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25 00:40:38
书记在xx调研时强调，要在思想认识、责任担当、方法措施上跟上中央要求，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把握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以严明的纪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内关系要正常化，批评和自我批评要经常开展，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大多数;对严重违纪的重处分、作出重大职务调整应当是少数;而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能是极极少数。这"四种形态",是十以来反腐倡廉工作的经验总结，是落实全面从严管党治党战略部署的具体体现，也是反腐败治标和治本相结合的战略思想，"四种形态"从党纪和法律两把尺子划分，既全面概括了党员干部违纪违法的四种情形，也严格界定了党员干部接受监督、自警自律的"四道防线".论述高瞻远瞩，含义深刻，充分体现了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彰显了我们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拓展了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执纪的新思路，为我们抓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贯彻落实好书记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好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要始终把纪律挺在前面，严起来、立起来，抓早抓小，不断校正党风政风，解决好"不是好同志就是阶下囚"的两级化问题，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把握好"四种形态",要突出一个"严"字。"党纪严于国法"是从严管党治党的需要。国家法律是社会中每个人都必须接受的行为准则，是底线要求。党规党纪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是对党员的刚性约束。新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将党员干部廉洁自律行为具体化到"四个必须"和"八条规范".新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将原有条例规定的10类违纪行为梳理整合、科学修订为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把关于纪律的要求更加具体化。共产党员作为社会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不仅要模范遵守国家法律，而且要按照党规党纪以更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只有纪严于法，才能保证党员干部真正敬畏纪律、遵守纪律，不敢触犯严格的党规党纪，进而不会触犯法律，起到防微杜渐的作用。纪在法之前，违法必先违纪。当法律的底线遭到践踏时，纪律的红线也就荡然无存。纪检监察机关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严起来、立起来，执行到位，把工作重心从"盯违法"转移到"盯违纪",有纪必依，违纪必纠，以"零容忍"的态度持续释放执纪必严的信号。从严惩极少数转移到管住大多数，管住"好干部"堕落为"阶下囚"的"中间地带",把"严管就是厚爱"落实的监督执纪中。
把握好"四种形态",要突出一个"早"字。"四种形态"是纪检监察机关"三转"的深化，对我们进一步聚焦主业主责，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具有更清晰的导向要求。"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大多数",体现的就是抓早抓小，动辄则咎。平时的小问题不抓不管，等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的时候查处了，这是对干部的不负责任。只有把违纪的少数人处理到位，形成震慑才能防止大多数人犯错，"拔烂树"是为了"治病树","治病树"是为了"正歪树",烂树不除，病树难治，病树不治，歪树不正。执纪问责这个"杀手锏",不是为了多处理人，而是让党员干部心存敬畏，手握戒尺，防微杜渐，少犯错误，甚至不犯错误。赋予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执纪的职责，我们就要履好职尽好则，对干部经常咬咬耳朵、扯扯袖子，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教育提醒，关口前移，抓早抓小。纪律审查既要重点查处不收敛、不收手的严重违纪违法行为，也要重视审查轻微违纪行为，逐步加大轻处分和组织处理的比重，减少严重违纪违法立案查处的比重。
王岐山同志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所作的工作报告对四种形态着墨颇多，前后共8次提及，但总要求只有一个各级党组织特别是纪委要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实践好四种形态，纪委要把四种形态运用情况作为检验工作的标准，把监督执纪各项工作做深做细做实。
进一步深化对四种形态的认识
四种形态看似平实，却含义深远，体现了我们党对管党治党规律的深刻把握。它通过层层设防，把全面从严体现在破纪之初直至立案审查之后的全过程，目的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真正体现对党员的严管厚爱。
道理如此明确，但当前一些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对此仍存在认识上的误区，其中最有市场的便是反腐拐点论。这种论调宣称，四种形态的实践，预示着反腐拐点来临，意味着反腐转向、节奏放缓、力度减弱。
还有干部把四种形态视为挡箭牌，认为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就是要用批评教育代替组织处理或纪律处分;让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成为大多数，就是要用党纪轻处分代替重处分，用纪律处分代替移送司法。山东一位纪检干部反映，有的干部受到党纪处分后还感到委屈，就是这种认识在作怪。
这些论调反映出一些人对四种形态理解不到位，实质是错判了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低估了我们党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坚定决心。
习近平总书记在六次全会上就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提出两个没有变：党中央坚定不移反对腐败的决心没有变，坚决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势头的目标没有变。王岐山同志在工作报告中指出，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党中央对形势的判断没有变，旗帜立场不会变，我们的目标任务就不能变。
这无疑给了那些仍然执迷不悟、怀有错误思想认识的人一个有力的回击。中央纪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表示，当前，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央纪委六次全会精神，准确把握全会对当前形势任务的分析，进一步深化对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实践好四种形态的认识。特别要认识到，全面从严治党仅仅是开了个头，任重而道远。实践好四种形态，纪委的责任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执纪的力度不是小了而是更大了，必须踩着不变的步伐，保持力度不减、节奏不变、尺度不松，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一步步引向深入。
树立与四种形态相适应的政绩观
实际上，需要进一步深化认识的并非只有党委和党员干部。作为管党治党的重要力量，纪检干部能否认清四种形态的内涵，树立与之相适应的政绩观，对于能否实践好四种形态尤为重要。
全会报告对各级纪委转变工作理念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从信访受理、线索处置、谈话函询，到执纪审查、调查谈话、审理报告，都要坚持纪在法前，把四种形态运用情况作为检验工作的标准。
王岐山同志在全会报告里指出，以法代纪的思维定势尚未根本转变，其中就包括一些纪检干部仍然坚持错误的政绩观。 一些省(区、市)纪委书记说，他们在日常工作和调研中发现，仍有纪检干部以办大案要案论英雄，抱着只要干部不违法，违反纪律就是小节的错误认识不放。
用纪律管全党治全党，不能以审查大案要案数量论英雄。天津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姚增科认为，实践好四种形态，纪检机关必须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既抓大抓要，又抓早抓小，从重点盯违法转向全面盯违纪，从重点盯极极少数转向综合运用四种形态。
江西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周泽民认为，必须发挥考评对纪检干部实践四种形态的导向作用。通过调整优化纪检监察工作成果指标体系，把开展谈话函询、处理一般违纪问题、为干部澄清事实等体现抓早抓小实际成效的工作成果纳入考核范围。
实际工作中，已有一些地方进行了探索。河南郑州金水区、江西乐平、浙江海盐等地及时调整考核体系，加大对党员干部轻微问题线索早发现、早处置的考核力度，倒逼纪检干部把更多精力放在日常监督执纪上，形成与四种形态相适应的考核机制。
把四种形态做深做细做实
围绕四种形态，去年以来，各级纪检机关在执纪方式上进行了探索。比如，扩大谈话、函询、诫勉范围，让有反映的干部讲清问题，认识错误，及时改正;在执纪审查中充分发挥理想信念和政策的感化教育作用，让审查对象学习党章，对照入党志愿书，深刻反思、认识错误;印发严重违纪违法干部的忏悔录或案例剖析，发挥警示教育作用等。从目前取得的效果看，一些实践探索有待细化、完善。
单就谈话来说，如何让谈话真正发挥实效，是很多纪检干部面临的难题。据一些基层纪检干部反映，有的干部把组织的苦口婆心当成厌烦的唠唠叨叨，谈完话后依然我行我素，变得皮实有的地方谈话针对性不强，缺乏直面问题的勇气和不留情面的担当，容易使谈话流于形式;有的不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不能使违纪的同志深刻认识到自己所犯错误，解开心里的疙瘩有的地方党组织不想谈、不愿谈，便推给纪委去谈。
谈话没有发挥实效，既有谈话对象个人的原因，也暴露出一些纪检干部在这方面存在的短板。一些地方纪委书记告诉记者，有的纪检干部在抓早抓小特别是在及时发现和处理一般性违纪问题上，往往意识和能力相对较弱，与当前把握运用四种形态的要求不相符合、不相适应。
工作越细致就越深入，越深入就越有成效。实践好四种形态，各级纪检机关必须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纪委六次全会要求，克服能力不足、担当不够的问题，把四种形态做深做细做实。
做深做细做实，就要健全制度，完善程序。仍以谈话为例，谁来谈、跟谁谈，谈什么、怎么谈，谈之前做什么、谈完后怎么做，谈话预期效果是什么、谈后实际效果如何这些细致具体的内容、程序和要求必须固化为制度，并严格执行，确保谈话的威慑性和教育性。在这方面，有些地方进行的探索经验可以借鉴。广东省纪委印发《关于开展谈话提醒构建抓早抓小工作机制的通知》，对运用四种形态开展谈话提醒作出制度化规定。福建省纪委出台廉政谈话提醒六项制度实施办法，对组织实施部门，谈话对象和情形，谈话方式、内容、程序、要求等，逐一作出明确规定。
[关键词] 数学教学 学习状态 调控 参与
在数学教学中，教师的教学行为往往倍受人们的关注，如：教师如何组织并促进学生的讨论，教师如何研究和激励学生的学习，教师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等，都是人们研究教师教学行为的重要内容，而教师的教学行为是否合理有效总是要通过学生的学习状态来体现的，研究教师的教学行为，就是研究教师如何调控学生的学习状态。因此对学生的学习状态的研究成了数学教学研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学习状态包括哪些？学生的学习状态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参与状态、交往状态、思维状态、情绪状态、生成状态等。这些方面既是互相独立的，又是互相影响的。其中参与状态是核心，是灵魂。因此在教学中教师要调控好学生的学习状态，关键就是要调控好学生的参与状态。
一、创设教学情境调控学生参与
“以人为本，关注人的全面发展”，要想实现“人人学有价值的数学，人人都能获得必须的数学，不同的人在数学上得到不同的发展”的目标，教师在数学教学活动中，应该把学习的主动权还给学生，让学生自主学习，在活动中学习，在活动中体验，人人参与，达到教育的公平和民主。
我在教学《圆的周长》一课时，创设了这样一个情境：两只小狗赛跑，小花狗沿着正方形的周长跑，小黄狗沿着正方形的内切圆的周长跑，随着运动员进行曲的想起，学生的注意力很快被吸引住了。接着我顺势提问：如果两只小狗的跑步速度一样，那么谁会先跑到终点呢？为什么？课堂上一下子热闹起来了：有的说小花狗跑得快，因为它跑的路都是直的；有的说小黑狗跑得快，因为它在里面；有的说不能确定。教室里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声音，同学们七嘴八舌，纷纷参与。这时有同学提出了问题：圆的周长怎么求？学生在教师创设的情境中主动参与，积极探究。
当学生提出了“圆的周长怎么求？”以后，我就问学生：谁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同学们纷纷拿出身边的工具动手操作，有的用绳子绕，有的在直尺上滚动……不一会儿，他们都用自己的方法求出了手中的圆的周长。好家伙，还真有办法！一个平时不爱讲话的小女生，竟然用双面胶在圆的外面滚了一圈，然后撕下纸条，再量出纸条的长度，同学们都认为这个办法好。这时我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圆：“谁来量一量这个圆的周长？”同学们发现用刚才的方法已经不适合了，这一下又激起了同学们的探究欲，于是我就让同学们分组合作，自主探求圆的周长与直径之间的关系。从“提出问题”到“探究问题”最后“得出结论”，整个过程中有生生互动，也有双向互动，全体师生共同建立了民主、和谐、热烈的教学氛围，从而让不同层次的学生都拥有参与和发展机会。
二、关注弱势群体调控积极情感
“学生参与的内在本质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动脑思考和情感投入，参与的外在表现为学生解答问题，开展活动，执行任务，动手作业等。”因此我们激发学生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不仅要让他们动手参与，还要让他们动脑参与，动情参与。”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都会有表现自己的欲望，都会有想要得到老师表扬的心理愿望。所以教师用赞许、欣赏的眼光和态度来对待每一位学生，是对学生的鼓励和促进。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说过：“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和鼓舞。”《圆的周长》一课中，那个不爱说话的小女孩的方法由于得到了老师和同学的肯定和表扬，她欣喜若狂，于是在后面的教学活动中，她完全没有了以前的胆怯与害怕，相反，她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和自信，在小组合作交流中，还代表小组成员在班上发言呢！纵观整个课堂教学过程，学生在动手操作中激发兴趣，在小组合作中发展个性，在交流探究在体验成功，在喜悦自豪中丰富感情，在表扬鼓励中赢得自信。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是学生学习活动的促进者，在学生讨论最激烈、情绪最高涨的时候，要关注学困生，他们是弱势群体。教师要鼓励那些不善言谈、不敢发言的学生积极参与小组的学习活动。教师要诚心诚意地把学生当做主人，使他们切实感受到成为学习主人的真正乐趣和与老师、同学共同探求知识的幸福。
三、直面课堂冲突调控动态生成
课堂本来就是一个由教师、学生、教材、环境等组成的动态系统。它具有突发性、不可预见性的特点，生成的问题也往往会超出教师的预设，新课程改革使得课堂教学更充满了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主要体现在学习情境的开放性、学习形式的多样性、学习反馈的及时性上。面对开放而复杂的课堂教学情境，教师在展开教学活动时，要沉着冷静，把握全局，重视并实施有效的课堂生成调控策略。
在教学《平行四边形》一课时，我原先是准备了一个活动的长方形，想通过拉动长方形，变成平行四边形，来说明平行四边形的面积与底边和底边上的高有关，与底边上的邻边无关。这样简简单单的，课堂上可以把大量的时间用来做各式各样的练习，数学课不是要做到精讲多练吗！可是，当我在黑板上一出示平行四边形时，就有学生把手举得高高的，嘴里还着急地叫着：“老师――老师”我知道平行四边形面积怎么求。全班同学的注意力都被他吸引了，于是我对他说：我很想听听你的意见！他屁颠屁颠的跑到黑板前，指着平行四边形的底边和邻边说：7×5=35，这时候班级里出现了两种声音：“对”，“错的”。我不得不放弃原先的预案，改变教学流程。
波利亚也曾说过：“学习任何知识的最佳途径都应由自己去发现，因为这种发现，理解最深刻，也最容易掌握其中的内在规律、性质和联系。”所以，在教学中对数学的知识形成过程，必须让学生参与。
为了引导学生带着问题开展探究活动，我首先是让学生根据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大胆猜想：平行四边形的面积可能和长方形的面积有关；接着通过操作，让同学们来拉一拉易动的平行四边形（平行四边形一拉就拉成了长方形）；再验证自己的猜想是否正确：平行四边形的面积真的等于底×邻边吗？让学生在数学活动中很自然地发现平行四边形和长方形之间有关系，但是平行四边形的面积≠底×邻边；最后归纳出平行四边形面积计算公式：平行四边形的面积=底×高。
【关键词】践行 监督执纪 四种形态 维度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党内关系要正常化，批评和自我批评要经常开展，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大多数；对严重违纪的重处分、做出重大职务调整应当是少数；而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能是极极少数”。监督执纪这“四种形态”是思想建党、制度建党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体现了党“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政治智慧。践行监督执纪“四种形态”，首要的是解决理论认同问题，重在把握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揭示的矛盾关系，增强监督执纪的理论坚定性；其次要解决价值认同问题，重在领会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蕴含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担当，坚定监督执纪的信心决心；再次要解决对照调节问题，重在适应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带来的重大转变，增强监督执纪工作匹配性；归根到底要紧扣要害，精准落实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主的基本方略，充分实现“四种形态”固有价值，开创监督执纪新局面。
遵循规律，科学把握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四个不同指向
指出，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矛盾，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对照分析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第一种形态“党内关系要正常化，批评与自我批评要经常开展，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当属主要矛盾，决定和影响着第二、三、四种形态，即次要矛盾：“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大多数；对严重违纪的重处分、做出重大职务调整应当是少数；而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能是极极少数”。具体到“四种形态”，第一种形态重在“注射疫苗”，重在经常抓、抓经常，营造“正气足、邪气无”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氛围。第二种形态重在“正歪树”，需要抓小抓细，通过组织处理起到震慑作用，实现向第一种形态的转变。第三种形态重在“治病树”，做到大病大治，快病快治，破除侥幸，形成震慑，逐步实现向第二、第一种形态转化。第四种形态重在“拔烂树”，必须紧绷反腐倡廉这根弦，保持高压态势，消除存量，遏制增量，以此保证第四种形态成为极极少数。
不忘初心，深刻领会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蕴含的政治智慧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作为党的政治智慧，根源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初心，体现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惩防并举、标本兼治”的新路子、全面从严治党的鲜明态度、主体责任与监督责任的有机统一。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党保持自身肌体健康的重要法宝。“四种形态”强调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常态，强调立案审查是极少数，在基本精神、基本取向上同这一方针是一致的，既体现了党组织对党员的厚爱，又提出了严格的要求，而且“四种形态”使得这一方针的边界更加清晰、目标更加明确。运用“四种形态”，防病于未萌，治病于初起，改变“非此即彼”的党员干部两分法，就能更好地实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
“四种形态”的提出标志着党的监督执纪工作开辟出了一条行之有效的“惩防并举、标本兼治”新路子。四种形态、四个阶段，每一种形态对应不同性质、不同程度的违纪行为，每一个阶段对应一种执纪标准，这样，震慑、警示、预防的作用就能得到有效发挥，实现治本。
“四种形态”注重的就是纪律“大熔炉”，决不允许有特殊党员，剔除极少数渣滓，锤炼最大多数，体现了管党治党的全面性；“四种形态”从日常小问题到违纪违法，刻画出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轨迹，给出了从轻到重的治理之策，充分说明了不论早晚、不论大小、不论多少、不论深浅、不论轻重，都不能放过，都要一起抓，都要一起管，时时刻刻体现出“全”和“严”的统一。
“四种形态”体现了主体责任与监督责任的有机统一。监督执纪作为党风廉政建设重要内容纳入党的建设工程，党委自然应履行主体责任。各级纪委作为党内监督的专门机关，对党风廉政建设责无旁贷，必须履行好监督责任。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恰恰是“两个责任”在党风廉政建设中的具体体现，从“四种形态”具体内容看，批评教育、组织处理、纪律处分、立案审查，都要由各级党委来领导决定和组织实施，各级纪委既协助党委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又集中精力抓好监督执纪主业。
对照调节，主动适应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带来的重大转变
在执纪理念上由“查办大案要案”向“抓早抓小抓细”转变。事实证明，许多违纪违法案例的发生都是由小问题演变为大问题，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反映的就是这一规律，要求我们必须从以往的“抓大放小、抓重放轻”向“抓早抓小抓细”转变。
在执纪方式上由“大包小揽”向三大环节转变。三大环节即线索处置、纪律审查、执纪审理。线索处置是监督执纪的源头，要综合利用“拟立案、初核、谈话函询、暂存、了结”五种方式集中统一管理违纪线索，实现对问题线索的科学规范处置。纪律审查是监督执纪的重头戏，意在用党规党纪去衡量、规范党员干部言行，应重点审查违反六大纪律和中央八项规定的行为，避免积重难返。执纪审理是监督执纪最后一道关口，要牢固树立“纪法分开、挺纪于前”的理念，由以前的重点审理违法犯罪向审理违纪问题聚焦，做到把违纪问题与违法问题分开表述，把涉嫌犯罪问题线索移送司法机关。
在执纪队伍上由“一维化能力结构”向“多维化能力结构”转变。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对执纪队伍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首先要拓宽监督执纪视野，采取“下沉一级”甚至“下沉多级”的办法，扩大“作业半径”，借以发现苗头性、倾向性、多发性问题，实现监督执纪无盲区、无例外。其次要发展专业能力，保持职业敏锐性、预防能力、驾驭复杂情形能力、综合治理能力和职业谨慎。最后要加强自我修养，成为“自身硬、自身净”的表率。
紧扣要害，精准落实监督执纪“四种形态”
紧盯党内政治生活这面“窗口”，运用发挥好批评与自我批评武器。事实表明，党内政治生活认真，第一种形态就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第一种形态出了问题，首先是党内政治生活出了问题。因此，把握运用好“四种形态”首先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而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就一刻也离不开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锐利的武器。要站在党性的高度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多一些“火药味”，少一些“打太极”。
紧抓党的纪律和规矩这把“尺子”，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四种形态”抓住了一些党员干部由好到坏的演变关键，“大问题”都是从“小问题”步步发展起来的，而“小问题”的出现往往是从不守纪律、破坏规矩开始的，一些地方、单位党的建设出问题，也往往是纲纪不彰、法度松弛导致的。所以，执行好、发挥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必须把重点放在纪律上，拿起纪律这把“尺子”丈量党员、党组织，用纪律管住大多数，靠纪律维护整片“森林”生态。
紧牵党委纪委这两个“牛鼻子”，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党委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领导者、执行者、推动者，对落实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负主体责任。纪委是监督主体，也是执纪主体，更是问责主体，要转变职能，聚焦主业，转化方式，强化监督，转变作风，加强自身监督，解决“灯下黑”问题。
紧织抓早抓小监督“密网”，让早发现早处置成长效。首先要“严”字当头，纪律底线不容突破，必须把纪律底线架在法律底线之上，牢牢把住纪律“关口”，防止党员干部违纪；其次要突出抓早抓小，一经出现萌芽性、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就要早提醒、早批评、早纠正、早处理。最后要把监督做到位，坚持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结合，构建“党群同参、循环共促”的综合监督新格局。
（作者分别为重庆交通大学思政部教授；重庆交通大学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曼荼罗；荣格；原型
中图分类号：B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07)-10-0041-01
一、曼荼罗的源流
曼荼罗的梵文为Mandala，意指“坛场”。最初是佛教徒为了请经、修法而选择清净的地方以安置佛、菩萨法像的场地。后来密宗修法时用来观想用的佛、菩萨的画像也称为“曼荼罗”。于是，曼荼罗的最初含义便具有内在的神圣性，它是作为趟越和接引的工具来导引修行而使用的。
曼荼罗的成熟形态表现在减传佛教中，高僧大德通过在“神秘圆圈”四周和中央勾画各种典雅、繁华的图案，以表达他们禅思过程的独特心理体验，同时也作为一种修炼的方式以象征性语言来传达“宇宙和神性力量的联系”。
二、曼荼罗的基本形式和结构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发现，曼荼罗的存在具有普遍性，它的象征形式不仅仅存在于东方各国，在西方世界也能见到，它的最早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旧时期时代。
在占埃及，埃及神话中冥府之后伊西斯之子荷拉斯被画于画的中央，他的四个儿子则团列在周围，表现的是―个正方的结构；曼荼罗在中世纪的欧洲曾十分流行，尤其表现在基督教的图形中，它们通常是把基督画在中央，四位福书音的作者在他的周围，这是一种埃及式的表达，基本形式仍然是曼荼罗式的。
荣格曾经在1950年发表的文章《论曼荼罗象征》中将曼荼罗的形态特征陈列出来，荣格认为它们具有以圆为中心的形式以及十字架、星星、四边形和八角形的形式。他进一步总结出曼荼罗的外在形态为，“一个圆圈，一个正方形或一个四方结构，表现为四个部分或四的倍数的对称排列”。
三、曼荼罗的象征内涵
1 四位一体
曼荼罗的基本形式和结构中包含着四位一体的特征。如果说三位一体的宗教意象体现的是一种男性的性质，四位一体则被赋予了女性的品质，这种调和性的力量是塑造个体完善性的关键因素，基本表现的是阴性与阳性特征的融合过程，通过此，人们能够踏上通向整体存在之路。
2 对立与统一
曼荼罗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形式，它还隐含着关系的确立，既表现了外部形象化的世界，也展现了创造者的内心状态，它相当于一种沟通的工具，将存在于人类潜意识内部的意象投射到外部世界上，并为转变创造契机。
通常曼荼罗图画中会包含和谐宁静之神与凶恶愤怒之神，它们象征性地表现出了存在于世间的冲突，以及隐藏其后的内在神性之光芒。信徒在想象中融入曼荼罗，去感受无意识的力量，逐渐接近自己的内在核心，通过调和对立而归于统一。整个过程便包含了信徒从二元对立到非二元性的精神状态的过渡，信徒通过曼荼罗与自身认同，使个体的心灵找到了与宇宙的实在互的方式，并将获得的感受和体验融入到生命中，从而导引出转化的经验。
关键词：生态医学；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五脏
中图分类号：R221.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3-7717（2008）05-0938-04
The Theory of Ecological Medicine in HuangDi NeiJing
LIU Suining，YAN Jian hua，GUO hua,ZHANG Junling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Beijing 100029,China
）
Abstract：HuangDi NeiJing investigated vital movement of people in natural and sodi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setted ecological medicine and psychosomatic medicine as one，bulidedfive internal organs as the core，"SanCai medical model" within the Heaven，Earth，The human beings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natural，social and regulate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function，at the same time those theories penetrated the basic concepts，theories and methods of clinical，so this is not only in their academic life science and medical science research value 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tegrating mor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words：ecological medicine；natural ecosystem；social ecosystem；five solid organs
人类在与疾病斗争的历程中，经历了神灵医学自然哲学医学生物医学模式。东西方医学都于公元前后相继建立了自然哲学医学模式，西方医学约在17世纪向生物医学的轨迹发展，而东方的中医学，依然沿着自然哲学医学继续前进，表现了其极强的生命力。这是因为中医学中自然哲学思想的实用性、合理性、科学性及当时的先进性所赋予的。正是由于中医学中自然哲学的多学科内涵，所以中医经典著作《内经》在研究人类生命活动中，发明了从自然和社会生存环境认识生命体及其生命活动的方法，综合多因素考察人体健康与疾病，提出了天然药物、食物和精神心理疗法调节人与其生存环境关系防病治病的生态医学模式。故《素问•著至教论》要求为医者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常久”，形成了“三才医学”。
本文即从人和自然、社会耦合为一体形成的生态系统探讨人之生理活动、病理变化模式，论证疾病防治原理、原
则，以期提高中医工作者的文化与科学自觉，也为人类医学的发展提示新的视角。
1 人与自然环境的生态关系
人与自然的关系，首先体现在人类是由自然界演化而生成的，如《素问•宝命全形论》曰：“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天在上，地在下，天地之中，气交之分，是人类生存的大气圈，正如《素问•六微旨大论》所谓：“天枢之上，天气主之；天枢之下，地气主之；气交之分，人气从之，万物由之。”因此，人与万物一样“沉浮于生长之门”（《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上据于天，下根于地，无时无地不受天地影响。而天地对人的影响，如《灵枢•本神》所谓：“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气薄而生者也。”这里的“德”是指天赋予人的生机和条件，如一年之四季，顺序递迁，循环往复，万古不变以及阳光、空气、雨露等；“气”是指给人类提供的各种物质条件，如饮食、水分、各种矿物质等，从而将人与天地耦合为一个生态整体。在这个生态大系统中，主要是天地对人的影响，而人的活动对于天地也有影响，但反过来又作用于人，此事今已知之。其中天对人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四季周期的变化，地对人的影响则有不同地域水土、地势的差异。
四季递迁，其主气风寒暑湿燥火的周期性变化，内容包括温度、湿度、气压以及光照、辐射、空气成分等物理、化学和生物条件的有序“涨落”。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必须适应这种周期变化，因而成为人类生存条件之一，是人类自然生态环境的重要方面。正常的气象条件与气候变化，即所谓的“风调雨顺”，是健康的基本保障；如果气候变化过于剧烈、气象条件恶劣，成为“六淫”乃至疫邪，《内经》称为“虚邪贼风”，就会致病。故《灵枢•百病始生》曰：“其中于虚邪也，因于天时，与其身形（正气不足），参以虚实，大病乃成。”中医所说的外感病，春有风温、春温，夏有暑温、暑湿，秋有秋燥，冬有伤寒，四季有应时感冒，便与季节有密切关系，即使非单纯六淫之邪引起的温疫病，也与气候因素有关。其中涉及众多生物学环节，如多种致病的病原体，其产生、繁殖、传播以及必要的中间宿主的作用，也都与季节有关。
中国古代的地理区划有五方和九州二说，都将我国西、北高，东、南低的典型地理环境进行了分析。如《素问•异法方宜论》论述五方地理与气候、水土、物产各有特点：“东方之域，天地之所始，鱼盐之地，海滨傍水”；“西方者，金石之域，沙石之处也，天地之所收引也，其民陵居而多风，水土刚强”；“北方者，天地闭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其地下，水土弱，雾露之所聚也”；“中央者，其地平以湿，天地所以生万物也众”。这大致符合我国东南纬度低，气候温暖多湿；西北纬度高，气候寒冷干燥的地理气候特点。地理环境不同，物产不同，人们的生活习惯不同，从而形成了不同的体质与生理特点，因而好发疾病不同，发病特点也不同，故上篇又提出，东方“其民食鱼而嗜咸”“鱼者使人热中，盐者胜血，故其民皆黑色疏理，其病皆为痈疡”；西方“其民不衣而褐荐，其民华食而脂肥，故邪不能伤其形体，其病生于内。”其余三方不赘。又如，《素问•五常政大论》曰：“天不足西北，左寒而右凉，地不满东南，右热而左温”“东南方，阳也，阳者其精降于下，故右热而左温。西北方，阴也，阴者其精奉于上，故左寒而右凉。”故于治疗“西北之气散而寒之，东南之气收而温之。”西北寒冷，腠理常闭，内气不得泄，又多食牛羊之肉，故其体外寒内热；东南温热，腠理常开，内气常泄，故其体外热内虚。故同感外邪，西北之人宜“散而寒之”，东南之人宜“收而温之”。此外，《内经》还认识到同经纬度垂直高度之差，阴阳盛衰异，生化先后不同，对于寿命影响有别。由于古代社会、经济、交通欠发达，交往较少，形成封闭的生态环境，造成体质差异，因而有地区多发病，乃至特有的地方病。
“人与天地相应”（《灵枢•岁露》），天地以时空内涵与人和万物构成生态系统。在这个生态系统中，天地给予人和万物以生存、繁衍条件，人和万物顺应天地变化规律而生息，反过来又对天地产生一定影响；人与万物相互依存，万物以无机、有机、生物为人类所用，诸凡饮食、药物等何不取自于万物，而人类也要为自己破坏性掠夺万物付出惨痛代价，就其医学意义而言，人与自然万物失于和谐所致灾难贯穿于病因、病证、疾病诊断防治等各方面。
2 人与社会环境的生态关系
《灵枢•逆顺肥瘦》曰：“圣人之道也，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事，必有明法，以起度数，法式检押，乃后可传焉。”“人事”即人际关系相关的社会领域，“合于人事”说明《内经》也主张人必须与社会和谐，并贯穿于医学理论和实践之中，视之为医学法规。
人高于自然万物之处在于有复杂的精神活动而进入社会领域。人的精神活动，一是有意识，能思维，产生认知，具有智慧，在认识自然和顺应自然中占据生物链的最高端；二是组成社会，人类个体参与其中，构成一个人文生态系统，诸如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习俗、教育等社会因素，总会影响人及其人际关系，而集中体现在人的精神活动上，影响人的气质形成、认知过程、心理状态。良好的个体气质和心理素质，是生存的基础；而社会环境中的各种不良刺激及个体的痛苦经历，如社会地位变迁、战争、经济、生活经历等因素都能使人产生劣性情绪、心理障碍，而影响着疾病的发生、发展。如《素问•疏五过论》曰：“尝贵后贱，虽不中邪，病从内生，名曰脱营。尝富后贫，名曰失精，五气留连，病有所并。……身体日减，气虚无精，病深无气，洒洒然时惊，病深者，以其外耗于卫，内夺于荣。”这里所说的“脱营”“失精”就是在社会地位、经济情况剧烈变化后，丧魂落魄，情绪抑郁、低落，精气耗损的结果。在现今社会大变革时代，各种社会问题引发的情绪失控，不仅造成严重的社会事故，而且威胁人们的健康。有人统计，影响国人健康因素的构成比显示，心理－社会因素占72.2％,纯生物因素占27.8％。以下列现象为例：（1）由于工作及学习过于紧张而出现自杀，记忆力下降，成绩下降，虐待及自虐，车祸，酗酒，狂食，过度减肥，精神恍惚，头晕等现象及行为，形成激动，焦虑、抑郁，烦燥，竭斯底里，情绪低落，紧张不安等心理及情绪状态，诱发或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精神心理病，胃肠病，失眠，糖尿病，内分泌失调，肝硬变，湿疹，慢性疲劳性疾病，厌食症，肥胖，肿瘤等疾病。（2）由于人际关系差而出现家庭或婚姻问题，脾气暴躁，自杀，凶杀，车祸、虐待，酗酒，打斗，精神不振等现象及行为，形成激动，抑郁，焦虑，愤怒，情绪低落，狂妄，紧张，烦躁，自卑感等心理及情绪状态，诱发或导致心脑血管病，精神心理病，失眠，糖尿病，胃肠病，内分泌失调，肝硬变，湿疹，肿瘤等疾病。（3）由于贫富悬殊而出现暴力，破坏，酗酒，抢劫，凶杀，行乞，营养不良，不良等现象及行为，形成激动，抑郁，愤怒，失落感，沮丧，情绪不稳，自卑等心理及情绪状态，诱发或导致传染感染性疾病，性病，肠胃道疾病，营养不良，呼吸道疾病，精神心理等疾病。（4）由于信念或信仰失落而出现酗酒，暴力，自理自制能力下降，精神萎靡，搞破坏，无心工作，自残，虐待，自隐，流泪等现象及行为，形成抑郁，焦虑，愤怒，失落感，沮丧，消极情绪不稳，空虚感等心理及情绪状态，诱发或导致失眠，精神心理病，肝硬变，肿瘤等疾病。
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分别构成不同的生态环境，各有其内涵，《内经》正是通过对人与这两个生境之间关系的考察，确立疾病的形成原因，疾病的诊断、防治原理和思路、方法的。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喜怒不节，寒暑过度，生乃不固”，从两个生态环境失调论疾病形成的原因；《灵枢•百病始生》云：“喜怒不节，则伤脏，脏伤则病起于阴也；清湿袭虚，则病起于下；风雨袭虚，则病起于上，是谓三部。”从受天地之邪与人事情绪之变将病证按部位分为阴阳、上下三类，即后世所说的外感、内伤与杂病。在诊断上，《素问•疏五过论》曰：“诊有三常，必问贵贱，封君败伤，及欲侯王。故贵脱势，虽不中邪，精神内伤，身必败亡。始富后贫，虽不伤邪，皮焦筋屈，痿为挛。”显见的是诊法中强调社会心理因素；而治疗中更是将因时、因地、因人制宜作为基本治疗思想，特别突出病人心理障碍的疏导，并有专门的精神疗法。特别具有学术价值的是，《内经》将这两种生态环境合而为一，运用自然哲学的系统整体思维，成功建构了以五脏为核心的人体内外环境相统一的医学生态系统，并熔入医学基本概念、基本理论之中，成为中医理论与临床的学术支柱。
3 五脏是人内外环境沟通的机枢主体
在天地人构成的生态系统中，《内经》突出了人的中心地位，并以人的五脏作为这个系统的核心。这里的五脏概念已从实体取义演化到功能主体的内涵[2]，以便对天地人生态系统进行宏观整体把握，从而有四时五脏、神志五脏之论。
3.1 四时五脏 人在漫长进化过程中，受自然选择而生存、发展，体内形成相适应的机制。大自然对于天地万物的影响，最主要是四时，故《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曰：“夫阴阳四时者，万物之根本也。故圣人……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素问•宝命全形论》也谓：“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内经》以五脏作为人体适应四时变化规律的主体，即四时五脏。
四时五脏的形式有两种：一是肝心肺肾各应春夏秋冬，而“脾不主时”“寄旺于四季”（《素问•太阴阳明论》）。这与五行形式之一，“中央土以灌四傍”以脾为孤脏相呼应。二是五脏应五时，除了肝心肺肾各应春夏秋冬外，在夏秋之间又增一长夏属土以为脾应，如《素问•脏气法时论》曰“脾主长夏，足太阴阳明主治”。另《素问•六节藏象论》也认为脾以“至阴之气，通于土气”。“主”与“通于”即应时而旺之意，标志着五脏精气随时序（段）而递相盛衰，亦即《素问•平人气象论》所说：春“藏真散于肝”，夏“藏真通于心”，长夏“藏真濡于脾”，秋“藏真高于肺”，冬“藏真下于肾”。
四时五脏的意义就是将人适应季节变化的生命活动机制化、模型化，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言：“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这里适应季节变化的生命活动机制模型就是生长收藏，而以五脏命其名，即四时法则的代称。《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所说，春三月“发陈”，夏三月“蕃莠”，秋三月“容平”，冬三月“闭藏”，依取象类比原则即五脏功能特性，二者一致是人顺应四时的生理基础，也是四季调神养五脏的理论依据，反之则伤相应之脏：“逆春气，则少阳不生，肝气内变；逆夏气，则太阳不长，心气内洞；逆秋气，则太阴不收，肺气焦满；逆冬气，则少阴不藏，肾气独沉。”在具体病证的病因、病机上，《内经》也以四时五脏说理，如《素问•咳论》“五脏各以其时受病，非其时，各传以与之。……乘秋则肺先受邪，乘春则肝先受之，乘夏则心先受之，乘至阴则脾先受之，乘冬则肾先受之。”咳为肺病，肺于秋当令，秋咳为肺本病，春咳则是肝病传与肺，依此类推。
3.2 神志五脏 在人与社会构成的生态系统中，诸种社会因素对及其人际关系的影响，集中体现在人的精神活动上，通过人的气质形成、认知过程、心理状态，形成各种情绪。《内经》将精神活动总称为神志，包括五神、五志，五神即神、魂、魄、意、志，主要包括意识、认知、思维；五志指怒、喜、思、忧、恐，主要包括各种心理情绪，统由五脏所主。如《素问•宣明五气论》曰：“五脏所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又《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谓：肝“在志为怒”，心“在志为喜”，脾“在志为思”，肺“在志为忧”，肾“在志为恐”。从而赋予五脏以精神变化功能主体的地位，称为神志五脏。
《内经》神志五脏理论，意在把握社会因素引起的精神心理变化对人生命活动影响的规律。如《素问•疏五过论》曰：“离绝菀结，忧恐喜怒，五脏空虚，血气离守。”《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则将情志过激所伤与五脏具体对应起来，说：“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灵枢•本神》更进一步论述了劣性心理情绪致病及其演化规律，说：“心，怵惕思虑则伤神，神伤则恐惧自失，破脱肉，毛悴色夭，死于冬。脾愁忧而不解则伤意，意伤则乱，四肢不举，毛悴色夭，死于春。肝，悲哀动中则伤魂，魂伤则狂忘不精，不精则不正，当人阴缩而挛筋，两胁骨不举，毛悴色夭，死于秋。肺，喜乐无极则伤魄，魄伤则狂，狂者意不存人，皮革焦，毛悴色夭，死于夏。肾，盛怒而不止则伤志，志伤则喜忘其前言，腰脊不可以俯仰屈伸，毛悴色夭，死于季夏。”说明社会活动中的过度悲哀、喜乐、暴怒等情绪会伤及五脏及其所藏魂魄等，影响认知、思维、行为，甚至引发躯体症状。
3.3 四时五脏 神志五脏统归于五脏气化之机 四时五脏、神志五脏，是《内经》关于人与其生存环境和谐统一、取得生存优势的生命机理之理论化表述，其方法是古代哲学的精气、阴阳、五行，即今所说系统整体方法。简而言之，就是以五行沟通天人，同时又赋予五脏以五行功能化的概念，以便运用五行纵横相关、生克制化联系，掌握其机理与规律。
阴阳五行是具体演绎精气运动规律的机理模式，因而《内经》五脏的基本概念归于气化模式。按人“以四时之法成”原则，即肝生、心长、肺收、肾藏，脾或主化（五时）或“中央土以灌四旁”（四时），从而演化出《素问•六节藏象论》“心者生之本”、“肺者气之本”、“肝者罢极之本”、“肾者……封藏之本”“脾…者，仓禀之本”的大气化概念，《素问•剌禁论》“肝生于左，肺藏于右，心部于表，肾治于里，脾为之使，胃为之市”之小气概念，而总归于精气的宣泄、扩张、收敛、闭藏及4种运动间的调节。《内经》便是运用精气的这4种（5种）运动方式之间的相互促进和制约，在天地人之间“搭建”了一座理论“桥梁”，使它们的关系状态之“和”与“不和”可以被认识，并在一定程度上能加以调节。
五脏主身之气化的理论不仅赋予中医五脏概念具有功能化的特点，而且能使之与研究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变化的学科界限变得模糊，甚至消失，在今天看来处处含有“边缘学科”的内涵。更重要的是它完整、系统地论证了中国古代生态医学理论，在医疗实践的操作性上又非常成熟、有效，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
现代系统科学认为，人体是一个开放的巨系统，它不断地与所处的自然社会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输出、输入和反馈互动。中医学以一种特殊的形式―精气•阴阳•五行关系模式，将自然、社会和人体及其生命活动构成为以五脏为核心，外应四时（五时）、五方、五气、五味（谷肉果菜）、五音、五色，内系五腑（六腑）、十二经脉、五官七窍、藏五神、出五志等一个大生态系统，表述人之生命体是一个处于非平衡状态的自组织系
统，通过涨落，自组织系统可以在时间空间和功能上实现稳态和有序。
4 中医学生态观的临床应用举隅
中医学生态医学思想有着广泛的应用和悠久的历史，无论在气候地理环境、社会医学、生物环境、体质研究、临床治疗、养生防病等方面中医药都有丰富的经验和方法。
4.1 气候地域环境
四季气候变化、地理环境水土等特点，对人病证形成及其病位有一定的联系，如《素问•金匮真言论》：“东风生于春，病在肝；南风生于夏，病在心；西风生于秋，病在肺；北风生于冬，病在肾；中央为土，病在脾。”
现代研究表明，疾病发病率与季节相关。邱彩兰等对1981-1993年广西地区消化道疾病的住院病例的调查发现4月-9月高温、高湿度的季节，肠胃炎发病率最高，这与夏病于脾胃之说吻合[3]；王玲等分析发现冠心病除冬天高发外，夏天高温、低压时高龄患者病猝发率也会增加，多因心血管粥样硬化而管内压突然增加所导致 [4]。四季中，当春季少阳之气升发不能应时而旺,肝气应升不升，会导致气机郁滞，表现为抑郁；若少阳升发太过，会表现为精神燥狂，如张晓云等分析调查5000例精神病患者发现精神分裂症春季发病最多[5]；刘淑徵等调查儿科住院泌尿系统疾病238例，发现冬季急性肾炎和泌尿系感染发病率高，主要是小儿器官脏腑稚嫩，防御功能薄弱易受病毒或细菌感染而致病[6]。
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特点，传统习俗人的体质，文化和水土（地壳表面元素）等的差异，会有不同的发病规律。如西北方人高大，腠理致密，病多寒燥；东南方人体形较短小，腠理粗疏，病多湿热。东南沿海一带，气候湿热及当地的饮食习惯，多皮肤病、湿热病；而地方性甲状腺肿多分布在远离海洋的内陆和山区，地方性氟病，多在贵州、甘肃、山东等地。又如广东潮汕一带，人们嗜食品，鼻咽癌病多发等。中医诊治往往会根据地域不同而作相应处理，如徐大椿《医学源流论》说：“西北地寒，当用温热之药；东南地温，当用清凉之品……若中州之卑湿，山峡之高燥，皆当随地制宜。”
4.2 精神心理治疗 《内经》对于社会生态失调形成的情志紊乱进而所致病证，运用神志五脏与气化五脏理论，或用针、或用药、或用精神疗法，已形成系统、完善的治疗思路和方法，并强调精神心理疗法，如清•吴尚先《理瀹骈文》谓：“七情治病也，看花解闷，听曲消愁，有胜于药者也。”在《内经》，则据五脏五行相克关系，提出“以情胜情”之法，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怒伤肝，悲胜怒”“喜伤心，恐胜喜”“思伤脾，怒胜思”“忧伤肺，喜胜忧”“恐伤肾，思胜恐。”金元医家张从正《儒门事亲•九气感疾更相为治衍二十六》释曰：“悲可以治怒，以怆恻苦楚之言感之；喜可以治悲，以谑浪亵狎之言娱之；恐可以治喜，以恐惧死亡之言怖之；怒可以治思，以污辱欺罔之言触之；思可以治恐，以虑彼志此之言夺之。”张氏正是治疗因情志过激而致疑难病证的高手，如“一富家妇，伤思虑过甚，二年不寐，无药可疗，其夫求戴人诊之，曰：两手脉俱缓，此脾受之也，脾主思故也。乃与其夫以怒激之，多取其财，饮酒数日，不处一方而去。其妇大怒，汗出，是日困眠。如是八九日不寤，自是食进，脉得其平。”（清•俞震《古今医案按•七情》）此是运用情志相胜法治疗的典型案例。
4.3 养生治未病 养生治未病是预防医学的基本任务。中医学正可发挥其生态学医学之优势，通过调节人们的生活方式，顺应自然，避免邪害；和谐于社会人际之间，避免情伤。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四季寒暑对人们行为的约束越来越小，大城市夜生活使人们不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过度的工作压力和紧张的精神情绪，使人们长久处于过度心理应激状态；工业化遍及全球，空气、水质、噪声、放射性污染无所不在。如此等等，使人类虽然摆脱了烈性传染病的危害，但很快觉察到环境污染和恶劣的生活方式对健康的致命威胁。人们呼喊“回归自然”“返于质朴”的口号。我们虽然不能回到“茹毛饮血”“穴居野处”的时代，但对大自然的敬畏与天地人的和谐，是人类预防疾病的基本选择；在人际关系以及人与社会、群体之间，个体必须善为处之，调适观念与心态，以维持与社会环境的和谐，这也正是联合国卫生组织健康新标准要求在身体上、精神上和社会适应上的完好状态的目的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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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丘彩兰，李耀武.消化道疾病与气象条件的关系［J］.广西科学院学报，1996，12(6) :28-30.
［4］ 王玲.冠心病与气象因素的关系［J］.临床荟萃，2007，22(3):178-179.
在为人们提供便利的同时，手机短信也产生了负面影响，具体表现多种多样。例如，虚假诈骗信息、网络传销信息、色情信息、骚扰信息等，对此类信息而言，虽然其有巨大的社会危害性，然而它的危害性以及人们对其危害性的认识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这些信息对社会的负面影响是通过损害具体个人利益来实现的，只要我们通过正确的途径，引导人们识别这些信息，教给他们科学方法，就能在全社会中形成一种“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声势，而且随着人们经验的积累，各种法律法规的出台，此类短信的生命力不会长久。
四大危害短信
值得警惕的是，人们对一些违背当前主流意识形态的短信并没有丝毫戒备之心，相反却敞开怀抱以欣赏的眼光接受它们，并以极大的热情和兴趣进一步传播它们。如果对它们予以分类的话，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攻击党及党的指导思想、路线方针政策及理论创新成果的短信；第二类是攻击过去、现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短信，它们有的以政治谣言的身份出现，有的以损毁领导人或其家人的言论出现，破坏、丑化甚至败坏他们在人民心目中的形氟第三类是无限夸大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现实问题的短信，它们有的无中生有、言过其实，有的把一些彼此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联系在一起，诋毁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成果；第四类是引导人们迎合社会上的一些不良风气的信息，颠倒荣辱、颠倒美丑、颠倒是非。有些短信过分宣扬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对官场倾轧、官僚腐朽生活津津乐道，对传统文化中的负面影响啧啧称赏，以及不加批判地展示人性的弱点等等，引导人们认同消极的处事态度和歪曲的价值观念。
从以上四类信息的特征来讲，它们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调侃性。它们以民谣、顺口溜、诗歌方言等形式出现，从骨子透着幽默，具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许多人对此不是拒绝和排斥，而是津津乐道，甚至自愿充当“义务传播者”。虽然短信话语并不等于现实中话语，然而，当前出现的短信内容已经绝不仅仅出现在手机中，它已经慢慢成为人们现实话语的一部分，在私下聊天、朋友聚会、酒桌上、家庭中等各种非正式场合，它们被堂而皇之地拿来相互交流、共同“欣赏”。
更值得警惕的是，收发短信的人已经绝不仅仅局限于青年人和学生中间，国家公职人员包括党员干部甚至教师，也已经成为其中的重要参与群体。按照美国著名作家凯・艾伦鲍“如果你有很多时间和那些做坏事的人在一起，那你在一定程度上是赞同他们所做的事情”的观点，传播和欣赏这些不良短信的人们尽管大多数不会去实践，但长期沉浸在这样一种偏激、非健康状态的不良语言、文化氛围内，起码在当前是不反对堕落短信的内容和观点的。
短信对待当前的主流意识形态，如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热爱祖国、服务人民等，尤其是对待我们党和政府以非常严肃、高度重视的理论创新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非常严肃、郑重其事，另一种是极尽调侃、不屑一顾。主流意识形态被人们不经意间在拇指的移动中予以解构，这是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
短信中的意识形态
当然，从手机短信传播的性质来看，它还够不成一种意识形态，至多只能算是一种社会心理，有的甚至还属于个体心理层面。然而，不能因此而忽视它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因为社会心理与社会意识形态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一方面，社会心理是社会意识形态的直接动力和主要来源。意识形态是以经济基础为最终来源，但它们之间的关系不一定是直接的。在其间社会心理起到调解作用。一旦社会心理对意识形态的发展有了要求，意识形态就会或迟或早发生变化。另一方面，社会心理对社会意识形态有积极的吸取和转化的作用。社会心理有巨大的反馈作用，任何完美的意识形态如果没有或不能被社会心理所吸收，就无法回到实践中去发挥它的推动作用。 意识形态的精华内容常常是对社会心理的加工和整理而被长久地保存下来，它与经济基础之间总是处于适应和不适应之中。社会心理是意识形态转化的过滤器，起着重要的缓冲作用。一种意识形态如果与普遍的社会心理相悖，就很难存在和发展。对于传播、认同、欣赏这类短信的具体个人，当然不应该从、主义、反先进文化的角度来分析和研究，客观地分析，传播和欣赏这些短信的绝大多数人，与其说是故意传播、、反政府的言论，不如准确地说他们是在追求一种娱乐方式和幽默方式。
然而从社会心理所产生的影响来说，手机短信正在成为人们发泄情绪的重要途径，成为文化传播中的灰色区域之一，在一定程度已经涉及反主流意识形态倾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如果任其负文化现象泛滥，必然会麻痹社会和人民，特别是毒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使他们沉溺于低级、庸俗甚至反动趣味。
三重治理有害短信
一是既要把它纳入信息化的大潮流又不能简单地把它作为互联网中的问题去治理。短信文化与互联网文化有极大的相通之处，短信文化与互联网文化相互促进，彼此加强，缺少一方，另一方就会逊色许多，许多短信首先是从互联网上产生出来，进而传播开去。如果离开信息化的趋势单独地治理短信问题，只能是治标不治本。在传播效果上，它只要它一经传出即刻会收到应有的效果，不需要人们通过自己的意愿去选择，而在浩如烟海的互联网中，只要人们不去刻意地搜索它就不会产生负面的效果；其它诸如传播隐蔽性、法律追究空白性等等都是与互联网的反动信息传播有着根本的不同，所以必须克服“只要治理好互联网，短信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的错误思想，从法律法规、技术、运营商等层面人手，注意短信文化的特殊性。
我国地大物博,多民族共聚一堂,各区域的地态、心态、史态、语态、乐态[2]各不相同,形成了民族音乐千差万别的音乐之源,导致了我国多姿多彩的音乐形态。
(一)生态环境对民族音乐形成有深刻的影响
不同的自然生态环境,是形成每个民族或地区音乐差别的自然环境基础。人类的一切活动,首先都受制于一定的地理气候环境,即所谓“顺其自然”。地态即自然地理和气候条件,它决定人们生活的一切方面,在不同地态生存的人们过着不同的生活,也决定音乐表现的差别化的具体形式。自然因素的差异,必将影响人的心理活动。与某种特定的生态环境相适应的人文环境,经由心态的作用创造出音乐形式的文化。这种差异化的心态,也将形成不同区域民族音乐的内容与形式。中国北方的人群常年在艰苦的客观环境生活,甚至以游牧为生或要与各种各样的野外生存环境相抗争,因而形成了特定的彪悍与豪放的性格特质。生活语言转化为音乐语言,两种语言虽各具不同特征,但必须依据和遵循语言本身的特殊状态和特定规律。这便是语态。语言组合,语言繁简,语言的声、韵、调,语气语法,语言的自然节律,等等,总之,语言的一切表现形式与方式,都将直接影响到民族音乐特定形态的形成与发展。乐态是受上述地态、心态、史态、语态等四态的共同作用与影响而被创作出来,但乐态又具有自身的各种不同特征与不同功能的基本形态。上述“五态”既有前因后果的逻辑关系,又有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中国的民族音乐形态学理论的研究,必须先要研究我国各民族、各地区不同的“五态”,解读5种形态的逻辑关系和辩证关系。因为地态、心态、史态与语态共同制约着乐态的形成与发展,各区域的地态、心态、史态、语态各不相同,形成了民族音乐千差万别的音乐之源,进而导致了我国多姿多彩的音乐形态。
(二)民族音乐的旋律特征与板块分布
1.五声与五声性的七声旋律中的3种基本形态(1)上下行委婉级进(包括大小三度小跳)[3]33-37。(2)四度连续跳进。(3)级进时某些音级翻高或降低八度出现的六、七度大跳[3]33-37。上述3种基本旋律形态形成了我国民族音乐中的三大类旋律音程模式。第一种形态南方居多;第二种形态北方居多;第三种以北方的内蒙、陕北、东北地区居多。2.南、北方及中部交汇区各自特殊的旋律形态在我国南北交界区域的鄂、皖、豫南等中部地区,他们的旋律形态多为以北方的四度跳进开口,也有与南方婉转的级进交融的特殊旋律形态。3.曲艺与戏曲音乐旋律中突出的拖腔的应用在我国民族音乐的旋律中,存在于曲艺与戏曲音乐旋律中的长短不一的拖腔应用无疑最别致。有些拖腔是结构变化的需要,有些结构的腔调在特定的地方必须使用某些拖腔;有些拖腔是为了美化旋律;有些拖腔则是为了表现特定的人物性格与特定的思想情感。可以说,拖腔是我国民族音乐,尤其是曲艺与戏曲音乐中不可或缺的旋律创作手法,它被喻为是我国戏曲音乐的“三绝”之一。如谱例1、谱例2的拖腔[2]33-37,便表现出了不同的音乐效果:总之,不同地区的审美特点及习惯、相异的语言结构等因素,都成为民族音乐旋律形态及特征的重要依据。
(三)民族音乐的调式体系与板块分布
调式是音乐的灵魂、神经中枢,拨一丝而动全盘。一般人可能说不清调式,但是,都会因为调式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反应和联想。民族调式受我国传统的“和”的审美制约,形成了可以量化计算的调式构成的平衡原则。通过对于旋律是否平衡的计算,我们可获得一种富于民族民间特色的曲调的优选法与调式的优选法[4]。1.民族音乐的调式体系。我国民族音乐中,千万支曲的旋律与终止式组成了徵羽两大终止群体。4类基本旋律音程和4种基本终止式组成了徵终止群体,这一群体包括大量的徵调式和部分宫调式以及下行终止的商调式。另一种类型则以la为中心音,包括4类基本旋律音程和4种基本终止式。它们组成了羽终止群体,该群体包括大量的羽调式和部分上行终止的商调式与少量角调式。这两个终止群体以徵调式羽调式为主干,包括宫商角徵羽5类调式,形成了民族音乐的徵羽调式体系[5]。2.民族音乐的调式类别及型号。从总体看,我国民族音乐的调式存在宫、商、角、徵、羽5类调式。同时还有双重性调式,如既是徵又是商,非徵非商;既是宫又是徵,非宫非徵的调式,等等。另外,还有不同调式类别的渐变性与交融性。如湖北土家族民歌《龙船调》等就不是单纯的汉族民族音乐通用的徵调式,而是少数民族的羽调式与汉族的徵调式交融的羽徵调式。同一类别的调式也会因为上句终止音的不同,即不同的调式支持音而形成不同的调式型号,并具有不同的风格与不同的表现力。这就是北方音乐为什么大都粗犷豪放而南方音乐为什么甜美轻柔的重要原因之一。3.民族音乐的调性变化。在我国民族音乐中,五声调式有着与西方音乐不同的转调方式,即大都靠变宫与清角两个偏音的出现进行调性转换。变宫为角转入上属系统调性,即去掉宫音而唱变宫音,有似宫音“降低”了半音,故而压抑、黯淡,民间叫“屈调”、“反调”、“败韵“。清角为宫转入下属系统调性,是屈调角音而唱清角音,有似角音升高了半音,故而开朗、明亮,民间叫扬调、正调。如谱例中西方音乐调性变化的原理具有一致性的特点,而由此变化产生的表现功能则是相反的。例如刘天华的《光明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民族音乐调式的板块分布:汉族地区属于徵调式的大海。而细分可知,汉族地区内的西北板块区,即陕晋板块区,以徵调式、商调式,非徵非商、既徵且商的调式为普遍;华北板块区,即冀、鲁、豫东、皖中北、江苏,以徵调式、宫调式和非徵非宫、既徵且宫的调式为普遍;以湖北为主的中部板块区,四周的调式影响聚居于此,故以徵、宫调式为主,包括羽以及上、下行终止商调式等多种调式并存的局面。南方地区以徵调式为主;西南以徵调式和上行终止的商调式为普遍。少数民族地区拥有自己极富本民族特色的调式。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突出的是五声、六声、七声羽调式。在新疆和,多种特殊音阶与羽调式等都很突出;另外,角调式、徵调式、宫调式以及非徵非宫调式也很有特色。西南与南方的诸多少数民族的音乐中,四川、云南、贵州、海南、台湾是以羽调式居多,而云南、贵州、广西等地则以上行终止的商调式突出,广西等地又以徵调式、宫调式突出。这些都形成了我国少数民族音乐绚丽多姿的特殊风景线。在汉族与少数民族接壤混合交融的地区,汉族的徵调式与少数民族的羽调式往往相互影响,形成了徵、羽调式交融的羽徵调式。
(四)民族音乐的结构特征与板块分布
我国是多民族国家,民族音乐的结构形态表现也丰富多样,其中普遍的、典型的形式是两句体与四句体。两句体与四句体是民族音乐的基础结构。(两)句(上下)结构与起承转合的四句结构是我国民族音乐的普遍结构形态。1.两句体,上下句,通常还叫对答句、乐段。它还可再分为:(1)单两句体(单乐段):A+A,A+B;(2)复两句体(复合乐段):这种结构属于单两句体的发展或者说是两个两句体的组合。这类两句体在民族音乐中几乎占半壁江山,而且主要集中在北方和少数民族地区。2.四句体:通常叫做起承转合四句体,或者叫四句头、四句腔等。它普遍存在于南方地区及南北交汇的地区。这些特殊的民族音乐结构有存在于南北交汇处及周边地区的“五句体”、“赶五句”、“穿句子”等。这些特殊的音乐结构形式体现了我国各民族人的音乐智慧,是我国民族音乐结构区别于其他国家或地区音乐的主要特点之一。
践行四种形态调研报告范文(一)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9月24日至26日在福建调研时指出，要把握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以严明的纪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这一重要论述，体现依规治党、挺纪在前的管党治党要求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对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黄陵县纪委围绕四种形态，突出抓早抓小，勇于揭短亮丑，敢于动真碰硬，提高监督执纪问责实效，在践行四种形态上取得了一定成效。同时，在工作中也遇到一些难点阻力，亟待我们研究和解决。
一、我县践行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具体举措
1、认真学思践悟，深刻领会内涵。县纪委向全县xxx名县级领导、县直部门党委(党总支)书记、乡镇党政主要负责人及专兼职纪检监察干部下发《学思践悟》读本，并采取集中学与自我学、专题辅导与相互交流相结合等方式，进行深入细致学习，使大家对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新思路、新举措，以及四种形态有更深的理解和掌握。县纪委通过召开常委会、专题学习会等形式，组织纪检监察干部认真学关于四种形态重要论述精神，使全体干部悉心领会、领悟中省市纪委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省市纪委和县委的决策部署上来;将四种形态的精神实质、深刻内涵传递给每位干部，准确把握大多数与极极少数、治标与治本、严管与厚爱等关系，并研究提出了贯彻落实四种形态、推进监督执纪问责的具体要求。取得了传上情、解疑惑，聚共识、促工作的效果。
2、坚持抓小抓早，深化作风建设。严格用纪律约束党员干部，堵住源头初始，建立咬耳朵扯袖子的常态化机制，把四种形态真正体现和运用到工作的各个方面。在转变干部作风和纠正方面，推进作风建设常态长效，健全完善问题监督检查、督查督办、通报曝光、问责追究机制。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关于县级领导干部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实施意见》，制定《八项规定监督检查办法》。严惩顶风违纪行为，紧盯春节、五一等重要节点，开展监督执纪。自xxxx年以来，共开展重点督查和明查暗访xx次，查处案件xxx起，党政纪处分xx人，警示训诫xx人，对干部作风建设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坚决点名道姓通报曝光。开展正风肃纪专项治理，相继开展公共服务行业和窗口单位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公务机关治理庸懒散纪律作风整顿、行政执法部门行业作风整顿活动，推行群众和服务对象监督评价权力部门和窗口单位机制，组织实施创建人民群众满意基层站所和服务窗动，扎实开展民主评议政风行风工作，有效杜绝了慵懒散、吃拿卡要、中梗阻等现象，各级各部门服务质量普遍提高，工作作风明显转变，社会满意度不断提升。在举报工作方面，找准服务纪律审查工作的落脚点，把好问题线索精准化筛选关口，突出抓早抓小，及时发现、核查违反纪律和规矩的问题，对反映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和一般轻微违纪问题，及时约谈函询，及早教育提醒，防止小问题演变为大错误。
3、落实两个责任，强化责任担当。全县各级党组织坚持把落实主体责任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切实当好本地区本系统本单位党风廉政建设的领导者、执行者、推动者;各级纪检组织全面落实监督责任，积极协助同级党组织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一是夯实各级责任。县委制定印发《关于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的实施意见》、《关于落实党风廉政建设纪委监督责任的实施意见》，分年度制定切合工作实际、操作性强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意见》等规范性文件。在每年初召开的纪检监察工作会议上，逐层签订目标责任书，坚持以上率下、逐级传导压力。二是规范督查考核。加强对第一责任人履职情况的监督检查，xxxx年以来，安排检查考核xx余次。出台《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办法》，对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实施单独考核。在xxxx年年初召开的乡镇党委书记述职报告会上，县委书记、纪委书记就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履行情况进行大会点评。三是严格责任追究。按照有关规定加大责任追究力度，依规实行一票否决。对落实主体责任态度不坚决、措施不得力的单位和领导严肃问责，对xx名领导干部分别实施了警示训诫，县委书记、纪委书记先后约谈xx名存在问题的个人和负有主体责任、监督责任的相关领导，一票否决单位x个，有力推动了反腐倡廉建设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
4、突出审点，严惩违纪少数。始终把纪律审查作为主业，建立健全大案要案发现、查处机制，始终保持高压
态势，坚持纪在法前、纪严于法，着眼大多数，宽严相济正歪树，盯紧少数，动辄则咎治病树，严防极极少数，重典治乱拔烂树。一是完善工作机制。健全完善来信、来访、来电、媒体四位一体的举报平台和网络舆情的收集、研判、报送和快速处置工作机制。推行举报民情直通车制度，出台《纪委副书记分片和常委、副局长包抓乡镇、部门联系点制度》，试行县纪委副科级以上干部每周轮流在县大厅民情直通车窗口接访，乡镇纪委书记在本乡镇定点接访制度，不断拓宽案源渠道。二是注重办案质量。推行案件协作区制度，执行一案双报告、案件线索月报告和月报结制度。充分发挥县委反腐败领导小组的职能作用，出台《县委反腐败协调领导小组案件协调工作暂行规定》，定期召开会议研究工作，县检察院、公安局共向县纪委移交违法违纪人员xx人，县纪委向公安局移交案件线索xxx件。三是突出办案重点。重点查处xx大后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领导干部。今年重点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专项整治活动，共收到各类问题线索xx件(涉及农村基层干部xx件)，目前查结xx件，正在初核x件，x件由检察院介入调查。xxxx年以来，全县纪检监察机关共受理举报xxx件，初核xxx件，立案xxx件，结案xxx件，党政纪处分xxx人，挽回经济损失xxx万元。
二、践行监督执纪四种形态遇到的难点阻力
尽管我县在践行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过程中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遇到了一些难点阻力。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思想认识不到位。四种形态是对纪检监察机关履职提出的新理念、新要求。长期以来，由于纪检监察干部习惯了原有的工作模式，对四种形态在思想上还需要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加之对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学习宣传不够，致使广大纪检监察干部在思想认识上还不能完全跟上。
二是监督执纪方式方法滞后。在实践中，由于没有建立与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相适应的配套制度，致使没有将四种形态贯穿到纪检监察举报受理、问题线索管理、纪律审查和案件审理等环节，在纪律审查各个环节还没有完全体现抓早抓小、关口前移、动辄则咎，四种形态从理念变为现实，还需不断完善纪律审查制度机制、创新监督执纪方式方法。
三是两个责任落实不够有力。从认识层面来看，两个责任作为一个全新的理念，各级党组织和纪检组织对准确把握和全面落实两个责任，还有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从机制层面来看，未出台落实两个责任的考核评价和追责办法，责任分解、考核评价、责任追究等缺乏体细化的操作规范，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基层执行难的问题。从效果层面来看，县委和县纪委在落实两个责任上，能够做到认识准确、执行到位，但个别乡镇和部门在落实两个责任上还存在不平衡的地方。在主体责任落实上，有的党组织执行标准不高，执行力层层递减;在监督责任落实上，有的乡镇纪委书记对不分管其他业务工作的要求还没有完全理解，落实的力度还不够。
三、对如何更好践行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对策建议
针对践行 四种形态遇到的难点和阻力，全县各级纪检监察组织要努力在四个新上下功夫，不断增强监督执纪实效，以严明的纪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一是思想认识要有新提升。四种形态是对纪委履职理念的重大创新，是深化三转的方向引领。要在监督执纪实践中，把握运用好四种形态，首先在思想认识上要有新提升。要把纪委的职责回归到的要求，聚焦监督执纪问责，体现纪律检查的特质。衡量纪委履职理念和成效的标准，关键看是否有利于唤醒全体党员的党规党纪意识，是否真正做到管党从严、治党有效。我们既要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强化不敢腐的氛围，又要持续探索遏制腐败的治本之策，加强纪律建设，强化廉政教育，形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当前，要以新《准则》和《条例》的颁布为契机，形成学习宣传党规党纪的浓厚氛围，教育党员干部既要坚持理想信念和宗旨这条高线，对党忠诚、敢于担当，又要守住党的纪律这条底线，干净做事。
二是执纪方式要有新转变。纪律审查是纪委的主要职责，四种形态为纪律审查提供了基本规范。要按照四种形态的要求，明确执纪重点，规范执纪流程，转变执纪方式，提升执纪效果。在举报受理、问题线索管理、纪律审查和案件审理等环节，都要以四种形态为标准，进行分类处理。要全面深化廉政谈话提醒制度，对苗头性问题及时教育提醒，抓早抓小，关口前移。纪律审查既要重点查处不
收敛、不收手的严重违纪违法行为，也要重视审查轻微违纪行为，逐步加大轻处分和组织处理的比重。要加强纪律审查信息化建设，及时分析四种形态结构特点，研判反腐败形势，提出对策举措。还要看到，四种形态并不是要在数量层面放缓反腐败的节奏，它凸显的是对违纪行为零容忍的理念。只要违纪，动辄则咎，四种形态才能从理念变为现实。
三是监督举措要有新拓展。有效的监督，是落实四种形态理念的重要保障。只有监督到位、触角灵敏，才能做到有问题早发现、早处置，有效阻断违纪进程，使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成为极极少数。要全面开展专项巡查工作，对群众举报、媒体曝光、舆情反映及明查暗访中发现违规违纪线索，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深入推进纪检监察机关三转，进一步改革县纪委、监察局内设机构，确保真正把精力集中到主责主业上来。深入推进派出机构改革，不断完善工作制度，创新监督方式，把派出机构的权威和优势充分发挥出来。要加强对党政正职的监督，完善土地出让、工程建设、资金分配、干部选拔任用等重点领域的廉政风险防控，用纪律锁紧制度的笼子，让心存侥幸者不敢妄为。
四是两个责任要有新突破。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既是对纪委监督责任的要求，也是对党委主体责任的要求。要把履行监督责任和主体责任的要求，贯穿于党的政治、组织、廉洁、群众、工作、生活纪律的方方面面。要健全责任追究制度体系，制定《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追究办法》，明确责任追究的程序、情形和方式、力度，形成责任分解、检查监督、倒查追究的完整链条。对职责范围内发生区域性、系统性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的，要严肃问责;对组织涣散、纪律松弛、问题突出的，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失察失管的，也要进行责任追究。问责追究要综合运用批评教育、诫勉谈话、组织处理、纪律处分等措施，触犯刑律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让四种形态贯穿于监督执纪问责全过程。
践行四种形态调研报告范文(二)
王**同志在福建调研时提出的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是对党的十以来管党治党实践的经验总结，是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的具体体现，是提升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精准度的科学选择，是开展监督执纪问责的行动指南，具有很强的思想性、针对性和指导性。在实践中，我们必须准确把握、善加运用，不断增强监督执纪实效，以严明的纪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一、准确定位 履职思维要有新转变
衡量纪委履职成效的标准，关键看是否有利于唤醒全体党员的党纪党规意识。四种形态体现了精准管党治党理念，为纪律尺子准确标出了管治刻度，清晰划出了治未病、正歪树、治病树、拔烂树四级警戒区，有利于对症下药、精准治疗。四种形态要求既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又要探索遏制腐败的治本之策，是对管党治党规律认识的深化。四种形态不是要在数量层面放缓反腐败节奏、减弱反腐败斗争力度，而是凸现出对违纪行为零容忍的理念。四种形态进一步诠释了纪严于法、纪先于法的要求，旨在建立更前沿、更严密的防御阵地，防止从纪律底线退守到法律底线，防止不出事都是好同志，一出事就成了阶下囚，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贯方针的传承和与时俱进，体现了严管就是厚爱的理念。因此，要自觉把四种形态的要求体现到监督执纪问责的各方面和全过程，正确处理好抓大案要案与抓早抓小的关系、保持一致与探索创新的关系、查办案件治标与教育制度治本的关系，在继续抓好治标的同时，通过强化教育和制度建设，全面唤醒党纪党规意识，逐步向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目标迈进。
二、探索创新 监督手段要有新拓展
党风廉政建设，监督是关键。只有监督到位、触角灵敏，才能做到有问题早发现、早处置。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巡察工作，紧扣六大纪律，把握好谈心谈话、征求意见、实地走访、报告撰写、督促整改等关键环节，发现问题，形成震慑。加快推进市、县派驻机构改革，实行重点派驻和综合派驻相结合的方式，实现派驻机构全覆盖，切实加强对驻在部门领导班子的监督。充分发挥谈话监督的作用，对存在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党员干部进行函询、提醒谈话，促其说清情况、认识错误、及时改正。深化民生监督工作，严肃查处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和腐败问题，加强对扶贫资金、土地征收、惠民补贴、低保资金、教育医疗、农村三资管理等重点领域的监督，督促完善廉政风险防控机制，用纪律锁紧制度的笼子。扭住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放，综合用好抓重要节点、抓具体问题、抓执纪监督、抓通报曝光等有效手段，驰而不息正风肃纪，真正让顶风违纪者长记性，让心存侥幸者收住手。加强对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问题的监督执纪问责，认真梳理问题线索，集中力量突破一批、查实一批、通报一批，形成有力震慑。
三、精准发力 执纪效能要有新提升
纪律审查是纪委的主要职责，四种形态为纪律审查提供了基本规范。要以四种形态为标准，明确执纪重点，规范执纪流程，转变执纪方式，把四种形态的要求体现在举报受理、问题线索管理、纪律审查和案件审理等各环节，提升执纪效果。在审查时机上，要定期清理线索，对发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和轻微违纪问题，更多地运用批评教育、诫勉谈话、组织处理、纪律轻处分等方式来处理，对于严重违纪甚至违法的要依纪依规严肃处理，决不手软。在审查对象上，要重点查处十后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党员干部，特别是要突出一把手这个关键少数，以极少数贪腐分子的深刻教训警示大多数党员干部。在审查内容上，要突出政治性，把是否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作为纪律审查的重点。同时也要着眼查处基层侵害群众利益的和腐败问题。在审查程序上，要坚持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缩短时间，坚持快进快出、快查快结，集中精力把主要违纪问题查清后，涉嫌违法犯罪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查处。
四、强化落实 两个责任要有新突破
把握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既是对纪委的要求，也是对党委的要求，要把四种形态贯穿于履行监督责任和主体责任的全过程。围绕省委3783主体责任体系和市委落实主体责任的《实施意见》，建立完善两个责任清单，从明责、尽责、督责、究责四个层面，努力构建落实两个责任制度体系，进一步强化各级党组织的政治责任，着力解决好执行力层层递减的问题。修订完善党风廉政建设考核、责任追究等配套制度，强化监督考核，狠抓责任追究。要用好责任追究这把杀手锏，对违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问题突出、发生顶风违纪问题，出现区域性、系统性腐败案件的地方、部门和单位，坚持一案双查，既追究主体责任，又追究监督责任，层层传导压力，级级落实责任，实现问责常态化，让四种形态贯穿于监督执纪问责全过程，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落到实处。
关键词：中断性 连续性 儒学 形态 三期说
作者简介：程志华（1965- ），男，河北武强县人，哲学博士，美国肯塔基大学哲学系交换博士生，现任河北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哲学和中西比较哲学。
一
回观整个人类的哲学发展历程便会发现，哲学史的形态更迭表现为这样一种现象：当旧有的哲学派别 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问题解答”以后，就会遇到越来越多的“难题”，从解答不了到出现危机，旧有的理论必然像一件不合身的衣服一样被能够解答“难题”的新衣服换掉。 这种新旧“衣服”更换的理论同样适用于有着绵长历史的儒学学说。就儒学来讲，其几千年迁延的历史就表现为这些新旧“衣服”间的不断更迭，即，从传统经学的诠释视角来看，新的原创性诠释对于旧有诠释的不断替代便构成了儒学的发展历史。固然，新旧诠释之间由于诠释对象的相同或相似使得新旧理论间表现出相当强的连续性。因此， 以往的儒学史研究大多强调的是“连续性”，不论是牟宗三和杜维明的“三期说”，还是李泽厚的“四期说”[1]，拟或还是其他人的“五期说”[2]等，“对其自身来说，至少是把时间衔接和连贯的现象作为基本主题，按照发展的模式分析这些现象，进而描述话语的历史脉络。” [3] 毋庸置疑，对连续性的强调是必要的，而且是合理的。因为正是内在的连续性才使得书写儒学历史成为可能。
然而，儒学史的连续性是相对的，它是在与差异性不断的相互“纠缠”下所形成的。因为如果没有 儒学义理间的差异性，便无所谓儒学的变化和发展；或者说，正是新旧诠释义理间的这种差异性才构成了儒学的发展史。康德说：“人类完成其全部天职的历程，看来就是不停地中断” [4] ，历史总会“遇到一个转折点”。 [5] 实际上，新旧理论的差异就表现为新旧理论义理之间的“中断”。既然差异表现为义理间的“中断”，因此，在治儒学史时， 既然可以以“连续性”为视角去研究，当然也就可以以“中断性”为视角去研究。也就是说，在治儒学史时，我们可以摆脱“连续性”的“纠缠”，走出时间一维的线性思维模式，以“断裂、缺陷、缺口、实证性的崭新形式乃至突然的再分配” [6] 为视角对儒学不同形态间的转换进行分析。至少，这在逻辑上是可能的。
然而，虽然以“中断性”为视角研究儒学史是可能的，但在展开相关研究之前需要说明两个问题：其一，以“中断性”为视角研究儒学史作为一个重要的维度，并非是对以“连续性”为视角的研究进行攻讦或否定，而是为了进入到更为立体和多样化的视域之中研究儒学史，从而清理儒学在“中断性”背景下的发展、变化和迁延理路。因此，虽入手处不同，但“中断性”视角与“连续性”视角一样，其目的都在于研究儒学发展的理路。其二，作为一种学术，儒学在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次历史性的“遮蔽”：秦朝倚重法家语境下的“焚书坑儒”、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倚重佛学语境下的“灭儒”、新文化运动至“”期间倚重西方文化语境下的“打倒孔家店”。这三次“遮蔽”不可谓不大，其“中断性”表现不可谓不突出，但因为其均源自外在政治的干扰，而非儒学自身的学理所致，故不在本文所谓“中断性”探讨的范围之内。
以“中断性”为视角来回顾、研究儒学史是非常复杂的，不仅要着重研究“中断性”之关联的新旧理论间的变化因子，而且甚至还要涉及话语方式的变化。一般来讲，新旧理论 的变化 因子大致包括四个方面：
其一是核心论题的变化。 对核心论题的反复论辩和基于核心论题的体系展开是一个哲学学说“安身立命”的根据，因此，新旧理论的“中断”首先意味着其核心论题的转向。就西方哲学来看，其核心论题曾经过几次大的转向：泰勒斯所开创的以探讨“万物始基”为核心论题的古希腊自然哲学在经历了一段时间之后，苏格拉底通过“认识你自己”的智慧训谕，开启了以追求“至善”为核心论题的伦理哲学形态。之后，笛卡尔借助“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搁置了经院哲学探讨“上帝本质”的核心论题，开创了以“知识来源”为核心论题的哲学学说。而维特根斯坦则根据“家族相似性”的游戏规则，把哲学的核心论题转向为意义活动的“语用研究”。 显而易见，核心论题的变化是不同哲学学说以及同一哲学学说中不同派别更替的根据。
其二是概念的变化。实际上，哲学的核心论题的变化是通过概念的变化来承载的。 当一种新的理论开始用来解释生活时，其原有的占统治地位的词语和话语 方法也不再有用，于是必然代之以一套新的概念系统。美国当代哲学家理查德·罗蒂说过：“有趣味的哲学……是逐渐令人生厌的既定语汇和正在形成中的新的语汇（它模糊地应许伟大事物）之间的竞争。” [7] 因此，“哲学是形成和发明的艺术，是制造概念的艺术。” [8] 比如，殷周时期哲学思想中的核心论题是“天命”，承载这一论题的概念是“天”、“帝”、“道”等。后来孔子以“天下如何归仁”为核心论题构建起了儒学体系，而承载这一核心论题的概念是“仁”、“义”等。在宋明时期，儒学的核心论题出现了新的转向，其核心论题具体表现为对“理”与“心”等概念的形上建构。具体讲来， 程朱理学的核心论题是“性即理”，其核心概念是“理”；而陆王心学的核心论题是“心即理”，其核心概念则是“心”。
其三是“实证性关系”的转换。所谓“实证性关系”是指哲学学说的实证的或实用的侧重面向。就儒学来讲，殷周时期的核心论题“天命”的实证面向是秉承“天道”而治，因而了解“天道”和顺应“天道”成了这个时期哲学思想的主导。但是，春秋战国以至后来的秦汉时期，战争纷起，民不聊生，寻求“天道”和顺从“天道”已变成死路一条，因此改造和提升道德人心就成了一种无奈的选择。这就是原始儒家探讨“仁”这一核心论题的实证和实用面向。在宋代，儒学以恢复道德规范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权威为责任，其实证的实用的侧重面向在于“理”所代表的普遍理性。到了明代，王阳明决心恢复程朱理学出于普遍理性的建构而取消的主体在道德建构中的责任感和主动精神，他建构起了以“心”为实体的心学本体论，其实证的实用的侧重面向变为了“心”所代表的主体性。
其四是诠释文本的变化。哲学的发展往往体现为对历史文本的解读尤其是通过对原典文本的哲学诠释而推陈出新的。因此，诠释文本的转换也是哲学发展的重要标志。就中国哲学来看，处于“轴心时代”的诸子百家即都有自己的诠释文本。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9] ，“读《易》韦编三绝” [10] ，他是在对以《周易》为代表的周礼乐文化进行诠释的基础上创立儒家学说的。之后，《庄子》以《老子》为诠释文本，《孟子》是《论语》的最好“注脚”，这是毋需多言的事实。在汉代，探究“天人之际”的儒者董仲舒所依据的诠释文本主要是《春秋公羊传》。再往后看， 宋明理学的主要诠释文本是《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为主的《四书》。之后，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是元、明、清三朝的哲学教本，不论是赞成理学的儒者，还是反对理学的流派，都以朱熹的文本作为思想创新的“依傍”。
如果以“中断性”为视角，以上述四个方面的变化因子为依据来考量儒学古展史的话，我们可以看出儒学史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分期。这些分期以古代儒学几次大的“中断性”和继此而出现的儒学形态转换为依据，每一个分期反映着儒学史上的一种形态。
二
众所周知，商周的天命观念生化构成了中国上古世界观的基始，孔子承担周礼文化之命托所创制的儒学的直接依据就是这种天命观念。不过，孔子的重点是发现仁和倡导仁，而不是为仁寻找形上的根据。“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11] 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我于老彭。” [12] 孔子是以在实践层面寻求仁之落实为鹄的的，而非为现实层面的仁寻求超越的形上根据。在孔子之后，糅合了商周天命观念和孔子之仁学的“思孟一系”，即又是面向现实层面的一种美德伦理体系。荀子的儒学礼法体系和天道性命观念更侧重发展了孔子仁学的实际面向，构筑了原始儒学的社会哲学理论框架。“从前轴心时代到轴心时代，中国文化演进的突出特色是人文性和人间性，从而，它的理性更多地是人文的、实践的理性，其理性化主要是人文实践的理性化，这在春秋时代更为明显。” [13] 此时之 儒学重视的是人之作为一“活生生的实存而有”的存在，它所展示的是“生活世界”与“孝道的伦理观”。 [14] 之后，两汉、魏晋、隋唐诸代的儒学学说便都大致依此进路展开。
应该说，孟子与孔子的一个很大不同就在于孟子直接言性说天。《孟子?尽心上》指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的确是在有意为性善寻找终极原因，并将这个原因归结到了天。不过，孟子之心性论所表达的只是人伦道德的实存面向。或者说，孟子虽然为性善找到了形上根据，但这种形上根据只是生成论意义上的，而并非本体论意义上的。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中庸》“诚”的观念。《中庸》曾试图论证“诚”为天道的本质属性，并力图以此打通天道与性命之间的关系，为儒学的道德论确立一个哲学基础。但是，这种论证因缺乏必然性而具有独断的嫌疑，因为它并没有具体回答何以天道具有伦理属性的问题，因此它未在存在界与道德界建立必然联系。因此，从总体上看，先秦儒学在根本上是非玄思的，而是实存描述的；是非本体抽象的，而是道德实践的。“敬天命而远之”等言论是此旨的绝好反映。
而且，孔子所创制的儒学自 一开始就越过宇宙本源问题，直接进入到经验世界讨论君臣之道和人伦关系。“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 [15]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 [16] “子不语怪力乱神” [17] 等寥寥数语即圈定了一个此岸世界，同时也推开了一个彼岸世界，从而拒斥了超世的神圣世界和超越的终极关怀。在儒学，对人生和社会的顿悟以及对理想的向往等统统被纳入到了亲身实践和现实经验之中，用当下的伦理尺度去规限一切成为儒学的重要特征。 “整个中国的轴心时代，如果从公元前 800年算起，并不是因为认识到自身的局限而转向超越的无限存在，理性的发展不是向神话的诸神进行伦理的反抗，更未导致唯一神论的信仰。在中国的这一过程里，更多的似乎是认识到神与神性的局限性，而更多地趋向此世和‘人间性'，对于它们来说，与其说是‘超越的'突破，毋宁说是‘人文的'转向。” [18] 正因为如此，黑格尔说：“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 [19]
可见，在先秦到隋唐间，儒学既不以本体论为追求，也拒绝了神圣世界与终极关怀，此时儒学所可选择的路径只有回到人生活的现实世界。梁启超曾说：“ 原来儒家开宗的孔子不大喜欢说什么‘性与天道'，只是想从日用行为极平实处陶养成理想的人格。” [20] 而且，儒家学者认为，人异于万物之“几希”处只在于人所具有的道德属性。“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 [21] 因此，儒学必须担负起探讨人的道德属性、表达人的道德理想、引导人过一种有德性生活的责任。此时之儒学既有孟子的“性善论”，认为人生而性善；亦有荀子的“性恶论”，认为人生而性恶。这是关于道德属性的探讨。关于道德理想，孔子认为人只有过一种有德性的生活才有意义，尧、舜、禹以及文、武、周公等就是这种道德理想的人格典范。与此相应，关于社会理想，无论是“小康社会”，还是“大同社会”，都奠基于德性生活的基础之上。至于引导人过有德性的生活并从而实现“小康”与“大同”的社会理想，自然就成为孔子所开创的儒学之天职了。
如果依据上述变化因子来考量的话，自先秦到隋唐时期的儒学其核心论题是“天下如何归仁”，其基本概念是“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等。在这些概念中，“仁”承载着儒学的核心意旨，它统摄并决定着其他概念。此时期之儒学的实证的实用的面向是通过对以“仁”为核心的上述概念的论证和对道德理想的设计来直接指导现实的道德践履。而且，在此时期儒学中，本体与工夫、性与情、理与欲、内圣与外王、人生与社会、义理与践履等命题还均处于潜存状态，因而是没有张力可言的。就诠释文本而言，周礼文化以及《论语》、《春秋》等是这一段时期儒者诠释的主要“依傍”。总的来看，自先秦至汉唐间的儒学以对实存道德的描述和对道德理想的设计为特征，这种特征的儒学，不妨可以称之为儒学之“实存道德描述形态”。
三
然而，在魏晋、尤其是隋唐时期，尤其在与佛、老的竞争中，儒学“实存道德描述形态”的理论局限日益暴露出来。当时，人们在儒学名教义理中不仅难以通过道德修为达至成贤成圣的目标，而且一当涉及有关个人安身立命等终极问题，人们不得不改换门庭，跑到佛、老那里去寻找精神寄托和理论依据。此种情形被形容为“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皆归释氏”。而且，当时还流行着一种“分工论”：“以儒治世”、“以道治身”和“以佛治心”。这就是说，儒家因为其理论解释力不足只能在经世外王领域“活动”，而有关个人身心性命的内圣和超越领域则应由佛、道二教来占领。正因为儒学对个人安身立命和终极关怀等问题缺乏理论解释力，佛教因此而攻讦儒学过于浅薄，称儒学是一种未经严密深刻论证、缺乏理论魅力因此根本不能与佛教相抗衡的“执迷”之说。 佛教对于儒学的攻击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佛教攻击儒学在理论方面过于浅薄，认为儒学理论多为对道德实存形态的描述，缺乏本体论即形而上学的深度。二是佛教攻击儒学心性论方面的漏洞，认为儒学对心性论的论证不严密，且有诸多武断之论，因而缺乏理论魅力。
就儒学“实存道德描述形态”的实际情况看，应该说佛教的攻讦是准确而切中要害的。面对佛教的攻讦，儒学只有修正、完善自身的理论体系，增强自身学术的理论解释力，以重新参与到与佛、道的竞争中去。在 敏锐地意识到佛教“身心性命”理论的魅力和其对儒学所构成的威胁后，出于巩固儒学地位的目的，宋明儒者终于从原始儒家“实存道德描述形态 ”中超越出来， 在儒家本有的学术资源之上，勇敢地但却“偷梁换柱”式地开始汲取佛、道“身心性命”的思想精华，把儒学经世外王理论建立在形而上的心性基础之上，从而使得上（天理）下（人性）相通、内（主体心性）外（生活世界）合一。很明显，这是借助于佛、道而展开的一种儒学形而上学建构“运动”。历时性地看，宋明 儒学的形而上学建构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程、朱等为代表的理学阶段，即常言的程朱理学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以陆、王为代表的心学阶段，即常言的陆王心学阶段。
就第一个阶段来看，程朱理学基本上是围绕着论证“理”的先天性、正当性和合理性展开的，而对“理”的建构又是通过诉诸于佛教心性论展开的。唐宋时期的著名理学家几乎都经历过出入于释、老而后归之于儒门的思想过程。理学的先驱周敦颐就曾在几座寺院中参学问道，之后他一变罕言性与天命之儒家传统，将天道伦理化，开创了儒学形上化的历程。继之，张载以“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二元说”为构架，进一步深化了儒学与佛教心性论的结合。之后，二程和朱熹继续通过对佛教心性论的诉求，最终建构起儒学以“理”为本体的道德本体论。从周敦颐经张载再至程、朱，其思想历程反映着“理”逐渐抽象化和本体化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完成对于儒学有着重要的意义：一则“理”本体的建构使得儒学作为道德哲学有了“合法性”基础；二则“理”本体的确立使儒学因 有了本体论思想而变得“深刻”，不再受“浅薄”之攻讦。 与“ 实存道德描述形态”的原始儒学相比，程朱理学之最大的不同在于建构起儒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因而使儒学具有了全新的学术形态。
然而，迨至明代，由程、朱所建构起的理学体系却日益显露出其局限性。 借用牟宗三的概念，程朱理学只是一种“道德底形上学”（ metaphysic of morals ），而非“道德的形上学”（ moral metaphysics ）。“道德底形上学”与“道德的形上学”是两个含义不同的概念，“前者是关于‘道德'的一种形上学的研究，以形上地讨论道德本身之基本原理为主，其所研究的题材是道德，而不是‘形上学'本身，形上学是借用。后者则是以形上学本身为主（包含本体论和宇宙论），而从‘道德的进路'入，以由‘道德性当身'所见的本源（心性）渗透至宇宙之本源，此就是由道德而进至形上学了，但却是由‘道德的进路'入，故曰‘道德的形上学'。” [22] 因此，在与佛、道竞争的过程中，程朱理学因局限于道德范阈并不足以完全抵制佛、老的冲击，因而日益显示出其理论解释的无力和卫道行为的无奈。而且， 从程、朱所设计的理学模式来看，理学实践可以比作一次永远难及终点的“长途旅行”，而“旅行者”继续前行的动力则源于他们始终坚信目的地是可以到达的。
宋明儒学的第二个阶段是陆王心学。从逻辑上讲，陆王心学是继理学之后而生发的，它是对理学的一次反拨和救正。陆王心学大大地简化了“旅行者”达及终点的路程，为“旅行者”提供了一种既便捷又有效的途径。与程朱理学相比，陆王心学的心性论更为精细、简易和完善，其对主体性的强调使得心学、因而亦使得儒学的理论魅力大大提高。王阳明认为，本体即在人心中，人的本性“德性具足”，因而根本不需去外在寻求“天理”，只要反省内求，去欲望除昏蔽，在经历一番“擦拭”的工夫后，本性之纯善即可显露。与程朱理学不同的是，陆王心学 不仅将程朱理学之“理”由身外移到了心内，更为重要的是，陆王心学将“心”本体改造成超拔于道德本体的“实体形上本体”，不仅为道德存在而且为万有的存在提供一个最终的依据，使得儒学由道德形上学进入到“实体形上学”的新形态，或者说，由“道德底形上学”进到“道德的形上学”。因此，陆王心学不但解决了道德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而且解决了儒学作为一般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从而亦解决了儒学“实存道德描述形态”下无法解决的“人道”与“天道”的统一性难题。
这样， 从中唐韩愈发起复兴儒学的运动之后， 经过宋明两个阶段的发展，儒学在明代中期 终于建立起了一个熔儒、释、道三教思想于一炉，以儒家的纲常伦理为核心内容，以佛家和道家的哲学思辨为形上基础的庞大且严密的道学体系。 就上述诠释的变化因子来看，此时期儒学的核心论题已由“天下如何归仁”具体化为“如何建立儒学的形上基础”，为儒学成为一种哲学寻求“合法性”的根据。相应地，其主要概念为“理”、“气”、“心”、“性”、“体”、“用”、“工夫”等，其中，“理”和“心”是其核心概念。但“理”和“心”这对概念的关系在理学与在心学并不相同：在理学，“理”决定着“心”；而在心学，“心”则决定着“理”。从实证的和实用的角度来看，“理”强调普遍理性的挺立，因而重视来自外在规范的约束；“心”强调主体性的挺立，因而重视主体内在的道德责任意识和自觉能动性。就诠释文本来看，这个时期的儒学以《四书》、《易传》等文本为阐释的主要“依傍”。总的来看，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虽是两种不同的问学路径，但均以建构儒学形上学为使命，故我们可以把宋明时期儒学称为儒学的“形上学形态”。
四
然而，宋明儒学在建构形上基础与完善理论体系的同时，由于学术的异化而边缘化了若干在儒学“实存道德描述形态”中本有的概念和义理，使得宋明儒学在理论上处于一种严重“失衡”状态。这种“失衡”从整体上表现为由原始儒学的“交融伦理”异化为宋明儒学的“慎独伦理”甚至“顺服伦理”。所谓“交融伦理”是指 原始儒学作为一种实践性的存在样态，其所理解的宇宙是一个统一和谐的世界，其概念义理因处于潜存状态而未表现出张力与冲突。所谓“慎独伦理”或“顺服伦理”是指 在帝皇专制政治的干预下，儒学的外王面向无法开出去，不得已只好返回来强化内圣，因此而落得个以追求“慎独”和“顺化”为旨的内倾、自闭倾向。 这种倾向带来了儒学“形上学形态”中若干义理之间诸如阳明心学建构的“实体形上本体”与程朱理学的道德本体之间、情与性之间、本体与工夫之间、内圣与外王之间的张力。“慎独伦理”和“顺服伦理”成为明末清初儒学学者批判的对象，亦因此成为儒学创新的论题资源。
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下，以黄宗羲、王夫之和顾炎武为代表的明末清初儒者在批判继承儒学“形上学形态”的同时，建构起一种新的儒学形态。新的儒学形态体现出如下的理论特征：首先，化解了道德形上本体与“实体形上本体”之间的张力。在与佛、道竞争的过程中，儒学的道德形上本体明显捉襟见肘、力不从心。为了提高儒学的理论竞争力，陆王心学把“心体”建立在道德范阈之外，使之成为一个宇宙之精神本体。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心体”不仅对于道德有解释力，而且对于之外的领域也有了话语权。但是，由于“心体”超越了道德理性，道德理性对其失去了控制和调节能力，因此“心体”不仅可以导致与佛、道的沟通，而且亦可能为瓦解道德规范进而为情识而肆提供理论支持。这种情况引起了以黄宗羲为代表的诸学者的焦虑。黄宗羲通过“盈天地皆心”的理论建构和对阳明心学“四句教”的解读，把“心体”由“实体形上本体”拉回到道德范阈，使其再次担纲起道德本体的职责。就儒学的传统来讲，这种本体的直接变易无疑是化解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本体论张力的最有效方法。
其次，新的儒学形态还化解了天理与人欲（情与性）、本体与工夫之间的张力。我们知道，由程朱理学对道德理性的强调必可推出“存天理，灭人欲”和强调工夫的主张，而由陆王心学对个体性的强调则必可推出虚无化道德规范以及边缘化工夫的结论。就社会的现实功用来讲，这两种理论都有其偏颇之处。于是，在明末清初，围绕着天理与人欲、本体与工夫，儒学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旨归是在天理与人欲间、本体与工夫间寻求一种“平衡”之道。争论的最终结果是，黄宗羲在汲取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无情何以觅性”的情性统一论和“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的本体工夫统一论。黄宗羲的这些思想把普遍理性与个体性、心学本体与切实工夫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对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综合和超越。
最后，新的儒学形态还表现为内圣外王间张力的消解。在长期的帝皇专制政治下，原始儒学之内圣外王对列并举之模型被窄化甚至被“恶化”为单一的内圣之学。内外并举因而变为内倾、自闭，外王的事功事业开不出，几经反复反而演变为儒学的心性境界超越理论。这种理论模型与原始儒学内圣外王通透并举之义理精神相距甚远。黄宗羲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努力开拓和重构儒学外王之学：一种考虑是通过外王事业的开拓，恢复原始儒学“实存道德描述形态”下内圣外王对列并举之模型；另一种考虑是通过外王事业的开拓为陆王心学的主体精神施以某种限制。基于此，黄宗羲从考据训诂、提倡“绝学”、重构社会秩序三个方面来着手重建儒学的外王之学。迨至清朝初年，经过黄宗羲等儒者的共同努力，儒学恢复了对于经世之学、“绝学”和社会的关怀，原始儒学内圣外王对列并举之理论模型复现出来。
很明显，与宋明儒学“形上学形态”相比，明末清初的儒学是一种全新的哲学形态。这种新的哲学形态以对宋明儒学“形上学形态”和原始儒学“实存道德描述形态”两种形态的超拔与综合、即“扬弃”为特征，因此它可称为儒学“形上道德实践形态”。 具体来讲，“形上道德实践形态”作为道德形上基础上的实践性学术，其核心论题是“儒学之‘仁道'如何实现”，其主要概念是“理”、“气”、“心”、“性”、本体与工夫和“经世致用”等。在实证的实用的面向上，“形上道德实践形态”表现为形上基础上的儒学整体性学术的“经世致用”。“形上道德实践形态”体现为一种对原始儒学高层次的复归，此时的儒者共同表现出向原始儒学寻求学术资源的倾向，故其诠释文本亦主要以儒学原典为主。
但是，非常不幸的是，这种新的儒学形态好景并不长，它作为一种学术并未获得充分的展开和完全的发展，儒学“形上道德实践形态”在清代中期即开始出现转向。这种转向不是出于儒学学术自身的原因，而是迫于外在的强力的政治干扰。 正是因此，现代新儒家牟宗三忽略了儒学“形上道德实践形态”所代表的这个重大转向，认为儒学发展到刘宗周后已随明亡而俱亡。牟宗三把整个儒学分为另外三个阶段：以先秦孔孟荀到汉董仲舒为第一期；以宋代周、张、二程、朱熹至明王阳明、刘宗周为第二期；而以为现代新儒家直接上承宋明理学故为第三期儒学。因此，牟宗三认为自己是“接着宋明理学的路子讲”。但是，他的思想具有明显的儒学“形上道德实践形态”的特征，即在形上基础上的实践性：他汲取了康德的形上思想，建构起以“圆善”为核心的道德形上学，同时，他又极力主张从内圣中“开出新外王”，体现出极强的实践性。因此，接着“宋明理学路子讲”的并不是现代新儒家，而是明末清初以黄宗羲为代表的儒者；牟宗三等人所代表的现代新儒家所“接着讲”的不是宋明儒学，而是黄宗羲等人所开创的明末清初儒学；现代新儒家的思想不是宋明儒学“形上学形态”的丰富与展开，而是明末清初儒学“形上道德实践形态”的丰富和展开。
五
从以上对儒学史的回顾不难看出，儒学曾经经历的这三种形态各有其致思的核心论题，也都有其一套概念的“范式”以及其不同的实证的实用的学术面向，而且不同形态也表现在诠释文本的变化上。可以说，儒学的每一种形态都是由核心论题、概念、实证面向所构成的框架体系。就这三种形态之关系论，它们之间表现出明显的儒学义理间的“中断性”：宋明儒学与原始儒学表现为儒学“形上学形态”与儒学“实存道德描述形态”间的“中断性”；明末清初儒学与宋明儒学表现为儒学“形上道德实践形态”与儒学“形上学形态”间的“中断性”。这便是以“中断性”为视角对儒学发展史的阶段性反映。不过，在做此结论之时，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即，上述三种形态为儒学阶段性之差异，而非何者是儒学、何者不是儒学之问题。这一说明意在回应本文开始部分所提出的一个观点，即，“ 以‘中断性'为视角研究儒学史作为一个重要的维度，并非是对以连续性为视角的研究进行攻讦或否定，而是为了进入到更为立体和多样化的视域之中研究儒学史，从而清理儒学在‘中断性'背景下的发展、变化和迁延理路。”也就是说，以“中断性”为视角的研究与以“连续性”为视角的研究纵然可以具有相同的目的，但其各有不同的理论意义。这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
[1]李泽厚认为，儒学第一期是孔、孟、荀所代表的原始儒学，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是第二期，第三期是宋明理学，而现代新儒学的熊十力、冯友兰、牟宗三等人为第四期。
[2]成中英将儒学发展分为五个阶段：先秦儒学发展的原初阶段为第一阶段；从古典儒学到汉代儒学为第二阶段；宋明新儒家为第三阶段；清代为儒学发展的第四阶段；现代新儒家属于第五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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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几何形态标志设计需要以几何形态为切入点，对当前的标志设计的图形语言进行分析，了解和分析平面设计中最核心、最基本的几何形态，结合经典及新兴的几何形态标志设计案例，思考如何通过极简的设计思想和几何形态在标志设计中的优势，以注重“形态”，化简为繁的设计方式把标志的形与意结合起来，突出几何形态是标志设计中永恒的元素这个不可磨灭的事实。1.研究几何形态相关的论文、著作。前期阶段进行大量的文献资料查阅，其中包括网络资料，并对这些资料进行分析和总结。2.收集、归纳、整理具有几何形态特征的标志案例，比较经典案例及新兴案例的异同，分析标志设计的基本准则及其、特征，强调注重“形态”，化繁为简，由形达意的设计手法。3.将理论结合实际，以理论内容的归纳总结为依据，确定设计方向，结合设计方法对创作进行阐述。设计几何形态的标志的观念形成现代标志设计的发展在视觉语言手段变得越来越多姿多彩、科技发展突飞猛进的今天，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变和消费观念的转变，人们的精神层次也随之提高，人们的个人审美眼光和审美态度也在发生着变化。极简的几何形态所表现的纯净、明晰的标志设计作品，在标志设计中达到加强形式感与现代感的作用。平面设计中最核心、最基本的几何形态，在表现一些极简的标志设计作品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几何形态的标志在设计中的优势
陈之佛先生的《几何形图案构成法》一书中写到“几何形图案是抽象的，又是最具有规律的。‘抽象’意味着思维的综合，‘规律’表明了形式美底蕴。对于设计艺术来说，这是最难的一把开门钥匙，也是活跃构思的一种发动力。而一个训练有素的设计家，控制构图的法宝也只有靠几何形图案。”这番话说明了几何形态在今天是从事设计艺术的人要善于运用的元素。标志的设计的内容可以涵盖各个领域，而一切事物的形状，都是可以简化的，再复杂的物体都可以用最单纯的几何形态概括出来。在视觉中，人们把握物体的形状并不一定与该物体的实际边界线等同。标志的设计特点是：能够适合放大缩小，要易于人们识别与记忆，这些特点和几何形态的特点极为相似，他们之间的共通点决定了几何形态在标志设计中运用的优势。
创作几何形态标志需注意的问题
“适合”为基本准则
“适合”的本意为适宜，符合。在标志创作过程中，对于几何形态的选择，要以“适合”为基础。“适合”是设计过程中的一个设计的最基本准则。设计的整个过程是为了寻找一个适合商品特质的思路，标志创作时要找准几何形态元素，要做适合产品，适合对应人群，适合对应市场的设计，就要清楚产品上标志的应用特性。没有最完美的设计，只有最适合的设计。
设计为何而服务
根据对一些表的标志进行研究后发现，由于产品的大小有着局限性，对标志也造成了一定的局限性，比如，形态要以简单为主，适合放大和缩小；形态要与其他市场上的标志区分开来，易于识别；标志根据工艺的要求必须是可易于转变为单色的设计为好，这些因素更加确定了这个标志的“极简”性以及几何形态性。这几点确定以后，对几何形态的基本性质进行了研究并发现，选择何种形态代表着要用何种意义传达产品诉求。正如，梅花、皇冠这样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形态，情感、文化、历史在它们身上有着深厚的积淀，随着从古到今物质文化的发展，它们的意义也一同经历着变迁。设计艺术是根植于人民、文化与时代精神的，正因为在这些形态里积累了长久以来人类的精神情感及物质文明，蕴含着世代相传的精神、制度、道德、思想、作风、风俗、艺术等社会因素，所以在设计作品中他们才能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视觉感受及心理共鸣。
“形态”比“形式”重要
点、线、面、体这些可帮助人们有效地刻画错综复杂的世界，它们都称为几何图形。从实物中抽象出的各种图形统称为几何图形。在平面设计领域里我们谈的几何图形，就是平面几何图形。以三个最基本的几何形态为例：方形，圆形，三角形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不同的象征意义，方形是稳固的象征，方形如同大地，方中套圆的图案分别代表了天和地。圆形如同天空，它在东西方均是宇宙。无始无终的圆形可以象征永恒。三角形是三种特性的象征。形的出现为作品添加不同的心理感受，设计中几何形态的变化会带来不同的视觉心理差异。不同几何形态给人带来的视觉传达语言不能忽视，相同的几何形态在不同的结合与运用下也会带来不同的心理感受。如，下面的四个以圆为元素来设计的LOGO（图4），分别是传立媒体（媒介策划公司）、RAYMONDTABER（工业公司）、芬兰农业生产者和林主联合会和speaker（微型喇叭）。四个毫不相干的领域运用的四个LOGO使用的几何形态都是圆形，但互不相同，各有精彩之处。几何形态在标志设计中作为一种词汇，一种语言显得尤其重要。方形，圆形，三角形是塑造天地万物的最基本形状，又是组成各种几何形态的原始元素，世间万物的形态都可以归于最基本的几何形态。在看准了几何形态的最终简化方向后，便可选择正确的几何形态表现出来，这些几何形态本身具有不同的特定意义，脱离了几何学意义成为一种视觉符号元素，在标志设计作品中可以表现不同的视觉感受和情感语言。
形意相合
各种几何形态根据自身的形状，都具备着自己的各种独特的扩展意义。中国的一些吉祥图案，很多都有着方形这一元素，方形就是令人有安全感，能够寄托心情的象征。方形给人坚实、明确、庄严、权威、强力、机械、有力、秩序、稳重的感觉。而圆形的团聚收拢、完整集中，给人饱满、完整、紧密、团结、充实、严谨的感觉。太阳与远古先民有着密切的关系，太阳是生命的象征，圆是太阳的代码，圆有吉祥如意、丰满无缺的意思，在中国经过代代相沿的传承和变迁，成为全民族的共识。人的轮回，以人为主体，是以圆形代表的循环反复为思维。中国民俗文化把圆作为一个重要的象征符号，象征着圆满、和谐。几何形态的多种扩展意义是令他们能够在设计中生动，准确表现设计作品视觉信息与心理感受的原因。历史、文化的沉淀令人自然而然的想到的理念与个性，它蕴涵着约定俗成的内涵并带给人的与之相应的心理感受。也就是这里笔者所说到的“意”。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标志设计必定会出现一个又一个新的趋势与潮流，但是我们不能忽略几何形态在标志设计中表达语言的重要性，也不能忽略他在平面设计中对心理产生影响的必然性。过去，我们赋予几何形态丰富的内涵及历史意义；现在，我们在标志设计中加以联系并利用他；未来，熟练掌握了他们，我们就会融会贯通的将其运用在在平面设计工作上。
参考文献
[1]詹姆斯·霍尔.东西方图形艺术象征词典[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
[2]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M].滕守尧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廖新松
1960年生，任教于四川师范大学文理学院，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现生活工作于成都。2006年以来，他在油画写意性探索上从《首都机场》系列到《杂耍的时代》系列，几年间完成了一次精神上的蜕变。从2006年开始创作的《首都机场》系列是以特定的场景来关注和见证一个民族的成长历史，具有意象现实主义的倾向。《首都机场NO：1》问世，入选了“精神与品格——中国当实油画研究展”，并引起了广泛关注，继而催生了《首都机场》系列作品出世。《首都机场》系列在油画语言的建立上，在关注笔触、色彩、空间、体积等油画本体特征的同时，融入中国传统绘画的意象造型观念，以减弱画面的空间感，而注重画面的平面感。以厚重的笔触、书写性的笔法在具象中渗入抽象的意味来强化色块组织的韵律和节奏，营造出画面大气磅礴的整体气韵，具有强烈的冲击力，在一种现代意识中透露出民族文化的精神内涵。2010年他在绘画中从过去试图去使用所有的可能性，转化到试图去排除所有的可能性，他将思考和着力点集聚在了把生存的危机、压抑、冷漠转变为有益的东西上面，以实现更高层次的健康维度。2011年杂耍的时代——廖新松油画艺术展，2012年上海春季沙龙——《杂耍的时代》主题展，2013年来自中国的声音——廖新松作品展（美国），在《杂耍的时代》系列中，杂耍的人物来自于经典戏剧的形象，是以杂耍的方式来戏剧化表演者。在这里，“杂耍”是原初的概念，“表演者”是原初的图式，是画家与观众、读者沟通的桥梁，同时以暗含的某种隐喻，把“表演者”的人物形象推向了深度意象的纵深，试图以这个人物带出关怀与困惑，作品的绘画语言的自觉性、构成性的语言目的转换也由歌唱变成了质询与追问，以更加弱化的现实空间构建出平面化的意象空间，扩大了作品艺术图式的张力和艺术观念的张力，充分体现了图示关怀与主题关怀，但主题关怀更深入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完成了他从传统到当代立场的转换与建立，其绘画形态具有独特的品质和气质。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廖宁
1965年生，任教于绵阳师范学院，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现生活工作于绵阳。他在绘画观念上的转变，是在2004年7月随四川美术家代表团到韩国参加龙山国际美术节的这段时间。这段时间我们一起参观了很多美术馆，一起交流心得，他对韩国当代抽象绘画中融合中国传统水墨和书法元素的语言方式充满兴趣，并由此受到启发，开始思考油画的民族语言形式的问题，认为油画首先是材料，其次是方法，从绘画的本质讲是表达，表达的核心是绘画的语言，好的语言是适合自己、能支撑自己顺畅表达的语言，而语言的建立必然依托自己的文化。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开始从中国传统水墨中寻求油画语言表达方式的探索。2005年8月。在绵阳源自缘起8人油画展上看到了他展出的十几幅作品，这些作品以黑色为主调，清新自然、酣畅淋漓，具有中国传统水墨的气息，已初具形态。同年9月入选第三届中国西部大地情中国画·油画作品展的作品《川东印象之五》，开始呈现以点为符号的形态，画面在趋于平面化的形态下。结合当代艺术的构成形式，凸显视觉力量。在随后的两年中，他的川东印象系列逐渐从客观自然形态中抽离出意象的形式，痴迷于点的微妙变化，画面沉静唯美，开始形成个人的语言风貌。2008年9月，参加四川省美术家协会举办的首届创作研讨班学习是他绘画形态蜕变的转折点。从这段时间创作的《往事·一日幽静》《往事·微风刚过》等作品中，可以看出画面由工整趋于松动，由形式的经营转向精神的探求，呈现出文人画的气质和诗意的意境。随着往事系列的延伸，形成了他绘画的基本形态，个性化的绘画语言逐渐趋于成熟。从展览的作品形态来看，从2008年7月入选心系汶川全国美术作品特展的《伤城·北川》、2009年5月入选感恩·重建——纪念汶川大地震一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并获优秀作品奖的《板房迎新》、同年9月入选第十一届全国美术作品展的《人间四月天》、2012年入选纪念《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览的《阳光温暖》、同年在绵阳举办个人绘画作品展、2013年入选丰域西南——吾土吾民油画邀请展的《往事·蝉鸣》，可以看到他绘画探索的形态。他的绘画作品具有浓郁的文学性，要静静地品读，风景作品清新酣畅、往事系列清幽闲适，静物小品性情雅致，画面唯美、清静、温情、充满诗意，弥漫着浓郁的东方文化的气息，让人感受到一种文化的亲情。细细体味，却在静谧的诗意表象中让你隐隐感受到一丝淡淡的忧郁，似乎在追忆这静静流逝的时光和已经消逝的美好，折射出他内心深处的某种忧虑，这是大工业背景下人与自然、生命与生存的自省和反思，表达出深沉的人文情怀，从而使他的绘画体现出一种内在的精神意味，耐人寻味。从这一意义上讲，他的创作思路和绘画语言，符合中国油画民族化的发展方向，他的成功经验验证了一个艺术家只有站在民族文化的精神高度上去反映时代，讴歌时代，才会被时代认可，历史才会留下足迹。
黄润生
1972年生，任教于西华师范大学，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现生活工作于南充。他2004年入选第十届全国美展四川省展的作品《农家院·夏夜》开始受到关注。随后，2006年《旧楼·四》入选远大杯·第三届北京国际双年展提名资格展获优秀奖；2007年《暮归》入选第三届四川省青年美术作品展获优秀奖，《偏岩老街》入选中国油画写生作品汇展，《山峦之秋》入选第二届风景风情全国油画展；2008年《秋之山峦》入选第三届全国青年美展获优秀奖；2010年《桌上静物·六》入选研究与超越——第二届中国小幅油画展，《深秋南街图》入选第四届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获优秀奖，《深秋》入选挖掘与发现——第二届中国油画新人展；2012年《柳江古镇》入选可见之诗——第二届中国油画写生作品展获艺术奖。通过这些作品大致可以窥见他在写意油画探索和实践上的基本脉络，2012年在成都了了阁举办的清润华生——黄润生油画作品展，集中展示了他近几年以油画为载体从多个视域表现不同物象的生存现实，以及从不同题材内容和表现形式上对油画形式语言特征所进行探索的成果。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他从笔法肌理、造型意味、色彩象征等几个方面探寻着个人在油画创作中的意象表达，建立和明确了个人的艺术特征及审美取向，也可以看到他在努力探寻个性化的形式风格的过程中，更多地专注于绘画本体。他的绘画并不刻意描绘客观物象的表面形态，更多的是在体悟物象的存在意义。作品以意象性传达诗意性，追求主观意兴和笔墨情趣的完美统一，画面形象表现的是寓“意”之“象”、物我相融的生成之象，是用来寄托画家主观情思的客观物象。他把那些日常所见却不受关注的亲切的事物纳入视觉内，以他所喜欢的毛笔和刮刀并用的方式来表现，柔和的地方用刮刀画出来，而刚劲有力的地方则用毛笔完成，这正好是一刚一柔的相反向度的刚柔相济。毛笔在他手中所画成的线条变幻无穷，既用于形体之间的分割。也用于轮廓内的物象的塑造，以书写性的笔法表现画面物象，在经意不经意间寻求物象的视觉形式美感，笔法既塑造形体，也形成画面的肌理效果，绘画形象既是物象也是心象，既充分表现出客观物象的质感特征，又营造出了画面的整体氛围，传达出个人情感和审美取向。而刮刀则在视觉结构上组成了丰富而细微的层次。边沿锋利无比，而其内则至软至柔，在刀笔的交错中“致广大而尽精微”，使客观物象通过联想，在多个维度上呈现出深层次的感知、理解及表现，其特性和毛笔相得益彰，令人玩味，使他的绘画既保留了油画本体的原味，又表现出意象表达的写意性，形成了独特的个人风格。
胡峻涤
1962年生，为成都浓园国际艺术村画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现生活于成都。他从传统油画的写实再现到写意性表达的蜕变，经历了长时间的彷徨和思考。为专心绘画，实施自己的创作计划，他2002年毅然放弃了在北京的生意，卖掉了住宅，回到了乐山老家，于2007年入驻成都浓园。开启他蝶化的原初动力，是心性和灵性所致。所谓心性，乃他深入骨髓的中国文人的精神抱负所承载的责任，所谓灵性，乃他经年淫浸中国传统文化的涵养所滋生的情怀和诗性，引领他到民族传统艺术中去寻找绘画的归宿，从1998年到2001年他在绘画语言形态上的变化，画面色调由深沉渐而清丽，深暗而单一性的画面背景逐渐化开，朦胧变幻的团块渲染意味无穷，单纯的画面结构、别致的画面形式进入到了“我画即心画”的自由状态，进而生长出一种内具中国传统水墨气质、外具西方水彩性格的绘画品质。这一羽化的线索和脉络，从1998年的《鸢》到其后的《聊斋》系列、《月午》《水云漪》《丹顶鹤的故事》《惑》系列以及在2009年入选第十一届全国美展的《茶铺》中可以得到印证。从绘画形态来考察，其一乃中国传统绘画的精神内在，其二乃西方油画的技术支撑，两者“际遇而神化”乃至“无法之法乃为至法”的表达境界，因而他的绘画始终以意象性的具象表达写意的精神，传达出一种觉悟、一种伤感的浪漫诗性情怀和意境。
唐高明
1966年生，任教于西华大学，四川省美术家协会会员，现生活工作于成都。他近些年一直潜心于探索当代油画写意性的创作方法，经2006年的《夜未央》系列，到2007年的《我的2007》系列实现了创作转型，在2013年的师者造化——唐高明油画专题展中集中展示出了他的绘画探索成果。在《江山如画》《这山这水》及《这边风景》系列作品中，他将中国传统绘画的布局架构运用于画面的形式结构中，采用中国传统绘画卷轴的画面形式，表现广袤无垠气势恢宏的长远感，采用中国传统绘画立轴的画面形式，表现沟壑纵横重峦叠嶂的高远感，以中国传统写意绘画的书写性手法表达出他的色彩世界，使他的作品呈现出一种具有印象主义色彩趣味和中国传统山水画韵味的独特面貌，《花语》系列则以淋漓尽致的娴熟技巧尽情宣泄内心情愫，写意性的意趣在具有装饰性意味的画面形式上呈现出很强的现代感，由此显现出他与众不同的绘画个性。
李猛
1974年生，任教于乐山师范学院，四川省美术家协会会员，现生活工作于乐山。他生于安徽，因喜欢四川的清静闲适，大学毕业后便留了下来。在2006年第三届西部大地情中国画·油画作品展、2007年第二届风景风情全国油画展、2010年中国百家金陵油画展等展览中的作品，可以看到他在绘画探索中的变化和进展。近些年，从田园系列到庭院系列，在如梦似幻的情景中营造出了一种特别的静谧和安详，画面清新自然，意境悠长，可以看出他对中国传统文化长年积淀的修养。在语言形式的探索和实践上，他将写实油画的再现性与中国水墨画的写意性相融合，田园系列颇具其师陈和西的风范，而庭院系列则创造出一种淡雅纯净、简洁自然的绘画面貌，从中不难看出他对中国传统绘画研习的心得，体现出他在油画中追寻民族审美价值的取向。
1965年生，任教于四川文理学院，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现工作于达县生活于成都。他生长于大巴山，热爱大巴山，因而大巴山直到现在依然是他创作的母题，或是生于斯长于斯的生命之重，注定了一生的难解缘分。画大巴山是画大山大水的全景山水，从1998年入选98国际美术年——山水油画风景作品展的《心事系列·灵》、1999年入选全国建国50周年作品展的《巴山瑞雪》、1999年入选四川省祖国颂——山水油画风景展获优秀作品奖的《瑞雪》、2000年参加芬兰2000文化论坛中国风景绘画艺术展的《屏》、2000年入选全国第十四届新人新作展的《晚秋》《冬韵》、2001年入选中国油画大展获银奖的《乐土》等一系列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在大山大水中长大的画家，关注的视觉并不满足于一角半边的局部风景，而是要以全景式的广阔视野来呈现出他心中的大巴山的神韵，这使他的油画风景不用去遵循西方传统油画风景的焦点透视法则。或许是与生俱来的文化血脉所铸就的审美方式，他自然地选择了与五代北宋时期的荆浩、关同、范宽他们神貌同一的关照自然的方式来表达一种山水气韵，使他的作品在图式上展现出了一种中国山水画的形式意味，绵密细碎的笔触层层堆积出厚重而变化丰富的微妙色彩，从而使画面呈现出一种斑驳、凝重的质地感，清澈、通透而沉着大气，抽化出一种在“似与不似之间”的东方山水意象，形成了个人独特的绘画面貌。2004年他的绘画风格开始发生变化，转向了抒写内心的写意性山水。也许是由于生活地的变动，使他常往返于城市与大山之间。居于都市，所看到的皆是被物欲推裹着疲于奔命的众生世相，庞大的物欲漩涡，滋生出的麻木、焦虑、困惑与无奈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蔓延着，这种令人窒息的大背景，使他在城市的喧嚣与自然的静谧之间转换，更加强烈地体悟到在大自然中生命与自由的真谛。居于闹市，寄情于心中的山水，这或许又是他与大巴山的另一层缘分。从2009年入选第十一届全国美展的作品《头顶一片天》所呈现出的形态，仍然是中国山水画的全景图式，但是也由绵密细碎的笔触演化为块面书写的笔触，画面在具有书法意味的团块中形成了一种抽象的山水意象，兼具中国传统山水的气韵与油画的厚重，使他进入到了一个更为自由的绘画表达层面。
奇弘
1967年生，任教于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四川省美术家协会会员，工作生活于阿坝水磨镇。2006年参加第十三届北京艺术博览会是他绘画探索的一个节点，看过博览会展出的林林总总、风格各异的作品后，大多并没有多少印象，留下的只是视觉疲劳后的疲惫，或是有所顿悟，他将目光投向中国传统山水绘画中去寻求油画的表现形式，以表达他所钟爱羌山神韵。从2007年发表在《画苑》上的《羌山冬雪》和《阳光羌山》、同时发表在《中国油画》上的《痕迹系列之十三》《羌山阳光系列之一》《羌山阳光系列之二》和《羌山阳光系列之三》等一系列作品中可以看到他探索的阶段性成果。这些作品将中国传统山水绘画的意象与油画的色彩表现相融合，用笔恣肆豪放、构图丰盈饱满，设色饱和沉着、造型雄奇险峻，以色层交织重叠捕捉阳光在山岩上反射闪烁的光斑，以山体的厚重繁复和云水的轻灵飘渺获得虚实相生的纵深，营造出一种优美的诗意浪漫情调。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奇弘的绘画有了新的变化，或许是经历了生命存在与自然灾害对抗的生命价值彻悟，画面由优美走向了崇高，近期作品《空山系列》中，大写意的画面形态不再雄奇而更趋内敛，在纯净空濛的色调中透出禅意，意境空旷深远，使他的绘画由意象表现上升到了精神表达的层面。
罗敏（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