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08 04:17:0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医学哲学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1用一分为二的观点阐明
经络唯物辩证法所说的“一分为二”是指一切事物、现象、过程都可分为两个互相对立和互相统一的部分。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一分为二，就既要看到矛盾双方的对立和排斥，也要看到双方的联系和统一，以及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转化。正如《类经•阴阳类》所说“阴阳者，一分为二也”，把人体经络的阴经和阳经看作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分析人体的经络将变得更加清晰和简单。就十一经脉而言，除循行于人体的头面躯干部以外，都在上、下肢内侧或外侧循行，所以可以将这些相互联系的经络分为手足阴经和手足阳经;并且根据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的规律，可以把一阴一阳衍化为三阴、三阳。即在阴则有少阴(阴气初起)、太阴(阴气大盛)、厥阴(阴气殆尽);在阳则有少阳(阳气初生)、太阳(阳气大盛)、阳明(阳气极盛)，并以此作为划分经脉、规定部位的依据。根据矛盾双方的联系和统一规律，十一经脉按照手足阴阳表里逐经相连，构成了如环无端的气血循环传注系统，其循行走向又无不体现出“阴升阳降”的规律，即矛盾双方相互排斥和制约的规律，并由此揭示了阴阳经脉的起点和终点。根据唯物辩证法，一个事物内部的矛盾系统不是孤立的，它总要与其它系统相联系。因此，十一经脉在其循行分布的过程中，还要与脏腑相联系。其中，脏为阴，“阴脉营其脏”;腑为阳，“阳脉营其腑”。阴阳经脉共同维持机体各部的相对平衡，并进行着“行血气而营阴阳，濡筋骨、利关节”的功能活动。除此之外，在奇经八脉中，督脉循行于人体的头背部，联系各条阳经，总督人体一身之阳;任脉循行在人体的胸腹部，联系各条阴经，总任人体一身之阴。至于阴阳跷脉、阴阳维脉等，亦有一定的阴阳属性，具有协调阴阳的作用。可见，“一分为二”的思想对经络系统进行分类、组合，使得经络的循行走向、分布规律、关联脏腑等井然有序，颇具特点，经络的生理功能亦因此清楚明晰，一目了然。
2用相互对立的观点选穴组方
阴与阳代表着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对立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属性。以阴阳对立的观点选穴组方，就是根据人体上下、左右、前后、内外等部位的不同，选取阴阳属性截然相反的穴位配伍组方，并结合相应的针刺手法，以发挥它们的协同作用，从而实现“相反相成”的矛盾运动过程。①上与下:人体以上部为阳，下部为阴。将人体腰部以上的穴位与腰部以下的穴位配合应用，能够通经络、调气血，治疗相关脏腑经络的病变。如，子宫脱垂，取百会、气海，能够补气升提，固摄胞宫。②左与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类经》云:“阳从左，阴从右”。专取人体左右两侧的瑜穴配伍组方，能够调和左右经脉阴阳之气，使之归于协调统一。如，中风偏枯，即可采用左病取右、右病取左的取穴方法，又可左右瑜穴同时并用。③前与后:前指人体的胸腹部，属阴;后指人体的背腰部，属阳。《难经本义》说:“阴阳经络，气相交贯，脏腑腹背，气相通应”，说明人体前后腹背经络脏腑之气都是相互贯通的，因此，取前后部位的瑜穴配伍组方，能够治疗相应脏腑的病变。如，胃病，前取中院、梁门，后取胃俞、胃仓。④内与外:内指四肢内侧，属阴;外指四肢外侧，属阳。选用四肢内侧穴与外侧穴配伍组方，能够相互协同，提高疗效。如，外感咳嗽，在上肢外侧取曲池、合谷，在上肢内侧取列缺、尺泽，能够疏风解表，宣肺止咳。
3用辨证统一的观点选穴组方
唯物辩证法认为，对立的两个方面又是统一的。针灸治疗疾病要产生调和阴阳的作用，其立法处方在体现出阴阳对立的同时还要服从统一的规律。以阴阳统一的观点指导选穴组方，就是重视阴阳的互根互用，在瑜穴配伍及针刺手法上，或阴中求阳、阳中求阴，或取阴养阳、取阳养阴等，用以调节机体阴阳之间的不平衡状态。①阴中求阳:如，中风脱证，为真气衰微、元阳暴脱的危重症候。临床救治必从阴中求阳，方能转危为安。故重灸任脉经穴关元、神闽，以救垂绝之阳川，所谓“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景乐全书》)。②阳中求阴:如，遗精一症，常由肾虚不藏，精关不固，久则阴损及阳，封藏失司而引起。治疗取关元、三阴交益阴生精，同时取命门、肾俞温肾壮阳，意在从阳求阴，固精止遗。正所谓“善补阴者，必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景乐全书》)。③取阳养阴:如《难经•第七十难》云:“秋冬寒，必致一阳者，初内针，浅而浮之至心肺之部，得气推内之阳也”。即根据“阴生于阳”、“无阳则阴无以生”的理论，在秋冬季节施行针刺，宜先浅后深，先“入皮三分，心肺之部，阳气所行也”(《难经集注》杨注)，得气后，再“推其气而入之，至于阴之分也”(《难经经释》注)，其意在于“取一阳之气以养于阴，免成孤阴也”(《难经集注》虞注)。④取阴养阳:如《难经•第七十难》云:“春夏温，必致一阴者，初下针，沉之至肾肝之部，得气引持之阴也”。即根据“阳生于阴”、“无阴则阳无以化”的理论，在春夏季节施行针刺，宜先深后浅，先“入皮五分，肾肝之部，阴气所行也”(《难经集注》杨注)，得气后，再提引其阴气至阳分。其意在于“取一阴之气，以养于阳”(《难经集注》虞注)。用阴阳学说指导针灸选穴组方，临床尚有从阳引阴、从阴引阳、补气生血、补血行气、虚寒热补、实热凉泻等诸多方法，这其中无不包含着阴阳的对立和统一。
作者：刘丽 夏文广 单位：湖北新华医院康复科
关键词：信息资源；电子印本；科学传播
中图分类号：G250.省略上也有为数不少的后印本存在。
研究者究竟愿意以预印本还是后印本的形式公开，涉及不同研究领域的文化和传统。比如在理论物理领域，特别是高能物理，普遍流行预印本。而对于实验物理学家，乃至生命科学家，则更习惯使用后印本。随着电子预印本在学术研究领域的重要性越来越大，一些大型数据库商和出版机构合作也开始提供电子预印本（待刊论文）服务，如SDOL、Blackwell、SpringLink等数据库，只不过它们不是开放获取的，需要购买数据库使用权。
二、电子印本的类型、特点及功能
（一）电子印本的类型
电子印本系统中的信息资源类型以学术论文为主，同时包含书籍中的部分章节、会议文献、学位论文、技术报告和研究手稿等。
目前，主要有三种类型的电子印本系统：（1）电子印本资源搜索系统， 有大量的电子印本文献索引， 类似搜索引擎；（2）电子印本资源导航，收集整理了大量的电子印本资源系统的信息，类似学科信息门户；（3）电子印本资源系统，提供电子印本的存取服务，是真正的电子印本资源所在。
电子印本系统的创建者多为研究性组织和公益机构（如大学、研究所、图书馆等），他们是学术成果的主要生产者和传播者。此外，一些政府和商业机构也积极参与创建。目前电子印本的学科范围以理工科最多，文史哲最少。
（二）电子印本的特点
1. 时效性强，可以提高研究效率。许多学术文献若按照传统出版模式， 从投稿到正式出版通常需要6个月到1年的时间。电子预印本系统改变了这种模式，即使是阶段性学术成果都可以随时，缩短了出版周期，提高了学术研究效率，这正是电子预印本信息资源区别于其他信息资源的价值所在。
2. 学术性强，类型多样。电子预印本系统的开放特性使其成为学术交流的平台，但它不同于非正式的论坛（BBS）与新闻组， 上传到电子预印本系统的论文都是来自学术机构，他们是高质量的学术原创论文，囊括了一般学术论文、会议论文、技术报告、灰色文献、项目报告等不同的数据类型，已成为数字化文献的重要来源。
3. 被引用率高。2001年Steve Lawrence在Nature上撰文，通过分析来自数字书目与图书馆项目 [2] 的119 924篇计算机以及相关学科的会议论文，得出以下结论：网上文献更容易被他人引用，为使研究成果影响最大化、冗余最小化、加快科学的进步，作者与出版者都应致力于文献的方便获取。电子预印本论文水平逐渐被学术界认可，权威期刊的文章都将其作为引文来源。
4. 费用低，几乎都可开放获取。区别于商业数据库提供的学术文献，电子预印本费用低廉，几乎都可开放获取。特别是对不在商业数据库允许范围（如校园网内）的用户，以及经费不多和规模不大的文献机构，该类信息资源更受青睐。
5. 质量良莠不齐。电子预印本大多是有质量控制过程的，而且一些学会、协会、国际组织、基金和热心开放获取运动的学者都积极地参与到开放获取的各个领域，并积极提供信息资源，支撑开放获取的发展，一些学术论文也像纸本出版物一样有着严格的评审或同行评议进行质量控制。 但是，由于电子预印本的开放特性，尽管在存储和等环节采取了不少质量控制措施，一些电子预印本的质量还是不高，电子预印本整体来看质量良莠不齐，目前还处于数量增长阶段。
6. 其他特性。（1）处愿性：作者自愿按照一定的格式将论文进行排版后，通过网络、E-mail等方式，按学科类别上传至相应的目录或数据库中，文责自负；（2）交互性：有些系统允许对论文进行评论和交流；（3）多载体性：作者可发表到正式的刊物或其他形式载体上；（4）共享性：任何人在尊重作者版权的基础上都可合理使用。
（三）电子印本的功能
1.促进预印本交流是电子印本文库最基本的功能。科学交流可以分为正式和非正式两个过程，而非正式科学交流过程由于其固有的一些优点为广大科研工作者所青睐，利用预印本进行非正式交流是比较常见的做法。如科学家将论文手稿在正式刊物上发表之前会将论文预印本以各种方式分发给其他同行以获取宝贵的意见；会议主办机构在会议召开之前，也会将会议论文预印本事先分发给与会代表；等等。这些年，作为预印本交流平台的电子印本文库在交流的范围和交流的透明化两个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2.满足提高学术影响力的需求。科学家的学术影响力首先来自于对科学发展优先权的确认，电子印本文库的开放交流机制使得科学家的成果能够在第一时间为业内学者所知晓，并且能够提供有力的证据来佐证科学发展的优先。学术影响力的提高其次来自于论文更大范围的传播及被引用。网络环境下，科学家乐于将文章放到网上公开供他人获取，以尽可能地扩大自身的学术影响力。
3. 有效地保存科研智力产出。科研机构是智力产出的主要机构，有责任对这些智力成果进行保存。机构电子印本文库以机构为最小单位，在政策制定和运行模式的选择方面更为灵活；另外，学科电子印本文库除了反映最新学术文章外，还对“历史性资料”进行保存，这是日常研究工作赖以进行的基础，学科电子印本文库较好地勾勒出研究变化发展的轨迹，为研究的深入提供了保证。
4. 改革传统的学术交流。由于学术期刊出版市场的垄断，传统的学术交流模式出现了“学术交流危机”。而电子印本文库的所有资源均可通过网络免费地被浏览、获取。科学家可以从传统学术交流模式的被动状态中解放出来，再次掌握交流上的主动权。另外，高质量的学术资源是学术交流的基础，是电子印本文库改革传统交流模式的客观条件。
5.省略
网络地址：http：///（美国主站点）；http：//cn.省略/（中科院理论物理所镜像站点）。它是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美国能源部资助，在美国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国家实验室建立的电子预印本文献库，始建于1991年8月，由Dr. Ginsparg发起，旨在促进科学研究成果的交流与共享。2001年后转由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进行维护和管理。arXiv是最早的预印本库，目前世界各地有17个镜像站点，涉及物理学、数学、计算机科学和定量生物学方面的学术论文54万多篇（每年增加几万篇）。在物理学的某些领域，它们早已替代传统的研究期刊，有检索和浏览功能。全文文献有多种格式（例如PS、PDF、DVI等），需要安装相应的全文浏览器才能阅读，还提供RSS feeds订阅最新文章。
（二）中国预印本服务系统
由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与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联合建设的以提供预印本文献资源服务为主要目的的实时学术交流系统，是国家科学技术部科技条件基础平台面上项目的研究成果。该系统由国内预印本服务子系统和国外预印本服务子系统（即国外预印本门户――SINDAP子系统）构成。
1. 国内预印本服务子系统
网络地址：http：//prep.istic.省略或http：//prep.nstl.省略。国内预印本服务子系统收录的预印本内容主要是国内科研工作者自由提交的科技文章，一般只限于学术性文章。科技新闻和政策性文章等非学术性内容不在收录范围之内。系统的收录范围按学科分为五大类：自然科学、农业科学、医药科学、工程与技术科学、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除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外其他每一个大类再细分为二级子类，如自然科学又分为数学、物理学、化学等。可以实现二次文献检索、浏览全文、发表评论等功能。系统实现了用户自由提交、检索、浏览预印本文章全文、发表评论等功能。用户可以经过简单的注册后直接提交自己的文章电子稿，并在随后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改动情况追加、修改所提交的文章。
2. 国外预印本服务子系统
网络地址：http：//sindap.istic.省略。国外预印本门户（SINDAP）子系统是由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与丹麦技术知识中心合作开发完成的，目标是为了促进两国的科研人员自己的文章和使用预印本资源，它实现了全球预印本文献资源的一站式检索。通过SINDAP子系统，用户只需输入检索式一次即可对全球知名的17个开放获取系统（以预印本为主，也包含个别开放获取仓储）进行检索，并可获得相应系统提供的预印本全文（或其他资料）。目前，SINDAP系统含有预印本二次文献记录约80万条，其检索页面比较简单，除了提供逻辑组配以及标题、作者、摘要等字段的检索入口外，还有信息来源的选择，如可选择仅检索“有全文的数据资源”，或从17个预印本系统中任选若干个。
（三）中国科技论文在线
网络地址：http：//paper.省略/。中国科技论文在线是经教育部批准，由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办，针对科研人员普遍反映的困难，学术交流渠道窄，不利于科研成果快速、高效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而创建的科技站。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打破传统出版物的概念，免去传统的评审、修改、编辑、印刷等程序，给科研人员提供一个方便、快捷的交流平台，提供及时发表成果和新观点的有效渠道，从而使新成果得到及时推广，科研创新思想得到及时交流。根据文责自负的原则，只要作者所投论文遵守国家相关法律，为学术范围内的讨论，有一定学术水平，且符合中国科技论文在线的基本投稿要求，可在一周内发表。专业领域按自然科学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分为39类。 每日更新，可为在网站的作者提供该时间的证明，并允许作者同时向其他专业学术刊物投稿，以使科研人员新颖的学术观点、创新思想和技术成果能够尽快对外，并保护原创作者的知识产权。从2006年8月起，已有《中国科技论文在线》纸本学术期刊出版，所刊文章应先在中国科技论文在线网站上发表，对在线论文进行同行专家评审后，所评出的优秀论文作为本期刊的主要稿源，电子形式与纸本形式互相促进。
中国科技论文在线提供了丰富的浏览模式。可按照首发论文、同行评议、首发精品、优秀学者、名家推荐、学者自荐、科技期刊、博士论坛、专题论文、热度视界、多维论文等类别浏览论文。比较有特色的是同行评议的论文可以看到学科专家的评语。
（四）奇迹文库之奇迹论文预印本
网络地址：http：//省略/eprint/。奇迹文库是由一群中国年轻的科学、 教育与技术工作者效仿等模式创办的非赢利性质的网络服务，主要收录中文科研文章、综述、学位论文、讲义及专著（或其章节）的预印本以及幻灯片、报告、书章节等，涵盖所有学科领域。可使用分类浏览的方法或用关键词查询的方法查找所需资料。可以开放申请目录的编辑员。
（五）E-Print Network
网络地址：http：//osti.省略/。RePEc（Research Papers in Economics，经济学学术论文库）由全球志愿者共同建立的可以公开访问的网站，致力于促进经济学及相关学科研究成果的广泛传播与交流，从而促进经济学研究。目前数据量超过28万，其核心内容是经济学的研究手稿、期刊文章、图书以及应用软件等资源，此外还包括5200多个专家的联系方式和出版著作，以及8000多个组织（经济部门、科研院所以及政府组织）信息等特色信息资源。其中，研究手稿可免费访问全文；期刊可检索和浏览到论文题录文摘信息，有的可以免费下载全文，商业期刊则需要订购权限。与RePEc相关的网站有IDEAS（http：//ideas.省略/，财经研究网站）。
（七）CogPrints
网络地址：http：///。CogPrints（Cognitive Sciences Eprint Archive，认知科学电子预印本网站）由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电子及计算机科学系建立，提供有关认知学方面的文章，包括心理学、神经科学及语言学的领域，以及若干计算机科学的内容，部分生物学、医学的特定领域、人类学的部分内容，以及物理学、社会学与数学中与认知相关的部分。信息资源类型既包括已出版的、同行评审期刊的后印本，也包括未正式出版、未经评审的预印本。系统有简单检索、多途径的高级检索以及按学科主题或年代的浏览功能。还提供RSS的订阅服务。
（八）SSRN预印本库
网络地址：http：//papers.省略/。SSRN（社会科学研究网）电子图书馆涉及财经、会计、法律、经济、管理等学科专业领域，利用率高。目前有14万多篇可供免费下载的研究手稿全文， 另外还提供17万多篇论文的摘要信息以及近9万名作者的信息。
（九）PhilSci Archive
网络地址：http：//philsci-archive.pitt.edu/。PhilSci Archive（科学哲学库）是一个科学哲学的学科预印本库，由美国科学哲学学会、匹得堡大学的科学哲学中心和图书馆合作创办，主要收录科学哲学相关主题的预印本文献。
（十）CETH
网络地址：http：//ceth.rutgers.edu。CETH（Center for Electronic Texts in the Humanities，即人文学电子文件中心）是1991年由美国Rutgers与Princeton两所大学共同建立的，从事人文学方面的电子资源整理工作。它所收集的电子文件资源包括文学作品、历史文献、手稿、口传文件抄本等，还有各机构人文学电子文件中心的网站列表。
四、结语
要想更好地使用电子印本，从建设者方面说，要依赖于整个科学交流系统的改革和发展，必须借助于机构乃至国家的力量，不遗余力地对资源共享的理念进行宣传，进行技术支持，排除技术障碍，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电子印本的大范围运用；充足的资金保证也是电子印本得以有效使用的条件之一。从使用者方面说，要想更好地利用电子印本，就需要多方面了解相关学科的电子印本库，清楚各个印本库的侧重和各自的特点；能够熟练运用搜索引擎，熟练上传分享自己的科研成果，下载所需的科研成果，使之更有效地为自己服务。
总之，目前电子印本系统已获得广泛的认可，并越来越受到读者重视。它加快了各学科领域知识的传播速度，而出版过程反而只是一种形式。越来越多的电子印本资源被正式期刊论文录用和引用。作为一种可行的传播方式，它与传统期刊和其他新的交流方式多维地实现了科学传播的功能。
参考文献：
［1］朱佳鸣，谭瑛. E-print在生物医学学术交流中的作用［J］.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7（2）：65-67.
［2］冯艳花. 基于OAI的电子预印本资源共享［J］. 情报理论与实践，2005，28（4）：425-427.
论文摘要:在当前我国中医药教育实践过程中，学生普遍缺乏批判性思维，盲目遵从大家，创新意识薄弱，西方医学教育色彩过重等弊端成为我国中医药人才培养的障碍。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家费邓阿本德提出的多元主义方法论，其反对科学教条主义、科学霸权主义以及反对一元主义方法论，进而倡导科学认识工具的无限自由、批判理性思维等核心思想，时中医药教育具有极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保罗·卡尔·费耶阿本德(paul karl feyerabend,1924一1994年)是当代西方科学哲学集大成者之一，与另外三位科学哲学家一波普尔、库恩、阿卡托斯并称为“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四杰”。费耶阿本德的多元主义方法论是其理论的核心，用他自己的语言描述就是"angthing goes"，即“怎么都行”。面对当前我国中医药教育出现的一系列弊端，结合多元主义方法论这一主要理论观点，对于正确认识并采取有效手段改进中医药教育有很大的帮助。
1费耶阿本德多元主义方法论核心内涵
非理性批判。多元主义方法论实际上是费耶阿本德对逻辑实证主义哲学流派的一种理性反思，故费耶阿本德也以理性者自称。尽管费耶阿本德批判理性思维，主张用非理性思维来对待科学，但其批判的整个过程又显然是理性的。而他对于理性的一元主义方法论的批判，却是非理性的多元主义方法论的最好体现。
认识客观世界的方法不存在统一的标准。费耶阿本德之前的逻辑实证主义主张用普适的超越特定语境的定义、标准、理论来为世间万物奠定基础。至少在“维也纳学派”看来哲学的任务就是为一切知识奠定统一标准，并给人生指示可靠的行为准则。费耶阿本德却认为只要有助于科学的发现，任何方法和尝试都是可以被应用的。因此，他说，“没有‘科学的’方法、没有任何单一的程序或单一的一组规则能够构成一切研究的基础并保证它是‘科学的’、可靠的。
文化需要存在差异性。费耶阿本德承认“不存在什么‘客观’的理由能使人们宁愿选择科学与西方理性主义，而不选择别的传统，事实上，很难设想类似的理由是什么……所有文化都有它们各自喜欢的‘客观’理由。对于文化的选择，人们应该有其自由，而不应该用各种理由来规制人们的权利。
教育应该倡导自由和宽容。费耶阿本德看来，个人的快乐和发展一直以来并最终将是可能的最高价值。这样的价值不是否定历史演化而成的现存价值观，而是排斥用现存或是立足于固定语境下的价值来批评否定另外语境下的价值观。自由社会下，任何事物都是平等的，包括科学知识。所以不应当用权威的科学来教育人们，而这样使得人们丧失了本应该可以改变自己思想、行为等的机会。
2多元主义方法论对中医药教育的借鉴意义
随着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多元层次化的就医格局也日渐形成，而中医药成长发展的根基—中医药教育，尚未形成开放、自信、包容的思维框架。在全球多元化的进程中，中医药教育有必要突破传统的思维范式，以创新的理念指导，新颖的教学模式来适应社会的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多元主义方法论为中医药教育创新意识的培养提供了理论和现实的借鉴意义。
用非理性批判的眼光确立中医药发展的自信心。一个巨大的问题始终围绕着中医药教育整个过程，即中医是否科学。一直以来，中医药从业者和师生们被冠以“经验医学者”的角色。这不仅影响到了中医药教师的教学热情，对中医药受教者来说也产生一定的负担，主要表现在就业上遭受的“歧视”，因而增强教师和学生的自信心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要求。用费耶阿本德的批判理性一元主义的观点，可以从哲学理论的高度予以教师和学生一定的启迪。由于费耶阿本德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并因此患有残疾的缘故，此后曾亲身体验到传统医学的魅力，费耶阿本德对此总结评论说，“对付一种特定的真实客体，通常有不止一种实践，而是有许多种实践。在医学中，人们有西方的科学方法(它产生于17世纪的科学向人体领域的可疑扩展)，还有《内经》的医学和部落医学。这些实践要么产生机体的状况，要么能够说出这些状况是怎么产生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是科学的”。费耶阿本德认为科学和非科学之间应该有一定的张力和空间，这样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才能有更加宽广的视野。所以在中医药教育创新意识培养上，首要的任务是建立教师和学生强大的民族自信心，自信才是创新的基础。
提倡质疑的精神。教育的创新有渐进创新、结构创新和突破创新。通过医学的客观经验总结到对权威的质疑最后创造出新的理论，这一系列的过程涵盖了整个三种教育创新。从我国的传统文化渊源来看，尊师重教的理念纵向贯穿了整个民族教育，当然也包括中医药教育，而这又导致了中医药创新意识的发展显得非常缓慢。对先人及大家的盲目遵从，使得中医药的实践要求与理论无法很好的匹配。费耶阿本德认为既然科学没有统一的标准，那么这个自由的社会中专家学者也应该没有特殊的话语权，“问题不是被专家们解决的(虽然他们的建议不会被忽视)，而是被有关的人们按照他们所重视的思想，根据他们认为最适当的程序来解决的”。从这点来说，对权威的质疑会极大的促进中医药的发展。中医易水学派的创始人张元素有李东垣、王好古、罗天益等弟子。张元素在《内经》《中藏经》的脏腑辨证基础上，形成了一套脏腑辨证理论体系，弟子李东垣则发展了张元素的学说创立脾胃学说，自成“补土”一派;王好古则创“阴证论”;罗天益则着意阐发脾胃虚损病机外，对三焦辨治又有进一步的发挥，这一例子很好地证明了质疑精神是中医药创新发展的最好途径。
中医药的发展要因时因地因人。医学的发展更要适应社会的发展，这样才能达到两者和谐共生。创新的观点要用动态的眼光来捕捉，文化生态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和共生性，用“兼收并蓄”的态度对待各种医学才是中医药发展的必由之路。在我国古代使用虎骨、野生羚羊角等野生中药材是合法的，但是在当今生态系统弱化的情况下，使用野生中药材显然不太现实，因而利用药物化学技术制造生物活性相同或相仿的药材便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再者一个例子，中医流派中有一个“火神派”，其核心理念是用附子、干姜等烈药“洞明阴阳之理”。火神派发端于川蜀，用药适应了当地人的体质，但是在江南或是其他地区，由于不适应当地环境和群众体质，疗效没有在川蜀地区显著，然而也不能由此断定火神派的理论错误。中医药根植于特定的地域文化上，用包容和理解的心态对待文化的差异性也正是培育中医药教育创新意识的方法。
中医药教育应该因才施教。疗效是检验医学的唯一标准，从这个角度出发中医药的教育更应该以临床实践为主，理论教学为辅。中医药教育走高质量的道路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当前的中医药高等教育统一化、标准化的教学模式已经缺乏足够的激励机制来鼓励学生进行创新，而中医药教育又是中医药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在自由社会中，人人享有平等的话语权，亦即有了平等的选择权。专家和权威的话语只能是作为参考，因此对学生进行因才施教，切实尊重学生的选择，正确引导学生的中医药价值观也是中医药教育的创新之处。
3差异化引导教学培育创新意识
哲学是一个认识工具，它能为人们认识和解决新问题提供智慧和方法论的指导，同时哲学又是培养创新意识的思维导向。通过多元主义方法论的理论支撑，对比中医药教育过程中的不足和缺陷，实行差异化引导的教学模式对中医药教育整体改善将有促进作用。
中西医理论教学需要交叉整合。当前中医药院校面临的尴尬境况是中医不中，逐渐沦落为二流的西医院校，集中表现为中医药院校的学生接受西医理论课时明显多于中医理论课时。多元主义方法论看来，用一种思维方式解决不了层出不穷的医学问题，那么多种医学思维的有效整合才能避免医学上的短板理论。常用药安宫牛黄丸中有一味清热解毒的君药—牛黄，古人所著的辨证用药理论基础《温病条辨》中用的都是天然牛黄，然而天然牛黄少之又少，不能满足现代市的需求，因此现代多采用了人工牛黄加以制造，而人工牛黄在效用上显然不能十分准确地匹配天然牛黄。那么在临床实践中，中医就应当通过西方医学的还原论观点，对比总结用量一疗效之间的规律，找出符合现代特征的用药量。中医教育要回归其本质，并不是说要全盘中化，否定西医的优点。正确的做法是合理设置课程，以中医药传统理论教学为主，西医理论教学为辅。中医药传统理论教学以古籍经典为主，西医理论教学以实用性为首要原则，以此来体现中医药教育兼容并包的系统医学理念而又有差异化的策略。
公共课程教学与开放式教学有机结合。规模化的教育有助于从数量上培养中医药技术人员，却无法很好地保证质量上的优质性。培养高素质的中医药人才需要学生具有良好的基础知识和发散性的思维方式，同时又需要在发散后形成收敛性的思维意识。在发散过程中能提出问题，进而有针对性地质疑问题，总结规律后收敛成独特的技能和理论。公共课程的教学应该多注重灌输体现中医药价值导向的理论特别是中医药人文精神的培养，以集中授课的形式展开，奠定一定程度的中医药基础知识，形成发散的知识结构;另一方面借鉴pbl ( problem-based learning)教学模式，以问题为基础、学生为主体、教师为导向的小组讨论式教学，把学习设置于复杂的、有意义的问题情境中，通过学生小组合作形式共同讨论和解决问题，学习隐含于问题背后的知识，以此形成批判教条主义一元方法的收敛性思维，契合多种思维方式有机结合的曲线知识结构。
理论教学与临床实践教学相辅相成。中医药教育的另一遭人垢病之处就是理论教育无法适应临床实践的需要。多元主义方法论观点看来，只要是能够对认识客观事物有好处的方法都应该被加以应用。临床疗效是医学价值和尊严最直接的体现，实践亦是检验理论的唯一标准。故而突出临床实践教学的首要性，以实践总结理论，深化理论教学在中医药教育中应当被一以贯之的执行。具体教学中，临床实践教学时间需要增加，理论教学应当以实用和简洁的方式为实践教学服务;探索本科导师制、研究生教学师承制的可行性;临床实践学分要求需要被提高;鼓励临床实践经验总结和出版文章、著作，形成有价值的理论体系，由此用具有时效性的理论反哺理论教学滞后的弱点。
历史上有着是否有必要开展对教育哲学主流，即教育哲学与教育基本原理的本质区分的探讨，我出于对哲学本质地位的推崇，以及对哲学在指导普遍原理、规则方面效用的认可，以此为前提，认为教育原理是教育哲学指导教育实践的基本规则，即教育原理源于教育哲学之生化。但这里的教育哲学又不同于传统哲学之抽象思辨，它基于实践观察参与而提炼升华之理论，这里的理论具有形而上的最高意义，将这一深层理论应用于教育实践的基本规则即是教育原理。教师在工作实践中通过观察、参与和反思提炼个性化色彩的教育哲学，是教师专业化发展和境界提升的重要途径，如教师将个性化色彩的教育哲学心得付诸版面，其普遍性指导的意义越大，论文质量就越上乘。本文以个人思想心得为前提，从三个方面建言创写优秀教育哲学论文的思想源泉和实施要领。
一、坚实哲学素养，同时丰富其他学科知识之辅助
在国外，教育哲学从业人员大多数是一些哲学家，或有很好哲学学习背景的人。而我国从事教育哲学工作的人主要是应教学需要从教育理论从业人员中抽取出来的，他们一般哲学基础比较差[1].缺乏哲学素养就难以以哲学的视界审视教育领域之根本问题，夯实哲学基础势在必行，究其途径，首先应研习哲学基础理论，以熟知其基本概念、方法论原则、各流派的发展脉络及各家学说观点；其次，应广泛阅读最优秀哲学家之最精要着作，以了解哲学领域的学术深度，侵染大师之思想光芒，为自己开展学术研究做好思想前提；最后，实现由抽象的哲学转化成具体的哲学。由于受传统哲学研习模式之抽象思辨影响，前期的哲学学习显得空洞理论化，但如果摒弃前期形而上学的理论修养，就失去后期形而下的实践指导能力，最重要的是将前期所学哲学理论与生活、教育实践结合起来以实现具体化。
各学科在内在脉络方面有时惊人地相似，一些优秀的哲学家，有时还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甚至于是出众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拥有多学科背景。特别是人文与社科知识背景的学者，对同一哲学和教育问题的思考更具多元化和全面化，譬如对学生失眠问题，若仅具备心理学知识，可能将其失眠归于情绪不稳，心事重重，若同时具有心理学和医学知识，则可能思考到学生是否由肝火过旺、心脾不足、心肾不交等症候导致的失眠。与教育哲学密切相关的其他学科主要有社会学、心理学，甚至于人类学和管理学等，把握好这些学科与教育哲学的关系，有助于深入教育哲学研究，并提升教育哲学的学科地位。
二、研读并吸纳世界教育名着之精髓以期境界之提升
创写优秀的教育哲学论文不仅需要深厚的哲学功底，对教育学本学科学术思想的把握也是必不可少的。世界着名教育学家的教育名着，本身就蕴含丰富的哲理，这些经过历史考验而沉淀下来的名着永远闪耀着思想的光芒，有利于教育哲学的研究符合人的本性，顺应生命的发展，体味这些思想并进行甄别和判断，也有利于自身思想的成熟。只有知晓本领域思想家的学术功底和研究动态，才有利于寻觅自身之局限，奋斗方向的指向性也就更明确。这些优秀的教育名着主要有：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苏霍姆林斯基的《怎样培养真正的人》，约翰洛克的《教育漫话》，卢梭的《爱弥尔》，蒙台梭利的《童年的秘密》，马卡连柯的《家庭和儿童教育》，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儿童人格教育》
三、在实践中反思，在实践中提炼，在实践中升华
纵然人类早期的哲学家偏重于对万物本体和宇宙起源的研究，得出的结论虽是浓重抽象思辨的经验之谈，但是他们的研究路径源于在实践中对宇宙万象的迷惑所作的思索，哲学本身的学科体系是现实矛盾激烈交锋后的产物，只是哲学具有普遍指导意义，这一特质让人觉得高深莫测而有脱离现实之嫌。人类所做的一切努力和付出都应回归到人自身的幸福，这是一切研究的初衷，也符合人类本性特质。教育哲学的研究者不应该仅仅游刃在这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中翻翻书、读读书，还应在概念、原理和方法论方面作一些形而上的探讨，教育哲学的研究路径应该是：掌握教育哲学基础知识及相关学科辅助知识-在实践中反思-听取同行及学生意见-批判教法之不妥，总结经验之不足-不断地深化和完善经验以升华教育哲学理论。哲学与实践的密切联系并非为了迎合现实世俗之需要，而是本身符合人类作为生物体的本性特质，一切不符合人类生存、发展、幸福的人、事、物皆应舍弃。哲学探讨如果在一些诸如语言辨析、逻辑辩论等一些细枝末节问题上纠缠不清，就已经是脱离实践的滑稽之谈。当代中国哲学家冯友兰发现，西洋哲学总是在一些枝节问题上钻牛角尖，对于人安身立命的大道理反而不讲，只有存在主义是例外[2].而中国哲学历来关注人类命运、人类的伦理法则与生命幸福的探索，教育哲学的研究应继续中国哲学对人性问题关注的传统，同时又要吸收西洋哲学严谨、实证、条理化的学术态度，让教育哲学为教育领域根本问题的指导服务。
参考文献：
[1]石中英.教育哲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6：49.
[2]钮则诚.从台湾生命教育到华人生命教育[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4.
论文关键词：《刮痧》,中美文化,冲突,根源
国产电影《刮痧》以热门的移民文化主题、传统的叙述手法，引发了国内外对跨文化主题讨论的热潮。该影片展示了一个中国移民家庭在美国生活的一段插曲。许大同夫妇在美国奋斗八年，对美国文化甚是精通，不但事业小有成就，并决心融入美国生活。许大同之父，一位传统中国老人，在美国探亲期间替孙子用刮痧疗法治病，引发了一系列的中美文化冲突。
影片中，在亲情、友情、个体与群体、思维模式、人际关系、法律观念诸方面的中美文化冲突主题极为鲜明，受到了国内外评论界的广泛关注，探讨和研究的角度也有诸多不同。本文主要分析《刮痧》中中美对“刮痧”理解的冲突，阐释导致这一冲突的根源，为进一步解读影片、研究中美文化差异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刮痧》中中美对“刮痧”理解的冲突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而中国传统医学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是一门研究人体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和防治的学科。中医注重的是平衡气、血、阴、阳，从而协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中医的阴阳说、经络说注重整体观察，诊断的手法是望、闻、问、切、察言观色，临床经验口耳相传，师徒相授。
刮痧是中医中的一种辅助疗法。刮痧就是“利用刮痧器具，刮试经络穴位，通过良性刺激，充分发挥营卫之气的作用，使经络穴位处充血，改善局部微循环，起到祛除邪气，疏通经络，舒筋理气，驱风散寒，清热除湿，活血化瘀，消肿止痛，以增强机体自身潜在的抗病能力和免疫机能，从而达到扶正祛邪，防病治病的作用。”[1]（P9）正是因为有如此之多的功能和疗效，刮痧成为中国最常用的家庭疗法之一。电影《刮痧》中的小丹尼斯中暑了，来美国探亲的爷爷由于不懂西药上的英文便以中国民间传统疗法刮痧为孙子治病，事后许大同知道后并不以为奇，其妻子则以默认的方式认同了。相信我们中国人，特别是在农村，如果中暑了，经常采用传统而常用的中医疗法—刮痧。
而西方医学注重生理学、病理学、解剖学的研究，注重化验、透视、切片、照影等科学验证手段。因此，作为一种经验医学，中医对于只具有科学实证头脑的美国人来说，自然难于理解。
在《刮痧》中，许大同在法庭上试图对刮痧进行解释：“这是一种传统的中医疗法，中医认为，人体的七经八脉，就像无数条小溪流向江河。人的身体是一个复杂的生命脉络，气在全身流动，气沉丹田。”[2]许大同基于人体生病的理解是一个阴阳调和得过程，但美国人听了他的解释后感到莫名其妙，不知所云。能被美国人所接受的、用现代科学话语解释的、刮痧的概念是“凡是针灸，按摩能治的，刮痧都能治。它应用的是热胀冷缩原理，通过刮痧造成局部毛细血管扩张，以增加血容量和血流量，有利于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或重建人体自然生理循环系统。”[3]（P159）中国人对丹尼斯背上因刮痧而留下的淤痕的解释是为了治病，这是美国人万万不能接受的。
在中医学中，刮痧这种经络学说实际上也是实证的科学，不过是一种阴性科学。而美国人觉得只能拿人体外部的仪器去观察、去做实验，从未想到过人本身也可以是一种实验仪器。不同的文化体系和文化背景，决定了来自于某种文化的人对另一种文化的认知和理解的差异，因而产生的文化冲突也是尖锐的。从表面上看，中美医学的不同成了产生整部电影中一系列误会和矛盾的根源。
二、中美对“刮痧”理解冲突的文化根源
电影《刮痧》中中美对“刮痧”理解的冲突显而易见，引起这一冲突的文化根源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文化冲突实质上是哲学观点迥异的表现
从哲学层面上来看，人类的社会活动和言行无不受到哲学观念的制约，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哲学观，因而文化差异实质上是哲学观点迥异的表现。
中国的哲学以儒家和道家为代表。孔孟哲学强调的是“仁、义、礼、智、信”,寻求人伦关系和社会关系的规范与有序；而道家哲学则推崇“阴、阳、五行、八卦”,以天、地、人、物为研究对象，认为天地万物皆为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4]（P45-63）中医的阴阳学说是基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哲学范畴，即中国古人认识世界的朴素自然观。这充分显示了主客体认同的关系，体现了“天人合一，天中有人，人中有天，天人之际，合二为一”的中国哲学思想。
美国人的哲学则注重对自然和宇宙的探索与认知，以自然为认知对象，力图认识自然、把握自然、改造自然。美国人的哲学重科学、重理性、重分析、重实证，是自然哲学、科学哲学。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创立的形式逻辑对人类思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两种思维方法（归纳法、演绎法）、三大基本规律（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三段论(大前提、小前提、结论)以及论证的三大要素（概念、判断、推理）大大丰富和发展了人的思维能力，形成了美国人的哲学思想和文化基础。
西医正是建立在这种科学哲学思想基础之上的。如解剖学，把人每个部分肢解开来，用化验、透视、切片、造影、CT、同位素描等科学的验证手段和理论来逐个研究。如果用西医的理论来解释中医的七经八脉是解释不了的，用中医的阴阳之说解释解剖学的方法也是解释不出来的。基于哲学思想观点的迥异以及美国人对中医疗法缺乏了解，中美双方对“刮痧”理解产生冲突就显得情有可原，影片中法庭上的激烈辩论和冲突也就在所难免了。
（二）文化冲突本质上是思维方式差异的呈现
思维是人脑反应和认识客观事物的意识活动，思维是沟通语言和文化的桥梁。可见，思维方式隶属于文化范畴，并体现于民族文化的一切领域。并且思维方式是历史的产物，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每一时代的思维方式都具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体现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水平以及社会状况。因此，文化差异本质上就是思维方式差异的呈现。
中国的传统思想不注重语言的逻辑分析，而注重语言所指称的抽象意义。汉语是意象性语言：以形表意，言简意赅，词汇没有形态变化，断句不严，句子结构没有焦点，但内容上自足，词义、语用因素大于语法因素。中国人注重“意在言外”，注重在语言背后的“象”和“意”，以形象符号隐藏意义，把意象看得比语言还重要。因此，中国人的思维具有形象和意象思维的特征，其思维方式定式为意象—联想—想象。
在《刮痧》影片中，控方律师竟不惜用许大同给儿子讲的《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偷吃蟠桃宴、打翻炼丹炉、大闹天宫的故事来证明许大同具有暴力倾向。这种莫名其妙的罪名无疑激怒了许大同，进而法律强行剥夺了许大同对儿子的监护权，由美国儿童福利局照看丹尼斯。控方律师这种推理和判断的思维方式无疑给了许大同沉重一击，同时美国人的思维方式也表现了淋漓尽致。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不同，美国人的思维借助概念—判断—推理的逻辑形式认识世界、认识事物。他们对《西游记》的理解不可能像中国人那样去理解《西游记》故事背后所联想的言表之外的社会文化。影片中的控方律师采用逻辑思维的方式来求证、推理、判断，从而得出结论，使许大同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在法庭辩论中充分地显示出来。
（三）文化冲突根本上是文化身份不同的体现
“集体身份”，根据哥劳斯伯格的理解，是指“人们属于某个单一群体的持久性标志”，包含“这样的一些共享的感情和价值观，认同于某个具有公共性记忆的延续性与共同的经历和文化特性的某个群体”。[5]（P13）集体身份起源于对“我们”和“他们”之间差异的历史性认识，但作为对文化者的基本界定方式，这也是对文化差异的本质化结果。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同质效应的扩展尤其是移民群体的扩张，传统的地缘、血缘等身份传承模式几乎面临被颠覆的局面，国别身份、民族身份以及种族身份在某些移民国家已逐渐模糊和淡化，文化身份反而成为了归属感的最后家园。在身份建构中，文化不仅有其自身本体存在的意义，而且也具有重要的方法论的意义。
刮痧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代表着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的异质之处，其文化内涵是中国文化身份的表征。对许大同这一代移民来说，在美国生活多年以后，对中国文化的记忆变得模糊，身份也变得游离，“他们只能生活在破碎的历史记忆与文化选择的交叉地，正在承受着被美国文化同化的‘身份危机’，而无法正确定位自身的文化身份与认同”。[6]刮痧冲突的发生，一方面彻底打破了许大同的美国梦，另一方面也使他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身份问题以及刮痧对在异国他乡回归文化身份的重要意义。在法庭上，他为刮痧做辩解，坚持刮痧的合法性，表明了自身向集体身份的回归以及中国文化的认同。
对于美国文化来说，刮痧对于集体身份的延续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全球化和多元文化发展改变了国内的文化构成，造成了文化与身份的多样化现状。不同文化的和睦相处的理想可以实现，但“中心与边缘”的现实却无法改变。[6]换句话说，美国文化的纯洁性和统一性，也受到了多元化的威胁，同样存在多样化和碎片化的困扰。因此，对待刮痧疗法，美国文化固执地坚持其自身文化知识系统，断然拒绝接受这种异质文化。主流的美国文化竭力消除来自异国文化的威胁，暂时维持“文化熔炉”的现状，保持自身文化的纯洁性和统一性，同时对移民施加文化压力，迫使其放弃自身文化记忆，接受并认同美国文化身份。
总的来说，如果许大同能够突破对文化身份的理解，认识到移民身份中潜在的复杂性，相应地改变捍卫刮痧与中国文化的策略，从而文化冲突的发生以及文化身份的对立可能会避免。
中美两种文化身份的对立影响了中国移民身份的重构，并使其在两种文化身份的冲突中左右为难，无法维持平衡。
引起中美文化冲突的根源，不但体现了两国文化差异，也为我们解决这些文化冲突提供了思路。
四总结
文化因为差异的存在而碰撞，在碰撞中也会有融合。文化冲突在影片中算是一种瘀病，需要刮痧才能把经脉的两端连在一起。中美文化冲突是客观存在的，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分析它，更需要解决它。因此，我们要认真学习和研究中美文化，吸收和利用两种文化的精髓，同时以积极的态度了解和尊重文化差异所带来的信息误解，采取行之有效的策略，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中架起一座桥梁，让异质文化中的人相互理解，从而实现文化之间的理解与沟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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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梁家辉.《刮痧》letv.com/ptv/pplay/26506
[3]姚二龙译.民俗论[M]大众文艺出版社, 1998.
[4]吴康.孔孟荀哲学[M]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 1987.
引言
如何正确认识现实世界一直是哲学研究讨论的重要课题之一。早期的哲学思想具有静态、抽象等显著特征，比如认为整体由部分组成，人们可以通过认识部分来认识整体。其在哲学方法上表现为典型的机械论、还原论和形式逻辑。
随着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认识逐渐深入，发现早期的哲学思想和方法论日益显示出局限性。仍以整体与部分这对古老的哲学范畴为例，线性叠加原理显然忽视了子系统间的相互作用。实际上，“随便堆放在一起的材料并不必然构成一所房子”（亚里士多德，1990）。可见，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不可忽视，世界并非是线性叠加的。要深刻认识现实世界的非线性特征，有必要借助新的哲学思维和方法。分形理论的产生正好为现代哲学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武器。
分形理论（fractal theory）产生20世纪70年代，其与耗散结构（dissipative structures）、混沌理论（chaos theory）一起被认为是该时期科学史上的三大重要发现。分形理论最初被应用于水文观测、海岸线勘测等自然科学领域，其后逐渐延伸到数理化、生物医学、地质与地理学、天文学、材料科学、计算机科学等诸多领域，近年来已渗入到经济学、金融学、绘画、电影等社会科学领域。美国著名科学家约翰·惠勒指出：“可以相信，明天谁不熟悉分形，谁就不能被认为是科学上的文化人”。
本文首先介绍了古代哲学中的还原论观点，指出线性科学的局限与不足；其次介绍了分形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并用实例来展示分形几何的魅力；然后详细介绍了分形理论在我国的发展现状；最后阐述了分形理论在资本市场研究方面的若干成果。
还原论与线性科学
（一）还原论的产生及意义
1951年，奎因在《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一文中，首次使用了还原论（reductionism）一词。以科学哲学方法来定义，还原论是一种旨在将复杂性分解为更为简单的组成部分以研究其本质与规律的认识复杂性的方法。此后，牛顿进一步发展了还原论思想。牛顿力学拆整为零的做法，对整个古典科学起了示范作用，也使还原论成为近代科学占主导地位的方法论原则。
还原论在科学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以线性叠加原理为基础，将复杂的、整体的系统还原为简单的、部分的子系统来研究，通过分析部分的性质、规律来认识整体的性质、规律。不仅如此，还原论还直接影响了人们对物质可分性的理解，如古希腊的原子论、印度的“四因说”、中国的“五行说”。即使是结构主义的理论也能隐见还原论的影子。
（二）线性科学的产生和发展
1687年，牛顿《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一书的出版标志着近代科学的诞生，也奠定了线性科学发展的基础。
线性科学研究的主要是线性的、可解析表达的、平衡态的、规则的、确定的、可逆的、可用逻辑分析的对象。在方法论上，往往把一些复杂系统分解为几个简单化的子系统，分门别类地去研究。从哲学思想上说，线性科学方法是一种典型的抓主要矛盾、忽略次要矛盾的问题处理方法。牛顿第二定律认为力是产生加速度的唯一原因，加速度是力作用的结果，因果关系一目了然。
线性科学理论和方法在几百年的历史中，一直左右着近现代科学的发展。直到20世纪中期，随着新的理论和技术手段的出现，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和看法才发生了新的变化。
20世纪40年代后期，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先后产生；20世纪70年代，混沌理论、分形理论和耗散理论相继问世。当代科学逐渐从简单转向复杂，从线性转向非线性。科学的发展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分形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一）分形理论的产生
美籍法国数学家b.b.mandelbrot于1967年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了《英国的海岸线有多长》的著名论文，标志着分形学科正式诞生。1977年，mandelbrot发表了《分形：形、机遇和维数》的专著，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分形几何的思想、内容、意义和方法，将分形理论推上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82年，mandelbrot又出版了另一部专著《自然界的分形几何学》，分形理论至此初步成形。
mandelbrot将分形定义为局部和整体按某种方式相似的集合，这是目前关于分形定义普遍被接受的说法。然而，该定义并不明确。一般认为，某集合f是分形集，一般要求具有以下性质：f具有精细的结构，即在任意小的尺度下，它总是有复杂的结构；f是不规整的，其整体与局部都无法用传统的欧氏几何来描述；f通常有自相似性，这种自相似可以是形状上或统计意义上的；一般地，f的某种定义之下的分形维数大于它的拓扑维数；在大多数情形下，f可能由迭代过程产生。
（二）分形理论特征及实例
分形理论研究的对象通常具有难以用欧式几何描述其形态的客体，具有标度不变性（对称性）（invariant scale）和自相似性（self-similarity）等显著特征，体现了自然的造化之神奇和艺术之美。
标度不变性指事物的局部与整体虽然不同，但经过拉伸、压缩等操作后，不仅相似而且可以重叠。标度不变性表明系统中的每一元素都反映或含有整个系统的性质和信息，从而可以通过认识部分来认识整体。
自相似性是分形理论的核心，指某种结构或过程的特征从不同的空间尺度或时间尺度来看都是相似的，或者某系统或结构的局域性质或局域结构与整体类似。对于有规则分形，这种自相似性表现为无穷嵌套；对于无规则分形，这种自相似性表现为统计的自相似性，在无标度空间中表现出自相似性。雪花、晶体，以及人体的小肠，都具有高度的自相似性。
转贴于
以下是几个有规则的分形图形：
冯科克曲线（van koch’s curve）是瑞典数学家赫尔奇·冯·科克在1904年创造的。具体生成的方法是：把等边三角形的每一条边三等份，去掉中间的三分之一，在被去掉线段处向外做出两边为此线段三分之一的尖角；重复这一过程以至无穷。其形状类似雪花，又名雪花曲线。冯科克曲线具有独特的数学性质：处处连续，但处处不可微；长度无限，面积为零（见图1）。
希尔宾斯基三角形（sierpinski pyramid）由正三角形不断去掉中间占四分之一面积的正三角形得到。可以证明，希尔宾斯基三角形的面积也为零（见图2）。
康托尔集（cantor set）生成方法为：从单位区间[0，1]出发，三等分并去掉中段，得e1，将e1两个区间继续三等分并去中段得e2，以此类推，所得极限集合为cantor集。其由德国数学家格奥尔格·康托尔在1883年引入。康托尔集的一个典型性质是点数无限，但长度为零（见图3）。
（三）分形理论产生的意义
分形理论的产生，对于人们正确认识和改造世界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在深刻理解整体与局部的辩证关系方面，分形理论与还原论的方法和实质并不相同，前者是对后者的有力补充和突破（李后强，1993；李后强、汪富泉，1992；王世进，2006）。
还原论认为，整体是由部分组成的，部分包含在整体之中；部分相加可以构成整体，整体大于部分。微积分中求不规则图形的面积就充分体现了这一思想。不过，还原论将部分转化为整体的过程是机械的、静态的，这是还原论的局限性。
分形理论认为，部分以与整体相似的方式存在于整体之中，部分可以反映整体。同时，分形理论提供了部分到整体的生成规律、形成方式。分形理论体系中的有限和无限关系是建立在数学理论基础上的，并非简单的哲学思辨。它融进了整体方法、非线性方法、非解析方法、概率论方法等，正确地理解了数学的可分割和物理的可分割、思维的可分割与物质可分割之间存在的辩证关系。
综上可知，在分析事物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时，还原论是基于线性研究的，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分形论为研究复杂问题提供了一种工具，在认识论上进步到非线性层次，从更深的层面揭示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进一步深化了科学哲学中的普遍联系和世界统一性原理。
分形理论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经过40多年的发展，分形理论已成为非线性科学研究中的重要分支之一。
分形理论在国外的研究于20世纪末就有重大突破，并且已将理论成果付诸实践中。好莱坞影片《星球大战》中，就使用了分形技术。
我国的分形理论研究在最近20多年才开始。1989年4月，中科院国际材料物理中心为推动分形理论研究而特别举办了分形学习班。曾任该中心主任的龙期威教授关于“分形和固体断裂”的研究在当时处于国际先进行列，并完成了两本比较有影响力的专著：《金属中的分形与复杂性》（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金属的力学性质：原子观点、分形和连续介质方法》（与英国n.hmarch合著，英文）。
1989年7月，由四川大学、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组织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分形理论及应用学术讨论会”。其后，第二届和第三届会议分别于1991年11月在武汉华中理工大学、1993年10月在合肥中国科技大学召开。第四届会议于2011年底在东北大学召开。该研讨会为分形理论在我国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科研支持方面，1991底，中国国家攀登计划（“八五”计划：1991-1995）首次启动了“非线性科学”研究项目。1993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指南中，首次列出“分形理论及其应用”的研究内容，此后每年都资助若干有关项目的研究。
综合来看，分形理论在我国发展的特点是起步晚、发展快、理论与应用并举。大家自始就比较重视理论基础和实际应用相结合。重庆大学的孙隶华教授等研究了“分形理论在制造决策模型实验数据建模中的应用”；北京科技大学的吕志民等研究了“分形维数及其在滚动轴承故障诊断中的应用”，将分形维数作为识别滚动轴承故障的特征量；上海交通大学的汪慰军研究的“关联维数在大型机组故障诊断中的应用”，提出了将分形理论用于故障诊断的技术路线及基本计算方法。
分形理论应用于资本市场研究综述
分形理论除应用于自然科学领域外，近年来也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实际上，在公司财务和资本市场研究方面，已有学者试图用分形理论重构市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获得一些投资绩效测算和评估的新方法和新结论。
（一）分形市场理论形成与辨析
分形（fractal）一词源于拉丁语“fractus”，意为“碎化、分裂”等。peters（1991；1994）首次将分形应用于资本市场，通过分析有效市场假说在理论和实践中的不足，突破了有效市场理论的独立、线性、正态、静态等假定，是分形理论在金融市场中的直接应用。
国内学者樊智等（2002）在系统回顾emh的内涵并指出其存在不足的基础上，将分形理论引入到金融市场效率研究领域中，分析了分形时间序列的经济涵义并提出分形市场理论的意义。黄诒蓉等（2006）认为emh无法解释资本市场具有的实际特性，指出分形市场假说框架下的分形结构特征更能有效地解释资本市场的实际特性，分形方法是认识资本市场的有效非线性工具。
（二）分形理论在资本市场的应用
分形理论在资本市场中的应用尚处于初级阶段，目前形成的研究成果并不系统。
国外学者triki mohamed bilel&selmi nadhem（2009）以g7股票市场数据为样本，采用分形检验与修正r/s分析法研究发现，股票市场具有正的长记忆性；siow-hooi tan， lee-lee chong， peik-foong yeap（2010）以1985年1月-2009年12月马来西亚股票牛熊市场数据，采用同样的方法进行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在早期—尤其1997年金融危机之前，股票市场具有长记忆性，可以一定的概率对股票价格进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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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者宋加旺（2005）介绍了分形市场理论在我国资本市场的应用，运用r/s与修正r/s方法实证发现我国资本市场具有长记忆性的分形特征，并分析了其成因。胡彦梅等（2006）运用修正r/s方法分析检验我国沪深股市日收益序列的长记忆性，发现两市的日收益序列均无长记忆，但深圳成指日收益序列的记忆长度比上证综指日收益序列的记忆长度要长。李宇海（2009）运用r/s方法来研究我国证券市场分形特征，发现我国股市的趋势周期成分具有56个月左右的非周期性循环；季节成分中记忆性可覆盖约10个月；短期波动成分中记忆性可覆盖3.3个月。王鹏等（2009）把分形理论引入到我国债券市场中，实证结果显示我国交易所债券市场的价格变动是以分数布朗运动方式进行的，呈现出典型的特征指数2<α的稳定帕累托分布，说明分形特征广泛存在于我国交易所债券市场各时间标度下的收益中。
（三）分形市场理论的发展
在早期的分形理论产生后，也有很多学者对其进行了不断完善和发展，获得了一些新的成果。比如在多重分形理论研究方面，苑莹等（2010）从资本市场的多重分形结构、资本市场多重分形特性及多重分形在资本市场风险管理中的应用3个方面，重点分析了资本市场中多重分形理论的研究进展，指出了多重分形理论在该领域所面临的困难与不足，并展望了该研究的发展方向，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此外，许林等（2011）在分析及修正r/s分析法的基础上，首次把多重分形r/s分析法引入到基金投资风格领域，通过计算6种风格资产指数在不同时间标度下的收益率序列hurst指数与平均循环长度来挖掘风格漂移及轮换规律，为基金经理及投资者在不同的股市风格行情下构建适度风格漂移投资策略提供了决策参考与理论支持。
[关键词]医学院校；文科；发展策略
[中图分类号]G64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2)01－0139－03
在当今政治、经济和文化多元发展的大环境下，医学院校也在向多科性方向发展，其中以人文科学学科为主要代表的文科专业受到越来越多的医学院校的重视。同时随着社会对复合型、专业型人才需求的增大，医学院校中文科专业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教学水平也得到提高。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独立设置的医学(药学)院校有75所，绝大多数院校都开设了文科专业，涉及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文学等多个学科。
但是，当今医学院校文科的发展依然不能适应新形势下社会对复合型、应用型医学人才的需要。同时医学院校文科发展现状也造成这样一种现象――世界上最好的医学院校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
因此，医学院校如何依托雄厚的医学资源，通过医科与文科的交叉、融合、渗透，使学生具备交叉型知识结构和应用创新能力，凸显出医科院校的文科特色，进而打破文科人才培养的瓶颈，构建特色人才培养平台，是当今医学院校急需探索的一个问题。
一、我国医学院校文科发展的现状分析
(一)文科的概述
根据教育部制定的学科专业目录，文科主要包括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管理学等学科。当前，在医学院校普遍设立的文科专业包括：公共事业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卫生经济学、(医药)市场营销、卫生法学、医学英语、劳动与社会保障等。
对于文科的性质与特点，应有如下认识：研究对象主要是人而不仅仅是物；研究的方式一般来说主要是个体劳动；研究的产品不仅仅是科学知识，而且更主要的是思想、是具有个性化的东西；其成果的表现形式主要是论文和论著；文科的研究周期比较长、成果见效较慢等。这些特点都要求我们在文科的管理中必须充分尊重其个性，而不能照搬工科的管理模式。
(二)当代医学院校文科发展的瓶颈
随着医学的研究范围从生物拓展到社会、经济、伦理、心理、法律、哲学等各领域，医学模式相应地由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形成了体系严密、内容广博、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于一体的多元文化体系。同时多元化社会的发展，社会对复合型、专业型、应用性人才的需要，促使医学院校培养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并存的医科人才。文科的发展虽然受到医学院校的重视并取得一定的成果，但阻碍文科发展的瓶颈依然存在，并将长期影响到医学院校文科的长远发展。具体表现如下：
1 在追求经济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理工科院校作为向社会输送技术人才的源泉受到越来越多的青睐，而受社会上越来越多流传的“文科无用论”思想的影响，文科的招生、发展以及文科生的就业状况都遇到前所未有的瓶颈。这种思想在医学院校主要表现为：认为医学是一门应用科学，只要有了科学技术，什么样的医学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其实，应该看到这种从技术层面对医学本质的阐释是不完整的，或者说是不全面的，严重影响了文科在医学院校的发展。
2 必须注意医学院校这类理工科院校所面临的独有瓶颈问题。对于一所高校而言，教学、科研是其基本要求，正是因为这是普遍的要求，因此即使生源一流，教学成果一流，在诸多同类学府中不过是立于鸡群之鹤，缺乏富有人文色调的文化背景做支撑，仍然无法跻身一流大学之列，无法达到俯瞰的高度。而造成这种瓶颈的最主要原因就是长期重理科建设轻文科发展，忽视了大学自身的文化积淀。
3 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决定了与理工科毕业生相比，文科大学生的就业难度明显高于理工科。
4 文理医工多学科研究型大学的客观优势未能较好地发挥，文科各学科之间难有合作，文理之间更是难以合作。
二、当代医学院校在发展文科过程中实际存在的问题
(一)医学院校普遍存在的对文科学科发展的轻视
文科在医学院校的发展受到轻视，主要以医学人文学科的发展为例。虽然我国医学院校学生人文素质教育问题已经受到了广泛的重视，但由于人文教育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受到社会关注，且各院校间很不平衡，没有建立起合理的课程体系和培养模式，“重专业、轻人文”的现象总体上并没有根本改变。许多医学院校虽然增加了人文课程的设置，但由于医学专业课业繁重，加上学校对人文课程学分的要求一般不高，所以大多数学生个体能接受到的人文教育还是少之又少。也就是说，目前在医学院校还没有彻底唤起对文科发展重要性的普遍认识，还没有认识到医学并非专属于人文学科、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三个体系中的某一个，而是这三大体系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相互交融的典型代表。
(二)医学院校文科教师师资队伍相对薄弱
在医学院校，由于依然存在对文科教育不够重视的情况，一些文科课程的师资匮乏，学科建设欠佳。以人文医学课程为例，由于我国医学院校医学人文课程起步晚，医学人文课程授课老师缺乏，尤其是受过专门教育的医学人文课程老师更是稀缺，有些医学院校出现近亲繁殖的现象，人文学科本科生毕业后直接成为本校教师，使人文知识的单一I生更加突出。另外，由于学校对文科专业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投人相对较少，优势不高，无法培养一支高水平的文科教师队伍。
三、医学院校文科发展的战略及对策研究
人文社会科学作为一个有别于理工科等自然科学领域的学科体系，有其自身发展的特定规律。文科发展的一般性战略可以概括为：以观念为先导，全校上下统一思想，科学认识文科，在尊重文科研究规律的前提下，采取有别于理工科管理方式而进行一系列探索。具体的发展对策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明确定位文科发展的方向
教育部社政司司长靳诺在清华大学举办的大学文科发展研讨会上的发言对文科发展的定位给出了明确阐释。他指出：大学重视和发展文科，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进行大学文科建设和文科发展的目标和原则，是为社会培养所应具有全面素质综合性人才的需要。大学办文科，特别是理工科大学办文科，绝不是点缀装饰，而是历史的必然，与自然科学同等重要。
要进一步明确在我国经济社会进人新时期办好大学文科的新理念，明确大学文科的地位，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要继续深入研讨大学文科建设的规律，要努力贯彻落实教育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发展繁荣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若干意见”，在准确定位文科发展方向的前提下，大力改善医学院校文科的发展，努力为社会培养应用型、复合型人才。
(二)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学生大部分的知识来
源于课堂上老师的教授，因此，教师的素质在教学实践中对学生的影响关系重大，教师本身的魅力是学生对课程的好恶影响最大的因素。因此组建一支高水平文科教师队伍也是医学院校发展文科的当务之急。首先，要通过多种渠道更新教师教育观念，完善知识结构，提高教学技能，提升理论素养。其次，克服医学院校文科教师缺乏的困难，充分利用资金聘请综合院校的知名学者来校讲学，逐渐建立一支知识结构完整、教学水平高的教师队伍，提升文科教学水平。
(三)调整课程结构，合理设置课程
当前，在医学院校普遍设立的文科专业包括：公共事业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卫生经济学、(医药)工商管理、(医药)市场营销、卫生法学、医学英语、劳动与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等。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医学院校中的文科课程，仅仅是相应文科生的必修课，对于临床学生来说仅仅作为选修课，长此以往，就会造成学生知识结构单一，学科领域狭窄。要想缓解这种局面，使文科专业在医学院校得到充分发展，可以学习一下国外经验，例如牛津大学实行文理一体的“复合课程”，麻省理工学院实行的跨学科选课制度。同时，课程的设置要与时俱进，要根据社会的发展需要合理设置，有效地调整课程体系，使得培养出来的医学人才更适合社会的需要。
(四)改善教学方式。丰富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
以医学院校普遍开设的医学人文课程为主要代表的文科课程为例，出自《医学院校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的实践研究》调查结果显示，学生喜欢医学人文课程的影响因素，除教师本身的讲课魅力影响最大外，其次是培养创新能力(38.9％)和生动的案例教学(31％)。此外，就学生喜欢的医学人文素质课程教学方法和手段的调查结果显示，学生最喜欢的是观看影像资料(32.3％)，其次是专家讲座(31.4％)和课堂情景剧演出(25.7％)；而学生最不喜欢的就是理论学习(7.9％)。以上调查结果显示，教学方式会极大地影响学生学习热情，在医学院校实际教学实践中，要更多地采用生动活泼的教学方式，将教学内容多样化地展示在同学们面前，例如采用精彩短片、案例展示、小组讨论、专家讲座等生动的教学方式将原本枯燥的内容更好地呈现在同学面前。
教学内容也是影响文科学习的主要影响因素。医学教育中的人文知识是一种反思性的知识，带有很强的个性与隐喻性，因此也就决定了教学内容的枯燥性。如何将枯燥的人文知识生动地展现在同学面前，需要借鉴国外经验，特别需要将临床实践中面临的问题同所教授的文科知识结合起来，切不可将枯燥抽象的文科知识强行灌输进同学脑中，这样既不能达到应有的教学效果，反而会大大降低同学们学习文科知识的热情。
综上所述，要根据文科本身的特点，改善教学方式，拓宽文科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改变原有的枯燥的满堂灌的教学方式，使同学们改变原本对文科的认识，充分调动起学生对文科学习的热情。
综合起来看，在以理工科学生培养为主的医药院校，文科的发展要注意以下几点：(1)要遵循共性与特性相统一的原则，要符合学生培养的一般规律和共性要求，同时也要体现文科类学生的培养特点。(2)要充分考虑医药院校学术氛围和文化环境对在其中发展的文科学科的影响，在文科的发展过程中要强调文理兼容和互补。(3)要注意与其他理工科院校文科生的培养相区别，立足于医药院校自身的专业背景与文化环境，培养与医学自身发展密切相关的文科生，使这批文科生充分为医学服务，如以医学人文学科为代表的文科的发展正是体现这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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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本文概括了德国、美国和中国技术哲学的历史发展，揭示了当代技术哲学研究的自觉意识，并进而提出，现阶段技术哲学研究的关键任务有两项：其一，面向技术，进行技术创新研究；其二，面向社会，进行技术启蒙。
一、技术哲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技术哲学”研究起源于德国。1877年，德国哲学家卡普(E．Kapp)发表《技术哲学纲要》一书，这是德国系统地进行技术哲学研究的开端。在这之后，基默扼(E．Zschimmer!和德韶尔(F．Dessauer)分别在1913年和1927出版了各自的《技术哲学》专著。从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哲学家胡塞尔(E．Husser1)、舍勒(M．Scheler)和海德格尔(M．Heidegger)从现象学和存在论角度对技术作了大量研究。近30年，德国的技术哲学研究又经历了持续的、系统的增长，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成果是德国工程师协会人文与技术委员会的研究。该委员会成立于1956年，会员中有德国当代最杰出的技术哲学家胡宁(A．Huning)、伦克(H．Lenk)、莫瑟(S．Moser)、拉普(F．Rapp)、罗波尔(G．Ropoh1)、萨克塞(H．Sachsse)、塔克尔(K．Tuche1)、兹默理(w．C．Zimmerli)。迄今，该委员会的技术哲学家们取得的主要成果包括：伦克的《技术时代的哲学》(1971)、《论技术的社会哲学》(1982)；罗波尔_的《系统技术：基础和应用》(1975)、《有缺点的技术》(1985)、《技术启蒙》(1991)；拉普的《分析的技术哲学》(1978)、《现代世界的动力学》(1994)；胡宁的《工程师的创造力》(1974)；萨克塞的《技术人类学》(1978)等等。
从整体上看，经过百余年发展的德国技术哲学，虽在学术界逐渐获得了承认，但仍属于哲学的边缘领域。德国技术哲学研究呈现以下特点：…其一，该领域的智力结构是多种多样的，而不是单一的和标准化的。大致有经验主义、存在主义、实用主义、人类学等不同的研究视角。其二，与技术社会学、技术经济学和技术政治学等相关的研究联系密切，彼此的界限不甚分明。其三，技术的伦理、生态和资源问题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有突出的现实主义转向。技术哲学研究由过去的玄思转向现在的实践导向。
就世界范围看，德国技术哲学首先在法国、荷兰和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和日本有所呼应。20世纪60—70年代始在美国兴起。1975—1977年，美国哲学与技术学会(sf，r)成立。1978年开始出版技术哲学年鉴，1981年开始了每两年举办一次的SPT国际研讨会，1995年创办学会期刊(Techne)。近30年，美国技术哲学研究发展迅速，出现了一批知名的技术哲学家及其优秀的学术专著。如：米切姆(c．Mitcham)的《技术的思考：工程和哲学之间的道路》(1994)；伊德(D．Ihde)的《技术与生活世界》(1990)；费雷(F．Ferre)的《存在与价值：面向建设性后现代形而上学》(1996)和《认识与价值：面向建设性后现代认识论》(1998)；勃格曼(A．Borgmann)的《技术与当代生活特征》(1984)、《坚持实在》(1999)；温纳(L．Winner)的《自治的技术》(1977)；费恩伯格(A．Feen—berg)的《追问技术》(1999)和《改造技术》(2002)；杜尔宾(P．Durbin)的《科学、技术和医学中的社会责任》(1992)等。
从整体上看，美国技术哲学研究的特点是：其一，美国技术哲学研究有了迅速的乃至可说是突飞猛进的发展。近30年中，美国技术哲学研究的发展，与相关的科学哲学和技术社会学研究的发展相比，毫不逊色。l2J这一点主要表现为高水平文献的增长，而研究队伍并没有扩大。SPT的规模始终保持在成立之初的水平，成员不足300人。其二，美国技术哲学研究的范式是多元的。在SPT内部有杜威主义者、埃吕尔主义者、者和海德格尔主义者。其三，美国技术哲学研究中技术批判研究占有突出的比重。在哲学领域中，技术哲学仍处于边缘。由于许多SPT成员对技术持批判态度，SPT前会长皮特(J．Pit)认为美国技术哲学研究负荷着意识形态框架，其核心是敌视技术。由于不能全面、公正的对待技术的所有方面，皮特认为，美国技术哲学研究，特别是SPT的研究，存在着“智力诚信危机”的问题。
我国技术哲学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初，经过20多年的发展，目前在学科建制上已成立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技术哲学委员会，已有几个以技术哲学为主要研究方向的科学技术哲学博士点和硕士点。从研究成果上看，1999年陈昌曙先生出版《技术哲学引论》，这是我国第一部标有“技术哲学”书名的学术著作。从总的看，我国技术哲学研究还少有人系统地进行，在哲学大家族中也处于边缘地位。
二、技术哲学研究的“自我反思”
综上所述，技术哲学研究虽然经历了30年左右的系统努力，但仍处于无统一范式、无哲学地位的困境中。与此同时，人类社会更急剧地步入技术社会，而技术，特别是当代高技术，更尖锐地激起一系列亟待研究的哲学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如何认识和进行技术哲学研究，便成为当代技术哲学家们思考的主题，从而产生了技术哲学研究的“自我反思”。
关于技术哲学的性质。技术哲学是否是一个新的独立的哲学分支，研究者们曾进行过争论。拉普认为，技术哲学既不是工程科学的元理论；也不是社会学或历史学等独立学科的一部分；更不能归结为某一个哲学分支。它与认识论、社会哲学、哲学人类学、历史哲学和形而上学有密切的联系，但并不从属于它们。鉴于技术的认识论、伦理学、文化、社会和形而上学问题之间的联系如此密切，拉普认为有必要发展一个新的哲学分支——技术哲学统一地加以研究。拉普的这个观点基本上得到了学界的认同：技术哲学是一个新的独立的哲学分支。作为一个独立的哲学分支，米切姆指出，技术哲学就是关于人工制品的制作和使用的哲学反思。陈昌曙认为，技术哲学大致上可视为自然改造论，主要是对改变自然的穷根究底的反思。
关于技术哲学研究的内容。通常认为，技术哲学要研究技术本体论、技术认识论、技术价值论、技术社会批判论等等问题。而其中哪一类问题是当今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哲学家有不同的理解。在我国，张华夏和张志林等先生认为，技术的认识论和逻辑结构问题是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他们呼吁“技术哲学要转向技术知识论和技术逻辑的研究”。陈昌曙和远德玉先生则认为，技术与科学相比，具有更直接、更鲜明、更强烈的价值性，鉴于此，应当把技术的价值论作为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在美国，许多学者主张技术哲学主要是对技术进行伦理的、政治的分析；而皮特坚持认为，“技术哲学的首要问题是认识论”。他说只有从认识论问题着手研究，技术哲学才可能容身于主流哲学讨论之中。应该强调，在讨论技术认识论和技术价值论研究孰重孰轻时，不要忽视了两者的密切关系，特别不要把两者对立起来，两者都是构成一个完整的技术哲学所不可或缺的。或许，洞察在特定情景下技术哲学应研究的特定问题更有实际意义。拉普认为，今日技术哲学研究的当务之急是研究技术变革的动力学，关键是要明确在“技术决定论”中人们可能的作为。
关于技术哲学研究的方法。由于没有特定的强大的历史传统，技术哲学研究缺少公认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手段。从实际来看，米切姆辨别了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或传统，一种是由工程师和技术专家自己创立的工程技术哲学，这种哲学着重研究技术的内在结构；另一种是人文学者创立的人文技术哲学，这种哲学着重研究和阐释技术的意义，对技术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种种后果进行反思。工程技术哲学倾向于分析的和赞成技术的，而人文技术哲学则更倾向于解释的和批判技术的。从理论上说，技术现象是一种复杂的现象，仅局限于从认识论、方法论的角度，或仅局限于从思辨的、“纯形而上学的”角度研究技术都是不够的，而应当从多个角度进行综合性研究。如伦克和罗波尔所说：“跨越陈旧的系科和学术边界，尤其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技术科学之间的边界，进行富有成效的和现实主义的合作，在今天技术哲学研究中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在技术哲学研究中，处理好理论思辨和经验研究的关系极为重要，“唯理论”或“经验论”的方法都不可取。针对“唯理论”，拉普指出：“不能无视具体的经验证据，只根据对技术的逻辑的、不变的本质的思考，演绎出技术的现实特点。为了防止任意的和不可信的思辨，哲学分析和思考必须以有条件的事实为依据。从这一点出发，才能进行概括。”而针对“经验论”，拉普则指出：“技术哲学解释必须利用并努力整合于哲学传统之中。形象地说，哲学传统是任何哲学解释得以生长的土壤，不利用这个基础，为技术哲学研究重新发明‘轮子’是愚蠢的。”应该说，拉普的这个意见是非常中肯的。
关于技术哲学的研究方法，费雷基于几十年的教学、研究和思考，形成了自己的四个信条：其一，技术哲学应联合西方主流的哲学传统思考技术；其二，应用认识论、形而上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哲学、科学哲学、社会哲学等学科的范畴，能够阐明技术现象；其三，技术哲学在理解何为合法的哲学方法时应该采取多元化的策略；其四，一种全面的、批判的、多元的技术哲学研究方法对认识技术和制定有关的社会政策是有益的。
关于技术哲学研究的未来走向。从技术的文化环境看，随着冷战的结束，20世纪90年代以来，技术的文化环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如果说过去人们蜷缩在防空洞中，那么现在人们畅游在网络中。伊德认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应对这种文化环境的变化，反思当代技术世界的新问题，而不能仅是继续研究与埃吕尔、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相同的主题。从技术自身看，随着全球电子媒介基础设施及其文化的发展，米切姆认为，现代技术(与背景分离化)正在被一种新的“元技术”(meta—technology)取代。元技术正以虚拟的形式重新使分离的世界连接成一个整体。在这样的情况下，米切姆指出，“过去二十年，技术哲学努力思考我们做的技术，下一个二十年必须努力思考我们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元技术。”从认识与实践的关系角度，杜尔宾则呼唤行动主义。杜尔宾说，虽然需要理论的进步，但更需要的是在解决技术社会的现实问题上取得进步；虽然理解技术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围绕它们的有关的社会问题做些什么。为此，他呼吁学院的技术哲学家们走进行动主义的领域，加入到解决实际问题韵行列中来。从根本精神看，无论技术哲学研究将怎样发展，陈昌曙先生提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要有自己的学科特色、基础研究和应用。他讲，技术哲学研究“没有特色(学科特色)就没有地位，没有基础(基础研究)就没有水平，没有应用(现实价值)就没有前途。”
三、技术哲学研究之关键：技术创新研究与技术启蒙
基于上述的技术哲学研究的“自我意识”的考察，本文以为，技术哲学研究在走向繁荣之途中至少有两项的关键任务：其一，面向技术，进行技术创新研究；其二，面向社会，进行技术启蒙。
进行技术创新研究的理由至少有以下三点：其一，从历史实践来看，技术创新始终是人类社会的轴心，技术哲学研究只有牢牢抓住这一社会轴心，才能向社会“敞开”，与社会现实相切近。在古代，这个社会轴心是隐含着的，这可以从史前各种传说中窥其踪迹，如《易·系辞》讲中国先王伏羲作八卦、网罟，神农作耜耒，黄帝尧舜作舟楫、杵臼、弧矢等；在现代，这个社会轴心是显在的。种种事实显示，技术创新是现代企业和社会的活力之源，是经济发展、生产率增长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基本驱动力。可以说，技术创新正作为第一生产力、第一竞争力、第一战斗力，成为世界各国企业家、政治家、军事家头等关切的主题。所以，研究技术创新，密切技术哲学研究与社会实际的联系，从而促进技术哲学的发展和实际社会问题的解决。
其二，从理论逻辑来看，技术创新是技术成为技术的过程，技术哲学研究只有牢牢抓住这一技术形成的过程，才能向技术“敞开”，与技术现实相切近。通常认为，技术归根到底是一种实践活动，而技术创新又是一种最基本的技术实践活动，因而，技术哲学研究若要反思技术就必然要首先研究技术创新。技术从构思到社会的实际应用，是一个复杂的创造性的技术一社会过程，其中，技术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文化的和自然地理的诸多因素相互作用，最终产生与社会相适应的技术。这个技术产生的过程，这个技术成其所是的过程，被称之为技术创新。所以，技术哲学也只有研究技术创新，才可能切实知晓技术是什么，它何以可能、何以产生、如何产生、产生什么。
其三，从技术哲学自身发展看，技术哲学研究之所以分裂为工程的和人文的两个对立的流派，主要是因为各自偏执于一端：工程的技术哲学，如德绍尔等以技术发明为研究对象，只关心纯粹技术是如何可能的，而忽视了技术与整个社会的复杂关系；人文的技术哲学，如埃吕尔等以技术的社会影响为研究对象，只关心从人文社会的角度评价技术，往往对技术持敌对态度，而忽视了对技术自身的全面认识。由前所述，技术创新是技术成其所是的技术一社会过程，技术哲学研究技术创新，既能向技术“敞开”，又能向社会“敞开”，因此，研究技术创新可以在工程的技术哲学与人文的技术哲学之间架起桥梁，实现两者的融通，从而为建立一种健全的、连贯的、一致的技术哲学奠定基础。
技术创新哲学研究至少要包括技术创新实践论、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等内容。技术创新实践论，是研究技术创新实践活动的本质、特性、类型、结构和形态。技术创新本体论，是研究技术创新实践的“本原”或“本体”，是寻求技术创新成其所是的“最高原因”。技术创新认识论，是研究技术创新认识的发生、发展及其规律。技术创新价值论，是研究技术创新的价值标准、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等问题。显然，这几方面的研究内容是相互依赖、融会贯通的，比较而言，技术创新实践论是其它研究的基础，由它们共同组成的技术创新哲学研究，实质上可以被视为广义的技术创新实践论。
一、科学史是人类文明史的一个部分
李约瑟在SCC第一章序言中指出：“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科学史是人类文明史中一个头等重要的组成部分。”（〔2〕，p．1）科学史的发展既影响文明史的进程，也受文明史的制约。因此它的研究不能孤立地进行，而必须具备统观人类文明的广阔视野。这可以说是李约瑟研究科学史的指导思想。
按照英美文化学及科学史的传统，“文化”与“文明”在其广义上可以混用，而科学技术作为一个组成部分则包含在其中。在文化学方面，泰勒（EdwardBurnettTylor,1832-1917）对“文化”概念作了基础性的开拓。他指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的整体。”（〔3〕，p．99）显然，科学作为知识被排到了第一位。这个经典定义在西方具有深远的影响。继泰勒之后，弗雷泽（J.Frazer1854-1941）进一步从进化的角度提出了“巫术——宗教——科学”的发展模式，在西方科学史中引起广泛地共鸣。比如，李约瑟关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主要起源于道教的观点，便与弗雷泽的影响有关。（参见〔4〕，p．304）继弗雷泽之后，马林诺斯基（BronislawKasparMalinowski,1884-1942）进一步完成了文化学从古典研究到现代研究的转折，他从泰勒的广义文化着眼，打开了跨学科研究文化动态发展的大门，揭示了文化功能的整体性。精通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马林诺斯基对于开拓科学史家的视野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科学史方面，萨顿（GeorgeSarton,1884-1956）的五卷本《科学史导论》给李约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约瑟指出，“它是一部卓越的巨著”，并且“将永远是指引这方面研究的宝库，同时也是提供资料的百科全书。”（〔2〕，p．42）《科学史导论》在内容上包括三大系列：一，总概述（以年代为序）二，不同文明概述（犹太、穆斯林、印度、中国等）三，各门科学发展概述（数、理、化、生等）。显然，这是一个既有“总”又有“分”；既有“块”又有“条”的庞大体系结构。萨顿自称：“我这部《科学史导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人类文明的首次概观”。“我努力勾划出一幅文明图，它尽可能地全面和精确，却又足够简单；尽量避免不必要的细节，尽量浓缩，而又不有损于全面的看法。”（〔5〕，p．159）在这个设计的背后包含着他的科学史观：“简言之，按照我的理解，科学史的目的是，考虑到精神的全部文化和文明进步所产生的全部影响，说明科学事实和科学思想的发生和发展。从最高的意义上说，它实际上是人类文明的历史。”（〔6〕，p．29）
李约瑟高度评价萨顿的《科学史导论》还因为：“在一切关于科学史的著作中，它是最先详细地谈到许多中国科学家和他们的成就的。……当然，该书采用的百科全书式的方法无法对世界的这一部分的科学发展给出一个连续的史实。”（〔2〕，p．42）萨顿不能做到的事李约瑟做到了。SCC正是一部专门系统介绍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的百科全书。在内容上它包括四大部分：第一部分，导论。它介绍了中国的地理、历史、语言以及科学文化传播、交流的概况。第二部分，科学思想史。它从哲学的角度概述了各家传统对科学发展所起到的作用。第三部分，各门科学史。它按数、理、化、生的顺序依次介绍了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及成就。第四部分，结论。它集中探讨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可以看出，前三个部分与萨顿的“三大系列”具有某种对应关系。仿佛李约瑟的SCC是萨顿《科学史导论》的一种缩影。第四部分则表明了，李约瑟在把科学史当作文明史来研究这一点上比萨顿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写法在某些专业科学史家看来或许太过于广泛。然而李约瑟却不这么看，他认为：“在这部交响乐中并没有一个多余的音符。”（〔4〕，p．1）这正好表明了其科学史观的人文主义特点。
关于SCC基本设想，李约瑟指出：“它的对象是一切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们。不管他们是不是科学家，只要从全人类文明史的角度对科学史、科学思想史、技术发展史，特别是对欧亚两洲的发展的对比情况感兴趣就行了。因而本书的意图是使内容广泛到不遗漏重大史实的程度。可又并不是象学术杂志上的论文那样详尽无遗，对最细微的情节都详加考证……。”（〔2〕，p．6）这些话就象从萨顿口中说出的一样！这种广而不泛、精而不繁的风格正好能够达到他们把科学史当作文明史来加以阐明的目的。
李约瑟是成功的。SCC的出版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参见〔7〕，p．23～p．24）比如，英国评论家皮肯（LanrencePicken）把它誉为：“由一个人所独立进行的历史综合与沟通各国文化的最伟大的前所未有的举动。”法国科学史家华德（P.Huard）认为：“李约瑟把科学和技术戏剧性地溶化在汉学中……这部书可以说是划时代之作。”德国科学史家卡罗（OttoKarow）指出：“李约瑟在西方科学领域内开创了一个新的至今不为人所知的领域——中国文化史，为此他应得到我们的感谢。”美国著名汉学家富录特（L.CGoodrich）感叹道：“李约瑟的阅历及其思想之透彻，使人对他的研究及其结论产生最大的敬意。正是这样一部书在改变着所有以后的中国思想史和整个世界范围内的思想史。”从上述评论可见，SCC的确不是一部通常含义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而是一部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的壮丽史诗！
二、科学史具有沟通文理的两栖特性
李约瑟认为，科学史不仅是文明史的组成部分，也是沟通科学与人文、社会的重要桥梁。因此，科学史的作者必须具备多方面的良好素养。在这一点上李约瑟本人是非常杰出的：他在剑桥大学先后得到哲学与科学两个博士学位；他在英国先后荣获皇家科学院和文学院两个院士的称号……正如鲁桂珍博士所指出的：“他的特点之一就是‘多面性’，就在于他从不肯从他生活中摈除多种形式的人类经验的任何一个方面。”（〔8〕，p．1）这种难得的“多面性”是其科学史观的心理基础。因此，我们可以从个性发生与发展的角度来考察其科学史观的形成。
斯诺（CharlesPercySnow,1905-1980）在其《两种文化》中指出：“整个西方社会的智力生活已日益分裂为两个极端的集团。……一极是文学知识分子，另一极是科学家，……二者之间存在着互不理解的鸿沟。……他们对待问题的态度全然不同，甚至在感情方面也难以找到很多共同的基础。”（〔9〕，p．3～p．4）此说虽然过于极端，但也反映了部分的现实。李约瑟的家庭正好是这样一个缩影。他的父亲专长医学，曾在苏格兰的阿伯丁大学任教，后成为一名专职医生。他的母亲善长音乐，特别是作曲，有不少作品在社会上流传，其中有一首（《我的黑玫瑰》）差点被选为爱尔兰的国歌。父母性格不同，缺乏共识，管教孩子也没有默契。比如，父亲要李约瑟早认字，母亲为此大发雷霆……类似这样的当面争吵可以说是家常便饭。可见李约瑟从一开始就生活在“两种文化”的冲突之中。
鲁桂珍博士在《李约瑟的前半生》一文中精辟地分析到：“父母性格的分歧到底对李约瑟产生了什么影响呢？一个敏感的少年的心灵，在力求达到它自己的平衡过程中，可能无意识地从这边吸收一些因素，又从另一边吸收另一些因素，实际上也正是如此。……可以想象，这孩子企图连结这两块陆地的努力，使他的心灵形成了永远是在搭桥的状态之中，永远谋求调和，谋求使分裂的东西结合起来。”（〔8〕，p．13）确实，李约瑟的一生可用两个字来概括，那就是“搭桥”。
回顾自己的成长过程，李约瑟写到：“我自小就继承了一种颇为灵感性的禀赋，即理论与浪漫性的结合。”（参见〔10〕，p．21）开始“我深为父亲的治学精神所感动，所以有意识地模仿父亲。但是后来我又觉得从母亲那里也受益匪浅。”（参见〔1〕，p．563）在父亲的影响下李约瑟考进了剑桥大学，并有幸成为世界著名科学家霍普金斯（FrederickGowlandHopkins,1861-1947）的学生。在霍普金斯的诱导下，李约瑟改变了原来打算要走的医学道路，转而研究生物化学并取得了成果。在母亲的熏陶下李约瑟多才多艺：背诗、唱歌、跳舞、拉琴……可别以为这只是工作之余的雅兴，其中所包含的审美价值观反过来也影响他的科研风格。即他不满足于象父亲那样在狭窄的领域中埋头钻研，而更喜欢以广阔的视野去思考问题。三卷本的《化学胚胎学》和大部头的《生物化学与形态发生》明显带有广泛综合的特点。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搭桥”：前者把化学与胚胎学连结起来开创了新的学科；后者把微观的生化过程与宏观的形态发生连结起来更是生物学中的一大创举。
以广阔的视野看问题，使得李约瑟的科学研究总伴随着哲学的思考。从1925年到1942年，李约瑟编著并出版的哲学著作有：《科学、宗教与现实》、《人，一部机器》、《唯物主义与宗教》、《秩序与生命》。同期撰写并发表的哲学论文有：“生物化学的哲学基础”、“机械论生物学与宗教意识”、“生物学中的有机论”、“生物学哲学的最新发展”、“哲学与胚胎学”、“物质、形态、进化与我们”。从以上论著可见，李约瑟的哲学思想有一个从倾向机械论到倾向有机论的转变。李约瑟在生物与化学之间搭桥，开始受到机械论的驱动，但后来却被有机论所征服。这一转变为他日后“皈依”中国文化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以广阔的视野看问题，在科学与哲学的结合点上，李约瑟步入了一个新的领域——科学史。在这方面对他帮助最大的是著名科学史家辛格（CharlesSinger1876-1960）。辛格是牛津大学医学、科学和文学三个博士学位的获得者，精通医学史、解剖学史、生物学史和科学通史。他的夫人也是一位科学史家。李约瑟有幸通过剑桥大学的化学史家帕廷顿（JamesRiddickPartinton,1886-1965）的介绍认识了辛格夫妇，以后便成为辛格家的常客。在那里李约瑟读到了大量的科学史著作，包括丹皮尔（WilliamCecilDampier,1867-1952）的《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和萨顿的《科学史导论》。在那里李约瑟还同辛格夫妇讨论了许多的问题，他们保持着终生的联系和友谊。
在辛格的帮助下李约瑟开始在科学史方面初露锋芒：从1925年到1942年，先后出版了《插图本生理学与生物化学史》、《胚胎学史》、《近代科学的背景》等专著；先后发表了“生物化学的最新发展”、“从胚胎学史看科学发展的限制因素”、“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等论文。为其日后写作SCC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从以上论著可见，李约瑟科学史的兴趣有所改变：即从“专史”到“通史”；从“内史”到“外史”；从“科学与哲学、宗教”到“科学与社会”。其中关键性的影响来自1931年在伦敦召开的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李约瑟协助辛格（主席）筹备并参加了这次大会。会上苏联代表的发言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特别是著名物理学家、莫斯科物理研究所所长赫森（BovisHessen）的报告《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给李约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进一步开阔了他科学史研究的视野。1937年鲁桂珍等中国留学生的到来，以其毫不逊色的才华使李约瑟为之震动，由此产生了了解中国文化、比较东西方科学发展的念头。1942—1946年的援华之行，使李约瑟有机会与许多中国科学家、社会科学家深入地接触，从而加速了他科学史观的形成，甚至改变了他后半生的道路。
三、科学史东西方比较的三个问题
在李约瑟看来，科学史不仅是连结科学与人文的桥梁，而且也应当成为沟通东西方文化的桥梁。SCC正是这样一座雄伟的桥梁。它充满着东西方比较的色彩，通过比较令人信服地说明了“近代科学实际上包含了旧世界所有民族的成就，”，“不同文明的古老的科学细流正象江河一样奔向现代科学的大海。”（〔7〕，p．195）具体来说，李约瑟的功绩在于提出并初步回答了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古代中国人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到底有多少贡献？第二，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第三，现代科学革命中的“有机自然观”是否根植于中国？整部SCC正是围绕着这三个问题而层层展开的。
回答第一个问题是李约瑟写作SCC的主要动机，在“本书的计划”中李约瑟强调说：“我们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历史上各个世纪中，中国人对纯科学和应用科学究竟作出了什么贡献。”（〔2〕，p．41）提出这个问题基于这样的现实：一方面以往西方人写的科学史，受“欧洲中心论”的影响而很少提及东方人的贡献；另一方面中国人受儒家正统的影响，看重社会伦理，轻视自然科学，因此，不但没有写自己的科学史，而且在正史中也很少记载科学发现的事实。值得一提的是，萨顿虽然承认“光明从东方来。”（〔6〕，p．116）但其所指的却并非远东。而冯友兰对中国的了解虽然透彻，可还是断言“中国没有科学”。（参见〔7〕，p．266）李约瑟竟然不受其影响，也可算是一个奇迹。
李约瑟的最大功绩在于，从大量被儒家学者视为“异端”或“杂著”的文献中；甚至于从人们完全意想不到的地方（比如民谣、诗歌、绘画、雕像等）发现并收集了大量有价值的资料。它们足以表明中国人在许多方面都“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并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二世纪之间保持了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2〕，p．1）英国记者坦普尔（RobertTemple）利用李约瑟收集到的资料，并在其指导下写成通俗读物《中国——发现与发明的摇蓝》。其中列举出中国古代科技的“100个世界第一”，让世人能在SCC尚未完成时便得以先睹为快地领略其中的点点滴滴。其实“100”只不过是一个有份量而引人注目的数字，作者的结论是：“在现代世界赖以存在的重大发明创造中有一半来自中国。”（参见〔1〕，p．503）这一点连中国人本身也感到惊讶。
第二个问题的提出以第一个问题的解答为逻辑前提。即“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执了先鞭呢？”（〔7〕，p．7）李约瑟认为这是“比较科学史的领域中最诱人的一个问题”。也是“文化与文明史中一个最大的问题”。（〔7〕，p．56，p．36）正因为如此，李约瑟在他所有涉及SCC的演讲、报告和著述中不厌其烦地一再发问，而且又常常不急于作答。因为这个问题广泛涉及地理、水文、经济、政治、学术和习俗等众多的相关因素。要理出一个头绪决非易事，恐怕第七卷（结论）的出版也未必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被称之为“李约瑟难题”（Needhampuzzl）
或许李约瑟的真正功绩不在于给出一个最终的答案，恰恰在于提出了这个问题。半个世纪以来，它一直吸引着人们不断加入讨论的行列。尽管问题的表述及本身的合理性引起了一些疑议。（参见〔11〕，p．35～p．44）但即使是批评者也还承认：“李氏难题实际上已成为中国科学史这门学科的一面号召性的旗帜”，它“日益成为联系多学科学者进行中西科学史比较研究的纽带和桥梁”，并“成为促进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系之间真正了解与沟通的一个文化生长点”。（参见〔11〕，p．35p．43）笔者认为，李约瑟的前两个问题是不可分割的，它们构成一把锋利的“双刃剑”：一面横扫“欧洲中心论”；另一面直砍“中体西用说”。其结果不仅使西方人，而且使中国人都大开眼界，进一步认识了对方，也反省了自己。这一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第三个问题与前两个问题都有关系。李约瑟认为，东方古代科学的繁荣与西方近代科学的腾飞，同两地自然哲学的传统差异有关。具体来说，中国的“有机论”与欧洲的“原子论”在科学发展过程中分别扮演过重要的角色，也各有其发展与传播的过程。问题是这些古老的传统与现代科学的关系如何？李约瑟有如下的概说：“中国的这种有机自然主义最初以‘通体相关的思维’体系为基础，公元前三世纪已经由道家作出了光辉的论述，又在十二世纪的理学家那里得以系统化。早期‘近代’自然科学根据一个机械的宇宙假设取得胜利是可能的——也许这对它们还是不可缺少的。但是知识的增长要求采纳一种其自然主义性质并不亚于原子唯物主义而却更为有机的哲学的时代即将来临。这就是达尔文、弗雷泽、巴斯德、弗洛德、斯佩晕、普朗克和爱因斯坦的时代。当它到来时，人们发现一长串的哲学思想家已经为之准备好了道路——从怀特海上溯到恩格斯和黑格尔，又从黑格尔到莱布尼兹——那时的灵感也许就完全不是欧洲的了。也许最现代的、‘欧洲的’自然科学理论基础应该归功于庄周、周敦颐和朱熹等人的，要比世人至今认识的更多。”（〔4〕，p．538）
李约瑟首次为我们勾划出一条有机自然主义东西接轨而连续发展的线索。其中包含着一个重要的猜测：“莱布尼兹在哲学史上起了一个桥梁建筑师的作用”，（〔4〕，p．529）应该承认李约瑟的猜测是有根据、有道理的，只不过有机自然主义由东到西的传播未必是一条“单通道”。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李约瑟的这种“寻根意识”在倡导现代观念的科学家中引起了不小的共鸣。他们纷纷把目光转向东方以寻求新的灵感和启迪。在国内有人把它称之为“李约瑟现象”。（〔12〕，p．49）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上面三个问题的提出和解答都与李约瑟的科学史观密切相连。首先，李约瑟坚信古代科学的发展必然在文化整体中留下痕迹，一种伟大的古老文明中不可能没有科学。问题是怎样把它们挖掘出来？其次，李约瑟坚信近代科学的兴衰必然有其相应的社会、文化背景。不深入探讨这一背景就不能理解科学发展本身。问题在于怎样从中理出一个头绪？再次，李约瑟坚信现代科学的革命有其古老的思想渊源。任何伟大的自然哲学传统都不会轻易地丧失其生命力。问题是怎样从眼花liáo＠①乱的丛林中寻得其根，从而发扬光大？李约瑟以其卓越的研究，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样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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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回归人文是当代医学面临的迫切课题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现代医学由于遵循生物医学发展模式,其人文性的日益淡薄一直受到社会公众的批评。无论是就现代医学的诊疗思想、许多诊疗技术的实际运用,或是从保健政策的宏观决策与医院管理的某些举措,还是从眼前持续紧张的医患关系来看,强化医疗保健服务的人文性,不仅是广大患病人群和全社会对医学的期求,也是广大医学专家和人文学者共同关注的课题。医学如何回归人文,医疗保健服务如何增强对病人的关爱,如何使医学成为一门充满人性的医学,要从多方面着手,有多方面的工作要做。它涉及卫生保健政策对保健服务的可及性和公平等问题的正确处理;涉及医院管理各个环节如何体现对病人关爱,革除那些在病人与医院、病人与医生之间破坏和谐关系的种种陈规旧制;当然也涉及医生们在医疗服务工作中,如何强化对病人生命与健康负责的职业良心和尽心尽力的努力。但更为重要的方面,或者说一个不可忽视的基本方面,是如何改变生物医学自身对人、对生命尊严的冷漠,是如何改变“现代医学本身改变着运用医学的医生的人格,不断夺去医生对生命的尊严观”[1]97的特质。因此,探索医学如何回归人文,如何改变现代医学某种对人性冷漠的属性,恢复医学以往那种闪耀人性的光辉,促进医学人文与医学专业的结合,既是医学专家的追求,也是医学人文学者的期盼。从人文学者的角度看,所有一切医学人文学的努力,其中包括加强和改善医学人文学的教学,开展有关医学人文课题的研究,组织医学人文学术交流,其最终指向仍是促进医学科学与医学人文的结合,促进医学科学的人性化。所有一切医学人文活动的最终落脚点,仍是医学专业实践,并且也只能是医学专业实践。这就是说,医学人文的教学成果,医学人文研究的价值取向,医学生人文素质的提高,最终仍是只能通过医学专业的人性化,通过医生们人性化的诊疗服务,才能给病人带来福祉;医学人文学并不直接为病人提供人性化的服务,人性化的医疗服务是通过医生们的诊疗实践实现的。因此,医学人文学者不能满足于几门人文课程的开设,不能将医学人文停留在学术层面和讲稿层面,虽然搞好人文教学和研究也是非常必要的。促进医学科学与医学人文的结合,也是医学人文学者不可推卸的责任。
2当代医学人性冷漠的根源
促进医学与人文的结合,首先要弄清楚医学与人文分离的症结。本来是充满人性的医学,为何在其获得科学意义的存在以后,反而总是遭到缺乏人性的批评呢?这要从现代医学的渊源与结构说起。众所周知,现代医学为了摆脱古代医学的抽象性与模糊性的缺陷,为了突破宗教神学设置的禁锢。在14世纪～15世纪整个科学革命思潮的影响下,接受了培根、笛卡尔等哲学家的实验科学方法并受到心身二元论的影响,在维萨里、哈维、魏尔啸、科赫等一大批医学家的努力下,撇开与人体密不可分的心理、社会、环境的关系,将人体及其组织作为一种纯粹客体的物质加以研究,并且因此获得了空前的进步,涌现了无数的发明和发现,为人类战胜疾病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这种哲学影响下形成的生物医学模式及特异性病因说的医学思想,认为任何疾病必然表现为局部的器质性病变,都有特异性的病因引起,因而也必然有特异的方法来治疗,整个医学近几百年的努力,可以归结为寻找特异性的病因与特异的治疗方法。正是在这种医学思想的指导下,人体组织与人的整体、病与人、心与身发生了分离,并形成了重疾病、轻病人,重治疗、轻照料,重实验证据、轻病人体验,重器质的恢复、轻心理调节与支持,重技术处置、轻伦理社会思量等一系列诊疗规则,而其后果当然是对人、对人的心理与情感的忽视以及对病人关爱自然而然地消失了。正如汤比因与池田大作所指出的那样:“在现代科学中,医学部门也和其它部门一样,获得业绩的关键是选择、定量化、机械化和非人格化。”[1]94“现代医学是建立在笛卡尔以来的科学思维方法上的,科学给医学以究明疾病的有效手段,因此,现代医学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另一方面,科学包含着这样的性质,即对一切事物都客观地审视,摒弃感情,用理性的手术刀解剖。因此,用科学的眼光看自然界时,自然就成为与自己割裂的客观存在。同样,当科学之光照在人的生命上时,人的生命自身就成了与医生的精神交流断绝的客体。这当然就引起了人类生命的物质化。”[1]96这就是现代医学人性冷漠的病根。今日我们探求医学与人文的结合,期盼恢复医学的人性,须从纠正此种医学思想着手。人们在对现代医学人性冷漠提出种种批评时,常将目光指向医生,指向医院及相关的管理机关,指向推行保健服务市场化的政策和措施。的确,部分医务人员对病人不负责或不够负责的言行,一些医院的不当管理措施及不当管理,使人性化的医学蒙上了阴影,在人性化的医学上增加了灰尘。而本属于公共产品的保健服务市场化,更是雪上加霜,把本来在原质上就存在人性缺失的生物医学的弱点推向了极端,新闻界论文格式报道的因无钱支付费用发生的见死不救的惨景,极个别的医院半夜将付不起医疗费的病人抛在荒郊野岭的事例,理所当然地引起人们对医疗部门的公愤与不平。但是,医学人性淡漠的根本不在这些方面,医学人性淡漠的根本不是医生,不是医院,甚至还可以说不是医疗服务的市场化,而是医学自身,是现代医学的生物医学模式,是它的一系列的诊疗思想与理念。
3从根本上转变医疗思想
克服当代医学对人性的冷漠,不能仅限于对医生提出一些重视人文行医的要求,也不能仅限于端正医院人文管理的理念,虽然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要彻底扭转现代医学人性冷漠的局面,必须从根本上转变医学思想着手。
3.1努力促进医学模式的转变,切实推行全人医疗的理念,克服病与人、身与心、病与环境分离的医学观念,将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这就要求:(1)在诊疗中提倡对病人的全面了解:重视病,同时也重视病人;不仅要了解病,也要了解病人,要全面了解病人。“观察病人是医生最基本的职责。”[2]108(2)对疾病的认识与判断,不仅重视对疾病的生物学的了解,同时也重视对疾病的社会学、心理行为和疾病历史学的了解。(3)不仅是要重视解除病人器质上的病变,消除疼痛,还要致力于解除病人的痛苦,为病人提供心理、社会安宁的支持。(4)为此,需要探索临床医学学科的重新组合与多学科的协作的形式与方法,革除只重专科的弊病,强化心理社会支持,不断探索心理、社会支持与服务的方法与途径。
3.2探索人性化的治疗理念与方法。人性化的医疗很大程度是通过各种具体诊疗环节实现的,一些人性淡薄的医疗也常表现在具体的诊治环节上。探索改进诊疗方法,提高诊疗方法的人文性,充分体现对生命的尊严与关爱,是医学专业与人文结合极为重要的方面。(1)不断探索对症治疗与整体治疗的结合,正确处理整体固本与清除局部病变的关系、清创与维护机体的自然力的关系。(2)提倡微创或无创疗法,尽力减少对机体的损伤,减少对机体不必要的干预,维护机体的自然抗病能力,谨慎地使用手术、介入疗法。“自然力是疾病的医生。”“治疗的目的是帮助自然的治愈力。”[2]131(3)提倡规范治疗与个体化相结合,循证医学与经验医学相结合;提倡适宜技术,不搞过度医疗,不滥用药物,尽可能地减轻病人的经济负担。(4)重视对病人生命的维护,同时也重视病人生命质量的提高,在危重病人的治疗上尽力探索延长生命与提高生命质量相结合的方法。(5)重视对病人的照料,为病人提供全程服务与心理支持。特别是晚期病人,老年病人,这种服务应当成为医疗的主要任务。众所周知,当前病人住不上院、看不起病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医疗费用太高。那么,有没有可能减轻病人的经济负担呢?这种负担是否仅是国家对医疗投入不足造成的呢?据《新华每日电讯》2009年4月22日报道,黑龙江省卫生厅近日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该省两所体制相同、规模相近的公立三级甲等医院,诊疗总量、重症患者比例、治疗水平大体相当,但是2008年度的经济收入分别是19亿元和7亿元。相差竟到12亿元。这条新闻的作者要求医院要算算良心账[3]。无独有偶,2005年6月3日,辽宁省卫生厅公布了省属14所规模较大的医院单病种每例病人平均医疗费用、药品价格、医疗收费、患者满意度五个项目的调查情况,其中胃癌(没有并发症,只接受一次手术,未接受化疗)治疗在锦州医学院附属二院为8800元,大连医科大学附属一院为47000元;单纯阑尾炎治疗在沈阳市两家大医院费用相差1700元[4]。这种情况清楚地表明,生物医学的缺陷为市场提供了可乘之机,市场反过来又极大地扩大和提升了生物医学的缺陷。生物医学的缺陷与市场的结合,是通过医生笔下的处方实现的。这说明当前医疗费用高低,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医生的医疗决策所决定的,是由医生为病人治病采用的方法决定的,而这种情况又与现在的生物医学模式息息相关。黑龙江省和辽宁省一些大医院收费相差悬殊的情况,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医疗思想的体现,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办院思想的体现,即以人文的理念行医、经营医院,还是以谋利为目的行医、办院方针的体现。尽管可以在医院各种场地高挂“一切为了病人着想”的标语,尽管医生可以带着微笑服务,尽管可以在病人生活方面安排得井井有条,但这一切如果都是为了谋取高利的本质,都是为了更多的收取病人的费用,这又何谈医学人文精神?这不是什么人文精神,这是“人文秀”。医学人文的实质不是形式,而是我们的努力是否能够真正落在病人健康的实处,是否能够真正体现医疗服务的公平性与可及性。
3.3关注临床诊疗中的伦理社会问题。在新技术的运用、实验性治疗、临床试验、新药物、安慰剂的使用等问题上严格把关,执行相关的伦理规则,正确处理诊治中的伦理社会问题,为某些诊疗方法设置伦理底线,维护病人的生命尊严,不歧视病人,避免以往发生过的诸如手术戒毒、手术切除精神病患者少女子宫的背离伦理原则的医疗行为再次发生。
3.4重视与病人的交流与沟通,认真履行知情同意原则,引导病人参与治疗决策,尊重病人的自。
3.5促进临床医学与预防医学、公共卫生的结合,提倡临床医学走出医院,进入社区,进入社会,开展健康教育,对常见的慢性病进行行为干预,积极推动医疗保健与全民健康管理的结合,进而促进医疗公平的实现。此次研讨会上,南京医科大学的王锦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郭方华,北京玄武医院的李明,中国医科大学的王丽宇,‘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的张万岱、汪能平等教授的发言,就此提出了很好的见解,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与实践。应当说,自现代医学从受到人性冷漠批评的那一天开始,医生们和一些医院就已经开始了探索克服医学冷漠化的努力。以上医学人文化的种种构想,实际上已经成为某些医院或医院某些科室的实践。只要我们及时发现和总结医疗实践中不断出现的医学人文化的新成果,现代医学一定能够焕发她昔日那种关爱生命、尊重生命的光辉。
4为医学科学与人文的结合提供平台
鉴于当前医学与人文的分离已经是生物医学一个历史时代的现实:医学专业的教学,不讲医学人文;几乎所有专业教材中,没有任何讨论伦理社会问题内容的章节,不关心医学面临种种伦理社会法律问题;医学专业刊物,没有人文的席位,不发表任何人文内容的文章;医学专业会议,没有人文的报告和论文,没有人文的声音;一些医学专业人士,将医学人文视为医学的异己与医学专业不相关或多余的事情,医学技术与人文似乎没有任何关系,似乎医疗技术的运用与实践可以完全避开伦理社会问题。尽管在现时的医疗实践中不时出现一些医生关心医学人文、积极探索医学人文与医学专业的结合,但就总体情况而言,现实的诊疗体制与学术结构仍是排斥人文的。因此,突破此种格局,迫切需要构建两者结合的阵地与平台,为医学专业与医学人文结合提供机会,为两方面学者的接触提供场所。为此,在会议中一些学者建议向医学界发出如下倡议:(1)在临床学专业课的教材中适当增加阐述涉及该学科伦理问题等人文内容的章节;(2)在医学专业期刊上设置人文专栏,发表医学伦理等人文内容的文章;(3)在医学专业学术会议中开辟医学人文讲坛;(4)在内、外、妇、儿、影像等临床教学中安排适量学时的人文内容的授课;(5)邀请临床医师参加医学人文方面的学术会议,也邀请人文学者参加医学专业的会议;(6)提倡人文学者主动与临床医师交朋友,加强人文学者与医师之间的交流;(7)人文学者主动参加疑难病例的会诊和医患纠纷的案例研究。20世纪80年代,一位英国的小说家、分子生物物理学家兼政府官员查尔斯•P•斯诺发表了一本名为《两种文化》的小册子。在这本书中,斯诺以科学家与人文学者双重身份,呼吁人文学者与科学家加强联系与合作。他认为:“整个西方社会的知识生活日益分化成两个群体”,“一极是文学知识分子”,“另一极是科学家。”,“在这两极之间是一条充满互不理解的鸿沟,有时是乱意和不喜欢,但大多数是由于缺乏了解。”[5]243“双方的相互不理解已经达到令人啼笑皆非的程度。”[5]246他指出,这种分离及整个西方世界,尤以本英国更为明显,其原因:“一个是我们对教育专业化的狂热信仰;另一个是我们倾向于社会形态的具体化。”[5]249他认为,“这样的两极分化对大家来说只能造成损失,对人民,对社会也是一样。”[5]246因此,他呼吁实现两种科学文化,即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结论文格式合,呼吁人文知识分子与科学家加强合作,加强相互交往。而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当然就是重新审视我们的教育。”[5]249此次会议上,北京大学医学部张大庆、丛亚丽,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涂玲,广州医学院的刘俊荣,南京医科大学的孙乐栋等教授发言,也证实了从教育着手,从根本上改变医学人文与医学专业分离的状况,实现两者的结合。今日摆在我们面前的医学与人文的分离与结合的课题,不也正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离与结合的问题吗?加强这两个社会群体的结合,为他们相互沟通创造条件,不正是促进两者结合的最佳途经么?
5提高临床医师的人文素养
医学专业与医学人文的结合,有赖于医师们对当代医学人文缺失弊端的深刻了解,有赖于他们对人性化的医疗实践的探求,有赖于他们对医疗技术及技术结构的不断改进与革新,而这一切的基础,取决于医师的人文素质的提高。可以说,有什么样的人文水平的医师,就有什么样的医疗人文水平的诊疗实践与服务。医师的人文素养与品格包涵的内容较为广泛,一般地说,以下几方面最为重要。首先,是对医学人文观的全面理解与认知,其核心是对生命的尊重与敬畏。这是医学人文的基础,也是医学人文实践的前提,同时也是医学人文最起码的要求,如果视生命如蝼蚁,对危在旦夕的生命没有怜悯之情,对那些带着期盼与乞求的病人无动于衷,对那些痛苦难忍、之声不绝于耳的病人路若旁人,那是没有医学人文可言的;其次,是人文服务的热情及诚挚的服务态度,对病人的亲切关怀与体贴,从言语到医护人中的一举一动,使病人感到关怀与体贴,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生命与健康的归宿感与安全感。这是医学人文的情感力与感染力;第三,是医疗服务过程中人文的执业能力。因为医师对病人的诊疗过程中,自始至终都要围着病人转,都要多次接触病人,要与病人交谈,要和病人的家属沟通;要了解国家的相关医疗政策、法规与其他有关方规定,同时要了解与治疗相关的伦理、社会、法律、经济方面的知识及如何实际运用这些知识;要处理医生、医护之间的种种关系。而对这些问题的处理,就必然养成医师之方面的执业能力。如“人际沟通能力,心理承受能力,情绪调控能力,人性化服务能力,医德认知能力,医德修养能力,危机处理能力”[6];此次研讨会上,山东大学人文医学研究中心曹永福教授做了很好的论述,他认为医师的执业能力应包括医患沟通能力、伦理决策能力、人文服务能力、和谐行医能力、依法行医能力等五方面的能力。从我们观察的实际情况看,我们以为,医师的人文执业能力和水平,在诊疗实践中最影响诊疗效果的执业能力较迫切和重要的是:对影响疾病与健康的人文社会因素的发现与分辩能力及采取相应的对策能力;对医疗决策中涉及伦理、社会、法律、经济问题的认知与处理能力;危重病情或某些紧急事件应变能力。我们以为,这方面的能力有无,基本上反映医师执业的人文水平的高低。此次会议上广州医学院附属一院赖永洪教授对医生执业能力的培训工作的报告,也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南通医学院附属医院张涛教授关于医学人文管理的经验,表明良好的医院人文管理,对于促进医学的人文化与医师的人文执业能力的提高,都有重要意义。医学的人文水平,不仅体现在医师的人文执业水平,同时更为重要的还体现在医学自身的人文水平高低,而医学人文水平,又与医师的人文水平是正相关的。医师的人文素养另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是促进医疗技术与人文结合的能力,即对医疗技术本身的人文性的谋求与探索的能力。就当前在临床中实际运用的许多医疗技术而言,虽然它们在治愈和减轻各种疾病的痛苦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毋庸讳言,也存在改进和提高人文性的巨大空间。如目前对各种心脏病的治疗、对癌症的治疗,对肾衰、心衰、呼衰病人的治疗,对截肢病人的治疗,对帕金森综合症和其他一些认知能力消失病人的治疗,常常可以看到这些病人痛苦挣扎的面容,都可以看到这些疗法人文关爱的不足。任何一个人文意识强烈和对病人尽职尽责的医师,都会意识到医学在这方面的责任,都会产生致力于改进此种人性不太完满的医疗技术的意愿与要求。事实上,由于一些医师们的努力,许多医疗技术已经在人性化方面做出了成效。如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肿瘤综合治疗;开通冠状动脉慢性闭塞的治疗;乳腺癌保乳治疗方法的探索;癌症晚期患者的安宁医疗(包括减轻其疼痛的三级镇痛法);糖尿病从治疗走向预防;在不影响疗效前提下尽量缩小手术切口,微创手术的广泛采用;采用llizarov牵拉成骨组织以避免截肢、重建肢体功能等等,都是人文精神渗透到医学技术中的成功范例。这是医学最高境界的人文关爱,也是病人对医学最迫切的期待,我们应为此而努力。超级秘书网
6向人文科学注入科学精神
医学科学与人文的结合,还包括向人文注入医学科学精神,使人文精神科学化。当前在加强人文学科的建设的呼声中,我们人文学者似乎忽视了这一点。因而影响人文学科的建设及其作用的发挥。以人作为主体对象的人文科学,其实“并不存在人文这种实体。只有把各学科视为主体性的不同领域,即人的存在的不同形式或载体,视为人的本质的多项规定域,才能获得人文学科概念。”[7]5人文学科是评价性而描述性,人文学科的内涵是它的价值指向,其终极旨归是作为人文本体意义的人,“人文学提供超越实用主义之上而又与宗教虚幻彼岸迥然有别的目的观与价值观,给人以安心立命的生活在之源。”[7]5“就社会职能而言,与其说人文学科是认识或实践的工具,毋宁说是借以锻炼发挥人性的场所或器具。”“人文学科与其说是教人知识,不如说是予人以自我认识;与其说它是技术,不如说是人的素质修养。人文学科没有直接的功利用途。”[7]6因此,人文主义并不排斥科学,也不能排斥科学,相反它将最大限度地开发科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必须依托科学,医学人文学科的对象和基础是科学。因此,作为医学人文学科,只有与医学科学结合,将医学科学精神渗入其中,才能获得实在的意义,才能发挥引领医学发展方向、为医学提供社会伦理支撑的作用。这就要求医学人文学要走进医学,特别是要走进临床医学的各学科,和医学专家共同研究这些学科领域中的人文社会问题,找出人文与医学科学的交接点,在此基础上形成内容充实的、紧密与医学科学相结合的各医学人文学科。医学人文学不能空洞地、抽象地呼唤人文精神,不能抽象地呼唤对人、对生命的关爱,是通过医学科学的各种实践体现对人和生命的关爱,这正是当前我国医学人文学发展的软肋。医学人文学科能够从哪些方面吸取医学科学精神的营养呢?这是一个有待探讨的课题,但以下几点是值得注意的:首先,是密切关注医学发展中的新观念、新成果,及时探讨各种新观念、新成果在应用中的社会、伦理问题,研究这些医学成就所需的社会支持,并将之纳入人文学的研究范围;其次,是在医学人文学科建设中引进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对一些人文课题,不仅要做定性研究,而且也做定量的研究。众所周知,马克思一生别关注自然科学和历史学领域内的每一个新现象和新成就。他认为:“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8]当前医学伦理学、医学哲学、医学心理学面临一些争论不休的课题,如果能提供数量的分析,医学人文学的信服力与吸引力将大大提高;再次,是大力提倡描述性的研究。尽管人文学是分析和批判性的,但如果我们在一些课题的研究中,引用自然科学描述性的方法,例如对一个病人诉说病史的描述,对某一医患对话进行描述,对医生诊疗活动进行描述,并以此种描述为基础进行分析,我们的医学人文的状况是大不相同的。关于人文主义的科学实验研究,也可视为人文学科引入科学方法的一种有益尝试。作为人文学科重要学科之一的心理学,早在19世纪就开始了心理学的生理学基础的研究。德国心理学家费希奈(GustavTheoderFechner,1801-1887)创用实验方法,以物理刺激的变化转化为心理的经验的历程;20世纪初,H•艾宾浩斯(1850-1903)就将实验方法应用于记忆的研究,从那时起,联想主义的心理学开始进入实验研究的阶段;近几年来,神经生理学出现的一种有趣的研究动向,即伦理学的神经生理学的研究。这种研究提出了大脑是如何决策的?在大脑中价值观是如何体现的?最近的研究表明:情感在伦理道德认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引发探讨伦理学道德认知的神经科学基础。他们甚至认为,存在一种神经本质论,即大脑比基因更多的决定我们是什么。大脑能否作为个人身份的标志?这种个人身份对个人其它特征有何后果?先进的科学技术如何影响对伦理法律的理解?已经成为神经生理学研究关注课题[9]。类似这种研究是否也可以成为人文科学化的一种努力呢?正确看待人文学中的非理性与理性的关系,是关系医学人文精神要不要科学化的重要问题。一般说来,人文精神是强调非理性的。人文主义作为对唯科学主义的反驳,正是唯科学主义将理性绝对化和普遍化,而强调人的主体性、自由性、不可平均化的个性、不可预测性等。但是,人文主义不应绝对排斥理性,不应将理性视为人文科学的敌人。其实,人文与科学并非水火不相容,人文主义并不排斥科学精神。“人文所拒斥的科学实质并非作为技术生产力的科学本身,也非这一意义下的科学赖以发生发展的科学精神,而是作为文化观念的唯科学主义。”[7]23新人文主义与旧人文主义、后现代主义人文观的不同,也正在于新人文主义并不反对科学,不反对科学的发展,而且认为:新人文主义可以围绕科学建立起来。“科学是我们精神的中枢;也是人们文明的中枢。”“我们不能只靠真理生活。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新人文主义是围绕科学而建立的原因。科学是它的核心,但只是核心而已。”[7]32人文主义当然有其不可理性化的方面,如果试图用科学精神武装全部人文学科,实现人文学科全部理性化,那无疑会妨碍、毁灭人文精神,但人文主义绝不能无条件的排斥理性。相反,人文科学的一定程度的理性化,在其可以理性化的场所理性化,将会给人文科学带来新品质,增加人文学科的时代感和责任感,更好地发挥人文精神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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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哲学中的分析哲学有其较强的传统，即主要关注科学知识的本质和科学变革与进步的机制，认为正是凭借着理性的证明人们才能提出科学主张并在并存的多种理论当中做出选择。由于在公众的心目中科学与技术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所以科学哲学家们认为他们的研究领域中当然地包含了技术问题。也有非哲学的理由可以说明这种研究为什么能得到研究基金会的资助。许多政府和大的跨国公司都对借助什么方法才能推动技术进步很感兴趣。为了便于决定哪些科学的和技术的研究应当得到资助，以在工业和军事的竞争中保持领先并推动进步，一整套科学政策法规已经建立。新的高尖技术成为致胜工业竞争、争夺军事霸权、促进国家繁荣、保护国家安全的关键因素。至少有的科学哲学家已经提出了一些可以促使科学进步的办法。那么，关于技术的哲学研究能否加深人们对技术变革过程的理论理解，并为巩固和发展技术领域的政策决策提供理论的根据呢？
乍看起来，复杂的技术好象是在解决难题的实践中运用科学知识的结果。按照这种看法，答案很简单，技术进步依赖于并产生于科学研究。正是基于这种看法，政府和公司曾为基础科学研究提供了慷慨资助。但是，随着财政预算吃紧，和基础科学研究与发展所需费用越来越高，这种战略的效益受到了质疑。关于技术进步的历史研究表明，二者之间并不总是一致的。尽管有些技术是从基础科学研究中引伸出来的，但许多却不是。即便在象曼哈顿原子弹制造工程那种纯理论与实践技术联系最直接的项目中，应用技术也比纯科学要多得多〔1〕。在象蒸汽机这样的例子里，新技术的广泛运用领先于并似乎刺激了科学研究的发展，影响了热力学的发展方向。
简而言之，技术发明，就象科学思想的最初萌发一样，在各种情况下都有可能发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科学哲学家们不太在意一种科学思想如何产生，却把注意力集中在能对承认还是拒绝这种思想提供依据的科学证明上。在技术的范围内，承认、拒绝和证明意味着什么呢？承认即被采用或叫广泛应用；拒绝即不被采用；证明则可以为作出技术选择提供依据。合理的技术选择意味着该项技术能够最好地完成预期的任务，或者最好地解决了实践中的问题（这也是真理的同义语，或最佳解释）。
而重要的区别在于，理论只能被假定为是真或是假，而技术则总是要么被采用，要么被完全忽略。
这个区别也预示了科学与技术的更深层差异。科学的分析哲学假定科学理论之为科学，要么在于它们的真理性，要么在于它们作为真理的标志而得到成功预测。但是非常清楚的是，人们之所以做出某项技术选择，不是因为某种方法在某种狭隘的“最佳”工艺的意义上能最好地完成某项任务。“最佳”的选择是相对于其它所有可能的手段而言的，也包括那些只能完成特定技术任务的手段。这就等于说，要运用技术去解决那些并决不纯粹是技术性的问题。被广泛采用的技术必须被投入大规模生产，有广阔的市场并投入交换。技术的采用于是便最终地依赖于对它的生产，实际的和计划中的贸易决定。众所周知，既便是在最合理的情况下，贸易决策也是许多因素综合平衡的结果。价格、外观、规格、操作费用、部件的效能、售后服务、原材料进口需要及其便利程度等都被列入考虑范围。正如广告商们知道并力图使人确信的，贸易决定总是按照这种效用最大原则来做出的。
这就说明，在广泛使用技术意义上的技术变革，不管这种变革是军用的还是民用的，都不能简单地被看作是技术问题和它的方法的解决，不仅仅是发生在与理论科学最接近的关于机械研究和发展的那些实践和认识范围内的事，而应当看作复杂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技术决策基础的巨大变化〔2〕。由于这种原因，科学和技术研究正在变成科学、技术和社会的交叉学科项目，需要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工程学家……甚至有时还需要哲学家的共同投入。在这种意义上，与其问哪种哲学能够有助于STS（科学、技术、社会）研究，不如继续尝试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技术哲学领域。拉图尔曾经指出，哲学对当代无所贡献，因此它从社会学方法中提升出一种方法论，用于在社会背景中考察技术－科学问题，并对它们做出了有说服力和富于挑战性的分析。〔3〕
另一方面，有人认为，在一种长期忽视技术问题的哲学传统中，已经有了一种“技术哲学”（一种关于技术的理论观点和态度立场）。这种观点不是一种简单的疏忽，而是没有把技术作为哲学家们应当关心的研究题目的结果（在这方面它就象性和人的机体）。在谈到关于人工智能的争论时，伍尔加提出了以下著名见解：
讨论技术，讨论它的能力，它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它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等，与讨论人的才华、能力和道德权利问题好比是一个硬币的另一面。〔4〕
如果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如果技术观已经蕴含在对于人类存在的讨论中，也包含在一直拒绝讨论技术问题的哲学实践中，则关于什么是人的哲学争论应当被引向深入，而技术应当在哲学体系中占据更加核心的地位，而不应仅仅是一个处于外围的分支学科。技术哲学可以对展开和深化这些讨论做出更大的贡献，正如它在医学和法律道德方面变得日益重要一样。如果在长期的哲学实践传统中已有技术观蕴含其中，那这个传统为什么要拒绝关于技术问题的哲学争论呢？这就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尽管技术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并且与纯科学相比，技术与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更为直接，但技术哲学却远未达到象科学哲学那样的地位。这也有助于说明，为什么技术的定义会存在如此多的争议，并且成为技术哲学讨论中的一个基础性问题。如果关于技术的讨论真的仅是关于人类本性讨论的另一方面，那么关于技术的定义就应当简单地包含在关于人类本性的概念中了。
例如，梅塞尼认为：“现代技术和它的作用能否成为一个主题并得到特别的关注，在很大成分上取决于如何界定技术”〔5〕。艾德则告诫我们，技术的定义是非中性的。目前已经提出的技术定义主要有：(1)“服从于为了实践目的的知识体系”（梅塞尼，1969）；(2)人类创造出来用于完成他们以别的方式所不能完成的任务的系统（克兰和卡什，1992）；(3)“建立在应用知识基础上，为了达到特定目的，而显现于物理客体和有机组织形式上的系统（沃尔特，1992）；(4)由少数技术熟练者通过有组织的群体去理性化地控制更大的群体、设备和机器的系统”（麦克德莫特，1969）；(5)“人类和非生命客体以多种方式相互关联的生活方式”（温纳，1991）；(6)“在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中（和在已达到的发展水平上）以理性方式获得并绝对有效的方法的总称”。（埃留尔，1964）；(7)“一种社会建构的社会实践”（斯坦普，1989）。
借助于芬尼伯格(Feenburg)的分类我们可以在这个纷争的技术定义领域中找到某种条理。他认为，已经建立的大多数技术理论都属于两种主要类型中的一种，它们要么属于工具理论，要么属于实体理论。他自己提出了第三种理论，叫做批判的技术理论。
工具理论(Instrumental Theories)是基于这种共识：技术是由工具组成的，这些工具是为了一定目的而以便于使用的方式由潜在的使用者设计的。换句话说，技术是那些其本身并不包含任何价值但却有助于其它各领域（如政治、文化、宗教、经济）的价值创造的人工制品。于是工具理论要么把技术仅仅看成各种人工制品和设备（工具和机器）的系统，要么更广泛一点把它看作科学的应用并相应地作出界定。以上关于技术的第一、第二种界定便属此类。
实体理论(Substantive Theories)把技术看作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化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冲破所有传统的和现存的价值体系。他们认为，技术的充分运用对于人和人的本性的重要意义远远超过使用它的表层目的。正如马尔库塞(Marcuse)指出的，“技术的解放力量——使事物工具化——转而成为解放的桎梏，即使人也工具化。”〔6〕埃留尔的定义就力图把握技术的这个方面。
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ies)既不把技术看作工具也不看作独立的工艺系统，而是看作非中性的社会性产物，因为不仅在技术的使用中，而且在技术系统的设计中就已渗进了社会价值（参看上面的第4和第7种定义）。于是，技术的发展被看作一种充满矛盾的政治过程。“技术不是一种命运而是一个斗争的舞台。它是一个社会的战场，……，在它上面人们讨论并进行着文明的选择。”〔7〕
梅塞尼是工具理论的鼓吹者。在他看来，新技术的最根本作用是创造新的可能性。由于有更多的可能性可供选择，就会产生新的价值事件，就需要做出过去不需去做的选择（比如是否要对先天畸形的胎儿实施堕胎等）。而技术本身作为可能性的创造者则是价值中性的。而这种价值中立性不过是工具手段的普遍中立性的一种特殊表现。所有的工具手段仅仅是偶然地与它们所服务的目的相联系，并且是相对独立于这种目的中蕴含的价值倾向的。这是关于人类存在的另一方面。他们既作为自主地决定活动目的和实现其价值目标的存在，也作为不仅为了达到他所追求的目的而理智地选用所需要的手段，而且能够为之而创造新手段的理性存在物。手段与目的之间联系的偶然性反映了与纯粹物质决定论不同的理性和意愿的自主性，也就是说，反映了人作为有理性和能力的存在物能够运用它们去指导自己的行动。
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我们便已看到了关于理性标志着人从动物界中分化出来的明确论述。对于人类来说，为了完全实现他们作为人的潜能，就必须通过文化培养去超越他们的动物本性、本能和需要，并运用他们的理性能力去支配他们的行动。这就意味着，只有那些具有一定的时间（闲暇）去培养他们的理性素质，并能从直接的生物性物质需要中超脱出来的人，才能真正过一种全面的人的生活。手工业者和农业生产者的实际劳动由此而贬值了，人为了成为全面的人而必须努力从劳动中超脱出来。更进一步说，活动的功能和方向在观念上都应该受到知识的指导，并作为一种手段而服从于对它所应达到的目的的本质的理解。工艺生产者（如武器生产者）必须接受将要使用他们的人（如武器的军事人员）的特殊要求和设计，而他们进而又必须接受将军们的指挥（比如军事战略家），因为他们决定着该项成果（如炸弹和导弹）的用处，而将军们又取决于政治家们为他们设置的军事目标。在一个组织有序的国家（理想国）里，手段、目的和统治者构成了一个社会政治等级制度，一种权力结构。在那里，那些具有很好教养、集中了理论和实践智慧、具有美德的人去仔细设计活动目的和实现目的的最佳手段，然后交给手工业者和劳动者们去付诸实施。
对于古希腊人来说，将一些人导向全面的人的生活的自由是建立在占有另一些人（奴隶和妇女）的劳动的基础上的。这些人创造了生命的生产和再生产所必需的物质生活资料。马克思和恩格斯希望能够通过工业技术的发展消除这种劳动的异化。那些属于社会整体并且为了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而由整个社会所掌握的技术及其应用，将消灭奴役制度，使人们从谋生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并使一种全面的人的生活完全成为可能。这种愿望弗兰西斯·培根在他的《新工具》中也曾以不同的技术体系而有所规划。换句话说，现代科学进程和的革命政治理论都是建立在技术的工具理论和相应的科学观上的。这种科学观认为，科学为人类控制自然和从奴役制中解放自身提供了理性的武器。这种工具观力图把人类从自然中明确地区分开来，认为人类只有在摆脱了为他们的生物性存在所必需的工作和劳动的实践需要时才能实现和发挥他们的潜能。这种技术观已经改变了冷战年代的政治划分，并为技术的价值中立性观点提供了根据——它好象可以在民主的、个人主义的和自由贸易市场的资本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和集权主义这样两种根本不同的价值体系之间保持价值中立性。
按照这种观点，发展技术的道路就是发展科学。技术是应用的科学。通过理性方式可以解决技术问题，也可以通过对于物质环境的必要的理性理解去达到自由地选择目的。这种把科学与物质问题都同社会决定作用割裂开来的假设为技术提供了双重的客观性。它是人类理性所追求的关于自然规律的普遍性知识的产物。这种规律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存在并发生着作用。这种知识被运用于物质环境，而且不管这种环境在什么地方出现，它都可以以相同的方式被应用并得到相同的结果。不管目的是否达到，成功或失败都是明显的。技术进步在于制造出更多的可能性，以便做更多的事情，和使更多的预期目的得以实现并且实现得更有效率。
就是这种观念蕴含在哲学的传统中并支配着当代许多机构的决策实践。斯坦普借助于发展机制对此做了说明，〔8〕发展的观念是建立在这样一种信念之上的。发展匮乏仅仅是由于缺乏获得所需的必要技术的资金所造成的。这就是假定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很好发挥作用的一种机器或一个过程搬到另一个地方也同样可以发挥作用。发展援助于是变成了为求得技术转让而提供的财政支持。斯坦普也指出了这种办法的谬误。对此最触目惊心的说明，是由于发展政策的失败而造成的人类困境和社会动荡。在技术转让问题上，仅从纯粹工具的角度看待技术的观点所具有的局限性已变得十分明显。通过它们的各种特殊方式，技术不是被引入纯粹的物质系统而是被引入社会系统。它们是被人所使用，以完成以前可能是由别的人借助别的手段而以别的方式才能完成的任务，或完全是做一些全新的事情。它们的引入是为了取得社会效益。
由于这种原因，绝大多数关于技术的哲学论文都对工具理论持批评态度。于是自然地提出了寻求更好的技术定义的需要。这个定义应当重视技术的社会内容。实体理论基本上把技术与理性、工具看作相同的东西，但它注意到了这样的事实，即如果想用工具或器械来实现任何目的，就必须把它们投入使用，一种为特定目的而合理地设计出来的工具必须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来使用。于是工具的设计和使用便必然向那些将要使用它们的人（也包括那些由于这种使用而将被改变的人）传授相应生产实践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按照对于技术的工具解释，为了达到对于技术设备的有效使用，必然会象对待工具和自然物质那样来对待使用和操作它的人，把他们当作工具和自然物质的一部分来加以占有和控制，以便实现预期的目的。这就好象现在的某些人文科学，它们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来装饰和要求自己，为了寻求在最初阶段的人的行为规律，他们象对待其它任何自然客体那样来对待人、研究人。这种规律可以通过改变人们的生存环境来预测和改变人们的行为。
于是，实体理论更多地谈论技术系统与技术实践而不是设备。他们认为这些系统蕴含的价值超过了那些通过技术手段而力图加以实现的预期目的。“效益”的工具标准表明了这种价值存在。如果“效益”是成本与利润的比例的测量单位，那么如何计算成本和利润就变得非常关键：谁的成本？谁获利润？以什么方式独得？纯粹的技术方法是建立在世界分化为自然和人类这种二元观念之上的，因此它必然忽视以一种社会方式（而不是实体方式）推行一种技术所需要的社会成本。实体理论把社会结构作为现实存在的一部分，把技术看作不仅是为了人类的利益而控制自然的活动，也是在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社会现实环境中的活动。于是，技术系统便成为他们通过保护性和创造性活动来建设这个环境的现实存在的组成部分。
所以，实体理论同意把技术界定为为了保障物质福利而运用工具理性的产物。他们之所以反对工具主义者把技术作为人类进步的动力，是因为他们不同意把人类的全面实现概念仅仅看作要么是理性的运用，要么是物质的满足。相反，他们强调人类全面实现的其它途径和方式，例如宗教、艺术创造或人际交往的发展等。他们认为这些都是被技术系统的应用所掩盖了或践踏了的有价值东西。因为生活方式的破坏需要维护和实现这些价值，而在评价技术的效益时，它们并没有被作为一种代价或成本而计入其中，因此技术本身不能被认为是价值中立的。技术的引入提升了某些方面的价值，但却是以牺牲意识形态水平的选择为代价的，并且使在实际水平上的价值选择成为不可能。在这种意义上，价值体系被摧毁了。技术不是创造了人类的新的可能而是摧毁了它。技术系统既然使人无可选择地成为别的什么东西，也就将其变成了纯粹的自然客体。一些实体理论的支持者比如埃留尔和海德格尔把完全拒绝技术和回到原始状态看作保护人的本性并导向充分实现的全面的人的生活的唯一途径。其他的，比如温纳和博格曼则考察了限制技术的可能性。博格曼呼吁一种“二元经济”，其中一种不断扩大的技术因素受到一种不断增长的自主的经济内核的调节与控制。
批判理论对用工具合理性来界定技术提出了质疑。这种质疑是建立在没有不变的人类本质这种观念基础上的，这种观念在很大成分上来自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存在主义。马克思反对唯心主义哲学，认为人既有较高级的精神、智力和智慧的方面，又有较低级的物理的和物质的方面。这两个方面以特殊的方式相互作用。这就为解决关于技术的争论铺平了道路。深入研究马克思的原著，可以看到在他的政治理想和辩证唯物主义中，工具主义和二元论的价值倾向交织在一起。前者认为人类只有通过工业技术和大生产及其成就才能征服自然，求得自由。后者则把人类看作一种必须满足其生物性需要才能生存的生物性存在，但是，一旦他们开始生产他们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时，他们便把自己从动物界中区别开来了，人类智慧的进步是社会组织和为了生产物质生活资料所结成的社会关系的产物。而这些关系是依次由物质环境、技术和技术的使用方式（生产方式）决定的。于是，技术在任何历史时期都对社会的构成和它们的意识形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思认为技术展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活性关系，他们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它也决定着他们生活的社会关系的生产过程，和由这些关系产生的思想观念。的历史决定论者也可以将这种观点引向实体理论的一个变种，但这种理论却不可能拒绝或限制技术。在一个历史地决定了的过程中，技术和社会变化与个人的行为毫不相干。但另一方面，强调辩证法的又认为，由他们赖以生存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所决定和造就的每一代人又力图通过探索和改变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改变环境。
不论是强调整体联系、特殊性还是背景方面都不限于。存在主义者通过强调生活经验也接近了“技术现象”。他们审视了它被体验的方式和它影响人类生活的许多途径。由于否定存在不变的人的本质的观点，存在主义者明确否定存在有任何普遍的价值体系。这就为重新评价对于存在着一种必要的恶的质疑留下了余地。例如，阿伦德探讨了工作(work)和劳动(Labour)的区别，以便揭示与它们相关联的人类价值体系之间的区别。〔9〕芬尼伯格做出了类似的区别。他说，我们现有的和继承的工作实践传统使关于技术的这种观念成为可以接受的了，就是说，技术可以提高工作的价值并且在工作中得到充分的实现，而不是仅仅作为消除作为劳动的手段。〔10〕这也是舒马赫(Schumacher)提出的一种见解。他在佛教中寻找人类的全面实现。这种实现不排除技术的和经济的发展，但却为批判它们通常的支配作用形式提供了一种基础，这种批判对发展中国家显得尤为紧迫。舒马赫认为，在佛教中，工作至少有三种功能：给人以机会去发挥和发展他的才能；使人在参加公众活动中消除自己的自我中心化倾向；为未来的生存提供财物和服务。〔11〕
正是出于关注人类本性和人类实现的一贯传统，哲学才有可能在关于技术的研究和讨论中发挥作用，但它只有在深刻知晓在过去的哲学实践中探讨这个问题的全部内容时，才能把这场讨论引向深入，它也才能真正充分地加入其中。随着女权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的产生，这场讨论已经开始了。他们的批评为将技术问题列入哲学议程提供了可能。如果哲学希望在这里也能够象在对于环境、保健治疗、失业、发展和文化多元化，以及教育等的公开讨论中那样有所贡献的话，它就应对技术问题展开全面深刻的探讨。
引用和参考文献
〔1〕参见托马斯·库恩：《能源保护与一个同时性发现的例子》，载Marshal Clagett 编：《科学史上的批评问题》，威士康辛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参见莫厄里等：《技术与寻求经济增长》，第11章，剑桥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3〕参见拉图尔著：《行动中的科学》，哈佛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4〕伍尔加：《人和机器的重建》载Bijker等编：《技术系统的社会结构》，MIT出版社1989年版，第312页。
〔5〕梅塞尔：《技术在社会中的作用》，载《技术与文化》1969年第10期。
〔6〕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罗特利兹出版公司1968年版第131页。
〔7〕〔10〕芬尼伯格：《技术批判理论》，牛津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8〕斯坦普：《技术性与非洲能源》，国际发展研究中心1989年，加拿大，渥太华。
1临床药学硕士生教育模式的现状与不足
当前,我国临床药学的发展面临着史无前例的机遇与挑战,除了国家政策与制度层面的问题外,加快培养一批专业知识与技能扎实、实践与科研能力全面的高素质临床药师已成为卫生保健与教育界人士的共识[2]。为此,卫生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临床药师制”试点工作,并在29个省市自治区设立了92家临床药师培训基地,以期为临床药学发展初期输注应急性专业人才。众多高校也在硕士甚至博士研究生学位培养中设置了临床药学专业方向。然而,由于教育部并没有专门设立临床药学硕士或博士学位制度,各高校也只是在原来大药学教育模式的基础上各自探索,还是秉承以科研能力培养为主的教育模式,以学位论文为主的考核模式,至今尚未形成一整套科学合理的教育体系,致使培养的临床药学研究生由于缺乏临床实践能力而无法完全胜任临床药师应该胜任的临床药学工作。综合来看,除学位制度之外,目前在我国临床药学硕士研究生培养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1培养定位尚不精确临床药学虽然涵盖的内容很多,如临床药理、药物动力学、药物相互作用等等,但其核心是临床合理用药,培养出来的学生应该是能够解决临床用药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而目前我国高校的临床药学研究生培养,大多还是侧重于科研能力的培养,而忽视了临床实践能力的培养。由于定位不准,导致培养模式、考核方式均出现偏差,结果培养的学生大多只能在实验室搞科研,而一到临床就两眼茫然,束手无策。
1.2导师队伍背景复杂目前,临床药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大多为高校的药理学、药剂学、药物分析或药事管理学专家,部分高校聘请医院药学部门的高职人员作为带教导师,真正专业的临床药学带教导师极度匮乏。由于高校老师绝大多数不从事临床药学的实际工作,对临床药学工作相对陌生,带教临床药学研究生也缺乏相应的便利条件。而来自医院的专家绝大多数是自学成才,有的甚至并不直接从事一线的临床药学工作,其中多数并不具有系统的临床药学知识结构,也没有接受过专业培训,缺少带教经验。如此背景复杂的带教导师队伍,势必导致带教方式的千差万别,带教水平的参差不齐,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临床药学硕士生的质量。
1.3学生来源有待规范正是由于培养定位不明确,导致研究生生源鱼龙混杂。有的学校为了完成招生任务,对于学生在本科阶段的教育背景不加详细甄别,导致所招的临床药学研究生很多并非来自药学或医学院校。由于这些学生在本科教育阶段缺乏临床药学所需的较为系统的医学和药学专业背景,知识体系不完整,且缺乏临床思维模式,致使在研究生教育阶段不得不去弥补一些基础课程,在临床实践与科研中也会碰到很多实际困难,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临床药学高级人才的培养难度。
1.4培养模式有待改进正是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导致临床药学硕士生的培养模式五花八门。首先,课程设置缺乏临床药学特色,更缺乏临床药学专用教材,由于拿学分的需要,学生不得不选修一些与临床药学关系不大的课程,而很多应该学、必须学的课程却无处选、学不到或没有学。其次,科研选题常常偏离临床药学实际工作,很多临床药学研究生所选课题与临床脱节,是纯粹的实验室工作,如动物、细胞学实验,如此就导致学生在研究生阶段不得不花费绝大部分时间于实验室中,而缺少与临床接触的机会,更无从谈起临床药学科研工作。再者,有些高校没有附属医院,导致临床药学研究生缺少真正的临床药学实践,即使有些学生被输送到相关临床药学机构进行见习,但由于缺少正规系统的临床药学实践教育,最终导致学生仅仅初步具备了临床思维,而缺少临床药物治疗思维。
1.5考核方式尚需修善目前,很多高校还是采取理论考试的方式对临床药学研究生的课程学习进行成绩考核,并未完善临床用药实践技能的考核。毕业评估也仅是采用科研论文答辩的形式进行,这就导致学生过多重视课本与科研,何况多数科研仅仅是实验室工作。最终,无法保证有足够的时间从事、甚至不得不减少了临床药学实践工作。在这样的教育模式下,毕业的临床药学硕士生几乎成了纯药学科研型人才,而无法适应未来实际的临床药学工作。
2临床药学硕士生培养模式探讨
在我国现行教育体制下,建立科学成熟的临床药学硕士生培养模式并非一蹴而就,尚需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学科教育的首要问题应该是培养定位,即培养什么样人才的问题,就目前来看,临床药学硕士生的培养应该定位于培养以实践能力为主的临床与科研能力兼备的复合型人才。而师资力量是培养质量的重要保障,除进一步培养和选拔优秀师资之外,应建立由临床药学和医疗专家组成的导师组制度,也可吸收一些年轻的高素质临床药师和医师协助培养,因为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参与临床一线的工作。规范生源也很重要,在招生中一定要关注其教育背景、整体素质和是否对临床药学工作感兴趣,而不仅仅是为了拿学位,做到宁缺毋滥。此外,高校应改变现行的考核方式,在进行毕业科研论文答辩的同时,应更多地结合临床进行临床药物治疗能力的考核,以督促导师和学生切实加强临床实践能力的培养和训练。当然,问题的核心还是在于建立系统科学、详细可行的教育计划和培养模式,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兼具临床与科研能力的、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临床药学高级人才。
2.1夯实系统的专业基础
2.1.1查缺补漏,构建完善的专业知识结构临床药学作为一门融合医学与药学的综合叉学科,熟练掌握药学与医学的专业知识是最基本的要求。导师组要根据学生的教育背景和临床实际要求,选修课程,学校未设置的必要课程,一定要督促学生进行自学,以尽量完善其必需的知识体系。药学知识方面,除药学本科生必须掌握的课程外[3],还需要深入学习临床药物治疗学、药物基因组学等专业知识;医学知识方面,除解剖病理生理外,还需要强化内科学、诊断学等专业知识[4];此外,还要掌握医学统计学及试验设计等方面的知识。只有扎实地掌握了这些专业理论知识,才能为以后的临床实践与科研奠定坚实的基础。
2.1.2外延内扩,加强相关的知识技能储备临床药学不仅与物(药品)打交道,还要和人(医、护、患)以及和社会打交道。因此,还要加强心理学、管理学、医药卫生特别是药事管理法规的学习,培养知识检索能力,提高“搜商”,紧跟学科发展前沿,了解常见或重大疾病治疗指南的最新变化,掌握本专业的最新动态。如此,才能在今后的学习与工作中融会贯通、游刃有余。
2.2了解医疗机构药学部门的工作流程与内涵在理论学习结束后,应先安排研究生在医院药学部门各室间进行短期轮转。在药品调剂室,可了解医院现有的药物品种、药品请领发放的流程、如何进行医嘱(处方)审核与点评以及如何进行药物利用分析等;在制剂药检室,则可加深对药物制剂及质量控制的认识和理解;在临床药学室,可熟悉治疗药物监测、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用药咨询、药历书写与案例分析等工作。对医疗机构药学部门工作流程与内涵的了解,不仅可让学生初步掌握医院药品监督管理的整体情况与医师用药习惯,而且也可让学生对临床药学工作有一个初步的感性认识,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带着疑问去临床、有的放矢去学习。
2.3深入病房,强化临床实践能力的培养2.3.1确保参与临床实践的时间临床药学的实践性很强,只有通过临床实践,才能了解医师护士和患者对临床药学专业的需求,才能发现临床用药中存在的问题,才能够将自己所学应用到实际中去,只读书、不实践,专业知识记不住、也不会用,只有活学活用,才能够进一步理解和巩固书本上学来的知识,才能够逐步建立起临床药物治疗思维,最终才能够体现临床药师的价值、树立职业的神圣感。而这个过程是需要有足够时间作为保证的,我个人认为,让学生在1~2个临床科室或专业直接参与临床实践的时间应在8个月以上为妥。期间,最好不要把学生交给临床医师任其“放羊”,而是要在专职临床药师和医师的共同指导下参与临床用药。
2.3.2树立正确的临床药师职业观首先要让学生明确,临床药师是多专业临床治疗团队中的一员,与医师和护士是伙伴关系,不是“助手”、也不是合理用药“指导者”,是运用所掌握的药学专业知识和技能参与临床药物治疗,不是顶替医师进行药物治疗,是医、药、护共同承担药物治疗责任,维护患者公平、合理使用药品的权益。要让学生明白,学习掌握基础医学知识,是为了更好地发挥药学专业知识,要参与临床用药,不掌握一些医学知识、不懂得常用医学术语,在查房、会诊、病例讨论时只能当“旁听生”;到临床去,不是为了当临床医师,而是为了当临床药师,临床药师和临床医师可做到专业互补,而不是互相替代;在临床工作的主要内容,应是以药物治疗为主,而不是以临床诊断为主。
2.3.3培养建立临床药物治疗的思维模式在临床用药实践中,一定要让学生树立“以病人为中心”的指导思想,逐渐培养临床药物治疗的思维模式,而不能仅仅具有医师的临床思维,更不能只有与临床相分离的药学思维,脱离开患者与病情的单纯的药学思维必定会使学生的药学知识在面对患者时显得苍白无力。
临床思维是指在对患者及其所患疾病的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利用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知识与经验,对临床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判断和逻辑推理,从庞杂的线索中寻找出主要矛盾,通过已知的前提,推出新的结论,及时解决临床问题的理性认识过程[5]。简言之,临床思维就是如何判断具体患者的疾病,如何实施个体化治疗,即提出临床问题,分析解决临床问题的思维和实践过程。医师的临床思维培养模式和内容有可鉴之处,然而,由于临床药师与医师的工作性质和内容不尽相同,所以思维培养的侧重点也存在着很多不同之处。
临床药物治疗思维的培养应围绕识别和解决药物相关问题这一核心内容展开[6]。要培养学生注重收集患者的与药物治疗有关的数据资料,根据临床诊疗指南或规范,结合所学药学知识,寻找国内外最新的医学药学循证资料,分析出那些通常不被医师所关注的用药问题,将各种资料进行整合后提出有效的药物治疗方案,并与传统方案进行比较,在充分评估不同方案的利益风险后,协助医师从中选择一个最佳药物治疗方案。临床药物治疗思维的要点是明确药物治疗的目的、制定药物治疗方案、用法用量、监测疗效和不良反应、分析疗效不佳的原因以及提高疗效的方法。这就要求学生要将思维的重点放在药物使用的合理性上。通过临床药物治疗思维模式的培养,也可减少或避免与医师的职业摩擦,获得和增进相互之间的理解与尊重,产生共识,在参与临床药物治疗中可取得更好的效果。
2.4立足实用,提高科研能力与水平
2.4.1立足于解决临床实际用药问题,做好科研选题参与临床实践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识别和发现临床用药中存在的问题,通过亲身感受、分析思考,可提炼出较好的科研课题,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这类课题往往更具实际应用价值,并会得到临床医师的欢迎与支持。临床药学的科研选题十分广泛,如前瞻性的用药干预研究、临床时辰药理学研究、药物相互作用研究、药物基因组学与个体化给药研究等,但无论何种形式的课题,都应该立足于解决临床用药中的实际问题,这样,不仅能进一步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与掌握,而且能够与临床所学相结合,进一步提高参与临床药物治疗的能力与水平。
2.4.2着眼于提高能力与水平,进行科研设计与研究对于临床药学研究生来说,科研能力的培养亦至关重要。但是,科研的目的绝不应该仅着眼于撰写毕业论文和拿毕业证书,而应该通过立题论证、实验设计、实验准备与实施、过程控制、数据统计与分析以及论文撰写与发表等,使学生了解科研的组织实施程序与方法,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综合、判断推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和试验操作的水平,加强科研意识,提升科研素养。只有具备了较高的科研能力与水平,才能在未来的临床药学实践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2.5多方位训练,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2.5.1沟通能力的培养在临床实践工作中,沟通能力的强弱会直接影响到临床药学工作者实际工作的效果。与医师的有效沟通,可增进相互理解与合作,医师乐而为之,进而可为患者提供最佳的药物治疗方案。与护士的有效沟通,可掌握具体的用药流程,了解患者的最新病情变化与药物是否存在必然联系,护士是否准确地按照药物治疗方案进行了实施。与患者的有效沟通,不仅可以指导患者正确使用药物和评估药物的治疗效果,而且能够让患者对临床药师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与了解,使其对临床药师产生信赖和需求,扩大临床药师的影响力。其实,在科研工作中沟通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技能。因此,要切实加强学生沟通能力的培养,掌握沟通的方法与技巧,并经常性地付诸于实践,使"沟通"成为必备的能力。
2.5.2自我展示能力的培养导师可有意识地让学生翻译一些外文文献、撰写综述、总结阶段性科研成果与临床实践心得体会,并让他们做成幻灯,在科内进行汇报;让学生参加省内外学术会议,争取给予上台报告的机会;在案例讨论中,鼓励学生积极发言。通过以上种种途径,不仅可提高学生的理论知识和幻灯制作水平,更重要的是可增强他们的自我展示能力,提升其自信心,更有利于未来的临床实践与学术交流。
2.5.3带教能力的培养对于高年级的研究生,可让他们协助导师带教低年级的研究生或本科实习生,这样不但可以减轻导师的工作压力,而且有利于营造和谐的学习气氛,促进知识交流,形成一个合作紧密、相处融洽的学术团队。此外,优秀的带教能力,对于学生走向工作岗位后为社会培养更多的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2.5.4人文素质的培养人文素质的高低往往会成为一个人事业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对于一名未来的临床药学工作者来说,更尤为重要。因此,导师要加强学生人文知识的培养,使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道德观和价值观,学会为人处事,淡泊名利,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提高法制意识,提升医学哲学素养。以促进研究生心智的健康发展,并能够胜任未来的临床药学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