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14 07:56:4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文化经济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商业文化由商业行业向全社会扩展，并逐步上升为主流文化
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之初，商业文化属于商业系统的“行业文化”，它的舞台是全国商业行业，对流通环节的商业活动、商业行为发挥作用。现在，这个概念已经远远落后于现实了。商业的地位与作用在计划经济时期并不突出，是作为生产的补充形式和辅助环节而存在，其功能受到压抑。这个时期的商业文化自然带有鲜明的行业背景和色彩，属于行业文化。市场经济的发展赋予了商业更高的地位与作用，它不再是作为一个行业而存在，也不再局限于充当生产的补充与辅助角色，转身成了一个社会性产业，而且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这个产业链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商业自身，甚至把生产环节也纳入进来了。现在所讲的商人，也不仅仅是指从事商业流通活动的人们，而且包括一切从事市场经济活动的人们，无论生产者还是流通者均属商人。从社会分工角度上看，无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还是第三产业，它们的一切活动都是商业活动。商业涵盖了市场经济的所有领域，所有环节，集中反映出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因此，商业文化也就必然的从原来概念下的行业文化延伸到了全社会，成为社会所共有的文化形态。商业文化的社会性来自市场经济的社会性。凡是从事经济工作的人都知道，计划经济下的商业职能是分配生产部门的产品，而市场经济下的商业，则是市场经济的枢纽。所谓的市场经济也就是高速发达的商业经济。实际上我们已经进入了以这种经济为主流的商业社会。不仅商业活动成为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生命线，而且商业活动的原则理念和精神，正在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改变着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例如，各行各业都在重视的品牌文化、促销文化、时尚文化、健康文化、休闲文化、养生文化、旅行文化、娱乐文化等，都是受商业活动的影响而逐步形成的，是商业文化新的元素和表现形式，延伸着现代商业文化的内涵。全球经济一体化催生的移动互联网，更是创新了互联网文化，是新时代商业文化发展的新成果。它对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全球生产方式，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巨大影响。这就是商业文化的力量。它从一个侧面有力的反映出商业文化的广泛社会性，说明商业文化已经在客观上上升到了社会主流文化的层面，起着主流文化的作用，关键在于人们是否能够与时俱进的认识它，正视它，因势利导的培育它，扶持它，更好的发挥它的作用。
二、统一性与多样性并存
商业文化与企业文化不同，它的生存土壤是整个社会，统一性是它的一个重要特性，意味着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要培育和建设的商业文化，是全社会、全民族共有的。尽管市场经济千姿百态，错综复杂，但商业文化所包涵的文化发展方向，基本内涵，核心价值，以及倡导的商业精神，都是统一的，体现的是全社会和全民族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意志，共同的愿望，共同的追求。但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商业活动的范围也越来越大，领域越来越宽，涉及数以百种行业，数以千种产业，数以万种市场，数以亿种商品，犹如一条奔腾的江河，浪淘不尽，生生不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商业文化也就呈现出多样性的态势。每一种不同的商业活动都反映出特色不同的商业文化，每个商业活动均是这一文化海洋的一滴滴水珠。他们千姿百态，色彩斑斓，反映出多样性的一面。就拿商业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饮食文化来说，我们是一个饮食大国，不同民族、不同地域间的饮食文化千差万别，每一种饮食文化元素都反映着它那个民族与地域所独有的特点，众多的饮食文化汇集在一起，就如同春天里漫山遍野盛开的鲜花，充满着无限的生机与活力。还有近几年来随着商会经济的兴起，商会文化也伴随产生，并且风格各异，特色鲜明，相互辉映，构成了我国现代商业文化一副灿烂的画卷。虽然商业文化是建立在各种商业活动基础上的文化，每种商业活动都有自身的特殊性。但是，任何特殊性均反映着普遍性和一般性，商业文化既有多样性，也有统一性。这种统一性反映着商业文化的共同本质特征和一般规律性。因为各种商业活动必当遵循诚信经营、文明经商的商业文化本质要求，只有这样才能行走天下。商业文化建设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既要以改革的精神提倡多样性，鼓励不同商业文化特色与风格的培育发展，更要强调统一性，要在统一性中呈现多样性，在多样性基础上实现更高层面的统一性，在“百花齐放”中繁荣我们的文化，彰显文化的魅力。
三、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融合步伐加快
当前我们正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一切经济活动都面向世界，以整个世界为舞台。尤其处在移动互联网环境下，所有商业活动已经没有什么行业界限，也打破了国界的概念。在这个背景下，商业文化正在从封闭走向开放、从独享走向共享，从分割走向融合，从传统走向现代。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在这个趋势中，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国际经济贸易合作的提升，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碰撞现象也变得更加突出。这种碰撞的结果，不像过去形成了对立，而是走向了融合。这种不断发生的多元文化碰撞与融合的现象，也就推动了现代商业文明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近代社会以来，大量的外来文化随着国际交往和国际贸易的发展而涌入，不少先进的外来文化对于本土文化的推动作用十分明显。例如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先进的工业文明对于农耕文化具有强烈的、正面的积极推动作用，带来一场深刻的文化革命。这是外来文化的历史进步意义。当然，外来文化对于本土文化也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外来文化中的糟粕成分对于本土文化的精华成分的伤害和破坏。例如，西方文化中对于资本追逐利润的贪婪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深刻的揭示，当这一外来文化涌入当今的中国市场经济之时，由于长期我国农耕文明所导致的缺乏抵御这一西方文化糟粕的能力，结果，在盲目照搬照抄，甚至于全盘吸收之下，为了贪婪地追逐利润，不惜干出伤天害理的事情来。近几年来社会上假冒伪劣盛行，正是这一现象的表现。从文化高度反思，本质上就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精华被稀释、被冲淡、被抛弃的结果。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大碰撞、大融合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从现实来看，这种碰撞与融合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正面的碰撞带来了有效的融合。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建立交融的新机制，在文化基因层面由正能量的对接而互补、互生，水融，由此创新和丰富了商业文化的内涵，使之赋予了时代的新特征，推到了一个新高度。第二种情况是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在不断的碰撞中并没有形成新的文化元素，只是在表层上部分的结合了，遇到文化内核的排异，出现文化隔阂，甚至于缺乏融合的机制。这主要是由文化价值观的本质区别所造成的。但不管怎样，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融合步伐将会越来越快。我们所要做的是既要以积极的开放姿态参与融合之中，再也不能自我封闭起来，同时又要在融合中坚守自己的文化价值观。要通过融合洋为中用，而不能丧失自我，当了文化俘虏。
四、商业文化建设重点由传承转向创新
我们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全新的经济体制，最需要的是创新。近几年来人们都感受到了创新所带来的变化，尤其是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商业活动与商业模式不断出新，商业文化也正在纳入互联网元素，吸收互联网的文化精髓，使之具有新的内涵与特征。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的商业文化，突出的标志就是融入“互联网思维方式”，将传统商业与移动互联网实现新的全面嫁接。互联网作为一种先进工具，绝对不可能离开其他产业，过去所讲的“颠覆思维”也许并不正确，互联网并不是一个颠覆工具，而是一个融合工具，将各个产业在互联网平台上融合起来，成为新的更加强大的产业。如今，商业文化也融入了“互联网+”这一新元素，“电商文化”就是商业文化创新的一个标志和主要方向之一。如今不少传统商业转型困难，根源之一是在文化上出现了瓶颈，没有真正理解什么是互联网文化这一先进的商业文化，结果在惊慌失措中找不到方向了。其实，互联网文化并不神秘，也不可怕，关键是将商业文化提升到互联网水平上，具备“用户思维、简约思维、极致思维、迭代思维、流量思维、社会化思维、大数据思维、平台思维、跨界思维、连接一切思维”这十个“互联网文化”的核心元素，我们就可以从容地推进传统商业的转型与发展。“互联网+”成为当今时代的强劲动力，传统的商业文化随之进入互联网商业文化这一崭新的阶段，我们要主动拥抱互联网，让商业文化注入互联网基因，丰富商业文化的时代内涵，提高商业文化的整体水平。
五、商业文化价值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组成部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这24个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在这个基本内容里，商业文化的价值成为它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从个人行为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的凝练，覆盖社会道德生活的各个领域，既是公民必须恪守的基本道德准则，也是评价商业道德行为选择的基本价值标准。商业文化建设的一个重点就是“诚信意识、敬业精神、友善态度”，要求一切商业活动均要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敬业是对所有商人职业行为准则的价值评价，要求商人忠于职守，克己奉公，服务人民，服务社会，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职业精神。诚信即诚实守信，更是我国千百年商业活动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是现代商业文化建设的重点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今我国社会最高层面，最有中华民族底蕴的文化成果。商业文化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凝聚着全社会最优秀的商业道德内涵。我国社会主义商业活动中所培育出来的优秀文化价值，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有了充分体现，这从一个方面说明，商业文化正在一步步生成为社会主流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中发挥巨大作用。
作者：王作言 吴兴杰
1.广泛传播。
流行文化通过对材料和技术的不断加工，从而获得新成果、新理论，它通过融合系列设计手段，慢慢演变发展成催生流行概念的源头。就像现今社会刮起的一股手绘墙设计风潮一样，它通过在物化形式建筑空间和装饰设计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创造出甜蜜温馨的室内环境和舒适宜居的情调空间。其独有的造型语言、特殊的创作理念、丰富的画面效果、充沛的情感表达，不断启迪人们发现美、表现美和创造美。人们对室内环境的美观性能等要求越来越高，在室内装饰设计时，对手绘墙的喜爱，就俨然发展成一种新的时尚。
2.因时而变。
随着时间的变化，流行文化也迅速发生着变化，从装饰、家具行为、衣着、娱乐、体育等领域潜移默化地发展着，由此引发的心理、思想、观念以及思维方式渐渐影响着一代人，它的发展脚步始终没有停下来。透过流行的表面看本质，我们能够对当代社会人们的消费观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流行文化既是一种文化现象，一种心理状态，又是一种消费趋向，它的本质是精神的，但载体却是物质的。从最初社会热情高涨的“哈日文化”到如今的“哈韩”现象，这正是全面具象地诠释了什么是流行文化。购物商城中，标有“韩国城”字眼的商城越来越多，人们体验着韩国料理的美味，体验着韩国服装的潮流气息乃至对韩国明星的狂热追捧，这都反映出流行文化已经成为人们主要的物质、精神消费手段。
二、设计思维与流行文化
生活在快速变化的时代，体验着周边事物的层出不穷，在设计中体现创新思维也似乎早已成为了一种潮流，不断发展变化的新产品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创意灵感的来源于有创新思维的头脑，在其思考的过程中结合的知识点越多，联系相继越多，继而设计的创意就越多。人类文明要进步，就要重视创造性思维的研究，而创造是一切艺术活动的本质特征。创造性思维是设计方法的核心，创造性思维必然是传统思维方式“异化”的结果，它贯穿于设计活动的全过程，早在遥远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将“创造”定义为“产生前所未有的事物”，它的这一解释包括物质世界，还包括精神领域。设计中体现出的创造性思维，有其独有的目的性、发散性、主动性、灵活性等特征，把握设计方法的主体———设计师的设计思维活动，对设计方法的逐步形成及运用有着深远的正面影响，以下是设计创意思维的基本方法：
1.发散式思维与设计。
追求思想的活跃、开放是发散式思维的一般特征，亦可称其为求异思维，它以一个共同的出发点为前提，采取系列措施，从不同角度对提出的问题加以解决，借助求异、扩散的思考，获取多种解决方法。随着社会文明更好更快发展，政治文化、传统文化在人们的心中逐渐淡化，流行文化的发展是迅猛的，强有力地占据了人们的精神文化领域。流行文化以其前卫的行为、语言及表达方式与传统文化形成鲜明对比，最终导致在不违背道德原则的前提下愈发趋于对个性的追求。在流行文化的格局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时刻挥洒着自己的个性。表达艺术重点在于表达创新，必须不停地打破束缚，用全新的认识去感知这个我们生活的世界。因此，个性是创造性的必要条件。在这个产品愈发同质化的时代，产品设计要突出尊重消费者的个性，本着这个原则，不仅可以不断获取商机和机遇，也能满足消费者日益变化的消费需求。设计新型产品并引领市场是索尼公司得以兴盛长久不衰的法宝，它推出的便携式收音机“walkman”，不仅预见到产品将会迎合青年人的消费需求以及心理依赖，继而大力生产销售，最终大受欢迎。现如今，“walkman”系列已经发展壮大，在世界的各个领域拥有无数的追捧者，它引领了小型、轻便的设计潮流。发散式思维不仅要求设计师以新颖的视角创造出耳目一新的产品，而且要改善甚至解决先前存在的问题。但并非所有的求异性思维都算是发散式思维，具有创意性的思维还必须具备客观上的可行性，才可以称为发散式思维。因此，理性的思考与感性的创造在设计这一探索过程中并存，且缺一不可。
2.联想式思维与设计。
联想式思维与丰富的想象力密不可分，是一种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它运用联系的原理，由此及彼举一反三，由一种事物思维扩散至另一相关的现象。这一思维方式的运用，可以使得设计的理念内涵与表达方式得到拓展与深化，将设计想要表达的灵魂进行更加饱满、生动、形象的传达与诠释，辅助设计情感得以淋漓尽致地发挥。现如今，设计过程中对形态的关注研究热度不减，且与日俱增，研究内容的宽度与深度得以不断开发与拓展。自然界万事万物的“形”、“色”、“音”、“功能”及“结构”等都可以成为研究对象，在设计过程中对其进行有选择的借鉴，为设计提供新的思想、新的原理、新的方法和新的途径，由此设计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得以不断发展。人们在对自然形态的研究中，仿生学、动力学及构造学等的出现也是其体现，他们通过研究生物系统的结构特质、信息传递、能量转换等各式优异的特征，把他们转换到技术系统，运用到人们的生活中，为人类优化造福。我们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很多，如根据蝙蝠超声定位器的原理，人们仿制了盲人用的“探路仪”；由仿照水母耳朵的结构和功能，设计了水母耳风暴预测仪等等。联想式思维，有别于无根据的瞎想及胡乱的遐思。通过联想，在已存在事物的基础上形成新的形象，这不仅融合了设计师以往的设计经验与设计情感，还需要在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谨慎分析，全面了解市场需求与供应、同类产品与替换产品等的信息，准确把握市场脉搏，才能推陈出新，清晰掌握新产品的流行趋势与发展方向，提高产品创新的成功率。它为人们解决设计问题提供了行之有效和科学理性的思维方法，促使感性和理性相融会，用不断丰富、完善的科学设计去创造未来更优秀的作品。
3.头脑风暴式思维与设计。
现代创造学的鼻祖，美国人阿历克斯·奥斯本，亦是头脑风暴的发明者。头脑风暴法，相同于民间“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的典故。它强调集体思考，通过相互激发，在不同的头脑中引发创造性的风暴，进而产生更多用于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它曾广泛流行于美国广告界及工业设计界，在现行的设计中也逐渐被广泛应用。经广泛调查，大部分设计类的专业同学，通过学习设计这一专业，仅仅只是掌握了一些基础理论及软件，在思维活跃度及创造性上几乎是一片空白，即便是有想法，也与现有的市场、产品需求相脱节。头脑风暴法可以有效发挥集体智慧，奥运火炬的整体设计就是设计团队运用头脑风暴法的成果。在这个流行文化广泛传播的社会，设计师应不断增强自己的创新能力，集思广益，不断练习，时刻争做有创新思维能力的设计者。因为很可能因为自己的创新创造出改变一代人的生活方式的产品，推动人们生活的快速发展。流行文化产品有其精神上的内涵，正是凭借这种精神它才可能流行，但是这种精神不是提升人内心世界的动力，而是满足欲望的一种消费品。我们要把思维变成生产力，这就要求设计中要考虑到综合原则：即充分了解市场、消费、需求、工业技术等诸多因素，通过设计和创新来不断满足这种种需求的变化，体现出时代精神。因此在设计中设计思维显得至关重要。
三、结束语
工业经济论文范文一：工业能源消费和工业经济增长关系
一、工业能源消费和工业经济增长的发展形势
(一)我国工业能源消费不均衡的原因。新型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率一直是我国能源利用的软肋,相比于发达国家,我国新型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很低,究其原因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一)我国地大物博,资源、能源丰富,尤其是煤炭和石油的存储量丰富致使我国工业发展首先以消耗煤炭等化石能源为主。(二)我国虽然是经济发展大国,但是科技创新能力偏低,对新型资源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技术不高或者意识不健全,没能充分意识到新型能源的重要性。(三)我国对核电的开发相对落后,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核电的开发和利用在能源消费结构中明显滞后,而核能具有非常高的能源消费意义。
(二)我国经济增长的发展形势。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开始逐渐强调协调发展轻工业与重工业,以出口工业带动国内经济发展,同时以进口替代政策,实施优先发展经济工业的策略。通过这些政策的实施,我国经济发展稳步上升,发展工业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占有比重越来越大,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发展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占有的比重越来越高。另外国家加强了基础工业的投资力度,引进外资和控制物品价格来促进工业产业化的不断发展。
二、工业能源消费和工业经济增长的关系
由以上内容和数据显示,我国工业能源消费与工业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联系。工业能源消费形式、耗源类型和能耗比重都与工业经济持续增长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二十一世纪,现代化的工业要求运用科技提高工业经济产能,建立自动化的高效生产和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来全面提升工业经济增长速度,避免工业生产对能源的过分依赖。十以来,国家一直在对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进行改革和调整,目的是有效协调经济发展和资源利用的可持续发展,全面的实现国家经济增长的二次飞跃。工业能源消费和工业经济增长的辩证关系如下,
(一)工业能源的消费促进工业经济增长;工业能源是工业经济增长的关键,能源是经济发展的动力,能源能够为工业生产提供电能、工业原料和能源产品。能源科技是现代工业经济增长的创新力量,以科技创新带动经济增长是新世纪经济发展的主体,是摆脱过分依赖能源消耗换取工业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能源的科技创新推动新型工业迅速发展,为工业经济持续发展提供条件。
(二)工业经济增长增加能源消耗需求;传统意义上,工业经济的增长一定会刺激对工业能源的消耗,例如蒸汽机的广泛应用促进了交通运输业飞速发展,从而对煤炭和石油的消耗越来越大。新形势下,工业科技和工业技术创新为新能源的利用和开发提供了技术优势,能够促进工业经济增长由单一能源消耗到多次能源消费转型,促进工业经济增长和工业能源消费的持续稳步发展。
三、总结
工业能源是工业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其不仅为工业生产提高能源动力、能源产品和能源科技,而且为工业经济增长提供动力保障和改革创新,避免工业经济增长对工业能源形成过分依赖。现代工业发展要求工业能源利用创新来促进工业经济增长,工业的电气化、机械化和能源的均衡利用是实现工业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缓解资源和环境压力的关键。
工业经济论文范文二：纺织工业经济运行及科技创新
一、原因分析
1.1市场问题
根据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对纺织企业家的问卷调研，49.7%样本企业反映国际市场需求不足是企业经营中遇到的首要问题，22%样本企业反映国内市场需求不足是企业经营中遇到的首要问题。以内外销为主的企业，占七成以上认为市场需求不足是企业经营中遇到的主要问题。
1.1.1国际市场需求下滑
据美国商务部数据，2012年上半年美国从全球进口纺织品服装472.13亿美元，同比仅增长0.52%，增速较上年同期下降12.31%百分点。其中从我国进口纺织品服装173.36亿美元，同比增长1.75%，增速较上年同期下降8.26个百分点。据日本海关数据，2012年上半年日本从全球进口纺织品服装15525.36亿日元，同比增长2.18%，增速较上年同期下降10.78%。其中从我国进口纺织品服装11206.85亿日元，同比下降0.48%，增速较上年同期下降10.49个百分点。我国纺织品服装占日本纺织品服装进口总额的72.18%，较上年同期下降1.93个百分点。据欧盟海关数据，2012年上半年欧盟从全球进口纺织品服装429.84亿欧元，同比下降6.85%，增速较上年同期下降了24.76个百分点。其中从我国进口纺织品服装159.95亿欧元，同比下降了7.72%，增速较上年同期下降了21.23个百分点。我国纺织品服装占欧盟纺织品服装进口总额的35.36%，较上年同期下降0.35%。
1.1.2国内市场需求增长较缓，产品价格提升乏力
2012年1月～7月规模以上纺织企业内销产值同比增长12.46%，较上年同期下降20.34个百分点;服装鞋帽、针织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7.0%，低于上年同期7.2个百分点，高于一季度2.4个百分点。7月份专业市场内服装产品平均单价同比下降6.71%。我国纺织企业出厂产品价格下行趋势明显。据调研数据分析，43%样本企业的主要产品平均价格均较上期有所下降。从分行业来看，83.7%的化纤企业、52.8%的棉纺企业、52.9%的长丝企业、56.5%的麻纺企业、46.7%的针织企业等产品平均售价均较上期有所下降。
1.2原料问题
1.2.1国内外棉花价差过大
2011年第四季度以来，国内外棉花价差不断拉大。从数据来看，328棉花价格与国际1%关税后的棉价差已经达5000多元/吨，再度冲破了5000元/吨的高价差线。持续大幅度的国内外棉价差，严重削弱了我国棉纺织产业链的国际竞争力。据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12年1月～6月美国从我国进口棉制纺织品服装同比下降了5.50%，而从印度、越南、孟加拉进口棉制纺织品服装同比分别仅下降了4.36%、3.46%和2.05%。其中美国从我国进口的棉制织物同比下降了1.39%，而从印度、越南进口的棉制织物却大幅提升了20.50%和23.44%。
1.2.2化纤产品价格走低
2011年以来，我国涤纶短纤、粘胶纤维等产品的市场需求疲软，产品价格处于振荡下行态势，产品销售市场竞争激烈。虽然目前有的行业采取了限产方式，使得价格得以稳定，但总体来看，涤纶短纤、粘胶短纤等产品的价格仍较上年有大幅走低之势。据有关市场数据显示，2012年7月我国粘胶短纤价格平均为14870元/吨，同比下降17.08%;同期涤纶短纤价格平均为10300元/吨，同比下降18.53%。2012年以来，涤纶短纤、粘胶短纤呈现价格振荡走低的态势。一方面与市场需求疲软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上年同期的价格基数密切有关。2010年年底棉花价格暴涨带来了相关产品的价格暴涨，也带动化纤类产品价格高企。2011年下半年以来，化纤类产品价格随棉花价格回调，也一路走低。也正是由于其价格的大幅下降，造成了化纤行业利润降低较快。据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对企业家调研问卷数据结果，74.4%的化纤企业表示盈利水平有所下降，居于各分行业之首。
[关键词]哲学;李小龙;截拳道文化;价值
2008年秋热播的电视剧《李小龙传奇》,讲述了功夫之王李小龙的传奇一生。李小龙是一个罕见的同时脚踏武学与电影两座高峰的巨人。他的武学思想,在宣扬中国文化的同时,更多体现了中西文化的差异与融合。作为截拳道的创始人,李小龙是将中国功夫传播到全世界的第一人,他革命性地推动了世界武术和功夫电影的发展,为古老的中华武术创新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其所拍的功夫电影为中国武术的国际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截拳道作为李小龙所创立的融合世界各种武术精华的全方位自由搏击术,在其产生发展过程中受到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和西方哲学思想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形成了技击性、健身性与艺术性三位一体的综合特征。
一、截拳道的哲学思想
李小龙的哲学思想,海纳百川,他对老子、周易、禅宗、尼采、克里希那穆提等的思想,进行批判继承,取精去渣,化为己用。[1]更重要的是,他能根据自己的性情、经验进行创造性地发展,以哲引武,由武入道,突破其局限性,使它们和谐统一和完美地体现。
(一)与老子比较
李小龙在论述截拳道时说:“什么是截拳道?我第一个承认,要把截拳道具体化起来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与其费力去解释截拳道‘是’什么,还不如从反面来证明截拳道‘不是’什么,那就比较清楚了。”截拳道是无形,它拒绝任何形式的束缚。每个人都有天生和后天能够培养的本能,截拳道就是要培养和无限制地发挥人的本能。这和老子之“道”可以说本质上是一致的,那就是自然性,老子将道推崇到了最高位置: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是天地之根、宇宙之本,而道的本质就是“自然”。“无为而无不为,不治而无不治”,老子主张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治国则要做到“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截拳道的“以无法为有法、以无限为有限”就是对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发展。李小龙那段关于水的精彩论述早在两千多年前老子也有过:“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老子道论中很重要的思想就是柔弱胜刚强。李小龙对水有着更深刻的认识,在他的论文《悟》中有所阐述。李小龙的武术原理,就从这个“Be water”开始,踏入合于“道”的武术最高体现。
(二)与周易比较
周易是中国智慧的源头,核心理念是“阴阳”。《易经・系辞上》曰:“一阴一阳谓之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2]此段话充分阐述了阴阳变化的规律,把阴阳看成宇宙间运动的根本规律和最高原则,并以阴阳为基础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李小龙曾在其武学著述中写道:“阴阳学说不仅与拳术理论、武术锻炼密切相关,就是在技击对抗中,也无不内含阴阳学说。在截拳道之中,无论是防守,还是攻击,都离不开阴阳变化。况且拳为运动之道、健身之方,术为取人之法、胜人之妙。然而妙从何来?术从何得呢?就在于阴阳的互易变化之间。欲求艺术之途,必循阴阳之路,此乃妙诀的新生之源。”在截拳道技击对抗的技术中时时处处都充满了阴阳变化之理,它把复杂而又不实用的招式简化为简单直接的“攻”和“守”,而且,攻和守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就好像太极图中的阴和阳可以互相转化一样,攻中有守,守中有攻,攻守并进。[3]
(三)与禅宗比较
佛是智慧与慈悲的象征;禅是指静坐,佛祖释迦牟尼就是在坐禅中思维,根据其所悟所证创立了佛教,而“戒、定、慧”三学中因(禅)定而生慧也说明了禅与智慧的关系,所以说“禅”就代表着智慧。禅宗中的智慧与深意可以用一个字的来概括:“空”。 李小龙在其著作《截拳道之道――武道释义》第一章进行了“论禅”,有几句是这样说的:“虚空恰恰站在这与那之间。而虚空是什么都包括,没有对立的――没有不属于它的或是与之相反的。存在的虚空系一切形式的源头。虚空充塞在生命中、权力中甚而中”;“倾空你的杯子,方可再行注满,空无以求全”[4],可见李小龙对空的理解相当深入。李小龙在公开解释他创立“截拳道”时讲及手指与月亮的关系。“以手指月”是中国宗教哲学中一个常见的譬喻,这个辩论可见于后来禅宗常说的“言语道断,心行路绝”。说这番话的李小龙,已到了超越武术技击层面而臻至“武道合一”的最高境界。
(四)与尼采比较
尼采张扬“权力意志”,呼唤“超人”。他的哲学是强者的哲学,人应该追求权力,要有主宰自己、主宰他人、主宰世界的欲望。能最大限度实现权力意志的人才能称为超人,超人创造了历史,主宰历史的潮流,推动着历史的前进。历史上,只有少数天才和艺术家才能达到超人境界。李小龙的截拳道哲学中一部分来自尼采――重视自我,认识自我,追求自由解放自我,突破传统不被现有的理论与形式所束缚,而李小龙本人也真正体现了“意志”与“超人”。 李小龙在文章中指责中国武学“不切实际的理论与流于形式的花招太多了。太人工化、太机械化,没法真正教学生实际动手所需的功夫”, 李小龙对传统武术的否定无异于尼采的“上帝死了”,也因此遭到了众多武师的不满。李小龙对武术的狂热追求和实践,为电影的不懈奋斗让他成了世界瞩目的“超人”。
(五)与克里希那穆提比较
1970年,李小龙在一次训练中受了严重的背伤,他在养伤的3个月中,认真研读了印度哲学大家克里希那穆提的哲学著作,这之后,他吸收了克里希那穆提的哲学思想,他的截拳道的发展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1971年,李小龙给《黑带》杂志撰写《让自己远离传统空手道的束缚》一文时,写到了克里希那穆提的哲学观点。文章中,李小龙说:“其实我对于打斗功夫没有什么创新和改良,没有哪种功夫能有截拳道那样的攻防办法。”[5]很显然,在这篇章中,就体现了克里希那穆提的哲学思想“真理是无所羁绊的,没有固定的条件,没有固定的方法,也没有固定的实现手段;没有任何组织或个人可以以任何特定的方式去寻求真理。”新的截拳道提倡克里希那穆提所主张的自由哲学,反对任何固定的形式,借助于各种自由的搏击动作,进行二人对打练习,形成全新风格的截拳道功夫。
二、李小龙截拳道的价值体现
(一)将中国功夫发扬光大
1笔怪泄武术重新正视实战
李小龙说:“传统武术,只晓得盲从与模仿,它们永远找不到武术技击的真谛。”他还说:“我不相信对手会像兄弟对招般,让你对峙观察,后策动攻防,也不相信对手会像对打演练或打沙包那样,给你蓄势运劲的时间。”[6]这就是说,传统武术正在与实战慢慢脱节,而截拳道提高了技击的实战性,使中华武术发扬光大。
2笔怪泄武术在传承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创新
截拳道是继承中国武术及世界各国搏击之大成,根据自身特点在武技实战中逐步形成的。创新是整个截拳道训练过程实现现代化、科学化的核心,只有创新,才能使截拳道永远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3蔽中华武术的国际传播做出了积极贡献
李小龙主演的“功夫影片”风行海外后,许多外文词典中都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功夫(KUNGFU)”。截拳道具有技击性、健身性与艺术性三位一体的综合特征。它不仅属于中华武术,而且丰富了世界技击术的内容,它对中华武术走向世界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武术源于中国,属于世界。”截拳道作为中华武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会越来越受到世界人民的普遍重视和欢迎。世界文化的东移及其在中国的集结,将会给截拳道的传播提供空前的发展机会。
(二)利用文化心理学弘扬中国文化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系、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和心理学系彭凯平教授认为,西方人不明白中国人谈的小我、无我、非我是什么东西。实际上中国人谈的是一个辩证自我的概念。李小龙在去世前接受最后一个采访时,美国记者让他描述一下中国人的基本元素。他说中国人就像水。水无形无状,如果放在杯子里就是杯子的形状,放在瓶子里就是瓶子的形状。水可以到处流,但水同时也可以冲破一切。美国人听了这个描述后,一头雾水。实际上李小龙讲的就是一种辩证的自我,即存在矛盾和多样性的自我。中国人的自我是由时间和空间界定的一个整体性的自我。
(三)对非武术领域的影响
在国内非武术领域,更有多位经济界人士和专家学者,不约而同地将李小龙的截拳道理念运用到管理学和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如发表在《企业经济世界》(2003年9月号)上的《中国经济截拳道:制度经济学的视角》(作者:李华振、张听博士)、杨有忠撰写的经济论文《品牌管理截拳道》、发表在世界企业文化网上的《功夫中的管理哲学》(作者:方军)。国内的很多经济报道,也总喜欢结合李小龙思想或截拳道技击特点,来进行相关经济报道,比如:《营销,你就应该是李小龙》(中国时尚品牌网)、《置业投资也练截拳道》(青岛新闻网)、《超薄电视就是李小龙的“无敌寸拳”》(慧聪网)等。
三、当前对截拳道理解的误区
(1)简单地将李小龙看成是一位普通的功夫电影演员,其所有成就仅仅只是电影宣传夸大的结果,认为截拳道并无多少实战价值,李小龙不过是被电影夸大的人物,对于世界武术并无多少贡献,还认为李小龙死后,截拳道已经不复存在,即使存在,亦不过是被边缘化的武技,等等。(2)某些人否定李小龙原传截拳道的“指导”作用,断章取义、无科学原则地片面注重所谓截拳道创新或自我发展。(3)误认为截拳道哲学意义上的无法就是没有任何方法,或在基本技击原理和技战术结构上的“乱法”。
四、结语
李小龙融合世界无数技击之长,创造了“直接、快速、有效、实用”的截拳道,征服了世界。李小龙的功夫进入“道”的境界,堪称为哲学的艺术――功夫哲学。截拳道以无法为有法,以无限为有限的理论,蕴涵着深刻的辩证思想,其意义不只局限于武术本身,而是上升到了哲学高度,体现了其创新精神。真诚希望李小龙文化及其截拳道能够得到科学的认识和理性的评价,希望国内李小龙文化及截拳道的研究和传播,能够走上科学的正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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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黄莉.中国武术与儒家文化[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1(06).
[3] 孙成岩.论传统哲学对中华武术发展的影响[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8(10).
[4] 李小龙.李小龙原著集粹 截拳道之道――武道释义(摘录)[J].中华武术,2000(08).
[5] 唐龙.李小龙经典武道论文两篇[J].中华武术,2001(04).
计划经济管理论文3200字（一）：新形势下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经济管理目标初探论文
摘要：伴隨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也在深入发展，节约用水办公室经济管理对于目标管理也非常看重，因为目标制定对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因此本论文通过结合经济发展情况和办公室的特点，在促进办公室经济管理的形式下持续发展。
关键词：新形势；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经济管理
随着经济发展节约用水办公室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有很大的重要性，因此，加强改革力度非常重要。对于办公室来说经济管理是重要方面，必须结合其他方面的因素例如经济形势和行业的发展倾向，科学合理的对其目标进行制定，保障其健康有序的发展。
一、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经济管理
第一，其性质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以赢利性为主的企业办公，主要以盈利和公司发展为主要目的。另一种是是非盈利性的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办公室，其主要目的则是为广大群众进行服务，提高国家职能，因此事业办公室包含了教育、管理、文化等多个方面，其中产生的费用均由国家拨款，因此其财政收入主要是国家，具有较强依赖性。因此这样会降低工作人员的效率和积极性，并且财政支出会给国家带来压力。但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完善，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也进行相应改变，竞争成为了市场主要形式，所以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工作宗旨应该是更好的为民众谋福利，这样才能保障我国公共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的新型经济管理方式。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对的管理目标在公益事业方面需求增多，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需要加大对办公室的发展力度来满足公益事业方面的需求。因此对于非盈利性质办公室的经济管理需要在这几个问题进行讨论。（1）非盈利性质办公室是否应该以绩效为主。发达国家的这种办公室一般会将收支平衡作为第一位进行考虑，收入绩效才是其次，也有成本最小化，但是在这些选择中，不论哪个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收益最大。因此西方国家选择这种管理目标更能够实现合理的资源分配。（2）盈利性质的办公室则是应该以绩效成绩考虑为主，除了考虑收支平衡问题以外还需要考虑吧用人成本和管理成本等问题，尽可能的对成本管理投出费用降低，实现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获得收益的最大化，对其资源配置进行合理考虑，这都是盈利性办公室需要考虑的问题所在。
二、是关于绩效问题还是净收入的问题
第一，绩效能够根据办公室的管理目标的特点来实现所想要达到的效果。非盈利性办公室除了重视其本身提供的服务质量和效率还要保证净收入问题。因此，非盈利性办公室以绩效最大化为管理目标更符合现状。而我国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财政拨款由原来大多依靠政府到现在资金来源渠道多样，财政收入、各界捐款、融资都是属于渠道范围。同时该类型办公室还需要根据自身特点对其资金筹集方式好坏考虑，分析不同情况下可能会发生的优缺点和情况，选择合理妥善的融资渠道，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的经济管理目标就是应该在较低风险下来得到融资支持。
第二，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需要对资金进行合理利用，实现资金合理配置是当前的根本经济管理目标。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投资包括很多类型，比如投资股权长短、资产的固定型等问题都属于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但是随着经济的强劲发展我国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规模不断壮大，实力也在增强，投资项目增多，办公室的工作实力和效率也在增大，利用科研成果进行投资成果显著。但是谈到投资问题不可避免的产生投资成败问题。所以，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需要本着低风险低成本的投资原则进行，以获得收益。并且在其发展过程中，主要涉及的是关于资金投放使用问题。不仅是指其所购得的资产还包括股权交易等。而随着该行业发展脚步的增快，在运营中所产生的所设资金会增加。对其进行科学合理的制定经济管理目标不仅能够为其带来经济效益，而且对于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的发展也起到促进作用，为此如何实现投资的管理效率化成为了面对的一个重大难题。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必须能够明确其经济管理目标并且制定相关政策，在保证风险和成本的前提下保证办公室能获得巨大效益。
第三，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的成本管理是经济管理工作中的重要方面，就以前来讲，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对资金主要采用收支管理，虽然一定程度上能够对成本起到控制作用，但是随着时间增长弊端逐渐暴露出来，因此所谓的经济成本管理也无法实现。同时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的工作环境和具体业务也发生了相应变化，不再只是局限于资金管理，而是以绩效经济为主多劳多得，实现绩效增加。同时计划节用水办公室需要对成本管理进行强化工作，因为其管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其绩效成绩。但是由于我国尚未建立起完善的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成本核算体系，但是改革不断的深入改变，并且逐步向市场改变，这个问题迟早会得到解决。作为我国的医疗教育缴费方，必须增强自己的消费意识，对节约用水办公室等收费的合理水平了解和及时关注，同时学校和医院等都进行了下一步的改革。公众的舆论监督也对其产生了一定的压力，因此节约用水办公室必须对活动采取的成本和费用确认，了解出现的问题所在和内容，方便采取有效的解决措施来降低成本，提好资源利用率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当前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经济成本管理工作中绩效对于市场经济来说概念较新并且应用广泛。因此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应该根据自身的发展情况和特点并且结合成本管理的要求，形成一份完整合理但是考核体系，这个体系之中除了要进行成本的合理预算，还要搜集其中的数据和根本内容，确保核算体系中结果的准确性问题。对于核算体系需要保证严谨的态度，该体系的建立不仅能够减少开支提高工作效率，还能够进一步发挥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的智能要求。促进其积极有效的可持续发展［1］。
第四，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分配目标受其性质影响，由于其属于非营利性机构，因此进行工作分配时只需要考虑对工作人员的工资分配合理，不需要过多考虑效益成本问题。国外的经济管理对性质为非盈利性组织的定义为：第一是投资者不能抱有投资回报的心态对于非营利组织来说，二是不能够进行经济管理时对利润分配像其他企业一样，并且该性质的组织没有所有者权益类似问题的发生。由于对于经济管理分配方面的利润分配问题这种性质的组织并没有相关的政策和措施，因此并不能为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来提高相关的建议和借鉴。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的经济管理分配主要是对其办公室成员和内部人员的收入进行合理分配，各部门之间相互协调管理。通过调查研究，制定合理方案，及时了解各部门成员的收入情况问题并进行分配，实施合理的分配措施。同时经济管理要想起到合理的效果还必须对其考核内容和次数进行科学制定，方案要求内容合理才能起到相应效果。但是对于考核管理问题如果次数过多不仅影响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而且也会给考核工作带来压力和一系列的相应问题。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为了从根本上实现经济管理的合理目标，就应该建立相应的合作分配机制，从根本上实现其目标所在，同时还需要对其工作人员的成绩进行综合考核，增强他们的自主积极性实行按劳分配的考核制度，保证分配目标的公正合理性，这样员工不仅能在工作中不断的提高自己，而且还能对于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经济管理工作的开展提高有着巨大作用［2］。
综上所述，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的经济管理问题对于社会经济发展来说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计划节约用水经济要想实现目标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对其发展前景进行合理规划，在改变自身的前提下结合经济发展形势对其发展目标进行合理规划，来提高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的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其办公室的绩效问题，使得计划节约用水去办公室的发展不仅适应经济发展形式的要求还能够保证其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计划经济管理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经济管理合作社制定相应的计划目标论文
【摘要】社员没有凝聚力社员大部分是农民，单纯朴实，他们的眼光往往都着重于眼前的利益，缺少长远的计划和宏观的观察力度，并且对于风险的承受力也很低，往往很容易就被眼前的利益驱动。另一方面，在这样的一个合作组织中，缺乏高素质的管理者，合作社就没有统一的观念，没有统一的价值理念，大家都各自为自己的利益奋斗，人人各有其利，自然无法团结到一起，一旦有利益冲突，很容易就翻脸了，很难能够冷静长远地思考，和谐解决。
【关键词】合作社；管理
我国的合作社多为基层的生产型合作社，但是这些合作社的专业化程度低，往往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生产，像国外的科技园或者农场区，专门生产一种产品，集约化规模生产，形成一种特色，形成一种文化。没有特色的生产就会混乱，各自生产自己的，也和以前的生产没有什么两样，时间和劳动以及运输成本都没法降低，如何取得更好的收益？产业链不完善一个完善的产业链对于一个合作社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从供应到生产到销售，整个过程的产业链如果配备不完善，原料的供应商分散，销售市场不稳定不集中，这样必定会增加运输成本，生产不集中，生产的成本就会各自增加，成本减不下去，利益也寥寥无几。
关键词：循环经济；鄂西；特色经济
一、循环经济与特色经济论文
循环经济。本质上是一种以物质闭环流动为特征的生态经济，是以资源的高效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益”为特征，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发展模式，属于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经济形态。它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而不是机械论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所有的物质和能源要能在这个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体中得到合理和持久的利用。发展循环经济是缓解我国资源约束矛盾的根本出路，是解决从源头上治理污染、持续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措施，也是切实改善环境质量、建设生态城市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必然要求。
特色经济是一个区域在发展市场经济中利用比较优势原则，通过竞争形成的，具有鲜明产业特色的经济结构。特色经济的构成要素是在国内外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特色产业、特色企业、特色产品。市场经济发展要求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以公平竞争为生命线，而区域经济发展又必须遵循比较优势原则，走差异化发展道路，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因此，特色经济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发展市场经济中利用比较优势原则和市场原则，通过竞争形成的，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产业特色和产品特色的经济结构。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特色经济是相对于特色经济而言的，是在鄂西地区依据现有的社会经济基础、资源禀赋、文化状况和生产力水平，在竞争中充分发挥区域经济优势、自然资源优势、文化资源优势和主导产业优势，进而形成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产业特色和产品特色的经济结构。
循环经济要求以环境友好的方式，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与可持续发展。因此，保持特色资源的优势、优良的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是一个地区特色产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一个地区特色资源开发与保护必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而发展循环经济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载体和最佳模式，是21世纪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循环经济的理论思想非常切合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对于资源环境依赖性与主要资源的可重复利用性等固有特性和发展要求。
二、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经济体系构建的基础分析
根据鄂西不同市州经济发展状况、产业结构、生态文化旅游业发展情况及资源禀赋，我们选取了若干指标，经过对指标进行数学处理将鄂西8个州市划分为如下三个圈域：即第一圈域为“宜昌襄樊”圈域，包括宜昌、襄樊2市；第二圈域为“荆荆十随”圈域，包括荆门、荆州、十堰、随州这4个市；第三圈域为“恩施神农架”圈域。包括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神农架林区。
(一)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不同圈域特色经济优势分析
“宜昌襄樊”圈域特色经济发展优势一是区位优势明显。宜昌地处长江中上游结合部、川鄂湘三省交汇点。襄樊位于湖北省西北部、汉江中游，地处我国地形的第二阶梯向第三阶梯过渡地带，历来为南北通商和文化交流的通道。二是旅游资源丰富。宜昌市共有景点350多处，是一座集自然风光与名胜古迹于一地、融现代化和文化历史于一炉的旅游城市。襄樊市共有各类名胜古迹和景点70余处，国家A级旅游景区13个，是一个同时具备旅游资源丰富性与独特性的旅游大市。三是历史文化积淀深厚。宜昌是中国巴文化、楚文化的发祥地和交融地，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襄樊是一座有2800多年建成史的历史文化名城，山川灵秀，文化悠久，是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的汇合地。四是产业集聚初具规模。近年来，襄樊、宜昌作为鄂西北、鄂西南区域中心城市，积极融入全省经济发展大潮，在与武汉城市圈各城市的相互合作和竞争中较快发展，经济和社会发展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襄樊、宜昌经济对全省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稳步提升。
鄂西生态圈第二圈域包括十堰、荆门、荆州、随州4个市。其特色经济优势一是文化底蕴深厚。圈域内拥有炎帝神农文化、楚文化、三国文化、武当文化等优质文化资源。二是旅游资源丰富。圈域内自然山水瑰丽秀美，人文景观奇特壮观，遗址遗迹保存完好，建筑设施古朴精致，种类齐全。三是旅游资源级别高，品种齐全。武当山这一世界级旅游景区位于该圈域，特别是武当山古建筑群、钟祥明显陵两处世界文化遗产，江陵纪南城、随州擂鼓墩等古文化遗址，荆州、随州、钟祥4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等历史文化品牌，优势明显。
“恩施神农架”作为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的第三圈域。是实现鄂西圈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部分。分层指标显示本圈域生态环境、旅游资源禀赋条件优越，未来以旅游业为带动的产业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发展潜力巨大。其特色经济优势一是生态环境良好。其中恩施州森林覆盖率达62％，被称为“鄂西林海”、“天然氧吧”、“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之一”，并且有中国“三大后花园”之一的美誉。神农架是我国唯一以“林区”命名的行政区，素有绿色宝库之称，森林覆盖率达88％。物种极为丰富，有“植物王国”、“物种基因库”之称。二是文化特色鲜明。圈域民族、历史、民俗等文化特色鲜明，恩施州拥有数量众多的自然人文景观。神农架独特的生态旅游资源使其具备了发掘和开展观光揽胜、度假休闲、探险猎奇、体育健身、科学考察、科普教育等旅游项目的独特优势。
(二)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特色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分析
宜昌和襄樊作为湖北省两个省域副中心城市，旅游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现象日渐明显。其主要表现：一是旅游资源开发中保护不足。在对旅游资源的开发过程中，出现了旅游规划与开发依据不充分，资源数量和承载能力不符，资源价值特别是潜在价值把握不准而造成旅游资源不合理开发或低水平开发等问题。二是市场运作乏力。在对外宣传和旅游策划上是单兵作战、各自为政、手段落后，缺乏高水平的市场化包装和营销，没有形成统一鲜明的主题形象。三是旅游经济快速增长与粗放经营并存。反映地方特色的旅游商品缺乏，旅游商品趋同，富有特色的晚间娱乐活动严重不足，旅游产品结构简单，更新缓慢。不能满足多层次旅游市场的要求，旅游产业结构的粗放经营特征明显。
“荆荆十随”圈域的主要问题：一是产业环境友好程度不高，工业发展水平跟宜昌、襄樊还有较大差距，而且圈域内工业主要集中在传统工业上，资源消耗大、环境友好程度不高，离生态文化旅游圈建设的要求有较大差距。二是旅游及相关产业体制障碍突出，圈域内产品路线各自为政，市场集中度不足。三是旅游业资源整合不够充分，如随州、谷城和神农架都有炎帝神农旅游资源，但缺乏一定的整合，难以形成品牌。“恩施神农架”圈层内基础设施、工业及生态文化旅游产业底子都较为薄弱，圈域内生态保护、文化保护及生态文化旅游及相关产业发展还面临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旅游业带动效应不强、文化资源开发与保护力度不足等问题。
三、构建以循环经济为基础的鄂西特色经济体系的基本思路
(一)建立资源节约引导机制
为了构建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循环经济体系，必须最大限度地节约自然资源，建立自然资源节约机制。自然资源的节约主要表现在节能降耗和污染减排上。节约资源，降低自然资源消耗，原材料的消耗是自然资源的节约：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即将工业废弃物及生活废弃物加以循环利用，发展循环经济，也是自然资源的节约。因此，节能降耗，污染减排，统称自然资源的节约。
(二)建立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的联动机制
为了保证环境质量的“生产和再生产”，必须建立资源耗费和环境治理的联动机制，将环境保护与治理结合起来。制定环保法规，建立法律机制，用环保法规规范环保行为，加大环保执法力度；建立税收机制，根据污染物排放量的大小和相应税率收取环保税，以此收入作为治理环境的投入：建立行政审批机制，限制污染严重的企业的开办；建立行政监督机制，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排放许可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建立社会多元化环保投融资机制，大力发展环保产业，运用经济手段推荐污染治理的市场化进程。
(三)建立生产活动影响的评估机制
建立生产活动对自然和社会影响的评估机制，以便配和调节这种影响。对于每一项生产活动对自然生态所产生的近期和远期影响，要组织相关自然科学专家进行评估，依靠专家进行决策，以使生产活动对自然生态的改变为人类目标服务：对社会生态所产生的近期和远期影响，要组织相关社会科学家进行评估，以便采取相应措施，发挥它们对社会生态的积极影响，限制对社会生态的消极影响。
(四)建立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利益导向机制
结合投资体制改革，调整和落实投资政策。加大对构建循环经济体系的资金支持。把构建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循环经济体系作为政府投资的重点领域，对一些重大项目利用国债投资或进行资金补助、贷款贴息的支持，发挥好政府投资的导向作用，鼓励民间资本对有利于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重点项目进行投资。同时要进一步深化价格改革，健全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价格和收费政策，积极调整资源性产品与最终产品的比价关系。要进一步完善财税政策，通过财税杠杆的调节，促进循环经济快速发展。建立生态恢复和环境保护的经济补偿机制，加大对循环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
四、着力构建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特色经济模式
基于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已形成的经济发展水平，整合其工、农业和文化资源，借助于旅游产业发展平台，致力构建以“创新中循环，循环中增效”为主要特色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一)务实工业基础，探索生态工业模式
以废物“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为主线，以科技、体制和管理创新为动力。形成从企业内部到企业之间、再到全社会的物质能量循环生态系统，构建新型经济发展模式，发展生态工业。把废物综合利用与建设循环经济型产业结合起来，把企业清洁生产、产品结构调整与技术改造、解决结构性污染结合起来，建设生态工业园区。以循环经济理念为规划建设主导。形成污水、固废、废气资源化综合利用三大循环系统，实现物流、能流和信息流的合理循环和配置。逐步建立鄂西循环经济发展体系。
(二)以原有农业为依托。发展农业循环经济
将农业结构调整与增加农民收入、防治农业污染和改善生态环境有机结合起来，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建立生态农业产业体系。探索适合鄂西自然和经济发展要求的生态农业模式，突出区域生态农业特色。目前，鄂西地区形成了以柑橘等为特色的水果产业、以草食动物为特色的畜牧产业、以库区特种养殖为特色的水产业、以无公害反季节为特色的蔬菜产业、以优质绿茶为特色的茶叶产业和以乌红天麻为特色的中药材产业。把这些特色产业纳入乡村旅游发展规划，大量开发参与性、体验性的产业农庄，将达到双向促进的效果。
清代前期苏州众多经商冲突的发生，至少有两个具体效果。一方面，经商冲突给利益相同的商人更多的交往协商机会，有助于商人捐款产生团体，使众多会馆公所随着经商冲突增加而不断出现；另一方面，商人将经商冲突呈请地方政府处理，也给苏州官员对工资争议、经商安全和商事纠纷等相关讼案有更多的处理经验。
在各类经商冲突事件当中，或是合作对付工匠、或是合作控告无赖胥吏、或是与商场竞争对手从事商业竞争，商人和商人之间，产生了更多的或合作、或冲突的紧密互动关系，彼此间的交往与竞争机会愈来愈多。互动关系的增多，才使商人加强了定期捐款创建维持一个团体组织的意愿，会馆公所这类团体组织才有成立运作的坚强基础。会馆公所成立以后，不仅使捐款商人在贮货、议价、陈设公定度量衡等方面节省了交易成本，也使捐款商人和同乡官员增加了交往亲近的机会，使许多商人具有更省成本与更多保障的经商环境。
同时，苏州地方政府官员也在诸如协议工资、保护商标等经商冲突的处理经验中，不断累积着各种相关赋砂浮沟拇砭椤5娜罚僭辈⒉皇俏舜俳梅⒄苟；ど倘说木倘ㄒ妫晒僭倍跃坛逋皇录拇矸绞嚼纯矗僭倍陨倘烁髦志套杂珊筒撇ɡ谋；と肥荡嬖谟谇宕捌诘乃罩荩荒芩嫡僭痹谥葱兴降摹敢稚獭拐摺V敝镣砬逡郧埃泄晕丛嬲鱿执罅χС志梅⒄沟摹钢厣獭拐吖倘皇鞘率担床荒芙宕捌谡粗С稚桃捣⒄沟南窒笏党墒恰敢稚獭梗种粕桃敌枰导实闹贫群驼撸伤罩莨僭贝砭坛逋坏姆绞嚼纯矗比晃薹ㄋ凳恰敢稚獭埂?BR>
到底传统政府「重农抑商政策的有效性如何？其实这要区分差异来看。中国上的政府的确执行过所谓「重农抑商政策。至少自战国以来，政府对商人经营商业采取压制措施的「抑商政策即已形成。有学者指出：禁榷制度、官制度和土贡制度三者，即是秦汉以下政府落实「抑商政策的三项「重要支柱，政府以此将民间和政府的消费需求以及地方特产，束缚在官营事业和皇帝的直接控制之下，有效地阻碍和缩小民间商人的经商范围（傅筑夫，1980b：667）。政府执行「抑商政策的原因，是和战国时代部份富商大贾以「轻重术造成贫富不均有关，政府为抑制严重的贫富不均，有时便藉官营手工业等制度来抑制商业贸易的自由（杜正胜，1990）。另外，为避免富商大贾勾结资助政敌，先秦时代政府也曾采取「抑商政策以保持政权的稳定，这种历史经验也到战国秦汉以下政府采取「抑商政策（吴慧，1982）。
然而，战国以来政府的「抑商政策其实并非没有变化。至少自宋代以来，不少官员即已指出「抑商政策的不切实际（谷霁光，1942）。晚明以后，有更多官员看到粮价和物价变动对平民生活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无论是抑制商业或是加重商人税捐，结果不仅对商人不利，更造成平民百姓生活因为粮价物价上扬而受到严重骚扰，反对政府执行「抑商政策的改革主张也愈来愈多（林丽月，1988），很多官员都公开主张保障商人的经营自由和财产安全。更重要的是，晚明以后，各种官手工业解体崩坏的速度日益加快，许多资源的开发和生产都转由民间商人接手经营（陈诗启，1958；徐泓，1986），政府更加丧失了落实「抑商政策的制度基础。在清代前期，官手工业没落的趋势仍然持续发展。整体来看，将宋元明清传统政府有关管理民间商业经营的政令概约简化为「抑商政策，其实是错误的。由清代前期苏州的经商冲突案例来看，政府官员对商人经商自由和财产安全的保障和维护都是很明显的事实。尽管有不肖官员胥吏骚扰商人的经商安全，但却不能将这种骚扰事件当做是政府正在执行一种刻意侵夺商人财货和危害商人经商自由的「抑商政策。也就是说，当时官员和商人之间的关系绝非是一种「抑商政策下的官商关系。清代前期政府之所以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并不是因为政府「压抑民间工商业的发展，而是因为政府始终没有「扶持民间工商业的发展（Perkins，1967；Feuerwerker，1984；张瑞德，1992）。如果说「压抑是种消积的「抑商政策，则「扶持便是种极积的「重商政策，清代前期政府执行的固然不是晚清才开始的「重商政策，但却也绝非是一种「抑商政策。
本文未讨论上商人的地位，因为如何有效地界定「社会地位并不容易，需要更好的取径才能深入讨论。本文重心只放在所谓「重农抑商政策中的「抑商政令部份，用清代前期苏州经商冲突事件的案例来做检视其中的。来看，若以所谓的「重农抑商政策来概括清代前期最发达的苏州地区，其有效性是很令人怀疑的。如果当时中国的经济先进地区不是因为「抑商政策而阻碍经济，则草率地使用「重农抑商政策做为检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受挫的历史原因，则这种论述便有很大的局限性。
表一：道光以前苏州商事纠纷中的商人联名立碑统计
号|年代|人数|联名立碑人身份|立碑缘由|官府级衔|类别|立碑地点|资料来源
1|1650|55|「商民|禁「关棍假冒盘诘|苏州府正堂|乙|未详|苏碑158号
2|1662|18|木商；木牙人|木商木牙联控漕船占泊码头|长吴二县|乙|未详|苏碑70号
3|1670|21|布商|商匠争端并核定踹匠工价|苏州府正堂|甲|阊门附近|苏碑40号
4|1676|12|糖果铺户商人|「永禁铺户当官|长洲县正堂|乙|未详|苏碑159号
5|1677|19|花素缎行经纪牙人|禁止县胥、市棍滋扰|苏州府正堂|乙|城隍庙内|苏碑09号
6|1680|48|木商；木牙人|禁止派取木料滋扰商民|苏州府正堂|乙|未详|苏碑71号
7|1682|18|米铺商人|重申官定度量衡并定脚夫价|长洲县正堂|丙|山塘街|苏碑151号
8|1683|49|木商；木牙人|与「省商均派木料|苏州府正堂|乙|大兴公所|苏碑73号
9|1688|141|木商；木牙人|禁止木牙借「行头病商|长洲县正堂|丙|大兴公所|苏碑74号
10|1693|72|布商|定踹户与踹匠工价|苏州府正堂|甲|阊门附近|苏碑41号
11|1701|69|布商|以「包头约束踹匠|苏州府正堂|甲|阊门附近|苏碑43号
12|1715|72|布商|禁立「踹匠会馆|长吴二县|甲|阊门附近|苏碑44号
13|1720|45|布商|将踹坊与踹匠编为坊甲制度|长吴二县|甲|阊门附近|苏碑45号
14|1722|100|「金阊市民公立|禁革流丐勾结胥吏勒索抢劫|苏州府正堂|乙|广济桥上|江碑253号
15|1734|61|机户作坊主|「永禁机匠叫歇|长洲县正堂|甲|玄妙观|苏碑12号
16|1739|45|布商|定机匠工资与禁机匠叫歇|元长吴三县|甲|阊门附近|苏碑47号
17|1741|14|冶坊作坊主|定冶坊坊匠工资|元长二县|甲|西园|苏碑97号
18|1742|240|腌腊渔肉商人|定订牙佣|长洲县正堂|丙|高宝会馆|苏碑161号
19|1756|34|纸坊作坊主|定坊匠工资与禁止停工勒价|元长吴三县|甲|阊门附近|苏碑58号
20|1779| |「长元吴三县布商等|议定踹匠工价|苏州府正堂|甲|广济桥上|苏碑49号
21|1781|5|贩木商人|禁止牙行脚夫自称「小甲|长洲县正堂|丙|大兴公所|苏碑76号
22|1793|34|纸坊坊主|定工资与定坊甲司月制|元长吴三县|甲|仙翁会馆|苏碑59号
23|1806| |「山塘铺户居民|禁革结党勒索商家与商船|元和县正堂|乙|山塘街|苏碑257号
24|1810| |「湖南北、江南西通帮|禁地痞索诈米商商船|元长吴三县|乙|枫桥镇|苏碑258号
25|1822|26|账房机户|禁机匠停工并立机户规条簿|元和县|甲|云锦公所|苏碑20号
26|1832|28|布商|禁革踹坊勒借累业|元长吴三县|丙|新安会馆|苏碑51号
27|1837|26|造箔坊铺作坊主|申定工匠工资|吴县正堂|甲|丽泽公局|苏碑104号
28|1844|13|酒牙商人|设立官定公砠并禁阻私牙|长洲县正堂|丙|醴源公所|苏碑169
注一‧「立碑缘由的「类别说明：甲类——与工资争议有关者；乙类——与经商安全有关者；丙类——与商业契约有关者。
注二‧「苏碑指《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碑指《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
征引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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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政典政书判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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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治药言》，(清)汪辉祖，书成于乾隆年间，台北：新兴书局，《笔记小说大观》六编十册，1975年。
《吴中判牍》，(清)蒯德模，书前有光绪四年(1878)序，台北：新兴书局，《笔记小说大观》四编九册，1974年。
《宦游纪略》，(清)桂超万，影印本，书有咸丰二年(1852)序，台北：广文书局，1972年。
《清史稿》，（清）赵尔巽修，台北：鼎文书局，1981年。
《清朝通考》，(清)刘锦澡编，影印本，台北：新兴书局，1963年。
《资治新书初集二集》，(清)李渔编，书前有康熙六年(1667)序，清「得月楼板。
《雍正朱批谕旨》，影印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
《福惠全书》，(清)黄六鸿，书前有康熙三十三年(1694)自序，(日本)「诗山堂1850年板。
5.地方志书类
崇祯《吴县志》，(明)牛若麟等修，崇祯十五年(1642)刊本。
《肇域志》，(明)顾炎武编，书前有嘉庆三年(1798)序，同治年间蓝栏钞本。
康熙《长洲县志》，(清)蔡方炳等撰，康熙二十二年(1684)序刊本。
乾隆《苏州府志》，(清)邵泰等撰，乾隆十三年(1748)刊本。
嘉庆《贞丰拟乘》，（清）章腾龙原本，陈勰增辑，嘉庆十五年（1810）聚星堂刻本，《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册6，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道光《苏州府志》，(清)石韫玉等修，道光四年(1824)刊本。
光绪《苏州府志》，(清)冯桂芬等撰，影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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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收入国家；分工理论；分工深化；功能式分化；现代化转型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6）12-0021-07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逐步下滑，对于中国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不绝于耳，可谓“树欲静而风不止”。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2010年的人均收入就已经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①。而一种流行的说法是，当一个国家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后，就有可能落入到“中等收入陷阱”之中，难以再继续上升到高收入水平。那么，中国经过了多年的高速增长后，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否可持续，成为亟待进一步探索的重大问题。
一、缘起：陷阱和高墙
经常用来描述“中等收入陷阱”现象的是拉美等国家的情景，这些国家大都有过快速增长、又长期处于停滞的经历。例如阿根廷的人均收入从20世纪50年代初的5000元左右一路上升到70年代初的8000元左右，然而从1974年到1996年，其人均收入起起落落、跌跌撞撞，在长达20多年时间内一直处于6000―8000元左右的区间之中。类似的情况有巴西的1980―1995年（5195元）、墨西哥的1981―1998年（6717元）和智利的1971―1988年（5597元）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相关报告明确区分了两种不同经济增长速度回落情景，前者是一国的工业化没有正常持续进行的状态，人均收入在4000―7000国际元（报告称之为“陷阱”）；后者是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基本结束、后发优势基本释放的状态，人均收入为11000国际元左右（报告称之为“高墙”）（刘世锦等，2011）。报告指出，拉美等国家之所以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根本原因是其工业化基本架构存在重大缺陷，导致后发优势未能充分发挥、工业化和高速增长过程难以持续进行。该报告认为中国不会落入拉美国家类型的“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构成“真实挑战”的是其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基本结束、后发优势基本释放后，能否成功地实现转型升级，像德国、日本、韩国等一样跨越“高收入之墙”③。该报告还根据德国、日本、韩国等发达经济体的经验，预测在2015年前后，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会下一个台阶，实际GDP增速将从“十二五”
（2011―2015年）时期的年均9.7%下降到“十三五”（2016―2020年）时期的6.5%。考虑2010年中国经济增速高达10.6%，而且在2001年至2010年这十年间也基本上一直保持着两位数的高增速。研究报告在当时就提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速度会下滑，并预判了下降的时点和幅度。在事后看来，这些预判有着惊人的准确性。有鉴于此，此项研究成果获得了“孙冶方经济学奖”和“中国发展研究奖特等奖”等殊荣。
当然，任何研究既有独到成功之处，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不足。对于此项研究而言，较多的质疑集中在：一是依据的国际经验仅限日本、德国、韩国等几个经济体，样本数量太少，使得总结出的“挤压式增长”和“经济增速下台阶”等“典型化事实”其实并没有那样“典型”，有限的样本也难以支撑起严格的计量检验。二是预测只根据国际经验作简单的类比外推，考虑到不同国家在各自经济增速下滑时所处时代不同，国际环境、资源禀赋和技术条件等都存在很大的差异，简单类比的方法不免有“刻舟求剑”的嫌疑，存在不小的主观性和偶然性。因此，相对于较为粗疏的理论框架和预测方法而言，此项研究的问题不在于预测结果的准确度太低，而是太高，如此高的准确度可能更多地要归因于运气和巧合，而不仅是理论的合理性和方法的有效性。
尽管如此，此研究敏锐地观察到德国、日本、韩国等经济体在高速增长阶段结束时的一致性，其人均收入水平分别在德国10440元（1969年）、日本11145元（1974年）和韩国10974元（1994年）（刘世锦等，2011），且均处于工业比重达到峰值后逐渐下降、城市化步伐放缓的局面。如上所述，不同国家的发展情况千差万别，其工业化和城市化发生阶段转换、经济增速明显下降的时间也存在不小的跨度，为什么会有如此一致的人均收入水平呢？这也许不完全是巧合所能解释的。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中国确实遵循的是德国、日本、韩国等经济体类似的发展路径，那么目前中国的战略、体制和政策与当年的德日韩等经济体又存在哪些相同和不同之处？中国是否也能像这些经济体一样顺利地完成经济增速下台阶的过程、实现转型升级而跨越高收入之墙呢？报告并未给出明确的回答。无论是冠以“陷阱”还是“高墙”的名称，中国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否可持续，仍然是亟待进一步探索的重大问题。
二、增长、分工与交易费用
对“中国能否顺利迈向高收入国家”的疑问，一些主流的看法认为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发展方式的转变。从增长理论的角度来看，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应该更多由要素数量投入的增加转向要素使用效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内生增长理论中技术进步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因此如何推动创新、提升技术水平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或增长方式）转变的重中之重，这也是当前社会的普遍观点。
然而通过仔细对比可以发现，中国过去30多年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速度，与其他国家相比并不低。有研究指出，日韩等亚洲经济体高速增长时期的年均经济增速大约在7%―8%，其中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在一半左右（即年均增速3.5%左右），其他则来源于要素投入的增加；而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之所以能达到两位数，不是在要素生产率提高上有什么根本不同（中国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速也在3.5%左右），而是要素投入和人均资本的积累比其他经济体增加得更多、更快④。
与此同时，“要素投入增加”和“要素生产率提高”之间也并不完全是非此即彼、互相替代的关系，它们在很多情况下是密不可分的。例如一个新机器设备的引入，既带来了投资的增加，也导致技术水平的提升。尽管在理论上可以明确区分“要素投入的增加”和“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在现实中两者往往一起产生作用，甚至只是同一过程的不同侧面。如上所述，中国在过去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速度与其他国家相比并不逊色，将中国过去的增长模式完全解释为只是依靠要素投入增加的粗放式增长，并不符合事实。
更关键的是，虽然将中国能否进入高收入归结为能否实现发展方式（增长方式）的转变，或更为准确地解释为能否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高，从而提出推动创新和转型的战略和措施，这样的政策思路并没有错。但是，又是哪些因素影响着一个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妨碍其创新和转型而不能进入高收入行列？那些顺利迈进高收入的国家又做对了什么，能够保证其全要素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呢？这些仍然是有待继续探究的问题。
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的增长理论，更多地是站在分工水平和产品结构既定的前提下，用各种要素投入和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来解释经济增长。换言之，新古典经济的增长理论既不考虑分工深化提高专业化水平而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也很难引入由分工而致的新产品和新行业对经济增长的收益（杨小凯，1998）。
但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分工的不断深化才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根本原因。斯密早在《国富论》中就指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改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由于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有助于分工程度的持续深化，而分工深化带来的生产方式迂回和生产效率提高，使得产品成本下降和产品数量增加，反过来又会促进市场规模的扩大，由此形成了一个“分工深化―市场扩张”的循环累积过程，有力地推动着经济的持续增长（Young，1928）。在上述过程中，无论是物质资本（机器）的引进、人力资本的积累，还是技术的进步乃至相应的制度变迁，都既是分工不断得以深化的原因，更是分工深化所带来的结果。例如许多应用于具体生产过程的专门技术和设备，如果没有相当程度的分工水平，是很难产生出来的，或者即使产生了也没有用武之地⑤。因此，分工深化是经济增长过程中一个最为核心的因素，伴随着市场扩张，它与资本、技术和制度等发生着密切的双向互动，从而决定着经济增长的表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分工持续深化”被看作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同义反复，“分工水平”也成了“生产力水平”的代名词。因此站在分工理论的视角，中国经济能否保持继续增长而迈入高收入社会，就成为一个分工水平能否持续深化的问题。
如果一个国家的分工状况决定着其经济增长的表现，那么哪些因素会影响分工的不断深化？既然分工会带来专业化水平提高所导致的生产效率改进，那么为什么在许多国家这样的改进不能持续不断地进行呢？斯密认为，分工源于人们交换的愿望（即交易能带来双方利益的改善），但分工的深化程度会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在交易费用的视角下，市场规模的大小其实就是交易费用高低的表现之一，如果交易费用（交通、运输费用）减小，市场规模就会增大。在交易费用的分析框架下，分工既会带来收益（生产效率提高），也会产生成本（交易费用增加）。在张五常看来，交易费用包括鲁宾逊经济（即单人经济）中不存在的成本，在经济中人与人之间打交道的任何成本都应计算在内。经济产生分工，就会需要制度的协调，即使是不存在交易的情况下也会产生成本（制度成本）⑥。因此，分工能否深化取决于其所带来收益和成本之间的对比，若分工所导致劳动生产力提高的收益能够超过相应增加的交易费用，那么分工深化就能不断进行，反之则分工水平难以持续提高，经济增长就会趋于停滞。一旦把交易费用的概念引入分工理论后，经济学家在很大程度上聚焦于探讨与分工相关交易费用的相对大小（与分工带来的收益相比）。为此，他们开始对各种交易费用进行分类和仔细考察，例如区分事前交易费用和事后交易费用（即合同签订之前和之后的交易成本），或者是外生交易费用和内生交易费用。交易费用的引入和对各种交易费用的详细研究无疑大大深化了人们对于分工的理解，然而如果只是把分工能否深化归因于交易费用的相对高低，似乎也并未真正解决问题。人们会继续追问：又是什么影响着交易费用的高低呢？如果将交易费用看作是“经济系统的运行成本”，甚至是无所不在的“制度成本”，那么仅仅基于“生产效率改进、交易费用降低”的经济视角来解释整体制度的演进，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影响人类社会制度变迁的，并非只有经济力量。或者说，尽管交易费用的相对高低决定着分工的深化程度，但影响交易费用高低的，并不只局限在经济领域，探究决定交易费用和分工水平高低的其他重要因素，需要一个更为广阔的研究视野。
三、从分工到分化
当把分工问题放到更宽泛的领域加以探讨，有两个人的著作对笔者的思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个是德国社会学家尼可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的社会系统分化理论，另一个是金观涛教授的《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虽然分工看起来只是一个在经济领域下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的问题，但它却与社会系统的其他领域发生着密切的关系，一个社会系统的“分化模式”对其“分工状态”有着重要影响。与此同时，不同形态社会系统的变迁，意味着其分化模式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也带来分工状态的本质不同。传统社会向着现代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是理解分化模式演变、分工水平变化和经济增长变迁的关键。因此，结合“社会系统分化理论”和“现代化转型理论”，可以对一个国家的分工和增长现象做出更有穿透力的解释。
卢曼的分化理论根据系统分化的形式区分了不同的社会类型。系统分化（system differentiation）是指在系统之内重复建立系统的过程，即一个系统如何生成不同的子系统⑦。卢曼认为社会系统的分化模式主要有三种理想类型：即“分支式分化（segmentary differentiation）”“层级式分化（stratified differentiation）”和“功能式分化（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分支式分化是全社会分化为相同的次系统，层级式分化是全社会分化为不同的上下阶层，而功能式分化是全社会分化为功能不同的次系统（如经济、政治、法律、宗教、教育等）⑧。
原始社会是分支式分化形成的社会系统，其分支（家庭、部落等）均为自给自足、功能相同的小型社会单位。分支式分化导致的是量的扩张，而没有质的变化，它不具有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也无法承担更为精巧的社会功能，更不可能有较高程度的分工和经济发展水平。
传统社会以层级式分化为主，虽然也存在着各种功能不同的领域，但本质上是一个在统一价值观念（例如宗教意识形态）笼罩下按照单一分层规则所形成的等级分明的金字塔结构。层级式分化按照统一的意识形态赋予不同职业以各自的等级，在金字塔塔尖的统治阶层（国王、主教等）可以凭借自身的等级支配着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宗教等不同领域。换言之，整个社会虽然分化为不同功能的领域，但这些领域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社会等级高的群体可以同时身兼多种功能而实行统治，表现为一种功能泛化（functionally diffused）的治理模式，典型的特征便是政教合一或政教融合的统治形态。
现代社会以功能式分化为主，其突出特征是个人从传统社会的有机体中独立出来，统一的意识形态让位于更为多元的价值信仰，承担不同功能的各个领域日益成为界限分明、相对独立的自治系统。现代社会中的每个领域之内虽然也存在着层级秩序（例如政治领域存在权力大小的级别、学术领域存在职称高低的层级等），但各个领域的层级划分只能遵循自身的规则，不同领域之间的规则不能混淆（例如政治领域的规则不能引入到学术领域，导致权力越大则职称越高的结局）。功能式分化的现代社会是一个多个领域、多个分层规则并存的网络型结构社会，整个社会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层级划分规则，而是遵循各个领域相对独立的功能分化（functionally differentiated）式治理。
如果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分工仅意味着一个人把越来越多的工作时间用于越来越少的工作领域，即一种专业化的过程。然而，分工的展开不仅涉及个体的意愿和努力，也取决于相应的激励环境，而这个环境的塑造则深受整个社会分化模式的影响。在层级式分化的传统社会中，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职业，也产生出相当规模和深度的社会分工。然而，首先人们选择职业的范围受到层级的不同程度限制，一个人的出身等级极大地制约其职业的选择（极端的例子如传统印度社会的种姓制度，种姓级别与职业种类一一对应）；其次，社会分工水平也会受到层级结构的限制，社会分工深化到一定程度，就会触碰到统一意识形态和层级规则的天花板而不得不停滞下来；再次，在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下，不同领域的相对独立性无法得到保障，在各自领域中的人们难以仅凭借自身的专业化水平提升获得合理的回报，阻碍了分工的持续深化⑨。
所以在现代化转型理论看来，只有在功能式分化的现代社会中，社会统一意识形态和单一分层规则被打破后，个人拥有了自主选择职业的权利，人们可以在不同的领域凭借自身的专业化努力而跻身更高的阶层。虽然社会仍然会有笼统的精英/普通民众、上层/下层之分，但不同领域的精英阶层遵循的是各自的规则，某一个领域的上层人士不能任意僭越到其他的领域，由此保证了不同领域的相对独立性和专业性，也使得各自领域的分工深化可以不断持续。
表面来看，分工深化只是一个经济领域的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的问题，然而一个社会的分化模式及由此相伴的社会结构和治理模式，会深深影响着这个社会的分工水平。层级式分化的传统社会，虽然也有相当程度的社会分工和一定的经济增长水平，但其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和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从根本上制约着分工深化的持续展开，也难以带动经济增长速度的有效提升。只有在功能分化式的现代社会，才真正破除了限制分工深化的樊篱，营造出专业化水平提高可以带来相应回报的激励环境，从而推动分工的无限深化，带来经济的持续增长。
四、中国的分工、分化与现代化转型
运用上述的“社会系统分化理论”和“现代化转型理论”来审视中国的问题，与其他传统社会相比，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是世袭因素相对少、社会流动性比较高。自秦始皇废分封、置郡县以来，国家派出的政府官员而非世袭贵族逐渐成为地方的实际治理者。钱穆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单只皇室一家是世袭的，“政府里便没有第二个职位，第二个家庭，可以照样承袭”⑩。更为重要的是，科举制度的推行在理论上实行了“将政权开放给任何人”的目标。绝大多数人无论出身，只要有才学和一定的运气就可能通过考试进入到社会的上层。“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即使贵为宰相，许多也是“贫寒出身，平地拔起”。有研究发现明清社会上层的垂直流动性甚至是现代西方国家也难以企及的B11。因此，中国传统社会虽然也是层级式分化为主而形成的金字塔结构，但不同阶层中的人员却非完全固定，上一辈处于社会的下层，下一辈可能转变到上层，反之亦然。较少的身份世袭因素和较高的社会流动性使得人们拥有更多的选择自由和更大的阶层变动可能，这也使得层级式的社会结构更为灵活和宽松，可以产生和容许更高的社会分工规模和深度。与其他传统社会相比，中国传统社会能够取得比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此也是密切相关的。
然而，传统中国社会也具有层级式分化的鲜明特征，即单一分层规则和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在以儒家为主的统一意识形态的支撑下，整个社会按照单一的政治权力规则被区分为不同的等级，由此形成了“官本位”体制，贯穿传统社会几千年，一直延续至今。所谓官本位，即人们以追求政治领域的行政权力（即“做官”）为指向。在官本位的层级式分化下，权力级别的划分原则弥漫到不同的社会领域，其他领域的发展或多或少均要受到行政权力的直接影响甚至支配。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明显体现在传统中国社会的“士大夫政治”之中，士大夫作为集读书人、官僚、地主、乡绅等各种身份为一体的阶层，承担着维护道统、服务朝廷、教化百姓等多种功能，是整个社会治理的主体和社会运行的黏合剂，但由此带来的负面结果是官僚阶层的非专业化和治理的功能泛化。所以，尽管传统中国社会有着更为宽松的社会结构和较高的社会分工水平，但仍然突破不了层级式分化所设下的限制。官本位体制和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从根本上制约着分工和专业化水平的持续提升，同样也难以产生出现代的经济增长。
虽然与过去相比，中国当前的经济社会状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从分工和分化的理论视角来看，官本位体制和功能泛化治理的特征仍然明显，总体上中国社会目前仍然处在由层级式分化向着功能式分化、由金字塔结构向着网络型结构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之中。社会不同领域之间的界限仍然不够清晰，权钱交易、权学交易、权法交易等不当现象仍屡见不鲜，各个领域的相对独立性和专业化水平亟待提高，功能泛化的现象仍然普遍，政府、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的定位和关系都有待进一步厘清。
因此，回到最开始的中国能否成功迈入高收入国家的问题，从分工、分化和现代化转型的理论视角来看，中国要进一步推动技术进步、生产效率提高和经济持续增长，实现创新和转型升级，就需要分工的继续深化和专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这也意味着社会应该由层级式分化向着功能式分化转变，由此伴随着社会结构从金字塔型逐渐过渡到网络型、治理模式从功能泛化转向功能分化的现代化转型过程。所以打破官本位体制，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和政资分开，将会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任务的重中之重。
五、未尽的讨论
随着研究的深入，笔者日益发现，无论是运用“社会系统分化理论”还是“现代化转型理论”，上述研究的方法和结论其实隐含着一个前提，即均意味着“中国会逐步走向一条由西方经验所导致的发展道路”。这其实是一个韦伯式的命题，那就是“为什么西方独特的发展经验和道路，会具有普世性的价值和意义？”韦伯在《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的“引言”中曾经问到：“究竟哪些情势一起作用，导致了那些在西方，并且仅仅在西方这里，才出现的文化现象――而这些现象，至少我们通常都以为，它们的发展具有普遍的意义和效力？”B12
如果不假思索地认为中国的发展必然会遵循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经验所总结出来的社会演进模式，并由此来推断中国未来的进程和应该做出的转变，这是不是又成为了另一种类型的“刻舟求剑”呢？
西方国家功能式分化的社会，是建立在个人主义传统之上的，整个社会的制度安排和运行都基于个人权利。在这种文化传统和相应的制度安排下，每个个体都是社会的完整缩影，都有其内在的权利和责任，仅凭个人串联着互相分立的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宗教领域和政治领域。就像先生所采用的经典比喻，西方社会就像捆柴，单个个体就是一根根的柴火，再由若干根柴火组成一捆一捆的捆柴（即一个个社会团体）。每个社会团体同样具有个人权利衍生出来的权利和责任，不同的社会团体之间形成相对分明的界限，因此社会的结构是一个团体格局。这种基于个人权利而形成的团体格局，对于功能式分化现代社会的产生具有重要的影响。而西方之所以会逐步演变成这种基于个人权利和团体格局而导致的功能分化式现代社会，与其所秉持的救赎和求知两大终极价值、独特的历史进程等一系列因素是密不可分的B13。
而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下，个人是社会关系网的中心点、而非孤立的个体。中国的社会关系就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其关系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人会与所处圈子中心的人发生联系（即所谓关系），联系的紧密程度和所遵循的规则取决于处于不同圈层的人与中心的人远近程度，即血缘和亲缘等关系的密切程度，这种关系的远近程度是儒家通常所称的人伦。中国社会结构就是这样一个个人的社会关系共同交织所组成的差序格局B14。
很显然，不同的文化传统产生出不同的观念和制度，一个社会的分化模式不可避免地也会受到其文化传统的影响。在中国这种“关系主义”和“差序格局”的特征下，中国一定会向着那种“功能分化”式的社会演变方式前进吗？这是一个需要我们认真探讨的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从增长、分工和分化的理论视角来看，如果“要维持经济持续增长需要分工持续深化，而要推动分工持续深化则需要社会由层级式分化转向功能分化式”的逻辑命题成立，从而推出“中国要实现经济增长和分工的持续深化，也需要转向功能式分化的社会”的结论，那么在“差序格局”和“关系主义”的文化传统下，中国的功能式分化又该如何具体实现呢？换言之，中国式的功能分化社会又表现出哪些与西方不同的特征呢？这同样是悬而未决的重要问题。
至此，为了回答“中国能否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国家”这个问题，从“增长”“分工”一路追踪到“分化”“现代化转型”，再继续讨论到“社会格局”和“文化传统”，似乎已经离开最初的问题太远了。根据推算，2015年中国人均GDP已达到11772国际元，已经超过了前述“高收入之墙”的11000国际元标准。即使根据当年价美元计算，2015年中国人均GDP也达到了8000美元左右，也有学者认为中国最早在2020年、最晚也会在2022年能够跻身世界银行设下的高收入国家行列，看起来“中国能否迈入高收入国家”，已经是一个即将由事实所验证、无须再多加讨论的问题了。
然而我们却不能这样盲目乐观，无论是中等收入陷阱还是高收入之墙，其标准仅仅只是几个数值，更为重要的是数字背后所反映的观念和制度的变化。中国迈向高收入，本质上是其现代化转型的一个环节，而中国的现代化转型，目前依然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中国现代化转型的目标，即“中国的现代文明秩序的建构”，仍然任重而道远。即使从经济领域来看，随着经济增速的下降和增长模式的变化，过去30多年高歌猛进的发展阶段已经结束，中国这艘大船逐渐离开了原有的航道，来到了一片真正未知的水域，未来的征程必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需要继续展开探索。同样如上所述，从“增长”“分工”“分化”到“现代化转型”的探讨依然没有结束，中国在自身传统下是否应该、以及如何能够走向功能式分化现代社会的道路仍然有待研究。从更深层次来看，中国如何在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大背景下，在不同观念、制度和器物碰撞的过程中实现“以古引今、以中化西”B15，真正解决“孔子+马克思”的难题，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转型之路，也许还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努力。
注释
①2010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GNI per capita）达到4270美元（当年价美元），迈入了世行所设定的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世界银行从1987年开始，按收入高低把各国分为低收入、下中等收入、上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四类。2010年世行的上中等收入国家标准为人均国民收入在3976―12275美元区间内。参见http：///DATASTATISTICS/Resources/OGHIST.xls.
②数据参见Maddison（2010）.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1-2008 AD.单位“元”为1990年国际元（1990 Int. GK$），文后未加其他说明，“元”均指1990年国际元。根据数据推算，中国2010年的人均GDP为8127国际元。
③Fatás和Mihov（2009）提出了“高收入之墙”的概念，指人均GDP8000―13000美元（2007年汇率法）的收入门槛。他们指出，凡是人均GDP超过13000美元的国家，其制度质量指数（世界银行2005年）的得分都比较高（沙特除外），而绝大部分人均GDP低于8000美元的国家，制度质量指数的水平都较低。因此，一国要跨越高收入之墙，必须在政治稳定、政府效率、法制建设、反腐败状况与管制质量等制度建设上有良好的表现。
④参见乔纳森・安德森：《走出神话：中国不会改变世界的七个理由》，中信出版社，2006年，第152―165页；刘世锦等：《我国未来生产率提升潜力与经济增长前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2014年，第173号（总第4670号）。
⑤杨小凯曾用一个“私人建房”的生动例子来比较中国和美国分工水平的明显差距。在美国，私人修建别墅中“复杂灵活的推土机”“现场水泥浇灌机”等专业化设备的使用，与其拥有较高程度的分工水平是密不可分的。参见杨小凯：《经济学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3页。
⑥例如在计划体制下，各种原材料和产品虽然由计划调配而不存在市场交易，但同样也会产生政府部门、企业等主体之间因互相协调产生的制度成本，而且这个成本往往会高于市场调节下的交易成本。参见张五常（1998）“交易成本范式”，Economic Inquiry，Vol.36，转引自《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选》，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517―518页。
⑦⑧参见G. Kneer， A. Nassehi：《卢曼社会系统理论导引》，鲁贵显译，巨流图书公司，1998年，第148页，第181页。
⑨例如在行政化的教育科研机构，教师或科研人员需要更多借助于行政级别而非研究水平提升自身的地位和回报，由此导致科研的专业化水平难以有效提高。
⑩参见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1年，第3页。
B11参见何炳棣：《的成功阶梯：社会流动的方面1368―1911》，转引自何怀宏：《选举社会：秦汉至晚清社会形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0页。
B12参见韦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页。
B13例如权力高度分散化的封建社会、大一统的天主教会制度、科学革命、宗教改革、文艺复兴等等。
B14参见：《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2010年，第24―27页。
B15唐文明教授认为当代儒学面对现代性的立场应该是“以古持今、以中化西”。参见唐文明：《迎接儒学复兴的新阶段》，《天涯》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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