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13 10:43:1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创文汇报材料，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朴槿惠点明历史认识问题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韩国总统朴槿惠6月22日分别出席了在东京和首尔由对方大使馆举办的两国邦交正常化50周年纪念活动。安倍在出席东京的纪念活动时致辞表示，“韩国是最重要的邻国，两国必须在相互信赖的同时发展关系”，“将和朴槿惠总统通力合作、共同努力，展望下一个50年，携手构筑新的时代”。安倍还称，“我们有着很多共同的战略利益，加强日韩及日韩美的合作对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呼吁与韩加强安全领域的合作。
而朴槿惠在出席首尔的纪念活动时则强调，“必须使今年成为两国新的合作与面向共存共荣之未来的契机，为此，怀着和解与共生的心愿逐步放下最大障碍――历史问题这一沉重的包袱是十分重要的。两国如果能从这里出发，今年将成为共同开创崭新未来的新纪元”，她明确表明历史问题仍是阻碍韩日关系改善的最大障碍，敦促安倍政府拿出诚意，认真解决历史认识问题。
据悉，韩国外交部长尹炳世在此前会见安倍时，向其赠送了安倍的亡父、前外相安倍晋太郎的照片，同时表示“晋太郎为改善两国关系作出了巨大贡献”，以此暗示安倍应向其父亲学习，在改善日韩关系方面不应只喊口号，而是要在解决慰安妇等历史问题上做出实质努力。
外长会谈就个别议题达成妥协
韩国外交部长官尹炳世在6月21日下午抵达东京，傍晚即与日本外务大臣岸田文雄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据日方透露，此次日韩关系会谈的最大成果就是日韩就“日本明治工业革命遗址”和韩国“百济历史遗迹地区”申遗展开合作达成一致。
此前，日本就“明治工业革命遗址”申遗，但其中部分遗址曾残酷盘剥强征朝鲜半岛劳工，对此韩国一直在游说世界遗产委员会和委员国重视这一问题，要求日本在相关遗址介绍材料中提及这段黑暗历史。而在日韩就申遗开展合作达成一致后，日本政府6月22日已开始着手研究在面向参观者的介绍资料中写入设施曾强征朝鲜半岛劳工的历史，以期进一步获得韩方的理解。
此外，日韩两国外长在会谈中还就相互访问达成一致。尹炳世邀请岸田年内访韩，岸田表示将在合适的时机安排访韩。同时，双方还确认了尽早实现日韩首脑会谈的重要性。但围绕作为日韩间最难解的慰安妇问题，日韩外长仅确认继续在事务层面展开磋商。
日韩主流媒体认为，当前是日韩邦交正常化50年以来关系最差的时候，正是因为两国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日韩重启外长会谈并就申遗等个别议题达成妥协，是为了遏止两国关系继续恶化。
需要重新摸索两国共存战略
此前，在韩国国内要求克服“外交孤立”的呼声和美国的压力下，韩国总统朴槿惠今年5月提出了处理韩日关系的“双轨”政策，即将日韩历史、领土问题与经济、安保合作问题切割处理，不让历史问题堵死日韩间所有交流的通道。这次日韩外长会谈的实现，也是韩“双轨”政策的延续和体现。而日韩外长会谈透露的信息也显示，在两国实现外长会谈后，下一个目标和课题将是如何实现安倍和朴槿惠的首次双边首脑正式会谈。
不过此间舆论指出，即便日韩实现首脑会谈，横亘在两国间的历史摩擦、领土争端、国民感情恶化和东亚战略定位等主要课题恐怕仍将悬而难决。对此，日本朝鲜半岛问题专家、庆应大学名誉教授小此木政夫日前就表示，日韩两国应克制民族主义情绪，摸索新的共存战略。
《概论》分上、中、下三篇：上篇“汉族民歌润腔的理论初探”，主要谈汉族民歌润腔的界定、写意（神似的）审美追求、文化内涵、个性风格的形成及其语言基础——字正腔圆。具体有以下两点创见：
第一，对汉族民歌润腔审美宗旨的揭示。作者取文化融合的视角，先从“三教”（儒家、道教、佛教）互融、汉族与少数民族等外来文化的融合、中西文化的融合和“周易”（太极之圆）四个层面宏观地探讨了中国民族文化的整体特色；随后在借鉴、吸收我国戏曲、绘画、戏剧美学等方面的内容的基础上揭示了汉族民歌润腔的审美宗旨——意象化（写意、神似），即演唱汉族民歌时要突出“情”、体现“美”，在歌声中重意境、重韵味。如傅雪漪所言：“境由于思的渗人而显出独特的光彩，所谓‘寓心于境，视境于心’；思从境中透露出来，变得具体可感。这就是韵味出自意境，意境寓于韵味。”①
第二，汉族民歌润腔文化内涵的阐发。汉族民歌润腔文化内涵是指“润腔”产生的文化土壤以及“润腔”背后的文化基因。书中提出了两对比较重要的概念范畴，首先是汉族民歌润腔的灵魂——唱心，具体表现为重义理、重情感、重意境、重韵味。《乐记》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又云：“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可见，唱心、讲情、重韵，不仅是润腔的灵魂，而且也是我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的灵魂。其次是汉族民歌润腔的核心——艺术形象，具体表现为艺术形象的产生（内心视像）、艺术形象的传导（想象与联想）。歌唱者在演唱时要有内心视像，唯有如此才能更形象地掌握好各种演唱技法。《概论》提出了这些概念，并对其进行了生动形象的阐述，深化了我们对汉族民歌润腔文化内涵的认识。
中篇“汉族民歌润腔特色的研究”，主要谈全国汉族民歌渐变的歌唱风格，以及从汉族民歌中的咬字（发音、收音）、运腔（一字长腔中各声腔间衔接的特色）、音乐韵律（不同节拍的板式、同节拍中的合拍分拍变化、重拍移位、顿挫）和衬字、衬词、衬句、衬段等几方面，总结出汉族民歌润腔的主要艺术特色。具体有以下三点创见：
第一，汉族民歌的分区研究。关于我国汉族民歌的分布，学界论述颇多，观点尚未统一。苗晶、乔建中《论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划分》一文，根据汉族聚居区民歌风格的差异以及考古文化的区、系理论，将汉族民歌的地理分布划为十个近似色彩区和一个特区，分别是：东北部平原民歌近似色彩区、西北部高原民歌近似色彩区、江淮民歌近似色彩区、江浙平原民歌近似色彩区、闽台民歌近似色彩区、粤民歌近似色彩区、江汉民歌近似色彩区、湘民歌近似色彩区、赣民歌近似色彩区和西南高原民歌近似色彩区②。周青青在《中国民歌》一书中，将汉族民歌色彩区分为东北、西北、西南、江汉、湘、五个色彩区以及客家民歌特区。《概论》与上述两种分区不同，以水源区域为依据将民歌色彩区划分为：东北片（松河、辽河流域）、西北片（黄河上游）、中原片（黄河中游）、华北片（黄河下游）、西南片（长江上游）、中南片（长江中游）、华东片（长江下游）、东南海岸片和南部海岸片。黄河、长江流动着中国文化发展的脉络，它们既是我国汉族聚居的处所，更是民歌的聚集之处，不同的水域生发出不同的民歌，因此以水域作为划分汉族民歌的区域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第二，汉族民歌润腔特色的研究。汉族民歌是汉族语言（方言）与汉族音乐（民间）有机融合的产物。它既包括了汉语的一切特点，也涵盖了汉族音乐的基本特征。汉族民歌中润腔特色手段的产生，是有声字音（咬字发音、拖腔、收音）与音乐的四大因素（音高、速度、力度、长度）分别有机融合的产物。作者从字的情感、过程、衔接三个层面，结合具体的演唱实践和润腔技法由表及里、深入浅出地探讨了汉族民歌的润腔特色。并提出了一些可操作性的概念范畴，如硬上滑咬字发音、硬下滑阻声式咬字发音、软上滑咬字发音以及软下滑阻声式发音等，每一个概念术语，并不止于抽象的说教，而是结合具体的演唱、发声，因此具有较强的指导性和实践性，特别是对于初学民族声乐演唱的学生，具有理论范式、演唱指导的意义。
第三，汉族民歌中的衬字、衬词、衬句、衬段的研究。各地民歌都有各自代表性特征的声音色彩、音乐形象，尤其是具有大量独特的衬字、衬词、衬句、衬段。表面上衬字、衬词、衬句、衬段是没有具体内容的虚词，但实质上却是歌曲情感的延伸、意境的深化、风格韵味的丰富和突出，是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它不仅突出了风格特色，而且使演唱更加妙趣横生。《概论》先是检索各色彩区民歌中经常使用的衬字、衬词、衬句和衬段，然后结合具体的民歌作品，在演唱实践中具体探讨每一个衬字、衬词的唱法、润腔、吐字、行韵，以及每一个衬字、衬词所能表达的情感和所具有的地域风格特征。如作者在该著的前言中所说：“一首首地解剖‘麻雀’，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探究其艺术特色。经过三年的考察和不断深入地探究，思路和纹理逐渐清晰了，最后比较集中地从汉族民歌中的咬字、运腔、音乐韵律，以及衬字、衬词、衬句、衬段等几方面来找出其共性规律和各自独特的个性韵味。”正是这种解剖麻雀的方式，让我们领略到了衬字、衬词的唱法和润腔特色。
下篇“汉族民歌个例分析（49首）”，主要将筛选出的49首各地较有代表性的汉族民歌，一首首进行具体深入的剖析。与学界诸多种论文、著述对民歌的分析研究不同，《概论》不再沿袭从人文环境到音乐本体的静态分析，而是从演唱技法、润腔特色等操作性层面对每一首作品进行具体入微的动态解剖。这种分析得益于作者对民歌演唱录音的收集和整理，作者分析的大多为原唱者的录音，这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了民歌演唱特色的原汁原味。每一首民歌，作者都是循着字、运腔、音乐韵律三个层面进行；每一首作品作者都标注了各种演唱的提示，细致到每一个字、每一个音。作者所作的努力、研究的深入，令人叹服。需要提及的是，为了便于学习者能更好地掌握各种演唱技法和润腔特色，更好地感受中国民族声乐的审美意蕴，作者特意为该书配备了两盒DVD，可谓用心良苦。
“腔”是中国民族声乐演唱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历来备受关注。明代魏良辅《曲律》曰：“曲有三绝：字清为一绝，腔纯为二绝，板正为三绝”，宋代张炎《词源》又云：“腔平字侧莫参商，先须道字后还腔”。近人探讨“腔”者亦颇多，于会泳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曾指出：“在我国民族民间音乐中，韵味的形成，很大程度是取决于‘润腔’手段。‘润腔’是我国民族民间音乐的宝贵遗产之一。它是指这样一种创作手段，即：唱奏者根据内容表现和风格表现的要求，运用若干润腔因素，按照一定的规律，与相应的旋律材料结合起来，构成各种‘色彩音调’和‘特色乐汇’，这些色彩音调和特色乐汇有机地渗入全曲旋律，再配合其他因素，便使整个曲调具有一定的表情功能和风格表现功能的韵味色彩特点。这种‘依情润色，润而生味’的再创造手段便是‘润腔’。”③沈洽《音腔论》④一文，从音腔的构成和分化、音腔生产的基础原因等方面具体深入地探讨了我国民族音乐中“音腔”的现象。董维松先生称“润腔，是民族音乐（包括传统音乐）表演艺术家们，在他们演唱或演奏具有中国民族风格和特色的乐曲（唱腔）时，对它进行各种可能的润色和装饰，使之成为具有立体感强、色彩丰满、风格独特、韵味浓郁的完美的艺术作品。”⑤
恰如上述诸位前辈所言，“腔”与“润腔”的重要性及其研究的复杂性，无疑使之成为一个必须研究而又很难着手的论题。对于民族声乐而言，戏曲、曲艺、民歌以及歌舞等诸多类别之间的差异性，使得这种研究必须注意各自独特的音乐特性；同时，我们又必须认识到，这些类别之间本身具有密切联系，相互影响不可分割。对于民歌而言，作为其他音乐形式的源泉，其本身又具有地域性、民族性等诸多特征，这又使得研究必须具备对于民歌本身文化的全面了解。由此，对于研究者而言，兼具多元视野与声乐专业知识，就成了必须！许先生在这个方面无疑作出了一个示范，樊祖荫先生称“《汉族民歌润腔概论》开创了一条研究汉族民歌关于声乐理论方面的路，具有开拓性、实用性和鲜明性，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⑥这既是对《概论》所取得学术成就的肯定，也是对著者的褒赞。作为一位中国声乐界的前辈，作者的视野并未局限于“舞台”与“课堂”，而是以音乐理论研究者的视角与思维，对汉族民歌进行深入剖析。这种精神与学风，无疑是演员与学者都应该学习的，某种意义上看，这对于当前一些缺乏理论素养者或只会纸上谈兵者而言，无疑也是一种鞭策与提醒！
声乐理论研究是一个既庞杂又深邃的过程，需经众人共同努力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艰苦探索才能渐臻完善。作者不畏艰辛，历时三年之久，对汉族民歌润腔诸多问题提出新见，成就《概论》一书，不仅促进了中国民族声乐理论的研究，而且对当下民族声乐演唱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①傅雪漪《戏曲传统声乐艺术》，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5年版，第104页。
②苗晶、乔建中《论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划分》，《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5年第1—2期。
③于会泳《对声乐民族化群众化的一些看法——从马国光同志的演唱谈起》，载于1963年6月10日《文汇报》。
④沈洽《音腔论》，《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1983年第1期。
⑤董维松《论润腔》，《中国音乐》2004年第4期。
⑥许讲真《汉族民歌润腔概论·序》，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9年版。
当我们在整理翻阅雷圭元那一本本、一件件遗物时，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先生一生呕心沥血写成的论著手稿、论文手稿、研究手稿，精心绘制的设计手稿、精心制作的设计作品、精美绝伦的绘画作品，还有大量的有关教学大纲建构、教学内容改革、教学讲义手稿等。这一切，似乎一次又一次地让我聆听雷先生在讲课、零距离地接受雷先生谆谆教导、遨游在雷先生所建构学术思想殿堂之中……。睹物而生情、情为事感动，雷圭元一生的学术贡献铸就了一座永恒的历史丰碑，让我们为之永远敬仰和不断学习。丰碑上记载了雷圭元在中国图案理论体系研究中的成就、中国现代设计教育中的贡献、中国现代设计实践中的建树。
一、中国图案理论体系研究中的成就
雷圭元在中国图案学理论体系研究中取得了辉煌成就，包括前瞻性的设计思想理念、系统性的图案学理论体系、兼融性的治学理念与方法等。
雷圭元建立的图案学理论体系，其设计思想具有超越时代的前瞻性。其表现一是尊重自然与人化自然的设计思想；二是以人为本与人文关怀的设计理念。在《新图案学》论述中，可以充分体会到他所提出的尊重、敬畏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前瞻性设计思想，同时又极力主张“人化自然”。“艺术家生产艺术，自然生产艺术家――图案（设计）之源。”“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一切美的源泉，却都存乎自然，自然存乎‘数’这一环中。本与人文关怀的设计理念。他的《新图案学》论述道：“新图案的使命，是使人类所独有的美的沉思与自然界的形和色，万象的比例和律动相呼应调和，而以思维来集中，佐以美学上的诸法则，针对人类生理、心理上的条件，在空间构成便利与使用；在时间方面，能给人类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之间，保持平衡的冲进，无止境地、永恒地，走向生存创造的大道。”他认为设计中“工艺科学无论表现力或技术如何优越，假使是没有能够将人性两字顾到，依然不能将功赎罪的。要知道，人的目光太注视于商业的‘利润’上，无形之中教育成了拜金的市侩气。这市侩气的俗气，慢慢地弥漫了全世界，于是上虽有‘高明’，下虽有‘博厚’，而中间晕晕然不见‘人’”。“现在要问的是，从事图案教育者将如何找回这个‘人性’？”
雷圭元所建立图案学理论体系，具有着超越时代的可持续发展与生态设计的理论探索。在他的《新图案学》的论述中，始终强调“设计的适度性不是过度化”与“尊重自然、融和自然的生态设计思想。”“人类先是惊怕自然，后来赞美自然，再后来扮演自然，再后来发掘自然，再后来到利用自然，再后来征服自然。现在还留在征服自然一阶段，然而尚没有走到尊重自然、融合自然的地步。因为‘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我们如果但知征服自然，不知尊重自然，就要发生现代病的恶征象，就产生了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两个极端。征服者把被征服者看成奴隶，这群奴隶包含了植物、动物、矿物，还外加‘人’”。
雷圭元所建立系统性的图案学理论体系，可以说至今还未有人能够超越他的研究高度。其体系内容有：一是中国传统图案设计思想与传统文化紧密相连的理论；二是中国传统图案设计造型的基本规律与“板、刻、结”理论；三是中国传统图案构图基本方式与“三体式”理论；四是解读出中、外传统图案形式“格式”与美学特征；五是提出了中国现代图案设计“先流后源”与“源流并重”的方法论。雷圭元终其一生都在探索图案美的规律，研究图案形式美法则，重视写生中“变”和“美”的艺术法则，并且规范了“图案写生变化”学科，创建了中国图案学与图案教学体系框架，使图案学构建了从艺术思维、构想、创意到具体表现形式的一条艺术想象的思路。
雷圭元所建立系统性的图案学理论体系，与他所构建的兼融性治学理念与方法密切相关。即兼收并蓄与溯流探源的治学思想，厚积薄发与通入专出的治学方法。雷圭元之所以能在图案学理论、设计实践与设计教育研究中取得丰厚成就，与他的科学治学思想有着密切关系。首先，雷圭元治学思想上具有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和兼收并蓄的广泛融合理念。有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与胸怀，必然会有有容乃大、有容乃宽、有容乃厚、有容乃久、有容乃精的治学过程和学术成就。雷圭元不仅能兼融中西，更能涉猎古今，从早年留学法国，学习、吸收并带回的是西洋设计与图案教学体系，后来又介绍日本的图案理论和技法。20世纪60年代始，潜心研究中国传统的设计理论并推出“学习图案从临摹入手”，即从中国传统入手、从“流”入手的观点获得丰硕成果。他的研究所涉及学科非常广泛，有历史、哲学、设计、美学、理论、实践等。具体研究范围涉及到埃及壁饰、希腊瓶画、波斯地毯、印度建筑、印尼木雕、非洲纹饰、美洲石刻等。对中国工艺美术史、出土文物、美学、诗词涉猎极为广泛。雷圭元在治学与研究上，古今中外兼收，实践理论并蓄，宏观微观兼融。雷圭元在设计领域中的治学思想、目的和方法，不仅是溯流求源、溯流求真、溯流求美，而且还强调源流兼容、源流并重。雷圭元探索和研究设计思想领域中的“源”，它既包括设计思想的来源，也包括设计的本原、本质，更包含着设计的真理、规律、原理。而雷圭元在探索和研究设计思想领域中的“流”时，这里的“流”，既包含着设计中的一种现象、表象，也包含着设计中的历史积淀，更包含着人类的智慧创造。尤其在雷圭元晚年，特别主张研究“流”，“学图案要从传统入手。”要求先学传统，把学习传统图案作为学习图案入门的第一把钥匙。雷圭元在设计领域的学术研究思路上，既注重厚积薄发，又注重通入专出。对于中国工艺设计史学的研究基础，是史料积累、提炼的过程，也是分析、比较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在专业上的突破。不管是文献资料、实物资料或图注资料，雷圭元都予以高度的重视和尽可能广采博收，认真整理和分析比较，其目的并非出自嗜奇好古，而是用于深入研究、用于触类旁通。正是因为他习惯于在大量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比较、分析与研究，所以才更善于吸收提炼，弃粗取精，力辟众惑，使很多疑难问题涣然冰释，发前人之所未发，使历史认识从局部扩大到整体，从静态跃进到动态，从现实深化到本质。
二、中国现代设计教育中的贡献
雷圭元在中国设计教育体系的建立、设计人才的培养、设计课程的改革、设计教材的建设上，做出了重大贡献。1956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成立后，雷圭元出任副院长并致力于教学工作，直到他退休，他一直亲临教学管理第一线（教学副院长）；课程改革第一线（两个图案班）；教材编写第一线（大量教材）；课堂教学第一线（始终上图案课）。可以说，雷圭元对开拓中国设计教育事业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设计教育体系的建立方面，雷圭元是中国第一所设计院校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创建人之一，先生自1956年始就担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学副院长，主管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学。对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设计教育中教学大纲的制定、教学内容的确定、教学方法的研究、教学教材的编撰等等做了全面探索与系统建设，他的许多学术思想都是围绕着设计教育体系、设计课程建构而产生的，许多著作也是作为设计教育内容、设计教材而编写的。这些不仅仅是对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学体系的开创，实际上更是对当时及以后的中国艺术院校设计教育体系建立、走向产生了直接而深远影响。雷圭元不仅是终其一生从未离开设计教学岗位的第一人，还是终生研究设计教育的第一人，更是建构中国设计教育体系的第一人。
在设计人才培养方面，雷圭元做出了有效的探索与卓越的成就。最为典型是两个“图案班”（1962年、1979年）的成功尝试，培养出一批中国顶级的设计教育家、管理家、实践家、理论家。1962年，在雷圭元主持下创编设置了一个培养通才性质的“图案班”，被称之为现代工业美术设计专业班。“图案班”培养目标与教育任务，是培养日用工业品设计、教学和科研人才。要求毕业生系统掌握从事设计所必需的图案基础知识，对工艺美术的民族遗产以及国内外现代优秀的日用工业品的装饰特点具有深刻的理解。课程设置中的专业课以基础图案和日用工业品设计为主。这个特殊5年制的“图案班”，只招收了有着相当美术基础的23名学生，入学免学常规三年基础课，跨专业的直接学习五个系课程：染织、装潢、陶瓷、印刷。前三年，雷圭元以撰写的《图案基础》为基础课程，教传统理论基础，使学生有了扎实传统功底。后两年转入了学习现代工业美术设计，从塑造造型、翻模开始，安排理工科的机诫制图课，从对较复杂的汽车零件化油器的实测开始，使用绘图工具进行平、立、剖面图的绘制。学习印刷工艺、制板技术，郑可等人主教现代工业设计。“图案班”通才教育模式培养出很多杰出人才：教育界有校长、院长、教授、博导等；出版界有编审、主任编辑、主编等；设计界有纺织、服装、建筑、工业、平面顶级设计师；绘画界有国内外知名画家等；管理界有各种学术协会的会长、主席、委员、理事长、专家等。1979年的“图案班”，是粉碎“”后雷圭元再次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学副院长时倡导下，向全国各大院校招收20名教师的“教师图案班”。当时雷圭元虽然已经73岁，仍然在主持培养全国各大院校设计教育师资力量方面呕心沥血，为中国各大院校设计教育培养了大批的优秀教育人才。
在设计课程创新与改革方面，雷圭元做出了终生探索与巨大成就。早期，雷圭元从法国带回西洋的“写生变化”图案教学方法（1929―1931年），给中国图案设计教育带来了新的变化。上世纪60年代初，他分别在《人民日报》、《文汇报》、《装饰》、《美术》等刊物发表文章，提出工艺美术绘画基础教学和图案基础教学的改革意见。具体提出改革二者教学雷同的理念，提出改革图案的“写生变化”教学法。尤其是1961年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漫谈图案造型规律――对图案教学的改进意见》，在设计教育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写生变化法”一直都被中国图案学界奉为金科玉律而走入误区之际，雷圭元从中国传统图案深入研究中，找到一种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即从中国传统图案中的造型规律汲取营养，总结出了“板、刻、结”的图案设计基本规律和“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设计方法，打破以“自然是图案设计唯一源泉”的、教条的、单一的创作方式，力行并倡导图案设计的教学改革。主张“学图案基础入门必须走图案的门路”，不要与绘画入门一样。认为应“多排临摹中国图案造型课，少排写生课。因古人为我们准备了许多教材，什么叫‘神似’，什么叫‘几何形的造型’，什么叫‘形式美’，什么叫‘图案构成’，这些都在几千年留下来的图案资料中很好地说明了。”雷圭元先生创编设置两个“图案班”的课程内容，更是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设计课程改革的一个成功案例。
在教材编写方面，雷圭元硕果累累、贡献巨大。雷圭元撰写的设计教材，既是最适用于教学的教材书，也是适用于设计实践的教科书，更是提炼性强、概括性准确、有真知灼见的理论研究性学术著作。《工艺美术技法讲话》（1936年），是他1929年―1931年法国半工半读留学后思考与实践总结：系统阐述了蜡染技法，天然漆与人工漆装饰技法，嵌玻璃窗饰装饰技法，这些都是他将设计理论与设计实践紧密融合、亲自实践的经验总结。20万字的《新图案学》（1947年），是唯一列入教育部指定“大学丛书”的图案教材。这是他留法期间学习工艺美术的心得和在国内从事十余年图案教学工作及实践经验的总结，是吸取西欧近现代设计思想和总结自身从事图案教学实践经验的融合体，并集中地反映出他对当时及日后的中国图案设计及其教学所做的深入思考。正是如此，《新图案学》在我国早期设计教育中占有重要历史地位和学术地位，成为当时众多学校实施图案教学的教材。《新图案的理论和作法》（1950年），在中外图案设计从理论到实践、从设计制作到使用方式都做了深入系统研究与论述。《中国图案作法初探》（1969年），以中国传统经典图案为核心，系统分析、深入研究了中国图案造型方法与语言特征、中国图案组织结构与经营位置、中国图案美学意境与生活应用。尤其是1961年雷圭元担任了文化部全国工艺美术教材选编组的领导工作后出版的《图案基础》（1963年），是作为设计教材撰写的有巨大影响力的设计教材，成为当时全国工艺美术院校必学的课程教材。《图案基础》在图案理论和技法上进行了系统论述，其中，有关图案学的教学和理论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开拓我国工艺美术教育事业起了重要作用。《中外图案装饰风格》（1985年）一书，是雷圭元最后一本经典的教材性著作，此书以中外图案比较为中心、以图案风格为切入点、以图案审美为线索，全面、系统总结出中国传统美的法则、美的造型、美的格式、美的构图、美的风格与外国不同时期图案的美的风格。
三、中国现代设计实践中的建树
雷圭元不仅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图案理论家，同时还是一位勤于设计、善于实践的杰出设计家。概而言之，一是理论与实践紧密融合；二是理论与教育紧密结合；三是设计实践与国家建设紧密结合。
雷圭元不仅在艺术理论方面造诣精深，而且还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在教学中曾亲自进行艺术实践，制作了许多精美实用的瓷器、蜡染，创作了不少的漆画、漆盘，还设计一些地毯、壁挂，在艺术上和技法上毫无保留地细致地教导学生们去创作、去实践。同时，还进行了大量的绘画创作与绘画写生。在这次整理雷圭元艺术实践遗作方面，初步统计结果是：瓷器设计稿62件套；蜡染设计作品19幅；漆器设计作品16件；手饰设计稿8件；染织设计稿20余幅；地毯与壁挂设计作品2件；国画书法作品约200余幅；素描速写约70余幅；水彩水粉色彩画约80余幅；刻制印章27枚等，可见雷圭元先生勤于艺术实践探索，并取得了丰硕艺术成果。
在理论与教育紧密结合方面，雷圭元采取学习古人的同时，强调学习要与社会相结合。他的一句名言：走向大世界。在雷圭元编创设置的图案班，二年级学生就开始“走向大世界”，参加社会设计实践。如国庆指挥部的队形设计、彩车设计，天安门广场及北京大型街道路灯设计、汽车设计、半导体国家礼品机设计、《东方红》大型音乐舞蹈史诗舞美设计……等等。理论学习与设计实践相结合，知行结合而学以致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