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22 00:08:1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生物学博士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走进钟扬在复旦的办公室，却没能看到预想中的各种奇珍异草和植物标本。
植物学家不养植物么？钟扬笑着解释道：“这是对植物学家的误解，我平时不养植物，那是因为在工作时我已经最大程度地与植物亲密接触了！”钟扬与植物亲密接触的地方正是号称“世界屋脊”的。内地干部一般是两三年时间，而钟扬入藏工作已经十多个年头。
钟扬算得上是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一个传奇人物。他初中刚刚毕业就考上了中科大少年班，学了5年信息科学。“毕业时我被分配到了中科院武汉植物研究所，在植物园待了15年，觉得还真找到了我喜欢的方向。但是我们当时的植物研究所只能在华中地区转悠，于是2000年我跑到了复旦，虽说只能当一名普通教授，但毕竟在高校搞研究，想去哪儿就能去哪儿。”那时候，钟扬原本已经当上研究所副所长，算是干到了“副局级”，但是到复旦大学，他只能当一名普通的教授。
在复旦大学干了没多久，钟扬被聘为生命科学学院常务副院长。但是上海的生物多样性在全国排名最末，作为植物学家，拥有超过两千种特有植物的青藏高原深深吸引着钟扬。2001年，他自己联系上大学领导，表示愿意到藏大来进行高原生物信息学研究。就这样，钟扬放弃在复旦的副院长职务，开始在大学兼任教授，没有任何额外的待遇。
一段时间后，钟扬发现，在做科研，不能采取一般的学院式研究方法，仅靠夏季一个季节的工作是不可能取得高水平研究成果的。钟扬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我们要做的，应该是开展长期性的、系统性的野外调查与室内试验相结合的研究。”
2003年，钟扬和大学琼次仁副教授合作申报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大花红景天的居群分布、化学成分变化及地理信息系统研究”获得成功。那时，整个大学都沸腾了，这是这所大学历史上第一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扎西次仁是钟扬在复旦指导的一个藏族植物学博士生，在确定了“巨柏保护的遗传学研究”博士论文课题后，师徒俩用三年时间在藏东南地区沿雅鲁藏布江两岸调查巨柏的分布与生存状况，直至将现存的3万余棵巨柏登记在册，并对其野生种群――标记分析。钟扬说：“我时常教育自己的学生，最好的植物学研究一定不是坐在邯郸路的办公室里做出来的。”
如今，钟扬每年在大学工作至少150天。十多年来，从藏北高原到藏南谷地，从阿里无人区到滚滚流淌的雅鲁藏布江边，到处都留下了钟扬忙碌的身影。不管多么危险，只要能对科研有帮助，他都会去。
十多年来，他带队盘点了青藏高原的生物资源“家底”，寻找生物进化的轨迹；他帮助大学培养出了第一位植物学博士，带出了自治区第一个生物学教育部创新团队；他在开展青藏高原生物资源研究的过程中，帮助建立了大学自己的科研“地方队”。这支队伍如今不仅能够参与国际竞争，而且在进化生物学的一些研究领域，形成了日本、欧美和中国三足鼎立的格局。
钟扬把自己比作裸子植物，像松柏，在艰苦环境下生长起来的植物才有韧性，生长得慢却刚直道劲。
【关键词】红树林；内生真菌；代谢产物；生物活性
Abstract:ObjectiveToisolateandscreenfungalendophyteswithantibacterialandantifungalactivitiesfrommangroveplants.MethodsTheantibacterialandantifungalactivitiestestoffungalendophytesfrommangroveplantswereusedbypaperdiscmethod.ResultsSixtystrainsofendophyticfungiwereisolatedfromAegicerascorniculatum,Excoecariaagallocha,Kandeliacandel,Bruguieragymnorrhiza,Avicenniamariana,Heritieralittoralis.Theresultoftheantibacterialandantifungalassayshowsthatthirtyfivestrainsoftheendofungi(58.3%oftotaltestedstrains)haveantibacterialactivities,theactivestrainsmostlybelongtosterilegroups(51.4%ofactivestrains),Penicillium(8.6%),Aspergillus(8.6%),Fusarium(8.6%);fortyninestrains(81.7%oftotaltestedstrains)haveantifungalactivites,mostofthembelongtosterilegroups(44.9%ofactivestrains),andGloeosporium(17.1%).ConclusionMangrovefungalendophyteswerepotentialandrichresourcesofantimicrobialcompounds,whichneedtoexplorefurther.
Keywords:mangroveplants,fungalendophytes,metabolites，bioactivity
内生真菌(endophyte)指生活于健康植物组织内部、不引发植物产生明显病症的一类真菌。但在植物衰老或外界刺激条件下，植物自身免疫力下降，也可能出现某些病症。它们全部或部分生活周期生活在植物组织内。这类真菌生活在植物体这一特殊生境中，不但能促进植物的生长发育［1］，提高宿主植物对生物胁迫和非生物胁迫的抵抗能力［2］，还能产生多种具有生物活性的次生代谢产物，在医药业、农业的生物防治方面都显示出重要的应用价值［3］。
1993年,Strobel等［4］等从短叶红豆杉(Taxusbrevifolia)的韧皮部中分离到一株能产紫杉醇（Taxol)的内生真菌（Taxomycesandreanae)，受此启发,国内外学者也相继在其他陆生植物开展此方面的研究，并从中分离具有多种具有抗肿瘤活性、抗真菌活性、免疫抑制活性的内生真菌［5,6］。红树林作为生长在热带和亚热带海湾河口潮间带的一种特殊的生态系统，一直处于高盐、频繁的潮汐、强风、高温、强紫外辐射和缺氧污泥的海陆潮间带环境［7］，其生境非常特殊，研究发现它们自身许多成分也具有抗菌、抗病毒和抗肿瘤等药用价值［8］。它们的内生真菌同时又具有海洋微生物的特点，这也使得红树林内生真菌具有独特的代谢途径和遗传背景，其种类和产物化学类型多样性也比较丰富，因此有可能从中发现一些新的真菌种类和新的代谢产物。本研究对深圳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的6种红树林的内生真菌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离，并从中筛选具有抗菌活性的菌株，为开发新的抗菌药物提供基础。
1材料与方法
1.1植物样品来源
在深圳福田红树林保护区采集桐花树（Aegicerascorniculatum）、海漆（Excoecariaagallocha）、秋茄（Kandeliacandel）、木榄（Bruguieragymnorrhiza）、白骨壤（Avicenniamariana）、银叶树（Heritieralittoralis）的叶、茎、根、树皮、气生根等样品，采集后放于冰盒中保存,4h内处理样品，进行内生真菌的分离。
1.2培养基
1.2.1PDA培养基
马铃薯200g,葡萄糖20g,琼脂15g,50％人工海水1000mL。
1.2.2真菌发酵培养基
2％葡萄糖，1％蛋白胨，0.5％酵母膏，50％的人工海水，pH6.5。
1.2.3LB培养基
称取10g蛋白胨、5g酵母膏、10gNaCl，加蒸馏水溶解后，调pH至7.4，定容至1000mL。
1.2.4促孢培养基
KH2PO41g,KNO31g,MgSO4·7H2O0.5g,KCl0.5g,淀粉0.2g,葡萄糖0.2g,蔗糖0.2g,琼脂15g,水1000mL。
1.3拮抗试验菌株
1.3.1试验细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aureusNICPBP26112)，枯草芽孢杆菌(BacillussubtilusMIG1.22)、大肠杆菌(EscherichiacoliATCC8739)、青枯菌（Ralstoniadolaanacearum）分离于番茄植株。
1.3.2试验真菌
假丝酵母菌(CandidaalbicansATCC10231)，酿酒酵母(SaccharomycescerevisiaeMIG2.34)均购自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新月弯孢霉(Curvularialunata)由本实验室保存；茄丝核菌（RhizoctoniasolaniK）分离于患病番茄植株；叶枝霉(Cladosporiumherbarum)分离于患病番茄植株；尖孢镰刀菌(Fusariumoxysporum)分离于香蕉植株。
1.4植物内生真菌的分离
叶、叶脉、茎、树皮（韧皮部）等样品用自来水冲洗掉泥土，然后进行严格的表面消毒程序：依次浸泡在75％酒精1min，3%～5%有效氯的次氯酸钠溶液3min，75%的酒精0.5min，然后再用无菌水冲洗3遍。晾干后，在超静台将其剪成约0.5cm×0.5cm左右小片。将处理好后剪成的小片铺于PDA平板上，加入氯霉素与链霉素各50μg/mL抑制细菌的生长，在26℃培养培养2～3周分离内生真菌。这些平板在第1周要每天检查1次，然后可以3、4d检查1次。一旦发现有菌丝从组织小块长出，应马上将其转接到另一新的平板上，经几次纯化保存于PDA斜面。
1.5表面消毒效果检查
参考文献［9］方法观察表面消毒效果。
1.6内生真菌的鉴定
使用PDA培养基,采用载玻片法培养内生真菌,根据《真菌鉴定手册》［10］中描述的真菌形态特征进行鉴定。不产孢子的菌株，需使用催孢培养基或紫外线照射来诱导孢子的产生。仍不产孢者归不产孢类。
1.7内生真菌发酵及代谢物提取
分离到的红树林内生真菌斜面培养物经活化后分别接种至20mL真菌发酵培养基，26℃摇床上以190r/min的转速培养7～10d，发酵结束后将发酵物冷冻干燥，再用10mL甲醇浸泡抽提1d。取甲醇提取液清液，挥发干后，用2mL甲醇溶解配成10倍浓缩液。
1.8内生真菌代谢物抗细菌、抗真菌活性检测
采用滤纸片法进行抗菌活性检测:活化后的大肠杆菌、枯草芽孢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与青枯菌培养液用无菌水稀释至10-4，取0.1mL菌悬液（约105cfu/mL）涂布于LB平板上。用滤纸片（直径5mm）吸取内生真菌代谢产物粗提物溶液，放置于平板上，37℃培养1～2d，观察抑菌圈的大小及有无。白色念球菌除取10-3稀释液200μL涂布PDA平板外，其余均与细菌相同，并用空白滤纸片吸取甲醇溶液作为空白对照；将丝状病原真菌接种于PDA培养基平板中央，在病原菌周围放置用粗提物浸过的滤纸片，培养3～5d后观察病原菌菌落生长情况，并用空白滤纸片吸取甲醇溶液作为空白对照。
2结果
2.1红树林内生真菌的分离
本研究从深圳福田红树林保护区的6种红树林多个部位共分离到60株内生真菌作为抗细菌活性和抗真菌活性的待筛菌株，并对它们进行了分类鉴定，结果见表1。从表1可以看出，分离到60株红树林内生真菌包括11个属和不产孢类，其中以不产孢类、盘长孢属、镰孢属、曲霉属为主要类群，分别占45.0％、11.7％、8.3％、8.3％。
表160株待筛菌株种类及来源（略）
Tab.1Thetaxaandoriginof60endophyticfungiwhicharescreened
2.2红树林内生真菌的抗细菌活性
从表2可以看出，在60株待筛红树林内生真菌中，有35株内生真菌的代谢产物对一种或多种指示细菌有抑制活性，占待筛菌株的58.3％，这说明红树林内生真菌存在着丰富的抗细菌资源。
2.3红树林内生真菌的抗真菌活性
红树林内生真菌对细菌的拮抗实验结果见表2。从表2可以发现，60株待筛红树林内生真菌甲醇代谢产物有49株（占81.7%）的代谢产物具有抗真菌活性；其中有42株内生真菌的代谢产物对丝状真菌具有抗性，占待侧菌总数的70.0％；有22株红树林内生真菌的代谢产物对人类皮肤深部感染病菌－假丝酵母菌有抗性，占待侧菌总数的36.7％。实验结果表明，红树林内生真菌蕴藏着丰富的抗真菌活性物质产生菌，是开发抗真菌药物的潜在资源。
2.4内生真菌抗菌活性菌株属的分布
从表3可以看出：红树林内生真菌中具抗细菌活性的菌株分布在9个属中，其中以不产孢类、青霉属、曲霉属、镰孢属为主，各占活性菌株总数的51.4％、8.6％、8.6％、8.6％；红树林内生真菌具抗真菌活性的菌株分布在12个属中，以不产孢类（44.9％）和盘长孢属（17.1％）为主。以上结果表明，内生真菌抗菌活性菌株的种属分布具有多样性。
3讨论
过去筛选产生抗菌物质微生物的重点一直是土壤微生物，特别是链霉菌。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从链霉菌中被重复发现的抗生素高达95%，筛选得到的有价值的抗生素比率逐年下降。于是人们将筛选抗菌物质的注意力逐渐集中于其他生态系统的生物，尤其是那些特殊生境的微生物如海洋微生物、植物内生菌等。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海洋微生物是新物质的巨大宝库，人们在海洋中找到了大量结构新颖，且活性很强的生物活性物质，如抗菌、抗病毒、抗肿瘤等物质［11］；植物内生菌作为一种特殊生境的微生物也同样具有丰富的生物功能多样性，在生物控制、无公害农业和医药开发方面有着很好的开发前景。红树林作为生长在热带和亚热带海湾河口潮间带的特殊生态系统，其生境非常特殊，其体内的内生真菌既是植物内生菌，又具有海洋微生物的特点，这也造就了红树林内生真菌具有独特的代谢途径和遗传背景，因此对它们的代谢产物进行研究可能会有可喜的发现。本研究结果表明，红树林内生真菌具有广泛的抗菌活性：抗细菌活性菌株占58.3％；抗真菌活性菌株占81.7％，其中70%菌株的代谢产物对丝状真菌具有抗性，36.7％对人类皮肤深部感染病菌－假丝酵母菌有抗性。内生真菌的属种分布和拮抗作用具有多样性：分离到60株红树林内生真菌除不产孢类外，分布于11个属，其中不产孢类、盘长孢属、镰孢属、曲霉属为主要类群；红树林内生真菌中不产孢类抗微生物活性所占比例明显较高，不同属种的菌株对同一指示菌的抗菌作用有较大差别,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和茄丝核菌有拮抗作用的菌株种类较多，同属的内生真菌对的病原菌拮抗作用及抗菌效果也各不相同。植物内生真菌及其抗微生物活性的多样性为人们开发抗菌药物提供了重要的资源保证。
在对红树林内生真菌的抗真菌活性研究发现，其抗真菌活性菌株比例比从水稻、香蕉等分离到的内生真菌和其他陆生植物内生真菌（特别是抗丝状真菌）都要高［12-14］。这说明红树林内生真菌可能比其他环境中的真菌蕴含着更为丰富的抗真菌活性的资源。由于真菌感染是人类面临的一个越来越严重的一个健康问题，特别是对于艾滋病人和其他免疫力低下的患者，开发出新的抗真菌感染的药物显得尤为重要。植物真菌致病菌如茄丝核菌、尖孢镰刀菌、新月弯孢霉等都能引起多种植物的病害，而且目前没有有效又环保方法防治，而植物内生真菌作为生物农药的生物防治方法为此提供了一个新途径。本研究结果表明，许多红树林内生真菌产生的代谢产物不仅对植物丝状病原真菌表现出有着抗性而且对人类致病真菌也存在抗性，它们为开发新的抗真菌感染的药物以及植物真菌病的生物防治提供了重要的资源库，表现出良好的应用前景，值得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表2红树林内生真菌代谢物的抗细菌活性和抗真菌活性（略）
Tab.2Antibacterialandantifungiactivitiesofendophyticfungifrommangroveplants
根据抑菌圈直径比较活性,0：无抑制活性；+：≤10mm；++：10～20mm；+++：≥20mm
表3红树林内生真菌抗菌活性菌株属的分布（略）
Tab.3Proportionoftaxaofmangroveendophyticfungiofantimicrobialactivities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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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阶段TCEM
医学教育的第三阶段在法语中叫做LeTroi⁃sièmeCycledesÉtudesMédicales，简称TCEM。在第三阶段的医学教育中，医学生实际上是已经具有执业医师执照、有处方权的医生，并全日制在医院从事住院医生的工作。他们通常在更高年资医生的监护下独立完成诊断、检查、处方、治疗病人的全过程。根据专科的不同，TCEM为期3~5年。全科医学教育的TCEM为3年，目标是培养家庭医生，除了在医院各科室间轮转外，也可以去私人诊所行使家庭医生的职能，并需要完成一定数量的理论课程的学习。其他专科，如内科、外科等的TCEM通常为期5年，医学生同样在教学医院的相关专科进行轮转，并完成相关理论课程的学习。TCEM结束时，医学生必须通过医学博士论文答辩，从而正式获得国家医学博士学位，为其医学教育过程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2法国医学教育特点分析
2.1国家统筹计划
法国医学教育具有很强的计划性，这个计划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由卫生部根据当年全国对医生的需要，决定全国医学院的招生数量，即能够通过PAES学年的考试进入P2的医学生数量。这一计划保证了通过数年艰苦学习的医学生成为医生以后，能够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和有保障的收入；同时也决定了医学教育是一个淘汰率很高、竞争很激烈的学科。第二，根据DCEM4的医学生人数和全国各地区对不同专科医生的需求情况，制定当年进入TCEM的不同专科人数。这一计划使得各地区各专科的执业医生人数相对平衡；且医学生想要选到心仪的专科就必须要考到好的名次，保证了医学教育的高竞争力。
2.2重视临床实践
通过本文对法国医学教育的介绍，不难看出在法国医学教育中，临床实践所占的比重非常大。从P2学年前的4周护理实习开始，P2、D1学年有1周1~2次的床边教学及暑期的2个月实习，D2、D3、D4学年的每天早上都在医院实习，直至最后TCEM阶段的全日制医院工作。所以法国的医学生接触临床时间非常早，且直接接触临床的时间随着年级增加不断增长。这种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紧密结合的方式，使得学生能够将理论知识直接运用到临床实践中，提高了医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学习效率，有利于培养医学思维模式，增进临床技能的掌握。
2.3理论课程综合性强
在法国的3阶段医学教育设置中，第一阶段以理论授课为主，第二阶段中理论课程与临床实践相结合。观察这两个阶段的理论课程表不难发现，所有的核心课程都是综合性的课程，以第一阶段的课程单元（UE）、第二阶段的跨学科单元和系统课程的方式表现出来。在P2和D1这两个学年中，课程单元作为核心课程在4个学期中教授了人体解剖学、组织学与胚胎学、生理学和诊断学，并根据人体解剖结构将这4个学科的内容整合在一起，分别以胸部、腹部、头颈部和四肢的形式进行讲授。在D2至D4的3个学年中，核心课程包括跨学科单元和系统课程这两种。这种综合课程的呈现方式更形象易懂，方便学生集中理解记忆，并提高学习效率。但是这种课程方式对授课教师要求比较高，需要4个学科的教师密切配合，进行集体备课，并且将相关内容融会贯通。
2.4医学生的学习自主性高
法国的高等教育都是由国家制定教学大纲，但是没有专门教材，医学教育也不例外。医学生上课的时候必须认真听讲，详细记录笔记，以供课后复习。授课教师一般会根据自己的授课内容，给出自编讲义或大纲，附上参考书目，由学生课后自行查阅。由于理论授课时间有限，很多内容只进行提纲挈领的介绍，学生在课后自己钻研参考书是十分必要的。教师通常会要求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完成相关课程论文的撰写，在写论文的过程中往往需要参考大量医学书籍。此外拓展课程中的医学论文分析、还有医院定期举行的病例讨论，都可以培养医学生的自学能力，要求他们能够独立理解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作为医生，即使从学校毕业后也必须要不断学习更新知识，因此法国的医学教育过程中，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学习自主性，为执业后的终生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5重视全科医生的培养
为了最大限度地提供方便、经济、有效、全面的医疗服务，并避免过度医疗，法国非常注重全科医生的培养，并立法规定全科医学教育是医学教育的基本任务之一。每年通过国家执业医师考试的医学生中，有一半以上进入第三阶段的全科医学教育中。以2011年国家提供的7692个执业医师职位为例，其中的3930个职位是留给全科医生的，其他的10个专科包括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等共3762个职位。在全科医学的第三阶段教育中，医学生被要求在教学医院的各专科进行轮转以掌握各系统疾病包括疑难杂症的诊断和治疗，此外还必须到家庭医生诊所进行6个月的学习。选择了全科医学的学生在完成第三阶段的学习后会成为全科医生即家庭医生，可以自己开办诊所或与他人合办诊所。家庭医生是医疗服务中相对基础的一部分，直接面对普通患者并提供卫生保健服务，并将需要专科治疗的病人分诊到不同专科进行后续医疗服务。
2.6不断改革中的法国医学教育
随着人类寿命的延长、生命科学的研究发展和医疗手段的不断进步，法国的医学教育也在与时俱进，教育体制包括考核方式都在不断进行改革。近期的重要改革分别出现在2004年和2011年。在2004年以前，选择全科医学的医学生在第二阶段即DCEM4学年后，不用参加考试，直接成为住院医生，经过2年半的TCEM阶段培训后进行医学博士论文答辩，答辩通过即可成为全科医生。自2004年起，所有医学生都必须参加全国执业医师考试，考试后再根据自己的意愿和考试排名决定是否选择全科专业；且全科专业的TCEM阶段延长到了3年；此举是为了促进全科医学的发展，提高家庭医生的职业素养。2010年的医学教育改革设置了“健康教育第一年（PAES）”，这个改革合并了临床医学、药学、口腔医学和助产科学的第一年基础教育，使得医学生的基础课程又增加了药学等相关专业的知识。通过以上的两个实例不难看出，法国的医学教育改革从来都不是一步到位的剧烈变更，而是比较频繁的小的改版，相对灵活且易于适应不断变化的医疗环境。
3对我国医学教育制度的思考和启示
在对于医学生的选择上，法国与我国类似，高中毕业生可以直接进入医学院校。因此相比美国等国家的仅仅允许大学毕业生（具有学士学位）进入医学院学习的制度来讲，更适合作为参考对象。了解法国医学教育制度后，结合我国医学教育的现状，会产生一些思考和启示。我国的医学教育制度一直延续建国以来制定的模式，没有经历过大型的变革，虽然比较贴近我国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的特点，但是在某些层面确实与现代的医疗环境不相适应。如果能从法国的医学教育制度中吸取一些经验、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作用应该会比较可观。
3.1医学课程改革
法国的高等教育一贯很注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终生学习的能力，医学教育也不例外。其中的核心课程以课程单元和跨学科课程的形态为主，具有很强的学科综合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没有科书，所以一门核心课程的学习需要查阅不同的理论书籍，并综合阅读才能全面掌握。此外，在拓展课程当中的医学文献分析等科目的设置，一方面培养了医学生阅读和写作医学论文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训练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在我国，为了更好地适应目前的社会经济形式和临床医疗的现状，目前许多医学院校正在进行不同规模的课程改革，其中以PBL（Problem-BasedLearning）教学为主流思想。PBL教学的形式是将一个复杂、有意义的问题交给学生，以小组讨论的形式让学生通过自主探讨和合作来解决问题，从而学习和掌握隐含于问题背后的医学知识。这种形式以学生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让学生早期接触临床，主动进行知识整合并鼓励批判性思维。以江汉大学医学院为例，经过这样的课程改革后，PBL内容占到学生总课时数的20%左右。虽然这样的课程设置方式还在试验探索阶段，但是从短期效果来看，已经很好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了学习效率。
3.2医学教育模式改革
法国医学教育中注重临床实践的理念非常值得我们学习。以我国目前比较主流的5年制医学教育为例，前两年半学生在基础医学院进行理论学习，除了某些条件比较理想的学校设有临床模拟实验室可以进行模拟实践以外，大多数的时间学生没有任何机会接触到医疗实践。在后两年半中，医学生有1年的时间学习临床理论课程，1年的时间进行临床实习。所以在5年的学习过程中，中国医学生仅有1年时间来真正接触临床。反观法国医学的教育模式，在第五年（DCEM3）结束时的医学生已经经历了一次护理实习、一次两个月的暑期实习和连续两年的半日制实习（包括值班），对于临床医疗环境有了一定的了解；且他们作为医学生的临床培训还远没有结束。而且这种理论教学与临床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更加直观、容易引发学生的兴趣，也更有效率。如果能够借鉴这样的教学模式，应该可以增强我国的临床医学教育效率，提高毕业生的专业素养。
3.3住院医生培训制度改革
关键词：增值评价；中学；教学质量；成绩
一、引言
如何对中学教学质量进行很好的评价一直是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关注的焦点。近年来，我国北京、上海、浙江、江西、辽宁等地一些学校已尝试运用增值评价思想方法改进教育评价[1-2]，部分学者也进行了个别实证研究[3-4]。
所谓“增值”是指一定时期的学校教育对学生学业成长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增值评价关注的是学生的绝对发展，即通过对学生目前的学习成绩与过去的学习成绩进行比较的一种评价模式，不同于以往的常模参照评价和标准参照评价[1]。
有专家认为：增值评价，提供了发展性评价的视角，有利于促进教育公平[2]。
目前，应用于增值性评价的主要统计模型有：概要统计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和多水平分析模型。鉴于程序的复杂性和数据来源受限等因素，本文利用文献[1]中的“增值”评价数学模型对本校高三理科班进行教学质量分析。
二、增值评价数学模型[1]
设一所学校某年级共有k个班级，进校一段时间后参加某一级考试的人数为N。按照某次考试成绩由高到低将这N个学生进行排序，其中，考分相同的人数分别用P1，P2，…，Pn表示，则P1+P2+…+Pr=N.
再将这些学生的中考成绩（入学成绩）按照同样的要求进行排序，其中，考分相同的人数分别用Q1，Q2…，QS表示，则Q1+Q2+…+QS=N.
将其中某次考试和中考分数最高的学生的权数确定为，分数最低的学生确定为1.则其余学生按某次考试成绩确定的权数依次是，，…，，
其余学生按中考成绩确定的权数依次是，，…，.
如果第j个班参加某次考试的学生人数为Nj，其中某次考试分数相同的人数由高到低分别为P1j，P2j，…，Prj.中考分数相同的人数分别为Q1j，Q2j，…，Qsj.则P1j+P2j+…Prj=Nj，Q1j+Q2j+…Qrj=Nj.
那么各个班全体学生学习成绩提高的程度Rj可用下列公式计算：Rj=×100% （j=1，2，…，k）.
三、在中学教学质量分析中的应用
数据来源于本校高三年级理科班9月月考成绩和学期末一模成绩。按照上述“增值”评价数学模型，利用计算机软件编程，计算各班、各科、各学生的学习成绩提高的程度，从一个侧面对高三理科班教学质量进行分析。
（一）评价各班成绩提高程度
以高三9月月考成绩作为参照，分析学期末一模成绩理科各班成绩的提高程度。该校高三理科有3个班，按其生源质量高低依次分为A班，B班和C班，人数分别为32，28和18。以各班学生成绩的总分为研究对象，按照上述增值评价法，可计算出各班成绩增值：RA=0.9907，RB=1.0243，RC=1.1399.
进一步可将上述模型中计算第班成绩提高程度的公式推广到计算第班每个学生学习成绩提高的程度，即该生一模成绩对应的权数除以9月月考成绩对应的权数。通过计算可得该校理科3个班每个学生总分提高的程度，见表1.
根据表1各班所有学生成绩提高的程度，可以描绘成柱状图，如图1所示。
从RA，RB和RC可知，A班，B班，C班学生成绩提高的程度呈递增趋势，这恰恰与其生源质量的高低相反。从图1和表1不难看出A班学生的成绩最稳定，退步最大的是27号学生，程度为0.6130，进步最大的是28号学生，程度为1.3036；B班成绩有一定波动，退步最大的是19号学生，程度为0.4461，进步最大的是28号学生，程度为1.9356；C班学生成绩波动最大，进步最大的是10号学生，程度达3.0417，其进步幅度明显大于B班和A班，退步最大的是7号学生，程度为0.2535。
为方便比较，各班学生序号是按照9月月考成绩从高到低排列。从图1可知，A班前9名的学生成绩很稳定，B班前9名的学生成绩有一定波动，C班前9名的成绩波动很大。从侧面反映出，学习好的学生成绩相对很稳定，学习中等或偏下的学生成绩不稳定，波动较大。
（二）评价各学科成绩提高程度
利用上述增值评价数学模型，还可计算各学科增值情况。简单起见，以A班为例，可计算出A班学生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科成绩的增值依次为0.9910、1.0073、1.0467、0.9505、0.9762和1.0361。此外，通过计算A班每个学生英语成绩的增值，可绘制出A班英语成绩增值图，见图2。
从图2易知，10号学生英语成绩下降幅度最大，30号学生提升程度最大。当然，按此增值进行排序可快速分析学生英语成绩进步情况。同理，也可计算出A班学生其他学科成绩的增值，分析类似。为节省篇幅，仅给出A班7名学生各科成绩增值数据，见表2.
（三）评价某学生各科成绩提高程度
表2不仅能反映各学科每个学生的增值，还可反映每个学生各学科成绩的增值。将每个学生各科增值绘制成图，更有利于了解每个学生各科学习情况。下面给出A班2号学生各科成绩的增值图，如图3所示。容易看出，2号学生语文成绩提高程度最大，物理次之，数学退步最大，英语次之，化学和生物变化不大。
四、小结
本文采用的“增值”评价法简单有效，可计算出各班、各科及各学生成绩的增值，其柱状图非常直观，有利于教学质量分析。虽然该方法未考虑到平均分和标准差，具有一定的缺陷，但此方法作为中学教学质量评价的一个指标非常可取。
参考文献：
[1]田树林，吴万辉，田雄飞.中学教学质量“增值”评价研究[J].中国科技博览，2012，（30）：496-497.
[2]方鸿琴.增值评价：以发展性评价促进教育公平[J].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515）.
上海龙华医院坚持不懈地走“名医、名科、名院”发展之路，迄今名医荟萃、人才辈出。2001年，医院首创“名中医工作室”传承模式，堪称全国中医界学习典范。如今，上海龙华医院由31位名老中医所带领的工作室，在各自的学科领域掌舵领航、薪火传承，160余名中青年名中医崭露头角。在此基础上，作为一所“研究型中医院”，上海龙华医院陆续培养出28支龙医团队、28位龙医学者、280名龙医团队成员，如春笋般涌现的新生力量正在接过“继承、发展、创新”的接力棒，逐步承担起医院医疗、科研、教学、转化、推广的重任。可以自豪地讲，上海龙华医院不仅为上海乃至全国培养了一大批医德高尚、技术精湛的中医药人才，更是钻研出一大批原创性中医临床科研成果。目前，上海龙华医院成为全国唯一承担两个重点研究病种的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并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一期建设，顺利进入二期建设。
经过几代学术带头人坚持不懈的努力，上海龙华医院在中医骨伤科、中医肿瘤、中医外科、中医肾病、中医脾胃病、中医呼吸病等领域均取得重大创新，相继成为国家重点学科建设单位。时至今日，上海龙华医院走出了一条“国内领先、亚洲著名、国际知名”的现代中医传承与创新发展之路，并在探索如何建设现代化研究型中医院的发展道路上积累了一定经验。可以说，不忘中医文化之本的“龙医人”带着浓厚的“中药味”，在不断变换的时代中传承着历史赋予的重任。
展望未来，上海龙华医院将进一步围绕“打基础、建机制、谋长远、出成果”的总体要求，坚持以临床研究为根本，强化临床科研规范化，培养高水平人才与队伍，基地与医院相互依托，不断完善学科与基地联动发展机制，为实现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总体建设目标继续努力。
中西结合 医研融汇
现如今，提及老中医，难免给人一种“玄之又玄”的错觉：望闻问切，把脉开诊，之乎者也，写方抓药。
全自动多色分析流式细胞仪系统、多功能全自动样本制备工作站、荧光倒置显微镜、病理图像分析仪、冰冻切片机、Micro-CT图像采集与分析工作站、Ⅰ期临床试验病房、GCP研究平台、临床科研信息一体化平台……走进上海龙华医院，各类实验室，各种各样的进口实验设备可谓琳琅满目、种类齐全。让人不禁心生疑惑，这难道是中医院吗？
不错，这是一所现代化的研究型中医院。
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中医通常根据经验诊治，不作试验、缺乏数据、鲜有分析，全凭个体经验感觉。正是在这种所谓“黑箱理论”的影响下，困于难以找到符合现代循证医学框架的理论根据，传统中医一直饱受欧美发达国家医学界的诟病。上海龙华医院一改久有的“经验”体系，引进现代化、国际化研究模式，与西方国家采用同样的试验标准、同样的临床设计方案、同样的检测方法，参照“循证医学”要求，不断填补与夯实基础理论研究与临床实践的循证证据。
具体而言，中医治疗恶性肿瘤，被誉为是继西医手术、放疗、化疗“三大法宝”之外的“第四把利剑”。但是长期以来中医多采用以攻邪为主的“攻法治疗”，治疗效果不甚显著。令人赞叹的是，上海龙华医院肿瘤科刘嘉湘教授突破了这一理论瓶颈，以现代科学方法不断丰富“扶正治癌”法则，成为中医治疗肿瘤“铸剑师”中的佼佼者。而“铸剑征途”耗费了他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年华。
历经多年临床实践与探索研究，1972年，刘嘉湘教授提出“扶正法”治疗恶性肿瘤，并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中医药治疗恶性肿瘤以及防治肿瘤放、化疗毒性反应的中医诊治体系。创始之初，他遭受到超出预估的质疑与诋毁。为了得出最准确的试验数据，刘嘉湘严格采用国际科学试验方法。一开始不知道是随机试验好还是队列研究好，他就去咨询统计学专家，得知随机数据更有代表性就坚定选择随机化设计。他严格遵循西医统计学方法执行，将患者随机分组，一组只采用化疗，另一组仅给予中药，第三组既接受化疗又服用中药，方法学规范、严格流程控制，每天护士定时定量备药、发药、监督吃药，谨防患者乱吃药等偏倚因素干扰。最后，数据统计全部由第三方把控。而且，前期动物实验的数据资料齐备。
从“六五”、“七五”、“八五”直至“十一五”，刘嘉湘观察了上千个病例，应用实验肿瘤学、现代免疫学、生物化学、细胞分子生物学等现代科学方法，进行临床观察与动物体内外实验研究，统计了大量病患的5年生存率、中位生存期等硬指标数据。最终论证了由他研发的“扶正中药”――金复康的显著治疗效果。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结果显示，金复康治疗组患者中位生存期为13.5个月，5年生存率为11.17%；中药联合化疗组患者的中位生存期为15个月，5年生存率为20.71%，均优于单纯化疗组患者（8.9个月）。
在一系列临床有效病例和经得住考验的循证数据面前，人们不由得口服心服。目前，由他首创的“扶正治癌法”不仅被国内中医、西医学术界广泛接纳，成为中医药治疗肿瘤的主要治则之一，而且获得世界医学重视。至今，这位79岁的抗癌大师仍活跃在临床一线。
除金复康口服液外，刘嘉湘在“扶正治癌”理论基础上研发的肺癌中药治疗新药还包括芪天扶正胶囊，以及中药外贴治疗癌痛的蟾乌巴布膏。临床证据表明，上述扶正中药不仅能够提高机体细胞的免疫能力、有显著镇痛效果，有效率高达93%，同时长期用药无成瘾性和毒副作用风险，堪称国内首创并达国际先进水平，被原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为国家级中药新药。凭着这些沉甸甸、高含金量的数据分析、实验报告，中药新药“金复康”还喜获素以标准苛刻著称的美国药监界首肯，经美国FDA批准现于美国纪念斯隆・凯特林癌症中心进行Ⅱ期临床试验。一旦通过，我国首个治疗肺癌的中药新药将有望步入国际市场。
交叉协作 佳绩频传
中医学不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不同于传统中医的“固执己见”，在科研上，上海龙华医院历来鼓励龙医人大胆创新，提出“向西医同道学习，强化医院临床科研能力”的宗旨。
在骨伤科王拥军教授头脑中，科学研究也需要战略眼光，要把握科学研究和社会发展大势；既要具备清醒的自我认识、开放的全球视野、强烈的危机意识和高瞻远瞩的眼光，同时要明白博大精深的中医理论在世界医学、生命科学发展中具有的原创性科研意义；以古鉴今，深刻理解中西方文化与医学的内涵，虚心学习并开拓创新之术。他将上述中医科研思想高度浓缩为“取势、明道、优术”六个字。
在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完成博士后研究工作回国后，眼界大开的王拥军率先在脊柱病研究所“大展拳脚”，启动一系列改革：建立中医脊柱病、骨代谢疾病以及骨免疫疾病实验室，引进并完善“符合中医特色，具有世界水平”的实验室管理技术，将脊柱三维步态分析系统、芯片检测技术、Micro-CT、RNAi、系统生物学、基因敲除和转基因模式动物技术等先进科技方法运用于中医药研究。他在国内中医院校率先建立基于表达特异性报导基因克隆细胞株的体外药物筛选平台，以及基于基因敲除、转基因动物的体内药物筛选平台……
不仅如此，上海龙华医院向来注重多学科交叉协作中医药防治恶性肿瘤的实验研究，除与国内高校保持合作外，亦先后与哈佛大学、霍普金斯大学、华盛顿大学等5所美国大学，英国利物浦大学、加拿大温哥华大学、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等建立长期稳固的临床与科研合作关系。2005年，上海龙华医院在泰国华侨中医院开设龙华中医肿瘤中心；2007年，再与新加坡义安中医药中心达成协议，长期选派人员开展相关临床任务，实现业务量不断上升同时大力推进了与国外医疗机构的合作交流。
近年，上海龙华医院的中医理论创新、中医方法学研究、中药复方研究、证病结合研究能力不断提高，SCI收录学术论文影响因子逐渐提高。通过不懈努力，现已经完成“扶正祛邪法”、“益气化瘀补肾法”、“筋骨平衡法”、“健脾法为主”、“益气养阴、调摄冲任法”等多项子领域临床诊疗规范与疗效评价研究。例如，治疗非小细胞肺癌临床诊疗规范与疗效评价标准研究，“益气化瘀补肾法”治疗颈椎病的临床诊疗规范与疗效评价标准研究，“筋骨平衡法”防治慢性筋骨病，“健脾法为主”辨证治疗中晚期胃癌临床诊疗规范与疗效评价标准研究，“益气养阴、调摄冲任法”治疗乳腺癌的临床诊疗规范与疗效评价标准研究等。肺癌中医辨证分型标准和疗效评价标准被列入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颈椎病中医诊断疗效标准被纳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标准化项目，中医、中西医结合颈腰综合征诊疗指南成为中华中医药学会整脊分会规范，脊柱侧弯体疗操治疗青少年脊柱侧弯成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推广项目。
5年来，上海龙华医院还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中华医学奖一等奖、中华中医药学会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中国中西医结合奖一等奖、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等各类奖项30多项；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17项，公示19项；形成165个医院制剂，拥有中药新药证书12项，实现成果转化39项，成果推广应用19项。
再者，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国家教育部重点学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重点研究室/中医三级实验室、卫生部“十二五”国家临床重点专科、上海市临床医学中心/“重中之重”临床医学中心、百余国家级科研项目、科研项目级别、项目量和科研经费在上海市同类医院均名列第一……这累累硕果绝非偶然。
作为上海唯一拥有上海市中医外科和中医肿瘤临床医学中心两家临床医学中心的中医院，科研一直都是上海龙华医院的重中之重。“以科研为核心带动临床，以临床为基础带动科研创新”，即临床产生的问题由研究所研究，研究所研发的技术、药物再由临床检验。正是得益于此医研融合，上海龙华医院这所中医院才能在与西医院的惨烈竞争中辟出一条“康庄大道”，永葆中医的神奇魅力。
老干扶持 小荷初绽
在上海龙华医院，尊老是一种传统。
硕士生、博士生高级别“徒弟”每日接送“老师傅”上下班，中午帮着打饭，陪同“师傅”前往外地开会调研……事无巨细，凡是和师傅有关的工作，徒弟们全都亲力亲为。点点滴滴，都出自内心的敬重与爱戴。
老中医，愈老愈贵。54年前，黄文东等八位知名老中医齐聚上海龙华医院，将毕生行医所学带来并留在这里。他们对医院精心“呵护”，为医院的成长奠定了扎实的学术与人文基石。继第一代“元老”之后，胡建华、姚乃中、邵长荣、王大增、刘嘉湘、施杞、陆德铭等28位第二代名中医渐行成长成熟并挑起大梁。
新生代力量的培养始终是上海龙华医院的核心工作。传统中医，以名医招收弟子的方式得以传承。上海龙华医院不仅一直坚守着“师徒”传承模式，并创造性地提出了“名中医工作室”。由医院牵头，名老中医公开招收学生，各位学生可自愿报名，经遴选后正式献花鞠躬拜师，一位老中医亲带3？5名学生。每周，工作室的师生要共同门诊2？4次，并一起参与查房，由老师口授心传，确保弟子如愿得偿“真传”。弟子们在抄方子、整理病案、报成果、口授内容整理汇编过程中受益匪浅。名中医刘嘉湘总结提出，有的东西不是书本上能学到的，要多听多看，有时候一两句话却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经验之谈。
“名中医工作室”为上海龙华医院培养了一拨又一拨“名师高徒”，如妇科李祥云教授、学生郑锦，骨伤科施杞教授、学生王拥军，肾内科陈以平教授、学生邓跃毅等。2007年施杞与王拥军师徒二人同时荣获“上海市劳动模范”，一时传为美谈。
王拥军对师傅施杞教授满怀感激之情，因为对他而言，施杞不只是传道授业解惑的长者，更是如同父亲一般的亲人。正所谓“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回想当年，王拥军有机会公费出国深造，但必须交纳保证金，施杞“拥军出国，我来担保，不用交押金！”的一句话令王拥军铭记一生。师傅传承给学生的，不单是学术思想，还有一种精神。师傅常说“于仁厚处用心，于熟精处用功。对待患者博爱，对待学术踏实”，这种仁爱、博爱的医德，又何尝不是前辈们留给我们最美好、最珍贵的一剂“良药”。循着师傅的足迹，现今王拥军也已桃李天下，徒弟梁倩倩博士荣登“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得主，这在上海市中医界尚属首例。
毋庸置疑的是，“名中医工作室”发掘中医古籍经典并融汇新知，为中医继承发展留下了理论精华。数据显示，自工作室创建以来，已然整理医案医话超过万则，临床随诊笔记两万余篇，出版书籍230余种，千余篇，而且收集了大量的宝贵影像资料。刘嘉湘教授的“扶正法治癌”，朱培庭教授的“胆病从肝论治”，邹菊生教授的“眼深部望诊、角膜深层辨证”等，无不成为现代中医理论创新的经典之作。
如今，上海龙华医院已从当年的“元老”丰富发展为拥有31个“名中医工作室”的全国示范中医院、上海市三级甲等医院。而且“名中医工作室”效应已席卷全国各大中医医疗机构，成为中医传承的不二法门，其中不乏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上海市海派中医流传传承研究基地。2012年9月8日，上海龙华医院又率先创立了全国首个以专家姓名冠名的中医流派学术研究中心――“石筱山伤科学术研究中心”。
再者，上海龙华医院针对年轻人的苗圃计划、龙医团队系列人才培养方案陆续出台。新的学科人才培养理念以及中医复合型人才“六结合培养模式”再次大放异彩。“六结合培养模式”，具体包括中医与西医结合，理论与临床实践结合，医古文与外语结合，医药学与生物学结合，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技术结合，业务技术与组织管理结合。
此外，上海龙华医院“注重人格培养，立身树人”。因为，中医药要发展、要走出国门，更需要优秀的中医科研人员。由此，医院要求学生加强外文文献的阅读和整理，要求在国外高水平的期刊上发表文章，要求他们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正是在这种严格要求的氛围下，研究所的创新团队佳绩频传。
半亩方溏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施杞教授根据长期的临床、科研与教学实践，总结出“1+1>2”的人才培养超越模式。“1”是指施杞教授对学生们所做的工作――“引路、铺路、养路”，即引领学科形成具有竞争力的科研思路，培育弟子们献身中医药事业的高尚情操。他坚持一手抓软件、一手抓硬件，建成了全国一流的中医骨伤科现代研究平台。2012年，施杞教授荣获“上海市教书育人楷模”荣誉称号。正是在这些培养模式轨道中，上海龙华医院走出了王拥军、许玲、季光、莫文、李和根、刘胜、张惠勇、梁倩倩、杨燕萍、卞琴、崔学军、李晨光、王琛、王琳、钟逸斐、孙建立等后辈翘楚。
软硬俱佳 云帆沧海
走进国际学界，将中医药发扬光大，雄心勃勃的“龙医人”从没有停下脚步。闭门造车的中医发展模式已让传统中医吃尽了苦头，走不出国门、得不到国际认可。而在全球化的今天，没有国际影响就等意味着没有竞争力。作者认定医院必须培养一批不但中医功底厚实而且具备中西医结合实力的复合人才，谈国际影响才不是一句空话。
在施杞教授、王拥军教授的带领下，“前移式培养模式”率先在脊柱病研究所实行。近5年，研究所共计投入超过160万元，资助优秀医生、科研骨干、优秀博士研究生出国深造，学成之后再为医院、为研究所、为国家做贡献。截至今日，上海龙华医院先后派出17个博士研究生“好苗子”中，学成期满的12位已满载16个国际级学术奖项悉数“衣锦还乡”。
归功于“有中医内涵的留学博士”，研究所成功申请到3个国家级重大国际合作项目，这在过去是龙医人想也不敢想的事情。目前，这所中国中医药界的首家脊柱病研究所已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的多所著名高校达成长期合作协议，携手深化中医药防治椎间盘退变性疾病、中医药促进脊髓修复与再生以及中医药治疗骨退变性疾病等相关领域研究。
2008年，上海龙华医院被国家发改委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定格为“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建设单位”，同期承担中医药防治“恶性肿瘤”和“骨退行性病变”二大疾病系的研究。2012年，医院成为上海市“重中之重”的“中医药防治慢病（恶性肿瘤、骨退行性病变）临床医学中心”。
上海龙华医院再接再厉、不断奋进，今年又组织申请了“中医药防治恶性肿瘤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意义有三：其一，结合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战略，以中医药防治恶性肿瘤的临床规范化研究评价为切入点，以高水平临床循证医学研究为核心，构建中医药综合防治恶性肿瘤临床科研协作网络，使临床研究水平达到国际规范化要求，并不断向社区、基层转化。其二，建立国际临床规范化研究技术平台，使之成为我国乃至国际中医药治疗恶性肿瘤临床评价的基地和转化医学中心，取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性成果。其三，积极开展应用基础研究，采用系统生物学方法和技术揭示“扶正治癌”治疗恶性肿瘤的生物学基础，为中医肿瘤学的临床推广应用提供理论支撑。
这是上海龙华医院给自己规划出的三点新坐标，无疑对科研水平、临床水平、国际合作、人才储备、硬件配套再次提出新的更高要求。
在这里，任何一个决策都经历过规范的“循证分析”考证。医院相关人员负责收集数据，把全国各家同类型医院的政策数据全都汇总起来，共计分析了973例，同时制定出96个参数，十几大项用于政策研究。继而，借助医学科研循证方法，包括科技投资比例、配备专业人员、科技成本效益产出比等医院建设的各核心要素标准都具备科学的政策研究和指标依据。每一项决策都确保了雄图壮志的主观意愿与科学管理理念、手段的客观保障有机和谐。
在合理宏观决策同时，上海龙华医院更强调“精细化管理”，使办公流程更加科技化。通过计划、统筹、决策，通过信息化技术监督执行，行政科研效率大大提高，为民众服务更为便捷。
目前，一幢总面积37245m2的17层综合大楼，一幢规划面积13500m2的10层科研大楼拔地而起，研究型门诊、研究型病房、医技用房、临床教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临床科研信息中心等基建蓝图指日可成。
【关键词】现象学描述/心理学理解/因果说明
【正文】
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 1883-1969)为德国精神病理学家、心理学家和哲学家。他对20世纪精神病学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除了克拉培林、弗洛伊德和布洛伊勒，人们通常把雅斯贝尔斯视为现代精神病学的“伟大创始人”。
一、精神病治疗与研究
1908年，雅斯贝尔斯以《思乡与犯罪》一文获海德堡大学医学博士学位。适逢毕业，海德堡精神病院院长F.尼塞尔对他的博士论文十分欣赏便收他为助手，这样雅斯贝尔斯就在海德堡精神病院工作了6年(1909-1915)。
当时，海德堡精神病院由于有E.克拉培林、F.尼塞尔而成为德国最重要的精神病研究与治疗中心。由于患有慢性支气管炎，雅斯贝尔斯可以不按医院规定的时间工作，准许参加所有的研究讨论、参加集体查访、听病人病情介绍，参加关于诊断鉴定的研讨。此外，他有一个供实验用的房间，他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进行独立研究。他是大学生精神疾病病房中关于精神疾病和心理障碍的法律鉴定人和医生。因此，他得以察知精神病治疗学的一切方面：心理学、社会学以及教育学诸方面。在医院“严格的科学精神”激励下，雅斯贝尔斯很快成为一名既有理论修养又经验丰富的精神病医生。据信，他当时作出的一系列精神疾病的法律鉴定和诊断至今还收藏在海德堡精神病院中。
1913年，雅斯贝尔斯以《普通精神病理学》一书从W.文德尔班那里获大学心理学授课资格。
1915年，他离一了医院，1916年任心理学副教授，1917年任哲学副教授。这期间，海德堡大学医学系曾聘他作尼塞尔的继任人，由于健康原因，他不得不辞退聘书。但是自转向心理学、哲学以后，他依然关注精神病学的理论和实践。除了修订再版《普通精神病理学》（1920、1921、1946）之外，他在许多著作中探讨了精神病学的重大题材。这些著作有《世界观的心理学》(1919)、《哲学》(1932)、《精神分析批判》(1950)、《技术时代的医生》(1958)等。尤其是，关于诸精神病患者的病理报告又一次为精神病理学的一个特殊领域奠定了基础。这些报告有：《斯特林堡与梵．高》(1922)、《尼采》(1936)、《预言家埃策奇尔》(1947)等。
雅斯贝尔斯精神病理学研究的第一个成果是他的博士论文《思乡与犯罪》（1909年付印）。1910-1913年，他除了发表许多关于近代精神病治疗学文献的短评之外，还发表了一些重要文章：《论发展与过程》(1910)、《智力测验的方法与低能的概念》(1910)、《分析幻觉时的真实性与现实判断》（1911、1912）、《患精神分裂症时命运与精神病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可理解关系》(1913)、《真实的知觉》(1913)等。这些文章（后被汇集成《精神病理学文章》一书出版，1963）成为雅斯贝尔斯《普通精神病理学》一书的基本骨架。
《普通精神病理学》初版于1913年，被认为是科学精神病理学的奠基之作。此书的问世标志着精神病理学第一次形成为一门科学，直到今天此书依然被视为每个精神病理学讨论的基础。自问世以来，《普通精神病理学》一书不仅对德国精神病学，而且对世界各国的精神病学实践产生了广泛影响。1928年、1951年、1964年，此书被分别译成法文、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期间，早期精神病理学作品还被译成日文、西班牙文和英文。迟至1963年，此书才由赫尼克、汉密尔顿译成英文。但是，早在1933年W.麦耶—格罗斯流亡英国时，英国精神病学界就已关注起雅斯贝尔斯现象学的精神病理学了。尽管雅斯贝尔斯著作的英译本同时在美国出版，但其影响似乎有限。究其原因，客观上精神分析在美国长期占统治地位，无形中形成了一道严密屏障；主观上，雅斯贝尔斯的康德式思维方式和写作风格也不易为美国人理解。然而，情况正在改变。近20年来，精神疾病症状学的作用和影响明显加强，因此在美国诊断学研究中出现了一股新的临床精神病理学趋向，开始接受雅斯贝尔斯为代表的古典海德堡学派的经验描述传统。
二、雅斯贝尔斯精神病理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精神病学的研究对象是复杂的精神疾病，某一历史阶段精神病学的发展不但取决于当时医学科学水平，同时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哲学思想关系很大。因此，首先应从20世纪初德国精神病学的历史状况中理解雅斯贝尔斯的精神病理学著作。
19世纪上半叶，精神病学中整体人类学观点占统治地位，与此相应，精神疾病被理解为源于人的生活关系的疾病。但是，自19世纪后半叶起，随着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精神病学也同其他医学学科一样发展为一门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的精神病学倡导因果说明模式，坚持从脑病理基础中推导出心灵事件。与疾病概念相适应，心灵疾病被视为直接的躯体后果或躯体伴发的心灵疾病，从而心灵疾病被认为是病理解剖学障碍、病理生理学障碍的副现象。进言之，科学努力的目标在于确定疾病单元，并尽可能将这一单元的症状学、病源学特征与脑器官紧密联系起来。W.格里辛格、T.麦尼特、C.韦尼克、V.克拉夫特—埃宾斯等人的临床概念，集中体现了这种自然科学的精神病学模式。
从总体上看，E.克拉培林的精神病学也属于自然科学的躯体派传统，但它已标志着躯体病理学取向的精神病学开始转向临床描述和现象学取向的精神病学。克拉培林以严谨的科学态度积累临床资料，第一次将躁狂—抑郁症与早发性痴呆（精神分裂症）区别开来。尽管他也确信心灵障碍的根据在于脑作用的病理改变，但与当时许多自然科学取向的精神病学家们的思辨态度不同，他坚持临床观察和经验描述的基本立场。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由于哲学解释学、现象学、精神分析等理解方法的兴起，自然科学的精神病学模式开始受到冲击，促使心理学理论从实验的生理心理学理论进入到现象学理解的整体心理学理论。在这世纪性“心理学危机”和转向中，雅斯贝尔斯通过精神病理学方法的系统化，通过把现象学—理解概念导入精神病理学，进一步削弱了自然科学的精神病学模式。
雅斯贝尔斯开始他的研究工作时，精神病治疗学还处于一种临床经验的水平，没有统一的科学体系。格里辛格认为“精神病是脑病”；克拉培林把精神病分为早发性痴呆与躁狂—抑郁症；弗洛伊德的分析精神病治疗法，尽管遭到广泛指责，但这时已开始尖入瑞士和德国；E.布洛伊勒试图把分析的理解进一步推广用于精神分裂症；R.高普根据性格、环境、遭遇来解释癫狂症；E.吕丁认为疾病的遗传因子对精神分裂症有重要意义。整个的这一门科学现出一派混乱，解剖学、生理学、生物遗传学、分析学、神经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等各种解释，众说纷纭，毫无定论。此外，理论忽而形成，忽而被忘却，变幻不定；人们使用各种不同的术语；有人试图把上述所有方法都使用起来，但又不知这些方法之间的界限和联系。
雅斯贝尔斯对精神病学的现状极为不满，他深感精神病学的思维“停滞不前”。因此，他的基本要求是，凡研究精神病理学的人必须首先要学会思维。必须找到一种能够清晰地描绘病症而且能够重新认识描绘这种疾病的语言，同时还必须弄清何谓理论、何谓科学、何谓方法、何谓理解。于是，1911年当主治医生A.威尔曼斯请他写本精神病理学教科书时，雅斯贝尔斯便欣然允诺。两年后，《普通精神病理学》一书便问世。此书的宗旨是，根据方法论秩序从概念上澄明精神病理学的认识状况。
三、雅斯贝尔斯精神病理学的基本思想
康德哲学是雅斯贝尔斯精神病理学著作的哲学基础。按照康德哲学，世界是全体，是理念。据此，雅斯贝尔斯认为“人的全体”是哲学的对象。精神病理学关于人的知识总是有限的，并不存在系统的精神病理学知识或包罗万象的精神病理学理论；世界上的一切知识都涉及特定的对象，都要求具有正确观点的正确方法。所以把任何真理绝对化都是错误的，造成这种错误的原因是把特殊事物的客观存在等同于绝对存在，把对象等同于存在自身。因此，精神病理学家必须获取可靠的科学态度，必须用科学概念把握现实，以科学范畴概括现实。只有对特定知识采用特定标准，人们才能获得关于心灵现象的有效知识。这种方法论上的自觉意识防止精神病理学家把特殊的对象知识转普为教条主义的绝对知识，使他们意识到理论自身的意义而从特定理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对于雅斯贝尔斯来说，心理学理论仅仅是人们为了推断心灵基原而构想的可能的“想象”和“图画”，心理学理论的合理性仅仅在于这种设想的可使用性，而不在于它们所设想的东西的可能的实在性。因此，他全面彻底地抛弃了那些把某个有限的实在直接当作基原的那些理论，例如那些“脑神话学”。他认为，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关键是在这些理论的可用性的范围内正确地使用它们。如果把一种本来在有限范围内有意义的理论加以绝对化，这种理论就会变成一种“全体知识”，一种“信仰”。
在雅斯贝尔斯那里，认识心灵生活的科学方法是理解(Verstehen)和说明(Erkl＠①ren)。理解与说明并重，且仅仅适用于有限的心灵领域。根据狄尔泰、M.韦伯和早期胡塞尔的方法论学说，雅斯贝尔斯把现象学方法引进精神病理学研究，使之与自然科学的说明方法并行不悖，促成了精神病理学中的理解与说明的方法二元论。
“说明”领悟心灵事件的基原，追索客观化的、因果规律性的心理关系。如果在心灵中心理学地、或在大脑中生物学地发现了一个心理状态或心理障碍的原因，那么便可以说，这个心理状态或心理障碍得到了说明。例如，某些心理障碍的原因可以是化学的——大脑中缺乏某种材料，也可以是物理的——大脑受到损伤。因此，在“说明的心理学”中，人们循着因果链去探索外在于意识的原因，往往把某一化学原素或物理事件视为某一心灵事件的原因。雅斯贝尔斯把脑颅、特别是大脑皮层中高度复杂的生物学作用设想为心灵事件的前提，但他强调，心灵进程的直接的躯体基础是不可认识的。
借助说明，可以把握“过程”(Prozess)即不可治愈的精神疾病事件。过程意味着迄今为止的心灵发展中，突然出现了逐步改变心灵活动的全新的东西，某些异物“嫁接”到人格上。一个过程是不能理解的，必须去说明。雅斯贝尔斯区分了两种过程：心灵过程与器质性脑疾病过程。前者，如精神分裂症改变心灵生活而不破坏心灵生活；后者，如痴呆过程则破坏心灵生活。总之，过程是一种心灵关系，对此须从脑事件或外在于意识的事件加以因果性说明。
无论何处，凡是认识最终以“外在的因果性”即以原因为根据的地方，认识都是一种说明，反之，只要认识的基础是一种“内在困果性”，是一种动机，那么认识就成了理解。理解是对心灵现象和关系的同感再现。理解即“同感理解”，它建立在一种直接的“明证性”(Evidenz)基础上。
现象学理解旨在直观地再现病人意识中的直接所与物，为此它必须对一定的心灵现象进行“挑选、限制和区别”。在此，必须中止所有自然科学和心理学的假设，甚至也不追究心灵关系。在静力学理解中再现心灵的横断面即“心灵的质”，雅斯贝尔斯称之为“现象学”。现象学构成理解心理学的方法论、概念论基础。雅斯贝尔斯把现象学称作“主观心理学”，并把它与“客观心理学”对立起来。与主观心理学不同，客观心理学是从感官可觉察的客观事件出发，接近其他个体的心灵生活。
如果说现象学的静力学理解仅仅致力于零星的心灵的质，那么发生学理解则致力于心灵的关系。发生学理解旨在再现心灵的纵剖面，以期把握“心灵的东西如何以明证性从心灵的东西中产生”。通过“设身处地”、“同感”，发生学理解把心灵关系证明为“可理解关系”、“可同感关系”或“心理学的关系”。在此，可理解关系通常是能够测定个别关系的“理想型”(Idealtypus)关系。雅斯贝尔斯区别了两种理解：理性理解与同感理解。如果思维的内容按照逻辑规则产生，理解到动机逻辑上是手段——目的的关系，那么这种理解就是理性的理解；如果只是通过理解者对对象的移情，动机才清楚，那么这种理解就是同感理解。
理解的主要依据在于理解者自身的主观体验。他要理解如何从印象中产生出感受、从感受中形成希望、狂想、恐惧等心理状况。通过认识可理解关系，发生学理解领悟到“人格的发展”(Entwiklung einer Pers＠②nlichkeit)。人格的发展，其特征是它本身就是可理解地发展的。因此，如果一个人在其一生中没有不可理解的、产生新东西的“大波折”，便可以按照他的秉性来理解他的一生。
从理解与说明这一方法论分立中产生出心灵现象的原则性区分：发展与过程。把发展与过程区分开，是通过克拉培林为世人所知的。但是，重要的是雅斯贝尔斯通过这一区分，得出了一条对精神病学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的假定：理解的局限性与说明的无限性。由于主观移情能力以及客观可移情性这两个方面的限制，理解到处受到局限。反之，说明没有确定“原则性界限”，它由于对象的缘故而成了包罗万象的东西。这样，无法再理解的时候，却可以说明。
“可理解性”(Verst＠①ndlichkeit)与“不可理解性”(Unverst＠①ndlichkeit)的标准是“明证性”，即一种主观标准。因为一方面，作为全体，可理解关系也会经历某种因果说明。另一方面，在“心理过程”范围内，也存在可理解关系。因此，在同一心灵关系之内，说明与理解可交错把握。但原则上，理解的界限就在心灵关系在人格发展中得不到整合的地方，即过程刚刚开始的地方，例如，先天性经验性格的现实，器质性疾病、精神病、生存现实等。简言之，心理学理解的界限就在生物学的因果机制起作用的地方。
对雅斯贝尔斯而言，关于可理解性（心灵发展）与不可理解性（心灵过程）的区分，至多是描述性症状学的划分，而不是疾病分类学的划分。但是，根据雅斯贝尔斯关于“可理解性”与“不可理解性”的区分，也可用作一种鉴别诊断的标准：可理解性—发展—神经症（或非精神病的心灵生活）；不可理解性—过程—精神病。因此，根据这一区分，雅斯贝尔斯以后的精神病学、特别是K.施奈德学派进一步区分了“非病态偏离”（同感关系、反应、人格发展等）与精神疾病（不可理解的、只能加以说明的过程）。
雅斯贝尔斯倡导和坚持临床精神病理学即精神疾病的症状学。他的一个基本论点是，精神病学的诊断依据是精神疾病的症状，因此疾病单元及其诊断图式必须建立在单个症状和综合症状基础上。
单个症状(Einzelsyptom)是静力学意义上可确定、可观察的基本现象。例如，“木僵”：意识清醒、无反应；“躁狂症”：运动性激动、狂欢；“精神错乱”：语言无连贯性、行为不可理解；“偏执狂”：妄想、幻觉。判定综合症状(Symptomkomplex)的主要标准是“共发频繁性”和“异质性内容的蔓延”。雅斯贝尔斯把综合症状归纳为三类：(1)器质性综合症状。例如，“柯萨可夫综合症状”、脑震荡后虚弱症状、各种器质性痴呆等；(2)意识改变综合症状。例如，谵妄、各种精神错乱、朦胧状态等；(3)反常心境综合症状。例如，躁狂症、抑郁症。此外，雅斯贝尔斯还注意到了一系列“过渡症状”和“附加症状”。
根据单个症状和综合症状，雅斯贝尔斯构想了关于精神疾病的“诊断图式”(Diagnoseschema)。雅斯贝尔斯把诊断图式的内容概括如下：(1)伴发心灵障碍的躯体疾病，如脑疾病、伴发症状性精神病的躯体疾病、各种中毒性躯体疾病；(2)重精神病，如真性癫痫、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症；(3)精神变态独立的反常反应、神经官能症和神精症症状。
在雅斯贝尔斯之前，人们对诊断图式已有所了解，但首先从科学方法论角度加以反思和系统表述的是雅斯贝尔斯。这一诊断图式经某些修正后为当代诊断学和分类学普遍采用。
四、雅斯贝尔斯对当代精神病学的影响
雅斯贝尔斯所倡导的临床精神病理学即精神疾病的症状学方向对现代欧洲以及世界许多国家的临床精神病学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并开创了欧洲临床精神病学的新纪元。他的主要功绩在于指出精神疾病的临床诊断的基础是精神疾病的症状。精神科医生在临床诊断中，首先要做症状学诊断，然后结合人格特征、病史、病因以及症状动态发展病程，从而进一步确定疾病分类学诊断。所以客观地判断精神症状，对精神科医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由于此，雅斯贝尔斯的临床精神病理学被认为是临床精神病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雅斯贝尔斯把现象学方法应用于精神病理学研究，奠定了精神病理学中的现象学研究方向。他的现象学的精神病理学，强调收集和检查异常精神状态必须根据可观察到的精神病人的行为表现，以及病人有意识的心理体验所表现出来的现象，强调要尽量避免主观猜想。
方法论和分类学是雅斯贝尔斯精神病理学的主要成就。他创造和描述了各种方法并有意识地进行各种各样的探讨。他通过区分可理解关系和因果关系、理解与说明、发展与过程等，指明了通达心灵生活的基本途径。他的方法不仅仅是理解—说明的二元论，而是三步骤：现象学描述—心理学理解—因果说明。这三重方法集中标明了海德堡学派精神病学的方法论特征。
精神病学界长期关注的焦点之一是内源性精神病的“躯体基础”问题。鉴于“基础”问题的复杂性，雅斯贝尔斯在区分“可理解关系”与因果关系时，最终把这个问题搁置一旁不顾。在他那里到处显示出克拉培林躯体学观点的踪迹，但他通过可理解标准中的“主观性转向”淡化了“躯体学派”与“精神学派”之间旷日持久的对比。因此，他的精神病理学标志着精神病学理论从克拉培林原初的疾病分类学概念进入到描述性症状学研究。
雅斯贝尔斯的精神病理学直接启迪了K.施奈德的精神病理学思想。1950年施奈德发表了《临床精神病理学》，此书被认为是雅斯贝尔斯精神病理学思想的具体应用。此书除了重申雅斯贝尔斯业已阐明的基本观点，还澄清了许多临床疑难问题，为科学的临床精神病理学的日常实践提供了可能性。
像雅斯贝尔斯一样，施奈德也认为精神疾病的症状分析是临床诊断的唯一基础。但是，在评估躯体症状与心理症状的作用问题上，他强调躯体症状诊断的优先地位，其结果，在他那里，雅斯贝尔斯的描述性精神病理学便失去了疾病分类学上的中立性，被卷入到一场内源性精神病本质的争论中去。施奈德学派认为心灵疾病本质上是一种躯体事件，进而假定内源性精神病也有其躯体基础。根据雅斯贝尔斯的二分法即理解与说明、可理解心灵关系与不可理解心灵关系、发展与过程的区分，施奈德把心灵障碍区分为病态心灵障碍与非病态心灵障碍。并且，由此进一步把器质性精神病与内源性精神病归结为病态心灵状态，而把反应、发展和人格变异归结为非病态的正常偏离。在他看来，雅斯贝尔斯的可理解关系就是量的心灵病态，而不可理解的因果关系则是质的现象。原则上，两个领域非此即彼，不能互相过渡。
像雅斯贝尔斯一样，施奈德也划清了可理解关系领域与因果关系领域。但是，他受M.舍勒“同感学说”的影响，用“意义关系”、“意义连续性”、“意义合法性”等概念代替了雅斯贝尔斯的“可理解关系”概念。施奈德认为，在过程和精神病病例中，生活史的意义关系是中断着的。因此，并非所有心灵关系都需要经历“发生学的重新体验”，而对于过程诊断来说，发生学的不可重新体验性也未必总是先决条件。施奈德区分了精神病的此在与如此之在(Sosein)、精神病的内容与形式，这一区分最终限制了雅斯贝尔斯关于发展与过程的区分。
施奈德的学生G.胡贝尔首次把雅斯贝尔斯－施奈德的“方法论诊断学”应用于精神分裂症研究。在《妄想》(1977)等著作中，胡贝尔进一步放宽了妄想问题上的理解界限。他反对把妄想(Wahn)与理解绝对对立起来，但他像施奈德一样，坚持认为只有从不可理解性中才给推论出某一心灵状态、妄想及一般精神病的本质。
在精神分裂症研究中，胡贝尔运用雅斯贝尔斯的描述性现象学方法揭示了许多可理解关系，特别是揭示了类妄想精神病中生活史与人格的联系。他以大量临床资料证明了即便是那些“一级症状”(Symptom 1.Ranges)也具有部分可推导的传记特征。例如，就“妄想知觉”这一级一特征的体验方式而言，反常的固有关系即知觉事件的自我关系是不可理解的，但是作为类基质现象，与疾病过程相应的基础障碍却是可理解的。这表明，精神病和妄想并不意味着根本上是不可理解的，而仅仅意味着这里存在着心理学理解的界限。运用雅斯贝尔斯的发生学理解方法，可以证明精神病与生活史之间一大段可移情的关系。
海德堡学派及其后继者们继承和发展了雅斯贝尔斯所开创的现象学的“理解精神病学”。海德堡学派坚持理解与说明的二元论方法，努力把理解界限说用以鉴别不同类型的精神障碍：非病态精神障碍与病态精神状态。
雅斯贝尔斯的一系列方法原则（如可理解关系与因果关系的二元论、发展与过程、不可理解性定理等）成为描述性现象学精神病学与精神分析之间方法论争论和疾病分类学争论的焦点。雅斯贝尔斯拒斥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的说明”，指责他的理解心理学是一种“自我误解”、一种“似乎理解”(Als-ob-Verstehen)，因为在他看来，弗氏实际上是在自然科学的思辨形态中从事所谓理解心理学。他认为，精神分析从事思辨理解，要求“漫无界限的可理解性”，只会导致“任意理解”，沦为一种新的“巫术形式”。反之，精神分析方面，则把雅斯贝尔斯严格的理解界限判定为一种方法论的“偏见”。公平而论，雅斯贝尔斯精神病学的基本依据是心灵现象、症状和综合症以及疾病单元，而精神分析的基本依据是无意识理论和心灵创伤史。由于研究取向不同，海德堡学派与精神分析学派之间长期处于一种特殊的紧张状态中，它们彼此怀有敌意，很少能互相谅解。
除了精神分析，E.布洛伊勒的苏黎世学派，R.高普、E.克雷奇默尔的图宾根学派也与雅斯贝尔斯－海德堡学派方向处于尖锐对峙状态。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布氏和克氏先后拒绝了雅斯贝尔斯关于理解与说明的二元论，转而接受了动力心理学的疾病单元。1911年布洛伊勒发表了《精神分裂症》一书，开始强调精神分裂症中发生心理学的作用和心理反应性因素。1918年克雷奇默尔则以《敏感性关系妄想》一书，另行提示了理解心灵现象的途径。两人的精神病学概念均不包含“理解界限”的意思。
在某种意义上，精神病学中的此在分析学方向、现象学－人类学方向也与雅斯贝尔斯的精神病理学方向处于对峙状态。但是，这两派之间彼此还能相互谅解，其争论不具有论战性质。此在分析学和现象学－人类学精神病学不是致力于孤立的个别的病理学体验，而是致力于人的此在及其病变事件的包罗万象的结构和秩序。雅斯贝尔斯承认此在分析学和现象学－人类学精神病学均是一种描述方法，但他指责说，哲学向研究对象之中的渗透，“意味着研究本身的毁灭”。他认为，这两个方向无视任何理解界限，直接诉诸于人的本质，不啻“越俎代疱”，侵犯了“人的全体”这一哲学的领地。反之，此在分析学和现象学－人类学精神病学则断定，雅斯贝尔斯的理解概念业已“半途而废”，并因其二元论妨碍了对精神疾病的理解力。然而，在临床观察中，现象学－人类学却全盘接受了雅斯贝尔斯的描述－体验术语。
至于自然科学的精神病学方向，则进一步偏离了雅斯贝尔斯的精神病理学方向。自然科学的精神病学渊源于克拉培林的躯体病理学概念及前克拉培林神经精神病学概念，其首要方法是说明的方法和定量法。以克莱斯特、列温哈特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学派全面继承了麦尼特、韦尼克的脑器官疾病分类学，其基本观点与施奈德的现象学派观点迥异其趣。生物学研究的另一翼，则侧重于神经生理学、药理化学和发生学方面，其方法论基础是统计学的精神病理计量法以及文献系统和等级量表。然而，精神病学的生物学研究要求对研究对象进行临床评价，需要对临床症状做对比描述和观察。生物学研究中，标准化检查方法和评定量表的应用，也需要以描述性症状做为依据。在标准化的诊断学量表上，精神病学的生物学研究恰恰打上了雅斯贝尔斯现象学术语的深刻烙印。这表明，即使是那些偏离了雅斯贝尔斯方法论的精神病学学派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现象学描述性术语的影响。
纵观雅斯贝尔斯对同时代精神病学家的影响，尽管发现有许多重要的研究者曾受到他的影响，但只有少数几个人坚持他的事业。在他们中间，是否有一个坚持了他思想的丰富性并能够将这种丰富性与视野的广度和具体观察的深度相结合，这个问题只能由有关专家们来评判。
自《普通精神病理学》问世以来，雅斯贝尔斯的方法论态度一直是国际精神病学界长期争论的热点。迄今，讨论的焦点集中在“雅斯贝尔斯定理”即“不可理解性定理”(Unverst＠①ndlichkeit-Theorem)。众所周知，精神分裂症是最常见的精神病，妄想则是精神分裂症最常见的症状之一。鉴于精神分裂症的病因尚未阐明，如果教条主义地运用“不可理解性定理”，那么理解者势必过早地放弃对精神变态世界的深入理解。显然，在精神病实践中，若把理解与说明形而上学地对立起来，将不利于深入分析与妄想息息相关的生活事件。
毋庸讳言，现象学－人类学精神病学、精神分析取向的精神病学等为更好地理解内在精神疾病，为最大限度地逼近病人主体性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同样不可否认，雅斯贝尔斯的理解界限说，有助于理解者尊重精神病人个体的秘密和特殊性，使病人免受全面理解欲的操纵。他的多元方法论立场有助于精神病学家防止任何个别方法（无论是解释学的理解方法，还是自然科学的说明方法）的绝对化和迷信化。当代精神病学的基本趋向是多元化，即不同概念、方法之间的相互对立、相互趋向、相互渗透。这也说明，雅斯贝尔斯的多元方法论立场是正确的，是能够经得起实践检验的。
克拉培林精神病学的基础是临床疾病分类学原则即自然的疾病单元，而雅斯贝尔斯精神病学的基础是主体体验即病人的内在世界。雅斯贝尔斯的精神病理学为现象学的理解精神病学打下基础，并使精神病学的理论从疾病分类学的基础上进入描述性症状学研究。通过这一转变，精神病治疗学克服了病人与医生之间的情感距离，获得了一种新的个人维度。雅斯贝尔斯用“生存与生存的关系”标明了医生与病人之间的个人关系，从而把一切精神治疗法的意义都归结到“生存交往”(Existentiellen Kommunikation)的视域。质言之，他的“生存交往”概念为当代精神科医生的“参与观察”提供了理论根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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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食品安全 食品供应链 透明食品供应链
透明食品供应链的提出背景
食品安全问题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但随着人们消费层次的提升、消费维权意识的觉醒以及新闻媒介行业的飞速发展，现在每一次重大的食品安全事件都会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巨大的影响。20世纪末欧洲发生的疯牛病危机、2008年我国发生的三聚氰胺事件，引起了人们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极大关注与担忧。在我国，不少人甚至发出“我们还能吃什么”的感叹。由此，消费者对“口蹄疫”、“瘦肉精”、“二英”、“禽流感”、“沙门氏菌”、“肉毒杆菌”等与食品安全有关的专有名词耳熟能详。
在此情境下，消费者日益关注食品的安全性问题，对他们所购买和消费的食品的安全特征有不断增长的探寻欲望。虽然食品的质量标签能传递许多关于食品安全的信息，但这并不能转化为消费者对食品安全性的信心。Trienekens & Beulens（2001）指出，人们对整条食品链（food chain）质量的透明信息有日益增长的需求，这种透明信息来自于现代的追溯方法的支撑。消费者希望得到他们充分信任的安全食品，他们要求食品企业提供食品安全保证和诚实的食品信息以建立对食品的信任。
为响应民众的食品安全诉求，行业标杆企业、相关政府部门和非政府组织积极行动起来。为保障食品安全、增强人们对食品安全性的信心，欧盟于2002年制定了食品基本法（General Food Law），该法律中诸多内容涉及到食品质量与安全信息的记录与披露问题。早在1993年，食品法典委员会就将HACCP推荐为最有效的保障安全食品供应的管理体系。由于分子生物学（例如DNA方法）的长足进展，宏观和微观层面的食品安全保障系统得到了快速专门分析方法（如快速检测技术）的支撑。现代信息技术（特别是物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也为有效的食品安全保障系统的建立健全提供了技术基础。实验室信息系统与生产管理信息系统的联结也为食品供应链中的食品安全创制了一个有效的保障网络。随着食品安全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发展，人们对食品质量与安全决定因素的了解也不断深入与全面。由此可见，观念、法律、技术、知识的进步在不断增进食品的安全性及食品相关信息的透明性。
食品行业企业在为客户和消费者提供高质量的食品、诚实的信息和相关的服务方面也进行了大量的创新。在过去的20多年里，食品质量保证（quality assurance）已成为食品行业食品安全政策的一块基石，建设整合的质量管理系统（integral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s）已成为业界追求的重要目标。这一系统涵盖了食品生产经营中的所有环节，包括原材料供应、食品生产、包装、运输与物流、研究与开发、生产设备的维护、员工的教育与培训等。一些大型的零售企业制定并执行覆盖整个供应链的食品安全标准，以加强食品供应商的管理、提高食品安全性和相关信息的透明性。
国内一些食品企业在追求食品生产经营全过程的安全及透明方面也有突出的成就。比如，上海万事发实业总公司构建全透明食品安全产业链，成功地打造出全国首张有机食品“身份证”，生产的“瀛丰五斗”有机米实现了从种植、收割、运输、销售等全过程的安全透明。消费者从商店买回瀛丰五斗有机米，通过有机米档案查询系统，输入6位数字的食品安全信息码，便能清楚地掌握这包米的所有“身份”情况，包括种植管理者、地块管理者、作物品种、播种期、移栽期、施肥记录、病虫防治、收割记录等。“瀛丰五斗”有机米的高度安全、透明特点赢得了市场的青睐，一直供不应求。2013年4月，现代牧业（集团）有限公司启动“透明牧场”项目，作为乳业的首个透明牧场，现代牧业坚持高起点、高定位、高标准，应用最先进的管理理念、装备设施、生产技术，使牧场运营的每一个环节都有法可依、有据可查，让牛奶品质以量化的数据与消费者沟通。此外，还有上海多利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建设“透明农庄”、开创都市有机农业的新模式、北京绿色家递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建设“透明农场”的成功实践等等。
透明食品供应链的概念
Hofstede（2003）最早提出有关供应链（网）的透明性定义：供应链（网）的所有利益相关方在没有信息丢失、噪音、延迟和失真的情况下对他们所需求的产品相关信息有共同的理解并能有效获取的程度。自Hofstede提出供应链网的透明性概念后，一些学者将其运用到食品供应链的管理领域，如Kalfagianni（2006）区分了食品供应链透明的水平维度和垂直维度。
综合前述的理论与实践成果，本研究提出“透明食品供应链”这一新的概念，其定义如下：透明食品供应链是以保证食品质量与安全为目的，通过供应链企业的组织创新、管理创新与技术创新，使食品从原材料生产到终端消费全过程处于严格的监控之中，食品供应链所有利益相关者对他们所需求的食品质量安全相关信息能在没有信息丢失、噪音、延迟和失真的情况下有共同的理解并能有效获取。
透明食品供应链适应了当前社会强烈的食品安全诉求，是一种新的供应链运行策略与业态。它与一般的追求成本控制或市场反应灵活性的供应链运行策略有根本的区别，强调通过在全供应链范围内对食品质量安全相关信息进行严格的收集、分析、记录与传递，从而使所有利益相关者对食品质量安全进行有效辨识与监控，最终实现食品质量与安全的目标。
透明食品供应链的特征
一是以保证食品质量安全为核心目的。透明食品供应链的建设有利于企业实现多方面的目的，但这些目标的实现都要以保证食品质量安全为前提和支撑。食品供应链正是通过其透明化运作，使食品始终严格按照高水平的质量安全标准进行处理，并接受企业、政府、消费者等利益相关方的监控、监管和监督。从此意义上说，食品供应链的“透明”只是手段，保证食品质量安全是其核心目的，树立企业及其产品的竞争优势则是根本目的。
二是对食品安全标准系统的高度依赖性。透明食品供应链的运行涉及供应链的不同阶段、不同企业和产品的不同形态，需要通过完整、特定、协调的食品安全标准对食品生产经营的过程及结果进行规范和规定。食品安全标准的完整性要求标准的制定能覆盖供应链的各个阶段、各个操作单元和产品的各项关键指标。食品安全标准的特定性要求供应链的核心企业应制定达到或超过行业标准的企业标准，针对不同的技术和管理对象制定相应的安全标准。食品安全标准的协调性要求食品供应链所采用的标准要一致和统一，不能出现标准相互冲突和无所遵从的现象。
三是实行严格的食品质量安全信息管理。透明食品供应链应用一系列信息技术（如传感器、条码、RFID、手持式移动智能终端），构造一个基于全流程的、可靠的信息监控系统，其系统设计集成信息识别、自动采集、跟踪、数据交换和实时共享技术，保证供应链的关键控制点能受到核心企业的监督，并能够通过即时的数据读写和存储实现问题食品的有效追溯。在供应链外部，能密切与利益相关方的信息沟通交流，及时准确地处理来自客户及消费者的意见、建议、投诉和咨询，及时跟踪外部各种渠道的食品安全风险信息并有效反馈到企业内部。
四是透明食品供应链的建立与运行需要食品供应链核心企业的规范、监控与整合。透明食品供应链的建立与运行需要核心企业负责评审、选择、接收、调整、淘汰供应链的成员企业，需要核心企业制定覆盖全链的相关制度、流程、规范和标准，尤其需要核心企业对各个环节的食品安全技术管理工作进行监督和控制。为规避上下游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和道德风险、增强供应链食品安全管控的力度，食品供应链核心企业倾向于构建纵向一体化的供应链治理结构，实现全产业链经营。
透明食品供应链与类似概念的区辨
为保证食品的质量安全，一些学者运用供应链管理及其它领域研究的最新成果，提出了不同的食品供应链管理策略与模式，如食品产业绿色供应链、可持续食品供应链、食品封闭供应链等。
表1列明了透明食品供应链与其他类型供应链对比存在的主要区别。可见，透明食品供应链鲜明的特征在于其通过追求食品质量安全信息透明最后达到食品的质量安全，透明食品供应链的运营成本高、链条稳定性强、产品安全性高，在我国一段时期内可能较适合一些重点食品行业及重点食品品类使用，如乳制品、肉类、食用油、酒类产品、精品农产品等。
本文基于实践发展及理论创新的趋势，对“透明食品供应链”的概念、特征及与类似概念的区别进行了阐释，后续研究将对透明食品供应链的驱动机理、运行模型及评价体系展开深入探究，以期能从供应链视角找到保障食品安全的具体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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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视觉性；图画性；李格尔；泽德尔迈尔；潘诺夫斯基；维也纳艺术史学派
作者简介：王艳华，女，广西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从事西方艺术史及艺术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7）03-0127-08
1994年，W. J. T. 米歇和博姆继罗蒂“语言学转向”之后分别提出了“图像转向”（the pictorial turn or the iconic turn），后来又被“更加广泛地概括为‘视觉转向’（the visual turn）”[1]（P11）。此后国内学界迅速做出回应，如今我们的视觉文化研究已有近二十年历史。然而，视觉性作为核心概念之一，对它的意义和起源的阐释仍不够透辟，反之，这也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我们对视觉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开掘。正如迪克维斯特卡亚在《文化转向之后的视觉研究》中所言，对于视觉研究的范围、对象、定义及方法等完全没有达成共识。[2]（P2）在国内吴琼也提出类似的观点，“对于其（视觉文化――引者注）基本的理论问题和方法论，人们的认识尚有诸多暧昧不明之处”[3]。所以，他建议根据三个谱系学源头去梳理学科的发生史及基本范畴和方法，即批判的现代性/后现代性话语、图像学与艺术史研究以及“文化研究”。在吴琼看来，以上三种学术话语以其不同的背景和原因，在演进过程中互相影响，互相渗透，最终在视觉文化研究这一思潮里形成交叉与汇流。[3]可是，事实上，三种理论话语所形成的复调式理论建构，恰使人们对视觉文化的理论与方法论认识“暧昧不明”，成为诸多概念模糊不清的主要原因。而三者对该“学科交叉地带”的进一步争夺，又使概念的溯源和界定，使学科谱系、理论、方法论的一些相关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下面，我们就视觉性一词来举例，说明视觉文化研究概念界定不清的问题，进一步溯源其概念，并思考解决概念界定不清的路径。
一、关于概念界定的“悬而未决”
寻根溯源，在视觉文化领域，一般认为，1988年哈尔・福斯特（Hal Foster）和诺曼・布列逊（Norman Bryson）最早提出这一概念。通过对比视觉和视觉性两个概念，福斯特提出“视觉暗指所见景象为物理运作，视觉性暗指其为社会事实”[4]（序言，P28）。可见，在视觉文化领域，从视觉性这一概念初被提及开始，它就天然地衍生于文化研究这一学科，“社会事实”所指向的是各种社会活动，文化研究无所不包的研究对象统统被统筹于视觉性这一范畴中来。他进一步解释到，为了实现一种观看目的，即“在所见景象机制及其历史手法之间，在视觉资料及其话语决定机制之间――我们如何看待事物，我们如何有能力、被允许、被促成去看待事物，我们为何看到此物而忽视彼物。视觉体制试图凭借各自的修辞与表征，将社会的种种视觉性打造成本质为视觉的东西，或将其在一个可见的自然等级中进行排序”[4]（序言，P28）。这里，视觉性成为人们试图发掘的作为视觉观看的“本质”或“本体”的东西，它可以包括“所见景象机制”和“视觉资料”，但并不包括创造视觉对象和景观的“历史手法”和“话语”机制，以及“如何看待事物”的方式、方法，而后者，在艺术史上费德勒提出视觉性范畴之后，原本是视觉性更广泛意义的最主要部分，视觉性在艺术史上的动态特征和静态特征发展到视觉文化时从一开始就陷入僵化、固化的境地，惠特尼批判它被完全“实体化”，只留下静态特征作为考察对象。虽然它的“象征价值”经由图像学得到一步步扩展、完善，然而“形式价值”却已被遗忘，作为动态的方法论意义更是无人提及。
事实上，当福斯特试图在视觉和视觉性比较中对后者进行界定，强调“摆脱模糊失焦的叠加，打破既定视觉事实排序”[4]（序言，P28）的重要性，侧重对影响“观看”的诸多历史文化因素的强调时，如果将视觉性视为“自然”进一步社会化的产物，那么，这在先前的艺术史学科中早有讨论，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维也纳艺术史学派的社会历史方法早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借鉴。所以，福斯特的定义并无新意，它只是延续了文化研究的研究方法，并没有提出具有独创意义的视觉文化的视觉性概念，而且，对于艺术史的视觉性也没有构成合理的互文性，福斯特对于视觉性的界定，仅是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去进行阐释。
二十年来，试图对视觉性这一单一概念进行定义和阐释的讨论并不多见。另一个典型例证可见于2006年，米尔佐夫借鉴韦登斯堡、里德、卡莱尔、爱默生等人的理论，表达了自己对视觉文化意义上的视觉性的理解：
视觉性对于英雄碰巧是可以获得的清晰的历史图画，历史学家在回顾中可获得同样的图画。但对于仅仅观察事件而不形成视觉性的普通人来说，它是不可见的。[5]（P57）
相对于福斯特所下的定义，这一阐释显然更为抽象，更为模糊不确定，然而它却暗示了视觉性一词所具有的图像学特征及源脉关系。另一位对视觉文化给予著名定义的W.J.T.米歇尔也是一位批判的图像学家。他们的论述可看出对艺术史和图像学的溯源性研究，这一进展振奋人心，它为嫁接艺术史和视觉文化二学科，弥合二者长期以来的断裂或久未实现的关联性，为克服种种视觉文化研究的学术困境做出了很大努力，显著地推进了研究进展。然而，在视觉文化内部，紧接着则有很多学者试图大刀阔斧地进行学科化革新，他们试图建构新的理论语境以及全然独立的视觉文化这一学科，他们又转向文化研究去寻求突破口，强调视觉性恰是使得事物从不可见成为可见的必要条件。在国内这一理论最强有力的代表是吴琼，他发展了米尔佐夫的视觉性指向事物的“不可见性”这一观点，提出视觉性是“从不可见转为可见的运作的总体性”[6]，所以，此后，我们认为视觉性仍向“文化研究”这一理论维度发展。
进一步而言，在国内，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的是在不同理论背景中甚至回至前科学阶段去溯源概念的过程。比如，2011年，刘晋晋在《何谓视觉性？――视觉文化核心术语的前世今生》一文中提出，视觉性最早可追溯到韦登斯堡神秘主义的视觉性概念，据此，刘晋晋试图在现代性/后现代性话语体制下，进一步扩大视觉性的适用范围。不仅如此，他还对上述诸种定义皆进行了批判。首先，针对吴琼的观点：“‘视觉性’不是指物的形象或可见性，而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世界的图像化’，是使物从不可见转为可见的运作的总体性，这种总体性既包括看与被看的结构关系，也包括生产看的主体的机器、体制、话语、比喻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还包括构成看与被看的结构场景的视觉场。”[6]刘晋晋认为，“‘运作的总体性’太空泛从而缺乏使用效力。列举‘这种总体性’显然不是在阐释术语内涵而是在罗列外延。……在具体对象面前‘视觉性’似乎成了多余”[7]。其次，刘晋晋虽然试图对米尔佐夫论述的视觉性加以概括：（1）观看（view），（2）一连串景象、全景（panorama），（3）强调杜波伊斯的“颠倒的视觉性”，然而，他认为米尔佐夫试图抬高视觉化（“视觉的文化化”）以抵制视觉文化的真正核心――“视觉性”。而且，他还认为，米尔佐夫2006年《关于视觉性》一文中对托马斯・卡莱尔新造该词的历史溯源这一过程“考证并不确切”，“是对‘视觉性’原义的歪曲”，他认为，“米尔佐夫的概念引入是对卡莱尔视觉概念的简单偷梁换柱”。[7]
使研究变得更加复杂化的是，曾军等表示直接将视觉性剔除而以“视觉化”取而代之。曾军将对“视觉”的理解分为名词化和动词化两种，并认为，“作为一种整合的努力”，视觉性“由于其界定的暧昧”而无法承担对视觉的表征。曾军认为，理解视觉的基础是视觉生物学，或者是传统视觉艺术门类之间的区分。在他看来，如果只将视觉视为自然的赐予，则不能表征“我看事物、看世界的方式都被彻底文化化”这一事实。他的偏见在于，他认为对于直观形象性的图像表征仅是“一种技术性、艺术史的活动，是一种仅仅通过训练即可达成的技巧”。因此，“视觉性”应该被“视觉化”这一概念所取代。[8]事实上，曾军的批判恰为我们提供了进一步理解视觉性的依据，并不是宣布对它的摒弃而彻底转向“视觉化”。尽管如此，我们在视觉性概念溯源这一问题尚未解决之前，暂不讨论视觉性概念是否该被消灭的问题。
所以，导致视觉文化的视觉性概念不清的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方面，自视觉文化发端时起，受批判的现代性/后现代性话语以及“文化研究”的影响，在国内关于视觉性的阐释方面显出与艺术史概念的断裂和混淆不清，或者即使有的学者找到与艺术史的联系却未被后来学者理解或正确阐释（比如刘晋晋对米尔佐夫思想的错误性批判等），导致后来学者进一步讨论视觉文化各种相关概念性命题时经常陷入至少上述三种不同学术语境之一种，无法获得概念在这些不同学科之间的联系性，这使视觉文化研究面临对话艰难、自说自话以及泛文化的尴尬局面。另一方面，根据迪克维斯特卡亚的观念，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艺术史与文化研究理论碰撞和交互冲突之下，产生视觉文化这一新兴领域。从此，视觉以及视觉性就成了两个学科都十分关注的核心术语，人们分别从不同路径对其进行探索。一直以来，我们的研究更多地侧重于二者之间的差异性，视觉文化的视觉性是在文化转向潮流之中、在广泛的文化化论证阶段被讨论，而且主要着重于对艺术史视觉性、生理视觉性（知觉）、物理视觉性等种种否定或超越，强调其文化包容倾向，强调其历史、社会、政治的“象征价值”；换言之，视觉文化的视觉性还没有进入理性论证阶段，对于这一范畴的讨论因此尚处于探索阶段且略显混乱。因此，对于该词给予一次溯源性思考仍然是必要的，而且，值得补充的是，对于范畴的讨论本身并非陷入本质主义的桎梏。
二、“视觉性”概念溯源：从视觉理论进入视觉文化
关于视觉文化和艺术史的关系，迪克维斯特卡亚总结出三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认为视觉文化研究是艺术史的一种合理延伸；第二种则认为，作为独立于艺术史的一个新聚焦点，它（视觉文化）更适合于采用与数字化、虚拟化时代相关的视觉技术来进行研究；最后一种观点认为，视觉文化研究是对传统艺术史学科的威胁和自觉的挑战。[2]（P3）
不论视觉文化对艺术史是“合理延伸”还是“威胁和自觉的挑战”，这里，我们都试图坚持最原始的谱系学思维，先去找到两个学科之间的渊源关系，再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论证二者是否独立、互不关涉还是“合理延伸”或彼此“斗争”。下面，我们以视觉性这一概念为例来溯源视觉文化的艺术史渊源。
视觉文化中的视觉性概念，应以艺术史上视觉理论的发端作为源头。当我们回顾视觉的历史，回溯到视觉理论得以创建、现代艺术史或艺术科学（形式学说阶段）的确立这一时期时，我们会找到可资借鉴的学科源头和范畴参照，有助于弄清视觉性概念的来龙去脉。我们认为：视觉性经历了艺术史研究对象的进一步扩展，艺术史形式研究与图像研究的方法论转换，逐渐走向社会历史文化等多元理论与方法，并在批评理论作为阐释工具的介入之下，逐渐融入文化研究潮流，成为视觉文化中的重要范畴。总体而言，视觉性经历了艺术史、图像学以及视觉文化三个时期：首先，在艺术史上，李格尔等形式主义学者提出视觉理论，确立艺术科学作为一种新兴学科，赋予了视觉性以“形式价值”和“象征价值”，并主要通过“形式价值”对它进行界定；其次，潘诺夫斯基创立图像学，重新确立“象征价值”高于“形式价值”的标准，强调视觉性的“世界图画”的文化表征功能；然而，后来的视觉文化研究虽然发展了潘氏对于“象征价值”和“世界图画”的观念，视觉性的艺术史源脉却被切断或未被发掘，视觉性概念被实体化，它的方法论功能以及“形式价值”被忽视。
回顾视觉的历史，首先，康拉德・费德勒提出纯视觉性，一般被认为开创了视觉理论之先河。[9]（P114）费德勒认为艺术独立于美学与艺术哲学，反对黑格尔主义美学基于抽象沉思的唯心主义观念，他强调知觉体验，提出纯视觉性：
艺术家被驱使去培养自己的视觉观念……假如我们有能力达到遵循这种创造力的程度，我们通过运用艺术家的想象力，可以使得关于世界的视觉观念在构成形式方面日趋丰富。[10]（P3）
在这场视觉理论转向中，费德勒不仅反对一切哲学形而上学论，而且全心投入到“视觉形式创造机制的分析中”，全面展开“对艺术家视觉形式创造过程的研究”，从而使“先前多少有些客体化了的形式关系与其内在精神目标在纯视觉理论中获得协调”。[11]（P26）
所以，在艺术史以及相关学科（例如视觉文化）研究中，在黑格尔的“心灵”和唯心主义观念之外，视觉性开始被视为形式表征，其“形式价值”开始得以强调，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李格尔、沃尔夫林、泽德尔迈尔等提出的形式理论，或者毋宁说，视觉理论。“关于（李格尔、沃尔夫林等）德语国家早期艺术史研究的文论，人们通常给予的假定是，它基于简单、狭隘的形式主义”[12]（P1），李格尔、沃尔夫林以及泽德尔迈尔等维也纳二代学者也由此被称为形式主义者。“事实上，他们的主要学术贡献并非在于形式研究，而是开创了视觉理论，并使之成为艺术科学的理论基础，由此颠覆了艺术史传统。”[13]（P45）
李格尔在《罗马晚期的工艺美术》里根据一个概念“艺术意志”、两个范畴“触觉的”和“视觉的”所建构的理论体系中，使“触觉的”和“视觉的”一对范畴脱离了原本的知觉含义，成为形式表征[14]，突显其“形式价值”。比如，李格尔认为，古代早期“触觉式”建筑设计的艺术意图，“只要可能就会热衷于构造空间的边界，压制并掩藏起另一任务，即空间的创造”；对于罗马晚期“视觉式”风格取向的建筑而言，比如万神庙，“同一个面上不存在两个点，因此建筑的所有部分就必须有一个统一的大轮廓”[15]（P17），这一“大轮廓”实际上指向的是“空间的创造”，所以，“触觉式”风格趋于对平面的追求，“视觉式”风格趋于对“空间的创造”的形式要求。而且，“在建筑领域……‘触觉式’是通过一系列艺术意图的取向（艺术形式――引者注）来获得的，比如强调平面维度、构造体块布局、依靠立柱来隔断空间、回避色彩或浓重的阴影对单一平面感的破坏等等。‘视觉式’反之，就存在于逐步建的‘统一的大轮廓’、追求深度的不断变化以‘引向纵深’、自由空间的个体化、创造多个色彩生动的平面或加强阴影以打破单一平面等等（形式――引者注）”[14]。可见，李格尔等形式主义者主张从形式表征的角度去考察视觉性这一范畴，虽然当时李格尔还没有明确提出“视觉性”这一术语，而是以“视觉的”或“视觉式”（opisch）来对其进行表征，但是，二者含义相似，事实上，李格尔对于视觉性的“形式价值”的强调是毋庸置疑的。
进一步而言，我们可以将李格尔的视觉性做如下总结。其一，视觉性是一种“艺术意志”（“自由的、创造性的艺术冲动”[16]（P29））；是一种创造力，亦即一种方法论，是创造或构造形式的方法。其二，是物化的客体特征，与“触觉的”/“图画的”构成统一，相互融合，又彼此斗争。其三，不具有实体性。其四，是视觉理论的核心概念，但是没有明确界定。另外，根据李格尔对不同时代具体的“艺术意志”的阐释以及沃尔夫林所强调的视觉性所指向的“时代精神”来看，视觉性在形式主义者那里包含了“视觉体验的象征形式”这一现代视觉性内涵。可见，虽然视觉性是作为形式学说术语被提出，并作为形式研究方法进入艺术史，但事实上，上述学者是最早的一批视觉理论家，他们的主要贡献是创建并完善视觉理论并以视觉理论颠覆传统形式理论，他们运用视觉性反叛或替代形式/风格甚至“图像”等范畴，深入研究形式。所以说，视觉性一经提出，就具有形式这一自然属性，成为新的形式（表征），同时，它又是一种新的方法论原则，用以重新阐释形式/风格，它自身具有相对独立性，从此种意义上来讲，它甚至成为“反形式”，对立于形式、风格以及图像，其“象征价值”逐渐凸显。不过，形式学说时期，艺术史家们对视觉性的“象征价值”的阐释不足，这一点后来在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研究中得到了补充。
此外，艺术史上形式学说之后的视觉理论家或艺术史家，仍然在不断推进对这一范畴的研究，就视觉性与形式的关系而言，众家纷说不一。比如，除下文我们主要讨论的潘诺夫斯基之外，贡布里希侧重于艺术心理学研究，他认为人类是没有纯真之眼的，视觉性作为“观看”的过程绝不是一个被动的过程，而是对大自然所提出的某一个问题的结果，是“匹配的艺术图式”[17]（P29）；鲁道夫・阿恩海姆认为，视觉是“选择性思维”[17]（P26），这是从知觉心理学角度去研究视觉性和视觉思维。中国学者王耀中曾总结过形式的视觉化过程，比如视觉通过对跳跃性、无限性、无序性的形式进行重新定位和组织、选取，使其定格化、截取化、组织化，以实现审美视觉效果。[18]
总之，视觉性是视觉理论的核心概念，是在形式理论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它对立于形式/风格/图画性或图像，并在形式学说那里，试图在客体形式与主体精神的统一原则中实现它的文化象征意义。但是，在这一时期，视觉性与图画性之间的对立性，以及它所具备的“象征价值”尚未得以强调。然而，通过以上探讨，我们认为，作为视觉理论家而非形式理论家的“艺术史之父”们，他们针对视觉性范畴所展开的阐释对后来与“文化研究”以及现代性思潮具有承继关系的视觉文化研究理论及范式有着整体性开创和促进作用。
三、概念衍变：潘诺夫斯基及其图像学担当中介
如前所述，在形式学说时期视觉性的“象征价值”没有得到全面的阐发。潘诺夫斯基试图补足这一点。潘氏强调，视觉性是“思想的构像习惯”，是体验形成中象征行为的建构性特征，是视觉体验的象征形式。[19]具体来说，指我们看、构像和构画的体验。潘诺夫斯基通过对丢勒作品的分析研究，试图打破形式学说的形式统一，去寻找“可称为内容逐渐显示的过程”，论证作品如何实现形式、动机与叙事主题内容的不可分割的统一，并借此界定“伟大的象征形式”。[19]这一过程体现了图画性让渡于视觉性，以及图画性受制于或由视觉性决定。换言之，潘氏试图打破形式统一于图画性和视觉性这一局面，由此，恰走向了视觉文化中视觉性的关键一环：非图画性/视觉性二者之间的统一性而是斗争性或对立性使视觉性的地位得以提高，使视觉性具有更大阐释和可发掘的空间。所以，对于潘氏而言，视觉性所构造的图像是“图画之外”，是作为“被图绘的”特殊世界之外的认识，是超越于媒介的观看之外的观看，如此，我们才能进一步理解视觉性投射又预设一种作为“观看方式”的世界图画或世界认识。对于潘氏而言：其一，“象征价值”是深层文化累叠的根源，可凝聚并呈现多元文化意义，同时，文化意义又会带来“看”的行为差异，所以，看就成为了“观看”（viewing）；其二，人看到的“世界图像”是图画之外（extra-pictorial）的世界认识，不是图画本身，相反，是对被图绘的特殊世界的超越或否定；其三，视觉性构成“世界图画”，传达文化总体的视觉性特征。可见，这些特征都是将视觉性从形式学说向视觉文化进一步推进的必由之路。
另外，通过对比形式学说和图像学的理论和方法论，我们能够发现，视觉性不是一个历史对象，而是历史方法的分析极。正如惠特尼所说，“视觉性既投射又预设一种作为‘观看方式’的世界图画或世界认识，其中包括观看图画的方式。这种投射―预设有一段特别的历史，正是我们要追溯的。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到一种方法论的循环。视觉性不是纯粹的观看，视觉性必须以图画构造活动为媒介，而图画构造活动并不能完全化约为构成它的视觉性。就这个意义而言，视觉性不是一个历史对象，而是历史方法的分析极，以之可以处理实际的历史对象：既投射又预设图画的人类视觉”[19]。
这里，对照而言，图像学对于形式学说的改造体现在方法论方面：形式学说试图通过对形式语言进行“文本细读”的方式来把握对世界的整体认识，即视觉性，而图像学通过对形式的超越去把握世界的“观看”。值得指出的是，二者在方法上虽然有别，但是无论图像学还是形式学说，它们的方法论是交叉进行的，也就是说，是以方法论循环往复的形式分别展开各自的研究。其中，图画性和视觉性同时可以被视为方法论的两极，无疑，这一主张是“艺术史之父”们――李格尔以及沃尔夫林等开创的。潘诺夫斯基和泽德尔迈尔等将其分别引向了不同的研究方向：潘氏在“象征价值”基础之上展开形式研究；泽氏在“形式价值”基础之上展开象征研究，这两种理论最终都将客体世界深层的社会、文化、历史意义揭示出来，交汇于关于“世界图景”的领悟和阐释一极。
至此，艺术史上这种理论文脉的纠结，在方法论循环上得到了厘清，同时，视觉性作为一种方法论的身份，也在图像学以及艺术史领域得到广泛的认同。然而，在视觉文化领域，这种身份却未被发掘。在惠特尼看来，“如今，视觉文化研究常常将一种纯粹的视觉性实体化。确实，视觉性似乎常常被当作一个历史对象，即所谓的‘视觉文化’。但是，这种做法违背了文化意义的原发性现象累叠这一前提，而原发性现象累叠据推定最终等同于视觉感知的原发性本体累叠。当视觉文化研究把视觉性当作图画构造史的真正基础，而不是图画构造史的一个时刻，它就不能以融贯的方式将图像自身的效果――图像按理应该具备的对视觉的构造性排序――与视觉中图画载体的各种原因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它就只能将效果和原因混为一谈。实体化的纯粹视觉性只是视觉的‘世界观’或‘时代之眼’的另一个令人质疑的教条”[19]。
举例来讲，比如曾军在批判视觉性概念时，他说：“视觉文化研究已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视觉艺术的研究，而是广泛渗透到了当代文化、日常生活和社会现实之中，甚至过去当仁不让作为视觉艺术典范的造型艺术（绘画、雕塑等）已在视觉文化研究对象中居于边缘，基于视觉媒介技术而兴起的电影、电视、网络等则占据了中心。另一方面，从研究方法上讲，对视觉现象形式及其意味的审美分析早已不再是视觉文化关心的论题，视觉与权力、视觉与性别、视觉与商品广告、景观社会、拟象、仿真、城市视觉文化、旅游者的凝视、风景与帝国等，已将视觉置于社会与文化的语境进行考察，所展开的已是詹克斯所说的‘视觉性社会理论’（social theory of visuality）了。”[8]这里，曾军所诠释的视觉性存在概念混淆问题。他几乎将视觉性狭隘化地指涉为“图画性”，将视觉性的形式属性或图像功能作为批判的重点，只是片面地强调了视觉性的表征功能和“象征价值”。套用曾军自己的话，“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在于他将着眼点放在“实体化的视觉性”上面，而且，泛文化研究倾向使他陷入两难的境地，即使他意识到视觉的动态特征，他却不愿意将这种视觉性阐释开来，即使他提到科比特所强调的“‘视觉性’意味着视觉不是一个单纯的分类，而是一个正在形成中的文化和历史”[8]，他却没有将视觉性在这种动态“形成”中所担负的方法论意义展开。在这种概念不清的情况下，将视觉性直接抛弃并以视觉化取而代之的做法，是不太恰当的。
另外，吴琼曾试图论述视觉文化的视觉性，在他看来，视觉性问题是“对现代世界的主体建构、文化表征的运作以及视觉实践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揭示了人类文化行为尤其是视觉文化中看与被看的辩证法，揭示了这一辩证法与现代主体的种种身份认同之间的纠葛”[6]。以上可见，这种辩证法体现了“象征价值”，但是，他在试图建构“世界图画”过程中却将其推向了实体化的层面。当然，很多学者也注意到海德格尔所强调的“世界的图像化”，可是，当我们将其视为从“不可见转为可见的运作的总体性”时，我们试图将视觉性泛文化的倾向就十分明显，很多学者尽可能大而驳杂地赋予视觉性无限宽广的内涵及外延，比如“这种总体性包括看与被看的结构关系，也包括生产看的主体的机器、体制、话语、比喻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还包括构成看与被看的结构场景的视觉场，总之，一切使看/被看得以可能的条件都应包含在这一总体性之内”[6]。这种泛文化倾向忽视了以方法论的方式去实践这每一环节，以至于“文化化”的视觉性陷入了扼杀视觉性自身的陷阱。
简而言之，视觉性一经艺术科学时期的艺术史家们提出，就先天地具有了“象征价值”，与图画性所表征的“形式价值”相互转化，也相互分离。视觉性是一种方法论，与图画性或“形式”互为补充，构成冲突，形成方法论的循环，使艺术史研究富于生机。“这种根本的分离造成分裂状况，由此激发视觉想象和图画构造，形成从形式到象征，从图像到‘话语’，从感知到理智，或者反向循环的真正机制。”[19]（P31）图像学对视觉性“象征价值”及其文化表征的发掘嫁接了视觉理论与视觉文化两个领域。视觉文化的视觉性对于艺术史的视觉性是一个合法的继承。如果对这种继承关系发掘得不够深入，带来的混乱将危及整个视觉文化研究进程和学科体制的进一步建制。事实上，艺术史可为视觉文化提供方法论循h功能方面的借鉴；正如肖伟胜所言，艺术史“凭借其理论资源和方法论上的多元和开放性，奠定了一门新的学科，对视觉研究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20]。对视觉性等基础概念的艺术史溯源，或可形成应对当下的视觉象征危机的一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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