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06 11:06:1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检举信，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1、检举信是针对严重侵犯自身或社会利益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是国家机关的，可能涉及到犯罪活动的。而举报信一般是针对违法行为的，可能与自身并没有太多的利益关系。
2、检举是指向有关部门或组织揭发违法、犯罪行为，与“举报”的意义类似。可以通过写举报信、电话举报、网络举报等方式检举。
3、通过信函的形式揭发检举违犯党纪政纪和刑事犯罪分子并要求有关部门进行调查处理，这是人民群众参与党风廉政建设，同腐败行为进行斗争的重要手腕，也是公民行使民主权利，依法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一种途径。
4、举报信的开头就像写平信那样，顶格写上接受举报单位的名称，比如“台州市路桥区检察院举报中心”。然后介绍一下举报人和被举报人的基本情况，比如：名字、性别、职务、工作单位和住址等，如果被举报人有几个人的话，还要一个个分别写清楚。
5、举报，指检举，报告。语出清·黄六鸿《福惠全书·教养·礼耆德》：“本乡年八十以上，素有德行，从公确实举报。”
（来源：文章屋网 ）
秃头、凸肚，还有……狐臭。他的制服，从来没有平整过，不是少了扣子就是绽了缝。有一次，我妈好心地要他脱下来帮他补，他竟然穿着已然发黄、到处是破洞的内衣，腆着肚子和一堆矿工在树下喝起太白酒，配三文鱼。
听大人说，他和主管不合，不但老是升不上去，而且分配的管区，就是我们那个从派出所要走一个小时山路才能到达的小村落。
他没有太太。据说是在基隆河边淘煤炭时，不幸淹死了。不过，有个女儿，低我两个年级，她应该像妈妈，因为没她爸爸那么胖，长得还算好看。
这个女儿，经常是我们那边的人送他礼物的好借口。春末夏初，我妈会到隔壁村落挖竹笋。看到他就会给一袋，说：“炒一炒，给你女儿带便当。”
过年。全村偷杀猪，那种没盖税印的肉，我父亲甚至会明目张胆地给他一大块，然后一本正经地说：“这块死猪仔肉，带回去给你女儿补一补。”
父亲这辈子最大的缺点。就是好赌。每年至少有一次。妈妈因为赌博这件事，和父亲吵到离家出走，不是呛声要“断缘断念”当尼姑，就是要去台北帮佣，“自己赚自己吃”，最后，通常都是我按照她蓄意透露给别人的口信，去不同的地方求她回来。
有一次，我受不了，把这样的事写在日记上，老师跟我说，可以写一封检举信给派出所，要他们去抓赌。
老师特别交代说：“要写真实姓名和地址，不然，警察不理你。”
不知道是老师太单纯还是我太蠢。我真的写了信，趁派出所的服务台没人的时候，往上头一摆，然后跑开了。
两三天后的一个周末，下课回到家，我看到那个警察开心地跟父亲以及其他叔叔伯伯。在树下喝酒聊天，他一看到我，就说：“应该是他写的吧，没想到小小的个头文笔却那么好。”
他竟然把我那封检举信。拿给半个村子的人观赏。
我被父亲吊起来狠狠地打，叔叔伯伯还在一旁加油添醋地说：“这么小，就学会当抓耙子，该打。”
最后拦阻父亲并且帮我解下绳子的，也是他。从那时候开始，到我离家到台北工作，在那段时间里，我再也没正眼看过他一次。
再看到他，是将近二十年之后的事。
那时。父亲因矽肺经常住院，有一天，我去医院探视，打开病房的门，闻到一股浓烈而熟悉的狐臭味，不用说就知道，坐在父亲床边的那个老人是谁。
他笑着问我：“还认得我吗？”
我心里说：“要忘掉你，还真难咧。”
他得意地跟我说：“刚刚我还跟你父亲讲你写的电影《多桑》，我眼光真的不错，小时候就看出你文笔好。现在，不但在报纸上写文章，还‘写电影’，写得这么出名。”
最后一次看到他，是在父亲的告别式上。
那是一个台风天，跟大多数人一样，他全身湿透，比较特别的是，他还没拈香就先走到我的面前，嘴唇颤动好久，哽咽地说：“要孝顺你妈妈哦，你爸爸跟我说过，说他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你妈妈……”
不知道是现场线香的味道太过浓烈，还是怎样，虽然靠我那么近，近到可以清晰看见泪水，顺着他深深的法令纹，流到下巴，我都没有闻到他身上有任何让人不舒服的异昧。
几个月前，我去一个大学演讲，结束的时候，一个孩子过来问我，认不认识某某某？他说，那个人是他的外祖父，就是当年害我被父亲吊起来打的警察。
他说，外祖父常放《多桑》的DVD给人家看，然后跟人家说：“那个警察就是我啦，那个吴念真记得我哦。”
他说，他外祖父死了，两年前的冬天。
别让时光把你倒着拎起来，那样，你会掉落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上衣左口袋里有两张过期的电影票，错过的是你一直想和爱人去看，却一直没有时间去看的电影。电影没老，我们却先各自生出了皱纹；上衣右口袋里有一本通讯录，是和你的生活息息相关，或者说你要用到的人的联系方式。每次重新抄写通讯录，就会重新检点自己忘记了多少人。忘记之后剩余的，就是所得。但你的通讯录，从来没有被丢弃。始终都是满的，也始终都是空的；裤子的左口袋里是你的乘车卡，办公室钥匙和几个零钱，告诉你生活是琐碎的；裤子的右口袋里是日日更新的手纸，时刻提醒着你新陈代谢的好处；还有些肉眼看不到的口袋，贴着贪欲的那个口袋，一些私房钱和暧昧写给别的女人的情书；靠着嫉妒的那个口袋，你诬陷朋友的检举信；和虚荣隔壁的那个口袋，你沽名钓誉的各种虚假的荣誉证书……这些，你藏得很深，别人翻不出来，只有时光将你倒着拎起来的时候，它们才显露无遗。
被时光倒着拎起来的时候，你总是无限惊讶：咦！身上哪里来的那么多口袋？
当然，最主要的，还是担心被时光倒着拎起来的时候，把梦丢失，因为梦也在口袋里，离心最近的那个口袋。梦丢失的时候，我们无比忧伤。但我们似乎习惯了这样掩盖自己的忧伤。
我们可以从容地在任何一个场合和一个陌生人熟练地娓娓而谈，却总是无法进入一个熟悉的人内心，咫尺天涯。一颗颗戒备森严的心，像筑好了防御工事的城堡，牢不可破。
我们无法走到时光的前头，看它的枝头隐匿着什么。只能紧紧跟着它的步伐，贴着它的后背，一边怀想，一边感恩。因为只有对过去心怀感激的人，才能走得更远。
跑不到时光的前头，就敬畏地仰望它吧，看看它到底有多神奇，看看它到底怎样刻画年轮，雕刻时光。痛苦只是暂时的，酸甜苦辣是不可或缺的生活调料。茫然、惶恐、快乐、悲伤，完整的构成回忆。我提醒自己，永远不要和时光背道而驰，你的幸福城堡在前面，你可以不必奔跑，但灵魂必须提前抵达。
在抵达那个幸福城堡之前，要感谢很多人，也要对无心伤害过的人心存歉意。
在灯光下，看到女儿手里握着橡皮，在那里改正作业本上的错误。孩子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犯错，可以把太阳放到夜里，可以把树种到天上，可以把人画出四条腿，他们不必为自己的错误担心，因为他们有橡皮，他们可以改正，一切都来得及。而我们呢，被岁月的鞭子赶到坟墓边上的人，已不容许再有任何过失，不管是打碎了亲情，还是碰落了友情，对于我们的后半生来说，都是一种难以缝合的痛苦，一种永无宁日的煎熬。
如果，真的有一种不能抗拒的哀伤，也不妨暂时接受它。静待它会在你身上种出什么样的果实来。
所以，永远不要和时光背道而驰。你要紧紧贴着时光的后背，跟着它向前走，不要让它把你倒着拎起来。因为回忆是徒劳的，只会让你的心灵长满野草，而且永远没有收割完的那一天。
“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上厕所都要老婆帮忙。”兰保忠一边说，一边翻开盖在身上的被褥，露出了布满伤痕的右腿―为了让他早日恢复行走的能力，医生用两块钢板将其已经断了的右胫骨中上段固定，再缝了将近30针。
兰保忠共有兄妹4人。大哥兰宏旺，兰保忠排第二，二人经历相似，都曾参军入伍，后在武钢乌龙泉矿工作；他们还有个妹妹，在武汉市当公务员，兰世立年纪最小，也是4人中最为聪明的一个，因为创立了东星航空而一度成为湖北首富，但如今却因为逃避追缴税款罪而身陷囹圄。
“以前他富有的时候，对我们也没什么帮助，都是各过各的日子。”兰保忠说。
兰世立入狱后，曾一度将东星集团的管理权交给大哥兰宏旺，而兰宏旺有时也会叫兰保忠过去帮忙。即使身为兄长，他会仍不自觉地称自己的弟弟为“兰总”。
兰保忠认为，如果不是兰世立破产坐牢，他们一家会按着原来的轨迹一直生活下去，自己也不至于被人打断了腿。
兰保忠遇袭
在过去的两个多月里，为了拯救已在狱中一年半的兰世立，兰家曾两次对武汉市常务副市长袁善腊进行实名举报。
第一次是在7月22日，兰宏旺向湖北省纪委等部门递交了实名举报武汉市常务副市长袁善腊的信。据湖北省纪委新闻发言人介绍，省纪委收到举报信后，曾两次约兰世立亲属当面核实情况，并就举报内容展开调查。
第二次则是在9月1日，东星集团总裁助理、兰宏旺的女儿兰剑敏在北京召开新闻会，痛陈袁善腊有包养多名情人、收取巨额贿赂、将政府巨额资金借给黑社会发放高利贷、指使他人组织围攻政府机关、、对受害者进行打击报复等“六大罪状”。
兰保忠就是在这两次举报之间的8月9日夜晚遭到袭击。“举报的事情我知道，但我没具体参与，”兰保忠说，“我之所以被打可能是因为长得很像大哥兰宏旺。”
8月9日晚，应朋友之邀，兰保忠来到洪山旺谷市场旁的大排档吃宵夜。大约夜间10点，两人刚坐下来，还没来得及吃饭，4个20岁出头的小伙子手拿洋镐棒走了进来，“什么话都没讲”，上来就对着兰保忠一阵毒打。
整个行动过程极为迅速，前后不到3分钟。4个年轻人全身而退，而他“已经浑身是血站不起来”，被朋友送进了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经过医生诊断，兰保忠除了轻型颅脑损伤和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外，还有右胫骨中上段、左手拇指近节指骨基底、左髌骨及胫骨平台骨折。而为了治疗腿伤，兰保忠已经花费了超过3万元，这是他家将近一年的收入。
“我完全没有反应过来，一下就被打倒在地。”当过兵的兰保忠回忆说，“但是我的同伴却一点事也没有，他们只是对着我来打，手段相当毒辣。”
案发当晚，兰保忠等人曾拨打110报案，武汉关山派出所民警出警，并于第二天委托法医对伤情进行了鉴定，但此后就再无进展。就在9月18日下午，兰保忠再一次拨打了具体办理该案的吴姓民警的电话询问案情，但无人接听。
“刚被打的时候，我自认为还比较清醒，觉得案子很快就会水落石出，但一个多月后，我越来越看不清形势，我不由得怀疑是实名举报后，有人要报复我们，否则他们怎么会故意拖着不办。”兰保忠说。
这个推断迅速在兰家人当中扩散，并带来了极大的不安。在反复权衡后，兰剑敏决定在北京召开新闻会。“越曝光、越安全。”9月1日，她在实名举报武汉市常务副市长袁善腊的新闻会上这样说。
融众的反击
在9月1日向媒体公开的检举信中，兰世立除了列举袁善腊的六大罪状之外，还将矛头对准了自己曾经的合作伙伴融众集团，并将其实际控制人谢小青称为“有黑社会背景的放高利贷者”。
2008年7月7日，深陷危机的东星集团以3.15亿元的价格将其持有的东盛地产对外转让，接手者为自然人杨和李军，其背后实际操盘者则为投资界低调而神秘的融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08年，袁善腊为了帮助黑社会首领谢小青收取对我放出的高利贷。采取威胁、恐吓甚至不惜，动用武汉市公安局对我多次非法拘禁等手段，胁迫我将价值几十亿的东星航空有限公司以难以想象的极低的价值一亿多人民币低价出售，以还其高利贷的借款。”兰世立在《检举信》中这样写道。
但这个说法遭到谢小青的否认。9月7日，在兰剑敏召开新闻会一个星期后，谢小青也在北京召开了新闻会。“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面对媒体公开回应兰世立诽谤融众集团及我个人人格。”他说。
在谢小青的描述中，他认识兰世立与袁善腊无关，而是在2007年上半年，东星欠浦发银行武汉分行的一笔贷款即将到期，浦发行副行长希望融众可以提供短期典当融资给东星。
据谢小青讲述，2007年6月，他在武汉的香格里拉酒店大堂吧第一次见到兰世立。当时兰世立表示正在与高盛谈航空战略投资，金额为1亿美元，同时谈到光谷地产项目，希望融众能帮助东星撑过去。
谢小青介绍，从2007年11月7日到2008年4月18日，融众共投到东盛地产1亿，并没有要一分钱利息，但由于兰世立将1亿元挪去拯救东星航空，导致光谷并无任何复工的迹象。
随即从2008年4月开始，兰世立与谢小青签了光谷项目的委托经营协议，而按照谢小青的说法，前后融众拿出了1.54亿让东盛地产复工，而不是兰世立所说的7000万借款。
谢小青说，帮兰世立撑住房地产项目，就可以等高盛投资进来。但2008年兰世立拿到商务部外资投资许可证时爆发了金融危机，设想中的高盛1亿美元未能到位。
谢小青表示，也是这个时候兰世立恳求其收购东盛地产。于是融众支持了李军、杨两个投资人收购了东胜房地产。“那个阶段我是兰世立的救命稻草。”谢小青在会中这样说。
在谢的引荐下，国航介入东星航空的重组事宜，谢小青也以自己是国航与东星重组的红娘自居。“当时国航董事长孔栋说，他们愿意收购和重组，但是决不会以大欺小，以强压弱。”谢小青说。
据谢表示，当时刚进入净资产调查，就出了GE（通用电气公司）表示不还租赁款便停飞，而兰则在2008年春节前去国航北京开会的会场要求借5000万解燃眉之急，而谢从中担保，“这5000万让他喘了口气，给了GE和飞行员，春节之后就翻脸了。政府没有强迫他重组，因为我参与了每一个细节。”
谢认为，在整个酝酿重组过程中，国航不是1亿元钱收购东星，而是重组后要承担债务7亿多。兰不满意首先是因为飞行员系高价聘请，国航的定价不符合其要求；其次，是因为国航没有将东星的航线作价，这也是兰最不满意的地方；最后，就是没有将东星国旅和航空往来的债务认定是航空的债务。谢认为这是兰拒绝重组的三个原因。
“在东星就要自然破产时，国航给了他5000万，他却反咬，还诽谤。”谢小青说，“这是现代版农夫和蛇的故事。”
兰世立另一面
“我们主要是举报袁善腊，谢小青这个时候跳出来，是以一个搅局者的身份来干扰大家的视线。”兰剑敏说，“必要的时候，我们会拿出新的证据来进行反击。”
自从在北京召开新闻会来实名举报袁善腊后，她一直不敢回到自己的家乡武汉。“这是出于人身安全的考虑。”这个身兼东星集团总裁助理和兰世立侄女两重身份的80后女孩通过网络告诉记者。
兰世立商业帝国的坍塌，不仅让4000多名员工失去了原来的工作，也改变了兰剑敏人生的运行轨迹。在兰世立因为逃避追缴税款罪而入狱、东星集团分崩离析之际，远在新加坡从事金融业的兰剑敏临危受命出任东星集团总裁助理兼新闻发言人，全权负责掌管东星一切业务，而在此之前，这个工作一直由她父亲兰宏旺执行。
就在9月1日举报事件后，兰宏旺曾在乌龙泉矿接受媒体采访，他说：“弟弟被打后，我决定反击了，所以我们决定对外开会，虽然并未经过兰总的授权同意。”
这一说法遭到兰剑敏否认，她说：“我爸就是喜欢对着媒体乱说话，我叔就是怕他说错话，被记者写出去会让我们很被动，才把企业的管理权交给我。”
“其实我是去年9月份回的东星，到现在刚刚一年。”兰剑敏说。而就在这个9月，她以兰世立的名义实名举报袁善腊，引发了社会对东星事件的又一次关注。
“实名举报之前我也想过，肯定会有人说兰总是偷鸡不成反蚀把米，我甚至都想过大家会认为我们在炒作。”兰剑敏说，“但兰总的身体很差，在监狱里遭到的对待不太好，我们没办法才举报。”
据一名与其熟悉的人透露，兰剑敏本科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后到新加坡读研究生，跟兰世立其他亲人一样，她并没有得到二叔的格外关照。“兰世立除了帮她办了出国护照之外，其他的事项都是靠她自己，非常不容易。”该人士说。
自从实名举报之后，家人就再也没有机会见过兰世立。而现在兰剑敏正在忙于协助律师向湖北省监狱管理局申请会见。
“去年4月份判刑之后，监狱就曾以兰总是新加坡公民为由不给我们会见；而在今年2月份我们民航中南局之后，会见兰总也变得特别困难。”兰剑敏说，“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不断地磨，尽量去争取。”
“虽然因为兰总以前没有给家人什么照顾，大家对他有所怨言，但是我们都还是希望他好的。”兰剑敏这样解释在东星最为危难的时刻自己挺身而出的原因。据其讲述，兰世立在去年入狱前曾被取保候审，在获得自由期间想做的第一件事是想送家人每人一套房子。
马克・吐温就这样出现在旧金山美国造币局办公大楼里，拜访在当地文学界已经颇具盛名的布勒特・哈特，大喇喇地毛遂自荐：“我有潜力。”比马克・吐温还小一岁的哈特，时任造币局的地区主管助理，也是文学杂志《加利福尼亚人》的主要撰稿人和兼职编辑。
哈特毫不犹疑地确定了马克・吐温的文学天分，并聘请吐温为《加利福尼亚人》每周撰写文章，盛赞他为“天才幽默家”。非但如此，哈特还在编辑稿件时，向这位新手作者教授写作风格、节奏和语调方面的技巧。马克・吐温自己也曾说，哈特“把我从一个表达粗浅思想的拙劣写作者变成一名能够以段落和章节铺展文章的作者”。
尽管哈特是马克・吐温的文坛领路人，但一个以舵手、牛仔自居的人，是不可能满足于做一个小小跟班的。早在出版第一部小说集之前，马克・吐温就满含醋意地说：“虽然我通常被列为粗制滥造的作家，但我认为布勒特・哈特戴上这个头衔倒更合适。”
在造币局工作过的哈特，其实极不善于理财。他很快将杂志社预支的巨款挥霍一空，却对写稿任务和演讲应酬漫不经心。由于经常向朋友借钱却很少还款，哈特“赖账者”的恶名也慢慢传开了。马克・吐温因为娶了企业家的女儿，成了新晋富绅，对困窘的老友倒是十分慷慨；但哈特拿了马克・吐温的钱，却也不见外地嘲笑对方铺张奢华的生活方式。
1876年，两人合写一部叫做《阿辛》的戏剧，不过在实际写作中，彼此都不满意对方的修改意见，剧本的进展陷入僵局。这时候，哈特养成了酗酒的毛病，抱怨马克・吐温给他介绍的出版社出了差错，让他损失了数千美元。马克・吐温正式向哈特寄出一封信，拒绝再借钱给他，但是愿意聘请他跟自己合作写剧本，每周付给25美元的报酬。这封自以为慷慨的信，对于哈特来说是不堪忍受的羞辱。两个作家的友谊，也就此落幕。
最后，沦落至给肥皂写广告词的哈特，通过朋友的关系，竟然差点说动了总统派他到中国任外交官，但却被马克・吐温的“检举信”坏了事：“不论他到什么地方，他的身后都会留下被骗的杂货商和借钱无归的老实人……”最终，哈特被派到德国一座小城担任商务，马克・吐温在哈特动身当天依然在激烈地抗议。后来，哈特再也没有回国，而已经成为美国文坛巨人的马克・吐温，还揪住这个已经被读者淡忘的宿敌不放，甚至在对手因喉癌去世后，仍没有停止言语上的攻击。
从 文人相亲到文人相轻，古今中外所见多多，这是一个有趣也令人遗憾的现象。人们期望那些创造了真善美经典作品的艺术家自身也是真善美的典范，期望他们的社会角色与私人角色合二为一。当文人相轻一地鸡毛时，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让这些本应文质彬彬的人成了像患了强迫症的斗鸡，非要用他们最擅长的文字一搏高低？
马克・吐温vs布勒特・哈特
海明威vs斯泰因
海明威素以“文坛硬汉”著称，却也是众所周知的“文坛公敌”。他揭“好哥们”菲茨杰拉德的老底，在《乞里马扎罗的雪》初稿中直接写一个失败的作家“菲茨杰拉德”；他对提携自己的庞德暗地里挖苦；他对帮助自己在巴黎文化圈崭露头角的名编辑弗德颐指气使……几乎每个人都对海明威很好，但海明威却总是没什么道理地反戈相向。
大家比较公认的一点是，海明威的锋芒来自于对自身才华的绝对自信，此外，也跟他好斗的性子脱不了干系。不过，在1922年，22岁的报社记者海明威去巴黎拜访48岁的格特鲁德・斯泰因时，还是一脸温顺、恭敬的模样。此后，斯泰因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人生导师”的角色：告诫他辞掉记者的工作，“否则你永远看不到真实的事件”；教导他应该发展属于自己的技巧，“谁都教不了别人任何事情”；还给他的第一个儿子做教母，对他一家人的照顾尽心尽力。
尽管在后来的海明威传记中，斯泰因被称为是海明威的“文学母亲”，但随着《太阳照常升起》《永别了，武器》等作品陆续出版，海明威晋升为国际文坛的一线大腕，那张堪比影星的帅气笑脸频频出现在各大杂志的封面，不过同时，他因文字结下的梁子也越来越多。批评家们的炮火日渐密集，抨击他为金钱出卖艺术良知，缺乏思考，是头“愚蠢的公牛”。每每面对或轻或重的指责，海明威总是用一种直接而粗野的方式予以回应。
而被他不经意中伤过的斯泰因则保持了8年的沉默，一直到1933年，才在新作《爱丽丝・托卡拉斯自传》中用整整6页的篇幅，将海明威当年写在《春潮》里的奚落加倍奉还――在文中，斯泰因与伴侣用漫不经心的语气，评价海明威的忘恩负义、创作迂腐、外强中干。
1957年，已经肝炎、肾炎、高血压、抑郁症等一身疾病缠身的海明威完成了最后一部作品，半纪实半虚构的回忆录《流动的圣节》，再次用文字宣泄出他的真实情绪：菲茨杰拉德是一个牢骚满腹，极度无能而又整日酗酒的失败者；福特・马多克斯・福特像一个可以行走的倒置的大酒桶，说话自以为是、令人难以容忍……而已经过世11年的斯泰因，是贯穿了整整三个章节的重头人物，喋喋不休地教导海明威一些无用的东西，给他贴上了“迷惘的一代”的标签，却并没有真正了解这一代人的内心。“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可以被打败。”无人理解的海明威，搏击了一辈子的老人，最后孤独面对他笔下的那片大海。
马尔克斯和略萨，这两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拉丁美洲数一数二的泰斗级作家，却也是出了名的文坛冤家。2007年，整个拉美文坛都在为80岁的马尔克斯庆生，墨西哥《工作日报》却发表了两张爆炸性的新闻照片，上面是左眼乌青、鼻梁带伤的马尔克斯冲着镜头发怔和微笑的两副表情，下面一行是由摄影师罗德里格・莫亚写的说明：“1976年的马尔克斯，在略萨刚打了他之后。”
1976年2月，在墨西哥城一家小电影院里，略萨给马尔克斯的这一记结实的拳头，彻底击碎了他俩近十年的友情，但事后两人都绝口不提打斗的缘由。30年后，莫亚在公开这两张题为《鼻青眼肿的可怕故事》的照片的同时，也透露了他当时看到的细节：“那天，马尔克斯向略萨迎去，刚喊出‘马里奥’，一记重拳狠狠打在他脸上，略萨怒骂：‘你对帕特丽夏做了些什么，有脸跑来向我问好？’”
略萨小马尔克斯9岁，两人有着极为相似的经历和兴趣，青年时都曾在巴黎的阁楼上忍饥挨饿，也都早早成名。1967年冬天，同样身为拉美“文学爆炸”运动的主将，马尔克斯和略萨在委内瑞拉参加一个文学颁奖活动，一见如故，引为知己。
最近，本社接到雅芳经销商的消息，说公司战略即将发生重大调整。记者随后了解到，雅芳公司近期在西北、华中、华北等区域陆续召开经销商大会，阐述了公司新一轮的零售发展计划。而雅芳发力零售的潜台词是，以后将走上零售和直销业务分离的道路。
战略再转型
中国直销开放以来，雅芳公司一直采用“专卖店+单层次直销”的混合经营模式，此举大获政府肯定，并因此作为行业标兵获得首张直销牌照。
因此，曾一度超过7000家规模的专卖店一直是雅芳公司的核心竞争力的基础。
然而，2008年的“贿赂门”将雅芳中国区管理层推向风口浪尖，随之而来的是雅芳（中国）不尽人意的业绩也原形毕露。痛定思痛后的雅芳，从2010年开始转战“全直销”。
但船大难掉头。习惯了专卖店运作的雅芳店主们并不具备在直销市场上的竞争力，官网上披露出来为数众多的“雅芳直销员”也往往源于滥竽充数。而且，公司的坚决转型，让无数雅芳专卖店主感遭到背叛。
2012年，转型毫无成效的雅芳终于不得不面对现实，首先找到了一位华人背景的中国区总裁继任者，中国区面临新的改革。
作为本次改革的成果，此次雅芳公司并未强调“全直销”模式，而是宣布将零售和直销两块核心业务进行拆分：专卖店只负责零售业务，且不会负责保健品的销售；直销员则只负责直销板块内的业务。
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今后直销员将单独出货，而且产品很有可能直接来自国外。目前，该计划尚处过渡阶段。按照雅芳公司的规划，零售和直销业务将在18个月后正式分离。
在此之前，雅芳的直销员和专卖店存在业务上的交叉，形成恶性竞争，时常为争抢同一市场，相互压价，从而造成产品的大量积压，也使两方的矛盾不断加深。此举旨在将两大块业务区分开来，防止专卖店和直销员在同一市场的无序竞争。尽管零售和直销业务即将进行拆分，但该知情人表示，直销员仍然隶属于雅芳的专卖店。
新计划还对于专卖店的形象提出了统一要求。规定门头长为3.5米，店铺面积必需达到30平方米，以期提升专卖店在顾客心中的形象，加强品牌建设，提高顾客对公司产品的忠诚度。
进货折扣也略有变化。专卖店进货从以往的7折调整至7.5折，而给予直销员的折扣则变动不大。“在3万元以内，折扣基本不变；超过3万，给我们的优惠就比以往减少了。”从事雅芳直销业务的刘先生告诉记者。
据悉，此次零售计划将在8月份开始启动。
四年蹉跎
2006年，雅芳公司是首家拿到直销牌照的企业，随后成功招募35万直销人员，拥有超过5400家的专卖店，业绩也一直居于行业第二，可谓风光无限。然而，好景不长，雅芳便身陷危机，难以自拔。
2008年4月，雅芳美国总部收到一封检举信，称雅芳中国区存在“不正当的经费开支”，至此拉开了“贿赂门”的序幕。随着事态的发展，6月，美国司法部和证监会介入调查，而调查结果也直接引发雅芳中国区的人事动荡：2010年4月，雅芳宣布，撤去前中国区总裁高寿康、首席财务官马思立、事务负责人孙长青以及全球内审部门主管伊恩·罗萨特等人职务，接受调查。
调查时间也是旷日持久，到目前为止仍未有结束的迹象。据称，此次调查，雅芳公司的花费已达上亿美元之多。
就在“贿赂门”进行的同时，雅芳中国区的业绩也是一落千丈。2009年，作为世界直销老大的雅芳公司，其中国区直销业绩仅23亿元人民币，与老对手安利公司在中国200亿人民币的业绩相较甚远。
2010年4月，雅芳总部调来原南美地区的总经理奥多内兹接替高寿康的职务，试图扭转中国区的不利局面。在他就职不久，便宣布推广“全直销”模式，欲图甩开6000家雅芳专卖店。这剂猛药激化了雅芳公司和专卖店的矛盾。由于政策过于激进，很多人纷纷转行，同年更是爆发了“霸王合同门”事件，又把公司推到了舆论的中心。自然，2010年全年，雅芳中国区市场出现1080万美元的亏损也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2012年3月1日，奥多内兹黯然离开，由雅芳加拿大公司首席执行官林展宏出任中国区的新总裁。3月下旬，中国区五大市场直接负责人即被撤换。此举被外界解读为林展宏欲对中国市场进行整顿。就目前现状而言，雅芳中国区市场积重难返，他仍面临诸多难题。
前景未卜
由于之前一直推行“全直销”模式，雅芳公司和专卖店矛盾尖锐。而此次新计划主要倾向于零售业务，雅芳的经销商王先生解释说，公司目前鼓励开店，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和两者间的紧张关系。
但也有人表示了不同的看法。“公司不一定是支持开店，我的理解是不得已，也不愿意放弃全国的专卖店资源。现在，每个月有任务压力，专卖店订货少，折扣高，多了就会压货。”武汉的一名经销商则说：“我估计两、三年后，专卖店会越来越少，雅芳最终应该还是会走直销。”
对于零售和直销两大业务的拆分，专卖店基本表示欢迎。一名专卖店的店员表示，专卖店一直是会员制形式，以前存在直销员和专卖店争抢顾客的情形，若将业务分开，可以很大程度上避免冲突的发生，也可以安心发展自己的零售业务。
但她同时希望公司的政策能够稳定。因为公司政策混乱，时常变更，顾客在网上看到公司的问题会来询问，她也不知该如何解释。也有人向记者抱怨，公司的计酬体系太过复杂，“全省没一个经销商会算清自己的所得。”
关键词:二元结构;多维度;反讽
戴维·洛奇(DavidLodge1935-)是英国着名文学批评家、后现代主义代表作家之一。他的小说以轻松幽默、机智而充满活力见长,往往对人性、婚姻家庭、文化冲突等惯常主题有意想不到的反思。在探索小说内容的同时,他更强调小说本身所具备的创作形式。在《小说的语言》中,洛奇开宗明义地表明了他的写作宗旨:“小说家使用的媒体是语言,不论他写什么,就他而言,他用语言并通过语言来写作。”这一观点在他的着作中反复强调。在戴维·洛奇的小说中体现了很多后现代主义文学创作的手法。《换位》(1975)是其校园小说三部曲之首,被认为是“从《幸运的吉姆》之后一部最有趣的关于校园生活的小说”,“一部壮观非凡的喜剧小说”。小说采用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以多维的叙事眼光,运用娴熟的反讽笔调,为作品的喜剧效果奠定了基础。
一、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
二元对立是法国着名的结构主义学者罗兰·巴尔特(RolandBarthe)所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他从语言中最小的单位音素出发,发现了语言中存在着一种他称之为二元对立的基本结构,他进而将此假设推广至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在文学中,按照结构主义的观点,任何一个文本都是一个语言,因此,必须运用构成整个使系统即语言基础的代码或者符号或者二元对立来阐释。具体来讲,二元对立是结构主义的基本分析方法,结构主义批评家往往把一部文学作品分解成一个个相互联系又相互对立的二元对立。再把这些对立项组合起来使之成为完整的有机系统,他们声称在这个新的关系组合整体中蕴涵着该作品的本质意义及价值。现在,我们不妨从这一角度来审视洛奇的《换位》,充分挖掘其隐藏的信息。洛奇自己曾说:“我似乎偏爱二元结构,这种偏爱早于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对结构主义的兴趣”,洛奇在《换位》中首次使用二元结构并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
《换位》从整体来说是以讥讽的基调展开的,作品中两位大学教授换职、的故事也为小说提供了绝妙的二元结构基础。二元结构为《换位》的喜剧效果和反讽的产生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换位》的二元结构达到了惊人的均衡与对称。美国批评家莫斯莱指出:“洛奇决心最大限度地对称。以试探对称的极限。”这其中包括人物的设置,情节与场面的安排,甚至在情节上对两个主人公的经历的描写也是对称的,连偶然事件也具对称性:史沃娄因滑坡而公寓受损时,扎普也因一架客机投下冰块而房顶被砸,而二人又都在这场自然灾害中侥幸逃生后住进对方家里,并都戏剧性地因祸得福,史沃娄夫人与扎普夫人同时受到揭发丈夫不忠的匿名检举信。洛奇通过描写两位道貌岸然的学者的生活、事业和思想,暴露了他们的所欲所求,同时,也反映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和融合。来自美国尤福利亚大学的扎普教授和来自英国鲁米治大学的史沃娄互换职位后逐渐暴露了他们作为人的本性:他们有追求享乐的本能,有追名逐利的野心,他们不满于静如死水的生活,寻找感官刺激,并最终互子,反映了被奉为圣洁的学者们内心的腐化和堕落。洛奇表现文化冲突的惯用手法是将一个外来者置于他所不熟悉的环境中,但洛奇同时还要表现文化差异,以两个主人公互换位置来形成对称的二元结构表现两种文化的差异,是洛奇的独特之处。对于美国文化。英国人史沃娄是外来者;对于英国文化,美国人扎普是外来者,对史沃娄和扎普来说,他们的环境都是新奇的,不管他们对这个环境作何评价,在史沃娄眼中,美国富裕、自由、开放、充满快乐与刺激;美国人热情、敢作敢为,无拘无束,渴望新事物,崇尚变化:美国文化已领先世界,出现了反向的文化潮流。在扎普看来,英国人穷,确切地说是“公富私穷”、拘谨、守旧、伪善、学术水平低下。工作无效率,不会享受生活,处事中庸。两国国民与文化教育的最大差异似乎是约束与放纵,保守与开放,一系列反讽性一一对应的情节突出了这些差异,对二元结构的运用表现的淋漓尽致。
二、多维的叙事眼光
聚焦是根据对叙事文中视野的限制程度来划分的,说得简单点就是关注是谁在观察这件事情,谁在看这件事情。通常将叙事眼光分为三大类型:非聚焦型、内聚焦型和外聚焦型。非聚焦型又称为零聚焦,是一种全知叙述者的聚焦,叙述者或人物可以从所有的角度观察被叙述的故事,既可以从俯瞰故事中群体人物的生活,还可以洞察人物的内心,事无巨细,均在他的观察之中。内聚焦型视角中,聚集着通常是故事中的一个或几个人物,按照他的意识和眼光来呈现。他只转述这个人物从外部接受的信息和可能产生的内心活动,而对其他人则像旁观者那样,仅凭接触去揣度、臆测其思想感情。而外聚焦型主要指叙述者严格地从外部呈现每一件事情,只提供人物的行动、外表和客观环境,而不呈现人物的内心状态。
《换位》共分为六章:“飞行”、“落户”、“通信”、“阅读”、“交换”、“结局”,每章各有其聚焦方式。“飞行”中以零聚焦为主,开头部分就可以看出,“我们从叙述者的特许角度,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些差异中的一点。显然,从他僵硬的坐得笔直的姿势和为他端来一杯橘子汁的空中小姐过分的感激来看,西飞的史沃娄不习惯空中旅行;而扎普,则无精打采地坐在东飞客机的座位上,嚼着一支灭了的雪茄,盯着塑料杯所剩不多的波尔本酒,对他来说,长途旅行已是乏味的家常便饭。”从这一段叙述来看,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叙述者以自己的眼光在观察史沃娄与扎普乘坐飞机的状况。而“落户”以内聚焦的方式展开叙述,分别以史沃娄和扎普的视角来呈现不同事件,叙述各自在异国安定下来的过程,但是在采用内聚焦的同时,局部出现视角越界,例如:
“他在这幅景致里所看到的和谐,他知道是一种错觉。就在视野之外,他的左边,一道烟幕垂悬在阿什兰市的军港和工业港上空,在他的右边,圣·加百利炼油厂的滚滚浓烟排向明澈的天空。”
文本叙述史沃娄刚到尤福利亚,欣赏周围的美景,可是在视野之外他不能欣赏到的美景,叙述者用他的眼睛在看,观察周围的一切,叙述者突破单一的聚焦方式进入更广阔的视野,描写人物不可能看到的景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叙述者超越了内聚焦的边界,侵入了全知聚焦的领域。“通信”一章情节以四个主人公的书信展开,读者会觉得呈现在眼前的信件是每个人所写,增强了情节发展的可信度,这种内聚焦的方式各人只阐明自己所知道的事情,但读者却从每个人不同的角度了解整个情节的发展,了解到情节发展的完整性。“交换”一章也是以史沃娄和扎普两个人的角度分别展开,叙述两人交换工作后在异地如鱼得水的过程。而最后一章“结局”,用电视剧本的语言,采用外景摄影的方式,就像摄像机现场拍摄,向读者“客观”地展示正发生在人物身上的事情,给读者一个强烈真实的印象。作者根据内容的需要,根据不同叙事眼光的特点,安排适合的聚焦方式。
三、反讽的笔调
在文学上,反讽既指语言的修辞技巧,也指隐含在人物、情节或主题中与正面描述意义相悖的暗示或对照技巧、组织结构方法。洛奇在《换位》中成功地采用了情景反讽、人物反讽而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喜剧效果。
洛奇通过一系列互呈反讽性对应的情节放在一起,将极为对称的两条线索、两段故事以交叉剪接的方式进行叙述,并使两个主人公的经历充满着巧合。两人乘坐的飞机在完全相同的时间着陆,两人在飞机上都巧遇了一个在以后的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两人都去看了脱衣舞,两人的居所也在同一时间发生了意外,又同时搬进了对方的家中,两位夫人同时收到了揭发丈夫不忠的匿名信,等等。小说中这种两相对照的描写和叙述可以说不胜枚举,并且随着场景的不断切换形成富有意味的并置,凸现出深刻的反讽意味。
《换位》中两个主人公的性格和境遇也具有深刻的反讽意味。扎普是学术界的佼佼者,着作等身,自负而又粗鲁,喜欢讽刺挖苦,正是春风得意时,却因为婚姻破裂而不得不暂时逃避一下,不得已来到了让人感到阴郁沉闷的鲁米治。而史沃娄学识和建树平平,平庸懦弱,胸无大志,由于同行的晋级竞争而被临时支走,却意外地捡了个便宜,来到了人才济济、条件优越、风光优美的尤福利亚,等到了种种做梦都没想到的优厚待遇。作者把这两个主人公不同类型性格和境遇并置,所产生的反讽效果是显而易见的。
小说《人生》以改革时期的陕北黄土高原的城乡生活为故事背景，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志向高远又心高气傲的农村青年高加林高中毕业后当了三年教员被迫回到农村但却又一心向往城市，在偶然的一次机遇后离开黄土地，开始个人在城市生活中奋斗的历程最终又回归到土地上来，以及在高加林的人生中面对爱情的选择而导致的爱情悲剧的故事，引发了我们深刻的人生思考。
小说于1982年在《收获》杂志第3期上发表后,很快引起文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社会的巨大反响,可以说影响是遍及全国。1984年由西安电影制片厂出品，著名导演吴天明执导，路遥亲自编剧的电影《人生》也在全国上映了。
将小说搬上影视荧屏的编剧中，路遥并非是第一个，但在80年代能将文学文本与影视的编剧能结合得如此精妙绝伦的，路遥应该是为数不多的一位。文学思维和影视思维虽然都属于形象思维，但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影视是声音和画面的艺术。而改编就是用影视创造的思维方式对原作进行一次再创造，既不能照搬，要有所改变、有所创新，但又必须尽量忠于原著。路遥既是小说的作者又是电影剧本的编剧，正是因为在两种角色间精准地把握好了分寸，协调好了文本的创作与影视艺术的创造的内在联系，才使得《人生》无论是文本还是电影里都深深的影响了一代人。那么笔者将从文学文本和影视作品中来分析主人公高加林的爱情悲剧。
一、高加林的性格矛盾
路遥最擅长刻画的人物形象就是处于“城乡交叉地带”中的知识者形象。而在小说《人生》中的主人公高加林就是这一系列形象中的典型代表。高加林成长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他憎恨自己的出生，一心想摆脱黄土地的农村人的身份，向往着大城市里绚烂多姿的生活，但又对城市里的人的市侩气息不屑一顾甚至是唾弃。他有着对自己出生背景的深深的自卑感，但是又有着年轻人身上强烈的自尊心和虚荣心。种种的矛盾的种子就一直扎根在他的心里。他的性格展现了一个土地背叛者痛苦的灵魂，显现了“城乡交叉地带”的“边缘人”普遍的伤痛。这种苦痛是路遥对自己人生道路的一种反思。路遥之所以对于这一类人物刻画得如此精准，也是因为他自己也是这样的走过来的。
高加林骨子里透露出不愿与黄土地融合的情愫，起初他这样的情愫可以理解成他不热爱土地，但却又不能完全说明他是背叛土地的。他只是不希望一辈子做农民劳作在土地上，他认为做农民就是没出息的表现，也对不起自己读了那么多年的书和自己身上所具备的文化素养。所以考上大学是高加林人生理想的第一步，他认为只有考上大学才是逃离土地的唯一出路。随着高考的落榜，高加林这条路被堵塞了。那么当民办教师，就成了他不得不回到土地但是又高于农民身份的一条途径。在当民办教师的时候，他心里依然在想，“这个职业对他来说还是充满希望的。几年后，通过考试，他或许会转为正式的国家教师。到那时，他再努力，争取做他认为更好的工作”。但这样一种对未来的期许和憧憬在高明楼和马占胜的密谋下，也幻化成泡影了。小说的第二章，写到高加林的民办教师职业被下了之后，为了去适应自己即将要开始下地干活的农民生活，在家里闲散了一个月。作者写到了高加林进城卖馍的场景，对他的自尊心和虚荣心写得的十分到位。进城去卖馍的时候高加林觉得自己是个彻底的乡巴佬了，一个人躲在空旷的小沟里，尝试着让自己学着吆喝几声的时候，他感觉是像在众人的眼前学叫一样的受到屈辱，当大山里回荡着他吆喝的回音时，他感觉那是悲哀的叫喊声。通过这样一系列的心理活动的描写，将一个满腹的抱负、委屈和不愿屈从命运的年轻人虚荣的心态刻画得淋漓尽致。在土地上劳作的日子里，由于巧珍的出现，以及巧珍所付出的真爱和关心才使高加林慢慢的适应了农村的生活。叔父的归来使高加林的人生道路出现了新的转机，高加林一下成了县委的通讯干事，变为人们眼中的公家人，于是开始在工作岗位上展示自己的能力和风采。无需自己多费力就可以捕获到城市女孩黄亚萍的芳心，在一切看来顺风顺水的时候，他又开始野心勃勃地酝酿着一个更大的梦想。进了县城工作的高加林为了自己的前途和利益开始彻底地背叛土地，他抛弃了刘巧珍，然后又夺人所爱的跟城市姑娘黄亚萍在一起。高加林的县城生活就像是一场黄粱美梦在张克楠母亲的揭发下发生了转折，一切都回到了起点。高加林从农村来到城市又从城市回到农村，生活像一场戏剧一样的在矛盾的起伏变化中落幕了。
小说在故事发展的起伏中，牵动着读者们的心。可是冷静之后，我们可以静心思考。高加林人生中所有的改变都是外在的因素造成的，更多的时候他面对自己的命运是没有选择权利的。他满怀希望地教了三年书，就因为大队书记儿子的毕业，职位就被顶了下来，叔父的出现导致了他的命运的改变，可又因为一封检举信而再次回到了起点。高加林之所以能在自己命运不断的变化中去适应环境，也是因为自己的主观意识里，是存在着一种积极向上的追求。他的身体进不了城灵魂又回不了乡，所以矛盾融合在他一个人的身上才把他推到了一个尴尬的境地。
在电影的故事情节和画面处理上将高加林这样一种矛盾的性格表现得更加的突出。影片的开头，首先映入观念眼帘的是一个空旷的全景图，粗犷的黄土地，错裂的高原，崎岖的褶皱，再配上一曲悠扬的陕北信天游的歌谣，勾勒出一幅封闭的陕北高原。苍凉的黄土高原暗示着主人公苍凉的人生画面，质朴粗旷的景色与故事情节相得益彰。电影的结尾，当高加林扯着铺盖卷从城市里再次回到农村时，重返土地的命运使他在人生岔道口又将作出新的选择，他的背影留给了我们无尽的思索。
二、高加林的爱情悲剧
在小说里，我们通过高加林的嘴里就知道刘巧珍的形象，“盖满川”、“头梢子”、“好果子”这都是对她俊美的外表的肯定。可以说巧珍是现代乡村文明的化身，她勤劳善良，为了自己所爱的人可以无私地奉献一切，她身上具备着农村女性的传统美德，但是她的内心世界是极其丰富的。因为自己没有文化，所以一心爱慕有文化的人。她对于爱情的专一和痴情让无数的人为之动容。在高加林人生最失意的时候巧珍走进了他，可以说她们的爱情萌发在高加林的非常时期。用现在的话理解就是在错误的时间遇见错的人，所有这样的爱情必然的是悲剧。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话题。爱情是一种心灵上的默契与触动，应该说爱情是神圣的。可是高加林在巧珍的身上真的是爱情吗？
巧珍的出现对于高加林而言，只是担当了暂时的心灵安慰与精神补偿。高加林能接受巧珍的原因，是因为有了巧珍的安抚和不离不弃的情感，才让高加林一时忘记了自己做农民的痛苦，在最抑郁的时期帮助他寻找到了一点精神的慰藉。高加林在某些方面来说也是利用了巧珍的纯真善良和真挚的情感。他利用进城买漂白粉的机会骑着车载着巧珍，他就是要让一村满川的人看看，大马河川里最俊的姑娘，温顺地跟在他的身边。他的自尊心和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他们的爱情从一开始就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之上，高加林是以高傲的姿态接受巧珍的爱情的，并且一直处于中心地位。而巧珍是带着一种自卑、依赖、受宠若惊的心态跟加林交往着。巧珍满足于已获得的爱情，视爱情为她人生的全部，全身心投入到对加林的爱中。而巧珍所想的与高加林所想要的生活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精神上的隔阂注定了她最后被抛弃的结局。
电影里，巧珍帮助高加林卖馍回去的路上欢快的音乐以及她脸上掩盖不住的兴奋和幸福的表情。在高加林进城后，巧珍见他时的急切心情，在高加林给她一个大冷背时的无奈和最后在披上红头纱时那红纱上挂着的泪珠以及落山红霞衬出了一个痴情女子的悲凉命运。命运转折后的高加林遇见了他生命中第二个重要的女孩子黄亚萍。黄亚萍是一位现代女性，她见多识广，有能力、有思想，更有冲破世俗观念和对爱情、自由大胆追求的魄力。但是在爱情上却带有很强的功利色彩。尽管黄亚萍集很多优点于一身，但是却难以掩饰她自私的本质。高加林和黄亚萍基本上都是属于同一个类型的人，都有着自私的和虚荣的心，所以他们可以短暂的走到一起。黄亚萍读高中的时候就对高加林暗生情愫，但是由于年纪小的原因，而把自己对高加林的感情搁浅在读书的时期。毕业后因为高加林回到了农村，黄亚萍也知道自己不可能因为爱而放弃自己的前途，张克楠的出现填补了黄亚萍感情上的缺口，慢慢的她们也成为了城里让人羡慕的一对了。随着高加林回到了县城工作后，黄亚萍自私虚荣的一面也逐渐暴露，大胆的表白和执着的追求虽然能得到心仪已久的爱情，可是这样的爱情却建立在伤害了张克楠和刘巧珍的基础之上，同时也引发了高加林自私野心的一面。
6月28日上午，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
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西双版纳州国土资源局原局长梁德兵案。很多人对此案并不陌生，在前不久的全国检察机关反渎职侵权宣传月里，此案曾被云南省检察院作为典型案例对新闻媒体和社会公布。今年58岁的梁德兵，在开庭前被带进法庭门口时，一眼看到了自己的妻儿，脸上立即露出欣慰的神情。
没捞到好处却犯罪
以风光优美、民族风情浓郁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在3年前的一段时间里，曾经因为一宗土地纠纷，闹得上下不得安宁。群众集体上访、静坐会在不经意间突然发生；针对土地局长梁德兵的告状和举报信也随之悄悄飞向四面八方……
举报信也到了检察院反贪部门。检察官在调查后发现，这是一起不揣腰包的腐败案。
办案人员同时了解到，梁德兵平时为人低调，生活俭朴，随身携带用的电话是节省钱的小灵通。家里用的家具也显得有些破旧和十分普通，家庭存款与工资收入相符，生活中并没有不良嗜好。
但梁德兵在担任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国土资源局局长期间，多次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擅自决定并多次指令其下属工作人员违规为南亚公司发放国有土地使用证、办理土地抵押登记及土地转让手续。
其违法违规行为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的影响。由于梁德兵的行为，致使用地单位一直未向土地所在地小曼么村支付土地补助费，导致该村村民在长达八年的时间内，多人多次到相关政府部门上访，干扰了国家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
他的行为也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根据调查，梁德兵共造成国家土地出让金、信用社及银行贷款、版纳客运服务站土地转让费损失合计人民币614万元。
法庭上，外表镇定自若的梁德兵对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表示认可，但对部分犯罪事实提出异议。辩称自己的行为是因为当时对国家的法律法规没有完全了解的情况下发生的，认为这块土地的一些手续办理，都是在逐步走向合法化的过程。而且，一些手续还是在上级领导打招呼和局领导集体决定的情况下自己才签发的。自己并没有从中捞取任何好处，也没有谋取任何私利的意愿。
据办案检察官介绍：在对梁德兵涉嫌犯罪进行侦查的同时，也对梁德兵本人是否涉及经济犯罪线索进行了查证，结果是目前尚无证据证明梁德兵存在贪污受贿等经济犯罪问题。
曾经是一名军人的梁德兵，上过前线打过仗，1991年转业到西双版纳州国土资源局从科长干起，一步步走上局长、局党组书记领导位置。
检察官坚决查出渎职案
其实，早在2004年3月，位于省城昆明市滇池边的云南省检察院就已经对数百公里之外的西双版纳有了“警觉”。检察官们面对举报国土局局长梁德兵的线索，凭着职业敏感性，认为里面一定大有文章可为。
省检察院的反渎职侵权局随即对西双版纳州检察院相关部门发出通知，明确要求该院的反渎局对该案立案初查。
版纳州检察院初查的结果是肯定的，州国土局局长梁德兵确有涉嫌渎职的证据。但因为当时的州委领导意见不统一，认为身为国土资源局局长的梁德兵行为虽然涉嫌渎职，却没有发生他本人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迹象，建议放一放再说。
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当地群众对梁德兵的举报并没有因此而停止过。2005年5月，云南省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再一次收到举报梁德兵涉嫌违法犯罪、严重渎职的检举信后，局领导高度重视，指定专人负责审查，同时将此线索列为省检察院督办案件交版纳州检察院调查。
2005年6月2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渎检厅在收到举报梁德兵线索的情况下，对云南省检察院来函，要求必须对梁德兵涉嫌渎职犯罪的案件线索进行初查。在高检院和省检察院督办下，版纳州检察院渎检处初查终结认为“梁德兵的行为已涉嫌构成罪，依法应当立案侦查”。
因梁德兵系云南省国土厅直管的正处级干部，如果要查办的话，还得事先依法办理一些相关手续。在这期间，可以说是遇上了一些挫折和阻力，但是事实上，检察官们并不气馁，而是多次反复与涉案的相关部门联系，即使受到冷遇也淡然置之。省检察院反渎局的局领导多次亲自带队出马办理此案的相关情况。
鉴于此案发生的这些特殊背景，2006年7月28日，云南省检察院检察长李春林决定按案件提办之规定直接由省院反渎职侵权局对犯罪嫌疑人梁德兵以涉嫌犯罪立案侦查。一名副检察长从昆明起飞至西双版纳坐镇指挥案件办理工作。
梁德兵本人在被办案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后，认罪态度较好，积极配合侦查办案工作，也终于感悟到了由于平时自己不爱惹是生非的心理，才逐步走向今天。他剖析自己的本意开始时并不想违规，可能是因为当时觉得障于情面，凭自己的直觉是，如果不给南亚公司法定代表人余炼违规办证，就会得罪上级领导等关系人物。但自从有了第一次违规后，接下来来发生的行为就只想着要为了尽快弥补第一次的违规。这样，才造成了愈补愈不可收拾的局面。
多本土地使用证“超生”
案件的起因为，1992年11月13日，西双版纳南亚边贸公司（以下简称南亚公司）在西双版纳州工商局注册成立，其性质为全民所有制，实为私营企业，注册资金100万元，代表人余炼是一个由重庆来此经商多年的名人。当地人认为此人不仅能说会道，身后还有强大的关系网支撑，也算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很多人至今记忆犹新的是，偶尔在一些特殊场合，余炼会突然亮出他自己同中央或某某大领导交往的照片和批示之类“信物”，令在场的人不得不另眼相看。
当时，一个特殊背景是，1994年底，西双版纳州为规范土地交易市场作出了规定：凡中央属、省属和州属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土地登记，由州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具体办理。在明知是违反国家土地出让规定的情况下，余炼与景洪市景洪镇小曼么村签订了该村3.6万平方米（54亩）集体耕地的《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景洪市国土资源局违反国家土地管理法规，超越权限于同年向南亚公司核发了该宗土地“景土国用（95）字第0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
1996年9月，余炼以筹建“泰国城”项目为由，找到梁德兵，向西双版纳州国土资源局换发土地证，身为国家工作人员的梁德兵应该及时指出下级土地管理部门的违规行为，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授意局里地籍科副科长以正副本名义违法给南亚公司办理并换发了证号为“西国用（籍）字0027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两本。
土地使用证办出去了，但南亚公司未按规定在法定期限内补交土地使用权出让金32.4万元。还因为没有及时支付小曼么村土地补助费，引起小曼么村村民强烈不满。
1996年10月6日，景洪市土地管理局做出“关于解除小曼么村转让‘傣园城’土地合同，取消西双版纳南亚边贸公司《土地使用证》的通知”（注：“傣园城”实为“泰国城”），并同时在西双版纳报上进行了公告。因版纳州土地管理局已为南亚公司换发了土地证，景洪市土地管理局为此多次向梁德兵及州土地局提出，州土地局换证所依据的原土地证已被撤销，要求州土地局撤销已为南亚公司换发的土地证。梁德兵在明知所换土地证出现错误的情况下，依然违反国家土地管理局《土地登记规则》71条“土地登记后，发现错登或者漏登的，土地管理部门应当办理更正登记”的规定，对市局的要求置之不理，错误决定维持州局换发给南亚公司的两本土地证。
其实，此案不仅是梁德兵违法违规造成的，而且还隐约可以看出不法商人从中做的勾当。我们似乎可以看出，余炼不是真正要使用土地，而是利用土地的使用权设置更大的骗局，梁德兵以一个国家公务员和领导干部权力成全了这个骗局，从而使自己的服务对象受害，损害了国家和群众的利益。
1997年9月，南亚公司用该宗土地证的全部土地为“思茅市倚象建筑公司”向思茅市翠云区农村信用社（原思茅市农村信用联社）贷款400万元提供抵押担保。在办理土地抵押登记过程中，梁德兵又一次在明知此前换证违法且南亚公司与小曼么村对该宗土地已产生债务纠纷不能办理土地抵押登记的情况下，依然签字同意并指令地籍科工作人员为该宗土地办理了全部3.6万平方米土地的“土地使用权抵押证书”，思茅市翠云区农村信用社依此抵押登记随即发放了贷款400万元。该贷款到期后，南亚公司并未如约还款，后经信用社和法院多方追缴，至今仍有本金近300万元及利息13万元无法偿还。
1998年3月30日，余炼用该宗土地中的2000平方米土地为“西双版纳士心宾馆”名义，向工商银行西双版纳州中心支行营业部贷款30万元提供抵押担保，梁德兵在明知该宗土地办证违法且该土地已全部办理土地使用权抵押登记，而且南亚公司未取得抵押权人思茅市农村信用联社书面同意的情况下，又违反《云南省土地使用权抵押贷款登记若干规定》第9条“土地使用权抵押期间，抵押人转让土地或再设抵押的，必须征得抵押权人书面同意”的规定，于1998年3月20日再次，签字同意并指令其下属工作人员为南亚公司办理了3.6万平方米土地中的200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抵押证书”，该笔贷款到期后，南亚公司未按约偿还。经州工商银行和法院多方追缴，至今仍有本金近9万元及利息11万元无法偿还。
1997年8月，由于南亚公司将先前从州土地局非法获得的国有土地使用证正副本先后用于思茅农村信用联社及版纳州财政局的借贷款抵押，南亚公司再次向西双版纳州土地管理局提出办证申请，梁德兵在明知南亚公司该宗土地已经违法办理了正副本土地证各一本的情况下，又违反国家土地管理局《土地登记规则》的规定，再次，签字同意并指令地籍科工作人员为南亚公司办理了与先前土地证相同的国有土地使用证正副本各一本。
1998年12月23日，南亚公司在全国统一换发土地证新证时，以这两本土地证换取了“西国用98（0147）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另外，由于南亚公司涉及多起借款纠纷，并且用该宗土地多次进行重复抵押贷款，从1998年开始，多家单位先后向版纳和思茅市两地法院提起对南亚公司的诉讼及财产保全申请。
1998年9月9日，版纳州中级人民法院向版纳州土地局送达了关于查封南亚公司在小曼么村3.6万平方米土地中31亩（合2.0666万平方米）土地的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1998年10月14日，思茅市翠云区人民法院（原思茅县人民法院）向版纳州土地局又送达了关于查封南亚公司剩余土地的裁定及协助执行通知书。梁德兵在明知该宗土地贷款抵押登记尚未注销且法院已查封该土地的情况下，隐瞒土地已被法院查封的事实并向州政府分管领导汇报后，于1999年9月29日同意南亚公司将该宗土地中的2.7033万平方米（合40.6亩）土地转让给景洪市版纳客运服务站，并于同年9月30日指令地籍科工作人员为土地转让办理登记手续，向版纳客运服务站核发了“西国土99（018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导致版纳客运服务站取得土地证后，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先后向南亚公司共支付了20.5万元土地转让费，且该宗土地已被人民法院查封，版纳客运服务站未能实际取得该宗土地的土地使用权。2003年，版纳州中级法院依法对该土地进行了拍卖，由于梁德兵的违法办证行为，造成客运服务站土地转让费在拍卖中无法得到清偿。
就这样，梁德兵的渎职和不法商人的骗术共同造就了同一块土地有7本土地证的天方夜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