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12 19:05:5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民营企业调查报告，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近年来，上海民营企业以其特有的活力，在国有经济和外资经济的间隙中顽强成长，呈现持续快速增长、总量规模扩大、涉及领域不断拓宽、产业结构日趋合理、竞争能力逐步增强的特点。成为了本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成为了扩大就业机会、活跃市场，满足人民多样化需求、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
2013年上海市工商联进行的这次调查研究，以年营业收入1.2亿为起点，从上规模企业的角度分析成长中的上海民营经济，发现其中成长性好、代表性强的先进群体，透视其发展壮大的原因，无疑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需要说明的是，本调研报告定位于数据分析，数据面广，内容丰富，可为政府机构和各类研究机构提供数据参考。另外，由于本次调查以企业自愿参加为原则，非全覆盖调查，调查结果尚不能全面反映上规模民营企业发展状况。
二、经营情况
本市上规模民营企业的数量迅速增加，仅上海工商联会员企业主动申报的就达430家，近五年来数量连续增长，反映出民营企业成长壮大的步伐继续加快。
2007-2012年入围企业和前百家企业资产总额年均增长分别为19.4%和20.1%。2012年度入围企业资产总额6655.8亿元，同比增长6.9%；前百家企业资产总额5232.5亿元，同比增长17.8%。入围企业中大企业数量比上年显著增加，2012年度入围企业资产总额5亿元以上的有179户，比上年增加32户；10亿元以上的有100户，比上年增加13户。
2007-2012年入围企业和前百家企业营业收入年均增长分别为12.9%和13.7%。2012年度入围企业实现营业收入6655.1亿元，同比增长4.9%；前百家企业营业收入5407.3亿元，同比增长6.8%。
2007-2012年入围企业和前百家企业净利润年均增长分别为8.3%和13.3%。2012年度入围企业实现净利润346.2亿元，同比增长4.2%；前百家企业278.6亿元，同比增长4.9%。
2012年度入围企业净资产总额2618.7亿元，同比增长13.9%，前百家企业净资产2201.9亿元，同比增长23.5%。2012年度入围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为63.3%，比上年增加0.4个百分点，负债水平处于合理范畴，资产风险继续在控制之中。
三、社会贡献
本市民营企业社会贡献显著。2012年度入围企业从业人员总计46万人，平均每户企业吸纳就业人数1070人，前百家企业从业人数总计29.3万人，2012年度从业人数超过1千人的84户，超过万人的6户。2012年度入围企业纳税额总计306.5亿元，同比增长23.8%，前百家企业总计252.5亿元，同比增长26.0%，户均纳税7127.9万元，同比增长15.2%，87户企业年纳税额超过5000万元。2012年度入围企业从事出口业务的企业142家，比去年增加21户，出口额总计35.6亿美元，同比负增长5.5%，户均年出口额2507万美元。在国际经济环境不确定，国内经济趋缓的情况下，这样的社会贡献是来之不易的。
四、行业及地区分布
本市民营企业分布行业广泛。一、二、三产业分别占比0.4%、70.4%和29.1%。第二产业企业数量继续保持领先地位，第三产业企业数量和比例有所上升，与上年相比，比重上升3.1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中，企业集中在批发零售业和房地产业。从总体看，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和净利润排名前五的行业中，房地产业、批发零售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及线缆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延加工业、纺织服装制造业出现频率较高，营业收入排名前五的行业占全部行业的50.9%；资产总额排名前五的行业占全部行业的60.7%；净利润排名前五的行业占全部行业的52.9%。在这些行业，民营企业已居主导地位，上规模民营企业逐渐成为行业主角。
在某些垄断行业，如公用事业，烟草制品业，教育业，卫生和社会工作业，金融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等，上规模民营企业数量偏少甚至处于空白。
上海上规模民营企业的区县分布正朝合理的方向转变：市区企业户数仅有二成多，而主要经济指标则市区普遍优于郊区，如资产总额市区大于郊区671.5多亿，纳税总额市区超过郊区11.1亿，利润总额市区多于郊区10.7亿，户均指标市区上规模民营企业更是遥遥领先。这符合上海正向国际大都市演变的产业发展要求，符合城郊产业分工关系，上海上规模民营企业的发展正越来越明显地反映国际大都市的特点，体现与苏浙上规模民营企业的错位竞争和差别优势。
五、投资情况
本市民营企业保持着较高的投资热情。入围企业明确投资额的共有278户，投资额总计298.8亿元，户均投资1.07亿元。52.6%的企业选择立足主业，向关联行业发展；31.2%的企业选择立足主业，适度多元化投资。此外有11.6%的企业选择多元化发展；1.6%的企业选择由多元化回归主业。对外投资的行业大都是本企业产业链的延伸和加强，多集中在传统产业，也有向环保节能、新材料、海洋工程、信息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拓展。投资地域较为平均，不再集中在东部地区和海外，且各区域投资比例均有所提高，说明本市民营企业发展视野更为广阔，对国外国内市场开拓更为积极。
本市民营企业在投资方式方面更侧重于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运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竞争能力，主要依靠内涵式、集约式的技术改造和扩建，分别有44.2%和39.1%企业采取这两种方式。同时，采用新建企业、采用兼并、参股和设立基金等投资方式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应用，民营企业的投资进一步向纵深方向发展。
资金来源方面，对外投资资金主要依靠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64.2%的企业选择自有资金；30.7%的企业选择银行贷款；9.5%的企业选择股权投资；4.9%的企业选择政府资助；4.4%的企业选择资本市场融资；1.9%的企业选择民间借贷。
随着民间投资政策的进一步放宽和审批权限的进一步下放，本市民营企业在国务院“民间投资36条”鼓励投资的领域基本都有所涉猎，资源能源等基础产业、商业物流业和交通水电等基础设施是本市上规模民营企业进入最多的领域，且比重普遍提高。调研显示，17.4%的企业投资了资源能源等基础产业；15.3%的企业投资了商业及物流业； 10.5%的企业投资了交通水电等基础设施。
六、管理情况
本市民营企业已进一步靠拢现代化企业制度，管理和法人治理结构日趋规范和合理。86%由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决策企业重大事项，半数以上企业由家族外控股。控股股东主要是民营企业法人和自然人，外资企业和改制企业也占一定比例。45.1%的企业由民营企业法人控股，39.1%的企业由自然人控股。企业重视质量管理和提高管理水平，参与各种认证和通过信息化建设的企业数量越来越多，91.8%的企业参与ISO9000系列认证，43.0%的企业参与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认证，27.4%的企业参与OHSAS18000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17.9%的企业参与3C认证。信息化建设方面，59.8%的企业实施了企业资源规划（ERP），45.3%的企业实施了人力资源管理（HRM），36.3%的企业实施了客户关系管理（CRM）；29.5%的企业实施了供应链管理（SCM），16.0%的企业实施了企业管理解决方案（SAP）。
数据显示，入围企业员工学历分布不平衡。企业大学学历员工比例超过50%的有75户，占比17.4%；企业管理人员比例超过50%的有33户，占比7.7%。与此对应，企业大学学历员工比例低于10%的有120户，占比27.9%；企业管理人员比例低于10%的有78户，占比18.1%。
数据显示，本市上规模民营企业比较重视员工的职业保障和福利，八成以上的企业建立了党委和工会，88.9%的企业员工参加养老保险比例在80%以上，89.3%的企业员工参加医疗保险的比例在80%以上，75.5%的企业员工参加失业保险的比例在80%以上，91.1%的企业签订劳动合同比例在80%以上，87.3%的企业签订劳动合同比例在100%。
七、创新情况
近年来，本市民营企业加大了自主创新力度，对自主研发能力日趋重视。73.3%的企业通过自主开发与研制取得关键技术，35.3%的企业通过产学研合作取得关键技术。64.7%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19户设立博士后流动站，获得8项国家科技进步奖，28项省政府科技奖励，拥有国家重点实验室2个，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5个，行业重点实验室12个，省市级实验室85个。
本市民营企业重视加强研发力量，政府科技资金支持企业力度加强。调研显示，研发人员10%以上的企业占比42.8%，比上年多10个百分点；研发人员20%以上的企业占比23.0%，比上年多5.7个百分点；9家企业研发人员在50%以上。同时，政府对民营企业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加大，33.9%的企业获得政府科技资金支持。政府科技资金支持总额67926万元，户均支持额465.2万元。10家企业获得政府科技资金在千万以上，最高的达24562万元。
专利数量是反映企业研发能力的重要指标，随着民营企业自主研发能力的提高和专利保护意识的增强，民营企业所拥有的专利数量明显增加，但发明专利比重偏小。户均拥有5.5件发明专利、13.8件实用新型、10.8件外观设计，此外，本市上规模民营企业较为重视外国知识产权的申请，共拥有51件外国发明专利，拥有39件外观设计。
本市上规模企业商标经营意识较强，重视培育完全自有的商标。自有50.4%的企业商标收入比例超过80%；39.3%的企业自有商标收入比例100%。入围企业共持有国内商标数量8770个，国外商标数量1422个，其中，马德里商标数量571个。
这些表明民营企业已逐渐成为本市经济中活跃的技术创新主体，对提高本市整体技术水平，实现经济转型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八、面临的问题
伴随着发展环境的优化和民营企业自身的转型发展，本市上规模民营企业正健康有序地发展壮大。但是，本市上规模民营企业在发展中还是存在许多不足，还需要在发展中不断提升自身能力，推动民营企业发展环境的进一步改善。本市上规模民营企业发展的问题主要有：
1、龙头企业不多，企业之间业绩相差巨大
本市上规模民营企业虽然在经济指标上呈现健康平稳发展态势，但企业之间经营业绩差距鸿沟依然明显，极少数大企业的经营绩效遥遥领先。2012年营业收入前五位企业实现营业收入占入围企业28.5%。前五位企业实现净利润占入围企业的28.4%。同时，本市上规模民营企业龙头企业基本稳定，近几年很少有新企业进入营业收入前十位，在全联民营企业500强排序中，本市民营企业入围数量逐年减少，从五年前的近30家可以入围到今年只有16家入围，降幅明显，另外，位次也逐年降低，如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东方希望集团有限公司等民营企业500强前十名的常客在最近两年已经很难进入前二十位。
2、税收负担重，净利润下滑
根据2012年调研数据，影响企业发展的政策和社会因素中，近六成企业表示，税收过重是主因；在企业对转型发展的期待中，减税是民营企业最主要的期待之一。2012年入围企业税收增长23.8%，前百家企业税收增长26.0%，2012年363家跟踪调研企业税收增长22.4%。可以比较的是，2012年363家跟踪调研企业净利润负增长10.6%，入围企业虽然净利润没有负增长，但增幅大幅放缓。
3、经营成本压力加大，企业获利能力大幅下降
调研显示，2012年，经营成本压力加大，用工成本，原材料成本，资金成本已经成为影响企业发展最主要的市场因素，分别由87.9%，62.6%，49.3%的企业选择上述项目。除经营成本外，2012年企业资本获利能力大幅下降，亏损企业明显增多。2012年度入围企业人均销售收入为144.7万元，同比负增长3.1%，2012年度入围企业人均净利润7.5万元，同比负增长3.8%，人均销售收入和人均净利润均低于全联上规模民营企业500强，其中人均销售收入近五年首次没有领先全国民营企业500强。2012年度入围企业净资产收益率为13.2%，连续两年下降。2012年度入围企业营业收入负增长企业150家，较上年增加85.2%，入围企业已连续两年营业收入大幅负增长，25家企业亏损。亏损和负增长行业范围广，其中金属制品业、化工产业、建筑业、批发业等企业居多。
4、集中在传统产业，“民间投资36条”鼓励投资的领域比重偏低
本市上规模民营企业主要分布在有色金属冶炼及延加工业，房地产业，批发零售业，纺织服装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业等市场竞争比较充分，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在国务院“民间投资36条”鼓励投资的领域，本市民营企业基本都有所涉猎，且比重较上年有所提高，但比重普遍不高，没有一个行业超过20%，由于政府各部门相关的配套措施滞后、垄断行业的门槛较高、垄断行业的企业对于新进入者有较大的抵触等问题，导致民营企业进入垄断行业的速度和规模都比较滞后，相关政策落实工作亟待加强。
九、发展建议
本市民营企业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发展战略期，伴随上海的民营企业发展环境的日益改善和优化，为了进一步发展壮大本市上规模民营企业，针对调研中民营企业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建议：
1、抓住机遇，鼓励支持民营企业参与上海自贸区建设
以建设上海自贸区为标志的上海新一轮改革开放，将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遇、更大的平台。自贸区实行“一线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政策，将为民营企业“走出去”，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提供更大便利；自贸区实行负面清单加国民待遇管理模式，积极探索从行政审批转为备案登记，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各类企业都将获得更大经营自；自贸区扩大金融、航运、商贸、文化、社会和专业服务等六个领域开放，民营企业将获得更多商机。
上海自贸区将着重突出投资管理、贸易监管、金融创新和综合监管四个方面的制度创新，而这些都需要各部门的进一步研究以及相关风险控制细则的出台。由于细则没出台，民营企业对自贸区的发展机遇以及自贸区能否形成持续稳定的政策体系、公平的政策执行和监督环境还存在疑惑，上海市工商联应积极发挥民营企业与政府之间桥梁纽带和主渠道作用，引导民营企业抓住机遇，积极建言献策，使出台的相关政策能反映民营企业的诉求。同时，积极打造服务平台，力争成立自贸区商会，通过组织平台更好的服务民营企业参与自贸区建设。
2、转变政府职能，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
各级政府要按照多服务、少干预，多帮忙、不添乱，多设路标、不设障碍的要求，积极改进对民营企业的管理与服务。一是继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减少审批事项，简化办事程序，减少对民营企业的行政干预；二是充分利用上海民营经济联系制度优势，形成系统性、经常性的集中反映和解决民营经济情况和问题的机制，放大破解难题的效应。加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各项政策措施的协调、贯彻、落实工作；三是扩大和落实民营投资的有关政策，进一步拓宽投资的领域和范围，鼓励和支持民营经济进入垄断行业和领域，建立和健全民间投资的服务体系，加强服务和指导，为民间投资创造良好的环境。四是在社会保障、人才引进、信贷支持、投融资体制、土地使用和税收等方面让民营企业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的待遇。
3、创新转型，提高综合竞争实力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成本上升、利润下滑等困难和挑战，不仅需要政府部门加大支持力度，更需要企业自身适应市场变化，主动调整结构，通过自主创新，转型发展提高企业综合竞争力。面对市场环境趋紧的倒逼机制，民营企业要着力转变发展方式，加快自主创新，走技术引进与自主开发、专业化战略和品牌发展的道路， 提高民营企业产业发展层次和自主创新能力。加快由传统制造业和商贸业向高新技术、高附加值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生产服务业转变的步伐，不断增强企业综合竞争实力。
关键词：浙江民营企业；体育用品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
中图分类号：G81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07)08-1027-03
据《剑桥制造评论》独家编制的2004年《中国1000大制造商》排行榜揭晓:江苏、广东和山东为中国制造业第一阵营；浙江、上海和辽宁为中国制造业第二阵营。2006年国家质检总局、国家统计局，全国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指数公报，2005年我国文教体育用品竞争力指数为77.53,排名全国各行业第14位；浙江制造业竞争力指数为82.86，排名全国各省市第8位。据中国体育报2005年公布的9家中国名牌体育用品企业，浙江榜上无名［1］。浙江是体育用品制造业大省，但还不是体育用品制造业强省。研究浙江民营体育用品制造业的自主创新能力的发展，加快浙江体育用品制造业强省发展步伐，实施我国体育用品品牌战略，提高体育用品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首先随机选取浙江海宁昌达等120家企业进行试验调查。其中50家民营体育用品制造企业作为重点研究对象。
1．2研究方法
1．2．1实地调查法采用实地座谈法、个别访谈法，对浙江省嘉兴海宁马桥镇、丁桥镇等50家民营体育用品制造业，北京、浙江4家大型体育用品商店进行调查。
1．2．2文献资料法检索中国期刊网、中华体育网、浙江体育网有关体育用品制造业相关文章。参阅浙江省年鉴，中国统计年鉴；杭州富阳上官乡政府统计报表，马桥镇政府2005年上半年工业报表；龙泉市文史资料，中国社科院与浙江民营企业协会合作的民营企业蓝皮书《中国民营企业竞争力报告》等。
1．2．3专家咨询法邀请国家体育总局、北京体育大学、浙江大学有关专家进行咨询。
2民营体育用品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发展现状
2．1技术创新资源
2.1.1人力资源存量从浙江省体育局资料获悉，浙江省体育产业的专业人才比例，不到从业人员的1/30。据首次调查的浙江120家体育用品制造业老板，平均年龄43岁，30～60岁年龄占93.2%。2004年浙江在国际IMD排名，在WCY指标浙江“合格的工程师缺乏”调查，排名据世界60个经济体的第60位［2］。浙江省龙泉市100多家宝剑制造厂，海宁马桥镇20多家运动服装厂调查，高素质科技人才奇缺。众多的家宝剑厂难以引进人才，目前为止，企业仅引进5～7名财务专业大学毕业生在企业工作。
人力资源的学历、知识结构。 本研究调查的浙江省50家中小民营体育用品制造业1898名职员，其本科学历92人，占4.8%,专科学历226人,占11.9%，高中专319人，占16.81%,初中846人,占44.6%,小学343人,占18.1%,文盲72人,占3.8%。合计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66.5%，本科以上学历的职工人数偏少。与浙江社科联学会处调查浙江在职职工的受教育年限为7.89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列全国第21位，基本相符。
2．1．2经济资源存量浙江是人均资源综合指数居全国倒数第三的“资源小省"， 浙江GDP总量已连续7年稳居全国第四位；人均GDP高出全国平均数近一倍，名列全国各省、区第一；农民人均收入连续18年居全国各省区第一位；城镇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也已超过广东，居于首位。浙江省个体私营经济注册资本、经济总产值、销售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出口创汇额、上市公司户数等6项指标均居全国第一。据央行测算，浙江省“十五"期间民间资本总额可达8 300亿元［3］。
浙江是典型的人多地少的沿海省份，资源短缺的浙江经济发展外环境，影响了体育用品制造业的二次创新。“目前，浙江经济发展受土地、能源、水资源瓶颈制约相当突出”［4］。许多企业迫于资源紧缺的压力，纷纷计划迁移外省。
2.2技术创新产出能力
2．2．1体育用品企业销售增加值据易剑东2000年统计，浙江省体育用品注册企业737家，占全国8.30%，排名全国第七位［5］。从附表1显示，1999年浙江体育品制造业增加值23．20亿元，2000年33.29亿元，增长率为43.49%。 1999年销售增加值15.42亿元，2000年销售增加值为14.08亿元，增长率-8.69%。2001年比2000年增加20.9%,高于浙江省2000年其它工业增加值15.2%的5.7%。2003年500万元以上非国有体育用品制造业统计（不包括运动服装、运动鞋产品），浙江省体育用品制造业增加值为15.53%［6］，居全国第四位，排名广东、上海、江苏之后。
资料来源:浙江省体育产业调查报造［7］。
据2001年统计，浙江省体育用品制造业共有生产单位2014家，总销售174.6亿元。规模以中小型为主，占企业总数的98.9%(其中小型企业占89.8%)，注册类型以私营个体为主，占61.9%［8］。
2004年浙江体育用品国内市场产值占总产值75.9%，出口产品占24.1%，其中外资企业占56.7%，出口产品主要销往东南亚、欧美国家。从附表2显示，浙江省近年出口量相对集中在轻纺、服装、鞋类制造业，机械类偏低。
数据来源：浙江省企业调查队，乡镇政府统计报表中华体育网， 2004年《中国民营企业竞争力报告》。
3．2．2浙江体育用品制造业产品市场占有率2002年浙江省统计资料显示，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产业市场占有率占全国比重为15.99%［9］，在浙江省25个制造行业中排行第5位，居皮革、纺织、服装纤维、化学纤维制造业之后。2003年我国体育用品出口统计，浙江省体育用品出口率在全国24个主要省份中排名第4位［6］。
2.3技术创新活动的评价
2.3.1科研机构设置与经费投入浙江民营体育用品制造业资本投入对于浙江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0%，而技术进步的贡献率却不到20%。2004年，全省R&D经费占GDP的比率为0.84%，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1.35%），位居全国第17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
乡镇政府对民营企业科技经费投入更是力不从心，如杭州富阳上官乡政府年年筹划，想成立羽毛球拍、乒乓球板产品质量监测研究所，但一直未能从愿。本研究重点调查的浙江省50家民营体育用品制造业，仅有二家名义上设有科研机构，多数为临时搭凑。如其中“龙渊古剑研究所”是由退休职工自费筹办，自任所长。从附表3显示，浙江省科研机构活动状况排名远远落后于我国其他省份。
资料来源：浙江省科技厅综合计划处。
2．3．2吸纳先进技术进行再创新能力杭州富阳“无敌”牌赛艇，依靠吸纳国外先进技术，一跃成为我国年产3 000艘赛艇的最大制造基地，被确认为2004年雅典奥运会赛艇比赛惟一中标产品。浙江大丰实业企业，于1999年改变过去产品技术含量低的生产局面，吸纳先进技术介入了舞台机械生产，直接带动了公司销售的增长。2003年公司参与了雅典奥运会场馆的建设，是亚州惟一一家［10］。
本研究重点调查的其他48家普通体育用品制造业，通过IS09001：2000国际质量体系认证的7家，占14.6%，5家产品在全国评奖中得奖，占10.4%。浙江富阳上官乡373家生产羽毛球拍个体私营企业，它在全国中、低档球拍市场占到了80%的份额，但有国家认证标准的企业只有19家，占5.1%。多数业主是从事简单的手工生产，贴牌销售，通过义乌小商品市场，向国内外市场销售低档体育用品。又如海宁马桥镇运动制衣厂生产的中低档外贸运动服装，几乎全是为外商定做的贴牌产品。少数企业甚至是靠模仿或假冒国际品牌获利，停留在产品链低端生产经营阶段。近几年，浙江每年的专利发明数远远低于东南沿海其它发达省市，还不到北京的1/5。据相关资料显示：2005年前三季度，长江三角洲16个城市中，浙江7市单位面积产出是江苏的59.53%［11］。
2．3．3民营体育用品制造业原始创新能力本研究调查的浙西南秦溪脚下的龙泉万字号宝剑厂、龙渊宝剑厂、陈记阿金剑铺、沈广隆剑铺、龙泉武术器械总厂等100多家武术器械制造厂家。从1984年就开始制订了《浙Q/SG45-84标准》，同时根据本行业的技术工艺水平，又制订了比《浙Q/SG45-84标准》要求更高的《龙泉宝剑Q/LBJ05-87标准》。产品质量的高标准要求，使龙泉宝剑制造业多次荣获国家轻工部优秀奖，世界博览会金奖，申报国家专利三项。
2．3．4创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著名品牌产品能力2004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26家浙江民营企业榜上有名，其中7家企业进入了前10名，这与浙江体育用品制造业都擦肩而过。2006年浙江省百强制造业评选，体育用品制造业榜上无名，这无不因体育产品质量欠佳所致。从义乌国际商贸城体育用品市场调查的浙江江山航宇公司，生产的“雷克斯”L300、L200型号羽毛球质量低下。浙江民营体育用品制造业产业集中度低，可模仿性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产品少。
2．4影响自主创新能力发展的技术创新环境
2．4．1政府部门的政策环境打造浙江先进制造业基地，从浙江省委、省政府到乡镇政府一致十分重视制造业的发展。从土地征用，到资金贷款，发展工业园区，扶持企业集群化发展。以“山海协作”方式，由沿海工业发达地区扶持经济欠发达地区工业发展，促使民营体育用品制造业从数量上的快速增长。
2．4．2影响自主创新能力发展的制度环境据调查的50家体育用品制造业，几乎全是民营企业，规模偏小。除了2家是集体股份制以外，其它全是个体私营企业，典型的家族式治理结构模式。受浙江温州永嘉文化“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影响，产业集群化发展滞缓，个体私营企业单枪匹马，只顾及企业眼前利益，满足于一年十来万收入的低档产品生产。政府部门对假冒伪劣产品生产制止力度不大，在市场、企业竞争中还未形成一种品牌创新的氛围。
2．4．3体育用品市场的竞争环境浙江体育用品制造业以市场导向创新开辟国内外体育用品市场，以廉价的产品价格优势，取得了在低档体育用品市场的领先优势。如杭州富阳上官乡的羽毛球拍生产，利用山区农民的廉价生产劳务报酬，换取价格竞争优势占领市场。一付羽毛球拍最低批发单价为3.5～5元，其利润每付球拍仅3～4分钱［12］。这种以量取胜，使行业间无序竞争、恶性竞争日趋激烈。据调查50%以上企业认为，行业内部无序竞争、恶性竞争严重。从表4显示，浙江体育用品制造业名牌企业与浙江制造业竞争力指数在全国的排位并不相符，高技术产业销售值低于全国、东部地区的平均水平。
资料来源：新华网，国家质检总局 国家统计局.2005年全国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指数公报， 2006年9月12日;中国体育报2005年11月21日第4版。
2.4.4金融机构支持企业创新能力发展的资金环境浙江民营体育用品制造业金融贷款困难，融资滞后，扼制了企业创新能力的发展。据调查浙江海宁马桥镇的运动服装厂，杭州富阳羽毛球、乒乓球拍厂，及富阳飞鹰船艇有限公司，龙泉宝剑陈记阿金、沈广隆剑铺等厂家，企业资金来源一是靠政府贷款，二是个人自筹。“从注册资本金看：个人资本占42%，法人资本占30.4%”，“民间个人资本金比例较高,温州、宁波、杭州、和金华分别达28.3%、22.4%、17.9%和17.0%”［12］。由于个体私营企业贷款困难，目前只有少数厂家，如飞鹰船艇有限公司有少量的外资引入，企业创新面临严俊的挑战。
2000年体育产业吸引外资，浙江为162.8亿美元，上海516.3亿美元，江苏495.5亿美元［13］，浙江仅为江苏省的三分之一，企业科研经费的投入远远落后于江苏、上海等省市。据调查的50家浙江中小民营体育用品制造业，还没有一家进入香港创业板市场。
3结论
1) 民营体育用品制造业规模偏小，潜在技术创新人力资源存量关键高素质科技人才、管理人才缺乏。民间经济存量有较大的优势。技术创新活动评价的主要指标科技经费投入远远不足。创新产出能力优势主要体现在开辟国内市场，廉价的产品销售策略，已危及民营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2) 民营体育用品制造业技术创新产出能力薄弱，是浙江民营体育用品制造业创新能力发展的软肋。产品生产模仿的多，集成创新、吸收外来技术基础上的再创新少。申请专利、名牌产品的更少，原始创新优势仅在武术器械等少数项目。 3) 技术创新文化匮乏，浙江民营企业的75%的技术是依靠外来，这也是企业依赖贴牌生产、模仿生产的主要因素，企业缺乏一个较完善的自主创新能力发展环境。4) 民营体育用品制造业管理体制改革艰难。典型的家族式治理结构在企业发展日趋成熟阶段，已成为制约企业产业集群化发展，自主创新能力发展的障碍与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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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导向的战略选择
国外研究显示，非家族企业的经理人可能会因短期业绩要求而过度投资高风险项目，而家族企业普遍采用长线的投资策略，因而能更好渡过经济危机时期；而且，家族企业在危机期间提高债务水平，表明当金融机构收紧信贷资源时，他们比非家族企业有更多的融资渠道。对于他们而言，家族价值包括家族财富、价值观、品牌等等，企业的兴衰决定着家族价值的存续，所以战略就往往会倾向于保守。上市公司要考虑股东的利益，而在家族企业内，员工可能是几代人都跟随创始家族工作，像家庭一样相处，企业自然就不会轻易随经济形势而做出裁员决定。基业长青的企业会让利给利益相关者，更关注良好的长期合作关系，因此他们的短期利益不一定是最大化的。家族企业选择子女做接班人，可能会给予合作者更多信心：子女的行为会受到父辈的约束，企业对客户、员工的许诺也相对不会落空。家族价值就像锚，指引着家族企业的管理模式。
或许在中国大部分民营企业，这种锚还未形成。这些企业在战略上则呈现出与西方家族企业迥然不同的特征：从矿产到房地产，再到金融、小贷，他们跟风投资，呈现出“羊群效应”。这与宏观环境的不确定性有一定关系。企业在产权保护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他们没有太多动力去考虑五年、十年的规划。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窄，民营企业家的忧虑来自两方面：政治上的不确定性，中国作为经济体在全球市场上的分工与地位的改变。在政治上，我们看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说法，这是一个好的信号。在经济模式上，中国结束了过去30年的出口和投资拉动的高速增长时期，人工成本的增加，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升值，环境保护的压力，迫使中国企业转变经营模式。当经济开始放缓，埋怨经济环境于事无补，民营企业需要反思自己是否为寒冬做好准备。
之所以出现这种短期导向的战略导向，也是因为企业主在战略选择上不坚守自己的事业，而是充满机会主义。迎接新事情并不是坏事，拥抱互联网可能使传统业务焕发生机，企业甚至可以接合二代的优势做好战略转型。
迫在眉睫的传承困局
在中国目前潜在的家族企业中，完成二代传承的还不足10%。西方家族企业传承更多元化，股权传承、财富传承、管理权传承可以是分离的，但中国人倾向于三者一起传承。中国人有这种传统，19世纪70年代，模仿西方股份公司的中国企业刚刚出现，家族成员在企业中的位置就优于非家族成员。相对股权和财富的传承，管理上的传承会困难一些。其实，创始人心中的目标是什么？如果是让企业持续地增长，那就应该选择对企业成长最有利的人，但子女往往不是最理想的接班人，除非他们深刻认同创始人的价值观，并且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和能力。
著名咨询机构麦肯锡的研究报告显示，全球家族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24年，其中只有约30%的家族企业可以传到第二代，能够传至第三代的家族企业数量不足总量的13%，只有5%的家族企业在三代以后还能够继续为股东创造价值。目前中国大陆的情况比较特殊和复杂，主要是经济发展的特殊性使得家业传承没有先例可以借鉴；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也使得传承人的可能选项减少。经历过高增长时代的中国民营企业开始面临转型的挑战，此时谈论传承使得创一代和子女都有不同的心理抵触。创一代遗憾没有留给儿女最好的产业，子女也认为接班充满挑战性；创一代吃苦耐劳，而80后可能更追求自己的幸福；创一代通常控制欲强，习惯一言堂式的管理模式；新一代通常喜欢民主沟通和用流程、制度来管理企业。60%的家族企业二代在国外学习过，如何把这些西方的管理理念和知识与家族企业实际相结合？如何向与父辈一起创业的团队证明自己的经营与领导能力？实现平衡的过渡需要花费时间，需要创始人做很多铺垫和策划。
想要平衡转型，创始人应当创立一套家族治理的规矩。非家族企业在上市之后，通常会面临着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的问题，而家族企业则要处理三个元素的关系：家族关系，企业所有权，企业管理权。非家族企业的治理会涉及到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等机制，而家族企业则要考虑更多：家训、宗法、家族办公室、家族基金会、家族信托等等。现在大陆家族企业可能刚刚在考虑传承的问题，没有考虑太详细的家族管理计划，但所谓豪门恩怨的产生多半是因为没有清晰的传承制度。中国文化可能看重关系而不看重契约，但如果确立了做企业的目标，这方面的规定和事先的安排就是有必要的。在这方面，中国还没有很好的案例可以参考，但西方家族企业在股权分配与企业管理方面的很多前车之鉴可以为我们提供参考。但是，中西方文化存在差异，中国的企业家也不能照搬西方家族企业的模式。
选择家族成员治理，除了委托–问题的存在，家族事业、社会情感、品牌维系也是重要的原因。但如果家族成员无兴趣或无能力接班，挑选职业经理人则是更好的策略。民营企业要与外企和国企争夺人才，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在管理理念上，民营企业更多的是人治方式，MBA学习的是法治；但往往此时，MBA可以在民营企业发挥更大的作用。他们可以为企业建立管理机制，重新梳理流程，可能创造很大价值。老板是否信任职业经理人，是职业经理人取得成功的关键。国内一般先假设别人不可信，你要把自己的能力证明给人看。
有待改善的治理环境
这个渴望成为中国硅谷的科技园汇集了3000多家技术公司，每天都有数十万像张一样的公司人穿梭其中。在滴滴出行和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联合的《2016年珠三角智能出行大数据报告》中，深圳当选最爱加班城市，36.9%的人在晚上9点之后下班。
在华为员工的BBS“华为心声社区”中，以“加班”作为关键词搜索，结果达到了100页的上限。今年年初，有员工这样抱怨：来公司两年，出差19个月，孩子两岁了，在一起的时间还不到5个月。
加班已经成为一种常态，无论出于被动还是主动，公司人似乎越来越能“接受”加班这件事。
不安全感，张这样解释自己加班的原因。于他而言，“不安全感来自自身定位，想早点成为大牛。”和以往印象中被动加班的情况不同，如今职场中越来越多的人甚至选择主动忙碌。
当很多同一批进入法院的同事已经开始独立办案子时，刘勇超有些着急了，因此他主动要求从法制宣传岗调至业务岗。今年硕士毕业进入一家网络媒体当前端工程师的黄轶靖，会在下班回到家后，继续写两小时代码。已经工作将近10年的图书编辑徐嘉祺，仍然保持着每周加班3天以上的工作节奏，即使不在办公室，他的脑袋里也都考虑着工作的事。
他们是一群不知疲倦的公司人：年轻，未婚，单身，在没有朋友聚会的工作日里，加班成为一种消磨时间的方式。比起依靠公司，他们更愿意相信自己，在有限的时间里不断提升自己的职业竞争力，并在合适的时机跳槽，为自己争取更好的发展。
这多少也反映出公司人的某些不安全感，经济下行让整体的就业环境都变得严峻。外企、银行、500强……这些原来概念里可以待一辈子的大公司，如今也频频传出大规模裁员的消息，更不要说那些还在挣扎的创业公司了。
与1980年代的民营企业创业潮和1990年代的“下海潮”相比，如今的这轮创业潮更加全民化，并且集中在技术领域。伴随着“梦想”和“成功”，一并被提起的还有“生存”―这是所有创业公司都要直面的现实。
经济日报社的《创业企业调查报告》显示，资金成为制约创业的首要因素，在所调查的1000多家创业公司中，近一半的公司去年处于零盈利或亏损状态，这在初创企业中更为常见。用户量提升了多少、有没有盈利、bug有没有修复、竞争对手有什么新动作、能不能活下去，这些问题驱赶着创业公司一刻都不敢懈怠，这种压力会很直接地影响到在其中工作的公司人。
张所在的公司是一个只有20多个人的互联网创业公司。公司每天提供午饭和晚饭，晚上10点之后的打车费还给报销―几乎解决了员工加班的大部分顾虑。张一般都会加班到10点之后，而他的老板会加班到更 晚。
事实上，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不仅带动了创业热潮，对于IT和互联网行业以外的其他传统行业也有很大的影响，在面临业务转型的境况下，在传统行业工作的公司人同样不轻松。智联招聘的《2015年白领8小时生存质量报告》显示，在所有行业中，互联网行业加班时间最长，每周加班9.3小时，其次是房地产、交通、汽车、政府部门、金融业、能源、服务业和传媒行业，每周加班都超过5小时。
工作时间的延长某种程度上也要归咎于技术带来的改变。从去年开始，移动办公软件市场呈现爆发式增长，根据市场调查机构IDC的统计，截至去年年底，中国社交化移动办公软件市场累计注册用户8300万人，企业用户600万家。
移动化办公软件把人们从办公室解放出来，带来了碎片化的上班时间，让沟通变得高效，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也使生活和工作的界限变得模糊。
除了手机没电，徐昕已经想不起上次关机是在什么时候。这样时刻在线的状态她已经保持了快两年。她在杭州一家广告公司当媒介策划经理，工作性质决定了她必须随时候命，“客户基本上除了睡觉也一直在线”。
不过比起被客户“盯着”，公司人可能更不愿意为了加班而加班，但遗憾的是，这种消磨工作热情的职场环境如今依然存在。
在一些管理者眼中，加班仍然被认为是工作态度积极的表现，相反一个高效率的员工在下班前准时完成工作，却未必会得到管理者的赏识，甚至反而会让后者觉得是否工作量还不够。久而久之这种被动的加班文化，成了谁也不敢戳破的“绝对正确”。
做着外界认为比较清闲的HR工作，翁赫却几乎天天加班。他所在的招聘部门有5人，正常下班时间是5点半，但“领导不走，谁也不好意思走”的氛围始终存在。渐渐地，下班时间拖到了七八点。有一次翁赫的同事因为搬家，每天加班到6点半就回去收拾东西，“早走”了三四天之后，他被领导直接指责下班太早。
加班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勤奋？有时候只是制造了努力的表象，实际的问题却是白天工作效率的低下。翁赫的领导白天会给他们安排临时工作，翁赫不得不通过加班，完成本应该在白天完成的任务。
吴炜认为公司流程的拖沓和低效是直接造成他不得不加班的重要原因。他目前在电商负责第三方商家运营。尽管是一家互联网公司，讽刺的是，每次商家参与活动的流程要像国企一样经过层层报批，才能最后录入系统。这使得吴炜经常要工作到晚上9点多，而前阵子临近双11这样的大型电商促销活动时，10点多才能从公司离开更是家常便饭。
不止是中国，实际上从数据来看，整个亚洲地区的公司人似乎普遍要比其他地区的人更操劳。根据瑞银集团的调查，中国香港是全球工作时间最长的城市，上班族每周工作50多个小时，而巴黎的工作时长比中国香港整整少了20个小时，也就是说巴黎的公司人每天仅工作6小时。日本、韩国则是出了名的加班大国，胶囊旅馆就是加班的产物。日本去年因过度工作引发的自杀案有2000多件。作为应对，日本政府正在呼吁更灵活的工作时间、给加班时间设置上限，并在今年10月出台了《预防过劳死等对策白皮书》，想通过行政手段缓解过度加班这个社会问题。
而在很多西方国家，加班是一件不被推崇的事情。如今在国外工作的中国人，或许更有这样的体会。艾勇兴两年前移民新西兰，现在一周的工作时长相当于国内的两天，如此他有了更多的时间照看两个孩子。在瑞典一家车企工作的梁锐在入职的时候就被经理提醒，不要加班，注意平衡工作和生活。
2003年6月28日，贵州省毕节地区“借贷主”郑东勇自杀身亡。三年前，郑从一个农民变成了“以贷养贷”的“借贷主”――从上线借来钱放给下线赚取利率差。导致他自杀的是不久前他放出去的一笔巨款的借债者“突然失踪”，郑的资金链断裂，自身的信用崩溃。郑东勇只是贵州农村地下金融市场资金流转链上的一环，在他背后是供求严重失衡的农村金融市场。2003年6月16日，贵州省毕节地区企业调查队公布了对当地农村资金供需问题所做的随机抽样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在接受调查的125户中，56．8％的农户表示现在的资金状况紧张，而16．8％认为非常紧张，两项共占?3．60％。
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农村资金供求存在着极大不平衡，这已经成为一些地区、尤其是某些农业省份严重的经济问题。与此同时，四大商业银行近年撤并县及县以下的机构网点，农村资金倒流入城的现象严重。四大商业银行的网点曾遍布全国，但长期以来，四大银行中95％以上有赢利能力的都集中于上海等六个沿海中心城市，遍布中西部广大地区的营业网点虽多，却不盈利，农村地区的支行及营业网点更是亏损严重。从1999年起，四大银行开始进行大规模机构撤并工作以后，三年时间就从贫困省份共撤掉3万多个分支机构，在基本上取消了县级分支机构的贷款权的同时，四大银行仍然保留了吸储的功能。这样一来，每年县级各类商业银行在农村吸收存款6000多亿，放贷只有3000多亿，转出3000亿左右。
随着四大商业银行撤出农村，邮政储蓄这种单向抽血的金融机构占据了大片农村金融市场。目前，全国邮政储蓄余额已达6100亿元，而根据邮政储蓄的规则，其吸收来的存款全额转存央行，央行按季支付利息。因此邮政储蓄的发展，不仅没使农村有限的金融资源用于农村，反使农村资金外流。有央行官员估算，邮政储蓄金额约有70％来自农村，有4000多亿的资金流入城市，还有一种保守估算，邮政储蓄资金30％来自农村，按这个比例计算，农村流出的资金也有2000亿元。
总算起来，中国每年从农村流人城市的资金5000到7000亿元。这样，从城市以工资报酬为主流向农村的资金，在农村很难形成集中效益，资金匮乏导致农村生产力发展和农业技术的开发和运用受到严重制约。 扶不起来的农村信用社 农村金融饥渴，四大银行也已撤出，应该说，现实把广阔的农村金融市场也把沉重的社会责任留给了农村惟一合法的金融主体――农村信用社。
从1996年开始，国家意识到农村金融问题的紧迫性，重新开始扶持农村信用社发展。1996年8月22日，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改革核心是把农村信用社逐步改为由农民入股、由社员民主管理、主要为人股社员服务的合作性金融组织。改革步骤是：农村信用社与中国农业银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对其业务管理和金融监管，分别由农村信用社县联社和中国人民银行承担，然后按合作制原则加以规范。
农村信用社点多面广，网点分散，业务量大，但单笔业务额小，经营成本高，利润空间小。为解决这一问题，央行1999年开始对农村信用社发放低息再贷款，由农村信用社以优惠的利息贷款给农民。1999年贷款余额为150亿元2000年为500亿元；2001年又新增260亿元；2002年达到960亿元。
2003年6月27日，国务院下发《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农村信用社新一轮改革浮出水面。纵观整个改革方案――亏损补贴、减免企业所得税、再贷款等等可以概括为一个词：扶持。像曾经扶持国有企业那样大力扶持。
在国家扶持农信社的同时也赋予丁沉重的社会责任――支持农业。从1996年金融改革开始，农村信用社就重新打起了支农的旗帜。1997年10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农村信用社改进和加强支农服务十条意见》，明确指出，各地农村信用社要牢固树立大农业和现代农业的观念，把支农服务与改善经营有机结合起来。
1999年、2000年、2001年，连续三年的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出台文件，要求农村信用社切实通过改进服务、加强管理，更好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帮助农民增收。
为了进一步促进小额信贷的实施，2001年12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印发了《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管理指导意见》，该意见指出，对农产一般性种植和养殖业生产的资金需求，信用社原则上应采取小额信用贷款的方式解决，不需要抵押担保。
可以说，国家对农信社给予了厚望，但这种行政干预为主的扶持能收到理想的效果吗?过去几年间，农信社改革的确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整体状况仍然不容乐观。一方面，农村信用社资产状况不佳。据原国务院体改办副主任李剑阁在2003年第7期《比较》杂志所发表文章中援引的权威数字，到2000年底，全国农信社不良资产为5l 74亿元，其中逾期1582亿元，呆滞2672亿元，呆账920亿元。另据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的报告，到2001年底，全国农信社不良资产比重达到44％，46％的信用社亏损，58％的信用社资不抵债。另一方面，农村信用社的管理尤其是贷款相当混乱。具体表现是：信用社对农产发放贷款指定购物单位、以物顶贷，对要提取现金的农民另行附加条件；在发放贷款的同时，扣收利息，扣收股金，扣收税款，扣缴统筹等；对地方发放贷款垫发工资、垫支经费等；贷款用于炒股票和发放个人股票质押贷款；违规“垒大户”发放贷款，等等。除了部分地区的亮点之外，这种混乱局面在很多地方还在继续。
农信社承担支农的社会责任也同样不敢乐观。央行统计显示，截至2002年6月末，全国农村信用社各项存款余额18673亿元；各项贷款余额13595亿元。但在农信社的贷款结构上，农业贷款余额仅5511／乙元，占各项贷款的比重仅40．5％。2002年，根据中国改革杂志社大学生支农调研队对于山西、内蒙、黑龙江、河南、河北等省份的调查结果，农民从信用社贷款仍然不容易。例如，河南省民权县某乡的信用社干部向记者透露说，信用社贷款主要靠关系，而且实际利率有的高达1分5以上；内蒙古包头市的一些乡镇信用社在给农民贷款时，附加很多苛刻条件；类似现象在全国大部分省份都存在。
从1950年中国人民银行召开的第一届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确定试办信用社开始，到2003年6月27日国务院下发《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开始新一轮改革，农村信用社走过了风风雨雨50多年。然而遗憾的是，直到今天农信社的产权性质都没有搞清楚：是商业银行，还是合作金融?是官办金融机构，还是市场经济主体?国家面对这样一个历史遗留的烂摊子，还在不断采用行政手段注射强心剂，然而现实始终不容乐观。
顽强生存的草根金融
民间借贷有市场需求，但大银行几乎不给农民贷款，大部分地区农村信用社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以及管理混乱等历史遗留因素，对农业贷款设置门槛。这就为民间借贷资本的发展壮大提供了空间。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系统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对20294个农产的调查，1999年，农产通过民间借贷市场获得的贷款占农产贷款总数的69．41％，平均每户1008．56元，其中，有息借款491．87元，占48．77％。如果按全国2亿农户计算，1999年全国农户民间金融市场贷款量高达2000多亿元，其中有息贷款近1000亿元。
在私营经济较发达的地方，私营企业主的资金需求特征常常表现为短、频、快，但风险较高，因而很难得到正规金融机构的支持，民间借贷活动尤其活跃。据中国农业银行温州市支行对温州66户农产的抽样调查，约有83．3％的农户曾有民间借贷活动，温州市民间借贷占到农村资金市场总量的1／3。而在个别私营经济特别发达的区域，95％以上家庭参与拆借活动，80％户的钱不存在银行，80％的资金也不存银行，他们在熟人、邻里之间直接拆借。苍南县龙港镇是个经济发达镇，这个镇90％的企业有社会借贷，民间借贷一般占企业资金总量的30％～40％，利率为月息8厘至1分5。
从目前大多数农村民间借贷的利率水平来估计，农村民间金融的利率水平基本上为年利率15～30％之间，具有高利贷性质的利率可达40％，比正式金融机构利率高数倍。在一些地方，农村高利贷也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
向亲戚朋友借一些钱作为初始资金投入，是许多创业者的起点。在浙江温州、台州，很多家庭都有几十万元现金，但相当一部分温台人手里的钱不存银行，不炒股票，他们的资金在民间金融体系里快速流动。浙江省农村金融学会承担的浙江省社联重点课题《浙扛民间信用问题研究》课题研究表明，近年浙江民间借贷总体规模仍呈扩大态势，表现形式逐渐转向以民间投资、企业股份信用、民间票据贴现为主，合会等其它形式渐趋消退，民间借贷正向规范化方向发展，除用于生产经营和流通领域外，民间信用范围已扩大到旅游、房地产、医院、学校、基本建设等各个行业。法规和市场的较量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在民间金融活动广泛存在的背后，竟有着严格禁止民间金融活动的管制法规乃至刑法。1999年之前，大量民间金融机构处于半合法状态，从1984年就开始出现的合作基金会更是受到中央政策保护。大量准合法金融机构不像国有银行那样有国家担保，再加上管理不善以及监管不力，出现了呆账坏账等问题。为此，1998年7月13日，国务院第247号令了《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治理办法，通篇多处出现“任何”、“必须”之类字眼，目的非常明确：“任何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必须予以取缔。”此后，中国各地一度蓬勃发展同时也面临很多问题的民间金融市场迅即进入严冬。
从当时大量存在的非法或者准合法的金融机构不规范的状况以及世界金融危机的背景来看，国务院出台这样严厉的管制法规的急切，乙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客观地说，这样的管制性法规带有很强的计划经济色彩。从法治的内在逻辑来看，也存在一定问题。
我们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为例。《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不以吸收公众存款的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但承诺履行的义务与吸收公众存款性质相同的活动。但到底什么是“不特定对象”，实践中有很大争议。
我国《合同法》第十二章规定，建立在真实意愿基础上的民间借款合同受法律保护；1991年7月2日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规定，民间借贷利率可以在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以下的范围内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1999年1月26日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之间借贷属民间借贷，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
从民法意思自治基本原则出发，一个企业向一个公民或多个公民借贷都属于合法民间借贷，但这样的合法民事行为到了该《取缔办法》中就可能变成非法，那么，到底向多少个公民借贷或者借贷多少就到了违法的程度? 《取缔办法》没有明确规定。
当然，民间借贷规模到了一定程度可能会出现金融风险，这需要控制，违法行为具有社会危害也需要惩罚。《取缔办法》强调一切金融活动都必须经过人民银行的批准看起来是合理的，但人民银行是否批准民间金融机构合法依据的不是市场的标准，更重要的是现在民间金融机构根本没有生长空间。金融本质上说是信用，可是为什么一些长期亏损信用恶劣的信用社能够继续运营，而民间自发生成的、具有很高信用程度的企业就不能获得金融业务资格?这其实是垄断问题，也是计划经济观念的问题。
且不说这种-'TJ切的管制方式一开始就在实践中造成了一系列问题――比如引发基层乡村政府组织大量负债最终都转化为农民和乡镇企业负担，这实际上已经类似于部分地方政府信用破产，更重要的是，这样的金融管制法规从一开始就难以被尊重。因为显然，在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落后地区之间，法规的执行情况很不一样。在经济发达地区，如果当地执法部门真的依照该法规监管，恐怕大半民营企业家就要被处罚，经济也不可能发展起来，因此，当地有关部门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该法规就可能得到严格执行，使很多民营企业受罚。同样法规在同一国家不同区域执行情况大不一样，公信力当然大打折扣。结 语
【关键词】中小企业 集群融资 融资体系
实践证明中小企业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产业集群是促进中小企业健康、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然而，在产业集群的发展过程中，融资难一直困扰群内中小企业的发展。保定市经济发展的特点在各类产业，亮点在集群。产业集群是保定经济的明显特征，据保定市中小企业局民营企业调查报告显示，到2011年底，保定市年营业收入5亿元以上的各类产业集群发展到39个，如保定市的新能源及能源设备产业园，中国药材之乡安国、中国毛毯之乡高阳、中国合成革产销基地高碑店白沟等，其中年营业收入10亿—50亿元的产业集群发展到11个，50亿元以上产业集群6个，100亿元以上产业集群1个，全部产业集群年营业收入达到1644亿元。以产业集群为依托，不断深入发展中小企业集群融资模式，将大大有利于解决群内企业融资难问题。
一、集群融资方式对中小企业的促进作用
保定市中小企业发展同样面临着“融资难”的问题，其根本原因也是交易成本高与信息不对称，集群融资模式有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所谓“集群融资”是指以区域产业集群为基础，以集群整体核心竞争力为保证，群内企业从金融机构筹集资金的行为所形成的融资机制，也就是运用集群优势增强企业融资能力。集群融资对中小企业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以下方面：
（一）产业集群可以降低金融机构与中小企业的信息不对称
通常每个集群产业的发展目标都非常明确，同时也乐于对外集群企业的信息，由此可以促进金融机构对产业集群前景的了解，降低金融机构与群内企业的信息不对称，从而为群内的中小企业获得金融机构贷款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例如，保定市的新能源及能源设备产业园拥有光电、风电、节电、储电、输变电及电力自动化六大产业，随着产业集群的发展，世界光伏产业领军企业英利集团、中国风电设备制造业龙头中航惠腾等一批新能源企业逐步成长为集群内的领军企业。这些龙头企业的涌现充分向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展示了产业集群的经济实力，提升了群内企业信息的透明度，为整个集群获取资金支持作出了贡献。自2012年以来，国家科技部承诺连续3年对“新能源及输变电产业集群”项目提供总计近1亿元的资金支持，同时该集群还争取到国家中小企业创新基金项目98项，国家集群专项资金共7235万元。通过对产业集群发展前景的了解，金融机构可以加深对群内企业的了解，从而大大降低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二）产业集群有利于提高群内中小企业的信用程度
信用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企业融资的基础。由于群内企业都是随着产业集群的形成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因此各企业之间的依存度非常高，而且各个企业之间也非常熟悉和了解。因此，金融机构可以借助产业集群轻易了解群内企业的真实信用程度。因为企业各种经济行为都是建立在信用基础之上。一旦群内某一企业违约、失信，将很难在群内生存和发展。可见，这种无形的声誉机制，有利于群内企业良好信用的形成，大大降低了金融机构的信贷风险，增强了企业的融资能力。
（三）产业集群更易获得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
产业集群是各地方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因此，在产业结构调整和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产业集群相对于独立企业更易得到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引导，群内企业也将比较容易得到地方政府各种优惠政策的支持。例如，针对新能源与输变电产业集群的发展，保定市政府特别制定引导政策，推进3个“1+1”技术创新工程，即鼓励群内每家中小企业找准一家领军企业对标、同时与一个科研院所开展合作、帮助企业引进一个战略投资项目，由此逐步提升群内企业的竞争力，培育出一批规模效益高的科技型企业，带动整个产业集群的发展。
二、保定市中小企业集群融资过程中的难点
“集群融资”是随着全国各地产业集群的发展而出现的一种融资方式，通过调动政府部门、金融机构以及中小企业的三方面的积极性，形成一种既有利于地方经济发展，又能有效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互动性机制。然而，调查表明保定市集群融资模式还处在发展初期，各中小企业在集群融资的过程中不断遇到如下问题：
（一）为中小企业提供集群融资服务的金融机构数量不足
中小企业由于自身经营规模的限制，通常融资特点是资金需求次数频繁，且每次金额相对较少。通过对保定市产业集群内的中小企业资金需求进行调查，发现产业集群内的单个企业资金需求量确实相对少，而且群内企业资金需求时机也不尽相同，金融机构只能逐一提供服务，由此增加了金融机构与企业的交易成本。因此，依据成本效益原则，大中型商业银行一般都不愿意贷款给中小企业。通过对全国产业集群发达地区的调查，发现建立专门服务于中小企业的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有利于解决群内企业融资难。但是，保定市现在依然是金融不发达的地区，不但金融服务体系落后，而且专门服务于中小企业的金融机构数量较少，业务内容单一，不能有效缓解群内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二）为中小企业提供集群融资服务的中介机构功能不协调
通过对保定市各个产业集群的发展过程进行调查，可以发现每个产业集群都是伴随着各个企业的成长逐步汇集形成的，然而为中小企业的提供融资担保机构、信用评价机构等中介机构却并没有随着产业集群的形成而同步前进，特别是金融不发达地区，此类服务于产业集群的中介机构远远落后于企业的发展。由于中小企业发展在过程中历史性存在资信度较差现象，使得中小企业整体信用不良，因此很难成为大型商业银行的客户。通过对全国各个产业集群的融资调查可以看出，由于服务于中小企业的信用评价及担保等中介机构的缺乏，群内企业与金融机构的信息不对称很难得到有效缓解，阻碍了集群融资的发展，致使企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同时，服务于中小企业的咨询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在集群内数量相对较少而且服务相对落后，不能有效利用产业集群的优势来解决企业资金的需求，阻碍了中小企业集群融资效应的发挥。
三、保定市集群融资体系的探索
虽然在理论研究方面，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识到集群融资的优势，但在实践方面，中小企业集群融资的实施还处于探索阶段。因此，根据产业集群的特点，借鉴产业集群发达地区的经验，构建适合保定市中小企业发展的集群融资体系，应从以下基础方面做起：
（一）政府部门引导并拓展产业集群发展，提高产业集群的经济实力
政府部门应从产业政策、制度支持等方面加强对产业集群建设的支持力度，从而提升产业集群的竞争力，为集群融资提供良好发展环境，良好的融资环境才能吸引金融机构的资金投放，降低企业与金融机构的交易成本。因此，在促进保定产业集群发展中，首先应详细分析各个集群的产业特点和优势，同时注重突出行业优势，围绕各区域的特色产业和主导产业，鼓励群内企业积极培育名牌产品，提升企业和产业集群的知名度，做到每个企业和产业集群共同发展。另外，还应在促进产业集群化发展的同时增加综合配套功能，不断拓展集群企业的产业链，促进各企业的自身的进步，做到既能推动产业集群的横向扩张，又能引导产业集群的纵向发展。其次，政府应大力鼓励企业的科技创新，促进企业产品的更新换代，让创新成为群内企业发展壮大的根本力量。创新不仅是针对群内独立的企业，更应该是群内企业联合起来的创新，也就是集群式创新。集群式创新不仅会拓展企业的“产业链”，新产品新方法常常会衍生出新的“价值链”，提升企业发展质量，在促进产业集群扩张的同时加快其向纵深延续，从而占领更大的市场。同时，政府应加大对产业集群的资金支持力度，为企业的集聚和产业集群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环境。进而吸引优质企业加入集群，不断增强集群的竞争实力，为企业的集聚提供良好的环境，促进产业集群的持续发展。
（二）积极促进产业集群中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建立和发展
由于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一般金额较小，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交易成本过高，大型金融机构通常缺乏对小企业贷款的热情。再加之中小企业信用较差导致的信贷风险相对较大，增加了信贷资金的管理成本。因此，依据利益驱动原理，大型金融机构缺乏对小企业贷款的动因。集群融资发达地区的实践表明中小金融机构资金规模较小，无法与大银行竞争，因此把中小企业作为主要服务对象，努力了解中小企业资金需求，可见中小金融机构更适合集群内的中小企业。而且，中小金融机构通常运行机制灵活、贷款程序简单，这样可以降低融资双方的交易成本。另外，中小金融机构还可以发挥地域优势，充分了解群内各个企业的经济实力、信用等级和盈利能力，从而有效地缓解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并据此制定出更符合群内企业需要的金融产品，促进双方的合作共赢。同时，中小金融机构可以借助群内企业间的业务联系、竞争对手与合作伙伴的情况，对整个集群的发展方向做出更准确地判断，准确掌握各个企业的偿债能力和经济实力，为群内企业量身定制适合其发展的融资战略，从而彻底解决群内企业融资难题。
（三）完善产业集群内部中小企业的信用担保体系
世界各国的实践证明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重要措施，也是各国政府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主要政策。产业集群内部信用担保体系的建立可以逐步进行：首先，各地方政府可以引导群内企业建立相互信用担保制度。众所周知，集群内的企业都在同一地区从事相同或相近产业，提供相似产品或类似服务，有些企业之间既是竞争对手优势合作伙伴。因此，企业之间相互熟悉，充分了解各自所面临的经营风险和市场风险，能够准确做出担保的决策。因此，企业之间相互担保制度很容易在产业集群内推行。其次，努力完善群内企业信用评价体系。现代融资环境中，信用就是企业的生命。通常，企业为了更高效地融资乐于公开自己的信用信息，集群内企业的这些信息的真实性易于核查，大大降低了信用担保机构的市场风险。当然，产业集群内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的完善会大大降低金融机构和中小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降低金融机构的贷款成本和风险，提高企业的融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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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家族企业;定义;治理结构;路径演进
一、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科技和文化等各项事业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各个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变迁。家族企业作为一种组织形式也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及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家族企业的存在和发展有其历史的根源,也遵循逻辑的演进,是历史和逻辑的统一。随着家族企业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作用的日益增强,这种制度形式或治理结构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
资料显示,家族企业在各国经济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根据CraigE.Aronoff和JohnL.Ward的研究,在美国,家族企业创造了60%以上的GDP和就业,创造了近90%的企业税收;欧洲的德国经济中的中小企业,主要由中小型家族企业构成,德国这种典型的中小企业经营模式从1970左右便主导着德国的经济;在韩国这样一个财团主导型经济形态中大型财团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着主导的地位,而大型财团大多被创始人和家族成员所控制,比如三星、现代、大宇等年收入在350亿美元的大型财团;在我国,家族企业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已经成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0年以前,国有经济的工业总产值几乎是外资和民营经济工业总产值的总和,2000年之后,国有经济与外资和民营经济工业总产值之比迅速缩小,基本形成国有经济、外资经济和民营经济三分天下的格局,而且,从增量上看,民营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大于国有经济。2001年底我国私营企业户数已经突破200万户,从业人员2714万人,私营企业纳税额年增24.65%,私营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中最具成长性的经济力量,私营经济不仅数量迅速增加,而且规模不断扩大,存活期延长。
与此同时,人们对家族企业的管理模式和治理结构及其路径的演进提出了质疑、批评和预测。苏启林等通过对韩国家族式企业集团的研究指出,韩国治理家族性财团的漫长而痛苦的过程,无疑对在“国退民进”、大量家族企业形成和发展的背景下给了我们深刻启示,即决不能低估家族式管理的危害;学者们认为,家族企业股权结构的一元化和封闭化、所有权和经营权严重的重叠、低层次的人才结构、软约束的传统家族伦理组织原则使得家族企业难以取得企业进一步发展的资源,成为企业发展扩张的制约因素,企业边界具有有限性;“富不过三代”、“三代消亡律”更多地被视为家族企业演进的规律,家族企业在“一代创业、二代守成、三代消亡”的怪圈中苦苦挣扎,特别是在学术研究中苦苦挣扎。①因此似乎家族企业是终究被现代企业制度所取代的初级的、原始的、没有效率的组织形式或制度安排或治理结构(大多数文献所描述的隐含的结论是如此)。CraigE.Aronoff,和JohnL.Ward(1995)的文章“Family-ownedbusinesses:Athingofthepastorthemodelforthefuture”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家族企业是落后、封闭、低效或过时的代名词还是未来的模式?既然是过时的模式,那么为什么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别是在我国转型经济的背景下,家族企业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这种模式有向其他领域渗透和扩展的趋势?如果是未来的模式,为什么存在规模和寿命的瓶颈?如果是未来的模式,家族企业的效率如何?家族企业制度与现代企业制度的异质特征是什么并怎样影响着它的演进?“三代消亡律”是规律还是神话?用什么样的理论分析框架研究家族企业?企业理论的最新进展是否顾及和适应家族企业的研究?等等。笔者认为,这些都是值得探讨和研究的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理论指导意义的问题。
由于西方国家与我国的社会制度环境、文化背景和经济背景的不同,对家族企业研究的视角也有所不同。总的看,文献对家族企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家族企业的界定、家族企业管理模式的优势和劣势的分析、家族企业问题和治理结构,家族企业的代际继承、家族企业的成长与路径演进、外部社会制度环境(信任框架、资本市场、文化渊源、转型经济背景、经理人市场、产权的法律框架)对家族企业治理和成长的影响等几个方面。本文主要从家族企业的定义、家族企业的治理结构和家族企业的路径演进等方面进行评述。
二、家族企业定义的研究
家族企业内涵的边界是逻辑分析的起点和基础,只有明确对象的内涵才可以避免分析的模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家族企业、私营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混用。那么,究竟什么是家族企业?
国外学者对家族企业的界定有三种典型的阐述。一是由Gerisuck(1997)在《家族企业的繁衍》一书中所提到的三环模型,三环模型把企业、所有权和家庭置于一个三者相互独立又相互交叉的家族企业系统,描述了家族企业股东、家族成员和雇员间复杂的相互关系,解释了家族企业冲突、矛盾和权力界限产生的原因,为我们理解家族企业的内涵及研究家族企业复杂的关系提供了一种工具;Gerisuck还认为,不论企业是以家庭命名还是有家族成员在企业的高层机构里,都不能由此确定某一企业是家族企业。能确定家族企业的,是家族拥有企业所有权,即所有权是否被创办企业的家族掌握,是划分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标准。二是美国著名企业史学家钱德勒(1987)在《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一书中对家族企业的定义:“家族创始者及其最亲密的合伙人(和家族)一直掌有大部分股权。他们与经理人员维持紧密的私人关系,且保留高阶层管理的主要决策权,特别是在有关财务政策、资源分配和高层人员的选拔方面。”就是说,只要家族掌握大部分股权及掌握企业的财务政策、资源分配与经理选拔权等最高决策权,与经理人员保持亲密的私人关系,就是家族企业。三是由Astachan和Shanker(2003)利用“牛眼模型”对家族企业所提出的三层定义,内层定义为家族企业指家族数代人直接参与企业管理,多代继承家族中超过一人负责企业管理;中间层定义为家族企业指企业的创业者倾向于将企业传继给后代,创业者和继承者经营公司,而其他只拥有公司股份或仅在董事会工作而不参与企业日常经营管理;外层定义为家族参与企业管理但仅限于控制企业战略发展方向。综合起来,就是说家族拥有企业股份、参与经营管理并控制企业战略发展方向的企业就是家族企业。另外,Astrachan,1WachoviaChairofFamilyBusinessatKennesawStateUniversity.Klein2LectureratTrierUniversity,ProMit,DepartmentMittelstand?konomie.和Smyrnios(2002)提出了一个“FPEC”模型,从权力(Power)、经历(Experience)和文化(Celture)来量度家族对企业的影响程度,认为不应该对家族企业和非家族企业进行严格的区分。
我国学者从所有权和控制权角度对家族企业界定的阐述。我国台湾学者叶银华的观点是具备三个条件的企业就可认定为家族企业。一是家族的持股比率大于临界持股比率;二是家族成员或具二等亲以内之亲属担任公司董事长或总经理;三是公司家族成员或具三等亲以内的亲属担任公司董事席位超过公司全部董事席位的一半以上。曹德骏(2002)认为家族企业是企业的所有权或所有权的控制权归属一个或数个家庭或家族所有,而且具有能将所有权或所有权的控制权合法传于后代的企业组织。(2003)在文章中写到,所谓家族企业,指企业资产和股份(50%以上决策权)主要控制在一个家族之中,领导层的核心位置由同一家族成员出任,企业内部管理带有浓厚的家庭色彩的企业或企业集团。储小平、李怀祖(2003)在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家族企业是家族资产占主导、家族规则与企业规则的结合体。它的所有权和控制权表现为一种连续的状况,包括从所有权与控制权不可分离的紧密持有形式到企业上市后家庭成员对企业资产和经营管理保持临界控制权的企业。其规模可小至家庭式作坊,也可大到成为一个“企业帝国”,其形态大致有单一业主制、家(庭)族成员共有的纯家族制、家(庭)族成员吸纳泛家族成员及其资本的泛家族制、家(庭)族成员保持控制权的股份制企业,乃至家族保持临界控制权的上市公司等几种形态。于立等人对家族企业的概念是,家族企业是以婚姻和血缘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的经济组织,企业的资本来源和积累或企业的经营建立在家族的背景之上。可以把家族企业划分为三种类型,即家族所有型(家族是企业所有者,但不参与企业经营)、家族经营型(家族不是企业所有者,只负责对企业进行经营管理)、混合型(家族成员既拥有全部或部分所有权,又完全或部分控制经营权)。
笔者认为,对家族企业的定义应从逻辑的分析寻找决定家族企业之所以成为家族企业并区别于其他组织的属性,首先要找出“家族企业”邻近的属———“企业”,确定家族企业是企业的一种,把家族企业放在企业这个更广泛的概念之中;其次要明确企业的本质,即企业的本质属性;再次,将家族企业与其他各种企业进行比较,找出与其他企业之间的差别,就是家族企业不同于其他企业的种差。这样,我们就可以用逻辑的方法将企业的本质与家族企业与其他企业的种差结合给家族企业一个定义。那么,企业的特征和本质是什么?企业最显著的特征是价格机制的替代物,企业的存在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是一个交易契约的扭结,一个依靠行政命令协调配置资源的契约组织。不同的交易属性与不同的治理结构相匹配,因而有不同的企业种差的存在,治理结构的显著特征是围绕所有权、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而形成的相关利益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再来分析什么是家族的特征,笔者认为,家族有以血统关系为基础的狭义理解,也有包含了血统关系为基础的家族和伦理关系为基础的准家族的广义理解。现实中家族企业的实际情况更容易让人们选择后一种理解。因此,本文的定义是:家族企业是以血统关系和伦理关系为基础的企业组织形式,是以所有权或控制权为手段、以家族控制剩余索取权为最终目标的一系列契约关系的集合。从定义看,家族企业与其他企业的种差有两点,一是以血统关系和伦理关系为基础,二是家族控制剩余索取权为最终目标。这样的定义更贴合我国家族企业的实际。
三、家族企业治理结构及其路径演进的研究
(一)关于治理结构的研究
对家族企业治理结构的研究是从对家族企业的优劣分析开始的。本文所谈及的治理结构是关于企业所有参与人及利益相关者之间所有权、控制权、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制衡和配置的一组制度安排。
我们可以从对家族企业与现代企业的优劣对比中,看到二者治理结构的主要的不同,这些不同也是我国家族企业治理结构的现状。一是所有权结构。在大多数家族企业中的股权或产权集中与家族,而且对外界定明晰,企业的所有者就是决策者,董事长和总经理由一人担任,很少设置监事会,监督权也为家族所掌控,企业资产与家族的财产没有严格的界限。很多学者认为这种所有权结构迫使决策者采取慎重的行为而不是偷懒的行为,避免或降低了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不规范、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而造成的不利影响,与所有权、控制权和监督权分离于股东、经理人和监督者的现代企业治理结构相比,有效地降低了委托-成本、监督成本和决策成本。二是由于家族企业是以血统关系和伦理关系为基础的企业组织形式,因而与现代企业数量众多的股东、高层管理人员和雇员的信任结构和基础不同,家族企业的信任结构更容易造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精神和降低协调目标的难度;另外,家族成员的利他主义倾向使家族成员基于拥有剩余索取权的信念而从事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的活动,即使聘请职业经理,也能有效地防止职业经理违背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行动。由于利他主义的存在,使得家族企业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双重化,一方面是企业的正式制度,另一方面利他主义增进了沟通和合作,减少了家族人的信息不对称,使家族企业较之依靠正式契约和法律约束基础上的现代企业,更能节约交易费用和合作博弈的利益,这在家族企业的创始阶段尤其如此。三是家族企业的组织结构是“差序格局”的集权形式,企业主是家族企业的核心,围绕这一核心的是具有血统关系和伦理关系的管理层,则是基层管理人员和普通雇员。与现代企业股东大会、董事会、管理层、监督层相互制衡的分权组织结构不同,家族企业不仅可以满足管理决策的统一性和行为的一致性,更可以享受到快速决策而抵御频繁的、不确定风险的好处。在家族企业创建的初期,家族制度的选择是唯一可能的制度选择,而非是比较不同制度安排绩效的差异的结果。由于投资的本质是物资资本所有者与人力资本所有者之间要素使用权交易的活动,但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和信息的不对称,在交易时不可能预见到未来的各种或然状况,为避免由于机会主义而造成事前的“逆向选择”和事后的“道德风险”,为节约由于缔约造成的高昂的交易费用,物质资本所有者和人力资本所有者就可能出现拒绝合作。同时,由于社会信任结构和家族理想的因素,选择家族企本所有者认为的最大限度节约交易费用、降低机会主义的危害和实现家族理想的最佳制度安排。
但是,家族企业所有权结构的单一和封闭,造成了两个问题,一是难以融合社会物资资本和人力资本,二是家族企业产权对外界是明晰的,但在家族成员之间产权有变得逐渐模糊的可能,为规模的扩大及多元化产权的实现,甚至对企业寿命产生巨大的负面效应;家族企业两权合一,也造成了企业家能力与企业规模的矛盾,并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决策失误的可能性增大;另外,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家族企业信任结构造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精神和利他主义增进的沟通、合作的好处,会被排斥社会人力资本的融合并增强与家族企业的对立所带来的坏处所抵消。
针对家族企业治理结构所存在的问题,很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吕政,郭朝先(2001)在研究谈到,家族企业要走出封闭式的家族管理,实现资本社会化、管理专业化和公司治理结构的规范化,即实现产权的多元化,引进社会物资资本;实现两权分离,引进专业的经理人员管理企业;建立董事会、监事会,充分发挥决策机构和监督机构的作用。这是一种典型的观点。Gerisuck(1997)所提到的三环模型把企业、所有权和家族置于一个三者相互独立又相互交叉的家族企业系统,为我们理解家族企业的内涵及研究家族企业复杂的关系提供了一种工具,同时笔者认为,三环模型也暗示了一个观点,即基于企业的利益,所有权可以多元化,所有权和控制权可以分离,但维持家族的凝聚力以获得家族利益和企业利益的共赢的治理结构是最佳的制度安排,国外家族企业的家族委员会这样的治理结构即是为此目的。本文认为,三环模型所暗示的,是一条家族企业治理结构可行、现实而共赢的道路,是第二种道路。
(二)关于路径演进的研究
对于家族企业的演进,国外学者主要从企业的发展历史、法制环境与组织演进的关系、资本市场与组织演进的关系、国家经济与社会文化环境的变革及社会资本观的角度研究家族企业的演进和制度变迁。我国很多学者主要从文化背景、社会资本及在给定现代企业制度是最佳制度安排前提下,改造家族企业的治理结构,从而预测我国家族企业的路径演进和制度变迁。
钱德勒(1987)在《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通过大量的案例分析了美国企业成长的历史,论证了古典式企业(家族企业)向现代企业组织演变的过程。国外学者关于法制环境和资本市场与家族企业组织演进的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一是资本市场上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与家族企业成长阶段、在资本市场上公开上市行为的分析;二是资本市场与私人控制权收益的关系问题的讨论;三是法制环境与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安排的关系的讨论;四是资本市场定价机制和借贷利率差异的角度分析家族企业的演进。得出的结论是,随着资本市场的逐步发达和完善,两权合一的古典式企业将向两权分离的现代家族企业和非家族企业演进。关于社会资本观的角度,主要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理性精神和社会信任资源对家族企业向现代企业演进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方面的研究。最近的研究表明,家族企业向现代企业演进所获得的好处和坏处是并存的。Berghoff,和Hartmut(2006)在发表的文章“TheEndofFamilyBusiness?TheMittelstandandGermanCapitalisminTransition,1949-2000”指出,德国经济中的中小企业,主要由中小型家族企业构成,德国这种典型的中小企业经营模式从1970左右便主导着德国的经济,具有以下的特征:明晰的所有权和管理权,雇主和员工之间的情感投资,对于连续性,父权制,独立性的强调。这种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中小企业模式随着国家经济和社会文化环境中的基本改变而改变。在这个过程中,企业也相应地失去了许多传统的特征。现在仍在经营的中小企业所采用的现代经营模式使他们更少的依赖家族,拥有更多获得外部资金的渠道,更好地展现其开放性和国际化趋势,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他们无法保证像过去那样长期稳定的经营前景。
我国学者对家族企业的路径演进或制度变迁并没有一致的意见,一种是我国的家族企业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吕政,郭朝先(2001)认为,公司制企业的产生和发展,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产物,在我国,发展到一定阶段具有一定规模的民营家族制企业向现代公司制度转变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家族企业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演变的观点也遭到了很多学者的批评。
潘必胜(1998)在研究荣家企业组织时谈到,家族企业是依照家庭式企业、企业家族化到家族企业化的路径演进。企业家族化是企业服从和服务于家族的利益和运行规则,家族企业化是家族服从和服务于企业的利益和运行规则,前者是初级阶段的情形,后者是高级阶段的情形。我国学者(2003)认为,钱德勒提出了第二形态的现代企业制度应该是家族企业变革的参照,企业的发展可以有多种选择。所谓第二形态的现代企业制度是指家族仍然相对或绝对的控股,家族成员仍然参与企业的高层管理,在相当程度上,家族仍然掌握了企业的经营控制权。但是,企业中有一大部分高层管理人员甚至总经理是非家族成员,基本实现了社会化,企业成为家族成员和职业经理人共同管理的现代企业。储小平,李怀祖(2003)认为,家族企业成长的核心是如何与社会资本的融合,企业成长的实质就是有效融合社会资本的过程,企业成长的障碍就是不能有效地融合社会资本,企业的衰落是融合社会资本的中断。社会资本由有着相互内在联系的四个层面构成:社会金融资本、社会人力资本、社会网络资本、社会文化资本。并不是所有的家族企业成长都是遵循一种发展路径,有的保存家族企业的基本形态,但与其他类型的企业结成网络联盟;有的家族企业的成长可能停留在某一阶段,甚至一直保持纯家族形态;有的企业在成长过程中可能越过一些阶段,有的可能在成长中越不过某一结点而被淘汰;有的可能在不同路径之间跳跃发展。彭晓辉(2006)从现代契约理论出发,认为,我国家族企业要从要素构成泛家族化、产权状态方面的家族核心资本网络化、治理机制方面的家族行为企业化三方面的路径进行制度的变迁。
综合家族企业治理结构及其路径演进的研究,笔者认为,市场是协调经济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企业也是协调经济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市场是一种配置资源的机制,企业也是配置资源的制度安排。企业制度是若干经济主体间博弈的交易而产生的一组契约的扭结。家族企业这种制度安排也是若干经济主体间博弈交易的结果,其存在是有合理性的。制度的安排对组织的目标和效率有致关重要的作用,家族企业的治理结构的效率是企业持续成长的基础,或者说治理是成长的基础。家族企业的治理结构安排与外部的社会制度环境有关。制度的效率存在递减的现象,家族企业治理结构的效率降低到一定程度时,治理结构的变迁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但是就象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制度环境与我国的社会制度环境存在差异一样,我国家族企业的路径演进与西方发达国家家族企业也会不同;就象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家族企业制度与现代企业制度与并存一样,我国家族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的路径演进没有必然性;同样,就象引自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企业制度在我国有一个本土化创新的过程一样,家族企业的治理结构的优化和路径演进也是一个结合社会制度环境更好发挥其替代市场作用而节约交易费用的创新过程。未来的现代企业制度可能还包含更多的内容。新晨
四、家族企业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PeterF.Drucker在《大变革时代的管理》一书中指出,美国和所有其他发达国家大部分企业是由家族控制和管理的,但有关管理的书籍却几乎完全是针对公共的和专业管理的企业,而难得提到家族经营的企业。我国学者储小平教授在2000年发表的文章中谈到,长期忽视对家族企业的研究,是我国经济学和管理学界的一大缺陷,人们对家族企业的歧见,主要原因是人们对这种企业组织的合理性及其管理效率有不同的看法,对我国而言,研究家族企业有着特殊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可见,对家族企业的研究是近几年才得到重视的,但仍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我国家族企业研究中也存在着问题或缺陷。对此,苏启林、钟乃雄(2006)给予了一个客观的概括:“两个轻视、两个缺乏、一个悖论”,笔者认为还有“一个模糊”。即:轻视华人家族企业的研究、轻视转轨经济背景;缺乏系统化明确化的研究目标、缺乏规范经济学方法的运用;华人家族企业信任研究悖论;家族企业定义的模糊。笔者认为,对家族企业在三个方面的研究是有作为的:帕累托效率和卡尔多效率与家族企业治理结构的安排和制度变迁;成本-收益的分析方法与家族企业治理结构的效率和选择;从转轨经济维度、制度环境维度、企业维度、家族维度、所有权维度、控制权维度的综合研究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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