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1-27 09:30:57
关键字:黄帝;时代;河洛;文化
一、黄帝及其时代
海内外华人大多自诩是黄帝的子孙,尊奉黄帝为中华民族的”共祖”。这一虔诚的信念是维系中华民族巨大凝聚力的坚强纽带。但对于这一”共主”,以往学界多作为传说来看待。这一观念的产生,则源于现有史书对黄帝记载的语焉不详及诸多记载的前后矛盾与不一致,加之今人所能读到有关黄帝的事迹,并非直接从先秦典籍古字中所得,多是移译传抄,故对黄帝真实性的存疑也理所当然。幸而大地无秘藏,随着考古的发现,从而得以解决这一疑问.战国中期齐威王所铸造的“陈侯因敦”的出土,其上铭文中有关黄帝的提及可与现存史料相互佐证①,表明史料的可贵且可信。
既然黄帝是真实的,但何以有关其记载却多有矛盾之处,诸如《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有蟜氏,生黄帝炎帝”,《帝王世纪》又称炎帝传位八代至榆罔五百三十年黄帝代炎帝而有天下;《史记·五帝本纪》称黄帝孙昌意之子高阳为颛顼;《史记·秦本纪》又称颛顼之孙女修生子大业,大业娶少典之女女华.这些典籍中有关黄帝的几百条记录可谓是矛盾重重.首先黄帝炎帝既同为少典之子,就不可能过五百余年后才代替炎帝而有天下;其次,颛顼为黄帝孙,女修又是颛顼孙辈,女修的儿子又娶黄帝的姊妹女华,这是决不可能的。如何看待和解释这些问题或矛盾?我国着名考古学家许顺湛先生对其有一个很好的解释,即黄帝既是一个人,亦是一个族或部落.黄帝的名称具备双重意义,其部族的名称与族的历代首领或领袖的名称是一致的。笔者是非常赞同这一认知的。黄帝是一个部族及其首领的世袭名号,并不是单纯的一个人,而是若干代人,是世代相传的,直到该名号被其它名号代替为止。黄帝时代亦即自黄帝代炎帝而有天下,至颛顼执政。黄帝时代的大致年代,笔者亦赞成许先生的推断,即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其早期距今约四千二百年左右;夏以前是尧舜时代,对应考古学文化为龙山文化;尧舜之前为颛顼帝喾时代,属仰韶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早期,距今约五千年到四千二百年间;再之前即为黄帝时代,属仰韶文化,距今约五千年到六千五百年间,其间华夏大地有许许多多的部落部族或小的酋邦王国,即"黄帝有万诸侯"。正是由于黄帝部族煊赫的地位及战绩,将当时众多的部族汇聚到一起形成了我国第一次民族大融合,并创造出众多的灿烂文化.因此将黄帝作为其时代的代表和中华民族的"共祖",亦是理所当然。
二、黄帝活动的范围
黄帝其人,既得证实并非汉代传译的先秦古史所虚构,而是由2350年前的战国中期之人(齐威王)所铸记,并多见当时人对黄帝的载述,则有关黄帝的事迹就非全然乌有。因此,可从先秦古籍摘译勾画出的黄帝行踪,对应当今的地理位置,便可得到时空概念。
1.有熊:黄邑,学者称其地在今河南省的新郑县西北,此处有黄水,出于有熊山之黄泉,黄帝是因居于黄水而得名②。按新郑县西约60公里处,是今中岳的嵩山地区。
2.大隗具茨山:钱穆着引《水经注》考称,在新郑西南20公里有大隗山,今名具茨山。按读《庄子·徐无鬼》:“黄帝将见大隗乎具茨之山”的语气,具茨山应是大隗山的支脉,所以黄帝向牧马童探路,既问具茨之山,又问大隗之所在。
3.襄城:在今新郑西南约60公里,黄帝应是迷路跑过了头才到此地。
4.洞庭湖:在长江中游的湖北、湖南两省交界处,从新郑南下约600公里。
5.阪泉:钱穆着引沈括《梦溪笔谈》(卷三)考称,其 地在今山西省西南隅河曲的盐池解县东境,该处有蚩尤村。
6.涿鹿:钱穆着考称与阪泉相近,在解县之西约12公里处。
7.空同:即崆峒山,钱氏《黄帝故事地望考》称在河南省中部的临汝、许昌、禹县及密县之间,不在陇山之西③;其与大隗具茨山及襄城接壤,都在河南省中部,而位于有熊(新郑)之西。
8.赤水:在昆仑山下④,北魏郦道元《水经·河水注》云:“赤水出罢谷川东,谓之赤石川,东入于河”。地在陕西省宜川县之北,是知黄帝游踪到过陕北。
9.昆仑:按昆仑山是中国最大山脉,西起新疆省葱岭,向东横贯以至海滨,长达4000公里左右⑤;其中昆仑东北走为祁连山(在甘肃省)、贺兰山(在宁夏),绵延至阴山(在内蒙古),正属河套地区。黄帝既游陕北而登上昆仑之丘,便应是到了阴山,然后向南返回其都,甚为合理。
10.青要山:洛阳新安境内,《山海经·中次三经》云:“敖岸山又东十里,曰青要山,实惟帝之密都。北望河曲,是多驾鸟,南望惮渚……畛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此言黄帝的秘密居所在青要山,北面是黄河弯曲处,畛水从山中北流注入黄河,与今地望一致。
上述地理脉络,大多出自2300年前的《庄子》一书所载,比较齐威王铭记其高祖黄帝,约晚50年左右,而当时传闻的黄帝活动范围,应该是以河洛地区为中心,向北到山西,经陕北,登内蒙古河套北的阴山;向南到湖北和湖南交界,在南北来去约1500公里的区域内。晚于庄子约250年后,汉武帝时司马迁记述黄帝的活动范围,则是东至于海,西至空桐,南至长江,北至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约相当于现今的河南、山东、甘肃、两湖及河北等省,南北东西方圆皆1500公里的范围,但都城已改迁涿鹿。此涿鹿的注解颇为分歧,本文不作详谈。从中不难看出,两种记述虽略有差异,但共同点还是很明显的,即黄帝活动范围的中心是河洛地区。
三、黄帝时代的文化创造
黄帝时代的文化创造,以往的文献多有记述,然学者们对有关记述黄帝时代的文献的看法多有不一致,有的认可,有的不认可,有的只认可一部分,有的则半信半疑。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笔者认为应以文献为线索,现代考古资料为证据,两者相互结合,相互印证,就可证实黄帝时代是我国文化创造的第一个大繁荣、大昌盛的时代,是形成我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时代。
(一)物质、生活资料的创造。物质、生活资料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素,是社会生产发展水平最直接的体现,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黄帝时代物质、生活资料的创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陶器的创造。《物原》载“轩辕做碗碟”;《古史考》载“黄帝时有釜甑”;《列仙传》载“宁封子为黄帝陶正,有人过之,为其掌火,能出五色烟,久则以教封子,封子识火自烧。”陶器的发明创造,根据考古发现,早在黄帝时代以前很早就已出现了,最早出现陶器的年代可能最早到距今一万年。但是直到仰韶文化,亦即黄帝时代,陶器的生产在人们的生活中日益重要,陶器的种类出现了大的繁荣,不仅有《古史考》《物原》中提到的釜甑碗碟之类,还有陶壶,陶罐、陶钵、陶盘和尖底瓶等,甚至出现了管理陶器生产的官员“陶正”及彩陶。文献记载烧陶出“五色烟”即可能是烧制彩陶时的一种曲折反映。彩陶的出现是制陶史上的一项重大突破,不仅反映了制陶技术的提高,也折射出彩绘艺术的出现和化学试验与科学选择的萌芽。
2.服饰文化的创造。《易系辞传》载“黄帝……垂衣裳”。《世本》载“伯余作衣裳”、“胡曹作冕衣”,宋衷注:“伯余、胡曹皆黄帝臣”。《竹书纪年》载“(黄帝)初制冕服”。表明黄帝时代的人们已脱离了衣兽皮挂树叶的时期,不仅开始着衣服,而且开始有了代表身份地位的冠帽。《淮南子·汜论训》载“伯余之作衣也,緂麻索缕,手经指挂,其成犹网罗。”仰韶时期陶器上布纹,稀疏程 度正如文献所言,经鉴定也确属麻布。另《通鉴外纪》载“西陵氏之女嫘祖,为黄帝元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后世祀为先蚕。”这就是讲黄帝时代已饲养家蚕并用蚕丝织布作衣。在中原地区仰韶文化遗址中曾发现家蚕茧遗迹和陶塑家蚕俑。这就表明黄帝时代的人们,不仅穿着麻布衣服,而且还出现了更高档次、更舒适的丝织衣物。
3.铸铜及生产、生活、交通工具的创造。《管子·地数》中提到黄帝采金(铜),蚩尤用铜制器。另在今灵宝境内有黄帝铸鼎升仙的传说,有铸鼎原,黄帝陵等。传说原本难以确认,不过在河北、河南、山西等地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均发现有铸铜遗渣,在甘肃距今五千年前的马家窑文化中发现有铜器,在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也发现距今六千年的青铜和黄铜。这些均证明在黄帝时代已开启了铸铜文化的序幕。
《世本》里提到“雍父作臼”,“雍父作杵”、“挥作弓”、“夷牟作矢”、“垂作耒耜”、“垂作铫”、 “垂作缛”、“共鼓、货狄作舟”等。据宋衷注雍父、挥、夷牟、共鼓、货狄等人皆黄帝臣。在仰韶文化前,粮食加工工具主要是石磨盘、石磨棒,黄帝时代杵臼的出现则更为进一步;弓、矢的出现当在黄帝之前,挥与夷牟作弓矢当是在前人发明的基础上对弓矢进行了改进,使之效能更加突出。仰韶文化的遗址中,均普遍发现石矢、蚌矢和骨矢。
耒、耜、铫、缛等都是农具,在仰韶文化各遗址中均有发现,体现了黄帝时代农业文明的昌盛。在仰韶文化遗址中还发现有船形陶器,证明了“共鼓、货狄作舟”的记载。《易系辞传》载黄帝时“夸刂木为舟,剡木为楫”,说明当时的船当为独木舟。此外,未见于文献而在考古中发现的工具有斧、锛、铲、刀、镰、凿等。
4.建筑的创造。《帝王世纪》讲“自黄帝以上,穴居而野处,及至黄帝,为筑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虽说在黄帝以前人们已会营造房屋,但基本上是窝棚式的半穴居房址,到了仰韶中晚期,即黄帝时代,人们营造的房子不仅有半地穴式,也有地面建筑,由圆形,方形的房子。房子已经会主柱架梁,墙壁是木骨泥墙,室内一明两暗,这种房屋建筑模式,奠定了五千年以来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民居建筑基础,是中华民族建筑的鼻祖。另外代表中国古建筑技术最高、水平最高、艺术价值最高的楼阁,在黄帝时代就已出现。《竹书纪年》上记载“黄帝建十二楼,六十年凤凰巢于阿阁。”不仅如此,在仰韶文化遗址中还发现了“前堂后屋”的大型建筑,是进入王朝时代“前朝后寝”建筑的祖型。尤其是在大地湾仰韶文化晚期,发现了占地四百平方米的“四阿重屋”大型建筑。阶级社会的王宫建筑格局竟出现在五千年前的仰韶文化中,堪称建筑史上的奇迹。
(二)精神文化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创造
1.形成一夫一妻制小家庭及贫富分化的社会形态。人类社会的早期是群婚阶段,逐渐才出现以氏族为基础的社会,实行族外婚、对偶婚。氏族的性质开始是母系,后来才发展为父系。黄帝时代则完全确立了父系氏族社会的主导地位。在黄帝时代范围内考古所发现的众多遗址中,均发现有成排的小房间,有些房子内有自己的生产工具、粮瓮、粮窖、灶塘等,显然是一夫一妻制小家庭形象。墓葬则是另一佐证。在遗址中所发现的墓葬,基本上都可分成大、中、小三类,墓葬随葬品的悬殊,表明贫富分化已走向极端;而男女合葬墓,普遍是男左女右,显然是一夫一妻制的实例。1996、1997年在黄河岸边所发现的妯娌、寨根遗址即是黄帝时代社会形态的典型例证⑥。这时的社会已不再是原始共产社会的模式,而已是贫富分化突出的阶级社会。
2.形成酋邦王国。氏族根据需要联合为部落,部落又组成部落联盟,有些部落联盟则发展成部族,甚至变为酋邦王国,这是世界个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史记》提到“黄帝时有万诸侯”,“征师诸侯”,这里的诸侯指的或是部落联盟,或部族、或酋邦王国。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当时都有可能存在,皇帝则在当时形成一个大的部族,并且组成了酋邦王国。《史记·五帝本纪》指出黄帝“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集解》引郑玄曰:“风后,黄帝三公也”;引班固曰:“力牧,黄帝相也。”《正义》说:“四人皆帝臣也。”《管子·五行》说:“皇帝得六相而天下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为当时;大常察乎地利,故使为廪者;奢龙辨乎东方,故使为土师;祝融辨乎南方,故使为司徒;大封辨乎西方,故使为司马;后土辩乎北方,故使为李,是故春者土师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马也,冬者李也。”皇帝不仅有六相分管手工业、农业、军事和司法,手工业内部也有分工,宁封是陶正,雍父分管做农具,伯余与胡曹分管衣服。仓颉是吏官,伶伦是乐官,容成是负责天象历法的天官,羲和、常仪等则是参与制定立法的专家。从上述来看,黄帝决不是一个孤立的英雄,而是一个有着庞大的领导集团的国君。远古时代的部落达不到,部落联盟也达不到,只有发展到酋邦王国阶段才有这种可能,即黄帝只有是酋邦王国的世袭领袖,才能过做到叱咤风云,纵横中原,成为煊赫一时影响万代的伟大的神话式人物。
3.军事文化的创造。贫富的分化、阶级的出现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部落之间、城邦之间的矛盾催化着战争的产生。《商君·画策》说“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批配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史记·五帝本纪》则谈得更为具体,“轩辕之时,神农氏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逐鹿之野,逐禽杀蚩尤。”这些记载则说明了一个显要的问题,即黄帝时代随着贫富的分化、阶级的出现而发展到内行刀锯,外用甲兵的阶段,从而催生了军事文化的发展。《风后兵法》、《力牧兵法》、《鬼容区(大鸿)兵法》等的出现,当是其时代军事发展的必然结晶和产物。
4.绘画与雕塑的创造。《世本》载:“史皇作图”,宋衷注曰:“史皇,黄帝臣也.。图为画物象也。”张澍粹注引《易通卦验》称“轩辕子苗龙,为画之祖.。”“画物象”在早期当用于记事,逐渐从记事中分离而发展成为绘画。黄帝之前则无绘画的记载,而黄帝时代仰韶文化,其彩陶绘画可以说举世瞩目,其内容有动物、植物等,由早期象形逐渐发展为抽象,直至大量出现几何图案的彩绘。关于雕塑,文献中尚无确切记载,但是在考古发现中确是相当丰富的。形态优美的陶器和各类装饰品都归属于雕塑艺术的范畴。此外在仰韶文化中发现有精美陶鸟、陶壁虎、陶人头、陶鄂鼎,在龙山文化中则发现兽行鬹,鸟形鬹 和玉龟等。
5.音乐的创造。《世本》说:“黄帝乐名咸池”,《史记·乐书集解》引郑玄曰:“黄帝所做乐名,尧增修而用之。咸,皆也;池之言施也,言德之无不施也。”《帝王世纪》说:“黄帝损庖羲之瑟,为二十五弦,长七尺二寸。”“咸池”的具体内容无从知晓,当时的瑟在目前的考古中尚未能发现,不过仰韶文化中发现有陶筒鼓,龙山遗址中发现有鳄鱼皮鼓。《世本》又说:“黄帝使伶伦造磬,”仰韶文化中虽未发现石磬,但发现许多带孔的石器都可作为打击乐器,而龙山文化中石磬已相当成熟。仰韶文化中还发现有吹奏乐器陶磒。此外,在仰韶文化之前的裴李岗文化中发现有距今七、八千年的七音骨笛。由此可以推想黄帝时代的音乐水平。
6.文字、八卦与天象历法的发明创造。《世本》说“沮诵、仓颉作书。”宋衷注“沮诵、仓颉为黄帝臣。”《韩非子.五蠹篇》、《淮南子.泰族篇》以及许慎《说文体字》等史书,均认定仓颉为初作书者。在仰韶文化遗址中已发现不少的陶刻划符号,大多数学者已公认为是原 始文字。《帝王世纪》说“庖牺氏做八卦,神农重为六十四卦,黄帝尧舜广而申之,分为二易,至夏人因炎帝曰《连山》,殷人因黄帝曰《归藏》,文王广六十四卦着九六之爻,谓之《周易》。”《周易》目前尽人皆知,已形成易学热。易学涵括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哲理,代表了我国古代文化的最高水平。黄帝时代的八卦在考古中已有发现,海安青墩遗址中发现距今六千年的重卦,有学者把八卦的源头推到西安半坡仰韶文化时期。大汶口文化发现龟壳中装有小石子 ,这是占卜的工具;浙川下王岗仰韶文化晚期遗址中发现卜骨,证明黄帝时代已出现占卜。《竹书纪年》载“(黄帝)游于洛水之上,见大鱼,杀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鱼流于海,得图书焉。龙图出河,龟书作洛,赤文翁篆字以授轩辕。”这里的“河图”“洛书”即是古代的天象历法,又与八卦密切相关。《史记·历书》载:“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月,于是有天地神祉物类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索隐》引《世本》《律历志》说:“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挠作甲子,隶数作算术,容成综此六术而着《调历》也。”这段话则指出黄帝时重视天象观察,为定星历而设有专职官吏,容城所作《调历》则涵括了多方面的科学技术成就。结合考古发现,在凌家滩发现了距今五千年前大汶口文化的玉板龟书八卦图,天文学家普遍认为这是我国最早的历法;在濮阳西水坡,发现了一座距今六千多年的仰韶时期大墓,墓 圹南圆北方,反映了当时已出现了天圆地方盖天说理论;在墓主人左右用蚌壳摆塑的龙虎,天文学家认为是对天体“东宫”、“西宫”的认识,也正是对历法中春分秋分的认识。
四、结语
从上述的逐层论述中不难看出,黄帝及其时代是确实存在的,是我国历史发展中的极其重要的一环,其活动的范围是以河洛地区为中心的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黄帝时代是我国远古文化的黄金时代,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社会阶段,是文化大创造,大繁荣阶段,奠定了河洛文化的根基。黄帝时代可称为河洛文化的源头。
注释:
①徐中舒:《陈侯四器考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四分,页479。(1933年)
②晋·皇甫谧:《帝王代纪》之说,及钱穆:《史记地名考》(后文简称“钱着”)。(1968年)
③钱穆:《古史地理论丛》,页134。(1982年)
④《庄子郭象注》,“天地”第十二,卷五,页3。
佛教与艺术的结合，逐渐形成了绚丽多彩的佛教艺术文化体系。佛教艺术，除了雕刻绘画等造像艺术之外，佛教音乐也是佛教艺术花丛中的一朵奇葩。有着独特人文和自然区位优势的河洛地区，既是佛教传入中国的第一站，又是佛教音乐艺术之花绽放的最佳场地。早期传入洛阳的佛教音乐梵呗，经由古代中原艺术家们的吸收、融合与创新，逐渐演变成具有中原特色的河洛佛教音乐。深入考察河洛佛教音乐艺术的历史演进，并分析其兴衰更替的内在动因，不仅有利于丰富传统佛教艺术内容，还可以进一步推进河洛佛教音乐史与河洛区域文化史的研究。
一河洛佛教音乐的历史演进
分析河洛佛教音乐的历史演进，需要对佛教音乐是否随佛教同时传入中国作一简要分析。学界既往的观点大致有二：一是同时传入说；另一种则是滞后说。笔者认为，前一种说法更有道理。因为东汉明帝以后，陈思王曹植之前，便已有梵呗的存在。从理论上说，既成僧伽，就要有礼佛之仪；既有礼佛之仪，便有梵呗之需。两汉之际，随着西域的稳定与丝绸之路的畅通，梵呗完全有可能经丝绸之路由西域或天竺传入内地。尤其是，东汉桓帝时，安息国高僧安世高来中国参拜汉帝时就能用梵语唱颂梵呗。据《后汉书•桓帝纪》记载：“桓帝好音乐善琴笙，饰芳林而考濯龙之宫，设华盖以祠浮图、老子，斯将所谓听于神乎。”（范晔：《后汉书》，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854页）虽然，当时的梵呗唱诵还没有越过王宫的高墙深院，唱诵的场合少之又少，但佛教音乐随佛教一同传入之说据此可信。进而可知，佛教音乐艺术的历史演进与中国佛教的发展也具有同步性和一致性。河洛佛教音乐作为中国佛教音乐的源头，其历史演进不仅展现了中国佛教音乐演进发展的普遍性风貌，也展示了河洛佛教音乐的区域性文化特征。人们知道，中国佛教音乐发展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呈现出阶段性的特征。其中，王日昌、田青等前辈提出的“四阶段说”是目前学界的主流观点，即“佛教初弘期阶段、自东晋至齐梁的华化及多样化阶段、唐代繁盛及典型化阶段、宋元之后的通俗化时期”（王日昌：《谈古代典籍中的佛教音乐》，《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7年第4期）。与此相比，河洛佛教音乐在此基础上则显示了其本地区的特点，可分为五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河洛佛教音乐的初弘阶段（东汉时期）。东汉明帝时，佛教以官方形式正式传入中国。“白马寺，汉明帝所立也，佛教入中国之始。”（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50页）这一时期佛教音乐随佛教一起传入洛阳，由天竺来华的竺法兰大师传入。竺法兰大师在翻译佛经、弘扬佛法的同时，也带来了天竺的佛教音乐———梵呗。佛教梵呗产生于佛教圣地印度，来源于佛教时期以前印度吠陀时代的“赞颂”，其中《姿摩吠陀》记述歌咏的方法奠定了念诵佛经的基础，以乐咏经，以歌诵经，是原始佛教音乐梵呗的前导。梵呗主要用于讲经仪式、六时行道和经忏法会，既有赞诵佛德的作用，又能使听者心灵净化，潜心向佛。王小盾认为：“我们可以用三分法来看待原始佛教的音乐。从表演者角度看，它是乐伎供养音乐、佛陀说法音乐、僧侣诵经音乐的三分；从音乐体裁角度看，它是歌舞音乐（用于礼赞佛陀）、呗赞音乐（用于歌咏经偈）、吟诵音乐（用于唱诵经文）的三分。”（王小盾：《原始佛教的音乐及其在中国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东汉时期，佛教及其艺术处于初弘期阶段，传播范围极为有限。由于梵汉之间的语言差异，虽然天竺佛经已经被译经家用汉文译出，但由于当时通晓梵文的受众极少，梵呗在河洛地区的传播存在严重的困难。虽宋代赞宁在《高僧传•读诵篇》记载，“原夫经震旦，夹译汉庭。北则（竺）法兰，始直声而宣剖；南惟（康）僧会，扬曲韵以讽通”（转引自徐湘霖：《净域奇葩———佛教艺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0页），但竺法兰的赞呗歌诵，系“直声而宣剖”，其音乐性不强。当时佛事方兴，译业草创，他所咏赞的，想必是原来的天竺音乐。无论是竺法兰，还是安世高在东汉桓帝时所唱颂的梵呗，在梵汉语言差异矛盾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以及正式的佛教仪式还未形成之前，他们所输入的是以梵语歌咏经偈的呗赞音乐。第二阶段，河洛佛教音乐的中国化与多元化阶段（三国至北朝时期）。梵语化的佛教音乐输入到河洛地区初期，与河洛地区的语言及音乐传统都不能完全协调，难以配合用汉语译出的偈颂和汉地创作的佛教歌词。三国时期，中国佛教徒注意到了这种矛盾。河洛地区的乐僧于是采用河洛地区的民间乐曲创作新佛曲，从而产生了中国化的佛教音乐。同时，河洛地区的文化精英与艺术家们也在为梵呗的中国化而努力，在梵呗的中国化中曹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法苑珠林》记载曹植游鱼山时，闻空中梵天之响而“制转赞七声，升降曲折之响，世之讽诵，咸焉”（释道世：《法苑珠林》，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版，第398页）。曹植通过删治《瑞应本起经》，改编而成的鱼山梵呗是一组由四十二个曲调组成的联奏，既保留了印度佛教音乐的特点，又具有洛阳地区的音乐风味，即传统的相和歌的特色。相和歌是对汉代北方各地流行的各种民间歌曲的通称。其中，既有原始的民歌，也有在民歌基础上加工改编而成的艺术歌曲。它属于汉代乐府歌曲中的一类，是乐府歌曲中的精华部分。魏晋之际﹐相和歌有较大发展，在河洛地区极为盛行。曹魏政权对相和歌尤为喜爱﹐写有大量歌词交乐工演唱。曹植将天竺梵呗与盛行于河洛地区的相和歌有效地融合在一起，创制了中国化的佛教音乐，既有利于梵呗的中国化，又丰富了河洛民歌的艺术形式。西晋至北朝时期，崇佛之风在河洛地区日盛。《洛阳伽蓝记》里详细记载了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佛教发展之盛状：“时佛法经像，盛于洛阳；异国沙门，咸来辐髫，负籍持经，来此乐土，宣武故立此寺（永明寺）以憩之。房庑一千余间，百国沙门三千余人。”（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第173页）洛阳吸引了世界各地来中土弘扬佛法的高僧，他们带来了新的佛教音乐形式，使河洛佛教音乐突破了单一的人声用乐系统，促使器乐化的河洛佛教音乐逐渐形成与发展。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凿的龙门石窟伎乐人造像中便可看出，如北魏时期修建的宾阳洞，内刻有八身伎乐天，皆面向主尊，演奏的乐器依次为笙、笛、阮、细腰鼓、磐、排箫、筝、铜钹计九件乐器。在这些器乐中，既有西域化的乐器，也有河洛地区传统的乐器。这一时期随着正式的佛教仪式的形成，河洛佛教音乐体裁也变得丰富起来，不再局限于初弘阶段的赞呗音乐，歌舞音乐与吟诵音乐兴起，并运用于佛法宣扬与佛教庆祝活动。第三阶段，河洛佛教音乐的繁荣与定型阶段（隋唐时期）。隋唐时期河洛地区的崇佛之风与以前相比更加兴盛，这极大带动了佛教音乐的繁荣，这一时期的河洛佛教音乐在乐器上和曲目上都在不断增加。隋唐时期新开凿的龙门石窟中，有11座石窟含有乐器，所有乐器竟达70余种，较魏晋南北朝时期多了箜篌、拍板等乐器。唐代长安和洛阳的宫廷中也有佛教音乐的演奏。从《羯鼓录》《唐会要》《乐书》（陈旸）以及《敦煌经卷》等文献中可以看出，当时唐代宫廷演奏的佛曲达70多首，其中《普光佛曲》《弥勒佛曲》《如来藏佛曲》《观音佛曲》《释迦牟尼佛曲》《龟兹佛曲》《卢舍那佛曲》《四天王》《阿弥陀佛曲》等，这些著名宫廷演奏佛曲大多是器乐曲，是与本民族音乐结合的基础上重新创作的，体现了河洛佛教音乐特色鲜明的艺术风貌。这一时期河洛佛教音乐在数量上繁荣的同时，在河洛佛教音乐创作、表演、管理上日益规范化。再加上隋唐社会的开放性，河洛佛教音乐也在不断吸收外来音乐的营养，在乐器、曲目编排上不断创新，隋唐时期官方化的音乐管理机构不断设立，佛教仪式活动比较频繁和固定化，使得体系化、制度化的河洛佛教音乐日益形成，河洛佛教音乐日趋迈入规范化阶段。第四阶段，河洛佛教音乐的世俗化阶段（宋元时期）。随着宋元社会商业经济的繁荣和市民阶层的形成，佛教的世俗化趋势逐渐明显。特别是宋元俗文化的发展，加速了河洛佛教音乐的世俗化趋势。王俊义指出，“宋元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特点，那便是俗文化的发达”（王俊义主编：《炎黄文化研究》第2辑，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87页）。河洛佛教音乐与世俗文化的结合，在民间说唱中多有呈现，极大丰富了市民的日常文化生活。宋元朝代更替之际，由于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政权的连年战争，使得河洛地区的佛教音乐遭受严重破坏，流落民间，又加速了河洛佛教音乐的世俗化倾向。从现存宋词、元曲的词牌、曲牌中，均可见到佛教音乐影响的痕迹，如词牌《菩萨蛮》、曲牌《双调五供养》等比比皆是。第五阶段，河洛佛教音乐的式微阶段（明清时期）。随着全国政治中心的北移，经济中心南移，位居中原的河洛地区，其区位优势逐渐丧失。加以明清时期的帝王虽不乏宠佛者，但相比藏传佛教，中原佛教日益失去了昔日皇家的支持。此期的河洛佛教音乐除了延续既往的佛教轨仪形式之外，逐渐转向与民间音乐相结合的轨迹。河洛佛教音乐在转向过程中，逐渐从宫廷、寺庙走向与民间音乐相融合的道路，并逐渐演变成后来以至近代的洛阳十盘音乐、洛阳庙会音乐、洛阳跑经调等民俗佛教音乐形式。
二河洛佛教音乐的表现特征
河洛佛教音乐在其发展过程中，既表现出中国佛教音乐的普遍性特征，又具有河洛特色的区域性特征。同时，河洛佛教音乐伴随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彰显出各自不同的特征。佛教音乐传入中国以后，逐渐由中原地区扩散至中国的其他区域，逐渐形成了多元化的区域佛教音乐风格。不同区域的佛教音乐受其自然与人文环境的影响，表现出了不同的特征。桑德诺瓦在探讨藏族佛教音乐时指出：“云南藏传佛教修供音乐涉及皈依、礼拜、赞颂、发愿、供奉、迎请、祭祀、祈请、恭送等一系列崇拜仪式和法事活动，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云南藏传佛教音乐形态，既具有藏族传统音乐的基本特点，又具有较为典型的多民族文化交融等的地域性特征。其主要表现在：音阶、调式、旋律、节拍、节奏、速度、曲式、词律、结构以及乐队组合等方面。”（桑德诺瓦：《云南藏传佛教音乐的形态特征》，《中国音乐》2013年第2期）作为汉传佛教音乐代表的五台山佛教音乐也有其自身的特征，韩军在《五台山佛教音乐的特点、价值与现状》一文中指出：“五台山佛教音乐历史悠久、形式独特，并具有浓厚的民族民间特征。”（韩军：《五台山佛教音乐的特点、价值与现状》，《五台山研究》2011年第1期）而河洛佛教音乐相比于其他地区的佛教音乐，有其显著的地域化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引领作用的根源性。河洛地区作为佛教正式传入中国的发端地，对佛教及佛教音乐发展起到了引领作用，早期的佛教音乐由河洛地区扩散到其他区域。东汉时期，白马寺高僧竺法兰“直声而宣剖”。南北朝时期，南朝宋白马寺僧人释僧饶就“善三《本起》和《大拏》”。齐白马寺释昙凭善“颂三《本起经》”。中国化的佛教音乐也与河洛地区有着密切的关系。曹植通过删治《瑞应本起经》，改编而成鱼山梵呗，融合了天竺佛教音乐与河洛地方传统音乐，并在河洛地区广泛传播。二是色彩浓郁的皇权性。河洛地区有“天下之中”之称，洛阳城更有古都之美誉。悠久的建都历史，使河洛地区形成了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国都文化，这也是中原文化的又一个突出特点。河洛地区佛教音乐的兴盛与河洛地区的国家皇权的支持密不可分。在河洛佛教音乐的发展历程中，一个明显的地域特征就是具有浓郁的皇权色彩，表现出官方性特质，河洛地区的佛教音乐常用于国家礼仪之中。“丝竹杂乐，皆由旨给”，“梵乐法音，聒天动地”（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第113页）。由皇家拨专款进行佛教音乐活动。不仅从横向比较的视角上看，河洛佛教音乐具有自身的诸多特点，而且从纵向历史演进的视角来看，不同时期的河洛佛教音乐也各有其特点。其一，初弘时期的河洛佛教音乐表现出外来性特征，音乐形式较为单一。早期的河洛佛教音乐完全秉承了天竺“梵呗”形制，也就是佛教史上所称的“西域化”讲经吟唱方式。袁静芳认为，“‘梵呗’即是模仿印度的曲调创为新声”（袁静芳：《中国传统音乐概论》，上海音乐出版社2006年版，第436页）。初弘期的河洛佛教音乐，其受众和用乐系统也极为有限。此期的河洛佛教音乐只掌握在少数外籍僧人手里，由于那时的佛教没有明确的形态，更谈不上仪轨性的佛事活动，奉佛者也仅限于皇宫贵族。用乐系统也较为单一，仅为声乐系统，主要靠人声传颂。其二，三国至北朝时期河洛佛教音乐呈现出本土化和多样化的特点。从龙门石窟现存的伎乐人与伎乐天的佛教音乐造像中，我们不难发现当时佛教音乐的多样化趋势。皇甫公窟里雕刻有八身伎乐天，从窟顶东端分为南北两列，每列四身，皆面向主尊，伎乐各持一件乐器，皆作演奏状，所持乐器有笙、笛、排箫、筝、阮、五弦琵琶、鼓、细腰鼓八件乐器。这一时期河洛佛教音乐的用乐系统已经突破了单一的声乐系统，开始使用器乐演奏佛曲，演奏人数有所增加，佛教音乐的表演开始仪式化、规范化，并且佛教音乐开始走出宫苑寺庙，向广大公众开放。随着河洛地区佛教的普及，其音乐形式已由单纯天竺风格的梵呗演变成以中国式的唱导与转读相结合为主的梵呗。其三，隋唐时期是河洛佛教音乐的兴盛时期，其音乐形式趋于定形，其特点日益规范化与专业化。隋唐时期河洛佛教音乐不但在寺庙盛行，而且在宫廷中也盛行。朝廷还大力吸纳民间音乐，进一步丰富了佛乐。这一时期的河洛佛教音乐除在数量上庞大以外，还在艺术水平上大为提升。隋唐时期的河洛佛教音乐广泛吸收中外音乐精华，利用当时作曲先进技法，创制佛曲，如利用当时“大曲”组曲技法，创制法曲，国家成立了专门的音乐机构来创作和传播河洛佛教音乐。如隋炀帝时创制的法曲有《万岁乐》《泛龙舟》《斗百草》。唐朝时期，在唐玄宗的主导下，法曲《霓裳羽衣舞》影响深远，它代表了唐代佛教音乐的最高水平。其四，宋元时期和明清时期的河洛佛教音乐基本承袭唐代，其总体特点是由宫廷走向民间，佛教音乐的世俗性增强。这一阶段的河洛佛教音乐由社会上层广泛走向社会各阶层，一些流行的民间乐曲为寺院利用，或在佛教节日和庙会中使用。元代的河洛佛教音乐与唐宋时期相比，由于蒙古族佛教音乐文化的日趋繁荣，藏传佛教音乐的兴起，使得汉传佛教音乐从整体上看显得日趋衰微。元明以降的河洛佛教音乐逐渐进入严重的衰退阶段，除保留了以前的艺术特色之外，其他特色已经基本不再存在。其艺术特色的持续暗淡，甚至面临永远再无光彩的危境。
三河洛佛教音乐变迁的动因分析
河洛佛教音乐在其历史变迁中，呈现出了发生、发展、高峰转换、式微的发展态势。河洛佛教音乐作为河洛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生成与发展受区域自然、人文环境的影响与制约。作为一种音乐艺术形式，其发生、发展、衰败的每个环节也无不反映着河洛社会生态体系的状况。纵观河洛佛教音乐的发展历程，区位优势是早期河洛佛教音乐得以形成与发展的主要因素，以政治、经济、文化为中心的社会生态变迁对河洛佛教音乐的兴衰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自身功能嬗变对河洛佛教音乐的雅俗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第一，区位优势变迁对河洛佛教音乐的发展具有外在的推动作用。河洛地区自古就有“天下之中”之称，文化底蕴甚为深厚。可以说河洛地域是中华民族生息的摇篮，华夏文明肇始的福地。河洛地区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在河洛佛教音乐发展早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区位优势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对早期河洛佛教音乐发生、发展和繁荣的巨大推动力，使其能够汇聚强大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资源来发展自身。东汉时期，河洛地区作为东汉政权的统治中心，由天竺或西域僧人经丝绸之路传来的佛教音乐不断地输入到河洛地区，无疑受到了当时皇权的支持。魏晋和北朝时期，洛阳仍是当时的统治中心所在。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北魏政权的宠佛思想，有力地推动了河洛佛教及其音乐艺术的发展。“据统计，宣武帝（公元512～515年）时，北朝共有寺院一三七二七所，孝明帝神黾元年（公元518年）仅洛阳城内就建寺院五百所，到魏末（公元534年）城中竟发展到一三六七所，北朝辖区共计三万余所，僧尼总数已超过二百万以上。”（尼树仁：《中州佛教音乐研究论文选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1页）可见当时河洛地区的佛风之盛。北魏时期河洛佛风的盛行，使得河洛佛教音乐出现了发展历史中的第一个繁荣期。盛大的佛教节日也在这一时期逐渐形成气候，如在纪念佛祖释迦牟尼的“浴佛节”上都有佛教音乐的表演。佛教节日的兴盛，为河洛佛教音乐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表演空间。到了隋唐时期，作为东都的洛阳仍然具有重要的区位优势。隋朝推行佛教治国的政策，隋文帝大力复兴佛教。隋炀帝在东都洛阳提倡佛教，还专门设翻经道场和翻经馆来传播佛教，佛教在河洛地区又重新崛起。在盛唐期间，有五个皇帝在洛阳居住共达42年之久。其中在武则天居洛的30余年间，由于河洛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都达到了一定的繁荣水平，加以武则天本人非常笃信佛教，扩充寺庙，增加僧侣，使得河洛佛教音乐逐渐走向第二次发展高峰。第二，河洛地区的社会变迁对河洛佛教音乐历史演进具有内在的驱动作用。以政治、经济、文化为中心的社会生态体系变迁对河洛佛教音乐的兴衰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河洛地区早期强大的社会生态体系使得河洛佛教音乐从发生走向全盛时期，元明以后，随着河洛地区社会生态体系的兴衰更替，河洛佛教音乐逐渐由盛而衰。东汉至北宋时期是河洛社会生态体系的繁荣时期，汉魏时期洛阳作为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长达300多年，洛阳成为全国教育及学术活动的中心，文人荟萃，人才济济，学术思想极为活跃，神、佛、经、玄四学在此形成，并影响了亚洲周边国家。隋唐时期的河洛社会生态体系达到高峰，武周时期洛阳更是有神都之称，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为一体，在文学、艺术、教育等诸多领域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虽然南宋以后封建统治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南移，但河洛文化却迎来发展高峰，二程“洛学”的形成，理学在河洛地区的兴盛，对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思想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元明清时期，河洛社会生态体系走向衰败，蕴含其中的河洛佛教音乐艺术也随其衰落而式微。第三，功能嬗变与河洛佛教音乐历史演进的相互作用。河洛佛教音乐功能的嬗变与历史演进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河洛佛教音乐的功能嬗变推动着它的历史演进，河洛佛教音乐的历史演进又反过来促使其功能的不断变化。就河洛佛教音乐的功能而言，其第一个发展阶段主要为赞颂佛陀事迹。早期的河洛佛教音乐形式是梵呗，又为“赞呗”，意为赞颂佛德之歌咏。佛教传入中原以后，为了更好地弘扬佛法，寺庙中就经常举行讲经法会，由得道高僧向信众们解释佛经经文。有些高僧在弘法之前，常常先由一名和尚高声唱出一段引导词，目的是以微妙音声赞扬佛的功德，同时也起到渲染庄严气氛和肃静会场的作用。到了河洛佛教音乐的第二个发展阶段，其功能有所增加，开始用于重要佛教节日的庆祝活动，如魏晋南北朝时期较为盛大的“浴佛节”等。“普教华香，奏诸音乐。”（陈林译注：《无量寿经》，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13页）到了河洛佛教音乐的第三个阶段，它的教化功能日益彰显，慧皎《高僧传•唱导篇论》曰：“唱导者，盖以宣唱法理，开导众心也。”（赖永海：《中国佛教通史》第4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77页）佛教以声为教体，用音乐形式来表达和宣传宗教教理、教义，教人向善。唐代净土教作“法求赞”、“般舟赞”、“往生礼赞”，制定“五会念佛”法规，并配有《散花乐》等曲目，运用梵呗在弘法场合中。总之，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河洛佛教音乐在其近两千余年的发展历史中，其发生、繁荣、衰败的每个环节无不反映出河洛文化的生态状况。当下市场经济、文化转型、传媒革新所带来的冲击，更使得河洛佛教音乐渐渐失去了既往的生存空间。这一发展态势，虽与佛教音乐艺术本身发展有关，也是时展的客观必然。但文化毕竟是民族的血脉，是人们的精神家园。河洛佛教音乐作为一种传统文化艺术形式，在精神教化方面，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功能。在河洛佛教音乐尚未成为绝唱之前，应该早日采取行动，保护这一承载着河洛文明和华夏子孙所创制的这一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艺术形式，为河洛和中原地区乃至华夏的子孙后代留下一份珍贵的文化艺术财富。
作者：刘英丽
1河洛体育文化产业的内涵介绍
美国的两位人类学学者ClaekWissler和克鲁勃提出了“文化区”的概念,属于文化人类学中的一个概念,其中的“区”指的就是地域。因此,文化区也就是具有相同文化特征的区域[4]。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学者开创了体育地理学研究这门学科,为区域体育文化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而洛河体育文化,就隶属于区域体育文化的范畴。从地理范围上来说,洛河体育文化的中心为洛阳,北跨黄河地域,南到月伏牛山,东至郑州、荥阳、西至华阴、潼关,是指这一区域内的体育文化。视角不同,对体育文化产业的定义也不同,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体育文化产业应当是指为社会提供体育文化产品的经济活动,以及其同类经济部门的统称,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体育用品;另一部分是体育服务[5]。比如城市中的健身中心即属于体育服务,为市民提供体育服务的场所。而洛河体育文化产业是指中国古代洛河体育文化产业及其衍生产业的集合。
2牡丹国际文化节背景下的洛河体育文化
河南洛阳牡丹国际文化节包括经贸合作、观赏花灯和文化交流等,同时还融入了休闲娱乐、旅游观光及文化体育等河洛体育文化产业的相关内容。在第23届牡丹花会中,举行了民俗文化庙会、大型嘉年华游园晚会等丰富多彩的节目,促进了河洛体育文化产业的发展。在第26届牡丹国际文化节上,更是举办了广场文化狂欢月活动,并承办了中朝女足邀请赛等,以及灵山文化旅游节、体育舞蹈公开赛、荆紫山道教文化旅游节等等;第28届牡丹国际文化节上,举办了国际舞公开赛、全国门球邀请赛、广场文化狂欢月活动等。这些独具特色的互动,与河洛地区的体育文化密切相关,比如抖空竹、踢毽子和扭秧歌等,河洛体育文化就融于这些体育活动中,这些活动共同展现出牡丹国际文化节的独特魅力,同时也让四海宾朋品味到了独特的河洛体育文化。洛阳牡丹国际文化节的举办,毫无疑问带动和促进了河洛体育文化产业的发展。“花会搭台,经贸唱戏”,牡丹国际文化节自创办以来,吸纳了来自国内外数以万计的游客,由于牡丹花开富贵,寓意吉祥,具有很高的观赏性,促进了本地旅游业的发展,使得经济文化之花竞相绽放。洛河地区通过牡丹国际文化节这一平台,举办了一系列大型的经贸活动,每次经贸活动的参展商家超过了400家,合同资金超过了8亿美元,对于河洛地区的经济拉动作用非常显著。同时,在花会期间举办的一系列经济活动,也带动和促进了旅游链条的延伸,餐饮、住宿、购物等活动异彩纷呈,人才交流、劳务输出和体育文化发展等取得了重大进步[6]。在牡丹国际文化节的带动下,河洛体育文化产业获得了较大的发展。而第31届洛阳牡丹国际文化节上,与体育文化、旅游有关的项目非常多,比如建立了洛神文化产业园、着力打造了丝绸之路伊斯兰风情街,以及建立了道教文化产业园等。而与体育文化产业相关的项目,比如开发成集老子、老子官场,以及集休闲、娱乐和文化体育为一体的特色文化产业园区等等。洛河体育文化产业的发展研究洛阳牡丹国际文化节为构建河洛体育文化产业园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广阔的平台,可促进洛阳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而河洛体育文化产业园的打造,可有助于传承和弘扬河洛文化及牡丹文化[7]。众所周知,牡丹文化及河洛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为洛阳,同时这两种文化也是我国文化的重要基础,促进河洛体育文化产业的发展,是对民族文化的肯定,以及继承和发展。而推动河洛体育文化产的发展,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2.1政府大力支持,进行整体规划洛阳牡丹国际文化节为河洛体育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给河洛体育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在这种背景下,政府应给予河洛体育文化产业的发展以极大的政策支持,主要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进一步下放和取消各种审批权,进一步释放地区的市场活力,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吸纳社会资金进入到体育文化产业中;二是为减轻企业的税负,提高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竞争力、抗风险能力,促进中小型企业和小微企业的发展;三是保持适当的市场监管力度,维持体育文化产业的公平竞争,为企业的发展创造一个优化的市场环境,促进河洛体育文化产业的发展。在给予河洛体育文化产业政策倾斜和支持的同时,为了更好促进体育文化产业的发展,还需要对河洛体育文化产业的发展做整体规划,对于河洛广场体育文化、龙门石窟和白马寺在内的体育产业旅游文化,做一个整体规划研究,加强项目论证,保证投资收益,提高河洛体育文化项目的经济效益。
2.2构建河洛体育文化活动提升工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洛阳牡丹文化节具有很强的观赏性、娱乐性和创新性,洛阳牡丹文化节的影响力将不断上升。因此,在河洛文化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可将货样牡丹国际文化节作为媒介,进一步突出文化节的特色、文化性,并注重牡丹的市场性、创新性,打造独树一帜的品牌体育文化活动,提升广场文化、龙狮文化和太极拳文化活动的整体水平,而河洛体育文化活动提升工程的构建,首先需要加大资金投入,通过加大资金投入和支持力度,不断提升各种文化活动的规模、影响力和吸引力,提升河洛体育文化产业的品牌;其次加大体育文化活动的宣传力度,通过网络媒体、电视和手册宣传等形式,扩大各种体育文化活动在群众中的影响力,使人们耳熟能详,乐于参与进来,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增强人民体质;最后对体育文化活动设施,要加大保护和管理力度,制定完善的管理标准和损坏赔偿制度,提高民众的保护公物的意识,确保龙狮文化活动、太极拳文化活动和民俗庙会等各项活动的顺利开展[8]。
2.3河洛体育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河南作为中西部省份,旅游业在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例较小,但是众所周知,中原地区作为古代的文化中心和兵家必争之地,留下了非常丰富的、独特的文化资源,对于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十分有利。因此,河洛体育文化产业的发展,应将旅游产业作为重要的一环,加强体育文化产业旅游品牌的宣传,全面提升旅游服务水平,以牡丹国际文化节为契机,在文化节期间,广泛宣传河洛地区的人文景观游、自然景区游、民俗庙会游和民族体育游,并举办具有地区特色的体育赛事,不断提升河洛民间体育文化产业的知名度和品牌。同时,在大力宣传的同时,积极引导群众的体育消费,以带动河洛体育文化产业、体育文化旅游业的快速发展。
2.4加大对河洛体育文化的宣传俗话说,酒香不怕巷子深。但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在注重品牌营销的今天,应积极转变营销观念,加大对河洛体育文化的宣传,主要是宣传河洛体育文化的独特性、时代性,大力宣传河洛体育文化的现代意义。为了更好宣传,可邀请主流媒体、知名主持人和文化名人等参与到河洛体育文化产业园的建设中,通过建立专门的网站,提升网民对于河洛文化产业的关注度,为河洛文化点赞。
3结语
河洛地区地理位置优越,且蕴藏着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特别是体育文化旅游资源,经过整体规划与系统开发,可成为推动洛阳经济发展的新兴产业和优势产业。而洛河体育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以洛阳牡丹国际文化节为契机,借助这一平台,加大宣传,提升品牌影响力,最终提升河洛体育文化产业的服务水平和经济效益,提升洛阳发展的软实力。
作者：涂俊彪 单位：洛阳师范学院体育学院
河洛地区洛阳经歌洛阳文化世俗化民歌以洛阳为中心的豫西一带以及黄河与洛河交汇的河洛地区，是洛阳传统民间音乐资源荟萃之地。其中广泛流传于河洛地区的经歌，以独特的音乐特征和文化内涵成为洛阳民间音乐种类之一。本文是在以洛阳关林镇、龙门附近一带地区为中心，遍及洛阳所辖各县采风后，在收集其经歌基础上，将洛阳经歌的音乐特征作为切入点，对河洛地区洛阳经歌进行具体的本体研究和分析。
一、洛阳经歌的生存根基
产生于河洛地区的洛阳文化，是指以黄河与洛河交汇处和以洛阳为中心的豫西一带。这一地区不仅正处于人们常说的与文明起源有缘分的北纬34℃半，同时也为洛阳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大面积的洛阳王湾遗址、二里头遗址等众多文化遗址的发掘，都说明了河洛地区早已成为文化内涵丰富的地区。
洛阳文化以特有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悠久的历史积淀以及丰厚的文化底蕴，为洛阳经歌的形成发展创造和提供了天然的客观条件和便利场所。在洛阳文化的沃土中孕育滋长而成的洛阳经歌，不仅吸取和承继了洛阳文化的营养文化，它的发展与洛阳文化的生态圈息息相连，而且它又是洛阳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并成为民间音乐在这一地域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
二、洛阳经歌的音乐结构特征
（一）题材内容种类特征
洛阳经歌的主题思想以宣传佛教思想教义为主，因此，就其题材内容来讲主要有三种形式：
一是以宣传佛教信仰或描述佛教寺院的生活习俗为题材，如《扫经堂》《十上香》等这类经歌内容，主要体现了佛教信徒通过吃斋念佛、出家修行的虔诚心理和对佛的敬重。
二是以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故事为主，内容大都为宣扬传统道德观念，即劝人行善行孝、从善节俭、勤劳戒恶、忍让等，这类题材内容在洛阳经歌曲目中占大多数，如《试试儿的心》《十大劝》等。由于这类经歌以劝善为主，故在民间又被称为“劝人方”。
三是以触景生情为主，或以地方景象为唱诵对象，或讲述古代历史人物、神话传说故事为主，如《赶会》《观花》《弹琵琶》等，这类经歌内容虽然没有佛教思想内涵，但它连续使用衬词“弥陀佛”构成一个“副歌”的衬腔，从而强化了经歌的佛教色彩气息。
（二）节奏节拍特征
从1996年由中国ISBN中心出版的《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河南卷》所收集到的17首洛阳经歌中，2/4节拍者12首，4/4节拍者3首，二者约占总数的88%，在2/4节拍者偶尔穿插3/4节拍者2首。
可见，洛阳经歌的节拍形态多以8分音符的均等性节奏性为主，节拍严谨、均匀和规整。但在衬腔“嗨嗨阿弥陀佛”的节奏形态，却具有明显的强弱变化，这是木鱼或梆子等伴奏乐器逢强拍必敲击的缘故。洛阳经歌上下句之间节奏形式的对称性和统一性，使其唱词的轻重位置与唱腔节奏的强弱位置相顺，因而使洛阳经歌的诵唱较顺口和简洁，乐曲起伏变化比较平和、连贯。
（三）唱腔旋律形态特征
洛阳经歌的旋律进行，是在洛阳方言音韵、声调的基础上，而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洛阳方言又因“中原惟洛阳得天地之中，语音最正”（陆游、陈寅恪）以及元？周德清《中原音韵》所记载的：“……其调值阴平走高，阳平走低，上声高平，去声走低而有转折，尤其是洛阳一带语音符合中州韵的发音特征”。可见，洛阳方言以特有的四声调值规律对洛阳经歌旋律形态生成的重要性。
洛阳经歌的旋律线条趋向是基本与洛阳方言的字调走向相吻合，唱词字调对唱腔的旋律曲调有着制约的作用，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经歌唱腔的旋律是语言在音乐上的“翻版”，是一种带有情感的语言，浸透着洛阳方言本身特有的声调趋势、逻辑重音和感情重音等多种形态因素，因而洛阳经歌的唱腔旋律形态的特点主要体现在：
1.以洛阳方言为基础构成唱腔音乐形态的主要腔型为短腔形态，它是经歌中处处可见的较接近口语的一种腔型。其唱腔形态多为一字一腔，腔与字同进同出，依字行腔，腔随字转，具有诵唱性的风格。
2.经歌的唱腔多以旋律的下行形式进行，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受到洛阳方言走向支配而形成的，在方言声调调值的阴阳上去四个调类中，“洛阳方言无论是在每个调类所包含的字数中，还是在每个调类的使用率中，都是阴平字多于上声字”；另外，上声字起点较低，但又不到调值的四度，只有一点微升的感觉，形成了洛阳方言在四声中以升声调、降声调占多数的特点，因而使洛阳经歌的旋律进行多以下行进行为主。
在经歌中，那些用来表现唱词声调中升降幅度的音符，不仅直接再现了生活中的语言声调，而且也扩大了声调的幅度，使它在音乐上有一种语气性的强调，从而强化了经歌唱腔的音乐表现。故其唱词旋律比较贴近生活语言，给人一种话家常、较自然、顺口的感觉，听起来入耳、亲切，增强了经歌内容的亲和力表现，也更体现了经歌的唱腔旋律是语言情感和音调在音乐上的延伸和深化。
（四）调式调性特征
洛阳经歌的旋律多以五声调式为基础，宫音、商音和徵音三个骨干音是构成经歌调式的的核心音调，旋律多为五声音阶。在五声音阶基础上加入“清角”或“变宫”形成的六声音阶的宫调式、徵调式构成了经歌基本格调，给人以平稳、肃穆的气氛。
带有“变徵”的七声音阶调式在洛阳经歌中的使用，相对加强了七声性，减弱了五声性的特点，其“变徵”音的使用，不仅只作为经过音或辅助音，特别是“变徵”音常出现在洛阳经歌的终止结束句中，具有重要意义。下面以G宫调式为例将其基本音阶排列如下：
（五）河南豫剧对洛阳经歌的影响
河南豫剧对洛阳经歌的影响，最典型的就是在经歌中含有特殊音级“变徵”的七声音阶：（1 2 3 #4 5 6 7 ì）。“变徵”七声音阶的使用，不仅是河南豫剧音乐的地域标志，也是河南地方色彩标志。
早在氏族社会时期，汉民族就逐渐出现众多的氏族具有各自独特的音阶，其中中原地区，即今天的以河南省为中心的这一带地区，就使用“变徵”七声音阶。“据1978年在河南淅川下寺出土编钟的音阶（1 2 3 #4 5 6 7 ì），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记载，和我国古音阶（雅乐音阶）相吻合，当时记载这套编钟铭文“令伊子庚”为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552年；同时以河南为首的中原地区长期以来一直就是商代的文化中心；河南梆子使用古音阶”，这些事实足以证明“变徵”音阶是河南特有的色彩点。
雅乐七声音阶在河南豫剧中占主导地位，它以宫、商、角、徵、羽五个正音为主，两个偏音（变宫和变徵）在旋律进行时作经过音或作辅助音分别上行到宫音和徵音。而变徵音在豫剧中主要以这三种变化形式形成独特的基本乐汇：第一，是作为音阶中的一音在强位使用或长时值的连续使用；第二，是经常出现在乐句或乐段的结尾处，形成很有特点的终止式，变徵音作为辅助音的进行；第三，是常与它的上方三度音、下方三度音结合或于上方五度音、六度音的结合。这三种变化在豫剧中随处可见。
同样，洛阳经歌中变徵音的使用与河南豫剧的偏音变徵是一脉相通的。如经歌《哭五更》等都是五声性比较强的七声音阶徵调式，都是变徵音出现在结尾处，以小二度上行（#4-5）形成终止式。
可见，从最早古音阶中的出现“变徵”音，发展到成为河南地方音乐的色彩标志，直到今天的洛阳经歌中仍有“变徵”音的存在，正如黄翔鹏所说的“历史上的‘今乐’事实上是古乐生命的延续，它在传承中分别以原始面目、渐变面目、发展了面目流传至今。”更加证实了洛阳经歌是河南乃至河洛地区特有的地方音乐种类。
三、多元文化背景下洛阳经歌的社会价值
文化，广义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一社会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并随着社会物质生产发展而发展。洛阳经歌是河洛地区广大人民群众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习俗、观念及行为的总和。它是河洛地区民众对生活的一种创造性的反映，也是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结晶。虽然名称不同，但它们所表现的内容是一致的。
河洛地区过去有很多人虽不出家为僧为道，但他们却非常笃信一切神灵或佛像，他们除了平时在家中的佛堂上吃斋念佛自我修行外，还常常在民间举行香火会或庙会时，为报答诸神，烧香拜佛，为祈福，报答恩谢，唱起各种佛教经文或劝人行善的故事，在这种民间信仰活动中所唱的曲调就是所谓“经歌”。“经歌”在民间常广泛俗称为“经调”“念经儿”“唱经”或“说经”或“跑经”。通俗的讲，“经歌”和在佛像面前的烧香祭祀、敬奉贡品都是一样的性质，只是方式的不同而已，最终目的还是希望能够得到神灵和诸佛、菩萨的庇佑。
由于洛阳佛教文化的长期影响和深入民间，佛教寺院在日益世俗化的过程中逐渐成为经歌赖以生存的重要场所，同时经歌也在民间广泛的流传和发展。洛阳经歌主要在这两种时间场合出现：一是在祈神求愿、烧香拜佛等香火会之类的活动中出现，主要是“娱神”；二是在春节、元宵节以及各种庙会等传统节日进行娱乐性的表演，主要是“自娱自乐”“娱人”，体现了更多的世俗化气息。
综上所述，通过对可考资料与笔者实地考察资料的分析和思考，据此认为：经歌最初系寺院僧尼诵唱经文之经调流入民间后，在吸收和容纳当地的民间音乐曲调的基础上，以佛教思想内容或神话故事传说为题材内容而形成的一种风俗民歌，是民间善男信女们在朝山拜佛或进庙拜香时而演唱的劝善歌。这里的“经”是当地的信徒们根据佛教思想或佛教教义而编唱与佛教有关的各种题材内容。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洛阳经歌不是佛教音乐，它是具有佛教文化色彩的世俗化民歌。
参考文献：
[1]周鸿俊.河南文化艺术年鉴1995[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166.
[2]洛阳市地方史志办.洛阳市志・语言志[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417-418.
关键词：煤油气化工项目 水资源论证 存在问题
1. 项目概况
延安煤油气资源综合利用项目位于陕西省延安市的富县境内，厂址选在富县县城以南12km的富城镇洛阳村，富县位于延安市南部，距延安市区70km。
延安煤油气资源综合利用项目以油田伴生气、煤为原料，生产精甲醇产品，主要有180 万t/a甲醇、60 万t/aMTO 、40万t/a轻油加工、45 万t/a聚乙烯、25 万t/a聚丙烯、20 万t/a丁辛醇、6 万t/a乙丙橡胶。工艺装置用地面积为38.9hm2。
项目规划总用水量2630 m3/h，年平均利用小时8000小时，年总需水量2104 万m3/a。主要取水水源拟为洛河支流葫芦河在建的南沟门水库，取水量为1781万m3/a。
2. 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北洛河发源于陕西省定边县白于山南麓，东南流向，于大荔县朝邑入渭河，干流全长680.3km， 流域总面积2.69万km2，陕西省境内面积2.46万km2，占91.34%，甘肃省境内面积0.23万km2，占8.66%。洛河流域覆盖陕西省榆林、延安、铜川、渭南四市的16个县（区）及甘肃省的华池、合水两县。其中延安市的吴起、甘泉、富县、洛川、黄陵的全部和志丹、黄龙的大部属洛河流域。
北洛河南城里以上面积2.08万km2，其中陕西省境内面积 1.847万k㎡，占89%（榆林市占6%、延安市占83%），甘肃省境内面积0.23万m?，占11%。
根据《陕西水资源综合规划》成果，洛河流域地表水资源量9.50亿m3，洛河南城里以上流域地表水总量为6.82亿m?（洛河南城里以上陕西境内地表水总量为6.28亿m?，甘肃省0.53亿m?），占全流域的71.8%。流域内地下水按含水介质分类主要有第四系孔隙潜水、基岩裂隙水和喀斯特岩溶裂隙水三种类型。根据《陕西水资源综合规划》成果，洛河流域南城里以上潜水地下水资源量为2.79亿m?。
洛河南城里以上陕西境内地表水资源量6.28亿m?，地下水资源量2.79亿m?，扣除地表水和地下水的重复量2.55亿m?后，水资源总量为6.52亿m?。其中，地表水可利用量为2.82亿m3，地下水可利用量为1.11亿m3。
2008年洛河流域南城里以上各部门实际用水量1.05亿m3（不含水力发电）。其中：农田灌溉用水量（含林牧渔畜）0.57 亿m3，占总用水量的54%；工业用水量0.31亿m3，占总用水量的30 %；居民生活用水量0.12亿m3，占总用水量的11%；城镇公共用水量0.04 亿m3，占总用水量的4%。生态环境用水量0.003 亿m3，占总用水量的0.3%。2008年洛河南城里以上各类水源总供水量1.05亿m?，其中地表水供水量0.66亿m?，地下水供水量0.39亿m?。
洛河流域南城里以上2008年人均用水量约118 m3，远低于全国人均用水量446 m3；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为26.6m3/万元，低于全国平均的193 m3/万元用水水平；城镇人均生活用水量47l/d，低于全国用水212l/d水平；农村人均生活用水量为34l/d，低于全国用水72l/d水平；农田实灌面积用水量为138m3/亩，低于全国435m3/亩用水水平。
3. 项目取水水源选择与结论
3.1 再生水源
项目所在地富县县城仅有3万余人，相邻的洛川县城4万余人，黄陵县城也仅有3万余人，工业和生活用水量很少，废污水年排水量均在100万t以下，目前没有污水处理厂设施，不可能向本项目供水。故本项目没有利用当地再生水做为供水水源的条件。
3.2 矿井疏干水
富县虽蕴藏有较为丰富的煤炭资源，但2006年富县全年生产原煤仅为12万t，矿井疏干水量少，且目前尚无大型煤矿开采规划，本项目的原料煤以榆林煤及延安黄陵县混配煤为主，燃料煤采用延安当地的煤，煤矿距厂区较远。因此矿井疏干水不宜作为项目供水水源。
3.3 洛河河水和地下水
洛河从项目区流过，虽然年径流较大，但含沙量高，处理难度大，不宜直接作为本项目供水水源。
延安市洛河流域地处黄土高原沟壑区，地下水平均补给模数小于3.0万m3/km2.a。地下水资源非常贫乏，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地形条件极其复杂，地下水开采难度很大，且不存在集中开采条件，无法作为本项目的供水水源。
3.4 水库引水
在建的南沟门水利枢纽工程由葫芦河南沟门水库工程和引洛入葫工程共同组成。南沟门水库是一座以工业、城镇生活供水为主，兼顾农业灌溉、防洪等综合效益的大（二）型水利工程。水库坝址位于交口河镇葫芦河口以上3km的寨头河村附近，距拟建厂址约26km。按水资源配置方案，南沟门水库在满足下游河道生态环境用水的前提下，就近向延安石油化学工业园区和黄陵县城的生产生活供水。
取水点水质化验，综合评定为Ⅲ类，水质较好。南沟门水库总库容2.006亿m3，调节库容0.931亿m3，死库容0.1742亿m3。设计水平年2020年在满足下游河段综合用水要求情况下多年年均向工业、城镇供水量为11535.6万m3，其中向延安能源化工基地供水6781万m3，供水保证率均为95%。
本项目属延安能源化工基地规划项目之一，为南沟门水库规划供水对象，已纳入水库的水量配置方案中。本项目年取水量1781万m3/a，占南沟门水库向延安能源化工基地供水6781万m3的26.2%，项目取用水符合区域水资源总体规划，不会对区域水资源产生新的影响。
4. 若干问题的讨论
本次论证工作进展顺利，取得的成果和达成的结论也比较切合实际，但是仍然可能存在一些技术上或政策上的问题。总结这些问题对于本项目或其他类似论证项目具有较好的指导意义。
4.1 论证依据不足，数据滞后
首先，原始资料是论证工作的根本依据，必须来自实际调查或测验，如果是转引的，则应该进行复核，鉴别其是否失真。
其次，水资源论证所依靠的水文数据随时间空间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要对资料的合理性、一致性、代表性进行分析后采用，必须采用最近年份的水文数据。
再次，水平年的确定要科学合理，认真分析水平年与现状年之间的关系。本次论证的现状年为2008年，数据资料稍显滞后，应该在今后工作中及时予以更新，使其更有说服力。
4.2 项目论证专家现场查勘工作较少
水资源论证是审查项目取水、供水、用水、耗水、排水、节水和保水等多个方面的合理性，审查项目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其重点是审查报告的文字、数字，而论证专家的现场调研工作，则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考察建设项目实际情况的主要。但是由于在进行水资源论证时，建设项目一般都没有开工，设备没有运行，无法详细了解有关内容的可靠性。
4.3 项目各方对论证工作重视不够
【关键词】书法；起源；发展演变；篆书；隶书
中国书法，做为中国独有的一种艺术形式，同其他艺术门类一样有其产生、演变、发展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洛阳始终和它有着一种特殊的亲缘关系。洛阳是中国书法的主要发源地。从河图洛书到八卦，从卜骨到金文（青铜器铭文），甚至于仓颉造字的传说，这些中国文字的雏形无不与洛阳有关。
一、洛阳是中国书法的发源地
书法是汉字的艺术，汉字的问世便是书法的产生，因为在印刷术出现之前，书法和汉字本为同一性质。而汉字之根，就深扎于洛阳这块沃土。
（1）从洛阳的考古研究成果，看中国书法的起源。中国书法艺术，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只有人类活动较为集中、经济相对发达、社会比较进步的地区，总有首先产生书法的社会条件和物质基础。距今约十万年前，人类的祖先便在洛阳黄河岸边留下人工打制的石片，河洛先民在长期的群居生存和进化中，已经有了自己的语言。仰韶文化是以洛阳地区渑池仰韶村遗址命名的，距今约五千至七千年，在洛阳地区发现的仰韶文化遗址涵盖了早、中、晚期。有用于农业生产的工具和陶器。陶器的饰纹由几何到抽象、刻画符号由萌生到雏形，出现了“x”、“s”等形状的符号或纹饰。人类追求美的意识和用文字交流的渴望日渐强烈。
（2）从华夏文明之源“河图洛书”看中国书法的起源。河图洛书是华夏文明的源头。“河出图 ，洛出书，圣人则之”，因为伏羲则图画卦于洛阳，开创了人类文明，为纪念这位华夏先祖，早在一千六百年前就在河出图处建成了龙马负图寺。 “河图洛书”的产生开启了中华先民早期的哲理思维，导源了中华民族汉文字，同时也是书法艺术的产生。
二、洛阳是中国书法发展、演变的核心地区
这表现在多种代表性书体如金文、八分书、章草、今草、真书、飞白书、魏碑等，都是在洛阳被创造出来的，可以说，流传至今在大多数书体都起源于洛阳。在中国书法变革、发展中，作为中国书法主要发源地的洛阳，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历代书法崇尚的风格都有洛阳关系密切。比如，“汉尚象”、“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而这各个时代崇尚的书风都有洛阳密不可分。
（1）篆书的演进与总结。篆书是我国古代最早成型书法，在书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汉文字从卦象书法到具有书法鲜明特征成熟体隶书，发展历程漫长而艰辛。洛阳在承载书法的演变和发展的同时，不断接纳汇集周边地区书法发展的优秀成果，从而使“金文”“甲骨文”“石鼓文”等书体，在以洛阳为中心的地区发展演变。商、周时期，在各种书体的碰撞中，金文凭其整齐、遒劲，揭开了金文书法的壮观序幕。
春秋战国时期，学术百家争鸣、艺术百花齐放。中国书法在沿着主线发展的同时，还出现了鸟虫书、货币文字、符节文字等。
（2）汉字由篆到隶，再由古隶到八分，是一次历史性的重要转折。在书法中，各种笔法的运用无不导源于八分。将古隶推向“八分”的代表人物是东汉时期的大学问家、大书法家蔡。《熹平石经》的刊立是隶书发展到顶峰的标志。
两汉时期，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文字的书写和运用空前频繁，“能书”成为选拔各级文吏必须考核的内容，写字跟仕途挂钩，自然引起读书人的重视。实用书写要求快速便捷，促使字体突破秦朝小篆，产生了隶书、草书等多种字体。到东汉晚期，篆、隶、草、行、楷五体俱备，并出现书法家和书法理论，汉字书写开始与文人情趣相融合，遂成为独立的艺术形态。
在各种书体中，东汉晚期人最迷恋的是草书，最早的书法理论也是关于草书的。最初的草书保留隶书笔法，字字独立，为区别于后来连绵纵逸的“今草”，这种书体被称为“章草”。“最初几位草书大家，都与洛阳有着不解之缘，崔瑗曾长期游学洛阳，与马融、张衡结下深厚友谊；张芝则随在朝为官的父亲，长期在洛阳生活，正是文化之都的沃土，成就了这几位书法家。
摘要：我国文化产业在政府主导下即将进入蓬勃发展时期，各地区均寻找各自传统文化资源优势，对其进行传承与发扬，打造文化产品。河洛大鼓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流行于河南洛阳地区的一种说唱艺术，是河洛文化中赋有特色的艺术文化代表，具有独特的音乐色彩和浓郁的地方风格，将其进行现代文化产品打造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和商业价值。
关键词：文化产业；传统曲艺；现代演艺；河洛大鼓
前言
我国历史文化深厚，艺术资源丰富，是典型的文化大国，但却还不是文化强国，文化产业与发达国家还有着很大的差距。存在文化主题不够突出、历史文化缺乏足够产品支撑的问题，导致文化产业发展呈现出“有历史无资源”、“有资源无文化”、“有文化无产品”等现状，无法满足文化产业发展需求。这为我们艺术工作者提出了命题。
一、传统曲艺在现代演艺活动中焕发勃勃生机
伴随着中共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的召开，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为会议主题，我国文化产业即将进入蓬勃发展时期。在此背景下，文化产业运作模式将逐渐完善，整体市场也从“自由发展”、“无控制发展”期逐渐步入抓住并能利用文化市场经济发展、运作规律的可控期。就传统文化而言，各地区均试图寻找自身特有的文化资源优势，并对其进行包装、改造，以融入现代元素的内容、风格等新形式，并运用成熟的营销模式获得较丰厚的经济回报。如东北二人转的改良、刘老根大舞台的成功、德云社带起的相声风潮、天津“中国鼓曲十二钗”全国巡演等均得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二、选择优秀的地方传统曲艺
河洛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文化，是数千年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河洛大鼓是河洛文化中一颗闪亮的珍珠，是河洛文化在音乐艺术领域中的光辉结晶。同时是省内外影响较大的曲艺品种，且多次获得全国奖项，有其重要的地位与文化价值。
河洛大鼓是清末民初以来，由河洛民间艺人在洛阳琴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曲艺形式，其音乐形态在五代艺人的传承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令人感慨的是在今天以“现代音乐”为主流文化的时代，这些古老的民间音乐曲种却面临着逐渐消亡的危险。艺人只减不增，已不到20人，年龄均在五、六十岁以上，并且大部分已不再从事表演活动，河洛大鼓的生存状况已跌入令人担忧的境地。
2004年3月在全国政协副主席罗豪才同志的建议下，全国哲学社科规划领导组将“河洛文化研究”作为2004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随后洛阳地区被列为国家《“十一五”期间大遗址保护总体规划》的三大重点片区之一，成为我国大遗址保护的重中之重，并在“十二五”期间继续作为重点片区获国家政策资金支持。
三、传统曲艺的创新与营销
（一）创新点
1、项目设计创新：创新包括运用现代舞美、灯光、音效、服装、道具等手段和动漫、影视等艺术形式有机融合到演艺中，促使河洛大鼓更好的表现其艺术魅力，使河洛大鼓的表演从田间地头走入大雅之堂。
针对中老年群体，公司将以打造原生态演出为主，由老一辈名家艺人创作新段子，在保留经典唱段的基础上，融入现实生活及社会焦点素材。同时，也可对唱腔、服装、舞美、伴奏等做小幅度的改变，推广传统经典版《悠悠鼓曲》；针对青年时尚群体，利用现代配器音乐做伴奏，加入舞蹈元素，同时服装、舞台设计、灯光等各项流行元素的融入，将推出极具时尚旋动感的《摩登鼓风》；针对少年、儿童，公司将运用现代动漫、音乐、影视资源，与教育理念相结合，培养孩子的艺术欣赏能力，推出寓教于乐的少儿版《阳光古韵》。
2、运作模式创新：主要是盈利与公益推广相结合，公司与政府合作的运作模式。既实现经济效益，同时保证社会效益。
3、筹资方法创新：采用“份额化”出售手段，保障公司发展初期的资金需求；前期争取政府扶持，稳步走向完全市场化；建立会员制和组织票友会，有效进行筹资。
4、推广创新：利用名人效应，请名人加盟项目策划与运行，增加项目影响力；走亲民路线，即可在剧场演出，也可在社区、工矿企业、学校甚至田间地头进行演出；把握国家文化保护政策，与政府相关部门紧密合作，进行各类文化推广活动；借鉴航空售票模式，推出“提前购票优惠多”促销活动；推行“全家福”、“情侣”套票销售方式。
（二）现代营销手段
1、营销战略：充分利用洛阳大量旅游者优势，打造品牌，扩大影响力，使河洛大鼓演出成为洛阳旅游重要的观赏点；开发优质演出资源，追求艺术创新，增加节目魅力，吸引洛阳本地对文化生活有较高需求者，培养稳定增长的忠诚消费者。
2、营销策略：（1）前期：运用电视、网络、报纸等媒体，推广“新概念”下的河洛大鼓演出品牌，使更多人了解新型河洛大鼓演出，并能引起关注，产生焦点话题。如邀请文化名家王立群教授及德高望重的老艺人做专题栏目介绍河洛大鼓；还可以在有一定影响力的名牌节目中如梨园春中开设河洛大鼓比赛单元；在网络媒体上举行以河洛大鼓、河洛文化为中心的摄影展；将河洛大鼓艺术研究项目引入综合性大中专院校、专业艺术院校及文化研究机构的视野中，进行借力推广。（2）中期：以构建稳定的河洛大鼓演出及衍生产品营销渠道为主，同时考虑到市场变化、自身的产品特征与市场范围，灵活运用各项营销模式、营销手段拓展产品销路。同时，继续在电视、网络、报纸媒体中对新型河洛大鼓演出做进一步宣传推广。（3）后期：按照创意产业发展的规律，积极实现文化创意在公司运营过程中的作用。在全国进行河洛大鼓售票巡演，在文化及经济条件合适的地域建设长期演出剧场。以河洛大鼓演出带动衍生产品的销售，或另辟道路做衍生产品的独立营销。
四、调研与前景
鼓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分三个组在洛阳西工区、涧西区、洛龙区的部分社区、广场、高校及旅游景点进行随机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76.2%人觉得洛阳没有代表性演艺活动；57%的旅游者对河洛大鼓有浓厚兴趣；46.3%的被调查者希望看到河洛大鼓有所创新。
公司通过被调查者对河洛大鼓的认知度、接受新型大鼓表演的认可度等因素考虑，按年龄层将目标受众分为中老年传统群体（35岁以上）、青年时尚群体（16-35岁）、阳光少年儿童群体（16岁以下）三类，研发创作三套相应演艺产品：1、中老年传统群体：此群体对河洛大鼓的传统样式相对较熟悉，是支持传统大鼓艺术的最强力量。相对来说，所处生活阶段为对娱乐休闲活动的可支配家庭收入份额较高，社会阶层和对商品的购买力是三类群体中最具实力的。但由于对事物有成熟的认识和惯性思维，这类群体中大多数较难接受新型鼓风。因此，应以运用名家、老艺人的演出重现传统经典唱段和销售具收藏价值的衍生产品为主。2、青年时尚群体：此群体对河洛大鼓不太了解，甚至完全不知道河洛大鼓演出。这类群体有一定经济收入，虽然不够丰厚，但多数会为喜欢的休闲娱乐活动买单。他们热爱融入现代科技手法和潮流元素，喜欢轻松、愉快、动感的艺术样式。针对这类群体的特点，可运用现代媒体和营销手法大力推广新型鼓风及衍生产品的销售。3、少年、儿童群体：此群体几乎从未接触过河洛大鼓，无经济来源，自主选择能力较低，受媒体影响最重，其看到听到的事物多由学校、家长两方力量为其决定。他们喜欢丰富的色彩、欢快的音乐、可爱的卡通形象、感官冲击较强的电子游戏等。因此，可以在媒体上举办少儿大鼓表演比赛吸引家长，也可将新型大鼓演出与电视剧、电影、动画片、游戏等其他艺术形式相结合，还可将新型大鼓演出带进中小学校等。制作出他们喜欢的衍生消费品，运用合适的销售渠道推广带有河洛大鼓文化符号的商品。
结语
河洛大鼓演艺节目和相关衍生品的开发，将会极大的推广河洛大鼓表演艺术，使更多人了解河洛文化艺术表现形式；将会提升洛阳地区旅游业的知名度和吸引力，起到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将会丰富洛阳文化演艺市场，满足部分市民消费群体的文化生活需求；将会在保护与传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弘扬民族民间文化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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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剑. 唱出历史――濒临艺术瑰宝河洛大鼓唱腔评论[D]. 2008.
2010年11月16日至19日，来自全国16个省市，由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高校组成的20支代表队汇聚上海，角逐2010中国FSAE的21个奖项。经过严格的静态测试和动态赛事，河南科技大学“河洛风”车队获得“绿色环保奖”（最佳静音、最佳油耗综合奖）、“最佳外观设计奖”、“最佳安全性奖”、“最佳赛车表现奖”、“年度综合奖”、“最佳车队新闻宣传奖”和“最佳车队网站奖”等7项大奖，赢得评委会和企业界的广泛赞誉，成为赛场上一匹夺目的“黑马”。
“好一辆拉风车！”
“好一辆拉风车！”当“河洛风”赛车驶出厚厚的棉帐篷时，那鲜亮的柠檬黄和“太空战舰”般的别致造型一下子就抓住了人们的眼睛。听着人们的惊叹声，“河洛风”车队指导老师、车辆与动力工程学院牛毅和郗建国心中暗暗得意：一刹那的亮点，永远忘不掉。要的就是这效果。
2009年12月，河南科技大学因其较强的科研实力获得大赛组委会的肯定，成为中国FSAE 20个发起单位之一。在名校众多、强手林立的赛场上，只有入场券是不够的。如何才能不做观众和陪练而有所收获呢？“河洛风”车队根据大赛要求明确了“以创新带出彩”的目标，而“最佳外观设计奖”是他们志在必得的目标。
怎样才能实现“必得”呢？汇聚众人的智慧。在车身外形设计的征集中，他们收到来自全校的64个方案。通过预选、复选、终选三次严格评比，车辆工程专业王菲同学以分体式的车身和鲜明的配色设计入选。之后，经过反复修改和完善，终于打造出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浓郁文化底蕴的“拉风车”。
“河洛风”赛车的“拉风”在于它醒目的色彩和独特的河洛文化元素。“洛阳是十三朝古都，黄色是唯一的选择。”牛毅说，在赛车的颜色上，他们摒弃了红、黑、蓝等常用色，大胆地以柠檬黄为主色调，辅以银灰色，醒目而秀雅。赋予现代赛车以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是他们的奇思妙想。车身前端的红色牡丹雍容典雅，告诉人们“我来自‘牡丹甲天下’的洛阳”；侧翼两侧的“天子驾六”古朴灵秀，道出了车的前世和今生。将河洛文化元素与现代赛车巧妙地结合起来，使“河洛风”赛车显得耀眼、大气，且充满历史感和自豪感：我代表河洛，我代表中原。
“河洛风”赛车的“拉风”还在于它流线型的车身和精巧威严的尾翼造型。车身是赛车的主体，“河洛风”的车身由小到大、由低到高，流畅自然，一气呵成，给人清新自然、协调一致的美感。尾翼是赛车的组成部分，“河洛风”赛车尾翼的银灰色与车身的银灰色相呼应，使车身和尾翼构成一个完美的整体。两个形似“火箭炮”的排气管高高在上傲视群雄，三个红色排气管则低调地装饰着尾翼的美丽。
“拉风”的背后
“完美亮丽的车身背后是弥漫的粉尘、刺鼻的气味和飞溅的火星，各种奖项的背后是说不尽的酸甜苦辣。”提起往事，车队队长、车辆工程专业074班学生苏丹深有感触地说：“虽然很辛苦，可为了共同的理想，大家没有任何怨言。”“河洛风”赛车的“拉风”背后，是师生的倾心付出。
“河洛风”赛车队工作室设在河南科技大学车辆与交通实验室三楼。那段时间，工作室的每张桌子上都堆满了教科书、设计手册、图纸等资料，电脑前同学们专心致志地用三维软件建立模型、模拟装配。从2010年3月到2010年7月，在赛车设计的5个月里，队员们在老师的悉心指导下，从了解赛车的基本规则到硬啃国外赛车的培训材料，从一个个软件的学习使用，到一张张图纸的设计、修改，从改造二极消声器有效降低赛车噪音到别具匠心设计进气口降低油耗，从珍惜白天的分分秒秒到奋战至半夜时分，伴随着赛车的“成长”大家也一步步成长、成熟起来。
2010年8月，赛车进入全面加工制造阶段，赛车队师生更是放弃休假全力投入其中。这是从设计蓝图到赛车实体、从基础理论到动手实践的阶段，也是充满无限变数和意外挑战的阶段：很多设计方案理论上行得通，但在实际操作中无法实现；设计时只想着怎么出新、出亮点拿大奖，却忘了实际的可操作性。别无选择，他们只好重新回到工作室修改设计方案，然后结合实际加工的可行性一点点地完善。而在制作车身时，他们手拿砂轮机一点点地细心打磨，一遍遍地喷漆，再打磨，再补漆……
2010年10月20日，他们终于完成了“河洛风”赛车全部制造与初步装配。“河洛风”的诞生，设计与制作历时8个月，共采用13个验证实验和30项技术分析、检测，绘制工程图540张，自主设计、加工零配件400件，建立实体模型1255个。
那嘹亮的“吆喝”声
与以往其他赛事不同，中国FSAE特别设立了新闻宣传奖，以扩大中国FSAE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河洛风”车队精心筹划，把新闻宣传渗透每一个环节，用嘹亮的“吆喝”声获得了比赛的“最佳车队新闻宣传奖”和“最佳车队网站奖”。
井然有序的校园“吆喝”。2010年1月，“河洛风”车队面向全校招新，1026名学生报名参加；3月，来自车辆、动力、交通、农机、机械等专业的大二至大四3个年级的68名学生，通过面试、笔试被选拔为赛车队首批队员，成立了总体组、转向组、悬架组、传动组、制动组、车身组、车架组、电气组、安全组、动力组、宣传策划组等11个小组；6月，召开出征2010中国FSAE动员大会；11月，举行河南科技大学2010中国FSAE校园巡展会。一时间，中国FSAE成为河南科技大学师生争相谈论的话题。
由于2010中国FSAE是第一届，很多人对此知之甚少。这对宣传策划组的同学来说，既是煎熬也是考验。酷暑炎炎，新闻官、车辆工程专业082班学生蔡善广与宣传策划组的同学或骑自行车、或挤公交车天天满洛阳城跑，用仅有的文字和设计稿做宣传、拉赞助。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近1个月的努力，赛车队得到了中国一拖、双瑞特装、洛阳亿众、中国移动等企业的大力支持，参赛所需资金得以顺利解决。
注意细节的无言“吆喝”。细节决定成败。选拔赛车手时，4名车手中2名是女生。在男生的赛场上，她们成为引人注目的“焦点”；在报告答辩中，同学们认真回答每一个问题，并向裁判鞠躬表示感谢；在赛车安全保障上，安全组组长李盼更像一个细心的管家，对照赛事规则逐条检查，购买国际认证的安全防护材料，真正做到安全防护万无一失。赛场上，每一项比赛前后负责检修的队员都一丝不苟地检查每一组螺栓，让车手放心。
责任在肩的全方位“吆喝”。车队有自己的2名新闻官，他们除了及时向组委会提交新闻稿件，还要负责车队活动的各种宣传活动，建立网站、撰写消息、拍摄照片、留存资料、广拉赞助，甚至购买零部件等，他们还负责赛车的设计方案、“河洛风”标志、水晶礼品以及“吉祥物”的设计和制作。在比赛现场，他们的“洛洛”与“风风”显得那样与众不同，因为他们是所有参赛车队中唯一拥有自己“吉祥物”的车队。
[论文摘要]旅游商品是旅游业产生经济效应的重要途径。洛阳市在旅游业迅猛发展的背景下，需要大力开发旅游商品。笔者借助相关的资料，立足现实，采用举例论证、综合分析等方法对洛阳市旅游商品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针对这些问题，结合洛阳旅游业的发展提出了洛阳开发旅游商品的对策，以期对洛阳旅游商品的发展有所帮助。
一、洛阳旅游商品概况
旅游业是一个不可替代的朝阳产业，旅游商品由于其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而备受旅游者的青睐，加之旅游商品是旅游业产生经济效应的重要途径，各地旅游商品的发展都先后受到了当地政府机关的重视，很多学者也开始了对旅游商品的研究，并取得了很多成果。近年来，洛阳市旅游业发展迅猛，大力开发洛阳旅游商品已迫在眉睫。洛阳种类繁多的传统工艺美术品和土特产品历来受到国内外旅游者的喜爱，为旅游商品开发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物质条件。其中可供开发和生产的旅游商品资源非常丰富，大体可将其归纳为以下几种：以仿唐三彩、仿古青铜器、泥塑工艺品等为代表的旅游工艺美术品；各种化妆品、服装、背包、摄影（像）器材、地图、指南针、睡袋、旅游鞋等生活日用品和旅游专用品；以潘和尚烧鸡、洛阳水席、杜康酒、果子油茶、煎饼果子、甜牛肉汤、不翻汤等各种特色小吃为代表的传统食品、饮料；以澄泥砚、山茱萸、中华猕猴桃、洛阳牡丹等为代表的土特名产及其他旅游消费品。其中，最受欢迎的是仿唐三彩，其市场占有率可达30%以上，玉器、地方食品和黄河奇石的市场占有率也比较受欢迎，其市场占有率均高于10%，而雕刻艺术品、竹木制品、中药材等市场占有率相对较低，尚未达到理想状态，有待进一步发展。Www.133229.COm
二、洛阳旅游商品存在问题
洛阳旅游业经过多年的努力，已经初具产业形态和产业规模，成为洛阳经济发展中最具活力的一个新兴产业。经过数十年的探索，目前洛阳市已经具备培养旅游行业和相关行业人才的专门学院和学校，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专门人才对洛阳旅游业的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对各类旅游商品的开发设计也日趋专业和完美。政府部门对旅游商品发展工作极度重视，鼓励支持旅游商品的不断开发和市场的日渐规范，2006年10月18日洛阳市旅游商品业协会的成立成为洛阳市旅游商品行业的一个里程碑，2009年1月8日河南省目前规模最大旅游商品市场洛阳文化旅游礼品城在关林钱江商贸城开门迎宾，目前建成的一起工程占地一万平方米，展示和销售具有浓郁河洛文化内涵的旅游商品多达1200多种。这些举措为进一步完善城市旅游功能、规范旅游商品市场秩序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是洛阳旅游商品行业腾飞的基础，但是，一些影响旅游商品深度开发的问题也日益凸显出来。
（一）旅游商品主题不明显
“千年帝都，牡丹花城”是对洛阳旅游形象主题的定位，围绕这一中心主题还可辐射出多角度的主题形象，这些都是洛阳地区文化个性的表现，旅游商品作为纪念意义很强的商品应当反映出这些地区文化主题，但目前洛阳的旅游商品很难展示这些恢宏的形象，缺乏统一的主题。例如洛阳是中外知名的“千年帝都”，中国历代帝王中有96位帝王长期在洛阳执政，但是现在洛阳市场上却没有一套完整的以洛阳历代帝王为主题的旅游商品出现；唐三彩中战马、骆驼、胡商形象比比皆是，但却没有能反映出洛阳“千年帝都”在古代即是繁华的商贸场所这个主题的旅游纪念品；出生或长期生活在洛阳的历史名人很多，如赵匡胤、老子李耳、苏秦等，但能够反映出这些“千年帝都”历史名人形象的旅游纪念品却一直没有出现；玉器和雕刻艺术品以佛和观音的形象为最多，而能够展现出“牡丹花城”的玉器和雕刻品却很少见，睿智的卢舍那、驮经的白马、义薄云天的关羽等能够显示洛阳地方文化的旅游商品则很难看到。
（二）对旅游商品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旅游商品具有特殊的造型、美感、历史、文化与实用价值，还具有艺术价值、欣赏价值、纪念价值、地位价值等附加价值，不仅可以增加旅游地的经济收入，而且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但在九十年代之前，人们很少认识到旅游商品的功能，洛阳旅游商品受到关注也是在旅游业相关设施建立以后才开始的。洛阳的旅游景区建设只侧重于对旅游景观、景点和设施进行开发建设，对旅游商品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认为旅游商品成不了气候，没有把旅游商品开发列入一项重要内容来研究落实。再加上旅游业从业人员对旅游商品也不够重视，没有认识到旅游商品不同于一般商品，在推销和销售过程中只是把旅游商品当作一般的商品销售，使旅游商品失去了应有的作用，在游客心目中的形象也大打折扣。旅游商品作为一种载体可以展示旅游地主题文化，传播旅游文化，可用于纪念、馈赠、收藏，也可作为增强旅游印象的载体，引起重游的动机，另外，一些具有艺术价值、制作精美的旅游商品也可吸引潜在游客慕名前来。
（三）旅游商品开发缺乏创新意识
创新意识是所有商品设计开发的前提，如今游客对旅游商品的需求也在变化，除了希望旅游商品有文化味道外，还“喜新厌旧”即追求新意。由于洛阳旅游商品开发起步晚，缺乏高层次的专门人才，旅游商品的设计很难推陈出新，几乎所有的景区景点的旅游商品都大同小异，与市场流通的普通商品也都相似，缺乏个性和新意。例如：占洛阳旅游商品市场份额最多的唐三彩目前只有战马、骆驼、大象、胡商等几个简单的形象，而形态滑稽、笑容可掬的伎乐佣、大肚弥勒佛等形象却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唐三彩的颜色也只有褐、红、白、黄、绿等几个传统的颜色或几种颜色的简单混合，而现代人非常喜爱的黑、蓝、紫、粉、茶色、玫瑰红等颜色则非常少见甚至没有。这一切都为洛阳市旅游商品的创新提供了绝佳机会。另外，旅游商品不同于普通商品，包装很重要，不仅需要精美而且要方便携带。目前，洛阳的旅游商品几乎都存在一些包装上的问题：有些商品体积过于庞大、过重携带很不方便；有些商品甚至因为没有包装仅用塑料袋随便一套就算完事；有些商品价格不菲，可是包装相当低劣，使旅游者的购买欲望大减，诸如此类问题不胜枚举。虽然我们不主张“以貌取人”，但亮丽的外表毕竟是给游客留下深刻印象的首要条件。
（四）旅游商品市场有待进一步规范
旅游商品市场的可进入性较高，市场管理体制又不甚完备，使大量个体摊贩涌入销售市场，给市场管理带来了很多不良影响。洛阳旅游商品市场极不规范，如在古玩市场的空地上以及门外地上随处可见一些临时性的小地摊，在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景区附近时常可见一些游走的小商贩销售伪劣、低档的旅游商品，欺客、宰客行为时有发生；由于缺乏统一集中的销售市场，加之旅游商品价格没有统一的监管权威机构，同一质量、同一规格的商品，不仅不同地区不同价格，而且同一区域不同系统的价格也不相同，且有的相差过于悬殊，令游客迷惑不解。旅游商品是一种艺术性很强的商品，通常需要销售人员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但洛阳旅游商品不注重销售艺术，销售人员对旅游商品的文化内涵了解不深，无法详细、准确地介绍旅游商品，再加上语言障碍、文化障碍等因素，严重影响了洛阳旅游商品的销售；另外，一些旅游商品商铺对商品的摆放缺乏艺术性，经常将互不相关的商品摆放在一起，对游客心理及需求把握不准确，这些都说明洛阳市旅游商品市场有待进一步规范。
三、洛阳旅游商品开发对策
（一）提升政府对旅游商品扶持的力度
洛阳市政府对旅游的扶持力度较大，但这些扶持主要体现在对旅游景点的建设、旅游节庆的策划等方面，而忽视了旅游商品这一重要的经济收入渠道。旅游商品的意义不仅在经济方面，制作精美、文化内涵深厚的旅游商品是地域文化的载体，在文化传播和形象识别方面也具有重要意义。政府要重新认识旅游购物在旅游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尽快制定专门的旅游商品发展规划，包括制定发展旅游商品的长远战略、方针及不同时期实施目标，以求改变洛阳旅游商品现状。旅游业发展到今天，经济收入是衡量旅游业状况的重要指标，在旅游者数量稳定的情况下，旅游购物应成为关注的重点，政府应组织一些专家、学者及旅游商品销售商针对洛阳旅游商品的开发及发展进行深入研究，制定一些切实可行的方案以指导洛阳旅游商品的发展方向，为顺利发展旅游商品提供尽可能适宜的环境条件。组织专业人员加强对唐三彩进行科研创新，设计出各种不同主题的作品，这些主题可有多种选择，如以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白马寺24尊元代夹苎造像、玄奘等为代表的佛教系列造像三彩，以十三朝古都为主题的都城文化三彩造像，以洛阳牡丹为代表的牡丹文化三彩，以中华姓氏始祖为依托的寻根文化造像等等。
（二）注重文化特色在旅游商品中的体现
洛阳人杰地灵，历经4000多年的历史风霜，作为国都的历史长达1529年，历史文化底蕴非常浓厚。“河出图，洛出书”，儒学渊源于此，道教始创于此，佛教授传于此，在这里形成的“河洛文化”博大精深，是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根”。洛阳旅游商品的设计完全可以以洛阳牡丹、汝阳杜鹃为代表的花文化；以黄河澄泥砚、黄河鲤鱼、黄河奇石为代表的黄河文化；以洛阳水席为代表的饮食文化；以龙门石窟为代表的石刻艺术；以“释源”“祖庭”白马寺、玄奘故里为代表的佛教文化；以邙山上清宫、下清宫、吕祖庵为代表的道教文化；以洛阳古代艺术馆、周山王陵为代表的墓葬文化等为主题进行深度挖掘，设计出一系列的旅游商品，将浓郁的地方文化特色融入其中。
（三）加强旅游商品的销售策略
关键词：一带一路；丝路旅游；发展对策；河南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10月15日
一、研究缘起
2013年9月和10月，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期间，分别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概称“一带一路”战略构想。2015年两会期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加强“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河南省，自古即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的重要一员，洛阳、开封位列国家丝绸之路经济规划带重要节点城市。经调查分析，发现丝绸之路河南段沿线的旅游资源类型丰富、文化内涵深厚，但开发相对粗放滞后。为规避“一流资源、二流开发、三流配套、四流管理和服务”的旅游发展弯路，更好地把河南丝绸之路与国家战略举措适时对接，健康提速河南丝路旅游的发展，需要对河南丝绸之路旅游发展对策进行深入研究。
二、河南丝绸之路历史渊源与旅游资源分布
（一）河南丝绸之路的历史渊源。河南古丝路发展以洛阳、开封为中心。洛阳作为丝绸之路的空间起点，兴起于东汉，发展于魏晋南北朝，衰落于北宋。东汉时期，都城洛阳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一时成为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魏晋南北朝时期，洛阳依然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丝绸之路河南段持续繁荣发展；隋唐时期，都城虽在长安，但洛阳却借由丝绸之路的繁荣成为当时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北宋时期，因大运河能从海上直抵开封，开封遂成为北宋“海上丝绸之路”的出发地及目的地；洛阳作为丝绸之路发展的中心地位渐次式微。
（二）河南丝绸之路旅游资源分布。2006年8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和中国国家文物局，正式明确洛阳是丝绸之路中国段起点。国内陆路丝绸之路主要途径河南省、陕西省、甘肃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四个省份。从表1可以看出，国内22处丝绸之路旅游申遗点，河南省即占4处，可形象概括为“一城一门一关一道”。（表1）
（三）丝绸之路河南段旅游资源的特点
1、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相得益彰。河南的旅游资源以文物古迹、历史名城为最。距今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已发现数百处之多。全国7大古都，河南省占3个，连同商丘、南阳有5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3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6个省级风景名区，16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41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隐性旅游资源开发潜力蓄势如虹。河南省丝绸之路旅游资源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隐性资源，涵盖地下型和非物质型两类。其中，地下型隐性资源主要指旧城遗址，如汉魏洛阳城遗址、隋唐洛阳城定鼎门遗址等。河南丝绸之路沿线地下文物埋藏丰富，品质较高，目前尚只有少部分已发掘，开发潜力较大。一旦开发，必将引起新的旅游热潮。另一类非物质型隐性资源主要指涉关丝绸之路的历史人物、事件和风俗等等，资源丰富，内涵隽永，极具显性开发的旅游吸引力与价值，大有可为。
3、旅游资源空间分布众星拱月。在地域空间上，河南丝路旅游资源主要集中分布在洛阳市及其周边地区。目前，河南全省各旅游中心呈线状分布，且以铁路为媒交通互联。沿陇海线分布的有洛阳（市区内优良级旅游资源占总数50%左右）、商丘、开封、三门峡旅游中心；沿京广线分布的有安阳、信阳旅游中心；沿焦技线分布的有焦作、南阳旅游中心；省会郑州旅游中心居全国两大铁路干线交汇处，交通四通八达，与全国20多个省会及大城市相连。根据点轴理论和核心边缘理论，洛阳、安阳和开封作为旅游中心城市，具有声名远播、区位优越、交通便利、集散便捷等优势，有助于辐射带动丝路旅游资源开发。
三、河南发展丝路旅游的对策建议
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背景下发展河南丝路旅游，须在发展理念、管理体制、旅游产品、宣传营销等环节实现与“一带一路”举措的全面对接，在此基础上创新开拓河南丝路旅游发展的新方向。
（一）突出全域旅游，创新开发格局。发展丝路旅游，河南须从全局着眼、系统思维，构建全域旅游发展体系，确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旅游发展战略，发挥“旅游+”功能，融合相关产业，形成“区景一体、产业一体”开发格局，绘制河南丝路之旅全域发展蓝图。首先，多点开花，区域互动。密切郑州旅游综合接待中心、洛阳唐东都旅游中心、开封宋都旅游中心、安阳殷都旅游中心之间的联系，形成区域丝路之旅发展的良性互动；其次，遴选精品，整体规划。将郑州地区的少林寺、中岳庙、宋陵、黄河游览区，洛阳地区的龙门石窟、白马寺，开封地区的包公祠、矾楼、朱仙镇、张良墓以及安阳地区的文峰塔、殷墟博物馆、修定寺塔、岳飞庙等精品景区景点进行整体规划，打造丝路之旅综合型经典旅游区；再次，整肃资源，打造品牌。完善资源保护，美化景区环境，增建服务设施，提升文化品位，打造河南丝路之旅优质品牌；最后，尽己所长，创新推广。发挥河南丝路旅游的文化资源优势，充分利用文化馆、博物馆、纪念馆等基础设施，举办形式多样的旅游展会；借助新技术、新媒体，创新推广河南丝路之旅特色文化活动。
（二）豫陕合作共建，便利丝路旅游。推动旅游便利化，是贯彻“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重要措施。地处中原的河南丝路旅游开发需要疏通“走出去、引进来”的发展渠道，近邻丝路旅游开发大省陕西省是其重要的合作发展对象。首先，资源互补，双赢共建。即充分利用双方资源优势，开通豫陕丝路旅游专列，共同营造积极的旅游氛围，实现合作共赢的旅游发展新局面；其次，信息互通，客源共享。加快建立和畅通豫陕两省丝路旅游信息分享渠道，及时交换市场信息，支持相互在对方市场开展丝路旅游推广活动，共建旅游线路，共享游客资源，共推企业合作，共促人才交流培训。启动豫陕丝路之旅合作投资开发机制，大力开发区域整体性旅游产品，合力打造若干条世界级旅游线路；互建旅游展示项目，打造友城旅游展示窗口和平台；再次，互联互助，智慧共建。借鉴旅游服务便利化和国际旅游城市建设的经验，建立完善豫陕丝路之旅信息共享、突发应急、旅游保险合作等机制，共同做好语言无障碍、多语种旅游标识建设、游客安全保障以及“智慧旅游”等工作，及时解决旅游纠纷，保障丝路之旅的游客权益，确保长效发展。
（三）专业形象策划，精准营销推广。一是明确细分市场定位，树立鲜明旅游形象。21世纪是形象时代，“形象力”是旅游市场竞争的主导力量，个性鲜明、亲切动人的旅游形象对于河南丝路旅游市场的开拓与发展影响至关重要。豫陕甘新不同区段的丝路之旅带给游客的旅游体验不同，丝绸之路河南段须针对目标客源的体验需求，突出强化自己独树一帜的形象魅力，巩固自身风格独具的丝路之旅目的地形象。可以组建专业团队，通过数据采集，对河南丝路之旅游客的相关信息，诸如客源地、职业、性别、年龄、体验需求、消费能力等进行专业剖析，甄别市场偏好，明确细分市场，找准市场定位，并据此设计打造符合目标市场审美，切中游客情怀的丝路之旅河南形象；二是利用大数据信息，精准营销推广。在“互联网+”时代，河南丝路之旅营销推广须充分利用大数据信息，革新旅游营销模式，实施精准化、专业化的丝路之旅营销推广，提升河南丝路旅游知晓度。
目前，我国已经开通了丝绸之路旅游规划官方网站，主要介绍我国丝绸之路旅游的发展情况和资料文库。河南省须以此为平台，根据对丝路之旅目标市场需求动向的精准分析，开通并精心运营能详细介绍本省丝路旅游资源、旅游线路、景区景点的官方网站，完善丝绸之路的网络营销系统，增强景区与游客的线上互动，及时根据游客反馈更新旅游服务。各主要丝路旅游景区及营运旅游企业亦可有的放矢开地通独具特色的丝路旅游宣传网站及自媒体平台，开发精品景区VR，拍摄丝路之旅微电影，等等。
（四）完善旅游基础设施，提高导游服务质量。整体而言，河南省旅游服务的游客满意度目前尚且差强人意。提升游客满意度，创造高游客价值应是河南丝路之旅健康持续发展的第一及终极目标。为此，须在旅游基础设施及旅游服务水准两方面强化内功。首先，要强化对餐饮、住宿、公厕卫生质量的制度化监督和检查，细化惩戒，责任到人；督导景区整修旅游服务设施设备、完善游览指示及安全警示标识，为游客提供更加整洁舒适的旅游环境；倡导旅游企业间细化业务分工，为游客提供良好的旅游过程边界服务。其次，着力提升导游人员的服务质量。“景点美不美，全靠导游一张嘴”。河南丝路之旅景区、博物馆及旅行社等组织或机构，要加大对导游服务人员的培训力度，提高导游人员的服务水平和讲解能力，要切实保障导游人员讲解内容的正确性，着力培养“德美艺佳”的优质导游队伍，借以将河南丝路之旅的文化内涵与独具魅力进行积极正向的广泛传播，提升游客的河南丝路之旅满意度指数，打造河南丝路之旅的优秀品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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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予民，笔名于敏、老敏、王璞等。1945年生，河南杞县人。长期担任报刊编辑，与早年教师生涯相承绪，四十余年为灌园一丁。系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杂文学会理事。著有散文集《跌宕人生》、杂文集《几度春秋》、学术论著《中国蒙学精华研究》等。
洛阳是让人心仪的城市，每次游洛阳，都让人觉得有所感，有所得。
上个月与朋友们一道作洛阳之游，有幸瞻仰孔子问礼碑，在那里徘徊许久。此碑是镶嵌在东关大街一处建筑的壁间，上刻“孔子入周问礼乐至此”。此碑为清雍正五年河南府尹张汉、洛阳县令郭朝鼎重修文庙时所立。还见到有资料说，旧时这里有条铜驼巷，巷内有祠祀老子，额题”老子故宅“。遥想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是来这里问礼，向老子求教的。这在中国学术史上可说是一个大事件。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能来周王朝的洛都问礼，得力于他的弟子南宫敬叔给鲁国国君的建议：“鲁南宫敬叔言鲁君曰：‘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
老子是楚国苦县（今属河南鹿邑）人，姓李，名耳，字聃，也被人尊称为老聃。他长期生活东周王朝的国都，担任周守藏室（相当于国家图书馆）的下柱史，有机会接触和研究周王朝大量的典籍，其中当然也包括周公当年亲自制定的政治、文化方面的制度。老子博学多识，且以仁人著称。他与孔子会面时，其哲学巨著《道德经》可能尚未完稿，但他的“道法自然”、“清静自正”、“无为自化”“等哲学观点肯定已经形成。因为他向孔子介绍过周礼之后，给孔子的临别赠言，即表明了他的哲学观点。老子说：“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过分的愿望），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汝，若是而已。“（《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为人要收敛锋芒，戒骄气，少欲望，守拙若愚，这是老子做人的守则，因为他认为“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这种观点与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处事方法大相径庭。可是孔子听了这样的教言并不反感，而且对弟子说：“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能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即走兽、游鱼、飞鸟皆有猎具可以捕获――引者注）至于龙，吾不知其乘风云而上天。今日见老子，其犹龙也！”孔子对老子之言虽未接受，但对老子之人却赞佩不已，崇敬有加。老子的话是会使他深自反省的。
孔子入周问礼，与老子会面、沟通，这件事在中国学术史上意义非凡。中国历史上这两位伟大的思想家，在他们的学说完全形成之前，得以沟通交流，对他们各自学说的形成都有促进作用。尤其是老子，后来完成的《道德经》，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第一部具有思辩色彩的哲学著作。老子突破了殷周以来的天命观，将天地人的关系抽象上升为“道”论，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种学说在思想和哲学层面最具原创性，其成就，其水平，在当时达到了巅峰程度。对其后儒、墨、法、名各学派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仅举《论语》上所说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就知其明显地受到老子学说的影响。
老子在河洛地区构建了道家学说，孔子入周礼，促进了儒家学说的形成，这都表明中国学术的源头在河洛。由此看来，洛阳不仅是九朝古都、历史名城，而且是中国学术的策源地，是学术之都。今人游览洛阳，对此问题应该有所了解。洛阳当地的有识之士，亦须对此问题加以挖掘、整理、研究、总结，以便于文化的传承、学术的传承。
下,洛阳这个历史文化名城如何应对、融合并分享体育旅游盛宴,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深入的分析洛阳市体育旅游发展的优势、现状与存在的问题,然后制定科学的发展对策才能实现洛阳市体育旅游业的繁荣。
一、体育旅游的概念
体育界近年对体育旅游做了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的定义。广义上讲,体育旅游是旅游者在旅游中所从事的各种身体娱乐、身体锻炼、体育竞赛、体育康复及体育文体交流活动与旅游地、体育旅游企业及社会之间关系的总和。狭义上讲,体育旅游是为了满足和适应旅游者的各种体育需求,借助各种各样的体育活动,并充分发挥其各种功能,使旅游者的身心得到和谐发展,从而达到促进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丰富社会文化生活的目的的一种活动。
二、洛阳市体育旅游发展的优势
1.旅游资源丰富,体育旅游资源基础厚实
洛阳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和着名古都。2001年以来,先后荣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城市”、“中国卫生城市”、“全国文明城市”等光荣称号,被中央电视台等主流媒体评为中国十大魅力城市、欧洲人最喜爱的中国十大旅游城市。现有国家5A景区2个,4A级景区10个,3A景区9个;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1处、省级77处;国家森林公园和自然保护区8处、省级9处。富足的旅游资源,为洛阳体育旅游的展开,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2.政府重视,体育旅游开发具有政策支持
旅游业是洛阳的优势产业和支柱产业之一,洛阳市政府对旅游业的发展高度重视,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强调:按照打造“历史文化之都”、“休闲度假之都”和建设国际性旅游城市的总体目标,加快旅游业的深度开发,不断提升旅游产业化水平。增加小浪底、万山湖水上娱乐项目,使之成为休闲度假胜地;扩建伏牛山滑雪场,使其成为冬季旅游的亮点;办好伏牛山滑雪节等节会活动,以精品文化项目、大型体育赛事为载体,推进旅游与文化、体育的融合和互动,实现共同发展。
3.旅游基础扎实,社会支持系统完善
洛阳是一所旅游基础扎实,社会支持系统较为完善的国家优秀旅游城市。从交通方面看,地处陇海、焦枝两大铁路交汇处,陇海铁路横穿全市,焦枝铁路纵贯全境;207、310、311国道穿梭而过,境内有省道11条,县道78条,乡乡有公路,村村通汽车;洛阳机场位于市区西北10公里处,是国内净空条件较好的二级机场,辟有洛阳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重庆、大连、昆明等城市的航线。从餐饮角度讲,拥有不同档次的星级饭店60余家,具有洛阳水席、烫面饺等众多传统名吃。就旅游组织而言,已成立各种旅行社90家,其中国际旅行社8家,国内旅行社82家。
4.具有开展体育旅游的场馆设施和一定的运作经验
各种体育器材设备是开展体育旅游的前提和先决条件。截止到2008年底,洛阳共建设各类体育场馆2700余个,总面积432万平方米,人均场地面积约0.70平方米。特别是投资12.5亿元,占地1300多亩的新区体育中心,包括射击馆、游泳馆、体育馆、体育场、网球馆、自行车赛场等6个大型体育场馆及其他室外训练场地,分别具有承接省级综合游泳比赛和国家单项比赛的能力。这些场馆设施为洛阳举办赛事,开发观赏性体育旅游提供了牢靠物质基础。
在参与性体育旅游方面,已开发出栾川滑雪场、伊河漂流、万山湖水上娱乐、伏牛山登山、青要山攀岩大赛等旅游项目,而且成功的举办过多次牡丹花会、滑雪节等旅游活动。体育旅游的开发探索和活动的举办,为体育旅游的开发运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三、洛阳市体育旅游发展的现状
1.体育旅游市场主体不成熟
思想观念的落后时制约体育旅游发展的根本原因。洛阳市发展体育旅游的观念尚未形成。从供给方面看,洛阳市缺乏具有竞争力的体育旅游旅行社。政府尚未制定出发展体育旅游业的合理规划,体育旅游市场大发展的社会氛围尚未形成。从需求方面,体育消费者的观念还没有彻底改变,消费能力和水平不高。洛阳市是个重工业城市,居民的体育消费意识和消费能力不高,直接制约着全市的体育消费水平。
2.体育旅游产品稀少
从对洛阳市旅游市场的调研来看(主要是通过市场调查、旅游管理部 门的信息收集和访问等方式),洛阳市真正进行市场化产品“销售”的体育旅游产品很少,比如 洛阳雪峰户外运动、绿野仙踪户外运动等俱乐部推出的户外运动项目,这是属于真正意义上的体育旅游产品,它属于休闲型体育旅游产品类别。但这些俱乐部都是规模有限,尚没有一家大型的体育文化推广公司。在参与性体育旅游方面,虽然已开发出栾川滑雪
场、伊河漂流等旅游项目,但不属于体育旅游精品。至于其它的体育旅游产品几乎没有。比如,赛事型体育旅游产品,洛阳没有能引起市区居民和全国体育赛事观众吸引的体育赛事。河洛大鼓、舞狮、舞龙、高跷等民族传统体育并没有得到开发而成为体育旅游产品等等,从这些我们不难发现洛阳市体育旅游产品是非常稀少的,但事实上,洛阳并不缺乏体育旅游产品资源,只是开发和市场操作上的缺失导致的。
3.体育旅游资源开发力度不够
洛有丰富的体育旅游资源,从洛阳现有的体育旅游资源进行分类,大致包括三类。第一类就是风景迷人的自然环境资源,比如“人间仙境”白云山、“北国第一洞”鸡冠洞、“中原第一峰”鸡角尖等等。第二类就是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人文旅游资源,比如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千年古刹白马寺、关林等等。第三类就是民族传统文化旅游资源,比如河洛大鼓、舞狮、舞龙等。这些旅游资源的存在如何与体育进行良好的结合于互动,让现有旅游资源插上体育的翅膀成为体育旅游资源,是洛阳市当前体育旅游发展值得深思的课题。
4.经营管理水平较低,专业人才匮乏
体育旅游发展,管理和经营人才是关键。目前,我国体育旅游人才有限,且大多分布于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河南省只有郑州大学体育学院一所培养体育旅游专业人才的高校,人才的匮乏导致整个服务体系中经营管理水平不高,将制约洛阳市体育旅游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四、洛阳市体育旅游发展对策
1.加强体育旅游的推广和宣传
由于我国体育旅游发展较晚,国民对于体育旅游的认知程度还较低,要培育体育旅游市场需要媒体、相关部门进行正面的宣传,使人们更多的认识体育旅游价值与功能,使人们解开对体育旅游的迷惑。要做到这些,旅游界需要进行正面的舆论导向,甚至开展多种形式的体育旅游亲身体验,使人们将体育旅游作为一种专门的旅游产品进行消费,了解体育旅游与一般旅游之间的区别,亲身感受到体育旅游的特殊魅力,使人们从莫名的体育旅游认知、感知过渡到有意识、自发的体育旅游消费需求的意识中,最后形成体育旅游自觉,这才是体育旅游追求的终极目标。
2.加强体育、旅游两大产业的相互融合
体育旅游是体育与旅游交叉融合而产生出的具有旅游和体育特点的新型旅游市场,它的发展必须依赖于两大产业的融合。由于体育产业和旅游产业本身起步晚,在产业范围、产业结构和产业定位上均存有争议,且两产业之间各行其道,取有用之处而为之,相互交融与渗透不够, 造成体育资源得不到有效利用,这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体育旅游的进一步发展。面对巨大的体育旅游市场,当务之急是体育、旅游两个部门携起手起来,加强两大产业的合作与交流。
3.运用现有资源优势,打造具有主题特色的体育旅游品牌
开发专项体育旅游产品,创造新的体育项目来吸引游客。利用洛阳丰富的河流和水库资源,科学合理的建设多处水上竞技体育项目的训练基地;利用洛河在建的河滨浴场,可以开展一些诸如公开水域游泳、沙滩排球等体育项目,并将它列入洛阳市体育旅游推荐景点,实现体育与旅游的双赢。在洛阳南部山区建立一些体育旅游基地,开展登山、徒步穿越、自行车、攀岩、原始森林探险、漂流、滑雪等征服自然、享受健康的体育项目;并将伏牛山滑雪场打造成中西部地区最大的滑雪旅游度假基地。
积极申办和举办省内各种赛事;积极建议省体育局申报全运会及各种国家单项比赛,洛阳可以作为一个分赛场或某个运动项目的主场;利用牡丹花会期间积极举办各种国家级的赛事,是竞赛和花会相映生辉,形成品牌。还可以举办体育旅游节庆活动,比如洛阳国际马拉松赛、伏牛山滑雪极限赛、环洛自行车赛、钓鱼系列赛等体育旅游项目,以独特的魅力吸引国内外游客。形成多元化开发,做到产品结构多层次,以适应不同年龄、不同阶层、不同区域人群体育旅游的需要。
4.加强体育旅游专业人才培养
体育旅游的持续发展,人才是关键。首先对现有的体育旅游从业人员进行业务培训,管理部门要积极学习和借鉴国内外的体育旅游管理经验。同时借助洛阳师范学院体育学院的优势,增设相关专业,开设体育旅游课程,培养高层次的体育旅游管理人才。另外,采取旅游企业与职业学校(洛阳旅游学校)联合培养的方式,旅行社定期对学生进行授课,委托培养的学校旅行社输送专业人才,实现专业人才本地化,为洛阳市体育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人力资源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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