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11 12:51:34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性别社会学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论文摘要：职业性别歧视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经济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都做了深入研究。职业性别歧视不仅是经济现象，更是社会问题，社会学理论以独特的视角解释了这一现象，且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同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社会政策当仁不让地担负起其消除职业性别歧视的职责。
劳动力市场同样受“供需关系”的掌控，但现行中国显然是劳动力的买方市场，雇主的价值、偏好将导致不同的市场结果。学者赵耀对雇主雇佣行为调查表明，劳动力市场上的歧视是存在的，一些雇主坚持不选择女性，认为女性不能兼顾家庭和事业，生育和照顾家庭会影响工作和加大支出成本，75.6%的调查者“同意”或“很同意”这种观点。还有部分对雇主对女性未来发展的适应性、工作内容和岗位变动的应变性表示担忧。
我国劳动力市场上职业性别歧视现象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即女性人口就业率较低、下岗失业比重大和职业报酬差距大。虽然每年的调查结果有所变动，总体状况没有明显改善。经济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都非常深入地研究了职业性别歧视，社会学以独特的视角弥补了经济学纯理性考量的缺陷，且非常有解释力。
一、社会学理论的解释
1.女性劳动就业中的角色期待。大多数学者认为，在社会化过程中对社会性别意识的强化以及对男女两性在家庭和社会中不同角色的期望是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劣势的主要原因之一，不仅影响到女性是否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决策，而且决定了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后的职业选择，也会影响雇主的招聘行为。
2.个人偏见理论。该理论是由贝尔克（becker）创立，是在“身心不悦”的基础上建立的，用贝尔克的话说就是，“如果某个人具有歧视的偏好”，那么他就乐于以某一群体替代另一群体并为此支付某种费用。他认为，这种偏见来自雇主、雇员、顾客三个方面。（1）雇主歧视。假设一些雇主对一部分人具有主观的偏爱或对另一部分人具有嫌恶情绪，而与其技能无关。如一部分男性雇主对女性雇员抱有偏见，即使女性与男性有相同的劳动生产率，他们也只愿雇佣男性，除非女性雇员和男性雇员之间的工资差别大到足以抵消对女性的偏见的程度，才会雇佣女性。（2）雇员歧视。这与工作职位的竞争、工作中的磨擦、人们对民族、种族、性别、年龄、健康等的认识的不同有关。例如，大多数白人对有色人种持有偏见，有些男性雇员不愿接受女上司的领导，或者有些人不愿跟老年人、残疾人一起工作，即使他们能够胜任。（3）顾客歧视。顾客有时对被服务的对象也会有偏见。如外科医生、机械工程师、司机顾客喜欢男性提供的服务;护士、导游、空中小姐，顾客喜欢女性提供的服务。
3.互动理论。斯坦福大学的理姬薇 （cecilial.ridgeway）教授于1997年在解释两性职业和报酬不平等的问题时提出这一理论，她认为，人们生活在互动的交往中，在求职、应聘、面试时都会有直接和间接的互动。基于性别的显著差异，互动过程形成了男性和女性不同的地位信心。在男性优于女性，更胜任工作的观念影响下，造成具有与男性同等能力的女性对自我的期望不同。同时，男性利用占据权威位置的机会，故意忽视或消除对他们不利的因素以维护他们的利益，使得女性很难改变这种状况。评价职业报酬时，人们通常较少选择异性参照群体，更多的采用与同等任职资历的、同样性别的人相比较的方法。这种通行参照群体的选择，导致社会网络的同性化和职业性别隔离。
4.激进女权主义的自行就业观点。激进女权主义从强调私生活领域的问题出发，认为女性在社会劳动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主要根源在于她们在性和生育方面受男性控制，不能自主。因此他们提供的战略便是使女性与男性分离，鼓励女性去创建自己的产业，如商店、银行、企业、饭店、医院、书店等，以做到自行就业，免受社会就业市场的性别歧视。
二、消除职业性别歧视的社会政策建设
1.公共政策的大力支持。一些发达国家为促进女性就业实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值得借鉴，包括职业教育和培训政策、失业保险政策、职业介绍和指导政策、公共就业工程等政策。美国（“一揽子职业中心”）、法国设立专门机构开展针对性的培训和就业指导。很多发达国家积极介入女性就业，财政拨款补贴公立职业介绍所，为妇女就业和企业用人提供免费服务；大力兴办公共工程，为妇女提供就业岗位；鼓励女性自主创业，制订了明确的支持政策，这方面美国和欧盟都走在前列，取得显著成效。
2.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第一，我国社会需要制订《反就业歧视法》，依靠法律的强制来保证女性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就业机会，实现同工同酬；当前，不少中小私营企业违反劳动合同法，不缴纳包括生育保险在内的五项保险的行为，严重损害女性劳动者，法律要制定细则予以纠正。第二，女性承担着生育和照顾家庭两大社会责任，女工生育保险应尽快转变为社会统筹，实现企业的成本向社会转移，由社会来承担妇女生育哺乳费用以及生育保险金。第三，应该健全和完善女性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长期失业和下岗的女性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并且各级社会保障部门应该学习发达国家经验，积极帮助她们寻找就业机会，开展再就业服务，把保障和服务结合起来。第四，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对象应包括各种类型的女性从业人员，使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和失业保险能够惠及所有女性，提高三条保障线的救助水平和力度，使失业女性的贫困状态能够得到缓解直至消除。
参考文献：
[1]赵耀.中国劳动力市场雇佣歧视研究[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7：77.
[2]苏艳明，曾春媛.我国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现状及原因分析[j].当代经济，2006，（3上）.
论文摘要:目的:了解浙江省城乡居民对体育在社会上的看法。方法:就体育与政治、体育与经济、体育与文化、体育与性别、体育与偏差行为五个方面对调查者进行问卷调查。结论:浙江省城乡居民对体育的社会认知水平较高;男性体育的社会认知水平高于女性;城乡居民教育水平与体育的社会认知水平不存在必然关系。
认知是指个体经由意识活动对事物认知与理解的心理过程。社会认知一般涉及社会信息的辨别、归类、采择、判断、推理等心理成分，涉及人对社会性客体之间的关系等的认知，以及对这种认知与人的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的理解与推断圈。体育的社会认知是指运用体育社会学的观点探讨人们对于体育在社会上的相关看法。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浙江省杭州、宁波、金华、温州、肴州、台州等地区城乡居民体育的社会认知状况为研究对象。
1. 2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体育的社会认知量表得分为依据，得分者越高者代表人们对于体育在社会上的相关认知程度越高。体育的社会认知量表是以Howard L. Nixon }j and H. Frey所写的《运动社会学》(A Sociology of Sport)为基础发展出的17题目，采用Liken式量表法，由被调查者依据自己对每一个题目所表示内容的同意程度，从“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没意见”、“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别以1，2，3，4，5给分，分数越高者表示越同意。由每个人所得项目的总分来表示人们对体育的社会的认知水平。本体育的社会认知量表17题目组成，涵盖五个方面的因素，包括体育与政治、体育与经济、体育与文化、体育与性别、体育与偏差行为。
1. 3研究方法
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调查，还运用了文献资料调研、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对间题开展研究。发放问卷914份，收回866份，回收率为94.7%;有效问卷727份，有效率为83. 1 %。对调研的全部数据资料运用SPSS 12. 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处理。在正式调查前，对调查问卷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其信度和效度符合社会调查的要求。
2结果与讨论
2. 1浙江省城乡居民体育的社会认知现状
浙江省城乡居民对体育的社会认知度在五个层面上的认知都比较高(见表1)。不论是“体育与政治”、“体育与经济”、“体育与文化”、“体育与性别”还是“体育与行为偏差”每题的平均分都大于3分，其中以“体育与性别”的得分最高，达到3.%分，其次是“体育与文化”( 3. 90分)，认知层面较低的是“体育与经济”，每题得分为3. 78分。从总量表上看，每题平均得分达到3. 87分，表明浙江省城乡居民对体育的社会认知程度在中等以上的水平，认知程度较高 转贴于
2. 2不同性别与教育程度的浙江省城乡居民体育的社会认知情况
表2是以“性别一教育程度”为参考的社会认知表。从表2中可以看出，浙江省城乡居民体育的认知平均分值为65. 82分，认知水平最高的是大学本科文化水平的人群，得分67. 27
分。得分排序情况是:大学本科(67. 27分)>初中及以下(67. 17分)>高中(包括中专、职高)( 66. 75分)>大专(64. 28分)>硕士及以上(60. 00分)，得分最低的是硕士及以上文化水平的女性(54. 00分)。所以说，并不是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体育社会认知的水平也提高。男性体育的社会认知平均得分是66. 43分，女性是65. 36分，男性体育的社会认知水平高于女性。除了大学本科的女性体育的的社会认知水平高于大学本科的男性外(66. 42>64. 98 )，其余其它教育程度的男性体育的社会认知水平均高于不同教育程度的女性。
3结语
1)就整体而言，浙江省城乡居民体育的社会认知水平较高，得分高于平均分。在五个不同的层面上得分也都高于平均分，其中“体育与性别”的得分最高，“体育与经济”的得分较低。
关键词: 性别 性别教育 研究进展
随着教育民主化和平等化进程的逐步加快,教育的性别差异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性别教育成为教育研究中的一个新领域,其研究也在不断地变化和发展之中。理清我国性别教育研究的思路,对性别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有积极的意义,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国内近十年性别教育的研究进行一个综合动态的分析。
一、性别教育相关概念界定
所谓性别即男女有别,它是根据男女两性之间的差异所作出的区分。了解两性之间的差异,是我们讨论教育中的性别议题的前提和基础。在现实生活中,性别差异主要表现为生理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生理性别指男女两性在生理上的分化,具体表现为生理结构和生理机能两方面的差别。[1]而社会性别则是与生理性别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主要指两性在社会文化的建构下形成的性别特征和差异,即社会文化形成的对男女差异的理解,以及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男性或女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2]
研究者对性别教育概念的表述上虽不尽相同,但其实质却没什么差别。有学者认为性别教育是指教育者根据男女学生生理与心理的差异,采用不同的教育措施,使受教育者两性都获得充分、自由、平等、全面的发展。性别教育的实质不在于消除两性发展上的差异,而在于如何使受教育者两性都获得全面发展。[3]也有学者认为性别教育是教育的一个分支,是形成性别观念和性别态度,产生相应性别行为的社会化教育过程。它是以社会和人们的性别观念为基础,通过有形和无形的方式渗透到教育的各个环节,它影响着受教育者性别认知的发展和性别观念的形成。[4]
二、性别教育研究价值及理论依据
(一)研究价值
“学校即社会”,如同复制社会阶层和社会分工一样,学校教育通过性别的学习和规划也复制了社会性别。在教育领域中引入社会性别视角,用社会性别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来审视和批判教育中的性别分化现象,破除教育领域中的性别偏见。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解放人类的力量,在教育领域中引入性别议题,不但可以提高教育工作者的性别意识,而且可以改变沿袭已久的性别刻板印象和性别偏见;同时引起人们对性别议题的关怀心、敏感度,以及使人们获取有关两性平等、互相尊重的知识和技能,把个人感性的、下意识的性别经验提升为性别群体共同的理性的自觉认识和行动。进行性别教育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解构教育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减少甚至消除性别歧视。
(二)理论依据
1.心理学理论基础
性别形成的心理机制一直以来都是心理学家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形成了以精神分析理论、社会学习理论、认知发展理论和图式理论等为代表的解释性别形成的各种理论,它们试图从不同角度分析个体性别形成过程中的特征。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派认为:“生理结构就是命运。”妇女的生育角色、性别身份和性的选择是由女性的生理特点决定的,任何不服从自然要求的妇女,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不正常的”。弗氏精神分析理论以一种“男性中心”的视角看待女性心理特征,遭到了许多质疑和批判。阿尔伯特・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认为,个体的行为方式是完全习得而来的,性别角色的获得也是大量观察和模仿同性模式的结果。科尔伯格的认知发展理论则认为,性别行为是一个内部认知发展过程,它的形成是儿童主动学习的过程,儿童在这一过程中充当着性别社会化的主体。随着智力的成熟与发展,儿童可以达到自我的社会化,自己选择与自己性别适宜的行为。同时认为,性别定型的过程也必然服从于儿童认知发展规律。马丁和哈文森的性别图式理论融合了认知发展和社会学习理论中有价值的部分,把人、特质和行为分成男性和女性两个范畴,强调社会性因素的性别差异以及性别类型发展理论的趋势。
2.社会人类学理论基础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塔尔克特・帕森斯提出的特殊功能论,认为个人要完成社会化就必须内化文化价值观念和社会角色期待。只有经过社会化,文化模式才能被内化到个性体系,才能对个人的行为起制约作用,行动者才能使动机与角色期待一致起来,并取得扮演角色所需要的技能。性别的形成正是在个体习得文化对性别的界定及角色期待中完成的。社会文化决定论者玛格丽特・米德根据对阿拉佩什、蒙杜古马和特哈布利三个原始部落的跨文化社会的性别特征的调查,得出男性化或女性化并非传统观点那样是性别本身固有的,而是社会文化的产物。
3.性别双向化理论基础
以性别双向化理论和性别图式理论为代表的当代美国著名性别心理学家本姆,质疑以往男女两性的分类标准,认为男性化和女性化只是同一程度上的相对两端。本姆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性别特质双向化的理论,认为现实生活中个体的性格特征是丰富的,即可能是性别双向化的或双性化的,他/她们既有所谓的男性化特质,又带有所谓女性化的特质。同时还认为在性别特质上非常传统的个体会抑制任何被认为与其性别角色不符的行为,表现出典型的男性或女性特质,而双向化类型的个体则会较自由地表现出男性化或女性化的行为。本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套以非性别歧视的教养方式促进儿童社会化的主张。这种教养方式对儿童早期的发展和未来性别平等意识的培养都是非常有益的。
三、性别教育研究进展
(一)性别角色教育方面
针对“角色”一词,中西学者有过各种表述,概而言之是指在社会群体中,社会对特定人或群体的行为表现的期待。它是社会群体的组成元素,其中身份与地位是其重要的特征。性别角色是指由于男女生理结构和功能的差异,以及由于受到传统观念和社会文化的影响,造成了社会对不同性别的身份地位、行为表现方式等方面持有刻板印象。它是一种社会对性别群体的先验的看法与期待。在性别角色教育中,我们要认识到性别角色受多种因素影响,它是社会发展和历史积淀的产物。首先,性别角色的差异是由于生理结构和功能的差异决定的,这一因素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先天必然存在的。其次,性别角色更多是受到历史发展和文化传承影响的,是社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沉淀下来的对不同性别的观念和期待。性别角色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外在行为和内在态度两方面。在近十年的研究中,我国关于性别角色教育专门研究的期刊论文有10余篇,主要是从双性化理论、性别角色认同、因性施教、性别角色的差异、性别角色的社会化等角度作了研究,其中关于双性化性别角色教育的文章有2篇。由于研究者立场和方向不同,其观点也不尽相同。双性化理论认为个体本身既有与其生理性别相同的性格特征,又存在着另一性别的特征,这两方面都应得到充分发展。而另一些学者则站在了相反的立场,认为应该针对个体的生理性别进行相应的、与此相符的教育,使其性别特征更加明显。
(二)性别差异教育方面
性别差异是指男女在生理差异、内在态度、外在行为,以及社会认同、社会期待等方面的差异。在教育领域,性别差异研究除了关注上述要素外,还注重对个体学习性向、学习能力、思维方式、智力发展水平等的研究。近十年来,国内研究性别差异教育的专著有《性别差异与教育》,而其他涉及性别差异教育的研究多为期刊论文,主要从学生入学情况、教育经费使用、教育收益(回报率)、学生学习状况等方面进行了性别差异研究。从研究成果看,研究的目的主要有:呈现我国各级学校男女生入学比例;分析学校教育中教育经费的分布比例;比较各类学校男女毕业生就业状况;分析学习性向的性别差异状况;比较学习能力及学习优势的性别差异;寻找适合男女生的教学方法、学习方式;发现学习发展状况以及各种关键期的性别差异,等等。同时,研究还涉及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性别差异,包括教师自身性别对教学过程、教学方式的影响,教师自身性别对其教师专业发展、职业上升空间、教师身份自我认同感等方面的影响;同时还包括教师由于自身性别造成的对不同性别的学生的态度、管理方式、情感表达等方面的影响,尤其是教学中性别歧视的研究。
(三)性别平等教育方面
性别平等教育,主要指在教育教学过程中,针对不同性别学生出现的不平等、不一致的现象,包括地位上的不平等;相同情况下的不同对待;文化传统对不同性别受教育者的不同期待与看法;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不同性别学生的显性的差异对待和隐性的情感差异对待;教育过程及就业过程中由家庭、学校、社会等方面造成的性别歧视,等等。我国近十年来关于性别平等教育的研究很少,研究深度也基本停留在上世纪的水平。而台湾的性别平等教育起步较早,目前已做得相当完善,已经形成了系统化的课程,课程内容涉及性知识、性心理、性态度等方面,并力图破除传统文化脉络中的性别刻板印象,将课堂上所认识到的知识转化为生活实践。大陆方面,近十年来关于性别平等教育的研究主要从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就业、启蒙教育、农村入学比例、女性主义等视角进行了分析探讨,呈现了我国教育在入学制度方面的平等程度,在教育出口制度方面也有相关研究,但关注的人较少,由于在入学后的教育过程中仍然存在着受教育者的流失,并且在学校教育结束后,就业情况是呈现性别教育平等的一个重要指标,因此这一方面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开展。
(四)性别意识教育方面
性别意识指的是从社会性别的角度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环境等进行观察、分析和规划的观念和方法。近十年来,我国关于性别意识方面的专著有《性别意识与女性形象》、《性别的革命》、《性别政治》、《性别与法律:性别平等的法律进路》等。我国的性别意识教育研究主要是在学科教学、教师教学、教师意识、性别刻板印象、双性化教育等方面进行的。在教师性别意识教育方面有较大进展,教师性别意识教育是指教师从社会性别的角度,以实现教育的社会性别公平为目的,对教育制度、学校管理、教学过程、课程教材和师生关系等进行观察、分析和规划的观念和方法。教师社会性别意识教育的目的就是通过有组织、有计划、系统的教师职前教育和职后培训,使教师获得与社会性别和教育有关的知识和经验,并将这些知识和经验运用到教育实践中,以消除教师的性别刻板印象。在这一研究方向,我们也可以看到,是坚持双性化教育立场还是传统男性化教育立场,对研究者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向都有不同的影响。
(五)性教育方面
性教育主要是向学生传授性知识,帮助学生了解人体结构,尤其对引导青春期青少年的走出心理误区,正确看待自己及异性,妥善处理异性间关系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国内的性教育刚起步不久,对性教育的研究也大多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研究者主要是依据性教育的国际水平对国内性教育现状进行审视,从中产生大量问题,如教师不讲授让学生自己看书或粗略带过,甚至有的学校还没有开设课程,再如国内性教育的内容较为简单贫乏,并且没有一以贯之,缺乏连续性和规范性。关于这一方面还有待进行本土化的研究,并且关于性教育内容的科学性有待进一步提高,近十年来我国出现了一些生命科学研究者与教育研究者合作进行性教育研究的范例,从而推进了我国性教育内容的规范化、科学化。还有一些人文学者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出发,对于性教育方式方法的研究也进行了探索,希望能找到适合儿童年龄特点和理解接受能力的途径,从而使性教育更加切实有效。
四、结语
首先我国近十年来关于性别教育研究的成果虽取得了不斐的成绩,但不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都有待进一步提高,同时在具体研究中仍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如关于性别教育专门的本土化研究很少,大多是借鉴国外性别教育的理论和模式,以至于在实践层面上大打折扣。其次,性别教育研究的实际价值匮乏,理论和实践脱节的现象严重,许多研究大多停留在理论层面上。再次,我国性别教育研究的视角观点都比较局限,多数研究成果都是基于国外性别教育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视角,很少有创新视角来重新认识性别教育的意义和价值,研究者的研究思路也过于狭隘,往往走向一个模式或一个理念的极端。最后,在性别平等研究领域,大多数研究的对象是学校教育中的学生,或是入学过程中的性别比例差异,这一差异的缩小是必然趋势,而很少有学者关注到毕业生在就业过程中面临的性别差异。且性别平等研究中数量差异较多,然而教育教学过程中的隐性差异,以及其观念、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具体原因剖析深入不够,提出的建议对策可操作性不强,过于泛化,且很多都缺乏推广意义。
参考文献:
[1][2]郑新蓉.性别与教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16,38.
[3]陈文华,白朝霞.因性施教与女生教育[J].山东教育科研,1997,(4):2-5.
[4]方蓓.我国基础教育中性别教育问题研究[D].四川师范大学,2007.
[5]赵东玉.性别理论的演变和性别角色的定义[J].文化学刊,2010,(1).
[6]曹海峰.论双性化理论对我国性别角色教育的启示[J].湖北社会科学,2009,(1).
[7]盖笑松,王晓宁,张婵.走向双性化的性别角色教育[J].东北师大学报,2009,(5).
[8]王恩国.儿童性别角色发展及对教育的启示[J].现代中小学教育,2009,(9).
[9]赖长林.不可忽视的性别角色教育[J].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2005,(9).
[10]李春玲.教育地位获得的性别差异[J].妇女研究论丛,2009,(1).
[11]杨倩.我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性别差异研究[J].现代教育管理,2009,(1).
[12]桂渝芳.基础教育应有性别意识[J].教育前沿,2007,(5).
[13]胡桂香.略论社会性别意识教育的作用[J].当代教育论坛,2006,(15).
[14]陈文.性别意识教育在大学生人格塑造中的意义[J].江汉大学学报,2006,(4).
[15]王蓉.论我国高等教育中的性别平等问题[J].科技创兴导报,2009,(7).
[16]李敏智.寻求平等[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9,(5).
[17]杨英.推进性别平等教育进入高校课堂[J].科协论坛,2009,(12).
[18]强海燕.性别差异与教育[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19]方刚.性别的革命[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
[20]梁巧娜.性别意识与女性形象[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
关键词：高校教师；科研产出；性别差异；中介效应一、引言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科学技术和创新能力成为了世界各国竞争的核心要素。高等学校作为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基础研究方面，高校更是主要力量。
中国女性人口总数占全部人口的一半，但长期以来，由于各种文化、历史、社会、学校和家庭，乃至女性自身的原因，女性在高层次人才中所占比例相对较小。伴随着社会经济和高等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出传统家庭角色的桎梏，成为人才队伍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女性高校教师的数量更是与日俱增。从表1可以看出，在2009―2013年间，高校女性教师所占比例始终处于46%～48%之间，和男性教师所占比例基本持平，但高职称的女性比例依然偏低，教授中女性的比例不到30%，副教授中女性的比例也未达到45%。教师的职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师的科研水平，女性教师在教授、副教授中所占比例低于男性教师，意味着杰出的女性教师少于男性教师。是什么制约着女性教师成为优秀的研究者呢？是先天生理因素还是后天发展中的其他因素造成了男女教师间的性别差异值得探究。尤其是在美国科学社会学家科尔提出“科研产出之谜”后，即研究发现女科学家出版物的数量仅是同年龄组男科学家的一半到三分之二，高校教师科研生产间的性别差异更是成为了研究焦点。本文通过梳理已有研究，结合相关理论，试图探寻造成科研产出性别差异的原因。
二、相关文献回顾及研究假设
社会学家科尔和扎克曼（Cole and Zuckerman，1987）最早提出科学家间存在性别差异，经研究发现男性科学家比女性科学家更容易获得晋升的机会，这种差异在享有声望的大学或研究机构中更为明显。[1]女性科学家的科学声望一般没有男性科学家高，她们的工作往往也不被重视，即使在世界一流的科学家中，如在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女性也不能与男性平分秋色，这就是科尔提出的“科研产出之谜”。
（一）性别歧视与科研产出之谜
性别歧视是指对待某种性别的个人或由个人组成的团体不公正和不公平的态度或评价。在劳动力市场上表现为雇佣者对不同性别的被雇佣者的态度和行为的不同，往往体现在就业或晋升机会以及酬劳的不同。传统的观点认为男性的工作能力比女性强，女性更适合家庭工作，从而使人们容易对工作中的女性产生偏见和歧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横向隔离，即男女在某一职业中的构成比例与其在全部劳动人口中的比例不一致；二是在具有较高技术、地位以及收入的职位上存在女性所占比例低于男性的纵向隔离现象；三是受女性比男性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的刻板印象的影响，认为女性的工作表现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所以在工作中对女性给予更少的奖励和报酬。
・高校科研・1高校教师科研产出性别差异及其原因探析谢宇和舒曼（Yu Xie and Shauman，1998）在其著作《科学界的女性：从业历程与成就》一书中，从生命历程角度考察科研产出之谜，研究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女性教师的科研产量显著上升，存在性别差异上的趋同效应。[2]但性别差异仍然存在，远未完全消弭（Hamovitch and Morgenstern，1977；Kyvik and Teigen，1996；Rauber and Ursprung，2007etc.）。[3][4][5]这种科研产出的性别差异在高产的教师间表现更为严重（Sax and Hagedorn etc.，2002）。[6]在杰出的研究者中，女性教师所占比例显著少于男性教师所占比例（Primack and Leary，1989）[7]，男性教师被定义为多产（每年超过三篇论文等价物，即将专著等折合成论文）的比例比女性教师高，没有发表文章的女性教师所占比例比男性所占的比例高（Kyvik and Teigen，1996）。S着年龄的增加，这种性别差异先减少后增加。40岁以下，男女教师科研产出差异最大，男性教师发表文章量是女性的2倍，但是在40岁以上这种差异就很小了，在50岁以上又有所回升，但仍然低于40岁以下水平（Kyvik and Teigen，1996）。[8]劳贝尔和乌尔施普龙（Rauber and Ursprung，2007）的研究从侧面验证了这一结论，他们发现女性经济学家在38岁也就是职业生涯开始8年左右，科研生产力开始下降。在48岁，即职业生涯18年时，有所恢复。有研究表明这种科研产出性别差异，在早期就已存在。[9]朗（Long，1990）采用协方差分析研究了生物化学博士早期科研生产情况，发现在博士期间，男博士比女博士多发表26%的文章。所在机构性质和学科不同，差异表现也不相同。[10]谢宇和舒曼认为这种性别差异应归结于背景特质和所在机构的特点不同上，如女性更可能就职于教学类学院而非研究型大学。学科性质不同，科研产出不同。萨克斯和阿雷东多等（Sax and Arredondo etc.，2002）在对美国来自429个教育体系的128423名教师进行抽样、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发现纯理论学科对男性及非终生教职女性科研产出有着显著正影响，尤其对男性；生命科学对终生教职女性影响显著（终生教职女性在这些部门产量高）。[11]汉莫维奇和莫根施特恩（Hamovitch and Morgenstern，1977）在对文章和书赋予不同权重的前提下，得到教师科研产出总量，研究发现属于生物和心理科学的教师科研产出较高，人文学科的教师科研产出较低。当把样本仅仅局限于女性教师时，发现生物或心理学科教师的文章发表数量更高。[12]
国内学者对高校教师科研产出间的性别差异研究也越来越多。无论是从省级科研成果奖、申请到自然科学基金，还是情况来看，结果表现一致，即高校教师始终表现为男性教师比女性教师科研产出多，但在教授中的低产人群中女性科研产出高于男性（严艳，2008）。[13]施远涛和陈雪玲（2011）对湖北省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科研企业中的科技人员进行调查分析，发现这种性别差异主要存在于高产组。总体来看，获奖教师中女性所占比例要高于男性，但获得地市级及以上奖项的教师中，男性所占比例高于女性。在l表的论文数量方面，发表3篇及以下论文的教师中，女性所占比例高于男性，发表4～8篇论文的教师中，女性所占比例和男性相差不大，但是发表9篇及以上论文的教师中，男性所占比例要高于女性。[14]
根据性别歧视及已有研究，提出假设1：女性教师的科研产出低于男性教师。
（二）家庭分工及时间配置与科研产出之谜
家庭分工与时间配置理论认为家庭本质上是由具有互补性人力资本和不同比较优势的配偶双方组成的共同体。长期以来，家庭夫妇之间的分工基本模式一直是男性主要从事外部市场活动，女性主要从事家庭内部工作，这种分工部分取决于男女之间的性别差异。一旦完成受孕过程，女性就控制了子女的再生产过程，包括子女的喂养与照顾，而男性则很少参与这类活动，因此认为女性在家庭内部工作上存在比较优势，也就是说妇女的家庭边际产品对市场工资率的比率高于男性。因此，一个有两种性别的、有效率的家庭就会把女性的主要时间配置到家庭部门，而把男性的主要时间配置到市场部门。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生育率的降低，女性在市场性人力资本上的投资加强，男性和女性之间的比较优势可能发生变化，女性也有可能形成市场活动的比较优势，从而减少其对家庭的依赖，增加市场的工作时间。再加上，市场工资率在逐渐提高，对于女性而言，除了闲暇，家务劳动占用了她们大部分的非市场时间，家务劳动和市场工作时间之间的替代性较大，因此市场工资率的提高所产生的替代效应往往大于收入效应，从而增加了女性的劳动参与率。
基于家庭分工与时间配置理论讨论“科研产出之谜”的研究有很多。首先，讨论婚姻对科研产出的影响。科尔和扎克曼（Cole and Zuckerman，1987）发现婚姻状况并不影响女科学家的科研产出，并且杰出的已婚女性比杰出的单身女性出版物要多。[15]福克斯（Fox，2005）研究发现二婚的女性科学家比第一次结婚的女性科学家科研产出高，主要是因为二婚的女性科学家倾向于嫁给男科学家，进而对女性科学家的科研产出产生积极影响。[16]总之，大部分的研究得出婚姻并不是科研产出之谜的关键影响因素。其次，配偶的职业及收入对科研产出性别差异的影响值得关注。汉莫维奇和莫根施特恩（Hamovitch and Morgenstern，1977）研究发现男女教师科研产出的性别差异主要是来自于高产组教师之间的差异，因此他们探究了影响女性成为杰出学者的因素，发现丈夫的收入和杰出正相关，丈夫收入一方面能够减轻家务和抚养孩子的负担，另一方面可以使夫妻间存有竞争意识，为了和对方匹配而不断努力。[17]还有研究表明，配偶是科学家或者在相同领域工作对女科学家科研产出有积极作用（Fox，2005），嫁给科学家的女科学家要比嫁给其他男性的女性出版物多40%（Cole and Zuckerman，1987）。李星蓉（2011）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结论，她通过对499名诺贝尔奖得主中仅有的11位女性的调查发现，在这11名女性中有三名终身未婚，已婚女性中又有五名女性的配偶是高学历高素质的科学家。再次，抚养子女情况一直被认为是产生科研产出性别差异的关键因素。[18]凯韦克和泰根（Kyvik and Teigen，1996）对挪威的四所大学的教师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孩子越小，女性教师认为由于孩子带来的研究不便越多，男性教师普遍没有女性觉得不便多。有11岁以下孩子的女性教师的科研产出比同龄男性少41%。当孩子的年龄超过10岁时，这种差距就会缩小为8%。为了从照顾责任中分离出生孩子和休产假对科研生产的影响，将教师分为两组，一组是有6岁以下孩子的教师，一组是有6-10岁之间孩子的教师。前后两组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孩子的年龄对男性没有影响，有6岁以下孩子的女性比相同情况的男性科研产出少60%，有6-10岁之间孩子的女性教师的科研产出比相同情况下的男性少30%。[19]施远涛和陈雪玲（2011）对湖北省高校、科研院所以及科研企业中的科技人员进行调查发现，有43.2%的女性每天要花2个小时及以上的时间用于子女教育，而男性仅为22.5%。[20]
然而，也有研究发现，家庭相关因素并不影响教师的学术产量，女性能够很好地平衡家庭、孩子和工作的关系。大量的女性教员在获得终生教职前不结婚不要小孩，并且，相对于男性而言，家庭负担导致更多的女性离开学术工作或者选择非终生职位（Sax and Hagedorn etc.，2002）。抚养孩子无论是对杰出研究者还是其他研究者都没有显著影响，杰出女教师和普通女教师拥有相同的平均孩子数量（Cole and Zuckerman，1987），一方面是由于女性教师会减少其他活动时间来抚养孩子，另一方面她们可能会更有效率地利用时间（Hamovitch and Morgenstern，1977）。
基于家庭分工与时间配置理论及已有研究，提出假设2：家庭负担越重，工作努力程度越低；假设3：工作努力程度是家庭负担影响高校教师科研产出的中介变量；假设4：家庭负担对女性教师科研产出的负向影响更大。
（三）社会角色认同与科研产出之谜
人类在社会中扮演的众多角色往往容易导致角色冲突，针对个体在社会中扮演各个角色间的冲突，斯特赖克提出了角色认同理论。他认为一个人在社会或组织中处于不同的位置，也就拥有许多不同的自我，认同是自我的一部分，是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个体与所占据的位置相关联的自我定位的内在化。大量的角色身份组成自我，角色认同是按照角色身份的重要性顺序确定的，这样就容易产生不同的认同显著性，认同显著性将影响人的行为，比如一名同时是母亲和教师的女性，如果她的认同显著性是教师，那么她将花更少的时间在照顾孩子身上。认同显著性来自于：个体获得他人支持的程度；对某种身份保证或承诺的程度；从角色身份中所获得的内在或外在的奖赏。认同显著性高的角色比显著性低的角色更能影响人的行为，一旦个体的某一认同在显著性等级中是高的，个体就会产生同这一认同预期行为相一致的行为。此外，当认同在显著性等级中是高的，人们倾向于将维持这些认同的情境当作是机遇，并在角色中凸显这一认同。如果教师角色认同显著性高于母亲角色认同显著性，女性将有更强烈的愿望抓住每一个机会去成为杰出教师。基于他人的观念或社会界定的认同往往能够导致个人产生与这些共有观念相一致的行为，如传统观点认为女性能够更好地照顾家庭，促使许多女性成为了家庭主妇。
偏向于事业型、渴望被认可的教师科研产出相对较高（Sax and Hagedorn etc.，2002），男性教师表现出比女性教师更强的社会发展效能感，故男性教师比女性教师科研产出高（Tower and Plummer etc.，2007）。[21]林聚任（2003）认为女性科技人员科研情况不如男性，主要是因为女性结婚后便把工作放在了次要地位，不把事业成功作为其追求的主要目标，生育子女也会耗费她们许多时间、精力，甚至意志，影其对工作的投入，甚至会中断其职业生涯。[22]
基于社会角色认同理论及已有研究，提出假设5：社会角色认同越倾向于事业型，科研产出量越高；假设6：女性教师的社会角色认同得分低于男性教师；假设7：事业型社会角色倾向越重，工作努力程度越高；假设8：工作努力程度是社会角色认同倾向影响高校教师科研产出的中介变量。
（四）学术社会网络与科研产出之谜
社会网络是由行动者作为“结点”，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作为“边”所构成的描述社会关系的网状图。社会网络对于个体而言既是一种社会支持也是一种社会约束，个体既能从社会网络中获得帮助也会受到社会网络的制约。学术社会网络是学者在学术领域内构建的社会网络关系。学术社会网络主要通过两种机制影响科研产出：一是信息交流机制。随着学科分化加剧，研究者具有的知识更加专业化，而基于现实的研究问题常常具有一定的复杂性，研究者甚至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变得越来越重要。良好的学术交流和合作，不仅能够通过优势互补提升科研效率，还能够通过思想的碰撞获得新的研究启发。二是资源获取机制。主要是通过一定的社会网络关系，获得更多的科研资源，包括人、财、物。女性的学术社会网络规模、网络异质性和网络资源都不如男性。受家庭负担的影响，女性没有充足的时间用于非正式的学术交流，因此学术社会网络更为单一，男性具有更强的动用社会网络资源的能力，更加大了这种差距。另一方面，男性在与核心学术圈子建立网络关系中明显占有优势，长期以来核心学术圈子以男性为主。根据自我分类理论，上下级性别相同可以让他们更好地理解对方，性别不同时，沟通频率相对较低，因此，具有较高职务的男性偏好于同性别的职工，女性缺乏与高层次研究者合作的机会。
科研合作是研究者动用学术社会网络资源的一种体现。科研产出之谜在性别歧视、家庭分工以及身份认同等方面无法寻求到满意的答案，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视线投向了科研合作。有合作伙伴比没有合作伙伴的教师科研生产力要高，在女性教师身上表现得更加明显（Kyvik and Teigen，1996）。研究在学术领域中早期的性别差异，发现对女博士而言，孩子降低了其与导师合作的机会进而导致科研生产力低，但是对男博士而言，孩子并不影响其合作（Long，1990）。[23]梁文艳和周晔馨（2016）基于中国“211工程”大学教育学科教师科研生产数据，发现女性除与导师建立的合作关系外，拥有的和动用的社会资本均低于男性。[24]朱依娜和何光喜（2016）利用2013年北京市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数据，从社会网络视角分析发现，女性科研人员的学术社会网络规模欠缺并不是导致科研产出性别差异的重要原因，与国内外学术界和企业界纽带关系的结构性欠缺是导致性别差异的关键因素。[25]
根据学术社会网络及已有研究，提出假设9：合作与高校教师科研产出正相关；假设10：男性教师比女性教师更多地参与科研合作；假设11：合作是性别影响高校教师科研产出的中介变量。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及变量说明
基础科学研究的科研产出主要体现为论文、专著等，应用性学科科研产出则更广泛，包括专利、成果转化等等。从指标可比性、可重复检验性、数据可得性角度出发，我们选择出版物数量作为科研产出的衡量指标，因此，选择基础性学科教师作为研究对象。本研究主要考察的是教师的科研能力，因此，将研究对象限定为研究型大学教师。考虑到上述两个原因，本研究采取随机便利抽样法对某研究型大学教育学全体教学科研岗教师发放问卷，回收问卷100份，其中有效问卷85份（85%）。从表2可以看出，样本构成基本符合要求。样本中女性教师所占比例（42.4%）和总体中女性教师所占比例（45.2%）基本一致。从职称分布来看，样本中的讲师、副教授、教授比例（分别为25.9%、32.9%、41.2%）也与总体（分别为23.8%、36.2%、40.0%）相符。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因本研究采用的是2012年一年的数据，出版物中的著作是一个需要长时间积累的产物，因此，本研究的科研产出并不考虑出版著作的情况，将的数量作为科研产出量的主要指标。但论文之间存在质量差异，赵肖为等采用Bradford区域分析法对期刊论文赋权，认为一般学术期刊权重为1，核心学术期刊权重为3。借鉴其研究成果，结合本研究的实际情况，对不同质量的论文赋予一定的权重：科研产出=独立普通文章+独立核心*3+非独立核心*3/2+非独立普通文章*0.5。考虑到独生子女政策以及养老保险制度的逐渐健全，家庭负担仅用是否有入幼儿园前的孩子衡量，工作努力程度则以教师实际用于科研的时间衡量。社会角色认同变量借鉴洛贝尔和克莱尔（Lobel and Clair，1992）的研究，采用七级李克特量表测量：在您的生活中您偏重于家庭还是事业，选择越靠近1代表越倾向于家庭型，越靠近7代表越倾向于事业型。用以下几个题目做补充：我生活中的满意度主要来自家庭还是事业；参与家庭活动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事；工作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事；我愿意付出超过领导期望的努力去工作。最后两个问题进行反向计分，将每道题的得分相加，总分越大越偏向于事业型，越小越偏向于家庭型。学术社会网络主要考察的是合作网络，以是否有合作发文来衡量。[26]教师的科研产出还受职称等变量的影响，但考虑到职称与科研产出之间存在互为因果关系，因此，选择研究经验作为控制变量，以第一次距今时间作为研究经验。具体见表3。
表4对各变量进行了描述。85个教师样本中，有49个男性教师，36个女性教师，男性教师的平均科研产出（4.50）高于女性教师的科研产出（3.68），研究经验也比女性教师丰富。8%的男性教师和25%的女性教师家里有入幼儿园前的孩子，男女教师都略倾向于事业型，并不存在太大差异，拒绝假设6。但男性教师每周用于科研的时间（27.47）要比女性教师（23.47）多。在合作方面，男性教师合作发文的比例（73%）高于女性教师（69%）。
本研究数据分析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总效应检验，主要为了检验假设1，4，5，9，构建模型1，RePro表示教师科研产出，Gender表示教师性别，Exp表示教师的研究经验，Fload表示教师的家庭负担，Id为教师的社会角色认同，WEffort表示工作努力程度。第二部分是中介效应检验，主要为了检验假设2，3，6，7，8，10，11，借鉴巴伦和肯尼（Baron & Kenny，1986）对中介效应的分析方法[27]，在模型1的基础上建立模型2，3，4。通过依次检验这4个模型的回归系数，来判断工作努力程度以及合作的中介效应是否显著。如果β16、β23、β33显著，且β13不显著则家庭负担对科研产出的影响都是通过中介变量工作努力程度实现的，如果β13显著，则家庭负担对科研产出的影响只有一部分是通过中介变量工作努力程度实现的。同理，根据β15、β16、β25、β35的显著性判断身份认同对科研产出的影响是否通过工作努力程度的中介效应实现，β11、β17、β21、β41的显著性判断性别对科研产出的影响是否通过合作的中介效应实现。
四、假设检验
（一）总效应检验
如表5所示，女性教师的科研产出量低于男性教师，当加入性别与家庭负担交互项后，这种差异加大，但控制工作努力程度后，差异又有所减小，进一步控制合作变量，差异再次缩小，但这种差异始终不显著，拒绝假设1，因此，在该校教育学学科内并不存在性别歧视。研究经验对高校教师的科研产出始终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对男性教师而言，家庭负担与科研产出负相关，但对于女性而言，家庭负担与科研产出正相关，女性可能为了平衡家庭负担带来的负向影响，投入更多的努力去工作，拒绝假设4。教师的社会角色认同越倾向于事业型，科研产出量越高，但并不显著，拒绝假设5。工作努力程度与教师科研产出正相关，且在0.1水平上显著。合作是影响高校教师科研产出的关键变量，参与合作的教师比没有合作经验的教师科研产出量高出2.52篇，且在0.05水平上显著，接受假设9。
（二）中介效应检验
为了检验工作努力程度与合作的中介作用，对模型1、2、3、4分别进行了回归。从模型3可以看出，女性的工作努力程度低于男性，但家里有入幼儿园前孩子（家庭负担）的女性工作努力程度要高于男性，但都并不显著，拒绝假设2。研究经验与工作努力程度负相关，即研究经验越丰富用于科研的时间越少。家庭负担是影响工作努力程度的关键因素，家庭负担越重，工作努力程度越低，且在0.05水平上显著。家庭负担对女性教师的工作努力程度的影响要小于男性教师，但并不显著，拒绝假设4。教师社会角色认同越倾向于事业型，投入工作的时间越多，即工作努力程度越高，且在0.01水平上显著，接受假设7。在合作方面，女性教师参与合作的比例低于男性教师，但这种差异并不显著，拒绝假设10。研究经验越丰富，教师参与合作的比例越高，且在0.1水平上显著。对男性而言，家庭负担与合作负相关，但对女性而言，家庭负担与合作正相关，也就是说当家庭负担较重时，女性更倾向于通过合作来消除家庭负担对科研产出带来的负面影响，但都不显著。在模型2中，家庭负担对科研产出有显著的消极影响（0.1水平上显著），在模型3中，家庭负担对工作努力程度也有显著的消极影响（0.05水平上显著），并且在模型1中，工作努力程度对科研产出的积极影响也显著（0.1水平上显著），而家庭负担对科研产出的消极影响在模型1中并不显著。根据巴伦和肯尼（Baron & Kenny，1986）对中介效应的分析方法，以及贾德和肯尼（Judd & Kenny，1981）对完全中介效应的定义，可以判定家庭负担对科研产出的影响都是通过中介变量工作努力程度实现的，接受假设3。在模型3中社会角色认同对工作努力程度有显著的积极影响（0.01水平上显著），但在模型2中社会角色认同对科研产出的积极影响并不显著，因此，工作努力程度并不是社会角色认同倾向影响高校教师科研产出的中介变量，拒绝假设8。由于女性教师和男性教师在科研合作以及科研产出方面并不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合作并不是性别影响教师科研产出的中介变量，拒绝假设11。
五、结论与建议
以某研究型大学教育学为例，基于性别歧视、家庭分工和时间配置、社会角色认同以及学术社会网络理论分析高校教师科研产出的性别差异，发现该大学教育学教师科研产出存在一定的性别差异，但在该学科内并不存在性别歧视。家庭负担对教师的科研产出有显著的消极影响，尤其是女性往往承担更多的养育子女的责任，女性教师为了消除由于家庭负担带来的消极影响，投入比男性教师更多的时间用于科研，无形中加重了女性教师的工作负担，带来另一种形式的性别不平等，因此，需采取一定的措施来改善女性教师在高校中的生存状态，尤其是处于生育最佳期的女性青年教师。另一方面，合作是影响科研产出的关键变量，科研合作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缩小性别差异，但女性教师参与合作的比例低于男性教师，因此，需多激励女性教师参与科研合作。
1.为女性青年教师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
青年教师是高校发展的后续力量，能否有效提升青年教师的科研能力对提高高校整w的科研水平至关重要。科研产出的性别差异也主要存在于青年教师间，因此，为了缩小教师间科研生产力的性别差异，应注重女性青年教师的发展。对于低职称的女性青年教师，应提供国内做访问学者或出国访学的机会，鼓励她们多参与和申请相关课题。此外，女性青年教师由于正处于最佳生育年龄，往往承担着较重的家庭负担，因此，对于有三岁前孩子的女性教师，在教学工作量和行政工作量上应予以减免，使得她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科研工作上。
2.倡导女性教师在哺乳期后尽快平衡家庭与事业的关系
哺乳期的女性不可避免地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甚至在哺乳期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依然以家庭为主。因此，应鼓励哺乳期后的女性教师尽快回到科研领域，尽快平衡家庭与事业的关系。在部分国家，为了鼓励哺乳期后的女性教师积极参与科研，专门为这类女性教师设置资助金。如德国在《高等学校特殊纲领》中明确规定，养育假满后，还会给予女性教师一定的重返工作岗位资助金。在澳大利亚的一些大学，为了鼓励刚刚生育完孩子的女性教师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也会对这部分女性教师提供一些补助。此外，哺乳期后的女性教师也应主动平衡家庭与事业的关系，逐渐以事业为重，从偏家庭型向偏事业型转变。
3.为女性教师创造更多的参与科研合作的机会
参与科研合作有利于提升教师的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在合作的过程中，教师们互相交流思想，共同探讨研究问题，丰富了研究视角。科研合作还有利于促进教师之间资源的共享，尤其是跨学科的合作交流，有利于碰撞出知识的火花，提高教师的科研产出，但在以往的研究中发现，女性教师参与科研合作的比例较低。科研合作在高校教师科研生产过程中十分频繁。有合作伙伴比没有合作伙伴的教师科研生产力要高，在女性教师身上表现得更加明显。因此，应加强女性教师的科研合作意识，鼓励女性教师多参与科研合作，并为女性教师参与科研合作创造更多的机会，从而提高她们的科研生产能力和生产水平。
参考文献：
[1][15]Cole，& Zuckerman.（1987）.Marriage，motherhood and research performance in science.Scientific American，119C125.
[2]Xie Yu，& Shauman，K.A.（1998）.Sex Differences in Research Productivity：New Evidence about an Old Puzzle.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68（6），847-870.
[3][12][17]Hamovitch，W.R.，& Morgenstern，D.（1977）.Children and the Productivity of Academic Women.Th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48（6），633-645.
[4][8][19]Kyvik，S.M.（1996）.Child Care，Research Collaboration and Gender Differences in Scientific Productivity.Technology，& Human Values，21（1），54-71.
[5][9]Rauber，M.，& Ursprung，H.W.（2007）.Life Cycle and Cohort Productivity in Economic Research：The Case of Germany.CESifo Working Paper，（2093），2-46.
[6][11]Sax ，L.J.，& Hagedorn，L.S.，& Arredondo，M.，& Dicrisi，F.A.（2002）.Faculty Research Productivity Exploring the Role of Gender and Family-Related Factors.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43（4），423-445.
[7]Primack，R.B.，O'Leary，V.（1989）.Research Productivity of Men and Women Ecologists：A Longitudinal Study of Former Graduate Students.Bulletin of the Ec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70（1），7-12.
[10][23]Long，J.S.（1990）.The Origins of Sex Differences in Science.Social Forces，68（4），1297-1316.
[13]严艳.高校“近亲繁殖”教师科研生产力状况实证研究――以S医学院为例[D].长沙：中南大学，2008.
[14][20]施远涛，陈雪玲.性别差异视角下女性科技人员科研产出之谜探究――基于湖北省的实证调查[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1（2）：60-65.
[16]Fox，M.F.（2005）.Gender，Family Characteristics and Publication Productivity among Scientists.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35（1），131-150.
[18]李星蓉.我国高科技领域中女性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1.
[21]Tower，G.P.，& Ridgewell，B.（2007）.A Multidisciplinary Study of Gender-Based Research Productivity in the World’s Best Journals.Journal of Diversity Management，2（4），23-32.
[22]林聚任.论科学家研究成果的性别分化[J].开放时代，2003（3）：122-127.
[24]梁文艳，周晔馨.社会资本、合作与“科研生产力之谜”――基于中国研究型大学教师的经验分析[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6（2）：133-156.
[25]朱依娜，何光喜.学术产出的性别差异：一个社会网络分析的视角[J].社会，2016（4）：76-102.
【关键词】金融排斥 农村家庭 收入水平
一、引言
金融排斥是指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缺少足够的途径或方式接近金融机构，以及在利用金融产品或服务方面存在诸多困难和障碍（Chan，2004）。2015年11月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并强调“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可得性、满意度，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特别是要让农民、小微企业、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及时获取价格合理、便捷安全的金融服务”。从中可见，金融排斥研究的重要性突显出来。
对金融排斥的研究起于Leyshon and Thrift（1995）基于地理排斥视角的理论研究。其后在国外逐步引起学界的关注和探讨。而中国的相关研究相对较晚，多集中在2005年之后。一部分缘由联合国在2005年明确出“普惠金融”的概念。作为普惠金融研究极度相关的研究――“金融排斥”开始引起国内学者的重视。当然，另一个原因是，随着我国20世纪90年代开始金融体制改革，金融运行机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衍生出了许多金融问题，迫切需要解决（徐少君、金雪军，2008）；其中有很多问题与国外的金融问题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如金融排斥等（金雪军等，2004；武巍等，2005）。在此之后，中国学者对国内存在的诸多金融排斥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很多来自中国的理论及经验证据。但是目前国内对金融排除研究的综合论述还较少，因此，本文将从国内金融排斥研究的论文量入手，对国内金融排斥研究的进展进行相对全面的综述，试图总结已经取得的成绩，探讨存在的不足，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二、文献回顾及变量说明
（一）文献回顾
在已有文献中，从个体与家庭层面，基于社会人口学特征，Elwin（2004）、Rosen and Wu（2004）、Guiso et al.（2008）、Christiansen，et al.（2009）分别研究了年龄、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对金融排斥状况的影响，认为这些影响可能通过认知能力、收入和财富能力等途径起间接影响作用。而其他人口W特征如性别（Christiansen，et al.，2009）、政治面貌（Liu，2003）可能通过风险态度、家庭收入等来间接影响金融排斥。对于民族的影响，Devlin（2005）通过对英国家庭数据的分析，认为少数民族易受到金融排斥。
（二）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SSS）在2010实施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项目数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旨在通过跟踪收集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次的数据，调查覆盖了25个省/市/自治区，共采访约14960户家庭、42590个人。通过数据处理之后共获得了6399个家庭/户主观测值。考虑到家庭户主对家庭金融决策的重大作用，其中人口社会学特征使用户主的相关数据。
（三）变量模型说明
本文主要关注在农村家庭（居民）各项特征对遭受金融排斥状况的影响。
模型方法上，考虑到因变量为0-1变量，借鉴李涛（2010），用Probit回归模型，即
P■=1 if P■■=α'X■+δ'W■+ε■>0P■=0 其他
其中借鉴李涛等（2010），被解释变量用家庭是否在某金融服务方面受到金融排斥的状况，如储蓄、贷款、基金等，表征家庭是否受到金融排斥。该变量为0-1虚拟变量，若存在金融排斥，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主要解释变量用居民的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家庭人口、是否加入社会组织、收入水平等表征，并用Xi表示。控制变量考虑到户主所处行业、及身份对家庭决策影响较大，借鉴王修，马柯，王翔（2009），用户主（居民）是否从事金融业、户主是否为管理者以及樊纲市场化进程指数等作为控制变量，并用Wi在公式中表示。
三、实证分析
本节汇报并讨论主要变量的统计分析结果和相应的实证研究发现。
表1 城乡描述性统计分析对比表
■
表1报告了城镇和农村两个样本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对比发现，样本居民面临着非常严重的金融排斥状况，其中农村受到更为严重的储蓄排斥和保险排斥。表2中，在户主性别方面农村有更多的男性户主。城镇中的户主有更高比例加入组织。家庭资产上，城镇是从农村的三倍之多。户主的受教育程度农村要比城镇第一个等级。在家庭年均收入上，城镇是农村的2倍之多。在城乡二元结构下，能够明显地从收入和财产上发现农村经济的滞后。
表2 农村家庭金融排斥状况影响因素的probit模型回归结果
■
注：①括号内数值为稳健的Z统计量（Robust z-statistics）；②***、**和*分别表示1%、5%和10%显著性水平（双尾检验）。
表2报告了农村家庭人口社会学特征、财富收入等因素对储蓄排斥、贷款排斥、保险排斥等金融排斥状况的影响的三组回归结果。
回归结果表明，在对家庭受到储蓄排斥的影响上，户主性别并没有显著影响；户主的年龄都有显著的U型影响；教育程度、健康、管理者呈显著负向影响；人均收入呈U型影响；市场化进程指数呈负向影响。在对家庭受到贷款排斥的影响上家庭户主的年龄都有显著的U型影响；家庭户主加入组织显著的负向影响；家庭人口在城乡家庭中都有显著性的负向影响；户主的健康程度在农村家庭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的年平均收入有显著性的倒U型影响；农村家庭中户主的事业心有较显著的负向影响；在对家庭受到保险排斥的影响上，户主性别并没有显著性影响；户主加入组织、户主的受教育程度及家庭规模在城乡家庭中都有显著且稳健的负向影响；健康程度有显著性的负向影响；家庭的年平均收入有显著性的U型影响；
四、结论
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中的中国家庭为例，本文实证研究了家庭人口社会学特征、财富收入特征对农村家庭受到金融排斥的影响。研究发现户主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家庭年均收入对金融排斥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家庭要获取金融服务更多的以教育、健康、收入水平为辅助条件。
本文的政策意义在于，中国农村家庭受到金融排斥的状况依旧严峻，在当下供给侧改革的形势下，要根植农村基础状况，加大教育和健康医疗的投入，提高农民收入，同样有助于农村家庭金融困局的解决。
参考文献
[1]Leyshorn A.and N.Thrift.Geographies of Financial Exclusion： Financial Abandonment in British and the United States[J].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1995，20（3）：312～341.
[2]李涛，王志芳，王海港，谭松涛.中国城市居民的金融受排斥状况研究[J].经济研究，2010（7）：15～30.
[3]王修华，邱兆祥.农村金融排斥：现实困境与破解对策[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0，（10）：47-52.
关键词: 大学生 性别倒错 影响因素 质性研究
“男性”“女性”是根据生物学特征对人类群体的基本界定,个体一出生就被纳入到这两个大的社会范畴中。在成长的过程中,个体逐渐获得了他所属社会所规定的,适合于某一性别的个性特征、行为特征与社会功能,并以这种关于性别的社会文化标准去指导自己的行为,评价他人的行为。这个将生物学的性别与社会对性别的要求融入进个体的自我知觉和行为之中的过程就是区分性别角色或性别定型化的过程[1]。本研究所指的“性别倒错”是指在性别定型化的过程中男性女性化或者女性男性化的现象,是性别定型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偏差。
近些年来,性别倒错者日益增多,性别倒错现象也引起了媒体及研究人员的重视,但是这些相关研究和报导仅是从感性层面论述这一现象的严重性,而对其成因并未进行深层次的探讨。我采用量表测量及访谈法,通过对6名性别倒错个体深度访谈,对访谈文本进行分析,探讨性别倒错现象形成的原因,以期为个体良好人格的形成提供一定的指导,为性别角色教育提供一定借鉴。
一、性别倒错是如何形成的
性别倒错形成受家庭因素、学校因素、社会文化因素、自我因素四大因素影响;父母期待、自我认识、父母个性特征、对两性性别角色的认识、同伴、亲子关系、父母教养方式、玩伴、消极自我调节是主要影响因子。
1.家庭――性别倒错形成的最重要因素
在得到的主要一级编码中,父母期待、父母个性特征、父母教养方式、亲子关系都属于家庭因素的范畴,这无疑证实了家庭因素是导致性别倒错形成的最主要的因素。精神分析理论及社会学习理论都可以对此作出解释。父母个性特征直接影响其对子女的期望及教养方式。男性女性化个案中父亲均表现出“随和”“温和”等特点,而母亲多具备“强势”“脾气不好”等个性特征。父母积极正确的期待和引导对于个体性别角色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本研究个案中父母对子女或者无期待(多体现在男性女性化个体),或者对子女的期待不符合其自身的性别(多体现在女性男性化个体)。父母的教养方式对孩子性别角色的形成和发展产生直接的、最初的也是最有力的影响。本研究个案的父母以专制型或放任型的教养方式为主,子女的事情多为自己做主,家中事务的决策也较少征求子女意见。亲子关系对个体性别角色形成有重要影响。本研究个案小时候较少与父母生活在一起,多由隔代抚养者抚养长大。且在成长过程中,父亲较少承担教养责任。
2.同伴――性别倒错的重要影响者
班杜拉的观察学习理论认为,观察者和榜样在年龄、性别等方面越相近,越易被模仿。同伴在年龄、经历等方面与学习者都有相似之处,所以同伴行为更容易被理解和接受,也容易激起他们模仿和学习的兴趣。本研究个案在访谈中多表示自己的玩伴多为异性,对异性玩伴的观察和模仿,会导致对异性性别角色的认同,久而久之,就会将异性的行为方式等内化到自己的性别图式中。
3.自我因素――性别倒错形成的重要内因
对两性性别角色的认识、自我认识及消极自我调节也是主要的一级编码,属于认知因素的范畴,这也揭示了认知因素作为内因在性别倒错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个体通过对自我的认识,在外界诱因(如父母期待)的作用下,形成自我期待,通过正确的自我调节才会形成正确的性别角色。本研究个案自我认识的模糊性、父母期待方向的偏移及自我调节的消极性必将导致性别倒错的形成。本研究中个案对自己的性别角色没有清晰的认识或者较晚认识到自己的性别角色,对符合自身性别的行为方式认识不明确,导致性别倒错的形成。
二、性别倒错形成的特征
1.复杂性
通过对访谈文本的深入分析得到的编码可以看出,家庭因素、学校因素、社会文化因素及自我因素是导致性别倒错的四大影响因素,这表明性别倒错的形成不是某一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这种交互作用揭示了性别倒错形成的复杂性。
2.差异性
个体性别倒错的形成均受到四大因素的影响,但是对于不同个体而言,不同因素的重要性是不同的。因此,性别倒错的形成又具有个体的差异性。
3.早期性
对本研究个案进行深度访谈发现,被试在家庭方面提及较多,而且表示父母对自己的影响、要求多在学龄前,“长大之后就没什么要求了”;对于学校生活的各个阶段提及不多,不管是老师还是同学,觉得“对自己没什么影响”,有影响也是对自己学习成绩等方面的影响,而对性别角色方面的影响基本没有。因此我认为,性别倒错的形成是源于儿童早期。上述结论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弗洛伊德认为人格发展在5岁左右就基本定型的观点。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认知因素的作用,如若个体具备积极的自我调节,还是可以回到正常的性别认同的轨道的。本研究个案没有采取积极主动的自我调节,“不刻意去改变,顺其自然”,因此导致儿童早期形成的性别倒错现象的不可逆转。
参考文献:
[1]李少梅.幼儿教师性别特质与心理健康的调查研究.教育科学研究,2004,1:47-49.
[2]Hill C E,Thonpson B J,Williams E N.A guide to conducting consensual qualitative research[J].The counseling psychologist,1997,(25).
[3]夏小燕.中学生家庭因素对其性别角色影响的跨文化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4]洪显利,冉瑞兵.班杜拉观察学习理论对家庭教育的意义.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0,5:15-18.
[5]刘杨等.流动儿童城市适应标准的研究.应用心理学,2008,1:77-83.
[6]李曙光,郑燕.父母教养方式对儿童双性化发展影响的研究.石家庄学院学报,2006,3:99-102.
[7]上官子木.当代儿童的早期性别角色社会化.青年研究,2000,7:44-48.
关键词 运动app；传播效果；使用与满足；app优化
中图分类号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5）134-0128-01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科技不断发展，尤其是自2010年以来，以苹果、三星等品牌为主的大屏幕智能手机，以及ipad和平板电脑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关注，拥有智能手机的人越来越多，与之一同兴起的还有安装在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里的应用程序――app。人们热衷于下载各种各样的app，例如视频客户端、新闻客户端、小游戏、实用生活小技巧以及一些运动类的app。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生活的需求也越来越高，尤其是现在生活压力比较大，身体素质降低，肥胖问题、大气污染等，都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这些都引起了人们多健康和运动问题的关注，人们也非常迫切的想了解这方面的信息。其中运动类app就是一种方便经济获取运动健身信息以及促进健康传播的一种方式。受众使用运动app受到的影响，也就是运动app的传播效果是研究的核心。
受众群体是研究的核心要素，初步调查使用运动app的人群集中在15-32岁之间，35岁以上对运动app的使用逐渐减少。所以本次调查抽样从15-32岁的受众群中随机抽样300人，按照男女比例1：1进行问卷调查。
通过277份有效问卷获得以下分析。
受众性别情况：
受众使用运动app的现状：
受众使用运动app的频率：
根据受众使用运动app和使用频率的调查结果，能保证每周使用运动app，1～2次的高达50%，也就是被调查的人群中平均每两个人就有一个人可以达到每周都使用运动app，可以明显看出运动类app的巨大市场，而且市场调查机构IHS报告称，运动app下载量将从2012年的1.56亿次增长至2017年的2.48亿次，增长率为63%。
运动类app种类繁多，功能也不同，有跑步类型的、健身增肌、仰卧起坐、腹肌训练等等，根据此次调查得出受众喜爱的运动app如下：
我们的调查中高居榜首的是NIKE+RUNING，有33%的受众使用这款app，其次是咕咚，也有15%的受众选择咕咚运动，咕咚运动和NIKE+RUNING使用人群比较集中，乐动力的使用率也有12%，且都是跑步类型的app，可以看出目前跑步类的app是比较受欢迎的，其他还有薄荷爱瘦身，它的使用者也有9%，多数是女生选择的，这款app有食物库，可以测算食物的热量，想瘦身的女生比较钟爱这类app。
在调查中大部分人认为运动app可以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也起到了很大的辅助作用，可以帮助他们计算跑步的速度、时间、消耗的卡路里等，从受众的反馈中也可以看的出运动app确实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便利。问卷调查的最后一项内容是：您认为您所使用的运动app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这一问题的回答率高达98%，整合内容如下表。
运动app在使用过程中的广告植入，尤其是将广告放置在极易触摸到的地方，不仅会导致用户意外流失手机流量而且造成使用的困扰，这也是在调查过程中受众普遍抵制的现象，比例占到24%。同时，20%受众对运动app界面不满意，希望能够界面能够更完美；15%的受众希望运动app的运动内容能够更加丰富化，例如跑步app可以增加热身运动以及运动放松的内容；22%的受众希望运动app能够更加准确纪录运动内容，提高定位的准确性，更科学严谨；5%的受众认为运动激励机制有待提高，希望能够多多鼓励，比如一些提示性的语言等；5%的受众觉得认为通过对软件评分才能继续使用软件的行为，会让使用者产生厌烦的感觉，也会说失去对软件的兴趣，从而选择其他类似的替代品；5%也有受众希望运动尤其是跑步可以提供一些马拉松或者跑步的比赛信息，运动能够有难度等级的区别，能够针对性别进行优化等等。
本次调查以传播学中的“使用与满足”理论作为理论基础，从调查中可以看出，使用跑步类型的app的居多，运动app的选择也会因目的、性别等因素的不同而不同。要使某款运动app能够在广阔的app市场中生存下去而且能够受到广泛的关注，app制作商最根本的着眼点就在于“受众需求”，满足了消费者需求，就能赢得更广泛的市场，本文给出以下建议。
1）跑步类app的定位应该更加准确细致。跑步app是目前比较受欢迎的，要想在众多跑步app中脱颖而出，就应该寻求一定的突破，受众希望跑步记录准确、定位准确，同时应该设置合理的激励机制，多鼓励，少刺激，使得用户可以继续坚持。
2）运动类app应该更加专业化、增强对受众的针对性。除了跑步类型的app，还有专门练腹肌、瘦腿、瘦腰、仰卧起坐、平板支撑这些动作的app，受众需要专业化、系统化的训练，这类app不仅要有标准的动图，而且要配有有节奏的音乐和口号、鼓励的语言。除此之外，有难易程度、级别的设置也可以让运动更加系统化，由简到难也可以提高用户的信心和对软件的兴趣。
3）广告植入不可避免，但尽量不要影响受众的使用。广告植入是app盈利的一个重要手段，运动app多数是免费的，如果没有广告的植入，运动 app难以为继。但广告的存在确实也给受众带来了很多不便，因此可以考虑将广告设置为非链接式，广告可以出现在开始界面，运动开始以后或者间隙时不要再出现，避免因广告导致运动中断。
参考文献
[1]龚琼.健康健美类App传播研究――以iOS系统为例[D].华东师范大学，2014.
[2]王艾莎，李双玲.浅谈移动软件应用程序与体育运动发展及体育文化传播[C]//体育社会学与社会变革中的挑战――2014年世界体育社会学大会暨中国体育社会科学年会论文集.2014.
[3]裴旭强.路跑加速 运动类APP胶着战[N].中国经营报，2014-11-17.
[4]徐伊宁.用App软件来辅助运动[J].成才与就业，2014（11）.
[5]孙望艳.手机新闻客户端“使用与满足”研究[D].天津师范大学，2014.
[6]张晓瑞.移动社交网络的传播学研究[D].北京邮电大学，2013（3）.
[7]宋琳琳.网络媒体使用与满足形态研究[D].大连理工大学，2009.
[8]曹钦，原辰辰.“使用与满足”理论文献综述[J].东南传播，2013（12）.
[9]新媒体环境下“使用与满足”理论的转型研究[C]//第三届华中地区新闻与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论坛获奖论文.2012.
[关键词] 社会调查 问卷调查 问卷设计 边界
[中图分类号]c0；C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07―0049―05
一、对问卷调查功能的本土化反思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对于问卷调查方法的本土化反思和讨论非常热烈，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角度。首先，问卷调查的真实性开始成为一个问题。潘绥铭在对问卷调查法与个案访谈法的比较中进行过“社会调查，何谓真实”的反思。杨心恒等人指出了社会学研究对象的模糊性与实证主义计量方法的局限性，主张将模糊数学引入社会学研究的必要性。郭淑华认为文化主位和文化客位对调查结果的真实性具有影响，是现代社会调查振兴所面临的挑战之一。
其次。从本土实践来分析问卷调查的功能。林斌、王文韬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社会学经验研究论文的内容分析反思了当代中国社会学经验研究及研究方法。邓锁、风笑天对20世纪90年代社会学核心刊物上发表的问卷调查研究报告的解析和评价表明：我国问卷调查研究在研究方式、抽样方法以及研究主题三个方面都有发展和不足，并对问卷调查研究领域中存在的定性与定量的对立、理论与方法的对立进行了反思。方长春从方法论和本土实践两个角度出发，探讨了调查研究作为社会研究一种方式的局限性。蔡禾、赵巍根据当时中国社会学发展现状指出，实证研究不等于经验层次研究，实证研究的方法是多样的，绝不可把实证研究方法简化为问卷调查方法。刘少杰主张中国社会学应从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束缚中解放，进行社会学思维方式的变革。张兆曙认为中国社会学研究中存在着“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传统与现代”等二元对立的研究范式，这种范式在方法论上导致了社会认知的抽象化、简单化和社会实践意义的缺失。
最后，中国国情受到了重视。边燕杰等学者指出，国内社会学研究者藉以研究本土社会的主要理论与概念，基本上是对西方的借鉴和移植。这带来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语言问题”，即由于大陆社会与西方社会的语言与文化的差异，在收集资料时往往失去测量的效度。再者，中国大陆调查研究的许多概念直接泽自两方，而汉语语言中对应概念的缺失也是调查研究中的一个可能障碍。另外，研究工具的借用也可能使得调查研究在本土研究中表现出局限性。有学者还对2003年在中国进行的《中国综合凋查》进行了反思性的介绍，从问卷设计、调查实施和资料整理等方面列举、讨论、总结了中国社会学者从事抽样调查的实践经验和问题。
在上述反思中，集中于方法论层次上的人本主义与实证主义之争的论文偏多，而对于社会学主流研究方法的问卷调查尚缺乏“论方法”这一中程理论层次上的反思。本文愿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专门讨论问卷凋查的适用范同这样一个“起点”问题。笔者认为，问卷调查应该分为最基本的两类。一是描述凋查，就是要了解某个现象的情况，主要是要获得该现象的绝对数、相对比例和分布状况这样三种数据。二足以此为基础发展出来的检验调查，就是事先提出假设，然后通过统计分析来检验这些似设。
二、描述调查：不可能“发现”未知现象
尽管是描述调查，但是它的唯一功能，其实仅仅是“查明”而不可能是“发现”。因为我们只能统计出那些我们已知的情况究竟有多少，不论绝对数、百分比还是分布状况；而那些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从一开始根本不可能设计到问卷中去，还怎么去“发现”?或者说，我们只能调查那些能够给出明确定义的现象的状况。这是由问卷调查的性质所决定的：我们已经知道了什么，才能去问人家什么；反过来，我们不问什么，人家就不可能回答什么。那么我们怎么可能从被调查者的回答中发现哪怕是一个原来我们不知道的新现象呢?我们所能够做到的仅仅是查明已知现象的情况而已。例如“中国农民中已经有20％的人进城打工了”这样的结果之所以能够被调查和统计出来，就是因为调查者已经知道了农民中有人进城打工，仅仅是不知道有多少而已。如果连什么人进城打工了都不知道，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应该去调查农民呢?同样，如果仅仅去调查农民，我们就不可能发现那些从小城市到大城市来打工的市民究竟有多少这恰恰是因为我们唯一能够做到的，仅仅是查明那些自己已经知道的情况。
说到底，即使是仅仅为了进行数量调查，就是仅仅计算一下有多少人在做什么事情，我们也必须事先知道那个“事情”在实际生活中的定义是什么，否则，被调查者就连我们究竟在问什么都听不懂。例如，如果要调查发生过“”的人数，那么我们至少需要知道，在实践中这种活动中究竟包括不包括金钱交易呢?如果连这也搞不清楚，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在调查结果里面包括没包括那些的人呢?所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问卷调查不但不能发现任何未知的现象，也无法查明我们不够了解的现象的进一步情况。那么，为了得到一个明确的定义所进行的调查是不是“发现”呢?例如，究竟什么叫“”不是也可以使用问卷调查来确定吗?这样做是可以的，但是仍然不得不遵守“只能查明已知情况”这一定律。因为我们自己首先必须提出“元预设”，哪些现象可能被人们认为属于“”，然后才能去问。因此，我们的调查结果只能查明哪些假设在多大程度上被调查对象所认同，却无法获知还有什么我们原来不知道的情况。
三、检验调查：不可能进行“探索”
虽然没有任何文献评论过，但是一种被美其名日“探索分析”、“数据开发’’的研究实践不仅在我国社会学界普遍存在，而且得以发表的论文颇多。这种所谓的‘‘探索”主要有两种形式。其一，首先做出一个毫无相关假设设计的问卷，甚至根本就是“想到什么就调查什么”，然后在获得数据之后，随意地找出一些变量来，使用某些统计方法进行相关分析。万一真的看到一些“有意思的”分析结果，就认为这是一个“发现”，好像自己原来真的就这样假设过。其二，有些研究者使用二手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但是并没有去了解问卷的设计者当初究竟提出了哪些相关假设、控制假设与统计假设，也不清楚人家究竟为什么要如此设计整个问卷(如为什么包括这些提问而不包括那些)，仅仅是从中抽取了某些自己感兴趣的变量，或者把人家原来设计的变量重新进行排列组合，进行相关分析，倘若碰巧得到了“有意思的”统计结果。就作为自己的发现而发表，这绝不是“探索”而是“玩儿统计”。前者是“事后假设”，后者是“替人假设”，都是社会学研究的大忌。它们不仅未实现任何意义上的“探索”，而且会严重误导自己与读者，贻害无穷。这轻则是学术水平问题，重则是学术道德问题。
1.“事后假设”的要害。社会学的问卷调查只能对已有的假设进行检验，却无法探索已有假设之外 的任何相互关系。但是我们也仍然只能探索一下，在我们所设定的假设一检验的框架之内，各种因素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如果我们随意抽出任何两个变量做相关分析，那么就是“事后假设”。即使有什么结果也必定是残缺条件之下的扭曲结果。例如，在我们的性调查中，询问了许多个人的基本情况，在统计中我们无意中看到，被调查者的身高与职业存在着显著的相关。但这为什么不能成为一个“发现”呢?因为如果我们原来就假设身高与职业是相关的，那么就应该按照这个相关假设对这两个变量进行一系列的设计，如职业究竟应该如何划分才是一个大问题，因为不同的职业划分方法就会带来不同的检验结果。另外，我们还必须设计出多种可能存在的中间变量，如地域差别、健康水平、就业时期、自主意愿等，否则，身高与职业之间就很可能是虚假相关。可是，我们的调查并不是要研究这个问题，也从来没有进行过上述的任何设计，因此无论我们看到了什么“有意思的结果”，都不能作为一个“研究发现”来使用，充其量只能是给另外一个新的相关假设提供一些基础资料。
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几乎每一个社会学的调查都会问到“五朵金花”(性别、年龄、文化、职业、收入)，而且这样的调查非常之多。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仅仅从中抽取任意两个变量进行相关分析就可以得出“研究结果”，作出“性别与收入相关”、“职业与年龄相关”这类的结论?这显然不可以，原因仅仅是因为我们原来并没有进行这样的相关假设，因此也就没有按照这个相关假设进行过任何设计，也就不会拥有检验这个相关假设所必不可少的那些提问与变量。
2.“替人假设”的失误。首先，从调查内容上来看，如果原设计者没有提出这样的相关假设，那么他就不会去包含与此有关的各种变量。可是“二手分析者”无论从中抽出哪两个变量来进行分析，都等于是事后自己提出了新的相关假设。这就需要调查那些与这个新相关假设有关的情况，否则就无法检验这个后来的相关假设。可是，原始数据里却不可能有这些内容，因此“二手分析者”哪怕是把人家原来的全部变量都纳入自己的分析，其结果也仍然是在因素残缺的条件下强行统计的结果，其价值与意义仅仅在于有可能给新的相关假设提供一些参考。其次，从提问的设计来看，“二手分析者”必须论证出原始变量的设计符合自己进行二次分析的需要，否则就不应该进行二次分析。例如，原设计者如果仅仅准备考察变量A和变量B与变量C之间的关系，那么他一定会根据自己的相关假设，把A、B、C设计成自己需要的形式，如有特定的时空限制，都是两极选项(是与否)等等。也就是说，ABC三个变量的这种形式，仅仅适用于假设“A和B都与C有关系”这样的原始设计。如果“二手分析者”直接去统计分析“A与B之间的关系”，那么你怎么知道变量A与变量B现有的时空限定与两极选项的形式，就一定适合于你来检验自己的新假设呢?也许，A与B都应该是五级分类才能够进行两者之间的相关分析。可是原始数据无法更改，结果第二位分析者不得不“强行统计”，得出一个非常可能失误的结果。
总之，笔者希望用极端的说法来引起讨论。使用二手数据，只能有两种用途：第一，遵循该数据原有的假设一检验的方向，通过对原有变量的转换、重新分类、派生等技术手段，发现其中所蕴含的原研究者所没有发现的结果。这其实就是进一步发掘数据，或者说仅仅是对于原研究者的拾遗补缺。第二，如果脱离原有的相关假设进行任何一种统计分析，那么务必首先论证清楚：这个二手数据为什么适合于对一个后来提出的相关假设进行统计分析；然后应该说明：二次统计分析的一切结果都仅仅在原始设计的框架之内才能够存在，绝不等于能够检验这个后来提出的相关假设。
总而言之，如果非要说检验调查具有所谓的“探索”功能，那么它也是严格限定在问卷原有的“假设一检验设计”这个范围之内，不可越过雷池一步。
四、问卷调查并非最佳选择
在决定采用问卷调查这种方法之初，我们应该考虑以下三个问题。
其一，是不是在“发明车轮”?在描述调查的问卷中，每一个提问都是针对一个具体的特定现象的，因此需要首先考虑一下：我们所要调查的那些具体现象是不是“大概率现象”?如果是，那么对于描述调查来说，我们只是查明了一些尽人皆知的情况，还不如不调查；对于检验调查来说，如果是大概率现象，那么无论把它作为目标变量还是解释变量，都会因为该现象的方差过小而丧失统计意义，大概率的反而就是小概率，道理是一样的，也不应该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来了解。在这方面，笔者有过教训，在2000年的一次全国随机抽样的调查中，我们曾经设置了一些对于性观念的提问，但是没想到，其中的3个提问竟然有极大概率的人持有同样的看法。例如，93.3％的人倾向于不同意“无爱也可以有性”的说法；有89，0％的人倾向于认为“丈夫有义务满足妻子”；有88.8％的人倾向于认为“女性也应该同样享受性生活”。这样一来，我们的这3个提问等于白费了，不但无法进行相关分析，即使是作为描述调查的结果也意义不大：如此普遍的情况，完全可以通过社会观察、文本分析等其他研究方法来获知与确认，还用得着费时费力地去做问卷调查吗?所以，我们不但必须考虑整个选题是不是前人已经研究过，还必须考虑我们的具体调查内容是不是“不调查也知道”。
其二，假设一检验了什么?在检验调查中，虽然研究者们都知道，如果假设被检验后是不相关的，也仍然具有认知的意义，可以避免后来人再走弯路，但是在问卷设计的实践中，大多数研究者却都倾向于努力设计出那些最可能相关的假设。这是因为，可能不相关的假设实在是太多了，我们无法做到哪怕是最低限度的穷尽。这就构成了检验式问卷调查的局限性：我们使用问卷调查来检验的那些研究问题，其实已经川其他方法得到了相当充分的认知，已经足以作出相当充分的解释，否则我们就无法设计出较好的问卷。邱么为什么还要使用问卷调查这种方法呢?原因在于至少在当今的中国社会学界，问卷调查、统汁分析这一套定量研究的方法具有不容置疑的主流地位，被认为是最科学的。
其三，为什么非要进行问卷调查?在初学者中，经常有人认为问卷调查是最高级的办法。但是，实际上它是一个最初级的办法，是一个无奈的选择。在中国，在很多现实情况下，其他方法很难运用或者成奉太高，所以我们才不得不采用问卷调查。例如，同样是研究以个人为单位的人类活动，行为学方法中有很多监测的成分，其研究成果的客观性更强。社会学只是因为做不到对大样本人群的监测，退而求其次，才做问卷调查，并不是说明问卷调查有多么高级。反过来说，如果我们研究的现象存在于小总体之内，而且并不需要随机抽样，那么我们运用参与观察、社区考察、定性访谈等研究方法，不但效果要远远好于问卷调查，而且可以作出更深度的解释。
这里涉及到方法论层次上的争论，本文不拟展开论述，只强调一点：即使仅仅是进行捕述调查，在选择调查方法时，也应该把问卷调查放到最后去考虑。
五、改进的建议：为被调查者(而不是为自己)而设计
第一，对于捕述调查。调查者不仅必须知道自己要了解什么，还必须知道被调查者能够回答什么。 除了根本拒答之外，我们应该把被调查者的一切不回答、错答与慌答，统统视为我们自己问卷设计的失误，这样才能进一步完善我们的设计。也就是说，我们是为被调查者设计问卷的，一切以他们的需要与便利为原则。以下是笔者在调查实践中的一些心得。
被调查者的生活实践的范围大致有多大?所询问的现象是否超出了它?被调查者有兴趣吗?在设计调查主题与任何一个具体的提问时，研究者当然是选择那些自己认为最重要的、最有意思的方面。但是，我们必须假设：绝大多数被调查者对于我们所要询问的问题，其实没有觉得有什么重要的，往往是既不关心也不感兴趣，并不希望知道这方面的情况，因为他们不是专业的研究者。
被调查者需要多努力才能回答?他们是否具有总结、提炼、归纳、感悟的足够能力?例如，直接询问任何一种“平均数”都是在考验被调查者的数学应用能力。如果我们在设计问卷时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一点，那么被调查者就很可能因为难于回答而放弃努力，干脆顺着调查员的意思作出虚假的回答。
被调查者是否可能借题发挥?一些被调查者可能具有表现欲，可能指桑骂槐，可能为了自我证明而作出不实回答。被调查者是否会感觉到问卷或者访谈者的言语带有强制性或者带有言外之意?例如“请您配合”这样的话，在一些敏感的被调查者听起来具有强制的味道，因为我们本来是没有权力要求人家配合的。
关键词：模糊语言；成果；新动向
中图分类号：H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2-0183-02
引言
模糊是客观世界中事物类别之间的一种客观性。美国科学家L. A.Zadeh于1965年首次提出“模糊集合”的概念，他指出：“在现实物质世界中遇到的客体经常没有精确规定的界限。”客观世界如此，反映客观事物的语言也必然会带有一些模糊性，可以说模糊性是语言的基本特性之一。由此，国内外的专家、学者纷纷展开了对模糊学的研究，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利用不同方法对模糊语言及其使用进行研究。本文通过对模糊语言研究的专著和学术期刊相关论文的总结分析， 试图对国内模糊语言研究进行一个多角度的描述， 并讨论其今后的发展趋势。
一、国内模糊语言研究的内容和成果
国内很多学者对模糊语言投以热切的关注，发表数以百计的论文。就内容而言， 国内研究可大致分为六个方面： 模糊语言学理论介绍和研究、模糊语言语用修辞功能研究、中外模糊语言比较研究、模糊语言性别差异研究等。
1.模糊语言学理论介绍和研究
国内在模糊语言学研究领域的主要著作包括伍铁平教授的《模糊语言学》，张乔博士的《模糊语义学》。“模糊语言学”是一门主要运用模糊集理论与现代语言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以语言各要素的模糊性为对象的具有交叉性和综合性的边缘科学。人类语言中许多词语所表达的概念都是没有精确边缘，即都是所谓的“模糊概念”（伍铁平，1999：47-48）。多长算是长，多短算是短？很难说清楚。这里的高和矮是相对而言的，即使这样，模糊语言并不影响我们传递思想的准确性和理解的明白性。究竟什么是模糊语？国内外学者们做出了十几种不同的解释。模糊语言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模糊语言”是指那些表达了事物类属边界或性质状态方面的亦此亦彼性、非此非彼性，即中介过渡性的词语。“广义的模糊语言”不仅指模糊语义，还包括具有亦此亦彼性、非此非彼性，即中介过渡性的语音方面和语法方面的现象，即模糊语音和模糊语法。
2.模糊语言语用修辞功能研究
模糊语具有较大的弹性，它可以增强语言在交际中的适应性、灵活性和生动性，从而可以有效提高交际水平。潘炳信认为，模糊语言在交际中承担的功能包括精确功能、避免尴尬功能、礼貌功能和自我保护功能。赵明炜等（2001）指出，语义模糊的语用功能主要包括提高语言表达效率和表达准确性、增强语言表达的灵活性，使语言更委婉、含蓄、礼貌、生动、形象。廖岸熙（2003）分析了广告英语中的语义模糊和句法模糊，指出模糊语言可以加强语气，达到夸张的修饰效果，可以提高表达的效率，增强语言表达的灵活性，还可以使语言表达更生动形象。董蝉（2006）指出新闻英语中使用模糊限制语能够提高表达的有效性和灵活性，使得新闻更客观可靠，同时可以避免说话绝对，帮助记者避免承担过多的责任，保护了事件中当事人的个人隐私。韩庆玲（1998）指出，模糊修辞能使言语富有美学效果，模糊言语含蓄、隽永、意味深长， 是构建文学创作含蓄美的重要手段，而且许多模糊性的修辞手法如比、兴等还能营造一种形象效果， 展现生动、形象的图面美。
3.模糊语言性别差异研究等
谭姝（2007）的硕士论文中指出，在模糊限制语adaptor（程度变动语）使用中，男女学生存在显著性别差异，女生的使用比男生频繁；在attribute shield（间接缓和模糊限制语）使用中，女生使用比男生频繁。朱景梅研究发现，女性使用模糊词语频率明显高于男性，总体平均使用频率无显著差异；男女对某些类型的模糊词语使用各有偏好。这些差异大多与人们在交际中习惯使用的语用交际原则有一定的关系。朱景梅对英语会话语料进行分析，指出女性比男性更多地使用模糊语是她们的会话策略之一，女性对含蓄表达程度的词语和遮蔽性词语的大量使用使得她们的语气委婉而间接，不会给对方太大的强制性。
4.模糊语言翻译研究
对英语模糊语的理解正确与否还直接影响到翻译的效果。有些学者提出采用意译或直译与意译结合的方式通过删减、增补等手段来处理英语模糊限制语；有的从多个角度论述英语模糊限制语的转译，如保留原语的模糊性的对应翻译、把原语的模糊性转为精确性、灵活变动处理英语模糊限制语等，以此来准确地传递原语的语用信息。卓振英（1997）针对诗歌翻译提出了“模糊化翻译法”，即在诗歌的某一特定模糊语义单位的翻译中，可直接从译文语言中寻找模棱两可，具有语义兼容性的语符， 也可以适当地使某一语义概念的边界延展至与另一个语义概念相交迭，从而构成“亦此亦彼”的特殊概念， 以负载多种含义。年晓萍（2011）提出采用留白的策略翻译模糊语言。
总之，近年来国内学者对于模糊语言的研究不断深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模糊语言研究进入了更高的层次。
二、国内模糊语言研究的新动向
国内模糊语言研究从理论进入到具体应用，从宏观研究到微观研究，其理论得到了升华，研究方法不断更新，研究内容不断丰富。
论文摘要:时代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使人获得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多的发展空间和机会。然而，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性别教育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传统的性别文化仍牢牢的束缚和限制着人的发展，这对现代社会中的幼儿的成长是十分不利的。因此，对在幼儿园进行合理的、适宜的幼儿性别教育提出了一些思考。
一次去一个幼儿园大班观摩游戏，主题是游戏材料与游戏的开展，给笔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却是一个关于“头巾”的细节。
在一个“餐馆”的区角游戏中，笔者注意到了老师为服务员准备的是可戴在头上的挺鲜艳的花头巾，为厨师准备的是白帽子。当三个幼儿(一女两男)走进这个区角后，三个人都拿起厨师帽戴在了头上。三人你望望我，我望望你，似乎想起了什么。一个男孩说:“没服务员呢!”女孩没说话，两个男孩一起叫女孩:“你去当服务员!我们戴那个花头巾又不好看!”女孩嘟嘟嘴，也只好去了。
看到这个场景，笔者比较深刻的体会到了游戏材料对幼儿游戏开展的影响，更吃惊于5~6岁的幼儿对性别差异、社会性别角色的初步理解。这问题引起了笔者的深思。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幼儿社会经验的限制(到外面餐馆吃饭看到的服务员基本上都是女性)，更主要的是受到了我们传统性别教育的影响。
当人一出生，就有了生理性别(sex)上的差异，与此同时，人们又赋予了他们社会性别(gender)上的不同期望。世界被鲜明的分为男性和女性。人们毫不动摇的坚信这一信念，并为维护这一区分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从家庭、幼儿园到整个社会大环境，幼儿无时无刻不受到传统性别文化的熏陶。孩子从出生以后，他或她就被期望拥有特定的行为模式:男孩是吵吵闹闹，不守规矩，喜欢捣乱的小淘气，他们穿素色衣服，打扮应该像个男子汉;女孩温柔可爱，顺从听话，她们可穿五彩缤纷的衣服，打扮应该像小公主。他们的社会角色及其身份早已为他们自身永恒的特征——“性别”所决定好了。男孩子头脑冷静，逻辑思维能力强，善于思考问题，时常动脑筋，勇于创新，擅长推理，有领导能力，适合搞科研，当科学家，当管理者;而女孩情感丰富，多愁善感，逻辑思维能力差，不爱动脑筋，但做事细心谨慎，因此适合服务性行业，适合留在家里，应当做家务。
一直以来，我们都抱着“性别适合”、“定型的性别角色”这些根深蒂固的概念，将其渗入我们的幼儿教育中。在这种教育下，儿童在幼儿时期就形成了他们初步的性别意识，这对他们以后性别角色的定位以及对社会角色的理解等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如现在常常听到“妇女回家去，给男人让出位置”这话，女大学生找工作难等现象，这些问题其实早在女孩的童年就存在了。因为当孩子一出生，社会对男孩女孩提出不同期待时，这种不公平就开始了。并随着旧的传统的性别教育的渗入而加强。当男孩女孩长大时，社会的要求已经内化为自我要求，再呼吁女性可以有能力和男性工作一样好，已经晚了。我们在上述游戏中看到的情景，就已经被烙上了传统性别观念的印子。
但是，男女之间某些天生的差异与优秀的男性和优秀的女性之间的差别及对其社会品质的不同期待有必然的联系吗?没有人能肯定这个事实。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提高，和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加深，越来越多的女性受到了良好的高等教育，走出了家门，从事于各行各业，甚至有许多的女性开始从事人们传统性别观念中只有男性才能做好的事。用传统的性别观念将男女分成的两个孤立的性别团体在现代社会的现实中开始频繁交集，而不是像人们所想象的像两条平行线，永远分开，没有交点。而我们的教育的一个直接目的就是要激发学生学习动力，鼓励学生自由思考和大胆想象，让各种爱好和兴趣处于活跃状态。但是，我们传统的性别期待限制了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限制了个人广泛丰富的经验的获得。比如上面提到的区角游戏，男孩认为服务员应当是女孩当的，他们就不能获得当服务员角色的经验体验，而女孩也就很少有机会体验当厨师的滋味了。这不符合现代教育的要求。
让人担忧的是，当前幼儿园从课本教材、童话故事、幼儿读物、游戏材料等等方面无不渗透着刻板化、固定化的传统性别文化。同时，我们的保教人员也在通过幼儿园的各种活动隐性地向幼儿传递着她们守旧的传统性别观念。这对现代社会下的幼儿的培养和发展是十分不利的。那么在当前现实情况下，幼儿园怎样进行合理的适宜的性别教育呢?
一、转变传统的性别观念，给幼儿提供宽容的发展空间。
在审视传统的性别观念时，我们并不否定男女是存在差异的，特别是在生理上。然而，将男女性别角色固定化和定型化却是不合理的。不应该抱定成见认为他或她应当怎么样，而应转变观念，通过教育这一途径，充分挖掘他们各自的特长，给男女幼儿创造平等的发展机会，让他们充分、自由、全面的发展，让他们都能最大限度的获得丰富多彩的经验体验。
男性和女性都不再被划定在各自狭窄的发展空间中。我们的幼儿园工作者特别是一线的保教人员更应该从幼儿心理差异出发鼓励男孩子细心，动静结合;鼓励女孩子勇敢坚强，多做探索。鼓励孩子们都能尽量多的做不同的尝试，获得多种社会角色体验，增进对人、人生和社会的理解。这样，男性和女性均能生活在广阔的天地中，让个体的思想之花自由绽放。
二、慎选幼儿教材和幼儿读物。
教材从来都被社会看作为权威的正面的文化资源，它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儿童的成长。当然，“不仅是教材，还有其他性别文化来源，如父母教导，学校教育，大众媒体，同龄群体等都影响着儿童对性别的认知”。①但在幼儿园，相对幼儿来说，教师使用的教材和幼儿翻阅的读物，应该是幼儿在幼儿园性别认知的最主要来源。根据北京师范大学史静寰教授主持的“对幼儿园，小学，初中和成人扫盲教材的性别分析”课题的第二阶段研究成果表明，在幼儿园现行的教材中，表现出来的男性和女性的优缺点，已经被渗入了传统的性别观念。如男性优点多表现为聪明能干，诚实勇敢，有责任心，独立性强等;女性多表现为勤劳，温顺，心地善良，听话等;男性缺点多表现为不遵守纪律，调皮，霸道，贪玩，马虎，吵闹，玩危险游戏等，女性缺点多表现为贪心，凶狠，爱哭，软弱，需要保护等，性别沟壑开始出现。“在幼儿读物中，他或她阅读的是传统的性别角色期待。男孩和女孩主人公都需要面对一些考验，克服一些困难。但对女孩常常是家务劳动的考验，对男孩则是要闯世界，要拯救别人。童话中与孩子相伴的永远是母亲(如《小蝌蚪找妈妈》、《小红帽》、《小兔子乖乖》等)，需要被勇敢执着的男性拯救的永远是柔弱的女孩(如《灰姑娘》、《白雪公主》、《睡美人》等)。”②在对男孩、女孩的特征、能力、责任等方面，存在着明显不同的角色期待。因此，我们在选教材，幼儿读物时，就更应该小心谨慎，通过教师的“师释文化”的教育过程来挑战传统的性别角色对男孩和女孩的精神束缚，建立平衡的多元的男女性别形象。尽量使教材和幼儿读物反映出来的性别特别是女性的职业要多样化，而非某一性别职业单一化和固定化，比如母亲也有当警察的，当科学家的;反映出来的角色的精神品质丰富化，比如父亲也常做家务，细心的照顾幼儿，母亲也经常看报，关心国家大事，遇事镇定等等。
三、精心设计幼儿游戏，注意游戏材料的投放
幼儿游戏的设计在教师的不经意中，其实已经隐含了我们幼儿工作者的性别意识，对幼儿的性别认识起着强化的作用。比如每一个幼儿园都在玩的“娃娃家”里，幼儿开始模仿传统的性别角色。一般都是女孩当“妈妈”，男孩当“爸爸”。“妈妈”是要在家里煮饭带孩子整理屋子的，如果“妈妈”不做家务，跑出去玩，就会被认为失职。而“爸爸”是要出去工作的，回家就是吃饭，休息。这无形中就将“女性的职责是在家里”等观念沁入幼儿的心里了。而笔者在思考，我们的教师在设计此游戏时是否能保持一定的性别敏感意识，根据现实情况稍稍做一些改动呢?比如，“爸爸”“妈妈”都可以出去上班，孩子可请“保姆”带，也可请“爷爷”“奶奶”帮忙照看。“爸爸”有空时也要帮忙带孩子，做家务，“妈妈”也可以出去办事。再或者，当幼儿玩娃娃家比较熟后，教师可否根据观察，建议男女幼儿互换角色，女孩尝试一下“爸爸”角色，男孩尝试一下“妈妈”角色呢?这样也许更有利于幼儿获得丰富的角色体验，扩大狭隘的性别认识。
另外，我们要特别注意游戏中游戏材料的投放。就如文章开始提及的关于“餐馆”的区角游戏，若“服务员”的标志不是这么性别化，不是做成戴在头上的鲜艳的花头巾，而是做成比较中性的挂在胸前的标志牌或其他什么的，发生在这个游戏中的情景会减少。至少，它不会给幼儿游戏带来性别意识上的潜意识的影响和强化。所以我们在设计和投放幼儿游戏材料时要注意到是否会加强幼儿的性别意识分化和性别角色刻板化。
四、加强家园联合，共同促进幼儿性别认知的健康发展。
勿庸置疑，家庭中的性别教育对幼儿性别认知的形成和发展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从某一方面来说，也许更甚于幼儿园的性别教育。要对幼儿进行良好的性别教育，我们就必须使家园联合，实施共同一致的幼儿性别教育。在转变幼儿园工作者的传统的性别观念的同时，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做好与家长的沟通交流工作，尽量使家长也能转变旧的性别观念，明白幼儿在早期受到良好健康宽松的性别教育的重要意义。在家庭里父母以自身为榜样，从观念到实际行动上都能给幼儿性别认知的建立和发展一个宽松的环境以及尝试不同性别角色的机会，使幼儿性别认知能获得最大限度的优势发展。如果家庭性别教育和幼儿园的性别教育不一致就很难使幼儿建立起良好健康的性别认知，甚至会给幼儿性别认知的形成和发展带来困惑和阻碍。当然，要真正作好家园一致的工作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实际困难。首先，要使家长改变传统的性别观念绝非一日之功，特别是相对与年龄较大的爷爷奶奶就更是如此。其次，从观念转变到表现在实际行动中还要有一定的过渡期;还有就是现代的大量传媒如电视，家庭亲子读物等等无一不在向着家长渗透和强化着社会的传统性别观念。
事实上，在不经意中，我们的男孩女孩就开始了他们的社会化。当幼儿说自己的爸爸在家里做家务窝囊，没有当老板，挣不着钱，不伟大时，传统性别观念已渗入了刚刚开始人生的五、六岁的孩子的脑子中，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和担忧。幼儿需要新的性别教育，为此做出研究和探索已是刻不容缓。对于传统的性别文化，必须从婴幼儿时期就开始挑战。
①赵萍《教材中的性别文化透析》，china-women.com，2001/07/19。
②卜卫《女孩读一读，男孩想一想》，china-women.com，2001/07/19。
参考文献:
[1]李小江等.文化、教育与性别——本土经验与学科建设[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关键词 择偶复制；影响因素；社会学习理论；公共信息理论
分类号 B849
DOI： 10.16842/ki.issn2095-5588.2017.03.008
择偶对生存与繁衍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因而择偶一直是进化心理学的热点问题。有关择偶的进化学说可以追溯到达尔文的“性选择”理论，该理论认为除了自然选择之外，进化也可以通过性选择的方式发生（Buss，1985）。比如雄孔雀的漂亮尾羽正是性选择的结果，由于雌孔雀对有漂亮尾羽的雄孔雀非常青睐，雄孔雀的这一特征才得以保留并遗传下去。所以，性选择理论认为雌性在择偶时更具鉴别能力，雌性在选择配偶时的偏好甚至可能会决定物种的进化方向（Hrdy，2009）。
后来，Trivers（1972）提出了亲资理论，他认为在繁衍后代和抚育子女方式，雌性比雄性往往要有更多的投资。就人类而言，女性要经历孕育、分娩、哺乳等过程，而男性仅需要投资一次（王佳，2011）。正是因为如此，女性在选择配偶时更加地谨慎和挑剔，这与性选择理论中对于雌性在配偶选择过程中处于主体地位的观点不谋而合。从评估潜在配偶亲资能力的角度来说，男性最注重的是女性的繁殖价值，这些信息通过观察女性的外在特征即可获得（Hill & Buss， 2008），比如年轻、姣好的面容和较好的身材等等；而女性注重的是男性积累资源的能力以及对自己和后代是否愿意投资，这些仅仅通过外在的特征是无法获得的。
因此，女性会更加留意能够反映潜在配偶价值的信息，比如其他女性对他的评价是好是坏，并以此为根据来判断潜在配偶的价值。根据其他同性个体的选择来对潜在配偶做出评价的现象就是择偶复制，针对该现象的研究对于揭示个体在择偶过程中的心理特点，理解人类择偶行为和择偶策略方面有极大帮助。
1 择偶复制的概念
择偶复制是一种非独立性的择偶策略。所谓“择偶复制”就是个体在选择配偶时会受到同性别的其他个体的影响，而做出相同或相似的配偶选择的现象（Dugatkin， 2000； Dugatkin & Godin， 1992），也就是说在择偶的过程中存在着相互模仿和学习的现象，个体倾向于认为被他人选择的个体更有吸引力。择偶复制为人们评价潜在配偶提供了一种捷径，因为寻找合适的、品质佳的配偶是不容易的，个体需要耗费时间和经历去评估可能成为配偶的这个人，通过观察其他人对潜在配偶的评价和选择来对潜在配偶进行评估是一种更加高效且快速的方法。
择偶复制现象最早是Dugatkin和Godin（1992）在对于孔雀鱼配偶选择行为的观察中发现的。实验中被试孔雀鱼（雌性）对榜样孔雀鱼（另一条雌性鱼）的择偶行为进行了复制，被试孔雀鱼在两条雄性孔雀鱼之中选择了榜样孔雀鱼逗留过的那一只。之后在其他动物的择偶行为中也发现了这种现象，如鸟类――黑琴鸡（Hglund，Alatalo，Gibson， & Lundberg，1995）、日本鹌鹑（Galef & White，1998）、燕八哥（Freed-Brown & White，2009），鱼类――玛丽鱼（Witte & Ryan，1998），这些物种中的雌性个体并不是独立选择配偶，而是复制自己所观察到的其他雌性个体的配偶选择，即把其他雌性个体偏爱的雄性作为自己的配偶。
之后，有研究者发现在人类身上也存在择偶复制现象，进而展开了大量研究。比如在Eva和Wood（2006）的研究中，研究者向38位女性被试随机呈现10张男性照片（靶目标），并同时呈现这些男性的婚恋信息――单身或已婚，被试需要对这些照片上的男性进行吸引力评价。其中一半被试看到的是“单身”的靶目标，而另一半被试看到的则是“已婚”的靶目标。结果发现，被试对于被描述为“已婚”男性照片的吸引力评价显著高于被描述为“单身”的男性照片。据此，Eva和Wood（2006）认为，女性的配偶选择确实受到了其他女性的影响。
Jones，DeBruine，Little，Burriss和Feinberg（2007）的研究中首先向女性被试呈现8对吸引力相匹配的男性照片，被试需评价哪一张照片上的男性吸引力更高以及程度是多少；然后将这些男性照片与另外一些女性照片配对呈现，这些女性照片会带有中性或微笑表情并朝向其中一位男性。配对照片呈现完毕后，被试需重复开始的评价。结果发现，女性被试对微笑女性朝向的男性吸引力u价有所提高，而对中性表情女性朝向的男性的评价会降低。其他女性对于男性的偏好会影响女性对于男性面孔吸引力的判断就是择偶复制效应。
随着对择偶复制领域研究的深入，Bowers，Place，Todd，Penke和 Asendorpf（2012）发现择偶复制有两种，即“基于个体的复制”和“基于特征的复制”。以往的研究方向是，当一雌性观察到另一雌性（榜样）选择了某一雄性，随后观察者雌性对这一雄性会表现出更大的兴趣，即“基于个体的复制”，但这样带来的问题是极有可能出现同性竞争的场面。
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方法是将习得的、榜样人物喜欢的靶目标人物的特质，一般化到拥有该特质的其他个体身上（庄锦英，徐Z，张森，余菲，2012），这称为“基于特征的复制”，也有研究者称之为“择偶复制的一般化”。比如Little，Jones，DeBruine和Caldwell（2011）发现操纵人物的某一特征会产生择偶复制的效果，在实验中研究者人工控制靶目标人物的面孔特征，着重显示内眼角距离（宽眼距―窄眼距），并保持其他面部特征不变，再与两类榜样人物（高吸引力―低吸引力）分别配对呈现。结果发现，高吸引力榜样人物与拥有哪种特征的靶目标配对，被试就对哪种特征的靶目标产生偏好――即当高吸引力榜样人物与拥有宽眼距的靶目标配对呈现后，被试便对“宽眼距”产生偏好，反之被试便对“窄眼距”产生偏好。该研究结果表明，被试个体可以将靶目标人物的特征（内眼角距离）一般化到对某一群体的判定标准当中。
“基于个体的复制”可以让个体快速地锁定目标，复制榜样的选择。但是这并不是一个经济的选择，因为这有可能引发同性竞争的场面，而且在人类世界中，这种行为也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会受到他人的谴责。“基于特征的复制”则可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因此，人类早期发生的可能是“基于个体的复制”，但为了避免竞争和道德认识的发展，人类越来越趋向于“基于特征的复制”。
2 择偶复制效应的影响因素
研究者在证实择偶复制现象存在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探讨了各种因素对于择偶复制效应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被试的特征（包括年龄、性经验与性别），榜样人物的特征（包括吸引力、表情和性格），靶目标的特征（包括吸引力和恋爱经历）。
2.1 被试的特征
2.1.1 年龄与性经验
Dugatkin和Godin（1993）继续对孔雀鱼的择偶复制现象进行研究，发现年轻的鱼类会更可能多的复制年长同类的选择，而年长鱼类则较少受到年轻同类的影响。一般来说，年龄偏小的个体相对于年长的个体在性经验方面是缺乏的，年长的鱼类由于拥有更多的性经验，所以更加能够依靠自己的判断，而较少受年轻同类择偶行为的影响。
在人类的研究中，年龄和性经验对于择偶复制效应影响的结果有所不同。Waynforth（2007）的研究发现，个体所报告的恋爱次数和数量（性经验）与择偶复制效应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实验者认为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是性经验提高了女性对男性吸引力评价时的信心。因此她们在对异性做出判断时更多的是依据自主的判断，对外界信息的依赖相对较少。同时该研究者发现个体的年龄与择偶复制效应不存在相关，原因可能在于本研究中所选择的被试年龄基本都是在19～23岁之间，年龄范围过小。在Anderson和 Surbey（2014）的研究中则扩展了女性被试的年龄范围（17～40岁），发现年龄与择偶复制效应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即年龄越小越容易进行择偶复制，年龄越大则不容易择偶复制。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的感情经验也在增长，这样在判断一个人是否能够成为自己的另一半时就会依照自己的经验来做出选择，而不再受其他同性的影响。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年龄和性经验对于择偶复制效应的影响。年龄与阅历是对等的，年龄越大，所经历的人和事就越多，个体就会更多地依照自己的想法来做出判断，而较少受到别人的影响。同时，我们也看到即使个体的年龄小，但是性经验多，择偶复制现象也会减少。性经验提高了女性判断男性的信心，进而减少了由于信息不足而复制他人选择的现象。
2.1.2 性别
在关于择偶复制的动物实验（如鱼类、鸟类）中，研究者发现仅在雌性动物中存在择偶复制现象，雄性动物是会避免选择那些与其它异往过的雌性作为配偶的（FreedBrown & White，2009）。但在对于人类择偶复制现象的研究中，研究者的结论并未统一。
有的研究者认为择偶复制效应没有性别差异，不仅仅是女性，男性也存在择偶复制效应。Little，Burriss，Jones，DeBruine和Caldwell（2008）的研究发现，长期择偶策略条件下，和具有较高吸引力靶目标照片一同呈现的异性照片会获得更高的吸引力评价，这一现象的性别差异不显著，由此验证了择偶复制在两性中均存在。同样，Place，Todd，Penke和Asendorpf（2010）的研究中，通过让被试观看真实速配活动的录像，要求被试对异性做出长期关系和短期关系条件下的吸引力评价，结果发现速配活动中的榜样人物对靶目标表现兴趣时，无论男性还是女性被试均提高了对该靶目标的评价分数。
但在Hill和Buss（2008）的研究中发现男性不存在择偶复制现象，该研究选取了478名女性被试和369名男性被试，让被试观看三类材料（单独靶目标异性照片，靶目标与4个异性在一起的异性群体组，靶目标与4个同性在一起的同性群体组）后对靶目标吸引力进行评价。结果发现，女性被试群体存在择偶复制现象，她们通常对身边环绕着女性靶目标的男性评价更高；而在男性被试群体中并不存在这种现象，他们对于那些身边环绕着其它男性靶目标的女性评价分数非但没有升高反而会降低。研究者认为这是男性不存在择偶复制的证据。
通过以上研究可以发现，研究者都得出了女性容易出现择偶复制的这一结论，不同之处在于男性是否也出现了择偶复制。
首先，实验材料的不同可能是导致结果不同的原因，因为不同的研究并没有统一的实验材料，有的研究使用的是静态图片，有的研究使用的是择偶现场的录像。相比图片来说，录像更能反映真实的择偶活动，但是录像当中的音语调和非语言行为可能会影响被试的判断和评估，使得被试的评价有所不同。
其次，女性易出现择偶复制，而男性可能会出现也可能不出现，这可能与本文开始所提到的男女付出的亲资不同以及评估投资能力的信息是否容易获得有关。男性比女性的亲资少，且男性更容易获得有关女性配偶价值的信息，因而会比女性较少地面临因潜在配偶信息有限而产生的困境，也就较少发生择偶复制现象（庄锦英，徐Z，张森，余菲，2012）。
2.2 榜样人物的特征
2.2.1 榜样人物的吸引力
榜样人物的吸引力也会影响择偶复制效应，榜样人物的吸引力越高，越容易引发被试的复制效应。Waynforth（2007）研究了女性被试对于目标男性吸引力的评价是否会受榜样人物外貌吸引力变化的影响。实验请112名女性被试对46张男性照片在单独呈现和与其他女性（榜样人物）配对呈现的条件下分别进行吸引力评分。结果发现，当榜样人物外表更有吸引力的时候，这些女性被试更容易产生择偶复制行为。Little，Burriss，Jones，DeBruine和Caldwell（2008）通过Morphing技术改变了男女面部照片的男性气质或女性气质以增强或者减弱榜样人物照片的吸引力程度，最终得出在长期决策中，不管男性被试还是女性被试，当榜样人物照片具有较高吸引力的时候都会对异性给以更高的吸引力评价。
Yorzinski和Platt（2010）在研究中首先让女性被试对36张女性照片的吸引力和与36张照片的男性约会意愿做出评价（10点量表），然后将这36张男性照片和36张女性照片配对呈现，同时告知被试“照片中的男生与女生以前是恋爱关系，但是现在他们已经分手了”。观看完配对出现的照片后，要求被试用10点量表评价此时自己与照片中男生约会的意愿。实验结果显示，被试与照片中的男性（即目标）约会的意愿随照片中的女性（即榜样人物）吸引力的提高而提高。一般来说， 高吸引力代表着高分辨力（Chu， 2012），吸引力高的人在选择配偶时会要求更高，那么被高吸引力的人所青睐的目标肯定具有相当高的配偶价值，而吸引力低的人所做出的选择可能就没那么重要了。所以，当榜样人物吸引力高时，被试更容易发生择偶复制效应。
2.2.2 榜样人物的性格和表情
随着对择偶复制这一现象研究的深入，有研究者开始变换线索的呈现方式，即不直接呈现榜样人物的选择意愿，而是呈现榜样人物的表情或人格特点，观察其对择偶复制现象的影响。比如Jones，DeBruine，Little，Burriss和Feinberg（2007）在研究中向女性被试呈现男性面孔照片，并让被试评价照片中男性的吸引力，然后将男性面孔（前面出现过的男性）与女性面孔（微笑或者自然表情）配对呈现给被试进行观察，被试最后再次对这些男性照片进行吸引力评价。再评的评分减去初次评价的评分，为吸引力评分的提高值。结果发现，相比与自然表情女性配对呈现的男性照片，与微笑表情女性配对呈现的男性吸引力得分显著提高。研究者指出女性微笑的表情传达出的信息是对异性的赞许与肯定，被试对其身边男性评价分数的提高是择偶复制的表现。
Chu（2012）的研究在榜样人物的表情这一变量之上又加入了性格变量。在前观察期，40名被试要对16对吸引力水平相当的男性面孔进行评价，被试需评价哪个男性更加具有吸引力，并给出口头数字评分。然后请被试观察4张榜样人物照片，分别进行正面和侧面展示，同时熟悉其性格特征――宜人或不宜人。下面进入观察阶段，在本阶段被试会看到3张照片，中间是榜样人物的微笑或中性表情的侧面照（即榜样人物面向其中一位靶目标），两侧为男性照片。最后被试要再次评估16对男性面孔，告知被试面孔虽然一样，但可能不在与之前同样的那对中，所以需要再次评估。再次评估的分数减去开始时评估的分数就是择偶复制效应。结果发现，拥有微笑表情和宜人性格的榜样人物所观看的靶目标吸引力水平显著提高，而有非宜人性格的榜样对靶目标吸引力的评估几乎不会有任何影响。
由此可以看到榜样人物意愿的呈现方式不仅可以通过文字，也可以通过榜样人物的表情，这为之后的研究展现了一种新的材料呈现方式。除此之外，我们也看到榜样人物的人格吸引力同外表吸引力一样在影响着择偶复制效应，而且两者作用的方向是一致的，即榜样人物的人格吸引力或外表吸引力越大，择偶复制效应就越强。
2.3 靶目标的特征
2.3.1 靶目标的吸引力
除了榜样吸引力会影响择偶复制效应之外，靶目标的吸引力也会对其产生影响。Uller和Johansson（2003）招募97名女大学生被试，让她们与两名男士进行真实的互动交流。这两名男士，其中一名男士佩戴戒指，代表“已订婚”；另一名男士不戴戒指，表明“单身”，同时确保在交流过程中被试能清楚地看到他们的手上是否戴了戒指。交流完毕之后，被试会对与其交流的男士进行评价。结果发现，如果佩戴结婚戒指的男性吸引力水平高，择偶复制效应减小；如果佩戴婚戒的男性吸引力水平低，择偶复制效应则增强。
研究者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结果，可能是因为被试认为身体吸引力高的男性已被他人选择（佩戴戒指）是正常的。但是，如果对于吸引力较低、手上却佩戴着戒指的男性，被试则会认为该男性肯定存在某些“不为人知”的优点，进而对他的评价也变得更加积极。
2.3.2 靶目标的恋爱经历
靶目标的恋爱经历其实为被试提供了一种隐含的信息――“靶目标这个人有没有被别人选择过，被多少人选择过”，当中透露着靶目标和榜样人物之间有过恋爱关系这种关系状态，这里的榜样可能就是未展示出来的“前男友”或“前女友”。所以被试在呈现靶目标恋爱经历这一信息前后，对靶目标吸引力和择偶意愿的评价变化也属于择偶复制的范畴。
在Anderson和Surbey（2014）的研究中，研究者请123名女大学生评估单独一张男性照片或由1个、2个、5个女性（由轮廓代表）陪伴的男性照片的择偶意愿。其中有1个、2个、5个女性陪伴代表的是该男性有过的恋爱经历。结果发现女性普遍对有过1段或2段比对没有过恋爱关系的照片中的男性的选择意愿更高，但是对于有过5段关系的男性的选择意愿要低。
李亚萌（2014）的研究中也研究了靶目标的恋爱经历对择偶复制的影响，结果发现靶目标的恋爱经历影响择偶复制，有一次恋爱经历的靶目标最能引发择偶复制效应。
3 择偶复制的心理机制
3.1 社会学习理论
在上述Little， Jones， DeBruine和Caldwell（2011）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个体会学习榜样的选择偏好，将特定的外貌特征（宽―窄眼角）内化为一种标准，并对拥有特定特征的人有更高的吸引力评价。据此，他们认为择偶复制是一种社会学习，是个体学习、习得并运用他人的择偶偏好来评价潜在配偶的过程。
我国研究者庄锦英，徐Z，张森和余菲（2012）对此观点进行了补充，认为择偶复制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学习，但是这种社会学习的发生是有条件、有方向、高度情境依赖的，是一种适应性的社会学习，或者说是一种领域特异性的社会学习――是一种适应性的性选择策略。个体选择配偶时需要对配偶的质量进行评估，为了准确地评估，个体可能需要付出时间、精力或者其他代r，但即使是这样有时候也并不能很好地辨别这个人作为配偶的价值，而社会学习则为个体提供了一种快速且有效的途径来评估潜在配偶的价值，同时也不需要自己去尝试错误， 这体现了择偶复制的适应性意义。同时，择偶复制又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比如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发生择偶复制，性经验多的个体较少发生择偶复制，吸引力高的榜样或靶目标更容易引发择偶复制等等，这些则体现了择偶复制的领域特异性。
3.2 公共信息理论
Nordell和Valone（1998）则从信息的角度来对择偶复制现象进行解读，他们认为择偶复制其实是对公共信息（public information）的利用。所谓“公共信息”是一种间接的社会信息，由观察他人的行为或决定所获得，在这里的“公共信息”是指潜在配偶被榜样人物选择了。Nordell和Valone（1998）指出当判断潜在配偶品质存在困难时，其他同性个体的配偶选择可能包含了这一潜在配偶的品质的信息，通过观察其他个体的选择，就能获得关于潜在配偶较为准确的信息，降低选择错误的伴侣可能带来的代价，提高辨别能力。
我国研究者叶美玲（2015）为被试呈现了潜在配偶与榜样之间的两种关系状态，一种是朋友，另一种是恋人。结果发现被试对潜在配偶的评价改变在恋人关系条件显著高于朋友关系条件，被试认为被他人选择为配偶的异性吸引力更高，说明出现了择偶复制效应。之后，研究者给被试提供了潜在配偶的相关信息，包括有关专业、个性品质和兴趣爱好，再让被试评价两种关系条件下潜在配偶的吸引力。结果发现有潜在配偶信息的条件下，被试未表现出择偶复制。研究者认为当个体获得有关潜在配偶足够的信息后，可能会忽略配偶被他人选择这一公共信息，因而不再复制榜样的选择。这也从反面论证了择偶复制是个体在缺乏判断潜在配偶品质的相关信息的条件下才会发生作用，当个体获得了相关的信息时就会以自身的偏好来独立做出判断，而不是复制他人选择。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择偶复制其实就是个体在面对潜在配偶信息不足的情况时利用同性个体的选择这一信息来评价配偶价值或质量的一种适应性策略。在这个过程当中，个体通过观察同性个体的选择来获得潜在配偶的相关信息，并将习得的信息运用到自己的择偶过程当中，使得个体以一种低投入且十分快捷的方式来迅速分辨潜在配偶的品质，帮助自身高效择偶。
4 关于择偶复制研究的展望
二十多年来，研究者们对择偶复制现象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探讨了这一现象是什么、影响因素及发生的理论基础等等问题，不仅说明了这一现象的存在，明确了其对于动物和人类择偶过程的意义；也讨论了诸多因素是如何产生影响的，如性别、吸引力、年龄等等；同时阐述了择偶复制的心理机制。但是，就国内相关领域目前的研究而言，已有的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我国关于择偶复制的研究刚刚起步，研究范式和理论基础多来自于国外，所进行的研究多是重复验证，如何在国内更好地开展该领域的研究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其次，关于择偶复制的研究方法过于单一，多为实验室研究，可以考虑结合认知神经技术来深入研究；
最后，实验材料方面是需要改进的，以往研究多为呈现静态图片，生态效度有待提高。针对以上现状，提出以下几条建议。
4.1 结合中国的本土特征
目前对于择偶复制的研究多是基于国外的理论思路，但国内与国外的文化背景和择偶观念有所不同，未来的研究可以结合中国背景下的择偶特点，来探索中国特有的择偶复制特点，以及进行多文化背景下的比较研究。
以女性为例，西方婚姻观的价值取向是实践主义的原则的倡导和实行，遵循“个人第一主义”，所以西方女性在择偶时独立自由，喜欢探究新奇，富于冒险精神（庞果，2011）。而在中国，从古代开始女性进行择偶时就一直受到“门当户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约束，这些根深蒂固的观念不可避免地使中国女性在择偶问题上缺乏自由和理性。但是，随着社会的快速变迁、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以及个体的自我成长，现代的中国女性在进行择偶r更加自主（张海钟，刘慧珍，2010），这或许意味着在择偶时女性更加注重自己的想法，会综合多种因素来对潜在配偶做出评价。所以，随着女性择偶时的独立性提高，择偶复制现象的发生是否会减少以及中西方不同文化下的择偶复制现象是否有所不同等问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4.2 丰富研究方法
以往关于择偶复制的研究大多采用实验室研究，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了解某一现象出现的神经机制，但目前只有胡蝶（2014）采用fMRI技术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研究，通过不同的方式对潜在配偶的婚恋信息进行了展示，引起了两种形式的共情：
其一是当婚恋信息中榜样有不同表情（微笑或中性）时，被试所采用的是情绪-感知（情感共情）的形式，激活的是脑岛等相关脑区；
其二是当婚恋信息仅有线索上的差异（无线索或有线索，有线索指以文字形式告知被试照片中的女性对旁边男性是否感兴趣）时，被试主要采取的是认知-评价（认知共情）的方式，所激活的是扣带皮层（主要是前扣带和中部扣带）等相关脑区。
未来或许可以结合EEG技术，去探究不同年龄段的被试择偶复制特点，已有研究表明年龄越大，性经验越多的人越不容易发生择偶复制（Anderson & Surbey，2014；Waynforth，2007），EEG技术的加入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探索择偶复制的年龄效应。
4.3 提高生态效度
在过去关于择偶复制的研究中，大多都是给被试呈现靶目标的面孔图片，然后判断被试对于该照片吸引力评价的变化。
首先，图片上只有靶目标的面孔，这样被试所评价的只有这个人的面孔吸引力，这并不能代表一个人的吸引力，所以让被试对靶目标做出吸引力的判断并不准确。未来的研究中可以多提供关于靶目标的信息，比如靶目标的身材与面孔结合出现。
另外，择偶是一个生动的过程，如果只以观看照片来呈现这个过程，被试的参与感或卷入感会比较低，如果能够让被试观看真人互动（或录像），实验的生态效度会更高。在国外已有使用这种方法来进行研究的，比如Place，Todd，Penke和Asendorpf（2010）的真实速配实验范式和Uller和Johansson（2003）实验中要求被试与两名男士进行真实互动。在国内，目前只有梁晓燕，施露露和陈永香（2015）的研究中参考了Place， Todd， Penke和Asendorpf（2010）的范式，被试需要观看真实互动相亲类节目视频，然后评价对视频中异性的交往意愿。给被试呈现真实的相亲互动或者让被试进入真实的择偶场景，被试会有更高的卷入感，这种情况下的结果更加贴近生活实际，更具生态效度。
⒖嘉南
胡蝶 （2014）. 人类择偶复制的脑机制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华东师范大学.
李亚萌 （2014）. 榜样吸引力对女大学生择偶复制的影响. 硕士学位论文. 河北师范大学.
梁晓燕， 施露露， 陈永香 （2015）. 认知方式与性别对择偶复制的影响.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3（3）， 521-524.
庞果 （2011）. 中西方女性择偶观念差异之分析. 赤峰学院学报： 科学教育版， 3（1）， 57-58.
王佳 （2011）. 择偶复制现象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华东师范大学.
叶美玲 （2015）. 信息资源对择偶复制效应的影响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福建师范大学.
张海钟， 刘慧珍 （2010）. 女性择偶标准的社会历史变迁及当代走向. 邯郸学院学报， 20（4）， 90-95.
庄锦英， 徐Z， 张森， 余菲 （2012）. 择偶复制――一种适应性的性选择策略. 心理科学进展， 20（10）， 1672-1678.
Anderson， R. C.， & Surbey， M. K. （2014）. I want what she’s having. Human Nature， 25（3）， 342-358.
Bowers， R. I.， Place， S. S.， Todd， P. M.， Penke， L.， & Asendorpf， J. B. （2012）. Generalization in matechoice copying in humans. Behavioral Ecology， 23（1）， 112-124.
Buss， D. M. （1985）. Human mate selection： Opposites are sometimes said to attract， but in fact we are likely to marry someone who is similar to us in almost every variable. American Scientist， 73（1）， 47-51.
Chu， S. （2012）. I like who you like， but only if I like you： Female character affects matechoice copying.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52（6）， 691-695.
Dugatkin， L. A. （2000）. The imitation factor： Evolution beyond the gene （pp. 53-87）. New York， America： Simon & Schuster.
Dugatkin， L. A.， & Godin， J. G. J. （1992）. Reversal of female mate choice by copying in the guppy （Poecilia reticulata）.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B： Biological Sciences， 249（1325）， 179-184.
Dugatkin， L. A.， & Godin， J. G. J. （1993）. Female mate copying in the guppy （Poeciliareticulata）： agedependent effects. Behavioral Ecology， 4（4）， 289-292.
Eva， K. W.， & Wood， T. J. （2006）. Are all the taken men good？ An indirect examination of matechoice copying in humans. Canadian Medical Association Journal， 175（12）， 1573-1574.
FreedBrown， G.， & White， D. J. （2009）. Acoustic mate copying： female cowbirds attend to other females’ vocalizations to modify their song preferences.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B： Biological Sciences. 276（1671）， 3319-3325.
Galef， B. G， J.， & White， D. J. （1998）. Matechoice copying in Japanese quail， Coturnixcoturnix japonica. Animal Behaviour， 55（3）， 545-552.
关键词：职业院校；教师；组织承诺；调查
作者简介：康勇军（1976-），男，湖南永州人，广州大学华软软件学院助讲，硕士，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心理学；屈正良（1965-），女，湖南衡阳人，湖南农业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心理健康教育、教育心理学；康艳明（1973-），女，湖南永州人，湖南女子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教育经济与管理。
基金项目：教育部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重点课题“职业院校教师职业倦怠与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创新研究”（编号：DJA090263）和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重点课题“职业院校教师职业倦怠研究”（编号：XJK08AZC010）阶段性成果，课题主持人：屈正良。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2）09-0083-05
组织承诺（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是员工随着对组织的单方面投入的增加而不得不继续留在该组织的一种心理现象[1]。目前，研究者们已经区分出了三种不同形式的组织承诺，即感情承诺、规范承诺和继续承诺[2]。感情承诺是指员工由于认同组织潜在的目标和价值而持续为一个组织工作的强烈愿望；继续承诺是指由于个人认为离开某一组织付出的代价太大而在这一组织内供职的意愿的强度；规范承诺反映的是员工对继续留在组织的义务感，它是员工由于长期受组织影响形成的社会责任感而愿意留在组织内的承诺。组织承诺的影响因素包括组织因素和个人因素。组织因素包括岗位认同、组织发展前景、人际关系等。个人因素包括性别、婚姻、年龄、学历、专业知识及个性特征等。以往的研究表明，组织因素如岗位认同、组织发展前景和人际关系、福利待遇、个人在组织内的发展前景、晋升机会等与组织承诺正相关，学历和专业知识与组织承诺呈负相关[1]。
教师组织承诺研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与教师的工作行为的几个关键方面密切相关：（1）组织承诺水平高的教师更能坚守岗位；（2）组织承诺水平高的教师愿意为组织做出牺牲。Szilagyi和Wallace[3]指出:组织承诺是连接教师与学校的心理纽带,与教师的工作态度、工作表现和去留倾向关系密切,并影响学校组织的效益与效能。回顾文献发现，目前对职业院校教师组织承诺的研究较少，尤其是考察全国范围的职业院校教师组织承诺状况的实证研究更是缺乏。因此，探讨我国职业院校教师组织承诺状况，对于丰富组织承诺研究、提升职业教育教学质量以及提高学校组织绩效具有重要意义。
一、调查对象与方法
（一）一般情况调查项目
涉及被试的人口统计学信息，包括性别、婚姻、年龄、教龄、学历、职称、兼任行政职务、学校层次、学校区域、学校性质等内容。
（二）对象
在全国14个省市选取了36所职业院校，其中华东地区5所、华南地区5所、华中地区19所、华北地区2所、华西地区5所，包括中职学校14所、高职院校22所。从每个学校随机抽取30-50名任课或兼课教师，参与者共1600人，有效被试1237人。其中，男性549人、女性688人；20-25岁占7.9%、25-30岁占30.7%、30-35岁占22.1%、35-40岁占16.6%、40-45岁占13.6%、45-50岁占6.5%、50-55岁占1.7%、55-60岁占1.1%；初级职称占37.4%、中级职称占44.8%、副高级职称占17.0%、正高级职称占0.8%。
（三）研究工具
采用谭晟[4]编制的组织承诺问卷。选取该问卷的感情承诺、规范承诺和继续承诺三个维度来测评职业院校教师的组织承诺。该问卷采取五级评分法。本次测量的Cronbach’s a系数为0.89。
（四）施测与数据处理
采用集体施测，在学校领导的协助下在会议上向教师发放问卷并要求他们当场填写。在量表施测的同时获得被试的一般人口统计学资料，如性别、年龄等。全部数据采用SPSS13.0进行统计分析。
二、结果分析与讨论
为了能够全面考察职业院校教师组织承诺情况，本研究从人口统计学变量和总体水平两个角度对职业院校教师的组织承诺进行差异比较分析。具体如下：
（一）职业院校教师组织承诺的总体状况
从表1可以看出，职业院校教师总体上组织承诺处于中等水平。其中规范承诺维度和感情承诺维度得分均高于总体，而在继续承诺维度得分上低于总体。这反映出，一方面，由于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教师们比较循规蹈矩，强调职业道德，对履行合同规定责任的义务感较强，这也是衡量一个教师师德的重要标准。同时，由于教师认同学校的目标和价值观，对学校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另一方面，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打破了对工作单位转换的限制，教师的流动频率愈来愈高，加剧了学校与学校之间人才的竞争。在这种形势下，教师就会因为离开某一学校付出的代价不会太大而频繁地寻找新的组织。
表1 职业院校教师组织承诺总体状况
（二）职业院校教师组织承诺的人口统计学变量分析
1.性别差异分析。本研究结果表明，职业院校教师总体承诺（t=-0.21，P>0.05）和感情承诺（t=0.26，P>0.05）、规范承诺（t=-0.54，P>0.05）、继续承诺（t=-0.23，P>0.05）方面不存在显著性别差异。但从男女均值比较来看，女教师在总体承诺和规范承诺、继续承诺方面稍高于男教师。相较于男性教师，可能是由于女性教师要承担更多养育孩子的责任，容易发生教育教学工作的中断，诸多学校在招聘新教师的时候限制女性员工，导致女性员工进入学校的成本要高，离开某一学校的代价更大，她们一旦进入某个学校，就会因烦于寻找新的工作而一直从事同一份工作，从而表现出较高的组织承诺水平。从这一情况看，研究结果与Grusky[5]的研究结果基本相同。
2.学历差异分析。根据我国的情况，我们把学历划分为中专、专科、本科、硕士、博士五个等级。从表2中可以发现，职业院校教师总体承诺（F(4,1232)=3.06，P
表2 承诺总分和继续承诺因子上不同学历比较
注：*表示P
3.婚姻差异分析。本研究把婚姻状况分为未婚、已婚、离异和丧偶四个类别。由表3可知，职业院校教师总体承诺（F=3.69，P
表3 总体承诺和感情承诺上不同婚姻状况比较
4.年龄差异分析。从表4中可以看出，职业院校教师总体承诺（F(7,1229)=3.52，P
表4 总体承诺和感情承诺因子上不同年龄比较
5.教龄差异分析。从表5中发现，职业院校教师总体承诺（F(6,1230)=4.84，P
表5 总体承诺和感情承诺、规范承诺因子上不同教龄比较
6.职称差异分析。由表6可知，职业院校教师的感情承诺维度（F(3,1233)=3.97，P>0.01）和规范承诺维度（F(3,1233)=2.61，P>0.05）上存在显著职称差异。通过事后检验（LSD）发现，在感情承诺和规范承诺方面，副高职称教师显著高于初、中级职称教师。从总体承诺均值比较分析来看，副高职称最高（3.57±0.60）、初级职称最低（3.44±0.60）、正高职称（3.49±0.64）又比中级职称（3.45±0.60）高。这些与Meyer&Allen[2]、凌文辁等[15]、张晓珩[16]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Meyer 和Allen认为职称与组织承诺呈现正相关关系，职称越高的员工,对组织所投入的成本也越多,因而会产生心理上的调整,所以对组织承诺越高[2]。对于副高职称教师组织承诺得分高于正高职称教师，这种不一致可能与我国目前职业院校教师队伍现状有关。正高职称教师在职业院校还是凤毛麟角，是各个学校激烈争夺的高级人才，他们对于离开某一学校付出的代价并不是太大，而且很容易寻找到新的工作，所以其对组织承诺水平要低些。
表6 感情承诺和规范承诺因子上不同职称比较
7.兼任行政职务差异分析。从表7中可以看出，职业院校教师继续承诺（t=2.39，P
表7 是否兼任行政职务职业院校教师组织承诺t检验
8.学校层次差异分析。本研究依据我国职业教育实际情况把学校层次划分为中职、高职两个类别。由表8中可知，职校教师总体承诺（t=-4.14，P
表8 不同学校层次职业院校教师组织承诺t检验
9.学校性质差异分析。这次研究把学校性质区分为公办和民办两个类别。从表9中可以发现，职业院校教师总体承诺（t=4.87，P
表9 不同学校性质职业院校教师组织承诺t检验
10.学校区域差异分析。本研究的学校区域划分为省会城市的学校和非省会城市的学校两种情况。由表10可知，职业院校教师总体承诺（t=-5.06，P
表10 不同学校区域职业院校教师组织承诺t检验
三、小结
从总体上看，职业院校教师组织承诺处于中等水平。其中规范承诺维度和感情承诺维度均高于总体，而在继续承诺维度上的得分低于总体。在人口统计学指标上表现出以下特点：
（一）在承诺总体和感情承诺维度、规范承诺维度、继续承诺维度上，男女无性别差异。但在承诺总体和规范承诺、继续承诺得分上，女性稍高于男性。
（二）除了感情承诺外，总体承诺和规范承诺维度、继续承诺维度在学历上存在显著差异，中专最高、博士最低，专科高于本科，本科高于硕士。
（三）除离异和丧偶外，未婚教师和已婚教师在总体承诺、感情承诺上存在显著差异，已婚者高于未婚者。
（四）不同年龄的职业院校教师在总体承诺、感情承诺、规范承诺上存在显著差异，表现为：20-25岁者显著低于35-40岁和40-45岁者，25-30岁者显著低于35-40岁、40-45岁、45-50岁和55-60岁者，30-35岁者显著低于35-40岁和40-45岁者。
（五）不同教龄的职业院校教师在总体承诺和感情承诺、规范承诺上存在显著差异，表现为0-1年教龄者显著低于16-20年和20年以上教龄者，1-3年教龄者显著低于6-10年、11-15年、16-20年和20年以上教龄者，3-5年教龄者显著低于6-10年、16-20年和20年以上教龄者。
（六）除总体承诺和继续承诺外，感情承诺、规范承诺在职称上存在显著差异，副高职称教师最高、初级职称教师最低、正高职称教师又比中级职称教师高。
（七）基于兼任行政职务的差异分析表明，在继续承诺上只有未兼任行政职务者显著高于兼任行政职务者。
（八）不同层次学校的教师在总体承诺和感情承诺、规范承诺、继续承诺上存在显著差异，中职教师显著高于高职教师。
（九）不同性质的学校的教师在总体承诺和感情承诺、规范承诺、继续承诺上存在显著差异，公办教师显著高于民办教师。
（十）不同区域的学校的教师在总体承诺和感情承诺、规范承诺、继续承诺上存在显著差异，非省会城市的教师显著高于省会城市的教师。
参考文献：
[1]刘永芳.管理心理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213-215.
[2]Allen N J, Meyer J P. The measurement and antecedents of affec-tive, continuance and normative commitment to the organization.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Psychology, 1990, 63(1): 1-18.
[3]Szilagyi&Wallace. Effects of quality of life in secondary schools on commitment and sense of efficacy. School Effectiveness and School Improvement, 1998,9(1):1-27.
[4]谭晟.珠江三角洲及长沙地区企业员工组织承诺探讨[D].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
[5]Grusky. The role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practices in predicting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Group & Organization Studies,1986,11:335-359.
[6]余天赐.大学教师的组织承诺与激励研究――人力资源的视角[D].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9：24-28.
[7]宋爱红，蔡永红.教师组织承诺影响因素的研究[J].统计研究,2005(5):40-46.
[8]Mowday R anizational Commitment,Job Satisfaction and Turnover among Psychiatric Technicians.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1979,59(2):603-609.
[9]陈金水.国民中学教师制握信念,工作经验与组织承诺之关系[D].国立高雄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硕士论文,1990.
[10]梁瑞安.国小教师组织沟通、角色压力与组织承诺关系之研究[D].国立高雄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硕士论文，1991.
[11]罗亚莉,刘云波,刘衍玲.教师职业承诺及其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研究[J].江西教育科研,2006(12):34-36.
[12]许绍康.高校教师组织承诺现状研究[J].心理科学，2009（32）3:745-747.
[13] Salancik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nd 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77,26:1-14.
[14]宋爱红.中学教师组织承诺影响因素的研究[D].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8-40.
[15]凌文辁,张治灿,方俐洛.中国职工组织承诺的结构研究[J].中国社会学,2001(2):91-102.
[16]张晓珩.湖南省高校教师组织承诺影响因素探析[D].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