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06 16:06:32
论文摘要近年来，稻象甲已成为影响六安市金安区水稻生产的主要有害生物。介绍稻象甲的发生及危害特点，分析稻象甲近年来在金安区为害加重的原因，提出了综合治理措施。
有效控制有害生物的危害，是夺取作物高产的重要措施。近年来，随着各种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应用以及农田生态环境的变化，危害水稻生产的有害生物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如水稻白叶枯病和三化螟的危害大大减轻，而稻象甲、稻曲病以及水稻生长的中后期病害呈逐年加重的趋势，逐步成为影响我区水稻生产的主要有害生物。笔者根据多年的观察和研究，初步掌握了稻象甲的发生特点和综合治理措施，现介绍如下。
1稻象甲的危害
2000年以前，稻象甲在我区仅零星发生，未构成危害，一般农民也不了解稻象甲；2000年后，稻象甲才逐渐被农民所认识，不少农民在作物种植过程中曾经深受其害。
（1）高梁育苗缺苗一半。2000年施桥镇旗杆村与安徽迎驾集团签定高梁种植合同。播种育苗后疏于管理，稻象甲防治不及时，10hm2种植计划，移栽5hm2，仅占合同生产任务的50%。
（2）早稻减产30%。2003年施桥镇金斗村桑朝阳户，1700m2双季早稻，抽穗扬花后，发现上部叶片叶尖逐渐发黄、早衰，谷粒不饱满，提前收割后减产约30%。农户不知原因，农技人员现场拔起稻桩检查，确认是稻象甲幼虫为害。
（3）育秧田受稻象甲为害，造成缺苗空田或迟栽改种，影响茬口和收成。
（4）直播田受稻象甲为害，基本苗不足，生育期推迟，危害严重田块翻耕补种、延误农时。2007年施桥镇河口村久户0.23hm2杂交中稻减产达1000kg以上。
（5）玉米苗期受稻象甲为害后，造成缺苗或迟发，整齐度下降，成熟期推迟，减少产量。
2发生特点及为害症状
2.1发生特点
稻象甲又称稻象鼻虫、稻象虫，属鞘翅目象甲科异型亚科，不仅为害水稻，还能取食小麦、玉米、高梁、油菜以及稗草等多种作物和杂草。成虫咬食叶片，幼虫为害新根，以丘陵山区为害较重。我区1年发生1代，多以成虫在稻花、土缝、田边、杂草上越冬，4月中旬前后相继为害各种农作物。
2.2为害症状
稻象甲成虫以管状喙咬食水稻秧苗心叶，抽出后形成一排小孔，被咬稻叶易折断，漂浮水面，水稻分蘖后为害逐渐减轻，玉米、高梁幼苗为害症状与水稻秧苗为害症状相似。稻象甲幼虫为害水稻新根，被害稻株叶尖发黄，叶片枯死，严重时整丛枯死，稻穗不能抽出或形成秕谷，甚至成片枯死。
3稻象甲近年来为害加重原因分析
（1）全球气候变暖。我区冬季气温升高，有利于稻象甲越冬，越冬虫量增大。
（2）适宜越冬及栖息的场所增加。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村燃料多样化、农机替代耕牛以及种植结构、耕作方式等变化，使整个农田生态环境变得更加有利于稻象甲的越冬和栖息。
（3）稻象甲食性杂。我区地形地貌复杂多样，农作物种类多，种植方式不一，给稻象甲提供了丰富的食料，对其生长发育及繁殖非常有利。
4综合治理措施
（1）清洁田园。通过铲草皮、割草或喷施除草剂等措施，破坏稻象甲越冬及栖息场所。
（2）午季作物收获后及时灌水翻耕，消灭部分虫源。
（3）水稻育秧田应尽量选择远离山坡、堤坎等杂草较多的虫源区，并相对集中育秧，减轻为害。
（4）适当推迟一季中稻播期，避开稻象甲为害高峰期，食源植物大量发生后，可以分散稻象甲为害；同时还可推迟水稻抽穗扬花期，避开7月下旬高温热害，增加结实率。
（5）喷撒农药时，不仅要对秧苗喷药，还要对秧田周围杂草喷药，能起到较好的杀灭和阻隔作用，对为害较重的田块，可增加用药次数。
（6）为提高农药的防治效果，可随药配用农田有机硅助剂“展透”，既增加叶片的农药附着率，又增加农药对害虫的渗透性。
（7）早中稻本田防治稻象甲可选用锐劲特、毒死蜱、三唑磷等，也可用有机磷和菊酯类农药混剂对水喷雾防治成虫取食叶片，拌毒土撒施防止幼虫为害水稻根部。
参考文献
[1]高成，郭书普.农业病虫草害防治大全[M].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
[2]程满枝，张传根.皖南山区稻象甲回升原因及其防治技术[J].现代农业科技，2007（9）：78，80.
本文作者：张国梁作者单位：神华宁夏煤业集团煤炭化学工业分公司
高盐水处理技术概述
1热蒸发技术
热蒸发技术主要针对含盐量在4%（质量分数）左右或更高浓度的含盐废水进行蒸发浓缩的工艺，其特点主要表现在：①一般使用物理方法进行蒸发浓缩，有时可见化学法（焚烧、高级氧化等）；②废水处理量普遍不大，有的甚至很小；③处理成本和能耗普遍较高；④固废产生量大，成分复杂，无法有效回收再利用等。热蒸发技术主要有多效蒸发、机械压缩再蒸发、膜蒸馏等技术。（1）多效蒸发（MED）技术多效蒸发是让加热后的盐水在多个串联的蒸发器中蒸发，前一个蒸发器蒸发出来的蒸汽作为下一蒸发器的热源并冷凝成为淡水，每一蒸发器称作“一效”。一般情况下，循环蒸发器的串联个数（效数）在3~4个。根据工艺条件的不同，其工艺流程主要有并流法、逆流法、平流法、混流法四种。在废水处理上，多效蒸发主要适用于高盐份、高有机物含量废水的单独处理，同时配合膜技术实现全范围的“零排放”工艺。（2）机械压缩再蒸发（MVR）技术利用高能效蒸汽压缩机压缩蒸发系统产生的二次蒸汽，提高二次蒸汽的热焓，并将二次蒸汽导入原蒸发系统作为热源循环使用[4]。该技术大幅度降低了蒸发器生蒸汽的消耗量，补充的生蒸汽也仅用于系统热损失和进出料温差所需热焓的补充，节能效果相当于十效蒸发系统，是目前国际上应用较为广泛和先进的蒸发器技术。（3）膜蒸馏（MD）技术膜蒸馏是一种以蒸汽压差为推动力的新型分离技术，即通过冷、热侧相变过程，实现混合物分离或提纯。与传统蒸馏方法和其他膜分离技术相比，该技术具有运行压力低、运行温度低、分离效率高等优点，可充分利用太阳能、废热和余热等作为热源。根据膜下游侧冷凝方式的不同，膜蒸馏技术可划分为接触式、空气隙式、气扫式和真空膜蒸馏四种形式[5]。近些年来，膜蒸馏技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仍然存在着与膜分离技术相同的问题，如：膜污染、结垢堵塞等，应用领域还不是很广泛，可商业化运行的技术难题仍需进一步解决。
2膜分离与热蒸发组合技术
随着国家及地方针对煤化工废水排放的环保政策与要求的不断深化，高盐水处理的工艺组合技术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与研究，正向多样化、可协同处理的成熟路线稳步发展。该组合工艺最大的优点在于工艺的选择性多，水质适应性好，可根据脱盐规模大小、水质要求、地理气候条件、技术与安全性、投资来源与管理体制等实际条件形成不同的处理方法。该工艺主要采用了石灰石软化、超滤、反渗透、热蒸发组合技术。其中，石灰石软化预处理工艺增加了PAM加药系统、高效沉淀器、中和池及二次过滤系统，可进一步提高析出盐分的絮凝、沉降与分离，并具有一定程度的CODcr去除能力。超滤与反渗透的工艺组合是目前普遍采用的除盐技术，处理效果明显，运行较为稳定，适用于TDS＜6000mg/l的含盐废水的再处理、再利用，回用水率可达70%以上，膜使用寿命可达3年。外排的浓盐水可通过DM（蝶式振动膜）装置进行回收再利用，其最大优势在于膜污染控制效果好、水质适应性强、能耗较低，污水回收率最高可达85%以上，并同时设置了机械压缩再蒸发系统和盐分离器，使盐水得以完全分离，达到“近零排放”的处理需求。
高盐水处理存在的主要问题[6]
高盐水处理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1）膜及蒸发系统污堵与腐蚀问题的解决。引起膜及蒸发系统污堵和腐蚀的主要原因是胶体物质、微生物及无机盐分别在膜表面进行沉积、生长、结晶以及高浓度氯离子和低PH值水质所致。虽然目前也采取了一些控制手段，但从根本上解决此类问题的方法还不成熟，绝大部分尚处于研究阶段。（2）技术应用生产成本的控制。不论是膜分离技术还是热蒸发技术，都存在着高投入、高消耗、高能耗的突出问题，高盐水处理的经济代价是巨大的。可以简单地说，目前解决高盐水排放的方法主要是以较多的能源消耗换取污染物的减排。因此，使高盐水处理系统能够真正运行下去，必须考虑其运行成本。据有关资料显示，因其盐分高低等特点，处理1m?高盐水的综合成本约在5~20元不等。（3）固体废弃物“三化”（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问题的解决。高盐水摘要：高盐水处理已成为当今现代煤化工产业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是实现废水“零排放”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本文主要介绍了国内外典型的高盐水处理技术，并对高盐水处理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简要分析与探讨，以供今后高盐水处理工艺应用参考或借鉴。的“零排放”只是把溶解在废水中的污染物进一步进行了浓缩，并以固体的形式从系统中转化出来。整个工艺过程中，污染物并没有得到减量化处理，而是把污染物从一种形态转化为另一种形态。由于盐分的复杂性，分离较为困难，产生的固体废弃物的危险特性也尚无明确论证，处置方法不当，将会造成二次污染，这些问题仍需进一步进行确认。（4）高盐水生化预处理工艺的选择。当含盐废水中TDS＞10000mg/l，需要对CODcr进行处理时，工艺选择往往非常困难。由于高浓度盐与有机物的存在，一般的生化处理工艺将不再作为主导工艺进行选择，此时的微生物受到了生物抑制作用的影响，绝大部分破裂死亡。为此，新型嗜盐菌的驯化与培养工艺被广泛开发，但由于其受水质波动的影响很大，污泥的活性恢复时间较长，整个技术的规模化应用还不是很成熟。其他的预处理处理方法因生产成本、工程问题等原因，在国内工业化应用的技术还不多[7]。
关键词：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劳动；交往行为
中图分类号：B08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731(2011)04-0030-06
如果说尤尔根・哈贝马斯(JargenHabermas)思想的丰富性会让这个时代的人钦佩不已，应该是毫不夸张的说法。因为当代哲学社会科学中人们所关注和探讨的许多问题都与哈贝马斯的思想密切相关。其中，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即是意识形态”论断更是独树一帜。这一论断，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哈贝马斯在法兰克福学派中的独特地位；与此同时也体现了他非凡的理论勇气及其对人文精神的深切关怀，对学术界、理论界关注现实社会和重视人文精神有一定的理论参考价值。
一、“科学技术即是意识形态”的理论源脉
20世纪的人类面临十分矛盾的处境。一方面，科学技术以及建立在科学技术之上的技术理性主义文化信念，在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推动人类社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生存的面貌。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在为人类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正在悄悄地走向自律，走向异化，并开始成为独立的制约人类的统治力量。显而易见，技术理性孕育着内在的、深刻的文化危机。面对技术世界中人的生存困境，西方哲学界兴起了声势浩大的技术理性批判思潮。M・韦伯(MaxWeber)关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分析、席美尔(GeorgSimmel)关于合理化与物化的批判、胡塞尔(EdmundHusserl)对实证主义的科学世界的批判以及存在主义关于技术世界中人的文化困境的剖析等等，构成了技术理性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技术理性的剖析和批判更为系统、深刻，更具代表性。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都是在否定的、批判的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概念的，抑或可以说，尽管法兰克福学派的几代学者对意识形态分析和批判的视域不尽相同，但是，把意识形态看作是贬义的，是用来欺骗和控制大众的手段，却是他们的共同点。
霍克海默(M.MaxHorkheimer)和阿多诺(The-odorWiesengrundAdomo)的《启蒙的辩证法》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之一，在20世纪西方文化批判理论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正是在《启蒙的辩证法》中霍克海默系统地奠定了技术理性批判的基本范式。在霍克海默看来，在技术理性统治的世界中，科学技术的发展并没有像启蒙精神所承诺的那样：是人可以自由选择的中性的工具；它可以增强人的本质力量，实现人的普遍自由；是注定要为人类造福的善的力量。相反，科学技术成为自律的、总体性的统治力量，这是一种比传统的政治统治力量更为强大的力量，甚至成为扼杀人的自由和个性的异化力量。他断言：“今天，技术上的合理性，就是统治上的合理性本身。它具有自身异化的社会的强制性质。汽车、炸弹和电影，除非它们之中所含的因素表现出非法的力量，否则它们都会联结为一个整体。”不难看出，霍克海默认为启蒙精神的演化历程无疑是一种悲剧性的辩证法，用他的话来讲就是“从进步思想作广泛的意义来看，历来启蒙的目的都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主人。但是完全受到启蒙的世界却充满着巨大的不幸。”显然，霍克海默用“启蒙的辩证法”这一范畴对现代社会中技术理性对人的统治及其所导致的后果进行了非常激进的批判。与此同时，他还通过对“文化工业”这一重要概念的分析，深刻地揭示出大众文化作为一种异己力量的消极功能。他指出，文化工业是凭借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和大众传媒技术大规模地复制传播商品化了的、非创造性的文化产品的娱乐工业体系。这种娱乐工业借助科学技术手段，以独特的大众传播媒介，操纵物化的、虚假的文化，成为束缚意识的工具，并以较之以前更为巧妙有效的方法，即通过娱乐来欺骗大众、奴役和统治人。至此，科学技术以大众文化为载体，履行了意识形态的职能，霍克海默指出，“不仅形而上学；而且还有它所批评的科学，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后者之所以也复如是，是因为它保留着一种阻碍它发现社会危机真正原因的形式。说它是意识形态的，并不是说它的参与者们不关心纯粹真理。任何一种掩盖社会真实本质的人类行为方式，即便是建立在相互争执的基础上，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毫无疑问，霍克海默的技术理性批判和大众文化批判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发展以及20世纪的文化理论的批判思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对科学技术的批判当属马尔库塞(HerbertMareuse)最为尖锐。20世纪60年代，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描述了在技术理性统治和技术异化的世界中现代人异化的生存境遇和状况。“单向度的人”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技术理性批判的又一重要表述，与霍克海默的“启蒙的辩证法”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的理论中揭示和分析了科学技术发展的两重性。他指出，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呈现出两面的性质：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使社会财富不断增长；另一方面，科学技术不仅保护了统治合法性，而且本身变成了统治工具，即技术理性的统治。20世纪70年代初，马尔库塞又在《反革命与造反》一书中，用极简练而又极清晰的著名公式表述了技术发展的两重性：“资本主义进步的法则寓于这样一个公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即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奴役的扩展。”马尔库塞鞭辟入里地指出，发达工业社会的技术理性控制是一种比传统“政治暴力”控制更具欺骗性和威力的统治，因为，技术合理性使发达工业社会在行使其统治职能时不再运用强权和暴力，而是借助技术统治的合理性外观――通过不断满足人的物质需求以及大众文化提供的娱乐消遣，由此消解人的否定性和对社会的反抗，使人们心甘情愿地纳入到现存社会秩序中去。所以，科学技术不仅改变了人类的物质生存条件，而且也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机制。
马尔库塞关于科学技术负面效应的批判更是振聋发聩。在他看来，不仅技术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人和自然的统治，“技术的逻各斯已经变成统治的逻各斯，技术合理性变成政治合理性。”技术本身作为意识形态，它保护而非消解统治的合法性。他指出，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不是中性的。科学技术在高效开发自然资源和精神资源的过程中，使人工具化，技术的解放力量成为自由解放的桎梏。在技术帷幕背后，呈现出人的尊严的丧失。马尔库塞认为，某种技术共同体把劳动中的个人“整合”或“一体化”到现存的社会体制中，成为劳动机器，不再是社会的反抗力量。换言之，科学技术成为现代工业社会的一种新的统治形式，人作为自由的创造性的实践存在所具有的否定性和批判性被技术理性逐渐消解了，人成为失去批判维度的“单向度的人”，社会失去否定的向度，成为“单向度的社会”。劳动者丧失了人之为人的基本维度，即否定和批判的维度，在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极大的物质满足状况中，“单向度的人”的“幸福意识已经占了上风”。对此，马尔库塞尖锐地指出，“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是地位提高了的奴隶，但仍然是奴隶。”技术理性批判是马尔库塞最具特色和最具影响力的理论，这一理论对哈贝马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此，哈贝马斯毫不讳言：“正像我所认为的那样，马尔库塞的基本论点――技术和科学今天也具有统治的合法性功能――为分析改变了的格局提供了钥匙。”
二、哈贝马斯对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科学技术意识形态”观点的扬弃
可以肯定地说，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从总体上是受到了以往许多思想家相关理论的影响，例如卡尔・马克思(KarlMarx)、M・韦伯、乔治-卢卡奇(GeorgLukacs)等。作为第二代法兰克福学派的领军人物，毋庸置疑，哈贝马斯深受老一辈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马尔库塞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哈贝马斯许多反思科学技术的思想是直接从马尔库塞那里继承而来的。比如，哈贝马斯关于科学技术已经成为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基础的观点，不言而喻，就是马尔库塞的科学技术具有意识形态功能的思想的演变。但是，尽管哈贝马斯秉承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基本传统，却没有沿袭前辈们的研究思路，而是广泛吸收当代各种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使其理论体系和立足点与前辈产生很大的差异，突出表现在对核心概念的解读上存在极大的分歧。可以说这一分歧是哈贝马斯扬弃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科学技术意识形态”观点的关键之所在，从而使其对科学技术的批判更为客观中肯和深刻。
(一)对于“理性”概念的解读不同
立足于工具理性批判的维度探讨科学技术问题是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为代表的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共同特征，他们通过剖析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社会不断合理化的历史进程，深入批判工具理性给西方现代社会带来的种种矛盾和异化现象。霍克海默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象和物化意识就是资本主义思想文化传统中所体现的的工具理性在西方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必然结果，换言之，工具理性就是物化的基础，工具理性合理化的结果导致启蒙运动的理性精神走向自己的反面。理性失去了自身的批判性和否定性，成为维护现存统治制度的工具。基于工具理性批判这一基本理论框架，霍克海默等人，把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等同于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认为科学技术起着掩饰社会问题、维护社会现有统治和导致社会堕落的意识形态功能。
尽管哈贝马斯也强调理性，但是他的“理性”已决然不是黑格尔式的纯粹思辨的理性，而是经由语言学的转型、由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范式的转变后，存在并体现人的认识、言说和行为中的“交往理性”。因此，哈贝马斯批评指出，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的工具理性批判否定启蒙的历史意义和思想价值，仍然局限于意识哲学的思想框架之中，抑或说对科学技术仅仅作一种局限于抽象理性框架进行哲学思考是极不恰当的。同样，基于“交往理性”，哈贝马斯对于把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等同于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的观点，持反对意见。正如他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里所说的写这篇文章是为了同马尔库塞的“技术的解放力量――物的工具化――变成解放的桎梏，成了人的工具化”的观点进行辩论的。哈贝马斯指出，在晚期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其结果是社会财富的快速发展、生活水平极大提高以及随之而来的阶级差异和对抗的消失，而并非如马尔库塞所言，科学技术成为统治人和扼杀人的自由的极权性的社会力量。
(二)对于“意识形态”概念的理解不同
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是在继承马克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对于马克思后期思想理论的发展，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却不予关注，认定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就是指“虚假的意识”。除此之外，他们把意识形态的内涵作了泛化处理，由此认为不仅晚期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而且科学技术本身就是意识形态。对此，哈贝马斯有其独到的看法，他指出，科学技术作为新的合法性形式，已经丧失了意识形态的旧有形式，而成了一种以科学为偶像的新型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意义上，不能一般地把技术与科学等同于意识形态。具体而言，同以往的传统政治意识形态相比，这种新的意识形态不再具有“虚假的意识形态”的要素，摆脱了由阶级利益制造的骗局、政治空想等。哈贝马斯进而指出，技术统治这种新型的意识形态的辩护标准已经非政治化了，因为它同劳动系统联系在一起，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补偿政策来为自己辩护，因而，它所涉及的范围更加广泛，更加难以抗拒。
(三)对待科学进步所持态度不同
在马尔库塞看来，发达工业社会的问题和人的困境不是经济钳制和政治暴力的结果，而是技术理性的奴役所致。马尔库塞指出，科学技术的发展带给人们的不是自由和解放，不是主体性和自觉意识的增强，而是人的自由自觉意识的丧失和整个社会的灾难。哈贝马斯对此客观地分析到，尽管技术扩张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实践后果：不仅破坏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导致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民主政治的缺失；而且，科学技术带的丰厚的的物质财富，成为阻止人们反思社会问题的屏障。但是，哈贝马斯并没有像一些悲观主义者那样，彻底否定科学技术，而是持一种理性化的、相对乐观的态度，试图把技术纳入到话语民主之中，把技术知识和社会生活世界的实践意识统一起来。哈贝马斯以非凡的理论勇气设想：既要依靠技术理性，但又不能被其所控制和奴役；只要通过不断地反思和生活世界的民主实践，就会达到整合文化价值传统，建立合法的社会规范秩序和人的个性充分发展的目标。
三、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即是意识形态”的独特论述
如前所述，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主要传人，哈贝马斯从一开始就与法兰克福学派老一辈的尖锐人物，如霍克海默、阿多诺等有着诸多的思想分歧与冲突，他没有简单地复述前辈的“社会批判理论”或承袭他们的研究范式，而是另辟蹊径，在“晚期资本主义”的视域里使其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有了独到之处。
(一)晚期资本主义阶段，国家干预为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化”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
哈贝马斯强调，科学技术只是到了晚期资本主义才履行意识形态职能，并不是从来就是意识形态。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最主要的特征是出现了“两种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第一，国家干预活动增加了，国家的这种干预活动必须保障[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第二，[科学]研究和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密切；这种相互依赖关系使得科学成为第一位的生产力。”这两种趋势，从根本上破坏了资本主义原有的制度结构。换言之，以科学技术和工具的合理性为中介而建立起来的政治权威和社会制度取代了以交换关系为中介而建立起来的政治权威和制度结构，这是促成科学技术转化为意识形态的关键之所在，表明科学技术已经被用来为政治统治的合法化服务，科学技术已然转身为意识形态了。
哈贝马斯之所以考察发达工业社会国家干预活动的增加，用意指向他所批判的核心，即技术官僚的统治。他指出，国家干预的资本主义社会，破坏了资本主义“制度框架的合理性”与社会劳动系统之间原有的联系，改变了原有形式上的自由劳动关系，以公平交换为核心的传统意识形态彻底瓦解了，资本主义统治逐渐陷入了合法性危机之中。众所周知，一个社会政治秩序的合法性，需要有一种意识形态对其加以论证。正如哈贝马斯所言：“在公平交换的意识形态瓦解以后，政治统治就要求一种新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不再可能返回去求助于前资产阶级的(vorbuerglich)合法性形式来兑现”。国家干预则为现代资本主义统治提供了新的合法性论证。首先，国家通过“补偿纲领”把资产阶级的功绩意识形态(按劳付酬的意识形态)的要素同最低的福利保障联系起来，以维护整个社会制度的稳定。与此同时，通过大力发展科技，促进社会财富增长，进而通过财富增长来补偿工人自由劳动权力的丧失，最后达到缩小生活水平差距，消解社会不良情绪，缓和阶级冲突。国家干预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自由交换失调引发的社会混乱，重建社会成员对国家的信任。于是，科学技术逐渐取代了以往政治、艺术、哲学、宗教的统治地位，成为社会的主要参照系。在这个意义上，哈贝马斯断言，传统的意识形态已经过时，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已经悄然萌生。
(二)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是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化”的重要条件
哈贝马斯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技术已经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一般生产力”上升为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的“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化”“科学研究与技术之间相互依赖”是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重要标志。“自19世纪末叶以来，标志着晚期资本主义特点的另一种发展趋势，即技术的科学化(dieVerwissenschaftlichungderTechnik)趋势日益明显……随着大规模的工业研究，科学、技术及其运用结成了一个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工业研究是同国家委托的研究任务联系在一起的，而国家委托的任务首先促进了军事领域的科技的进步。科学情报资料从军事领域流回到民用商品生产部门。于是，技术和科学便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哈贝马斯进一步指出，国家经济借助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社会财富快速增长，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物质需要，同时也俗化并侵蚀了人们的灵魂。“科技就是力量”已深入人心。科学技术在改变人类的生活状况的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价值准则。那么，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又是如何履行其意识形态职能的呢？哈贝马斯指出，由于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劳动”越来越符合科学技术的要求，表现为工具行为的“合理化”。劳动的“合理化”意味着生产力的提高、技术控制能力的扩大和人的自我物化的加深。对此，哈贝马斯没有像卢卡奇、霍克海默等人那样谴责和批判，而是客观地承认这是人类生活所必需的。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科学技术在推动劳动的“合理化”过程中，脱离了主体间交往的基础，削弱了主体间合理的“交往行为”，人的“交往行为”越来越“不合理”。因为，人之间的关系已经降为物的关系，最终导致人的全面物化或异化。哈贝马斯进一步指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人们按照技术的手段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政府则用“补偿”的方法来弥补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用技术的合理性论证统治的正当性。这样，科学技术就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提供了意识形态论证，达到了为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统治辩护的目的。因而，晚期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即是意识形态了。
(三)“技术统治论”是“科学技术即是意识形态”理论的核心
在哈贝马斯看来，技术理性的统治和传统意识形态的统治是存在差异的。传统的统治是“政治的统治”，在论证其合法性上借助某种信仰或理论，譬如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依靠自由、平等交换原则等。与传统意识形态相比，科学技术是作为非政治的隐形意识形态而起作用的。这种隐性意识形态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能使社会的自我理解与以符号为中介的交往行为相分离，成功地使政治统治“非政治化”。由于科学技术延伸到社会所有领域，并以其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之势态操纵一切，决定一切，呈现出一种以技术万能为主旨的“唯科学主义”“技术至上主义”，科学技术被神化、被泛化，意识形态性被弱化，但是较之于旧的意识形态更加难以抗拒，科学技术变成了偶像。
事实上，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国家干预的加强，科学技术力量的渗透，传统的理论体系以及价值观逐渐式微，传统意识形态面临着认同危机，即“合法性”危机。危机的具体表征是，国家不能为其统治制度提供合理性论证，不能为其统治措施提供有效性证明，不能取得民众的信任与支持等等。因而，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便以科学技术的客观合理性来摆脱“合法性”危机，阐释政治权力、论证政治秩序和维护政治统治。为保证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稳定，政府高度重视从技术的角度考虑并解决政治问题。在政治活动中采用先进的科技手段，在政治运作过程中利用科学技术的程序和规则，并将原来由公众讨论的国家政治问题交付于专家组使用技术手段来解决，政治问题“技术化”。正如哈贝马斯所说的：“国家的活动通过这些起预防作用的行为导向，被限制在可以用行政手段解决的技术问题上，以至于[国家]似乎可以不管实践问题，实践的内容被排除在它的活动之外。”民众不再关心政治问题而只关心技术问题；不再需要因正确才被认可的合法理由；不再需要被说服、教育甚至强制，就会趋同于社会；反抗性被消解，否定性被弱化，从而在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潜移默化中自觉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使其政治统治合法化，“国家干预主义(dersta-atlicheIntei'ventionismus)的新政策，要求的是广大居民的非政治化。”除此之外，公众舆论的“非政治化”也是促使“大众非政治化”的重要因素。公众舆论本来是政治斗争的场所和晴雨表，民众通过参与政府的决策和管理开展政治活动。然而，晚期资本主义阶段，公众舆论处于政治的边缘化，“它不管实践问题，……随着实践问题的排除，政治舆论也就失去了作用。”在此基础上，国家借助自己控制的现代化大众传媒让大众深信：科技是理解和解决一切的关键，一切开始服从于技术统治。
【关键词】传统政治文化/科技政策
【正文】
1.政治文化与传统政治文化
当代世界可以称之为是人类的文化世界，各种文化性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不断产生，如经济文化、社会文化、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等，这种现象揭示了人们对当代社会生活的多方面理解，以及对相关文化形态的深刻分析。因此，人们对政治现象的分析和对政治现象的理解，也不可避免地要把与其密切相关的社会文化因素引入到学术范畴，这便是政治文化的研究。〔1〕
一个国家政治文化的形成主要通过两种渠道：一是出自人们对自己所处时代的客观现实的思考与认识；二是过去时代政治文化的积淀和遗传。因此，我们在对现实政治文化进行分析和研究的时候，不能抛开传统政治文化因素而就事论事，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回顾历史能使我们更清楚看到未来，从政治文化，尤其是从传统政治文化这一新的角度反思中国“一·五”时期科技政策和科技发展的经验教训，将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现代化决不仅仅是科学技术“物”的现代化，更有其政治方面和思想观念上的现代化；更能使我们清醒的分辨出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并能剔除糟粕，吸取精华于中国当代的政治文化之中，使我国的科学技术能在正确的方针政策指导下，稳定有节地向前发展。
什么是传统政治文化呢？什么样的政治文化才能称得上是“传统”政治文化呢？
关于“传统”，有人称之为是由“历史沿传而来的”，也有人认为“过去的就是传统的”，还有人认为“世代相传，具有特点的就是传统的”。这些说法的共同点是：“传统是从过去开始的”。这仅仅说对了一半，难道我们能够认为开始于过去的就都是“传统”的吗？我们认为“传统”的意义并不仅仅如此。所谓“传”为承前启后，“统”为一以贯之，其最明显的标记是带特征性的前后一致性。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指出：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静止是运动的特殊形态，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所以作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传统”不应该是一个静止的观念，而应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的深刻含义不仅在于它是“开始于过去”，而且还应该是“融透于现在并直达未来的一种意识趋势和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传统政治文化应该是在过去的政治文化中居于主导地位，并对现在以至将来都有深刻影响的政治文化。它所具备的特征不仅表现为在社会机体组织及人的心理、生理结构中有着强大生命力和潜在影响力，而且是业已积淀为人的普遍心理、生理素质的因素时刻在规范、支配着人们未来的思想、行动，我们认为这才是“传统政治文化”的真实内涵。我国古代社会政治文化是一个很大的范畴，而传统政治文化是其精华。在我国从古至今的社会中，能够具备传统政治文化特征的，只有孔子开创的儒家政治文化。因为没有哪一种政治文化比儒家政治文化有着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它不仅贯穿我国整个封建社会的始终，而且对我们的现在乃至将来都会发生重大影响。因此，本文在论述传统政治文化时，是以儒家政治文化为主的，它是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主流和代表。以孔子开创的儒家政治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其特征将伦理思想介入政治，使思想、道德、文化、理想、信念融于现实之中，并服务于政治体系。
由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政治文化，在中国长久的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中，通过各种机制渗透在人们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和情感状态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人们处理各种事务、关系和生活的指导原则和基本方针，构成我们民族稳定的心理形式和民族性格。这种政治文化之所以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历经数千年各种内扰外患而始终能够保存、延续、发扬光大，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政治文化的主流，与其积极因素有很大关系。它那种来源于氏族民主制的人道精神和人格理想，那种重视现实，经世致用的理性态度，那种乐观进取，舍我其谁的实践精神，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都曾感染、教育、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使他们成为“中国人的脊梁”，这些思想在中国悠久历史上确实起到了进步作用，是我们优秀的政治思想传统，并将为我们所继承。同时，我们又不能不清醒地看到这个政治文化的弱点和缺陷。即对中央集权专制制度的维护，对血缘基础封建等级的尊重，因循、保守、反对变革，不注重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提高，满足于在某种平均的贫困中，来唤起人们精神上或人格上的完善，以“文以载道”、“怨而不怒”来要求艺术服从或服务于现实政治，强调人世现实与实用，忽然，轻视甚至反对科学的抽象思辨……，这些思想又都严重阻碍了科学技术的深入发展，它不仅对我国古代、近代、甚至对现代科学的发展仍然有着消极的影响。
因此研究中国“一·五”时期科技政策的经验教训时，我们不能不从传统政治文化方面进行思考，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更深层次地揭示其内在原因。
2.传统政治文化的内容与功能
2.1“内圣外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
“内圣外王”最早见于《庄子·天下篇》，它由两个命题组成，一是“内圣之学”，主要是指圣人（或个体）的道德和学问修养；二是“内圣外王之道”，主要指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和治理国家的规范，它实际是历代儒家的“治世”主张。儒家认为：“内圣之学”必然可以推进至“外王之道”，个人只要具备了高尚的道德修养成为圣人，便具备了做圣王的条件；这样的圣人一旦成为“圣王”，社会就能按其理想人格实现其理想政治。强调把个人品德修养与国家政治统一起来，倡导“学而优则仕”，将人外在的道德规范（外王）与人内在的道德（内圣）自觉统一起来，以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因此，以“德”治天下，使道德介入政治，并为政治服务，成为儒家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这种“德治”观念的含义即是：以道德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手段和方法，并建立起一个人们普遍遵守的，以“仁义礼智信”为基本道德规范的理想社会。因此，“内圣外王”构成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其中以“德治”取代“法制”便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基本表现形式。
1949年以后，社会主义的中国仍然以“德”治天下，并赋予“德”以新的涵义，即以共产主义道德，理想，信念为基本道德规范。因此，政治发展成为中国当代政治体系的核心，而政治发展，一是制度建设，二是观念建设，而且必须以观念建设带动制度建设。人们认为只有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才有正确的行动方法，只有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才能树立为人民服务，为国家服务的思想，才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每个个体的内心道德必然成为外在于个人的政治规范，人们对此坚信不移。因此，中国历次的政治运动都是为此目标而努力奋斗，这对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固然有促进作用，然而这种以世界观作为唯一标准，来衡量一个人政治思想的是与非，是超越当时人们思想境界范围的，其结果往往是揠苗助长，事与愿违，并没有完全调动知识分子投身于祖国科技事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2.2“义利之辩”——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矛盾
“义利之辩”是中国古代学者关于道德和功利关系问题的争论。“义”指道德标准，“利”指物质利益或功利。
儒家思想中，“义利之辩”实际上是“公私之辩”，包含两层涵义：一是从国家角度来讲，要求国家政治目标与经济目标相统一，倡导和鼓励有益于社会安宁、政治巩固的物质生产，以国家之“公利”服务于国家政权之“大义”。二是从个人角度来讲，要求人们物质活动服从于人的道德品格的修养，倡导“见利思义”，鼓励不损害国家“公利”的个人“私利”活动。“不久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2〕， 反对以各种不正当的手段去谋“私利”，当“公”与“私”发生矛盾时，儒家倡导一种奉献精神，即以牺牲“个人私利”而顾全国家“公利”，强调个人对社会的依赖和整体的重要性。
由此可见，儒家理想政治的实现是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统一起来，即“义”与“利”的统一。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义与利，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即人的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并不能同步发展。当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发生矛盾时，儒家则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论语·颜渊》：“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因此，当义与利发生必然冲突时，儒家宁舍“利”而不舍“义”。所谓“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也。”〔3〕 儒家的这种义利统一实际上是对一种理想人格的描述，现实生活中，外在的道德规范必然与内在的物质要求发生矛盾，这种矛盾便构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矛盾。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耻于“利”，乐于奉献一直被尊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1949年以后，社会主义的中国正是依靠人民群众的这种奉献精神，才在短短三年内迅速恢复了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并将“一·五”计划提前完成，为我国全面进入工业化奠定了基础。然而，随着人民物质生活的提高，这种奉献精神与人们的物质需要必然发生矛盾，当义利不能两全时，人们往往宁舍“利”而保“义”，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在这里有了某种共识。
2.3“天人合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准则
所谓“天人合一”是指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根源于历史悠久的农业小生产，它是中国哲学的根本问题之一，也是传统政治文化的准则。
“天人合一”观点具有复杂的涵义，主要包括两层意义：一是指人是天地生成，人的生活应当服从自然界的普遍规律。二是指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和人的道德最高原则合二为一。从而形成两种不同类型的“天人合一”，即以汉代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自然本体论和以宋代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宋儒道德形而上学。
汉儒的自然本体“天人合一”与宋儒的道德形而上学“天人合一”尽管有诸多不同，但其共同的基本观点是：都强调“人必须与‘天’（无论是作为命定、主宰的天，还是作为自然意义上的天）相认同、一致和协调，”同时也肯定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在天地间有着卓越位置，充满了对人深情赞美，《曾子·士孝》：“天之所生，地之所养，人为大矣。”《尚书·大誓》：“人为万物之灵”。而且这里的“人”都是以群体意识出现的。这是因为从远古而来的天人观念中，个体的人不能离开群体而独立存在，只有保住整体，才有个体生存的可能，而且这种整体意义上的人才能更有力，更能动地适应自然、遵循自然规律，它强调个体对群体的顺应与协调。因此，儒家思想中的“天人合一”模式是一种深刻的群体人本主义，它既不同于西方式的，建立在客观唯心主义基础上的个体人本主义（即完全脱离客观世界以展示人的主观世界），也不同于印度式的建立在主观唯心主义基础上的纯然的“天人合一”（即物我两忘，把人溶于自然作为生命最高境界）。在中国的“天人合一”中，人始终是主要的，所谓“天道远，人道迩。”〔4〕“未能事人，焉能事鬼”〔5〕，当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事发生冲突时， 就应该“敬鬼神而远之”〔6〕，因此，在中国， 对人世的眷恋始终没有被对天国的向往而取代，人的道德始终没有发展为西方式的神的宗教。“天地故生人”，然“无人则无以见天地。”没有人的客观世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此，形成了儒家以人为中心，天、地、人的整体结构和体系，展示了独特的“天人合一”思维活动，虽然这其中有着某些人对主宰、命定的被动顺从的消极意义。“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因此，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天人合一”即是世界观，又是人们认识自然界，改造自然界的方法论，也是处理各种关系的行为准则。
2.4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功能
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功能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维系政治体系，二是指导政治行为。
所谓维系政治体系有两种含义：一是指维系原有政治体系，使之不发生变化。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关键在于传统政治文化这种维系功能的强大生命力。二是维持现有政治体系。新的政治文化建立之后，传统政治文化中某些部分被包容于新的政治文化中而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并与之共同承担维系新政治体系内的各层政治关系稳定发展。传统政治文化的这种维持功能非常重要，这是因为“传统”是根植于我们民族的心灵深处，构成我们民族共同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的东西。新的政治文化不可能完全抛弃传统政治文化而独立存在，否则，我们这个民族就会成为别人中的“一个”而不是我们自己的“这一个”。因此，传统政治文化对新政治文化的稳定和发育有着重要的作用。
所谓指导政治行为是指传统政治文化对政治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传统政治文化根深蒂固于我们民族性格之中，并通过我们的政治感觉、政治认同、政治反映、政治意识、政治思维、政治心理等多种渠道来指导我们的政治行为。因此，它不仅可以决定社会普通成员对政治体系、政治目的、政治决策、政治现象的态度和情感，而且可以决定领袖们的政治信仰、政治态度和领导方式。所以，传统政治文化指导政治行为的这一功能，将有助于我们在制定科技政策时的心理倾向和主观意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政治思想与科技思想之间的必然联系。
因此，我国科技政策无论是在制定之时，还是在执行之时，都不可能彻底摆脱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而传统政治文化的功能，也使得我国科技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与传统政治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辩证的观点看，任何“传统”都带有二重性，即积极性和消极性同时存在。一方面，从发展的眼光看，传统本身确实有许多落后的、僵化的、不适应新的发展的因素；另一方面，传统之所以能传下来，说明它本身还含有某些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的、合理的、进步的东西。我们在对待传统政治文化方面，一直遵循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即“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然而，“糟粕”与“精华”的标准是什么？“内圣外王”、“义利之辨”，“天人合一”都有其合理的一面，也都有其消极的一面，是以道德尺度来衡量，还是以价值尺度来衡量，是以政治标准为准绳，还是以发展生产力为目的，这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正像马克思在批判西方政治文化的同时，其本身又不能摆脱西方政治文化一样。我们在严厉批判传统政治文化（精华与糟粕）的同时，亦同样无法回避这种自我相关，尽管这种自我相关有时是无意识。因此，当代中国科技政策的制定与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关系是，即融合又对立。其融合主要表现为：把政治工作放在科技发展的首位，强调把个人的道德修养与国家政治相统一，并为国家政治服务；在义利关系上，强调道德自律与奉献精神，耻于谈个人的名与利，使个人利益服从于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
其对立主要表现为：继承“五四”以来的文化传统，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等。
3.传统政治文化对中国科技政策的影响
传统政治文化具有指导政治行为的功能，我们研究“一·五”时期的科技政策，不能不研究毛泽东的科学技术思想。毛泽东的科技思想与其政治思想紧密相连，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时代特征的标志。科学时代的显著特征之一是政治家在进行科学技术重大决策的时候总是以政治目标为前提，即领袖们关于科学技术的决策，是实现其政治目的的手段。二是传统政治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即领导者的决策也取决于他们的科学文化背景和政治文化背景。虽然毛泽东终生都在与封建主义进行着坚定不移的斗争，并且始终把自己看成是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事实上，作为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始终具有我们民族共同的心理特征和性格特征，儒家的传统政治文化对他一生都有着重要影响。
1949年，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当时生产关系的解放，带动了生产力的解放，而尽快提高生产力还需依靠科学技术。因此，恢复和发展科学技术、恢复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对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是非常重要的，而当时我们的生产力如何呢？“一辆车，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7〕因此， 建设国家迫切需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机械化，迫切需要发展科学技术。这一思想在当时来说无疑是正确的。为此，中国共产党的“八大”郑重确立国内主要矛盾已不是阶级矛盾，而是人民对经济文化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中心工作是要发展生产力。为了适应工作重点的转移，毛泽东在“八大”的一次预备会议上强调了发展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他指出，“现在搞这些新的科学技术我们还没有经验，”“世界上新的工业技术、农业技术我们还没有学会，虽然我们已经有了六年的经验，学会了许多东西，但是从根本上说，我们还要做很大的努力，主要靠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来学会更多的东西”。〔8〕 因此从1956年开始，中国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并制定和实施了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156个重点项目也投入了建设。这表明， 毛泽东当时已经认识到了发展社会生产力，就需更尽快提高技术水平，大力发展科学事业。然而在以后的实际工作中，这一正确方针却没有被切实贯彻执行，阶级斗争仍被看作是当时的中心工作。这一方面由于当时国内外客观环境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毛泽东沿续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始终把巩固政权看成是国家的首要任务，把阶级斗争看成是阶级社会的主要矛盾，认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因此，毛泽东偏向了重视思想战线的政治斗争，而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更多地被看成是巩固国家政权的工具，这不能不说传统政治文化对他的影响至深。“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就有道而正焉。”〔9〕 当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一再论述经济是社会的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时候，毛泽东却更强调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指导作用，而没有把科学技术放在发展生产力的首要地位上。
毛泽东科技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走群众技术路线。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源远流长，从殷商周的“民之所欲，天必从之”〔10〕、“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11〕的“敬天保民”思想的形成，到孔孟“民贵君轻”〔12〕“民本”思想的成熟，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这种民本思想一直为许多进步的政治家、思想家所继承。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更是赋予这种“民本”思想以新的内涵，即“人为的力量，可以巧夺天工，所谓人事胜天”“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13〕，在民主革命的生涯中，他看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他看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用马克思主义观念对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加以批判继承，科学地阐述了“人民群众”的概念，全面论证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并提出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14〕的科学论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把这一思想贯彻于科技界，形成群众技术路线，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依靠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工人阶级的劳动经验，熟练技能，以及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使得国民经济在三年内迅速得到恢复，并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一胜利更坚定了毛泽东群众技术路线。
但是，如果说在社会实践中走群众路线是正确的话，在科技界搞群众技术路线就有些不妥。因为劳动群众掌握的只是实践经验和劳动技能，而对那些重大的理论发现，理论论证以及科学实验，劳动群众就不一定特长，因为现代科学理论与一般生产活动既相关又分离。所以必须强调群众与专家的有机结合，才是科技发展的正确方向。
综上所述，毛泽东的这些科技思想对中国科技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并使中国的科学技术取得了一些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作为政治领袖的毛泽东则更侧重从政治角度看待科学技术的发展，其科技思想与政治思想紧密相连，他始终把科学技术放在政治的从属地位，正如“中国的政治文化从来没有认识到任何自发的政治体系能够适当地独立于正统的政治思想之外”〔15〕一样，毛泽东同样也没有摆脱这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
3.2科技发展中深刻的群体意识
中国传统的世界观具有一种重整体，求和谐的特征，传统政治文化不仅肯定了“人”必须与“天”相认同、一致、和睦、协调的天人合一关系，而且强调了其中人的整体主义意识，即强调个体对群体的归属与顺从，从而形成在人与社会关系问题上的社会整体主义性质的传统政治文化。
近现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性质仍然是社会整体主义。特别是本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其政治文化性质密切相关，在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也重视社会的整体，强调社会的和谐，实质上也是社会整体主义性质的政治文化，这与中国社会“大同”政治理想有了契合，因而使得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学说，成为中国人容易理解和接受的东西，并在中国社会的实践中，成为人们行动的指南。因此，中国政治文化仍然是社会整体主义性质的。
“一·五”时期这种整体主义精神在科技领域主要表现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不仅要彻底清除封建剥削阶级思想，而且要彻底肃清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为此，政府号召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抛弃自己的个人主义意识，把个人理想和祖国需要结合起来，为人民服务，为国家集体利益服务，反对追求个人名利，并视其为资产阶级的东西，要求加以彻底批判。在实际工作中，则强调集体协作，反对单干，并要求把这种集体协作扩大到群众中去，搞群众技术运动，使工人、农民与科技人员形成“三结合”，用集体的智慧和力量解决科技发展中的难题。这是因为：“现在科学发展的生长点往往是几门科学交叉的地方，是几门科学杂交的结果。因此，单靠某一科学部门的人是很难克服研究工作中的困难的，在科学技术工作中大搞群众运动就可以把各方面人才的智慧集中起来，能够很快地攻下堡垒。”〔16〕这种集体主义精神在“一·五”时期科学技术发展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这种只讲集体协作，不讲个体竞争的整体主义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又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竞争机制，没有竞争就没有发展，因此只强调集体协作反对个体竞争，无形中会减弱个体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破坏了科技人员的动力基础。平均主义，“大锅饭”思想，“枪打出头鸟（谁的成绩突出就怀疑谁是个人名利思想滋长的结果）”的传统行为，造成了人们的一种惰性，人浮于事，涣散意志，表面上集体协作，实际上一盘散沙，使原本美好的愿望成为泡影。所以只讲集体协作，不讲个人竞争，不能增加集体的力量；而不讲集体协作，只顾个人利益又损害了国家整体利益。因此，如何使集体的向心力和个体的竞争力得到统一是提高集体主义精神的关键。然而应该肯定的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集体主义意识并不是我们的缺点，而是我们民族的优点和长处，中华民族历尽沧桑，50多个民族，“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最终仍能统一于一张版图之内，靠的就是这种整体主义精神，不过我们也不能不看到由于缺乏个体意识、竞争意识以及价值观念方面的缺陷，又使我们这个原本富庶，先进的东方科技大国，近代以来却变得停滞落后，以至于被动挨打，受尽屈辱百余年。
因此，我们应在增强群体意识的同时，也使个体意识得到增强，通过协作和竞争来促进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并加快赶上世界先进科技水平的进程。
3.3科技发展中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一直处于经验状态，经验从未在知识体系中有所突破而上升为理论科学，这与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实用理性密切相关。这种理性具有极端重视现实实用的特点，它不在理论上探求、争辩难以解决的哲学课题，不去进行纯思辨的抽象，如在看待生死、鬼神、天地的问题上，不象西方哲学那样努力进行抽象理论的研究，而是明确表示对现实的重视。所谓“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17〕重视的是如何妥善处理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18〕，重要的不是言论，不是思辨，而是行动本身。因此，这种实用理性表现在中国人处理各种实务中（无论是政治、经济、经验科学、人事关系等方面）都习惯深思熟虑、不动声色、冷静慎重、周详细密、注意实际的可行性和现实的逻辑性，不冲动、不玄想、重功能、重效果、善于协调群体。这种理智态度构成了中国智慧的本质特征之一，在这种理性下，我们创造了古代灿烂的中国文化和从古自今引以为骄傲的“四大发明”，排除了反理性的泛滥，却也阻止了思辨理性的发展。过分偏重现实实用，造成忽视、轻视甚至反对科学的抽象思辨。而没有抽象思辨的理论的发展，是不可能有现代科学的充分开拓的，这是中国古代、近代科学长久停留并满足在经验水平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理论与实际相脱离，重经验，轻逻辑是中国科学技术面临的严重问题。
毛泽东一贯倡导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要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因此，他将“理论联系实际”的政治思想原则贯彻到科技思想中，通过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反思，提出了科技发展也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他认为“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19〕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指导实践活动， 而实践又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此，在科技发展的方法论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原则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并弥补了传统政治文化的缺陷。然而在中国科技发展的实践中，这一原则有时却被片面的理解，甚至是教条化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仅仅被简单地理解为是“科学研究（理论）必须为生产（实践）服务”；科技知识分子（理论的掌握者）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无论是思想上，还是业务上），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也被教条地理解为是：政治干部（马列主义理论的代表者）对科技专家（具体业务执行者）的领导，以及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虽然这其中也有合理、有益的一面，但也明显存在着片面化和绝对化的倾向。如在“科研为生产服务”方面，要求科学研究“服从于人民迫切的需要、国家当前任务、国家建设计划的任务”，〔20〕虽然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但它却不能做为一项长远政策存在下去，因为科学研究本身并不仅仅是为了当前利益，更要顾及长远利益，做为一项科技政策，没有发展的意识是不行的。此外，“为生产服务”，仅仅把科学研究局限于解决生产实际中出现的问题或难题，科学理论只被看作是经验感觉的概括，实质上是把科学研究下降到通俗技艺的水平，所以片面强调“科研为生产服务”实际上对现代科学研究自身的发展规律缺乏正确的认识。其实，在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方面，坚持以马列主义理论指导专家的业务活动。这虽然有其有益因素，因为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对科学研究活动确实能起到指导作用，但在具体工作中却不能教条地运用。有些人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哲学、社会学理论都一律拿来指导科学家的具体工作，拿着马克思主义标签对号入座，凡是被认为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一律批倒批臭，最有代表性的是我国生物界追随苏联而发起的“用无产阶级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的、联系实际的李森科理论”对“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反动的、形而上学的、伪科学的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的批判，给科技界、学术界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否定科学技术的自然属性，否认“为科学而科学”的存在，一味强调其社会属性，认为世界上没有超阶级的科学，任何科学或者是无产阶级的或者是资产阶级的，这是犯了教条主义错误，而以政治斗争取代学术讨论，以行政管理取代科学管理，实际上又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因此，这些以政治手段压制学术民主的做法，使得科技人员不敢思想、不敢行动，势必要造成人为灾难，影响我国科技的发展。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是中国现代科学技术发展道路上的里程碑，它突破了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重实用、轻思辨的思想意识，为我国由古代、近代科学技术形态向现代科学技术形态迈进作出了重要贡献。“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无疑是正确的，但要真正做到二者的有机结合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往往要经历曲折的过程。从对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与中国科技政策的反思中，我们能够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
参考文献
〔1〕Lucian W.Pye and Sidney Verber de ，Political Culture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rinceton，1965.
〔2〕《论语·述而》。
〔3〕《孟子·告子上》。
〔4〕《左传·昭公十八年》。
〔5〕〔6〕〔17〕《论语·先进》。
〔7〕《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第130页。
〔8〕《党的文献》，1991年第6期，第15页。
〔9〕《论语·学而》。
〔10〕《国语·郑语》。
〔11〕《尚书·秦誓》。
〔12〕《孟子·尽心》。
〔13〕《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第602页。
〔14〕《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932页。
〔15〕〔美〕理查德·P·萨特米尔著：《科研与革命》， 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第51页。
〔16〕于光远：“关于科学技术工作中的群众运动”，《红旗》第3期，1960年2月1日。
〔18〕《论语·里仁》。
论文摘要:从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视角，站在折中主义的立场，座清“向技术学习”与“用技术学习”的多媒体教学边界，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05方案”实施五年以来，广大教师积极运用多媒体教学方法，并开发了一批又一批的多媒体课件，提高了教学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但是，多媒体教学的实践远未像理论上探究的那么理想，实施效果也没有理论上所期望得那么好。这些问题的出现，促使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多媒体课件在教学中的有效应用问题。本文从教育技术学的视角，探讨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的路径和方法。
一、被混淆的边界: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与多媒体课件
从教学论的角度看，多媒体教学是一种教学方法，多媒体课件则是运用教学方法的一种手段。教学方法是为了完成教学任务而采用的办法。它包括教师教的方法和学生学的方法。为了增强教学方法的作用，在运用方法时常结合使用教学手段，教学手段是指为提高教学方法效果而采用的一切器具和设施，或师生教学互相传递信息的工具、媒体或设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必须借助有效的教学手段，才能有效运用教学方法。从教育技术学视角考察，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的效果，与两个因素直接相关—多媒体课件及其应用。Www.133229.coM前者可以称为“物”的因素，是一种“物化形态的技术”;后者则是“人”的因素，是一种“智能形态的技术”。“物化形态的技术”要求多媒体课件必须兼具多媒体的特点和课件的特性。多媒体的特点主要体现为交互性、集成性、控制性、非线性等;而课件是课程软件的简称，本质上是一种软件，但与课程内容有着直接联系。在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实践中，绝大多数多媒体课件并未满足“物化形态的技术”要求，这就直接制约和影响着多媒体教学的效果。“智能形态的技术”，要求使用者必须具有熟练应用“物化形态的技术”的能力。这种能力主要反映在对计算机(硬件)和多媒体课件(软件)的操控方面，即对多媒体课件的运行条件及其运行平台的掌控水平，有不少教师没有很好地掌握这方面的技能。还有一个因素也值得我们注意，有些教师把多媒体教学与其他教学方法对立起来。事实上，日常教学活动往往是组合了多种教学方法才得以开展的。如果教师仅以多媒体教学为惟一追求，排斤其他教学方法，而不是根据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具体教学内容，通过相适应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把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其结果是违背了教学的客观规律。
受上述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大多数采用的多媒体课件是powerpoint文件，是由教师按教材的逻辑框架、思想理论脉络和课堂教学思路自行编制，能够独立地或完整地表述教学内容的计算机软件。这类课件具有制作技术要求不高、设计比较自由、结构相对简单、操作方法容易、制作成本较低等优点，既适应了教材体系逻辑框架下的教学方式，也适用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更新快(内容本身、案例有实效性)的特点及教师对技术掌握的要求。但是，这类课件的局限性也显而易见，尤其是课件与学生之间缺乏交互，而且powerpoint引用外部文件的能力也比较有限，并缺乏控制。随着现代教育技术的不断探索和深化，越来越多的教师已经认识到:如果接受过计算机应用的训练并能根据多媒体课件特征及考虑教学需要研制多媒体课件，那么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如今，如何进一步研制和应用多媒体课件进行课堂教学，已成为许多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二、技术观的冲突:思想政治理论课“向技术学习”抑或“用技术学习”
在我们探究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的边界被混淆的同时，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需要我们关注，即计算机多媒体作为一种教学技术的设计思想及其支撑理论是什么?从教育技术学的视角，美国著名心理与统计学家拉姆斯丹(lumsdaine)提出了教育技术的两源论，以后美国教育技术学专家塞特勒(saettler)在1968年的((教学技术史》中也加以强调。他们都认为存在两种意义上的教学技术:一种是物理科学意义上的教学技术，一种是行为科学概念的教学技术。前者是“媒体论”的教学技术，而后者是“过程论”的教学技术。考察多媒体教学的设计思想，与上述两种教学技术观密切相关，我们把它们称之为“向计算机学习”(或称“向技术学习”)的技术观。从计算机应用的对象来看，集中在三个方面:学习计算机(learnaboutcomputer)，用计算机学习(learnwithcomputer)，向计算机学习(learnfromcomputer)。“向技术学习”的技术观主要表现为教育工作者往往将技术视为给学生传递教学的手段。拉姆斯丹将这种观念称为i型技术(technologytypei)，所强调的是技术所起到的教学辅助作用。我们可以把基于计算机的教学归类为1l型技术，这种技术应用是以软件为基础的，软件的设计体现了科学性的原理。i型技术是强化教师所传授的信息，i<型技术则是根本就把老师给替换掉了。这两种技术的共同特点是，都强调了利用技术传递教学。当代美国知名教育技术专家乔纳森(jonassen)指出，在传统教学中，技术往往被用作是知识传递的工具。人们通过与技术交互，从技术中接受信息并且尝试去理解这些信息。技术作为信息的载体和学生的导师，学习者是“从技术中学习”。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采用的多媒体教学，更多地体现为教师所选择的一种教学的方式、手段和工具;多媒体课件则是部分教学内容的载体。在月前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中，这类课件的设计和应用占有很高的比例，并且是课堂教学的主流。在课堂教学中，技术与媒体常见的作用是辅助教师教学。无疑，设计适当的教学媒体可以提高和促进学习，支持教师的教学。但是，使用的效果主要还是取决于教师。
相对于“向技术学习”侧重于教师的教而言，“用计算机学习”(或称“用技术学习”)则侧重于学生的学。美国著名计算机专家泰勒(taylor)曾经指出，计算机应用于教育的模式之一是把计算机看作工具(tool)。将计算机用来作为解决问题的一种工具，是学生的学习对象和学习工具。计算机作为学习工具，可以分为效能工具和认知工具两大类。效能工具(productivitytools)重在帮助人们提高工作效率。认知工具(cognitivetools)也称为智力工具，乔纳森认为，认知工具是指可以帮助学习者发展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和综合思维能力的软件系统，如数据库、电子报表、语义网络、专家系统、多媒体建构工具、微世界、动态建模工具、视图化工具和计算机会议系统等。乔纳森从建构主义出发，主张技术不应该被用做被动的学习者运输和传递设计者信息的工具，而应该作为学习者学习的工具，让学生参与有意义的学习，即“用技术学习”。在现阶段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与“向技术学习”相对应的，是沿袭了多年的教师主导型模式。建构主义主张“用技术学习”，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型模式，包括webquest模式、nteq模式、jitt模式等。这种主张对中小学教育改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则刚处于研究的起步阶段。现阶段绝大多数关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及其课件的探索，是以网络课程的形式呈现的，诸如，各高校开发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精品课程的网络版等。教师的授课录像、授课教案等发布在网上，可供学生异步学习或异地下载。相对于传统课堂教学而言，这些资源成了学生的学习工具，丰富和拓展了学生的学习空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
三、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的技术隐喻
透过教育技术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教师如何看待技术和媒体在课堂教学中的作用，是与行为主义学习理论、认知学派理论和建构主义理论等对教育教学的关注与直接研究密切相关。这些观点不仅影响着教学过程，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技术和媒体在教学中的应用。主张“向技术学习”的观点，明显受到行为主义和认知主义学习理论的影响;而“用技术学习”的工具观是建构主义的技术应用观。美国教育技术专家斯马尔蒂诺(smaldino)曾经指出，“在选择和设计教学媒体的时候，对于各种学习理论，教师要站在折中主义的立场，哪种理论有指导意义，就采用哪种理论。”“是人类使用技术和媒体，而不是技术和媒体本身把人机械化。也就是说，重要的不是在教室中摆放了哪些技术设备，而是教师如何指导学生使用这些技术。”斯马尔蒂诺的观点，对于当前以多媒体教学为主要方法和手段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来说，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意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是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宣讲者，是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的主导地位是非常重要的，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必须借助教学技术通过讲授教学内容来体现。因此，如何创新“向技术学习”，是我们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
[关键词]马尔库塞；技术理性；超越技术理性
[中图分类号]B7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234(2012)01-0042-02
在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现代科学技术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技术理性主义信仰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然而，技术理性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变成了奴役人的统治力量，其本身正在走向异化。对此，哲学界在二十世纪兴起了声势浩大的技术理性批判思潮。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就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马尔库塞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中，工具理性已经成为社会统治的工具，进入到社会结构的方方面面，支配着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形成一种“新的控制形式”。因此，马尔库塞如此断言：“社会控制的现行形式在新的意义上是技术的形式”。技术的新控制就是技术的异化，技术的异化造就了单向度的人、单向度的社会和单向度的思想文化。从而，科学技术成了统治者操控社会的新形式和工业社会异化的罪魁祸首。
一、马尔库塞对技术理性的批判
马尔库塞指出，在工业发达国家。科学技术已经不再是价值中性的，而是具有两面性质。一方面，它是创造物质财富的头等生产力，创造的生产生活资料改善了人们的生存条件：另一方面，技术渗透到燕个社会控制和协调系统中去，技术统治代替政治统治成为主导统治方式。科学和技术成为统治者利用的工具，变成了使社会统治合法化的意识形态的新形式。科学技术的这种两重性被马尔库塞概括为一个著名的公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上升的国民生产总值)=扩大的奴役。这一公式是马尔库塞技术理性批判理论最凝练的表述。
从科学技术的两重性可以看到，当技术理性扩展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时，科学技术改变了原来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机制。它会把所有的对立消解掉，形成一种新的统治体制。马尔库塞称之为“更好的统治”。在新的统治体制下。人们陷入一种新的异化的和物化的生活方式之中。这种新的异化是人自愿的、带有享乐性质的物化活动。马尔库塞在其书《单向度的人》中写道：“政治意图已经渗透进处于不断进步中的技术，技术的逻各斯被转变成依然存在的奴役状态的逻各斯。技术的解放力量――使事物工具化――转而成为解放的桎梏，即使人也工具化。”马尔库塞认为。理性原本应该具有批判性和否定性，技术理性的本质不是取消统治的合法性，而是保护。但是，在以科学技术进步为基础的相对富足的消费世界里，在马尔库塞所称之的“更好的统治”中。理性渐渐背离了它原本的批判性和否定性而蜕变为一种肯定性的思维方式。在技术社会中。技术理性在科学技术中取获得的成就越多，作为自由的实践存在――人类就会丧失越多的否定性，人本应该具有的批判性和革命性自然就被技术理性消解了。消解了否定性、革命性和批判性的人，不再具有反抗社会的思维意识。人们在言语上和行为上只有对社会现状的认同、肯定和支持，变得一味的顺从，完全丧失了原来的本性。马尔库塞称这样的人为“单向度的人”。工人被整合到现存社会制度和社会文化的过程，马尔库塞作了如下的分析：首先，科学技术的进步造成了单向度的生活和生产领域。技术发展带给人类的大量物质财富满足了各阶层人的需求，使人感到幸福，但这种表面上的物质的被满足，不是真正需求的被满足，而是虚假的需求的满足，幸福充其量只能是虚假的意识。其次，科学技术的进步导致了单向度的政治统治。技术的巨大控制力使社会不再具有反对派，社会变成了极权主义社会。最后，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了单向度的思想文化。技术理性的统治是无孔不入的，社会通过广播，报刊、大众传媒等“意识工业”对人进行思想观念和自由意识的控制，使人安于享受受压抑的需求满足和受操控的生活，而全然不觉。
技术理性统治造成了单向度的人和单向度的社会，它的根源是什么呢?马尔库塞给出的诊断是：理性的价值取向已经从否定的维度转向肯定的维度。那如何为其开药方呢?马尔库塞的药方就是“艺术解放论”。他主张要对现有理性进行扬弃，在审美层面上呼唤一种新的理性。要消除技术理性对人的奴役，把人从受压抑中解放出来，就要彻底抛弃技术拜物教，把价值与艺术整合到科学技术中去，形成科学、技术、艺术和价值相结合的意识形态全面发展的局势，从而实现人的解放。
二、对马尔库塞技术理性批判理论的反思
马尔库塞看到了科学技术的消极方面，深刻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利用科学技术来维持资本主义统治的事实。他剖析了科学技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造成的异化现象，特别指出现在的社会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工具不仅仅是依靠政治和经济，而是依靠科学技术，对人们进行“操纵、控制、支配个人的潜意识和无意识”。可以说。马尔库塞觉察到了科学技术已被统治阶级作为统治工具加以利用的局面，把科学技术、合理性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进而抨击理性的工具化，无疑是非常深刻的。他的理论也对后人影响很大。但限于时代背景和他本人看问题的角度。马尔库塞最终没能摆脱对科学技术本身进行否定和批判。我们对他的批判理论也要持辩证的观点，对其进行反思。
首先，马尔库塞忽略了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区别，并把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完全对立起来。在马尔库塞看来，当代工业社会，技术理性摒弃了价值理性，完全等同于工具理性了，技术理性已经取代价值理性成为主导的统治理性。那么。技术理性的张扬，必然导致价值理性的缺失。他把技术理性批判作为捍卫真理的武器，并为其找寻新的理性形式来替代技术理性。他对技术理性的理解直接导致了后人对技术理性的误读和批判。技术理性批判的传统形成了思维定势，人们不断夸大技术理性的负面作用，而忽略了它的有利方面。事实上，现代化的飞速发展正是得益于技术理性。人类在技术理性的指引下创造了历史上无可比拟的现代文明。世界正朝着人类期望的方向前进，这一切正是技术理性的内在价值的体现。所以，我们可以说，技术理性是有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双重维度的，把技术理性仅仅等同于工具理性是片面的。
其次，马尔库塞对技术理性的批判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马尔库塞将科学技术被资本主义利用所造成的后果归咎于科学技术本身，认为科学技术具有“原罪”。顺理成章的，他把科学技术看作人的异化和受奴役的根本原因。因此，他用对科学技术的批判来取代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本身的批判。显然，马尔库塞夸大了科学技术潜在的破坏性和科学技术的消极社会功能，把造成人的异化的根源归
罪于科学技术本身，而没有看到它的深层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不承认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仅对科学技术及技术理性进行批判终究是隔靴搔痒，难得要领。
第三，马尔库塞在思考问题的方式存在错误。技术理性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这种双重维度的统一是一个历史的辩证的呈现过程。需要把技术理性放在历史中动态地去解读，才能客观地看到科学技术发展带给人的巨大福祉。马尔库塞这种只看到科技的负面影响，忽略了技术理性带给人类的财富的眼光，永远摆脱不了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困境。
最后。马尔库塞的“新理性”缺少现实性而流于空想。对于技术理性，马尔库塞主张从审美的维度构造出一种“新理性”来代替，把科学技术统文化、艺术结合起来，走所谓意识形态全面发展路径。马尔库塞企图借助于审美使人类得到解放和自由的想法，未免过于脱离实际，也不具有可操作性。
三、超越马尔库塞技术理性批判
对技术理性消极的、负面的影响进行反思及批判是有必要的。但这种批判需要具有历史的辩证的眼光。技术理性是动态变化的不断展现的历史过程，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是它的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马尔库塞建立的技术理性批判理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直接影响了后人对该问题的思考。
科学技术本身并不是一种消极的奴役人的异己力量。相反，科学技术彰显了人类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本领，是推动历史进步的一种决定性力量，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的力量的书”、“历史的有力杠杆”、“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科学技术也在为未来的人类创造生产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资料。因此，科学技术是一种伟大的革命和解放力量，而马尔库塞却把它看成是统治和奴役人类的工具。
笔者认为，针对马尔库塞的技术理性批判，我们要对其批判理论进行反思和批判，这才是哲学思考问题的方式，而不能盲目的去否定和批判技术理性。要批判或者说超越技术理性，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考虑：
第一，技术理性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统一。技术理性与工具理性不是一个概念，其内涵和外延都有很大的区别。技术理性的内涵远远大于工具理性，它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结合体。工具理性是技术理性发展的低级阶段，价值理性是技术理性发展的高级阶段。
第二，技术理性是动态发展着的历史过程。不同的时期。技术理性有占主导地位的形态，技术理性在工具理性这个发展阶段，它的工具化倾向和双刃剑效应是避免不了的。技术理性是构建现代文明的重要力量，其功能是无法替代的。马尔库塞企图用新理性来替代技术理性开出的种种方子，只能是徒劳的。
第三，超越技术理性的根本方法是不断完善技术理性。技术理性在低级发展阶段，即工具理性阶段，它的负面影响是存在的，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能因此而完全否定和抛弃技术理性。技术理性是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辩证发展的一个过程。只有加大力度使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转变，才是真正的途径。伽达默尔曾说，“千百年来人们总是把人定义为有理性的动物，就表明后人对理性所具有的自豪感。”㈣可见。在现代文明社会中，技术理性笼罩下生存的我们受益于技术理性的太多，它已经内化为我们的文化和精神，我们不应该也无法摒除它的影响和浸染，只有赋予它更多的关照和热情。才能让技术理性真正朝着人类期望的目标进化。
[参考文献]
[1]赫伯特・马尔库塞，工业社会和新左派(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82
[2]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143
[3][美]马吉，与马尔库塞的一次谈话[J]，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3，(11)：13
【关键词】现代教育技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
现代教育技术是一门新兴的应用学科，它的发展推动了教育事业的现代化进程，并成为教育改革的突破口。现代教育技术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得到广泛应用，极大地拓展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手段和方法，对于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主要肩负着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及思想品德的教育，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着主渠道、主阵地的作用。
要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就必须转变教学观念、更新教学方法，采用现代化教学手段。现代教育技术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应用，是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式、方法改革的新途径。现代教育技术作为一种辅教学手段，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重要性也日益突出。
一、现代教育技术概况
现代教育技术是指：运用现代教育理论和现代信息技术，通过对教与学过程和教与学资源的设计、开发、利用、管理和评价，以实现教学优化的理论与实践[1]。强调了教育观念的转变、信息技术的应用以及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现代教育技术概念，定义包括以下内容：
（1）现代教育媒体和方法
所谓现代教育媒体就是在教育、教学中应用的电子和数字化信息技术手段，它是用来储存、处理和传递教育信息的工具，也是学习者认识世界、获取知识的认知工具。它由两部分构成：硬件方面指各种教学机器设备，如幻灯机、投影仪、录音机、电影机、录像机、电视机、计算机等等；软件方面指已记录有教育信息的幻灯片、投影片、录音带、电影片、录像带、计算机课件、网络课程和学习网站等等。[2]
所谓方法是指教育信息的设计、开发和传递的方法。其中包括教学设计的方法及传媒教学法。教学设计的方法是指设计、开发和组织优化教学资源及教学过程的系统方法。传媒教学法指运用现代教育媒体而进行教育活动的方法。它们是方法类的“软技术”。
现代教育技术是由媒体技术和方法技术两个方面组成的。它也被称之为“硬技术”和“软技术”。
（2）现代教育思想、理论
现代教育技术是现代教育思想、理论和现代信息技术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必须强调它是以现代教育思想和理论来指导。
现代教育思想主要指几种对当代教育活动的重要影响观念。如现代学生观、现代教育观、现代教学观、现代人才观、现代学校观等，前三种教育思想是核心，其基本点是：教学是教师和学生之间互动的交流过程，是让学生在认知、情感和动作技能方面发展的过程。学生是教学的对象也是学习的主体。教育的方式应多种多样，有课堂教育，也要有课下的开放式教育。
现代教育理论指的是学习理论和教学理论。学习理论包括行为主义学习理论、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知主义学习理论和人本主义学习理论。教学理论包括赞可夫的发展教学理论、巴班斯基的教学最优化理论和布鲁纳的“结构——发现”教学理论。
（3）教育信息资源
教育信息资源指教育活动中师生使用的教育信息的来源。教育信息资源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教育、教学内容；二是承载内容的载体，如书籍、课件和网络信息材料等；三是获取教育信息的途径或方式，如阅读、视听、点击浏览等。教育信息资源和载体、呈现方式和获取渠道有密切的联系。载体、呈现方式和获取渠道直接制约教育信息资源的数量。
二、现代教育技术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的应用
目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的方向是在更为理想的教学环境下以获得最佳的教学效果，使教育体制和教学模式充分适应未来教育的要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创新就成为改革的主战场。在教学思想和教学理论指导下的教学模式，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中形成，因此，探索更加合理和高效的教学模式，需要探索更高层次的的理论和更强大的高新技术支持。
现代教育技术主要包括现代信息技术及现代教育理论两部分，对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的改革这两部分无疑提供了理论和技术两大支持，同时为教育改革目标的实现创造了可能。
（一）现代教育理论优化教学过程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模式改革在现代教育技术应用下，完成了现代教育技术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较深层次的整合。然而，目前许多高校所谓的整合只能被称为电化教学，是追求“信息技术课程”的单向整合。具体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教师一般缺乏根据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策略选择教学手段的意识，实践中难免产生信息技术应用的泛化，似乎信息技术用得越多越符合新课程的理念。”[3]另一种是的“教师往往将信息技术作为一种纯技术手段，把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的整合等同于CAI，实践中难以摆脱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课堂知识量密集，常常导致在“人灌”的基础上加上“电灌”，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教师教的方式和学生学的方式，使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整合的实践停留在较低层次。”[3]其原因是教师忽略了现代教育理论课教学指导作用，只简单的把现代信息技术与课程进行了叠加，对于如何教学改革，“思考的路线是在极其熟悉技术的基础上，暂时的“忘却”技术，先系统认识和思考某门课程的构成，然后逐步外化形成新型的课程模式。”[4]现代教育技术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对教学模式中教师、学生、教学内容和教学媒体四个要素之间的作用、地位和关系进行了重新解构。“认为学生是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教师是教学过程的组织者、指导者，意义建构的帮助者、促进者。教学应以学生的学习为中心。教材所提供的材料不应是教师传授的内容，而是学生主动建构意义的对象，教学媒体也不应只是帮助传授知识的手段、方法，而是教师用来创设教学情境，学生用来主动学习、协作探索的认知工具。”[3]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视角对于转变教师的教学观念，引导教师在教学设计，了解教学模式中重新的整合各要素的地位和作用，革新教与学的方式，并为最终形成新的教学模式提供理论支持。
（二）现代信息技术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的改革搭建技术平台
现代教育理论的发展为教学提供理论指导，多媒体及网络通讯等信息技术的发展则为现代教育理论指导教学实践提供理想的工具和条件。
现代信息技术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模式改革搭建了技术平台，其实质是在信息技术基础上重建该课程。发挥信息技术的基础性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是提供教学手段，提高教学效果。教学的多媒体化和网络化为文字、图形、影象、声音等和先进手段如各类多媒体教学软件等引进教学实践中，可以模拟真实环境，通过多种方式如视觉、听觉、触觉等对学生进行综合感官刺激，利于知识的获取与保持。
第二是要创造一个理想的学习环境和交流平台。完善教师和学生信息技术能力以及信息技术基础设施，信息技术不仅改进教学手段，计算机技术和网路技术还可以实现信息共享、人机交互和即时反馈功能，是创造开放式教学环境和学习环境，以及交互性更强的交流平台创造条件。一方面，在网络学习环境中，信息获取方式更加多样化，自主选择性强，学习者可以自主选择学习的内容、时间、方法、地点，充分发挥学习者的主观能动性，改变被动的、受监控的状态，提高自主学习能力。教师也可以实现个性化教育，做到“因人施教”。另一方面，学习者通过共享信息资源，来达到利用网络加强信息交流的目的，不仅打破了资源共享的地域和时间限制，教与学的过程同时也突破了时空的局限，极大地扩展了学习者之间的信息交流、学习交流，防止学科封闭，为促进学生合作学习发挥作用。
第三是提供各种教学情境的创设条件。建构主义在教学中要求所创设的学习情境不是单独呈现的，往往隐含在现代教学工具和资料中。如基于网络虚拟情境设计下的学习网站及基于多媒体技术的交互性电子出版物，为各种不同教学情境的创设提供了条件。它可以使学习者融入所提供的学习环境，有利于学习者对知识的理解和传播思维能力的培养。
综上所述，现代教育理论与现代信息技术互为基础和条件，相互促进和发展。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应用，实现现代教育理论的创新，引导学生主动学习，提高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分析及解决问题能力。同时，把学生作为现代教育理念的教学主体，注重课程与真实情景的联系，以加强学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等理念也要求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不断更新。总之，现代教育技术以现代教育理论和学习理论为基础，信息技术为手段，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模式改革提供了强大的支持。
参考文献
[1]林廷芳.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现代化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2：292.
[2]何克抗，李文光.现代教育技术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49-250.
[3]刘英琦.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整合的问题研究[J].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2006（3）.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哈贝马斯；马尔库塞
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早起源于匈牙利、德国和意大利共产党内少数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异议，这些异议在西方社会引起极大反响并快速成为一股世界性的学术潮流。[1]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兴起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原因，它并不单纯只是理论情趣的相异所导致，而是新的历史条件和理论背景的产物，可以说是二十世纪新出现的革命形势、革命条件或文化境遇的转变促使一些理论家开始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和革命策略。[2]西方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作为一种极具典型意义的科学技术观，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独树一帜。
一、 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
对这一观点提出论述最多的主要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哈贝马斯，他在其著作《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中，明确提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晚期，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哈贝马斯提出这一论断的依据主要有两点：
首先，哈贝马斯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科学研究与技术应用开始相互依赖并渗透，使得科学技术成为了第一生产力。
[3]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科学研究尚不具备实用性和目的性，科学研究与技术应用的相互作用没有凸显，从而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地位不够明显。但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研究与技术应用发展成为一种相互反馈的关系，大规模的工业研究，科学技术与工业利用逐渐合并，科学技术成为了第一生产力。[4]因此他认为，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来提高和发展生产力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以往的社会形态。
其次，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一个标志是科学技术成为一种独立的剩余价值来源。按照他的观点，资本主义社会晚期，科学技术成为提高生产效率的根本手段，同时也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所以在当展资本主义经济，最重要的不再是增加工人的劳动强度和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而是依靠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来提高生产效率。[4]
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运用前提的告吹是同步的[5]；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社会，价值不再由劳动而是由科学技术所创造；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已经成为独立剩余价值的来源。”在这里，他撇开人的劳动，认为科学技术可以直接创造价值，这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的。
二、科学技术履行意识形态的职能
持这一观点的理论家认为科学技术等同于意识形态，且科学技术正在履行着意识形态的功能，代表人物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
首先，马尔库塞认为现代工业社会技术的进步在给人提供越来越多自由条件的同时也给人带来了种种强制。马尔库塞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不再是以前的对抗性社会，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技术统治取代政治统治，对抗、矛盾已经或正在消失，取代它的是整合与同化的趋势。[6]因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正在失去其双面性，并逐渐演变为一个只有肯定、丧失了对抗的单向度社会。[7]在这样的社会里，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乃至科学、艺术和哲学都趋于同一维度和色调，人们丧失了社会批判功能，只知道肯定和维护现有秩序。
马尔库塞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他说：“资本主义的法则寓于这样一个公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奴役的加强。”
[8]从广度上看，技术的合理性组织并控制了社会生产程序、个人的劳动和闲暇时间，并且剥削对象从工厂、商店和蓝领工人扩大至广泛的知识分子和白领阶层；从深度上看，工人受到越来越专业化的经理和政治家的控制，整个人（包括肉体和灵魂）都变成了机器及机器上的零件，仅履行部分的技术操作职能，连情感和理智都作和管理。[9]因此，他断言：“在技术和民主政治的帷幕背后，呈现出这样一个现实，即全面的奴役，人的尊严的丧失。”[10]在这里，他试图破除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中性概念，进而阐明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按照他的观点，利用科学技术作为统治手段，是现代工业社会统治人的一种新形式，他说，“我们社会用技术而不是恐怖征服了社会离心力量。”[10]
当然，马尔库塞并没有用十分悲观的态度来审视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即使不能保证人类的自由，也至少是它的必要条件。
然后，哈贝马斯一方面继承了霍克海默以及马尔库塞的相关论述，另一方面，他又在批判的基础上阐述了自己对科学技术在当今社会中的功能的理解。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一文中，他明确阐释了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除了认为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之外，哈贝马斯还提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还履行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他尤其关心社会的合法化问题，在他看来，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了两大历史趋势：即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和国家干预。由于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出现了韦伯系统中所谓的合理化的普遍进程，技术系统在对社会制度吸收的过程中，破坏了历史上形成的政治制度与文化遗产的相互联系，出现了合法化危机。[10]他这样描述科学技术的统治功能：“它也可以成为一种渗透入非政治化的人民大众的意识之中的隐蔽的意识形态，正是在这一天地里，它担负起了能促使合法化的力量源泉。”[11]也就是说，科学技术排斥实际问题而突出技术问题，以其外表的“中性”角色让人们忽略它作为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然而事实上，它却通过论证科技的合理性来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12]由于国家在经济调节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社会得以重新政治化，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平等交换的意识形态已不再适应社会的发展，为了避免这种重新政治化的意识对资本主义的利益构成威胁，必须确立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去掩盖国家的政治性质。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这种新的意识形态就是科学技术，统治者试图将政治问题转化为技术问题，通过将人与人的矛盾转化为人与自然的矛盾来使民众丧失对公共领域的关注以实现其统治，[12]因此科学技术具有了操纵大众心理、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社会功能。
三、结论
科学是真理，技术是利器，科学技术在使人类摆脱自然束缚和贫穷无知的同时，也创造出了人类的福祉、民主与自由。
[13]然而，十九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对科学技术的利用，科学技术消极的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日益凸显，科学技术加速了工业化，提高了生产效率，改善了民众生活条件，但是它使人沦为机器的奴隶，导致了生态失衡、引发了冲突甚至战争，人类在获得一个物化世界的同时却失去了自我。
上述种种现象的发生，使得西方学者开始反思科学技术，对科学技术持批判与悲观的态度，在他们看来，现代科学技术与人本主义精神不相容，科学技术的进步不仅侵犯了人文文化领域，更损害了西方人所谓的个人自主与尊严。[13]科学技术在创造出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带来了了精神的空虚与失落。
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视角，科学技术是一个复合概念，科学和技术既相区别又密切联系，科学和技术作为一个辩证统一体，是先进生产力的重要标志，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科学技术影响和改变了我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方式，是推动历史进步的革命力量，马克思曾精辟地把科学技术的作用概括为“历史的有力杠杆”和“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科学技术的发展说明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得到增强，同时能够更多的创造人们所需的物质财富。
面对西方学者的论述及其批判，我们必须明确，科学技术本身是中性的，无善恶之说，它发挥什么作用是人类自由选择的结果，人有思想和主观能动性，科学技术起什么作用取决于支配人们的价值观念。正如霍克海默所言，科学技术陷入危机“并不在于科学技术本身，而在于那些阻碍科学发展并与内在于科学中的理性成分格格不入的社会条件。”因此不能把科学技术产生的消极作用归结为科学技术本身而判以原罪，应该从人类自身寻找原因。与此同时，彻底否定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也不可取，因为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科学技术的作用也并非完全是负面的。当然，科学技术所产生的正面效应也不是它自身在发挥作用，而是人类对它进行合理开发运用的结果，所以我们必须理性看待科学技术的作用和功能。
[参考文献]
[1]邢雅娟.马克思的科学技术观[D].山西大学.2003.
[2]郭栋.在新的历史时期确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确方向研究[D].中北大学.2010.
[3]蔡丙丙.浅析哈贝马斯科技意识形态思想[J].法治与社会.2010（16）282―283.
[4]张磊.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探析[D].山东师范大学.2004.
[5]哈贝马斯.走向一个合理的社会[M].波士顿：贝肯出版社，1970，104.
[6]马尔库塞.单面人[M]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7]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
[8]马尔库塞.工业社会与新左派[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82.
[9]H・Marcuse，Counterrevolution and Revolt，Boston，1972，PP.4，14.
[10]瞿建权.论哈贝马斯与马尔库塞关于“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的分歧[J].理论界.2008（06）112-113.
[11]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A].陈学明.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 西方马克思主义卷[C].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431.
关键词:费恩伯格;技术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敌托邦
Abstract:AndrewFeenberg,themainrepresentativeofthenewgenerationofFrankfurtschoolintheUnitedStates,broughtuptheCriticalTheoryofTechnologythroughanalyzingtheinsufficiencyofearliertheoriesoftechnologyandturningthefocusoftheFrankfurtschool''''scriticismfromabstractsocialcritiquetocommontechnologicalfacts.Thistheoryisdiscussedintheperspectiveofitsbasis,targetvalue,theoreticalcore,methodologyframeandthemeofcritique.Amongthemthetheoreticalbasisisanalyzedforthatthetechnologyisinadilemmaoverbeingacceptedorbeinggivenupasarguedintraditionalphilosophyoftechnology;thetargetvaluereferstohumanbeing''''sliberationandthetheoreticalcoreistherationalizationofdemocracy;themethodologyframeisthatusedtostudythetechnologyonthebasisofsocialconstructivismandthethemeofcritiqueisfarewelltodystopia.
Keywords:AndrewFeenberg;criticaltheoryoftechnology;Frankfurtschool;dystopia
安德鲁•费恩伯格(AndrewFeenberg)是马尔库塞的学生,新一代法兰克福学派在美国的主要代表,他从传统法兰克福学派抽象地对社会展开批判转向对社会中最为常见的技术现象展开批判,提出了技术批判理论,并自1991起在十年中写下了“技术批判三部曲”:《技术批判理论》(1991,2002年新版本《改造技术》)、《可选择的现代性》(1994)和《追问技术》(1999)。本文将从理论基础、价值目标、理论内核、方法论框架和批判主题等方面剖析费恩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的内涵。
一、理论基础:在“接受”和“放弃”之间
技术理论是对技术的整体认识和系统观点。学术界存在多种技术理论,如技术工具论、技术价值论、技术乐观主义、技术悲观主义等。这些理论相互交叉,其侧重点又各有不同。美国技术哲学家阿尔伯特•伯格曼(AlbertBorgmann)在《技术和现代生活的特征》(1984)［1］一书中,把以往的技术理论归纳为技术工具论和技术实体论两类。技术工具论把技术视为时刻准备服务于它的使用者的“工具”,它自身不包含价值,是价值中立的,在任何环境下都能保持同样的效率标准。技术实体论则认为,技术构成了一个新的文化系统,将整体社会重构为一个控制对象。这个系统具有扩张性,最终将侵入每一个前技术时代的领域,形成作为整体的社会生活。这样,技术就不仅是一种手段,还是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文化力量,能够冲破所有传统的和现存的价值体系,进而变成一种环境和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人所无法抗拒的“天命”。在技术面前,人只有两种选择,或者退回到传统,或者接受对技术的盲目崇拜。费恩伯格借鉴了这种分类方法,并在分析这两种技术理论不足的基础上提出他的技术批判理论。
在费恩伯格看来,尽管技术实体论和技术工具论有许多不同点,但它们对待技术都采取了“接受或者放弃”的态度。可如果技术仅仅是一种不关心价值的工具,它的设计和结构就不是政治争执的问题,只是它的应用范围和效率问题;而如果技术是一种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载体,我们就会由于或者追求把技术推进到非理想的状态或者退化到一种更原始的生活方式而受到谴责,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可能改变它,因为在这两种理论中,技术都是命运。工具理论视技术为其他社会方面所建立的价值的颠覆者,实体理论则把一种自主的文化动力归因于超越了所有理论传统中相对抗的价值观的技术。它们的根本症结在于把技术看做一种既成的事物,看做不能改变、只有接受或者反对的事物,这正是众多试图通过对技术设置道德的或政治的限制以创造出一个有着根本不同形式的工业文明失败的缘由。
正是以对这两种技术理论的批判为基础,费恩伯格提出他的技术批判理论,并声明其目的是“在一个近乎单向度的技术世界中找寻一种识别并解释内在张力的方式”［2］106。受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马尔库塞思想的影响和社会建构论的启发,费恩伯格把技术安排构想为以类似于按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座架”建构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产生实践,形成认识的顺序。从不同的技术安排中和不同的观点中涌现出不同的世界,它给人类的某些方面以特权,也使其他方面处于边缘,这样,技术既不单纯是工具,也不是独立的工艺系统,而是非中性的社会性产物,是一种悬置于不同的可能性之间的“矛盾的”(ambivalent)发展过程。不仅在技术的使用中,而且在技术系统的设计中就已经渗透进了社会的价值。因此,技术“不是一种命运,而是一个斗争的场所。它是一个社会的战场,或者用一个更好的比喻,是各种因素相互争论的产物(parliamentofthings),各种文明的替换物在它之上,进行着论争并作出决定”［3］13。技术的生成过程就是技术的价值负荷过程。
费恩伯格把技术的批判理论与工具论和实体论作了比较,认为它与后两种理论分别都有一致之处,是对后两种理论的超越。首先,批判理论同工具论都拒斥埃吕尔或海德格尔的宿命论,在技术的胜利面前,它没有绝望,也没有要求人的精神从远离社会的如宗教或自然的领域里复活,而是设计出一条介于放弃和乌托邦之间的道路。当然,它必须跨越将激进知识阶层的遗产与当代世界的技术专业知识分离开的文化障碍,并解释如何重新设计现代技术,以便使它适应一种更自由的社会的需要。其次,技术批判理论认为技术命令(technicalorder)不仅仅是一定量的工具,而实质上以或多或少的“自主的”模式构成这个世界,统治阶级和精英们的价值和利益正是在理性化过程中和机器的设计中甚至在这些过程确定一个目标之前就确定好了,从而正如马尔库塞早就提出的那样,技术理性已变成了政治理性,它介于意识形态和技术的界面,代表了一定阶层的价值观和利益。
二、价值目标:人的解放
费恩伯格明确地把技术批判理论定位在马克思主义的范围之内,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最早确定了这个方向。他同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思想家一样,把马克思作为批判理论的开山,并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景气的形势下宣布自己是“新马克思主义者”。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目标就是“人类解放”,而他在对技术的批判中始终贯彻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这个价值目标。
这种理解与马克思哲学的传统是一致的。人的解放是马克思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在马克思那里,尽管“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4］,但“人类解放”绝不仅仅是“政治解放”,它不仅仅使人成为“物的依赖关系”下的自由个体,而是指人类最终摆脱心灵的束缚和阶级压迫后的全面的解放。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批判了当时把“人类解放”等同于“政治解放”的观点,认为“政治解放”只是从形式上获得自由,这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而“人类解放”则包括摆脱思想束缚,打碎精神枷锁,必须消灭私有制,以获得“建立在个人的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之上的自由个性”［5］。可见,马克思之“自由”同鲍威尔等人所说的政治解放并不相同。
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思想,对在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中表现出来的人对物的全面依赖展开激烈批判。霍克海默从一开始就把“批判理论”称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理论源自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其目标并非仅指增长知识,还在于把人从奴役中解放出来。在马尔库塞看来,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使人获得解放,马克思的基本观念是人的实现,由此才产生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把革命的目的看做是改变下层大众的贫困生活状况,使工人获得今天资本家所拥有的财富,在马尔库塞那里,革命是要解放在工业社会被压抑的人的否定向度,恢复原本属于人的本能的方面,使人得到全面发展,从而改变人的需要及其满足的性质,建立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由于马尔库塞的革命的动因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他的革命理论中也就有着不同于前者的革命主体和革命道路。
费恩伯格曾于20世纪60年代师从马尔库塞并研读海德格尔的思想,在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后一起探寻社会革命的组织和道路问题,他直接承继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价值理念,试图寻找使工业社会发生激进变革的方式,以实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压抑的人的潜能。具体说,就是通过技术理性的重构,重现技术的解放潜能,使那些受到压抑的人的利益得以实现,这样,费恩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就从技术哲学转向技术政治学,从技术的民主化引出社会的民主化问题。
三、理论内核:民主的理性化
尽管技术成为现代问题之源,但技术问题的始作俑者却是理性的分化导致的技术理性对现代社会的统治,由此对理性的批判不仅是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共同的主题,而且是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甚至是整个现代西方人文主义思潮的批判主题。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受韦伯的影响,他们对“理性”的理解始终处于分裂状态,哈贝马斯“技术理性”和“交往理性”的二分法也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费恩伯格同样以对“理性”的批判与改造为基础展开其技术批判理论,进而建构起他的技术民主化和可选择的现代性理论。不同的是,费恩伯格对“理性”的批判与改造既不像早期法兰克福学派那样在纯粹的思辨哲学领域中进行,也不像哈贝马斯那样在语言哲学的领域中进行,而是在技术政治学的视域内展开的。他提出,传统技术哲学认为技术理性只关注效率,从而人为地造成客观理性与主观理性、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对立。其实,现实世界的多样性注定了理性的分化具有相对性。
在费恩伯格看来,技术理性并非只包含单纯的效率(即科学理性),而且包含了社会意义和文化视域两个方面,技术并非既定的事实,而是等待确定的未成事物,它既可能保护等级制度,也可能用来建立民主制度,费恩伯格把后者称为“民主的理性化”［6］或“颠覆的理性化”［7］131,以取其对现实社会的否定与颠覆之意。这种否定与颠覆恰是理性的本质功能,与马尔库塞所说的技术理性的“单向度”形成鲜明的对比。“民主的理性化”始于技术本身的后果,始于围绕技术媒介而推动人类活动的各种方式。正是这种行动坚守技术民主化的许诺。技术政治学预示了这样一个世界:在其中,技术作为影响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的一种社会“法规”,将从这些新型的公众的协商中产生。“民主的理性化”是实现那些被系统忽略或拒绝了的技术潜能的附属方案的结果,为使技术民主化提供了可能性。“技术民主化”就是扩大技术行为参与者的利益范围,要求对那些缺乏金融资本、文化资本或政治资本的社会角色开放技术设计过程。技术的民主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技术设计上的民主化,另一个是在技术行为中的外行和专家、客体和主体间权力分配上的民主化,费恩伯格称其为“深层民主化”［7］142,以区别在法律程序中仅仅是形式上的变化,并不改变技术领域中现实的权力关系的变化。
从“民主的理性化”到“技术的民主化”是一个从理论到现实的过程。“民主的理性化”表现在技术的设计过程中,是对技术理性的修正与改造,这是思想上的改造,而“技术的民主化”则是技术方案的实施过程,是把理论物化的实践过程,是具有民主特征的技术现实化的过程。理论的先在性反映出人类行为的能动性。
四、方法论框架:社会建构论
的技术研究方法
20世纪80年代以后,批判理论经过了60年代的“秘密希望”和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之后由于左派力量的减弱而出现“新的冷静”,进入了社会建构主义的新时代。社会建构主义对技术的经验研究给予费恩伯格以启发,使他在总结哈贝马斯和马尔库塞的争论后意识到,尽管马尔库塞的许多观点仍然很有道理,但哈贝马斯对他的思辨基础的怀疑却也表明马尔库塞的理论基础即“技术合理性的两个方面”的理论过于抽象。这样,“与其简单地回到马尔库塞最初的阐述,或许,不如在一个更可信赖的框架内重新建构他的批判理论的各个要素”［2］70。社会建构论的技术研究正给费恩伯格提供了这样一个方法论框架［8］。
技术研究提供了许多操作性很强的方法论原则,如技术设计的“待确定”原则、人工物解释的灵活性原则、对称性原则等,这些原则内含于费恩伯格对技术的理性批判、本质批判、民主政治批判和整合现代性的全过程。研究费恩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会感受到他的理论体系中处处充斥着浓浓的建构论色彩。他的整个理论体系贯穿的就是一种“批判”与“建构”共存的框架模式,而他批判理论的每一部分都运用了建构论的方法。比如,费恩伯格在对技术的理性批判中运用了拉图尔的“待确定”、“授权”、“社会图景”和“技术图景”等概念;在对技术本质的批判与建构过程中,他提出了揭示技术本质的“技术解释学”,并以技术人工物的“待确定”原则和行为者—网络理论的“对称性原则”为方法把技术本质分为两个相对独立又不可分割的层次;在对技术的民主政治展开批判时,他改造了社会建构论不涉及政治问题的局限,将其改造成为一种“政治学的建构论”,与西蒙栋的“具体化”理论整合在一起,提出了“第三种对称”作为其“民主的理性化”的理论基础,以“深层民主化”的纲领替代技术统治论;在构建“可选择的现代性”的过程中,他运用“人工物解释的灵活性”原则,提出了技术与文化之间关系的辩证法。
从总体上看,费恩伯格对技术的理解贯穿的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原则,面对别人对他的理论框架的质疑,费恩伯格声称自己并非完全放弃对技术的本质追问,而只是要避免技术本质主义者的局限。他在对技术本质主义的批判中借鉴了社会建构论的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整个理论都转向社会建构论。他认为建构论对技术的研究也存在不足,这主要表现在其狭隘的经验论以及对技术的本质,对政党、阶级以及现代性等宏大问题的忽视,对技术问题的研究需要把本质主义的技术观与社会建构论的技术观整合到一起。
五、批判主题:告别敌托邦
费恩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肩负着一个重要使命,这就是在剧变和因特网在全球的兴起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探索工业社会进行激进变革的可能性。以往的批判理论对技术的理解基本上属于一种敌托邦(dystopia)的观点,其技术态度过于悲观,从而出现“渴望成为原始人”的文化病症［9］。费恩伯格提出,不能从技术之外去寻找走出敌托邦的途径,因为如今技术无所不在,它已构成我们的生活方式,“必须从技术文化的内部向前”才能推进这个问题的解决［10］。他通过思考传统批判理论的得失,同时也是受马尔库塞理论和社会建构论理论的启发,提出应当对技术理性的生成过程进行经验分析,才能准确把握它的构成要素,进而把握其本质内涵。
费恩伯格通过对“利益”概念的分析指出,技术活动中不同参与者的利益要求不同,他们对技术的形成都能产生影响。这样,在众多可能的构成基础能够产生出有效履行其职能的作业装置的意义上,技术是“待确定的”(underdetermined)。包含在设计中的不同行为者的利益表现出细微的差别,因此效率不是一个能够解释所有可选择设计的成功或失败的标准。那么是什么制造了差异呢?答案是在问题的界定及它的解决中的社会选择干预。技术具有社会相关性,技术选择的结果是一个支撑一种或另一种有影响的社会集团的生活方式的世界。因此,技术的合理性不仅包含了普遍性的因素,还有特定历史时期的具体内容,这正是马尔库塞想表达的,技术合理性的概念不能等同于效率和控制的形式概念(“技术图景”),而是必须有一种作为一个特定社会的目标指向模式的内容(“社会图景”)的思想。这两个方面构成了技术理性即费恩伯格创造的“技术编码”范畴。技术的“社会图景”因不同的社会而异,从而理性化的普遍原则是不存在的,“特定的理性化一直受到偶然的利益而不是普遍原则的推动。它是从不同的理性延续下来的,而且理性化总是可能的,这就是说,理性化在当前社会中采取的形式并非它们的唯一的形式”［11］。既然技术的效率原则本身不足以确定一个独立的技术设计,社会的利益在技术发展中起到持续的作用,因而其他的选择也是可能的,就是说,技术编码的社会建构性导致其变动性,甚至在一个物质的设计完成之后亦然。随着社会的变化,技术编码也会不停地与社会相整合,它导向不同的使用,甚至可能导向对材料的重新设计。
技术编码就是技术(合)理性。费恩伯格通过对“技术理性”内涵的重新阐释,批判了传统技术哲学将“理性”抽象化、神秘化的不足,不仅揭示了技术理性的现实根源,还打开技术黑箱,揭示了“技术理性”成分的多样性。这就为改造技术并进而使技术民主化提供了可能。这同样意味着,要改造技术,必须首先改造技术理性,而要改造技术理性,首要的是使人的思想发生改变。因为技术是人设计、使用的,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集团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费恩伯格和海德格尔在思想上有相同之处,这就是都强调人的思想改变的先在性。先有技术思维的改变才能导致现实技术的改变。这样,先有技术理性的民主化,才能使技术本身实现民主化。
当代西方包括法兰克福学派在内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基本思路,是承认启蒙理性的分化对现代社会的基础地位,并由对“理性”的否定和怀疑直指对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CD2]现代性。费恩伯格技术批判理论的目的不在于单纯地批判,而是以他对技术本质、技术理性的理解为基础,建构更加合理的现代性理论。这样,尽管他的理论侧重于技术批判,但并未局限于技术本身的改造,而是要扩大人和人之间的交流,以发挥人的创造性,进行创新性对话并创造性地使用技术。他明确指出,民主的技术政治学的本质在于扩大设计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就是说,在技术的设计和使用过程中,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设计者和使用者相互交流对技术的需要和设想,以使技术反映更广泛的人的利益,从而建立一个使技术的进步服务于交流的进步的民主社会。这正是费恩伯格所构想的新的民主的技术政治学的本质。可见,费恩伯格关注的是“以技术为媒介的制度的民主化”［3］153,这与传统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甚至包括哈贝马斯对建立规范制度的强调这一理论特色都具有一致性。
参考文献:
［1］BorgmannA.Technologyandthecharacterofcontemporarylife［M］.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4:9.
［2］陈凡,朱春艳.全球化时代的技术哲学［M］.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06.
［3］FeenbergA.Transformingtechnology［M］.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2002.
［4］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443.
［5］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8.
［6］FeenbergA.Subversiverationalization:technology［EB/OL］.［2008-03-10］.http:∥www-rohan.sdsu.edu/faculty/feenberg/Subinq.htm.
［7］FeenbergA.Questioningtechnology［M］.London:Routledge,1999.
［8］安维复.走向社会建构主义:海德格尔、哈贝马斯和芬伯格的技术理念［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2,19(6):33-38.
［9］安德鲁•芬伯格.可选择的现代性［M］.陆俊,严耕,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65.
关键词：高职教育 思想政治理论 教学改革
高职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培养专业技术人才为目标，以推动技术进步与促进生产力发展为使命，在教育领域内，乃至整个社会生活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高职教育中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不容忽视。因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对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培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优秀人才意义重大。
一、高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特点
1.高职教育的市场导向特性。高职教育是在我国市场经济建设大潮和高等教育改革的背景下产生的，以培养技能型人才为目标，注重市场效率，讲求技能培训与市场需求的吻合。因此，教学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技术”至上、“市场”至上的倾向，从而忽视了思想政治理论教育。高职教育这种市场导向虽具有一定的优势，但同时也为高职教育理论欠缺埋下了隐患。校方强调市场需求，学生单纯学习专业技术，使得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被看成是可有可无的，甚至是多余的。这既不利于实现高职教育培养“德才兼备”技术人才的目标，也不利于学生的全面成长与发展。
2.高职教育中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特殊地位。理论是行动的先导，如果没有正确的理想信念，职业教育将失去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一根本方向。当今时代技术革新、理论发展一日千里，知识更新、学科交叉亘古未见。面对瞬息万变的世界，高职教师如果不加强理论学习，不注重理论的吸收、消化与创新，就不能培养出适应时代需求的技能型人才，而只能是传统的工匠。加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对学生明确人生方向、树立远大理想、形成良好的公民道德、职业道德和坚强的意志品质起决定性作用。
二、高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问题
1.学生学习态度不端正。轻视和厌烦思想政治理论课在高职院校学生中具有普遍性。首先，受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氛围的影响，学生思想也日趋功利，很多学生追求的只是文凭证书，将读书视为投资或机会，从而弱化了自身对政治理论课的学习。其次，高职院校的生源层次较低，由于自身文化理论水平不高，很多学生对理论教育叛逆心理强烈，自卑心理突出，容易选择放弃理论学习。许多学生认为学职业技术不需要社会科学理论。特别是受社会上不良因素的影响，一些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抵触情绪，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政治“教化”，是空洞的说教，即使上思想政治理论课也只是为考试过关。
2.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陈旧。高职教育中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陈旧，教学方式单一，很难与高职教育的特点结合起来。从教学内容看，高职教育思想政治理论教材与传统“两课”教材内容区别不大，注重抽象理论的阐释和价值观的灌输，开放性不强，难以适应迅速变化的社会实际和学生的需要，尤其不适应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高职学生。从教学方法来看，传统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教学方式是课堂灌输、学生背书，教法单一且浮于表面。当前，多数高职院校仍然如法炮制，没有积极根据教学对象和目标的变化而因材施教、因时施教。与注重“实训”的技术教育相比，这一现象更加突出。
3.校方重视不够和师资建设滞后。高职院校很多为民营或半民营性质，片面注重经济效益，常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专业技能学科的教育教学上。多数院校都主要强调技能实训课程的质量，技术理论课次之，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则经常被简而化之，甚至忽略。在教学组织上，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突出特点是课时少、班型大，不重视教学质量和效果。在教师队伍建设上，为了节约人力成本，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教师往往是身兼数职或由其他岗位人员兼任，师资队伍建设落后，教学质量不过关。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渠道，是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比专业技术教学要求更高，难度更大。没有一支过硬的教研队伍，必将使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田园日渐荒芜。
三、加强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对策
传统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内容陈旧、理论空洞，和现实的关联却不多，很难引起学生学习兴趣。因此，我们必须改革传统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内容，使之更具有吸引力和感染力。教学内容改革的着力点应放在理论创新上，要着力发掘传统理论的现代意义，用贴近现实生活的事例来教育和说服学生，让学生感觉到思想政治理论的鲜活生动，而不是晦涩陌生。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进行教学方式的改进。我们应结合高职教育注重实践的特点，在教学方式上采取理论教学与生活实践相结合的形式。在理论教学中，我们要争取摒弃传统的“填鸭式”，取而代之的是引导式教学，努力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使课堂教学充满活力。在生活实践中，我们要引导学生走入社会这个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大课堂，通过校园文化活动和校外实践，有计划地布置思想政治理论学习任务，使课上理论与课外实践相结合，从而改善政治理论脱离实际的状况。
办学者的理论修养和视野决定了其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学的态度。因此，职业院校办学者的理论素养应加强，应树立长远的眼光和全局意识，摆脱眼前利益和狭隘观念的束缚。只有办学者高度重视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把其放在全校学科建设的重要位置，才能真正解决诸如师资队伍建设、教学改革等关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成败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高微.民办高校思想政治课理论教学现状与对策研究[J].北京市工会干部学院学报，2011（4）.
[2]谭件.国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的思考[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
[3]袁玉芳.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改革的若干思考[J].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3）.
作者简介：
论文摘要: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现代教育技术水平，纠正教育思想意识偏差，乃是当前加强高校政治理论课现代教育技术建设的首要问题，对此，必须从教育主体的现代化抓起，通过建构主义学习思想的实践教学应用，以及采取相应的发展信息化的有效措施，最终推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水平的现代化。
一、问题的提出与应用误区的分析
目前，现代教育技术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运用有了迅速发展，但是也存在有问题和误区，其主要表现为:第一，教育理念存在偏颇。传统的教育观念强调以教师为中心。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之以合作学习为中心的多种虚拟学习环境和教学模式的出现，新的集成化教育系统为人们提供了更为直接和高效的现代化教育技术手段，而人们的理念尚没有及时实现更新和转换。第二，应用网络教室和校园网的目的不明确。许多高校把网络教室这种现代化教育技术仅仅看作是一个教学手段的现代化，而没有看到有此所带来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的改革和教学方法的更新，以及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实现学习的多元化、主体化和社会化。第三，在课程信息化建设方面，技术性思维被忽视。各高校远程联机系统中，有关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数据库资源比较贫乏。
二、建构主义学习思想的借鉴和应用
建构主义的学习观认为，知识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景即文化背景下，借助他人(包括教师和学习伙伴)的帮助，利用有意义的学习资料，通过意义建构的方法获得。这里建构主义所强调的是学生对知识的主动探索、主动发现和对所学习知识的建构。诸如把多媒体网络等现代化教育技术手段运用到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教学，就比较利于实现建构主义的学习环境。因为现代化信息资源和技术的应用，不仅能够极大地丰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情景，有效地促进学生该课程认知结构的形成和发展，而且也会促进现代信息技术和学科课程的整合，逐步实现教师和学生的教与学互动方式的改革。
从高校的现代教育技术发展来看，近几年来，多媒体教学已成为各个高校教学改革的热点和发展大势，它以图文并茂、声像结合、动静相宜的表现形式和非凡的视觉冲击力、表现力，能把人们对事物及其发展过程的认识引人了一个新境界。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抽象的理论概念较多，如果采取传统的方式教学不仅枯燥乏味，且有时也很难阐释清楚，而一旦采用多媒体技术辅之以图片、动画和视频传导，就会起到很好的效果。因此，借鉴并应用现代教育技术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进行信息化教育改革，势在必行。而作为信息化教育改革，必然会给传统教育模式下师生的思想行为带来巨大变革。一方面，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热爱网络和谙熟相关技术，能在正确把握教学信息真意的条件下，有效地对各种信息进行主体意义的加工，并通过网络技术进行有效发布和传递。这一过程既包括了对传统教学方式和手段的改善和改造，又包括了从学生的可接受性和学习需要出发，进行教学特色的创意设计和提高教学的效能。另一方面，作为学生，要确立在现代网络化环境中自主、自觉学习的新理念，根据自己的实际水平和学习方式自主地选择性学习，锻炼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构建智能导师系统寻求教学帮助，或通过网络对学习进行反馈，培养现代信息技术条件下正确获取和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推进高校政治理论课信息化的有效措施
(一)统一规划，逐步形成工作系统
要建立由主管部门统一规划组织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软件设计开发系统。首先，设计开发软件必须走规模化大兵团作战之路，集中资金、人力和物力，克服和纠正各自为战、效益低下的局面;其次，要根据教育教学改革的需要，制订有针对性的、目的明确的科学开发规划，克服随意性;再次，要采用以系统为中心的开发模式，组建一支由政治理论课的学科专家、教师、教学媒体专家、教育心理学家、教育软件制作者等多方面专家组成的研发团队;另外，要注意引进和培育市场，有机地吸收大公司或企业的资金和技术，给教育软件发展注人活力。
(二)建设数字化教育信息资源库
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信息工程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要建设数字化教育信息资源库和建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信息网络中心。一方面开发数字化网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信息资源，开展多媒体教学和网络教育服务，以解决可能制约高校网络化教育发展的“瓶颈”问题。另一方面建设现代化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验中心，为信息化课程的开发和教学实验提供技术支撑，同时也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提供快捷的信息化服务。
(三)聚合各种资源，创建学习资源中心
在信息社会里，随着多种教学媒体的发展与应用.学习资源已由单一的图书馆扩展到多种多样的媒体形式，而对于这种多种媒体存储的资源中心，我们通常称之为学习资源中心。这样的中心不是单纯的某种设备或资料，而是各种媒体、资料的集合存放和使用，需要进行一种全新的系统设计。因此，要大力挖掘和汇聚各种信息资源，如建立与校外相连接的校园网络系统、开展高校之间的合作交流、打造现代技术信息的教育联盟等等。
在《修辞学》卷一第二章开头（1355b26），亚里士多德给出了修辞术的临时性定义：“姑且认为修辞术是就每一种情形而发现（theorēsai）可行的说服方式的能力。”亚里士多德的行文客观而冷静，力求科学地分析修辞术的实质。“就每一种情形”表明修辞术是普遍的，不限于任何特定的主题。“可行的说服方式”（to endechomenon pithanon）指内在地和潜在地可能令人信服、可被人承认的东西，修辞术就是发现这种东西的能力，并将其发表或演说出来。修辞术的演说有三个要素：演说者、演说主题和演说对象（听众）。据此，亚里士多德把修辞术分为三种（genē，1358a36-b6）：议事的（sumbouleutikon）、诉讼的（dikainikon）和炫示的（epideiktikon）。议事修辞术是指在公民大会或元老院上的演说，主题一般涉及城邦未来的公共事务，比如立法、战争、赋税等等。诉讼修辞术是在法庭上就过去发生的事情而演说，或是控告或是辩护。炫示修辞术是面对一般城邦民的表演性演说，没有特定的主题，意在颂扬或谴责某人或某事。
修辞术的关键是发现“可行的说服方式”，亦即亚里士多德称之为说服论证（pistis）的东西。说服论证可分为技术的说服论证与非技术的说服论证。非技术的说服论证是指不由演说者提供而预先存在的说服论证，如证人、拷问奴隶得来的证词、契约等等，这些都是可以现成地运用的东西，一般可以理解为外在的各种证据。技术的说服论证是指演说者凭靠方法和努力而达成的说服论证，有待演说者发现或觅出（heurein）。凭靠言辞（dia tou logou）而产生的说服论证属于技术范围的说服论证，有三种形式：
有些[说服论证]在于演说者的品格（en tō ēthei tou legontos）；有些则在于以某种方式调动听者（en tō ton akroatēn diatheinai pōs）；有些则在于推理本身（en autō tō logō），通过展示或表象的展示。（1356a1-3）
亚里士多德分别解释了三种形式的说服论证（1356a4-20）：第一种凭靠演说者的品格或性情（ethos）而使听众觉得演说可信；第二种在于通过引发听者的激情或情感（pathos）而使听众信服；第三种通过推理（logos）本身来说服听众，亦即直接以推理的形式向听众指明和展示真实或表象（alēthes ē phainomenon deixōmen）。出于方便，这三种说服论证的形式可以概括为：品格-情感-推理（ethos-pathos-logos）的说服方式。既然说服论证凭靠这些方式产生，那么，修辞家要想掌握这些形式，就要研究人的各种品格和各种情感，以及各种推理形式。这三者分别涉及两门相应的科学：品格和情感属于伦理学的对象。推理属于辩证术的范围。因此，亚里士多德说：
修辞术就像是辩证术和伦理研究的分支，而伦理学可以恰当地称之为政治学；修辞术也装扮成政治学的样子，有如那些宣称掌握了修辞术的人，要么出于缺乏教育，要么出于自夸，要么出于人的其他弱点。（1356a25-30）
修辞术何以像是辩证术的分支？在上述三种说服方式当中，最重要的是第三种，即通过推理论证来说服人。推理是指广义的三段论推理或逻辑推理，其中包括修辞推理（enthumēma）和证明式推理（apodeixis）。证明式推理是一种必然性推理，只要前提为真，其结论也就必然为真，例如，数学和物理学方面的公式定理等；修辞推理则是一种或然性推理，其结论得出类似真实和可能为真的东西。修辞推理是修辞术说服论证的主体。辩证术研究包括修辞推理和证明式推理在内的所有三段论推理（1355a10），因此，修辞术显得是辩证术的分支。另一方面，伦理学研究人的德性，德性出于人的活动或行为实践，而品格（性情）和情感（激情）正是影响人的活动或行为实践的重要因素。修辞术由于需要掌握各种品格和情感，所以也就像是伦理学的分支。伦理学可以恰当地称之为政治学，因为在亚里士多德对知识的划分当中，伦理学与政治学是一体的，两者都是研究人的行为实践方面的知识，《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结尾正好是《政治学》的开头。
不过，亚里士多德并没有说有人把修辞术当成辩证术，而只是说“修辞术装扮成（hupoduetai）政治学的样子”。hupoduetai有“穿进（外袍）里面”，“从底下溜进去、潜入”，“把脸放到面具下面、扮演”等意思；这个词含有戏谑或民主谐剧的味道，表明亚里士多德并不认为修辞术就是政治学或政治术，但有些人把两者等同起来——那些宣称掌握了修辞术的人。这些人是谁？很可能就是亚里士多德所批评的坊间修辞术编撰者，包括某些智术师。1这号人自以为懂得修辞术，其实只不过貌似掌握了修辞术而已，他们的不足之处有三点，恰好对应于三种形式的说服论证：“缺乏教育”是指这号人不懂得修辞推理的实质；“自夸”表明这号人品格不好；“出于人的其他弱点”可能指这号人的其他弱点，更可能是针对听众而言，因为听众容易受各种情感支配，正好被善于激感的修辞家或智术师利用。
与上面这段引文对应的是卷一第四章里面的一段话：
因而此前所说的恰好是真的：修辞术结合了分析科学（tēs analutikēs epistēmēs）和关涉伦理方面的政治学（tēs peri ta ēthē politikēs），它一方面像辩证[的推理]，另一方面像智术的推理（tois sophistikois logois）。（1359b8-10）
“此前所说的”就是指前面刚分析过的引文；“分析科学”确切而言是指具有必然性的推理科学，但这里是指广义的逻辑推理科学，包括修辞推理与证明式推理，甚至包括智术或诡辩术推理；“关涉伦理方面的政治学”是指包括伦理学在内的政治学。因此，修辞术是分析科学与政治学的结合。就其具有分析科学的成分而言，修辞术“一方面像辩证的推理，另一方面像智术的推理”——亦即既像辩证术又像智术。为什么？简单地说，这是因为修辞推理、证明式推理与智术式推理都有可能为修辞家所用。亚里士多德接着说：
但是，某种人越是设法不把辩证术或修辞术（ē tēn dialektikēn ē tautēn）仅仅当作某种能力（dunameis），而是当作科学（epistēmas），这种人就无意中越是改变和模糊了它们的性质，把它们改造成某种基于行为实践（pragmatōn）而不是仅仅基于言辞推理（logōn）的科学。尽管如此，让我们现在提及一下值得讨论的东西，但全面的考察要留给政治科学。（1359b11-18）
什么人不把辩证术或修辞术看作某种能力，而是当成知识或科学（epistēmas为复数）？当成什么知识或科学？第二个问题可以先回答：当成处理人的行为实践的伦理学和政治学。理由有三。首先，前文说过，修辞术“关涉伦理方面的政治学”；其次，这里说修辞术与辩证术被改造成涉及行为实践的（pragmatōn）科学，而研究行为实践的科学就是伦理学和政治学；第三，根据这段话的最后一句，所谓“全面的考察”就是对行为实践的全面考察，此即政治科学的任务。那么，什么人把修辞术和辩证术当成伦理学和政治学？按照上文的分析，这种人应该就是雅典的一干修辞术教师和演说名嘴等，但亚里士多德心里考虑得更多的应该是区别于一般修辞家的智术师，因为正是智术师宣称可以传授德性和教人政治技艺。然而，亚里士多德似乎也不认为修辞术仅仅涉及言辞推理，而是的确涉及政治上的重大主题，因此，他仍然要“提及一下值得讨论的东西”，讨论议事修辞术应如何处理五方面最重要的政治议题。
概言之，修辞术一只脚踏在辩证术的领域，另一只脚踏在政治的领域。修辞术的这种含糊地位意义何在？
修辞术与政治事物相关，修辞术的功能在于“处理那些我们计议但又缺乏技艺的事物”（1357a1）。“计议”的原文是bouleuometha，意为就某事而“审度、商讨、商议”，与sumbouleutikon（议事的修辞术）词源相同。只能计议的事物属于政治的领域，这个领域缺乏相应的技艺。政治的领域亦即实践的领域，实践的领域不是技艺的对象。技艺与制作相关，实践不同于制作，“实践理性的品质不同于制作理性的品质”。实践也不是科学（指纯理方面的知识）的对象，科学并不处理行动，科学处理的对象是由于必然性而存在的东西，是依照法则和规律而变化的东西，而实践属于难以预料的可变领域，“并不包含什么确定不变的东西”。指引实践的东西并非科学与技艺，而是明智或审慎（phronēsis），或曰实践智慧。实践智慧关注“对于一种好生活总体上有益”的善，从而指引人应该如何选择和行动。（参《尼各马可伦理学》1140a3、1139b21、1104a5、1140a19）最高形式的实践智慧高于只关注个人之善的实践智慧，因为最高形式的实践智慧关注整个政治共同体的福祉。实践智慧最突出地体现在伟大治邦者或政治家身上，这种人对伦理和政治有着比一般人更高的理解和更广阔的视野。实践智慧因此也可以理解为政治智慧或政治技艺，但绝非制作意义上的技艺。[在《普罗塔戈拉》（320c7-323a4）中，普罗塔戈拉的创世神话说道：普罗米修斯从赫斐斯托和雅典娜那里为人类偷得带火的技术和其他技术，但偷不了政治术或政治技艺，因为这东西由宙斯掌管着。由于没有政治技艺，人们相互残害，逐渐灭亡；宙斯于是派赫尔墨斯给每个人都送去羞耻感和正义观。如此一来，普罗塔戈拉得出结论：人人都具有民主地商议政治美德的基础。柏拉图表明，修辞术的兴起与民主政治息息相关。]修辞术可以是一门技艺，但就其涉足政治事物而言，修辞术是一门特殊而困难的技艺，因为它要处理和应对从根本上来说无技艺可言的领域。涉足政治事物的修辞家或演说家同时也是政治人，他们本人并非具体技艺的专家，但在计议政治事物的时候，需要表述各种技艺专家的看法，展示其他技艺的成果，为自己的提议做论证。因此，修辞术可以而且应该成为立法者或政治家的辅助技艺。换言之，修辞术应该从属于政治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