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02 19:15:57
我国社会主义旨在追求更广大群体的利益，使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融合具有一定的基础，其一，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法律和制度中，决定着市场经济建设的目标，也通过法律权威和制度规范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其二，我国市场经济虽然可以实现一定的社会效益，但是其主体仍以维护自身利益为主，其价值取向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取向存在一些差异。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是完全相符合的，也存在着正相关与负相关的波动［1］。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市场经济相背离也具有一定的逻辑基础，核心价值体系决定了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而市场经济又决定了市场主体利益的价值追求，所以在客观上来说，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具有半径差异。
2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背离
2.1市场经济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冲击我国实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对我国经济发展既有促进作用，也有负面性。例如:我国实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策略，极大程度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使群众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但是在效率提高的同时会产生一些社会公平问题。此外，实行部分人先富的政策会加大社会收入差距，并且使差距逐渐扩大，从而导致社会中一些群体产生不满情绪，严重威胁社会的稳定性。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稳定性受到了一定的威胁，因而导致价值取向混乱。在现阶段，我国贯彻和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以将社会价值放在首位，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的社会道德水准多数情况下被扭曲，使社会沦为金钱的社会，例如:老人摔倒，而群众到底应不应该扶起的问题引人关注和发人深省。因此，我国的市场经济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严重的冲击作用。
2.2工农阶层群众对其主体地位有虚化感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的人民民主的国家，所以以工农阶层的群众为主体，保障这些群众的基本利益和权益，进而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然而，我国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工人阶级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使群众对自身主体地位感觉到越来越虚化:首先，我国工人队伍壮大的速度十分迅速，我国实现充分保障每一个工人权益和利益的难度较大;其次，我国工农阶层的内部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就业者数量迅速增多，给我国的管理带来一定的难度;最后，随着我国的快速发展，各种职业角色都在发生转换，没有所谓的“铁饭碗”，而更多的企业会选择实行合同制，进而导致工人阶层的许多人面临下岗失业等问题。正是由于我国工人阶层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因而使越来越多的工人感觉到自身主体地位的虚化。
2.3群众对社会的不公平感与日俱增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程度的提高，但是人民的幸福指数与市场经济越来越背离。首先，目前我国的贫富差距较大，穷人一贫如洗，富人腰缠万贯，两极分化现象十分显著。其次，我国多数官员的腐败不利于民生，也不利于我国经济的更好更快发展。因此，社会矛盾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逐渐加剧，更多群众的不公平感油然而生。所以，我国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发生了严重的背离，不利于我国的发展。
3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融合
3.1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相融性首先，二者都以社会生产力为基础，以促进国家发展和进步为目的。一方面，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可以为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有利条件;另一方面，二者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生产力发展的高度。其次，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的联系。
3.2大众实现合理回报率对二者融合起关键作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虽然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我国经济的两级分化。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根据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用法律权威和制度规范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市场经济有一定的约束作用。目前，我国多数群众对社会的贡献与回报呈正比例，进而促进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维护社会的稳定秩序，从而大众的合理回报率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融合的关键［2］。
3.3避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意识形态化我国在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过程中，容易产生意识形态化，而市场经济的各种矛盾也相继伴生，因此，要想避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意识形态化，需要有效地消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存在的矛盾，其一，需要遵循矛盾中蕴含的规律，掌握并利用其自然规律以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其二，遵循社会发展的规律。只有这样，才能更大程度地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融合。
4结论
.企业的学习及成长方面。第一，人力资源。主要包括人力资本的存量和管理状况；第二，信息系统。主要包括用于反映信息沟通效果的信息覆盖率、信息利用效果以及系统带来的收益增长情况；第三，企业文化。作为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标准，企业文化影响着员工对企业的情绪和心理，优秀的企业文化有利于增强员工的归属感和集体荣誉感，从而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热情；第四，企业组织能力。经过长期的生产、经营和管理，企业内部会形成一种特定能力，即组织能力，此项能力反映在组织结构和流程当中，关系着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核心竞争力。
二、基于低碳经济的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的提升
1.将“节能”和“减排”落实到位
对于国家的能源结构，企业无法改变，却可以通过新型烟尘脱硫脱碳、高效换热、热能回收等技术的实施，最大程度地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减轻污染，尤其是能源消耗最大的制造业，应该特别注意资源利用率的提升，以在保证产出的基础上，减少资源、资金的投入，促进企业综合效益的提高。对于企业来说，“节能”不仅意味着新设备和技术的投入，还包括其对企业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效益。比如某热电联产电站，通过新型膜法纯水制造技术的采用，可以节省煤炭资源三倍之多，同时节省煤炭运输费用、锅炉清洗和维护费用等。相当多的企业将污水处理与环境保护视作负担，忽视污水处理给自身企业所带来的积极效益，从而没有给予环境保护以足够的重视，给企业员工的身体健康带来严重，对人类生存环境带来。从某种程度上说“，减排”的实施是衡量一个企业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准。为此，企业应该充分转变观念，并与自身企业的实际相结合，落实节能减排工作，实现企业内部和外部环境的改善，促进企业形象的提升，最大程度地实现生产成本的降低。
2.有计划、分阶段实施
技术作为低碳经济的核心，既可以说是企业的机遇，也可以说是其威胁。一个企业如果技术水平和资源条件过低，势必会丧失发展机会，使自身处于危机之中；如果技术水平和资源条件过高，则很可能会发生超额投入的情况，进而对企业短期和长期利益造成负面。因此，企业在发展低碳经济的过程中，应该以当地环境为基准，对企业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进行优化设置，落实低碳战略的计划性、阶段性发展。
3.鼓励低碳行为
在日常管理中，除了引入高新技术之外，“低碳”还可以表现在意识、习惯和行为方面。比如，企业员工在日常生活中做到节约用水、用电，充分、重复利用办公用纸，选用节能灯等，将低碳意识、习惯和行为演变为一种自然和文化。
三、结束语
关键词：环境经济；学术期刊；研究内容；词频分析；学科发展
中图分类号：X19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6248（2016）02006707
环境经济学是伴随着人类活动引起的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而产生和快速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20世纪70年代末环境经济学被介绍到中国。1978年中国制定了《环境经济和环境保护技术经济八年发展规划》。1980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斯德哥尔摩召开关于“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的讨论会，决定将“环境经济”列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1981年《环境状况报告》中的第一项主题。同年中国环境管理、经济与法学学会成立，由此推动了中国环境经济学的研究。这表明作为环境科学的重要分支，环境经济学已成为一门瞩目的独立学科。环境经济学虽然仅有几十年的发展历史，但其学科体系在不断的发展与完善。通过持续的研究和实践，环境经济学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三十多年来，环境经济研究在中国发展快速，不但表现在环境经济理论和框架体系不断充实完善，而且结合中国实际开展的环境经济领域研究也取得了很多的成果。学者们翻译、撰写了环境经济方面的教材和专著，还发表许多研究环境经济的论文，开展了环境经济各领域多方面的科学研究，在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成立了相关的研究机构，培养了一批环境经济方面的专业人才[1]。
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经济学学科体系，其理论体系、研究方法和实践指导都需要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充实、提高和完善。基于此对2005～2014年收录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以下简称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中篇名包含有“环境经济”的全部期刊论文进行统计分析，以期从这个角度研究近十年来中国环境经济研究动态和发展路径。
一、近十年环境经济研究
数据样本统计（一）“环境经济”期刊论文篇数统计
从中国知网中检索2005～2014年间篇名中有“环境经济”的全部期刊论文，剔除重复及不符合主题的论文，共有462篇，其中核心期刊本文核心期刊指中国知网上所检索的中文核心期刊及CSSCI来源期刊。论文200篇，其他期刊论文262篇。具体统计数据如表1所示。
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是从2005～2014年间篇名中有“环境经济”的中国知网全部期刊论文这一角度来研究环境经济学学科的发展，但环境经济研究成果的体现形式是多样的。比如中国知网检索数据库收录文献中除了期刊论文，还有优秀硕士论文、博士论文、国内外会议和其他形式的研究论文，在2005～2014年间，这些论文篇名中有“环境经济”的共计338篇。
此外，统计分析2005～2014年这十年的文献，是为了了解在新阶段中国环境经济学学科的发展进路。而在1978～2004年的27年间，中国环境经济学学科经历了起步、探索和发展等重要阶段。在这27年间收录在中国知网篇名中有“环境经济”的文献，包括期刊论文、硕博士论文、国内外会议论文和其他形式论文共456篇，其中期刊论文有406篇。
（二）基于期刊的数据样本和研究方法
为了能较好地表征环境经济学学科领域研究的客观水平，本研究的检索统计工作不仅关注期刊论文数量的变化，更关注期刊论文的质量变化。核心期刊论文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相关研究领域的较高水平，故本研究的重点在核心期刊论文。据上文可知，本研究全部实际有效样本为462篇，其中核心期刊论文的实际有效样本为200篇。
在相关论文资料的基础上，运用引证分析、数据分析和词频分析等方法对中国近十年来篇名中有“环境经济”的全部期刊论文数量的变化规律进行总结，重点对论文期刊类型、主要议题、作者人数等方面进行数量分析。同时分析文献的被引次数，以衡量期刊论文的影响力。
（三）数据样本局限性分析
本研究只是从篇名中有“环境经济”的期刊论文这个角度来分析环境经济学学科的发展，数据样本必然存在局限性。由于环境经济学学科领域的广泛性，涉及环境经济的具体研究对象很多，仅就期刊论文来说，属于环境经济范畴的论文众多。篇名属于环境经济领域范畴的其他关键词的论文有至少十多种，如“绿色经济”、“循环经济”、“生态经济”、“绿色GDP”、“ EKC”、“环境绩效”、“环境损失（损害）”、“环境成本”、“环境外部性”、“排污权”和“环境税”等，见表2所示。据《中国环境经济学学科发展报告》统计显示：1980～2008年这29年间有关环境经济研究领域的中文核心期刊的文章共有10 618篇。本研究检索统计了2005～2014年环境经济研究领域核心期刊论文，属于环境经济研究领域的核心期刊论文共有10 506篇。由此可见，近十年有关环境经济研究领域的核心期刊数量比过去有大幅增加。
由此分析，2005～2014年篇名中有“环境经济”的核心期刊论文大约占环境经济学学科领域范畴的核心期刊论文的1/50～1/60，也就是说大多数有关环境经济的研究论文在其篇名中并没有直接使用“环境经济”。故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并未包含环境经济研究的所有领域，但本研究的贡献也正是对以“环境经济”为篇名的论文的深度分析，以见微知著，窥一斑而略见环境经济学学科研究的全貌。
二、数据样本论文分析
（一）研究阶段分析
通过对全部462篇数据样本期刊论文进行分析发现，2005～2008年数据样本期刊数量逐年递增，到2008年达到峰值，2009～2011年数据样本期刊数量略有下降，2012～2014年数据样本期刊论文稳定在40篇左右。中国环境经济学学科近十年期刊论文方面的研究从数量上看为稳定发展的阶段，从质量上看为深入扩展研究的阶段。
进入21世纪，环境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并且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可以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环境经济学研究将重点关注环境经济理论体系、环境价值核算体系、环境经济分析方法体系、环境经济评价体系、环境保护经济手段体系、环境经济政策体系、环境投融资体系、循环经济体系、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体系等[1819]。
四、结语根据本文数据样本进行的统计分析，可以了解近年来中国环境经济研究的一些特点。第一，从数量上看，年核心期刊发表篇数变化不大，但论文的深度有所扩展，涉及的领域更广，所使用的分析手段也更多，近十年环境经济领域的相关研究论文比以前的有大幅增加。第二，在影响力方面，发表于理工类核心期刊上的环境经济类论文的影响力更大；另外，采用数量分析、科学实验以及工程实践的论文影响力也较大。这说明中国环境经济研究的一种趋势是朝着定量分析、技术支撑的方向发展。第三，在研究内容上，依据词频分析结果，研究的内容和范围有所扩展，研究深度有所加强，但较多的研究还是探索性的，结论是建议性的，其实践意义、应用意义和指导意义还不够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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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Chinese environmental economy
research in the last decadeDONG Xiaolin1，2， XUE Wenjie1，2， SONG Cheng1
（1.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Research，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4，
Shaanxi， China；2.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Changan University，
本文首先回顾了作为代表人物的厉以宁教授和张维迎教授对中国经济的新古典和新制度阐释，接着指出他们理论上的失误的根源在于新古典和新制度的缺陷：新古典的经济行为主体二分法假设和新制度依然继承新古典的经济人假设，在指出中国改革需要自己独立的建立在深入分析人类制度演进历程和中国经济形势上的理论之后，尝试提出可以深刻解释中国改革和弥补新制度缺陷的“制度核”理论。本文将分为四个部分：一、中国企业改革的理论支持；二、中国企业改革的理论失误；三、中国需要自己独立的经济理论；四、制度核理论。
一， 中国企业改革的理论支持
自去年的郎顾之争以来，中国的企业改革遭遇了国人空前激烈的批判，因为我们的产权改革似乎已经滑入一个错误的方向：窃取国家财富。象“MBO”一样，“产权改革”一词也仿佛成了一个令人忌讳末深的盗窃国有资产的代名词。为中央政府在经济改革上出谋划策的“主流经济学家”也深深陷入了被纷纷指责的尴尬境地。中国开始了对以往改革历程的大反思。是的，我们的确要深深的反思了。我们做错了什么？我们该做什么？我们该怎么做？理论是行动的先导，中国企业改革的失误也是源于指导理论上的失误。
以往中国企业改革政策设计凭借两个理论基础：新古典经济理论和新制度经济理论。而在中国诠释这个两个理论的代表人物就是厉以宁教授和张维迎教授，也许是偶然，这两位教授均执教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厉以宁的对中国企业的新古典诠释体集中现于《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一书。新古典理论把经济行为主体分成两类：消费者（个人）和厂商（企业），并假定个人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企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消费者和厂商以价格为决策变量，采用边际原则，以最大化自己的效用或利润为目的，去决定自己的产品或要素的购买或生产量。从而，从总体上来看，价格机制就是构成配置社会资源的体系。当社会达到充分竞争状态（价格机制充分运转），社会经济也会达到福利最大化的一般均衡状态，即帕累托最优状态。但是，一般均衡状态只是一种理论上假设状态，由于外部效应、信息不对称、公共产品等现象的存在，市场常常陷入失灵状态，价格机制将无法运转，所以社会经济往往达不到帕累拖最优的一般均衡状态，这就是厉以宁所说的市场经济所存在的第一非均衡状态。厉教授的理论创新之处在于，他认为中国经济除具备一般市场经济所拥有的第一个非均衡之外，还存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所特有的第二个非均衡。第二个非均衡是由于中国的企业并不满足新古典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假设引起的。中国的企业不是企业，而是政府的隶属单位，它们的管理者是政府委派的官员，企业的经济效益并非这些管理者所考虑的首要问题，它们预算约束是“软性”的。中国国有企业的这些特征导致它们的采购和生产决策对价格完全是不敏感的，，也就是说采购量和生产量的价格弹性几乎是零。所以，价格机制几乎完全失去了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所以，厉以宁当时认为，中国改革的重心应该是企业改革，而非价格改革，应该首先把中国的企业变成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这也是早期中国经济理论界著名的“吴厉之争”，因为吴敬琏先生主张以价格改革为重心。厉以宁为捍卫自己的主张，为当时的“吴厉之争”下了著名的评断：中国的改革将不会因为价格改革的成功而成功，却会因为企业改革的失败而失败。
新古典把厂商看成投入产出的黑箱，把他们抽象成一个生产函数，假定企业的内部制度安排不影响生产效率。这种假设显然是不符合现实的，科斯愤怒地将武断无视现实的新古典称为黑板经济学。正是为弥补新古典的这些缺陷，使其更能有效地解释现实中的经济现象，新制度经济学诞生了。这首先要归功于上世纪科斯的两篇文章：《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企业的性质》告诉人们使用价格机制是需要成本的，这就是交易费用，企业的存在就是为减少交易费用而对市场的替代，或者说是指令机制对价格机制的替代。而指令机制也是有成本的，这就是企业内部交易费用，当企业内部的边际交易费用等于企业的外部交易成本时企业便达到最优规模。科斯的追随者干脆把《社会成本问题》浓缩成一个科斯定理。
科斯和张五常均认为很多人并没有完全理解科斯的意图。张五常说科斯定理就是说产权明晰是市场存在的基本前提，我同意这个诠释。《企业的性质》告诉人们，企业不是黑箱，不是最终的经济行为主体，是可以再分的。就象分子并不是最小的物质单位，是要分成原子和电子的。或者说这篇文章是一个放大镜，教导人们去探测企业的内部结构。同时，交易费用的提出也对人们的“成本”概念和“生产性”观念产生深远的变革性影响。科斯定理则告戒人们不同产权制度的安排将导致不同的经济行为和效率。这些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石，凭借这些基石衍生出了企业治理理论、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和约理论等分支学科。新制度经济学抛弃了新古典的经济行为主体二分法的假设，认为只有个人是经济行为主体，而企业只是个人为最大化自己效用的而签定的和约安排，也就是说企业是个人的经济行为表现。但是新制度依然采纳了新古典的经济人假设，于是建立了一定产权制度约束下个人最大化自己效用的分析范式。
张维迎并没有象厉以宁一样写专著诠释中国经济，他对中国经济的新制度诠释集中体现在他的论文集《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中。从企业治理的角度，张教授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并没有剩余索取权，进而提出所有者缺位的概念。相对应，从产权理论的角度，他认为中国国有企业仅存在理论上的明晰，而实际上是不明晰的，依据科斯定理，这种混乱的产权安排必然导致经济上的无效行为，所以，他坚决主张中国企业改革的重心应该是产权改革。他对没有产权改革的股份制批评道：在白马的背上画道道是不可能制造出斑马来。象俄罗斯的经济学家一样，张教授把私有化看成是产权改革的捷径，从这一点上来说张非常象丘拜斯。他坚决主张私有化，而支持和鼓励民营企业家也就成了他这一理论主张上的现实行为延伸。在理论主张上，张维迎对厉以宁明显的表现出继承关系，这种继承关系的根源在于新制度对新古典的继承关系。
二， 中国企业改革的理论失误
厉以宁的关于中国经济存在两个非均衡的理论，以新古典理论为分析工具，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经济的微观特征，无疑，这是一次中国经济学界为数不多的经济分析上的创新，借一句套话就是把新古典主义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但是，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的理论分析是不完整的，是需要进一步延伸的，但厉教授却未能延伸，而是仓促的得出结论。
由于认为中国的的企业不是企业，这种情况导致价格机制失效，所以厉断定中国的改革重心是把中国的企业变成企业。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的企业为什么不是企业？中国的企业不是企业只是一个现象，而厉却认为这是结论和原因。造成厉教授当时“理论短视”的原因在于他所使用的分析工具：新古典理论。新古典采用经济行为主体二分法假设，把企业看成了基础的不可再分的经济单位，或者说经济原子，厉以宁也就当然地认为，中国的企业也是最小的经济原子了，不可再分了。而厉正是凭借自己并不完整的理论分析来给中国的改革提供政策建议的，从承包制到股份制，这个不完整的理论也当然地形成巨大的政策漏洞。
其实，企业是由个人所组成的，按厉教授的理论，延伸下去，中国的企业不是企业的根源在于中国的个人不是“人”，也就是说中国的个人并不满足新古典的“经济人”假设。只有且仅仅“个人”才是经济行为主体，这一点也是新制度所坚持的。中国改革的中心也就应该是以“个人”改革为重心，把中国的个人变成“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个人要能够真正做到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必须满足两个基本前提假设：他的正当个人欲望是被法律承认的；他拥有为满足自己欲望而追求财富的权力，即他拥有明确的被法律所保障的产权。
我在人民大学听过一个社会学家讲课，他说张维迎所有高深的数学公式和深奥的博弈论分析可归结为一句话：把中国的国有资产私有化。这种评价虽然显得偏激，但却也道出一个事实，张教授把产权改革简化成私有化，依据这种简化的理论给出政策建议也当然地会形成巨大的政策漏洞，事实也证明如此。其实，不仅仅张维迎把产权明晰简化成私有化，几乎所有的主流西方经济学家都存在这种简化倾向。著名的新制度创始人之一的张五常教授甚至更为极端，俄罗斯的政策建议者显然也是简化倾向者。
这种私有化简化倾向的根源在于新制度经济学的缺陷，或者说西方经济理论的缺陷。新制度虽然纠正了很多新古典的不符合现实的前提假设，但是，依然坚持“经济人”这一新古典核心假设。而“经济人”假设是西方经济理论的一个基石性前提假设，就是西方经济理论的开山之作〈国富论〉也是展开于此假设的基础之上的。但是，不是所有时代，所有地区的社会都满足“经济人”假设的。从时代上来说，文艺复兴以前的欧洲社会是不满足“经济人”假设的，经济人特征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后才在西方出现的。从地区上来说，一切非市场国家都是不满足“经济人”假设的。其实，改革的过程或者经济转型的过程、市场化的过程就是一个由非经济人向经济人转型的过程。也就是说，我改革所需要的恰恰就是西方经济理论所作为前提假设的“经济人”。其实，欧洲同样存在一个改革、经济转型、市场化的过程。只是这个过程比中国早了200多年而已。到亚当.斯密动手撰写〈国富论〉时，英国的主流价值观念已经具备“经济人”特征，所以，“经济人”特征的形成过程并没有构成亚当.斯密的研究对象，同样也没有进入以后的西方经济理论家的研究视野。相反，现在的经济理论家企图用以“经济人”为假设的分析工具，去解释人类的所有时代和所有地区的所有社会行为！这就是目前的所谓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譬如雄心勃勃的诺奖获得者斯诺教授，就企图以新制度分析范式去解释罗马兴衰史。尽管没有拜读诺教授的这部著作，但可以肯定地说他的分析结论是错误的。因为经济人假设在古罗马时代的欧洲是不成立的。
如果充分具备“经济人”特征的社会中，产权明晰可以简化成私有化，而在不充分具备“经济人”特征的社会简单私有化只能制造经济灾难。俄罗斯和中国的私有化经历都充分证明这一点。
三、 中国需要自己独立的经济理论
当前“中国主流经济学家”遭遇激烈批判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属于自己的原创性理论严重缺乏。把这种局面单纯地归罪于经济学家本身显然不是很公平的，这更多地是由他们的社会背景和知识背景造成的。以往，我们改革的理论支持是摇摆于两个极端：马克思主义和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其实，西方主流经济理论也是吸取了马克思主义的精华的，就象吸取〈国富论〉精华一样。我们固执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学科，是过去的意识形态斗争的延续。当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经被“边缘化”。但是，网上流传甚广的流国光的文章似乎要重新捍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地位。无论单纯地依赖西方主流经济学，还是单纯地依赖马克思都是不可取的。我们应该摆脱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给我们的思想束缚，认真地深刻地研究人类制度演进历史和中国经济的实际状况，探索能够为中国改革提供理论指导的属于我们自己的理论。
四、 制度核理论
为解释中国改革，弥补西方经济理论的缺陷，本人在深入考察人类社会制度演进的基础上，尝试提出一个诠释人类制度演进的一个崭新框架假设：制度核理论，期待各位理论爱好者的批评。
本理论认为在人类历史演进的进程中，存在两个“制度核”，第一个制度核形成于欧洲的从古希腊到古罗马帝国建立，也即中国的春秋战国到秦始皇统一中国这一时期，第一个制度核的明显特征是在相互隔绝的东西方同时形成。第一个制度核形成后西方便进入了以此制度核为基础的基督教制度时代，即中世纪；而中国则步入了2000多年的以此制度核为基础的封建儒教时代。
自文艺复兴开始，西方开始反思第一个制度核进而否定之，开始建立第二个制度核，这个制度核就是现代社会制度基础，第二个制度核形成的标志就是美国独立战争的爆发。中国自1840年开始，在已经处于第二个制度核下的英国的强迫下，开始了自己对第一个制度核的反思和第二个制度核的建立的艰难历程，目前，仍处于这一历程中。
人类的社会制度是一个逐渐形成并不断演进的过程，这个产生和演进过程又呈现出阶段特征。这个特征就是制度核特征，所谓制度核就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形成制度基础，制度核形成后，人类的社会制度便以此为基础和内核进行演进，从而表现出连续性，直至下一个制度核的形成。用数学语言描述，人类历史是一个存在两个间断点的连续曲线。这两个间断点便是制度核形成时期，而这两个制度核形成后的历史时期则是以这两个制度核为核心的制度连续演进，而第一个制度核形成之前，则是一个漫长的“制度核”前时期。
德国历史哲学雅斯贝尔斯在考察了古希腊、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及同期印度所同时出现的文明繁荣现象后，提出一个人类历史的“轴心时代”假设（《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对这三个同期的但相互隔绝的繁荣文明的很多相似性特征进行解释，改假设认为这一时期是人类的轴心时期，此后的人类历史都是在这一时期所形成的基本思想和价值观的指引下进行演进的。雅斯贝尔斯看到了这三个地区同时的文明繁荣，但却忽略了紧接而来的历史现象，就是这三个地区在历经了当时的文明繁荣后几乎同时又进入了一个文明萧条时期：西方是进入了黑暗的中世纪，而中国则进入了漫长的“吃人的”封建社礼教时代。人类从乐观走向悲观，从自我肯定走向了自我否定，怎么解释这一历史现象？其实雅斯贝尔斯所说的“人类历史轴心”期就是人类的第一个“制度核”形成时期，这一时期人类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开始对自己所走过的历程进行大反思。反思的结果是人类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就是意识到自己欲望的存在。欲望能够满足便是幸福，而欲望不能得到满足便是痛苦。人类意识到自身欲望的存在，便意味着意识自己的痛苦和幸福的根源。但当时，由于人类的知识和物质资源有限，人类又意识到自己无力去满足自己仿佛无限的欲望，欲望不能够满足便是痛苦。规避痛苦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获取财富去满足欲望，另一种便是否定欲望。当时的客观条件决定，人类不得不采用后一措施，即通过否定自己欲望去规避痛苦，这就是第一个“制度核”。第一个制度核是人类对自己欲望进行否定，对自己欲望进行否定便引申出对人类追求满足自己欲望的东西的权力进行否定。这里作出定义：能够满足欲望的东西是财富，获取财富的权力是产权。那么第一个制度核的特征便是：第一、对个人欲望进行否定（即对人性进行否定）；第二、对个人产权进行否定（从而导致对个人人权的否定）。第一个制度核形成后，人类制度便以此为核心基础进行演进。尽管在不同低于有不同表现形式，如欧洲表现为基督教制度、中国表现为封建礼教制度、印度则是佛教等级制度。这些不同制度现象的最深处都是第一个制度核。以第一个制度核为内核的人类制度又有一些共性特点，我们可把这些共性特点称为“制度次核”：1）繁杂的礼仪；2）强调集体，否定个体；3）个体不具备“经济人”特征，表现为“非理性”；4）强调节欲；5)重农抑商；6)集权等级制；7）财富按特权标准分配；8）零和搏奕。
尽管人类的第一个制度核对人类本身进行否定，并衍生出了后来的摧残人性的形态各异的社会宗教制度，导致人类文明进入一个萧条期，但这仍是人类的巨大进步。第一个制度核形成，标志着人类彻底摆脱动物性，具备了人的特征。所谓人的特征便是意识到自己的欲望的存在，并调节控制这种欲望。动物也有欲望，但动物并意识不到这种欲望的存在，只能受本能的驱动，更遑论调节控制了。人类的第一个制度核，实质上是人类意识到自己欲望存在后，为避免痛苦（或追求幸福）而为自己设计的调节手段。由于当时知识和物质极度贫乏，这种控制方式就是否定。所以在此给“制度”下出定义，制度就是人类为规避痛苦（或追求幸福）而为自己设计的调节自身欲望的方式。第一个制度核形成时期，是人类和动物的真正分裂点。第一个制度核的形成实质上是大大减轻了，而非加重了人类的痛苦，人类也是在以此所形成的制背景架下缓慢的形成了知识和物质的积累，直至第二个制度核的出现。
英文名称：Special Zone Economy
主管单位：深圳市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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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刊号：1004-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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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经济地理；集聚扩散；C-P理论；城市
作者简介：崔大树（1962-），男，陕西榆林市人，浙江财经大学经济与国际贸易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区域与城市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TU984.1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8.62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08-136-02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初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通过发表的《收益递增和经济地理》开始了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新经济地理学最大的闪光点就是在一般均衡中加入了空间要素。在分析经济活动集聚、扩散的动力时，制度因素和运输成本得到重视①。本文采用新经济地理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去探讨集聚和扩散的来源、城市的形成及演化非常有意义，研究将更具科学性并能提供更为现实的理论依据，帮助我们得出更现实的结论。
二、新经济地理学下的集聚扩散机制
（一）集聚力依赖于两个效应的循环累积因果机制
C-P（核心边缘理论）模型中经济活动的集聚，主要依赖于市场规模效应和价格指数效应的循环积累因果。作用机制如下：第一，市场规模效应是通过获得规模效应来实现的，即企业厂址往往会靠近大市场或大的潜在市场。企业布局在大市场内，运输和交易成本被大大节省，成本的下降带来收益的增加。因此，产业的选址必然向市场较大的区域集聚，从而形成产业集聚，集聚力量由此产生。第二，价格指数效应是指厂商往往在生活成本较低的地区集聚。他们不仅可以共享当地的基础设施、技术、信息等，并且，产业集聚往往会带来更多品种的商品，消费者可以节省交易和运输费用。另外，低廉的产品价格使企业成本下降，进而吸引更多的厂商在此集聚，集聚力量产生。
（二）分散力源于市场拥挤效应、城市拥挤效应和知识溢出
经济空间内并不只存在集聚，如果一味集聚，那么经济活动将会集中在一点，这是不现实的。因为大部分要素和市场所在地不同、土地的非移动性就会产生运输和贸易成本，拥挤效应和外部性会产生分散力。第一，krugman②的核心边缘理论模型认为产业扩散的推动力是市场拥挤和农业人口的非流动性。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就业市场供大于求，会降低名义工资。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中心城市的劳动力会向名义工资高的地区流入，产业在空间分布上趋于分散。第二，klmienko③认为，产业集聚到一定程度会给集聚区带来以下负效应：地价居高、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产业会向新的地区转移，形成产业扩散。环境污染和交通拥堵等城市拥挤效应会增加企业的成本，为了获得更高的利润，企业会转移到低成本的地区。第三，知识溢出、技术溢出也是分散力的来源。知识和技术在一定的区域内共享，降低其他企业的研发成本。为避免竞争，一些科研创新能力强的企业就会迁出聚集区，向企业少的区域扩散，形成分散力。
（三）集聚和扩散力量的“拉锯战”改变城市空间形态——二力博弈
能够引起产业集聚的向心力得到新经济地理学和空间经济学的重视，而这种产业集聚能够引起经济活动和要素空间分布的差异，这种差异的存在造成产业集聚程度的不同。离心力促使厂商在地理上扩散。集聚和分散力量此消彼长，相互作用和制衡，使得经济格局改变。集聚与扩散之间的此消彼长以及究竟是哪种力量居于主导，主要是看产业集聚的成本和收益的权衡。产业集聚的成本表现为集聚不经济，收益表现为集聚经济，二者共同决定着一个城市的合理规模。
吕力（2005）在其博士论文中借助新经济地理学模型解释了城市的合理规模如何通过产业集聚和扩散来影响，在产业集聚和扩散中找到一个临界点，这个临界点就是产业集聚和人口扩张到一定规模产生了产业扩散。Fujita，Krugman&Venables（1999）提出了一个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力量，一个是中心模型所强调的向心力，另一个是城市模型所强调的离心力。根据向心力和离心力的对比来考察产业是集聚还是扩散，再根据集聚和扩散的强度来考察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
三、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城市形成、变动机制
（一）空间集聚是导致城市形成的基本因素
新经济地理学的CP模型，以D-S垄断竞争模型为基础，认为城市形成的原因是集聚和分散力量的平衡。克鲁格曼认为，空间聚集作为一种向心力，是报酬递增的外在表现，而报酬递增本质上是一个区域和地方现象，空间集聚能够使产业和经济活动和要素在空间集中，产生集聚效应并且产生吸引力。因此我们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可以认为空间聚集是导致城市形成和不断扩大以及推动区域发展变化的基本因素。其中，影响城市形成最主要的“向心力”是规模经济，阻碍城市形成最主要的“离心力”是运输成本。
（二）城市经济空间的圈层特征
城市经济空间变动，首先是核心区域吸引周边经济要素在此集聚，然后由核心区向边缘区扩散，核心区首位城市明显、边缘区逐渐被中心辐射，核心和边缘区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空间系统，由核心依次向外推移形成腹地带的圈层结构，它符合弗里德曼的核心——边缘理论。Stewart 提出在不同的地区会有不同的空间向心力，大体上与牛顿引力模型类似，这种特别的引力模型的向心力大小与城市间的人口规模成正比，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④。Isard等人通过自己的研究不断修正了引力模型⑤。目前国内学者分析城市之间、城市群之间的空间相关程度和中心城市的扩散能力主要运用引力模型、修正引力模型、城市流强度模型和威尔逊模型等方法。众多学者还运用城镇规模体系的不平衡指数、Moran 指数来反映我国城市群的等级结构，用空间分形维数来描述空间演化发展的分形特征。
（三）城市等级体系的核心——边缘模式
核心边缘理论认为，核心区和边缘区都是社会地域组织的次系统，区别在于核心区能产生和吸引大量的变革与创新；而边缘区则是依托于核心区，与核心区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空间系统。一个完整的空间系统包括核心区与边缘区，核心区主要是由核心城市或首位城市组成，在核心城市周围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城市，核心城市通过其辐射和扩散作用影响周边地区，进而与周边地区共同形成等级分明的城市群或城市体系。
有学者论述了产业集聚对城市群空间组织的影响，他们认为产业集聚有利于核心城市的发展变化，通过核心城市的辐射和带动，形成核心、次核心和周边城市等级明显的空间层级结构⑥。许政等人（2010）发现，大港口对于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研究发现，中国的城巿经济增长与城市到大港口的距离呈倒"S"关系。许政等人的观点与新经济地理学的“中心一”模式是一致的。新经济地理也认为城市经济增长与离区域性大城市的距离呈正比，即距离区域性中心城市越近，那么对经济增长越有利。Krugman还建立了“多中心城市结构的空间自组织模型”，并认为城市结构的形成是以自组织过程，是由厂商之间向心力和离心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四、研究述评
通过学习新经济地理学及相关文献，来研究集聚扩散驱动下的城市空间形态的演变得出以下结论：城市的形成源于集聚经济；城市规模和结构的变化是靠集聚力和分散力的持续博弈运动推动；产业集聚有利于核心城市的发展，同时扩散将带动周边城市形成次级核心和城市等级的层级结构。
新经济地理学从新的视角和方法去研究并解释经济活动的集聚和扩散，另外还认为是向心力与离心力共同作用决定了的城市形成，以及二者的博弈权衡影响了城市等级体系。特别是将空间因素纳入到一般均衡分析中，是新经济地理学的一个创新点，核心边缘理论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研究空间经济的主要分析工具，为研究城市空间相互作用和扩散提供了理论基础。对于我们讨论集聚扩散与城市群空间组织有很大帮助。
但仍有以下缺憾是我们以后努力的方向。第一，新经济地理学建立的模型中，关于集聚形成机制的解释过于简单。在利用新经济地理学的时候，还应该考虑政府政策等因素。第二，从单个城市来看，新经济地理学在解释城市形成上有较大的说服力，但是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的侧重点还是放在与城市之间的关系上。第三， 新经济地理学的实证研究落后于理论上的进展。
注释：
① 刘安国、杨开忠、谢變.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之比较研究[J].地理，2006，（02）：3-10.
② krugman P.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 [J].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1，99（3）：483—499.
③ KLMENKO M. Competition，matching，and geographical clustering at early stages of the industry life cycle[J].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2004，56（3）：178-195.
④ Stewart J.Demographic gravitation： evidence and application[M].Sociometry，1948，（01）： 31-58.
关键词：新经济地理 核心— 经济理论 区域政策
经济活动的区位问题一直为政策制定者所关心，但是在经济理论研究中一直被忽略。20世纪90年代由保罗•克鲁格曼等人开创了新经济地理理论（简称为neg理论）可以看作是对经济活动的空间维度的重新审视，试图把空间问题再次纳入经济理论中，经济活动的区位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但是令人感到疑问的是对于经济活动区位的理论研究中很少涉及到经济政策的研究，但随着欧洲一体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利用neg理论来分析欧盟的区域经济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区域间经济差距日益扩大，区域经济政策的制定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在制定区域政策时往往缺少理论指导。本文根据现有的neg理论文献，分析其核心模型的主要特点，概括其中所包含的政策含义以及对我国制定区域政策的启示。
neg核心原理概述
neg理论的核心是核心—模型。在核心—模型中，三种基本效应组成了该模型的基本机制：一是“本地市场效应”（home market effect），其含义是指垄断竞争厂商倾向于选择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进行生产并向市场规模较小的地区出售其产品。二是“价格指数效应”，其含义是指厂商的区位选择对于当地居民生活成本的影响。在产业集聚的地区，商品（这里指制造品）一般来说比其它地区要便宜一些。这是因为本地生产的产品种类和数量较多，从外地输入的产品种类和数量较少，因而本地居民支付较少的运输成本。三是“市场拥挤效应”，其含义是指不完全竞争厂商喜欢在竞争者较少的区位进行生产。前两种效应形成了集聚力，促使厂商的空间集聚，而后一种效应形成了分散力，促使厂商的空间扩散。
产业的集聚还是分散取决于这两种作用力的大小，如果集聚力大于分散力将会导致产业集聚，反之亦然。那么如何衡量这两种作用力的大小呢？可以利用贸易成本的高低来衡量。其中，高的贸易成本意味着贸易自由化的程度较低，反之，则意味着贸易自由化程度较高。
在核心—模型中，贸易自由度与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之间的关系可以很方便地由图1来概括，又称为战斧图解，描述了在一个包含两个地区的经济中长期均衡的结构特征和稳定性。在经济中存在两个生产部门。其中一个部门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进行生产，生产过程中规模收益不变，并且产品在两个地区的运输不存在运输成本。我们通常把农业部门看作这样的部门。另一个部门属于垄断竞争部门，在生产过程中规模收益递增，并且产品在区域之间运输需要花费运输成本。我们通常认为制造业部门具有这样的特点，而neg模型的主要特征就是要描述在这一部门中的厂商选址问题。
在图1中我们用贸易自由化的程度φ作为水平轴，来表示贸易成本的高低。纵轴表示厂商在其中一个地区所占的份额。贸易自由化程度与贸易成本高低之间呈反向变化：当φ＝0时意味着贸易成本无穷大。此时，在经济中不存在贸易往来，厂商也都在本地区进行生产，即自给自足的经济情况。当φ＝1时意味着贸易成本为零，实现了完全自由贸易。图中的粗实线代表长期均衡的结果，均衡时厂商的区域分布可以由纵轴看出：当贸易自由度较低（例如φ＜φs）时，长期均衡的结果是两个厂商均匀分布于两个地区；当贸易自由度较高（例如φ＞φb）时，厂商在一个地区集聚是长期稳定均衡；当贸易自由度处于中等大小（例如φs＜φ＜φb）时，集聚和分散都可能是长期厂商区域分布的均衡结果。藤田等人（fujita et al.，1999）把φs称为“支撑点”（sustain point），把φb称为“突破点”（break point）。其含义是当φ＞φs时，厂商在一个地区集聚是可支撑的；当φ＞φb时，原有的厂商在两个地区的对称分布将被打破。
neg核心理论的政策含义及启示
区域政策长久以来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国在制定区域政策的过程中往往缺少理论的指导。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由于率先开放，并且享受国家优惠政策的扶持，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近年来，我国实施的“西部大开发”及“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战略就是为了减缓区域间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根据核心－模型的政策含义，可以分析我国区域政策的实施效果及改进建议：
区域经济政策存在锁定效应。一旦地区的经济发展形成差距，基于规模收益递增的自我实施机制将进一步扩大这种差距。此时如果对两个地区实施同样的优惠政策将不会改变这种差距。只有更为强劲的政策介入，使政策的强度超过某一门槛值时才有可能改变这种情况。然而我国目前的区域政策主要体现在税收补贴、基础设施建设及特色产业保护等方面。诸多因素决定了这些政策的力度不会太大，因此政策实施的效果不会十分明显。
贸易自由化程度与区域经济差距之间的关系不是单调的。同样的政策在不同的贸易自由化条件下效果是不同的。在我国，随着区域间交通基础设施的改进、贸易壁垒的减少等政策干预，区域间贸易自由化程度不断提高。但是在多数产业集中于东南沿海的情况下，由于集聚租金的作用。随着贸易自由度的提高，东南沿海地区会进一步吸引其他地区厂商向这一地区流动，加剧两极分化的格局。而在贸易自由化程度较低时反而有助于缓和区域经济差距。
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对区域经济差距有重要影响。在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的条件下，落后地区劳动力向东南沿海地区的流动既削弱了东南沿海地区对劳动要素市场的竞争压力，又扩大了东南沿海地区消费市场，从而使产业进一步在东南沿海地区集聚，导致地区差距的扩大。但是从个人收入分配的角度看，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减缓了区域间的个人收入差距。在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区域间个人收入差距扩大。
预期对厂商的选址决策会产生重要影响。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改变厂商的未来预期来改变厂商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例如,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对外宣传以及树立良好的地区形象等方式吸引厂商的流入,并最终促进该地区的发展。而一旦建立起这种初始的优势，自我强化的正反馈过程将导致该地区成为经济的核心。
总之，与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预期不同，核心—模型预期不等同于区域经济增长，不会是一个逐渐趋收敛的过程。快速经济增长或工业化首先发生在某些区域，产业集聚导致区域间不平等扩大，形成工业“核心”与农业、原材料供应的“”。当离心力小于集聚力时，这种“核心—”模式会进一步强化；当离心力超过集聚力时，工业化会波浪状地由核心向周围的地带扩散，使某一些落后地区加入到“发达俱乐部”（rich club），而其它地区仍旧处于落后状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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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研究》（月刊）1998年创刊，是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主办的专业性学术经济理论刊物。宣传党和国家有关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针、政策，并配合国家计委的中心工作部署，反映经济改革与发展中重大的政策性问题及理论研究成果。
主要栏目
[关键词]企业核心竞争力;动态管理;经济学;分析
[DOI]10.13939/ki.zgsc.2015.13.027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逐渐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最大限度地满足客户的需求，并获得经济效益是企业发展的核心战略。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态势使我国企业面临更大的压力，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高主要集中在新技术的应用、合理的人员管理、有效的成本控制和企业优质服务体系的构建。动态管理兼顾企业内部和外部，以实现技术的创新和管理效率的提高为前提。总之，企业处于动态发展之中，这要求企业实施动态管理策略以提高其核心竞争力，促进企业发展。
1核心竞争力动态管理
1.1核心竞争力动态管理内涵
目前，关于核心竞争力的动态管理分析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从狭义上讲，核心竞争力动态管理是指企业通过循环管理的模式促进其核心竞争力与环境发展相适应。而从广义上讲，核心竞争力动态管理是指企业为了满足多变的市场经济而采取的一系列涉及技术、人力资源、成本控制等实施的手段。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对供应商、经销商、股东、客户的协调和管理都影响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而对于企业自身而言，其技术是否具有现代化特征、资源分配是否合理都是影响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说，外部环境影响了企业管理能力的提高。企业要依据环境的变化，尤其是市场经济策略的调整，对其实施合理的内部管理和外部管理。完整的核心竞争力动态管理包括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确定、培育、运用和评价四个阶段，做好每个阶段的管理才能提高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
1.2核心竞争力动态管理必要性
目前，企业正在逐渐实施核心竞争力的动态管理模式。企业的发展取决于客户的认同程度，因此对于企业发展来说，客户评价是其核心竞争力的主要表现形式，实施这一竞争力的动态管理要求企业善于发现客户需求的变化。动态管理模式下，企业根据客户的需求对发展战略进行相应的调整，其战略实施具有必然性。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
一是市场经济处于快速发展之中，这对企业的发展方向、人力资源结构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经济全球化更是加大了其冲击力度，容易导致资源跨国流动而造成企业发展处于停滞。因此为了形成良好的市场环境，企业应实施核心竞争力的动态管理模式。
二是核心竞争力动态管理是企业应对政府策略等宏观环境变化的基本策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应随时关注政府的宏观政策，以免与政府策略背道而驰，影响企业的发展。因此实施动态管理是企业硬性指标的重要手段。
三是核心竞争力动态管理是企业适应行业技术革新的策略，技术革新是企业在发展中时刻关注的问题，企业要始终处于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的前沿，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而要做到这一点，要求企业始终坚持采用核心竞争力的动态管理模式。
四是核心竞争力动态管理能够使企业准确了解客户的需求，从而根据客户的需求进行产品的调整，实施以客户为中心的销售模式和服务体系，使企业获得经济效益，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2从经济学角度分析核心竞争力的特点
从经济学角度进行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动态管理，包括分析企业的外部经营和内部环境对企业发展的影响。只有企业采用合理的管理手段，才能促进其持久的发展。经济学中常用的函数关系式包括：柯布-道格拉斯的生产函数、内部管理能力M和外部管理能力R关系式等。基于此我们将核心竞争力的特点分析如下。
首先，核心竞争力具有价值性。企业应从产品价格、数量等方面满足市场经济发展需求，才能满足客户需求，实现自身价值。市场经济发展一致性程度决定了其核心竞争力的大小。
其次，核心竞争力具有稀缺性。企业在保持核心竞争力的同时，不断提高自身的洞察力、组织管理能力。
最后，企业核心竞争力具有知识性和系统性。其知识性体现在只有符合市场价值观的创新模式才能作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选择对象，以此制定的发展战略才能真正促进企业的发展。而其系统性与企业自身的系统性相吻合。以能力为核心的资源、环境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而各种资源之间形成了完整的系统，只有各个要素同时发挥作用才能促进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高。
3加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动态管理的现实途径
3.1采用灵活的战略发展模式，培育企业核心市场
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在给企业带来压力的同时，也为其提供了丰富的可利用资源。因此，企业应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制定合理的企业核心竞争力，并采取灵活的战略发展模式，适应多元化的市场经济，以此培育企业发展所必需的资源。确保企业在某一领域的地位，并逐渐扩展核心领域，为其发展创造更加广阔的空间。
3.2规范企业组织管理体系，营造企业核心机制
要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应使其自身的组织结构保持一致。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要实施动态管理模式，根据企业发展的需求制定和调整其组织管理规范。切忌单一依靠经验解决问题的方式，企业应进行适当的培训，时刻处于学习状态，了解市场经济的变化。总之，要确保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核心机制的构建十分必要，企业应规范自身的组织管理结构，时刻关注市场经济变化，建立有利于其经营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系。
3.3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提高企业核心文化
企业文化包括企业发展所奉行的价值观念、道德准则和发展宗旨等。正确的企业文化有助于企业树立良好的形象，从而提高其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力。另外，企业的内部凝聚力取决于其是否具有良好的企业文化。从我国成功企业发展的途径看，企业核心竞争力提高离不开良好的企业文化，优秀的员工培育方法依赖于企业文化的树立。缺少必要的核心文化，企业的发展也将陷于尴尬境地。
4结论
实践证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取决于其是否能够依据客户的需求构建正确的发展战略。而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具有多变性。而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企业管理能力包括内部管理和外部管理两个方面，无论是资源分配、组织管理能力的提高都影响着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因此，对于现代企业来说，应将主要竞争力集中于核心竞争力的提高。当然，市场经济具有多变性，企业发展也随时处于变化之中。企业应始终按照市场发展的规则，进行正确的外部协调和内部管理，使企业处于动态发展环境下，解决企业存在的具体问题，提高组织管理水平，从而促进其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金武.从管理经济学的视角看企业核心竞争力[J].中国集体经济，2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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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社会意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作用 分析
【中图分类号】D089 【文献标识码】A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构建和谐文化的根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凝聚人心。也就是只有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去做，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家的重要课题。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下简称：核心价值观）的构建过程中，更多的是运用官方媒体的宣传以及基于基层党建工作模式下的分组学习。这种构建途径固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但面对中国广大的市民阶层，则难以将核心价值观的精髓植入到他们的脑海之中，更不用说完成知行统一模式了。为此，从马克思社会意识理论中寻找根据来支撑核心价值观的构建，便成为当前理论界需要着手的课题。
马克思主义社会意识理论的逻辑起点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辩证关系。马克思在批判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同时，也在历史观上完成了向唯物主义的转变。针对黑格尔的客观精神论，马克思在历史上第一次使这种头脚倒置的历史观得到了纠正，并提出了人民创造历史。同时，作为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的社会实践必然将在人民大众的思想观念中得到能动反映，并由这种改造后的意识形态来推动社会实践的展开。从而，得出了人们在改造世界的同时，也改造着自己。不难看出，改造了自己的外在形式便可以在人们的思想中得到表现。
结合本文主题，以下从五个方面来展开对马克思主义社会意识理论的认识：第一，社会意识的发展变化与社会存在的发展变化的不完全同步性。一方面，社会意识的发展有时落后于社会存在，并阻碍其发展。另一方面，某些先进的思想、理论能预见未来，指导和推动社会的发展。
第二，社会意识的发展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和不对应性。这主要是说，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和地区，其社会意识发展水平不一定高；而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也可能在思想领域超过经济上发达的国家和地区。
第三，社会意识的发展具有历史继承性。即不同时代的社会意识之间有前后的历史继承关系。
第四，社会意识各种形式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第五，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这是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的集中表现，它的实质是人们的精神生活所具有的特殊能动作用。
社会意识的反作用可以从两个方面把握。首先，正确的社会意识能够对社会发展起促进作用，错误的社会意识则对社会发展起阻碍作用。其次，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有范围大小、时间久暂的区别。如有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影响可长达几千年，有的则短到几年；有的可以波及许多国家、甚至全世界，有的只限于一个地区。
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反作用的大小受许多条件制约，但主要取决于它实际掌握群众的广度和深度。一般说来，社会意识掌握的群众越多、越普遍、越深入人心，它的作用就越大，反之，它的作用就越小。社会意识的反作用并不是自然而然实现的，而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才得以实现。
对马克思社会意识理论的解构
严格来讲，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系统阐述他们的社会意识理论，而是针对当时诸多哲学思潮和多元的社会主义意识而进行的批判性阐述。因此，社会意识理论就散布在哲学、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论述之中。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对这一理论进行解构：
哲学基础方面。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从来都是从实践中、从人的现实存在基础中逐渐形成的。马克思认为，人首先需要获得生存资料解决生命的延续问题，才能在这一物质载体上从事精神文化活动。这就意味着，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意识成为了唯物主义的核心内核。①在批判费尔巴哈哲学的基础上，马克思指出：物质在人意识上的反映并不是镜面反映，而是在人脑中得到改造后的、能动的反映。最能反映马克思哲学思想转变的论述便是针对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批判，马克思通过对人类历史发展进路的梳理逐渐感知到了黑格尔体系内在的缺陷，那就是以社会意识作为社会存在的根据，从而产生了头脑倒置的状况，这也就促进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由此可见，马克思历来重视主体论，并把这种主体意识界定为人的“类本质属性”，从而与自然界的动物区分开了。
历史材料方面。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谈到，资产阶级来自于早期的城关市民。梳理历史材料可知，这些城关市民包括逃离土地的农奴、自由民，以及城市中的手工业者。在西欧中世纪的城市里，借助生产分工逐渐发展起了商品经济。商品经济在运行过程中不相信任何权威，除了信服市场的威严。即使贵族前往城市来采购商品时，也必须遵从等价交换原则，而无论其身份的高贵。马克思就是从这一历史材料中并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指出了资本主义初期市民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的意识形成。最终，这一社会意识形态便以资产阶级法的形式被固定下来了。当然，沿着商品交易关系中的平等逐渐转换到人与人之间政治上的平等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但这些历史材料却印证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内在逻辑。《资本论》第一卷针对商品价值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其中也包含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内在逻辑，即马克思针对英国当时正处在自由竞争状态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现状给出了历史材料，其中因外在竞争压力使然和获得超额剩余价值为目的，导致了资本家阶级普遍含有进行技术改进和资本重置的愿望，这本身也印证了上述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
作用边界方面。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陆续出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便成为了社会意识形态。这种社会意识形态的产生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即由上层建筑所建立的思想体系，并通过一系列的动员而使人民普遍获得了这种社会意识。然而，这里面却缺少了马克思历来所重视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转换”的内容。从而，在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意识形态都或多或少的超越了现实基础，而呈现出“假大空”的痕迹。从当时的理论范畴来看，由斯大林主持苏联科学院完成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便可感知到，其中充斥着原则和主观异构，而脱离了苏联当时所处的社会经济现实基础。可见，在构建核心价值观的路径中，仍不能忽视对社会存在的重视。
解构基础上的中国化分析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历来重视实践的力量，并在理论一般与实践具体之间形成了本质与具体的区分。这就意味着，我国需要将马克思主义社会意识理论中国化，并结合我国国情来将其应用于构建核心价值观上。
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结合方面。中国社会主义实践走了一条“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进路，这一逻辑斯蒂曲线也预示着我国社会存在的复杂性。在长达几千年的皇权统治下，我国几乎没有形成类似于资本主义初期的市民阶层。这就意味着，核心价值观所内含的诸多元素，需要建立在具有公民意识的社会大众之中，然而在缺少市民向公民社会转换的历史大背景下，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将受到小农思想的排斥。②从目前核心价值观的构建状况来看便可知晓，反映在广大基层民众的行为中并没有具体的核心价值观体现，这也使是“扶不扶”成为了社会热议的话题。因此，在核心价值观的构建中需要对这一社会存在引起高度重视。
与中国传统文化习俗结合方面。“家”文化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这一文化元素也与几千年的小农经济形态相适应。然而，随着商品经济关系在中国的不断发展，它必然打破“温情脉脉的宗法关系”。这就表明，“大家”转变为“小家”的社会存在已经出现，并也在某种意义上使社会系统更加碎片化。核心价值观并不高深，它含有平易近人的特质，甚至从建立和谐的邻里关系也体现为核心价值观的构成元素。然而，社会经济转型所带来的社会系统碎片化特质，却显著弱化了人与人之间的认同感。③由此，当前践行核心价值观似乎成为了某些模范人物的专利。因此，在核心价值观的构建中还应重视这一社会存在问题。
与中国时代主题任务结合方面。在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背景下，上层建筑十分重视精神文化建设，而这一精神文化表现在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相适应的阶段上。因此，在核心价值观的构建中还须与时代主题和任务相契合。实现“中国梦”构成了现阶段的时代主题，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则成为了“中国梦”的重要元素。在此基础上，应充分把握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深刻影响，并清晰认识到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
分析引导下的构建作用归纳
根据上文所述并在分析引导下，马克思社会意识理论对核心价值观的构建作用，可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进行归纳：
为反思核心价值观的构建路径提供理论。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也是当前建设和谐社会的国民应共有的心理素质。随着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和典型示范，在中国大地涌现出诸多“感动中国”的人物。然而，一种价值观念能否成为民众的潜意识，还需要民众在社会实践中来逐渐获得，诸如西欧中世纪末的资本主义精神萌芽。因此，马克思的社会意识理论应成为反思核心价值观构建路径的理论基础，也是一种参照。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道路行进上的实践内容为我们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社会存在内容，各岗各业的建设者在不断攻克一个个难题的同时，也在坚定着我们的社会主义理想。这才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出路。所以说，当前仍要一心一意谋发展，一心一意搞建设。唯有在切实提升了全民幸福感的基础上，才能有效引导大众建立起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
为促进核心价值观的构建提供哲学基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我们认识中国社会意识形成的方法论来源。其中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辩证关系，更是我们认识核心价值观最终深入人心的哲学基础。前面已经提到，中国历史发展的逻辑路径确定了我们的社会存在较为复杂，即存在着商品经济与小农经济的混成，以及存在着城市小家庭与农村大家庭的混成，这就导致了公民意识与小农意识的混成和相互影响。因此，唯有在不断深化城镇化建设的基础上，才能确保在公民意识下来全面接受核心价值观。不难知晓，在当前城镇化深入推进的大背景下，随着城乡统筹发展大幕的持续拉开，还应不断提升农村人口的精神面貌和思想意识，只有这样才能在维系“小家”成就“大家”的观念中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核心内核。然而，改变一种根深蒂固的生活观念是极为困难的，但确立在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间的辩证关系下，则要求需要从改善村社生活质量入手来建构起他们在观念上的核心价值。
为推进核心价值观的构建提供历史视野。马克思在《哥德纲领批判》、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宏大叙事般的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特别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引述了大量的历史事实来批判杜林博士关于自然哲学观点。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实则为我们提供了社会意识存在的历史进路，这一进路又以历史视野为我们提供了构建核心价值观的格局。可见，当前上层建筑在传递核心价值观的同时还应明白，思想之间的冲突和竞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中需要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人物出现来进行宣传（这就如同推进资本主义精神萌芽的新教改革人物）。在我国国情的允许下，对具有社会影响力人物的界定并不是指那些意见领袖，而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用实际行动作出突出贡献的人，他们或许高大也或许平凡，但这些人物的人生发展路径则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最好宣讲。
为实现核心价值观的构建提出作用边界。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实践的理论，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不断推成出新的理论。因此，核心价值观的构建需要落地，那就是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发展。这就为评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效果提供了评价标准，也为核心价值观的构建提供了需要解决的短板问题，所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意识理论为实现核心价值观的构建提出作用边界。目前，存在着这样一个不好的现象，部分地方在宣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所列举的案例离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经验较远，从而给人民群众的观念中造成了“高、大、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刻板印象。④对此，一定要给予克服。从近年来媒体所推出的“最美人物”系列和“感动中国”系列来看，上层建筑已经重视对基层先进人物事迹进行挖掘和宣扬，这本身便是沿着马克思主义社会意识理论道路的正确体现。
综上所述，以上便构成笔者对文章主题的讨论。不难理解，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需要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意识理论给予充分应用，并在结合我国国情的情况下来实施核心价观的宣讲和实践活动。最后再次强调，马克思主义社会意识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必须与我国当前国情相结合，而不能在形而上学的形式下来给予套用。另外，还需要增强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实在感，而不能在空泛的宣传中给人民群众造成历史虚无的假象。在我国当前大力推进法制体系构建的关键时期，如何将法制观念与道德观念完美的结合来植入我国民众的脑海中，仍然需要把握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之间的辩证关系。
（作者单位：太原科技大学哲学研究所）
【注释】
①曹明：“文化实践与核心价值观建构―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融合的话语逻辑及其精神形态”，《学术论坛》，2013年第10期。
②邓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题―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价值构建研究之九”，《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年第6期。
③马家峰：“提升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层次―基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视角”，《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