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07 13:04:1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西方哲学史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中国哲学史方法论
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是两种不同的哲学形态。同时二者又是可以通约、可以比较的。现阶段，在重视中西哲学对话时，应注意到中国哲学史特殊的方法论。讨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法，首先需要确立“中国哲学”学科的自主性，进而才能对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作出展望。陈来对于目前国内有关“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培养与学科发展等基础性问题作了总结发言。他指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早已成为世界性的知识领域和世界性的学术领域，因此要使本学科的学者具有世界性的学科眼光，尤其要重视海外中国哲学的研究成果，在世界范围内回应与中国哲学研究相关的各种挑战，逐步掌握中国哲学研究的主导权。其次，要提高研究的内在性和主体性，既需要“内在的理解”，又需要“客观的呈现”。郭齐勇总结并评述了萧萐父先生及武汉大学中国哲学学科点在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课程的教学方面的经验，强调训诂、考据与义理并重，以及中西互动的中国经典诠释方法学，并注意理解中国哲学范畴、价值、意境的特殊性及其普世化。
李维武认为，研究中国哲学史，应坚持历史主义原则。19、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主轴是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其总的特点是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对这一时期中国哲学的研究应坚持和贯彻历史主义原则。这一原则表现为时间向度和空间向度两个方面。从时间向度看，首先要处理好中国哲学开展的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联系：从空间向度看，要处理好哲学史与文化历史之间的联系。田文军指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哲学史研究出现了多种研究形式，学者们或从哲学发展史的角度、或从思想史的角度、或以史论批判的形式、或以哲学问题史的形式、或以文献考释的角度研究中国哲学史。因此，同样是以指导的中国哲学思想史研究，侯外庐、杜国庠先生批孔批儒，而郭沫若先生尊孔尊儒，郭沫若的研究强调转化儒家传统的现代意义，很值得重视。
关于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有很多，其书写方式也是多元的。尤其是近几十年来中国经典诠释的方法学值得重视。黄玉顺指出，哲学之变化发展，乃渊源于当下的生活。中国哲学亦然，现代中国哲学渊源于现代性的生活方式。因此，中国哲学学科发展的核心任务既不是回到前现代的形上学，也不是拒斥形上学，而是要从当今世界、当今社会的现实生活出发，去重建形而上学。高华平指出，从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学科属性、研究现状和研究对象等几个方面加以考察，可以看出对中国哲学史进行文、史、哲综合研究，既是必要的又是紧迫的。同时，这一综合研究是现实可行的，比如各高校“国学班”的开办就是很好的例证。柴文华指出人的视域决定了原典的意义，以现代视域研究传统原典符合中国哲学走向世界的历史发展趋势。因此。在中国哲学史的多维度书写方式中，现代视域与传统原典的结合应是较佳的选择。
二、中国哲学的创新与发展
近年来，中国哲学界学者们试图突破原有范式的局限，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等方面不断探索、积累和创新，以期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杨国荣对实践过程的理性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认为，这一理性化从实质的层面看，不仅与“理”相关，而且也与“情”相涉。实践活动的合“情”合“理”，意味着既合乎普遍的法则和规范，又适合于特定的实践情境，二者的统一，构成了实践过程中理性化的具体形态之一。高瑞泉认为动力与秩序是中国哲学的双重关怀，它源于中国社会转型和发展的历史，并随之而呈现出某种复杂变奏。随着中国经济的起飞，中国哲学“动力”的追求开始让位于秩序的重建，它表现为“启蒙反思”、进步主义批判和儒家的重光等。乔清举指出目前中国哲学研究的趋势是“在中国的哲学”逐渐成为“中国的哲学”，当代中国哲学研究需要“确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主体性其实是一种创造性，更具体地说是原创性。
在中国哲学的现展中，应如何与现代西方哲学接轨，凸显创新性？许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设想。陈道德分析指出，名辩学中所讨论的推理都是语用推理，而这恰是西方传统形式逻辑中根本没有的。符号和语用推理在符号学中被给予了充分的研究，符号学应是深化先秦名辩学研究的更优范式。李广良指出中国现象学的成就不仅在于对胡塞尔等现象学家的研究，而且在于现象学的中国化。现象学儒学是儒学史上的一种新的形态，它有着丰富的可能性，其中包含着现象学与儒学的比较研究。其本质在于通过现象学回归儒家的源初存在，激活儒学的活力或“内在生命”，开始面向儒学的“事情本身”。
中国哲学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既具有普适性的一面，又有鲜明的民族性和地域性。李翔海提出要改变长期以来存在的以“时代性”为衡量中国哲学基本标准的理论立场，转而从时代性与民族性两个维度对中国哲学予以更完整的关照，以确立中国哲学作为一种特定哲学形态所具有的独立自足的内在意义，突显其立足于“人类哲学”之一般的高度。
三、对中国传统哲学及其价值的再认识
中国哲学学科的成立，意味着中国哲学实现了从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化，在这一过程中，必然存在对中国传统哲学及价值的再认识、对中国哲学现代转化之途径的思考。张学智对儒学特别是理学的宗教性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具有独特的宗教性格，它以其形上学、超越性而又具有精神追求的具体在场性带上了精神宗教的性质，并从而抑制了基督教那样的典型宗教的产生。这种宗教性格，可以对中国文化自身的许多特点予以根本性说明，同时克服由于宗教与现实力量分离所造成的诸多弊端。
温海明讨论了儒家实意伦理学，这种哲学意识认为人在世间并与世界共同创生，人与人的关系开始于人与世界相交接的缘发端点，其目的是为了从意识的缘发端点出发说明人在变化的世界中的生存与运作状态。“实意”是儒家伦理学中推己及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儒家传统的“诚意”可以解释为将意念的实化。
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发掘，以及现代研究方法的广泛运用，传统哲学的研究领域处于不断拓展之中，字义的考证、文献的梳理、义理的阐发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推动了现代哲学的发展。王中江对简帛文献《凡物流形》中的“一”进行了专门而深入的探讨，认为在这篇文献中，“一”是首要的概念，有四重构造，并据此证明《凡物流形》是黄老学的文献。吴根友主要以《周易》与《老子》中“复”的观念为核心，考察了“复”在中国美学方面所具有的意蕴。陈乔见对明清之际思想家们的公私观念进行了梳理。他认为，这一时期思想家们“合私成公”的理念，实际上源自于原始儒家的仁义观念和忠恕之道，二者有着内在的融贯性和一致性。
关键词：西方音乐史 横向拓展教学
西方音乐史通常也被称作西方音乐史与名作赏析，是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本科专业（教师教育方向）的一门必修课程。是对原音乐教师教育课程体系中西方音乐史和音乐欣赏（西方音乐部分）两门课的有机整合。其特点是将西方音乐作品的欣赏置身于西方音乐历史文化的背景中进行，使原本枯燥的西方音乐史的教学更加生动鲜活。通过该课程的学习，能够使学生基本掌握和了解西方音乐文化的历史进程、主要流派、重大事件、作曲家、知名音乐作品和音乐体裁。课程的教学一般以音乐风格为主线索，通过对音乐本体的剖析，使学生清楚地了解西方音乐历史的整体发展脉络，进而获得良好的审美体验以及对音乐作品的鉴赏和评价能力。本课程在拓宽学生的音乐视野、提高音乐审美能力和分析能力、完善知识结构、树立辩证唯物史观、适应基础音乐教育需要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
但就目前情况而言，国内各高等音乐院校音乐史类的课程教学多局限在音乐本身的发展规律层面。特别是西方音乐史与名作赏析课程，往往呈现为是一门讲述作曲家生平与其代表音乐作品以及该作曲家的音乐创作风格的课程，而与同时期其他艺术门类的知识横向联系甚少。但在西方音乐的发展历史上，从古希腊到古罗马，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从巴洛克时期到古典主义时期再到浪漫主义时期，在各个阶段，音乐艺术在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和同时期其他艺术品种互相错综复杂地交织着、联系着，相互赖以生存地发展着。众所周知，文艺复兴时期帕勒斯特里那和拉索的无伴奏宗教合唱同该时期波提切利等人在美术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对人和自然的赞美之情之间的紧密联系；启蒙运动时期哲学和文学诗歌对维也纳古典乐派形成的引导；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和歌德的《浮士德》在19世纪先后被不同作曲家的创作题材频繁运用；以及马奈、莫奈的印象主义绘画对德彪西印象主义音乐的影响，等等。
因此，笔者以为，音乐绝不仅仅是一串串孤立的音符，而是一种文化现象。要了解、把握某个时代和某个民族的音乐，就必须把它放在那个时代的整体文化背景中去有机地、多角度地立体考察。如果把整个西方文化看成是一个复杂的、统一的大系统，那么，音乐、文学、绘画、哲学宗教和科学便是构成它的5个主要的子系统。如果想全面地把握其中任何一个子系统，我们就有必要考察它同其他子系统的相互作用和影响。
一门课程的教学内容往往同它使用的教材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多年以来，在西方音乐史教学领域，有两本教材因其作者在国内学术界的权威性而受到众多高校授课教师的青睐。这两本教材分别是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钱仁康编写的《欧洲音乐简史》（1991年6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和中央音乐学院教授于润洋主编的《西方音乐通史》（2001年5月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它们在10年中先后成为我国在西方音乐史学教材方面的经典代表作，二者各有千秋。钱仁康编著的《欧洲音乐简史》是一本非常适合初学者使用的教材。这本书的特点是笔触生动、简约明快、思路清晰、深入浅出。书中除文字叙述以外，还附带一些谱例，且插入各时期作曲家的肖像图。全书行文流畅、图文并茂。但此书由于写作年代较早，受当时国人对西方音乐史占有资料的限制，对中世纪、文艺复兴以及20世纪音乐的讲述较少。于润洋的《西方音乐通史》是本世纪初在国内西方音乐史教学中较有影响的一本教材。这本教材不仅系统、全面地阐述了西方音乐在各个历史时期所呈现的不同风格、不同流派，且对巴洛克之前以及20世纪音乐较之前人在内容上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由此看出国人在研究西方音乐史领域的长足进步，也体现了我国音乐理论家近些年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上述两本教材可以看成是在不同历史阶段我国西方音乐史教材的缩影。在音乐自身的发展历史上，经过两代学者的辛勤努力，教材内容逐渐变得翔实、丰富起来。但西方音乐史教材内容的拓宽仅仅局限在音乐本身的历史范畴内。艺术是相通的，有时不同的艺术形式之间也可以互相阐述对方的意旨，相互补充影响。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时期，在柏辽兹的倡导下，欧洲出现了标题音乐。它的一个主要宗旨是强调音乐同其他姊妹艺术的联姻。在这个音乐创作思潮的影响下，很多作曲家不约而同地从其他艺术领域的作品中寻找创作素材。如李斯特根据歌德的诗作写成了同名标题交响曲《浮士德》、理查・斯特劳斯根据尼采的哲学名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创作了同名交响诗。根据浪漫主义时期标题音乐作品中所普遍存在的文化迁移现象，在欣赏这类作品时，在教材内容的安排上，可适当增加与音乐作品相关联的文学或哲学作品的介绍文字，让学生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上来加深对音乐作品的领悟程度。因此，在以往的音乐史教材中，在横向拓展方面，尤其在介绍音乐文化和同时期其他门类艺术文化的横向联系上还做得不够，与其他边缘学科以及社会生活联系较少，多局限在音乐本身的发展研究的层面上。这也许是西方音乐史教材内容方面所普遍存在着的一个缺陷，但这也是西方音乐史教材编写工作中下一个10年所努力的一个方向。
西方音乐史课程就其学科归属来讲应属于人文学科范畴。在国外，多开设在综合性的文科大学当中。但我国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音乐史课最早出现在音乐学院的音乐学系，后来在音乐学院其他系部推出“音乐史共同课”。到了七八十年代，在这个“音乐史共同课”的基础模式之上，这门课程又过渡到高等师范院校音乐系的课程设置中。
虽然这门课程最终由专业音乐院校衍生到高师综合类大学，但由于历史原因，此门课程的传授模式和音乐学院的教学体系一脉相承，重点集中在对音乐历史的本体学习上。这包括作曲家生平、音乐创作风格及作曲家的代表作品，而对作曲家所处时代的广阔社会文化背景缺乏进一步探究，往往以“音乐史上的作品”讲述为中心内容。且在音乐作品赏析的过程中，往往引导学生重视属于音乐形态学范畴的奏鸣曲式主题乐谱，以及对主题的节拍、调性、旋律及发展手法等方面的精准分析。长此以往，使学生的潜意识中形成对欣赏课中音乐本体过于依赖，因而在不知不觉中疏离了隐藏在音乐主题之后的音乐文化乃至整个西方文化。
因此，在西方音乐史与名作赏析课程的教学中，应打破以往的那种音乐文化孤立现象。在具体讲到某一个时期、某一个音乐流派甚至是某一首音乐作品时，除了从音乐本身的形态、创作背景、情感和风格等方面讲述之外，还要观察同时期其他艺术门类的文艺思潮对此音乐史阶段、流派以及作品的影响，以此来开阔学生视野，横向扩展学生的知识结构，以及培养学生对音乐艺术同其他姊妹艺术之间的联系、对比的学术思辨能力。
当下的高等师范院校多为综合性大学，综合性大学是指学科比较齐全，文理科皆有，而且往往是以理论性见长的传统型大学。在综合性大学里，通常设置有多个学科（学院）。文科类常见的有文学院、音乐美术学院、历史文学院、哲学学院、教育学院、法学院等，往往这些学科之间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在综合性大学中从事西方音乐史的教学工作者应该利用这样一个有利的教学资源和教学环境。在每个学期的教学过程中可以适当邀请其他院系的专家学者来为音乐学专业学生讲授西方美学史、西方文学史、西方哲学史等相关学科的知识。让学生在了解西方音乐文化的基础上，培养他们的立体思维，让他们能够全方位地认识、剖析和理解每一个时期的艺术风格。这样的教学，是一种资源共享、学科交融的教学。其信息量涵盖丰富，知识横向迁移宽广，可以培养学生较全面的西方音乐文化底蕴，使学生从更加宽泛的选题视角来进行本科阶段的论文写作。这样的教学，对于培养当代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增进他们的知识修养，使之形成立体知识构架都将是大有裨益的。
音乐学本科专业（教师教育方向）主要培养能够适应中小学教学的音乐教师，毕业生们出去之后是要走上讲台，而不是走向舞台。一个合格的教师应具有全方位的知识面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因此。对于过去西方音乐史课程那种单一且专业性极强的课程教育模式，有重新反思和修改的必要。事实上，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必然受到社会发展的影响，而且与其他学科的发展总有必然的联系。所以，应积极在该课程乃至所有高师音乐专业课中大力推广横向文化拓展教学理念，为培养以学生全面素质和综合知识能力为主导的21世纪创新复合型人才打下坚实的音乐文化基础。
（注：本文为湖南省教育厅 2011年高校教学教改研究项目，项目编号：[2011]315-394）
参考文献：
[1]蔡良玉.西方音乐文化[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9.
[2]叶松荣.欧洲音乐文化史论稿[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8.
[3]王志毅.西方音乐史教学的新理念[J].温州师范学院学报，199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