案件终止审理或者已被撤销的；
（三）受援人又自行委托律师或者其他人的：
（四）受援人要求终止法律援助的。
第二十四条受指派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或者接受安排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社会组织人员在案件结案时，应当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交有关的法律文书副本或者复印件以及结案报告等材料。
法律援助机构收到前款规定的结案材料后，应当向受指派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或者接受安排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社会组织人员支付法律援助办案补贴。
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的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参考法律援助机构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的平均成本等因素核定，并可以根据需要调整。
第二十五条法律援助机构对公民申请的法律咨询服务，应当即时办理；复杂疑难的，可以预约择时办理。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二十六条法律援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以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纪律处分：
（一）为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人员提供法律援助，或者拒绝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人员提供法律援助的；
（二）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收取财物的；
（三）从事有偿法律服务的；
（四）侵占、私分、挪用法律援助经费的。
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收取的财物，由司法行政部门责令退还；从事有偿法律服务的违法所得，由司法行政部门予以没收；侵占、私分、挪用法律援助经费的，由司法行政部门责令追回，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律师事务所拒绝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不安排本所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由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1个月以上3个月以下停业整顿的处罚。
第二十八条律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1个月以上3个月以下停止执业的处罚：
（一）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擅自终止法律援助案件的；
（二）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收取财物的。
有前款第（二）项违法行为的，由司法行政部门责令退还违法所得的财物，可以并处所收财物价值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九条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违反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的，按照律师法的规定予以处罚。
法律援助的覆盖面，近年来频频出现在领导讲话、报刊媒体、甚至相关的红头文件之中。笔者认为，法律援助的覆盖面，关乎法律援助制度的终极目的，关乎法律援助事业的兴衰成败。所谓法律援助覆盖面，它是指根据法律、法规规定的法律援助标准、范围以及法律援助机构的提供能力，需要时能够获得法律援助的人口总数。通俗地讲，也就是法律援助制度所能惠及的人群。
一、法律援助覆盖面的现状
法律援助覆盖面是衡量一个国家(地区)法律援助制度发达程度的一个重要尺度。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他们的法律援助覆盖面达到很高的程度。比如，法国达到总人口的70％，瑞典达到90％，英国达到60％，美国达到50％。我国的法律援助事业刚刚起步，只有十多年的发展历史。根据2003年实施的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规定的法律援助标准、范围，当时我国的法律援助覆盖面仅能达到总人口的2％～3％。近年来，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和社会对法律援助需求的增长，各省(市、自治区)陆续出台地方性法规、政策。不断降低法律援助门槛。扩大法律援助的事项范围。尤其是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规定，对农民工申请支付劳动报酬和工伤赔偿的。不再审查其经济困难标准，直接给予法律援助等。法律援助覆盖面不断扩大，2008年我国法律援助的覆盖面达到了总人口的8％～10％。
二、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的需要。吴爱英部长在纪念《法律援助条例》颁布五周年座谈会上说：“扩大覆盖面。更好地满足网难群众的需要，已成为法律援助工作的一项迫切任务，各地应当根据当地经济神话发展水平，及时调整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降低门槛。将涉及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与民生问题紧密相关的、困难群体迫切需要的事项都纳入法律援助补充事项范围上，进一步发挥法律援助在促进民生问题解决中的积极作用。”
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是满足社会公众法律援助需求的需要。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仍然处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过去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随着改革深化出现的新问题相互交织特别是受国家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经济发展遇到一定的困难，就业形势严峻。城乡居民增收压力增大。一些新矛盾随之产生，深层次矛盾进一步凸显，困难群众的法律援助需求大幅增长。
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是实现法律援助制度终檄目的的需要。司法部一再提出“落实政府责任、扩大覆盖面、扩大知晓率”是现阶段法律援助三大工作任务。这三者的关系。落实政府责任是保障，扩大知晓率是途径，扩大覆盖面才是目的。
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是司法行政部门应对社会挑战的需要。无论是从国外法律援助的发展历史上看，还是从国内对法律援助的庞大需求上看，法律援助都是一项很有生命力的朝阳事业。
三、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面临的障碍
1 现行的经济困难标准不科学、不合理。2003年国务院出台的《法律援助条例》规定：“公民经济困难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和法律援助事宜的需要规定”。实际上，在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出台以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通过地方性法规、规章，把当地的最低生活标准作为申请法律援助的经济困难标准。
2 法律援助事项范围太窄。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法律援助仅限于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律师的，应当为其提供法律援助。在民生法律援助案件中，《法律援助条例》规定了六条事项。这些范围远远满足不了群众的法律援助需求，公民在诉讼中获得法律援助的比例是很小的。
3 部分地区法律援助机构力量薄弱。提供能力有限。时至今日。有些地方的法律援助机构仍然处在“一个人、一间房、一张桌子、一本卷宗”的办公条件。“开不了门、找不着人”的现象在个别地方仍然存在。
4 法律援助的社会知晓率低。2007年年度，司法部和国家统计局启动了“法律援助公众知晓率和需求调查”，此次调查是我国首次开展的法律援助专项调查，调查社会公众。尤其是中低收入人群对法律援助基层知识的了解情况、需求事项，调查方式是入户面访和电话访问相结合。调查结果显示，56％的居民知道(听说过)法律援助，44％的人没有听说过法律援助。这个结果基本反映出农村法律援助知晓率的状况。
5 法律援助的便民程度不高。“门难进”。不少县(市、区)法律援助中心在县委、县政府的大楼里，深宅大院，几道门岗，几次登记预约，都未必能找到人。“人难找”。有些地方的法律援助中心只有三两个人，且主要精力用在办案上，老百姓千辛万苦找到法律援助中心，常常遇到找不到人，需要来回跑三两次才能递上申请。“事难办”。即使找到人了，也递交申请了，援助中心也常常以“不是低保人员，不符合援助条件”为理由拒之门外。
四、提高法律援助覆盖面的几点建议
1 选定某几种目标人群。(1)低保对象；(2)农民工；(3)残疾人；(4)老年人。
2 扩大事项范围。最彻底的办法就是取消事项范围限制。2008年底出台的《广东省法律援助条例》就取消了法律援助事项范围，意味着今后在广东省申请法律援助就只有一个条件――经济困难条件。所有的案件范围都可以申请法律援助了。
3 建立省级专项资金。随着法律援助工作的深入开展，部分县(市、区)法律援助办案经费不足、地区面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日益凸显。严重阻碍了法律援助事宜的协调法律。
浅析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
高唐县法律援助中心 张君燕
法律援助是国家对因经济困难无力支付或不能完全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的公民或者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的法律帮助，以维护其法律赋予的权益得以实现的一项司法救济保障制度。公民申请法律援助，要同时符合两方面的条件，一是无力承担法律服务费用；二是申请的事项在政府规定的范围之内。根据法律援助概念及《条例》的规定，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是政府用来衡量申请人是否应当获得法律援助的经济状况的标准。通过多年来法律援助的实践经验，对法律援助的经济状况标准做以下见解。
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对接受公民的法律援助申请、审查，以至最后决定是否提供法律援助是法律援助机构的核心工作，也是法律援助制度的最重要的内容。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是审查申请人是否符合法律援助经济条件的依据，直接决定申请人能否获得法律援助。政府制定经济困难标准后，一方面决定了可以享受法律援助权利的人群；另一方面影响了政府对法律援助的投入。可见，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对政府、对老百姓来说都是意义重大的，在法律援助制度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同时经济困难标准的制定也更有利于法律援助机构对受援人做到更好，更快捷的法律援助。
对于法律援助申请人获得法律援助的经济困难标准，《条例》没有具体的规定，只是作出了抽象性和授权性的规定。《条例》第一条规定：“为了保障经济困难的公民获得必要的法律服务，促进和规范法律援助工作，制定本条例。”该条规定确定了法律援助对象是“经济困难的公民”，同时也意味着提供法律援助的经济条件是申请人经济困难，除此之外，《条例》没有对“经济困难”的标准作出具体的规定。但“经济困难的公民”是个抽象的概念，不便用于实践操作，需要进一步明确规定。我国现行的经济困难标准在法律援助工作的初期阶段，法律援助的探索刚刚起步，机构、队伍的建设还很不完善，政府对法律援助的认识和投入还相当有限，老百姓对法律援助的知晓率不高的情况下，我国各地在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确定上比较简单且趋同，通行的做法基本是以当地政府的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为标准，法律援助申请人的收入低于这个标准的就被认为是符合法律援助的经济条件。在法律援助运行的最初的几年中，由于这种选择显得直观和简单，法律援助机构在对申请人的经济状况审查时显得可操作性强，因此被绝大多数省市所采用。然而低保相对于是否应该受到法律援助笔者认为还是有很大差距的，举例说一下，现在我市的最低生活保障金为220元，而相比之下县城可能还要再低一些，而律师的收费标准与之相比却不成比例，远远高于最低生活保障，甚至现在连一个小小的咨询、代书费都达到了百元以上。而如果只有享受最低生活保障金的这部分人享受法律援助，那么势必还有相当大一部分人请不起律师，也就是说即使收入远远高于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公民，要从法律服务市场上购买到法律服务也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制定一个符合各地情况的经济困难标准就更是迫在眉捷。这也就要看政府如何来制定这个经济困难标准，以更好地发挥法律援助的作用。
政府制定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是个重要而且复杂的问题，一般说来，影响其制定的因素有以下几个：一是法律援助的本质和宗旨。法律援助的本质和宗旨决定了法律援助对象的基本特征是经济困难，以至无能力或者无全部能力承担法律服务费用。法律援助对象的特征实际就是无能力或者无全部能力承担法律服务费用。政府制定的经济困难标准，既不能将符合这个特征的人群排除在外，同时不能将有能力承担法律服务费用的人群包含进来。二是政府对法律援助事业的财政投入。投入多的地方，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相对高一些，公民进入法律援助的门槛低一些，反之，经济困难标准会低一些。 三是当地公民的法律援助需求。首先是当地公民的法律事务或者事务诉诸法律发生的概率，这同当地人法律意识和司法资源相关；其次是经济状况低于政府制定的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的公民数量。四是人力资源。因为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即使放开标准再高，但没有人去承办，也无法受理更多的法律援助案件。放宽受理的经济标准，意味着更多的穷人获得法律援助，同时意味着政府投入更多的资源，包括财政、人力等。除此之外的因素实际上影响着经济困难标准的确定，但这些因素都具有流动性、不稳定性和可改变性。政府制定的经济困难标准都属于“实然”的状态，如何使“实然”更接近于“应然”，便是如何使经济困难标准更加科学的过程。
但不容忽视的是政府的财政投入过少。是形成现行法律援助经济标准制定的主要因素之一。“看财政吃饭”、“量入为出” 基本上是所有地方政府的理财方略，对法律援助的财政投入也不例外。由于法律援助制度在中国是新生事物，加上政府对其作用的认识很少，所以财政对其投入非常有限。近十几年的法律援助制度建设基本是机构、队伍建设，而许多法律援助机构建立之时，经费大部分没有得到政府财政的保障，甚至到今天，许多法律援助机构的经费都没有落实。在财政供给很少的前提下，政府就要通过确定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进而限定法律援助的需求，所以，我国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划定的是供给，不是需求。政府选择最低生活保障线或者企业最低工资确实也达到了这个效果。实际上，现行经济困难标准制约了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使相当大部分人的法律援助权利得不到实现。法律援助的本质、含义和宗旨才是制定经济困难标准的决定性因素。制定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首先应当符合法律援助的本质和含义：政府为无力承担法律服务费用的贫困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法律援助对象的基本特征是无力承担法律服务费用，政府制定经济困难标准时就应当降低门槛，要让符合基本特征的申请人得到法律援助。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要把法律援助发挥到其职能所在，最关键的一点是法律援助的最初受理标准——即经济困难标准，而一个贴近实际群众的经济困难标准，也势必会使更多的广大人民群众得到更好的法律援助。
一、河北省困境儿童法律援助现状
近年来，河北省也在推进困境儿童保护方面做了很多努力，取得很大进步。2003年河北省成立了河北省困境儿童救助保护联谊会，致力于困境儿童生存、保护、参与、发展的各项工作，十年来，该联谊会为我省困境儿童救助做出了具体而实际的贡献。2010年6月，河北省“困境儿童关爱行动”正式启动，包括大病儿童、流动儿童等四类儿童受到关注，同时专门针对贫困先心病儿展开了预防、捐助治疗等活动，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2012年12月6日，河北省还专门以困境儿童救助为目的举行了慈善晚宴，向社会募集款项613万余元，为各类困境儿童提供物质帮助和教育服务。这些活动使得河北省在困境儿童保护方面的工作一直在稳步推进。与此同时，应当与困境儿童保障工作同步推进的针对困境儿童的法律援助工作却一直没有得到相应的深入进展。目前，我省法律援助工作的主要依据除了通行于全国的《法律援助条例》外，还有2007年7月通过施行的《河北省法律援助条例》，但是，在这两个法律援助领域最重要的基础法律文件中，却都没有关于困境儿童法律援助的特别规定，这直接导致了实践中的困境儿童法律援助工作缺乏明确、具体、针对性强的法律依据，很多援助无法展开并切实到位，这已经成为了河北省困境儿童法律援助领域的难题之一。
二、河北省困境儿童法律援助工作中的主要不足
（一）法律援助制度对困境儿童关注度不够
按照《河北省法律援助条例》第七条的规定，我省公民在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人的情况下，共有十种情况可以申请民事法律援助。然而，对于困境儿童这个特殊困难群体，并没有特别涉及，同时对于困境儿童申请法律援助的方式、途径、程序等，也没有做出专门性规定。而且，从条款意思来看，申请法律援助的前提条件是“经济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会导致达不到经济困难标准、然而有其他困难的困境儿童无法申请法律援助；另一方面，证明经济困难需要办理相应手续，对于那些农村、偏远地区的困境儿童和流浪儿童而言，这种手续的办理是非常困难的。
（二）重诉讼援助、轻非讼援助，与困境儿童现实法律需求不符合
根据《河北省法律援助条例》第十一条关于法律援助范围的规定，河北省将法律援助的重点放在了为因经济困难而没有委托人、辩护人的诉讼当事人提供、辩护服务上。而关于其他法律援助方式，只笼统规定了可以进行行政复议、仲裁、办理公证证明、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等活动。从多年法律援助实践来看，由于资金、人员等方面条件的限制，绝大部分的法律援助活动集中在了诉讼领域，甚至有的法律援助机构一年甚至几年都没有办理过其他法律援助业务。而作为困境儿童而言，大多数需要的并不是诉讼援助，而是国家政策咨询、代办相关社会保险、代办国家救助申请手续等活动。因此，法律援助在困境儿童救助和保障中能发挥的作用就非常有限了。
（三）法律援助制度与现有儿童监护制度存在冲突
困境儿童往往容易受到家庭内部的非法对待，如虐待、忽视、遗弃、伤害等，而按照《法律援助条例》第16条的规定：申请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由其法定人代为提出申请。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与其法定人之间发生的诉讼或者因其他利益纠纷需要法律援助的，由与该争议事项无利害关系的其他法定人代为提出申请。这意味着，针对困境儿童的法律援助如果无法得到其监护人同意，法律援助就无法实际进行下去。而在监护人本身侵犯困境儿童权益的情况下，监护人不可能同意法律援助的进行，在这种情况下，法律援助活动如何开展？应当与哪些部门协同合作？如何保障困境儿童基本权益的实现？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四）没有针对困境儿童的专门法律援助机构
困境儿童法律援助工作有其独特之处。首先，困境儿童法律援助工作往往与社会保障部门、民政部门、慈善机构直接相关，涉及大量的各部门具体实施细则、规定、办法等法律文件，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和特殊性。而一般的法律援助人员对于这一类型法律文件往往很少接触，办理起来难度较大，比较吃力。其次，困境儿童法律援助需要与流浪儿童、残疾儿童、大病儿童进行接触，因此，了解其心理、善于取得儿童信任、掌握必须的沟通技巧非常重要，而这一点，也需要工作人员掌握相关工作方法，通过耐心、持久的具体援助活动积累经验才能实现。因此，在我国目前困境儿童数量庞大、实现对其充分保障已经成为社会福利领域最重要、最紧急的任务的社会背景下，仍然没有建立专门针对困境儿童的法律援助机构，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和缺失。
（五）法律援助机构与其他儿童权益保护机构之间的协作关系尚未建立
针对困境儿童的法律援助是一个庞大的社会问题，牵扯到立法、财政、教育、医疗甚至宗教等方方面面的内容，绝非法律援助机构能够独立承担和处理的。因此，在法律援助机构和公安部门、教育部门、医疗单位以及残联、妇联等组织之间，应当建立顺畅、合理、权责分明的联动协作体系，方能使困境儿童得到迅速、有效、有针对性的法律援助保障。而这需要相关立法机关立法、政府部门执法、法律援助机构配合才能充分实现。
三、河北省困境儿童法律援助制度改革对策
（一）法律援助应加强对困境儿童的关注
在我省法律援助资源整体有限的情况下，先针对包括残疾儿童、大病儿童、流浪儿童等在内的困境儿童出台专门的法律援助制度和措施，是比较符合需求状况和容易实现的。在构建困境儿童法律援助制度的过程中，应当保证制度构架与困境儿童的现实需求相符合。首先，在《河北省法律援助条例》中，应通过专门条款将困境儿童作为法律援助对象确定下来；其次，明确对于困境儿童的法律援助，不以经济困难作为衡量标准和条件；再次，对困境儿童的法律援助不以申请作为基本前提，当法律援助机构从各种渠道了解到困境儿童的相应需求信息时，有权主动开启法律援助程序，为困境儿童提供帮助。
（二）为困境儿童提供持续、日常、非讼的法律援助
按照《河北省法律援助条例》规定，法律援助主要针对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人的诉讼主体，注重诉讼援助，忽视非讼援助。这使得实践中大批亟需社保、医保、社会照管的残疾儿童、大病儿童及流浪儿童无法享受到这项免费公共法律服务。因此，针对困境儿童提供有针对性的非讼援助，是目前法律援助制度需要进行的最重要的调整。因此，在构建困境儿童法律援助制度时，必须要做到非讼援助与诉讼援助相结合、以非讼援助为主。而在非讼援助过程中，要注意将法律咨询、相关法律文书撰写、社保医保手续办理、慈善活动申请等事项进行概括性纳入，以保证现实中困境儿童能够充分得到有关帮助和支持。
（三）法律援助制度与现有儿童监护制度的冲突应得到解决
首先，我们应完善困境儿童法律援助的申请程序，扩大困境儿童法律援助申请人的范围，如达到一定年龄的困境儿童本人、其近亲属、其所在学校、所在村（居）委会以及相关维权组织等有权代为提出申请。这能够有效改善监护人独揽法律援助申请权的现状，确保在监护人侵犯困境儿童合法权益时法律援助能够及时、有效介入。其次，法律援助机构在提供援助过程中，一旦发现有监护人侵犯困境儿童合法权益的现象发生，应当及时向相关机关（如公安机关、民政部门等）进行通知、汇报，并作为困境儿童利益的保护者协同处理相关问题。
（四）应建立专门的困境儿童法律援助机构
困境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决定了其对法律援助的特殊需求，也为法律援助工作的进行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因此，河北省应当在援助人员的专业性、程序上的特殊性、进行援助时的灵活性与优先性等方面作出规定，利用有限资源实现儿童利益的最大化。在此方面，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作为我国最大的儿童法律援助机构，多年来办理困境儿童法律援助案件中的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目前，很多地方也开始尝试建立专门的儿童法律援助机构，组建专业的儿童法律援助团队，如山西省在2008年就成立了专门的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工作站，其重要内容就是对困境儿童提供法律援助，几年来运转效果良好，社会反响突出。我省应当在借鉴这些地区经验的基础上，在现有法律援助机构的建制和基础上，尽快开始组建我省的困境儿童法律援助部门，做到人员专业化、工作常态化。
（五）困境儿童法律援助机构应实现与相关机关的协作和联动
要缓解矛盾，增加法律援助资源是根本，确切的说就是要增加参与法律援助的法律工作者的人数。目前《法律援助条例》主要是依靠律师、基层法律服务者。公证员等职业法律人提供法律援助，忽视了一个重要的“法律预备役”—法学专业大学生。根据教育部统计数据，目前全国开设法学专业的高等院校有500余所，在校法学生人数达到了80余万人。这些法学专业大学生通过学校的专业教育，掌握了一定的法律基本理论和基础技能，同时又由于长期处于理论学习状态，缺乏必要的实践锻炼，造成了我国法学教育和法学毕业生能力在法律应用方面的弱势。基于这样的现实情况，不论是我国法学教育，还是法学专业大学生，为了弥补自身不足，都会产生参与实践的迫切需求。这正好能够缓解目前我国法律援助资源紧缺的现状。
二、大学生法律援助的现状分析
1、相关法律制度模糊
截至目前，我国专门针对法律援助制定的实体法只有《法律援助条例》，而该条例自2003年9月1日实施后，至今未修订或颁布司法解释及实施细则，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的规定仍是非常原则性的。这就造成大学生参与法律援助的形式和认可度无法明确。在实践中，大学生自发组成的法律援助机构往往得不到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认可，学生只能以个人名义参与案件。而根据《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大学生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参与刑事或行政诉讼案件的，其享有的诉讼权利受到了较大限制，尤其是在阅卷和会见当事人方面的限制，直接损害作为弱势群体的当事人利益，使得法律援助的宗旨和意义得不到实现。
2、组织建立与管理不健全
目前高校内的大学生法律援助组织大多是由学生自发建立的学生社团，其基本成员(包括社团领导和骨干分子)主要是在校学生，指导教师多是受学生邀请而自发参与的。学校对社团工作基本不参与，对其持放任自流的态度。在校学生由于没有工作经历，与社会接触不够，对如何管理和运营一个团队缺乏经验。成员参与社团活动的积极性主要依靠个体兴趣和新鲜感维持，缺乏相应的内部规章制度管控或有制度却不能很好的贯彻实施。这就导致了社团呈现出组织管理松散、成员流动性大，社团稳定性差等特点。
3、成员分布不均，能力有待提高
从在校大学生参与法律援助的学生年级分布来看，各高校大学生参与法律援助人数的80%都来源于大一、大二学生，大三学生所占比例很少，大四学生几乎不参加。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大一、大二学生进入高校时间不长，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心强，对参与学生社团活动的激情高，而大三、大四学生由于面临毕业和就业的压力，多数学生都忙于备战研究生考试、司法考试、公务员考试或者在校外找工作，空余时间大大压缩，无法全身心投入到法律援助中来。但是由于成员主要集中在大一、大二年级，学生还没有完成全部法学专业主干课程的学习，专业知识不完整，缺乏足够的实践经验，不能够很好的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服务。待其专业技能和经验提高后，又因面临毕业而无法继续参与法律援助，造成大学生法律援助能力始终停滞在较低水平。据统计，在上海接受过高校法律援助咨询的当事人对大学生所提供的援助服务的满意率仅为50%。①
4、指导老师人数不足
大学生参与法律援助是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的活动，而大学生在校期间不论是理论知识还是实践能力都是不足以支撑其独立承办法律援助案件。因此大学生参与法律援助离不开具备扎实的理论知识、丰富的办案经验以及较强的办案能力的指导老师。但目前我国高等院校老师除教授课程外，其主要工作是做学术研究，能够兼顾并做好法律实践的双能型老师数量不多。此外，作为法律援助指导老师，目前主要是以无偿帮助为主要形式，指导工作也不是像日常教学工作那样有固定的场所和工作时间，往往需要老师随着援助案件的处理进程不定时往返于司法机关、当事人和学生之间，需要老师牺牲大量的个人时间和精力，因此许多老师不愿意参与指导工作。
5、法律援助经费筹集难
大学生一般是以校园法律援助中心等高校学生社团作为参加法律援助活动的媒介和载体。但这类社团主要是学生自治组织，而非盈利机构，其资金主要来源于高校社团经费拨付和学生自筹，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固定的资金来源。与此相对，法律援助作为一种法律应用类实践活动，大学生参与援助必然要求一定的物质基础，例如办公场所、办公用品、差旅费等，而这些目前都是由高校法律援助学生社团自行承担。因此，高校法律援助学生社团常常出现资金短缺的困境。援助资金的匮乏，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大学生法律援助活动的正常开展。援助活动质量的高低受到资金情况波动的影响，造成援助活动缺乏稳定性和长期性，降低了当事人对大学生法律援助的认可程度。
6、与其他力量缺乏沟通
在大学生法律援助面临种种困境，难以独自前行时，更多时候选择的是暂停活动甚至放弃，极少与法律援助的其他力量进行沟通，寻求支持。《法律援助条例》第3条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律师法》、《法律援助条例》第6条规定律师应当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依照上述法律，政府机关和执业律师有参与法律援助的法定义务，而且由于其所具有的特定身份，使得他们在参与法律援助的不同阶段或方面具有大学生参与法律援助所不具备但又急需的资源优势。如果不能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共同促进大学生法律援助活动的生存和发展，那么大学生法律援助将是举步维艰的。
三、大学生法律援助的意义
1、社会层面
(1)大学生法律援助能够有效缓解现阶段我国法律援助资源紧缺的局面。我国现有参与法律援助的主体主要是职业法律人，其中占比重最大的是执业律师。但是目前我国在册的执业律师尚不足30万，仅仅是法学专业在校大学生人数的1/3。此外，职业法律人分布主要集中在一、二线城市，覆盖面有限，但大学生因其来源的广泛性，造成其能够有效辐射的覆盖面要远远大于职业法律人。
(2)大学生法律援助能够完善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减少政府负担。我国法律援助制度自《法律援助条例》颁布以来，鲜有其他法律法规提及或完善，加上当事人寻求救助途径不畅通、政府投入经费严重不足等原因，造成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发展缓慢。依照《法律援助条例》第8条规定“国家支持和鼓励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利用自身优势资源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大学生参与法律援助不仅具有法律制度上的合法性和可行性，更是对我国法律援助制度模式单一的缺点进行了完善。同时大量愿意无偿提供法律服务的大学生的加入，还能够减轻政府经济负担，促进法律援助经济资源的优势配置。
(3)大学生法律援助是对我国高校法学教育的重要补充。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学科，但我国目前的法学教育总体而言是一种以教为本的应试教育。②这种教育模式大大限制了学生学以致用、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但是让大学生参与法律援助，则可以为学生提供丰富而鲜活的案例来源，通过理论和实践的不断印证，提高学生的理论认识和实践能力，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4)大学生法律援助能够切实推进法治社会的建设和发展。大学生通过与当事人交谈、收集整理案件材料、分析案情、拟定法律文书等方式将自己所学所会应用于当事人的实际案件。一方面，当事人通过法律援助能够平等的面对法律及司法审判，确保当事人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促成司法案件的个案公正;另一方面，当事人在接受法律援助过程中不断接收、理解案件相关法律知识，既能提高普通当事人的法律认识，帮助其树立法治意识，还能促进当事人对司法审判的理解，提高法律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2、个体层面
(1)大学生参与法律援助能够锻炼其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参与法律援助不仅仅是简单的提供法律知识的咨询，还要求大学生在接触案件后从纷繁驳杂的现象中抽离问题的实质，这中间可能涉及多个法律部门或多门社会科学知识，可能还需要与不同阶层人群进行沟通交流，这些就要求学生具备多种法律知识、社会科学知识以及社交知识。而这些能力单单通过目前的高校教育是远不能满足的，需要大学生在处理问题中不断去探索、充实、提高。
[关键词]法律援助；范围；事项
我们所说的法律援助范围是指有关部门根据相关规定确定的可以提供法律援助的事项领域，包括法律援助的对象范围和事项范围两个方面。也就是说法律援助应当在什么条件下、向什么人、为什么事项提供。法律援助的范围也可以表述为：法律援助机构向需要援助的对象提供救济或帮助，解决与受损人的利益息息相关的各种法律困难和问题。按照目前各国通行的标准---是否进入诉讼程序的标准，可以将法律援助的业务范围分为：诉讼程序中的法律援助和非诉讼程序中的法律援助。诉讼程序中的法律援助又可分为刑事诉讼法律援助、民事诉讼法律援助和行政诉讼法律援助；非诉讼法律援助，指的是不需要司法机关的介入，在法律援助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即可解决的法律问题和法律困难，其形式有调解法律援助、公证法律援助和咨询法律援助等等。
我国《法律援助条例》对法律援助的对象范围做了明确的规定。《条例》第十条规定：公民对下列需要的事项，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一）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三）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四）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五）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六）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第十一条规定： 刑事诉讼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一）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二）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三）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第十二条规定：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无须对被告人进行经济状况的审查。
《法律援助条例》对法律援助事项的规定仅限于民事、行政、刑事诉讼案件，《条例》对刑事案件的规定即明确又具体，我们无需赘述。《条例》对民事、行政案件的规定只是：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等六种情况。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其实已经超出了这个范围，但超出的范围不是很大，在许多方面我们还是应该有可为的，就目前我国法律援助的状况看，以下事项可以扩入我们的援助范围：
一、环境保护问题。环境保护涉及的范围广、综合性强，它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还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一般来说，环境保护是利用环境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协调人类与环境的关系，解决各种问题，保护和改善环境的一切人类活动的总称。采取行政的、法律的、经济的、科学技术的多方面的措施，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防止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以求保持和发展生态平衡，扩大有用自然资源的再生产，保证人类社会的发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规定，环境保护的内容包括保护自然环境和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两个方面。也就是境，恢复生态，预防环境质量的恶化，控制说，要运用现代环境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在更好地利用资源的同时深入认识、掌握污染和破坏环境的根源和危害，有计划的保护环环境污染，促进人类与环境的协调发展。而发生了环境保护问题，就有可能或已经给某一群人造成了伤害。
二、产品质量问题。产品质量除了含有实物产品之外，还含有无形产品质量，即服务产品质量。服务质量也 是有标准的。质量数据及分析、统计基本方法产品质量特性的含义很广泛，它可以是技术的、经济的、社会的、心理的和生理的。一般来说，常把反映产品使用目的的各种技术经济参数作为质量特性。主要分为产品内在质量和产品外观质量。泛义上的产品质量是指国家的有关法规、质量标准以及合同规定的对产品适用、安全和其他特性的要求。 质量特性，区分了不同产品的不同用途，满足了人们的不同需要。人们就是根据工业产品的这些特性满足社会和人们需要的程度，来衡量工业产品质量好坏优劣的。
产品质量应当符合以下标准：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可行性、合法性。
三、家庭暴力问题。家庭暴力，是指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以殴打、捆绑、禁闭、残害或者其他手段对家庭成员从身体、精神、性等方面进行伤害和摧残的行为。家庭暴力直接作用于受害者身体，使受害者身体上或精神上感到痛苦，损害其身体健康和人格尊严。家庭暴力发生于有血缘、婚姻、收养关系生活在一起的家庭成员间，如丈夫对妻子、父母对子女、成年子女对父母等，妇女和儿童是家庭暴力的主要受害者，有些中老年人、男性和残疾人也会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家庭暴力会造成死亡、重伤、轻伤、身体疼痛或精神痛苦。家庭暴力侵害了受害者的人格尊严和身心健康，甚至威胁生命。家庭暴力给社会带来了不稳定因素。严重影响、破坏了社会组成细胞家庭。影响子女的正常生活和成长。
四、问题。是指由某些社会矛盾引发，特定群体或不特定多数人聚合临时形成的偶合群体，以人民内部矛盾的形式，通过没有合法依据的规模性聚集、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的群体活动、发生多数人语言行为或肢体行为上的冲突等群体行为的方式，或表达诉求和主张，或直接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或发泄不满、制造影响，因而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造成重大负面影响的各种事件。必须有3个人以上参与。
法律援助的范围是在不断扩大的，是需要我们不断探索和研究的。随着我国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将会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法律援助领域，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势必会成为法律援助的受援对象，更多的事务将扩进法律援助的范围。
一、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以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全面贯彻落实《司法部关于贯彻落实〈法律援助条例〉促进和规范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及《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将法律援助纳入平安社区工程有关问题〉的通知》精神。加大法律援助工作力度，建立完善的法律援助体系，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充分发挥法律援助机构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重要作用。
二、目标任务
1、通过开展“新希望法律援助关爱行动”，在未成年人当中开展法律援助知识教育，提高未成年人的法律意识和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的能力；
2、通过开展“新希望法律援助关爱行动”，扩大法律援助宣传覆盖面，提高家庭特别是新市民家庭，维护未成年人、维护新市民自身合法权益的法律意识，形成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
3、整合资源为未成年人以及新市民提供优质、高效、准确的法律咨询和维权服务。凡无经济能力的新市民家庭，在遇到涉法案件时，欲通过法律途径进行维权，可由区法律援助中心及时提供法律援助和法律服务。
三、活动内容：
1、开展送书籍、送法律、送服务的“三送”活动，把法律援助知识和法律服务送到未成年人身边；
2、组织政治素养高、业务能力突出的优秀律师事务所担任学校及新市民家庭的法律顾问；
3、面向社会公布未成年人维权热线，扩大未成年人维权途径；
4、开展针对未成年人权益保障以及劳动者权益保障的法制讲堂、法律授课等专题讲座，提高维护未成年人、维护新市民自身合法权益的法律意识；
5、各中、小学校建立“未成年人法律援助维权联络站”，由负责未成年维权的团（队）负责人担任联络员，经相关法律知识培训后，负责未成年人法律援助维权工作的宣传咨询、协调、服务工作。
四、几点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大宣传。要充分认识“新希望法律援助关爱行动”重要意义，各相关单位、部门要结合“六五”普法，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及《法律援助条例》的宣传工作，使全社会都来关心未成年人维权保护工作；
（二）深入了解，增强实效。深入学校、深入新市民家庭，了解未成年人及新市民的实际需要，结合当前未成年人维权工作实际，搞好法律宣传和咨询，帮助解决相关问题，增强开展活动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关键词：民事法律援助；价值；现状；完善建议
中图分类号：DF52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9-0247－02
民事法律援助，作为法律援助中的一部分，是国家在保障每个人的合法民事权益，于司法制度运行的各个环节和层次上，对因经济困难或其他因素而难以通过一般意义上的法律救济手段保障自身权益的社会弱者，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1]。
一、中国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价值
（一）宪法基本人权平等保护的彰显
中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平等；国家尊重保障人权。每一个政府都将实现宪法的规定作为其最终目标，为实现实质的平等权而不懈追求。即政府应在实际的运作之中，为了纠正由于保障形式上的平等所招致的不平等，依据个人的不同属性（如地位、财富的差异）分别采取不同的方式，对作为各个人的人格发展所必需的前期条件进行实质意义上的平等保障[2]。正如，罗尔斯在其著作《正义论》中如是说：“为了平等地对待所有人，提供真正地平等的机会，社会必须更多地注意那些天赋较低和出生于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们。……要按平等的方向补偿由偶然因素造成的倾斜。”[3]因此在这种任何制度都不可避免的不平等的基础上，政府应该建立民事法律援助制度，从而向平等的方面维护公民合法民事权益，从而实现宪法上的实质平等。
（二）诉权平等的要求
宪法赋予了每个公民应有的诉权，在民事活动中，即为当事人向法院请求通过民事诉讼来解决民事纠纷和保护民事权益的基本权利。这种诉权来源于宪法所保障的“接受司法裁判权”[4]。这种因制度设计而出现的人权本身具有宪法保障力。它要求立法者在赋予公民权利、设立公正程序的同时，对公民平等的适用程序也应该有所考虑――即诉权的实质内涵。民事法律援助制度能有效地保障所有人平等的接近他们的目的所必需的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诉权平等[2]。
二、中国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现状分析
（一）立法层面不完善
1.立法层次较低且体系上的效力对抗性缺乏。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设计，在于保障公民个人的平等诉权，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实质性平等，其内容本身就具有宪法保障力。由于中国关于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规定主要体现在由国务院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中，从上位法和下位法的角度看，其本身不具有对抗法律的效力；同时，（民事）法律援助行为乃是政府的责任，是宪法保障人权的体现。那么，由政府通过立法来规范自己的责任，很明显地带有侵犯公民权利的极大可能性。
2.民事法律援助可诉性范围狭小。中国《法律援助条例》规定了中国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包括诉讼事项和非诉讼事项，但在法院受理援助案件的（可诉性）范围上却仅有如下几类:第一，追索赡养费、抚育费的案件；第二，追索劳动报酬的案件；第三，工伤的案件。这些范围明显不能有效地解决实际发生的民事纠纷，不能够很好地保障每一个人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平等地启动诉讼程序。
3.民事法律援助制度国际化步伐较慢。在法律援助国际化方面，中国已经迈出了一定步伐，加入了诸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等国际公约，并与一些国家签订了司法协助双边或多边协定或条约。但是，法律援助国际化并没有被中国的有关法律法规所特别重视。
（二）服务体系不健全
1.政府职责不到位。政府中一部分人认识尚不到位，虽然在学理上已将民事法律援助视为政府的职责负担，但实际之中却主要是由个别律师来承担。政府中一部分人认识尚不到位，使得其有规避责任之嫌。
2.对律师激励措施不足。由于没有一定的激励措施，使得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数量甚少，无法满足广大群众的需求。在实际中，律师提供法律援助之后往往得不到回报，即使在部分地区提高了律师的补贴标准，但补贴的发放只按承办案件的数量决定，而非具体到个案的实际情况。
3.质量保证缺乏有效途径。虽然《法律援助条例》第6条、第24条都分别规定了质量保证途径，因过于模糊可操作性不强；脱离群众的现象十分明显。公民往往不知道如何去维护自己的权益，不知如何来获得法律援助。
（三）资金保障不足
据资料显示，2007年法律援助经费收入总额为37 029.78万元，以中国13亿人口为基数，人均占有法律援助经费仅为0.28元[5]。虽然《民事援助条例》亦明确规定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对当地法律援助工作给予财政上支持，但却未明确以何种形式来提供财政支援。
1.经费来源存在“瓶颈”。目前中国财政每年拨付的法律援助经费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多数经济欠发达地区法律援助经费还不能得到稳定的财政支持，即使在经济发达的地区，也有相当数量的县级地方法律援助经费有待进一步落实。
2.办案质量不高。经费短缺，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也直接影响到办案质量。有些法律援助机构为了不增加经费负担，在承办法律援助案件中走过场，敷衍了事；有些法律援助机构缺乏必要的工作资料，办案时只能靠东拼西凑。这样使法律援助的服务质量总体上远远低于有偿服务的质量，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很好的维护，法律援助的社会信誉面临严峻挑战。
三、完善中国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建议
（一）大力完善立法
1.提升法律援助立法层次。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最高法律依据是宪法中“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最直接法律依据是国务院颁布的《条例》。中国法律援助制度作为与中国贫弱老百姓联系最密切、最广泛的制度，是法治意识普及的最佳途径，其立法意义远非其他一般救助措施所能相提并论的。因此，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层次不应该限定在行政法规。在宪法中明确载明“国家坚持和发展法律援助事业”，用最直接、最显明的语句将法律援助制度在根本法中固定下来。
2.扩大民事法律援助的可诉性范围。即在防止个人滥用民事法律援助的前提下，确定一些可操作的条件，使得公民在申请法律援助时，由法律援助机构来确定是否当事人符合这些条件。但不应该对其诉讼事项有所规定，因为任何情况下都有公民可能需有法律帮助。同时，对非诉讼事项，不应该有所限制。
3.扩大民事法律援助的对象。民事法律援助作为政府行为，其所针对的是所有的公民个人。这需要人们在观念上加以把握和了解，以需要政府加大宣传力度。其援助的对象不仅仅只是经济上的弱者，还包括广大的不了解法律的人们。
（二）服务体系的完善
1.完善各级人民政府法律援助机构。由各市级人民政府建立法律援助机构，由市级政府统一领导，分别管理发放到自己手中的资金。通过市再下设较小的部门。相对县级政府来说，市级政府本身有着较强的实力，可以更好地在城市中建立起一个完备的法律援助服务体系，再由城市向农村扩展。
2.引入合约机制。法律援助机构可以通过引入合约的机制，与当地律师事务所、律师协会或个体律师签订契约，使得援助方在合约的范围内受约束；也达到了合理利用国家对法律援助的财政支出；也保障了律师提供法律援助的质量。
3.提高律师法律援助待遇。提高律师的福利工资，并且要按个案的具体情况而定，从而吸引更多的律师加入到法律援助工作中。
（三）财政体系的完善
1.建立和完善法律援助最低经费保障制度。所谓法律援助最低经费保障制度，是指为了保证经济困难的公民获得平等的法律帮助，政府根据经济状况为法律援助机构实施法律援助所必需的费用开支而设立的一项最基本办案经费保障制度。在中国，广东省结合当地经济状况采用了人口均额的方案，取得成功。业务经费中办案费按当地人口平均额纳入财政预算，随着经济发展情况适当调整人均标准[6]。
2.发行法律援助福利彩票。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曾同有关部门协商争取在福利彩票公益金中划拨一定比例用于法律援助事业，这个想法目前因现有的所有福利彩票公益金（包括每年新增部分）都已有规定用途而没有实现。既然已有的彩票公益金都有规定的用途，那么可以考虑发行法律援助福利彩票。这样一方面可以彰显法律援助的公益性，促使社会公众意识到自己对公益事业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彩票本身包含的不菲奖金也足以吸引充满中奖期待的公众踊跃购买。
3.完善法律援助基金管理体系。对于从个人和企业筹集到的资金，以法律援助基金会的形式进行管理，通过合法运作使基金增值，从而扩大法律援助的可用资金，使纳入基金会管理的资金成为较为持久的法律援助资金来源。
参考文献：
[1]张耕.法律援助制度比较[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4.
[2]许崇德.宪法：第2版[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4：113-162.
[3][美]罗尔斯.正义论[M].何包钢，何怀宏，廖仲白，译.北京：京华出版社，2000：85.
[4]江伟.民事诉讼法专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68.
义县法律援助中心自20*年7月成立以来，一直得到了县委、县政府的高度支持，始终把法律援助工作作为县政府的法定职责和民心德政工程，这是我县法律援助工作的希望，也是全县民众的福音。几年来，义县法律援助中心从建立民信政府，兑现政府工作报告的承诺出发，充分发挥自身职能作用，法律援助各项工作都取得了一定成绩，为实现司法公正、维护困难群众合法权益、确保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下面，我就义县法律援助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一、保证质量，攻艰克难，社会效益不断彰显
1、积极主动提供服务，不断拓展受援范围。自义县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以来，法律援助案件逐步由刑事向民商事拓展，受援范围不断扩大。几年来，全县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达31件，其中刑事法律援助10件，民事法律援助21件；受援对象达48人次，其中老年人5人，残疾人4人，未成年人3人，妇女12人，其余均为贫困者。此外，法律援助中心还参与调处各种矛盾纠纷50余起，解答法律援助咨询1740多人次。群众满意率为100%。为满足我县公民法律援助的需求，在《法律援助条例》规定的受援范围基础上，我们又增加了几条规定，使更多的人能够得到援助。一是将医疗事故、交通事故、工伤损害赔偿等纳入法律援助范围；二是将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提高到家庭人均月收入200元以下；三是针对某些案件的费用很高，超过当事人承受能力的，也可以获得法律援助。通过我们积极热情的服务，众多的社会弱势群体维护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寻求到了法律的公平与正义。
2、紧紧围绕中心工作，当好党委政府参谋。在做好解答法律咨询、法律援助案件办理等基础工作的同时，及时收集、掌握、分析重大民间纠纷信息，跟踪社会热点、难点，积极协调、主动参与，身体力行，通过向县委、县政府反映情况，为依法行政提供决策信息服务。在解决由“蚁力神”事件、“三鹿奶粉”事件等引发的大规模的群体上访案件中，义县法律援助中心均参与到了县政府的决策中去，并提出了很多可行性的建议，受到了县领导的重视和一致好评。
3、努力营造亲情氛围，不断提高工作效率。我们在接待群众、提供法律咨询、上门服务和法律帮助中，实行“一条龙”服务，对前来申请法律援助和法律咨询的当事人送一个微笑、打一个问候、让一个座位、倒一杯水、给一个圆满答复的“五个一”服务，在服务态度、言行举止、接待接听等各个环节营造家庭式的亲情氛围。对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等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还上门提供服务；对一些紧急的法律援助案件，不及时处理有可能引发严重事件，先行决定提供法律援助，再进行经济困难条件审查；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可同时提出法律援助申请、登记等工作，省去当事人奔波烦累，既方便了群众，又提高了法律服务的工作效率。此外，我们还发挥全局优势，凝聚全系统的公务员、律师、公证员、法律援助人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等，构建法律援助网络体系和服务优势，形成对内各负其责，相互促进，对外沟通联动，协同作战的协作机制，充分发挥整体优势，使法律服务水平和质量得到充分的保证和提高。
二、夯实基础，健全机制，规范建设初见成效
1、构建三级网络体系，奠定坚实组织基础。义县司法局将法律援助工作列入工作的重中之重，确定一名副局长主抓，每年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法律援助工作，义县法援中心配备了3名工作人员，在各乡镇司法所分别设立了18个法援工作站，各工作站又在所辖居委会、村委会设立多个法律援助联系点。把法援服务领域拓展到了基层。建立健全了法律援助的接待、受理、回访、档案、学习、奖惩等各项管理制度，方便了广大求助对象，确保了法援工作有序进行。这样，一个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组织有序、覆盖全县的法律援助三级网络体系已经形成，为义县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2、制定内部规章制度，加大办案监管力度。我们义县法律援助中心紧紧围绕“机构规范、管理规范、服务规范”的要求，制定了各项内部规章制度，保证了法律援助工作健康有序地发展。一是局机关加大了对法律援助主体的监管力度，采取重大疑难案件的集体讨论、出庭旁听、结案审查、定期通报办案质量等措施，对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进行监督指导。二是建立了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监督机制，进一步完善首问责任制、一次性告知等制度，强化了法律服务人员承办援助案件的质量责任意识。三是坚持法律援助不得违规收取费用的原则，制定了严格禁止借法律援助之名搞有偿服务的规定和措施，通过公开办案成本、受援人签名归档、审查结案报告等管理监督措施，严格规范法律援助工作程序，保证了法律援助工作质量和社会效果。
三、多措并举，扩大宣传，社会影响日益扩大
1、认真组织学习条例，法援制度深入人心。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法律援助制度，更好地支持和帮助法律援助事业，我们义县法律援助中心不间断地开展了一系列《法律援助工作条例》学习宣传活动。通过学习，使县乡两级人民政府从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深刻理解了加快发展法律援助事业的重要意义，并主动采取多种形式组织各部门、团体和企事业单位进行学习宣传。通过学习宣传，全县公民，特别是国家工作人员充分认识到了法律援助工作的性质和作用，增强了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履行职责，积极承担义务。
2、开展主题宣传活动，畅通社会参与渠道。去年9月，我们开展了以“实施法律援助，实现公平正义，共筑和谐社会”为主题的纪念《法律援助条例》实施5周年宣传周活动，并在七里河镇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娱宣传演出活动。针对农民工分布广、流动大、权益易受侵犯等特点，我们切实做到了以下几点：一是宣传深入工地，不断强化农民工的维权意识；二是维权走进工地，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三是温暖送到工地，扎实为农民工办好事、实事。在整个活动周期间，我们共发放《法律援助条例》1.8万份，其它普法宣传材料2万份。遍及城乡的强大宣传声势，使法律援助成为群众的热门话题，极大地畅通了法律援助的社会参与渠道，有力地提升了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认知度，使更多需要法律援助的贫弱群众了解并运用法律援助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四、人员不足，经费短缺，办公条件亟待解决
几年来，我县的法律援助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实际需要和上级要求仍有差距。
1、法援人力不足。义县法律援助中心仅有工作人员3人，面对越来越强烈求援呼声以及不断增多援助案件，仅靠现有的人力资源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法律援助宣传的盲区和死角还很多，许多群众还不知道政府有法律援助的职责，有的职能部门对法律援助的意识及自身职责也模糊不清。
2、工作条件不够。按全省规范化建设的要求，法律援助中心必须3间以上办公用房，并配套空调、电脑、打印机、传真机、电话机、交通工具、档案柜、办公桌椅等办公设备。而我县由于经费和条件的限制，法律法援中心仅有办公用房1间，工作条件简陋，远远达不到规范化的要求，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援办案的质量和效率。
3、部门协作不畅。一个具体的法援案件，有可能涉及法院、公安、工商、劳动、国土、建设、卫生、档案等多个职能部门，虽然是免费，但牵涉立案诉讼、仲裁、查档等事项仍需收费。要想让困难群众真正得到法律援助带来的实惠，仅靠免费还远远不够。
一、杭州市余杭区流动人口法律援助基本情况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发展，现在每年有大多农民工流入城市。据统计未来25年我国还将有4亿农民工进入城市，流动人口法律援助的潜在需求量很大。现在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人民群众对法律援助的逐步了解，流动人口请求法律援助越来越多，这既是对法律援助工作的支持，但同时又给法律援助造成很大的压力。杭州市余杭区在为流动人口提供法律援助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很多切实举措走在全国前列，值得各地借鉴。
（一）流动人口法律援助案件申请情况根据《法律援助条例》第十条、十一条、十二条的相关规定可知，我国的法律援助案件可分为指定援助和申请援助。由法院指定的法律援助案件一般适用于特定的刑事案件，主要是盲聋哑人、未成年人、可能被判处死刑的人和贫困者，仅小部分是犯罪嫌疑人和其亲属直接申请的。以2012年为例，余杭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共452件，其中仅36件是申请援助，余杭区法律援助中心经审查后均予批准；民事案件共1023件，全部是申请援助，余杭区法律援助中心经审查后均予批准。由此得知，杭州市余杭区申请法律援助后获批得到法律援助的成功率很高，2012年批准率为100%。
（二）流动人口法律援助案件数量及类型2012年杭州全市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1295件，涉及农民工法律援助5597件，占案件总数的49.6%。接待来访法律咨询44741人（次），涉及农民法律咨询15578人（次），占总咨询量的34.8%，为农民工讨回欠薪4005.93万，使农民工更多地选择法律手段维护合法权益。其中就余杭区而言，2012年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475件，相较于2010年的1744件和2011年1174件，整体呈上升趋势。从比例上分析，2012年法律援助案件总计1475件，其中66%系为流动人口所提供的法律援助；且无论民事、刑事还是非诉案件，为流动人口提供援助的比例均接近及过半，刑事案件的比例高达86.7%（详见下表：《2012年余杭区流动人口法律援助受援比例表》）。从案件类型来分析，流动人口法律援助案件中，在民事部分请求支付劳动报酬、工伤的占很高比例。其中请求支付劳动报酬共536起，涉及农民工的就有320起，涉及工伤案件的主体均为农民工；刑事案件中，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抢劫、盗窃、寻衅滋事、容留他人等侵犯人身权、财产权的案件占绝对比，经济型犯罪占比很小。
（三）对流动人口提供法律援助的积极举措和成效1.深入基层建立工作站，贴近流动人口提供法律援助截止2013年7月，余杭区已建成法律援助工作站33个。其中依托基层司法所的工作站20个，依托妇联、看守所、监狱等的工作站13个。此外，余杭区法律援助中心设立了四个专门的受理流动人口法律援助申请的工作站，即余杭区法院法律援助工作站、余杭区劳动仲裁委员会法律援助工作站、余杭区交通事故处理中心法律援助工作站以及运河街道外来人口法律援助工作站。上述工作站在为流动人口近距离、高效及时提供法律援助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是余杭区法律援助工作的一大亮点。2.着眼援助案件质量，为流动人口提供优质法律援助余杭区法律援助案件重视援助案件办案质量，结案率、胜诉率都很高。以2012年度为例，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调解结案的占到所有诉讼案件的64%，胜诉案件占34%，败诉案件仅1起；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已结案件407起，其中援助律师的辩护意见被全部及部分采纳的案件占比73%，顺利挽回损失或取得利益156起，其中尚有45件案件未结案；非诉案件重在挽回损失或取得利益，其中顺利为农民工讨薪成功案件达852起。在2010年的杭州某公司群体性讨薪案中，⑤余杭区法律援助中心第一时间组成援助律师团为其提供法律援助，连续奋战45小时，化解了这起劳资纠纷，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二、当前流动人口法律援助存在的问题
（一）流动人口法律援助存在立法缺陷首先目前我国的法律援助也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政府责任，而非国家责任。因为关于法律援助的立法都只停留在政府行政立法的层面，而非国家层面人大的立法。所以现行的法律援助专门法无法很好地调节司法行政机关与法院、检察院之间的关系，从而使得条例规定的内容在实施后无法取得理想的社会效果。其次现行法律法规中有些规定不利于流动人口维护自身权益。例如在《工伤保险条例》中认定工伤申请的需要提交“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但在现实中流动人口在维权时往往拿不出劳动关系的证明；再如《法律援助条例》规定公民在申请法律援助时需要提交经济困难证明，表明我国在法律援助工作的指向是“经济型”而非“权利型”，即以经济能力来衡量是否对当事人是否提供援助。在实际操作中，申请人须提供由户籍所在地村、社区出具的经济困难证明，并由镇、街道盖章确认。这一规定往往导致那些常年在外的流动人口在居住地无法获取经济困难证明，而回户籍地开具又成本高昂，最终只能无奈放弃申请援助。
（二）受援范围有待进一步放宽我国现行法律援助的范围主要是刑事和民事法律援助，很少涉及行政案件和非诉案件的法律援助。事实上，行政案件中面对强大的公权力原告方一般处于弱势地位。余杭区的法律援助尚且走在前列，但在法援案件中涉及行政案件的仅国家赔偿类案件、非诉案件仅占所有案件的9%，且诉讼形式比较单一。除此之外，现行条例也未能将法律援助涵盖到国家法制运行的各个环节和各个层面。例如在刑事侦查阶段若当事人想申请重新鉴定，能否因经济困难免去鉴定费用的问题尚无明确规定；再如现在法律援助也未能深入到执行程序，使得当事人最终的权益无法更好地落实。
（三）流动人口维权成本高、难度大在民事法律援助中占比最大的是“讨薪”案件。这类案件往往需经劳动仲裁、法院一审甚至二审，再加之强制执行才有可能完成，维权道路十分漫长。工伤案件则在仲裁之前还有工伤认定及伤残等级鉴定两大法律程序。漫长的维权之路超乎流动人口的想象，给其生活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在个别案件中，受援人虽然最终拿到了工资或赔偿金，却耗时两年之久。这让笔者不由想起英国政治家威廉•格拉德斯通的名言“迟到的义即非正义”，全社会均应充分反思。
（四）法律援助的办案质量有待提高司法行政机关在对法律援助案件进行指派时，通常是随机抽取或者轮流指派律师，这会造成律师专长与案件性质不匹配从而导致办案质量不高。现实中很多律师尚停留在为生存而工作的阶段。法律援助案件的补贴比委托案件收取的律师费低很多，有时甚至只有三到五分之一，因此部分律师办理援助案件的积极性不高，甚至敷衍了事。而流动人口法律援助案件中常见的讨薪、工伤案件程序尤其冗长，如律师积极性不高则更不利于受援人的权益保护。
三、完善流动人口法律援助的建议
（一）明确政府责任国家在宪法中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这一原则，政府就有保障其得以具体实施并获得实效的责任。所以政府需将流动人口法律援助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从宏观上把握法律援助的开展，同时从微观上不断建立和完善各项制度，从政府角度来保障流动人口法律援助的开展。1.保障援助经费法律援助经费的多少是影响法律援助范围最直接、最现实的因素，决定了一个政府所能提供法律援助的总量。但是我国法律援助经费主要是依靠地方财政，使得法律援助经费各地保障水平参差不齐，存在越贫困的地方、越需要法律援助的地方经费保障却越低的状况。余杭区法律援助经费从2011年的90万，到2012年的120万，2013年的160万，每年以33.3%的速度增长，在经费保障方面做得是比较好的。而从全国范围来说，完善法律援助经费拨付制度，建立并实行最低经费保障制度使经费能够和法律援助案件数量相匹配，提高地方流动人口维权的效率和质量，是政府需要认真考虑的事宜。建立并完善政府专项资金制度，首先要做到专款专用，不得挪用或挤压资金。其次要确保法律援助经费使用的最大效益，合理使用经费，降低法律援助成本和耗费，将有限的经费多用于办案，更好地发挥法律援助的社会功能。2.加强援助网络建设流动人口的维权之路中存在着取证难、成本高等重重困难，加强法律援助网络建设，联合工商、社保、劳动等部门，确保司法救助的实现，维护流动人口的利益。同时建立专门面向流动人口的法律援助机构，促使法律向基层不断延伸，方便流动人口申请援助。3.强化劳动监管首先要加强劳动合同管理。劳动部门应加强对用人单位的教育，加大单位对违法用工的惩罚力度，同时需针对流动人口工作的特点来制定并推行适合签约时间短、季节性强的工作的劳动合同文本。其次逐步解决流动人口的社保问题。结合我国当下社会发展状况，尽快建立起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制度。当务之急就是要完善流动人口工伤保险，实现社会统筹，督促企业及时为工人缴纳工伤保险。4.考核办案质量援助案件的办案质量直接决定了受援人的收益程度。保障权利、制度先行，行政主管部门应出台并切实实施援助案件质量考核，不依赖于法律工作者的职业素养和道德修养，而是以制度加以约束和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