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22 23:27:5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文学研究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风”与“俗”对人的精神意识具有强大塑造力
风俗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形成的风尚、礼节、习惯等。《汉书》中记载:“凡民禀五常之性，而有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无常，随君上之，故谓之‘俗’。”也就是说，因自然条件不同而形成的风气叫“风”，因社会环境不同而形成的习惯叫“俗”。美国学者露丝•本尼迪克特认为，“特定的习俗、风俗和思想方式”，就是一种“文化模式”，它对人的生活惯性与精神意识的“塑造力”极其巨大和令人无法逃脱。民俗文化在人的俗常生活中，以其集体性、传承性、制度化、仪式化潜移默化地规约、影响着人的精神世界。正因民俗文化对人的精神意识具有如此大的塑造力，古今中外的文学家们在创作中都无法忽视它，而且会着力表现它。透过它展示人类生存的模式化、多样化，展示人适应社会中的妥协与抗争。正如托尔斯泰所说，优秀的文学作品最富于魅力的艺术因素之一，就是民族生活之“基于历史事件写成的风俗画面”。中外文学史上，有很多文学大师的创作堪称“风俗史”，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被称为19世纪法国社会“风俗史”，通过私人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巴黎生活场景、政治生活场景、军事生活场景、乡村生活场景等的描写，全景式地展现了19世纪法国社会的“风尚时俗”;曹雪芹的《红楼梦》被誉为18世纪中叶中国封建社会的“风俗画卷”，它忠实地记录了时代的语词典故、服饰、器用、建筑、园林、饮食、医药、称谓、职官、典制、礼俗、岁时、哲理宗教、诗歌韵文、戏曲、音乐、美术、游艺、地理等等风俗事象，为后人认识和了解这一时代风俗民情的全貌，提供了一面珍贵的“风俗宝鉴”。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认为，历史往往只对轰轰烈烈的场面和突发事件感兴趣，而真正记录了风俗史的常常不是历史学家，而是文学家。
二、现代乡土文学与现代民俗学的结缘
审视20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与民俗文化的结缘是作家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的必然选择。近代以来，屈辱的民族历史深深印刻在中华民族的记忆中，西风东渐也逐渐唤醒了民族的自觉意识。当以科学和民主为主体精神的“五四”时代思潮风起云涌般席卷中国大地时，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理论倡导者和创作者在关注乡土社会和人生的同时，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射到色彩斑斓的民俗文化上。乡土作家们将不同地域的民俗文化作为独特的审美对象和表现中心，展现了“古老中国”广大民众的生存状态及命运变迁。在这个前提下，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作家们走出了两条路径，一是由鲁迅开拓的“启蒙主义”路径:站在启蒙文化的思想高度，以现性重新反思中国传统文化，注重表现“人”和人的精神面貌，透视民俗背后历史积淀的滞重和国民精神的愚弱，以期改良人性，重铸国人灵魂;另一路径是以沈从文为代表的“文化认同”路径:站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审视民族传统文化，既肯定原始文化的价值，又对本民族不无缺憾的历史文化积淀有所偏爱，希图在“固有之血脉”和并存的“历史惰性”之间找到一条重建民族文化之路。两条路径虽然使作品的审美风格迥异，但精神内涵是相通的:均指向国民性的改造与重构。
三、现代乡土文学与现代民俗学的密切关系
1．中国现代乡土文学与中国现代民俗学具有共通的审美品性民俗文化中的民俗事象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是历史和文化的重要构成。民俗文化中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本身就极富审美性。民俗文化中的“民”与“俗”往往成为很多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而唯其文学对民俗的描写最为传神。因为文学是人学，文学描写中的风土人情正体现“民”与“俗”的辩证关系，并将“民”嵌入“俗”中，成为风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共通的审美性，世界各国的民俗学研究，几乎都是从民间文学研究起步的。在相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现代民俗学与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基于现代乡土小说作家自觉的民俗审美意识和共通的审美品性，现代民俗学的发展呈现了鲜明的“文学化”倾向。
2．现代民俗学研究者的作家身份在现代文学与现代民俗学共同起步的阶段，很多作家一开始就成为民俗学的传播者和研究者。民俗学家钟敬文在《民俗周刊》创刊号上发表的《数年来民俗工作的小结帐》中谈道:“……赵景深、郑振铎、傅彦长、张若尔诸君，对民俗学，都颇有相当的注意，虽然只限于民间文学和艺术方面。”一些现代作家以浓厚的兴趣开展了对民俗广泛、深入的研究，像周作人的《自己的园地》、赵景深的《民间故事丛话》、《民间故事研究》、的《狸猫换太子故事的演变》、郑振铎的《孟姜女》、《敦煌的俗文学》、台静农的《淮南民歌》等。对民俗学的深入研究，又有力促进了现代作家们对文学语言形式的变革及文学表现内容的拓展。鲁迅前期的一些著名小说，如《孔乙己》、《药》、《风波》、《阿Q正传》、《社戏》、《祝福》等，涉及众多民俗事象，是现代作家对民俗的清理与文学创作紧密联系的最佳体现。
3．文学期刊对现代民俗学的介绍文学期刊参与对现代民俗学的介绍与传播，也为现代作家民俗文化视野的形成、创作视界的拓展提供了积极帮助。例如，《青年杂志》曾与《民俗》杂志合作开展风俗调查，并开辟“社会调查”专栏;《小说林》、《新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月报》等都辟出一定的版面介绍民俗学;《野草》杂志推出了叶德均的“风俗专号”;《语丝》刊发了大量的民俗学文章。《现代评论》也十分关注民俗学发展的动向，的《狸猫换太子故事的演变》就发表在他主持的《现代评论》上。
四、结语
现代民俗学与现代乡土文学在20世纪20年代的良性互动，为从民俗文化视角研究中国现代乡土小说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从创作主体来讲，作为民俗个体，作家生活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民俗文化环境中。民俗潜移默化的影响不仅制约作家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而且能够激发主体的创作灵感和审美激情。其次，对民俗文化的观照，也折射出现代作家多元的审美取向。从创作客体来讲，现代乡土小说的民俗描写大都与作家本人的民俗生活有关，民俗又成为制约和影响作家艺术构思及审美活动的重要因素。再看文本，现代乡土小说中描写的民俗事象会引导读者对文本进行深入的文化解读，例如展开叙事模式、叙事形态、叙述视角、叙事语言、原型意象等多层面的解读。民俗在参与提炼情节、塑造形象、刻画性格、营造氛围中成为独特审美创造的重要因素。
作者：刘晓华单位：贵阳学院
地理水文学（GeographicalHydrology）与水文地理学（Hydro-geography）均属水文研究的地理学方向，与直接服务于水利工程的工程水文学有所不同。但研究的对象是一致的。50年代受原苏联学术界的影响，促进了我国区域水文的研究，并且形成了水文地理学的主题。俄语中的水文地理（гидротафия）与英语中的Hydrography涵义相同。后者于16世纪在欧洲用于水道（河、海）测量制图的描述［1，2］，在中译书刊中有人译为“水象学”。水利工程专业人员把水文地理作为水利的自然条件来看待，例如，地质、地貌、气候、植被、土壤等等背景，实际上是自然地理因素的特征描述。这里看不出对于水文与水资源本身规律的研究，不能有效地利用地理学原理深入研究水文现象。为此，我们强调水文学的地理方向或地理方向的水文研究。近年来的实践表明，水的问题直接关系到工农业生产与人民的生活，广泛涉及生态与环境等的方方面面［3］。水文地理学已突破了单纯的水背景研究。实际上，从1978年以后，中国地理学会水文专业委员会的历届全国水文学术大会上都强调人与水关系的研究［4-6］。
适应水问题研究发展的需要，并与工程水文学相配合，深化水文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地理水文学更可拓宽水文地理学的研究方向，发展内涵，有利于学科研究发挥自己的特色；促进水文研究与地理科学其它分支科学的横向结合，如气候学、地貌学、土壤地理学等，尤其是与人文经济地理学的结合，形成新的边缘学科领域和产生新的学科生长点；通过水与资源、社会、经济、生态与环境的广泛联系，有利于综合性研究优势的发挥，改变水文地理研究的传统方法与手段，增加计算技术、遥感遥测与信息系统方法的应用，提高研究工作的水平。
地理水文学的提出是一种发展，而不是对水文地理学的否定。两者既属于地理科学也属于水文科学。为了简化叙述，它们的关系可以用图1来表示：
图1地理水文学与水文地理学示意
Fig.Relationshipbetweengeographicalhydrologyandhydrogeography
显然，地理水文学与水文地理学均是地理科学（G）与水文科学（H）的公共部分，即集合G与H的交，有共同的元素为X，则：
G∩B＝｛X／X∈G，X∈H｝
只是水文地理学靠近地理学，而地理水文学靠近水文学。从我国地理部门的水文研究来看，针对区域和流域的单纯水文地理研究已相对减少，而水文水资源本身的研究相对发展。地理水文学在研究领域、深度层次、实际应用等方面均领先于水文地理学。
2回顾与研究现状
从3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的研究回顾，见参考文献［1－3。结合当前，简要概括如下：我国地理学中现代水文学研究始于30年代末，从吴尚时先生的译著“江河之水文”为起始。50年代初，谢家泽、郭敬辉、施成熙、罗开富等为推动我国水文研究作出巨大贡献，50年代中期以后，以河流水文为主的水文研究迅速发展，包括边远地区河流水文调查与全国水文区划的研究。60年以后，从河流水文（包括河口水文）逐渐扩大到其它陆地水体，包括冰川、湖泊与沼泽水文及水文过程（如泥石流、洪水与森林水文影响等）的研究。同时，水文实验，包括定位半定位试验相继发展。7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以来，水资源问题与环境水文研究得以迅速发展。80年代中期以后，“人与水”和涉及全球变化的水文研究开始兴起，方兴未艾。
至于研究现状的归纳，择其主要方面分述如下：
2.1水循环与水平衡
作为水文基本理论的水循环与水平衡研究，正在宏观与微观尺度上不断扩展与深化。在宏观上面向全球。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强调的界面过程研究，正力图把描述全球物理气候系统的总循环模型（GCMS）与全球水循环模型相耦合。这一研究将提供量化与描述全球水文过程与未来变化的可能，其中包含自然变化与人类活动的影响。IGBP计划特别注重植被变化的作用，以便把人与生物圈（MAB）计划的研究紧密联系起来，这是目前国际上正在开展的一项巨系统研究。在我国结合IHP－IV计划（大气、陆地和水系统间的界面过程，气候变化和水文系统的关系，湿润热带、干旱半干旱区水文研究与水资源管理战略等）已有初步研究，目前正加强我国地理水文学与地学及生物学各分支学科的跨学科研究。
水循环研究除在国内已发展的各类流域水文模型外，正深入到单元尺度的细微观测与计算模拟，尤其是田间水分运动与交换过程的实验与计算研究。相对于宏观尺度的研究，我国在这方面已有一定的工作基础，如土壤－植物－大气连续系统的研究，发展了多种水体之间多种形式耦合系统的探讨；结合中国科学院生态台站网络的建立，开展不同地理带的水循环过程的实验，致力于揭示界面过程中水分、热量交换规律，例如，地下／土壤水、植物根系吸收、植物冠层辐射平衡、温度、总气孔阻力、边界层阻力、土面蒸发、土壤热通量等等。水循环或水量平衡研究，既是发展水资源确切评价方法的基础，也是农田节水调控、农业合理用水的依据，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广阔的应用前景［7］。水循环的微观与宏观的结合表征水文科学理论的逐步完善化和系统化。
2.2区域水文与水资源
2.2.1区域水文近年来的主要进展表现在：
①定量分析技术手段有所加强，如应用模糊数学进行区域水文类型的研究，已有黄河流域的水文区划工作；应用有序量最优分割法，进行河川径流变化的研究；利用遥感技术进行地区水文条件的判读，包括对多时相卫星遥感图像分析区域水文动态等。
②区域水平衡研究进一步深入，如：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进行的全国水量平衡与华北水量平衡的研究；长江流域办公室与黄河水利委员会提出的长江流域水平衡三要素分布和黄河流域水文要素时空分布及水平衡分析；各省区的水平衡研究，全国已有一半的省市提出研究报告［5］。在这些研究水平衡的工作中，多采用六要素的平衡计算方法。
③全国水文区划已完成初稿，这项工作开始于1984年，成果即将发表。
④特殊区域的水文研究也取得许多成果。如喀斯特地区、干旱区与半干旱地区、山区、平原地区、高寒地区与小岛的水文研究均有相当的研究成果发表。
2.2.2水资源从70年代后期开始，我国的水资源问题一直对水文研究起着导向的作用，而且经久不衰。有人甚至认为一门新的学科——水资源水文学正在兴起。这说明水文与水资源不可分割的关系。作者认为水资源的研究可以作为水文学延伸与拓广。但水资源学并不与水文学等同。水资源学与社会、经济有更直接的密切关系。1986年在南宁召开的第4次全国水文学术会议以来，水资源的研讨非常热烈：
①针对水资源的涵义，杨戊与刘昌明等分别提出了水资源的定义［8，9］。
②在区域水资源的研究方面，提出了对农业生产至关重要的土壤水的资源评价与利用［10-12］及农业节水的途径。这方面的研究与原苏联学者李沃维奇曾经展望的“水文学的土壤趋势”相呼应。
③在区域水资源研究方面发表了大量的论著，特别是对边远地区（如新疆、等地区）的水资源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研究成果［13］。
④结合城市水文研究的开展，南京大学与华东师范大学对城市水资源做了一系列的工作，水资源规划与管理的研究比较突出。
⑤南水北调工程是我国水资源重大战略性工程，对缓解我国地方水危机有重大作用。由于引水线横跨江、淮、河、海4大流域，水资源的配置与联合利用是亟待研究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应用水文地理的系统分析取得了进展［14］。
2.3冰川、湖沼水文
全国第一次水资源评价中的冰川与湖泊水量均由地理部门完成［15］。中科院冰川冻土研究所计算分析得出全国冰川间积为58651km2，冰川储量为51322×108m3，冰川融水年径流量为563×108m3。这部分水量构成了我国西部地区水源的重要成分；中科院地理与湖泊研究所估算了全国湖泊总面积为71787km2，年贮水量为7088×108m3。中国科学院长春地理研究所估算出我国沼泽的面积约为10×104km2。
冰川与湖沼水文的研究，在我国主要集中在地理研究单位。在学术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施雅风先生的倡导下，我国冰川的研究，取得迅速的发展。除水文调查外，冰川水的研究已深入到冰川的水量平衡与融水径流形成过程的机制方面，并提出了我国冰川水文学的研究专著［16］。
我国湖泊水文研究，在西北与东南地区都取得了重大进展。中国科学院新疆地理研究所，提出了亚洲中部湖泊的近期变化［17］的研究成果，为中亚湖泊水资源利用提供了科学依据。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毛锐，在太湖蒸发的长期研究基础上，针对1991年太湖水灾时期湖水位日变化分析得出排浅阻碍论据，对于世界银行为治灾投入资金的决策起了很大作用，显示了研究论文的价值。此外，1992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在南四湖蒸发的系统研究成果也通过了科学鉴定，发展了水面蒸发的计算模型［18］。
沼泽水的研究以东北三江平原的沼泽水文研究为代表，已获得了多年的科学积累［19］。
2.4水文过程与环境水文
水文过程在自然地理过程与环境变化的研究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与应用价值。在水文过程的驱动下，导致地貌演化，流水造成侵蚀、搬运与沉积，起着地形的塑造作用；携带地表层化学元素的迁移、沉淀，对化学地理景观起着重要作用；对于地球表面的主要热量（太阳能）进行调节与传输，影响到气候的形成与变化；蒸发过程包含着生物界的一个基本生理过程——蒸腾作用，涉及到植物生长发育。在这个过程中，水与二氧化碳一起是构成植物碳水化合物的主要物质；另一方面，水文地理或环境条件又对水文过程发生影响，成为环境变化研究的命题。水文过程的研究近年来非常活跃。
2.4.1水文过程模型结合各地水文计算的需要，对产流与汇流发展了不同的模型。中山大学、南京大学、贵阳师大与成都科技大学等单位分别研制了岩溶地区水文模型［20，21］。结合流域地貌水系结构，中科院地理研究所等单位发展了地貌单位线方法，用于径流过程的计算。考虑土地利用对水文过程的影响，刘昌明、于静洁提出了森林拦蓄降雨极限量模型①，用于森林拦蓄降雨的计算问题。
①北京林业大学，国际森林水文模型班讲义，81－87，1990。
2.4.2水量转化近期，在我国平原地区，开展了“三水”（降雨、地表水与地下水）转化的研究，考虑到土壤水，称为“四水转化”，再进一步联系到植物水分，称为“五水转化”，这是研究工作的一种循回渐进，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这方面的研究由于采用了系统的观点和演绎方法［22］，使水量转化过程的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些进展表现出对水文过程研究的全面概括和预见性，揭示出界面水文研究的前景，同时，也丰富了自然地理过程的理论。
2.4.3环境水文主要探讨环境变化（包括自然与人为变化）造成水量与水质过程的变化，这一研究是以水文过程的理论为基础，计算分析各种水文要素对环境条件改变的响应。在研究方法上，目前主要采用鉴定评价法、模拟法以及外推法等［23］。近几年，国内环境水文的研究大多结合各地的环境保护规划与实施进行，如华北地区的水环境与上海市的水环境［24］。在一些薄弱的领域，如：地下水的污染，也开展了研究［25］。1990年国际地理联合会（IGU）在北京举行区域大会后，IGU执委会批准在中国建立了区域水文对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响应的二级学术研究组织并推选刘昌明为主席，使环境水文的研究由较小尺度的研究转向更加宏观的大尺度环境水文研究。1992与1993年分别在美国华盛顿与中国拉萨举行了国际会议，研讨了全球变暖对水文与水资源的影响和高寒地区水文水资源对气候与全球变暖的响应［26］。这些学术活动推动了我国大环境水文的研究。
2.5实验水文
水文学理论的深入发展必须借助于实验研究。目前，水文的定位观测遍及我国的主要陆地水体，包括冰川、湖泊、沼泽与小河流的降雨径流、土壤水与地下水。比较著名的台站可以山东禹城水循环与水平衡试验站、太湖试验站、东北三江平原沼泽试验站与西北天山冰川试验站为代表，这些实验站纳入了中国科学院生态系统网络，覆盖了我国主要的生态类型区，为我国地理水文的理论与应用研究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撑。实验的内容不仅包含了所有的水文要素的试验观测，而且结合了能量与溶质等不同地理地带的生态与环境条件的研究。在实验技术与手段方面，除了引进国外的先进仪器（如普遍配置土壤水分中子仪，太阳辐射仪等）外，根据实验与模拟的需要还自行研制了室内与野外实验装置［27］。配合对土壤－植物－大气系统（SPAC）的观测，设计了多种仪器的综合装置，发展了新的研究课题。
2.6应用性研究
结合国家与地方的任务，适应市场经济与生产需要，在国土整治、区域发展、城乡规划、工矿交通建设、大型水利工程生态与环境保护等许多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在缺水的华北与西北地区的工作如节水农业［29］等。有些研究突出地理学的特色，如在华北平原进行的古河道调查［30］，为区域的水量调蓄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
3、21世纪地理水文研究若干问题
展望未来，地理水文的研究，将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密切结合社会各方面对水日益增长的需求，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考虑国际学术的发展趋势，面临着严竣的挑战和众多的机遇，研究工作任重而道远。下面提出的若干方面仅供商榷。
3.1水资源仍为研究主题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今后应以地理水文与工程水文相结合，为水资源评价、开发、利用、管理和保护提供水资源水文的科学依据，深入水文规律的研究，创造新的水文分析方法。由于供水量的不断增长引起废弃水的增加，水质的研究和地下水及一些新水源利用，将会更加迅速地发展，不断扩大规模或尺度的人类活动对水资源的影响，包括三峡大坝与南水北调等超大型水资源工程的影响，将为地理水文研究提出新课题。
3.2全球变化与地理水文
埃里克·巴伦提出的通用循环模式（GENESIS）进一步发展了全球增暖的认识。对全球变暖引起的水文水资源变化的研究，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任务。中国是世界大国，幅员辽阔，大约跨4°－53°N之间，水资源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是非常复杂的。主要特点是：
①因纬度带而异；
②水文水资源量的响应属非线性（见图2）；
③水文的变异，包括极值，有随温度升高而俱增的特点。这些特点会影响到水资源开发利用的规划与管理。因此，必须开展全国不同地理区或纬度带的水文水资源对全球气候变化响应的研究，并为水资源未来情景作出预测。
图2年径流（R）对气温（T）与降水（P）的响应
Fig2AnnualRunoffResponsetoAnnualTemperatureandPrecipitation
3.3全球能量与水循环实验（GEWEX）
GEWEX是一个跨世纪的国际研究计划，它属于世界气象计划（WCP）的内容，横向与水文学的研究相结合。研究计划在1990年制定，1995年以前属准备阶段。我国早在50－60年代已由黄秉维先生提出了与其基本相同的课题，即“热水平衡”的研究。因此，在我国开展这一工作已具备了一定的基础。特别是目前正在建立的中国科学院生态台站网络，将为开展GEWEX的研究和国际间的合作提供良好的条件。由于GEWEX的研究需要解决大小尺度空间系统的耦合问题，今后的研究从我国的实验观测台站来看，存在着小尺度能量与水分运动的计算，如何在尺度上延伸或升级（Upscale），当然，全球大尺度的模型，也需要考虑尺度的降级（Downscale）。随着GEWEX研究向21世纪的迈进，水文与气候学在大尺度上的结合，将会产生出崭新的成果，发展新的前沿。
3.4水文循环的生物圈方面（BAHC）
在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中，BAHC是核心计划之一。这与1966年澳大利亚著名土壤－水文学家菲利浦提出了土壤－植物－大气连续系统的研究一脉相承。1992年已在法国召开了国际学术讨论会，欧洲与北美及澳洲均在开展研究，加拿大国家气候中心立项作为专题项目。
BAHC作为IGBP的核心研究项目，将密切配合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的研究，旨在通过植被对水循环实现调控。在我国地球与生命科学的一些研究单位也正从实验的途径开始工作。由于水循环控制关系到水资源调蓄利用，这项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应用前景，而且结合IGBP计划将促进一门新的水文学科——宏观生态水文学的发展。
3.5过度或交错带（Ecotones）的水文问题
Ecotones原意为群落交错带。随着环境变化的深入研究，提出了生物多样性的问题，Ecotones是环境水文问题研究的延伸。根据人与生物圈（MAB）的活动计划，1993年7月，在法国里昂召开国际地下水与地表水交错带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议题：
①地下水与地表水界面的作用。
②地下水与地表水界面的障碍：原因与评价方法。
③地下水与地表水界面的管理与恢复。在我国Ecotones尚属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目前国内水文地理与化学地理工作者正在着手开展Ecotones的研究，除了地表水与地下水交错带外，河湖与陆地过渡带Ecotones也开始研究，预计未来其它交错带的研究也会逐渐发展，这一研究作为水文学与环境学的交叉研究课题需于重视。
3.6雨水资源化
雨水资源化顾名思义是雨水利用的问题，80年代以来热衷于这一研究的各国学者已举行了六届大会和多次区域性会议，1992年10月在日本东京都召开了国际雨水资源化区域会议。1993年8月初在肯尼亚内罗毕召开了第六届会议，说明雨水利用问题深受各国学术界的重视。
1989年8月初在菲律宾召开的第四届国际大会上，酝酿成立了“国际雨水收集系统协会”（IRCSA）并推选了美国夏威夷大学水文学家，美籍华人霍雨时为该协会的第一任主席，该协会的成立进一步推动着雨水利用的研究。
雨水利用的研究应用前景广阔，其内容也甚为广泛，特别是对我国广大农村农户的供水、对缺乏河川的渔岛、远离地表水源的山村等有很重要的意义，拓宽的雨水利用还包括雨云的研究（和人工增雨），屋顶雨水的收集技术以及水质保存的方法、雨洪的调蓄等等。对于我国缺水的北方与南方石灰岩山区。地表水缺乏的地区，雨水利用的研究可望缓解局部地区的缺水问题。在我国降雨分配不均的情况下，这一研究的意义不言而喻。1985年6月将由中国地理学会水文专业委员会与组织在我国召开第七届IRCSA大会，可望推动我国的雨水资源化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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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刘昌明.自然地理界面过程与水文界面分析.见：中国科学院地理所编.自然地理综合研究——黄秉维学术思想探讨.北京：气象出版社，1993.
23张春岩.环境水文问题.见：杨戍，刘昌明，沈灿燊主编.中国地理学会水文专业委员会第四次全国水文学术会议文集.北京：测绘出版社，1989.181－185.
24杨凯，黄锡荃.上海嘉定县水资源水环境及对策的初步研究.见：沈灿燊主编.中国地理学会水文专业委员会第五次全国水文学术会议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230－244.
25刘庆书等.大边地下水污染小区段差异分析.见：沈灿燊主编.中国地理学会水文专业委员会第五次全国水文学术会议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269－273.
26牟海省.“气候变化与全球变暖对山地、寒地和其它地区水文水资源的影响”1993年拉萨国际学术讨论会圆满结束.地理学报，1994，49（1）.
27WuRai，LiuChangming.ThreeInstrumentsinRainfall-runoffSimulationlaboratory.HydrologicalProcesses，1988（2）.
28李宝庆，刘昌明等.零通量面方法的应用研究.见：谢贤群等主编.农田蒸发——测定计算.北京：气象出版社，1981.
清末时期，西方外国文学作品开始进入我国，一些学者就开始对外国文学进行翻译研究；而后在二十世纪初，在大学设立了外国文学课程，开始慢慢的对外国文学进行话语研究。在研究话语的过程中，外国文学对于我国的文学发展带去了极大的影响作用。可是作为学科研究发展却比较的缓慢，因为外国文学在我国缺乏相应的累积信息、文学资料匮乏。在这个时期，对于外国文学研究话语基本上只处于译介阶段，主要通过文学史写作和译介性文章表现。其中出现了多元化的话语，但学者们的希望都是参考外国文学，创造新文学。随着新民主主义的出现，外国文学研究话语从多元化的话语向着一元化话语转变，提出要进行批判性的继承，这时强调了文艺的政治性，局限了文学的研究空间。而在时期，外国文学研究发生了大变化。由于纪要的出现，扼杀了很多优秀的文艺作品。直到七八十年代，外国文学研究再次以译介的形式出现，强调的仍然是政治性。
二、外国文学研究话语的重新构建和转换
（一）批判模式和阶级话语的退隐和滞留话语的转变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新旧话语间肯定会经过一番缠斗才能够实现最终的转变。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时候，官方对外国文学工作的主要态度就是不仅要想“十七年”的话语传统和理论资源的回归，同时也要面对变化多段的当代文学现实，同时这也是研究人员应该要遵守的规则。
（二）现代派文学论争和人道主义讨论的话语分析在新时期外国文学界重新出现在人们眼前时，冲破“十七年”划定的思想，让古典文学应该具有的地位得到恢复，补上之前落下的现代主义一课就成为了最为迫切的任务。各个学派对论争对象的认识不同，但是讨论的目标却比较清楚，这个目标就是对“十七年”以来对两个论题的认识偏差和迷误进行清理，将现代派文学和人道主义转变成我国的建设性话语资源。虽然现代派文学和人道主义讨论在论争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是我们还是应该要看到积极的效果。
（三）新理论引入对话语转型的影响在1985年经过了一段不平顺的酝酿过程之后，整个学术界和文艺界开始出现比较大的转折。在1985之后，西方文化和西方理论开始大量的输入，新一代的学者和人才开始成熟，让学术界和文艺界出现了比较大的突变。1980年代后期的主流话语也开始转变成“文学主体论”。在新理论引入之后，话语的更新开始变得滞后，在1985年到1990年期间，理论的译介热潮并没有对研究实践带来快速的变化，理论知识在潜移默化之间对学界的研究方式和视野起着影响，在短时间内，批评实践并没有能够表现出和理论界相同的变化速度。
三、外国话语的转型和凸显
（一）延续性转型延续性问题主要包括：首先是学科的定位问题，也就是外国文学研究在我国文化以及我国学术体系中的定位问题。其次是研究的主体性问题，这样问题和学科的定位问题其实是相互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最后是怎么样去认识20世纪的世界文学。在基本目标和问题关怀一致的情况下，1990年代的外国外文学继续引入了西方当论，对20世纪文学和新理论加深和拓展了研究，而且也延续了1980年代的经典重评活动，通过“重写文学史”让1980年代奠定的外国文学新秩序更加完善。1990年的外国文学研究不仅让这秩序中的漏洞和空白得到了充实，继续加强研究形式审美；而且还遇到了新话语带来的问题，这些新问题让原来的外国文学秩序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变。
（二）话语中心的形成外国文学学科的研究对象其实就是“外国文学”，也就是外国的文学理论、作家作品以及思潮流派等。但是“外国”包含的内容却比较大，每个时代的学术研究都需要在这个范围中去取舍。从1980年代开始，学界就已经选择了西方作为外国文学新秩序中的根基，但是也并没放弃学术传统中对东方的重视，在1990年代的时候，西方文学才真正的成为了学界视野当中的研究中心，西方学术话语是渗透才真正的改变了学界的研究模式，成为了话语中心。
四、结束语
英文名称：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主管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出版周期：季刊
出版地址：北京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16开
国际刊号：1001-6368
国内刊号：11-1068/I
邮发代号：82-325
发行范围：
创刊时间：1987
期刊收录：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HSSCD―2004)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4)
中文核心期刊(2000)
中文核心期刊(1996)
中文核心期刊(1992)
期刊荣誉：
联系方式
关键词：硕士研究生;日本文学;研究能力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15）12-0051-02
研究生的研究能力体现在多方面，论文质量可以说是一个明显的衡量标准。多年来，从日本文学硕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论文撰写及答辩来看，日本文学研究方向的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存在空泛肤浅的问题。正如很多教师指出的那样，只是一些参考资料的罗列，缺乏较深入的有价值的内涵等，感觉像是本科生的毕业论文。
研究生的论文，是研究生学习研究的归纳总结。研究生论文的质量，直接反映出研究生的研究能力，甚至反映出教师的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
面对硕士研究生的日本文学论文质量欠佳、研究能力相对薄弱的现状，作为一名从事日本文学研究的教师深感责任之重大。如何提高研究生的论文质量？如何提高研究生的研究能力？促使我思考、探索、研究。
长年从教积累了一些经验，同时密切关注文学研究学术前沿的研究动向。经过长期研究发现，现如今，文学研究已进入到一个崭新阶段。运用当今世界前沿的文学理论研究法，从文学理论的视角高度来分析、研究文学显现出其重要性。
一、把文学理论研究法的内容引入到硕士研究生日本文学教学
引导研究生从文学理论的视角来分析、研究文学，是提高研究生日本文学研究能力的关键。研究生只有掌握了必要的文学理论知识，才能提高其自身的文学修养，拓展视野，激发其学习兴趣和学习主动性，有利于培养研究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才能对所研究领域的内容进行更深入的挖掘，提高研究生的研究能力，从而提高论文质量。
20世纪，文学评论与研究逐渐呈现出多元化趋势。除了具有历史悠久的传记研究法与社会历史研究法之外，还出现了精神分析研究法、原型理论研究法，新批评的研究法、形式主义研究法、结构主义研究法以及解释学研究法等。这些评论与研究都为文学实质的探究拓展了更广阔的视野。教师在研究生日本文学教学中，可以把这方面的内容适当地添加进去。
下面就以芥川龙之介的文学为例，探索在教学中运用原型理论研究法和形式主义文本研究法，引导研究生从文学理论的视角分析作家的文学创作心理动机和创作方法，以期提高研究生的日本文学研究能力。
二、引导研究生运用原型理论研究法，从文学理论的视角分析芥川龙之介的文学创作心理
把原型理论研究法应用于日本文学研究时，芥川龙之介的文学创作活动提供了有力的素材。
原型理论研究法起源于弗洛伊德（1856―1939）的精神分析学。瑞士著名心理学家荣格（1875―1961）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无意识理论进行了修改和发展[1]。荣格指出，无意识分为个人无意识与集体无意识。个人无意识只是个人和私人的领域;而集体无意识则是人类早期的社会生活遗迹，是重复了亿万次的典型经验的积淀和浓缩。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则主要是“原型”或称为“原始意象”[2]。荣格提出的集体无意识构成了原型理论的核心。在荣格看来，集体无意识通过艺术家的创作之笔自发地喷涌出来，造成了伟大的艺术作品。用原型理论分析文学，其实质是对作家的文学创作心理动机的分析。
（一）《罗生门》是芥川龙之介文学的“原型”
芥川龙之介（1892―1927）是日本著名的近代作家，芥川的文学作品短小精悍，寓意深刻。
在研究芥川龙之介的文学时，其处女作《罗生门》（1915）具有典型意义。处女作具有奠定一个作家以后文学创作基调的功效。《罗生门》故事的场景设计、环境气氛、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及故事的情节发展都笼罩在不安及忧虑的氛围中。《罗生门》中出现的主题和意象等，在其后的《鼻》（1916）、《芋粥》（1916）、《地狱变》（1918）等多部作品中反复出现。因为原型理论总要涉及人类社会长期的心理经验的积累及不断反复出现的意象等内容，所以，《罗生门》中出现的种种意象、人物造型、故事结构等，可以理解为是积淀在芥川龙之介无意识深层的原始意象即“原型”。
不安是芥川龙之介文学反复出现的意象，贯穿了芥川文学，并且贯穿了芥川的一生。芥川晚年的作品多取材于他自身的生活，反映了芥川内心淤积的不安与苦闷。加之疾病的烦扰，35岁的芥川终于无法摆脱对于前途的“茫然的不安”，自杀了。可以看出，芥川的创作生涯不只是在写故事，也是在写他本人的心境。
（二）原型理论为研究芥川龙之介的文学创作心理提供了理论依据
芥川龙之介的文学为什么会充满不安与忧虑？荣格认为，人类生活的经验，由于不断重复而被深深地镂刻在人们心理结构之中。因此，人的心理是与个人的童年、生活环境及种族的往昔息息相关。
芥川龙之介出生后9个月，母亲精神失常，由舅父收养。芥川一生都因为母亲的发狂和养子身份而苦恼和不安。担心不知何时会像母亲那样发狂。芥川从事文学活动的20世纪20年代前后，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革命，日本抢米风潮相继发生，社会环境处于激烈变动状态。深深地积淀在芥川心灵深处的这些不安的事实，激活了潜在的集体无意识，通过芥川的文学创作之笔自发地喷涌出来，外化为芥川龙之介的文学形象。
三、引导研究生运用形式主义研究法，从文本理论的视角分析芥川龙之介的文学创作方法
芥川龙之介文学以文章短小精悍，取材奇异，创作技巧独特而著称。在运用形式主义研究法研究日本文学作品时，芥川龙之介的文学提供了重要的素材。
（一）形式主义研究法的“陌生化”理论与《蜘蛛丝》
形式主义研究法是西方现代形式主义研究法的源头，是文本研究的方法之一。“陌生化”是其重要的文学主张。“陌生化”理论是指，在文学活动中，重要的不是目的而是感知的过程，只有在过程中，文学主体才能感受和体验;为了延长感受的过程，就必须增大感受的难度;增大感受难度的最佳途径是使事物变得反常、陌生，也就是对人们早已经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事物加以陌生化的处理[3]。包括意象、声音等在内的文学构成要素，均具有“陌生化”的效果。
《蜘蛛丝》（1918）这篇芥川龙之介的简短的寓言故事中，地狱底的血池就是一种“陌生化”的处理方式。《蜘蛛丝》中的主人公犍陀多是个恶人。却也做过一次善事。因此，释迦牟尼想从地狱深渊中救出他，放下了一缕蜘蛛丝。犍陀多顺着蜘蛛丝从地狱底的血池向上爬去。中途他发现在自己身后有众多人也在跟着向上爬，便喝令那些人下去。恶念产生时，蜘蛛丝立刻折断了。犍陀多又重新深陷于暗黑的血池之中。这是一个简短的寓言故事。日常生活中普通的事物经过“陌生化”的处理，使故事增强了神秘色彩，具有更吸引读者的功效。
（二）运用形式主义研究法中的语言理论分析《舞会》的语言特色
对语言的独特运用也是形式主义研究法的重要主张。文学语言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使日常语言“变形”。芥川龙之介的《舞会》（1920）中有多处对管弦乐声的描述。这管弦乐声是整篇文章的联系纽带。随着舞会进程的酣畅、激烈，芥川捕捉着这声响的相应变化。开始时是“明朗的管弦乐声，像幸福的气息一样传递出来”，继而是“在法国管弦乐旋律之风的鼓动之下，舞动的人群叫人眩晕般地一刻不停地旋转着”。舞会之际，只见“调子高扬的管弦乐的疾风像无情的鞭子不停地驱赶着那舞动不止的人群”[4]。
这管弦乐声时而如气息、时而为有鼓动力量的风，时而又变得如狂暴的疾风。这是一场在鹿鸣馆举行的舞会。鹿鸣馆是明治初期为推行欧化政策由官方设立的社交场所，出入这里的是外国贵宾、上流社会人士。所以这舞会是豪华的、跳舞的人群是尊贵的，当然，舞步则是矫健而欢快的。从这里，人们可能已经感悟到这管弦乐之风的比喻，正与当时的欧化之风相重叠了。芥川就是用这种方法，形象地描绘出当时的风尚。独特的语言艺术，是文学家重要的创作技巧之一。作家笔下所要表现的不只是事物的样态，更要在所勾画出的景物中充塞进作家的感情。
在研究生日本文学教学中，加入当今世界前沿的文学理论，可以引领研究生从文学理论的视角高度走进作品和作家的内心世界，更深入、细致地分析研究日本文学，淋漓尽致地剖析作家的创作方法和创作源泉。让研究生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利于开发其潜在能力。同时，也使日本文学研究与世界文学理论有机地结合，以期使研究生能够掌握当今世界文学理论的新动向，更好地适应新时期文学研究的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朱立元.现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1997：166.
[2][瑞士]荣格;冯川，苏克译.心理学与文学[M].上海：三
联书店，1987：5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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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印度文明在与西方不断碰撞接触的过程中，不但催生了印度民族主义意识，还促使一部分得风气之先的文化精英如泰戈尔与室利・奥罗宾多两位被视为印度比较文学先驱的大家，在东西文化大框架下进行自觉的文化比较，比较文学意识随之产生。印度独立以来，作为一门学科的比较文学不断向前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比较文学进入全新发展时期，印度学界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互动进行得有条不紊，加之印度学者的英语优势，以及海外印度学者如加亚特里・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等人的独特声音，他们在当今国际比较文学界的声音不可忽视。可以说，印度是目前比较文学研究最活跃的国家之一。印度声音在世界比较文学界正变得越来越重要。笔者根据在印留学期间的访学和研究，在此就独立以来印度比较文学发展概况做一简介。
一、独立后比较文学发展的一般情况
1947年8月15日，印度宣告独立。从此，印度比较文学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49年，加尔各答大学聘请了R．哈克勒主讲比较文学。1956年，与加尔各答大学同处一城的贾达瓦普尔大学设立比较文学系。比较文学正式成为印度大学里的一门独立课程。贾达瓦普尔大学比较文学系由提尔亚德教授主讲比较文学，还聘请了两位美国的比较文学教授。该系1958至1959年共招生25人。该系教学大纲规定，本科生三年内必须学习梵语和法语或德语或孟加拉语，并学习印度文学史与西方文学史。硕士生还需进行专题研究并撰写相关论文，同时攻读美学，并研究各国文学之间的影响关系。1961年，《贾达瓦普尔比较文学杂志》(Jadavpur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创刊，到2005年为止，共出版年刊42期。该杂志主要涉及比较文学研究方面的学术问题，同时也介绍欧美等地比较文学发展的近况。该系还定期举办比较文学专题讲座。不过，该系的设立不是一帆风顺的事情。印度比较文学界的元老S．K．达斯先生曾回忆道，当比较文学系首次在印度落地生根时，许多人皱起眉头，更多的人则质疑其学术地位的合理性。①但无论如何，贾达瓦普尔大学比较文学系的设立是印度比较文学发展史上的一桩盛事。(2005年8月19日，笔者作为中国大陆第一位访问该系的学者，同该系退休教授、前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主席阿米亚・德夫先生、现任系主任I．钱德教授和该系教师S．C．达斯古普塔女士进行了学术对话。据了解，2005年该系招收45人攻读学士学位，60人攻读硕士学位，25人攻读博士学位。该系目前有12位教师，其中女教师5人。该系主要教学以下课程，如印度文学、欧洲文学、梵语诗学、民间文学、佛教及耆那教文学，还有关于不同国家文学如加拿大文学等的“区域研究”。)
进入70年代，印度比较文学研究稳步发展。1977年，德里大学沙拉万学院英语系组织了一次比较文学专题讨论会。这是印度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全国性学术讨论会，与会者初步酝酿成立印度比较文学学会。1979年，印度南方的马德拉斯(今金奈)成立了比较文学研究院，该院于翌年出版了系列讲座文集《比较文学》。
1980年，德里大学成立了比较印度文学学会(Comparative Indian Literature Association)。风格独特的“比较印度文学”即印度不同语言文学的比较研究开始进行。比较印度文学学会于1984年举办了首次全国性学术研讨会。1983年，印度全国比较文学学会(Indian National ComparativeLiterature Association)正式诞生，同年：在贾达瓦普尔大学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学术会议。1984年，印度南方喀拉拉邦首府特里凡得琅成立比较文学学会。1985年，泰米尔纳杜邦的马杜赖成立达罗毗荼比较文学协会。1987年，印度北方西姆拉的印度高级研究学院组织召开了为期一周的国际比较文学讨论会。中国学者乐黛云先生向大会提交论文《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两年后出版会议论文集《比较文学：理论与实践》。1988年，比较印度文学学会与印度全国比较文学学会携手成立印度比较文学学会(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eiation of India，简称CLAI)，学会诞生地是海德拉巴。这一历史性事件宣告印度比较文学已走过乍暖还寒的春季和阴晴不定的夏季，来到属于收获的秋季。
值得注意的是，在80年代里，印度比较文学界进行了大量的学科理论探讨，出版了一批相关专著，如前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主席阿米亚・德夫的《印度比较文学观念》(1984)、N．D．森的《比较文学论文选》(1985)、S。马宗达的《印度视野中的比较文学／(1987)等。一些学者如阿米亚・德夫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比较文学印度学派”的口号，以与比较文学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抗衡：“25年前，艾金伯勒在辩论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文学性时说过：‘比较不是理由’。或许在比较文学印度学派即将诞生之际，我们应该提出一个口号：‘比较正是理由’。因为，我们的主张是，在一个多语种国家，特别是在一个既为多语种又属第三世界的国家，文学研究必然是以比较方式而展开。”①印度学者关于比较文学的探讨，某种程度上为建立具有鲜明特色的比较文学印度学派奠定了理论基础。
进入90年代以后，印度比较文学发展的一个新动向是开始组织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这显示印度比较文学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1990年，印度比较文学学会在喀拉拉邦的圣雄甘地大学举行了两个学会合并以来的第一次全国学术会议。次年，按照1860年印度学会注册法案，印度比较文学学会正式注册为全印学术团体，其地位得到法律形式的承认。1993年，印度比较文学学会在德里大学举办了第二次全国学术会议。同年，古吉拉特邦苏拉特市的南古吉拉特大学成立了印度历史上迄今为止第二个比较文学系。该系有三名教员，系主任是阿斯文・德赛教授。笔者2005年7月访问该系时了解到，该系的最大特色主要是进行印度不同语言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该系研究生毕业论文选题也多与此相关。该系只培养硕士生和博士生。1994年，喀拉拉大学成立比较文学研究中心。1996年，在安得拉邦海德拉巴的泰卢固大学举行了第三次全国比较文学会议。此后，印度比较文学会议开始固定为两年召开一次。1999年、2001年、2003年、2005年分别在德里大学艺术与
商业学院、喀拉那大学、迈索尔印度语言中央研究学院和南古吉拉特大学比较文学系举办了第四、五、六、七届印度比较文学会议。几乎每届都有国外学者参加，反映了印度比较文学研究的开放性，也体现了世界学术界对于印度比较文学研究的高度重视。总体而言，90年代以来的印度比较文学发展势头良好，呈现出兴旺景象。据了解，印度现在已有十多个比较文学研究中心，除贾达瓦普尔大学和南古吉拉特大学设立单独的比较文学系外，还有相当一些大学的英语系、印地语系等教学机构也在进行比较文学研究，培养比较文学专业的人才。
下面分别就近年举行的第六届和第七届印度比较文学会议做一简介。2003年在迈索尔举行的第六届印度比较文学会议，实际上也是一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与会者中有欧阳桢和来自西方的D．菲格拉和A．洛佩斯等人。会议主题是：Lin－guistics Hegemony and Identity(语言霸权与身份认同)，子议题分别是霸权与翻译、英语霸权与印度语言、文化身份与语言、诗学传统与区域身份、全球化、移民、政治与阐释学、风格与性别等等。2005年3月在南古吉拉特大学举行第七届印度比较文学会议。该次会议主题是：Poetics of the Margins：Reinventing Comparative Literature(边缘诗学：重构比较文学)。子议题分别是：文化身份与文学，全球化与特殊性，杂糅文学；移居与流亡，流散文学，殖民与后殖民范式，中心与边缘质疑，女性写作与属下研究，翻译，部落文学；霸权的威胁，古吉拉特文化身份，古吉拉特部落文学，等等。从这两届会议来看，除了保持传统的印度自身文学比较研究外，印度比较文学研究关注的焦点紧跟世界比较文流。第七届会议出版的纪念文集《交流》，将1906年泰戈尔发表的关于比较文学的演讲列为印度比较文学发展史重大事件的第一项，将室利・奥罗宾多1920年发表的系列论文《印度文学》列为第三项。
由于英语的优势，印度学者融入世界比较文学圈是非常得心应手的事情。近年来，热衷比较文学研究的印度学者积极参与国际对话。例如，2004年8月，第十七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在香港举行，印度比较文学学会派出9人代表团参加，其中有德里大学的C．莫汉(此次会议上被选为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主席)、南古吉拉特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A．德赛、贾达瓦普尔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S．C．达斯古普塔博士等人。
二、“比较印度文学”简介
在印度，单就语言而论，其地位重要且拥有自己文学的至少在20种以上。因此，印度学者认为，印度文学既是单数(一元)也是复数(多元)。如S．K．达斯便以“Indian literatures”和“Indian litera―ture”两个并列术语来指称“印度文学”。①印度不同语言文学的内部比较研究(印度学者所谓的“Comparative Indian literature”即“比较印度文学”)正是在这种单数与复数印度文学并存的基础上产生的。所谓“比较印度文学”，是指印度内部不同语言文学如印地语文学、孟加拉语文学、泰米尔语文学、古吉拉特语文学等之间的比较研究。从时间上来看，20世纪70年代属于印度不同语言文学比较研究的形成期。
1974．年，印度大学基金委员会接受R．K．达斯古普塔的建议，在德里大学现代语言系开设“比较印度文学”硕士课程，后又变更为级别稍高的哲学硕士课程。1976年，纳根德拉教授在德里大学组织了一场比较印度文学学术讨论会，次年出版论文集。1980年，比较印度文学学会在德里大学宣告成立，它于1984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学术会议。1988年，比较印度文学学会并入新成立的印度比较文学学会中，从此它以新的面貌继续着自己的使命。1992年，南古吉拉特大学成立比较文学系，该系教师主要擅长印度内部文学比较。2003年印度比较文学学会会议上，A．K．莫哈巴特拉博士在第一场专题讲演中演讲的内容便是有关奥里雅语、印地语和孟加拉语文学中的语言身份认同问题。2005年3月第七届印度比较文学会议上，关于比较印度文学研究的论文有增无减。
就比较印度文学的代表性著作而言，可以略举几例。1984年，由K．M．乔治主编策划的大部头著作《比较印度文学》第一卷出版，次年出版第二卷。1991年和1995年，S．K．达斯先后出版《印度文学史》第一、二卷。1992年，I．N．乔杜里出版《比较印度文学：几种视角》，对印度性等与比较印度文学相关的核心概念做了分析。近年来，比较印度文学研究的专著不断涌现。
比较印度文学研究的大力提倡者阿米亚・德夫认为：“正是S．K．达斯提出这样一种观点，比较印度文学可以提供一种必要的方法，使文学研究以印度视角而展开。”②S．K．达斯在《为何比较印度文学》一文中为比较印度文学寻找学理依据。他认为：“我们的比较文学必须成为比较印度文学，因为没有任何其他东西能够成为我们文学研究的基础。”他说，多语言是印度社会和文学的一个事实。印度文学史即为一部多语种文学史。其次，印度属于第三世界，这一事实提醒印度学界，不能轻易取法西方比较文学，因为：“为了使印度文学规避这些心理限制，我们必须从内部考察自己的文学，从而使我们不带偏见地观察世界其他地区的文学。”S．K．达斯向印度学界说明：“我们不是从比较文学走向比较印度文学，而是从比较印度文学走向比较文学。”①2005年8月，阿米亚・德夫先生在接受笔者访问时说，比较印度文学是真正的比较文学。它对于研究互有关联的印度不同语言文学是一种正确的方式。因为印度每一个区域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文学。他认为：“比较印度文学是比较文学印度学派的重要特征之一。”②S．C．达斯古普塔女士则认为，应以“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India”的名称来取代“Corn―parative Indian literature”。因为前者既注重印度区域文学之间的比较，又关注印度与国外文学的比较。这表明了部分印度学者对于比较印度文学内涵的进一步思考。
S．K．达斯为比较印度文学正名的诚心可鉴，但若按照目前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提倡的跨文明研究标准来衡量，它至少要在跨文化和跨国界上栽两个学术跟斗。实际上，多语言和第三世界语境只是印度学者自说自话，比较印度文学的根本目的在于寻找一种所谓的“Indianness”(印度性)，为多语言、多宗教、多人种、社会问题复杂的印度寻找文化纽带，从而促进全印人民的凝聚。
印度学者认为，印度文学存在一种“泛印度意识”。尽管印度文学是由不同语言创作的，但其间的“泛印度意识”清晰可辨。这种意识暗示了一种
内在的印度性：“这种泛印度意识来自于某些原型观念，这些观念是印度文化、历史和思想的产物。”③还有学者认为：“最容易理解的是印度文学体现的差异性，最难明白的是它的一致性，这是一种内在和观念的东西……我们的问题是十五种或更多的语言怎么能够创造一种文学?我们怎么适应语言的复杂性与文学的单一性?”该学者认为，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为印度这样一个多语种国家的文学的民族性定位：“印度性体现在这个国家的多种文学中。”④D．S．米什拉先生告诉笔者：“我不认为印度比较文学仅仅比较印度区域文学。因此，马拉提文学和印地语文学的比较不是地道的比较文学，但是这种比较却是眼下发现印度性的一种必要手段。因为这毕竟是印度。”⑤在这种借比较研究寻找印度性的过程中，比较印度文学研究的目的一目了然。
凭心而论，比较印度文学研究对于当今世界程度不同地与印度有同样语言和社会问题的国家而言，不失其借鉴意义。例如，中国文学除了汉族文学外，还存在藏族文学、蒙古族文学等少数民族文学。如果将这些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进行比较研究，或者在少数民族文学之间进行比较研究，将会给我们提供一种新的视角，使我们更好地书写一部完整的多民族中国文学史。当然，这种借鉴只能是一定的方法论借鉴，不能将之上升到与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同等的水平。毕竟，这种内部文学比较的局限性非常明显。
三、梵语诗学批评简介
独立以来，印度学者在印度诗学与西方诗学比较上做出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在这种深层比较中，印度学者获得了一种文化自信。M．S．库斯瓦哈指出：“如果在亚里士多德的火炬光焰照耀下能够发现印度古典文学的价值的话，为何不可按照《舞论》和《韵光》的标准来阐释斯宾塞、肖伯纳、艾略特、尤金・奥尼尔或华莱士・斯蒂文森?”⑥一些学者认为，古典梵语诗学与西方现代诗学一样，皆具现代运用价值，二者可以互补，前者可以解决后者力所不逮的问题。这就涉及当代印度部分学者大力提倡的具有跨文明性质的梵语诗学批评。它是指以梵语诗学原理如味论、韵论、庄严论、曲语论、合适论等分析鉴赏西方与东方文学。
1991年，由印度文学院与迈索尔韵光文学标准中心联合主办了一次历史性的学术讨论会，主题为“East West Poetics at Work”(运作中的东西方诗学)，体现了印度学者化古典为实用的清晰思路。I．N．乔杜里在开幕式致词中呼吁印度学界重建文学评论标准，以利西方读者以恰当方式欣赏印度文学。这次会议是梵语诗学批评发展道路上的一件大事。与会者来自印度各地。他们提交的论文多是以梵语诗学为工具分析阐释印度与西方的文学作品。自此，梵语诗学批评在印度学界不断展开。
1997年，印度学者P．帕特纳克出版了新著《美学中的味：味论之于现代西方文学的运用》。该书分别利用梵语诗学味论中的九种味(味、滑稽味、悲悯味、英勇味、暴戾味、奇异味、恐惧味、厌恶味和平静味)批评西方文学，偶尔也涉及中日印文学。作者认为，在一个理论正变得越来越技术化的学术世界里，干巴无味而又错综复杂的辩论正困扰着现代文论家。幸运的是，“味论使人感到神清气爽，明白易解。”运用味论评价当代作品，肯定会遇上一些困难。但理论是活生生的，它会在成长变化中适应时代的需要。作者说：“希望味论这一宝贵理论能被现代论者继续采用，以使古老传统长存于世。”①
2004年，S．K．沙尔马教授出版新作《恭多迦的曲语论在英语诗歌鉴赏中的运用》。沙尔马利用曲语论体系，对英国诗人雪莱、拜伦、济慈、华兹华斯、柯勒律治等人的诗歌进行阐释。该书比前述那本运用味论进行梵语诗学批评的著作更见功力，也更具梵语诗学批评的示范价值。
从上面的例子来看，印度梵语诗学批评已成一定气候，但其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例如，有的学者认为，梵语诗学必须进行自身的现代转化。单就味论而言，九种味的处理太过简单化，不能完全包容现代作品。用味论阐释西方作品可能导致削足适履的结局。因此，在运用于评论之前，对味的概念必须进行修正。②
梵语诗学批评在目前印度学术界还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它的发展前景怎样，人们将拭目以待。
结束语
米兰·昆德拉曾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不过人类不会因为上帝的窃笑而中止自己的思考。对学术研究者而言，“上帝”就是作为文化预设的终极真理，纵然我们无法到达那个真理的阿尔卑斯山峦，这并不妨碍我们襟怀虔诚和执著，以无限的追求来追求那让人神往的无限。
本书就是在这种心态的激励下完成的。确实，在网络文学还处于“命名焦虑”时就试图对其做学理阐释，无论是在知识谱系还是在意义范式上，都有太多悬置话语期待解答。譬如：网络只求即时性消费此刻，文学却要指向永恒，“读屏”是欲望的象征形式，人类却渴望在此“诗意的栖居”，文学艺术的数字化生存会不会改变人类心灵对美感的建构？网络把文学拉下神坛，创造着“人人都能当作家”的新民间童话，但网络在降低文学门槛的同时，如何保证网上的文学不失去价值承担和审美逻辑的支撑？网络用没有重量的“比特”洞穿文学生产，从而使所有的文学成规失去重量，它对印刷文学的格式化，已经在媒介学的疆域轻松置换了文学的存在模式，却为何在精神现象学的意义上破绽百出，不堪质疑？……
看来，原本轻松的计算机网络带给文学理论的却是如此沉重的思考。思考这些问题首先碰到两个难题：一是阐释框架的非预设性――没有约定的理论范式可供效仿；二是研究对象的非预成性――小荷初露的网络文学前景如何，尚难以定格其文化表情。用伊格尔顿的话说，理论本来是“只在黄昏时才飞翔的密涅瓦的猫头鹰”，我们却不得不在晨曦初露时便让它登台亮相。这样做无疑会给阐释的有效性带来风险，但探索未知要付出“未知”的代价，也会有“已知”的补偿。尽管时下的网络文学还未赢得理性主义的普遍认同，可互联网所代表的文化转型无疑将引领文学的未来，因而对网络文学的文化命名和意义阐释应该大踏步走进研究者的思想视野，并力求让理论阐释的有效性在网络文学确证自身的历史过程中生效。
我从1999年涉足网络文学研究，有幸在这一领域获得过湖南省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中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课题和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先后在《文艺研究》等国内10余家学术期刊发表这方面的系列论文，本书算是对前一段研究成果的一个总结。我以网络文学研究为选题的博士学位论文和正在主编的一套“网络文学研究丛书”，将是对这一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拓展。
除日常教学和指导博士生和硕士生外，作为文学院院长和学科带头人，学科发展的任务很重，网络文学研究就是我们中南大学文学院学科建设的特色科研。我们在全国率先成立了网络文化研究所，形成了一个网络文学研究群体。本书吸纳课题组成员协作攻关，其用意正在于此。全书的具体分工是：由我提出全书构想，拟定详细写作大纲，并撰写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蓝爱国副教授撰写第五章、第六章、第八章，聂庆璞副教授撰写第七章，阎真教授撰写第十章，身居北京的文学博士陈定家副教授撰写了第九章。全书修改和统稿工作由我完成。书中的错讹疏漏或或失当失准之处应该由我负责。
本书得以付梓出版需要感激的师友同事很多。评审专家对本课题的扶持和奖掖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师长和学术同仁的关怀和鼓励成为我写作的动力源泉，专家时贤的著述和国内外网站信息为本书的撰写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课题组成员的携手合作使一行行文字凝成友谊的见证……我没有列出他们的名字，因为我更愿意用默契的方式将感激化作心底的记忆！我国著名文艺理论家、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董学文教授一直关心和支持我的网络文学研究，并拨冗为本书作序，令人感佩而难忘。我的博士导师冯宪光教授以严谨治学的风范为我的学术研究提供了许多理论装备，使我看到了自己的局限。人民文学出版社责任编辑匡钊先生热情支持本书出版，并为之做了大量工作，在此深致谢忱。
不论是对于西方理论的深入思考，还是对当下文艺问题的热切关注，或者是古代文论的研究，2011年的文艺学研究都呈现出了新突破，表现出更加缜密的理性思考与更为开阔的学术视野，所思考的问题更加深刻，研究的方法更为多元化，提出的观点也颇多创新与突破。本文试择取其中若干重要问题予以论述。文艺理论时逢建党九十周年，不论是学术会议还是论文报告，都对文艺理论予以了特别的关注，研究者特别致力于文艺学当代价值的挖掘。以往研究多侧重于分析法兰克福学派与的关系，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承继了的批评传统，对垄断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工业进行了批判，而近期研究则侧重于挖掘英国文化批评与美国文化批评对于的吸收。如冯巍《纽约学派文化批评的纬度》［1］一文提出，所倡导的社会—历史维度是纽约学派文化批评的重要理论来源。
论文认为，纽约学派只是将视为一种批评方法，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批评家的结论。韩振江《齐泽克:新文化批判理论》［2］认为，齐泽克在继承西方从哲学、意识形态层面对现代性以及西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同时，深入分析了全球资本主义语境中美学、文学、电影、艺术、大众文化等诸多审美领域，深化和拓展了西方的文化批评。周海玲在《历史中的文本———托尼•本尼特对大众文化文本的研究》［3］一文提出了阅读构形与文本间性理论，在对文本与读者之间关系、社会历史的动态生成过程的考察中，建立了一套历史化文本实践的方法，从而实现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大众文化研究的理论转轨。刘坛芸、孙鹏程《西方文论的本质主义困境及解构策略———以托尼•本尼特的反本质主义文论为视角》［4］同样关注托尼•本尼特对马克思社会化和历史化逻辑的借鉴。论文指出，托尼•本尼特从通俗文学与批评的关系入手，认为西方的文学定义是僵化的、非历史化的，属于文学本质主义，因而将通俗文学排除在外。如何实现文艺理论的中国化?高建平《发展中的艺术观与美学的当代意义》［5］通过对艺术观的回溯，特别是对康德美学和杜威美学的分析，揭示出美学的科学性就在于肯定艺术对物质财富生产所带来的社会变化起到调整、制约和平衡的作用，进而肯定其当代意义就在于美学应回到一种批判的立场，在论争中使自身得到发展。赖大仁《文论与当今时代》［6］指出文论作为一种开放性文论形态，其把文艺问题与时代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联系起来的方式是具有长久生命力的，不断激发人们去探索和回答新的时代问题。不论是立足于中国实际还是探讨西方学派，这些研究都不约而同地关注到文学研究对于社会———历史阐释纬度的重视。正如我们所知，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文学时，并不是将文学视为一个自足体，简单地就文学论文学，而是将文艺问题置于宏阔的历史视野中，置于社会历史发展和现实问题的深刻考量之中。这一开放性阐释方式，使文艺学和美学在时代性和思想性上超过其他文论形态，是值得我们进一步借鉴吸收的。文学的全球化与地方化不论是全球还是我们本国疆界都可以看作是一个同心圆式的“中心—边缘”结构。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各国之间联系越来越密切，之前以西方为中心的格局不断被打破，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于是，文学创作的全球化与地方化问题凸显出来。文学应“全球化”还是“地方化”?总体而言，大部分研究者都主张在有世界视野的同时着力于本民族特征的展示。如，王大桥《审美习俗的历史性和地方性———以孙悟空视觉形象的建构为例》［7］就以中外文化中多样化的孙悟空视觉形象来探讨审美习俗的强大影响力。不同时代不同文化根据既有的审美习俗赋予孙悟空形象以不同内涵:中国在绘画、戏剧、影视、动漫的不断变迁中最终确立了潇洒英俊的美猴王形象，人性、神性、兽性完美融合;日本动漫则在时展中将本民族特征注入孙悟空形象;韩国基于国内文化产品市场考虑，赋予孙悟空形象更多现代性和全球性;而泰国则将孙悟空作为神灵崇拜。通过对孙悟空形象本土演变和海外流传的考察，我们看到，所有的文化信息和符号都是在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中产生的，而这些文化信息和符号作为民族归属的象征，有利于民族身份的认同。有的研究则通过中国当代小说创作来考察世界性与本土化之间的关系。
张清华《在世界性与本土经验之间———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走向与评价纷争问题》［8］认为，世界视野与本土经验、现代性与民族性之间的对立，是造成中国当代文学评价纷争的根源。本土经验这一命题应包含几个维度:传统性、地方性或地域性色彩、本土的美学神韵;在实现本土经验表达方面，中国当代小说实际上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超越种族和地域限制的人类共同价值的含量，对于本民族文化和本土经验的充分展示了“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而孟繁华《文学革命终结之后———近年中篇小说的“中国经验”与讲述方式》［9］重点研究了中篇小说创作的本土经验，认为中篇小说代表了这个时代文学的高端成就:浪漫主义文学暗流涌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正在重建，多样化的讲述方式构建了一个没有主潮的文学时代。也正因为如此，尽管文学不可能再产生当年的轰动效果，但对于人类社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却不会消失。贺绍俊《从思想碰撞到语言碰撞———以严歌苓、李彦为例谈当代文学的世界性》［10］选取严歌苓、李彦两位华人女作家进行比较研究，通过分析异质性文化碰撞对于她们写作的影响，认为尽管同样是处理“红色资源”，严歌苓侧重于思想层面，以一种建立在基督教文化基础上的思维模式来彰显苦难生活中人性的光辉，而不是追问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判断;而李彦更着力于语言层面，摆脱现代汉语的思维局限，用英语思维来处理红色资源，虽在思想层面并未触动国内主流的历史评判，但仍能够突破历史而超越到精神层面。近代以来，在东西方关系中，中国始终处于弱势地位，使得其一直在现代与民族、世界与本土这一悖论中艰难地寻找着平衡。而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本土经验的生动呈现，反映了中国文化、文学自信力的增强。但是这份自信万不可走到极端，变成了民族主义。我们认为，世界文学具有一种超民族性，但并不是存在着超民族或是民族应该取消。因为文学作为人学，总有些意蕴是超越了阶级、地域、民族、国家等界限，能够引起全世界的共鸣。好的文学总是能够拨动所有人的心弦。文学创作一定要“眼高手低”，既要有远大的追求，不局限于为本民族本时代的人而写作，而是为全世界、未来的读者而写作，此即为“眼高”;又要充分汲取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养料，立足于当代社会现实，自觉探索人的内心，捍卫作为人的尊严，保持关注现实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品格，此即为“手低”。从空间维度上处理好现代性与中国性之间的关系，即西方与中国的关系;从时间维度上淡化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差异。边疆文学的研究在本年度得到了强化。如，张柠、行超《当代汉语文学中的“边疆神话”》［11］认为，新时期的“边疆小说”具有自身特殊的叙事模式:朝圣模式、历史叙事和探险叙事，作家笔下的“边疆”已经被神化成了一个类似乌托邦或是香格里拉的符号，作为福地乐土被人所向往。这一方面是现代文明种种弊端的暴露，不断被异化的人只能希冀于遥远的边疆;另一方面是边疆经济、文化、基础设施等落后的局面被遮蔽，呈现出来的是边疆纯真朴实的精神、顽强的原始生命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也涉及世界性与本土化关系问题。宋建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12］首先肯定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取得的成就，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颁布、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启动、少数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的设立、民族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等等。而面临的问题我们更是不能忽视的，如遗产资源所赖以生存的民族文化环境和社会生活基础不断恶化、老一代传承人的相继离世造成了文化传承的后继不足、外来文化的强力介入与冲击不断改变着民族文化传统。少数民族的弱者心态上是双重的，一方面是发达与落后之间的落差，一方面是中心与边缘的对立。而民族问题始终是衡量社会发展的标志之一。
文学创作向边疆迁移，整体上是有利于少数民族经验的展现。同时我们也应借助“申遗”热，应加大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视觉文化与文学之关系首先被关注的是视觉文化下文学的命运，对此有截然对立的两种观点。赵勇《影视的收编与小说的末路———兼论视觉文化时代的文学生产》［13］对小说的命运持比较悲观的态度，认为小说在视觉文化时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论文通过对中国当代作家及其作品与影视交往历史的回顾，认为80、90年代之交第五代导演与先锋作家的合作是建立在精神气质、叙事模式等方面相似的基础上，是精英文化之间的对话;而在市场经济冲击下文化开始转型，作家与导演之间的关系也发生变化，由精英文化转为大众消费文化。标志性事件是六作家为张艺谋电影撰写《武则天》小说剧本。至此作家便频频“触电”，引发视觉思维与影视逻辑对于小说构成的渗透:小说生产方式逆向化，先有剧本后改写成小说;叙事手法剧本化，对话增多，语言运用能力退化;故事通俗化;思想肤浅化。因此，现在小说创作的繁荣只是一个假象，实际上小说的“闲”与“慢”的阅读传统已经被视觉文化所谋杀，而影视化小说用视觉思维和影视逻辑所创作出来的快节奏小说不可能成为文学的救世主，因为其所追求的画面感、节奏感不断满足人们的感官刺激，使小说成为一种消遣，进一步摧毁着小说阅读。所有这些使得小说在视觉文化时代命运岌岌可危，不可能有大的作为。而戴文红和黄发有均认为视觉文化对于文学的确存在着冲击，但是文学并非不堪一击，仍然能够找出突围之路。戴文红认为，突围之路是构筑“可能生活”;其《构筑“可能生活”———视觉文化中经典的接受及其意义》［14］一文认为，电子书只是作为传统书籍的延续，不可能取代传统书籍。而可视化阅读这种动态接受方式才是经典的最大威胁。但可视化阅读通过将经典转为影像或是电视文化讲座的方式，却使经典沦为一种空洞媚俗的浅层阅读，成为戏拟消解政治、刺激感官、商业炒作的“景观制造”。而这也正需要经典的力量予以拯救，为我们构筑“可能生活”，给我们以向上的指引，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上。黄发有《浅阅读语境中的浅写作》［15］则从接受者角度来分析视觉文化下文学写作的命运。影视图像和网络媒介的盛行导致普遍的浅阅读，特别是作家、批评家对于深度阅读的背叛更是令人痛心疾首。而这种浅阅读又刺激着浅出版的盛行。浅阅读与浅出版之间的恶性循环抑制了文学的创造性。这一切不仅冲击着文学，也制约着知识创新和文化传承，因此我们必须在深度阅读中重新发现和激活伟大的文学传统。学者们对于视觉文化的态度也所差异。肖伟胜《视觉文化的衍生与艺术史转向》［16］对视觉文化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回溯，认为其作为反对文化精英主义的一种理论工具，是由围绕着文化界定所引发的一系列争论所兴起的，以一种多中心、对话性与关系化的阐释模式，成为进入互文性对话的多元世界的入口。另一方面与艺术史学科的发展密切相关。“在大众传播时代，视觉形象已成为文化实践的中心”。而视觉文化通过对形象所传达的社会思想、信仰和习俗的揭示，成为文化建构的新领域。邹广胜《谈文学与图像关系的三个基本理论问题》［17］则主张语言与图像并不存在孰高孰低的问题，应该充分尊重两者的差异和价值。从插图本对绘画叙事与语言叙事的充分融合入手，认为对图像的感受力是与生俱来的，具有语言难以取代的优点，而且受众面更为广泛。潜在于语图之争背后的是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冲突。吴琼《视觉机器:一个批判的机器理论》［18］以视觉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视觉机器为对象，指出其产生背景是19世纪开始的视觉转向。这次视觉转向不同于以往之处就在于充当观看中介的是真正的机器，因而将改变原有的观看手段、观看机制、观看主体、权力配置等。视觉机器作为一种批评理论，只有对机器作解构式的批评才可能为观众摆脱机器的配置提供一条路径。作为当代主导性的文化形式，视觉文化的发展是不可逆转的，我们不可能螳臂挡车般予以阻止。视觉文化确实对当下文学创作产生了冲击，就作家而言与影视的结合在带来名利双收的同时，造成作家创作水平的下降;在商业利益面前迷失方向，在市场操纵下文字已经失去了力量。就读者而言，影视图像和网络媒介使得人们不断追求感觉刺激，放弃生命的沉潜与思考，更追求空洞流于表面的东西，不再阅读传统的文学与文化经典。
就文学本身而言，一方面经典被戏拟、大话、重构，在传承经典的同时摧毁着经典，另一方面各种迎合读者趣味的畅销书取代了经典，量多而质不高的作品充斥着网络与图书市场。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就没有发展的空间，相反，任何危机的背后都是发展的机遇。因为，文学从根本上说，不是媒介事件和现象，也不是纯粹的物质性商品，而是同我们的生命存在休戚相关的东西。西方文论研究之反思近年来，人们对于西方理论研究从盲目引进介绍到开始进行审慎的反思。任何理论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都有其思想渊源和产生的具体社会历史背景，有发展也有衰落期，有优势也有弱点。几乎每一波西方理论大潮涌入都会成为中国学术的研究热点。比如说女性主义引进之后，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出现了很多以此为解读视角的研究。诚然，理论工具的创新对促进术研究新的增长点的出现是有其价值。但是对于每一外来理论没有审慎地考察其源流，是不可能真正理解的。热点有时就像被风吹过的的海平面不时掀起波浪，但是风平浪静之后我们又能在沙滩上找到什么却是一个大问题。所幸，近来的研究早已去掉了刚开始时的激动与焦虑，开始以一种平静审慎的态度来深入研究西方理论。如，章辉《后殖民理论与当代中国文化批评》［19］从历史、现实、文学、个人四方面分析了后殖民理论在全球兴起的原因，指出这是数百年来东西方反殖反帝的文化运动和实践的产物。怎样看待文化研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金惠敏认为，文化研究已然进入到了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其《走向全球对话主义———超越“文化帝国主义”及其批判者》［20］一文提出，全球化文化研究极不简单认同现代性，也不是后现代性的产物，而是对二者的综合和超越。刘方喜《当代文论的“跨学科性”》［21］从理论的跨学科性来揭示在学科分化弊端凸显的当下文艺学应该怎么做。我们既不曾拥有真正的“跨学科”眼光，只强调文艺美学与其他学科的分化，把其他学科视为是恒定不变的，又不曾认识到现代学科在分中有合的状态中总有一种学科的理论范式处于主导地位，特别是没有真正理解“文化研究”背后的社会学范式。文化研究对于跨学科是有借鉴意义的，超越学科分化、遵循社会学范式而具有“去经济化”的特点、“去哲学化”。在当挥文论跨学科优势，必须拓宽文论的研究范围和哲学基础，特别是马克思的“关系哲学”意义重大。盛宁《走出“文化研究”的困境》［22］则认为，文化研究十多年来虽然轰轰烈烈却鲜有真正有分量的成果问世，造成这一困境的首要原因是把本应是批评实践的文化研究误当作是理论与那就来深入研究，只有把对文化研究的理论兴趣转向具体的个案分析，立足于中国的社会现实，去挖掘探究和当下文化现状密切相关的问题，避免以政治利害作为评判思想是非的标准，而是在义理层面对各种文化现象进行全方位的研究。“日常生活审美化”也是新世纪的热点问题之一。乔焕江《日常生活转向与理论的“接合”———从“日常生活审美化”论争说起》［23］认为，当代文艺学由于对自身结构性的盲视，如过分强调审美造成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距离不断被拉大，放弃了价值判断与历史认知，从而丧失了介入现实的能力等，并且未能认识到当代社会文化结构的未定性与复杂性。而正是这双重结构性盲视，使得当代文艺学未能认识到生活世界转向这一理论生产的趋势。段吉方《理论的终结?———“后理论时代”的文学理论形态及其历史走向》［24］对“理论之后”、“反理论”、“理论的抵抗”等观念的生成语境与论域进行了深入的剖析，“理论之后”并非意味着理论真正的危机，而是理论在一种新的文化生态中的价值诉求，呼唤着更高层次的理论形态的出现。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新进展2011年古代文论研究成果很多，依然聚焦于古代文论的基本理论和主要问题的探索与推进。限于篇幅，仅选取其中较有特色的研究予以概述。
童庆炳《〈文心雕龙〉“物以情观”说》［25］以刘勰《文心雕龙》反复提出的“情”的范畴为讨论对象，论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认为刘勰突出提出“情”的问题是有现实针对性的。他批判“为文而造情”所针对的就是当时作品的空洞之情、虚假之情和艳俗之情，他说“体情之制日疏”，也是具有丰富的现实感的，并不是没有根据的。至于刘勰对与山水诗、咏物诗和田园诗所体现出来的“情”，即那种社会性较小个体性较强的“情”，也加以肯定。刘勰既肯定那种以《诗经》为传统的情志，也肯定因自然景物的变化而变化的人的自然情感，既肯定社会的、群体的、理性之“情”，也肯定个体的、自我的、感性之“情”，刘勰在“情”的问题上是在古典与新声中徘徊，反映出他的折中主义思想倾向。第二部分，刘勰对于文学情感问题的贡献在于他全面揭示了情感在文学创作中的运动。作家心中的情感是怎样产生的?主体触物起情后，所产生的情感是如何“移入”作家的心中的?作家在构思或动笔之时，心中的情感又是如何灌注到外物，与外物融合为一?即主体如何把心中的情感“移出”，投射于对象上面?概言之，“情以物兴”是情感从外物移出到作家的内心的过程，“物以情观”则是情感从作家内心移入到对象的过程。从“物以情兴”(“物感”)到“物以情观”(“情观”)，是情感的兴起到情感评价的过程，是审美的完整过程，它们构成了诗人在创作中的情感全部运动。第三部分，讨论中华古文论中情感的表现方式。长期以来，人们只是注意到“物感”说，而忽略了“情观”论即情感的移出过程。此文对于“物以情观”的再发掘，突破了以往的研究，完整揭示了刘勰的情感表现理论。王文生认为研究《文心雕龙》者都称赞其体系严密完整，但很少有人对《文心雕龙》思想体系的内涵及作用进行深入的研究。其《＜文心雕龙＞思想体系考辨》［26］一文从《序志》、《原道》、《徵圣》、《宗圣》等篇入手，认为儒家思想在刘勰文学思想体系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刘勰所建立的思想体系实际上是用儒家思想来文艺自身特性和规律，用伦理政治价值来取代文学自身价值，刘勰对中国文学思想发展的贡献在于其实事求是、细致精微地对文学传统和现实经验进行总结而形成的文学创作论。在对《文心雕龙》“体大而虑周”一片赞扬声中，本文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值得《文心雕龙》研究者关注。吴子林《超越“实用”之思———孔子诗学思想之再释与重估》［27］一文对“《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一孔子诗学思想中最系统、最集中、影响也最大的诗学命题作了全新的系统阐释，认为该命题所论为“学诗之法”，并非人们一般理解的诗歌功能论。具言之，诗的兴发感动使个人的主体生命开始觉醒，进而反省社会、他人与自我，从《诗》中“彻悟”或“发现”某些人生的“意义”;在学《诗》过程中，“兴”与“群”构成了互动互补的关系，诗情的兴发感动，使学诗者在共同感受之下相互联结起来，产生对于自己所处社会的归属感、亲和感;“兴”与“观”的学诗阶段不介入到外部的对象世界，到了“群”则认识到了个体存在的有限性，而力求参与、融入到对象世界之中，达到人与天、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个体的人格由此提升了一层。“怨”是由于达不到“群”的理想境界，而表现为主体与对象世界的疏离、冲突，其真正目的是追求“群”，以根本的消除自己为目标。在“学诗之法”之中，最重要、最根本的意见是《诗》“可以兴”，审美的优先性毋庸置疑。这篇论文颠覆了20世纪以来郭绍虞、刘若愚、李泽厚等学者对孔子诗学思想的论说，提出与其说孔子的诗学思想是“实用理论”，毋宁说是重视人格修养之人生实践的生命诗学，追求理想的人格精神和生命存在的完美境界，是其最高旨趣:这是一种“内在目的”论，而不是“外在目的”论。在培育生命意识，涵养人的情性，协调理性与感性、理想与现实，造就一个充实、整全、和谐的社会等方面，孔子的诗学之思有着极其重要的现代意义。这对于深化我们对于孔子思想的认识具有一定意义。
李春青《中国文论中“文统”观念的文化渊源》［28］借鉴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趣味”的观点，从“贵族趣味”的角度对中国古代“文统”生成的历史轨迹进行探讨。论文指出，西周至春秋时期的贵族趣味在社会生活层面上表现为身份意识与荣誉感，而精神层面表现为对“文”与“和”的追求，而这一切都与审美产生了直接的关联，为文统形成奠定基础，对于中国文艺思想史发展演变起着重要作用。洪越《结构分析:解读唐诗本事故事的一种方法》［29］采用研究口头文学时常用的结构分析，选取中晚唐诗本事故事中为数众多的“三角情”(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的感情纠葛)作为分析个案。认为唐本事故事主要以口头方式传播，真实性存在很大问题，不完全能够作为了解一个诗人性格和写作具体情景的史料。但这些故事却具有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在中晚唐，‘文化’有可能是或被想象是一种能够与政治权力对峙的资源。而这个‘文化资本’，既包括写诗和运用诗的能力，也包括人的情感能力”。本文从一个极小的研究点出发，进行细致而具体的比较分析，得出的结论令人信服。八股文之价值的研究近年来得到了重视，研究也相对较多。如，陈才训《清代小说与八股文关系三论》［30］从三个方面探讨了八股文教育对于清代小说所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论文先是枚举了文康、李绿园、蒲松龄等清代小说家坚持“以古文为时文”的理念，以及小说所呈现出的“间杂以经史掌故话头”的语言特色，接着详细分析了小说家如何以八股思维与写作技法来创作小说。此外以徐述夔为例指出小说家除借诗词、小说以炫耀才学外，还存在着以八股自炫的心态。对清代小说与八股文的关系进行了具体而细致的论析，揭示了八股文对小说文体的多维渗透。黄霖《＜西厢＞名句为题之八股文的文论价值》［31］深入挖掘了中国文论史上少有的八股“句论”(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对作品中某一单句作专门的分析和批评)，这些对《西厢记》中一些名句进行解读的八股文章，对《西厢记》的写情主旨、情景创造等进行细致而精彩的论述，不仅文辞优美动人，而且分析细腻而有创见，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从整体上看，一方面，2011年度的古代文论研究的方法多元化，其视阈更加宽阔，越来越多的研究呈现出古今中外的融合会通;另一方面，创新性有所提升，不少论著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与发展，不论是具体篇章的解读还是思想的阐发，都有了可喜的推进。文学研究的观念与方法如何解决学科过度分化、学科壁垒森严所造成的种种弊端，已经成为当下哲学社会科学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而文艺学也在文化研究冲击下，不断打破学科分化，呈现出跨学科的趋势。冯黎明《文学研究如何走向体制化》［32］着重探讨了文学研究是如何在现代性的分解式理性的作用下，从古典知识的整一性结构走向现代学科化知识，进而在现代学术体制中获得了一个合法化地位。就英语世界来看，在古典自由主义人文教育型大学时代，文学研究侧重于审美教育;在近代研究型大学时代，文学研究倡导“文学性”;而在现代multiversity时代，文学研究力主文化理论。
可以说文学研究至今没能够形成稳定的知识依据、思想资源、价值准则和阐释技术。就中国而言，则有几个关键的时间点:癸卯学制开启了文学研究的学科化之路，上一世纪20、30年代大学课程设置确立了文学研究的学科化学术方式，50年代院系调整文学研究成为政治伦理的一部分，失掉了独立的研究对象和学科价值，80年代文学主体性讨论，在追求政治解放的情况下寻求文学的独立自主，90年代学术体制化，在文学研究“向内转”的同时削弱了对现实世界的批判力。而正因为如此文化研究因其跨学科性才能大行其道。姚文放在《文化政治与文学理论的后现代转折》［33］中提出文化政治虽然是一个后现代社会的概念，但却从来没有在学术理论中缺席，虽与社会政治一样关注权力问题，却侧重于文化方面。文化政治作为一种微观政治，更为关注具体、局部、感性的东西，而这正与文学理论不谋而合。由于文化政治的介入，晚近以来文学理论在许多方面出现了后现代转折:从对总体性、全局性的“元问题”的思辨转向众多微细理论的交织;从逻辑性结构转向各种零散、示例性概念的集结;更为关注文学批评和文学解读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由此认为文学向文化政治转移是恰当的。文学理论的人文理想和终极关怀正是文化政治所追求的，而文化政治始终保持着一个文学的支点。关于文艺学研究的走向问题我们认为，文艺学研究不应该是一种百科全书式的材料堆积，跨学科只能将文化作为文学研究的一个维度，而不是将文化变为文学研究的中心。如何在“文学”与“文化”之间保持一种“张力”，有效地将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有机结合起来，这是每一个文学研究者必须认真对待和考虑的理论问题，更是具体的研究实践问题。顾祖钊《文化诗学三题》提倡以文化诗学来应对文化研究对传统文学研究的冲击。文化研究的盛行模糊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文学研究的局限，但文化研究的“反诗意”性却只把文学作品当作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例子，因而兼顾文化与诗意批评的文化诗学在当下有着重要意义。童庆炳《当前文学理论发展新趋势》［35］一文以罗钢集十余年之力完成的王国维《人间词话》学案研究为例，指出“学说的神话”必须破除，研究的方法必须革新，真正的学者需要一种持久坚韧的研究精神。在童庆炳看来，文艺学研究陷入了危机状态，摆脱危机的办法有两种，第一是密切文学理论与当下创作实际的联系;第二是静下心来，反思百年来文学理论走过的路。他认为，文案研究、学案研究是反思百年现代文学理论的结节点，现在进行这种研究正当其时，是目前文学理论研究的新趋势。对于日益凌空蹈虚的文艺学研究，这的确是一剂良方。文案研究、学案研究将从历史与现实的文学经验中汲取新的营养，使一些常谈常新的话题产生新的活力，使文艺理论研究切实地建筑在历史与现实的实践之上，做到不浮躁、不大言欺人、不贩卖移植，真正具备“接地”或“及物”的理论品格。
值得一提的是，童庆炳在文中还指出，凡欲有所作为的研究者，应安下心来，以一种平和的心态，放慢了节奏，慢慢地搜集资料和证据，以“十年磨一剑”的工夫，无比坚韧的研究精神，去研究一个众说纷纭却始终没有解决的学案，从而给现代文学理论发展校正航标，拨正航路。可以说，这是老一辈学者对年轻一代学者提出的殷切希望!在物质至上的时代，学术泡沫、学术垃圾风行一时，人们已然忘了学术是一种文化积累。波普尔在写于1952年的《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中说过:“真正的哲学问题总是植根于哲学以外的那些迫切问题，这些根烂了，哲学也随之死亡了。”文学与哲学一样，归根结底说的都是与我们现实生存境况相关的道理。我们在焦虑如何摆脱文艺理论危机的同时，真的该想想明天我们的书桌如何放平的问题了!
贺仲明：确实，我以前较少进行直接的文本研究，而是主要关注文学与作家、与社会和文化之间的关系。但我从来不忽视文本的意义，并且认为，任何方式的文学研究都不应该忽略与文本的关系，都应该以文本为基础。我以往的研究应该没有违背这一原则。近年来我之所以反复呼吁文本研究的重要性，主要是因为当前文学研究界、特别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界，泛文化研究泛滥，文本被严重忽视。针对这种不正常的状况，我才有这么多的感喟和呼吁。也因此，近年来，我也花了一些时间精力做了一些具体的文本研究工作，并打算将更多的精力转移到这方面来。
文学研究可以有多种方法，我不是认为哪一种方法就一定最好，但是我认为文学研究的基础是文本，这一点不应该动摇。你思想的伸展可以超越文学范围，可以不以单纯的审美为主旨，但是，如果在你的研究中没有文本、没有审美，就不能算是文学研究了，只能算是文化或思想研究。当前，忽视文本的研究已经严重影响到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文风和学风，完全忽视文学独立性，将文学作为阐释某种文化理论工具的研究方式很盛行，许多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是这样，甚至一些本科生写的论文也这样。
祁春风：因而，我们也发现，您倡导一种重视文本阅读能力培养的教学。您曾经说过，对于文学作品的阅读和研究有两种基本方式，其一是还原法，其二是文本法。这两者有何区别？您强调的是后者吗？
贺仲明：所谓还原法，就是回到作品创作时的具体语境，联系作者的创作心态和时代背景来认识作品。所谓文本法，就是较少考虑这些具体的关联因素，从文本本身出发来认识作品。不是这两种方法有高下之分，而是我们以往太强调从还原角度来认识作品，局限了我们的认识。它们其实是各有侧重，应该不是绝对对立，最好是有所结合。而且，针对不同的作品应该采用不同的方法，那些时代或作家主体意旨比较明确的作品当然不能割裂它与时代和作家的关系，但是有些作品，或者意旨比较复杂，或者它本身就没有那么多的时代寓意，就应该侧重从文本角度来认识和欣赏。并且，不管怎么说，文本内涵是认识作品的前提，毕竟，文学作品不是时实，不是新闻报道，它首先是作家心灵的产物，是一种精神的创造品。
祁春风：我们长期以来的语文教育方式似乎偏重还原法。而您推崇文本法，这是基于怎样的考虑呢？与当前的中学语文教育现状相关吗？
贺仲明：前面说过，我们的语文教育一直偏重对作品的还原式分析。这有多重原因的影响，比如建国初对革命历史论证的需要，等等。这种方法也不能说没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到今天，如果还那么刻意地去还原作品的时代性，局限于时代内涵去理解作品，就已经是一种自我限制了。而且，这样也非常影响语文教学的效果。因为新文学的历史已经很遥远了，特别是其中曾经被反复强调的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等内容，现在的年轻读者已经非常陌生，其内涵也不合时代要求了。在这种情况下，再去探微作品的时代性意义，局限于时代来理解作品，确实难以让人提起兴致，也会影响作品的价值。
目前许多中学生不太喜欢学习语文，这是一个很不正常的现象。语文是我们的母语教育，对我们整个人生观、价值观的建立应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是我们教育的基本，是深层次影响我们民族文化传承的因素。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很多原因，其中如教育考核方式，也就是过于死板机械的应试教育，典型如高考作文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中学作文教育问题。现在很多中学老师教作文、学生写作文，都是完全的程式化，是新的八股文写作方式。这样的作文哪个学生会喜欢写，这样的语文课谁会乐意上？这是重要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语文课程的内容。我以为好的语文课程，应该能够让学生真正进入优秀而规范的文学和语言课堂中，让学生在语文课中既受到美的熏陶，接受规范的语言训练，也感受道德情操的磨砺，接受民族文化的感染。这既关联到语文课文的选择，也关联到如何解读课文，如何让课文的内涵和魅力充分地展现出来。
祁春风：这么说来，一个突出的例子——中学生普遍在心理上排斥鲁迅的作品，某种程度上也是我们以往的教学方式造成的。如何破解这种困局呢？
贺仲明：确实是这样。我曾经分析过鲁迅的《秋夜》，这么多年来，那么多人在探究作品的时代寓意，如这个意象象征什么，那个意象象征什么，等等，其实基本上是猜谜。现在的中学生大学生对这个还有兴趣吗？那些所谓的象征对于他们完全是陌生的，而且也丝毫不切实。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的建议是更灵活地处理对作品的理解，还原历史与文本解读相结合，总之是不局限于某一方面，不固守于某一点，使作品的价值更丰富更全面地呈现出来。
具体到鲁迅，他作品的文本价值其实尚未为人们足够关注，或者说还没有被充分挖掘出来。我们以往太过于将鲁迅与其时代联系在一起了，忽略了他的跨（超）时代意义。这中间的原因有很多，包括鲁迅文学创作本身的特点，包括后来者对鲁迅作品的接受等等。但它确实局限了鲁迅的价值，特别是从纯粹文本意义上看，他的成就和对新文学的贡献尚未被充分认识。从一个方面讲，这也是新文学的损失。前些年不少人非议鲁迅的文学成就和文学地位，正是因为他纯文学的价值被忽略了，被遮蔽了，许多人才有了菲薄他的理由，其实从文本角度说，鲁迅作品的文学价值是非常高的。我们以前完全从时代意义来理解他，真正是局限了他、遮蔽了他。
2008年1月11日至15日，由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中国明代文学学会(筹)、武汉大学文学院、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武汉大学出版社联合主办的“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隆重召开。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台湾地区及日本、韩国、加拿大、美国等海内外近80所高校200余位学者与会，大会收到会议论文共计170余篇。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教授、日本神奈川大学校长辅佐(助理)铃木阳一教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冯天瑜教授、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黄霖教授等应邀出席开幕式并发表致辞。研讨会开幕式由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文新先生主持。
会议先后共安排了两次大会发言和15场分组讨论，均是采用先主题发言后评议的方式进行。会议包括八个主要议题：明代诗词、散文、小说、戏曲等个体文学研究；明代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研究；明代作家生平、交游研究；明代地域文学研究；明代中外文化交流与文学关系研究；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之关系研究；科举文化视野下的明人别集整理与研究；文学视角下的明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200余位与会学者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会议涌现出了大量新的研究成果，不仅全面反映了正在进行的科举文献整理和科举文化研究的新进展，也集中展现了明代文学研究的新风貌。因研究成果数量较大，择要综述如下。
一、科举文化研究
科举文献的整理与科举文化的研究是会议讨论的重心。武汉大学陈文新教授介绍了其主持的大型出版项目“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的编纂和出版情况，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关注。“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的内容重点包括两个方面：反映科举制度沿革、影响及历代登科情形的文献；与历代考试文体相关的教材、试卷、程文及论著。第一批将要出版的书目包括《历代制举史料汇编》、《历代律赋校注》、《唐代试策试律校注》、《八股文总论八种》、《七史选举志校注》、《四书大全校注》、《游戏八股文集成》、《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明代状元史料汇编》、《钦定四书文校注》、《翰林掌故五种》、《贡举志五种》《<游艺塾文规>正、续编》、《钦定学政全书》、《<清实录>科举史料汇编》、《梁章钜科举文献二种校注》、《二十世纪科举研究论文选编》等17种，共计约3000余万言，预计2009年上半年开始出版。陈教授将《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总序》作为会议论文提交，他在发言中对这一重大文化工程的重要意义进行了阐述，他认为，整理出版历代科举文献。“一方面是为了传承文化，让这份丰厚的遗产充分发挥塑造民族精神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古为今用，让它成为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智力资源”。参与“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编纂工作的有关学者罗积勇教授(武汉大学)、王同舟博士(中南民族大学)、王炜博士(华中师范大学)、余来明博士(武汉大学)等也分别在发言中陈述了相关文献整理工作情况和科举文化研究的新发现。
科举文化研究不乏热点，如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胡小伟研究员的论文《关公：明清科举神》首次指出，三国时代的历史人物关公在晚明和清代曾被奉为科举考试神。南京大学周群教授的论文《<四书大全>与明代科举》认为永乐十三年编成的《四书大全》“章一代教学之功，启百世儒林之绪”，对明代科举、教育等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科举与文学的关系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中国艺术研究院赵伯陶先生的论文《明清八股取士与文学及士人心态》以“难以化解的矛盾”来总结士人对八股文的复杂心态：相信命数，却又不甘心听天由命，总希望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去突破命运的羁绊，实现理想。南京师范大学陈书录教授的论文《崇祯辛未进士科与吴伟业的负恩愧悔心态及其雅俗文学创作》认为明崇祯辛未进士科造成了吴伟业的报恩、负恩及愧悔的心态，并可见于其传奇与杂剧创作的实践。台湾嘉义大学徐志平教授的论文《科举考试对明遗民杜濬及其诗之影响》则以明末清初诗人杜濬为个案，分析了科举对身处明清易代之际的诗人杜漕及其诗作、诗风及诗论的影响。厦门大学刘海峰教授《科举文学与“科举学”》界定了科举文学的范围，即以科举考试为目的的文章和以科举为题材的文艺作品。扬州大学黄强教授的《(游艺塾文规)正续编的文学理论价值》、哈尔滨师范大学关四平教授的《唐代科举题材小说文化意蕴探微》、浙江工业大学万晴川教授的《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与科举制度》、中央民族大学曹立波教授的《明代科举对徐霞客游记成就的影响》、江西师范大学李舜臣副教授的《博学鸿儒科与康熙诗坛》等成果也对相关热点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二、明代文学研究
关于明清小说戏曲研究方面的成果相当丰富。香港中文大学周建渝教授的论文《解构批评：论(三国志通俗演义>文本意义之不确定性》以解构批评的视野来解读小说中的曹操、刘备、魏延等人物，发现“奸雄”、“仁义”、“天生有反骨”等固有结论并不具有确定性。中央民族大学傅承洲教授的论文《天许斋小考》通过相关文献证实，晚明时期著名书坊天许斋斋主就是冯梦龙。浙江大学周明初教授的论文《如何正确理解“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探讨纪德君教授关于徐朔方先生“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的学术质疑，认为徐先生更重视考察这个漫长的动态的累积过程本身，而纪教授更关注这个动态过程的最后定点，两者结合才能有更全面更科学的认识。程国赋教授的论文《论明代书坊对通俗小说体制发展的贡献》指出，明代书坊及书坊主促进了演义体小说的演进和定型，加快了演义体小说通俗化的进程。武汉大学吴光正教授的《<金瓶梅词话>的宗教描写与作者的艺术构思》认为《金瓶梅》中的宗教描写是作者的精心设计，是作家用来表达创作意图的重要手段，借此可以对作品更好地进行还原解读。此外，台湾彰化师范大学许丽芳教授的《章回小说叙事之内在展现：以百回本及百二十回本(水浒传)的韵文运用为中心之考察》、东南大学徐子方教授的《朱权及其“二谱”》、北京外国语大学罗小东教授的《论“三言”“二拍”的时间操作艺术》、台湾中正大学毛文芳教授的《黄向坚“万里寻亲”纪程与图绘探析》、湖北大学宋克夫教授的《的正视与人生的警戒》、暨南大学王进驹教授的《论明代戏曲创作的“自况”现象》、上海财经大学许建平教授的《<临清州志>与<金瓶梅>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江苏教育学院冯保善教授的《论凌潆初的<乔合衫襟记>传奇》、北京外国语大学魏崇新教授的《<金瓶梅词话>的欲望叙述》、香港岭南大学刘燕萍副教授的《遗憾、补偿与恶势力》、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周艳博士的《欲望与诗：明代中篇传奇的题诗唱和与性别表现》等著也多有新见。
日本学者多从文献角度梳理小说故事情节或人物的发展演变历史，显示出一定的特色。日本宫崎大学上原德子的《关于刘东山的故事》将《初刻拍案惊奇》第3卷中的刘东山故事与其它多个版本的刘东山故事进行了比较，早稻田大学松浦智子的《“杨家将”故事形成史资料考》以山西杨忠武祠的文物资料为线索，考察了“杨家将”故事在杨氏家族内部的传承，揭示了杨家将故事的“世代累积型”发展、体系化的过程。早稻田大学岩田和子的《杨忠愍蚺蛇胆表忠记考》以“蚺蛇胆”为中心，探讨了王世贞与杨继盛的关系、人物形象以及作者丁耀亢创作此故事的背景等问题。
诗文研究方面也不乏新论。复旦大学郑利华教授的《屠隆与明代复古派后期诗学观念的承传与变迁》以屠隆生平论诗主张为重点，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复古派后期诗学观念的发展趋向。台湾中正大学许东海教授的《明代许黉及其<华山赋>之一考察》将《华山赋》所描写的人文风景和深层文化意蕴结合进行考察，说明其所承传赓续的西岳文化传统以及明代中期士臣的论述轨范。复旦大学黄仁生教授的《明代嘉万之际的文学演变与嘉定派的酝酿过程考论》结合嘉万之际文学的演变来考察嘉定派的酝酿过程，对相关史实进行了澄清。郑州大学李圣华教授的《论嘉定文派》、湘潭大学雷磊教授的《明初初唐派论略》、集美大学苏涵教授的《袁宏道<徐文长传>的文学批评意义》、集美大学王人恩教授的《<题渊明小像>的作者及其相关问题》、香港教育学院中文学系郭伟廷博士《明代黄文焕<陶诗析义>考论》等也多有新意。
明代作家研究也受到不少学者关注。首都师范大学左东岭教授的《玉山雅会与元明之际文人生命方式及诗学意义》从多个方面揭示了玉山雅会所体现的文人生存方式，并以此获得把握元明之际诗歌的实际特征与内涵之途径。山东师范大学石玲教授的《袁宏道、袁枚比较论》认为晚明公安派代表人物袁宏道与清中叶袁枚之间，在价值观念、创作个性、思想内涵方面有无法割裂的承递关系。五邑大学孟祥荣教授的《公安三袁合谱》对“三袁”生平交游、事迹及著述等问题进行了补充完善。漳州师范学院胡金望教授的《从<和箫集>看阮大铖早年的诗歌创作和文学交游》、台湾岭东科技大学李栩钰博士《马湘兰相关问题探讨》、台湾中正大学翁燕珍博士《从<戎旅赋>到<无闷篇>》等也对作家生平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关键词：文学空间；现代汉诗；文体学；共时性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21101（2014）01004504
收稿日期：2013-09-18
基金项目：2013年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当代诗学空间批评理论研究”（13Q0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黄雪敏（1978-），女，广东潮州人，副教授，文艺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文艺学与现当代文学。
The turn of “literary space”： theoretical chance
of the study on modern Chinese poetry
HUANG Xue-min
（School of City Cultur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Foshan， Guangdong 528225， China）
Abstract：Literary space is a kind of artistic world constructed by the artists in their aesthetical conceptions as well as a platform where the writer and the reader make dialogues about their literature and thoughts. Synchronic literary criticism theory based on literary space， namely “the poetics of space”， is not only a new kind of literary criticism theory， but also a supplement and perfection of diachronic literary criticism and especially a construction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contemporary poetics at a deeper and broader level. Thus， to conduct a dialogue on poetic stylistics by means of space is a thoroughfare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commonality and fusion between ancient and contemporary poetics.
Key words：literary space； modern Chinese poetry； stylistics； synchronicity
空间是有形与无形事物存在的根本载体，“文学空间”同样包含着文学生产、文学传播和文学消费的全过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空间问题己经逐渐成为当代社会理论的一大热点，西方学术界也发生了所谓的“空间转向”，“空间理论”成为文化研究的主要认知范式之一。在“空间转向”的学术背景之下，从空间的维度出发对文学活动进行重新诠释，无疑是当下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的途径。尽管时间和空间都是构成文学作品的基本要素，但在传统的文学研究中，人们都只对时间倾注了过多的热情，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空间。将“空间批评”作为解读诗歌的理论角度，一方面意味着承认现代汉诗对于古典诗歌的全方位突破，如文字的、题材的、价值的、情感的、形式的、风格的等方面的空间创新；另一方面也将从文体自身或比较文学的角度，探析个体与公共、乡土与都市、精英与民间、心理与现实等诗歌空间的内在关联，进行全新的以空间为坐标的诗歌文体理论体系探索。
一、诗学空间反思与探索
20世纪文学的研究，一直以来学者们习惯于采用时间线性研究或派别、思潮的历时性研究途径，这两种研究途径虽然描述起来简便易懂，但也容易遮蔽汉诗的整体风貌。进入20世纪后期，文艺研究在经历“语言论”、“认识论”、“人类学”等转向后，呈现出“空间转向”的新面貌，学者们纷纷将以前给予时间、历史、社会的青睐转向空间上来。空间研究在当代知识和政治发展中日益呈显学之势。在多元交织、互相渗透的后现代动态语境中以空间理论深入文学学术研究无疑是一个重要新维度。因此，“文学不再是观照世界的一面镜子，任何一种个别的叙述，都难分难解地涉及到其他的叙述空间。文学空间不再是对某种固定空间之中时间演绎（事件或情感）的模仿、再现或表现，文学文本必然投身于空间之中，文学空间固然来自于现实空间，但同时，更重要的是文学本身就成为社会现实空间建构的重要组成。”[1]
目前，从“文学空间”视野出发去研究文学的做法，己经取得了不少成果。就目前能见到的资料来说，国外最早可以追溯到俄国的文艺理论家巴赫金，他成稿于1937年的著作《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历史诗学概述》，首次把哲学层面的时空体用于文学意义上的转义。法国的雷蒙德・威廉斯1973年发表的《乡村与城市》一书考察了有关“城市”和“乡村”空间关系不断变化着的“情感结构”，从16世纪的田园诗一直延伸到当今的全球文学。其后，克里斯丁・罗斯1988年的《社会空间的兴起：兰波和巴黎公社》，考察了兰波的诗歌道路，以及其他很多文化生产；另外，迈克・克朗在1988年出版的《文化地理学》中以“文学景观”为题，辟专章讨论了文学中空间的含义，认为文学，诸如小说、诗歌、戏剧、传奇等，都体现了以不同方式进行的对空间进行阐释的努力，文学景观是“文学和景观的两相结合。”
在国内，对于空间理论的研究相对来说尚处在起步阶段，主要是一些学者对外国理论家的相关论述的译介。著作方面，主要有包亚明主编的《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和《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王文斌译的《后现代地理学》等著作，主要是从社会学角度对空间理论进行翻译和介绍。而运用空间理论对文学进行研究的工作目前在我国还比较少，主要有阎嘉主编的《文学理论精粹读本》，其中专门介绍了“空间批评”；朱立元主编的《当代西方文艺理论》2005年的增补版也增加了由陆扬所写的《空间理论》一章。可以说，空间理论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范式正在逐渐被我国学术界接受，对社会学理论、城市研究、文化研究以及文学研究等都产生了影响。进入新世纪，传媒诗学与文化传播模式嬗变问题日益引起国内学者的兴趣和关注，国内知名学者如王岳川、欧阳友权、金元浦、黄鸣奋等人侧重对传媒与消费社会、公共空间、文化及权力话语、全球一体化的文化意识编码、媒体的狂欢等做了多维度、多层面的探讨，但专门针对现当代汉语诗歌采用“空间视域”进行研究的著作不多，姜涛《“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张桃洲《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新诗话语研究》部分采用了现代汉诗的“空间性”理论进行研究，是这方面具有代表意义的创新之作。
从目前在“中国期刊网”能检索到的论文来看，当前已有的涉及汉诗及其文体的空间化研究的一般性论文约190篇和15篇硕博毕业论文，如杨有庆《空间诗学――对后现代文学活动的空间化研究》、卢桢《现代中国诗歌的城市抒写》等。专题论文还有：周云鹏《新诗诗性空间的开拓（1917-1937年）》、敬文东《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文学的“空间主题”》、沈天鸿《时间、空间与诗》等，还包括《江西社会科学》的学术专栏“文学地理学：文学研究向空间维度延展”等。这些作品或理论研究，一方面承认了“文学空间”的合理性，对研究对象进行历时性的空间研究或者是对某一类型的文学体裁进行空间研究，但另一方面，缺乏将现代汉诗看作一个整体系统进行共时性空间思考和阐释，也没有对其多维审美空间的研究和观照。因此，本课题基于后现代文学活动的空间化，力图从“文学空间”的维度，即从与时间的历史性向度相对的一种共时性的视角出发，对一直以来以时间、流派为尺度建立起来的那种文学观念进行“空间还原”。具体地说，就是把研究的重心从以往的历时研究转移到现在的共时研究上来，以一种横向超越的方式对后现代语境中的现代汉诗的基本问题进行思考。
二、文学空间的多元化构建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一直存在着“理论缺失焦灼症”，而“空间批评”作为当代学术的一种新颖的理论尺度和方法论，有必要引入文学研究尤其是诗学研究。空间理论以空间区域（有形和无形）为模块，补充或者改变传统上以时间、派别、思潮为轴心的诗歌史研究，提供一种新颖的理论视野和批评方法，更全面、更细致地理解现代汉诗，因为“空间批评”理论蕴含着哲学思维范式的嬗变与诗歌美学理论概念的焦点转移，为中国诗学特别是二十世纪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观照可能和问题框架。
构建文学空间的理论，探索“空间诗学”，所要进行的工作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确立“文学空间”理论及其“空间视域”的内涵和外延。
“空间理论”的内涵在于，“文学作品不只是简单地对地理景观进行深情的描写，也提供了认识世界的不同方法，揭示了一个包含地理意义、地理经历和地理知识的广泛领域。将文学评价成主观的恰恰遗漏了这个关健问题。文学是社会的产物，事实上，反过来看，它又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发展过程。”[2]而进入文学场域后，“空间理论”进入文学研究而形成的“文学空间”理论即“空间诗学”，就从外在表现上被学者界定为三个彼此联系并逐层递进的“文学空间”层次，即以“文学地理学”为中心的现实关系层次，以“文学场”为中心的文本空间层次和以“文本互文性”为中心的审美文化层次。
其次是具体分析“空间诗学”所采用的具体批评手法，从更实际的意义上说，就是普遍的“空间诗学”如何应用于特殊的现代汉诗研究，如“文学空间”三要素（背景、场景、场面）、三类型（意象型、幻象型、意境型）原理在诗歌创作论和鉴赏论中的审美和批评价值，以及“空间视域”在诗歌文体批评方面的独特性应用优势。
再次，以现代汉诗为基础，追溯古典诗学的艺术空间理论，打通古代诗学话语和现代诗学理论之间的藩篱。古代诗学的空间意识，不仅在“言――象――意”三者之间展开，也在从“意象――意境――境界”三者之间展开，构建了我国诗歌审美空间的经纬。古典诗歌的“养气说”、“胸中有丘壑”说、“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说，以及郑板桥的“眼前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理论，都不同程度地从创作主体、创作技巧、作品构成或艺术鉴赏等角度，涉及了文学艺术的审美空间的创造方式。这也是我们审视20世纪诗学与古代诗歌之间脉络发展问题的一个主要途径。
最后，在空间批评理论的指导下，通过细致的文本阅读、比较与举证，分别探析现代汉诗在语言、题材、情感、意象、意境、哲理等六个层面对于古典诗歌以及西方现代诗歌的继承、突破和创新。20世纪现代汉诗这种文体在这六个方面开拓了新的诗歌书写空间。
三、诗学空间的艺术探索
20世纪中国文学，尤其是伴随着“白话文运动”而蓬勃兴盛的现代白话诗歌，始终伴随着政治和革命的车轮，从一开始，就烙印上了民族、民主和民生的痕迹，在神州大地上进行了无数次的思考、探索和斗争。因而，从内容层面看，诗学空间探索如果以20世纪诗歌，即现代汉诗为研究对象，那么就必须具体解决一下这些诗学及相关文体问题。
第一，现代汉诗的地域空间论。这是空间诗学最直接的、最本源的问题所在。因而，所要讨论的对象，一是包括乡土诗歌与都市文学中的空间话语异同，如黄礼孩等主编的《出生地：广东本土青年诗人作品》和《异乡人：外省青年诗人作品》诗集影响深远而广泛。二是“西部文学”（于坚等人提出）及“西部诗歌”对于文学空间的拓展，其中纠缠着诸多地域主义、民族主义等复杂情怀。三是“诗分南北”观念从古代到当代的发展脉络。从颜之推《颜氏家训》中的“诗分南北”一说提出后，这种观念一直在古代文学中颇有流传，南方婉约而北方刚健的诗风的认识得到了认可，在“京派”、“海派”文学的对比与研究中也有一定呈现。四是在20世纪末期，“打工诗歌”在当代诗坛中的独树一帜，开辟了“当代诗史”（杨克语）。五是港台诗歌的审美空间拓展，尤其是台湾诗歌中的乡土情怀的抒发。六是“文学空间”理论视域观照下的古典诗歌研究取得了新突破，并以新面貌呈现在现代学术版图的“坐标”中（如“唐诗地理”、“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的研究等）。这种“诗歌地理学”的理论范式也反映在现代汉诗的“版图”研究中。
第二，现代汉诗的个体与公众空间论。个体空间是作家和读者个人的、私隐的空间，是艺术的、生活的、情感的自我空间。而公众空间是群体的、国家的、政治的空间，是泛化的、开放的、革命的广场空间。因为20世纪中国的独特历史阶段，因而个体空间与公众空间存在着契合、疏离、矛盾和对抗。因而，涉及的具体问题包括：一是分析现代汉诗对于“个体空间”（私人的、隐秘的、艺术的空间）的尊重，强调和突出个体情感在诗歌抒情中的“在场”，以及20世纪诗歌中个体抒情对于传统诗美的继承和发扬；二是分析现代汉诗对于“公众空间”（大众的、革命的、政治的空间）的参与，通过文本细读来展示现代汉诗在20世纪中国革命进程各个阶段的历史性使命（“启蒙”、“救亡”、“革命”、“自由”等）；三是分析现代汉诗在个体和公众空间中的游走、对抗、妥协等，反思现代汉语诗歌的“公众空间”对于“个体空间”的侵蚀、干涉和占领，以及现代汉诗的先天不足和艺术缺失。
第三，现代汉诗的传播空间论。传播空间是诗歌或文学赖以存在、发展的物质通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诗歌的生命力。因而，必须着力于探讨民刊、选本、诗集、论坛等传播空间的内在逻辑以及建构作用。这个方面，大约需要深入挖掘的问题有六个方向：一是文学期刊和杂志、报纸等传统媒体中的汉诗传播（如《星星诗刊》、《羊城晚报》“花地”副刊等）；二是个人诗集和诗群诗集的传播（如艾青《归来者的歌》、黄礼孩《一个人的好天气》及《东莞青年诗人30家》等）；三是诗歌民刊的传播（如黄礼孩主编的《诗歌与人》及《大象诗志》《九月诗刊》等刑物）；四是诗歌选本传播（如杨克主编的《中国新诗年鉴》、王光明主编的《年度最佳诗选》等）；五是诗歌论坛的传播（如“诗江湖”、“诗生活”网站等）；六是理论专刊中的汉诗传播（如黄礼孩《诗歌与人》的“完整性写作”专刊等）。这六种播途径共同构建了现代汉诗的物质化存在和传播空间。
第四，现代汉诗的接受空间论。按照陈文忠先生的意见，人们对经典文本的接受可区分为相互联系的三个维度：作为普通读者的纯审美的阅读欣赏（效果史）、作为评论者的理性的阐释批评（阐释史）、作为创作者的摹仿借用（影响史）[3]。现代汉诗的接受空间就由欣赏审美空间、阐释批评空间和影响创新空间组成。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探讨现代汉诗在港澳台地区和海外空间的接受问题。因为现代汉诗在中欧、中印、中美等文化交流中的具有“空间互涉”的能力，即由于现代汉诗在域外文学空间中的传播和接受而引发的多种诗学问题。
由此可见，在“文学空间”理论视域中，采用不同于时间、派别的空间视野（也会比照思潮和流派），审视现代汉诗在体式、题材、风格、传播、接受等空间领域所进行的突破，我们会发现它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对于中国现代文明的进程所起到的极其重大的作用，并作出了（几乎超越自身的）美学的、思想的、政治的巨大贡献。
综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已经获得了较大成就，但是历时性的阐述模式过于机械，缺乏空间性、逻辑性，也存在着诸多的争议与缺陷。因为文学的创作并非完全按照因果律进行，而是充满着“天才式”、灵感型和偶然性的创作。文学的研究，必须在传统的历时性思潮、流派等研究基础上，引入新的“空间批评”理论。近百年来，我国文学的形式、题材、形象及其所处的文化、社会、时代环境等等都出现了的空间上的巨大迁移和变化，因而以“空间批评”理论重构二十世纪文艺学的理论体系是值得尝试的学术探险。
参考文献：
[1]刘进.“空间转向”与文学研究的新观念[M].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5（3）：42-45.
我想说明的是，这个奖学金其实是属于大家的。虽然这其中融入了自己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的辛苦，可是，我们大多数背井离乡的博士们哪个又不如此呢?从一定意义上说，我只是比同胞和同道们幸运罢了。
既然这个奖学金所蕴含的某种意义是属于大家的，这意味着，作为获奖者，我同样也必须为大家的事业和共同利益而奋斗。今天，我们伟大的祖国正在冉冉升起，作为其中的优秀分子，我们有理由为此伟大事业增砖添瓦。
世界的眼光：文学研究的新体验
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三年多的求学生活，是我学术思考的最重要转型期和转折点。师从王润华、杨松年等诸位名师，使我获益匪浅。新加坡国立大学良好的学术条件也让我的独立思考和治学有了飞升的空间和可能。
2004年，我的论文集《本土性的纠葛――边缘放逐・“南洋”虚构・本土迷思》由台北唐山出版社出版，该书主要包括：本土反思(宏观观照)、个案探究、讨论中国性和有关经典书目点评。力求通过多视角、多层次，更好地分析新加坡及马来西亚华文文学本土性的纠缠与自身问题。数十篇学术论文公开发表。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界的权威学者、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王德威为我的论文集慨然赐序，称：朱崇科是该研究领域中的“佼佼者”，并说，“以朱崇科对文学史及文学理论的深厚训练，未来的批评必有可观，也值得我们继续期待。”
这本书是我两年多来不懈探研新加坡及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的结晶，也是为了弥补上述区域华文文学批评薄弱之处所做的尝试。因为我的立场恰恰消除了本土人做本土文学批评的不便与艰难。因为类似局外人，我可以用更加客观的眼光看待新加坡及马来西亚华文文学，也能够发现本土研究的不足，同时又以自己的独特学术视野进行新的观照和探索，也避免了许多大陆学者研究新加坡及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的盲点和弊端。
本土性是一个异常复杂的概念，同时在种种语境下它又承担了太多形形的负重，因此，也难免有人因它的“声名狼藉”将之弃置不用，另谋他途。从某种程度上说，本土性既是一个客观存在，又是被想象和虚构的客体。从此意义上讲，区域华文文学的本土性既可以不言自明，同时在人为／主观操作上，又有它持续开拓的可能空间。易言之，区域华文文学拥有本土性成为该文学的可能的实在特质，同时也是它区隔自我，得以傲立于华文文学之林安身立命的凭籍。另外，正是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复杂又被人为复杂化了的概念，我想自己实在有必要重新拾起这个活力四射的概念，好好利用，籍以开拓区域华文文学的新天地。
我想指出的是，也只有我们将本土的眼光扩大到世界华文文学的范围内，我们才可以发现事物的更真实和宏大的面貌，也真正能更好地关照自我，利用他人的外位性(Outsideness)来弥补自己的不足。换言之，本土性的世界眼光恰恰让我们可以勘探华文文学场域和观念的巨大变迁以及更多的可能性。而且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区隔会更大。
总而言之，在本土性的研究中，我始终相信它还有相当大的大有可为的空间。当然，本土性不是一个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我也无力／无意将它夸大，让它成为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史书写的惟一主线。毕竟于我而言，因为本土性是一个被人漠视和标签化的复杂向度，我愿意用它来关照区域华文文学，力求独辟蹊径，勘探被遮蔽的独特又繁复的文学／文化景观。
我相信，进行开放的本土研究在关注世界、关怀本土的同时也丰富了自我。很大程度上，这也是我献身学术的主要理由。
当然，我的学术目标绝对不仅仅局限于区域华文文学，而是区域华文文学和大陆文学之间的互动与互补。当然，这个“文学地缘学”宏大目标的坚实立足点必须是区域华文文学。所以，哈佛大学东亚系王德威教授指出，“离开了中国大陆，朱反而发现了华文文学的丰富面貌：不论是他乡是本土，语言文字的流传及其所折射的现象，千变万化，哪里是一二主义或权威所能尽涵？”
比如从文学史学习角度来看，如果我们只知道鲁迅，郁达夫等在国内的历史，而不知道他们“放逐”海外后的影响力和复杂论争，实在是残缺的视野。而我们国内的文学史教程往往不能克服此缺憾。
做区域华文文学研究，必须兼具内行(insider)和客观(outsider)的双重视野，否则，要么难免一叶障目，要么只是隔靴搔痒。
缘满足上述要求。研究中．我逐步发现了国内该领域研究中单纯文本解读的偏见，以及某些意识的严重滞后。我认为．海外近4年的本土经验对于我研究区域华文文学可谓至关重要。在文学研究越来越成为文化研究的大趋势下。对新加坡本土的实际调查和历练，是我自己在此领域可以逐步超越前辈研究者的宝贵砝码。
学术：作为“志业”的生命内化
沉浸于书斋日久后，我渐渐体味到，学术之于我，可能有着不同的含义：它不仅仅是一个谋生工具，更关键的是，它是我可以托付终生的事业。在我看来，学术中(包含了它本身的实践意义)蕴含着冷静的客观性，同时也包含着可能的创造力、自由独立精神与激情。
明白了这一点，我知道自己不只是被逼无奈的冥思苦想．而是积极主动地吸纳与创造。自己不仅仅是个旁观者，也是个冷静的介入者。所以，我可以在尊重前辈学者的基础上，放开视野，尽量汲取他们的见解，同时也要找出他们所“不见”。
很多时候，陈寅恪先生大风大浪之中对“独立自由”精神与人格的奉行与身体力行式的提倡，已经深深刻进自己的脑海中，并成为一条不可撼动的原则。同时，我也时常找寻自我和顶尖学者之间的差距，并不断提升自我。
我很热爱年轻的朋友――学生也罢，朋友也罢。也非常乐意教学相长，既传授学问和为人之道，也不断提升自我，使自己真正成为一名品学兼优的知名学者。同时，我也尊敬长辈，可以很好地汲取他们的丰富经验，做到薪火相传。
我知道自己的学术事业才刚刚起步，离我自己的理想和目标还有很远的距离，为此，我也在博士论文呈交后，评审与答辩的时间里(通常半年到一年)，不辍读书、思考、著文，为将来的学术奋斗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在我获得博士学位后，母校中山大学以破格晋升副教授的方式“收留”了我。对于这些殊荣和厚爱，不禁让我想起并决意实践1800多年前我的同乡――蜀国名相诸葛亮一生的奋斗精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